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情文化；俄语教学；公共俄语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249-02
一、国情文化知识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中，学习兴趣是最可利用的有效因素，因此，在大学俄语教学中加入文化内容正是合理利用了这一有效的因素为教学服务。将文化内容贯穿于整个外语教学中能使教学过程变得丰富多彩，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俄语的兴趣，进一步增强俄语语言感受能力。
现在的低年级大学生是看着日本、美国动画片长大的90后，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英语教育，对英美国家了解较多，而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国情了解甚少，也谈不上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对于大学将俄语作为公共外语学习的学生基本都是零起点，加之俄语语法难度大、课时少，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完全丧失信心。如何针对这种情况提高大学公共俄语的教学效果，是每一位教师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发现在教学中适当地导入俄罗斯国情知识，不但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克服畏难情绪，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主动、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度，更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符合俄语语言习惯的表达方法。
二、国情文化知识对培养俄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作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镜像。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曾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正因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所以文化教学便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对外俄语教学就对语言国情学相当重视，“俄语作为外语教学中的语言国情学问题”一文作者甚至指出：“语言国情是俄语教师工作中的一个方面，从其地位来看，完全可与语言教学中的一些传统方面，即语音、语法、词汇和修辞相提并论，而从其意义来看，还远远超过它们”。
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语言达到交际的目的，而学习外语知识、掌握外语技能、提高运用外语的能力是与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密不可分的。所谓精通某种语言的人，必定是一位充分了解所学语言国文化历史背景、社会风俗习惯和人文礼仪的人。
在学习俄语时，学生需要掌握大量的词汇及众多的语法规则，然而在交际场合却经常不能恰当地运用它们，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学习语言时将语言与文化分离，所以在教学中不能忽略这一环节。另外，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事物和现象，这些事物和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包含丰富的国情文化内容，在另一国家的语言中无法找到相应的词汇和语句对译，只有通过描述才能弄清词意，比如“火锅”，译为俄语通常是китайский самовар，但中国的火锅也只有早些年使用的铜火锅与самовар在外形上相像，近年饭店里的火锅连外形上与самовар也没有共同之处了，而且俄罗斯的самовар是用来烧开水的，所以需要向俄罗斯人解释这是традицио
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блюдо，并且讲解就餐程序，这样对方才能真正理解其意思。
三、大学公共俄语教学中导入国情文化的途径
外语教学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语言能力，而且还要具备交际能力。俄语不仅要作为知识来掌握，更要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来使用，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运用俄语时，不仅要“合乎语法”，而且要恰当、得体，可以为人接受，同时也要求教师除了传授正确的语音、语调、语法知识外，也不可忽视语言背景、文化的渗透。在课堂上主要是利用词汇、课文和听说练习来导入国情文化知识。
（一）介绍包含国情文化的词汇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尽管多数词汇在各种语言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词汇，如вода－水；гора－山；река－河等，但有一少部分词汇却包含着丰富的国情知识，对于熟悉国情的本民族人来讲，在理解上不会发生任何障碍，但是对于外国人往往会难于理解或容易产生误解。
包含国情知识的词汇有些是一种语言特有的词汇，有些是在两种语言中有对应词，但包含的国情知识不同，比如борщ一词，译为“红菜汤”或“罗宋汤”，是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波兰等东欧国家餐桌上经常出现的浓菜汤，甜菜是主料，课上可辅以图片介绍。
对于两种语言中意义基本对等，但又不完全等同的词汇应该加以解释。比如школа一词，看似俄汉语是对等的，译为“学校”即可，但实际上俄语的школа与汉语的“学校”并不完全等同，这就需要讲解国情背景知识。比如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市发生了一起劫持学生、教师和家长作为人质的恐怖活动，恐怖事件发生在школа № 1 города Беслана（别斯兰市第一学校），国内媒体多译为别斯兰市第一中学。事实上在前苏联和俄罗斯，школа是包括中学和小学在内的十年制或十一年制学校，这跟我国是不同的，我国的学校要么是小学，要么是中学。
再如，俄语的клуб一词源自英语的club，但包含的国情背景却不同。在俄罗斯俱乐部是大型企业、学校的文化娱乐中心，而英国的绅士俱乐部是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往往都有数百年的历史，加入时须经人介绍，并且要交高昂的会费。以前，中国的俱乐部同俄罗斯的一样，都是单位、企业的娱乐场所，但近年随着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国际化，我国也出现了高级商业俱乐部，成为特殊的商业交际平台。社会发展导致语言内涵发生的变化，也是国情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介绍课文中的文化背景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在讲解课文的时候介绍相关背景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加深印象。
课文中，有些表达法看似含义明确，事实上却存在着不易察觉的差异。比如学生说“我家”时喜欢用моя семья来表示，这是汉语的直译，但实际上在俄罗斯，当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时，应当说наша семья，只有独立成家后才说моя семья. 再比如，пить чай两种语言都是“喝茶”的意思，但在中国就是一杯清茶，而在俄罗斯，пить чай指喝茶的同时还要吃些点心，通常喝的是加了糖的红茶。这种表面看上去相同，但却有不同内涵的表达方式在俄汉译中还有不少，教师应注意为学生讲解它们的区别。
（三）在听说课上导入文化背景知识
在听说课上，首先涉及称呼的问题。在对待称呼的问题上，中俄两种语言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俄罗斯的公共场合，女性喜欢被称呼得年轻些，所以在商店、饭店、银行等服务性行业，经常称呼女性为“Девушка”，这几乎与年龄无关，甚至对一些上年纪的女服务员也可以用这种称呼方式。有些中年女性相互之间甚至用“Девочка”相称。但在中国一般用“老＋姓”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在汉语文化中，“老师”、“医生”等一些表示职业、职务的词可以直接用于称呼，表达说话人对所指的尊敬，然而在俄罗斯文化中，这类词一般不作为称呼，尤其是如果用阴性形式对女性称呼，则有藐视和不屑一顾的含义，所以犯这种语用错误比语法错误还让人难于接受。在课堂上对老师的称呼是表示职业，不论是称呼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只能用阳性，经常用的称呼形式为“Товарищ препода
ватель”或“Товарищ учитель”，当然最恰当的称呼形式是“名＋父称”。
通过给学生看俄文电影、听俄文歌曲也是补充国情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同时学生还可以通过电影直观地了解俄罗斯的风土人情以及俄罗斯人的非语言交际手段，比如俄罗斯特有的手势语：Щёлкать по горлу（用食指弹脖子）表示“邀请喝酒”、“想喝酒”、“醉了”；Проводить пальцем по шее（用食指横在喉结处划线）表示“吃得极饱”、“不能再吃了”；Сцеплять пальцы（将两个小指勾在一起）表示“友谊”、“和睦相处”；Крутить у (возле)виска（食指指向太阳穴并画圈）表示“疯了”、“傻了”、“缺心眼”等。
结语
学习外语并不只是为了学习该语言，而是为了在工作中运用它，使之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交际功能。外语学习始终伴随着文化因素，即使最出色的外语学习者，也可能因为文化国情知识的欠缺而导致交际受限，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把文化国情知识的传授贯穿于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的所有环节，努力帮助学生了解所学语言国的文化以及与其母语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文化盲点，把握语言教学中最本质的东西，使学生在用俄语交际时能准确表达思想，避免因文化差异引起的交际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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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包括通史、断代史和史话在内的近十种俄苏文学史着作,而且与以前比较,研究的视野、角度、方法和规模有了质的飞跃。按出版年份排列的话,1980年代出现的文学史着作主要有:易漱泉等编写的《俄国文学史》、臧传真等主编的《苏联文学史略》、雷成德主编的《苏联文学史》、刘亚丁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彭克巽的《苏联小说史》、李明滨等主编的《苏联当代文学概观》、徐稚芳的《俄罗斯诗歌史》、马家骏等主编的《当代苏联文学》和曹靖华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等。这里既有纵览俄苏文学发展的全过程的通史,也有断代史、文体史、简史和史话等。在通史类着作中,曹靖华本和易漱泉本最为丰厚;断代史着作中,李明滨本和刘亚丁本值得关注;文体史着作中,彭克巽本和徐稚芳本颇有特色。1980年代的俄苏文学史编撰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们显示了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所达到的水平,对中国俄苏文学研究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困扰起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架构新的文学史体系和取得研究方法上更大的突破打下了基础。少数优秀的史着至今仍在发挥它的作用。当然,这些文学史着作的总体框架大都仍遵循着传统的格局。这个格局与1950年代以季莫费耶夫的《俄国文学史》为代表的苏联式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影响有关。这是三段论式的模式:社会背景、文学概况、主要作家。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文学发展历程清晰,重点思潮和主要作家作品突出;缺点是形式和内容的二分法写作思路,重社会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轻作品本体的审美观照。写作框架自有其优劣,且不做评论,但重阶级分析的痕迹在1980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编撰中仍较明显。这一时期的俄苏文学史编撰基本不涉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即所谓“白银时代文学”),有的着作对非主流的文学笼统地加以否定,称之为“资产阶级颓废派文学”。
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俄苏文学史编撰有了新的发展,共出版了20多部俄苏文学史。其中主要有:黎皓智的《苏联当代文学史》、许贤绪的《当代苏联小说史》、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史》(后两卷)、马家骏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朱宪生的《俄罗斯抒情诗史》、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汪介之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刘文飞的《二十世纪俄语诗史》、倪蕊琴和陈建华的《当代苏俄文学史纲》、许贤绪的《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李辉凡和张捷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等,其中通史8部,断代史13部。通史类着作中,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史》(三卷,其中第一卷在1980年代出版)和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三卷)体量较大,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这一时期,俄苏文学史的编撰得益于学术环境的改善和专业研究人才的涌现。这十年的文学史数量较前十年是一个量的飞跃,几乎翻了一番;学界在保持对通史的关注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白银时代和当代等断代史;研究更具个性化,文学史的分期也开始多样,更加注重从文体和审美角度评述文学现象;“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引发了文学史编写者对文学史观的反思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文学史写作的类型开始多样,研究的视角更加细致,总体上体现了1990年代国内学界在俄苏文学史研究领域所达到的高度。新世纪前十年,中国的俄苏文学史编撰仍较为活跃,出现了近20部相关着作,有的着作更多地显现出个性色彩。这一阶段的主要着作有:李毓榛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谭得伶等的《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张冰的《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任光宣主编的《俄罗斯文学简史》、刘文飞的《插图本俄国文学史》等。这一时期,虽缺少如上一时期那样的厚重的文学史着作,但断代史,特别是现当代史颇有特点;对苏联文学的反思仍延续到新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编撰之中;学界对如何评价白银时代文学和苏联主流文学等文学现象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出现了以史料编撰为主的着作,它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着作,但因密切关注俄罗斯文坛的新动向,提供了翔实资料,对文学史建构也很有帮助。
