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参与成本;价值增值;面子成本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067-03
一、引言
传统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中介能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的最终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如直接交易,搜寻、交易及监督等成本过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金融交易技术的改进,交易成本显著降低。根据传统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应逐步降低。现实的情况却是金融中介不仅没有萎缩,其重要性反而进一步增强,个人和企业参与金融市场也越来越依赖金融中介。针对金融中介的新发展,理论界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金融中介理论,但是由于研究视角差异,不同理论的观点差异较大。
为了理清当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脉络,本文按时间先后顺序,回顾近年来对于金融中介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进行简要评述。本文主要简述金融中介功能观、基于新功能的金融中介理论及转轨经济中金融中介理论等的主要内容。
二、金融中介的功能观:一种理论的综合
对于金融中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方法是视现存金融中介结构为既定,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帮助提高现有金融中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使他们更有效地提供各自独特的服务,这种观点被称为机构观;另一种方法则视金融中介的经济功能为给定,探索实现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这种观点被称为功能观(Merton,1995)。虽然此前已有学者不同程度地论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是系统论述金融中介的功能并把它上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层次的却是Merton等人的分析(胡庆康等,2003)。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相对于金融机构,金融功能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更小;机构的形式随功能而变化,机构之间的竞争会导致机构结构优化,进而使金融体系运行更有效率。功能观首要问题是金融体系需要形势那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能最有效执行这些功能的组织机构, 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合理, 则取决于时机和当时的技术(Merton,1995)。
当然, 我们的焦点并不在于金融中介功能的具体内容, 而是金融机构的动态变化。Merton(1995)认为, 近年来, 金融体系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部分是新设计证券的大量涌现, 部分是交易技术的进步使得不同证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顺利完成, 部分是金融理论的重要进步。这些变化极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 导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幅增加, 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职能。据此,Merton 认为, 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具体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有竞争的, 而技术进步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则加剧了这种竞争。但是, Merton认为, 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不仅要考虑到单个金融产品提供, 更要考虑到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动态变化。基于这种思考, Merton 认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业务领域各有则重。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这类金融产品的定价能不被充分理解,能服务于大量的消费者;而金融中介则更适合于量小的新金融产品, 这些新产品通常是高度定做的, 只针对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费者, 信息也是完全不对称的。Merton进一步指出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处在一个先后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链条之上, 它们是履行不同金融产品“创造”与“打造”功能的制度安排, 而不是单纯竞争性、替代性以及此消彼长的关系。
Merton 把这种中介与市场之间的动态联系解释为金融创新螺旋,金融体系将朝着一个充分有效率的理想目标演进。随着金融创新螺旋的加速, 这些金融产品的新交易市场会迅速扩展,市场的完美性也逐步提高。为了从这些产品的头寸上套利, 生产者和金融中介都参与新市场上的交易,使交易量迅速增加及边际交易成本下降, 使中介能够完成更多新产品的定做, 依此螺旋演进, 朝着理论上边际成本为零的极限情形靠近,最终达到动态的完全市场。因此, Merton 断定, 家庭持有的任何一种资产组合和金融产品, 其提供者并不是单纯的中介或市场, 而是市场―中介―市场―中介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如果市场和中介相互无法建立有效联系, 则不能为家庭提供任何多样化和具有充分可分性的有效金融资产组合。因此, 在市场与中介之间存在一个特有的竞争范式, 一种金融产品往往在中介和市场间作周期性的摆动和循环, 直至达到某种稳定状态。 中介通过创造构成新市场的基础产品和加大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 而市场则通过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 帮助中介创造更具特色的新金融产品。
由此可见, Merton 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分析综合了此前关于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分析, 对金融中介理论发展是真正建设性的,甚至革命性的。Eichberger & Harper (1997) 也认为金融制度发展实际上就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持续的竞争, 金融制度演进的历史也就成为人们试图调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竞争性关系的历史(张杰,2001)。
三、金融中介新功能:金融中介职能的扩展
(一)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金融中介
虽然风险是金融中介产生的原因,风险管理一直是金融中介的核心业务,但是随着金融业务的拓展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出现,金融中介风险管理的职能大大强化,成为银行等金融中介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职能。针对金融中介业务的新变化,Allen&Santomero(1998,2001)认为,已有文献视野过于狭窄,过分强调了金融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作用,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等新功能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传统的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银行风险管理的方法主要是风险跨期平滑。但是,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使这种风险管理方法效力大减。为了生存,银行不得不开拓新业务,进入新市场,采用衍生产品和动态交易策略等新的技术管理风险,同时需要对其所面临的不同类型风险进行分类管理,以实现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由于市场形势变幻起伏,金融中介的客户特别是公司客户对风险管理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需要金融中介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样,银行等中介逐渐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进行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人的角色。
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对于理解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演变,参与成本是非常关键的。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市场参与者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 最近年来, 随着人们单位时间收入的提高, 他们自己花时间管理风险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了;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 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越来越复杂, 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尽管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已经大为下降, 但是投资者学习金融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的时间成本却大幅增加。为了降低成本,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仍然是持有有限的资产,并更多地通过金融中介进行风险管理。基于此,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基于参与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不仅能为金融中介从事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提供,而且还能为一般公司参与风险管理的范围比金融中介少等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二)价值增加、客户导向与金融中介
