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文化典籍 对外传播与推广 典籍翻译 传播方式
一、引言
“典籍”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也泛指古代图书”。现今我们通常所讲的“典籍”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名录的总称，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医学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典籍也是浩如烟海。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静态体现和精髓所在，是古代先贤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是体现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仅占4%［1］。文化软实力的严重不足既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相去甚远，更与中国的文明古国形象背道而驰。另外，随着“中国热”的升温，很多外国人更关注古代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以及谦和礼让、重义轻利的处世态度，从文化渊源上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一直处于瓶颈阶段，现状尚不尽如人意，亟待传播方式的创新与突破。
二、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一）对外传播力度小，影响力不足。
中国文化典籍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而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关汉卿的著作量比莎士比亚大，然世界上知莎翁者多，知关翁者寡［2］。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中国全盘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近10万册，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不到500册。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3］。文化典籍的翻译数量更少，只有《论语》、《孙子兵法》、《红楼梦》等为数不多的名著译文较多。于是，迫于语言障碍，中国文化典籍只能在故纸堆中孤芳自赏，我们徒有灿若晨星的文化典籍却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巨大的“文化赤字”。
（二）典籍翻译数量少，效果不理想。
现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4％，而英文的信息超过90％。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所以，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必然要走典籍翻译之路。但是，中国文化典籍不仅译作数量少，而且很多译文的翻译效果也并不理想。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经典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外国来华的游学者和传教士完成的。由于文化背景、翻译动机（宗教传播）、思维认知、语言功底等原因，这些外国译者无法深入透彻地理解原著，不能体味其中深邃的文化底蕴，故无法将其内在的文化意蕴传达给译文读者。他们不断地将中国文化典籍向本国文化靠拢，致使翻译效果不佳，甚至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红楼梦》是世界上翻译版本较多的中国文学经典，然而《红楼梦》的翻译却存在诸多问题。单是“红楼梦”这个题目的翻译就不尽能反映作者的写作意图。“红楼”一词在唐诗中专指富贵人家妇女的金闺绣户，在曹雪芹之作中喻指众多女儿。且不管其他译本，即使目前比较通行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 Dream of Red Mansions”将“红楼”二字译为“红色小楼”和“朱邸”便与《红楼梦》的女儿主题相去甚远了。［4］
（三）典籍翻译人才少，自觉意识差。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2004年参观中国翻译成就展时指出，在对外版权贸易方面，中国和外国的逆差是16：1，表面上讲是我们的对外供应意识不足，其实深度的原因是中翻外人才匮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5］事实上，中国培养的翻译人员并不少，但大多流向商务领域，真正选择文化典籍翻译的人很少，而博古通今的翻译人才更加稀缺。高素质、专业化的中译外人才的严重匮乏和队伍“断层”是中译外翻译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6］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典籍遭到冷落甚至被残酷打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传统文化教育在人文教育中一直处于弱势，国人普遍对文化经典知之甚少。国人人文素养如此又何谈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推广？
除了人才匮乏这一因素外，中国译者也缺乏自觉意识。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条件，因为典籍翻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仅凭一人之力就能完成，而且一般战线较长，需要译者坐得住“冷板凳”，更需要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团队合作。另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翻译是将外语译成母语，所以一部分人主张典籍翻译工作由外国人承担，语言会更流畅。但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化的无处不在，很难有外国译者能将中文著作“完整”地译成外语。因此，典籍外译是中国典籍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中国学者必须自觉承担起这项工作，主动将民族文化精髓传播开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汉学逐渐成为“显学”，中国古典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我们更应该把握时机，创新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方式方法，推动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三、中国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新思路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传播离不开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传播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7］中国文化要想扩大文化辐射范围和文化影响力，让中国文化典籍走出“深闺”，“香”飘世界，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文化魅力，更重要的是要完善传播机制，创新传播途径。鉴于上文对典籍传播现状和问题的探究，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
