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称呼语；社交指示；礼貌原则
基金项目：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项目。
1 引言
称呼语是人们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人之间话语交际中称呼语必不可少。人们使用称呼语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称呼语还直接体现交谈者双方的的亲疏、等级关系等，得体的称呼是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然而称呼语与其所属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每一个社会中的称呼语都具有其特点，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称呼语也不一样，在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交流日趋盛行，为了使得交流能够顺畅进行，了解不同文化中称呼语的异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称呼语是社交指示语的一种，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和礼貌标识语。社交指示语是指人际交往中能够反映出谈话者双方社会地位、亲疏关系等的词汇和语法范畴。社交指示语的使用意图在于确立、顺应或者调整谈话者双方的关系或者交谈者一方与第三方的关系。语言学家Fillomore认为社交指示信息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得到体现：人称标记、不同的言语平面、谈话场合、人名以及职务亲属称呼、社交行为语言、其他为配合社交行为所使用的言语、作为言语手段发出的指示信息。Fillomore对社交指示语的定义属于广义的社交指示语。本文所分析的社交指示语就采用了Fillmore广义的社交指示语定义并选取了比较具有代表性、使用非常广泛的称呼语作为分析对象。
2 汉英礼貌原则
汉英社会有不同的礼貌标准，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使用社交指示语时所遵循的礼貌原则各不相同。英语社会有其礼貌标准，语言学家Brown和Levison提出了面子理论，他们认为人们在交谈中所必须尊重的听话人的公众形象以及所涉及的自我感知就是人们的面子。面子分为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两种。正面面子是指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同、肯定或者赞许；负面面子是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不受对方的阻扰，有选择的自由（冉永平，2006）。然而，汉语文化中礼貌标准有自身的特点，根据汉语文化礼貌现象自身特点，语言学家顾曰国提出了五条礼貌准则，即贬己尊人、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德言行准则。这五条准则大致归纳了汉语礼貌现象，为汉语语言现象分析提供了更为具体细致的理论依据。
3 汉英称呼语主要异同比较分析
3.1 汉英称呼语的语用功能
汉英称呼语在各自的文化和社会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也都有其主要的语用功能。汉英称呼语最主要的语用功能就是传递社交指示信息，从谈话双方在话语交谈过程中所使用的称呼语，我们能够大致判断出交谈双方各自相对的社会地位、亲疏关系以及双方的交际意图。除此之外，言语交谈双方有时还会将称呼语作为一种语用策略使用，比如在交谈中刻意违背社会规约中所遵循的礼貌原则，使用了超越各自双方相对社会地位或者亲疏关系的称呼语，这时，称呼语就不仅仅是一种传递社交信息的手段，更是言语交谈者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交际目的而使用的一种语用策略，比如增加或者减少对方的面子，拉近或者推远双方的社会距离。
3.2 汉英称呼语主要类型的语用异同
1、亲属型称呼语
亲属型称呼语是指在社会关系中对与交谈者或者第三方有血缘关系的对象的称呼。在汉语文化中，人们受到几千年来的人伦道德的文化影响，非常注重长幼有序，因此在体现在亲属称呼中就是比较复杂的亲属称呼体系。比如对于母亲一方的亲戚，就有姨妈、舅舅、表哥等称呼，对于父亲一方的亲戚，父亲兄弟和父亲姐妹的亲属称呼又有区别。一般来说，这些称呼的不同就标识着社会所认同的亲属关系远近不同。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并没有像汉语文化中这么强烈的等级长幼观念，亲属称呼也相对比较简单。除此之外，汉语文化中人们还会将亲属称呼泛化到非亲属关系中，比如称呼与自己爷爷同辈的老人为某爷爷，这种称呼是一种拉近人际关系的策略，在汉语文化中被广泛运用并被认为是切当的得体的称呼，这种策略就遵循了顾曰国所总结的汉语中的礼貌准则。如果在英语社会的言语交谈中将汉语中的这种称呼策略带入其中，反而会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会造成言语交谈者的困惑。
2、职业和职称型称呼语
汉英语言中都有对职业和职称的界定和称呼，比如老师、大夫、处长等。英语文化中在姓名前加上头衔的一般仅限于博士、教授、大夫以及皇族和宗教界人士。对于其他普通职业称呼相对比较简单，通常仅在姓氏前加上通用称呼如Mr、Miss等。然而汉语文化中受到官本位思想影响，即使是在现代社会，然而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仍然在支配社会称呼语模式，人们还是常常习惯于在姓氏后加上职位的称呼形式，比如汉语文化中人们称呼某男性职称为处长的张氏为张处长，英语文化中人们并不会注重这个职称的称呼，往往会直接加入通用称呼Mr.Zhang。这体现的是汉英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称呼差异。官本位的思想在汉语文化中根深蒂固，在称呼中体现官职普遍为人们所遵从。
3、通用型称呼语
汉英都有通用型的称呼语，汉语中的通用称呼语如先生、小姐、师傅等，英语中的通用称呼语如Mr，Mrs，Miss等。英语社会中的通用称呼语被广泛使用，比如称呼大学讲师Tom.Smith为Mr.Smith。而在汉语社会中，人们会称呼大学讲师为某老师，将职业带入称呼语体现了汉语社会的礼貌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许多现代社会的汉语通用称呼语已经不同于古代汉语该词的意义，比如汉语中通用称呼语先生一词在古代社会用来称呼有学问的学者或者老师，但是现在该词已经泛化为称呼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性了。再比如小姐一词在古代汉语中用来称呼有地位的大户人家未出嫁的女儿，而现代社会则用途比较广泛，可以指称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在某些场合也指代风尘女子。英语中通用称呼语Miss则只用来指称女性并且被广泛用于社会交际中。
4 结语
作为社交指示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称呼语的研究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得体的称呼语无论是在汉语还是英语社会言语交际中都是成功进行交际的首要条件。汉语社会和英语社会由于受到各自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宗教、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汉英称呼语中也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汉语称呼语复杂多变，英语称呼语相对简单，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两种语言的称呼语并不对等。为了使来自不同文化的言语交谈双方顺利进行交谈，对于称呼语的差异应该充分重视并采取必要的策略，根据交谈语境恰当得体的称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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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冉永平.语用学：现象与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 ：称谓语；差异；文化透析
Abstract：The address form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an be approximately pided into two parts：the kinship term s and the social terms．The difference exists in differentiation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clan and non—clan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kinship term s．And this i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of paschal clan system and legal ideology，hierarchical system and religious influence，social system and value orie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address form s；differences；Cultural analysis
1 英汉亲属称谓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家庭构成模式是以父子为中心的。
在家庭中要严格遵守长幼有序、长尊幼卑的宗法秩 序，年龄的大小、辈分的高低是极为重要的区分依据。 因此，在亲属称谓里，亲属关系规定得十分清楚严格， 不容许有丝毫的含混马虎。同辈分的要区分哥哥和 弟弟、姐姐和妹妹、伯父和叔父、伯母和婶母。不同辈 分的称谓是长辈可以直呼晚辈的名，也可以连姓一起 称呼；晚辈对长辈则只能严格按照其相应的称谓来进 行称呼，直呼其名是万万不可的。 英语中的亲属称谓则不区分长幼，辈分高低也不 太讲究，所以，称谓词比较笼统概括。如姐妹、兄弟各 只对应一个词：非直系亲属中，长一辈的男性一概称 “uncle”，女性一概称“aunt”；而同辈的不论男女，一 律称“cousin”。同辈之间，英美人士往往是以名字或 昵称相称呼，晚辈对长辈也可直呼其名，包括儿媳 (女婿)对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子女对继父母的称 呼。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关系融洽¨ 。
