通读孙子兵法，发现它是1部完整的哲学体系，至少有4个层次：
第1个是理念问题。孙子对战争的理念是“慎战”，即谨慎地对待战争。引申到商业上，我们也应该先建立我们的商业理念。当代比较先进的商业理念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就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双赢、多赢”在为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这样别人才有可能帮助我们成功。
第2个是战略思想问题。首先，孙子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主张以最小的代价争得最大的收益。其次，他提倡先发制人，用兵不能被动挨打，要主动进攻。最后，他认为用兵应该速战速决，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战果。在商业上，我们也应该借鉴这种战略思想。企业目标之1就是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物流及资金，特别是资金，周转周期越短，增值的幅度就越大。还有生产率的问题，这些都涉及到时间。在某种层面上，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下以及在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速战速决”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商业思想之1。
第3个是战术思想问题。其1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即调动别人而不被别人调动，就是掌握主动权的问题。其2是“知彼知己”的思想，这涉及信息情报的问题。其3是“避实击虚”的思想，就是主张用自己的优势去打击别人薄弱而又关键的环节。“致人而不致于人”应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信条，尤其在商战中。掌握主动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1环。在市场竞争中，你不了解情况无所作为，情况了解得不充分你就不敢有所作为，所以要“知彼知己”。这就要求我们搞“信息战”，虽然获取信息、情报是要付出些代价的。不但要求“知彼知己”，而且要早知，信息情报要有时效性。“避实击虚”思想在商场中就表现为“集中化战略”、“差别化战略”。“集中化战略”就是把自己的优势集中到1种产品、1个市场甚至是1种工艺。“差别化战略”强调的是在对手强大实力范围外而有潜在商机处有所作为。
第4个是治军理念。这就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思想。就是用政治教育、物质鼓励、精神鼓励来教育军队，统1军队的思想；用严格的军纪军法管理军队，以此来统1军队的行动。“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双管齐下，互补协调，才能使全军团结1致，令行禁止，无往不胜。如果想建立这样1种“无往不胜”的商业团队，务必要贯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思想，处事“刚柔相济”，待人“恩威并施”，1手“胡萝卜”，另1手“大棒”，这样整支团队既有巨大的动力又有适度的，还有什么不能攻克的呢？
关键词：《孙子兵法》；英译本；霍姆斯；图里；历时性描写研究；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187-05
霍姆斯(J.Holmes)于1972年提出了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把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纯理论研究又分为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图里(G.Touryl对霍姆斯的翻译学框架进行了阐释，认为描写翻译研究是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关键。描写翻译学主张原著不是翻译过程中唯一的中心，翻译是一个众多变量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译者、读者、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都对翻译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该理论主张采用描写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翻译现象及功能。具体而言，以现实的翻译现象(包括翻译行为与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客观描写与分析，探究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探讨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归纳出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系统中制约与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描写可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视角展开，其中历时性描写适用于研究同一原著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多个译本。跨越百年，有33种英译本的《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很适合采用历时性描写方法来研究。
一、对《孙子兵法》英译历程进行描写性研究的必要性
问世2500年来，《孙子兵法》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公认为最富哲理性的兵法，其思想已超越单纯的军事领域，深入到政治、外交、经营管理、体育竞技等各个方面。《孙子兵法》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并掀起了全球的“孙子热”。本文试图将百余年间出现的33种《孙子兵法》英译本，根据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探寻特定历史背景下译者的意图，并总结各个阶段译本的共性，归纳出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及其变迁。全面客观地描写《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将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这部伟大兵书英译事业的重大意义。
二、《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描写性研究
(一) 《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分段描写
我们将《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挑选出各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译本加以考证与研究。
第一阶段：1905年-1910年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英译本：1905年卡尔斯罗普，(E.F.Calthrop)的译本(1908年修改后再版)与1910年翟林奈(Lionel Giles)的译本。卡尔斯罗普是一位当时在日本学习的英国上尉，最初他选用的底本是日文“十三中文底本进行重译，新增吴起兵法，并附加了较详细的英文索引。英国汉学家翟林奈批判卡氏译本，认为其“不能处理孙子兵法中各式各样的难题……这个译本不仅有严重错误……而且省略也比比皆是，难译的章节还被有意曲解或一带而过。因此在1910年，翟林奈选择清代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作为底本，重译了《孙子兵法》。其译本是汉英对照，基本遵循中文版式并分段编号。译文与注释同页编排，注释紧跟译文之后。翟林奈还逐一介绍了各位注家，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译文严谨通顺，行文流畅，富有韵律，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对孙子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以上两个译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译者身份不同，所以翻译目的不一。卡尔斯罗普在重译本序言中指出，他对这部兵法的关注跟“最近的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有关。日俄海战中，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随身携带《孙子兵法》，他在布阵和实战中借鉴了孙子“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作战思想。开战前日本战舰就集结于作战海域，组织演习，最终将远渡重洋、疲惫不堪的俄军舰队一举歼灭。卡尔斯罗普看到了日本人灵活应用《孙子兵法》的效果，因此有意将该书介绍给英国军方。而翟林奈是位汉学家，他出生于中国，受其父亲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A.Giles)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具有扎实的汉学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1900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图书部就职，负责管理东方书刊与手稿。他对卡尔斯罗普译本的质量非常不满，遂决定重译。他翻译《孙子兵法》并非受到战争历史背景的影响，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
第二阶段：1943年-1969年
这一时期共产生六种英译本。二战期间，马切尔・科克斯(El Machell-Cox)与萨德勒(A.L.Sadier)各译了一个版本，但由于译得仓促，且随意调换章节，所以质量不高，发行量也不大。郑在1945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英译本：《兵法――约公元前510年成书的军事指南》，不过因为“郑对英文知之不多，所以其译本没有太大价值”。1963年，台湾出版了葛振先(chen-Sien Ko)翻译的《孙子兵法》中英文对照本。同年，美国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思(samuel Griffith)也出版了一部英译本。该书风靡西方各国，当年就被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翻译丛书，此后多次再版，曾连续100多周成为亚马逊网站上榜畅销书，并取代了翟本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权威地位。1969年，台湾出版了唐子长编译的《孙子重编：中英对照本》。该译本与葛振先译本境遇相似，发行量有限。
本阶段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有的英译本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翻译目的在于指导当时西方军事界对战略战术的调整。二战后局部战争不断升级，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西方军事理论和实践暴露出自身局限性。西方一贯强调要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占据优势，不太重视谋划与灵活运用战略战术。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被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中朝军队挫败，60年代又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这表明“以力取胜”的作战原则归于失败。格里菲思致力于寻求对付游击战与小规模战争的“正确作战方针”，他曾仔细研究的游击战理论，并认为其理论来源就是《孙子兵法》。他的译本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很好地诠释了孙子思想，论述了孙子战争观，并讨论了《孙子兵法》与思想的关系，而在翻译策略上具有明显的归化倾向。
第三阶段：1983年-1988年
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间文化交流也随之加强。这一阶段的四种英译本均在美国出版。1983年，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I)编订再版了翟林奈的译本。1987年，陶汉章将军所著、袁士槟教授英译的《孙子兵法概论》得以出版。1988年，R.L.Wing和托马斯・克里利(Thomas Cleary)的译本也先后出版。
本阶段《孙子兵法》英译现象具有两个特点：翻译目的从上一阶段的军事研究转变为普及中国文化与古代哲学思想。上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开始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克拉维尔认为：“孙子思想对我们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和平。”其译本基本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虽然他是以翟林奈译本为底本，但删去了大量汉字与注释，并加了自己的评注。其注释多从人文角度出发，着重于译文的通俗性，使得西方读者更易于接受。克里利则是一位东亚语言文化哲学博士。此前他翻译了大量道家与佛教著作。他特别强调这部军事论著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并将《孙子兵法》与道家思想联系起来探讨。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一种新尝试，说明西方学者不仅重视《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也关注其哲学价值。②中国人自己出版了高质量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并且采用异化法来诠释这部中华典籍。袁士槟教授英译的《孙子兵法概论》曾被列为80年代最畅销的军事理论书籍之一。