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和文学史观的变化
“重写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在近30年我国俄苏文学史编纂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逐步宽松,苏联学界开始质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标准统辖一切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主张除主流文学外,应该将非主流文学纳入俄苏文学史的框架。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术界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看法有进一步的调整,“重写文学史”提上了议事日程。例如,莫斯科大学编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学大纲》(1994)、斯米尔诺娃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1995)和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999),在重点作家的选择上分别为49位、16位和26位,这些作家中既有传统的经典作家如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人,也有过去曾遭批判的或在苏联境外创作的侨民作家,如勃洛克、布宁、阿赫玛托娃、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等人。尽管这些大纲和着作所关注的作家有所不同,但有相似性,即新增作家的数量超过原主流作家,而别德内依、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等作家从重点作家的名单中消失。上述选择从侧面反映了当代俄罗斯学界文学史观的调整。俄罗斯学界的调整引起了我国学界的思考。1993年,周启超在《国外文学》刊物上发表《“20世纪俄语文学”:新的课题,新的视角》一文。文章对“20世纪俄语文学”作了如下界定:“在时间跨度上,‘20世纪俄语文学’指的是1890年以来将近一百年来的俄语文学发展进程中所出现过的全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实践。它不以1900年这一自然的纪元年度为起点,更不以1917年十月革命这一社会政治事件为界限,而是以上世纪最后十年间俄罗斯文学新格局的生成为开端,即以古典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终结,以及新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新生的现代主义文学所普遍表现出的对‘文学性’的空前自觉为标志,俄罗斯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在空间范围上,‘20世纪俄语文学’指的是运用俄罗斯文学语言、渗透俄罗斯文化精神的所有文学创作。”这一时空的界定包含着“重写文学史”的思考。《俄罗斯文艺》随即辟专栏对此展开了讨论,陆续刊载的文章主要有:周启超的《直面史实,走出误区》、陈建华的《也谈“20世纪俄语文学”的新架构》、张建华的《寻求新的突破》、任光宣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之我见》、汪介之的《阶段性: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一个参照点》、谢天振的《从比较文学角度着重写俄苏文学史》、陆肇明的《苏联文学的个性》、吴泽霖的《苏联文学发展的独特性和我们的研究方法》、余一中的《重新审视苏联文学》、刘亚丁的《面与线:建构俄罗斯文学史的框架》和何云波的《世纪末的回眸》等。
讨论主要围绕概念的提法和内涵问题、文学史的总框架问题、研究的方法问题等展开,关键是如何重写文学史。讨论中,有的学者强调将“显流文学”、“潜流文学”与“侨民文学”作为架构文学史大厦的三块“基石”;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把用俄语创作的非俄罗斯作家的文学创作纳入;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文学史可分为白银时代、变迁时代、滑坡时代、“解冻”与“停滞”时代、改革时代、解体以后几个阶段;有的学者则建议用三分法,即争夺文化霸权时期、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对话时期、众声喧哗时期等。学者们的见解不尽相同,“但它却表明中国文坛传统的俄苏文学史研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层次。”专栏讨论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关于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更新的思考却是持久的,影响深远。从后来召开的学术会议、相关期刊中出现的论争,以及而后的文学史编撰实践中可以见到这一点。如1995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的年会就以“文学史重构与名着重读”为主题。在这次会议上,李明滨介绍了俄罗斯编撰的《苏联文学史》十年三变的情况,任光宣指出了国内高校在俄苏文学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陈建华提出了新文学史架构的设想,胡日佳和徐家荣等重新评价了俄苏文学史中的某些文学现象。在期刊上有关的论争也持续不断。如关于李辉凡和张捷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998)的论争就是一例。对这部由长期致力于俄苏文学研究的着名学者撰写的颇为厚重的文学史着作,有人给予了强烈的质疑。余一中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能够这样写吗?》一文指出了该书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文学史观的陈旧。该书中对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索尔仁尼琴等非主流作家的具体论述中多有指责,如称布尔加科夫“用他本人带色的善恶标准和道德观来衡量苏联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既没有客观、历史的眼光,更没有辩证、发展的视力,因此,他的观察是片面的”。质疑者认为,这是因为该书的作者“受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和苏联文学教条的影响”所致。然而,赞美该书的文章也不罕见。有人撰文称赞该书作者运用的是“科学的文学史观”,该书“最大特点”是用这一史观“描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版图”:“作者用敏锐的目光和辩证的思维,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本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曲折而又崎岖的发展道路中廓清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流派的面貌。”[不仅在对该书的评价上,在对俄苏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价和定位上也有过激烈的论争。学界在如何重写文学史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毫无疑问,“重写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受到了俄罗斯学界史观的变化和中国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的影响,但最根本的还是基于中国俄苏文学界对旧的文学史模式的反思。具体的问题可以讨论,但陈旧的文学史观的革新是必须的。有人曾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模式归纳为五个方面:(1)机械的他律论,以相对忽视文学自身规律的社会决定论来支撑文学史的研究;(2)传统文化与治史模式,用治史的方法治文;(3)自律性的失落与形式研究的贫乏,忽视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4)忽视文学史内部的流变研究,缺乏整体观和系统观;(5)体例的僵化与研究主体性的失落,社会环境、作家介绍、作品分析三者机械的拼贴相加成了通行几十年的编写模式。学者们本着科学求实的精神对以往的文学史模式进行反思,对较为单一的文学史观和写作手法加以矫正,更加注重文学的本体和审美价值,倡导文学史作者的个性和创新意识,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尽管编撰更为多元的和科学的文学史并非一蹴而就的事,但这个趋向已不可逆转。
关键词：西方哲学；启蒙理论；俄罗斯哲学
作者简介：郑忆石，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BZX00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09BZX001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005-06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升华，其本性是以“超验”的方式探索本质追求终极（“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解释”）。哲学之所以有价值、为人所需、为民族延续所必要就在于此。俄罗斯哲学同样如此。这固然源于其历史文化传统，即它惯于以理智直觉的方式强调生命的实践和生命的体证，在推崇理想的空灵崇高、道德的自主自律基础上立足“拯救”人类的整体，以“由德行义”的自我抉择，关注终极存在，以实现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为旨趣（这一点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体现尤为明显），同时也受益于它域、它民族、它国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于俄罗斯“亦东亦西”的特殊地理位置，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纠缠”中。西方哲学如同俄罗斯哲学的影子，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形影不离。1
一、西方哲学：近代俄罗斯哲学的源头
西方哲学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从学者们对俄罗斯哲学产生时间的界定中便可见一斑。
尽管俄罗斯传统哲学家们对俄罗斯哲学何时产生的认识不同，如洛斯基认为产生于19世纪，别尔嘉耶夫认为产生于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在当代俄罗斯学者那里，则基本赞同产生于19世纪中期，但他们又都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哲学，只是在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影响下才形成并真正具有独立形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俄罗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原则是宗教经验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这种主要原则追求的是“个人与神的个性联系和个往”，其本质是经验的而不是哲学的，是直观的而不是理智的，因此，“在俄国，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没有产生出哲学。相反，这里的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在西方化之后，哲学立即就从西方传入到俄国。俄国的哲学只是在俄罗斯综合之后才产生。这个综合是在西方化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相应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哲学也是在西方已有的形式和方法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哲学一开始就被纳入西方哲学的传统框架之内”[1]。尽管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哲学的时间起点存在着认识差异，但是俄罗斯哲学上刻有的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印记却是共识。
自公元988年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传入俄罗斯起，接受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也同时接触到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希腊拜占庭的东正教文化影响下创造出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诗歌、绘画、音乐。近代以来，随着俄罗斯社会“西望”欧洲，西方哲学对其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强。彼得大帝1689年的改革在开辟俄罗斯通向西方之路的同时，还通过改革俄国教会削弱了东正教的思想控制，为西方哲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从而催生俄罗斯哲学创造了条件。而在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的年代，俄国人对德国哲学（尤其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的兴趣日渐浓厚，思想界先后出现了“谢林派”与“黑格尔派”。
19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爆发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争论。虽然这场争论的问题视域是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历史、传统，但却是影响深远的、具有哲学高度的理论反思。这场反思中涉及的思想观念如个性、自由、人权、人道等等，乃至话语如统一、差异、直觉、理性等，无不刻着西方哲学的痕迹。即便是注重俄罗斯的特殊性，强调从俄国的历史与传统出发去分析和认识俄国的社会问题，并极力主张俄国的文化及历史道路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性，认为俄国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从而试图通过重新解释俄罗斯的历史的早期斯拉夫主义者们，也同样深受这种西方哲学的影响。例如，以霍米雅科夫为代表的早期斯拉夫主义者们就因曾受教于黑格尔、谢林等人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而在其思想中蕴含着诸如自由、人道等普遍主义理念。而这些具有明显西方哲学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因素的理念，就它所捍卫的“个人的绝对道德意义和人权因素”而言，虽然“在实质上是基督教因素和全人类因素，但在历史发展方面主要是西欧因素”[2]（P196-197），是近代西方哲学、西方文化主要精神原则的体现。