1．1 血亲 姻亲称谓的差异
血亲，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姻亲，指的是有婚姻关系的亲属。男有其宗，女有其族。前者称“宗亲称谓”，后者称“姻亲称谓”。汉民族在经过了几千年的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洗礼后，在民族心理上对血缘关系高度重视。因而，在汉语里血亲称谓和姻亲称谓界限十分分明，即兄弟连襟、姐妹妯娌、伯叔姑婶要严格区分，如伯父、叔父是血亲，伯母、婶母为姻亲。这反映出汉民族浓厚的宗亲观念、血亲等级观念和传宗继嗣观念。英语里没有血亲和姻亲的区分。父母的兄弟以及父母姐妹的丈夫都称“an．c1e”，父母的姐妹以及父母兄弟的妻子都称“aunt”。当然，在某些非区分不可的场合里，英语 中常用“in—law”作这些称谓的后缀，以示与血亲的区别。例如，用“brother—in—law”来表示与汉语相当的大伯子、小叔子等；用“sister—in—law”来表示与汉语相当的大姑子、小姑子等。总之，汉语的血亲姻亲称谓泾渭分明、复杂细致，英语基本无此区别，称谓比较简单、概括、模糊。
1．2 宗族与外宗族称谓的差异
《现代汉语词典》对“宗族”一词的解释是：“同一父系家族的成员(不包括出嫁的女儿)。”因此，爷爷、奶奶、侄儿、侄女、孙儿、孙女属于同宗族，外公、外婆、外甥、外孙、外孙女属于外宗族。在旧中国传统的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中，“儿子是自家人，女儿是别家人”。因而，同宗族的亲戚要亲于外宗族的亲戚。所以，以“外”冠名的外宗族亲属如“外孙女”所处的地位以及同其他成员的关系的疏密，是不能与同宗族的“孙女”相提并论的。这是亲宗族、重男性，疏外宗族、轻女性的一种表现。对此，《红楼梦》中多有体现，贾氏家族的称谓很有代表性。在《红楼梦》第九十回中，贾母说：“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在这里，贾母把宝玉(孙子)看作是 自己人，把黛玉(外孙女)看作外人。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
英语亲属称谓没有宗族、外宗族之分。“grandfa—ther”囊括了祖父和外祖父的意思，“grandmother”包括了祖母和外祖母，“grandson”既可指孙子又可指外孙 ，“granddaughter”涵盖了孙女、外孙女，“nephew”指侄子和外甥，“niece”指侄女和外甥女。交际中，如果需要明确是“爷爷”还是“外公”，就要单独加以解释，“on my father’S side or on my mother’s side”。此外，“cousin”一词的广泛涵义也说明了英语不区分宗族和外宗族。“堂”和“表”在汉语中分属两个不同的宗族，是绝对不能混淆的。而英语中“cousin”一词不仅涵盖了堂兄、堂姐等，还包括了表兄、表姐等诸多的汉语亲属称谓词，抹去了宗族的界限 。
1．3 亲属称谓的泛化差异
亲属称谓的泛化是指用亲属称谓词去称呼一些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姻亲关系的人的现象。如称呼陌生的年长者为“大爷”、“大娘”等，还可以加上职业称呼，如“邮递员叔叔”、“售货员阿姨”等。这是巾国传统文化重视宗法关系、血缘关系，强调等级差别 的具体体现。在与他人交往中，中国人习惯于把个人看作是社会这个大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t分强调人与A之间感情的融洽与和谐，因此，往往以积极的态度把家庭本位向外推衍，以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人员。这种称渭可使交际双方有亲近感，从而缩短了双方的距离，增进了交际效果和友谊。
英语 中也有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在英国中部的一些地区，一些传统家庭常将“aunt”和“uncle”用于称呼非亲属成员。例如，称呼父母的朋友为“UncleTom”或“Aunt Kate”。但英语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远没有汉语普遍，在各种社交场合，不管是正式的还是 非正式的，非亲属成员很少用亲属称谓来互相称呼对 方。小孩子见了不认识的人，一般用“先生”、“女士” 来称呼对方，而对父母的朋友，则可直呼其名．
转贴于 2 英汉社交称谓的差异
2．1 姓名称谓
汉语有关姓名的称谓可谓灵活多样。可称呼 “姓 +名”、“名”、“姓／名／姓名 +称谓词”，还可称呼 “iJ'，／老 +姓”或“姓 +老”。如人们可称“李小明”为 “李小明”、“小明”、“李先生”、“小明先生”、“李小明 先生”、“小／老李”或“李老”。称谓的不同，表现出人 与人之间的亲疏程度。 英语姓名的称谓比较单一。英语对姓名的称谓形式是“名”和“称谓词 +姓”。例如，人们可称“John Brown”为“John”或“Mr．Brown”。英语中没有“称谓词 +名”这种称呼形式，如“John Brown”不能称为 “Mr．John”。英语中对长辈和上司都可直呼其名，汉语中则万万不可 。
2．2 职衔称谓
汉语中一般能够表示职业、职务、职称等社会地 位的象征词都可用于称谓。职业称谓如老师、医生 等；职务称谓如厂长、部长等；职称称谓如工程师、会计等；头衔称谓如将军、博士等，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包。除可单用外，还常与姓名连用(姓／名／姓名 +职衔)以示认可或尊敬。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相对的定位和特定的职衔称谓。英语中的职衔称谓局限性很强，一般不用作称 呼。例如，如果某人是“老师”或是“建筑师”，人们是 不能称其为“?老师／建筑师”的，而应称其为“?先 生／女士”。社交活动中常用的职衔称谓有：Dr．，pro— fessor等。这些职衔称谓既可单独使用，又可与姓氏、 身份等结合使用，但要放在姓氏前(职衔 +姓氏)。 总之，汉语的职衔称谓要比英语广泛复杂得多。
2．3 泛称称谓 英语中的通称有：Mr．，Mrs．，Madam，guys等，
前三者可与姓名连用，使用尤为普遍。汉语中的通 称有：同志、先生、女士、朋友等。 英语和汉语一样，都有三种人称，但是英语的人称称谓远比汉语简单得多。汉语中，作为称谓俗语中 的人称，主要表现在具体语境巾的敬、谦、呢、贬、谑、 讳等变化形式，也就是说，汉语IfI存在着三种人称的 敬识 0 漾语形式 如：阁下，鄙人等。而英语中除了 古语词中存在一个尊称“thou”之 ，现代英语里已没 有了尊称和谦称。 英语和汉语都有零称呼语。如汉语的“喂，嗨，那个谁”等，英语的“Hello，Hi，Excuse me”等。在中国，零称呼语须谨慎使用，这是因为，在大多情况下零称呼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然而在英美国家，无论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零称呼语都是可以被接受 的。
3 英汉称谓用语差异的文化透析
称谓语，既是一种语言习俗，又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称谓语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的语言现象，这种语言现象和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J。因此，英汉称谓系统上的差别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差异的外在体现。
3．1 宗法观念与法制思想的不同
中国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洗礼后，汉族已成为一个宗法观念极强的民族。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结构是宗法社会结构，整个社会基础是以家庭这个由血缘、婚姻纽带关系维系的宗法性结构的。同姓宗族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同族内部成员十分重视血缘宗亲关系。在家族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即“男女有分，长幼有别”，家庭中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当明确，从而造成了汉语亲属称谓的名目众多，年龄辈分的清晰，直系与旁系、宗族与非宗族的区分，表明了人们心目中因血统不同而形成的等级亲属制度和亲疏关系的不同。汉语中亲属称谓语使用的泛化现象，也反映出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利用亲属称谓拉近彼此关系 、表现亲密的心理。
西方社会虽然也经历过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 ，存在过农奴制封建宗法关系，但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西方法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深人人心。受这种法制思想的影响英语中对血亲、姻亲的称谓比汉语简单。例如，英语中对兄弟姐妹的称谓无排行、长幼之分。“哥哥”和“弟弟”在英文中对应的称谓都是“brother”。同样，夫妻双方对其同性别、同辈分姻亲的称谓也是一样的。丈夫或妻子称对方的父亲均为“father—in—law”。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推崇的宗法制度重视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和长幼亲疏、内外有别的纲常伦理，西方社会提倡平等博爱的法制思想，从而引起了英汉称谓用语的差异，即汉语的纷繁众多，英语的相对简单。