第四阶段：1991年-2010年
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世界日益关注中国文化，对中华古典文化的解读、研究与应用逐步得到发展。《孙子兵法》的精辟哲理与基本原则被西方各国广泛采用，取得了巨大成就。短短20年间，共出现21种英译本，它们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1972年，西汉简本《孙子》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1993年，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lyles)以它为底本，出版了《孙子兵法：第一个含有银雀山新发现竹简本的英译本》。该译本完善了通行本的译文，并补充翻译了新竹简本中未见于通行本的部分。安乐哲还详尽讨论了《孙子兵法》的历史背景以及该书与其他中华军事和哲学著作的关系，并试图解释中西方人生观的差异性。
1993年，拉尔夫-索耶尔(Ralph D.Sawyer)出版了《武经七书》英译本――《古代中国的七部军事经典》，其中包括了《孙子兵法》。该译本着重于军事策略的应用研究，广泛探讨了从商朝到战国时期的战争模式、战略战术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索耶尔参考了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与中国军事科学院吴如嵩教授新发表的研究成果。该译本注释将近百页，资料详实；另外还提供一百页左右的历史相关信息，不足之处则是译文中误译稍多。
1999年，加里，力口葛里亚蒂(Gary Gagliardi)出版了《兵法：孙子之言》。他花费25年的时间认真研读《孙子兵法》及先前所有英译本之后，才开始动手翻译。加葛里亚蒂追求准确地理解《孙子兵法》原文中的每一个汉字。他先将汉字逐字译为英文，然后再逐句进行英译。该译本采用汉英左右对照的排版，便于读者完整掌握字句的确切含义。其译文流畅，加注极少。这种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以及异化的翻译策略，说明西方学者越来越重视《孙子兵法》的原文本内涵，希望做到真正深刻地理解原著。该译本被视为指导其他亚洲语言著作英译的范本，2003年获得“独立出版商多元文化非小说类图书奖”，此后多次再版。
2002年，曾与导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共同翻译过《红楼梦》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也出版了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其译本字句精练、阐意完整，体现出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同年，美国丹马翻译小组(Denma translationgroupl出版了另一部英译本。他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历时10年，其译本特点突出：丹马翻译小组选择典型的异化翻译策略，使得译文在形式上极为接近原文。它文笔简洁，西方读者初读起来有些晦涩，在汉字与英文之间貌似留有一一对照的痕迹，并且不在正文中加注解释。其文体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目的是尽量保留原文本的风貌，朗读起来颇具中文的韵律感。作者在序言中表示，希望读者在反复诵读中，将声形意都印入脑海，体会原文的优美绵长。虽然译文正文显得有些过于精练稀疏，但丹马翻译小组在译文后补充了许多材料，包括3篇评论，并就文本意义与历史时代、中西方世界观逐一展开讨论。此外，他们还在译文后将注释汇总，用长达100页的篇幅来逐句解释。他们着重强调哲学思想，而非实用性意义，并专门设立了相关网站。在英译过程中，他们不时将部分原文与自己的译文提供出来，邀请全世界的个人研究者参与讨论，给出建议，并对自己最后的翻译选择做出阐释。这样充分调动了英语读者的积极性，有利于群策群力地深入挖掘原文本的意义。
2007年，汉学家维克多・默尔(Victor H.省略)等。
总结起来，本阶段《孙子兵法》的英译现象呈现出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特征。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①译者精心选择原文版本，希望更深入地掌握与挖掘最新的权威文献史料。例如安乐哲与加葛里亚蒂等均选择银雀山简本作为底本，而索耶尔则从《武经七书》入手。译者们选择新的原著底本，从文献学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孙子兵法》的英译研究。②译者们吸收了国内外孙子兵法研究的新成果，用于指导英译研究。例如索耶尔参考了吴如嵩教授的研究成果，而林戊荪先生也是在吴教授的中译本基础上完成英译工作的。⑧大多数西方译者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古籍文化的艺术价值与不朽魅力，其翻译不再为了迎合英语读者，一味采用归化策略。而是追求让译文保留原文风貌，并通过撰写大量评论、注释、附录予以补偿。这样既详尽介绍了相关历史背景、人物故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信息，又凸显出中华文化特性。④华人学者开展了大量《孙子兵法》的英译工作，并日益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这样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避免了文化失真。例如黄昭虎先生的英译本在亚马逊网上书店就很是畅销。⑤许多译者借助研究孙子兵法的专业网站来调动西方读者阅读和讨论的积极性，这同样促进了专业研究的深入开展。例如Denma翻译小组一方面凝聚了多名成员的辛勤努力，另一方面也汇聚了许多读者的智慧与见解。
(二) 《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写，我们描绘出《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大致面貌。这一历程跨越105年，涵盖33个译本，其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下表所示的6个方面(参见表1)。br>
表1显示，百余年来因为不同时代的泽者各自身份有所不同，翻译目的与策略选择也有差异，这使得《孙子兵法》英译本呈现出逐步变迁、日渐繁荣的景象。在这一漫长演变过程中，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变化，导致了译者的文化立场发生转变，使得新译本除了准确体现其军事哲学思想之外，还越来越能表现出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孙子兵法;企业战略分析
引 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企业家对企业管理理论也就研究越来越深入，战略管理理论也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战略管理理论体系中经典内容包括：行业竞争性分析模型、价值链、通用竞争战略理论等。这些成果构成了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他们为战略管理全过程都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指导或技术工具。但是，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基本哲学体系却来自军事理论。
而我国最著名的军事研究代表作莫过于被称为兵法之祖的《孙子兵法》，如曹操的评价：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由于企业竞争与军事战争的相似性，比如竞争双方都具有一定的资源，都为了占领更多得利益进行对抗等，近年来许多理论家及企业家都试着从军事战争理论中寻求经济发展和商业竞争的理论。因此学习和了解《孙子兵法》，领悟其中理念，会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有着全新的了解和观念。
一、企业竞争与军事战争的异同分析
由于两者产生背景差异，军事理论与商业理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对战争来说，双方是由于政治体系以及思想不同而进行的，双方目标是求胜，在战斗过程不可避免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因此狭义上讲，战争是个共输游戏。正所谓兵者，不详之器，圣人不得己而用之。《孙子兵法》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努力使之成为零和游戏。其中：“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正是如此。
而对企业来讲，双方的目标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以及获得更大的利润。双方一般来讲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企业竞争可能是共输游戏，但也有可能转变成为零和、甚至共赢游戏。
从这方面来看，军事战争与企业竞争不同正在于此。因此企业家在进行战略分析时应慎重考虑其中差异，既不可对《孙子兵法》全盘接受，也不可弃之不用。应择其同而取之，其不同而去之。
二、孙子兵法对企业战略分析的一些启示
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分析中所用的一些概念、名词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其理念却极为相似，这根源于二者所具有的共性。
孙武认为战争胜负因素从下五个方面考虑：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认为决定战略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是“道”。兵法里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也，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道在企业中相当于企业文化，即管理者与员工所共同拥有的企业价值观及企业使命等，只有先把这个“道”确立起来，企业才能上下一心，同心协力。兵法有言，上下同欲者胜。二指天时，三指地利，这是指战略管理理论中环境分析：即企业所处的环境中宏观经济趋势预测、行业竞争性分析、战略集团分析、竞争对手分析的分析等等，正所谓虑之贵详，只有充分考虑外界各方面因素，所指定出来的战略规划才能更实际更详细，才会更具有可实施性。四是将，兵法里从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来考察一个将领，在企业中管理者的领导能力、管理水平等对企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保证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必须有足够的高素质管理人员来实行。五是法，兵法中值得是军法、军规等。企业中则是企业的规章制度，管理程序等，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一个组织中集体的行为必须有法规来约束和保证，不然就是一团散沙。一般来讲，军事胜负可以从这“五事”看出来，同样，企业之间竞争的胜负也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看出来。
说：“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孙武认为对待战争应保持冷静与理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企业管理者在进行企业战略分析时，应该依次考虑着五方面内容，根据企业人心向散、所处环境的变化、内部环境优劣等方面考虑，扬长避短，做出适合自己企业的战略规划。
三、学习“全胜”战略思想，制定长远战略规划
《谋攻篇》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中最为推崇的用兵之法，在商战中企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尽量不一定与其他企业打价格战、广告战等。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在兵法中明确指出用兵之利与用兵之害，战争是对一个国家人力、物力、财力巨大的消耗，“兵久而国利者末之有也”，《作战篇》。
同样．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与其他企业进行正面交锋，大打价格战、广告战、推广战等，所谓杀敌一千，己伤八百。消耗了企业大量资源之后。纵然战胜，有时候也是得不偿失。为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在制定战略规划是应从长远考虑，学习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即必以全争于天下。即通过其他手段的综合实施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情报等手段。
企业要想达到“以全争于天下”这个目标，首先要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培养企业独特的组织文化、研发难以模仿的生产工艺或独出心裁的服务等。
企业形象要素其中实物方面包括：企业建筑结构、环境、规模、名称、标识等；文化理念要素包括企业文化精神、企经营哲学、企业上下共有的价值观等。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信誉的保证，也是企业进行“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规划的重要手段。
