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等从对赶超战略的批判入手，借助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理论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
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一般原理和规律一样，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揭示了一国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发展关系的一般原理和规律。（1）要素禀赋差异是落后国与发达国的差异所在这一论断，指出了经济演讲过程的特点，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提升。（2）揭示了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应性。不可否认，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对该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制约作用，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状况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存在对应关系。无论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战略，要素禀赋结构都是最重要的既定外生变量。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和支撑的，而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和升级无疑也要反映该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发展会得到促进，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发展会受阻。（3）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是产业发展以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产业结构的快速演进，接近并赶超发达国家，必须注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从比较优势上寻求突破。
比较优势战略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是由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决定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由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个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领域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的一般原则和规律，萨缪尔森称之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绝对成本论不仅指出了产品的绝对成本是一国贸易的基础，第一次论证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性质，而且揭示了绝对成本优势的来源：一是自然禀赋的优势，二是人民的特殊技巧和工艺上的优势。比较成本论的“两优择重，两劣择轻”思想则揭示了分工和贸易互利性的一般特征，指出不论一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从中获利。要素禀赋理论从各国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说明了比较成本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通过要素选择和合理组合降低成本，获取贸易利益的思想。
二、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不足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理论界得到一定的认同，但也遭遇到大量的批评。郎永清（2004）认为，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形成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存在，一国的产业结构并非仅由要素禀赋结构先天决定。一国的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主要取决于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位置。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在较为落后的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根据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国在国际分工中将一直处于不利位置。因此，如果片面强调要素禀赋对产业选择的决定作用，有可能损害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可能性。胡汉昌和郭熙保（2002）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第一，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第二，就长期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不能自动、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三，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而言，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战略。理由在于，一是大国对外贸易作用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无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对外贸易的引擎作用是有条件的。第四，比较优势战略忽略了制度和文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此，渐进式、分步式的追赶战略即后发优势战略是可行的选择。郭克莎（2003）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而需要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战略。廖国民和王永钦（2003）认为，一国即使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如果存在技术劣势和竞争劣势，该国的产业也必将缺乏国际竞争力，不可能从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持久的好处。而一国哪怕不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效率和规模经济存在比较优势，该国在分工中同样具有竞争力，能够充分享受到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内生比较利益，从而能较快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笔者认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没有对比较优势战略与国际分工、对外贸易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进行充分的分析，这是该理论遭到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廖国民和王永钦（2003）认为，中国劳动力优势，是静态的低端的要素优势，劳动生产率和技术的劣势会自然抵消这种优势。规模经济理论（朗永清，2004）也说明了只存在高级要素的优势，而不存在低级要素的优势。因此，落后国家由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在国内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在国际上不一定有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本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可能会变成劣势，结果可能是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导致贫困化增长。这必将影响到国内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经济剩余的积累速度，从而延缓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这个角度说，认为由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产品收益不能长期化，其比较优势不能自动带动产业升级的批评是有理论依据的。
第二，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虽然揭示了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但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应性不具有先验性，而是具有后验性。即一国的产业结构及产业竞争力是以其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和支撑的，产业结构必须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状况，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不必然地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及其竞争力的加强。只有在把一国经济发展看成是封闭的自然演变过程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的先验性才能成立。最先发展的国家其产业发展往往是自然演进的，而后起国家大多必须走跨越式扶持发展的道路。
根据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要得到发挥，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要素价格结构，即熊贤良（1995）所说，比较优势已经充分反映到产品价格上。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市场所固有的缺陷，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因此，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
第三，更重要的，没有充分论证一国特别是落后国家比较优势及比较优势升级的来源，因此也就很难充分说明落后国家何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尽管比较优势战略所考察的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但落后国家如果一味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以实现产业结构自然升级，这个过程是过于缓慢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勾画了一个经济自然演进的图景，而忽略了在历史进程中，一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往往是遵循跨越式途径，自然演进者通常是被世界经济所被抛弃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也说明了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是跨越式发展过程。没有原始资本积累，就没有英、西、葡、荷等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无法迅速建立。美国、德国是靠保护扶持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后起国家日本、韩国等则采取的是跨越式发展来培育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实现了经济赶超。在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我国明清封建王朝排斥创新，没有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沦为半殖民地。
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必须首先实现其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突变，从而快速建立起在前沿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显然，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没有对这种突变及其发生进行充分的解释。
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跨越式发展战略
实现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是所有落后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的一个普遍取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和美国对英国的赶超、二战后日本、韩国等对欧洲的赶超，说明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是可能实现的。但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赶超的过程中出现了战略和政策的偏差，陷入了困境。赶超战略如果是建立在一国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基础上，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否定。符合产业梯度发展的规律，战略就有可能实现。而如果赶超战略主要受出于政治等因素所决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驱动，则往往是反比较优势的，也是违反产业发展规律的，这样的战略容易走向失败。普雷维什、辛格、缪尔达尔等所主张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败就是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首先体现在其技术的快速发展上。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关键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从而产生变迁速度要快于发达国家。通过低成本、低风险地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模仿，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但技术模仿和引进必须与资本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才能转化为赶超的速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是起先导和制约作用的。这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对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越是新技术，发达国家的保护越严，获取的代价越高，而对成熟技术，则保护轻松，获取的代价也较低。这说明，技术可以模仿，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持续地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适宜的技术”。经济的跨越式快速发展，要求在技术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更大更多的创新，突出经济发展中人的作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要使得一国在最高级的要素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才能支持产业向高级化和具有竞争力的方向转变。为此，落后国家必须实现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向技术创新的快速转变，缩短追赶的过程。实现这种快速转变的唯一路径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并没有能够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邹薇，2003）。在技术引进和模仿的过程中缺少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结构的系统提升就无法实现，从而产业的跨越式变迁和经济赶超就不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是保障技术引进效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并形成产业竞争力的先导。
人力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必须由政府刻意而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历史上成功的经济赶超都是由落后国家优先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开始的。日、韩等国正是由于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积累了人力资本的优势，才使得要素禀赋结构得以跨越式提升，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各国在选择产业升级方向时所具备的要素禀赋及比较优势是注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人为扶持所获得的，不是比较优势自然提升的缓慢结果。所以，一方面要看到，日本、韩国等在产业发展上是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这个比较优势的获得正是它们优势跃升的结果，而不是渐进取得的。