（一）建立合理有序的典籍翻译机制，奠定传播推广的基础。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和推广，典籍外译是根本。关于典籍翻译，古今中外已经有许多经验，在此结合前人成果，我提出一些想法。
1.建立一批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翻译团队。
所谓“以中国译者为主体”，即确定中国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毕竟中国人对母语和母语文化的理解要比外国学者更深刻，对典籍当中的深层文化元素（如风俗习惯和伦理纲常）更易察觉，因此译著会更忠实于原著，不至于造成对文化的误读。“建立团队”则是因为中国文化典籍一般块头较大，且多以古文写作，意义比较晦涩。单是古意今解就需很大精力，许多翻译家穷其一生也只能完成几部译作。因此，我们应当组建翻译团队，群策群力，既形成规模，将典籍翻译工作做大做强，又充分发挥团队的协同效应，优势互补。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由翻译界牵头，对全国典籍翻译工作进行统筹规划，既可资源共享又可避免重复翻译。近几年推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陆续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等中国图书对外出版项目就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此外，还要着重在外语院校培养一批过硬的翻译队伍，为我国典籍外译事业储备力量。
2.加强跨学科、跨国界合作。
中国文化典籍一般都是古文写作，这就造成“双重翻译”现象——先是古意今解，然后才是汉译外，因此中文专家参与审校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中国文化典籍往往是综合性巨著，涉及政治、经济、民俗、历史、哲学等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译者不可能对所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因此必须进行跨学科合作，根据典籍的性质及涉猎方面邀请相关专家共同参与，既可减轻工作量，又可有效避免专业性错误，确保翻译的准确性。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典籍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中国文化，还要了解目的语文化，而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显然又不如目的语国家的学者。因此，为了使典籍翻译既不失中国文化之真，又能自然地融入到目的语文化当中，就需要我们进行跨国界合作。当然，翻译中仍要坚持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原则，保证翻译的“信”和“达”，然后请海外汉学家进行修改润色，以达到“雅”的境界。
3.典籍选择要科学合理，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
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翻译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针对性地筛选，既要系统化、难易结合，又要找准切入点。“系统化”是指在典籍选择时要统筹安排，如按门类进行成套选译，组成丛书。“难易结合”是指典籍选择要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水平——对于仅是满足兴趣需要的读者，可以翻译一些入门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基础典籍进行节译；对于接受能力较高的读者，比如研究型的读者，可有针对性地引介经典著作，必要的话可将每一门类最具代表性、成就最大的文化典籍进行完整翻译。“找准切入点”则是要摸清国外读者的口味，了解他们最关注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如孔子热、儒学热，适当地增加相关典籍的翻译。
典籍选择还要兼顾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标志，也是我们文化交流的主旨所在，但是世界文化又具有共通性，只有这样才有交流的可能。因此，典籍翻译必须注意二者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典籍被世界接受。
4.典籍“由厚变薄”，注重翻译效果。
中国古典文籍很多是大部头，晦涩难懂，许多中国人都望而却步，更何况是刚接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所以文化典籍在传播过程中，务必注意策略，考虑翻译的效果和外国读者的反应。“由厚变薄”不一定是将典籍进行压缩，而是将典籍按内容进行分解，做成分册。如果是薄薄的一本，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能比较享受地读完。但如果是大部头，则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翻不了几页就束之高阁。
翻译尤其应当考虑读者的反应。根据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和原语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要基本一致。翻译过程最好有目的语国家的读者或学者参与，通过他们对译文的理解程度预测读者的反应，并进行修改。典籍翻译还可以按章节进行，采用目前美剧的操作模式，隔期播出，中间留给读者一定的时间回味消化，并产生一定的期待心理，同时根据读者反馈，修订之前的译本，并为下一步的翻译工作提供借鉴，大可不必等整部典籍翻译完成之后才出版。
（二）拓宽思路，创新推广方式和途径。
中国文化典籍的价值对于国人自不必说，但是外国人可能意识不到其价值所在，所以“酒香仍怕巷子深”，优秀的典籍译本还需要恰当的媒介推广，才能为世界人民了解，真正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在推广过程中，除了图书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
1.以孔子学院为依托。
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推广的重要载体。截至2012年1月，全球已有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05个国家和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另外，孔子学院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受众涉及学生、家庭妇女、政府工作人员、大学教授，等等，并走入社区，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推介结合起来。所以，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和推广可以以孔子学院为依托，充分利用其广泛的影响力，首先选取部分简单易读的经典典籍作为孔子学院的辅助教材，让海外的汉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典籍产生兴趣，然后将典籍译作介绍给学生及当地社区；还可以利用孔子学院建立中国文化典籍图书馆，以点带面，推动典籍的传播与推广。