企业独特的组织文化、生产技能和多种技术知识的独特优势，是组成企业核心竞争能力重要要素。企业核心竞争是一种综合的能力，这种独特性与持久性，是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能不战而“先胜”，是促成企业全胜于天下的内在基础。
“全胜”的战略目标，迫切要求企业在制定战略规划时，必须认真地分析企业所处宏观经济环境和发展趋势，结合企业自身优势与特长，制定出符合企业长远发展的全局规划。
四、结语
企业战略管理出现问题一般来讲并非战略选择上的失误，而是员工的执行的不彻底，成功的战略，一要靠腿，二靠嘴，三靠手，最后才是靠脑。可以说，员工的执行力决定整个战略的执行程度。
因此企业文化即道，在企业全体员工中推广和体现的程度深浅，对企业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对“全胜”战略规划的实施影响最为明显，管理者应该特别注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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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被吴王任命为大将后，不但为励精图治的吴王治军讲武，勾画富国强兵的蓝图，而且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了卓越的战功。从周敬王8年（前512年）被吴王任命为大将，到周敬王三十八年，孙武在吴国活动了30年，为吴国的强盛和称霸中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孙武著有中国最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孙武的一些军事观点和治军思想，为后世的军事家传诵和应用，它是我国军事史上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孙武强调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外交努力、军事实力、自然条件诸因素有联系，预测战争胜负主要就是分析以上这些条件如何。
孙武不仅相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强调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对立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
正是因为孙武在军事科学这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
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的东西，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
著作：
孙武一生的著作，主要是兵法十三篇，号为《孙子兵法》，共计五千余字。除此之外，孙武还有一些论兵法的著作。不过由于它们游离于十三篇之外，所以后来大多失传了。
《孙子兵法》阐述了战争中制胜敌人的规律，军队应该怎样组织和建设，作战时必须遵循的战略原则，临阵击敌的战术技巧，一些特殊的战斗方法，以及军队的后勤工作等，《孙子兵法》短短的13篇5000字，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汉族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历来备受推崇，研习者辈出。
关键词：《孙子兵法》；伦理思想；军事伦理；管理伦理
孙子名武，字长卿，也称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孙子的著作《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价值不仅在于军事领域，它博大精深的思想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
一、《孙子兵法》与传统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伦理道德。孙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孙子兵法》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根源于齐鲁文化，孙子作为齐国人，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最高的道德原则，用“仁”去解读《孙子兵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仁爱”，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二是“义恨”。“爱”和“恨”是构成“仁德”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基本道德规范，对人民越是爱，对敌人就越要恨。三是“大仁”。作为军人，最大的仁就是实现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发动战争、进行杀戮，不是不仁，相反。这正是最大的“仁”。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出兵打仗，动用军力人数众多，国家财力物力耗费巨大，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不得安宁，有时战争还要持续数年，如果吝啬一点儿小钱而不肯重用间谍，导致战争失败，那就太“不仁”了。《用间篇》又说：“非仁义不能使间”，意思是不仁义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用间”带有耍阴谋诡计的意思，按常理属于不仁不义之举，但为了国家利益就成为“仁”，国君、将帅都要有这种“仁”。
《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讨论一个战争主题，但通览全书，则篇篇充满“慎战”、“抑战”，甚至“不战”的思想。作为一名军事家，在一部专门论述战争的著作中，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孙子博大的仁爱情怀。
中国传统伦理把“三纲五常”作为最高道德原则，五常的仁、义、礼、智、信，除了以上所讲的仁，其他的在《孙子兵法》中也多有反映。如“智”，《孙子兵法》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军事智慧的著作，论述如何运用高超的智慧夺取战争的胜利。又如“信”，《孙子兵法》在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同时，也包含诚信的思想。首先，“上下同欲，民弗诡者”是一种体现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公信。
其次，“令素行者，与人相得”，是其“将道”中“信”的基本要求；信赏明罚是“信”的形式；将士用命、部属相得则是“信”的核心内容。最后，“不令而信”是一种高超的用兵境界，反映了道德的巨大力量。
二、《孙子兵法》与军事伦理
《谋攻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的“全胜”战略思想，可以认为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孙子认为，兵凶战危，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必然造成杀戮和破坏，因而，“非善之善者也”。通过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加以解决，才是“善之善者也”。通过施行仁政、争取人民支持，从而“夺气”、“夺心”，既可以避免或减少杀戮和破坏，又能达到战争的目的，这样的战略策略才是上善之策。
“孙子武者，齐人也”，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这样写道。至唐宋，林宝《元和姓纂》对此又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即指孙武“郡望”为“乐安”。其后，历代史家均认定孙武世系郡望为乐安。所谓乐安实为唐代乐安郡，其治所厌次，在今山东省惠民县境内。
长久以来，惠民县内孙氏后裔颇多。孙氏祠堂亦有多处，孙家庙、大孙村等有关孙武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广为流传。正是出于浓郁的木家情结，惠民县一直利用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优势，致力于孙子及《孙子兵法》研究，共向有关部门提交了300多篇有关孙子研究的论文，还出版了《惠民人说孙子》、《孙子》、《孙子兵法》系列连环画册等，进一步丰富了孙子研究宝库。1989年5月，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惠民举行。
难能可贵的是，故里人民并没停留于此，而是义无反顾负起子历史重任，倾力强化孙子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自1990年以来，山东省政府先后拨款支持惠民在原北宋孙武家祠基础上建设了孙子故园、孙子博物馆。2002年，孙子文化旅游开发列入《山东省旅游开发总体规划》。同年5月，在滨州市委书记孙德汉的大力支持下，惠民县启动实施了总投资达15亿元的“中国孙子兵法城”建设工程。2003年，山东省政府确定，将惠民县“中国孙子兵法城”定为全省的15个重点旅游项目予以扶持。目前，气势恢弘的孙子兵法城、孙武大道、武圣园等旅游景区，初步发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03年10月，第一届中国(滨州惠民)国际孙子文化旅游节隆重举办。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以孙子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节。孙子文化旅游节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3届。现在，孙子故园、孙子兵法城已被列为山东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山东省重点旅游景点、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研究基地、中国古战场研究基地、国防大学外教部教学基地、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外训教学基地，并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A级旅游景区。
实至名归
为进一步提高惠民的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打好武圣这张文化品牌，推进“旅游富县”战略的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05年10月，惠民县在经过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将惠民镇更名为“孙武镇”。
关键词 《孙子兵法》 军事安全 价值
中图分类号：E81 文献标识码：A
军事安全观，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树立军事安全观，就是树立长久稳定大发展的安全观念。自古以来，我国一直在探讨研究军事安全观的思想理念，其中，《孙子兵法》所蕴含的军事安全观理念，闪烁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今天我们研究《孙子兵法》的安全价值观念，就是重树我国的国家战略军事安全观，从古老中找出现代文明的发展轨迹。
1“兵者，国之大事”，使军人价值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
安全理念，人们通常划分为“传统安全观”和“新安全观”两类，并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所包含的安全思想看作是传统安全观的主要代表。但是，从“传统”一词的严格意义也是广义上讲，传统安全观包括了冷战结束之前中外的所有安全观，甚至包括中国古代儒家的安全观，法家的安全观，特别是以《孙子兵法》为典型的兵家的安全观。上述说明，安全观不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也不是仅存在于专家的论著中，安全观的范围要比这些大得多。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属于关系范畴。把握军人价值，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军人所处的价值关系。军人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价值关系，《孙子兵法》正是通过这一关系来认识和确立军人价值的。其开篇即明确：“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是对军事要素总和的统称。但是作为军事活动的主体，军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可见，国家的存亡荣辱，人民的死生祸福，与军人有直接的关系。这就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军人价值，不仅把养兵用战之事置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要位，同时也确立了军人必须具有的核心价值观、赋予了军人崇高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安国保民”！
