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储蓄存款波动；因素；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12－0012－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2.03
一、引言
经济学理论中，储蓄是投资的源泉，在经济增长中居于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乡居民存款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全国储蓄存款余额260772亿元，同比增长19.68%①。高储蓄率既是支撑我国高投资和高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储蓄偏高导致消费相对不足，也成为影响我国内需增长的突出问题。具体到淄博市，截至2009年末，淄博市储蓄存款余额1210.12亿元，比1978年末增加1183.98亿元②。从年度增长情况，增速呈现前高后低态势，1978―1995年增速较快，1995―2009年增速放缓。影响淄博市储蓄存款波动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又怎样具体量化影响，针对此问题，本文选取淄博市1978―2009年32年的数据对储蓄存款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相关文献回顾
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消费和储蓄决定的理论很多，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储蓄与投资一样取决于利息率，而凯恩斯（1933）则认为决定储蓄的基本力量是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而不是利率，利率在影响储蓄方面的作用不大[1]。杜森贝瑞（1949）认为储蓄取决于现期收入以及现期收入与以前所达到的高峰收入之比；长期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大，储蓄率仅取决于经济周期中的短期因素[2]。莫迪利亚尼（1949）与弗里德曼（1957）提出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和储蓄不只取决于短期收入，还取决于长期收入，消费者会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安排和使用一生的收入[2]。Masson（1995）等人在研究国际私人储蓄的影响因素时认为影响居民个人储蓄的因素有政府储蓄、经济增长、个人收入水平、利率、年龄结构、贸易条件等[2]。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对居民储蓄行为进行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影响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包括可支配收入、利率、通货膨胀率、未能投资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机会成本等[3]。谢平（1993）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以银行存款形式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个人收入的增加和金融机构网点的增多[4]。还有一些学者展开了预防性储蓄的研究，徐绪松和陈彦武建立了一个模型，将导致预防性储蓄的总不确定性分解为利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和消费增长的不确定性，分别用其条件方差来表示[5]。樊潇彦、高红霞的研究表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1985―1997年间中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6]。陈学彬、杨凌、方松则发现1994年以后，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上升，收益增长的替代效应增大，远期收益的正向变动将降低即期消费，并增加预防性储蓄[7]。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影响淄博市居民储蓄存款的因素。
（二）影响居民储蓄解释变量的选择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主要为预防性储蓄动机，这种宏观因素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居民储蓄的长期增长趋势不变。同时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健全，居民的投资方式也很有限，居民投资对居民储蓄的分流程度有限。在以上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可以认为当前环境下，居民收入是居民储蓄的直接影响因素，两者在理论上存在相关性。
1.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收入是影响储蓄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随着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会越来越低，相应的边际储蓄倾向越来越高，居民储蓄增加。
2.储蓄存款利率。利率作为消费的机会成本也对储蓄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储蓄利率水平越高，消费的机会成本越大，居民就会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反之，则会减少储蓄。
3.物价水平。商品价格的上升会使货币购买力下降，而实物增产升值，从而使居民的持币欲望下降，持物保值或升值获利的欲望上升。因此，物价水平与居民储蓄存款额理论上应该是负相关的。但物价水平的上升往往使人们造成货币幻觉，如果物价和收入是同比例变动的，实际购买力不变，从理论上说消费倾向也应该不变。但实际上，由于货币幻觉的存在，使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人只看到收入的提高，觉得自己比以前富有，从而增加消费减少储蓄；而另一部分人只看到物价上涨，觉得自己比以前贫困，从而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可见通货膨胀对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的判断物价水平的上升是否有利于增加居民储蓄。
（三）变量数据的说明
1.居民储蓄（S）。为方便与其他统计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本文选取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作为居民储蓄的代表变量。
2.居民可支配收入（Y）。由于《淄博统计年鉴》只给出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此城镇居民的总可支配收入是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年城镇人口数求出。
3.利率水平（R）。由于我国利率变动比较频繁，有时一年就要变动几次，为了使数据更具合理性，这里对一年期存款利率做了一个加权估计，即如果本年度利率有变化，对利率采取按月份加权平均的做法，如1999年6月10日，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由原来的3.78%调整为2.25%，则R1999=3.78×(5／12)+2.25×(7／12)=2.89。
4.物价水平（P）。本文选用商品零售价格环比指数作为衡量价格水平的指标。
（四）模型的建立及检验
1.采用双对数模型进行建模。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ln s=c+?琢p+?字ln y+?啄i+?滋
其中c是常数项，α、δ、χ是解释变量的系数，μ表示随机项。
2.参数估计及检验。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通常假定序列是平稳的，但是时间序列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非平稳的。若变量的数据生成过程是非平稳过程，那么对这两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做回归，可能出现虚假回归。因此，在进行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之前，必须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判断经济变量的平稳性。具体采用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然后，对四个变量lns、p、lny和i进行协整检验，迹统计量为64.169、32.241均大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40.175、24.159，可以直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对四个变量建立初步的模型：
ln s=-4.429 - 0.005 p + 1.495ln y +0.41 i
（-18.434） （-0.728） （60.683）（2.112）
R2=0.9942 D.W=0.611 F=1589.274 T=32
上述方程中，可以通过拟合优度检验，可支配收入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储蓄存款变动1.495个百分点，不能通过经济意义检验；但t0.025（28）=2.048>|t|，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没有全部通过t检验；而且DW=0.579，在显著性水平?琢=0.05时，查表得dL=1.24，dU=1.65，由于DW
首先需要剔除物价，此外经验表明，居民储蓄存款不仅受到可支配收入以及利率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上期储蓄的影响，即所谓的惯性。
再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ln st=0.113 ln yt + 0.013 it + 0.899 ln st-1
（8.428）（4.244） （69.734）
R2=0.9995 D.W=1.943T=31
再一次对模型进行检验：
第一，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各解释变量的经济意义都能通过。
第二，从模型的统计检验来看，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高，被解释变量有约99.95%可以由解释变量来解释。
第三，查表得t0.025（28）=2.0484
第四，利用D.W=1.943，在显著性水平α=0.05时，查表得dL=1.24，dU=1.65，由于dL