Scholetens&Wensveen(2000) 基本同意Allen&Santomero(1998)关于金融中介理论的观点,但是认为他们分析并不全面。尽管市场不断向完美市场逼近, 信息价格不断下降, 但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Scholetens&Wensveen(2000)认为,参与成本虽然有助于理解金融中介的新角色,但是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 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在他们看来,理解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新变化的关键仍然是风险,风险仍是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过,金融中介理论还必须突破现有的研究边界,应当放弃静态的完美市场范式, 采用更为动态的概念, 金融中介理论应当包括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差异化。金融中介不仅是居于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充当人,以减轻市场不完美性,还是一个独立行事的市场主体,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 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价值增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价值增值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当然,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他们指出客户导向应是金融中介的基本战略,金融中介开展业务过程就是向客户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得利润的过程,减少客户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则是金融中介提供金融服务的伴随效应。最后,他们进一步指出是分析金融中介的最佳风险政策和利润来源有助于理解现有的金融业务,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应视共同基金业的发展为一种提供金融转换服务新型的金融中介的演进,而不应视为非中介化。
四、经济转轨与金融中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张杰(2001)认为,西方主流金融中介理论虽然已日趋成熟,但是不能对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的性质与演进做出合理解释,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在研究中,张杰(2001)引入“面子成本”的概念,他认为,面子成本是指当事人实施某种金融行为时的精神付出或损失,当事人会根据面子成本的大小来选择金融工具和金融行为。当事人的面子成本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借方当事人为节约面子成本,会淡漠人情借贷,转向需要支付利息的金融中介借贷。而金融中介的出现是有条件的,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率先产生金融需求的当事人的效用要遭受损失。不过,不同当事人的效用损失是不对称的,借方当事人要在面子成本与等待成本之间作为选择,损失相对较大,贷方当事人则仅牵扯到手持财富的机会成本,损失相对较少。在经济发展与转轨初期,人们比较重视面子成本,不太在意机会成本和等待成本。身为改革主要推动者的国家是不能等待,作为借方当事人,它时刻在权衡面子成本与其总效用函数的关系。国家的面子成本更多地体现为声誉成本,与改革前相比,国家对声誉成本更为敏感。具体地说,征税相当于国家与广大纳税人之间“面对面”的头寸交易,这种交易的面子成本对改革中的国家来说有些过大。因此,国家须小心对待声誉成本,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外生性的国有金融中介。
张杰(2001)认为,外生性国有金融中介虽然对转轨经济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但是国有金融中介的引入,就必然带有借方垄断性即只考虑国有借方的需要,形成一种扭曲的交易逻辑。在这个逻辑中,私人贷方与私人借方间的联系会因国有金融中介的出现而中断并在将来也无法修复,国家实际上强制替代了私人借方。在这种强制的借方替代的条件下,国有金融中介只能依赖国家信用,把分散的私人贷方风险加总后进行打包,无法拆分。一方面,国有金融中介的风险逐渐积聚,另一方面,私人借方的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资源配置低效。这种借方替代虽然会导致微观低效,但是在经济转轨初期宏观有效的。因为国有金融中介能利用其所具有的储蓄动员功能和特殊的项目选择功能,按照国家意志配置资源,促进国有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无法进行风险拆分,从而使转轨中的经济承受着日益积累的风险压力,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风险积累的压力将日益增加。国家为了控制整体风险和解决这一困境,措施之一便建立外生性金融市场。由于在这种市场上,参与交易的双方依然是私人贷方和国有借方,私人借方仍被排斥在交易过程之外。金融市场的出现实质上是国家试图用一种非市场合约替代另一种非市场合约。因此,国家通过金融市场来拆分原来在国有金融中介那里打包的风险的企图,不仅不能如愿,而且原来的风险会以新的形式扩散和积累。张杰(2001)认为,国家只有通过让国有金融中介与私人借方建立金融联系才能实现风险拆分。但是实现分先拆分最为根本途径是与私人企业借方建立金融联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相对规范的私人产权制度,否则,金融部门便无从确认可信任的潜在借款人。因此,国家对国有金融中介的风险拆分与私人产权制度重建的努力,是理解转轨经济中金融制度演进的关键。基于此,张杰(2001)指出确立私人产权保护制度最终会成为国家的一种自觉行动。
五、简要评述
当代金融中介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金融中介理论弱点,开拓了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的边界和视野。但是由于视角不同,不同理论的看法差异巨大,而且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Merton(1995)等提出金融中介功能观,明确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动态关系, 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他们对转轨经济研究不够,提出一些不符合转轨经济实际的政策建议。Allen&Santomero(1998),Scholetens&Wensveen(2000)等用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价值增值等微观职能来解释金融中介生存与发展,使金融中介理论获得新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张杰(2001)以中国为背景首次深入地研究了转轨经济金融中介产生和发展,从理论上解释了转轨经济中的国有金融中介的出现、生存与发展,对转轨经济金融中介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诸多理论如面子成本理论的论证不够深入。因此,金融中介理论仍需要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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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tique on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IANG Jun-xian
(Qinzhou College, Qinzhou 535000, China)
关 键 词：保险人；保险中介；协同竞争；多重因素激励；博弈均衡
中图分类号：F8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2－0030－05
随着国内保险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外资保险业逐步进军中国保险市场，国内保险业将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逐步加深的不确定性市场环境。为了求得生存和持续发展，保险业既在某些活动中谋求合作，又在其他活动中相互竞争，从而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协同竞争（Maria Bengtsson et al，2000）。[1]覃兰静（2003）认为，协同竞争是协同与竞争的对立统一，是协同与竞争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过程，是企业间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一种战略意境。[2]乔尔・布利克、戴维・厄恩斯特（1998）说过：“完全损人利己的竞争时代已经结束，驱动一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竞争，驱动供应商之间、经销商之间在业务各方面不断竞争的传统力量，已不可能再确保赢家在这场达尔文式游戏中拥有最低成本、最佳产品或服务以及最高利润。实际上，结果恰恰相反，为了竞争必须协作，以此取代损人利己的行为”。[3]
然而，保险业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即其绝大部分业务需要通过作为保险市场主体之间纽带的保险中介去开展。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我国通过保险中介实现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73%（吴定富，2006），[4]保险中介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因此，正确处理好保险人与保险中介的协同竞争关系，对我国保险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保险市场主体的保险人和保险中介是完全理性的，即他们会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保险市场主体在行动时是选择协同还是竞争，取决于二者利益的比较。如果协同带来的收益大于竞争收益，主体会选择协同；反之则会选择竞争，尽管竞争可能给对方或双方带来不利。因此，保险主体在行动时不会简单地选择协同策略以迎合竞争策略，而是根据利益最大化去进行调整，很自然，协同竞争就是企业的最优选择(杨玉红、，2006)。[5]
