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出土钱币 断代 社会现实 文化交流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1]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中国钱币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在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的关怀、指导和文博部门、大专院校等研究机构及各省市钱币学会的大力支持下，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本届理事会提出的“挖掘钱币历史的深厚底蕴，为开拓先进的中国钱币文化服务”的指导精神，团结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开展学会工作，基本完成了原定的各项工作规划。现简要报告如下：
第五届理事会四年来的工作回顾
一、组织建设方面
1．制定相关条例，加强制度建设在学会章程的大原则下，学会先后制定了《中国钱币学会组织工作发展办法》、《学会秘书处工作条例》、《中国钱币学会负责人产生办法》和《中国钱币学会评选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了学会的制度建设。第一批顺利通过民政部年检、审核。对全国地市级团体会员开展届审及重新登记，考察吸收江苏省南通市钱币学会、湖北省荆州市钱币学会为中国钱币学会团体会员。目前，学会已经发展团体会员46个，个人会员6万余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学术团体之一。
2．以博物馆(陈列馆)为依托，加强组织建设
以博物馆(陈列馆)为依托，积极开展钱币学术活动，是本届理事会期间组织建设工作的亮点。中国钱币博物馆经过十年的发展，在总行领导的直接关心下，搬出了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地下室，将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原保商银行改造为向社会开放的钱币博物馆。各地钱币学会，在人民银行有关分支机构的领导和支持下，也相继建设了一批钱币博物馆(陈列室)，展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广西钱币博物馆有关越南货币、新疆钱币博物馆有关少数民族货币、甘肃钱币博物馆有关丝绸之路货币、云南钱币博物馆有关银锭的展览等。2004年，广西、云南、新疆、甘肃、湖北、河北、宁波等7个省市钱币学会所建钱币博物馆先后被批准为所在人民银行正处级事业单位，从组织上加强了学会工作的依托。
3．举办培训班，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
钱币学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要求专职工作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第五届理事会工作规划中也曾强调要加强钱币专业人才的培养。为落实这一要求，2004年5月中国钱币学会与陕西省钱币学会、西安市钱币学会联合，在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培训中心举办了“中国钱币学会第四期钱币专业干部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40个团体会员的65名学员接受了系统培训。除此，有关省、市学会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短期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学会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为更好地开展学会工作奠定了基础。
4．举行评选活动，推动学术及学会工作的开展
钱币学术成果评优及学会工作业绩评选是钱币学会组织建设工作的重要方面。根据《中国钱币学会奖励工作条例》，组织了中国钱币学会第三届优秀学术成果“金泉奖”及第二届先进团体会员的评选，于2003年在湖北武汉召开评选工作会议。优秀学术成果“金泉奖”共评出论文30篇、著作10部、音像数字作品4部、刊物4本、陈列4项；北京、上海、辽宁、陕西、河南、江苏、江西、云南、福建、广西、新疆、西安、安庆、南充等14个省市钱币学会被评为中国钱币学会第二届先进团体会员。
二、学术研究方面
学术研究是学会工作的中心，专题研究则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四年来，学会以古代货币、近现代货币、外国货币、货币史等四个专业委员会为核心，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成果显著的专题学术研究活动。
1．首次承办国际钱币学术会议
2002年10月，中国钱币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在北京成功承办了“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第9届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是国际钱币学术界的一次盛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货币的多样性”，中外代表分别以“钱币与银行博物馆事业”、“钱币文化的交融”、“中国钱币论坛”、“各具特色的地区货币与银行”为专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中外钱币学术交流。会议期间同时举行了中国钱币学会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编撰出版了《中国钱币学会二十年》纪念图集。
2．几部重点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取得了新的进展
(1)《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计划出18部22册，是1992年为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60周年时开始编写的。本届理事会期间完成了7册：即《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一、二、三分册)》、《陕甘宁边区货币史》、《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东北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最后4册《晋察冀边区货币史》、《内蒙古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史(下)》、《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也基本完稿。该课题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基本结项。
(2)《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由上海市钱币学会于1983年开始组织编写。全书共有12卷，已经出版了9卷，其中，有3卷是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完成出版的：即《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清钱币》、《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还有3卷即《宋辽西夏金货币》、《元明货币》、《钱币学录压胜钱外国古钱币》，正在编写中。
(3)《中国钱币大辞典》是1985年10月在中国钱币学会第二届年会确定，由河南省钱币学会牵头组织编纂的重点项目。全书共有14编22卷，已经出版了6编：其中，有2编4卷是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完成的：即《宋辽夏金编》3卷和《泉人著述编》。还有7编在撰写中，即《元编》、《明编》、《清编》、《民国金属币编》、《民国纸币编》、《考古资料编》、《附录编》。
(4)《中国钱币丛书》是1993年4月，中国钱币学会与中华书局合作组织编撰的钱币研究丛书，分甲种本和乙种本。甲种本为学术著作，已正式出版了19册。其中，有9册是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完成出版的：即《钱币学与冶铸史论丛》、《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两宋货币史料汇编》、《秦半两研究》、《永隆通宝钱范》、《中国近代机制币》、《世界各国铸币史》、《戴志强钱币学文集》、《中国铜元分类研究》；乙种本为普及性读物，已正式出版了3册，其中《世界现行硬币图册》、《金泉沙龙》是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完成的。
(5)《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在本届理事会期间编写出版。
此外，还编辑出版了会刊《中国钱币》杂志全文检索光盘，与印钞造币总公司、金币总公司、金融出版社联合编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光盘等。
各省、市钱币学会也编撰出版了一批高 水平的学术著作，如天津市钱币学会编著的《天津近代钱币》，江苏省钱币学会编著的《中国近代纸币史》、《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省钱币学会编著的《元明时期湖南货币专题研究》，安徽省钱币学会编著的《东至关子钞版暨两宋纸币》，广西钱币学会编著的《广西历史货币图集》、《中国十文铜元版式研究》，淄博市钱币学会编著的《齐国货币研究》，苏州市钱币学会编著的《苏州近代货币录》、《昆山钱币收藏精品选萃》等。
3．若干专题研究领域取得新成果
“白金三品”是西汉武帝时为解决财政困难铸造的一种银质货币，不久便停止使用，文献中虽有记载，但过于简单，留有很多疑问。近些年，甘肃、陕西、安徽等地出土了与史书记载近似的呈龙、马、龟等图案的铅质器物，钱币界对其归属存有不同看法。2003年8月在陕西汉中召开了有关“白金三品”的专题研讨会，专家们分别从形制、戳记、篆文、金属成分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不少学者倾向于出土物就是“白金三品”。关于龙纹币上的文字，一种认为是符号；一种认为是汉代模仿的外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龟币的文字：多数学者认同释读“垂光”，其义是美化“白金三品”能“千载垂光”之意。