第五，利用怀特（white）检验判断残差项是否存在异方差性。利用Eviews软件直接进行Whites检验，由上表可以看出，P=0.208>0.05,接受原假设，说明不存在异方差。
从模型所得的各个指标可以看出，无论从模型的经济意义检验、拟合检验、t检验、自相关性、异方差性来看，模型的效果都是不错的，能较好的解释居民储蓄存款波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城镇居民储蓄存款的简要结论
模型的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表明：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上期人均储蓄每变动1个百分点，本期储蓄同向变动0.899个百分点，具有较强的弹性。
第二，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呈现正相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居民储蓄的高低相对应，这是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变动1个百分点，人均储蓄存款就同向变动0.113个百分点，具有一定的弹性。
第三，利率对城镇居民储蓄有正面影响。利率作为储蓄的价格，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来影响人们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变化。存款利率变动1个百分点，人均储蓄存款就同向变动0.013个百分点，弹性较弱。
第四，物价水平对居民储蓄具有很强的负效应，这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相一致，即物价的下降会导致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其储蓄必然会增加。
（二）政策建议
根据IS-LM模型，投资资金来源于储蓄，因此储蓄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态势。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了持续增加居民收入，稳定市场物价水平，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同时防止我国居民储蓄增长速度过快，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实际状况，提出以下建议。
1.保持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稳步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经济发展与居民储蓄相辅相成，经济增长是居民储蓄来源的保证，居民储蓄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增长，只有两者协调发展，才能加快整个社会经济的腾飞，为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收入。
2.确立符合实际经济形势的利率水平。调整存款利率应该考虑价格水平，在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下，物价水平普遍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表明目前的利率水平是不利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因此，建议适当上调存款利率，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3．建立和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随着我国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使得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呈现刚性。因此，政府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积极推进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保险，使居民对未来具有良好的心理预期，使其敢于现期消费，从而减少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4．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具体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及开征遗产税等措施抑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同时，通过多渠道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增加其购买力，以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降低平均储蓄倾向。
5.改善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寻找新的消费增长点。从以上的实证分析来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并没有很明显的目的，主要受到惯性和当期收入的影响，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在收入提高之后，并没有找到自己收入增加的利用价值，其储蓄可能主要还是处于长久形成的储蓄习惯和强烈的遗传动机。一般说来，随着收入的提高，民众基本食物的需求相应下降，享受型需求则相应提高。但在我国消费结构并没有明显地提升。从我国居民现有的消费和储蓄状况来看，居民传统消费支出已经无法获得大规模的增长，只有依靠新的消费增长点，如文化等精神领域方面的消费。过去几年，我国曾经出现过一些消费热点，包括汽车、商品房，但是汽车增长点受到汽油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非常大，实际上，过去几年真正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点是居民的交通通讯和文化服务消费。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比例最大的是食品支出，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将会逐渐下降，食品支出不可能成为居民消费的新增长点。2007年，消费支出中第二大项是教育文化服务，占了14%，第三大项是交通通讯，占13%，与1997年相比，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也只占10.7%，交通通讯消费仅占5.6%。文化娱乐、消费服务和通讯服务应该成为增长点，民众精神需求的提升要求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精品，民众旅游、交友等方面的需求要求社会提供更便利的交通通讯。随着我国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看齐，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将大大增加，只要社会和企业能够有效提供这些产品，其在消费中的比例还会有明显的增长，是今后较长时间内国民消费的新增长点所在，也是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何阳钧.对湖北省居民储蓄增长的原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3（12）.
[4]谢平.我国近年利率政策的效果分析[J].金融研究，2003（5）.
[5]徐绪松，陈彦武.预防性储蓄模型及其不确定性分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2）.
关键词：国民储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
一、引论
高储蓄（储蓄占国民总收入即GNI的比重，可以用GNP表示GNI，文中所说的储蓄均是指储蓄占GNP比重）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近年来，中国国民储蓄有增加的趋势，从结构上看，国民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深入分析三者在国民储蓄中比例及动态关系，有利于深化对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认识，并且为国民储蓄的调节提供依据。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代表性研究，李扬、殷剑峰（2007）通过资金流量表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仍然显著高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但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企业部门的储蓄率总体是上升的；政府部门的储蓄率经过20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21世纪开始迅速增长。Louis Kuijs（2005）也运用资金流量表得出主要结论：中国的高储蓄率更多靠企业和政府来推动。何新华、曹永福（2005）也有类似的分析，得出结论：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这些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不足：（1）从研究数据来源看，更多依据“资金流量表”，但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存在显著不足（下面将具体分析），从数据来源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早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是1992年，因此很难根据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储蓄情况。（2）当前的研究没有将两个问题明显区分开：一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二是国民储蓄率呈现上升趋势的原因。上面列举的研究中对上述问题看法不完全一致，例如到底是居民储蓄高还是企业储蓄高。（3）事实上统计数据中反映的高储蓄是直接从GDP（GNP）核算数据中得到的，从数据的一致性看最好从核算数据来推算国民储蓄的结构。笔者认为，资金流量不适合用于测算中国的国民储蓄，本文运用支出法对GDP核算数据进行研究。
二、国民储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与宏观收入分配的测算及内涵
为了说明问题，笔者首先对按照GDP核算数据与按照资金流量表得出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以1997—2007年数据为例），为了表达方便，笔者将之称为“方法一”与“方法二”：