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会逐步提升，但由此所取得的比较优势往往只能是发达国家多年前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的不断增加也往往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升级所放弃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没有一个跨越式的提升过程，落后将是长期的，循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去实现赶超的希望是渺茫的。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应遵循“人力资本先行追赶——技术追赶——产业跃升——经济赶超”的路径，重在发挥人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命运的真正转变应该是发生在佩雷丝和苏蒂所说的“第二种机会窗口”，而不是比较优势战略所倡导的“第一种机会窗口”。
四、结语
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升级，向高级化发展的过程。任何国家在确定主导产业并实现产业升级时，都不能脱离由本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但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赶超，也不能受限于比较优势战略，而应力求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突变性提升，走跨越式发展道路。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增加资本存量中人力资本的比重，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经济的赶超必须建立在人力资本存量的赶超上。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既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并保持其竞争力的源泉。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6）
2.张二震.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演变与发展述评［J］.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社版），2003（1）
3.郎永清.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及其意义［J］.国际贸易问题，2004（8）
4.胡汉昌，郭熙保.后发优势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J］.江汉论坛，2002（9）
5.郭克莎.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5）
6.廖国民，王永钦.论比较优势与自生能力的关系［J］.经济研究，2003（9）
7.熊贤良.比较优势战略与大国的经济发展［J］.南开经济研究，1995（4）
8.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J］.经济研究，1997（6）
9.马云泽.“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的再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2003（7）
10.邹薇，代谦.技术模仿、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赶超［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11.罗良针，张莹.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驱动作用辨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5（1）
关键词：一带一路；优势产业；指标体系
一、优势产业选择的理论依据
优势产业的研究涉及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多个学科，其理论依据主要包括新兴理论学派的绝对优势论、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实践应用学派的赤松要的雁型形态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成本论等。以后者为理论依据的优势产业往往与主导产业的概念混淆。
二、势产业的内涵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区域优势产业被赋予新的内涵。“一带一路”将改变西部特别是西北部地区向西开放格局，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被置于向西开放的前沿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陕西省的优势产业时，应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地理位置及是否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不能仅仅以传统优势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为依据，要能够体现开放经济的要求。此外，在可持续发展要求下，优势产业的选择也要考虑产业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三、优势产业选择标准
在选取“一带一路”战略下西安优势产业评价指标时，以国际贸易相关理论、产业经济相关理论为依据，针对陕西省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从比较优势、产业绩效、技术进步、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优势、对外开放优势六个方面建立了多层次的指标体系。
1.比较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比较优势是国家或区域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的基础。因此，比较优势指标可以衡量区域某一产业在开放经济中的竞争力。比较优势可用市场占有率、区位熵、需求收入弹性指数三个指标衡量。
市场占有率=西安i产业销售收入/全国i产业销售收入
2.产业绩效。区域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下陕西省优势产业的选择中考虑了产业发展的绩效指标，通过资产利税率、产业利润率来衡量。
资产利税率=i产业利税总额/i产业资产合计
产业利润率=i产业利润总额/i产业总产值
3.技术进步。优势产业一般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较高的产业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越高，产业经济效益越好。可以用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率来衡量。
劳动生产率=i产业增加值/i产业就业人员数
产品附加值率=i产业增加值/区域工业总产值
4.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在选择优势产业时要考虑产业促进社会进步的能力。产业促进社会进步的能力通过就业吸纳率、平均工资率两个指标来衡量。
就业吸纳率=陕西省i产业就业人数/i产业总产值
平均工资率=i产业职工平均工资/区域职工平均工资。
5.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国家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区域优势产业的选择也要考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反映产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并预示着产业在长期发展中的升级转换能力。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用能源消耗产值率、节约指数、三废排放指数三个指标衡量。
能源消耗产值率=i产业总产值/区域i产业能源消耗总量
节约指数=（i产业能源消费量/全国该产业能源总的消费量）/（i产业工业增加值/全国增加值）
三废排放指数=三废排放量（吨）/产业总产值（万元）
6.对外开放能力。对外开放能力反映的是陕西省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向西开放市场的竞争力。本文用出口相对规模、出口依存度两个指标来衡量产业的对外开放能力。
出口相对规模=i产业出口总额/区域外贸出口总额
出口依存度=i产业外贸出口总额/区域i产业总产值
四、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下区域优势产业的选择，除了考虑以产业、贸易、竞争等相关理论为基础的传统优势产业选择的指标，也考虑了能够体现陕西省与沿线国家经济往来关系的产业对外开放能力等指标，以及产业对环境、社会进步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比较优势、产业绩效、技术进步、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社会进步能力六个方面建立了区域优势产业选择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杨秀云，刘星源，刘红艳等.西安市新城区优势产业选择--基于LQ、AHP模型和产业职能度的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25（7）：107-112.
[2]张璞.基于指标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的地区优势产业选择与评价[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29（4）：21-27.
[3]李传琪.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浙江优势产业研究[J].经济论坛，2010（4）：118-122.
关键词：比较优势 全球化 竞争优势理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如何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获得较高的附加值），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利益的关键。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这种比较优势又是以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应，比较优势的内涵与外延是否有待进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等是本文思考的问题。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比较优势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个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概括来说主要可分为比较优势陷阱说和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认为，如果一国完全以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完全接受由边际生产成本状况确定的国际分工角色，运用本国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忽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最终将陷入低附加值循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有学者发展了上述比较优势陷阱（张小蒂，李风华，2001），指出如果一国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即过度地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完全地发挥后发优势，则只能跟在先进国家之后，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弱化主要是指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之上，从长期来看这种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比较优势弱化的原因可以从发展中国家国内国际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国内环境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数量不丰裕，经济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弱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使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弱化。从国际环境看，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同时，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使资源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受到诸多贸易壁垒的限制，在国际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陷阱和比较优势弱化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或者不适用了。本文通过合理地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发现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内涵和外延的拓展
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
从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理论上来说，第一次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创新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创新期的产品实际上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发展期则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入成熟期则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进入衰退期时基本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转变，产品的生产也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比较优势也将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兹、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对传统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将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结合起来综合动态地研究一国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贸易的根源上，动态比较优势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不仅仅来自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产生的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而且受技术因素影响的规模经济差异将会导致生产成本差异，从而产生价格差异，因此，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差异共同决定贸易格局。在贸易的构成上，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一个国家根据产业内专业化模式仅能生产某一产业内广泛的潜在的产品系列的一个或几个子集；另一方面由于示范效应的作用，消费者总在效用最大化原则支配下，偏好商品种类的增加，这样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找到了产业内贸易的依据。在贸易利益上，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动态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于比较优势利益，而且还会因生产效率提高、生产集中、生产的合理化以及产品多样性而存在潜在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化，为发展中国家先天比较优势的升级和后天比较优势的培育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第一层次的拓展。
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