3．2 等级制度与宗教影响的不同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不仅在家族内部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整个社会亦如此。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 ：“中国最重三纲。”“三纲”中的第一纲就是“君为臣纲”，君臣之间，臣与臣之问，臣民之问各有称谓。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官职体系，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职衔称谓。因此中国的这种严格而又复杂的等级制度，使得汉语亲属称谓和社交称谓的名目众多，形形色色。而西方社会由于在其封建历史时期实施的是宗教政治，而非官僚政治。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超过了国王他所统治的各级宗教组织的势力也远远超过了官僚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官衔自然也就不像汉族人那样看重。所以，英语国家的职衔称谓常以宗教为普遍。称谓中多用首名、教名，姓氏名字多源于《圣经》。
3．3 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的不同
中国是礼仪之邦，称谓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封建制度下的礼仪规范强调“自卑尊人的礼貌准则。这种压抑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人们在价值评判上对 自身才能、作用的有意贬抑和不愿外露即自谦 ；却喜欢抬高对方，即“贬己扬人”，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这种社会行为准则反映到语言上，就是严格区分敬称和谦称，由此产生的诸如“卑、鄙、敝等 自谦词和“尊、令、贵”等敬他词不胜枚举。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受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讲究谦虚恭敬敬语和谦语仍大量存在。
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却追求人人平等，人们在价值取向上注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形象、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他们强调 自我独立精神淡薄亲族观念。表现在言语交际上，少有谦语，敬语电较汉语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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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称呼”是当面招呼用的表示彼此关系的名称。在语言交往过程中，称呼语是使用最广泛的词语，往往是传递给对方的第一个信息。不同的称呼不仅反映了交谈双方的身分角色、社会地位和亲疏程度，而且实现了交际双方的感情交流。
一、英汉亲属间称呼差异及原因
（一）父系血缘与母系血缘的区别
汉语亲属间的称呼讲究血缘关系，分母系和父系。汉文化非常注重父系亲属的身份和地位。父系是正宗，是传宗接代的、自古以来享有继承权的血缘。而母系是不能传宗接代、没有继承权的，“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父系亲属有“爷爷”、“奶奶”、“伯伯”、“姑姑”等称呼，相应的母系亲属则分别有“外公”“外婆”“舅舅”“姨妈”。孙辈中，也讲究父系的才是正宗的“孙子”、“孙女”，而母系的是“外孙”、“外孙女”。对丈夫的父母叫“公公”、“婆婆”，对妻子的父母叫“岳父”、“岳母”。而英语中，不分男方亲属与女方亲属。“爷爷”、“外公”共用grandfather这个词。“奶奶”和“外婆”都叫grandmother。而“伯伯”、“叔叔”、“舅舅”、“姨父”、“姑夫”和“伯妈”、“婶婶”、“舅妈”、“姨妈”、“姑姑”等则一律称uncle和aunt。对配偶的亲属，都加一个“in-law”来称呼。如“公公”和“岳父”都是father-in-law。像这样，配偶的亲属在英语中一律加一个词缀“-in-law”，这样的称呼首先强调的是其亲属关系的法律意义。
（二）同辈分的堂表亲的称呼男女性别的区分
同辈分的堂表亲在汉语里区分很细致。在汉语中，“堂”和“表”反应的是上文提到的父系和母系血缘的区别，父系这边的同辈亲属称作“堂”，意思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是同根，而母系这边的同辈亲属称作“表”，意味着彼此不同姓，不是一族人。但英语里则没有性别区分，同辈分的父系的“堂哥”、“堂弟”、“堂姐”、“堂妹”，母系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在英语称呼语中，不论父系母系，不论男女性别差异，都叫cousin。
（三）尊卑长幼之分
如上所述，汉语里对同辈分的表亲，不仅分父系母系，不同辈分之间的尊卑关系也不同，同辈分的亲属排行也有别，而英语里却没有这些区分。汉语里，非常讲究辈分，排行，对比自己大的同辈一般不直呼其名，对长辈尤其如此，否则会被认为是目无尊长，大不敬，而长辈则对晚辈通常拥有绝对的权威。例如，在《红楼梦》中，一大家族全住在一起，其中贾母因其辈分而具有绝对的权威，她那已经年过半百儿孙成群的儿子在她面前必须恭恭敬敬，不敢有半点违抗。有很多俗语也反应了汉文化的这些观念，比如“长兄如父”就反应了长幼之间关系的天壤地别。
英语中这样的情况则完全不存在，上文提到“公公”和“岳父”都叫“father-in-law。”英语文化里，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而同辈分的直系亲属，虽然分男女，但是也不分大小和先来后到，“哥哥”和“弟弟”都叫“brother”，“姐姐”与“妹妹”都是“sister”，最多加个old和little，却仍没法区分“二姐”、“三哥”等准确的先来后到排名次序，“叔叔”、“伯伯”都是“uncle”。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一般英国人或美国人除了对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外，对其他亲属成员使用亲属称谓的并不多，往往是直呼其名。所以，上面列出来的大部分词实际上只是标志不同亲属成员的名词即引称，而不是当面对听话人的称呼即面称。
（四）汉语中亲属关系泛化的现象
此外，汉语中还存在着将亲属称呼泛化的现象，即用亲属称呼来称呼非亲属关系。无论是邻居朋友，还是素不相识的路人，人们都倾向于按性别、年龄称呼对方为爷爷奶奶、叔叔、大哥、大姐等。泛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示尊敬和亲近。表达了汉语文化中一种“四海一家”的文化传统。而英语中，这样的现象很少见。
造成这些区别的原因既有文化上的因素，也有价值观念上的因素。总的来说，汉民族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一般以家族为单位群居和进行生产，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汉文化发展了一套非常完善细密的宗亲称呼。这主要体现在汉人对血缘关系高度重视，非常强调辈分差别，父系和母系亲属关系有着严格的区分，等级及排行的都十分明确。于是汉语亲属称呼语就呈现出辈分分明、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特点。而英美文化并不强调家族观念和等级思想。在西方，由于原始的集体协作生产方式很早就被新的个体生产方式所取代，使得人们迅速摆脱了血缘关系网的束缚。受其影响，英美人的宗族观念淡薄，西方的家庭生活是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各家庭与其他亲属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十分密切。根据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和大量考察，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以三代同堂为主要家庭模式的时期。因此不需要复杂的亲属称呼语体系，也不区分父系母系。在家庭中，不仅同辈之间不分长幼，直呼其名，长辈和晚辈之间同样也可以直呼其名，这其中蕴含着亲属之间平等的思想。
另外，其价值观念上也处处体现了英美文化在称呼语上与汉文化的区别。从英美文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对英美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很深。文艺复兴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认为人乃宇宙的中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是一个奇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个人主义强调自我和个人成就，与集体、社会的关系松散。
二、英汉职衔称呼差异及原因
汉语中，一般可以将职业、职务、职称等直接用于称呼。在职业称呼中，人们常用的有医生、护士、老师等。职务称呼中，人们喜欢用姓直接冠在职务前用于称呼，并且一般只用于管理级别的职务，还常将副职中的“副”字去掉，以表示尊敬，比如“李科长”、“张主任”等。而职称方面的称呼中，除了“教授”比较常用外，人们少用一般性职称。汉语中有些职业名称常与亲属称呼语结合构成称呼语，如“护士阿姨”，“警察叔叔”，而英语中没有这样的用法。
英语中，一般不用职业作称呼。职务和职称称呼中常见的有Professor，Doctor，Judge，Director，Manager以及Prime Minister，President等少数几个词，主要用于政界上层，军界和法律界人士。对于军官的称呼，英语与汉语的差别主要在于，在汉语中，职务和军衔都可作称呼，如“司令”，“刘元帅”等；在英语中只有军衔可作称呼，如“Captain”，“Captain Benjamin”等。另外，有些英语国家中仍然保留君主制，有君主授衔的传统，如伯爵、公爵等。因此，有以“爵位＋姓氏”称呼的传统，汉语中则不具有这种现象。
这些称呼上的差异也反应了英汉文化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念。例如，一位具有博士学位，在学校里当学院院长的教授，人们一般会称呼某某院长，或某某教授，而英美人则会称呼其为某某博士（Doctor+姓氏）。
三、英汉敬称的差异及原因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各种称呼的差异以外，英汉语中还有一些关于敬称的差异。如汉语中“你”的敬称为“您”，而英语中只有“you”一种形式。另外，上面谈到的在英语中“头衔+姓”的称呼法就是英语中最常见的敬称。英语中，直呼其名（First Name）的现象更为常见，而汉语的同辈之间，或长辈对晚辈之间，也流行用名（去掉姓氏）来称呼对方，以显示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