根据表1可以看出：（1）方法一的数据是根据2004年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进行系统修正以后的数据，因此数据口径比较一致，而“方法二”（即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是根据不同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得到，在2004年之前与之后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从表1中的数据笔者发现，“方法二”中政府消费数据在2004年之前远远小于“方法一”中的数据，由于政府消费数据变小，因此“方法二”可能高估了政府储蓄，两者的差距在2004年后突然消失，同时2004年之后的企业储蓄大幅度上升，进一步说明笔者的观点，反过来证明了资金流量表仅仅在2004年之后的数据才能满足研究问题的要求，（2）从研究问题看，通常我们所说的高储蓄现象主要来源于从GDP核算数据中消费比重低、投资比重高，为了使研究中数据具有一致性，应该使用GDP核算中的政府消费数据。（3）2004年之前固定资产折旧占GDP比重数据小于根据资金流量表得到的企业储蓄占GNP比例，这说明2004年之前资金流量表中关于企业储蓄的统计存在不足，因为企业储蓄应该大于折旧，笔者注意到2004年企业储蓄占GNP比例大幅度上升，说明关于资金流量表中企业储蓄的统计更接近实际。综上所述，依据资金流量表来测算储蓄是不合适的。下面笔者根据GDP核算数据与财政支出数据来对政府储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进行重新测算。
首先笔者对计算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均是占GNP比重）的方法做一说明：选择GNP的原因在于GNP是一个收入概念，包括了国外净要素所得。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里测算的是居民、政府、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最终情况，即各部门最终的可支配收入。（1）居民储蓄：根据国民经济核算表的居民消费数据以及住户调查得到的居民消费倾向，测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居民总的可支配总收入，从而得到居民在国民收入中最终分配的份额，相应就计算出居民储蓄占GNP的比重。（2）政府储蓄：政府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收入-政府消费=政府储蓄。（3）企业储蓄：GNP-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企业储蓄，企业储蓄包括国有企业储蓄。具体结果见表2。
根据表3的数据可知，中国的高国民储蓄首要原因是企业储蓄，1986年企业储蓄就上升到第一位，其次是居民储蓄，最后才是政府储蓄。企业储蓄比重高，似乎与我们的经验不符，但人们通常看待企业储蓄，很可能忽略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部分，如将折旧扣除，应该是“净储蓄”，但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的“高储蓄”是“总储蓄”意义上的现象。数据还表明，固定资产折旧占GNP比重（与折旧占GDP比重数据相近）相对较高，一般发达国家折旧占GNP比重在10%左右①，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据明显高于10%（尽管有周期性因素影响）（见表4），这说明在中国较高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相当比例用于弥补固定资产的损耗，这实质上是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映：即投资大，但创造的增加值小，固定资产投资折旧在产出中的比重相对较大。
上述测算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从现实来看，政府储蓄的内涵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笔者计算出的政府储蓄高于通常的测算，因为笔者将政府性基金也加入到预算外资金中，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要求，从1996年起，将数额较大的政府性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政府性基金包括车辆购置附加费、铁路建设基金、电力建设基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公路建设基金、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等13项。
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的边界则不完全清晰。在西方国家一般将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总和叫做私人储蓄②，在一个纯理论框架中，假定企业被家庭所拥有，假定消费者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所描述的消费行为安排一生的消费，显然消费行为取决于一生的收入与财富总量，企业的红利到底分配多少给家庭对消费者消费选择并没有影响，其隐含的意义是企业储蓄与家庭储蓄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企业储蓄增加会被家庭储蓄的减少完全抵消，私人储蓄保持稳定，这被一些国家的数据所证实，例如，二战后美国的私人储蓄保持了稳定。从中国实际看，企业储蓄的情况较为复杂。首先，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尽管从数量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占优势，但国有企业多分布在一些自然垄断产业，利润量在企业储蓄中占据较高比重，显然，居民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一般不会将国有企业视为自己的财产，因此，中国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的可替代性大大减弱。中国国有企业储蓄可以从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情况得到一些信息（见表4），显然从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储蓄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国有企业储蓄已经成为企业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有企业储蓄还是远远小于私有企业储蓄。
从中国现行统计数据中无法直接找到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因为直到当前，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既没有所有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数据，也没有完善的居民收入总量数据。相比之下，笔者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和消费数据来推算消费倾向，又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消费数据反过来推算居民储蓄、企业储蓄，但这里推算出的储蓄存在如下问题：少数极高收入家庭（拥有私有企业产权的家庭为主）在住户调查时会怎样回答家庭收入？一般来说，高收入者存在隐瞒自己收入的动机，因此可以设想该群体在回答自己的收入情况时并没有反映真实情况。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住户调查数据看，以2007年数据为例，最高10%家庭的收入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为36 784.51元，显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这为笔者说明刚才测算出的居民储蓄的准确意义带来了难度。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从现实情况看，还是能够基本反映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笔者认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如果将居民区分为普通居民以及拥有私有企业产权的少数高收入者，根据居民的消费推算出的收入只能反映出普通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情况，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必须将少数高收入者的消费去除，而从定量的角度看这些少数高收入者的消费到底占居民消费多大比例没有统计数据，因此从定性角度看，上述测算的居民储蓄还包括了部分少数高收入群体的储蓄，即少数高收入者的储蓄分布在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两部分数据之中。
笔者给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说明：
根据线性分析结果趋势，笔者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无趋势和截距项），得到结果见表4。根据该分析结果：残差序列滞后一期的t检验值-3.50＜ -1.95，说明残差是一个平稳序列。
根据该分析结果，笔者得出结论：中国国民储蓄率呈现出确定性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即从1982—2006年国民储蓄率共上升12.5个百分点。
（二）居民储蓄率（HSR）的分析
HSR单位根检验表明，无论选择哪种类型检验形式，均说明居民储蓄率是一个非平稳序列。如果选择带漂移的单位根检验形式，截距的t检验并不显著，因此HSR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这说明HSR不存在时间趋势。显然，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有居民所得份额和居民平均消费（储蓄）倾向，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笔者给出如下分析：
HSR=HIR×APS
HSR表示居民储蓄在GNP中的比重；HIR表示居民收入占GNP比重；APS表示平均储蓄倾向。根据该式可以作如下计算:
?驻HSR=?驻HIR×?驻APS+HIR1（APS2-APS1）+APS1（HIR2-RHIR1）
=?驻HIR×?驻APS+HIR1?驻APS+APS1?驻HIR
笔者可以忽略?驻HIR×?驻APS，
?驻HSR≈HIR1?驻APS+APS1?驻HIR
根据表2的数据，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变化发生在1990年之后，而农村居民储蓄倾向发生在1997年之后。这样1990年之前，中国居民储蓄率变化为APS1?驻HIR，因为APS1＜0.2，而居民所得份额变化在5个百分点左右，因此这段时期居民储蓄率变化小于1个百分点。而1990年之后显然HIR1?驻APS＞0，而SPS1?驻HIR＜0，两种因素相互抵消，因此居民储蓄率总体上保持了稳定。