所谓的先天优势是指一国先天存在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等优势，也叫自然优势；后天优势则是指原本没有，通过后天培育而形成的优势。后天优势的培育不仅要通过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要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产业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先天的比较优势上升到后天的比较优势。“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往往成为后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获得“后发优势”的源泉。有的学者甚至将这种“后发优势”纳入广义的比较优势（张小蒂，2002）。但是，本文认为“后发优势”仅仅是后进国家所具有的潜在的比较优势，它要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还要取决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和“干中学”中学习效应的大小，如果一国仅仅被动地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并且在“干中学”中缺乏消化、吸收与创新，则不可避免地陷入由于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错误而导致的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本文认为后进国家如果能在主动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过程中，加快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可以在特定产品或特定行业上，或者在技术、管理、营销上，替代或赶超同类的国际竞争者，获得后天优势。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波特创立并发展完善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特相继发表了《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优势》（1990），系统地阐述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把国内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国际竞争领域，提出了著名的波特菱形理论。该理论包括四个要素：生产要素，包括一国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和后天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推进要素，且后者对竞争优势更为重要；国内需求，包括国内需求结构、规模、成长率、高级购买者压力以及需求的国际化，波特认为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进而获得竞争优势；相关支持产业，即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品的国内产业，包括上游供给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其是影响一国主导产业取得规模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包括企业的形成与组织方式、竞争激烈程度、创新与企业家才能，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成长和竞争力的维持，政府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此外还有政府和机遇两个辅助要素。波特指出，上述要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动态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进而产生一些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相对具有以下新特点：竞争优势理论除了考虑现实的利益外，还考虑潜在利益对比，考虑一国取得或保持竞争优势，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创新机制，取决于企业后天的努力和进取，只要勇于创新、积极竞争，后进的国家可能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此外，竞争优势理论涉及产业和企业，强调非价格竞争，更注重要素质量和市场的需求档次。
总之，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分布与产业互补的合理性，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而竞争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冲突和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强调各国间相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竞争优势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较优势，但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将原有的比较优势拓展到竞争优势。
上述比较优势三个纬度的拓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传统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内涵的拓展；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外延的拓展。比较优势动态化要求比较优势内容即外延的不断拓展，以资源禀赋等先天优势为基础的狭义的比较优势必然发展到以后天通过努力而培育形成的优势为基础的广义的比较优势。
推动比较优势升级的因素
比较优势既然是动态的，那么如何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呢？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实现自动升级，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贸易自由化，政府不应该干预自由贸易；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不能自动升级，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本文支持后一种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极不平等，发达国家占据高附加值的一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低附加值的一端，导致了全球化利益严重偏向发达国家。实际上，如果通过市场力量来推动一国比较优势的升级，不仅做不到，而且在利润最大化的作用下，各国都偏向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就使原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强化。发达国家继续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高额附加值，而发展中国家则继续出口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获得较低的附加值。因此，通过国家力量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实的选择。
发展中国家要变潜在的后发优势为现实的比较优势，就要技术创新。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技术创新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现状都不能构成坚强的支持，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此外，发展中国家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企业的形成，也需要国家力量的扶持。一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如航空航天、船舶、电子、核、常规武器等应成为发展中国家扶持的重点，因为这些产业集中了大量的高精尖技术，可以创造长期动态的比较优势（杨帆，2001）。
本文所指的比较优势升级应该还包括传统比较优势产业的升级，如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使之向资源-技术密集型、资源-资本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转化。总之，在经济全球化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同时走两条道路：一是以国家力量支持传统产业的升级；二是要以国家力量扶持新的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企业的发展。前者是巩固和发展现有比较优势的需要，后者是培育长期动态比较优势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马述忠.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我国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不适应性.云南社会科学，2002.1
关键字：比较优势理论 假设前提 决定基础 动态
作者简介：刘培青(1976－)，女，湖北黄石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是湖南省衡阳市社科联课题《我国外贸出口的动态比较优势研究》（2006-HYSKJJ-ZC-024）资助项目
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国际经济交往的纵深化发展，作为指导国际商品交换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纯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捍动它在理论界的垄断地位，它所揭示的科学内涵是不可替代的。下面就以争议较多的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三种质疑的解释来说明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
一、假设前提无损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
许多人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所构建的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完全竞争市场、需求偏好相同、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国际间非自由流动等。现实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比较优势理论所依赖的假设前提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因此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有待检验，以它为指导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会与经济目标相左。上面的质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比较优势理论需要一系列假设前提才能成立；二是这些假设前提与现实背离。
比较优势理论的确要依赖一系列假设前提，这些假设可能与现实不符，但若据此否定比较优势论，未免失之偏颇。对理论的阐述假定一些前提条件是一种分类分析方法，将完整的事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通过每个部分的研究来揭示整体包含的规律、性质。这体现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上就是在一定的假设下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种做法是研究方法的需要，目的是寻找事物内在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重要的是，一个理论若是经过正确的假设得到的，那么再把假设的因素一个一个重新考虑进去，该理论仍然具有科学性。需要严格的假设前提并非比较优势理论所独有，而是所有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如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都是从制度既定、一般均衡的假定出发的，而现代经济学更是建立在理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可人的许多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但这丝毫无损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因此，关键是判断所假设的因素与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应不应该抽象的问题。一如在失重条件下考察人的生理机能，所抽象掉的若是重力，那就是合理的，若抽象的是人体的一部分，则就不合理了。比较优势理论设立一些前提条件是合理的。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考察对象是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要素禀赋理论考察的对象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至于其它的假设条件对于要考察的关系并没有实质影响。
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正确的分类分析法，该理论得出“两优相较取其重，两劣相较取其轻”的国际交换规律，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只要抓住这一合理的本质内容，再把假设的因素还原，它仍然是指导当代国际贸易的科学理论。
二、新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到了H-O理论阶段似乎十分完美，但里昂惕夫之谜的出现激励着人们去大胆怀疑传统理论并且从多角度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国际分工模式。二战以后，国际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理论解释一些新现象。因此，有人认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
纵观所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它们都阐述了在国际市场上一国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处于劣势的产品，通过国际交换获取贸易利益。至于一国优势的形成基础是什么，各贸易理论所揭示的是不一样的。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认为优势的形成基础是绝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H-O理论从认为是要素禀赋的差异。新要素理论认为，生产投入中的要素除了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之外，还有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研发、管理等新要素，不同国家在这些新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也构成了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技术差距论则认为技术获得时间先后导致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产品生产能力的不同。重叠需求理论第一次较系统地从需求的角度阐述了相似需求是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干中学模型认为技术知识随产量提高而不断积累导致国家间比较优势的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具有了动态性质，认为产品要素密集类型的变化导致了不同国家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理论从产品的异质性、规模经济和相似需求三者综合的角度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决定基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不完全的角度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原因。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从而更具统一性和说服力。杨小凯的内生理论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基础。还有些理论从产业集群、交易成本的高低、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异质性等角度论证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同贸易理论只是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并没有摆脱比较优势理论所揭示的国际交换规律。
自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来，虽然新的理论不断产生，但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动摇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地位，新理论不过是对它的补充和完善。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仍将需要新理论来解释新现象。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会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它们不能摆脱寻求差异进而产生比较优势通过贸易来获取利润的本质，所以新理论最终属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一部分，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至今没有一个已经过时，它们在认识和理解当代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中仍然很有用。例如，当许多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基本原则” ①。