2.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
网络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影响范围最广的传播媒介，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必须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我们可以尝试依附于孔子学院网站或在其他文化传播网站建立相关子栏目，进行文化典籍推介；也可以设立专门网站或论坛，分享中国文化精要，为广大外国读者提供一个随时随地利用、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此外，还要加大音频、视频的应用，使典籍形象化，增强吸引力。09年央视推出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汉字五千年》为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千百年来的风俗礼仪、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哲学思考通过穿透历史的声音娓娓道来，文献资料和考古研究也跃入观众的视野，不再枯燥乏味。一部讲述汉字发展历史的纪录片不仅向世界传播了汉语汉字，更让世界直观地了解了中国。
3.借助市场运作扩大宣传，提高影响力。
加强中国出版社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充分利用对方国内良好的图书分销网络来推广典籍译著。［8］另外，做好国际市场定位，以海外华人为首要目标受众，兼及亚洲和亚裔受众，再推广至全球。除市场定位外，译作的包装、发行等也要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消费模式采取不同的推广策略。
（三）密切关注跨文化交际问题。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要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除了充分显示本体文化的内涵外，还要照顾到对方的文化传统，利用两者的交集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
1.充分利用中外文化的共同点。
尽管不同文化在语言体系、地理环境、文化传承上相差甚远，但由于人类衣、食、住、行等生活经历存在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追求善良和正义，因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共通之处。因此，利用这些共同点进行典籍的对外传播，更容易引起外国读者的共鸣，从而更容易被认同与接受。
2.加强与海外华人的合作与交流。
海外华人既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的熏陶，又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与同化，是中西方文化沟通的重要纽带。他们渴望深入了解祖国文化，将其发扬光大，这是民族自豪感使然。因此，从典籍翻译到译作推广，我们都应当重视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络与合作，充分了解目的国的文化习俗，切莫触犯文化禁忌，按照目的国可接受的传播方式进行典籍推广。
3.注重利用外国人的兴趣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应该充分利用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通过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符号，如汉语、孔子、丝绸、瓷器、京剧、武术等传播推广中国文化典籍。
四、结语
当今世界，文化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是中国参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实践。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还是世界人民的财富，应当与世界人民共同分享。但是，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与尝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谨结合目前我国典籍文化翻译的现状与问题，提出自己对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的一些思考，有些想法还不是很成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和改进。我相信，在国家、社会、高校的共同推动下，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一定能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推广模式，中国文化典籍必将走出国门，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5］廖华英，鲁强.基于文化共性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VOL29，（2）：142-145.
［2］霍跃红.典籍英译：意义、主体和策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23-26.
［3］黄中习.文化典籍英译与苏州大学翻译方向研究生教学.上海翻译，2007，（1）：56-58.
［4］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转文池.在北大听讲座.新世界出版社，2006.
［6］蔡武.在“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省略/zhuanti/zyw/2007-04/06/content_8063264.htm，2007-04-06/2010-11-15.
关键词：全球化背景 典籍英译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出现和网络的普及，使得信息的传播几乎可以做到全球同步。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典籍的英译更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大大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促进世界更加和谐、健康地发展。为了提高典籍英译的翻译质量，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一、典籍英译的三个原则
（一）普及化原则
中华典籍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但是在文字表述上比较拗口晦涩，所以在典籍英译的过程中既要把典籍的精髓翻译出来，又要在文字的表述上通俗易懂，这样才能让国外文没有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读者能读懂，并产生兴趣，这就要坚持普及化的原则。另一方面，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不能只依靠少数几个学术精英，而要靠全民族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共同参与。所以为了推动东学西进，还要让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能用英语去介绍推广中国的文化，这些都要求典籍英译首先要遵循普及化原则。