（三）国民储蓄率确定性趋势上升原因分析
这样关于NSR的趋势变化只能从另外两个因素来找。显然，政府储蓄率GSR表现出显著的特征是以1994年为分界点，政府储蓄表现为先稳定下降、后稳定上升特征，且与经济周期因素具有不相关的特点。从企业储蓄看，1994年之前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而1994年之后则表现出随着经济周期而大幅度波动的特征，例如，1993年、1994年经济处于过热时期，企业储蓄率非常高，到2002年以后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以后，企业储蓄也快速增长。因此需要考虑经济周期因素对企业储蓄的影响，根据刘树成教授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年至今的五轮周期。③
将经济周期因素剔除，笔者可以认为1994年以后企业储蓄率保持了稳定。根据上述经济周期的分析，显然，1994年与2006年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两年从周期角度看经济处于“繁荣”期，1996年与2002年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两年经济处于“平稳”期。从表3数据看，1994年与2006年、1996年与2002年的储蓄率十分接近。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从政府收入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放权让利”，政府财政收入不断下降，1994年分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带来了政府的高收入。企业收入的变动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以后）则呈现出大幅度上升，这与改革初期“放权让利”增强企业经营自主权密切相关。在20世纪90年代则表现出总体相对稳定特点，这更多与经济周期相关，这说明1994年以后随着“放权让利”的结束，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企业储蓄越来越遵循一般市场经济规律。通过这些分析可得出结论：（1）居民储蓄不是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趋势变化的原因；（2）1982—1994年，国民储蓄率变化的关键原因是政府储蓄率在“放权让利”改革中不断下降，企业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将两者放在一起考虑，1996年与1982年（这两年从周期看处于“平稳”期）的数据共相差6.3个百分点，可以说明这段时间的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1994年后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不完全与前一时期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储蓄率增长较快，而企业储蓄率总体保持了稳定；从数据看，1994—2007年政府储蓄率共上升了9.7个百分点，可以完全说明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
（四）从宏观经济运行实际看国民储蓄率的变化
从统计数据我们得出上述结论，但上述的结论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从表2的数据发现1982—2006国民储蓄率上升了17.6个百分点（可以认为2007年、2008年宏观经济有一定程度过热，另外，根据刘树成教授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1982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尤其是2002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国民储蓄率就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与上面得出的“国民储蓄率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即从1982—2006年国民储蓄率共上升12.5个百分点”存在一定矛盾。上面笔者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出了国民储蓄率上升了12个百分点，实质上隐含了假定2003年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正常状态，而2006年则是经济过热，单从统计数据上看，2002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的大幅度增加会被认为是一个周期性现象。但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高增长和低通胀，宏观经济总体上并没有过热。这样，2002年以来国民储蓄率大幅度上升除经济周期因素以外，还有趋势上升因素。这就涉及到如果笔者从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国民储蓄率的变化会与单纯从统计学分析的结论存在差异。统计分析方法本身并无问题，但统计分析掩盖了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与1992—1994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本质差异，1994年经济增长速度是13.1％，而2006年是11.6％，更为重要的是2006年与1994年相比价格指数相差巨大，显然1994年宏观经济是在过热状态下运行，而2006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见表7）。
可以认为1997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从1998年中国进入通货紧缩阶段，一直到2003年才走出通货紧缩。根据刘树成教授对经济周期的分析，2003年以后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相对较快，消费率也开始下降，与前一轮不同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而1991—1992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一旦提高，通货膨胀立即出现。历史上1992年、1993年均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率，显然投资大于储蓄。因此，笔者认为，2003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显著特征是宏观经济多数年份处于均衡状态运行。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9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幅度大于1994年以前的变化。如果根据宏观经济均衡发展理论，2006年与1996年国民储蓄率的变化为10.6个百分点，期间，政府储蓄率的变化为4.8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有4.6个百分点变化（居民储蓄有微弱影响）。按照这种方法，笔者得出的结论与前面结论差别在于199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因素，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均构成国民储蓄率变化的关键因素，两者的上升带来了国民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首要原因是企业储蓄，中国过高的企业储蓄实质上体现了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从宏观分配角度看，中国普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分配份额偏低，企业收入偏高，因此增加普通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所得份额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初次分配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约为40%，而发达国家一般达60%以上④，因此加强职工工资正常上升机制建设，在企业与居民之间建立更加有利于居民的分配体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当然这只是长期意义上的政策。（2）中国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主要应该由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来解释，居民储蓄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保持了稳定。1994年之前随着政府“放权让利”改革，政府储蓄不断下降、企业储蓄快速上升，居民储蓄保持稳定，结果是国民储蓄率呈上升趋势；199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均呈上升趋势。从短期政策操作看，政府必须控制政府储蓄的快速上升，主要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将更多资金用于消费。
注释：
①见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②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觉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③根据刘树成教授的研究，见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编：《2005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0页。
④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6的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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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ouis Kuijs，“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D］.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633，2005.
［3］何新华，曹永福.解析中国高储蓄［J］.世界经济统计研究，2005，（2）.