三、比较优势陷阱不能归咎于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依据比较优势生产并且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口越多反而越穷。批评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不考虑结构调整等因素，按此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范围。从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再到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它们所揭示的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国际交换的规律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反映经济一个方面规律的经济理论当然只能指导一个方面的活动而不能指导经济总体的活动，如果用它来指导经济总体就是没有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单靠外贸的发展不足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在发展外贸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其它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正是混淆了外贸发展和经济发展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只要出口多经济就会发展而盲目发展出口，最终导致了经济的贫困化增长。如同我国，单纯依赖外贸的发展而没有其它的经济推力能否促进经济全局的发展就是个问题。
再次我们看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质问题。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质，这种动态性质表现在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的变化上。比如，资本稀缺的国家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资本积累和引进外资来改善资本状况。技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随时间的推移可通过技术外溢、干中学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方式提高技术能力，而不一定永远处在低技术生产阶段。当一国要素积累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时，一国的比较优势部门必然会发生转变，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些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没有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固守一种传统优势和传统产品的出口，获得了眼前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出口量的增加带来的是价格的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恶化，丧失了经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国家只看到了本国既定的比较优势而没有看到比较优势的变化，忽略了潜在的比较优势，没有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不同产品的出口，从而使一国外贸的发展缺乏持续性。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国家不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而是这些国家没有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运用理论。今日的中国在为自己的产品只有价格优势而没有技术而苦恼时，而早就进入发达国家的美国却为自己的产品没有价格优势对其他国家的产品穷追猛打，说明任何国家固守一种优势都不可行，而应该寻求动态比较优势。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实践的抽象，都是向前发展的，作为静态与动态统一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那些否定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注释：
① Kurgman P.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edited by Jagdish N. Bhagwati, pp. 197-22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国际竞争论》[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15-75．
[2]大卫?格林纳韦．《国际贸易前沿问题》[M]．冯雷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1-129．
[3]李欣广．《理性思维：国际贸易理论的探索与发展》[M]．北京：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12-120．
[4]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250．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灵活运用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章在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脉络的同时，针对中国的经济现状，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议题，指出应同时发挥我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更进一步地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正确地利用好这个优势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发达国家与中国相比具有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丰富的优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自身的比较优势，如大批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地域等发展我国的经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迁，这种比较优势又在发生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同时发展这种比较优势，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是中国经济今后发展过程中需要长期关注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否定了重商学派所提出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一定是非赢即输的理论之后，提出可能实现双赢，即绝对优势理论，也就是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进行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针对李嘉图没有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的产品时的比较成本的差别问题，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进行了回答。这个理论首先假定不同国家的生产同种商品的生产函数相同，那么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各国或区域的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不同，不同商品的生产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
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从各国的分配领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不同。按照新李嘉图的理论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
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比较优势的认识与运用的发展。
中国对于比较优势的运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即从起初的不认识，到后来的自发运用，再到自觉运用的过程。
改革开放前，中国推行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差异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之间的差别。将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当作发展经济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同义语。为了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得不动员中国成立之初极端有限的资源去扶植和发展极少数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后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通过早期的建设我们认识到，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早期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那么对于其他产业而言，没有资本的支持，必将处于落后的位置；同时我们所扶植的产业也处于国家扭曲的价格机制下，再加上国家的层层保护措施，这样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很难有竞争力的，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得不到提高。我们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遵行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以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逐渐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才逐渐把产业结构提升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我们的长项，我们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我们要实行怎样的发展战略。在客观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之后，我们认识到，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广阔的地域和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才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此我们在借鉴上述国家经验的同时，力图将这些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市场经济，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扩大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当然就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但除此之外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中国的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在今后的贸易当中要继续发挥优势，并扬长避短。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一）发挥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
众所周知，中国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成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传统的比较优势不易过早放弃。目前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欲速则不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
（二）发挥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其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再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内部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化，我们必须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发挥中国的经济原有的比较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后发优势的发挥。发挥后发优势的途径有以下方面：
第一，进一步开拓国内的区域经济。中国地域辽阔，各个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很大，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表明，在世界经济形势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自主发展的效果明显，中国发挥沿海开放地区作为对外贸易的前沿，优先发展东部地区，而后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同时着力于中部的发展，这样就展现了中国在未来经济实现内部良性循环大格局的前景，就目前来说，这种格局并未完全形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过去30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加以了实施。
第三，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中国传统产业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尽管目前这种优势仍然存在，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
（三）打造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的积累相对充足时，就可以在发挥中国经济传统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开发中国经济竞争优势。开发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转换。这一点可以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更有利的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来实现制度的创新，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实现。这一点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实现。
参考文献：
1、刘碧云.经济学[M].东南出版社,2002.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3―0042―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已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国际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格外令人瞩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1990年的1470亿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1万亿美元；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正在成长为跨国企业，《财富500强》中发展中国家企业已从1998年的29个增加到2005年的45个。[1]
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竞争一方面向发达国家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现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笔者把后发优势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认为后发优势可以对现有的投资理论起到丰富和补充的作用，从而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才初步形成，至今仍无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其中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五种。