孙子从考察战争这个关乎国家存亡的“国之大事”的角度提出了“安国保民”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善于领导战争的人，必须修明政治，确保法制，才能掌握战争胜败的主动权，从而达到“安国全军”的战略目标。孙子认为，在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道”、“天”、“地”、“将”、“法”中，“道”（政治）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他精辟地指出：“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兵法・谋攻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孙子兵法・计篇》）从而揭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规律，即只有国家有“道”，政治开明，使民心归附，民众与国君能够统一意志、生死与共，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还从比较敌我双方七个方面情况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战争的胜负问题：“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计篇》）这里，他并没有就军事论军事，而是以大战略的视野，把敌我双方君主是否“有道”，作为首先考量的制胜因素。
孙子站在政治的高度考量战争问题，主张通过开明政治来统一和凝聚民众意志以达到战争胜利目的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富有借鉴意义。我们今天在面临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挑战的同时，还不能不做准备打战的准备。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只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凝聚民心，做到“令民与上同意”，才可能实现“安国保民”的战略目的。
2“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把安民保国作为稳定基石
在《火攻篇》中，孙子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是孙子对春秋时期战乱迭起的重要原因及其后果的深刻总结，是对君主要慎战的呼吁，是对将帅要慎战的告诫。梅尧臣对“非利不动”的注释是：“凡兵，非利于民不兴也。”就是说，只有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才可以兴兵。张预在注孙子这段论述时，注释得很透彻：“君因怒而兴兵，则国必亡；将因愠而轻战，则士必死。”“群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
孙子深知战争对广大民众带来的不堪重负和对国家的祸害，他在《用间篇》中写道：“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充分认识到兴师动兵，千里征战，百姓和国家耗资之巨，且举国骚动，民众不胜徭役之苦。所以，《孙子兵法》从不同角度反复阐明这一原则，如强调“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安国全军之道”等。其意旨均在于阐明“安国保民”的价值目标和全胜之道，是决定和统率其他一切军事行为的最高原则。可见，孙子在思考“安国全军”的总体方略时，仍然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
3“不战而屈人之兵”，使军事安全全胜战略思想得以完美体现
孙子认为，“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兵法・形篇》），虽然战争的胜利可以预见，但是不可强求。因此，他主张在战略上应“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即在战争到来之前，通过积极的战争准备，积蓄实力，创造己方不可被战胜的条件和态势，以求“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必须注意把握和抓住敌方可能被战胜的机会或条件。孙子注重“先胜”，主张“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兵法・形篇》），其战略着眼点是“自保而全胜”（《孙子兵法・形篇》）。所谓“全胜”，“以全争于天下”（《孙子兵法・谋攻篇》），也就是以“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他认为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兵法・谋攻篇》）“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对孙子提出的这种用非战、非攻形式迫使敌方屈从我方意志，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地降伏敌人的“全胜”思想，孙子不但把“全胜”作为最高的战略追求，而且还提出了实现这种战略追求的各种途径，企图通过“伐谋”， “伐交”，通^军事手段，形成“威加于敌”的战略态势。孙子的“全胜”与“先胜”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确立“全胜”的战略目标，才能以更积极更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去创造“先胜”的战略优势；同时，也只有“先为不可胜”，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全胜”的理想战略追求成为现实。孙子作为唯物主义的军事家，他所提出的未战“先胜”和不战“全胜”，是以武力为后盾，以“战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所做的战略考量。他所谓的“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并明确地指出当不战“全胜”无法实现时，所被动采取“伐兵”、“攻城”、“破国”、“破军”的以“破”求胜的解决办法。
4“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保障了以人为本军事安全观的出发点和归宿
《孙子兵法》开篇就提出了择将标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作战篇》中的“知兵之将”，《谋攻篇》的“知己知彼”，《势篇》的“治众如治寡”，《虚实篇》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等等，都是对以人为本、军事安全观的阐述。孙子认为，“知兵之将”应该具有多方面的品德修养，应该具有大将风范，应当具有军事安全观的思想理念。
指挥员必须有不计名利、不避责任的品格和为民奋斗的大安全观。孙子说，指挥员应该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指挥员向前奋进，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名利；遇到挫折、出现差错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只知道保护民众的利益而服务于国君。指挥员要做到“无智名，无勇功”（《形篇》），大智不彰，大功不扬；见功不争，通过不诿，甘做“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无名英雄。
指挥员必须有足智多谋的谋事安全理念。孙子选将标准把“智”放在首位，强调“上兵伐谋”（《谋攻篇》），认为智慧的头脑是指挥员统军御众、谋敌取胜的中枢。指挥员应该是善用兵者，应该学会和掌握以“全”取胜和以谋攻敌的法则。孙子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在战争指导上按照“诡道十二法”施计用诈，诡道制敌。
指]员必须胸怀战争全局机断安全理念。孙子强调指挥员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要深入调查研究，要重视和学会用间。对战争前途做到“先知”，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胜敌计划和方针。确实了解战场情势、敌人虚实，战中做到避实就虚，出奇制胜。
指挥员必须有冷静严谨的律己安全理念。孙子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篇》）。指挥员处理军务要沉着老练，冷静明智；管理军队要公正廉明；不受外界干扰，不为敌人激将，用理智和意志约束感情。孙子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火攻篇》）。这是指挥员的修养标准，即“安国全军之道”。
指挥员要有唯“道”而不唯上求实安全理念。指挥打仗应该从战争实际出发，按战争规律办事，用孙子的话说就是按“战道”办事，而不应该从国君个人的意志和爱恶出发。孙子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
孙子认为，将帅乃“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作战篇》），要安国全军，指挥员就必须克服“五危”，全面加强自身的品格修养。所以，孙子提酲指挥员要注意克服自身的五种缺陷和弱点，他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九变篇》）。由此可见，为将的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事安全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作者简介：古佳（1962-），河南南阳人，大学本科，现任武警警官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副教授、大校警衔。
参考文献
[1] 赵国华.孙子兵法辞典[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2.
关键词：孙武； 爱妃； 军纪； 严肃； 罪有应得
孙子：即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曾在吴国任将，率兵破楚。被后世尊称为兵圣，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家之师”。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
孙武生于齐国，当时齐国内部矛盾重重，相互迫害，孙武18岁时来到吴国隐居，与伍子胥结为密友。孙武由伍子胥推荐，传说伍子胥推荐了七次，“七荐孙子”。使吴王阖闾同意接见孙武。孙武在隐居时，就已经写成了《孙子兵法》。他把《孙子兵法》拿给吴王看，吴王看后，说你的兵法不错，但是不是纸上谈兵呢，可否一试。孙武应允，孙武说：“可以用战士，甚至可以用妇人练兵。”吴王最开始对孙武不是特别看好，选了一百八十名宫女让他训练。原文云：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 “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 “可。”阖庐曰： “可试以妇人乎？”曰： “可。”
吴王阖闾挑了一百八十名宫女由他的两位爱妃分别带队，孙武给他们讲练兵的规则并且三令五申。随后孙武传令向右转，宫女们有的向右转，有的向左转，宫女们大笑起来，没人听他的。孙武又向她们讲了一遍军规，然后又一次发令，宫女们还是大笑，不听将令。于是孙武把两个队长，也就是吴王阖闾的两位爱妃绑起来要斩首。吴王看到忙派人去阻止，说“寡人已知孙子会用兵，无此两女子，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武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下令斩首两个队长，就是吴王的两位爱妃，又令派了两个做领队，再次击鼓为号，再训练，这次宫女就没人再敢笑，都听从将令，严格按照命令行事。孙武将吴王后宫的一百八十名宫女训练成正规军。历史上将其称为“吴宫教战。”
对此，笔者有如下思考：
一、吴王阖闾待人怠慢，并非知人善任。
伍子胥七]孙子，吴王阖闾才肯见，足以说明吴王阖闾不重用人才。看过孙武的《孙子兵法》十三篇，不是用正规军勒兵，用的却是后宫女子，足以说明他带有挑衅的味道，也说明他不重视人才，他并不是一眼就看中了这位后世尊称的“兵圣”。为此，吴王阖闾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两位爱妃被斩，“食之无味，寝之不安。”他也获得了一位大将军孙武，帮助他成就事业。
二、领导应勇于承担责任
在训练中，孙武第一次说了训练的规则，而宫女们没有遵守，有的像左转，有的像右转，当成儿戏。孙武并不是立即发作，没有处罚她们，而是及时承认自己过失，说“教演不成，与你们无关，约束不明，号令不熟，是本司马之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像孙武学习，这样才能服众。近几年，我党也提出了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最近，又有问责机制的实施，更是提出要负起责任。
《孙子兵法》中说： “故进不求其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意思是，将帅成功了不应该追求功名利禄，失败了也不应该逃避责任，将帅和战士一心一意，才是成功所在，这样的将军是国家的栋梁。将军必须勇于承担责任，不推卸、不逃避，这样才能成为士兵的典范。
三、当时女子没有地位。
吴王阖闾及其左右为了考核孙武，让后宫的一百八十名宫女受训，认为“他孙子没有办法了，”并以此为乐。孙武三令五申，宫女仍然不听号令，最后将两位队长，也就是吴王阖闾的两位妃子斩首。此事件足以说明，在我国春秋时期，女子没有地位。孙武可以看在吴王的情面，换一种做法，例如鞭打、或者打五十军棍。同样能够起到震慑的效果，不必要非得斩首。孙武是在勒兵，教练场上，而不是真正的战场，做的有点过。中国古代著名美女西施，也没有爱情可言，只不过是政治场上被人利用的美人计的道具而已。在我国古代，这样的例子不少，三国时期貂蝉美女，也是男人们争斗的手段、砝码，被人利用，全然不考虑她们的身心感受。孙武为了严肃军纪，将吴王的两位爱妃下令斩首，吴王用女子参训，妃子说杀就杀。而吴王并没有发作，左右亲信肯定也会劝吴王：“不可为屈屈两女子，误了大局。”在我国古代，但凡提及女子，总会在前面加上“屈屈”二字，若是男子，则是“堂堂”。“大丈夫”、“小女子”等词汇足以说明了在我国古代，女子没有地位。
四、两位妃子罪有应得
两位妃子，只是想着向吴王谄媚、争宠，得吴王欢喜。在穿上一身戎装的时候，去让吴王看好看不好看。在她们的眼里，一身戎装和其他服装没有什么区别，没有认识到职业装的重要性。在她们心里，没有流血和死伤。没有认识到勒兵的意义，以至于造成了被孙武斩首的后果。她们只顾着争宠，讨男人欢喜。能够在众妃嫔中成为宠妃，肯定下了不少功夫，应该也是多才多艺。但是她们胸中没有江山和社稷，不会顾全大局。没有像西施和貂蝉那样，以国家大事为己任。