[关键词]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可支配收入；计量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7030
1引言
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指某一时点城乡居民存入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的储蓄金额，包括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和农民个人储蓄存款，不包括居民的手存现金和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团体等单位存款。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储蓄存款余额不断增加，不同年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同一年份不同地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较大差异，影响这些差异的因素有哪些，它们又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影响程度又如何？
2文献综述
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储蓄存款主要受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张盟（2013）利用1981―2010年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收入增量与居民储蓄呈正相关，而物价指数与居民储蓄呈负相关；魏静（2014）在研究后发现，我国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相当低，在短期，名义利率对储蓄具有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滞后一期效应，实际利率对储蓄没有显著影响；杜芳芳（2013）利用 granger 检验定量分析得出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减少居民储蓄，少儿人口的减少会增加居民储蓄的结论。
但是以上研究均是采用纵向分析法，基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不同年度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而不同年份的国际环境、国内市场，以及国家政策均有所不同，所选取的变量无法涵盖全面，所产生的结论误差较大。本文采用横向分析法，研究在同一年度，影响不同地区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因素有哪些，排除了在不同利率下包括储蓄意愿、投资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使结论更具有可靠性。
3实证分析
文章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2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作为因变量，在自变量选取方面基于我国不同年度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不同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结合我国不同地区可能影响地区居民储蓄存款水平的具体差异，共选取了本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比4个自变量，使用Eviews60进行计量分析。
31数据收集
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分别收集了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五类数据。
32模型选取
分别做Y与X1、X2、X3、X4之间的趋势图分析，通过趋势图发现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比大致呈线性相关关系，故建立多元线性相关模型，由此我们可以估计模型为： Y=C+α1X1+α2X2+α3X3+α4X4+μ，其中μ为随机误差项。进行OLS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建立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影响函数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系数表示，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增加1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增加1825156亿元；X2（常住人口）的系数表示，常住人口每增加1万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增加2790619亿元；X4（老年人口抚养比）和X5（少年儿童抚养比）的系数表示，老年人口抚养比每增加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减少7377729亿元，少年儿童抚养比每增加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减少2544977亿元。R2值为0904153表示该模型的解释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比基本解释了2012年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产生差异的904153%。
33模型检验
331经济学理论检验
通过所建立的回归函数的系数可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与该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数量呈正相关，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比呈负相关，符合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结果。
332统计学检验
所建立模型的可决系数R2值为0904153，拟合优度较好，符合检验要求。同时在显著性检验方面，给定显著性水平005，该模型的F检验值为0000000
333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
进行辅助方程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对各个变量进行辅助方程回归检验的结果来看，该回归方程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拟合优度均较小，且方差扩大因子均远小于10，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异方差性检验
White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4结论
第一，在影响不同地区居民储蓄存款的各个因素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占据主导地位，与地区居民储蓄存款呈正相关，这与研究我国近几十年来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影响因素的结论相同，且符合一般经济学理论。第二，人口数量是各个地区之间主要差异之一，同时也是影响我国不同地区居民储蓄存款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数量与地区居民储蓄存款呈正相关，但是人口数量也会对所在地区造成很大的人口压力，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再加上政府提供的保障不够，导致储蓄量增多，但该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低于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第三，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包括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与地区居民储蓄存款均呈现出负相关的结果，地区的老年抚养比的增高会降低该地区的储蓄，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占比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必然会导致该地区的居民储蓄存款的降低。而少年儿童抚养比与居民储蓄也呈负相关说明该地区的人口结构中儿童占比较高。随着社会竞争力的加剧，父母要应对孩子的教育需要、未来发展和日常生活所需，使得家庭消费更加谨慎，增加储蓄动机。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2]杜芳芳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研究[D].上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13
[3]徐霞GDP和货币供应量对我国人民币储蓄存款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市场，2015（21）：48-49
[关键词] 储蓄利率 物价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储蓄利率逐年下调,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幅度很大。为促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相对稳定,分析储蓄利率与物价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储蓄利率对物价的影响
据近年来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储蓄利率不断波动,总体来看呈连续下降的趋势,导致物价水平连年上升。储蓄利率是居民消费的机会成本,它对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关系到供与求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利率越高,消费机会成本越大,居民就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时会形成供过于求,影响居民消费,消费水平的下降,会导致物价水平的降低;反之,利率下调,消费机会成本降低,人们会把钱拿出来进行投资或者消费,这样会刺激消费,形成供不应求,导致物价水平上升。目前,我国储蓄利率与物价的关系正处于此类情况。
二、物价水平对储蓄利率的影响
(一)物价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物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储蓄。一方面,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物价水平越高,使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比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长比,消费支出就越多,居民储蓄就会相对减少。但当前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引发储蓄存款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居民当期的物价满意指数决定居民的消费意愿。当物价上涨时,随着居民对物价的满意程度相对下降,消费意愿也就下降,使居民储蓄意愿增强。