(一)小规模技术理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用小规模技术理论从技术角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来源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发挥其低成本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发展中国家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颇具优势。(3)低成本产品营销战略。
(二)技术地方化理论
拉奥(Lall)在小规模技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技术地方化理论。拉奥认为，第三世界跨国公司技术的形成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有优势”。这主要表现在：(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下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2)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适合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他们的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近市场的需要。(3)第三世界企业在新的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4)在产品特征上，第三世界企业能够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国内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第三世界的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上述优势还会由于民族的或语言的联系而得到加强。
(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维尔(Cantwell)和托兰惕诺(Tolentino)主要从技术累积和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同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提高是国际直接投资累积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1)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2)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3)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四)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认为，任何一国的比较优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发生转移或自然消失，因此他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后，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也随之变化，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按照这一理论，使本国比较优势不断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成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阶段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2)外资流入阶段向对外投资阶段的转型阶段。(3)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向贸易支持型和技术导向型的对外投资过渡阶段。(4)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生的阶段。
(五)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几点评价
从上述四种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可以看出，比较优势原则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或核心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途径均是各国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比较优势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静态比较优势，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一国应该努力寻找各国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差异和比较优势的所在，再根据比较优势的分布来确定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如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二是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原则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长期变化，将其动态化则可以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如小泽辉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引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产业的演进。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种理论上的论证，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之间如何转化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逻辑解释。
发展中国家FDI理论强调的比较优势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发展中国家如果只利用自身已有的优势进行对外投资，还只是“顺梯度投资”的投资方式，即对外投资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处于低位的状况。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大力发展逆梯度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得世界最新技术，拓展国际市场并促进国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影响的实证分析显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后，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高，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2]
此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技术演进的角度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寻找比较优势，强调技术转移、技术积累以及技
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扩张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而忽略了制度因素，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所起的作用。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性政策措施。因此，重视制度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分析框架
(一)后发优势内涵
一般在各项研究中，后发优势只是笼统地定义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后发优势假说(Gerchenkron，1962)提出之后，一些学者用这一理论来检验拉美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如赫尔希曼(Helpman，1991)、南亮进(南亮进，1992)等。国内也有学者用它来分析经济增长过程，如陆德明、李清均、施培公和张伟等。但就整体而言，这一理论假说尚未引起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国内外对后发优势假说进行研究与应用的文献并不多见，专门利用它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也尚未出现。
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两种优势可以利用，一是比较优势，另一种是后发优势。目前，学术界大多重视比较优势的作用，相对忽视后发优势的作用，而事实上后发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和追赶发达国家非常重要。[3]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投资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缺少名牌产品等。如果不能利用后发优势，难以实现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发展中国家FDI也难以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因此，把后发优势假说引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将其作为现有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补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现有理论的以比较优势原则为理论核心的不足。静态的比较优势容易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自拔，而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种理论上的论证。把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是合乎逻辑的推理，但其中的转化机制却模糊不清。笔者认为，正是后发优势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转化器的作用。发展中国家通过发挥后发优势，促使本国原有的比较劣势产业转化为新的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使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的FDI的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的作用机制
1．政府的干预。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4]政府的干预与后发优势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图1中纵轴代表发展中国家FDI的后发优势，用字母B(Backward Advantage)来表示，横轴代表政府的干预措施，用G(Government Intervention)表示。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的初期，后发优势通常随着政府的干预力度的增强而增加。这是由于，投资初期资本市场通常未能得到完整的发育，缺乏投资的有效资本，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也严重缺乏。此时，为了使企业较快地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企业力量的弱小和企业家的缺乏可以先由政府替代的方式进行解决。政府可以采用国家组织，或者国家与民间资本结合等方式，使企业迅速形成较强的企业有效资本与管理能力。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达到M点时，潜在的后发优势已经全部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企业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政府的干预度已达到最佳。M点之后政府干预所能起到的作用逐步下降，这意味着若政府长期替代资本市场和企业家的功能，则会导致企业依赖政府，缺乏创新精神，企业家因没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难以成长，社会上寻租活动盛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也缺乏持久的推动力量。因此，到投资发展的中后期，政府应逐步退出和还原。
2．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学习与借用知识和技术能够带来后发利益。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中获取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大量节省下来的研发费用、创新成本或探索成本，包括时间节约和经验教训等，就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巨大后发利益的一种表现。[5]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换成本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优势，通常发达国家企业的转换成本要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设备较先进，使用年限不长，固定资产投资尚在回收之中，应用新技术而报废现有设备必然遇到很大阻力，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生产设备陈旧，资产存量小，软系统也不稳定，转换成本小，采用新技术的阻力小。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尽可能多地采用先进技术，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以比较低的转换成本形成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有效追赶。图2表示了后发优势与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图2中B表示后发优势，T表示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企业在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从t1～t2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企业的技术学习主要以积累和内部化为主，这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没有太大的贡献；在t2～t2阶段，企业对技术的学习导致企业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而迅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t3～t4阶段，随着企业技术的进步，企业通过技术学习所能带来的后发优势的边际效率将逐步减少，企业必须由技术学习阶段转向技术的自我创新。
除模仿创新之外，一个重要的技术的后发优势就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即在一定条件下跨越技术发展的某些阶段，直接进入技术的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信息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充分利用先进国家开发的现代信息技术加速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步伐是新时期发挥技术的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3．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够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活动的效率，激励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最终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较大发展。杨小凯认为，制度学习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的根本性手段。发展中国家往往学习技术比较容易，学习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会倾向于技术学习。然而，政府的推动，技术的学习和进步，能够在发展初期带来比较好的效果，但如果没有制度变革作为保证，这种增长很可能是不能长期维持的。
后发优势理论另一方面也认为，制度因素不可能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生产力才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活跃的成分，制度可带来的经济效应只能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不均衡或是没有达到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下才会发生。而一旦制度已达
到新的均衡，起作用的将不再是制度，而是技术(生产力)。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与后发优势的关系可以用图3来表示，图中横轴以I表示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纵横以B表示后发优势。如上所述，后发优势随着制度的学习和变迁而不断增加，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是由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线(图3中的虚线)所决定的。