“六朝”是指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以南京为都城的朝代。“六朝”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历史上却具有“继汉开唐”，承上启下的作用。特别是在铸钱工艺上，处在由叠铸向翻砂制钱的过度阶段。为理清这一过渡，2003年11月在南京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专家们分别从钱币学、科技史、考古学、经济史等角度对六朝钱币的铸造工艺及技术进行了探讨。同时，论证了南朝时期货币制度的紊乱及其对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永隆通宝”是五代时期闽国铸行的货币，近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钱币实物及钱范。此钱是采用一钱一范的方式浇铸而成。这种技术在闽国的使用，引起钱币及考古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钱币学会和福建省钱币学会及福建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钱范。2003年12月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认定泉州为五代闽国王曦所铸“永隆通宝”的遗址，出土的“永隆钱范”系陶子范，一范一钱，浇铸后废弃。但对钱范的制作和浇铸操作过程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丝绸之路货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国钱币学会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先后组织过多次专题研讨会。2004年7月在新疆阿克苏召开了第四次研讨会。研讨的重点是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货币文化交流，邀请了伊朗钱币博物馆馆长以及加拿大等国专家出席了会议。就“丝绸之路货币”的内涵以及历史上中国与伊朗间的文化交流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是近年来丝绸之路货币研究成果的阶段性反映。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币的国家，但一直缺乏早期的实物资料，所以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东至关子钞版”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二十多年来，对其性质存有不同的看法。2004年10月在安徽池州召开了研讨会。学者们就“关子钞版”的性质、用途、印刷、真伪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不少学者认为“东至关子钞版”应该是南宋钞版，反映了南宋关子的面貌，并对其文物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国古代范铸法铸钱工艺的研究与模拟实验课题，对中国古代铸钱工艺中存有争议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先秦时期在泥范上直接刻范铸钱不可行；石范可以直接铸钱，也可以铸范；铜范可以直接铸钱，关键是铜水和范体之间须要有超薄、耐高温的隔离层；萧梁超薄双面叠铸范必须用特殊加工的炼泥制成，并经过严格的烘范等。铸钱工艺的发展，推动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铸造技术的发展。此项研究成果获得2005年度银行科技发展二等奖，中国钱币博物馆据此举办了“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览”。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尤以货币文化的交流最为显著，共同创造了以圆形方孔钱为特点的东方货币文化。为了回顾这段历史并加强学术交流，中国钱币学会与广西钱币学会联合于2005年12月在南宁召开“中国与东南亚古代货币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包括越南、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的60多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历史上东南亚各国使用或仿铸中国货币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研讨，对管理当今人民币在广西、云南等边境地区跨境使用现象很有启发。
2005年8月在内蒙古海拉尔市组织召开了“中国古代北方货币的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重点就辽、金、元、清等时期的货币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反响良好。
此外，各省、市、自治区钱币学会也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钱币专题研讨活动。如：上海市钱币学会组织了“中国货币制度和货币思想研讨会”；福建省钱币学会举办了“钱币学会与人民币防伪反假理论研讨”；江西省钱币学会组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陈列方案专家论证会”；重庆市钱币学会以“三峡库区历史货币研究”为重点，开展钱币学术研究活动；河南省钱币学会以“河南地方货币研究”为主线，采取重点课题招标的方式，组织了13项课题研究；广西钱币学会开展了越南锌钱、景兴钱等东南亚现代及古代货币的研究；长治市、南通市、安庆市、西安市等钱币学会分别组织、举办了“中国钱币学论坛”工作及学术研讨会等。
三、宣传普及方面
宣传普及钱币知识是学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学会服务于社会，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国钱币学会立足金融系统，依托并发挥各地博物馆的阵地优势，通过举办专题展览，组织专题讲座等形式，宣传“人民币管理条例”，介绍人民币防伪知识；同时与新闻媒体合作，通过拍摄钱币知识专题片、举办有奖知识竞赛等活动，普及钱币文化知识，都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
1．发挥学会优势，积极配合开展《人民币管理条例》等的宣传活动
宣传《人民币管理条例》，普及人民币防伪、反假知识，不仅是各级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的主要工作，更是各级钱币学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钱币学会多年来始终注意发挥各级学会的优势，积极利用钱币博物馆，在每年的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中，要求各级钱币学会举办展览，配合当地人民银行，开展爱护人民币、辨别假币等宣传活动。此外，为落实行领导关于向社会征求“第五套人民币”意见的要求，学会还邀请天津、山东、河北、辽宁等学会在收藏、鉴定及研究人民币方面比较有成绩的专家学者，与印制总公司的有关领导及技术专家一起，就“第五套人民币”召开了征求意见座谈会。会后以纪要的形式上报领导，受到好评。
2．依托博物馆，举办各种专题钱币展览
本届理事会期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关怀、支持下，中国钱币博物馆各项工作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化。最关键的是拥有 了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的博物馆，除基本陈列有“中国古代钱币陈列展”和“中国近代纸币展”外，还先后举办了“中国现代金银纪念币展”、“山西民间票帖展”、“奥运纪念币展”、“法国铜章艺术展”、“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等专题展览。并在原特展部举办了“奥地利货币展”。每年，还在“北京国际邮票钱币博览会”上举办专题展览。各地钱币博物馆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展览。
3．与媒体合作通过拍摄专题片等活动，普及钱币知识
中国钱币学会与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探索与发现”、“走进科学”栏目合作，陕西、洛阳、西安等学会配合，录制了《孔方春秋》、《方孔传奇》；与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湖北武汉电视台合作录制了《中国钱币史话》十集大型纪录片。2005年9月，应首都金融文化节组委会的邀请，中国钱币博物馆制作了一套“中国历代货币”展板参加宣传活动。12月，参与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知识大型展览，主要负责“钱币的历史”展区的内容设计和宣传工作。