二、启蒙理论：近代俄罗斯哲学觉醒的号角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启蒙理论尤其是近代法国哲学无疑是其重要部分。它如同黎明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俄罗斯，并通过影响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而催生了近代俄罗斯哲学的诞生。
启蒙理论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因为正是在16世纪俄罗斯民族（大俄罗斯）最终形成之后，在建立了包括东北罗斯、西北罗斯所有公国在内的统一国家后，俄罗斯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中欧、西欧各国的发展差距，意识到与西欧文化建立联系对于加强俄罗斯在欧洲列强中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教会对国家精神生活的影响强化了，教会与国家专制的结盟逐渐形成，但俄罗斯没有中断而是继续保持并发展了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来与一些西欧国家建立的关系。这一时期，一些西方杰出的建筑师、技师来到俄罗斯工作，他们在带来西方科学知识、西方文化，从而为俄罗斯的文化机体注入新生长剂的同时，也间接地启发了俄罗斯社会上层“看外”意识的萌生。
启蒙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的“渗入”严格说来始于彼得大帝的改革。正是在这一时期，“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利用那些由17世纪至18世纪初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所产生出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说’等唯理论思想”[3]（P108）。因此，尽管“彼得改革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性质，它维护的是贵族阶级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人民处境的恶化和农奴制压迫的加强”[3]（P101）。但是，他为改变俄罗斯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而在18世纪初实施的一系列重要措施1，却“活跃了封建制度内部业已存在的潜能，并借此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3]（P101）。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许多自然科学和哲学巨匠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笛卡儿、霍布斯、普芬道夫、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在俄罗斯已为人知晓”[3]（P107）。这一切，不仅强化了俄罗斯社会的西化，促使俄罗斯社会触摸到欧罗巴“心性”，即了解和接触到西欧科学文化，促使俄罗斯的文化生活发生重大转折，并对其文化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促进了人道主义和唯理论的学说和观点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3]（P107），从而使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社会的文化、心理、意识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对于人的个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人不再仅仅被视为罪恶之源（教会始终坚持这一点），而开始被当作一个能动的个性，其价值首先被确定为造福于祖国。如今使一个人能在社会上占据可敬地位的，已不是财富和祖先的名望，而是智慧、勇敢和个人的品质”[3]（P108-109）。可见，正是西欧16—17世纪出现的科学进步、文化繁荣，在“渗入”俄罗斯社会从而为落后的俄罗斯带来教育、科学知识、文学、世俗精神等进步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进步，在促使民众、社会各阶层投身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动摇了早先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理论”[3]（P83）。
启蒙思想渗透于俄罗斯社会并在其理论领域折射，便是其后出现的近代俄罗斯哲学。西方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机体受内在力量推动的人性进化和提高过程，是真理、道德、自由、幸福的扩展过程的思想，关于历史的前进，归根结底由人类理智决定，受语言、文字、教育、思想等文化因素推动的观点，启迪着俄国启蒙思想家，形成了相关的社会进步思想。例如，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关于社会进步的概念就认为，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都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前进运动，人类依靠教育、科学、文化和工业的发展可以达到普遍幸福。西方启蒙思想同时也启发俄罗斯哲学家产生关于“进步”的思想。索洛维约夫认为，进步是“具有自己的意志、思想和个性内容”的主体的活动，是“自然存在的人类借助于科学、艺术和社会制度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是“作为精神存在物的人类力图在生活中实现绝对完美”，因此，进步“与其说这是在自然界中所进行和实现的有因果制约性的运动，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目的论循环”。[4]（P199，202-203）而别尔嘉耶夫关于“以上帝的名义号召允许人的精神自由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思想，关于“历史过程是以善为一方与以恶的非理性自由为一方的斗争构成的戏剧”的思想，尽管是以上帝的名义说话，却通过“个性自由”揭示了人类进步的基本内涵和最高标准。[5]（P311）正是西方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的发展是在进步和退步的对抗和矛盾中实现的，以及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启发了近代俄罗斯的哲学家们，形成了关于“发展”的理念。索洛维约夫就将“发展”作为自己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指出“发展概念从本世纪开始就不仅进入科学，而且进入日常思维”，而所谓“发展”，一是在变化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成为某种东西；二是发展的每一个点都带来以前没有的新东西。[4]（P199）而别尔嘉耶夫则在要求“宗教意识应当承认人类不仅有尘世的，而且有宇宙的意义”，肯定“尘世人类历史的一切事实都具有唯一和不可重现的重要意义；每个人的尘世生命都是绝对存在的瞬间，别样的瞬间不能献给拯救事业”时，表明了历史发展不过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基本思想。[6]（P143）
西方启蒙理论对俄罗斯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不能不反映到哲学中，这一点从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争论到索洛维约夫的综合，再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以及后来的流亡俄罗斯哲学所形成的独特俄罗斯传统哲学中，对个性、精神、自由、生命意义、人道主义的观照中体现出的人文性便可得以证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启蒙思想是俄罗斯哲学的“破晓鸡鸣”。
三、德国古典哲学：俄罗斯哲学觉醒的催化剂
在谈到俄罗斯哲学的源头时，别尔嘉耶夫曾说过，俄罗斯“哲学思想的真正觉醒是在德国哲学的影响之下发生的”[7]。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每一个思想家，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费尔巴哈，无不在俄罗斯哲学上留下过印迹，因此，“德国唯心主义对于俄罗斯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P30）。别尔嘉耶夫的这一断言，无疑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对近代俄罗斯哲学的产生所形成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源自康德哲学。康德关于实践理性是“自由”的保障，善良意志的体现是“责任”的道德伦理学思想，在触发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引发他们关于“道德，道德评价以及道德动机，在俄国知识阶层的心目中占据着尤为特殊的位置。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评定我们知识阶层的思想倾向的话，我们应该将之称为道德说教”[9]（P161）的感慨，并且不仅是道德的感慨和“说教”，而且在将其付诸实践和行动1的同时，也触发和推动着俄国哲学的伦理学探讨。托尔斯泰从非对抗的根据、律法、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原因等角度探讨了其“非暴力伦理学”，尽管他是以基督学说为基础，但所体现的至上道德原则却有明显的康德伦理学“痕迹”。索洛维约夫从善的结构和历程、道德的神性目标和人性基础、生命的道德意义等维度出发，得出“道德哲学的对象是善的概念；道德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它的任务就是阐明由经验所唤起的理性在善的概念中所思考的一切，同时对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关于我们生命的应有内容或意义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2的结论时，明显显露出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别尔嘉耶夫的自由精神哲学则指出，“自由”是基于“个性”的“伦理学和精神上的范畴”，它“根植于生存的内部，即根植于精神世界，自由的世界”，并要求区分“表面的我”和“深刻的我”，不为被过分社会化、理性化、文明化了的“表面的我”、“客体的我”所左右，在面对内在的、真实的、生命深处的、主体的“我”时向善去恶[10]（P25-26），这些思想明显地与康德的自由观有着思想渊源。总之，俄罗斯哲学在道德哲学、伦理问题探讨中，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至善意义的追寻、对自由精神的崇尚无不打着康德哲学的烙印。
这种影响还源自谢林哲学。谢林关于“自然整体”是能动的“世界精神”，其能动性和对立统一性是精神的属性的“自然哲学”；关于艺术直观所把握的对象是绝对同一，在艺术直观中达到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艺术哲学”；关于哲学上的绝对同一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教神学所说的上帝。上帝不是非人格的概念或本质，而是创造性的有人格的存在，积极的哲学必须斥之于意志，而肯定“神”的存在就必须是以意志所要求的信仰为基础的“天启哲学”[11]（P166），无论对于俄罗斯民粹主义者“批判思维的个体”思想的形成并极力付诸行动3，还是对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产生，其影响都是明显的。1823年由一些年轻人在莫斯科成立的文学、哲学小组“爱智社”，就在抛弃自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法国唯物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转向当时对于俄国知识界还很陌生的德国唯心主义。而在所有德国哲学家中，他们最为看重谢林。4可以说，“谢林吸引了斯拉夫主义者”[12]。斯拉夫主义的早期代表基列耶夫斯基、霍米雅科夫，都曾是“爱智社”成员。而“正是斯拉夫主义者意识到，哲学对俄罗斯来说不应仅仅是对西方的借鉴，而是本民族精神文化的必要因素。基列耶夫斯基明确提出要在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的‘独特的东正教思维’基础上建立独创的俄罗斯哲学”[13]（前言，P1-2），即俄罗斯宗教哲学。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是俄罗斯哲学家生命体验的结果，也成为他们思考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思想依据和基本前提”[13]（P214）。这一点，从基列耶夫斯基强调“理性从属于信仰的原则”、“精神完整性与信仰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13]（P11），到霍米雅科夫用“聚合性”指谓“在神之中的自由，向神的自由”[13]（P21），从索洛维约夫“只有以上帝存在和创造、上帝对世界的构想为根据，世界存在才具有‘合理性’或‘意义’”的以宗教世界观为基础的“万物统一”[13]（P111）的观念，到弗兰克“人的精神性之所以是一种真实存在，正是因为人性之中内在地包含着神性”[13]（P214）的观点，从别尔嘉耶夫“最高价值的人性，精神、自由、创造、爱，这些在根本上不是自然人性所具有的，而是来自神的”，“最高的人性是神性”的“人格”定义[13]（P256），到“宗教哲学是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为的是争取原初的自由和包含在这种自由中的神的‘至善’”[14]（P22）的观点，等等，几乎所有19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思想中都有谢林哲学的身影。也正因为如此，别尔嘉耶夫才宣称“我们的第一批哲学家都是谢林的追随者，他们迷恋他的自然哲学和美学”[8]（P30）。
德国哲学的影响还来自黑格尔哲学。尽管黑格尔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稍晚于谢林，但却胜过谢林。对此，别尔嘉耶夫指出，黑格尔被俄罗斯人视为“人类思想的顶峰”，人们认为“在他那里可以找到对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他影响了俄罗斯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的思想。他的影响就如同柏拉图对于教父哲学的影响和亚里士多德对于经院哲学的影响”。因此，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黑格尔在俄国完成了空前的业绩，其哲学的巨大影响一直保持到俄国的共产主义”[8]（P71）。