（二）国际化原则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来源不同，意识形态相差很大，典籍英译的读者群始终局限于一些汉学家和对东方文明情有独钟的学者，普通读者很少问津，这大大妨碍了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因此，翻译时要坚持国际化的原则，在翻译时内容的选择、编排和出版形式等方面要选择更为灵活的方式，尽量和国际接轨。
（三）现代化原则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爆炸，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人们的选择必然倾向于兴趣化、实用化和现代化。因此，典籍英译要尽可能采取适合现代人审美标准、阅读口味的编排形式，甚至可以增加MP3等声像资料。
二、典籍英译的未来发展策略
（一）政府的支持
政府应该加大对典籍英译事业的支持，因为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获益快且明显，所以一直以来国家对它的投资远不及自然科学大。典籍英译关系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推广，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合作以及自身的形象，所以非常重要，理应纳入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规划，并对从事这一事业的学者给予一定的资助。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科学规范、完整的典籍英译交流平台，让学者、翻译者和读者之间进行无阻碍地沟通和交流，以促使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典籍英译的网络、网站建设。典籍英译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其目的在于弘扬中华文化，加强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构建和谐世界，所以我们的读者群应该是所有懂英语的人。目前网络已经像一张网一样包裹了整个地球，即使远在天边也能面对面的交流，而且网民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在尊重产权的前提下，典籍英译的作品可以放在网上，从而使作品有了广泛的读者群，不再受时空的限制。
二是加强典籍英译的翻译者和中文典籍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从事典籍英译的学者或许中文功底不错，但对中文典籍的研究不一定深刻。古代文言文和现代文
从词语的含义到语句的组织都和现代文有很大不同，有的还需要我们去断句，断句的不同直接影响句意的理解。一般来说，距今时间越久，理解的难度越大。所以典籍英译的作者首先要在原语言内进行转换，需要穿越古今时间的隧道，精确地理解原文的意思。这就需要古汉语工作者的参与和帮助。其次还需要进行文化层面的转换。翻译者还需要对原作进行一些调整，以符合当代人的主流意识和文化形态，吸引更多的读者。但这种写作势必伤害了原文作者的意思，究竟该不该该，改到什么程度，目前很有争议，还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
三是加强中外典籍翻译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对中国典籍深有研究的国外汉学家和典籍研究者，他们不仅懂得汉语和中国文化，而且英语是他们的母语，所以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典籍翻译完后请他们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加工和润色。
（二） 提高典籍英译者的水平
典籍英译对翻译者的水平要求很高，他不仅要有充分的语言知识，掌握翻译的技巧，而且还要了解中英两个民族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甚至对政治、经济等的不同都要有不同程度地了解。因此，典籍英译工作者一定要尽可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三）典籍英译的对内、对外传播
典籍英译在国内的传播也很有意义。比如国内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不仅要学习西方文化，更要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化，并懂得如何用英语来表达，承担起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在国内传播的过程中，对于专业研究人员和学者来说，尽可以全部保留典籍的内容，以利于更全面地了解作品内容，并对其鉴赏和评判，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要选择那些有利于修身励志，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进行翻译。
典籍英译的工作可以仿效英语“书虫”这类丛书的编写形式，把典籍原文、现代汉语翻译和英文翻译放到一起，再根据读者层次编成分级读物，这样，既使青少年在阅读中学会了英语，还让他们熟悉了中国古代的经典。一举两得。另外，在大学英语的教学中，我们要改变传统的观念，即：学习英语就是学习西方文化，其实是中西文化都要学，要知道如何用英语来讲授中国的文化。典籍英译的对外传播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只是对典籍英译读物的要求更高，使其具有更加有趣、生动，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要求。
三、结语
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强盛推动着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兴趣，因而典籍英译这项显得越来越重要。当然典籍英译也弘扬了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促进中西方人的相互了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网络和科技的发展，为典籍的交流搭建了更好的平台，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这种形式，促进典籍英译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霍跃红.意义、主体和策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52-55.
[2] 汪榕培.为中国典籍英译呐喊――在第三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的发言[J].中国外语，2006（1）：66.
[3] 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4] 杨牧之.大中华文库――周易[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8.