保险人与保险中介协同竞争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利益分配机制。只有比较合理的收益分配方式，才能促使双方进行合作，带来合作的额外收益。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此时，保险人与保险中介的协同竞争只能体现在激励机制的选择上。因此，分析双方的协同竞争，可以借助分析最优激励合同的选择来进行。由于保险人无法观察到保险中介的努力程度，而努力程度与保单质量完全正相关，因此，不同保险中介的保单质量可能大相径庭。如果保险人给保险中介支付相同的佣金，最终将会出现“劣质保单驱逐优良保单”的现象。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利益分配机制不畅是妨碍保险市场顺利运转的主要障碍。解决利益分配机制不畅的通常手段是运用以博弈为理论基础的委托―理论来设计一个激励契约，以诱使保险中介从自身利益出发来选择对保险人最有利的行动，从而使保险人和保险中介的协同竞争达到博弈均衡。Wilson（1969）、Ross（1973）、Mirrless（1974）、Holmstrom（1979）、Grossman & Hart（1983）等人开创了委托―理论和应用模型分析，主要解决了委托―理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们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并提出了激励措施是在委托―之间按一定的契约财产剩余索取权进行的分配，是将剩余分配与经营业绩挂钩。[6-9]Fama（1980）认为在竞争性中介市场上，中介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中介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合同，中介人也会有努力工作的积极性。[10]Holmstrom（1982）将该思想模型化，形成中介人声誉模型，并且表明中介人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11]曹均华、邢炜、俞自由（2000）应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对单重因素激励契约进行了定量分析。[12]他们分别讨论了对称信息、不对称信息以及考虑赔付率情况等三种不同条件下的最优线性激励契约。这些单重因素激励契约，大多数采用以下形式：保险人不能观测到中介人的行动；中介人的报酬必须依赖于观测到的业绩；将保险人的部分风险转移到中介人身上。只有这样，保险中介才有工作积极性，从而选择有利于保险人的行动。单重因素最优激励机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保险人只根据双方都可以观测到的保费收入来推测中介人的努力程度，并给予相应的报酬。这固然可以产生高效率的显性激励，但保险中介作为具有名誉追求和未来预期的个体，不会只考虑货币补偿与其绩效在某一合同期内是否对称，他还会考虑即期绩效对下期乃至更远期的影响，即任何一个保险中介都不可能不同社会保持相对稳定、长期的关系（刘喜华、吴育华，2003）。[13]在这种情况下，诸如信誉等是保险中介获利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根据营销业绩变量对保险中介进行单重因素激励是不合理的。有鉴于此，本文以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Holmstrom & Milgrom，1987）模型[14]为基础，运用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保险中介多重因素激励问题进行研究，建立多重因素最优激励契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保险人与保险中介的博弈均衡。
一、基本假设
在对保险人与保险中介协同竞争博弈均衡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作如下一些基本假设：
（1）为了使问题简化，下文采用双重因素激励模型进行分析，并且该模型很容易被推广到多重因素激励模型。
（2）保险人和保险中介是完全理性的。所谓完全理性，即在面临给定约束条件下，理性人最大化自己的偏好；也就是说，他们会选择最合适的行动以实现自己最大的收益。
（3）对于参与各方而言，各自的支付函数是大家的共同知识。
（4）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截止2005年，全国共有保险机构93家，其中保险集团和控股公司6家、财产险公司35家、人身险公司42家、再保险公司5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家；共有保险专业中介机构1800家，保险兼业机构12万家，保险营销员147万人（吴定富，2006）。[4]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保险中介市场参与者足够多，从而市场是竞争性的。
（5）保险中介与投保人利益趋同。除强制保险外，保险并非投保人的必需品，因此保险市场是买方市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保险中介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必须扩大投保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险中介侵犯投保人的利益，最终结果是把自己逐出保险中介市场。因此我们在分析时可以不考虑投保人，近似认为保险中介市场只有两类参与者，即保险人和保险中介。这样做既可以简化对该问题的分析，同时也可以使失真度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6）假定在第二节的分析中，?茁1、?茁2和a是内生变量，其余变量是外生变量。
二、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双重因素最优激励契约模型[15]
四、结束语
本文运用委托―理论，通过双重因素激励契约模型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保险人和保险中介的协同竞争进行了研究，论证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双重因素最优激励契约可使保险人和保险中介均获得最大收益，因此谁都没有偏离这种最优契约而寻找其他新契约的冲动，此时具有协同竞争关系的保险人与保险中介将会达到稳定的博弈均衡状态。出于使问题简化和便于理解的目的，本文采用双重因素激励模型，并且用具体函数进行论证，从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很容易推广到用一般函数论证多因素激励模型，即多因素模型。比如我们还可以在目标函数中引入中介人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对于长期信用良好的中介人给予远期奖励等。如果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则不兑现其远期奖励，增加其违规的机会成本。当违规成本大于违规收益时，他会选择不违规。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当然我们还可以加入其他有利于激励中介人的变量，对目标函数进行扩充，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在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中，如一方面本文对保险中介市场进行博弈分析是建立在一些假设基础之上，特别是完全理性和共同知识的假设，而现实世界中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并非完全理性，这样就使我们的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与此同时，本文的博弈模型仅仅对博弈双方进行了静态而非动态分析，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需要用演化博弈去研究。另一方面，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抽象掉了投保人；如果把投保人加进来，则需要研究多方博弈基础上的协同竞争博弈均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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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缘起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by Nicholas Negroponte)中写道:“作为电信的范式,‘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口号已经陈腐不堪,但使用它来思考电视的新境界,却很不错。”[1]如今随着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移动多媒体广播的出现,庞帝所说的这个“电视的新境界”已经成为现实,传统电视生存、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CNNIC在2009年1月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境内网站数量已达287.8万个[2],媒介市场中运作的公司数量急剧增加。数字化时代的媒介融合带来IPTV、手机电视、网络视频等与传统电视产品和服务具有替代性功能的新媒体形态,电视媒介营销的市场竞争环境剧烈震荡。同时,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受众的媒介使用和消费行为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媒介竞争环境和受众行为的改变对电视媒介意味着什么?这些变化对电视媒介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eting),即电视媒介自身和电视节目的宣传和推广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在传播科技数字化变革的浪潮中,电视媒介营销走过了怎样的变化之路?电视媒介营销的未来路在何方?这些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电视媒介营销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研究电
视的制作、营销以及功能[3]。随后,传播学者和电视业界从业人员逐渐加入媒介营销的研究队伍,代表性成果有沃尔特?麦克道尔和艾伦?巴滕的《塑造电视品牌:原则与实践》(Branding TV:Principles and pranctices)以及苏珊?泰勒?伊斯特曼等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宣传与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ting for Broadcasting, Cable and the Internet)等。这些着作从电视媒介自身角度出发,研究了媒介品牌塑造和传播的技巧,有的还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介的在线传播和电子邮件营销的思路和策略。