此外，各省市钱币学会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活动，如：上海市钱币学会自2002年下半年起，开展了钱币义务鉴定服务，保护、培育了上海市钱币市场，维护了钱币收藏者、爱好者和会员的利益；河北省钱币学会为了纪念中国人民银行及人民币诞生55周年，与石家庄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了电视片《人民币史话》；内蒙古钱币学会举办了《内蒙古钱币文化知识有奖竞赛》活动；湖南省钱币学会与省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走进钱币世界――中国历代货币展览》；甘肃省钱币学会配合中国金币总公司在兰州举办“第二届中国贵金属纪念币巡展”；江西省钱币学会完成了“中国人民银行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筹建工作，在国家银行瑞金沙洲坝旧址举办了“国家银行史陈列”；南通市钱币学会与南通电信分公司钱币研究小组联合举办了“抗战胜利60周年钱币藏品展”；新疆、浙江、赣州、南充、苏州等钱币学会定期组织“会员活动日”活动；广西钱币学会开办了钱币网站，借助网络技术在更宽广的时空范围宣传普及钱币知识，很有特色；山东、浙江、宁夏、荆州、洛阳等钱币学会深入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制、反假货币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淄博市钱币学会举办了“淄博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管理知识竞赛”活动；外交部钱币协会2005年7月与深圳市外办联合举办了“外交官看世界――钱币展”，11月还举办了“庆祝建部55周年钱币展览”等。
四、对外交流方面
加强中外钱币文化交流，宣传我国悠久灿烂的钱币文化是学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五届理事会期间，学会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研究活动。在了解、认识世界各国钱币文化的同时，也弘扬了独具东方特点的中华钱币文化，扩大了中国钱币学会在世界钱币学术界的影响。
1．参加国际钱币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钱币学会是国际钱币学委员会(INC)正式成员；中国钱币博物馆是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ICOMON)正式成员和理事单位。2003年9月，中国钱币学会组团出席了在马德里召开的第13届国际钱币学大会暨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第10届年会，会后应邀访问了伊朗国家钱币博物馆，并就今后在丝绸之路货币、波斯银币等领域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达成共识。2004年10月，中国钱币学会组团出席了国际博物馆委员会第20届大会暨第21届全体成员会议和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第11届年会，会议通过了ICOM组织的新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执委会，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黄锡全担任新一届执委会委员。
2．中国钱币博物馆与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互展
2002年8月至11月，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与中国钱币博物馆在北京中国钱币博物馆举办了“奥地利钱币展”。2004年6月至9月，中国钱币博物馆应邀在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举办了“中国钱币展”。这是中国首次在欧洲举办中国钱币展，它对向西方介绍中国的钱币和钱币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奥互展活动促进了中奥钱币文化交流，增进了中奥两国钱币学术界的友谊与交往。
3．配合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举办“法国铜章艺术展”
2004年11月，中国钱币博物馆和法国国家造币局联合主办了“法国铜章艺术展”，这是中法文化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银行、法国驻华大使馆、中国钱币博物馆、法国造币局等有关单位领导及中外来宾5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本次展览展出了来自法国造币局的400多枚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大铜章，给中国的钱币爱好者提供了一次学习、借鉴的机会。法国造币局还为中法文化年特别铸造了一枚铸有中国文字、面值1／4欧元的纪念银币。这不但是中法钱币文化交流，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4．应邀访问马来西亚
2003年10月中国钱币学会与马来西亚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基金会合作，开展了“郑和下西洋与中国货币对马来西亚的影响”课题研究，联合考察了陕西西安、云南晋宁等与郑和有关的遗址，合作分析了马来西亚出土的中国古钱和马来西亚仿制的中国古钱。中国钱币学会应邀出席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国际货币博览会”。
此外，学会先后接待了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伊朗、日本、新加坡等国及台湾地区的钱币专家、学者来京交流访问。安排来访者参观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并与北京的有关钱币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促进了彼此间的学术交流，增进了友谊。特别是通过接待台北市集币协会及台湾中华集币协会大陆访问团，加强了海峡两岸钱币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
除中国钱币学会直接组织和参与的对外交流活动外，各省市钱币学会也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如：陕西省钱币学会陪同日本关西地区钱币学会一行前往新疆、内蒙古考察交流；西安市钱币学会组团出访英国与法国，并与英、法钱币界举行了学术交流等。
几点体会
通过回顾、总结本届理事会的工作，在钱币专题学术研究、钱币文化知识的普及、与国际钱币学术界的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如下几方面：
一、各级领导的重视是做好学会工作的前提
本届理事会期间，钱币学会的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与重视，特别是人民银行的各级领导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是我们取得成绩的保证。纵观全国各级学会，只要领导重视、支持，学会工作就能正常开展，钱币事业就能得到发展。这是我们多年的体会和经验。因此，要求各级学会要立足钱币专业特点，围绕金融中心工作，结合地方特色发挥学会优势，积极开展活动，争取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为开展学会工作创造一个较好的条件。
二、团结社会各届力量是发展钱币事业的基础
学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社会团体，又是一个以钱币实物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专业性很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必须与文博单位、大专院校等方面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为钱币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多年坚持的原则。
三、一个坚强有力、办实事的秘书处是开展好学会工作的保证
学会的各项工作是通过秘书处来负责落实的，加强学会工作首先要加强秘书处班子的建设。一定要选择对学会工作有兴趣、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作风务实的秘书长，同时配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热爱学会工作的专职人员。这样，学会各项工作才能得到保证。各省钱币学会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结合地区特色，开展学会工作
各地钱币学会一定要发挥地方优势，结合当地特色开展工作，才容易见成效。同时也要根据情况变化确定工作目标，提出研究课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面对新的挑战，为现实的金融工作服务。
对下届理事会工作的几点建议
本届理事会期间，有些方面的工作还作得不够到位。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下面有几点建议，供新一届理事会参考。
第一，要继续重视钱币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
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对各地钱币博物馆的业务指导。
第三，要不断开展学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四，要积极扩大与国外相关组织与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裴元博，雅称泉痴山人，著名的古钱币研究学家、收藏家。1944年8月15日生，祖籍北京。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大学学历。原辽宁省文物民间收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现退休。自幼喜爱历史，热衷文物收藏。自1978年至今，已收藏各种中国古钱币五万余枚（张），历史、考古、文物、钱币书籍一万余册。著有近五百篇历史、文物及钱币研究文章，在全国各级报刊及互联网发表，以新颖详实深入浅出的鲜活观点影响团结了钱币界的一大批藏友。钱币收藏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精品迭出，其中仅国宝级藏品就有上百种。如目前世界唯一的全套金代“承安宝货”银币；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铁钱“大宋通宝背万”（径45厘米）；全套宋代折十型棋钱；辽全部22个年号钱；金23个年号中的21个年号钱；历代各种雕母铸母钱数十枚；历代各种珍钱上千枚。他撰写的《承安宝货铜钱确有真品传世》、《两枚大钱释读》以及《辽钱传奇》等论著的发表，都在钱币界引成了深远的影响力。2009年发行了首部巨作《契丹编年钱谱》。