不同于谢林哲学对俄罗斯的影响较多集中于斯拉夫主义者，以及由此形成的俄罗斯宗教哲学，黑格尔哲学对俄罗斯的影响则较多地体现在西方主义者中。“如果说谢林的名字和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黑格尔的崇拜者们多是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者。”[15]但是，黑格尔关于理想注定会变成现实，思维可以转化为存在，并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解决思维与存在、理想与现实关系的思想1，在引发俄罗斯的西方主义思想家产生改变俄罗斯现实的渴望，激发民粹主义者们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接受了黑格尔主义，从而先是保守解读2继而是激进反映3的同时，也对斯拉夫主义者产生了影响。斯拉夫主义者们因强调俄罗斯历史、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似乎无关于黑格尔哲学，但他们用以论证俄罗斯独特发展道路的理论根据却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难逃干系。因为，他们正是吸取了黑格尔哲学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体现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中，而每一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都是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观点，从而论证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正当性，以至与斯拉夫主义如影随形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同样没能摆脱黑格尔哲学的“纠缠”。例如，索洛维约夫关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的“完整知识”理论，尽管是揭示西方哲学“把人仅仅作为认识主体，同时把人之外的世界作为认识客体”[13]（P118）的片面性，但通过这种揭示，索洛维约夫却看到西方哲学仅仅具有理论性质，只包括认识主体所提出的“实有”而缺乏实践主体的“应有”；看到作为西方哲学巨擘的黑格尔，其“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因没有“任何应有的东西”而无法通过个人活动实现真理和善良，因此将黑格尔限于理性的实践改造功能转化为通过“意志”来克服知与性、思想与现实的实践改造功能。
综上可见，西方哲学中诸如人格、个体、自由、主体等观念，在启发近代以来的俄罗斯思想家们思考民族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等问题中，对近代俄罗斯哲学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影响甚至绵延贯穿到整个20世纪俄罗斯哲学的历史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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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语学习；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4-0307-01
一、可利用的俄语学习网络资源
1.查找搜索方面。
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所难免，未解决这些问题学生们常常需要查找资料。互联网产生和普及应用之后，为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但是随之一系列的问题也应运而生。怎样查找所需的资料便是众多问题之一。作为我们查找资料必不可少的工具，常使用的搜索引擎有：yandex.ru яндекс是大学生们经常使用的搜索工具，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网站，不论是单词解析、语法解释、文章浅析等等都可以搜索到，毕竟яндекс是最大的俄文门户网站。而dir.spylog.ru 也是一个不错的可推荐的网站，各种各样的网站在该网站中都会分类列出，所以在进行查找的时候非常的方便；google则是众所周知的强大的搜索引擎，能够进行各种语言的搜索。
2.新闻报刊方面。
作为俄语学习的专业学生，我们不仅要学习俄罗斯的日常生活交际用语，同时还要关心俄罗斯以及国际社会的的时事政治，因此，阅读报刊杂志则是必不可少的。俄罗斯比较有名的报纸有：utro.ru 《莫斯科日报》（“Московская ежедневная газеда”） izvestia.ru《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比较受人们欢迎的杂志有：nights.russ.ru、magazines.russ.ru。经常阅读这些报纸杂志对了解俄罗斯的时事政治、提高俄语的阅读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说不只是想要了解俄罗斯时事新闻，更多的是想要提高俄语的阅读和听力的话，不妨尝试一下中国新闻网站像：人民网、中国网络电视、新华网的俄文版，在网页的顶部会提供各个国家的语言选择项。其实利用这种方法也可以达到练习和提高的目的。
3.邮件等交流方面。
对于外国语言的学习者来说，最好的提高外语沟通交流能力的方法便是与所学外语的本国人进行包括文字上的和口头上的交流，在国内的学习者们能够与他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的机会可能并不是很多，这个时候网络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比较常用的俄罗斯邮箱网站是mail.ru 并且这不仅仅是个邮箱网站，同时你还能够阅读新闻，进行游戏娱乐，查找关于汽车、体育、商品、视频等各种信息。对俄语学习者来说这应该是个非常有益的网站。
除了邮箱外mail.ru Агент则是一个可以进行即时聊天的工具，同时可以进行视频聊天，这就是国内俄语学习者与俄罗斯人面对面的口语交流成为可能。如果说利用邮件的沟通对于俄语学习者的书面交际能力以及语法、句式组织有巨大的帮助，那么利用mail.ru Агент就是有益于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是飞速的，卓有成效的。
另外，还可以推荐给广大俄语学习者的有second life和Facebook 这都是能够与外国学生进行交流的工具。
4.文学方面。
俄罗斯的文学应该说称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不论在诗歌方面还是在小说方面，都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俄语学习者很多都抱着一种想要阅读俄文原著，以领略从原文中所流露出的作家的最原始的情感和思想。lib.ru对俄罗斯文学怀有极大憧憬的学习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Библиатека Максима Мошково还是比较方便的，网站顶端有图书的分类，便于进行分类查找，此外还可以通过直接输入图书名称进行检索，极大地满足了各类读者的需求。
5.论文方面。
不论是本科还是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专业学生，都要求提交论文，然而小语种的学生在写论文时常常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去何处查找相关的外文资料。就拿俄语举例，在知网上能查找到得俄文资料客观的说是比较有限的，很可能远远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与大家分享几个有帮助的网站。referat.ru是一个能够查找俄文论文范例的俄文网站，网站提供不同类型的关键字检索，所以说对俄语学习者来说是很方便的。此外，ruscorpora.ru 5ballov.ru这两个都是不错的能够对撰写俄语论文提供一定帮助的网站。
二、网络资源的作用
将网络资源融入到俄语学习中给广大的俄语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资源，使略微枯燥的语言学习变得生动有趣，对学习者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也让从前费时费力的资料查找过程变得简单快捷，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1.艺术鉴赏方面。
众所周知，俄罗斯也是艺术家的殿堂，不论是绘画还是音乐，俄罗斯都人才辈出。就拿俄罗斯的绘画艺术来说，俄罗斯巡回展览派的不少画家都举世闻名：苏里科夫、列宾、列维坦、希施金、谢洛夫等等。在俄语学习的过程中免不了要接触俄罗斯艺术，那么对这些知名画家的画作鉴赏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在现实生活中想要找全这些画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网络为此提供了便利。打开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所需的画家和作品名称，便可以找到作品图片和画家介绍。这为俄语学习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交际能力方面。
通常对国内的俄语学习者来说，找到俄罗斯人并经常同他们进行交流不是很方便，然而口语交际能力却又是绝大多数俄语学习者的软肋。这时候，网络便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同外国学生进行音频和视频对话，这样即使足不出户，不用跨出国界也可以得到口语锻炼的机会，快速的提高说话的能力。
3.俄罗斯国情方面。
了解俄罗斯地理、历史、人口、民族等方面的状况是对一个俄语学习者最基本的要求之一。过去，我们对这些内容的了解都只限于书上用文字进行的抽象的描写，而在网络走进我们的学习之后，在网上可以查找到有关的图片、视频资料。相对于文字来说，图像更为直观，更具有表现力，能够更清楚的俄语学习者进行理解和记忆。
综上，能清晰地看出网络给俄语学习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让所有的俄语学习者受益良多，它在俄语学习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在俄语学习中如何利用网络资源，朱磊，2011年第一期（下半月）软件导刊•教育技术。
二语习得，其核心理论是“言语活动”（剽刂亻刂赜匮伛卣刂伛劁刂剌仡剡剜劂劁仡）。强调语言意识的培养，注重语言学习认知，即民族语言个性与个人语言个性的探究。休金（鼗劐剀刳剡）认为第二语言学习就是形成新的语言信号系统。外语学习的关键在于旧的语言信号系统向新的语言信号系统的转变。[1]最终形成第二语言信号系统，即外语思维。俄语的单词长、语法繁，常令初学者望而生畏。因此，如何运用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中的第二语言学习理论来优化俄语教学过程，提高学生的俄语语言能力，培养语言意识，最终形成俄语思维，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显得十分重要。
一培养语言意识的重要性
“言语活动论”（劁刂剜剽刳伛剽刂亻刂赜剜刿卣刂伛劁刂剌仡剡剜劂劁刳）是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代名词。俄罗斯外语教学界把“言语活动论”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言语习得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言语活动理论要求俄语教学要遵循“自觉实践法”的教学原则，注重自觉性、交际性、创造性的培养，提倡“理解学习”，反对机械的刺激模仿。强调语言意识的培养，注重语言学习的认知，即民族语言个性与个人语言个性的探究。充分了解俄罗斯的民族语言文化，从而正确运用俄语思维，教师在教学中应全面贯彻“联系文化学习语言”的思想。俄语教学在遵循俄罗斯心理语言学“言语活动”观的理论基础上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在言语活动观的理论指导下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关注语言个性。使俄语教学有的放矢，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俄罗斯心理学派认为，语言意识是一种“外显”意识，也就是由外在的语言手段表现出来的意识。语言意识指的是个体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时，反映在语言中的思维映像的总和。一方面可用来分析语言符号所联想并在言语的生成和感知中产生的意识映像；另一方面又可作为分析言语符号本体所联想的认知工具来说明意识映像。语言意识具有个体言语行为的特点，这些特点由交际情景、个体语言和文化状况、一定社会范畴的属性、性别、年龄、心理特点、世界观、经历及其它个性特征等因素决定。个性语言意识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运用语言手段和理解篇章的过程中，无意识机制和有意识行为共同参与。[2]语言学习过程其实就是语言意识的培养过程。语言意识通过“外显”来体现，具有反映功能、评价功能、调控功能、诠释功能以及定向选择功能。列昂季耶夫（丨刂剜劁仡刂赜）认为，从言语生成、感知的过程、意识的参与程度等角度来分析，在言语生成过程中，只有具备了语言意识，才能将语言运用自如。[3]语言意识的培养包括两方面：增强学生对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显性认知；强化他们在语言使用中观察和分析语言的能力。培养语言意识对于外语学习者尤为重要。首先，与儿童母语学习不同，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很多制约，如非自然的语言学习环境等，他们的语言学习必然依赖于对语言形式的有意识关注；其次，外语学习者对目的语内在使用规律所具有的敏感性，即语感，是成功习得该语言的有力保证。
二如何培养俄语语言意识
在俄语课堂上应越来越多地进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教师在讲课时，针对教学内容进行的一般性教学讲解并不能保证学生语言意识的生成，因为语言意识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学生悟出来的。培养语言意识的关键在于给学生提供对语言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机会，鼓励其自主发现语言使用的规则。从教师的角度讲，上述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教师对语言结构等知识重视不够，而是因为教学实践中的方法问题。就我国外语教学的现状而言，教师往往容易忽略教学过程中语言输入的启发性和学生的主动参与，有时为了方便，直接将语言特征总结归纳传授给学生，从而使学生养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习惯，很少去主动发现语言特征和规律。
丞剞剡伛伛认为，外语教学既是活动教学又是交际教学。[4]培养学生的俄语语言意识，营造浓郁的俄语学习氛围，创造有利于俄语学习的语言环境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呢？首先，采取直观的教学手段。使学生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减少本族语的干扰，让大脑与俄语的音和义、词和形建立起直接联系，激发兴趣；其次，创造俄语语言环境。教师在日常的学习中要训练学生用俄语会话。每天可以轮流让同学用俄语讲述一个小故事或者日常见闻，然后叫其他同学复述或者翻译。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俄语表述能力，又促进了学生的听力和概括总结能力。俄语会话不能仅限于课堂。课后也要激发学生用俄语交际，表达思想的热情。最后，培养学生整体阅读习惯。
（一）提高俄语教师的语言意识观念
俄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应学生的进度和节奏，换个角度，达到传授知识，教会学习方法的目的。这就要求俄语教师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对学生进行训练，增强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
1词汇固定搭配的训练
教师给出惯用搭配的词组、套话，是提高学生语感、学会地道的俄语，减少“中国式俄语”的出现的有效方法。如：蒯剽剜劂劁刳劁仡（蒯剽剜仉匮劁仡）剀剜卦剜（亻劁剜）耀，劐蒯剽刂剀剡劐劁仡（劐蒯剽刂剀匮劁仡）剀剜卦剜（亻劁剜）赜亻刈剞耀
2同义词或近义词的辨析
同义词、近义词辨析练习可以帮助学生区分词汇在语义、修辞、搭配、语境上的异同，是目前俄语教学常用的方法。如：匮剀剀劐剽匮劁剡仨刿―劁剜亻剡仨刿的差异在于语义：前者强调做事按部就班，有条理，有秩序；后者指人做事按要求准确无误。
3成语和谚语的训练