我国媒介自身的宣传与营销研究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政策使得传媒机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党政附属机关存在,并不存在媒介营销的环境和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传媒业逐渐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管理”转向,传媒产业逐渐向“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转变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开始升温。电视媒介营销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电视营销传播》(文硕、张小争、李晓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电视广告营销》(佘贤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以及《应对媒介融合——新环境下的电视节目营销》(刘婧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等。这些着作具有一定的新意,但仍局限于市场营销理论和电视经营较为简易的结合,基本上按4P、4C、4R理论对电视经营进行阐释。此外,还有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关注到电视媒介营销问题,主要有李岭涛的《探索与电视观众收视行为相匹配的营销方式》(《广播电视信息》2003年第12期);卜彦芳、尤丽芳的《从营销角度看电视媒体的经营》(《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苑志强的《电视媒介的活动营销》(《中国记者》2006年第8期);李盈盈的《电视媒体的数位化营销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等等。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分别从电视媒介营销环境变化、受众收视行为变化、电视媒介营销策略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这些成果虽然多为市场营销理论的移植和电视媒介营销实践经验的总结,存在理论原创性不足的问题,但是它们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广告策划之前，第一步必须进行的是对目标市场的了解、分析和研究。市场调查报告，或称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建议书是广告文案写作的一个要件。阅读市场调研报告的人，一般都是繁忙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或有关机构负责人，因此，撰写市场调查报告时，要力求条理清楚、言简意赅、易读好懂。
一、市场调查报告的格式一般由：标题、目录、概述、正文、结论与建议、附件等几部分组成。
（一）标题
标题和报告日期、委托方、调查方，一般应打印在扉页上。
关于标题，一般要在与标题同一页，把被调查单位、调查内容明确而具体地表示出来，如《关于哈尔滨市家电市场调查报告》。有的调查报告还采用正、副标题形式，一般正标题表达调查的主题，副标题则具体表明调查的单位和问题。如:《消费者眼中的<海峡都市报> 棗<海峡都市报>读者群研究报告》。
（二）目录
如果调查报告的内容、页数较多，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应当使用目录或索引形式列出报告所分的主要章节和附录，并注明标题、有关章节号码及页码，一般来说，目录的篇幅不宜超过一页。例如；
目 录
1、调查设计与组织实施
2、调查对象构成情况简介
3、调查的主要统计结果简介
4、综合分析
5、数据资料汇总表
6、附录
（三）概述
概述主要阐述课题的基本情况，它是按照市场调查课题的顺序将问题展开，并阐述对调查的原始资料进行选择、评价、作出结论、提出建议的原则等。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简要说明调查目的。即简要地说明调查的由来和委托调查的原因。
第二，简要介绍调查对象和调查内容，包括调查时间、地点、对象、范围、调查要点及所要解答的问题。
第三，简要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助于使人确信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因此对所用方法要进行简短叙述，并说明选用方法的原因。例如，是用抽样调查法还是用典型调查法，是用实地调查法还是文案调查法，这些一般是在调查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另外，在分析中使用的方法，如指数平滑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都应作简要说明。如果部分内容很多，应有详细的工作技术报告加以说明补充，附在市场调查报告的最后部分的附件中。
（四）正文
正文是市场调查分析报告的主体部分。这部分必须准确阐明全部有关论据，包括问题的提出到引出的结论，论证的全部过程，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还应当有可供市场活动的决策者进行独立思考的全部调查结果和必要的市场信息，以及对这些情况和内容的分析评论。
（五）结论与建议
结论与建议是撰写综合分析报告的主要目的。这部分包括对引言和正文部分所提出的主要内容的总结，提出如何利用已证明为有效的措施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与建议。结论和建议与正文部分的论述要紧密对应，不可以提出无证据的结论，也不要没有结论性意见的论证。
（六）附件
附件是指调查报告正文包含不了或没有提及，但与正文有关必须附加说明的部分。它是对正文报告的补充或更祥尽说明。包括数据汇总表及原始资料背景材料和必要的工作技术报告，例如为调查选定样本的有关细节资料及调查期间所使用的文件副本等。
二、市场调查报告的内容
市场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说明调查目的及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介绍市场背景资料。
第三，分析的方法。如样本的抽取，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技术等。
第四，调研数据及其分析。
第五，提出论点。即摆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第六，论证所提观点的基本理由。
[内容摘要]：政府职能转变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而谈到政府职能转变则不能不涉及到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是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要求和产物，其发展使社会权力结构建立在政府社会中介组织市场这一框架体系下，其本身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起到联结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在当前的形势下，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相互利用来发展自己，促进社会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本文就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前言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转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的发展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发展的进程和结果，而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惟其如此，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要想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在当前形势下，其核心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向成熟的方向发展。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涉及到政府、市场、社会的变动，他们之间是一种连动的关系。与这种情况不相适应的是，在当前的研究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变动关系研究较多，而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少。但同时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无论向市场，还是向社会转变职能，都需中介组织作为载体，形成政府－－社会中介组织－－市场这样一种三层次的连动体系，从而才能使社会发展以一种均衡的状态进行。因此，对于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说，都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推进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发展 金融中介发展 股票市场发展
中国金融在过去几十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经济发展趋势上来看不得不说二者存在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检验这种关系必须对中国金融进行充分探究，将中国金融的发展看做金融中介发展以及股票市场发展两部分，通过一定的对比论证总结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线性关系，通过实证研究找到我国金融发展的方向。
一、中国金融中介的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综合国外学者对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看法，得出如下结论：金融中介体在进行风险管理、储蓄金的调动、项目管理、监督管理、交易等方面的行为都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即金融中介的发展必然促进经济呈正相关增长，且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金融中介的发展，即金融中介与经济发展间存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其中某一方得到提升必然带动另一方的增长。这种观点也在西方发达国家 被论证。但由于体制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实际情况证实的原理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的经济金融体制质的研究。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升，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金融中介与经济发展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否属实的论证不能忽略中国的影响，因此必须通过金融中介对我国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判断国外学者的观点是否能在我国站稳脚跟。
（二）变量选取
本文在论证过程中选取的数据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统金融中常用的金融深度指标，简称DEPTH，通过该指标能够反映出金融中介体在大范围内的规模，在运算中主要体现在全部金融中介体所具有的流动负债（M3）与当个季度的总体GDP的比率。我国对金融中介体所具有的流动负债并未进行系统性统计，因此缺乏这方面的有效资料，因此可以利用某一特定时刻的期末余额（M2）进行代替。GDP是某一时间范围内的金额累计总值，这其中必然含有资金的时间价值以及物价变动造成的影响，为消除这种影响，可以对研究范围内的期初余额以及期末余额进行算术平均，再将其与该范围内标准GDP进行比算，得出较为可靠的比率结果。另一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1]，称之为BANK，选取该指标的金融中介的类型多种多样，因此将其与中央银行进行相比能够得出更好的标准，有助于存款货币银行得到更加有效的风险管理以及投资信息。除了以上两个指标外一般还需要建立辅助的经济增长指标，该指标主要体现在统计每个季度的GDP总量，分析不同季度的GOP增长率。为使得每个季度的GDP间存在一定可比性，首先计算每个季度的GDP实际数据，并以第一季度为对比基准，对商品销售信息进行分析，计算不同季度各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简称RPI，此时再用季度的GDP实际数据比上零售价格指数既能够得出该季度的实际GDP，该GDP即是相对标准的数据。