此外,受当前社会形态影响,后代教育、买房、养老、防病和防失业已经成为大多数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而这些事项需要普通居民消费数额庞大,基于对未来的考虑,他们积攒收入。而且目前投资渠道不够广泛、居民的理财意识较匮乏,有些居民厌恶风险,所以他们选择储蓄。由此可知,近几年虽然我国物价持续上涨,尤其是食品类价格涨幅相当大,但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没有下降的趋势,且上升幅度有所降低。
(二)物价对储蓄利率的影响。物价水平对实际利率起着决定作用。实际利率的变动在实质上影响着储蓄。在名义利率不变的条件下,由以上论述可知物价上涨会引起储蓄增加,政府为了降低通货膨胀,刺激消费,会进行宏观调控,下调实际利率。反之,物价下降,实际利率会相应提高。
另外,当物价上升时,如果名义利率不变或调低,会引起储蓄存款的下降;当物价稳定时,如果名义利率调高或调低,会引起储蓄存款的增加或减少;当物价下降时,如果名义利率不变或上调或者同物价下降速度同步,会导致储蓄存款的增加和稳定;但当物价下降,储蓄名义利率超过物价下降速度调低时,也会引起储蓄存款的下降。
三、储蓄利率与物价指数的对应关系及影响
储蓄利率与物价指数的关系是综合反映市场物价变动情况的两个不同的经济变量。笔者对二者不同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由此引起的利率与物价的关系。
(一)物价总水平与储蓄利率的不同组合及不同的经济效果
一般情况下,零售价格总指数与储蓄利率之间有以下四种组合:
1.物价总水平下降,储蓄利率不变或上调。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储蓄会增加。
2.物价总水平上涨,但幅度低于储蓄利率,居民储蓄存款有较少利息收入。
3.物价总水平上涨,但幅度与储蓄利率持平,利息收入刚好抵补货币贬值部分,居民存款获得利息收入为零。
4.物价总水平上涨,但幅度高于储蓄利率,此时货币严重贬值,居民储蓄受到一定经济损失。
(二)利率对各类商品价格的影响
在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政府对各类商品的政策干预不一致,以及不同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不一致,其价格水平的波动幅度也不一致。因此,储蓄利率对不同类别的商品所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
1.对食品类商品价格指数影响较大。虽然居民一般都是本期收入用于本期食品消费支出,平时很少用储蓄存款。但是,我国传统节日及婚丧嫁娶宴席吃喝之风沿袭至今,不少的家庭必然会动用储蓄存款。这种长期积累的储蓄存款作为一次性食品消费,在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时期,存款存期越长,货币贬值程度越大,以致利息收入根本不可能底部损失部分。
2.对衣着类商品价格指数的影响基本稳定。
3.对一般日用品商品价格指数的影响程度较小。
4.对高档耐用商品价格指数的影响相对稳定。
实际生活中,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政府要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水平和物价水平进行干预,因此利率与物价之间的决定性关系是不确定的。储蓄利率与物价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会根据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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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梅远谋.论利率物价与储蓄之关系 [J].财政评论.1994年第2期
[3] 闻潜.论利率与物价和收入的关系 [J].中国城乡金融报.1996年第25期
[4] 刘渝棠.试谈近年储蓄利率与贵州省市场物价的关系 [J].复印报刊资料.财政金融.1988年第1期
居民“超储蓄”是指居民储蓄的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一种经济现象。根据有关统计,从1991年至2001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一直略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而2002年,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增长率竟达到17.8%。进入2003年,居民储蓄存款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到2月末,国内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03万亿元,同比增长18%,比年初增加5894亿元,其中,定期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3877亿元,活期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2017亿元。
一、居民“超储蓄”为何令人关注
按理说,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从世界范围看,亚洲国家的储蓄率要普遍高于欧美国家的储蓄率,对此有学者解释为主要是由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从历史发展看,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储蓄率也应高于已没有过高增长压力的发达国家。有人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认为高储蓄率既体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习惯,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充足的储蓄存款既表明人们对未来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有充分准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改革推进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也显示了人们对我国银行体系的信任和信心。也有人是从消极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认为居民储蓄存款过高既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居民收入两极分化问题的突出,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结构的不合理和居民投资工具的匮乏。
上述分析当然都是很有意义的,也确实给人很多启发。但我们认为,就目前来说,居民“超储蓄”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因为它是哪些经济现象的结果或显示,而是它可能成为哪些经济后果的原因或前兆。在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背景和金融制度环境下,居民“超储蓄”引致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经济金融后果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首先,居民“超储蓄”会使本已增长乏力的宏观经济局面进一步恶化。从1998年以来,国内经济受需求约束的特征逐渐显露,在外贸增长受阻的情况下,投资与消费的内在扩张动力也明显不足,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由此从“适度从紧”悄然转向“积极”和“稳健”。而居民“超储蓄”可能会从两方面给刚刚稍有起色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超储蓄”会直接导致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这不仅弱化了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也间接影响了投资本身的增长,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超储蓄”的存在使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投资乘数缩小,也使银行超额储备增多,货币政策传导阻滞,从而将削弱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其次,居民“超储蓄”有可能进一步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降低全社会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银行业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相应减缓了信贷资金投放,大量储蓄存款要么上存中央银行以获取准备金利息,要么以买国债形式借给政府,要么拆借给金融机构,而投放到实体经济中的比例较低。这样一方面银行“惜贷”使得大量的储蓄囤积在银行系统,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另一方面,很多有投资机会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民间投资却得不到金融支持,抑制了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投资的形成。从资料上看,2003年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的各项存款余额为18.9万亿元,贷款余额为14.44万亿元,存差4.46万亿元,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机构存差的扩大就意味着总投资小于总储蓄,也就意味着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的低下。
再次,居民“超储蓄”将进一步加大我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运行风险。一方面,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银行,意味着银行作为全社会信用基础的地位被充分认可,同时其作为全社会风险聚集地的特征也进一步强化,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也因此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资本充足率低一直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居民储蓄的增加会带来银行吸存成本的增加,如果不寻找合适的资金运用渠道,就无法产生盈利,也就无法以正常方式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增强银行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由此看来,居民“超储蓄”的隐患是客观存在的,而以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低效率来看,这种隐患极有可能转为现实,这才是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一现象的真正理由。
二、居民“超储蓄”的特征与根源
分析居民“超储蓄”归根到底是为防范其可能带来的冲击与危害,而应对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立足于现实,这就需要我们对居民“超储蓄”的特征和根源做出适当的总结和合理的解释,以便对症下药。