英语较常用的敬称有“Sir”（先生、阁下），表示尊敬，并带有正式语体的色彩；其次是“Mister”（先生），这是对一般男性较客气的称呼。而汉语中的“师傅”是对一般体力劳动者的敬称。
汉语还有一种在姓的后面根据对方的年龄加上“老”来称呼对方的方式，如称费孝通先生为“费老”。“老”意味着有阅历，有经验，有学识。即使被称呼方并非年纪较大，也会被视为对对方的尊敬而受到欢迎。这种尊老的传统除了受到宗亲关系中敬老的影响外，还受汉文化的农业文化影响。自古以来，农耕文化需要人们去了解和掌握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因此经验和阅历在整个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老者正是阅历和经验的化身。汉语的这一敬称在英美文化中却恰好相反。“老”（old）一词在英美文化中的内在含义是“不再年轻了”、“不中用了”，因此，英美文化很忌讳用“old”去称呼别人，尤其是女性。
四、英汉零形式称呼的差异及原因
零称呼就是在言语交际中不用称呼语。这其实也是一种称呼，一种潜在的称呼。有的学者将汉语里的“喂”、“嗨”、“那个谁”和英语里的“Hello”、“Hi”、“Hey”、“Excuse me”等词汇形式也算作零称呼。在汉语中零称呼用得不多，除非说话者对听话者拥有权势，或不便和不知道怎样称呼听话者，否则会使听话者觉得不礼貌、不友好或对其不尊重。而在英美文化中，情况则大不相同，不管生人熟人，也不管地位和辈份，都可使用零称呼。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人跟我们打招呼常使用“Hi”、“Hey”了。
另外，英语中“Dear”、“Honey”等常被男士用来称呼女士，体现了英美人比较宽松的异性关系。而汉语中，相应的“宝贝”等一般只用于父母对小孩子以及恋人之间，而“亲爱的”一般只用于恋人之间，这也反应了汉民族更含蓄、内敛的价值观念。
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女儿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外孙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中国式求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小到孩子入学，大到数亿元项目的审批，现实中很多人常常希望通过“求人”来解决问题。
“中国式求人”泛滥，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能看出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只有政府真正放权让利，市场主体才能自由地在市场中一较高下，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全社会成员的福祉，这样才能减少“中国式求人”的尴尬。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到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摘自《新京报》）
“微改革”
由于公开“专车”车牌号引来质疑，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称自己的做法是“微改革”，并为“微改革”不被理解感到委屈。
――当事人对舆论质疑的反应，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就舆论监督而言，要对改革者的精神给予支持，但支持也必须有原则。基本的原则有二：一是辨识改革的“真伪”，不能被打着改革旗号的“伪改革”和“反改革”忽悠，监督改革者走正确的方向；二是分清个体和制度的责任，明晰改革者所能承受之轻与重，不能把制度问题全部推给个体，更不能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全划到个体的名下。如果过分苛责，就会把相关的制度责任推给个体了，是“伍皓们”无法承受之重。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确实可能如伍皓所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改革，而是安于现状，改革的力量也被消解。这是所有关注改革、发展的舆论需要注意的方面。
（摘自《广州日报》 熊丙奇/文）
“英语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提出，中国应该制定科学的外语教育战略，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
――你可以不爱英语，你可以不用英语，但你必须学英语，因为学英语已经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当我们的学生在为学英语困扰无比、耗费大量精力的时候，国外的学生却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和专业。试问，我们的教育质量怎么去跟人家比？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因学习英语而荒废正常学业，使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恐怕绝非虚言。
（摘自《北京青年报》 盛翔/文）
“职称改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最近表示，目前人社部正在进行职称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将分类推进各行业的职称制度改革。
――职称改革一定要改变目前的不合理做法。一是论文。像中小学教师，其主要工作就是教书育人，在他们评定职称时一定要交论文，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二是职称外语。如果业务中需要外语，考一考是应该的，但所有职称不分类别不分层次都硬性要求考外语，这就显得过于僵化。三是职称计算机。信息时代人人都会计算机知识，但计算机一旦加上“职称”两个字，就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它并不考你实际工作中应知应会的上网等内容，却偏偏考你用不上的编程、数据库。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师 职业倦怠成因 应对策略
Maslach的倦怠三维度理论把职业倦怠主要表现为：（1）情绪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即是个体对压力的评估，表现为个体情绪和情感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工作热情完全丧失；（2）非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即是个体对他人的评估，表现为个体以消极、否定、麻木的态度对待服务对象；（3）低个人成就感（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即指个体对自我的评估，表现为个体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的评价降低（Maslach，1997）。事实上，职业倦怠并不是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即时反应，而是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对工作中所遇到的压力，在情绪上产生的一种低强度递进的反应过程。各行各业职业倦怠的形成及危害都并非偶然。大学英语教师这一群体是比较容易受到职业倦怠伤害的一组群体。职业倦怠不仅对教师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起着明显的阻碍作用，而且对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教师专业发展、全球化人才的培养起到制约作用，值得引起社会及个人的广泛重视。
一、大学英语教师的困惑及职业倦怠成因
笔者先后于国内两大外语院校从教大学英语八年整，常有这样的体会：非英语专业（俗称大外）学生英语基础普遍较差，学习兴趣及热情相对较低，而教师较早出现职业倦怠现象的机率也较高。面对大学英语四、六级等考试压力与课堂改革势在必行的迫切要求，教师不得不在应试教育与课堂创新二者中游走，企图找寻中间道路的同时却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工作付出与其成就感难成正比，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感。出于社会偏见，或是传统的错误看法，大学英语教师在专业圈子里似乎被看作是处于类似二等公民的位置。同样令人忧虑的是，许多大学英语教师本身也有着较强的自卑感，认为自己在长期的大外教学中，专业没有增进反而退化，在教学科研、业务发展及专业深入研究方面不如英语专业教师。于是教师在教学中不思进取，面对压力困惑感到力不从心，放弃努力的情况不在少数。以下，将从通过了解大学教师中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种种困惑入手，分析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成因，进而从教师个体的视角提出有关应对方法。
成因一——教学工作量大、教学效果难以保证的困惑
众所周知，大学英语很难像专业英语那样实行小班教学，通常都在50人以上，多则是上百人的大课堂，其教学工作的强度是小班教学的多倍。而面对学生人数众多的课堂，教学效果实则难以把控。教师的课堂教学任务、课后备课及作业批改量都异常繁重，迫使教师处于非正常的高负荷运转中，极易导致心理和情绪上的极度疲劳，且身心互为影响，健康状况亦令人堪忧。长此以往，不少教师尚不到七年之痒的工作阶段，就已经在工作中提前出现衰退的迹象，职业倦怠状况由此产生。
成因二——应试压力与教学创新冲突的困惑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地深入，传统的应试教育有待逐步改革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提上教师的教学日程。然而，一方面要求素质教育，一方面却仍需强调考试的重要。传统的教学方式虽不适应教学改革的要求，但却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复杂的考试，掌握足够的应试技巧。尤其是当下的诸多考试仍将一些连英语是母语的人也常犯的细微的错误来体现考试难度，大外教学自然就难以脱离应试教育的轨道，而教学创新、兴趣课堂则无从谈起。事实上，作为教师，深知这样的教学活动与提高实际的英语应用能力毫无关系，反而往往会把学生引入歧途，大大影响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同时也违背了语言学习的规则和测试目的，但也只能慨叹一己之力实在有限，但求不要误人子弟。于是，面对课堂上无精打采的学生，不少教师也坦言其内心迷惑而无助，甚至会感莫名的亏欠与自责。