迈进契丹文研究大门
裴元博收藏中契丹文钱币和符牌的逐年不断增加，他开始关注契丹文研究。他通过对契丹文研究文章和著作的关注揣摸，陆续破解了一些契丹文钱币和符牌的文字内容。就这样，裴元博尝到的“甜头”，对契丹文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逐渐成为民间契丹文钱币符牌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和身边集聚的一群中青年学者，如陈传江、陶金、邵华伟、边辑等人的契丹文字研究已自成一家，硕果累累，在学术界也称得上“小荷初露尖尖角”不可小觑。
虽然有这些志士的参加，但在研究中缺乏契丹文工具书和有关论文资料仍是最大的困难。在中国无一本契丹文的工具书，所有研究精力财力人力都集中在墓志铭等石刻文资料上，钱币符牌文物上的契丹文研究被专家漠视或不屑一顾。而且专家们多各立山头，雪藏各自资料，封锁信息，各杂志书刊资料又往被某些专业网站锁进钱箱，结果人为造成契丹文研究的举步维艰，寸步难行的落后局面。为破解契丹文研究的魔咒，裴元博和有关专家和机构商议编写《契丹文字文物速查手册》、《契丹文字资料总汇》、《契丹文珍稀钱币考释图说》等解决了契丹文研究的困难。
裴元博等藏家把契丹钱币分为两大类契丹文钱币和汉文钱币。但无论何种文字，它都是契丹钱，都受契丹钱的形制、特征、风格的限制和制约，都表现了契丹钱材质、铸造工艺、货币管理体制的特点，都反映了契丹统治者对钱币特殊功能的认识和宗教心理，以及契丹人对钱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逆悖观念。他曾说：“研究契丹钱币就应该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真正了解每一个细节，捋清它们之间联系的脉络，得到可靠的实证。这样，才会走上正确的研究之路，还原真实契丹钱币文明的真实面貌。”
裴元博鉴别契丹钱币有这自己的看法，如：多上手、多比较、多研究、多求教、多读谱。具体的如：观形析材、辨文剖饰、察锈看色、闻味听声等等也都适宜契丹钱的真伪鉴定。除此之外，辨别契丹钱币真伪又有区别于鉴定其它朝代古钱币的个性特点，如：矿山不同材质迥异，地区不同锈色各样，用途不同精粗悬殊，钱监不同文字异体。这就要求鉴定者熟悉矿山材质，看材知地。了解地理环境，看锈知坑。看钱知用，看字知监。这样不难看出契丹钱币鉴别难度之大。
寻找“精神”靠山
在裴元博的博客上，洋洋洒洒，千余篇博文，数百万字。正如裴元博自己所说，一个普通退休老头儿。其几年之间，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研究考证文字作品成果，这本身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显然，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刻苦专研，孜孜以求的精神。这源于裴元博对中国人自身对中华契丹钱币文化了解的肤浅，以及不愿意去深入研究的一种大汉族沙文主义思想观念，以及轻蔑灿烂的契丹钱文化等社会存在，而激发出来的反映。从其最初的博文更多源于兴趣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极大的主观能动性。这导致裴元博在其文章中，得以对契丹钱的研究步步深入，并由深入而深感作为中华大民族之一支的契丹民族，在钱币文化上创造出了异常独特的灿烂辉煌成就。结合大量实证基础，论述论证了契丹钱在中华钱币文化及其传承体系中之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裴元博果断杀入某些大师不屑一顾的领域，其笔锋所指，不仅在于实证考辩破解诸多辽泉，更敢于向传统认识挑战，勇于面对某些人避之而无不及的时弊。然而，这种精神正日渐缺失。
长期研究一种文化，必受这种文化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裴元博的这种精神，一方面折射了契丹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悍精神。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出了一位真正学者必须具备的实事求是、勇于探寻真理的崇高科学精神。从文风和无数与人网上激烈论辩之中，裴元博更像一个具有契丹之风的剽悍老头儿，一个既可识弯弓射大雕，又略抒文采的当代泉界风流人物。在关于承安宝货铜钱有无的大论辩中，这个退休老头儿，以其剽悍之风，犀利文字，挥起契丹钱研究博学之剑，成为击败食古不化之师的主要思想者和冲锋者，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貌。
裴元博在1993年看到一批花押玉石章，当时他卖掉了两套住房和一辆汽车，裁减了司机和秘书，好不容易才凑足了七位数字购章款，购下了全部玉石章。这批玉石章总数共九箱，每箱九盒，每盒一百六十枚，总计一万二千九百六十枚。当时他并不知其用途，但他知道一定是研究契丹字的宝贵资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老伴儿女一致反对下，他硬是把这套契丹文印章买了下来，贮藏到公司副经理家别墅的地下室中。这批石章现在多数人认为很有可能是辽代契丹文字的印刷用活字。如果真是如此，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因为这有可能早于宋代毕升发明的木刻活字。但裴元博在契丹文物的收藏道路上走得是极其艰难，因为辽代史是后朝补写的，既不完整，也不一定正确，更主要的是辽代通用的官方文字是汉字和契丹文，而契丹文随着辽国的彻底灭亡沉入了历史的深渊几近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中世人几乎不知道还有契丹文这种文字，直到1922年才被发现，发现之初契丹文还被当作女真文，后来在国内外专家的考证研究下才认定是契丹文。从发现契丹文到现在又要将近九十年，但是仍无法破译契丹文。国内有些专家穷其毕生在研究契丹文，但几乎不成功，这些专家连个职称都很难评上，从整体上看，导致了辽史的研究几乎在原地踏步。
但随着裴元博对契丹钱研究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人们收藏契丹钱，投资契丹钱收藏，信心却在不知不觉中稳步提升，这是裴元博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员对契丹祖先的一种交代。
对契丹文化研究的期许
裴元博深知我国目前对契丹文化的研究应该说还处于奉元编《辽史》为金科玉律的的蒙昧阶段，虽有许多志士为还原真实的契丹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但尚未撼动历代汉族文人强压到契丹人头上的“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政治落后”的“三座大山”。在人们心里契丹仍是茹毛饮血的落后民族，不相信任何一件文明事物会和契丹有关系。钱币界如此，收藏界如此，拍卖界如此，历史界如此，语言文字界仍是如此！
不过，裴元博曾说：“好在上天还算公道，近年为世人提供了大量契丹文字和汉文字的契丹民族文物。这些文物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来说都非常丰富，它使我们能够超越《辽史》记载的局限看清契丹文明的全貌，以及在它内部所具有的那些强大而活跃的邻接文明的成份。”这些凝聚着契丹文明密码的文物正被越来越多的正义的人们所解读，所理解，所接受。
近年，在对重要契丹文明密码——契丹文字——契丹大小字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数百个大字获得破解，上千个小字词汇得到释读。存世的契丹小字石刻文献大部分有了正确的译文，契丹大字也有数篇得到诠释。这为站在契丹人的角度，了解契丹人眼中的契丹民族与国家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能。裴元博和陈传江、陶金等人对契丹文字钱币符牌印章铜镜等文物的研究考释，正是验证这种可能的探索和实践。
裴元博深知，还原真实的契丹，破解契丹文明密码，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才可能完成。于是，他策划举办“契丹文明密码文化研讨会和文物精品展览会”，为的是宣传这个事业，动员更多的青年人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聚天下之财力人力共同完成这个事业。
他发现宝贵至极的契丹文活字，为短期内全面破解契丹文大小字提供了可能，大小字破解后，全部契丹文资料就会得到正确释读，人们就可以用译出的契丹文资料验证所有汉文史料，保留正确，汰涤错讹，还契丹以公正和真实，使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契丹因素更健康更有朝气。他呼吁国内外关心支持契丹文明研究的团体与个人也投入到这个研究中来，共同把契丹文化这一世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掘好保护好，让它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一、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拟论证，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
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会子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我们只要深入考察，就会首先发现，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子本位币，其突出表现是，持会子并不能随时随地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或者更准确地讲，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持会子都不能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再深入，就会发现，如上所述，会子的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兑到的铜钱来决定的，而更确切地讲，是由它的纳税能力决定的。在南宋后期，楮币可以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的趋势一些特殊性。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铜钱的流藏销是由于自身购买力低下