教学中适时地提供与某一词汇或句法结构相关的固定套语（包括谚语、俗语），是了解民族心智的自然而有效的方式，比如带有动物名词的比较短语。例如：禺剜剌亻匮剡刳刂，剀匮剀剽仨匾匮；蒯劐劂劁刳剌刳剀剜刭剌匮赜剜卦剜剽剜卣。
与此同时，还应培养学生对俄语学习的兴趣、对俄罗斯文化的热爱，培养跨文化交际个性，双语语言个性，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言语活动策略。
（二）引导学生自觉培养俄语语言意识
在俄语教学中，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生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对俄语人才有着更高的要求，要求培养学生成为听、说、读、写、译五种言语技能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对俄语专业的学生而言，了解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民族习俗是俄语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教师要引导学生本身在日常学习中自觉对比俄汉语的差异，逐渐培养自己的俄语语言意识，学生在课外的学习中养成通过多媒体、网络、电视等渠道了解俄罗斯人的语言习惯、言语定型，自觉将母语与其对比，找出两种语言的差异，经常浏览双语新闻，在翻译中找出差别，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识记。
“言语活动论”主张和提倡的是自觉的学习，自觉的言语实践，反对盲目的纯机械训练。一般应当从自觉掌握开始，经过不断练习和实践，使其达到言语熟巧自动化。俄语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是有目的、有动机的。活动的目的和动机愈明确，进行活动的愿望也愈强烈，要求也愈迫切，自愿为此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会越多，即自觉性越强。教师应该经常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和动机的教育，使他们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5]
（三）教学内容应体现俄语语言意识
教材的编写要加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取材新颖、富有时代气息，语言简洁、规范。同时充分考虑俄罗斯语言、文化等国情特点，注重文化知识和语言材料相结合的原则，增加学生对俄罗斯的了解。将反映俄罗斯人言语礼节、文化等信息以注释或特殊字体方式呈现出来，也可以图文并茂，插入符合情景的画面等，引起学生的注意。教师要选择能够体现俄罗斯人语言意识的教学材料，如：先例文本，先例现象等，来自于文学作品、广告词、笑话、政论文等。
（四）通过整体阅读培养俄语语言意识
俄语阅读教学不仅有利于理解、分析、概括、判断等综合思维能力的提高，也有利于增加学生的语言、文化、社会知识，扩展词汇量，培养语言感知能力。因此，俄语阅读是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环节。所谓整体阅读模式就是指：学生掌握文章整体结构脉络，在头脑中形成图式框架。带着问题去阅读，老师应该与学生们一起研讨文章的内容，结构。如：分析文章段落大意、预测故事结局、讨论写作目的、分析主人公心理、讨论创作背景等。学生的关注点从生词、句型、语法以及过级考试，转变为文章的内容与蕴含人生哲理，如此俄语阅读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一起了解世界、感悟人生。[6]这样既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每个同学都是阅读的主体，每个人对阅读内容有自己的感悟。在阅读中得到了自我实现与自我发展。
总之，语言意识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俄语教学中，不仅教师要强化语言意识的观念，自身要具备较高的语言意识水平，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塑造学生的语言个性，而且学生自身也要强化这种意识，在学习中自觉对比和实践。在以往的俄语教学中我们往往过多地重视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积累，忽视了学生语言意识，语言个性、交际能力与创造能力的培养。因为学习俄语必须注意了解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充分认识俄语的社会文化意义，从而正确运用俄语思维。通过开设语言国情课程，俄语教师在教学中全面贯彻“联系文化学习语言”的思想。可从词语的文化内涵人手，注重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比较，让学生了解俄汉两种文化的词语差异以及在语言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也可以给学生选择能真正反映俄罗斯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背景知识的学习材料，使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对文化的理解更成熟、更全面，提高阅读理解及运用俄语思维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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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诗学的兴起，一种文化现象被关注，则从这一现象研究文学的著述也就相应出现。无论俄国本土，还是西方，以及我们国内，都有学者从事这一论题的研究，但这些成果的稚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多是在作品中寻找圣愚式人物，以及将疯癫理论与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缺少一种文化史视角的考察，因此，也就不能说明圣愚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是如何对文学文本的诗学特质产生影响的。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王志耕教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下简称《圣愚之维》）则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研究模式。
王志耕教授研究俄罗斯的圣愚文化与文学关系多年，可谓十年磨一剑。那么从这个书里我们能读出些什么值得思考的东西呢？个人觉得，从书的名称即可概括出三个方面。首先，所谓“文化阐释”，表明研究方法是一种文化诗学的考察，这正是他一以贯之的批评路径，即从文化结构寻找诗学结构的对应;“文学经典”，说明针对的对象是经典文本，而不是所有出现圣愚表征的作品，意在解析最具文化建构功能的文学文本;“圣愚之维”，标明对文本进行文化阐释的角度。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圣愚”不是指的历史上的圣愚现象，而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圣愚，指那种渗入俄罗斯文化结构中的建设性因素。或者说，影响到俄罗斯文学经典特质的，不是历史上或现实中存在的圣愚人物，而是借由书面文化过滤所产生的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念。所以，该书的宗旨就是：“在圣愚文化的框架内，说明俄罗斯文学经典的诗学特质的生成机制与诗学效果，从而为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俄罗斯文学经典提供一种本体论及方法论的例证。”（《圣愚之维》，第2―3页）其基本思路就是首先理清圣愚文化的形成过程，然后发现圣愚文化精神结构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体现，并分别从思想层面和作品形式方面进行论述，最后在价值论意义上进行升华，返回文化建构的目标上来。
被视为信仰行为的疯癫，在各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过，但唯独在俄国形成了一种文化，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其独特性在哪里。显然，这个问题是《圣愚之维》的论述基础。作者在这一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全书涉及数百种俄、英、中文文献），对东西方教会中的早期疯癫现象和修道活动做了详细考察。但书中能够体现其方法论意义的是基于这种考察所进行的民族个性阐释。因为只有借助于民族个性才能发现其民族精神，从而找到通向文学特质生成的基因。俄罗斯民族性格问题在俄罗斯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是由诸多双重性元素所构成的。《圣愚之维》则试图从圣愚这一角度认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关于俄罗斯灵魂，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独特性，高尔基写过《两种灵魂》，别尔嘉耶夫也写过《俄罗斯灵魂》，他们在文章中都试图从东西方文化交汇、特殊的历史条件等方面去探究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在面对东西方文化冲突、面对历史苦难时，俄罗斯人会做出那样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动因是什么？《圣愚之维》则把这一问题纳入圣愚文化的语境中考察，许多问题便有了更为清晰的答案，俄罗斯人身上的矛盾性与圣愚法规中的二律背反是同构的，由此，“圣愚文化对俄罗斯性格的形成起了多方面的作用，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性格中的无政府精神、在集体主义掩盖下的个性精神、独立知识分子精神、对力量的偏嗜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圣愚之维》，第54页）也许读者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接近这一问题，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信仰着俄罗斯，每个人都能在俄罗斯充满悖论的存在中找到事例来支持自己的信仰。”[1] 但《圣愚之维》一书给人们提供的就是一种方法意识。转用作者书中的一句话：“文化，是被描绘的存在，是被阐释的存在。”（《圣愚之维》，第8页）关键是要找到阐释的切入点，而从圣愚文化的角度去看待俄罗斯性格如同打开一扇新的门，门外的路或许可以通向遥远的所在。
找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点，或者说，“提炼后的圣愚文化精神结构”，接下来更重要，也是更复杂的任务，便是“发掘俄罗斯经典文学文本由此而产生的经典特质：超越的精神品格、独特的形式品格，以及永恒的生命价值”（《圣愚之维》，第10页）。在“圣愚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品格”一编中，基于圣愚文化的精神结构，作者归纳出俄罗斯文学经典超越世俗伦理、超越“知识”、超越历史、抗拒庸俗、抗拒暴政等精神品格。这里我们从超越“知识”这一点来看书中如何揭示其与圣愚文化的关联。“知识”是人类背弃上帝的手段，这本来是基督教思想的基本原理，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却始终把对“知识”的追求视为解除自身困境的途径，因而否定世俗“知识”的立场即使在神学框架内也有被湮没的倾向。而圣愚文化正是借助于自觉的疯癫使人超越基于物质欲望的“知识”，回归到上帝，也即精神的“智慧”中去。这也就是俄罗斯文学经典始终把“知识”视为人类苦难根源的原因。“在理性主义的视野里，生活的目标是个人能力的提升和个人欲望的满足，即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生命伦理。但在信仰的框架内，生活的目标是不断将自我融入整体，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降低个人欲望，以达成与共同本质的融合。在理性主义支配下的人，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把知识作为最基本的手段，通过对知识的掌握最大限度地显示自我的存在，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建立在最低需求基础上的物质欲望。当然，如果这一过程是良性的，也就是说，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则这种自我展示就会保持在道德允许的范围内，但历史证明，实际上任何个体能力的提升与欲望的满足都伴随着对他者的限制与损害。在宗教伦理框架内，这就是背弃上帝的罪孽所在。”（《圣愚之维》，第105页）正因为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知识可能使人获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所以，人们便自觉放弃了对“知识”的批判性眼光。而在圣愚文化结构中的俄罗斯作家，则用他们的“第二视力”始终注视着“知识”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危害，尤其是对人类心灵的伤害。而这，也正是俄罗斯文学的独特品格。
在文化诗学的研究中，较之文化精神层面的关联揭示，对艺术形式的文化关联研究，则要相对复杂。《圣愚之维》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它集中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圣愚文化结构中的笑，圣愚苦修与高潮延宕，微观化的宏大叙事。笔者最喜欢的是圣愚苦修与高潮延宕和微观化的宏大叙事这两章，文字酣畅淋漓，屏气读下来，相当有。此部分内容的理解要建立在对圣愚文化的双重性的认知基础上。美国学者汤普逊曾将圣愚文化归纳为五组二律背反的概念：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2]，也就是说在圣愚那里，现实呈现状态与真实的真理层面是不同的，表面虽混乱不堪，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崇高的信仰。按照这个逻辑可以分析出，圣愚文化影响下的俄罗斯文学经典在形式上也有着如同圣愚一般的外表与内在的矛盾表现。读者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的笑并不是欢乐的笑声，其背后隐藏的却是作者深深的忧伤;看起来是私人化、碎片化的微观叙事，实则有着对信仰的执着追求，甚至由此可以说，在俄罗斯文学经典中，其实并不存在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复调”，它在文化修辞层面上永远存在着一个宏大叙事的独白表达，这也是圣愚精神的终极体现。
文学研究起点是从文本出发，关注作品的审美价值，最终目的则是要实现文化价值的建构。这是王志耕宗教诗学研究的一贯原则，在《圣愚之维》中则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就是“圣愚与俄罗斯文学的生命品格”一编的主旨。研究俄罗斯文学，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我们自身文化建构提供借鉴。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文学经典所构建的超越性精神空间、与世俗生存环境相对立的理想世界，便是给我们描绘出的宝贵的镜像。在该书这一部分的论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充满热情的表达，无论是圣愚语境中的“虚无主义”、自我放逐的生存还是圣愚的“第二视力”、疯癫与救赎，都在哲学思考的层面之上，论说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命题。只是就如同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在看见乡村的小木屋那一刻幡然醒悟、皈依信仰，这部分的内容总让人觉得需要某种顿悟、某一启示才能感受到它的力量。这也许是作者给读者故设的一种提示：即，当你执着于现实生活中琐屑的欲念，是无法感悟一种超越的精神的。这不仅是因为圣愚现象已成为历史的原因，而且也是因为我们身处于一种世俗气过重的文化结构之中，如果要求人们对一种精神苦修的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则是有些奢侈的愿望。