教改原本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校方如若过度强调教学创新，学生也一味期望课堂的趣味和新颖，教师则不得不否定自身既有的传统教学经验，以迎合多方的期待，把原本熟悉并行之有效的老方法都抛掉，竭尽全力使自身在课堂上改变原有的风格。即便如此，跟前卫的教法相比，仍自觉落伍老套，岂能不心有戚戚焉？
成因三——疲于教学，无暇顾及科研，职称上不去的困惑
由于教学任务过重，备课量大，同时还必须兼顾家庭的需要，大学英语教师业余能投入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疲于教学，无暇顾及科研，职称因此也久久上不去，这也令许多教师叫苦不迭。尤其是评职称期间，不得不以牺牲睡眠及健康为代价，经常挑灯夜战，以期早日，评上相应的职称。为此不少教师选择去研究容易的其它领域，无法兼顾专业兴趣。写论文成了疲于应付，毫无成就感可言。为了评职称，大外教师们还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来补习那些完全没用武之地的第二外语。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职称评定大多是以发表相应档次的论文及规定数量为重要参数指标的，这使得长期以教学为重，经历了多年论资排辈等待的教学型教师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教学能力平平，亦或是刚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尽管上课时间不长，但由于有相应，很快评上了高级职称，其岗位和工资都遥遥领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挫伤前者的工作积极性，或导致原本敬业爱岗的心理失衡。
成因四——教师进修发展的困惑
【关键词】称谓语 标记理论 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一般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自鲍林格在首先提出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以来，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关于称谓语的性别差异研究相对较少。称谓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性别歧视现象在英语称谓语中普遍存在，从标记理论角度来讲主要表现为阴性词有明显的标记。
一、标记理论概述
标记理论（Markedness Theory）首创于20世纪30年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的理论之一。特鲁姆别茨柯依首先提出标记这一概念，区分了“有标记”和“无标记”。无标记成份指意义具有一般性、分布较广的语言成份；而有标记成分则指意义具体、分布相对较局限的语言成分。
标记的概念自提出以后，历经语言学家发展和完善。Lyons（1977）将标记分为形式标记、分布标记、和语义标记。形式标记是根据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外部特征或标记而下定义的。分布标记是从语用学角度根据分布范围而下定义的，指的是有/无标记项的使用和分布情况。语义标记是从根据一对对立的语言成分的语义特征进行定义的，有标记项比无标记项在词义上更加具体。
二、称谓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许多称谓语都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本文依据标记理论在形式、分布、语义三方面分析英语称谓语的标记性，探究其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1.阴性名词的形式标记。形式标记着眼于词汇的外部形态，含有外部标记的词为有形式标记无外部标记的词为无形式标记，通常表现为派生与屈折。
（1）Mr.和 Mrs.Mr.是mister的缩写，Mrs.是mistress的缩写。Mistress由Mister派生而来，mistress 有形式标记，形式标记为-ess。
（2）英语中有些职业称谓中阴性名词由相应的阳性名词派生而来，阳性词无标记，而阴性名词有标记，如：
1） -ess： manager - manageress，poet - poetess，author - authoress
2）-ette： usher - usherette，sailor - sailorette，typer C typette
3）-enne： comedian - comedienne，tragedian - tragedienne
4）-trix：administrator - administratrix，aviator-aviatrix
阴性名词的构成以阳性名词为基础，额外词缀为辅，体现出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形式标记如-ette 常含有小的意思，如cigar C cigarette和 kitchen-kitchenette，往往引申出微不足道的涵义。因此，含有此类标记的阴性名词与其相对的阳性名词相比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表明女性从属于男性。
（3）英语中有些职业称谓以-man结尾，既可指男性，也可指职业总称。-man的使用在语言形式忽略了女性身份，直接从语言上反映了性别歧视。随着女性参加到各种各样的职业，一些新词也应运而生，如：businessman - businesswoman，policeman - policewoman，congressman C congresswoman，spokesman C spokeswoman，airman C airwoman，aircraftman C aircraftwoman
尽管这些称谓中有了区分男女两性的对应词，但阴性名词仍旧是由阳性名词派生而来，阳性名词无标记，而阴性名词则有明显的标记。此外，有些以-man结尾的称谓语仍旧没有阴性对应词，如batsman，weatherman，taxman。
（4）有些表示职业和身份的词汇本身没有属性，但一般指代男性。当表示女性从业者时，需加上表示女性的词汇（如 woman.lady，female）。此类具有性别区分特征的称谓语中，阳性名词无标记，阴性名词有形式标记。如：doctor - woman doctor，astronaut - woman astronaut， scientist - female scientist，lawyer C lady lawyer
2.阴性词的分布标记。在分布范围上，英语称谓语中的阳性名词或代词有泛指性特征，使用范围较广，无分布标记；与之相对应的阴性词在分布上有局限性，具有明显的分布标记。英语称谓语中两性对应词的分布范围体现了性别歧视现象。
（1）有形式标记的阴性词带有明显的分布标记。如总经理是general manager，鲜少使用general manageress。又如桂冠诗人是poet laureate而不是poetess laureate。
（2）Mr.用于姓名或职称前，不涉及婚姻状况。Mrs.是用于已婚妇女姓名前，Miss是对未婚女性的称呼，Ms.用于婚姻状况不明或不愿提及婚姻状况的女子的姓名前。Mr.分布范围较广，无分布标记：Mrs.分布受限，为有标记项。
（3）英语代词称谓中有以男性的词语泛指两性的趋势，分布范围很广。如：
He that travels far knows much.
Nothing contents her，she is always complaining.
上述谚语中he指两性：he不仅指“他”还指“她”；而she不能指“他”，分布范围相对狭窄，有分布标记。
3.阴性名词的语义标记。称谓语中的阴性词含有明显的语义标记，其含义比对应的阳性词或具体，或语义降格或含贬义。
（1）在形式上有标记的英语称谓语有着明显的语义标记，阳性名词具有泛指性，可指代男性，亦可指两性，无语义标记；而阴性词语义相对具体，只能指代女性，如waiter（服务员）和waitress（女服务员）。
（2）英语称谓语中部分阴性名词原有语义发生变化，与相对应的阳性名词相比发生了语义降格。如：emperor （皇帝） C empress（女皇，皇后）ambassador（大使）- ambassadress （女大使，大使夫人）mayor（市长） - mayoress（女市长，市长夫人）
无形式标记的阳性名词仅表示头衔，而与之对应的阴性名词既可表示对应的女性，也可表示婚姻状况及婚姻关系，指“某某夫人”。此类称谓语对应词隐含着女性依附男性的意思。Lady与Lord原本都是指贵族，但Lady发生了语义降格。Lady原是对上流社会有教养的妇女、女贵族或贵族的妻子女儿的称呼，后来lady一词开始被用于广大女性，再后来被赋予了不敬的成分。
（3）在英语称谓语具有性别区分特征的对应词中，阳性名词与阴性名词词义不对称，阴性名词含有语义标记。阳性名词大多指正面形象；而对应的阴性名词含有负面含义，有些阴性名词甚至含有 “与性有关的”意思。Master可以指主人、专家等，是褒义词；而mistress既有褒义如女主人、女专家等，也有贬义“情妇”。Bachelor指单身汉，spinster指处女。Master和bachelor还有 “硕士”、学士”的意义，而mistress和spinster却没有类似含义。Host是主人、东道主，而hostess除了对应的意义外还可以指。Call boy是呼唤演员出场的人；call girl 是女郎。Governor是总督或统治者，而governess则指受雇于富人的家庭女教师。Witch指女巫、老丑妇、母夜叉，几乎全是贬义形象，而wizard有“男巫、有杰出才干者、专家”的意思，几乎都是褒义形象。
通过分析称谓语中的形式、分布及语义标记，可以窥探出英语称谓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阴性词具有明显的标记，表明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体现出社会对女性的不尊重与区别对待。语言中的性别歧视是社会生活中女性遭受歧视的缩影与体现。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要归根溯源到男尊女尊的思想，仅靠语言形式的改变是不够深刻的，只有思想达到男女平等的层次，语言中的性别歧视才能根除。
参考文献：
[1]Lyons，J.Seman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2]苗兴伟.从标记理论看英语中的性别歧视[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3）：51-55.