有宋代人评论，两位妃子虽违反军纪，但不致死，毕竟是妃子。孙武执意要斩二妃以正军法，是怕吴王好色误国。
如果不斩，肯定会乱，都认为孙武没有办法治他们，就像一面白墙，被人随便涂鸦了，而不去清理，后果只会是白墙成了垃圾墙，越来越脏，就是管理学上常说的“破窗理论。”勒兵中的不良现象被放纵，将使人效仿，一发不可收拾。
五、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违纪必须惩治。
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将，吴国军队由孙武调教，他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吴国军队成为一支精税部队，西破强楚，五战五捷；北威齐晋，成为中原盟主。
在我国古代，军纪严明。统一军中号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一个重要内容。军中，上下级区分严明，下级要严格听从上级，就是后世所说的“不可犯上”。有妨碍执行军令者，一律诛杀。“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击鼓前进，鸣金收兵”。在战斗中，“鼓失次者有诛，喧哗者有诛，不听金鼓旗铃而动者有诛”可见，孙武是严格按照军事纪律行事的，并不是气头上的一念之差。而是有军法可依的。
孙武爱兵，《孙子兵法》中有“视卒如爱子”之说。可想他并不是把士兵当做草木，说杀就杀的，而是严格按照军法行事的。提出做人做事要向孙武学习，秉公执法，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一旦有人违反规矩，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杀了吴王的两个爱妃之后，孙武只在两个时辰（就是现在的半天时间）就将后宫一百八十名宫女，训练有素，请吴王检阅，吴王心情不好不去，说将军回去休息吧。孙武说，看来大王只是看中了我的兵法理论，却不让我去实践。吴王最后任命孙武为将军，利用他攻打楚国，威震诸侯，扬名天下。
要想成功，就得放手去干，不能思前想后，怕这怕那。孙武如果当时前思后想，考虑两位妃子和吴王的关系，考虑吴王的心情、感受，自己的后果，那么他也不能够成功。做事不要等条件，也不要等心情。
《汉简孙子兵法・见吴王》中记载：
将莫贵于威。威行于众，严行于吏，三军信其将畏（威）者，乘其敌。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威严使对方主动投降。孙子指出：“将莫贵于威”，意思是作为一名将领，最管用的是威严与威信。威信使行事有效，威严使处事由百倍效果。一个没有诚信的将军带一万士兵，不如一个有诚信的将军带一千士兵。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孙武指出，“惑” 与“疑”是做事的大忌，尤其人多的时候不可以在人群中有 与怀疑的事情发生，所以必须有严格的纪律、钢铁的意志和崇高的精神。
《孙子兵法》中原文：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G；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意思是f把士卒当成婴儿呵护，可以与他们一起赴汤蹈火，把士卒当成自己的爱子，可以与他们一起赴死。要是对他们太好了，太溺爱他们了，违反了纪律却不惩罚，像“骄子”一样，这样的士兵是不能用的。
孙武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很高的威望，宋代的“胡人”首领称自己的军队中有像孙武一样的兵家圣人。可见，孙武对后世影响颇深。
六、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说的意思是，将帅有才
能，国君应该放手让他去做，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孙武为严肃军纪，将吴王阖闾的两位爱妃下令斩首，吴王听见消息，派人去求情，而孙武却坚持要以正军纪。《孙子兵法》原文：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大意是说，如果战争一定能取胜，即使国君不让打，也应该坚持去打；如果根据战争的规律不能取胜，即使国君说一定要打，也应该不去打。阐述了将帅和君主命令与战争规律之间关系的问题，认为应该以战争的规律为原则，当君主的命令违背战争的规律，就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与我国近代军队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不一样的。古时候是以战争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为原则的。现在的“一切行动听指挥”，主要是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也与时代背景有关，古代通讯不方便，将军打仗在外，遇到什么事情向君王请示，快马加鞭，以给杨贵妃送荔枝的速度也要三四天，累死很多快马。请示后再执行，只会贻误战机。所以古代有“将在外，王命有所不受”的说法。近代，“一起行动听指挥”，因为通讯方便，前期有电报、无线电台等，到了现代通讯更是方便，有电脑、网络、微信等等。通讯方便，联系迅速。后方设备先进，更能够准确掌握敌情，洞察事态变化，所以提出“一切行动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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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基本特征
孙子于春秋末期任将于吴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产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体系。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孙子兵法》中。
(一)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
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产生，有其逻辑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物质根源。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体系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文化遗产和融会吸收时代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研究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文化渊源，远可追溯到商、周时代的伦理观念，近可求源于儒，道，法，兵等诸家社会思潮。
第一，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
现代伦理学界一般认为，具有积极传统意义和体系意义的我国古代伦理思想的诞生，是以西周伦理思想的确立为标志的。殷亡周立后，不仅社会伦理思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军事伦理思想也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日益趋向体系化。以上二者，为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周朝的建立为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诞生提供了良好契机。周人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理性地认识到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惟不敬德，乃早坠厥命”[1]“皇天无亲，唯德是辅”[2]。在周人道德视野中，“德”多指“政德”，是和“保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殷统治者的重大失德之处就在于“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苦，惟耽乐之从”[3]，“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4]。鉴于此，周朝统治者明确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怀保小人，惠鲜鳏寡”[5]。
与此同时，与“敬德保民”相适应的一些道德规范体系如“惠”、“爱”，“节”(俭)、“无逸”(勤)、“同欲”、“信”、“礼”等，以及“明德慎罚”[6]的德政政策都逐步建立起来了。以上传统伦理思想为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产生开创了先河。如孙子“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观，“上下同欲”之道，“王者之道，厚爱其民”[7]说，以“仁”为核心的将德修养论，以及“爱卒”，“教卒”、“善俘”等，无不蕴渗着前人“敬德保民”等伦理思想的精义。
第二，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与兵学传统。
对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奠基意义的是前人在军事领域中所取得的伦理探索成果。这方面的资料多散见在《易经》、《尚书》、《周书》、《国语》，《左传》等著作中；另有《军志》，《军政》等兵书，虽然今天已经失传，但孙子在其兵法中多处引证，足见其对孙子的影响。这些思想成果，就其具有积极价值意义的部分来说，主要是：1.充分肯定道德(主要是军德、将德)在军事领域的地位和功能；2．充分肯定军人的价值(包括安国，利君、保民，争利等); 3。提倡以“仁”为本的“军礼”；4．重谋尚智(包括计、诡诈，用间等)；5．强调“明德慎罚”(包括道德激励、德法并用等思想)；6．强调“师出以律”；7．重视仁战，义战等伦理。通观《孙子兵法》即可发现，这些兵学道德传统在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继承和发展。
第三，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与时代社会思潮。
西周伦理文化的诞生，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逐步走向了体系化，规范化和理论化。至春秋时期，传统伦理思想在新旧更替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春秋末期开始出现的百家争鸣，形成了诸子各具特色的社会伦理思想倾向。孙子的故乡齐国，“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8]，民众易于“随时而变，因俗而动”[9]，这种文化氛围为孙子兵学融会吸收各种社会伦理思潮提供了可能。例如，孙子全胜，伐谋的“仁”战观和“善卒”、“爱卒”的人道思想与管于的论兵，儒家的仁学多有相通之处；“文”，“武”相济的治军之道与法家思想有一定联系；“恃守”，“善战”和“众陷于害’的理论，仿佛又与老子的军事守柔主义有一定继承关系；……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孙子军事伦理思想对时代社会思潮融会吸收的倾向。
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产生于一定的战争实践，但是从最终决定意义上说，则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技术的提高，铁器和耕畜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于是带有早期封建性的私田制随之出现和发展起来，社会关系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战争带来的巨大影响是：1．军队规模的扩大。由于奴隶的解放，冲破了“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制度的束缚；物质财富的增加，又使脱离生产劳动的大批职业军人的生存和发展有了可能。
据史料推算，春秋中期，军队规模一般为五万人左右，到春秋末期则增长到十万人左右。2．改善了武器装备。生产力的发展使武器装备得到了改良，尤其是铁器的应用，改善了兵器性能，杀伤能力大大提高。同时，由于职业军人的出现和教练的强化(如孔子所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10]，军事技术(如御，射等)也得到了提高。3．战争形式发生了改变。由于军队规模的扩大，武器的杀伤力增强，也使战争形式由春秋中期的车战、会战转向了激烈的野战，战争的时间也逐渐延长。
以上三大变化，使战争的残酷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加深加重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老子所言：“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11]战争死亡人数大幅度地增加，财富的巨大浪费，生产的严重破坏，这种现实必然要引起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思考。公元前546年的“向戌弭兵”事件则是这一思考的必然结果。弭兵的伦理意义就在于实现和平，解除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但弭兵只是使军事对抗暂缓，不但不能消灭战争，而且和平发展时期的休养生息正孕育着扩军备战，为更大规模的频繁持久的战争创造了条件。处在这个时代的孙子，显然看到了战争与道德的相悖，立足于战争现实，吸取弭兵的伦理精义，正确地解决战争与道德的矛盾冲突，正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诞生的逻辑前提。而这一历史的逻辑的矛盾运动的产生和展开，归根结底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
(二)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仁本主义特征
军事仁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最为突出的特征。