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以为，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至于宋代的“钱荒”并非一般交换手段的缺乏，而是一种特殊支付手段的缺乏，笔者先已有文论证（《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刊《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1984年宋史年会论文,未刊），在此不作重复。
1、铜贵钱贱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且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向，可以从铜贵钱贱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中得到证明。
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年间又有人讲：“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0《财用·铜钱》）同等重量的铜钱与铜器价值比为一比十五，即熔钱铸器，其利润已达十几倍。此后其比例似稍有回落，但仍长期保持在一比十以上。如庆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毁一钱则有十余钱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嘉定年间袁燮知江州上便民疏称：“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竟趋之”。（《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理宗时许月卿撰文称：“金丕销为器，利且十焉”。（《百官箴·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还有不少类似记载，不便枚举，都说明熔化铜钱制成铜器可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化铜钱制成铜器，固然其间有化铜费用、制模费用等等，卖价可以多于所用铜钱，但增至五倍、十倍，就表明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中所包含的原铜（合金）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此数量铜钱的市场价格。
对于铜与铜钱比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官方收买民间铜器支价的变化中看到。北宋元佑元年收买民间铜器，每斤支价二百文。（《长编》卷三七五）庆元二年（一说三年）收买民间铜器，每两支价三十文。（《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等）则合每斤支价四百八十文。铜钱一般每贯七百七十文重四斤半至五斤，每斤铜钱约为一百五十四文至一百七十一文，则官方回买一斤铜器的价格（此价格肯定大大小于市场价格）比一斤铜钱的价格要高许多。
由于铜贵钱贱，甚至在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如袁燮讲：“自黠吏既渔其利，而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真德秀也讲：“迩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为铜之弊”。（《真西山文忠公集》卷三二《馆职策》。另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等）熔钱造钱，最有说服力地表明了铜钱的价值比它所含的原料的价值还要低。
殖边银行在全国各地设分支机构60余处。股东遍及全国各地，势力最大者为东三省。各地分行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新疆、云南均各自发行了纸币。殖边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是地名券(银两票因各地平色不同，故只能在发票地流通和兑现)，并根据各分行所在地行使货币的习惯而印制不同的种类。
殖边银行新疆分行于1915年4月(民国四年)在迪化设立，主要是想解决新疆与关内的通汇问题。这在杨增新1915年3月13日给北洋政府的函中说的很明白：“据财政厅长潘震呈称：新疆纸币在省内流行，关内汇兑不通，商贾大困。适接北京殖边银行总管理处公函，推刘文龙来新招股，并筹设分行”。抱着“亦在万不得已中金融畅通之一法”的愿望，从省库内提银三万六千两，认购殖边银行股票五千股，合计银元5万元。同年8月设立塔城支行，第二年(1916)1月又设喀什办事处。
被任命为殖边银行新疆分行行长的刘文龙，前清时曾任迪化府知府，因被巡抚袁大化奏参，革职回京。此时，借为殖边银行招股的名义又重新返回新疆。刘文龙素以“范蠡”自居，本拟发行红钱票，在新疆大展宏图。不料因上海分行发生挤兑风潮，致使殖边银行总行倒闭。受此牵连，新疆分行已设计并部分印好的“专用红钱票”还未及发行即遭关闭，故此种新疆专用红钱票实际并未流通。新疆公安处后来将在刘文龙家查出的尚未发行的“殖边银行新疆专用红钱票”交官钱局会同财政厅当众销毁。故“殖边银行新疆专用红钱票”存世极为稀少，向为藏家所珍视。
“殖边银行新疆专用红钱票”，专为在新疆流通使用，以红钱为单位。有壹百文(图1)、贰百文(图2)、肆百文(图3)三种面额，尺寸分别为：105×64mm、125×66mm、165×90mm，均为横式，在北京印制，较精美。整套设计风格、图案款式、印刷文字等都基本一致，只是因面额不同而颜色上有所变化。壹百文、贰百文两种正面图景分别为骆驼商队及长城，均含有“殖边”的意思；背面仅仅印有底纹图案，而无任何文字及数码，原是准备运抵新疆后再加印维文，编号发行。但因生不逢时，恰遇上海挤兑风潮，未及与世人见面，便统统作废了。由此亦可见当时中国金融力量之脆弱。
下面以印好的“殖边银行新疆专用红钱票”肆百文面额为例，作具体介绍。
正面：主色为墨绿色，中间为北京颐和园图景，图景上方为“殖边银行”四字，下方为“中华民国五年制”及“凭票即付，不挂失票”。图景左右两侧为对称的花纹图饰，并印有面额“红钱肆百文”。边框四角印有“肆百”。文字均为汉字。背面：颜色为红、黄两色、中间图案上横书草体维文“Turt Yuz DachinMis Pul”(汉译“当红钱四百文铜币”)，上首正中横书草体维文“殖边银行”，其下左右两侧分别为小字维文“不挂失票”及“凭票即付”。边框左右两上角为阿拉伯文“400”；左右两下角为阿拉伯数码“400”。此票奇特之处为下部正中横书一行法文“QLlatre cents supe．ques rouges”(汉译“红钱肆百文”)。
新疆纸币上常印有俄文，偶或印有英文。印有法文的，仅此一例，不知何故。
尼古拉斯・罗德斯(Nicholas Rhodes)是英国卓越的钱币学家。他1946年生于伦敦，早在童年时期就开始收集钱币。八岁时，他幸运地得到了令人敬重的渊博的伦敦已故钱币商阿尔伯特・鲍尔温的悉心指点。鲍尔温不但鼓励他收集钱币，而且指导他进行独立的钱币学研究。在学校里，他发现了一批很好的钱币遗赠。于是年少的他就开始在课业之余进行认真的研究。1963年，英国钱币学杂志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发表了他有分量的论文处女作《威斯敏斯特公学收藏的盎格鲁一撒克逊钱币》，那一年他才16岁。在写作过程中，他得到了大英博物馆专家的鼓励和帮助，也使他得以与英国许多一流的钱币收藏家接触。就在这时，他开始关注东方钱币，特别是喜马拉雅地区钱币，由此发现了一处亟待开发的学术处女地。
中学毕业后，他经陆路到印度、尼泊尔旅行。在那里，他得到了许多没有行用过的尼泊尔、钱币，进一步坚定了他研究喜马拉雅钱币的决心。返回英国后，他在剑桥大学潜心钱币学研究，并且和其它国家的学者专家及收藏家保持着联系。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家保险公司的精算师，但仍没有忽视对钱币学的兴趣。1973年，他成为皇家钱币学会(Royal Numismatic Society)名誉司库，直到如今。这个身份使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国际也处于钱币学的核心地位。
1970年以来，尼古拉斯・罗德斯撰写了一系列有理论的有关喜马拉雅地区和西北印度的学术论文，有时还涉及其它专题。1989年，他与阿洛・沃德特罗、卡尔・加布里施合作出版了权威专著《尼泊尔钱币》TheCoinage of Nepal。美国钱币学会接纳他为会员，尼泊尔钱币学会授予他名誉会员，接着他又被选为东方钱币学会(the 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秘书长。
【关键词】晚清铜元；文化叙事；龙
叙事是人类生存过程中永恒的行为，从古岩洞中的动物壁画到今日电子媒介上的各种艺术表达形式。叙事的媒介之广难以枚举，除文字外，还有图像、舞蹈、口头语言、手语等。本论文通过研究晚清金属机制币铜元来探讨龙文化叙事的文化渊源与叙事特征，进而对独具特色的龙纹有更为深刻的理解。龙的形象是一种文化叙事符号，是自蒙昧之初杂处生活的遗存。这种遗存化为集体无意识，从而一代代地传递，影响着中华文明。龙文化叙事呈现在中华文明的诸多成果上，广大而博深。
一、龙文化叙事与货币的联姻
叙事是一种行为，文化是各种行为和物质总括而成的精神结晶。文化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叙事则刻画了这种历程。英国学者马克·柯里于1998年在其《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叙事学”的“想法”。国内学者谭君强开文化叙事理论的风气之先，其《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一书，融文化研究、叙事学、美学于一炉，蔚为大观。接续这种文化叙事的探索方向，本论文进行龙形象的文化叙事的研究，希冀能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开拓之功推向实证之境。
钱币是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经济又决定着政治和精神上层建筑——文化。通过钱币可对当时的经济、政治乃至精神风貌有所领悟和习得，尤其依附于钱币之上的特定形象的研究，更有窥一斑而知全豺之效。龙文化叙事是对特定形象“龙”在各种载体中的反映及其社会文化语境表达出的叙事特质的研究。