关键词：中英文化差异 高职 英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09)5-0041-01
1 中英文化差异在英语教育中的体现
1.1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差异
传统文化影响了民族思维方式，中国人的顺向思维和西方人的逆向思维在语言上都有反映，汉语多用从大到小的词序而英语则惯于使用从小到大的词序。比如在描述地理位置时，汉语都是先省份、再城市，最后到具体地址，而在英语中则完全与此相反。人们常说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些差异反映了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表现在句子结构上英语注重运用各种具体的连接手段以达到语法形式的完整，而汉语则很少使用连接手段，句子看上去松散混乱，好像由大量动词堆砌而成，从表面无法看出句间关系，但句子的意思却将之联系起来。
1.2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
语言文化离不开人类的生活的环境。正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语言渐渐形成。因而各自的文化被赋予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特色，有浓厚的地域风采。 由于英国是一个岛国，英语中常用和海水渔业生产有关的词句。而中国则身处内陆，长期以来都是以农业为主，汉语的很多习语俚语反映了农业生产的特点。如英语中形容力量强大时使用“as strong as a horse”，但在汉语则叫“气壮如牛”，虽然意思一样，但是从“牛”和“马”的不同使用，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人向来用牛来耕田种地，早期的英国人却用马来耕作。
1.3称谓与敬语的差异
英语中，敬语谦词的使用体现出和中国人不同，英国人认为you就是指讲话对象，用不着像汉语那样用许多诸如 “您、某处长、某总经理”等敬语。汉语之所以重视敬语谦词是源于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西方人喜爱追求平等，尊重个人价值，乐于表现自己，所以英语中的称谓名称比汉语中的要少得多，除 dad, mum, grandpa, aunt, uncle?等几个称谓经常使用外，其它的几乎都不用。这体现了西方人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他们眼中，称谓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
2 高职英语教育的特点
2.1相比本科学生学习积极性较弱、基础较差
众所周知，高职院校采用“宽进严出”的招生策略，部分学生在高中学习时学习兴趣低、主动性差，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学习方法，无法提升英语学习成绩。进入高职阶段学习时，很多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就只是通过英语等级考试，目的一旦达到，他们就放松了对英语的学习，没有把专业英语的学习作为进一步培训英语综合能力的重要环节来对待，对专业英语的学习兴趣不高，甚至产生厌倦情绪，不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2英语学习工具性动机突出
高职人才的素质重点是工作中的实践操作能力，即能熟练地完成本职工作，并能主动、有效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而高职英语教学就必须根据高职各专业的特点，突出实践性和实用性。因此，高职英语教学的培养目标是：以社会需要为基点，培养具有一定的英语理论知识和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的人才。
3 将文化差异与高职英语教育结合的尝试
3.1强调语言教学目的――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长期以来，在英语教学中，我们过分强调培养学生掌握语法和翻译的能力，即培养学生能造出并翻译一些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技能。实际上，从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来说，以往的教学目的已经失去了意义。学生们“不懂得语言的运用规则，语法规则将变得毫无用处”，学生在没有很好的理解语言运用规则前，往往会对教师所教授的知识生搬硬套。为使学生在一定的语境中能准确运用所学语言，必须语言知识与语用知识并举，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而高职学生就是欠缺文化背景知识。所以，笔者认为，在讨论高职英语具体教学问题之前，有必要再次明确高职英语教学的目的，那就是使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样才能避免在教学中如坠烟海，找不到头绪，抓不住要领。
3.2文化差异与英语电影教学方法的结合
使用英文电影教学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对于高职学生更是如此。高职学生原本英语基础薄弱、对英语学习抱有排斥甚至恐惧心理，在教学中能够使用图文并茂，有情节有故事的电影无疑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而有效的学习环境。另外教师选择的影片应该是具有西方文化底蕴，影片的故事情节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内容，在影片中所使用的语言取材于现实生活，更加生动和规范。影片中的语言不仅生动地表现出了语言的重音、连读、语调等等语言现象，还有许多英语成语、习语、俚语、地方口音等。当学生沉浸在影片的情节中时，影片就创造了一个极好的语言环境。众所周知，语境在英语学习中相当重要，学生能在相关语境中学习，不知不觉中就融入其中，取得传统教学所不能达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影片结束后，教师引导学生思考、提炼影片里的文化内涵以及语言习惯，将之与中国文化和汉语语法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达到学习的目的、巩固学习的效果。
3.3文化差异与行业英语教学的结合（创设交际语境，培养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
行业英语教学是目前针对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目的的延伸和发散。行业英语教学和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有很大的差异，高职英语“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面向基层、面向今后学生可能从事的工作一线、面向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岗位职业要求，根据行业发展，更新和调整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内容中必须承载文化教育，也就是文化背景教育。高职英语的教学内容应该做到“少而精”、“用得着”，与经营环境、业务环节和涉外交际活动密切相连，和职业岗位密切相关，应当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普遍的指导性和广泛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1]刘卫东.论在英语教学中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
[2]汪伏祥,伏力.英美文化与英汉翻译[M].外文出版社,2006.
多年来，有关英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一直是英语语言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刘晓天（2001）运用标记理论，从标记性、大小、褒贬等角度探讨了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潘建（2001）以女性主义的立场，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英汉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很多研究者都从不同角度指出，性别歧视并不是语言系统本身所固有的特征，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反映了“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现象。为了更有力地说明英语语言中所体现出的社会对女性歧视的变化，本文拟以语料库的研究方法，调查分析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CA， The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的语料，运用标记理论对所搜索到的相关性别标记词进行分析，透过词语使用的变化发现社会对女性歧视态度的变化，更客观地反映英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一、标记理论概述
标记理论是结构语言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源于布拉格语言学派的音位学家Trubetskoy的《音位学理论》 （The Principles of Phonology）一书。英国语言学家Lyons （1977）将标记分为形式标记（formal marking）、分布标记（distributional marking）和语义标记（semantic marking）（王立非，1991）。形式标记是根据一对对立的语言成分中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外部特征或标记来进行描写分析的。无标记项没有某种或某些外部特征与标记，而有标记项则往往具有某种或某些外部特征与标记。也就是说，有标记项具有一定的形式标记（formally marked）。表示男性的阳性名词一般是没有标记的，如actor和prince，而表示女性的阴性名词是具有标记性的，其构成是在阳性名词后添加词缀，如actress和princess，即女性名词是从男性名词中派生出来的。
分布标记是根据一对对立语言成分中的两个单位的分布范围和出现频率的大小而下的定义。无标记项分布范围大，而有标记项的分布则受很多限制，分布范围相对较小。例如在man与woman中，man既可用于指男人，也可以用于指女人的场合，而woman只能指女性，分布范围受限。
语义标记是根据一对对立语言成分中的语义特征来下的定义。无标记项在语义上更概括（general），而有标记项在语义上则更具体、更特殊。如在dog/bitch中， bitch因其表示具体的性别（雌性）而成为有标记。英语中可以说a male /female dog，但不能说a male bitch （语义矛盾）或a female bitch（语义重复）。
英语性别歧视的最明显表现是在词汇的使用上，而词汇中的歧视又集中表现在标记。具有肯定值（positivity）的范畴一般是无标记，具有否定值（negativity）的范畴一般是有标记的。英语语言中的女性标记性词语可说明这一点。
二、女性标记性词语的使用变化分析
本文将从女性所从事职业的形式标记性词语、对女性称谓的形式标记词和人称代词的使用变化情况三个角度分析英语性别标记词的使用，透过词汇使用的变化发现社会对女性歧视态度的变化，以更客观地反映英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三、女性所从事职业的形式标记性词语变化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对男性和女性所从事职业及其所担任职务的偏见。一般认为，医生、律师、法官、警察、保镖、海员等应是男性所从事的职业，而秘书、护士、保姆、售货员等应是女性所从事的职业。此外，社会中的一些重要的职务（如政府或组织高官等），也多由男性担当。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在以“男性为标准”（male as norm）的社会中，女性被看作是弱势性别（the weaker sex）或第二性（the second sex），反映在语言中，人们习惯地将阳性词类作为无标记词（unmarked），而将阴性词类作为有标记词（marked）（苗兴伟，1995）。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活动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劳动及少数行业，开始从事长期以来被男性占主导的职业。这种社会变化在英语词汇的使用中有所体现，如英语中出现了businesswoman， spokeswoman， policewoman等具有女性标记性的词语。我们以businesswoman， spokeswoman， policewoman三个词及其复数名词形式为例，和与三个词相对应的businessman， spokesman， policeman及其复数名词形式，在COCA中对其使用频率进行了对比检索分析（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三个女性标记性词在过去20年间，使用频率总体明显上升，而相对应的无标记性词使用频率总体明显下降。这表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升。然而，这些女性标记性词在使用频率上，仍大大低于无标记词。
西方的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女性所从事职业名词上加上woman或female而派生出来的具有女性标记性的词语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因而，她们提倡使用person这一没有性别标记性的词来替代woman或female，如businessperson， chairperson， salesperson， spokesperson等。我们也以这四个词及其复数名词形式为例，在COCA中对其使用频率进行了检索分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四个词在过去20年间，除了spokesperson以外，其余三个的使用频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四个词使用的绝对频率数值明显小于其对应的女性性别标记词。这说明社会对于这些无性别标记词的认可度还偏低，使用范围和频率还偏小。
四、对女性称谓的形式标记词使用变化
英语中，在称谓方面，男性和女性存在显著的差异。男性称谓无形式标记，女性称谓具有形式标记。男性无论婚姻状况如何都被称为Mr. +姓，无婚姻状况标记形式；而女性的称谓则是有标记的，通常是由她们的丈夫、父亲的姓来决定，婚前被称作“Miss+父亲的姓”，婚后改称为“Mrs. +丈夫的姓”。即使丈夫去世，称谓仍然保留夫姓，如果改嫁，称谓则改为新任丈夫的姓。因此，女性在称谓上没有婚姻状况的隐私权，Miss和Mrs.为有标记词。为了从称谓上回避女性的婚姻状态，一些女权主义运动者提倡使用Ms.这一不标明女性婚姻状态的词语。我们以Miss， Mrs.， Ms.这三个女性称谓词为例，在COCA中对其使用频率进行了检索分析（见表3）。
表3 女性称谓词的使用频率变化 （单位：次）