注释
[1][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中国
中图分类号：G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212-01
一、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成就
回顾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历史,大体上经历了几个繁荣时期。1917年苏维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处于剧变中的中国迫切地需要从外来的精神力量中汲取养分,以建设一个科学、民主的新国家,邻邦苏维埃打破沉重的枷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世界,加之19世纪俄罗斯文学卓越的成就,使有志于改造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苏维埃国家的同时关注俄罗斯文学,社会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前进的目标,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被引入中国,引发了中国关于俄罗斯文学译介和研究的第一个繁荣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世界的政治格局再一次发生倾斜,俄罗斯文学随着“老大哥”苏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向中国的输入而再一次在中国处于繁荣时期。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拨乱反正,使俄罗斯文学经典再次受到关注,文学作品的译介从普希金到高尔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苏联以人道主义和文化复兴为特征的“解冻文学”也彰显出其独有的魅力,回归文学的变革意识和追求自由创作之风,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诉求不期而遇,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进入了第三个繁荣时期。在第三个繁荣期里,得益于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及时、直接地把握俄罗斯文学的发展,通过文学作品的译介、文学史的梳理、文学理论的引入等,把俄罗斯文学的成就,全方位地展现给中国学界。
开放30年来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在理论译介和研究上力求保持其“原汁原味”,作品研究也大多以俄苏文学的人文背景为基础,因而属于“国别文学”的范畴,是具有俄语语言能力的中国学者投身于俄罗斯语言文学的语境之中,将俄罗斯文学的内容准确直接地呈现在中国读者和学界的面前。这对于加强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丰富文学世界十分重要,对于深化作为国别文学研究的俄罗斯文学有着特别的意义。但从彰显研究主体的身份、突出“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来说,成果的比例明显失衡。在这里,通过学习俄语或接触中译本突破中国学者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语言障碍,使得研究的主体希求等同于俄罗斯学者,使得其主体意义消解无存,“俄罗斯文学”本身存在的时间与空间条件成为考量的唯一理据,将俄罗斯文学定位于俄罗斯历史的时间坐标系,研究处于俄罗斯地域空间中的作家、作品、思潮与流派,其研究视域是单一和封闭的,并未因研究主体在民族、语言、文化乃至审美的、社会的、学术的需求方面与研究客体的差异而使之呈现多侧面的视角,因为研究主体或是克服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或是弱化了研究主体所属的文化因素和审美、社会、学术需求。这种研究的多侧面的发生有赖于比较文学视角的引入。
二、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比较文学视角
在谈到中国的俄国文学时,我们关注的对象,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是作为国别文学的“俄罗斯文学”,其中反映着斯拉夫民族的语言文化特征,体现着其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但相对于斯拉夫民族之外的外部世界来说,它是单一的和封闭性的,考察的对象是属于俄罗斯民族(广义上的)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二为进入了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之中的俄罗斯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的研究主体,研究具有前述表层含义的“俄罗斯文学”,这里,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关系上具有了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特点,“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背后,体现着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当一个民族的文学进入另一个民族的视野之中时,处于他种民族视野之中的某一个民族的文学便获得了比较文学的价值。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在文化研究学者那里把文化研究与精英文学研究相对而观,但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精神成果的文学文本,本身即是文化活动的载体和隐喻,文化活动是文学文本生产赖以存在的基础,换言之,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历史的、人文的、时代的语境。从文化传统追索的角度研究俄罗斯文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俄罗斯文学的价值,更加密切地把俄罗斯文学与中国自身的需要相结合。与此同时,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中国进行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求以之为基础,建立中俄之间的文化对话,促进中俄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在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中,挖掘中俄文学关系的内在汇通性,寻求两者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并把这种联系纳入到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将有助于我们达到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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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20年度学院院长述职报告
2020年是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不平凡的一年，学院各项工作出现了疫情模式下的新问题、新挑战，经历了线上线下新模式的考验，面对新形势，我作为学院院长，带领全院教师共克时艰，较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年度目标和任务。
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创新线上教育教学模式，云端完成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培养任务，侧重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
上半年，面临疫情形势，带领全院师生利用spoc、腾讯会议、ZOOM会议等网络平台和微信、QQ等自媒体平台圆满地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线上理论与实践教学、考核、毕业论文撰写、答辩等各个教学环节，尽管有些教师，尤其是老教师面临网络技术不会使用的困难，但在全院师生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完成了所有课程和教学环节的各项任务，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通过云端开展了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和学团活动，大大提高了教师和学生参与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提高的热情，一年来，学院共有25个项目获得创新创业项目的立项，其中部级3项，省级4项，校级18项；“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共有25支队伍参赛，两组团队获校级金奖，一组获校级银奖，两组获校级铜奖。获得国家、省级口译、演讲、阅读、写作等赛事奖项9项。新建外语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项目5项，促进了校企合作和复合型、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为学生未来就业搭建平台。
（二）结合“一带一路”战略下吉林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小语种人才的需求，建设斯拉夫语专业集群建设，为学校的对外教育合作拓宽基础
近年来，学院一直关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小语种人才的新需求，新建了波兰语专业、捷克语专业，利用以俄语为基础的斯拉夫语集群优势，立足于国家紧缺的面向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斯拉夫语族小语种人才需求定位，截至2020年9月，已完成三届波兰语本科专业的招生，积极引进稀缺的波兰语教师和捷克语教师。同时，在国家对外科技合作转向“俄白乌”战略的背景下，学院正在加大斯拉夫语集群建设力度，筹划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专业的建设，力争在“十四五”期间新增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本科专业，形成斯拉夫语框架下的专业集群优势，为学校进一步打造“俄白乌”合作办学特色和实施国家对外科技合作战略转向奠定人才培养和语言服务基础。
（三）以项目申报与团队建设为依托，凝练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方向，提升高水平科研项目申报数量与层次，为十四五期间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术硕士授权点夯实基础
2020年，学院多次开展学科组成员项目申报培训会议，指导骨干教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省哲学社科基金、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项目、省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等科研项目的申报。面对外语专业的杂志数量少、核心期刊杂志偏少、小语种教师发表文章困难的现状，教师申报课题和完成课题都面临巨大困难的现状，鼓励教师多申报以教学改革实践和翻译实践成果类的纵向和横向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学院教师共立项科研纵向项目8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1项，教育部国际司专项委托研究项目2项，完成结项课题2项，中国高教学会课题1项，省级教研课题6项，横向委托项目1项，出版专著4项，编著3项，主编教材3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7篇，其中，重要期刊2篇，CSSCI期刊2篇，核心期刊3篇。学院在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朝鲜语语语言文学等二级学科项下进一步确定了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研究方向，组建了每个研究方向的梯队，制定了团队成员周期性学术研讨会制度和按照学科方向整合研究的制度，力争每年度每个研究方向都能发表本研究方向学术前沿成果，申报高水平课题，为十四五期间增设日语笔译、西班牙语笔译、俄语口译等专业硕士学位点儿和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术硕士点的授予权做充分准备。
（四）以俄语学科建设为龙头，打造学校特色工程建设品牌，全面提升对俄人文合作特色和俄语学科国际影响力
多年来，俄语学科团队为学校的对俄合作办学特色、孔子学院建设以及国家的中俄人文交流和吉林省的对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2020 年，俄语学科继续围绕学校特色工程建设目标，继续扩大学校在中俄人文交流领域的影响力。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项，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项，国家汉办基金项目1 项，完成教育部国际司委托专项研究项目1项，完成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基金项目2项，组织新申报2020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5项。项目结项成果均以著作的形式出版，包括学术专著2 部，文学译著2套，编著1 部。举办教育部国际司专项翻译艺术大师班线上培训15 场，为全国高校200 余名师生进行了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培训，凝练了俄语翻译学科的文学翻译培养特色，进一步扩大了俄语学科在全国和俄罗斯高校的影响。组织俄语教师团队参加俄罗斯和国内线上学术会议30 余次，参加了俄罗斯亚太地区文学节开幕式并代表中国学者发言，参加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举办的第十四届世界俄语大会等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打造了我校俄语学者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提高了俄语师资团队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理念的能力和影响力。
（五）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现有师资的能力建设，鼓励各专业教师参与国内国外的线上线下学术会议，拓宽专业教师团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院骨干力量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能力