(三)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的约束条件
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并不能自发实现，后发优势的实现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或者说存在一些障碍。对后发优势持怀疑态度者过分夸大了这些约束条件的负面影响，有人还针对后发优势提出后发劣势。[6]笔者认为，与其说存在后发劣势，不如说是后发障碍或约束更合适，而且这些障碍或约束并非不可逾越。
1．观念约束。后发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落后能够刺激人民的忧患意识，激发企业和国家学习先发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制度。然而，不同的国家和企业，学习的内在动机的强烈程度也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绩效的差异。解除观念束缚的主要措施有：政府应以企业为主体，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提高企业经营决策效率；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培育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等。
2．先天禀赋约束。企业的先天禀赋主要可以从资本、技术和制度三个方面来看：(1)资本约束。传统的过剩资本论和垄断优势资本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过程中受到极大的挑战，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FDI行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提出的“有效资本”概念弥补了上述理论的缺陷。所谓有效资本是指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跨国性行业增殖链的资本[7]。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强调资本的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和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性反应能力。其中要素的整合能力和跨国性产业增殖链的建构能力是企业开展FDI的必要条件，而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性反应能力则是充分条件。(2)技术约束。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落后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其内生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极不显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性问题不能视为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况等同的原因。[8]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并非是同一发展轨道上的前后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有其独特性。其次，世界性技术进步有成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经济发展阻碍因素的趋势。发达国家能够为自我保持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提供持续的手段，而这种进步却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和技术的能力，这就是穷国与富国之间鸿沟似乎逐年扩长的一个真正潜在的经济学原因。[9]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走学习型创新道路，建立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是寻求突破技术约束的最有效的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建立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才能更有效地使用引进技术，并在引进技术上加以改进并创造出具有适用技术特征的新技术，从而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3)制度约束。如前文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一般比较落后，同时，由于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比较困难，发展中国家会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从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比较容易在短期内取得资本积累、结构变迁、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比较快，但这样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制度可能会成为设置长期发展的一个障碍[6]。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为解决内部制度约束问题而寻求外部制度供给时，更应注重外部制度与自身条件的整合和优化。
3．东道国环境约束。国际投资可能遭遇的风险比国内投资大得多，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与投资者所熟悉的本国投资环境有很大差异，其变化程度也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等，有时为投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时又极大地妨碍甚至中断了投资发展的进程。此外，国际投资行为必然包含的其他文化差异对投资也可能产生影响。
[收稿日期]2006―11―20
关键词：全质量观 比较优势 制度 生态 社会
引言
本文所认为的比较优势即在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劳动、资本二要素的基础上纳入更多要素（如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等）参与的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一个关键及经典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但伴随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劳动、资本要素价格逐渐均等，这势必会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该问题的解释力。说明在经典的“比较之比较”公理下，还存在着些许不足和需要修复的地方。另一方面，就质量而言，目前的国际经贸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商品质量本身，而是从质量中延伸出生态环保需求、社会性需求等相关概念。国际贸易质量标准应更好地与目前的需求相契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为经贸发展服务。重新诠释质量，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
文献回顾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质量标准）与贸易的关联，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正向效用。代表性的学者有Knut Blind（2006），他认为商品的标准会引发规模效应（即网络外部性），这将为产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基础，并且会引致更多的产业内贸易。DTI（英国工业贸易部）（2005）在关于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充分论证了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1948-2002年期间，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3%是由标准（制度）贡献的。DIN（德国标准化学会）（2001；2004）通过数据模型，验证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与标准（制度）有较大的关系，在标准工作上投入7.7亿欧元，带来的直接贡献超过159亿欧元。上海标准化研究院（2007）也肯定了标准（制度）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促使国际标准进一步演化为国际贸易规则。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在具有正向效用的同时，仍存在一定的负向效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施用海、沙玮、高耀松（2009），他们在肯定标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认为标准的制定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进口、形成技术垄断。徐洁香（2010）认为标准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具有一定的正效应。Farrell，Saloner（1995），Katz，Shapiro（1985）从标准（制度）的路径依赖角度分析，认为标准虽然对经济有贡献，但是过度的路径依赖会降低这种贡献度，出现标准次优甚至更次的选择，使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效应。Shy（1991），Kende（1991）认为如果标准形成贸易壁垒，将使得国内厂商获利而国外厂商受损。关于标准产生的效用孰大孰小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标准的经济效果很难定量衡量，需要综合考虑，Gandal，shy（2001）认为标准效应取决于标准的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的相对大小，但Boom（1995）认为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难以量化和比较。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种质量形式的制度安排对贸易是有影响的，并且是正向影响。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资料还少有涉及。
通过上述现状及研究状况的述评，本文拟在勾画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提出多要素参与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提出包含技术、生态、社会制度安排的国际贸易全质量观，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质量观及评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
“发生贸易的原因”一直以来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主题及方向。最早贸易产生的雏形是以物易物、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原始贸易形式。随着剩余商品的增多，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难以承载丰富的商品交易活动，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资本要素），扩展了要素观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是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不仅仅只有劳动这一要素对经济起作用，要素的内容渐渐地丰富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英国作为资本积累的大国，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英国的发展，工业革命由此在英国开展，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前身）。历史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但随着德美等国家的工业化革命发展，英国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绝对优势理论地位不保。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贸易发生是由于两国要素相对价格的不同，但他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斯密的观点，即优势不是绝对化的，而是“比较之比较”的概念，这一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之后许多贸易理论，无一不包含“比较之比较”的思想。
总之，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自的诠释。从而形成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新新贸易理论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而该体系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比较优势的比较利益原则，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经典及超长的生命力。“比较之比较”的思想广泛地在各种国际贸易研究中出现。
但同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解释困境。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相对自由市场经济下，在“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干中学（learn-by-doing）”的影响下，要素的价格有均等化的趋势。要素的价格均等化，意味着产品价格相对地均等化，产品将失去比较优势，故学界也展开了呼唤新的比较优势要素、全要素论等，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竞争优势（林毅夫、李永军，2003），故比较之要素亟待进一步广义化。
（二）质量观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广泛地运用于贸易领域。科学质量观的形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商品的质量，从而促进经贸的发展。ISO（世界标准化组织）对质量给出的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这一定义是从 “特性”和 “要求”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描述质量的内容的，即某种事物的“特性”满足某个群体“要求”的程度，满足的程度越高，就可以说这种事物的品质越高或是越好，反之则认为该事物的品质低或差。
依据质量的定义，本文认为品质应包含供需两重含义。从供给面看，主要体现为商品品质标准；从需求面看，具体体现为品质要满足市场消费者对质量技术性、生态性、社会性的需求；通过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商品的质量。
（三）比较优势质量观的评论
比较优势和质量观（一种制度安排）的交集在于相对价格，即“比较之比较”。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之原因，而质量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演化过程中，其演进动力依然是相对价格的差异。简言之，即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质量观作一个制度要素上的拓展，通过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诺斯与托马斯（1973）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论证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并认为这种制度激励是完全有效的。但之后诺斯（1981）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否定了这种绝对的完全有效的说法，并认为相对价格仅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影响因素。再后来诺斯（1991）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于相对价格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我国学者黄少安（2004）认为只有当演进主体预先预测出这种相对价格变化的趋势，并进行制度创新使其最终结果获得经济效益时，变迁才有可能发生。这与国际贸易之动因不谋而合。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孙杰（1997）详细说明了不仅只有传统的比较优势，才能促进经贸发展，并认同诺斯的制度促进论。比较优势质量观正是一种既基于比较优势又基于制度的新型比较优势形式。