机制币铜元，简称机制铜元。晚清机制币铜元与历朝历代的货币大有不同。它是晚清铸造技术和货币形状革新的产物。这种革新是社会重大转折期经济、政治、文化变动的反映。
由这些铸造技术和钱币形状的不同可以将中国货币进行简单的分类：货币的原始天然物代货币阶段进入金属铸造阶段，由制造的加工原料不同分为纸币和金属钱币。中国最早的纸币是宋朝的“交子”。金属钱币根据制造方法的不同又分为打制币、范铸币和机制币。打制币是指传统手工打造的钱币。范铸币是采用钱范进行翻砂铸造，然后人工用措刀修缮的钱币，而机制币是晚清引进制币机制造的纯机器币。打制币和铸币及机制币根据钱币形状的不同分为圆钱和异形钱。刀币、布币是与圆钱相对的异形钱。机制币都是圆钱，又称铜圆。在圆钱体系内，根据中间穿孔的形状及有无分为方孔圆钱、圆孔圆钱和无孔圆钱。圆钱体系还根据发行者的不同分为官钱和私钱。
并且可以根据钱币的发行者的发行用途的不同，分为流通货币和压胜钱。吴家荣在《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脉脉温情的伦理文化，这种文化历经千年，仍保持其“纯洁”，虽时有异族文化的入侵，但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文化面前，异族文化不是被抵御，便是被同化。这种“纯”的文化在内又分为两支，一是官方的规范文化，一是民间的潜文化①。钱币也是如此，在官方的钱币发行文化上总伴随着私铸文化。甚至是官方本身也会发行与流通货币相区别的纪念钱，这颇与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千禧龙钞”和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奥运鸟巢纪念钞”相似。
晚清机制铜币是指清政府官方发行的、采用机器制造工艺、用于民间流通的铜质无孔圆钱。根据钱币学家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一书中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广东开始铸造铜元。……新铸铜元制作整齐精巧，大受人民欢迎，而政府也获大利，因此各省先后仿行。到光绪三十一年有十二省铸造铜元，计有广东、直隶（北洋）、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省。清末的新式铜元，面额分为五等，即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铜元在中国不过通行二十几年，但种类繁多，千变万化，在中国钱币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不过重心在于当十铜元。因为当十铜元在各种铜元的总额中，要占百分之九十七八。当二十的不到百分之二，其余如当五和一文、二文，都不到千分之一②。”铜元由于式样整齐，重量标准，制作精巧，因而一进入流通领域便受到人民的欢迎。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颁布“整顿圜法章程”，统一铸造大清铜币，对铜元的样式和龙纹等都进行了规范③。背部蟠龙图案总称大清龙，形式变化主要有水龙、旱龙两大类。
龙的形象最早出现在钱币上，却不是始于铜元的发行，而是银元的发行。1888年，张之洞试铸“龙洋”，是背图为龙的一种银元，这是龙形象出现于钱币的肇始。本文由于实物资料的受限，仅着重研究铜元上的龙纹。但这却毫不妨碍龙纹研究的正确性，其原因在于金、银、铜币上的龙纹具有一致性，其区别仅在于材质和尺寸，与图案无关。据史料记载得知，清朝晚期，铜矿日竭，铸币所用之铜稀缺，之前所铸币以方孔圆钱为宗，且一文钱的面值占据流通币的绝大部分。为节省铜料，清政府采用西方引进机器，大铸金属币，是为机制币。面值以“当制钱十文”为主，前文已说过铜元“当制钱十文”的面值占所有铜元中的百分之九十七八。制钱的含义根据《简明古玩辞典》指的是明清两代官局铸造的铜钱。因其形式、文字、重量、成色都是按其本朝定制有官炉铸造的，所以叫做制钱。铸行“当制钱十文”等较制钱面额大的铜元的做法实现了铜料的节省与流通钱币增多的双重好处。其实质是一种通货膨胀的表现。
发行金属机制币的时代和历史因素自金属机制币上可窥一斑。而金属机制币上的龙纹是其中的一个文化证据和历史实物。晚清机制铜币反映的时代状况，从文化层面上讲，一方面是由于受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冲击，古老而沉稳的中华民族由保守走向开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经济的突飞猛进，商品交易的频繁与交易数额的巨大在金属机制币上有所反映。此外还可以从户部的部颁龙图案与各道府的自制龙纹的变化中可反映出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消长关系④。
清朝晚期金属机制币的金属材质，并不仅仅铜铁一种，而分为金币、银币、铜币三类，金币世所罕见，银币发行量次之，铜币是最普及、最大众化的钱币。在中国钱币史上，晚清金属机制币是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它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由盛及衰的变迁。附于机制币上的龙正是这一变迁的时代缩影。
中国清朝时一个以银为本位货币的封建朝廷，这与当时世界大国——英国的金本位制货币不同，从而造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货币政策的失误而造成的国弱民贫的现状。首先，以英国为首的国家用银币与中国内地进行交易，例如英国在印度支那地区发行的银币（俗称坐洋、站洋），交易之后，用银币套取中国的黄金，造成之后的黄金外流现象严重，从而滞后了中国近现代国家进步的历程。其次，根据《清史鉴》的记载，在与中国进行交易的诸国银币的成色与中国银币的成色不均等，从而导致白银外流。无论国内国外，银币并非纯银打造，而是掺杂了其他金属。国外银币中的含银量低于中国银币，却在中国本土具有与中国同面值银币相同的购买力，并且能以等量相交换。西方诸强获得中国银币后，溶化重铸为本国发行的银币，进入中国市场，这造成了白银外流现象积重难返。并且国人愚昧者众，目光短浅，只顾及个人的利益与得失，毫无警惕意识，反而认为本国局面动荡，持有外国货币更为稳妥，争相持之。这种做法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和日寇入侵等战乱时的确保障了一些个体的利益，却毁坏了国家的根基。
二、晚清机制铜币龙文化叙事的文化阐释
龙是一种文化烙印，这种烙印印在每一个华夏子孙心中，神圣而崇高，它叙述着中华民族的故事。龙文化的肇端始于原始先民，并由历朝历代上至天子，中经文人，下及平民的集体神化，而上升到神龙之境⑤。这种神龙发展至清达到鼎盛阶段。大清帝国的徽记就是龙旗。八旗弟子都归于龙的号令。而金属机制币上也有以龙为图案的类型。这种图案及其代表着的文化源远流长。
龙纹在《中国文物考古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的：图案近似传说中的龙的形象，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于龙类⑥。《周易》六十四卦，以“乾”为首，通篇爻辞都在讲龙，以龙的生息变化寄喻人生和宇宙的规律与哲理。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象最为吉祥，象征个人达到了功成名就的地步，处于人生和事业的巅峰。故古人又称皇帝为“九五之尊”。因此龙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是一种抽象的图腾混合物，而至封建社会则是一种权力、地位、威严的象征。并且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皇权稳固的时期，龙成为了阶级地位的象征。天子才可以穿着龙袍，那只龙是独一无二的四爪龙，王公贵族根据身份地位分别穿着三爪龙或其他动物图案的服饰。甚至是在其他器物上也是如此，瓷器上的青花釉里红瓷缸就是皇帝专用之物，数千窑工和数百窑炉，历经无数烈火才能烧成，并且是万里挑一，没挑上的一律砸碎掩埋。龙的神圣性至晚清达到巅峰，钱币上数不清的、变化不尽的龙的图案就是有力的证明。
龙的形象可以用“三停九似”来概括。然后这里说的“三停九似”的龙的形象，是封建政权晚期，在晚清的形象。这个形象的最终完成历经变迁，其中的蜿蜒曲折非文字所能穷尽。有学者⑦就认为龙产生的源头不是上述相似动物中的任何一种，而是自然界“云”的生物化。在远古时期，龙纹仅是云状的线条，举世闻名的红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中的玉龙，简单而朴素，是流动的蜿蜒的似蚯蚓般的线条的不断扭动而已。笔者看过商周时期的一方古玉，玉的形状颇似龙纹，然而其勾勒简单，就像天上飘忽不定的云朵。
龙的神圣性的完成是逐步的，最后成为主管江河湖海与降雨，上能入天，下能入海的神物。《说文解字》中说：“龙，鳞鱼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洪范·五经纬》中说：“龙，蛇生于渊，行无形，游于天者也。”从这两篇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龙是蛇为主体形状的。更有意思的是，古人把龙生活的区域定于天空和海底，这都是中国大陆和华夏子孙不曾想过要去或者想去的地方。中国地处天之一隅，虽有郑和下西洋之壮举，但五百年才出一个郑和。总体上的中华民族是稳重而保守的，面对浩瀚的东海，南海，北海和渤海，畏惧而神秘，宽广而无边无际。数千年来，没有人问“海的那边是什么？”纵使有人问过，长辈们告诉他“海的那边还是海！”直到西方列强的大炮才让我们知道，海的那边是大地！和华夏大地一样富饶而肥沃的大地！中华民族一代一代地传递着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的神话，那些海，那些天空都是神居住的地方，龙居住的地方，我们肉体凡胎只得稳稳呆在结实的土地上。其实古人已经告诉我们了龙指的就是一种巨大的海蛇。直至今日，在各大洋的海底已经被拍到了长达数公里的海蛇的身影。龙的原形就应当是蛇。《淮南子》里面说越人断发纹身，指当时越人纹身，绣成蛇的模样，以避开蛇的撕咬。我们知道越人，就是现在生活在江浙一带的人。他们世代临海而居，靠海产为生。越人善水，有水性卓越者能潜水到海底拾珍珠。可以大胆地假设，古人也曾经见过我们今人所见的长达数公里的海蛇，蛇口脱身，于是绣其纹于肉体，警诫后人。当然这只是龙的形象的民俗色彩，更多的是远古时期龙的丰功伟绩。在黄帝与蚩尤大战及大禹治水中的应龙，应该是南越一个纹蛇的部落，擅长用水。在黄帝与蚩尤大战中还有一员猛将——青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镇守四方的猛兽，传说中的青龙也是龙的形象。