（三）结果分析
通过先前制定的DEPTH以及BANK之间的相关系数，结合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的数据分析得出DEPTH以及BANK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1，基于该系数得出结论DEPTH和BANK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二者只是在不同层面反映出金融中介的发展程度，二者之间蕴含的信息有一定区别。通过对金融中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运算，能够看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较为显著，其中的DEPTH或者其滞后变量DEPTH9（-4）能够回到回归模型中，由此可见DEPTH和调整后的季度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当DEPTH和调整后的季度GDP增长率进入到模型中，其T检验都得到显著提高。
通过上述分析能够得出结论，中国金融发展中的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即证实中国金融发展在金融中介部分是符合国外学者预期的。
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不同于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明显线性关系，国外学者对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及相关强度等存在较大的分歧，一些国外学者认为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正相关，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股票市场中的风险分担等因素可能导致人们对储蓄的动力下降，因此股票市场的发展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出现负值，即股票市场的发展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在我国的发展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际地位以及市场份额导致股票市场在我国发展速度极快，因此必须研究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变量选取
前文已经对经济增长指标进行讲解，此处仅介绍股票市场发展中的几个重要指标。第一个指标是每个季度的平均市场价格总值与当季度GDP的比值，通过该比例能够反映出该季度股票市场份额规模，一般用CAPITALIZATION表示该比率。另一个指标是季度周转率，表示该季度股票投资总额与该季度股票平均价格间的比值。
（三）结果分析
数据来源同样选取《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通过科学运算能够看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几个指标在模型中的线性关系并不明显，即并不显著的进入回归模型，通过T检验发现其检验值很低，由此可见股票市场发展的几个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够明显。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其作用仅有一点点，即外国学者普遍认为的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间是相互促进的并不适用于我国。
三、结束语
外国学者认为金融的发展必然促进经济呈正相关增长，且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金融中介的发展，即金融与经济发展间存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但这种观点在我国比较片面，金融中的金融中介发展对我国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符合国外学者的观点，而金融中的股票市场发展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却不符合国外学者的观点。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中介组织 交易费用 政府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6-0140-01
“中介”是客观事物转化和发展的中间环节，是在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对立两极之间起居间联系作用的环节。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中，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和作用日益突显，已经成为公共管理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本文以社会中介组织的特点、性质与功能为切入点，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对社会中介组织现存问题及改进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一、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特征与作用
1 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
交易费用是社会中介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如果企业内部组织的交易比通过市场进行同样交易所费较少是可能的话，企业就会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某种替代而存在。”同样，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使得社会中介组织从市场中分离出来，成为与企业类似的作为市场的一种替代。设成本C与交易次数D成正比，而市场上集合A存在的交易主体数为X，集合B交易主体数为Y，则在图1（a）中，A与B交易次数为D1=XY；在图1（b）中，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的条件下，A与B所需交易的次数D2 X+Y。显然，当x>2，Y>2时，D1>D2，那么有C1>C2，即社会中介组织降低了交易费用。因此，在复杂市场条件下，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市场主体能够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这是其存在的根本原因。
2 社会中介组织的特点
（1）服务社会性。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对象是全社会范围，最终目标是要服务全社会。它们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因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发展。
（2）自治特性。社会中介组织是公民自主建立的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成立的社会组织，虽然承担社会管理职能，但它不同于政府行为，且在组织管理和组织体系上独立于政府。
（3）依法运作性。社会中介组织在两个方面体现其合法性。一方面是在组织建立时必须依照相关法律登记注册。社会中介组织要与政府、企业等地位平等，是独立的法人组织。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要依法展开相关业务。
（4）专业性。社会中介组织通过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目标群体提供智力服务。专业性是社会中介组织能够被社会所认可的标准。
3 社会中介组织的公共职能
社会中介组织由其自身的性质与特点，在具有的社会性、公益性、事务性的一些社会事务能够发挥其职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功能主要有如下几点：
（1）协助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中介组织联系着政府与市场，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如商会、会计师事务所等，这些机构在市场秩序和经济体制完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在社会管理民主化、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下，社会中介组织以其特有的优势，在许多领域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3社会中介组织由于运作和管理的需要，往往对成员组织进行管理，因此在替代政府管理社会有积极作用。
（3）充当政府与社会的信息媒介，加强社会民主管理，缓解社会矛盾。社会中介组织因其广泛的社会服务性，成为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沟通的媒介。它们通过发表言论、提出建议增强了社会的民主性，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情感沟通，缓和了社会矛盾。
二、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社会中介组织缺乏独立性
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中介组织是实行自我管理并自主承担责任的自治组织。然而我国中介组织与政府之间总是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改制前，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中介组织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虽然我国现已将社会中介组织从政府部门分离出去，但许多社会中介组织直到现在仍依赖政府主管部门获得业务。同时部分政府主管部门也利用控制的社会中介组织来谋求部门利益。这样社会中介组织无法实现独立性、客观性与公正性，不但违背了政府改革的初衷，增加了行政成本，更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造成资源更大浪费。
2 行业服务意识淡薄，监督管理流于形式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普遍存在服务水平差，服务意识淡薄的情况。“官本位”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工作态度不认真。比如编制工作底稿往往是一些表格的堆砌，数字的罗列。此外，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上，目前还没有统一规范的监管系统，导致体制不顺，效率低，难以协调。
3 法律保障体不完善
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而言法制建设滞后，规范管理沦为空谈。虽然我国已经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中介服务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譬如《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但这些已经出台的法律仍不够健全。更多的社会中介组织则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无法实现运作规范。