经典书籍就是极具思想内涵的好书。阅读经典书籍就是学师的智慧，与大师进行心灵对话。久而久之，自己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心灵越来越充实，素养不断得到提升。具体而言，阅读经典书籍的好处主要有三个。
一、趋真向善
阅读经典书籍可使人趋真向善。经典书籍中大都蕴含有关“真、善、美”的思想，经常阅读经典书籍，自然会耳濡目染，那些有关“真、善、美”的思想就会浸润人的心灵，使人趋真向善。例如《论语》，经常阅读，便能从中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为此，我不仅抄写《论语》中的名句，更撰写有关《论语》的读后感。又如《沉思录》，它是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的作品。在书中，作者用自己的心灵感悟人生，并真实传达出趋真向善的思想。还有《爱弥尔》，这本书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它是法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卢梭的作品。它既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小说，又是一部关于教育和人性的经典。在书中，作者主张顺乎天性，力求让人的真善本性避免受社会偏见与恶习的影响而得到自然的发展。另外，《苏菲的世界》（乔斯坦・贾德）、《静思语》（证严上人）、《人性的弱点》（卡耐基）和《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周国平）等经典书籍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阅读中，既陶冶情操，又增长智慧。的确，阅读经典书籍不仅使人获得知识，更让人趋真向善，最终享受幸福。
二、淡泊明志
阅读经典书籍可使人淡泊明志。只有被文化滋润心灵，人才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阅读经典书籍能提升文化素养，使人有一颗宁静的心。为此，我先后阅读了《庄子的享受》（王蒙）、《跟李叔同学修身养性，向南怀瑾学为人处世》（于海英）、《向庄子借智慧》（傅佩荣）、《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和《教育的奇迹》（朱永新著）等。尤其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作品写法奇特，以文证史，既涉及哲学、伦理，又涉及诗词、古史，令人受益匪浅。的确，经典书籍将我带到宁静的港湾，我愉快地做着名句摘抄和美文收藏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我的文化素养提升了。当心灵变得宁静之时，自然淡泊明志。
三、开阔视野
阅读经典书籍可使人开阔视野。作为校长，办好学校是社会赋予我的神圣责任和使命。所以，我竭尽全力，使学校成为教师的精神家园和学生的幸福乐园。于是，我阅读《行知书信集》（陶行知）、《教育的艺术》（苏霍姆林斯基），从中学习治校方略以及解决实际教育问题的方法等。另外，我从《教育漫话》（洛克）、《理想国》（柏拉图）、《学校管理学》（江月孙）、《一流学校的建设――陈玉琨教育讲演录》（陈玉琨）、《教育哲学》（石中英）、《做一个幸福的教师》（陶继新）、《教师的20项修炼》（郭元祥）、《摸不着门》（孔庆东）和《不做教书匠》（朱永新）等经典书籍中，领悟学校发展的意义，既寻找解决学校实际问题的答案，又探求提升育人质量的方法，并从中获得帮助师生享受幸福人生的途径。这样，我便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教育。因为，开阔了视野，所以，思想更为成熟。
四、以文化人
阅读经典书籍能以文化人，也就是说，阅读经典书籍能使经典文化渗透进个体的心灵，从而使个体具有非同凡响的文化气质。几年前，我们提出“当文雅学生，做儒雅教师，建优雅校园”的“雅文化”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阅读经典书籍，以营造校园的文化氛围，提高教师的幸福指数，使教师具有文化气质。
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0)。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9](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0](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Whatisitthenofwhichtheysimilarlyapprove?Itis,Isay,theprinciplesofournature,andthedeterminationsof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isunchangeable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0)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所谓“天者理也”。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Logic,Truth[15](P561)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SchoolofPrin-ciplerepresentedbyChengYiandZhuXi[15](P563~564)。”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加之,宋朝之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展披荆斩棘。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核心经典文本。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纲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更加系统化和哲理化的阐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思想体系。“理”既是作为整体的“理”,抑或是“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同时,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里,所谓“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14](卷37)朱熹的理学无疑是应时代的要求对经典的合“理”化阐释,体现了对经典的继承性及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4](P79)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转换方法