从表3可以看出，Miss的使用频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使用频率较少，且在口语中分布较多。Ms.的使用频率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2000年以来开始有了稳步的上升，且在绝对数值上比Miss的使用频率要高得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Mrs.的使用频率则呈明显下滑趋势，2005-2010时间段时Ms.的使用频率应超过了Mrs.的使用频率。这表明社会对女性婚姻状态隐私权越来越尊重，体现了社会对女性性别歧视的变化。
五、人称代词的标记变化
在英语语言中，he， his， him， himself是人们常用来表示男女双性的第三人称代词。这种语言现象源自18世纪语法学家们的规定，理由是，既然man既可指“男人”，又可泛指“女人”， 而he可用来指代man，那么he及其相关形式（his， him， himself）自然可指男女两性（秦秀白， 2002）。这种人称代词使用范围广在英语语言中随处可见。如在“Every person has two educations， one which he receives from others， and one， more important which he gives himself.”一句中， he和himself中包含着女性。在“A Dutch treat is an entertainment or meal in which each person pays for himself’一句中的himself包括了herself。
然而，这种仅使用he， his， him， himself的情况在英语中有所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第三人称代词表示男女双性时不只是简单地使用he， his， himself，而是使用了he or she， his or her等可以避免导致性别歧视的表达方式。一些研究者在专著中尤其注重人称代词的使用方式，如Keith （2002）和O’Grady （2005）在他们的著作中创造性将he和she及其相关形式分章节交错使用，此章全部使用he，次章全部使用she，依此类推。
表4 人称代词词组使用频率变化 （单位：次）
我们以he or she/she or he， his or her/her or his， him or her/her or him， himself or herself/ herself or himself等八组人称代词词组为例，在COCA中对其使用频率进行了检索分析（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人称代词词组的使用在过去20年里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保持了基本稳定的趋势；同时出现了阴性代词置于阳性代词之前的代词组合，如she or he等，虽然这种组合在出现频率上还远远小于传统的阳性代词置前的组合，但这种语言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表明了社会对于女性的尊重程度有所提高。
六、结论
本文运用了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调查分析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CA）的语料，运用标记理论对所搜索到的相关性别标记词进行分析，透过词汇使用的变化发现社会对女性歧视态度的变化，以更客观地反映英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结果表明，英语中的女性性别歧视现象正在逐步改变，但女性性别歧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性别歧视并不是语言系统本身所固有的特征，反映出的是仍然存在着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现象，想最终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关键在于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的改变。
参考文献：
[1]Keith， J.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O’Grady， W. （2005）. How Children Learn Langu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刘晓天. （2001）. 从标记、大小、 褒贬看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 外语与外语教学（5），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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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名称；概念；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孟景舟（1965-），男，河南科技学院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1-0004-04
“职业教育”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在不同的国家或社会，或者说在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职业培训”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于对这种复杂性的尊重，采取了一个折中的立场，将“职业教育”称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职业教育概念在我国也素存争议。在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创立以来近百年的时间里，曾经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20世纪初的“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20世纪中叶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20世纪末的“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可以说，一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历史。每一次争论都是以一个术语取代了另一个术语，同时也就意味着在强化了一种内涵的同时，弱化了另一种内涵。然而，每一次用行政或法律方式从表面中止的名称之争，并不意味着这一争论的真正结束。例如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虽然重新确立了“职业教育”术语的官方地位，但是，在今天的职业教育学界，“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仍是两个常见的基本用语。也许结束争议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即用一种名称去代替另一个名称，并为此长期争论不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职业教育术语的处理办法，从行政上看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即可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但它并没有消减原来各术语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因此，从学术意义上讲，未必是科学的。尽管如此，它为我们处理此类问题带来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即：职业教育的各种名称是可以“共生共存”的。基于此，本文对职业教育各种名称的使用进行了思考。
一、关于职业教育各种名称的使用
（一）关于“职业教育”一词的使用
就像素质教育一样，把“职业教育”理解为一种教育的思想或观念，而不指任何一种具体类型的学校或教育，类似于美国的生涯教育（career education）。作为思想或观念的职业教育，其含义是“教育要为职业做准备”，和普通教育思想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和专业教育、专门化教育同义。我们可以说职业技术学校是职业教育，也可以说高等教育是职业教育，还可以指和职业有关的课程，如职业道德课、就业指导课等，使职业教育从等同于“职业学校”或西方的“vocational education”的狭义化中解放出来，还其汉语的本来意义。
（二）关于“技术教育”一词的使用
技术教育一词，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在学科意义上，用“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使之成为该学科的名称和基本概念。二是在制度意义上，用“技术教育”涵盖原来的“职业教育”，其含义是指正规学制系统的、所有以培养各级各类技术人才为目标的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技术性的专门院校或者普通教育中的技术性科目等。
（三）关于“职业培训”一词的使用
“职业培训”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术语使用，和技术教育不同，它是指各种非学历的岗位培训，包括企业培训、社会培训和学校培训等。也可以和“技术教育”一起并列使用，指所有的以培养各种技术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在政府文件或会议中，用“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代替“职业教育”，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实践用语。
二、关于职业教育各种名称使用的理由
（一）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分开使用，分别指“作为思想或观念的职业教育”和“作为制度或实体的职业教育”，这样做有利于我们正确继承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遗产，符合它自身的发展逻辑
我国职业教育在初创时期，主要受到两种模式的影响，一种是所谓的美国模式，一种是所谓的德国模式。美国模式的职业教育其实主要是一种教育的观念、教育的指导思想，更明确说是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而德国模式，则是具体的职业学校。因此，两种模式实际上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范畴。按照德国模式，职业教育有着明确的内涵，而按照美国模式，则会使职业教育的内涵无限扩大，从而也就使它特定内涵淡化。在当时，许多争论都是由于我们无法用语言将两种不同范畴的东西表达清楚。这种语言上的混淆带来的争议，如关于高等教育是不是职业教育等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分开使用，就可以结束这种无谓的争议。同时，也使“技术”和“职业”都成为一个连续体，消除西方阶级社会的残余影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另外，随着高等教育专门化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整个教育也都具有了职业的性质。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如果说“职业教育”曾经作为一种具体的学校或教育类型的话，在今天，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观念、成为一种教育的指导思想。因此，本文对“职业教育”一词使用的建议，符合它自身发展的逻辑。
（二）在学科上采用“技术教育”一词，是因为与现在的学科名称“职业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相比，它最能反映“职业教育”的本质，语言上最简洁、最少歧义
“职业教育”一词的歧义性已经反复阐述，在这里无需赘言了。“职业技术教育”一词，最少可以有三种理解：一种是理解为外来的翻译词汇：职业和技术教育；一种按我们汉语理解为：职业的技术教育；一种是按照德国文化理解为：职业性技术教育。且不用说这三种理解方法的涵义差距如何，单就一个词充满着如此不同理解方法本身讲，其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或基本术语或基本概念，都不是非常合适的。因此，“技术教育”一词是最佳的选择。
（三）在制度上采用“技术教育”一词，能更准确反映国家的战略意图，更好地平衡技术教育的大众化与精英化之间的关系，避免两个体系问题的争论，符合世界民主化潮流
1.能更准确反映国家的战略意图。对事物进行分类，一个是为了研究需要，一个是为了现实需要。也就是说不存在为分类而分类。原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王明达先生就主张“应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管理上有利于加强职业教育，培养社会所需要的这种类型的人才为目标，来明确职业教育的内涵”。[1]我国当前之所以在教育中突出一种称之为“职业教育”的教育类别，是因为它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政府对这种教育所承担的任务，在文字表述上虽先后有不同，如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的实用人才（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培养生产、服务第一线的实用技术人才，包括应用技术和技能型人才（2002年、2005年两次《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等，但这些人才实质上都是技术人才中的一类。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重视技能，重视技工，要成为全社会的一种文明风尚。我们不仅要尊重那些有理论素养的教授、专家，也要尊重那些自己动手、实际操作、有发明创造的技术专家。”[2]因此，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意图，实际上就是培养各种技术人才。而“技术教育”一词，最能恰当地反映国家的这一意图。而许多围绕着职业教育概念和名称的争论，不问国家的用意何在，只借口历史或只借口词典或只借口外国，为分类而分类，为概念而概念，结果使“职业教育”一词走入虚幻，反过来又会误导实践。