三、发展和规范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具体措施
1 培养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割断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利益关系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因此要求市场主体要依法经营。一方面赋予社会中介组织真正的人事、财务、经营等管理权，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拥有经营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主管部门利益关系必须要依法制止。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间的关系，规范政府行为，该政府管的不手软，不该政府管的别沾手，切实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
2 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自律管理
社会中介组织内部管理要形成制约机制。社会中介组织应选择权责清晰、结构清楚的组织形式，改变对政府的附属关系。同时要健全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形成自我约束的良好机制。保证工作的高效率和规范性，降低经营风险。此外，还要加强执业人员的相关法律意识，对违反规章制度要追究相应责任，强化自律管理。
3 完善中介组织立法，提高法制化水平
关于社会中介组织立法工作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抓紧制定社会中介组织法律，尤其是针对那些比较重要、对市场影响大的中介行业。通过法律明确这些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职能、经营范围、责任、权利和义务，由此明确社会中介组织主体资格、市场行为制约及其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等等。4对已有的相关法律也要不断补充完善。二是加大执法力度，改变法制观念淡薄的风气。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违法行为要及时制止惩处，讲究要依法办事，提高社会中介组织法制化水平。
参考文献
[1]胡仙芝，论社会中介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职能和作用[J]，中国行政管理，2004（10）：84-89
[2]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关键词] 金融中介理论 农村金融中介 显 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逐渐多了起来。具体看来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的研究：一是对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例如姜旭朝（1996）、温铁军（2001）等；二是具体对农村信用社的研究，如谢平（2001）、何广文（2001）等；三是对农村金融制度的整体研究，如张杰（2003）、王曙光（2006）等等。本文则是在对金融中介理论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对中国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类金融中介进行功能定位，从而提高农村金融的效率，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及金融中介的一般功能定位
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问题就是要解释“金融中介机构为什么存在、发展，它具有怎样的功能”，有关文献相当繁杂，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就是把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作为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依据此分界点，John Chant（1989）将金融中介理论分为“新论”与“旧论”，“旧论”认为金融中介只提供资产转型服务，是被动的资产组合管理者，而“新论”是着眼于探究金融中介为什么存在的理论，核心是引进了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将在参照“新旧论”划分的基础上，根据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顺序来展开论述。
1.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用媒介、信用创造功能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关于银行信用本质和作用的理论包括信用媒介论和信用创造论两个对立理论。 信用媒介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信用的提供作媒介，银行通过信用的媒介，能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等。而信用创造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通过信用的创造能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劳、麦克鲁德、熊彼特等。无论是信用媒介功能还是信用创造功能，实际上只是说明了银行的部分职能。
2.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无金融中介现象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理论(Arrow-Debreu Model，简称A-D模型)假定厂商与家庭可以无限制进入完全的金融市场，即没有交易成本和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金融市场完全可以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机构。这一理论是基于对现实世界高度抽象的理想模型，但大量的实际运作却偏离了这一理想化假设。从这个意义上，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兴起可以视作是对A－D一般均衡模型的突破，以后的研究者正是在对上述假设进行修正的情况下，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角度研究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
3.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资产转换功能
20世纪前期，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进展不大，最有意义的是Fisher(1930)的内部信贷市场观点，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一贡献开启了金融中介重要性的理论闸门。后来，Fisher的观点得到了Gurley＆Shaw（1956）的进一步深化，他们在《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Saving-investment Process》一文中论述了金融中介的资产转换功能。认为金融中介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发行间接证券，在储蓄者和借款者之间进行资产转换。由于该理论不仅揭示了金融中介具有基本的资产转换功能，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而他们也被当作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
4.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现代金融中介理论
随着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金融中介的研究中，对金融中介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形成了基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及金融中介的“功能观”的种种金融中介理论，下面逐一进行论述。
(1)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规模经济效应
Gurley＆Shaw和Tobin在阐释金融中介的资产转换功能的同时，为降低交易成本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Gurley＆Shaw(1960) 在其著作《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中提到金融中介机构可以节约交易成本。Tobin（1963）在《Commercial Banks as Creators of Money》一文中也从金融中介发挥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述。其后继者G.J.Benston＆C.W.Smith（1976），Merton(1989)， Chant(1989)， Freixas＆Rochet(1997)，Allen＆Santomero(1998)等也进行了探讨。
(2)基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息处理及监控功能
运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热点。信息不对称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种，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两者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产生对金融中介需要。Leland＆Pyle(1977)在《Informational of Asymmetries，Financial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一文中论述了资金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引致的逆向选择，因此客观上需要专门提供信息的人。Diamond(1948)在《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一文中对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金融中介的委托监督理论。他认为金融中介就是通过充当被委托的监督者来克服信息解决道德风险的，这种做法节约了对单个项目进行监督所造成的成本。Chan(1983)，Mishkin等人也进行了解释与描述。