(一)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文本,这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时代诉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稳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主要方法,受到英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局限(20世纪之前大多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他们的翻译方法从带有传教目的的某种“儒耶杂糅”的方法,再到学术性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更多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根据安乐哲的总结,中国哲学典籍,早期是以“天主教化”和“基督教化”的形象被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后来又被“东方化”,到现在又套进了某种“诗化、神秘化的框架里。”“TheChinesephilosophythatWesternreadersarefamiliarwithatthebeginningwas‘Christianized’,andtheninmorerecenttimesithasbeen‘Orientalized’,butevenmoresoithasbeenpoeticized,mystified,andinfusedwithmysteriousperspectives.”[16](P81)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17](前言P5)作者也认为:把中国哲学典籍视为一种西方哲学传统的附属物,就完全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因此,我们要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要从认识论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发展,更要参与到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既要找到对话的共同背景,也要对差异性保持敏感。作者注意到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正符合这种认识论。进而观之,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哲学的诠释方式:一方面通过对元典的解读,构建《论语》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这种翻译并不是传统的从文本诠释到文本翻译的线性过程,而是先从文本出发构建出理论体系,再返回文本结合已构建的体系进行诠释和翻译。[18](P135)朱熹在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他从元典文本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再在该语境中返回元典,结合理
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论文关键词：典籍 翻译 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
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关键词：保护典籍; 传承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雕刻版印刷术都与书有关。纸的发明，缓解了因丝织品昂贵而给文字记录带来高额成本的问题，也提供了更多、更廉价的记录介质用于保存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文字的产生和文献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创造了悠久而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积累了大量文献典籍. 这些珍贵典籍,不仅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曾未断裂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籍，并有编篡、珍藏、整理典籍的优良传统。这些古籍传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念和丰沛的文化创造力。历代统治者对于传承、保护典籍文献都予以高度重视，搜集、整理古籍文献成为保护传承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呕心沥血，甚至献出生命。
1.无价之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各财政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精神,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有力推动古籍保护工作进行,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国家图书馆回购了大批流入海外的珍贵古籍. 馆藏《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敦煌遗书等绝世珍品得到修复.1986年我的舅舅，著名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章伯钧生前藏书全部捐献给安徽省图书馆。所捐图书330部，2562册。其中明刻本277种，2239册，清刻本53种，323册。全系珍贵善本图书，具有很高的价值。如明正德刻本《唐文鉴》二十一卷，《汉魏诗集》十四卷、《纂图互助老子道德经》二卷，明正德九年司礼监刻本《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外纪四卷和《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明成化刻本《贞观政要》十卷和《大明成化庚寅刊改并五音集韵（十五卷）附篇韵贯珠集（八卷）》以及明刻本歙县汪道昆撰《副墨》四卷等。
重庆图书馆收藏：宋、元、明、清各代刻本。明朝活字本、稿本、钞本及日本和朝鲜稀有刻本等7000多种，50000多册。其中有宋版19种，191册；元版45种，951册；明清两代的各种版本俱全，且多数系原刻初印、装璜精美，其中不乏名人学者批校。这些书的来源除了接管原罗斯福图书馆的善本书10588册外，大多为解放后机关团体和私人捐赠。本馆李文衡老师，捐献图书700多种，40000多册。有宋版1部，元版10余部，明版200多部，清刻本数量尤多。以宋版《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蒙古中统刻本《史记索隐》，元刻本《六书统》、《乐书》、《乐府诗集》，明蜀藩刻本《诗集传》，明翻刻宋本《楚辞》、《韩诗外传》、《史记三家注》，明插图本《程氏墨苑》、《方氏墨谱》，明活字本《曹子建集》、清缪荃孙评《红楼梦》和删改《国史文苑传》，廖季平手校《艺文类聚》等珍稀古籍。除此之外，还有曾入藏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200多种，中有元、明刻本，明钞、稿本，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典籍，李老师一并捐献国家供读者阅读。