2.避免两个体系问题的争论。将教育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即一个普通教育体系，一个职业教育体系，不符合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演化发展的趋势。随着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观念的变化，现代教育出现了“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的迹象，进一步发展的趋向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区别将逐渐消失”。[3]原来的片面的教育将变成“多种价值的教育”：“不同类型的教学——普通的、科学的、技术的和专业的教学——之间的那种严格的区别必须废除，而教育从初等阶段到中等阶段，必须同时成为理论的、技术的、实践的和手工的教育”。[4]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正是反映了这一趋势。我国的高等教育无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教育，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我国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是一个同质的连续体。因此，所谓的“两个体系构建”问题，是一个伪命题。
当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发展趋势要完全变成现实，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在以应试教育为主导格局还未打破的我国，在一定时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立的状况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强调“普教教育职业化”，而且要强调“职业教育普通化”，以便使这两种教育朝着相互结合的方向发展。[5]如果认同了这一点，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如何就不应该与此相反。
3.能更好地平衡技术教育的大众化与精英化之间的关系。如果认真检讨一下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制度，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它丧失了原来技术教育的精英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不管职业教育的称谓如何，我们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精英性技术教育体系。在中等教育阶段，有以培养技术工人为目标的技工学校，有以培养技术员为目标的中等专业学校，也有为就业作一般准备的各种职业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有高等专科学校和专门性大学。在当时，由于整个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而事实上中等专业学校是被纳入统一高招或者在中学阶段是经过专门选拔的，非但如此，就是技工学校在最初也带有选拔性），确保了整个技术教育的精英性。而到上个世纪末，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技术教育的精英性被瓦解了。在中等教育领域，首先中等专业学校被归入到一般的职业技术学校，实际上和一般的职业技术学校没有任何差别了；技工学校由于广招应届初中毕业生，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这两种学校都只起到了分流的作用，而不再有任何选拔的意义。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高校入学人数的急剧膨胀，原来的高等专科学校的地位迅速下降，被与新成立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归入一类。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中等教育领域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职业教育（技术教育）都成了最末流的教育，都是那些学业最差的人在读这类教育。显然，技术教育不应该是学业最差者的代名词，而应该是对技术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的集合体。学习西方的职业教育，我们往往只重视德国，而认为英国的职业教育落后。其实，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先进性首先在它有成熟而完备的技术工人培训体系。而英、法等传统的欧洲国家，在确保技术教育的精英性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英国的技术中学以及重视高等技术教育的传统、法国精英性的高等专科学校。用“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教育”，有利于我们在技术教育的大众化和精英化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4.符合世界民主化潮流。从政治意义上看，职业教育是等级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民主化的发展，它成了一个逐渐被淘汰的东西。如美国政府就采取“易名”的作法，来提高职教的地位和声望。1988年，美国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职业教育处更名为职业技术教育处。该处处长W.沃特认为：“不改名就不能克服（公众对职业教育反应消极的）这种现象。”1990年《卡尔·珀金斯法案》要求实现实用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衔接，进一步助长了易名的趋势。至1992年，全美国至少有15个州（部分易名的州不计算在内）的职教机构（随后研究机构及学术团体）更改了名称，以“专业”或“技术”取代了“职业”二字。[6]发展技术教育是近十多年来世界教育出现的一个强劲动向。[7]从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的性质来看，目前两类学校在功能、目标趋于相同。[8]因此，用“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教育”是一种符合潮流的选择。
（四）将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视为一种并列关系，而不是包涵关系，首先反映了在实践上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已经发展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体系的事实。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学校、社会和企业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不同职责
这一点对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来说非常重要。我国是典型的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我们常常把“职业教育”和“职业学校”看作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中等职业教育作为中等教育的一部分，有三方面的功能：就业准备、升学和公民教育。就业准备虽然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但不是惟一的功能。就我国目前的教育实际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普通教育筛选机器下的“收容站”。而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是在教育救国的迷梦中诞生的，曾经在解决民生方面，对它寄予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今天我们对职业教育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但是，仍然存在着过分夸大职业教育经济功能的现象。例如，媒体在报道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时，常常习惯从学校找原因。技能型人才的形成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在这里不好说清的问题，但技能型人才单靠学校是无法培养的，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共识。[9]因此，把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归咎于学校，不但有失公允，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学校职业教育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和企业在培养技能性人才方面应该尽到的职责和义务。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程度和工业化水平，都到了要纠正片面重视学校职业教育，突出以企业和社会为主的职业培训的时候了。将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并列使用，也正是反映了这一时代需求。同时，将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术语使用，可以使长期困扰我国职教界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变得容易，如：是采用大职教观还是采用小职教观？是以需求为动力还是以供应为目标？是“就业需求”第一还是“技术目标”第一？等等。首先，将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并列使用，就使“小职教观”的问题不攻自破。其次，职业学校或者技术学校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对生活作出即时的反映，而只能为就业做基础性的准备，具有“人才储备”的特性，因此，它应该是‘以供应为目标”，“技术目标”第一；而职业培训是直接面向岗位，它应该受制于劳动力市场，“就业需求”第一。
（五）本文对职业教育术语使用的建议，符合汉语的语言逻辑规则和我国的文化传统，有利于大众传播和交流
“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在西方经历了一个狭隘化的过程。vocational education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它的贴切的名称应该是“技工教育”。[10]直到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仍然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理解为旨在培养“中级技术人员和手工业者”的教育。[11]显然，如果我们把vocational education直译成“职业教育”，是在重复一个错误，也同时为“职业教育”歧义化并为此争论不休埋下了祸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概念问题，首先是一个语言逻辑问题，是一个如何将vocational education本土化或者中国化的问题。说得明确点，也就是如何按照汉语的语言逻辑规则，使“职业教育”的概念意义和它的语词意义相和谐、相统一。
关于概念与语词的关系，著名学者金岳霖先生曾作过精辟的阐述：
概念与语词是密切联系的．．．．．．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概念与语词虽然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它们之间又有着质的区别。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思想，是人们认识的结果；而语词却是一些表示事物或表达概念的声音与笔画，是民族习惯的产物，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正确反映是相同的，但是不同民族用来表示同一事物的语词却可以是不同的。
由于语词与概念有密切的联系，许多语词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就是概念方面的问题。例如，语词应用的混乱，就同时也是概念的混乱；定义一个语词，同时也是定义一个概念。因此，形式逻辑要求概念的明确与准确，同时就是要求我们明确地与准确地应用词语。
概念通过语词来表达．．．．．．就语言方面来说，同一律要求：如果一个语词（语句或一组语句）表达概念，它就必须表达这个概念。同一律要求语言（语词，语句或一组语句）有确定的意义。
利用语词歧义的诡辩、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等，都属于违反同一律要求的错误。
一个语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如果一个语词同时表达了几个不同的意义，这就犯了语词歧义的错误。[12]
根据形式逻辑的以上要求，首先，“职业教育”一词的概念意义（技术教育或技能教育）与它的词语意义（为职业做准备的教育）发生了冲突。其次，也正因为如此，它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在同一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意义）。本文对职业教育术语使用的建议，避免了这种逻辑错误，使各种术语的词语意义与概念意义相和谐，从而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职业教育”语词歧义问题。
三、结语
关于职业教育名称的争论，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它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不同认识，而这种认识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具体实践。对于职业教育名称争论的思考，即便在现实行政上起不到任何影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毫无意义。至少有一点价值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这就是促进职业教育学科建设。无论如何，职业教育毕竟已经成为在大学传授的一门学问，然而对职业教育教学来说，却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贫瘠。正如K.鲁宾松对成人教育学科所作的评价那样，[13]我国目前职业教育的研究生专业，同样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受到威胁。这样一个状况，最终势必要影响到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概念是学科建设的基石。对概念的争议，是所有理论生长的起点。任何问题的争论最初基本上都是概念之争，最终也还是概念之争。[14]正是围绕着概念方面的争论，构成了作为学科本身的知识。因此，对职业名称争论所作的思考，是形成职业教育学科知识，提高其学术品质和文化含量的一个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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