从军事伦理学的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堪称为一部军事仁学。关于《孙子兵法》的思想倾向，蓝永蔚在《时代特征考辨》一文中已指出：“《孙子兵法》的—个突出的思想特点是把‘仁’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12]我同意蓝文的这一观点。这里旨在探讨《孙子兵法》的仁本主义伦理实质及其军事仁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
军事仁本主义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可以这样说：庞大的军事思想体系正是以“仁”为伦理基础的，仁是贯穿其兵法的一条主线，失去了仁，就无法从整体意义上把握《孙子兵法》的伦理实质；仁是《孙子兵法》最根本的道德出发点和归宿，具有决定其它军事伦理原则，规范其全部军事道德活动的意义，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本质在于仁。现就《孙子兵法》首篇为例，对此略予探析。
《孙子兵法》首篇(即《计篇》)是全部兵法的宏旨大纲，具有提挈全书的作用；其中本于仁的立论主要有三点：
其一，“兵者，国之大事”说。这是首篇首句提出的一个具有指导全书意义的命题。这一命题正出于孙子对战争之仁与不仁的深切洞察，即所谓“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显然，孙子对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关切，恰恰是本于爱国，爱人之“仁”的道德意识。
其二，“五事七计”说。孙子捉出“五事”，“七计”均以“道”为首，即“一曰道”，“主孰有道”。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此道亦是孙子民本意识的反映。如杜牧注：“道者，仁义也”；张预注，“以恩信道义抚众”；曹操则解释为“导之以教令”，同样具有教民、爱民之意[13]。至于“智、倌，仁，勇，严”的将德要求，自然更是以仁为核心的。
其三，“诡道”说。所谓“兵者，诡道也’，多被后人误解为权术诈变的不仁不义之说，如南宋人叶适说：“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14]清人姚鼐认为《孙子兵法》为“不仁人之言”[15]，也多因诡道论定。殊不知诡道说恰恰是出于仁而利于仁的伦理思考。如前所述，由于春秋末期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武器装备性能的改变，战争越来越趋于残酷，因此，固守那种列阵拼杀的“不敢不成列”之类的军礼，只会给战争双方带来更大的伤亡，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而诡遣用兵，实际上是尚智伐谋的具体表现，是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胜”思想的手段。显然，诡诈之智具有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伤亡和损失的伦理内涵，体现了仁之手段(仁智)与仁之目的(全胜)的辩证统一。
通观《孙子兵法》，仁本主义精神在诸篇中均有不同程度地体现。概言之，主要是：战争观上的“重战”、“慎战；军人价值观上的“安国保民”；战略观上的“上兵伐谋”；战术原则上的“变诈”，“用间”，治军之道上的“爱卒”，“同欲”：对待战俘政策上的“善卒”“养卒”；等等。可见，仁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本质特征。仁作为《孙子兵法》最根本的道德出发点和归宿，无疑具有最高原则的意义，其它军事伦理原则、规范及全部道德活动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本源于仁。
“仁”作为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最高准则，充分体现了传统的政治伦理特征和时代的军事思想特征。传统的政治伦理逐步形成以“仁政”为核心的结构模式。孙子时代，仁政说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伦理思想倾向，稍长于孙子的孔子，其仁学的诞生则是“内圣外王”之道在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同时代的孙子深受仁政说的影响，在汉简本《吴问》中，孙子纵论晋国六卿“孰先亡，孰固成”时，即以仁政为依据，阐明苛政失民国衰、仁政得民国盛的道理，得到吴王赞许，“善。王者之道，口口[16]厚爱其民者也。”可见孙子同孔子一样也是一个仁政论者。
由于政治对军事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先秦时代军事上的仁本主义倾向显得特别突出。如《尚书·牧誓》中的以商纣“俾暴虐于百姓”的誓师辞激励士卒伐纣，就是本于爱民的情思，《周书·武穆》中“稽古”圣王之事，提出了“倡德”“和乱”，“终挤”的武德要求，同样具有民本主义色彩；至于《左传》的记述中，则留下了更为丰富的春秋时期军事上的仁本主义足迹。再如《司马法》[17]中的伦理思想倾向所体现的仁本主义的色彩更为浓重，其首篇即是《仁本第一》，其首句立论便以传统的仁政说为据，“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并由此展开，阐明举兵征战的目的在于“除暴安人”，推行“仁政”。
以上分析表明，传统的政治伦理和军事伦理无不具有仁本主义的思想倾向，至孙子时代，仁本主义的思想倾向已成为政治生活、军事生活的主旋律。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只不过是这一主旋律中的一个高音符罢了。
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以“安国保民”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
以“安国保民”为本，高度重视军人的价值，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立足点。
1．“安国保民”——军人最高的价值目标
“价值”是个关系范畴。从伦理学角度把握军人的价值，必须确立军人与其价值主体的道德关系。军人与国家、人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道德关系，孙子正是从这一关系入手来认识和确立军人价值的。孙子在其《兵法》开篇首句中即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
这就把养兵用战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死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军人的价值。从而，也就把养兵用战之事置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首位。这与《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8]之说是一脉相承的。在孙子看来，要安邦定国，利主保民，就必须高度重视养兵用战之事。养兵用战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安国保民”。在《孙子兵法》以后的诸篇中，从不同角度反复阐明这一原则，强调“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安国全军之道”等原则的价值意义及道德要求。这些论证，其意旨均在于确立军人的价值指向，阐明“安国保民”是军人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决定和统帅其它一切军事行为的最高，最根本的伦理原则，是衡量军人价值大小，军事行为正当与失当的根本标志。
2．实现“安国保民”的战略伦理原则
从孙子的战略思想看，与“安国保民”价值目标相适应的伦理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恃守”原则。所谓“恃守”原则，就是依靠强大的武备力量威慑和战胜入侵者。这是军人价值的重要表现。《九变篇》中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造成使敌人“不可攻”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使敌人迫于强大的威慑力而不敢攻；二是由于“我”方武备充分而敌无法攻取。只有造成“不可攻”的态势，才能充分体现军人的价值。诚然，养兵的目的是为了用战，但军人的价值并非只表现在战场上，平时对敌人的防御乃至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的“威慑战略”，同样也是军人价值之所在。因此，只有平时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好充分准备，使武备力量强大，才能在战略上威慑敌人，在敌人进犯时达到御敌、制敌之目的。
第二，“善攻”原则。“善攻”原则提出的基本伦理要求是攻伐必须具有积极道德意义。孙子从攻伐兼国的现实出发，提出了一条最基本的“善攻”要求，即“争利”。孙子始终把“争利”作为养兵用战的直接目标。在“汉简”佚文中曾明确指出，“兵，利也，非好也”。养兵用战，目的在于“争利”，而不是穷兵黩武的好战狂。孙子在《军争篇》中还明确提出；“掠乡分众，廓地分利”的原则和要求。实际上孙子是从军人的价值目标出发，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战争伦理原则，即军事功利原则。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一切军事行为都是一种实际的功利行为，是为了满足或实现本国、本军和本国人的利益而发生的。这就告诫战争指导者们，在军事行动之前，要权衡利弊得失，“悬权而动”(《军争篇》)。他在《九地篇》，《火攻篇》反复强调这一原则，要求做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第三，“慎战”原则。孙子重战，同时又反对好战。他从“安国保民”的宗旨出发，反复强调养兵用战是“国之大事”，要“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他在《火攻篇》中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在孙子看来，战还是不战，首先应从是否有利于“安国保民”的“功”和“利”上考虑，凡是有利于这一价值目标实现的，就为之；否则，均在反对之列。“慎战”原则的伦理实质就在于强调军人对国家命运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有了这种精神，军人的价值就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升华。 转贴于 (二)以“五德”为纲的将帅修养论
孙子之所以重视将帅的武德修养，是和他的将帅价值观分不开的。他把“将事”视为“五事”之一，强调“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在他看来，要实现“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目标，将帅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他在其兵法的首篇即明确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是将帅武德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择将任将的基本标准。在以后的诸篇中，孙子对此“五德”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和发挥，形成了以“五德”为纲的将帅品德规范体系和具体修养要求。
1，“五德”的军事伦理内涵及其层次
从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史考察，“智，信、仁、勇、严”“五德”有着极为宽泛的社会伦理意义。与孙子同时代的孔子，曾提出了“智、仁、勇”“三德”，后来的孟子又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但是，孙子将其“五德”作为将帅武德修养的基本内容，却赋予了它特定的军事伦理内涵，具有特殊的层次性要求。
“智”。一般指智慧，即多谋善断。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释义上，智不过是一种才能而已，而不能成为实际的“德能”，即“智德”。“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九变篇》)，是否符合军事功利原则，符合“安国保民”的价值月标，是衡量有无“智德”的根本标准。显然，这里的“智”就远远超出了一般作为战术才干层次上的释义，而在更高的道德意义上赋予了一种敢于坚持功利原则的军事伦理内涵。
“信”。何谓“信”?从《孙子兵法》中可以看出，“信”的基本含义有三种：一是指赏罚有信。实施赏罚能否做到信赏明罚，是衡量一个将帅有无德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计篇》中，孙子把“赏罚孰明”视为“五事七计”之一。赏罚无度或失度，对将帅来说，都是道德上的“失当”行为，都必然要失信于部下。二是指信心、信念，即要求将帅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有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九变篇》中说，“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此句是讲提高胜利信心的途径，句中之“信”即指信念、信心。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作为将帅要坚定其信念，增强其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就必须“杂于利，即多从有利的方面考虑。作为军人，尤其是将帅，信念动摇，信心丧失，就是一种失德。三是指遵守和执行纪律。如《九地篇》中指出的“不令而信”即是。