近年来我国居民“超储蓄”主要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储蓄存款的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储户结构与地区结构极不平衡。据资料显示,占总人口20%的居民拥有全部储蓄存款的60%以上,而其余80%的居民只拥有不到40%的存款,其中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拥有的储蓄额仅占到储蓄总额的17%左右。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占有全部储蓄额的60%以上,中部地区占有20%强,而西部地区只有10%左右。二是近年来储蓄存款增加的刚性和稳定性增强。尽管中央银行采取了许多分流银行储蓄存款的做法,包括连续地大幅度降低存款利率和开征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但居民增加银行存款的势头一直不减,并且存款中定期存款的比例有所上升。在最近由央行组织的储户问卷调查中,有 34.1%的储户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地储蓄最合算,比上年同期提高7.3个百分点,继续维持高位。而在调查居民家庭拥有的最主要金融资产时,选择储蓄存款的人数也最多,占被调查对象的68.8%。由此看来,储蓄存款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的重要地位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撼动的。
上述居民“超储蓄”的特征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均储蓄存款低和存款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储蓄存款总量增加的刚性和稳定性。低收入群体收入预期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所以在基本解决温饱后,要进行大量的预防性储蓄;中等收入阶层有较稳定的收入预期,但当前却无力进入更高层次的消费,又缺少适当的消费信贷支持,只好选择积累性的储蓄;高收入阶层人数不多,但货币资金充裕,他们主要受制于市场上消费品和服务的种类、档次和质量的不合意,以及投资品种与渠道的欠缺,所以选择存款作为投资性储蓄。从地区不平衡角度看,东部地区储蓄充足,但投资需求却相对较低,中西部地区在开发中有较强的资金需求,却缺乏自身储蓄的支撑。
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居民“超储蓄”的上述特征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生活与经济运行中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低收入群体约占总人数的64.15%,基尼系数约为 0.39,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都较为突出,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融资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扩大极容易带来更为恶劣的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是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问题。从消费品市场来看,消费水平从百元级至千元级再到万元级的升级过程,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用了200年才走完的,而我国改革开放后仅用了20年即已走过。消费品供给结构调整的滞后致使当前消费品市场上出现了较大的供给缺口,从万元级到10万元级之间基本没有有效的商品供给来填补,消费品种出现断层,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现有消费潜力的释放。从投资品市场来看,无论是间接融资市场还是直接融资市场,真正能将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很好结合起来的金融产品的供给,在品种和数量上都无法满足现有闲置资金的投资需求,因而银行储蓄存款这种传统的投资品种也就成了大多数人无奈的选择。
最后是社会信用制度欠缺、信用基础薄弱的问题,这或许是目前我们能探究到的居民“超储蓄”最深层次上的根源。一个发育充分、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应该具备一种相对完善的信用机制,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主体在投资和消费活动中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使社会总体的防风险成本降至最低。反观我国目前的情况,支撑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信用制度和诚信基础都极为欠缺,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交织混杂,由于交易者对交易对方资信等信息缺乏,只能通过减少交易量来消极地防范风险,其结果是消费者因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不敢消费;投资者因市场欺诈、丑闻黑幕不敢投资;银行因为有大量的不良资产不敢放贷。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在这样的信息背景下,居民的“超储蓄”和银行的“高存差”实际上是市场交易各方从自身利益考虑最理性的选择。
三、应对思路与具体措施
关键词：传递函数模型；居民储蓄余额；预测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而国民收入分配也逐渐向个人倾斜，使得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从全球经济角度而言，我国居民储蓄率明显偏高，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世界25%左右的一般水平。这其中除了我国所具有的储蓄传统外，把仅有的一点闲钱存到银行成为许多居民不得已而为之的理财方式。业内人士指出，除了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对未来预期不乐观等因素外，投资机会，特别是金融投资渠道的缺乏，是中国储蓄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关分析表明，居民储蓄存款的高速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增长密切相关。许多居民储蓄是出于养病防老以及后代教育的考虑，部分储蓄甚至是居民的“养命钱”。储蓄存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和养老保障不足、教育收费越来越高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因此，本文将运用传递函数模型（即ARIMAX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居民储蓄的发展变化，通过现实数据分析居民储蓄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性，并对居民储蓄进行有效的预测。
二、文献回顾
胡学锋（2001）[1]利用1952年~1998年的年度数据对居民储蓄和GDP做了几种模型形式的比较，最后得出引入回归项GDP后各个检验系数均较好，ARIMAX模型可以应用在该领域的结论。谈樱佳（2005）[3]试图从预防性储蓄理论出发，认为储蓄的主要动机是预防意外事件，当人们预期未来收入不确定时，就会进行预防性储蓄。随后分析了影响我国居民预期未来收入不确定的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谭晴（2009）[6]通过对居民储蓄的研究成果的借鉴和修正，运用EVIEW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建立了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模型。通过对回归模型结果的分析，得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变化主要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其均等程度决定，而利率并不是导致居民储蓄变化的主要因素。
这些研究大多基于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问题是很多动态数据不仅受到其他变量当期的影响，还受到自身变量过往数据的影响。本文拟通过AIMAX模型构造动态居民储蓄模型以更好地进行居民储蓄的分析、预测。
三、实证分析
1.传递函数模型（ARIMAX）简介。传递函数模型研究的是具有一个或多个输入变量的单输出线性系统。其模型形式为：
y1=μ+■■Blixki+εi
εi=■ai
上述模型被称为动态回归模型，简记为ARIMAX。式中，响应序列yt和输入变量序列（即自变序列）x1t：，x2t：，……，xkt；Φ（B）为残差序列自回归系数多项式；（B）为残差序列移动平均系数多项式；at为零均值白噪声序列。
2.数据整理。本文选用1978年~2010年的年度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很容易得出原数据序列（S和GDP）具有稳步上升的趋势，均是非平稳数据，而其对数一阶差分后序列（dlnS和dlnGDP）是否是平稳序列，还需进一步利用单位根检验诊断。
3.平稳性检验。我们对原序列S和GDP，以及处理后序列dlnS和dlnGDP做单位根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结果表明原序列S和GDP是非平稳的，而对数一阶差分后序列是平稳的，可以建立传递函数模型。
4.传递函数建模。针对对数一阶差分后序列（dlnS和dlnGDP）进行建模，综合考虑各评价标准，得到的最佳拟合函数如下：
S1=■B1GDP+（1-δ1B-δ2B2）at
其中St、GDPt分别表示我国居民储蓄和GDP，at为零均值白噪声序列。
对模型残差进行检验，不存在自相关，说明模型建立是合理的。用条件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模型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
可见，在90%置信度水平下，各项参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残差进行检验，残差无自关，说明模型建立是合理的。
该系统可以解释为输入变量GDPt通过■B对输出变量St产生影响，随机干扰项通过（1-0.9755B-0.38741B2）叠加到系统上，居民收入对居民储蓄有滞后1期的影响。
5.模型拟合预测。我们通过已建立的传递函数模型对1978年至2010年实际居民储蓄值进行拟合，并对2011年实际居民储蓄值进行预测，如下图。
从图形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值和实际值相差较小。首先，我们可以看到2007年~2008年间，居民储蓄的拟合值比实际值略高。2007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7253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0967亿元，本文拟合值为173867亿元。居民储蓄的预测值也比实际值略高。这可能主要与股票市场交易持续活跃，分流了一部分储蓄存款到股票市场有关。其次，自2008年底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持续实行刺激消费的低利率政策。在高通货膨胀和低利率的刺激下，2009年~2010年居民储蓄的实际值到超过了拟合值，于2010年底达到303302亿元，高于本文的预测值296268.4亿元。鉴于上述情况，本文预测2011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333845.7亿元。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2002年以来居民储蓄的拟合值和预测值大多比实际值略高。这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方面来自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消费意愿的增强。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繁荣使居民选择收益相对较高的股票、基金等投资工具或理财产品的意愿增强，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大幅增加，分流了部分居民户存款。央行于2010年12月的《2010年第4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物价过高，调查同时显示，随着股市震荡调整，居民投资股票和基金的热情迅速上升。随着理财热在各城市兴起，部分居民也开始尝试以购买保险等理财产品作为投资方式，这也将进一步导致居民储蓄的分流。