傅增湘， 现代著名藏书家，版本校勘家，曾捐赠2096种，24403册藏书。其中有元刻明修补印本《资治通鉴》残本10册，明刻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东坡外集》、《陆放翁全集》等77种1286册，又清初刻本、武英殿刻本数种及清、民国刻本及民国排印、石印、釉印影印本。
杨沧白家属捐献古籍400多种，7000多册。有明、清刻本及民国刻印古籍，如《史记》、等数十种。
戴亮吉，重庆人，捐献古籍13760册。其中有宋版一种，元版二种，明版及清刻清抄本300多种。另有清末词人、书画家郑叔问《补梅书屋诗集》、《补梅书屋手稿》、《瘦碧庵诗草》手稿，以及郑氏诗、词集初刻初印本多种，多属珍稀古籍。
梁漱溟，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1951年将随身多年的勉仁斋图书馆古籍线装13800多册，平装10000册全部捐赠我馆。其中多是明、清及明国刻本，经、史、子、集全部俱全。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的爱好，它还是一个可以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人的价值便更多的体现在捐赠献宝上。他们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人的光泽是永恒的，他们的精神是流芳千古的。
2.加强古籍保护刻不容缓
古籍保护是和时间赛跑的事业，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成绩，但古籍保护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还存在不少问题：至今没有进行过全国古籍普查，现存古籍家底不清，许多流散在民间的古籍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现存古籍老化、破损严重，数量很大，而保护和修复人才严重匮乏，基础实验和研究水平较低，古籍修复手段落后，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国家监管力度不足等。
那么，怎样才能科学的保护古籍呢？科学保护古籍，(1) 通过设立专家委员会，发挥专家对古籍保护的指导和咨询作用。(2) 开展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建立科学保护的体系。(3) 对古籍保护修复人员进行科学保护原则的培训和任职资格的认定。(4) 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古籍修复水平。
3. 为保留中华文化遗产之功绩可谓大矣
一、赠送典籍，传播文化
中国道教协会代表团此次访问韩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向韩国高丽大学和国立中央图书馆赠送道教典籍。
11月26日，丁常云副会长一行来到高丽大学，受到该校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及各位教授的热烈欢迎。研究院举行了接受赠书仪式和交流座谈会。崔溶澈院长代表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感谢中国道教协会赠送《中华道藏》线装本和《老子集成》等典籍。他表示，这些典籍丰富了该校的藏书，将对该校的道教文化研究带来很大的帮助。丁常云副会长致辞说，在中韩两国建交20周年之际，我们中国道教协会代表团一行应邀来到韩国著名的高丽大学访问交流，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重要邻邦，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友好交流源远流长。这次，我们专门带来了《道藏》等经典，捐赠给高丽大学收藏，希望能开启两国道教文化交流的新局面。他还介绍了《中华道藏》和《老子集成》的主要内容。他说，这些典籍既是道教的经典，也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挖掘和弘扬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思想智慧，服务社会、利益人群，是我们赠送这些典籍的目的所在。
赠书仪式后，丁常云副会长应邀作了《共建平安社会，共创和谐世界》的学术报告。他围绕“慈爱和同”、“仙道贵生”、“欣乐太平”等道教教义思想，深入探讨了道教在促进个人身心和谐、自然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11月27日上午，中国道教协会代表团一行应邀来到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丁常云副会长代表中国道教协会向该馆赠送了《中华道藏》线装本、《老子集成》等道教典籍，沈长燮馆长代表该馆接受赠书，并表示会很好地保存和利用这些图书。沈馆长说，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了有关道教的图书7000余册、论文2000余篇，这次又获赠一批珍贵的道教典籍，将使该馆成为研究道教的重镇。
赠书仪式后，双方围绕道教文化的研究与交流、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进行了座谈。
中国道教协会代表团一行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参观了该馆。该馆丰富的藏书和现代化的设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友好交流，增进道谊
中国道教协会代表团访问韩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与韩国大巡真理会进行友好交流。大巡真理会是由韩国人赵鼎山创立于1925年的“无极道”发展而来的新兴宗教。该宗教的信仰对象为九天上帝，即道教神系中的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其教义以“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为宗旨，以“安心、安身、敬天、修道”为四纲领，以“诚、敬、信”为三要谛。这些内容，与中国道教的教义思想一脉相承。
访韩期间，中国道教协会代表团一行与韩国大巡真理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代表团分别参访了大巡真理会骊州本部道场、金刚山土城修炼道场和大真大学。
在骊州本部道场，举行了大型的交流座谈会，大巡真理会主要负责人和信众100多人参加。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参赞冯春台也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大巡真理会元老、监察院长柳冀赞和本部道场院长尹银道先后致辞，欢迎中国道教协会代表团的来访。丁常云副会长致辞感谢大巡真理会的热情接待。他说，这是中国道教协会第一次组团访问大巡真理会，但我们彼此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们在教义思想和神仙信仰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大家可以说是“同道”。他希望两会加强联系、多多交流、增进道谊。北京大学哲学系王宗昱教授、浙江天台山桐柏宫住持张高澄道长和中国道教协会国际部副主任尹志华博士分别作了题为《道教的神仙信仰——逍遥太清》、《唐宋时期天台山道教发展及贡献》、《道教的环境保护思想》的学术报告，受到欢迎。