比较优势质量观之所以目前提出，还在于在传统观念当中，对于质量的理解即技术相关性指标，认为质量即技术标准，而忽视了质量使用价值中，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属性，一味的追求商品的自然属性。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目前才被提出，还在于“制度”并不是传统经济理论当中的重要要素，并且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而进行的研究。在以牺牲生态、社会效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当中，质量的内涵需要得到全新的诠释，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质量观带有明显的工科色彩，这为比较优势质量观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阻力，并且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难以进行量化研究。但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提出，初始阶段不可能是完美的，需要提出后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应该认识到全质量观的提出的理论价值及较高的实际应用性。
形成比较优势之要素
（一）基本假设
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把制度作为要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中，结合目前社会的需求和人性的假设，将原有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修改为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社会人”。并且对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学假设修改为规模报酬递增，这符合制度要素在经济中的实际效果。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之一：技术制度
技术制度，即质量技术制度，具体为商品的技术指标。通过技术制度的提高，能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形成比较成本优势。历史上英国正是依靠技术革新获得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
地理大发现时期，贸易体现为西方列强的殖民贸易，期间英国等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资本，并诞生了重商主义思想。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业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论证当产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时，应专一生产并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即能获得额外的贸易收益。德美在英国崛起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促使德美的崛起。技术要素在工业革命时期显的格外重要。
技术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通常为符合目标市场国的标准，符合标准进入，不符合则禁止。表1列出部分产品主要出口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即符合这些标准，并且超越这些标准，才能形成商品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表中可以看出欧、美、日、韩对我国玩具、纺织、食品、机电行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只有通过质量技术标准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符合主要目标市场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在品质技术标准形成中，各国相继开展技术竞赛，试图通过技术的革新，获得比较成本优势，占领世界市场。技术标准主要体现为技术不断更新，相对劳动成本下降，形成比较成本优势。
（三）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制度
产品具备比较成本优势，给出口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摩擦，出现了以生态为由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源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世界开始关注贸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生态环境在贸易中日益重视，生态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化的要素纳入产品的生产过程，形成生态制度。生态制度与技术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包含生态制度的技术制度。目前生态制度主要局限于生态环境的认证、通报的形式，如欧盟目前已经在商品中开展生态设计认证，美国也开始了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德国亦开始关注产品的生态环境问题，试图把生态标准纳入产品的生产标准当中，如G/TBT/N/DEU/9关于生质燃料及化石燃料法案，G/TBT/N/DEU/8关于促进生物燃料使用规定的法规草案，G/TBT/N/DEU/10关于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要求的法令。
生态制度在这一阶段，体现为通过实施生态标准，使商品的附加使用价值提升，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四）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三：社会制度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制度不仅体现技术、生态的诉求，对于商品的社会福利亦有要求，即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物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还要考虑人的因素。社会制度综合体现为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三者动态耦合。社会制度在这一阶段，在上述制度的作用下，形成广义比较优势，既包括比较成本优势又包括比较竞争优势。
目前关于社会制度的实践，主要体现为认证的形式。目前国际标准认证有向生态化、人文化演进的趋势，如表2所示。
“全质量观”的提出
质量是商贸活动中永恒的话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劳工权益亟需改善的背景之下，商品质量被赋予了更广的含义。如何使技术、生态、社会三大属性要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全质量观”的提出，是一种基于制度研究之下的，利用比较优势来诠释的，一种全新质量制度安排。通过“比较之比较”的方法，发现制度优势（如规模化优势），寻找“全质量”的优势之所在。
所谓“全质量观”，即将生态、社会福利制度要求内部化，并与技术制度作为影响质量的核心要素。即在质量诉求当中，有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要求，三种制度有机耦合，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全质量”概念。
全质量观实现的困境还在于，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破坏之间的矛盾。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发生冲突如何协调的矛盾。短期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全质量观强调将空间负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社会制度纳入比较优势的形成中，使得环境成本内部化，社会治理成本内部化，从而起到调节上述矛盾的作用效果。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克努特.布林德.标准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3.孙杰.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斯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经济研究，1997
4.施用海，沙玮，高耀松.标准化与国际贸易.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
5.徐洁香.标准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价格月刊，2010
6.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P.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7.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hon&Company，inc，New York，1981
关键词 后发优势；跨越式发展；工业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2－0089－03
作者简介 余中东，江西财经大学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江西 南昌 330013)
一、后发优势与跨越式发展的内涵
后发优势的研究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此后，学术界便从资源禀赋理论、区域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的理论。列维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其后发优势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第二，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第四，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第五，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而格申克龙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家能够利用发达国家经验，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第二，后发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具有危机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
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该理论的提出主要受到戴维・罗默1986年提出的“新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和世界银行总结的韩国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模式启发。跨越式发展理论认为落后国家有可能追赶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进程，但不排除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它是指落后国家或落后地区，为了缩小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差距，直接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主要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先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率先突破，并带动和促进其他行业、其他领域和其他地区快速跟进，最终实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和国家发展水平整体跃升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式。
二、后发优势与跨越式发展的关系
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不等于跨越式发展。后发优势是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在巩固、创造和发展优势上下工夫，使优势真正转变为胜势，后发优势才能形成跨越式发展的充分条件。
(一)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首先，世界经济一体化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经济、贸易、资本、技术与信息的全球化，为后发地区引进先发地区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创造了条件。这些都为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其次，后发地区对外开放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提。后发地区的对外开放并不仅限于经济，它更是意识、行为和观念的开放。它不是单纯的进出口、招商引资，而是整体经济外向度的提升，是各个领域的对外合作与交流。后发地区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学习提高，把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而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可能。
最后，后发地区存在的要素禀赋优势为后发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要素禀赋的后发优势不是指后发地区要素拥有的绝对量、相对量或要素禀赋条件的好坏、优劣方面的优势，而是在于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后开发以及资本相对稀缺而形成的后发优势，这是一种后发性的比较优势。要素性的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劳动力成本低和资本相对稀缺。
(二)利用后发优势向跨越式发展转化的条件
1、后发地区具有良好的制度创新环境。制度是经济活动中内在的核心要素，制度创新是经济活动内生变量的核心，经济活动中的一切创新都要依赖制度的创新来推动和促进。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而不是技术、资本因素，制度变迁决定着技术变革，决定着资本的配置方式。因此，后发地区首先必须发挥制度创新的优势，深化改革，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推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2、后发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后发地区经济落后、技术落后拉大了同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地区的距离，从而产生了可以跨越的空间。通过对先进地区的开放，使自己认识到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进而通过引进先进的因素特别是先进的科技要素，大幅度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实现超常规发展。如果后发地区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那么跨越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3、后发地区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采取跟随战略的结果很可能是差距越来越大，被拉得越来越远。盲目的赶超战略违背经济成长规律，事与愿违，不仅不能实现总体上的经济赶超，而且还会扭曲资源配置，阻碍经济发展。渐进式、分步式的追赶战略即后发优势战略则是可行的选择。后发优势战略是通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资本、技术、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差距，加速后发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其着眼点在于学习，力求通过模仿创新来实现经济追赶，后来居上。
4、后发地区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使落后国家和地区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而且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和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可以使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顺利进行，并使技术创新成为可能。落后国家和地区应注意人力资源的开发，其中用科技武装起来的劳动者的培训更为关键，这是跨越式发展实现的重要条件。
5、后发地区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市场潜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市场扩张是任何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落后国家和地区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建设一些新兴的产业和部门以及对传统产业和部门进行改造，通过上述产业和部门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起飞，进而带动其他方面的全面进步，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一个产业和部门的发展，除必须具备一定技术和设备外，更重要的是看该产业和部门的产品是否拥有市场或市场潜力。如果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那么将会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三、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江西工业化跨越式发展