龙具有这样的神力，并且是中华民族兴旺昌盛的功臣，把它奉为神，是毫不为过的。晚清钱币上龙的图案也是合情合理的。龙形图案置于钱币之上还与中国的卜筮风俗与避邪文化有关。笔者幼时常玩掷硬币的游戏，也常在“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选一处境中用掷硬币来做决定。在美国好莱坞电影《老无所依》中有这样的一幕场景：阴暗的罪犯为报刊亭老板的言语失当而恼怒，他要求报刊亭老板猜一枚硬币，花朝上，还是字朝上，来决定是否杀掉报刊亭老板。最后报刊亭老板的回答令罪犯放弃了杀他的打算，这也许不合乎常人的行为逻辑，但这一细节也印证了西方同样存在用钱币占卜的行为。这种中西共通的铜币占卜术是无孔圆钱的占卜方法，是中国古代方孔圆钱的简化运用。《周易》中“十有八变而成卦”，推理逻辑复杂而艰深。至唐代，铜钱随处可见，并且唐铸“开元通宝”钱，内方外圆，取象于天地，与《周易》八卦有相通之处。卦与爻来自《周易》，相传为伏羲所作。他俯观大地，仰观天象，象万物于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中八种卦象，二二重叠得六十四卦。每卦各有相应的爻辞。这些爻辞是对天地万物组合而成的情境进行的归纳，其中并非全无科学之处，而占卜的偶然性则决定了其不确切性。依据西方数学中的概率原理，假定六十四卦中的情境包含了所有情境，卜中相应的情境的几率为六十四分之一。
或者这种占卜术仅仅是“病急乱投医”的自我安慰之术。在八卦中有一卦为龙，那就是震。与八卦中风、雨、雷、电、泽、龙等相提的还有中国记年的生肖记年法，其中有一生肖年就是龙年。此二者体现了龙的神圣性特征。
中国华夏子孙对龙的崇拜与尊敬是世代传递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源流与心理成因除了龙的功勋卓著外，还离不开中华民族的鬼魅文化与避邪习俗。《后汉书·张衡传》里说：“画工恶图犬马，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作，而虚伪无穷也。”宋文人画重写意倾向出现之前的汉代，画作重写实。也就是说，画作是对事实的摹写。与“实”越接近，越易被认可。正因为有“实”的参照标准，“画工恶图犬马”，狗与马都是常见之物，“像”与“不像”一目了然。鬼魅则不然，活着的人未必真见过，死去的人又不能还阳告诉在世的人鬼魅的模样。无穷的“虚伪”激发了画工的想象与无穷的创作空间，并且迎合了诗人对鬼的神秘感的多种趣味。《说文解字》中对“鬼”字的解释是：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叶舒宪在《中国“鬼”的原型》一文中将中国“鬼”的形象进行了溯源，并归纳出五种：1、死人说。2、异族丑人说。3、类人动物说。4、骷髅说。5、魌头神像说。笔者认为这五种溯源可以归并为更为简单的两种：其中之一是由死人形象生发开来。人死之后，皮肉腐化迅速，而骨骼因其物质组成元素本身的特质不易腐化。骷髅就成了源于活人又有别于活人的一种合理想象。人的认知最易觉察并记忆深刻的物体中的部分具有这样的特性：一是比例大，二是与常见之物的悬殊大。骷髅头就满足这两种特性。人的头骨在全部骨骼中外形所占比例大，并且原本有眼、耳、口、鼻、舌的活灵活现得头部变成了黑魆魆的窟窿洞，给人之惊愕可想而知。头的形象也就深入人心，中国文化里就有编织成骷髅头形状的灯笼。中国的头与西方万圣节中的“南瓜灯”的骷髅头也有着“遥远的相契”。这一现象归并形成这样一条脉络：死人——骷髅——魌头。其二是异族丑人说和类人动物说都可归并为“异类”说。异族丑人是人类，但是属于偏离大众普遍容貌的“异类”。而类人动物不是人类，只是在体貌上与人类有相似之处。异族丑人是文化偏见导致的一种审美偏差，如汉文化繁盛的中原地区将边远地区的人称为“蛮”、“夷”、“狄”。类人动物说则是由于知识闭塞、识见有限而造成，因其无法将之命名，将某些类人动物如猩猩、猿猴等识认为鬼。假设一个原始山野之民，没有普及动物的常识，行走在茂密丛林中，撞见一只大猩猩（他生平第一次见大猩猩，之前也不知世间有一物叫大猩猩），眼睛亮闪闪地直视着他。它仿佛有灵性般，直立行走，发出支吾不清的声音。他吓破了胆，跑下山来。倘若人们问他所见为何物，他如何作答。只有一个东西最符合，那就是“鬼”。“鬼”包容了一切无法命名的神秘物。
中国钱币史上除日常流通的钱币外，还有一种钱币，叫做花钱。花钱又叫做压胜钱。它便是中国的鬼魅文化与避邪习俗的实物证据。笔者曾见过一枚十二生肖背八卦花钱，这枚花钱的存在既证明了中国的鬼魅文化与避邪习俗，又说明了八卦对应的神物与十二生肖神兽的避邪功能和神圣性，二者中震为龙，以及生肖龙，更深刻地说明了龙的神圣性。花钱是驱邪逐鬼的一种避邪钱，十二生肖与八卦都是神物，铸神物于钱币之上，能达到避邪之效用。
龙作为图腾的混合物是民族兼并与融合的结果，也体现了居“中”的华夏民族对周边夷狄的误解、排斥直至吸收与包容。龙是中华民族总体象征物。晚清机制货币上镌刻龙的形象是对当时的排满情绪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的偏离进行缓解与拉扯的一种努力。1840年、1856年，西方列强的大炮轰破了清朝政府的闭关铁门。中国晚清政府的“纸老虎”面目被揭穿，而平民百姓惊恐度绝不亚于清政府，为自欺及欺人，晚清政府寄喻于龙的威力，铸造龙的形象于钱币之上，这颇与民间花钱的驱邪心态相符。综合而言，龙的丰功伟绩与中华民族的卜筮风俗与避邪文化遭遇列强的入侵，龙与钱币结合为“龙”币便一谋即合。
三、晚清机制币上的龙纹符号特征
中国古书《周易》上用龙来进行事物生息变化的比喻。其中有初九爻辞的潜龙勿用，九二的见龙在田，九三的君子终日乾乾，九四的或跃在渊，九五的飞龙在天。笔者根据这五个爻辞以及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元素，将中国晚清机制铜元上的龙纹分为五种，分别是金龙、木龙、水龙、火龙、土龙。金龙是飞龙在天，例如江西的飞龙就可归入此类。木龙指的是君子终日乾乾的爻辞，它是处于手势的龙，河南的盘龙可归入此类。水龙指的是或跃在渊，底下有水波重重的龙的图案可归入此类。火龙指的是潜龙勿用，可以关注龙口的火珠。土龙指见龙在田。
中国晚清机制铜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渊源。尤其是其产生于晚清政权风雨飘摇的时期。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民间认为都应有许多预兆出现，这就是中国流传已久的谶纬之学。有些预兆与钱币联系起来。比如，南朝陈宣帝的“太货六铢”是叉腰哭天子、明崇祯“跑马钱”。大清铜币也是如此。张之洞在1888年所设计的龙的图案，其正面汉字为“光绪元宝”，中间另有与之相对应的四个小满字，表示满族坐镇中原，统一天下；背面龙图，威风八面，灵珠居龙口下沿，以示龙不离珠，并有地久天长之意，象征着“真龙天子，皇位永固”。到了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改铸新版龙形象钱币，即“大清铜币”、“大清银币”。然而“大清铜币”、“大清银币”刚铸成，辛亥革命即爆发，为镇压起义，清政府就把这些新币做军饷发放。它们一流入社会便传言四起，认为新版钱币中龙的灵珠落地，就是说皇帝没有了精神食粮，预示皇位不保；满文上移，上方代表北方，又预示着满族统治者将要被赶回老家的命运。
晚清机制铜币发行时间不过二十余年，居今已经百年有余。彭信威⑧说，“新式铜元的数目，据邮传部尚书陈璧到各省调查所得的数字，到光绪三十一二年间止，共铸大小铜元折成当十铜元一百零五亿一千二百五十万零一百一十五枚。……陈璧的数字仅包括十三省，吉林、奉天、广西等省不在内，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的铸额也不在内”。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然而仿造的铜元充斥于市。在大为不解之余，笔者再勤翻历史典籍，终于找到了真品稀少的原因。在中国金属铸币的历朝历代中，后来的朝廷和政府往往为了减少铜铁的冶炼与采集之累，直接将前朝或前一政府的金属币溶化重铸为本朝的钱币。中国民国政府便是如此，将大量的晚清铜元改制成中华民国的铜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是如此。据中国上海造币厂的工人回忆，当时运往上海造币厂的解放牌货车满车装着铜元，倒入溶炉销毁。数毫米厚度的铜元，密密麻麻的整车，连日地销毁。时至今日，所剩者不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中国的农村里的妇女是中国收藏业的大功臣，积累了不少罕见的私房钱。但是妇女的眼界有限，唯金银而宝之，铜元与银元的折算交易中，往往留了银元，扔了铜元。综合起来就造成了部分铜元的价格远远把普品银元甩在后面的局面。
这种铜元兴盛的现状也给造伪者以可乘之机，铜元材质廉价，而售价昂贵，造伪商们趋之若鹜。笔者因研究之需，也对此进行了观察，发现其主要辨别在于：第一，龙纹的凹凸面。龙纹整体呈浮雕状，浮雕纹路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有龙头高高凸出，而龙尾下凹的钱币，则应当是伪币。第二，龙纹上龙的眼珠。由于眼睛是点睛之处，即传神达意的首要之处，伪币通常难以神似。真币的龙目似螃蟹眼睛般向外突，有怒目圆睁、不怒而自威之感。第三，龙纹的清晰度、立体感。清朝末年，机制币改革是对传统方孔圆钱的一个工艺革新。方孔圆钱采用的是翻砂浇铸法，机制币是机器铸币。机器铸币的长处较之翻砂浇铸体现在画面感上是画面清晰、立体。制币机器是一国之重器，非私力所能及之物，后世的作伪者也无力购置。但翻砂浇铸的成本则十分低廉，往往被采用于伪币制作上。简言之，翻砂浇铸是将铜汁加热后倒入砂模中，待其冷却成型。翻砂浇铸的砂模雕刻非一般功力的工匠所能达到于机器铸币相似的精准。总之，真伪虽难辨，但难逃行家的火眼金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流传于文明时代数千年的龙形象沉淀着厚重的叙事美感。寥寥数千言的文字所论甚浅，停留在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基础层面。龙文化叙事从其肇端到发展历程及历史文化图式，进而到今日。难以穷尽龙文化之广，龙文化叙事之深及由深与广而带来的美。晚清大量发行的机制币铜元上具有斑驳多样的龙纹，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叙述了一代封建王朝的末路故事。龙文化的渊源含有图腾崇拜和鬼神心态的因素，昭示着丰富的时代内涵。龙纹符号的象征及其本身的繁杂多姿，更是美不胜收，令人爱不释手。笔者希冀龙文化叙事向更深更广方向推进。
注释：
①吴家荣.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179.
②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57.
③根据《雍正大清会典》，第23卷.
④方东.论清末机制铜币[G].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5).