(3)基于消费不确定性的金融中介理论（流动性保险理论）和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功能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另一个金融中介理论来自于对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由于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消费者面临着流动性风险。流动性保险理论的代表人物为Diamond＆Dybvig。在Diamond＆Dybvig (1983)模型中分析了金融中介在防范因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而造成的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这一模型后来经过Bencivenga＆Smith(1991)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和发展，在Bencivenga＆Smith模型中，金融中介的作用是提供流动性而不是克服信息摩擦。
(4)基于风险管理、参与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交易、风险管理功能
与信息不对称紧密联系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融中介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组织结构和业务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金融市场更加完善，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金融中介。事实上，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正是金融中介和企业增加运用创新的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结果。Santomero(1984)基于Tobin-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发现，由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中介机构便要在投资者之间发挥风险转移的功能，以便使整个社会的平均风险水平下降或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Merton(1989) 认为金融中介的一个功能是具有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的能力。Allen＆Santomero(1998)在归纳银行新业务后认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
参与成本是和风险管理相联系的一个概念。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论视野过于狭窄，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金融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固定成本。虽然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可能已经大为下降，但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参与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人们进行风险交易和管理，从而大大减少参与成本。在这里，金融中介的职能主要是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已不同于传统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了。因此，从参与成本的角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中介机构近年来发展变化的原因。
(5)基于价值增值与客户导向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金融服务功能的拓展
Scholtens＆Wensveen(2000)对上述Allen＆Santomero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诸如共同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正因如此，金融中介理论必须拓展其目前的研究边界，需要一个解释有关金融创新和市场细分及其动态过程的理论。随着高质量的资产转换，如到期日、流动性、风险、规模以及区位等，金融中介增加了储蓄者与投资者双方的价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 Scholtens＆Wensveen所谓的补充理论(amended theory)强调金融中介的顾客导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顾客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而传统理论所谓的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成本等则属于上述过程的伴随效应(by-effect)。
(6)基于“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金融中介理论
Merton＆Bodie(1993，1995)针对人们长期遵从的机构观，提出了一种基于“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较稳定，但金融机构的构成及形式却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功能观首先要问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Merton，1995；Bodie，2000) 。金融中介功能观为解释当前金融体系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尤其是博迪(Bodie，2000)还曾专门以访谈的形式讨论过金融体系的功能观，并涉及了功能观的中国意义，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向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现实因素的分析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金融业的实践发展而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首先是从金融中介发挥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并初步涉及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述；接着随着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为新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随着近十多年来金融的迅猛发展和金融中介新业务的拓展，人们开始在交易成本之外，从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的角度研究金融中介功能的转变。应该说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风险转移和管理构成了金融中介演化的客观要求，随之发展起来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就具有的相应的功能。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和中国前正推进的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具有相容性，以金融中介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正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实情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设计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显然现代金融中介理论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没有考虑到不成熟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和农户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必须添加这些要素。
二、中国农村金融中介的功能定位及拓展
在长期金融抑制的经济中，我国农村的金融市场是极不发达的，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银行类农村金融中介还会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
1.基于金融中介理论的一般显定位
根据上述的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一般具有信用媒介、信用创造、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功能。Merton＆Bodie更是较系统地阐述了金融的六个核心功能：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即为交易提供清算和支付条件；聚集资源和向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服务的功能；提供跨时、跨地区、跨行业转移资源的服务；具有风险管理功能，金融部门提供管理风险的服务；具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为经济部门分散的决策者提供信息服务；提供解决激励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显然，农村金融中介也应具有以上功能，只是因为服务于农村和农民而更具有针对性，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是一种典型的不发达的、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这和1978年改革后农村经济形成了以农户、私人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格局相对应，农村经济对资金需求具有小额、分散、灵活、方便的特点，不仅不能给金融机构带来规模经济收益，而且由于分散性、收入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等因素，又必然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成本较高，因此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必须也具有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一般功能，我们把这些功能看作显。