“仁”。从军事伦理学的意义上看，“仁”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功利性概念。《国语》说，“畜义丰功谓之仁”[19]，“为国者利国之谓仁”[20]。孔子之“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从养兵用战来看，“爱人”也是一个具有功利、价值的规范。孙子所谓的“仁”，抑是从功利原则出发的。也就是说，凡是符合功利原则，有利于实现“安国保民”总价值目标的一切意识和行为，均具有“仁”的意义，都是“仁”的本质体现：反之，则为不“仁”。概括地说，《孙子兵法》中所谓的“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仁爱”，即从军事功利原则出发而怀“仁”爱“我”，也就是说，以“爱”为手段实现成“我”军事功利之目的。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等，均是“仁爱”的表现。
二是“义恨”，即怀“仁”恨敌。就是说，对敌人恨得越深，打得越狠，也就越能体现“仁”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同样可以说“仁者恨敌”。“爱”与“恨”是相辅相成的，是构成“仁德”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
三是“大仁”之“仁”。“大仁”与“小仁”的道德冲突是战争中常见的一种矛盾现象。解决这一冲突的伦理原则是两“仁”相权取其“大”，即舍“小仁”以求“大仁”。如《用间篇》中即强调要舍“爱爵禄百金”的小利之“仁”，求“一日之胜”的大利之“仁”。所谓“爱民，可烦也”(《九变篇》)，就是告诫将帅要立“大仁”之“仁”，而戒“妇人之仁”。
“勇”。《势篇，》中说，“怯生于勇”，又说“勇怯，势也”。就是说，“勇”与“怯”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的两种态势。因此，要理解“勇”的本质，必须通过它的对立面“怯”来把握。所谓将帅之“勇”，一方面在于将帅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一往无前的武德心理素质，即在精神上建立起一种压倒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又在于实际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造成使敌人产生怯懦，畏惧的战时态势。但是，以上这两个方面只是从量上来衡量“勇”的，要从质的方面来把握“勇”，’还要和“智”，“仁”等武德要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只有“大智”、“大仁”之“勇”才是将帅应当具备的武德之“勇”，而那种“怒而兴军”，“愠而致战”的“必死可杀”之“勇”，不过是一种失“仁”失“智”的“愚勇”、“鲁勇”，即匹夫之勇罢了。
“严”。“严”作为将帅的一种品德，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人格威严，即指将帅要有至上的权威人格力量和严肃的作风，能使三军令行禁止，闻金鼓之声，望旌旗之示，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齐勇若一”，“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九地篇》)。二是治军善严。即敢于和善于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格教练。“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地形篇》)。因此，要“修道而保法”(《形篇》)，“正以治”(《九地篇》)，公正严明，信赏明罚。三是严于律己。“严”之所以成为一种美德，并不在于“严”的方式，而在于“严”的作风和通过“严”而体现的那种克尽职守、鞠躬尽瘁的高度道德责任感和自律精神，这就是说，严于律己是“严”的必然道德要求。反之，若失此“严”，作为将帅则难立人格威严，亦难做到治军善严。
以上“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的不同层次的内涵，为将帅武德修养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这五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或忽视某一方面，都有损于塑造将帅完整的武德形象。但是其核心是仁，离开了这一核心，其它“四德”就有可能失去正面的伦理价值，就会变成“奸智”，“愚信”，“鲁勇”，“严酷”等。
2，戒之以“五危”的道德律令
在品德修养中，不仅要明确“应当”怎么做，而且还要明确“不应当”怎么做。对于将帅的品德修养，孙子不但从“应当”方面提出了“五德”规范，而且又从“失当”角度提出了“五危”的道德戒律。据《九变篇》载：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这就清楚地表明，“五危”是将"帅修养的大敌，致命的武德之“过”，必须慎察明戒。“五危”与“五德”相对立，尤其是与“智、仁，勇”三德的道德要求完全相悖。戒之以“五危”倡之以“五德”，二者相辅相成，前者为破，后者为立，破立结合，将帅之德乃可修之。转贴于 (三)古朴的军事人道主义
据史料分析，军事人道思想早在殷周之际已经萌芽。如《尚书·汤誓》中即有以人道情感激励将士伐夏的战前誓词，《尚书·牧誓》中也记载着武王伐纣时曾以人道思想作为激励将士同仇敌忾的手段，在《左传》，《国语》中都有不少关于军事人道思想和行为的记载。孔子的仁学论兵，老子的尚慈反战，《司马法》中的“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21]等，都蕴含着时代对军事人道主义的呼唤。军事人道主义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其“仁”的具体运用和延伸，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仁战”观
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是其“仁战”观的集中体现。据《谋攻篇》载：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全国”等“五全”为上，“破国”等“五破”为下，从军事伦理意义上看，不仅是对那种野蛮的残暴屠杀的非人道战争的否定，也反映了孙子对战争损失力求减少列最低限度的期望。战争“日费千金”，使“百姓财竭”久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作战篇》)，若兴师十万，则“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如果能以“五全”为上，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可以避免战争给人民所带来的破坏和不幸，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目的。
至于如何实现“全胜”，孙子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战略思想，而把“伐兵”、“攻城”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可见，“伐谋”、“伐交”具有“手段”的伦理意义，是为善的“目的”(即“全胜”)服务的。“目的”的善与“手段”的善的统一，是孙子“仁战”观的合理内核，体现了人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2、“爱卒”、“善卒”的人道思想
孙子从“仁爱”之心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爱卒”、“善卒”等道德规范。在《地形篇》中，他要求将帅要以父爱之心带兵。他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豁；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孙子讲得极为明白，不仅不能歧视虐待士兵，而且要“爱兵如子”。但是，“仁爱”不是“溺爱”。“溺爱”生“骄子”，养“骄子”之兵是难以用战的。不能用战则难以实现“安国保民”，是谓不“仁”之一；伤亡惨重，难以保卒，是谓不“仁”之二。所以，从军事人道主义出发带兵，就要养“厚而能使”、“爱而能令”、“乱而能治”的“可用”之兵。
孙子不仅强调对部下要“仁爱”，而且对待战俘也强调要“卒善而养之”(《作战篇》)。这种优待俘虏的道德要求，确是对原始社会杀死战俘、奴隶社会将战俘沦为奴隶的非人道行为的否定，是其军事人道主义的又一创造，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四)“君命有所不受”的道德选择方针
服从命令与机断处置的矛盾，是军人道德选择中常见的一种道德冲突现象。如何解决这一道德冲突，提高行为主体选择的自由度呢?孙子强调“君命有所不受”[22]原则，即为解决这一道德冲突确立了一条科学的选择方针。这一原则的“科学性”和“方针”意义，不仅表现在从原则上给军人指明了解决服从命令与机断处置的矛盾冲突的途径，并使主体自身的道德自由和道德责任在互生的基础上达到了和谐统一。这一伦理意义正是通过它所蕴含的道德选择的“求实”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而体现出来的。
1．“求实”原则
“君命有所不受”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据《九变篇》载：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可见，“君命有所不受”的命题是以“不由”、“不击”、“不攻”、“不争”的“四变”为前提的。由于战场情况的变化，有的道路不去走，有的敌人不去打，有的城邑不去攻，有的地方不去争，这正是从实际出发的临机变策。只有当“君命”与“实际情况”发生矛盾时，才有必要作出“君命有所不受”的选择。这就是说“君命有所不受”，并不是削弱和背离君主的领导，孙子在《九变篇》首句中即明确指出“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这就从总体上确立了君统帅将，将服从君的伦理，也并不是说国君所有的命令都可以不听，仅仅是指那些有违于用兵作战实际情况的决策、指示才可以“有所不受”。这体现了孙子的既不唯上又不轻上的“求实”精神。
2．“价值”原则
“君命有所不受”的道德选择方针，要求将帅在道德是非选择时不仅要“求实”，而且要以是否符合“安国保民”的最大价值目标为标准。对此，孙子在兵法中阐述得甚为明确。他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23]。
这段论证是从“求实”原则入手，以“安国保民”的价值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求实”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所谓“战道”，就是作战的客观实际。在“战道”与“君命”的冲突中，孙子坚持“战道”第一、“君命”第二的“求实”选择原则。但坚持“求实”原则的真正动因是“价值”原则，即求“必胜”而避“不胜”，实现“安国保民”的价值目标。这就从行为选择方针上向将帅提出了必备的武德要求，即作为将帅，要作出符合“价值”原则的选择，不仅要具有“求实”的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具有向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道德责任感，在行为选择时，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真正的“国之宝也”。
从以上分析可见，“君命有所不受”所包含的“求实”原则和“价值”原则，为将帅的道德行为选择提供了指南。“求实”原则以真理性的要求，赋予了将帅临机应变，果断处置的道德选择的自由权利；“价值”原则则以至善性的要求，强调将帅负有“安国保民”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责任和义务。道德选择的自由“权利”与必然的“责任”、“义务”的统一，正是“君命有所不受”的伦理真谛。
据史料考证，“君命有所不受”说的提出并非出于孙子，而当首推司马穰苴。与孙子同时代稍长于孙子的穰苴，被齐景公初任将职时，曾斩违令的监军庄贾“以徇三军”，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24]穰苴与孙子同为田完后代，穰苴约死于公元前518年，而孙子则是在公元前512年始为吴将，其吴宫教战斩二姬与穰苴斩庄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推定，孙子“君命有所不受”说的提出当在穰苴之后，亦很有可能为田氏军事世家祖传之兵法；或是孙子直接借鉴于穰苴。转贴于 (五)“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方略
“德”与“法”在治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周以前就已被战争指导者所认识，《尚书》中所保留的诸篇“誓”即为其证。“誓”是出兵征讨时军人的誓师词，也可以说是战前的战争动员之词，多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是揭露征讨对象的失道失德罪行，宣告战争的正义性，以道德的力量激励士卒作战，二是申明法令，宣布军纪，以奖罚之信告诫士卒要遵纪守律，令行禁止。如《甘誓》中的“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汤誓》中的“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即是。
至西周以后，由于重德尚礼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军礼”逐渐成了较普遍的治军原则。军礼的主导倾向是“德治”。如《周书》，《国语》，《左传》中所体现的崇尚军礼、安抚怀柔的军事思想，就是这一时期治军的主导思想倾向。与此同时，“法治”思想作为“德治”的对立面而又以辅助德治的手段形式逐渐发展起来。至春秋末期，由于礼、法并用的社会思想的影响，在军事上“德”，“法”同济的治军思想日趋成熟。孙子提出的“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文、武相济的治军方略，可以视为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上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文”者，导之以德，“武”者，严之以法，“文”，“武”二道，是军队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两大支柱。在孙子看来，只有把这两大支柱的建设结合起来，才能把军队建设好，他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25]。