2020年，学院通过申报博士招聘计划，鼓励教师出国进修学习等方式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层次和水平。2020年学院申报英语、日语、俄语博士计划4人，完成引进计划2人。有1人结束国家留学基金委美国访学项目如期回国，派出1人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人正在西班牙攻读博士学位。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外语专业博士比例偏低的问题。在疫情的条件下，学院共派出教师参加国内各类线上线下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类学术会议30余人次，及时了解和掌握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学科建设改革的前沿问题和新举措、新经验。同时，鼓励教师参加国际性学术前沿问题的学术交流与研讨会，进一步明确科研骨干力量的学术研究方向，整合力量，与国内外学术前沿接轨，提升科研骨干力量的团队成员合作模式下的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的能力，提升科研产出能力和成果层次。
（六）在教学及科学研究领域做到率先垂范，取得国内领先的教学理论成果和文学翻译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多年来，我本人一直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在学院教学改革中率先提出了零起点学生的学案式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并率先实践。在听说读写译几大技能训练方法和理论方面加强研究与实践，在国内外语教学界率先提出了依托母语和中介语的外语教学法理论，所提出的辅助语言学习理论填补了我国大学外语专业零起点学生学习非英语专业语种的教学理论空白。该项研究成果得到了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在俄罗斯出版了该著作的俄语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该著作的汉语版，为全国大学外语专业教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2020年完成了国家汉办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项目——《中国唐诗的俄译与鉴赏项目》，在俄罗斯出版了学术专著《和谐之美——唐诗的俄译与鉴赏》。该项目以中国古典诗歌背后的文化背景分析与翻译方法为主线，采用直译与意译并行、文化背景分析与翻译方法讨论的方式引导俄罗斯学生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化的内涵。此外，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带领俄语文学翻译团队完成了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经费项目《俄罗斯白银时代短篇小说》作品选（三卷本），带领俄语笔译硕士研究生完成了《俄罗斯远东文学作品集》项目，完成了教育部国际司委托项目《“一五”计划时期中苏工业合作史实研究》项目，获批教育部国际司国别区域研究专项经费项目《普京总统讲话习语及其在中俄人文交流中的应用研究》，获批教育部中俄人文交流机制项目《中俄女性作家作品互译项目》、《俄罗斯生态文学作品汉译项目》。此外，受邀郑州大学做学术报告《俄语教学与翻译人才培养策略》，受邀参加第十四届全球俄语大会（线上）并做大会发言，受邀俄罗斯亚太地区文学节并做大会主题发言，主持俄罗斯当代翻译理论与翻译艺术大师班15场，参加俄罗斯梁赞国立大学、伏尔加格勒国立社会师范大学、阿穆尔人文师范大学组织的线上国际会议和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以上学术会议和学术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我校俄语学科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院整体高层次人才数量不足，科研创新能力欠缺，缺少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手段。
（二）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教师缺乏改革创新的动力，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成果不强，金课建设、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还处于空白，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还没有形成较高的覆盖率。
（三）学科建设团队力量整体上不强，学科方向不明确，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有代表性的高水平科研成果。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转型理论；民族性
俄罗斯社会转型理论的形成源自1986年召开的前苏共二十七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之前苏联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长期存在着两大：一是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制程度，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完全否定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作用，急于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二是把所有制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忽视了所有制内涵的丰富性，从而没有研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即生产资料的运用方式问题。苏共二十七大时突破了个体经济是私有制因而予以消灭的僵化观点，开始从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允许并支持个体经济发挥补充作用，实际上是承认了个体、集体和全民所有制应长期共存、并在各自适合的部门发展的思想。之后苏联进入社会转型阶段，私有化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突破口，在前苏后期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被大规模实施，并且被理论界广为论证，以至形成了俄罗斯现今独特的社会转型理论。
一、社会转型理论要点及其特色
如前所述，俄罗斯社会转型理论始于国家私有化的讨论和实施，而俄罗斯学界对“私有化”概念的不同认识就预示着俄社会转型理论观点的各异。有学者认为，“私有化”在俄学界有三种不同含义的解释。（A·拉迪金1995）第一种观点认为私有化等同于非国有化，即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全部或部分地出售（转让）给私人或法人所有；第二种观点认为私有化等同于非国家化，即指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变形，如承包、租赁等；第三种观点认为私有化是指初次私有化之后的所有权再分配过程。与私有化概念的界定相适应，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潘大渭，2004：1）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到90年代，其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改变现状和如何打破现有社会体制；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目标是获得政权的自由民主势力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期望俄罗斯快速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俄罗斯学界痛苦反思的阶段。面对激进改革导致的生产急剧下滑、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深和国力急剧衰弱等现实俄学界对西方道路的可行性产生了巨大怀疑。对此，俄学界用三个词汇来具体表述。第一阶段用“改革”一词意指对当时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造，使其获得新生；第二阶段用“过渡”一词，意指社会的改革是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过渡，即“从集权主义过渡到民主化，从行政命令的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反映了当时俄罗斯人急切希望跨入西方社会的期盼；第三阶段用“转型”一词意指对俄追求的单一模式的否定和对前进道路目标的进一步探索。这三个词汇同时又反映了俄学术界构建社会转型理论的艰难历程。
一般而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过程和四大流派。三个过程主要是以俄社会变迁的历程来划分的，即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主体理论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后进现代化理论阶段和当代的多元反思阶段。社会主体理论的立足点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在前苏和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俄整个社会急切期盼的是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原有的旧体制，是尽快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央集权向民主的市民社会体制过渡，然而随着改革引发的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社会学家们开始反思单纯的体制替代是否合理，转而关注社会主体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正是由于俄罗斯不成功社会转型所形成的困境局面和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迫使学界将目光重新投向那些承担了改革代价而获益甚少的民众。也即这一过程是在俄社会迷乱中寻求社会支撑点的社会转型理论。第二过程主要是探讨适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俄女社会学家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为代表。她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有先后之分，发展滞后的国家总是在“追赶”发展超前的国家，后进国家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追赶”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实然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翻版。她认为，各国的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因此后进国家不是选择什么发展模式，而是如何朝这一模式发展的问题。但同时她又认为，在后进现代化社会要解决的不是纯“工艺”问题，即制度和文化的简单移入，而是所移入的制度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她主张后进国家主要应该讨论人是如何有意识和积极地创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人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社会过程、自己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和在有意识选择自我生存模式时如何调整和构筑自己的价值观。（纳乌莫娃，1999）纳乌莫娃的这个思想为俄罗斯多元社会转型理论的提出创立了良好基础，虽然她未能完全回答俄社会现实的需求，也未能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指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方向。“俄罗斯多元社会转型理论”是在纳乌莫娃的启示下形成的，以一些俄社会学界的资深人物如扎斯拉夫斯卡娅、亚多夫和阿希耶泽尔等人为代表。由于后文还将细论，此处只作总体评价。他们的共同点是对20世纪80-90年代俄改革结果的失望，同时又对俄社会发展前景缺乏明确和乐观的判断。他们共同认为，仅仅依靠少数精英自上而下的推动、以往试图割断历史和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而忽视社会内在积极性的生成是导致俄社会转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元理论的提出表明俄社会已形成一种共识，即由权力精英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社会基础层面为谋求生存而发生的自发性改革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这已成为俄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潘大渭，2004：1）
所谓“四大流派”是指俄社会学界对俄社会转型的四种主要的不同认识及提出的不同方案，它们是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扎斯拉夫斯卡娅的“社会行动者理论”、亚多夫的“西化理论”和阿希耶泽尔的“文化分裂”理论。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前文已有所述。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她的理论分为二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她强调社会精英的创导性活动，认为参与转型过程的多元主体包括社会精英有目的的活动和社会民众的适应性反应活动，认为民众只是消极地适应精英领导的活动。在俄社会转型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她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认为俄社会转型艰难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内部生成的动力，同时也表露出对俄现有“精英”的失望。她认为社会转型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它涉及社会体制的三个方面：即权力机构等作为社会外壳的社会制度、社会里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内核的社会文化。改革活动最先涉及的对象是社会制度，特别是决定社会的制度社会类型的那些社会制度：权力制度、所有制、市民社会和人权。社会体制中比较深层和比较难以控制的层面是社会结构，对其不可能直接实施改革，只能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实现预设的变化，社会结构是衡量和评价社会转型的社会指标。变革最基础的战略目标是社会文化，它包括社会价值观结构、需求结构、社会动机及其趋势、日常生活活动的规范和方式等，社会文化是衡量社会变革前进或倒退的重要标志。而决定和影响这些变化的社会机制主要是“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T·扎斯拉夫斯卡娅，2002）在这里她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亚多夫认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应该在肯定社会变化合乎常规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预先设立的综合评定标准，社会理论中除“实证知识”外，还应有人的价值舍取。他指出，研究社会转型的第一要点是必须认识到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变迁，更重要是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社会认同是社会转型研究的第二要点。就俄罗斯而言，它是不属于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欧洲”，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依靠横向相互作用的公民社会结构，而俄罗斯的社会体系是纵向相互作用为基础的金字塔。他认为，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决定了俄社会认同的分裂，这决定俄社会转型趋势将是一些大城市成为西欧类型社会发展的“前哨”，而在这些城市的周围是一些保留了相当多俄罗斯传统秩序、甚至苏联时期传统秩序的“停滞”地区。（B·亚多夫，2002）其实亚多夫的观点并不新，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俄理论家索洛维耶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民粹派思想的复活。阿希耶泽尔认为，俄罗斯社会处于东西两种文明之间，是兼有两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成分的一种特有的中间文明，这种文明缺乏本质联系，容易产生悲剧式的事件，从而使破坏性再生产占有主导地位，正因如此，社会无法克服文化与社会关系间的矛盾，所以他认为俄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他又指出，分裂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表象，当对立的价值观念出现分裂时，社会与国家之间、民众与权力精英之间、民众与思想精英之间、精英与精英之间就会产生混乱，俄罗斯目前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俄多次无法实现顺利转型的根源所在。（A·阿希耶泽尔，1995）