在骊州本部道场，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大巡真理会主办的老年疗养中心和医院。疗养中心齐备的设施、舒适的环境，让代表团感受到了大巡真理会在开展社会福利事业方面的先进经验。
在大巡真理会金刚山土城修炼道场，代表团一行受到该道场总务部长等的热情接待，宾主进行了座谈交流，气氛热烈友好。
在大真大学，校长李根永、副校长裴圭汉等会见了中国道教协会代表团一行。该校成立于1991年，是由大巡真理会创办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下设5个研究院、5个独立学院、49个专业，在校生约11000名。在座谈会上，丁常云副会长发表了致辞，并向该校赠送了任法融会长的文集和道教珍贵古籍《金液还丹印证图》的复制品。座谈会后，举行了“中韩宗教文化学术会议”，代表团与大真大学师生进行了交流。
在韩国访问期间，大巡真理会教务部长金煜、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朴相奎等全程陪同，为代表团的访问交流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
关键词：彝医药；古籍文献；流布特征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2-0090-03
全面掌握和了解彝医药古籍文献的分布和保存情况对彝医药研究与产业发展十分重要。彝医药古籍文献具有收藏分散、题材多样、文字古奥等特点，为充分掌握彝医药古籍文献的流布特征，课题组深入滇、川、黔等彝民族聚居区，针对图书馆、民委、古籍办、研究所等相关单位及彝医、毕摩等个人展开深入访谈与调研，初步对彝医药古籍文献的流布特征总结如下。
1 彝医药古籍文献数量众多题材多样，但收藏分散
课题组通过对滇、川、黔等彝族地区相关单位及毕摩、彝医调研，发现一些单位和个人收藏有大量彝医药文献，这些文献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涉及医经、医理、诊治、本草、病症用药、调护、医史、作祭献药、医算、综合等诸多方面内容，是挖掘整理、开发研究彝医药工作中不可多得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彝医药文献却未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分散收藏于各地，制约彝医药古籍文献的集约化发展。如四川凉山州的民委、西昌彝医药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数十年来共收集上千卷彝族文献，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彝医药古籍，但多数未整理。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也收集部分彝医药古籍，前期虽然对《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部分古籍进行初步翻译整理，但尚未针对各种医药古籍文献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蕴含的医药知识尚无法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云南楚雄、玉溪、红河、昆明等地的相关研究单位，特别是楚雄文化研究院、红河州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古籍办、云南省彝医医院等单位收藏不少彝医药古籍文献并对其中部分重要文献进行研究，但尚未突破地域局限开展系统性的整理研究工作。一些毕摩、彝医和彝医药研究者也收藏部分彝医药古籍，如彝医专家王正坤就收藏古籍达20余种，本课题组也收藏到彝文医药古籍222种。
各种题材的彝文医药典籍分布流传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课题组所收集的222种彝文医药典籍中，记载彝医理论的典籍有《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突鲁历咪》、《疾病的根源》、《诺数》、《彝文古籍译注》等10种，主要是在贵州发掘。究其缘由，回顾一下彝族历史就能知道答案。明朝“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认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1]”就这样，彝族祖先世世代代传下的彝文医药文献，统统烟消灰飞了。后来的史志都出自官方编修，官派的编修者，历来就把彝族人当做“猓猓”，仇恨之极，因此在往后官修的史志文书中，不可能寻觅得到关于彝医药的只言片语[2]。虽然云南医药典籍受到了重创，但庆幸的是，明末清初“精通历算，哲学及医术的知识分子”根据记忆断断续续抄录的一些文献，如记载彝医药理论的《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一批彝族医药典籍，在彝族轴心地区的哀牢山古代彝族居住的贵州仁怀、大方等地，相继发掘出，得以发展[3]。这些典籍课题组将其归为“医经”类，属于彝族古代哲学范畴的相关医学理论如气浊、哎哺、天地五行、宇宙八卦、五生十成、十生五成等均可以在此类古籍中找到出处和依据。
彝医药“病症用药”类古籍在各类彝医药古籍数量中所占比例较大，“病症用药”指的是根据病症特点使用相关药物和其他疗法进行治疗。诸如抄写于明嘉靖四十五年的《明代彝医书》、抄写于清雍正八年的《医病书》、清雍正十一年的《老五斗彝医书》、清乾隆丁巳年的《医病好药书》、清道光二十年的《元阳彝医书》等均在云南的楚雄、禄劝、新平等地发掘。而专门讲述血峰与禁刺理论的彝文典籍，如《二十八穴针灸》、《诺期卓苏》等在云南红河地区发掘。与疾病相关的占卜、历算类彝文典籍，如《医算书》就是在四川省凉山地区发掘的；是彝族根据十月太阳历和阴阳历推算患者的年龄、禁日和衰年的一部珍贵的著作，其中详细记载了彝医八方位年理论。
不同类别的彝医药古籍文献在不同地域流传和盛行是各种医学流派和传承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历代医家通过研读古籍和临床实践，知行合一相互印证，在前人基础上形成的新学说、新观点经过代代相传，形成了各家学说和医家思想，是彝医药发展历史的重要节点，在流变中不离源头，师承授受，代有传人，延绵不绝，形成稳定的传承谱系和人才链，有力地保障了彝医药的传承和发展。彝文医药典籍的区域性流布特征也提示研究者，在研究彝医药本体的同时，应当与当地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相结合，方能讲清楚彝医药的源流承继，用得上彝医药的理法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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