作为将帅，要严格纪律，执行惩罚，必须首先取得士卒的信任，拥护和爱戴(即亲附)；否则，士兵是不会心悦诚服的，因而也就难以用战。“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26]。只有在将帅和士卒之间建立起互相信赖的良好道德关系，平素才便于养成令行禁止、严格执行纪律的习惯。这就明确指出了，养兵用战必须把“德治”放在首位。但是，“德治”也是不能离开“法治”的。离开严格的军法军纪，军队就会涣散，混乱，有令难行，有禁难止。这不仅难以巩固“德治”的成果，而且也背离了“德治”的养用战之兵的目标，导致“德”而不治，养“骄子”之兵的后果。所以，只有“合之以文”与“齐之以武”结合起来，才能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用则能战，战则必胜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
孙子“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在其兵法中主要体现在《计篇》，《作战篇》，《地行篇》，《军争篇》，《行军篇》以及《九地篇》，《火攻篇》诸篇中。
(六)“众陷于害”的战场道德环境效应说
孙子从实际战争经验中已直观地体验到道德环境效应的军事实践意义。在《九地篇》中(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篇)他反复强调战争的指导者必须善于适时创造一个“众陷于害”的战场环境。
“众陷于害”的环境对军人所产生的积极道德心理体验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众陷于害”则“勇”。在孙子看来，如果把军队置于危险境地，就会使军人产生一种超常的勇敢精神去战胜敌人。他说：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
“投之无所往”即指把军队置于无路可走的境地，这样就可以造成“不得已则斗”的态势，可使士卒产生一种拼死决战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即所谓“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怀着“吾将示之以不活”的决心去死战的军队，则往往可以绝处逢生。
第二，“众陷于害”则“从”。“从”即指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自觉遵守纪律。在孙子看来，在“众陷于害”的环境里，士兵则可以做到“过则从”。他说：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
“不修”、‘“不求’，“不约”，“不令”之所以能达到“戒”，“得”。“亲”，“信”的效果，是“众陷于害”的环境使军人所产生的一种积极的道德心理体验效应所致。
第三，“众陷于害”则“固”。所谓“固”即指团结互助，同仇敌忾。孙子说“无所往则固”。军队到了除非决战就走投无路的危险境地，就会加强内部团结。他又说：“深则专”。“深”即指深入敌境，“专”即指军心土气牢固专一。为了进一步揭示危境与加强内部团结的关系，孙子还以“同舟共济”的道理，通俗地论证了危境生“固”心，出团结。他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总之，在孙子看来，“众陷于害”的战场环境，具有着激发军人“勇”、“从”“固”的道德情感，产生强大精神动力的作用。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孙子正是看到了“众陷于害”环境对士兵的精神所产生的这种重大影响作用，才强调指出：“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在他看来，一个好的战争指导者，必须善于体察战场环境对士卒道德心理发展的影响，并适时地创造一个“众陷于害”的环境，催化军人积极道德情感的生成与道德潜能的充分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所谓的“众陷于害”的用兵原则，并非是指对士兵生命不负责任冒险地把军队驱往“死地”，以迫使士兵去拼死。从孙子所述的立意看，所谓“害”，实质上是指一种心境，是相对意义上的一种心理体验。也就是说，它是以土卒心理体验到的“危境”而又不惧其“危境”为尺度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强调指出；“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变换和利用战场环境，以及进退攻守，一切要看是否符合部队的心理状态，是否有利于士卒精神潜能的释放。
几点启示
1．军事伦理文化须在开放中求得发展创新。研究表明，孙子军事伦理思想是一个开放体系，既包含了对前人思想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又合理地融会吸收了时代社会思潮。这就告诉我们，欲求军事伦理文化的发展创新，就要坚持开放原则，即一方面批判地继承前人文化思想成果，尤其是包括孙子军事伦理思想在内的军事伦理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把军队道德建设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吸收各个道德生活领域中新的思想成果；同时还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关于军队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
2．道德建设在军事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孙子把道德问题置于“五事七计”之首，正出于他对道德，政治、军事三者关系的正确认识。政治对军事的决定、制约作用以及政治道德化的时代趋向，使道德在军事领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实际的功利意义。这种传统的军事伦理文化结构模式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任何军队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军事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所以，任何类型的军事伦理文化[27]都具有实际的政治价值和功利意义，任何阶级的军人道德体系，都是特定的政治在军事领域道德化的要求和体现。因而，加强军队道德建设，无疑是政治建军的必然要求和固有内涵。孙子论兵，以道德为首的历史启示告诉我们，必须重视和大力加强军队的道德建设，任何轻视道德或“道德无用论”的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都有悖于军队政治建军的原则要求；当然也要警惕“道德万能论”的倾向。
3．军人价值观是军队道德建设的首要课题。孙子“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观，是出于他对军人与国家，军人与人民伦理关系的正确认识。军人作为价值的客体，其价值就在于满足作为价值主体的国家，人民的需要，即孙子所谓的“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也只有这样的军人，才能真正称得上“国之宝也”。只要有国家，就有军队，就存在着军人与国家，与人民的伦理关系，对军人来说，就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即通常所谓的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自觉地履行军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最大限度地实现军人自身的价值。孙子的军人价值观表明，军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等级地位的高低，金钱的多寡，而在于军人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及贡献。
由此推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正是其军人价值的最高表现形态吗?至于如何实现军人的价值，从《孙子兵法》看，可主要概括为两种形式，一是战场上的“善攻”，“争利”，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威慑。前者是壮烈式的，军人的价值很容易显现出来；后者是和平式的，军人的价值通常不易被一般人所认识。但是，按照孙子的看法，后者则是军人价值实现的更高，更理想，更完美的形式。因此，那种认为“和平的实现就是军人价值贬值的开始”之类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据此启示，我们可以断言：当代中国军人的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就在于确保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而，“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28]，无疑是当代军人最高的价值目标。
4．正确认识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和偏失。以上我们偏重于从积极方面来研究开掘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成果，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偏失，也就很难谈得上正确的批判继承。毋庸讳言，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体系亦有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和偏失之处，最为突出的是：
(1)狭隘的阶级性、功利性。它是为维护和加强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服务的。如所谓的“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就其实质而言，是以利主即安国为本的。其国首先是君主之国，即统治阶级之国，保民只是安国之策。这一点《尚书·梓材》中说得极为明白：“欲至于万年，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可见，保民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欲至于万年”的统治。孙子所谓的保民，同样出于它的“利主”的阶级实质。
(2)英雄史观。孙子虽然强调“爱卒”，“教卒”，重视“上下同欲”，但从《孙子兵法》的整体思想倾向来看，对将帅作用的肯定最为突出。如认为国家的生死存亡，战争的胜负全在于“庙算”，所谓“将听吾计，用之必胜”，否则“用之必败”的自我荐词，都明显地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再如强调对士卒要“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29]，也是其英雄史观的反映。不可否认，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确是十分突出的，但是就一般规律而言，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否能够得到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士兵)的拥护和支持，即是否具有真理性和正义性。孙子之所以在吴国能成就一番将业，归根结底在于顺应历史潮流而崛起的吴国需要他，他亦符合吴国崛起的需要。
(3)强烈的进攻性。孙子虽然也讲慎战，善守，但他的基本军事路线是重攻伐，十分强调深入他国作战，具有强烈的进攻性。军事伦理是为其军事路线服务的，这就决定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必然要打上进攻性的烙印。如他强调的“掠乡分众，廓地争利”的军事功利主义就具有明显的进攻性，特别是在《九地篇》中，他反复强调“兵士甚陷则不惧，……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深则专，浅则散”。“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等道理，更充分地表现出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为“去国越境而师”服务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易成为好战者发动侵略战争的藉口。以上这些局限性和偏失，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我们只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不必苛求于古人。 注释：
[1]《尚书·召诰》
[2]《左传·僖公五年》
[3]《尚书，无逸》
[4]《尚书·牧誓》
[5]同[3]
[6]《尚书·康诰》
[7]汉简本《孙子兵法·吴问》
[8]《汉书·地理志》
[9]《管子·正世》
[10]《论语·子路》
[11]《老子·三十章》
[12 ]见《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13]《见十一家注孙子》卷上《计篇》
[14]《水心别集·兵权》
[15]《惜抱轩文集·读孙子》
[16]此二字不清，从残简字迹辨认，似是“宜以”二字
[17]《司马法》虽辑编成书于战国初期，但主体内容则系古代王者《司马法》组成。据《四库全书提要》载：“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藉存什一于千百”
[18]《左传·成公十三年》
[19]《国语·周语》
[20]《国语·晋语》
[21]《司马法·仁本》
[22]《孙子兵法·九地篇》
[23]《孙子兵法·地形篇》
[24]《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25]《孙子兵法·行军篇》
[26]《孙子兵法·行军篇》
[27] 军事伦理文化从历史逻辑发展划分可有六种类型，即：奴隶主阶级的军事伦理文化，奴隶起义军的军事伦理文化，地主阶级的军事伦理文化、农民起义军的军事伦理文化，资产阶级的军事伦理文化和无产阶级的军事伦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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