总的而论，俄社会转型理论都是基于俄罗斯社会现实及历史文化的痛苦反思，各具特色。但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无法回答俄罗斯的现实所需，对俄的未来发展趋势及改制方案未能给予准确的回答，因此还不能说是成熟的理论，同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俄理论界的迷茫及俄社会转型的实质性艰难。二、俄社会转型理论立论的经济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是源自当时经济基础的理性回答，俄社会转型理论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认为，俄社会转型理论的阶段性变化就是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状况的理论脚注。
如前所述，俄社会转型始于前苏共二十七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问题上的突破，当时的苏联处于高度的计划经济和集权的官僚体制控制之下。据统计，1985年国有经济成分在就业人数、产值、固定生产基金中的比重分别占全国的81.4%、86.6%、88.1%，而1990年其比重分别为76.7%、82.7%、88.9%。（年鉴1990：51）也就是说实际的社会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十分有限。真正的俄社会转型应该起始于1992年的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将俄的整个经济体制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主导转移到以市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是当时俄政府的主要目标。俄私有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证券私有化”阶段（1992—1994年），通过发给公民私有化证券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货币私有化”阶段（1994—1996年），通过出售企业股票有偿地转让国有资产；“个案私有化”阶段（1997—2000年），停止大规模私有化，转为按“点状方案”有选择地个别地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但转型后的后果却令人担心，正是在转型期内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衰退，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这次衰退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时代的美国或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1991—1998年，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3.3%，工业生产总值下降达56%，而卫国战争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只下降了24%。（陈兼，2004）俄就业状况也不乐观，1998年21—25岁的人失业率为2%，再就业率为15%，而41—45岁的劳动力失业率高达41%，再就业率也只有27%。（E·卡列诺娃，1999）尤为可惜的是俄“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作为一个拥有知识力量的大国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俄科学家的数目从340万下降到130万，俄国家对于科学和学术发展的投资则在90年代中后期下降到了只有80年代末的1/12。（陈兼，2004）
俄社会转型给俄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比经济数据更具有负面性冲击作用的是给普通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由苏联解体而产生的巨大震撼还仅在眼前，俄罗斯几乎在转瞬之间又被带到经济与社会崩溃的临界点。1999年俄消费价格上涨6168倍，居民实际货币收入下降60%，同年“恩格尔系数”达到52..0%，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据推算，2000年俄富人阶层占总人口的1.5%、中间阶层占20%、穷人阶层则占70%，基尼系数1999年达到0.394。（俄统计局，2001：106）农村更陷入困苦之中，1998年,46.7%的农村人拥有的可支配资金低于最低生活费标准。1999年农业中的平均劳动报酬为整个经济部门的39%，同年农村劳动力失业率也达到20%。（乔木森2001）工农生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拉大，如1995年与1991年相比，工业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了2299倍，能源价格上涨了5399倍，而农产品的价格只上涨了769倍，这使农村人遭受的损失达183亿卢布。（薛君度等，1997：249）巨大的落差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犯罪现象不断加大。如1996年农业企业中共发生犯罪案件2000多件，占经济领域全部犯罪数量的1/4，造成物资损失5800亿卢布，有学者估计，大约50%—95%的隐型犯罪并未被揭露，受贿、盗窃、贪污是主要犯罪形式，农业企业中的30—50%的收入用于贿赂和与犯罪团伙的联系，40%的经营者和2/3的商业组织涉嫌贪污，而且犯罪双方有长期合作的趋势。（D·利沃夫，1999：463）
俄罗斯的社会学家就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发展背景下苦苦地探索着俄社会转型理论，复兴俄罗斯的强烈欲望和造福人民的责任意识促使俄社会学家在立足本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制度模式，但俄罗斯固有的威权治理传统、东西文明交融而成的文化矛盾性格及“均贫富”的村社精神不仅制约着俄社会学家的理论视野，同时又规制着其社会转型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修正。三、俄社会转型理论立论的文化、社会基础
对于俄罗斯十余年的社会转型结果美国社会学家伯拉沃依这样评价，俄国经济非但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从本质上看俄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内卷性”的向下走的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的基本特征是，尽管俄国经济表面上实现了由国有化向私有化的转变，但却并未产生出具有更高生产力的机制与组织，而恰恰相反，表面上的转型在完全摧垮旧有生产机制与组织的同时根本没有建立起有效率的新的机制与组织，因而造成了俄国经济的大衰退，这是一种“虽有转型，却无改造”的内卷化过程。（伯拉沃依，2001；陈兼，2004）伯拉沃依的评价看到了俄社会转型理论的指导缺位，但他未能看到俄社会转型矛盾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正是这个基础导致了俄理论指导的混乱。现分别析论之。
从俄罗斯的历史发展看。俄国是由斯拉夫人建立，斯拉夫人分为东、西、南三支，6世纪以前东斯拉夫人还处在氏族社会阶段，但住在南边的东斯拉夫人开始称为罗斯人。罗斯国家形成于882年，由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完成。他沿德涅伯河南下征服基辅和邻近各公国，以基辅为中心，统治着德涅伯河到伊耳缅之间的土地，号称罗斯大公，这个国家也被称为基辅罗斯。在经过拜占庭文明的光辉洗礼后，从11世纪中叶起基辅罗斯国家开始解体，各公国的分裂和蒙古的入侵使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一直到14世纪俄罗斯才逐步从外族侵略中得到恢复，之后东侵西夺成为横跨欧亚两个大陆、连接东西两大文明的庞大帝国。这种独特的地域和发展历史使俄罗斯在饱吸东西文明精华的同时，又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畸形状态，一方面社会出现“间断性”发展，忽盛忽衰；另一方面国策上忽东忽西，从长时段来看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这使得俄社会转型理论的确立很难有明确的定位基础，导致了理论界的思想混乱。
从俄罗斯民族性格来看。有人认为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是“极端性”和“无中间性”，（李立永等，2004）此话不无道理。美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考察了二战后滞留在西方的2119名苏联公民后也曾总结说，在俄国性格中一般都有下列倾向：需要依附、需要强有力的外在权威，与此相关的是行为的极端矛盾性，如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信仰与绝望、积极与消极等。导致俄罗斯这种民族性格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其一，宗教因素的影响。宗教既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深深影响其民族性格的形成。自公元十世纪第聂伯河的集体洗礼后，拜占庭文明的光辉普照着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东正教宣扬的善良、友爱、温顺、忍耐、虔诚等深深影响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的执着与“十月革命”后对待的态度截然相异。“十月革命”后在无神论的影响下，俄罗斯人大肆进行反宗教宣传，破坏神殿、驱逐僧侣、残害教士等行为强化了其极端性性格特征；其二，自然环境因素。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处在寒温带，这种气候使得俄罗斯农业生产的时间特别短，而收成却不得不用来保证一年的消耗，这一方面使俄罗斯人拥有了极度的忍耐力，使他们具有在极短的时间内积蓄自身全部的物资和精神力量完成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造成精神的一张一弛，使得俄罗斯人好走极端；其三，地域环境因素。俄罗斯横跨欧亚、地理广阔，这种地域环境一方面使俄罗斯人具有内心的广阔性，同时又导致不善于控制自己的随意性。另一方面使其文化显示出两面性：欧洲和亚洲、官员与百姓、世俗与精神、集体与个人截然对立，激化了文化本身内部的冲突性，形成了俄罗斯文化的“双重”独特性，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述，一方面是社会上一部分最高文化阶层的欧洲化，另一方面是亚洲生产方式的深化和东方独裁专制的强化。（弗兰克，1999：214）于俄社会转型而言，接受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休克疗法”式的极端药方就不难理解了。
从国民意识来看。扎根于俄罗斯主体居民的文化中最有影响的要属村社制度和村社精神。所谓村社制度是指从13世纪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农民共耕社。它是俄罗斯农民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自我保护的一种协调机制。在村社制度下，农民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以求达到收支平衡，不以获利为目的，靠村社的平均机制抵挡商品货币关系的猛烈冲击。在村社制度下，土地重分制度保证了农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帮助和互助传统化解了单个农民面临的困境，村社的民主原则和集体主义精神造就了农民的传统道德和传统行为规范。（张广翔，2004）村社制度构成了俄罗斯社会制度的基础，以至形成了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村社意识，从某种程度来说它又是俄罗斯的国民意识。在村社意识中，不平均就是不公正和不平等，社会的不满和骚动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因为人民感觉到不公平。同时村社中自给、自足和自利的习俗养成了俄罗斯民族独立发展的习性，有明显的封闭排他性。（董晓阳，2002）“十月革命”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庄其实就是建立在村社基础之上，这种村社意识已经深入到俄普通公民的习俗中，任何与之相反的挑战都将激起他们的不满。俄社会转型以私有化为开端，在短时间内加剧贫富悬殊，违背了俄的国民意识，同时加重了俄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诚然，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理论不能仅仅从上述几个方面展开析论，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问题。事实上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以民粹主义的宗教殉道士精神肩负着在东西文明的交融中寻求俄罗斯独特发展之路的重担，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展开论述。总之，本文的目的是在寻求俄社会转型理论立论的合理性基础，为解析俄罗斯的社会发展之路探求一个新的解释。俄罗斯社会转型已经经历了十余年，它一直吸引着国际社会学界的关注。俄罗斯本土的社会转型理论能否经受考验、能否导引俄社会走出暗礁群、能否实质性提高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拭目以待。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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