但应运而生的这些金融中介组织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却不尽如人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农村信用社脱离农业银行的改革后，从理论上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中已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格局，即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和发展农村经济相背离的情况：和小额金融服务特质最贴合的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性质逐渐缺失，在片面追求盈利的目标驱使下，考虑对小规模融资需求需要支付额外的信用评估与监督成本，转而偏好与大规模的信贷需求建立联系；中国农业银行业务逐渐转向城市，对农村的信贷支持明显减小，而且在退出支持农村经济的同时还带走了大量的农村居民储蓄，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长期只存不贷，也从农村吸走了大量的存款，这就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净流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面临业务单一、风险加大等困境，支农作用日益弱化；民间借贷虽然由于其地缘和血缘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降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要求，但由于游离于有效监管机制之外，问题频出。可以看出上述农村金融中介组织在服务于农村和农户时出现了部分功能缺失。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国近年来进行了持续改革，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已逐渐过渡到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农村合作基金、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小额信贷以及非正规的民间私人借贷等多种金融中介组织。尤其是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放宽了对村镇银行等五类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政策限制，目的就是健全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显。
2.基于中国农村及农户特性的隐拓展
我们在理解农村金融中介组织显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达国家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城市化、农村生产工业化、商品化水平高，而且农村领域就业人数少；而在中国，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兴起，虽有大规模、专业性商品生产者，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更多的仍然是分散的、零星的种植业、家庭经营及小商品生产者。农民（农户）行为特征将对农民（农户）的信贷行为和农村金融组织的功能定位有着根本的影响。从总体上讲，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 “理性小农”说，代表人物为T.W. Schultz和S. Popkin。T.W. Schultz（1979）认为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1964）。另一类是“道义小农”说，代表人物之一J. Scott认为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1976）。我国农民普遍持有以家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且依附于土地，广大的极其弱小的农户作为经济个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非常脆弱和无力的，而且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看出即便某些地方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收入（如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的农村家庭），但广大农户仍是 “非理性”的。这就要求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新型的银行类金融中介加入新的功能，诸如金融中介代替政府进行项目选择、经营指导、技术培训、信息传递、文化宣传等功能，这些功能区别于一般的金融中介，可以看作农村金融中介的隐。在具体的操作中农村金融中介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相对发达而广泛的信息系统，为农户提供急需的致富技术和信息，帮农户找准新的效益增长点，当好农民的致富参谋和金融顾问；还可以通过送知识进农户等手段进行文化宣传和技术培训等。
参考文献:
[1]秦国楼:现代金融中介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人才中介市场
一、引言人才中介的产生最初动因在于其具有信息传导性，可以缓解劳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解决人才流动带来的求职问题。我国的人才中介市场是伴随着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由最初的官办占主要地位发展成当前多种形式、多个层次的人才中介市场，其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观念的固化和利益的驱动使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互存交织性。
在我国，大多数人才中介组织都脱胎于政府这个“母体”，是有关职能部门的转化物。
第二，社会中介组织竞争环境激烈，道德风险水平较高。
在我国中介组织多具有“官办”色彩，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往往不是质量与信誉的竞争，而是演化成了挂靠单位之间权力的较量。消费者不能获得高品质的中介服务，久而久之便对其失去信心。
第三，缺乏统一规划和指导，法律法规延滞不畅，管理体制不健全。
中介组织对政府的“挂靠”导致中介组织管理存在地区性封锁、行业分割、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等不良现象。
第四，人才中介组织人力资源匮乏。
中介组织对从业人员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但由于从业人员的市场准入把关不严，致使人员质量不高;且我国全面重视培养中介人才的时间短，向社会输送的中介人才有限；再就是，中介组织的社会地位不高，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的加入等原因，造成中介组织人才匮乏，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二、人才中介市场产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人才中介市场由于求职双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产生，随着市场发展，无论企业还是求职者都要求一个传递信息的专门机构作为媒介，因此人才中介市场应运而生。其产生的动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和社会分工细化，使得企业需要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信息社会求职者要求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搜寻成本。
第三，人才中介公司所具有的信息传导性特点决定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人才中介公司是通过专业知识和技术服务，向委托人（求职者或用人企业）提供性、公正性人才咨询和市场信息服务并收取一定佣金而依法成立的经济组织。人才中介公司是企业化的中介机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采取企业化经营模式和成本利润分析方式。 人才中介公司一般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经济组织，具有中立化的社会地位，这就保证了其在企业和个人之间传递劳动供需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
三、发展及完善我国人才中介市场的管理建议中介组织可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传递公共信息以及平衡公共权力，满足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层次性。人才中介市场是围绕劳动要素的供需而展开的。而人很难分辨人才信息，人才信息会随着人才的流动而不断变化；同时信息的质量又因求职者的偏好不同而满意程度不同，所以在信息的及时性、可靠性、充分性、多样性方面对人才中介公司的要求较高。针对人才中介市场的特殊性和当前我国人才中介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加快人才市场体制改革。建议人才中介行业协会不再隶属人事局管理，而应改制成市场化的行业自律组织。斩断绝大多数人才市场与政府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人才中介走向市场。
第二，制定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提高求职者对人才中介市场的预期。为提高求职者对人才中介市场的预期，要制定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包括中介公司的规模、合理定价标准、服务合同的公平公正等，保证进入市场的中介公司有能力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减少求职者对市场的不良预期，消除或减弱其对中介公司类型的信息不确定性。
第三，强化人才中介的信用公示功能，建立健全信用体系。
当信用体系不健全时，中介会通过提供低质量信息服务来降低生产成本以扩大其收益成本；同时求职者也会出现虚报谎报个人信息现象，造成中介信息服务中不必要的成本增加。
第四，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提高人（人才中介公司）违约的惩罚成本，加大对其的惩罚力度，如对存在夸大信息内容、公布虚假信息、随意收取费用等欺骗行为的人予以限期停业整顿等严厉处罚。
第五，加强中介组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其社会认可度。人力资本在中介组织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加强中介组织自身建设，必须加强中介组织中人力资源的积累，积极引进高素质、专业型、复合型人才，建立统一的职业资格审查制度和后续教育制度。以专职专业化为主体，逐步营建区域性的“评估人才”资源库，实行资格认证制，树立和强化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把中介组织建成为学习型组织，促使其不断学习，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累竞争优势，保证前沿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小结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对象，一国经济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需要适应阶段性需求的劳动力供给机制相配合。本文着眼于分析现阶段人才中介市场结构特征，从人才中介市场与一般产品中介市场区别与联系出发，利用政治经济学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围绕中介市场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研究人才中介市场的产生动因和发展特点，并针对人才中介市场提供服务的实践经验和当前人才中介市场发展状况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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