(一)后发优势在江西的一般表现。后发优势是在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并存情况下，发展中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
客观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发展相对落后的江西具有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技术的后发优势。技术性后发优势表现为后发地区从先发地区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经模仿、消化、吸收和改进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另外，后发地区还可以利用信息资源，在高新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后发优势不仅能使传统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还可以依托高科技人才，利用新信息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对于江西来说，经济的落后、工业化的差距，直接表现为技术上的巨大落差和技术进步的缓慢。江西要加快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实现对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追赶和超越，必须要以更短时间和更低成本实现技术的持续创新和进步。而今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化日益普及，为江西发挥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创造了有利条件。江西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实现比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同时，要在引进、消化、吸收过程中，不断培育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这是江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2、制度性后发优势。制度性后发优势是后发地区向先发地区的制度学习，即效仿和借鉴各种先进制度并经本土化改进所产生的效益和益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决定着一种经济的激励结构、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从而决定着经济变化的走向，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而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的制度安排，将会鼓励和促进社会的资源开发、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对于后发地区来说，经济落后的关键，在于制度的不合理。因此，学习、借鉴、模仿和移植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实践积累和探索所形成的成熟、完善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使用的各项制度，并对之进行本土化改造，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完成各项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实现较快的制度创新，是后发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3、要素禀赋的后发优势。要素禀赋的后发优势是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后开发以及资本相对稀缺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江西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禀赋方面具有的优势也是江西存在的后发优势的重要表现。
首先，江西的资本的后发优势主要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所产生的优势。发达地区的资本丰富，而江西资本稀缺，因此，江西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地区。这就造成资本将从发达地区向江西流动，由此将会促使江西经济增长得更快。其次，江西由于经济落后，工资偏低，江西可以利用这种优势在一定的程度上抵消生产率低的劣势，这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在相关产业引进外地资本，从而加快江西资本积累的增长。最后，由于江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土地价格与沿海省份相比，较为低廉，而土地这种要素具有完全的不可流动性，所以地价的低廉就能够形成对投资的强大吸引力。
(二)发挥后发优势加快江西工业化进程。后发优势的客观存在，为江西工业化实现跨越式进程提供了机遇与可能，但是否得以实现，还有赖于制定符合江西省情的发展战略。
1、全方位对外开放。江西作为一个欠发达省份，要加快跨越式工业化进程，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将是江西的后发优势与后发机会。对外开放是后发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后发优势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后发地区具有向广大先发地区学习的广阔空间和学习机会，即具有学习优势。江西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现存的先进制度、技术和成功经验可供模仿、借鉴和利用，从而可以降低经济启动时的要素投入成本、技术支持成本和风险成本，缩短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等方面自主创新和摸索的时间，促成落后观念的自觉转化，使江西跨越时间距离，呈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加快跨越式工业化进程。
2、发展含有“适合的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开发利用上，后发地区的后发优势就在于能够利用前人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引进适用于本地区发展的技术，实现赶超战略。片面强调高新科技产业，把资源过多地配置到那些相当长时间还形不成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去，会导致资源耗费过大，发展成本过高，过早地丧失江西的比较优势。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江西还必须依靠劳动力成本低等资源禀赋这个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大量引进现成的技术发展现代市场中含有“适合的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支撑经济增长，进而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积累知识和技术，并赢得时间，从而得以逐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形成真正的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高新科技开发与利用能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追赶”。
3、实行赶超型产业技术政策。江西要加快实现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在产业技术政策上必须要有新思路。国际和国内比较成熟、江西仍属发展初期的产业和技术，宜以引进技术装备为主；江西已经有一定基础的产业，重点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努力培养自主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一些国际和国内也刚刚起步的新兴产业，江西应该根据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以及相关产业基础情况制定相应战略，力争跟上先进水平，在某些领域形成竞争能力；在一些重要的战略领域，必须确立明确的战略思路，集中力量，在若干重点项目上形成突破，以保持相对的技术独立与技术领先。
摘 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更加紧密，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方式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随之而来的经济理论也层出不穷。本文写作目的是在系统归纳总结前人提出的有关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石的前提下，以发展的观点重点介绍近年来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对有关理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更好的指导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
关键词：经济合作 国际分工 一体化 要素移动
一、传统国际经济合作理论
（一）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发表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基础是以绝对劳动生产率衡量的绝对优势，生产和交换彼此具有绝对利益的产品，以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从而可以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给各国带来绝对的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利益，而是比较利益或者比较成本，并且把比较利益作为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倡导两国进行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缺陷。/
2. 要素禀赋理论
俄林-赫克歇尔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各国都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进行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国际交换。按照该理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
（二）国际相互依赖理论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中以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最为有名，该理论把世界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有很多优势，而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两者存在根本上的不平等关系，前者越来越富，后者越来越穷。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中心国家的不利地位，社会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该理论启示发展中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秩序。
（三）结构需求理论
结构需求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从需求角度对北北贸易和部门内贸易做出了解释，根据该理论，贸易按照如下方式进行：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增多，从而带动本国工业制成品产量的增加，如果产量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有能力出口这类产品，只有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才会有较多的需求，因而出口对象国是收入水平相近需求相似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
二、经济一体化理论
（一）关税同盟理论
1. 静态效果—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建立关税同盟后，关税同盟某成员国的一些国内生产品被同盟内其他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的进口所替代，从而使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扩大了生产所带来的利益；同时，通过专业化分工，使本国该项产品的消费支出减少，而把资本用于其他产品的消费，扩大了社会需求，结果使贸易量增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缔结关税同盟之前，某个国家不生产某种商品而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商品；建立关税同盟后，如果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被排斥在关税同盟之外，则关税同盟内部的自由贸易和共同的对外关税使得该国该商品在同盟成员国内的税后价格高于同盟某成员国相同商品在关税同盟内的免税价格，这样同盟成员国原来从非成员国进口的成本较低的商品转从关税同盟内部生产效率最高、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来进口。
2.动态效果
关税同盟的建立，在长期对同盟成员国的经济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有利于获得专业与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投资的扩大，有利于技术进步。
（二）大市场理论
大市场理论的提出者西托夫斯基认为，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合成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可以最大限度追求经济福利，其核心是：⑴目的是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利益；⑵通过市场的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html/jianli/
（三）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该理论认为，如果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近，该种产品在那个国家生产没有差别，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放弃某种产品的生产把市场提供给另一国，而另一国则可以放弃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对方，通过协议建立分工关系。
三. 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理论
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即指生产要素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在各国间所进行的直接流动，还应包括以商品为外化形式进行的间接移动。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的原因有要素禀赋在各国之间差异性，国际市场机制原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扩大等因素。
四．基于超边际分析方法的最新理论动态
超边际分析方法由杨小凯提出，它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复活了斯密关于分工的重要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新视角重整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多种互相独立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沿课题。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 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超边际分析就是在人们在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之前，先选择专业和分工水平，从而就产生的“角点解”和用来使对它的分析简化的“文定理”，不能不说这是伟大的创新./
五．国际经济合作趋势预测及总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异军突起，新的趋势主要如下，一是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未来的经济合作也势必以此为解决争端的机制；二是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
当今世界处于一种旧格局崩溃，新格局尚未成型的转折时期，充满着各种变动和相对不变的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和形势特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发展自己并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参考文献：
[1].崔日明，李兵，刘文革. 《国际经济学》[m]. 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2].程璐. 《我国国际经济合作的现状研究》[j]. 当代经理人，2006（7）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