⑤江琼芳.神龙与魔龙:讲述龙的故事[J].读写月报（教研版）,2010
(4):31.
⑥何贤武,王秋华.中国文物考古辞典[M].吉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贝币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形态，但因年代久远，且多无文字，钱币爱好者大多仅能分辨出海贝、骨贝、铜贝数种。袁水清老师的《贝币三题》一文则将海贝与铜贝作了细分，考证海贝的出土情况及不同形制出现的早晚，说明早期海贝即使不具备货币职能，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另外，蚁鼻钱的早期论述往往将其单独列为一类，但袁老师认为它属于“贝币的高级形态”，应归入贝币类，这种分法不但简化了大的类别，也使先秦货币的脉络更为清晰。
金属铸币出现后，空首布是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之一，尤其是原始型空首布，代表了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发达的农耕文明。在空首布的收藏、研究领域，唐晋源老师是业内公认的大家，笔者之前也曾在国内各钱币网站论坛拜读过唐老师的文章，无奈往往篇幅较短，感觉不过瘾。这篇《空首布的演变》一文图文并茂，尤其是披露了一件“有意铸缺的青铜铲，体现了原始的铸造状态”。这种原始型大布之前从未见过著述，让人大开眼界，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赵梓凯先生的《雪堂旧藏“封氏”三孔布闻见录》一文，详细剖析了孤品三孔布“封氏”的来龙去脉，对铸地的考证及名家传承有绪递藏的情况予以介绍，其细致程度、用功之深令人叹服。赵梓凯先生为青年才俊，网名少泉，在泉界业内颇有名气，正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相信中国货币文化的传承定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笔者作为老家在山东的泉友，最喜欢的先秦货币还是齐大刀。读了戎畋松老师的《春秋战国时期最为精美的齐大刀系列货币》一文，受益匪浅，感慨颇多。文中不仅详细介绍了每种刀币铸造的历史背景和考释，还将自己所藏实物配以彩图示之，在赞叹戎老师藏品丰富的同时，齐刀的精美神韵也被一览无余。笔者甚是认可文中的最后一段话：“对于拥有齐大刀的藏家来说，不会以一时的价格涨跌来衡量取舍，而是在追求着一种不以物喜的精神升华和净化。”这可说是一个藏家的感悟和境界，在当前以价格来衡量收藏品的时代，可引导人们回归收藏的本质。
战国时期秦、魏、赵三国的不少城邑均在陕西境内，陕西钱币的出土情况对于当时国别的归属、钱币铸地及铸期的判断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党顺民老师的《陕西出土战国时期货币钩沉》一文，总结了近年来陕西先秦货币的出土情况，其中依据出土地点、数量及文献记载判定“梁”字釿布应为少梁而非大梁所铸，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每当有先秦钱币珍稀品出土问世和讯息报道，总会给人带来意外惊喜。贾晖先生与笔者的《华夏古泉网藏珍》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近年来新发现的先秦珍品小型三孔布“宋子”、大型锐角布“亳百涅”和“共”字左读圜钱藏品。在此之前，它们或藏于公私博物馆，或不见于早期著述，或仅知拓片而未见实物彩图。华夏古泉网这次图文并茂地介绍和考证这3枚先秦珍稀钱币还是第一次，作为一家钱币专业拍卖网站，除了提供交易平台引导和经营钱币类藏品外，仍不忘对古泉珍稀品进行收藏、保护及考证工作，这才是展示企业文化之根本，故而使得广大钱币爱好者能一睹珍泉之风采。
先秦货币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优美的艺术造型吸引着众多藏家与爱好者，而拍卖成交价格就是其收藏市场行情的直接反映，也是收藏者或投资者在购入藏品时的重要参考依据。田文先生汇集的《先秦货币珍稀品成交价格图鉴》，内容以精美的图片为主，配以简明的类别、数据、成交价格、拍卖时间及拍卖单位等几种要素形式，列举了近年来先秦珍稀品种的成交价格，并按年代先后及四大货币体系类别排序，使读者一目了然。其选取的拍卖单位为中国嘉德和华夏古泉网，它们分别代表了古钱币传统竞拍与在线竞拍两种业界最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交易模式，其信誉也都有口皆碑，因此成交价格代表了近年来市场的真实行情，极具参考价值，同时也为泉史及谱录留下了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周逢民行长致欢迎辞。周卫荣秘书长代表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对2009年全国钱币银行类博物馆的工作做了总结,并部署了明年的工作任务。会上,通过了3名副主任委员的变更,分别是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由陈耀明变更为张解东、上海银行博物馆由王允庭变更为徐宝明、西南财经大学货币证券博物馆由刘方健变更为缪明杨;通过了关于吸收齐鲁钱币博物馆、黑龙江金融博物馆及安庆钱币陈列馆为委员会委员单位的决议,使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委员单位达到36家。会议就以下两方面内容展开了研讨。
一是在新形势下钱币银行类博物馆如何开展工作。代表们围绕“钱币银行类博物馆与文化建设”的主旋律,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黑龙江钱币学会副秘书长刘晓东重点介绍了黑龙江金融博物馆的筹建过程及办馆体会;甘肃钱币博物馆于廷明馆长从钱币博物馆与央行文化建设的角度,阐述了货币文化与央行文化的关系及如何推进央行文化建设的设想;上海银行博物馆徐宝明副馆长就如何提高博物馆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提升博物馆保管、宣传及研究等功能,提出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办法;上海造币博物馆高级经济师张跃群讲述了该馆在增加社会效益方面所采取的有力措施;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储建国馆长回顾了该馆作为一家民营博物馆10年的创业之路;河北钱币博物馆魏占辰馆长以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旧址的收回为切入点,讲述了建立石家庄旧址纪念馆和钱币博物馆的艰难之路,并介绍了其基本陈列;湖北荆州中支傅先义副行长介绍了荆州中支立足钱币陈列馆围绕央行中心工作,搭建平台,服务社会,推进央行文化建设的经验和体会;内蒙古钱币学会贾克佳秘书长就钱币银行类博物馆承载的社会责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部杨君副主任全面介绍了筹备中的《反假货币展》,对反假货币历史及人民银行的反假工作做了阐述;山东省钱币学会杨艳芳概括介绍了山东历史钱币的特点及齐鲁钱币博物馆的创建过程;山西省钱币学会亢贵锁秘书长汇报了山西钱币银行博物馆的筹建情况。
二是相关钱币专题的研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博士提出,洛阳东汉王当墓出土的4枚铜牌饰不是压胜钱,铜牌饰上的有翼神兽形象分别是麒麟与天马;浙江省博物馆李晓萍研究员系统论述了南宋金银交引铺的性质、产生原因等问题;山西省汾阳市雷志雄副市长分析了汾阳早期的金融机构及其历史渊源;山西省钱币学会刘建民副理事长考证了去年考古发掘出的山西汾阳市东龙观村5号金代墓室壁画,指出,其中一幅壁画生动描绘了金代的金融活动;上海博物馆周祥研究员对垦业银行纸币的印制、版式及其发行等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此文涉及其他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文中提及的玉币，是否为古玉?作为刊物编辑，我们只能从彩照图片判断，根据笔者多年玩玉的经验，文中的玉币依其沁色与包浆判断。以蓝褐色为主，背部半边为硬绿色，其粉化残处可以见到沁色为主，背部半边为硬绿色，其粉化残处可以见到沁色已浸入肌理之中，不像人工着色的赝品。钱文亦颇有金文气息，与青铜同名钱风格一致。
二、先秦时代是否有玉币的问题：读者来信认为西周时代玉比金贵。以玉为币是不可能的，其实此观点颇可探讨。《管子》曾指出春秋已以玉为“上币”，在殷周墓葬中出土过石贝、玉贝实物，上世纪末，西安曾出现出土的鬼脸玉贝，形状小而工极精，玉质为和田青白玉。
当然，以玉作为广泛使用的货币，是不可能的，但根据管子“玉为上币”的观点，以玉作为纪念馈赠性质的钱币或者早期的厌胜币，其合理性不应排除，否则玉贝的出土则无法解释。我国汉唐时的玉“五铢”、玉“开元通宝”，虽时代较晚，但汉唐的玉价并不比先秦低，说明我国古代钱币史上有以玉为币的传统。
三、“西周”玉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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