综上所述，居民储蓄仍会稳步有升，不同的是，其上升幅度会逐渐减缓。本文预测2011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333845.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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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预防性储蓄； 不确定性； 流动性约束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4-0002-0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储蓄持续攀高成为学术界与决策层共同关注的话题。1990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为7119.6亿元，2009年为260771.7亿元，20年间年均增长21.2%，远高于10.1%的同期我国GDP平均增长水平①。储蓄的持续增加引数，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在1995～2009年不断下降，从0.826下降到0.714，年均下降0.6%。为了缓解这种状况，央行和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居民储蓄总量仍然持续扩张，我国仍面临消费疲软、总需求不足的现状。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未完成，居民储蓄过快增长使得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资金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而大量积聚于银行，势必加大银行的金融风险，这对于我国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是不利的。因此，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探讨目前高储蓄率的原因及其储蓄动机，找出提高消费的办法，是非常有意义的。
预防性储蓄的定义最早出现于Leland（1968），他从理论上指出未来收入不确定时，消费者将减少当前消费，多出一部分储蓄，这部分储蓄就是为了防范未来不确定性收入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1]。预防性储蓄理论在此基础上对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进行扩展和补充，认为消费者不仅是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而且还防范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学者研究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热潮。Dynan（1993）将收入不确定性引入预防性储蓄模型，率先将得到欧拉方程进行泰勒展开[2]。结果发现，美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非常小，这与Skinner（1988）[3]和Dardanoni（1991）[4]发现总储蓄中有近60%或以上来源于预防性储蓄的结论不一样。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②[5]，认为是因为模型中遗漏了重要解释变量③[6，7]。随后， Lee和Sawada（2010）[8]的研究发现，忽视流动性约束变量对受到流动性约束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估计具有向下偏差。居民在受到流动性约束时，消费储蓄行为愈发谨慎，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加显著。
国内方面，齐天翔（2000）通过倒“U”曲线假说阐述了不确定性与居民储蓄的关系，认为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储蓄动机的主要原因[9]。龙志和、周浩明（2000）从收入不确定性入手，采用Dynan（1993）模型估计我国城镇居民在1991～1998年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结果显示储蓄动机较强[10]。李勇辉和温娇秀（2007）也利用此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动机进行研究，认为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预防性储蓄发生[11]。裴春霞和孙世重（2004）分析了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对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发现改革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受到明显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反作用[12]。杜海韬和邓翔（2005）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特征进行新探索，认为当期收入仍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而仍然偏紧的流动性约束和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会加大储蓄动机[13]。
综观以上研究，其研究对象都并没有考虑到各个收入阶层，且没有对面临流动性约束不同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差异做出解释。从经济学角度及经验判断，不同收入阶层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及其预防性储蓄动机肯定不同。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收入等级不同城镇居民，探讨其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差异，以期解决疑惑。二、模型构建
利用流动性约束假说对Dynan（1993）的模型进行扩展。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消费者不仅是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而且是在防范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发生来达到一生效用最大化。假定消费者i在时间t的目标函数为：
三、实证检验分析
将上述理论模型作为计量模型，利用我国城镇居民在1995～2009年期间数据，运用2SLS分别估计流动性约束与无流动性约束变量时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并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一）数据选取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数据整理，得到1995～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耐用品消费支出、名义利率、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其中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7个等级相关数据也已整理。所用的数据均已用1995年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消除了每年价格因素的影响。（二）变量
1.消费性支出。考虑到耐用品消费效用时间较长，会影响效用函数在时间上的独立性，因此，从消费性支出中扣除了耐用品消费支出额。
2.实际利率。如果一年中有多个名义利率值时，取其加权平均数，最终得到的名义利率减去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为实际利率。
3.流动性约束。这一变量采用各个收入等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全国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值yi，t～来衡量。yi，t～2，表示居民属于不受到流动性约束型，在消费支出后还有大量的流动资本剩余。我们以此来确定流动性约束类型，得知最低收入用户、低收入用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属于完全受到流动性约束型；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属于不完全受到流动性约束型；最高收入用户属于不受到流动性约束型。（三）检验方法
方程（8）两边出现消费增长率变量，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将引起解释变量与误差项高度相关，因此不能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针对这种情形，采用工具变量来解决，使用2SLS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且消费与收入密切相关，用收入增长率的平直（SG21，t）作工具变量来代替CG21，t。由于工具变量只有一个，因此满足恰好识别条件。接着用CG21，t对SG21，t、rt-1、yi，t-1～进行回归，得到F=52.93>10，那么根据Staiger和Stock（1997）[14]提出的判断规则表明SG21，t不是弱工具变量。（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研究成员之间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差异，采用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参数模型来进行估计。同时为了检验流动性约束变量对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影响，我们首先在方程（8）中去掉流动性约束变量，对以下方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见表1。
表1是方程（9）的2SLS估计结果，从中看出β0=0.0559>0，β1=-0.00283
下面对方程（8）进行估计，以考察流动性变量的引入对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影响（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流动性约束变量确实是影响居民储蓄的原因。除最高收入用户的流动性约束变量系数之外，其余显著性均较强。对收入等级不同居民的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负值，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意味着该变量会加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且该变量对消费增长率的负面影响随着收入等级的上升逐渐减弱，对最高收入用户消费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居民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强度随着收入等级的上升逐步减弱，其中最高收入用户不存在流动性约束，与现实情形相符。与方程（9）估计结果不同的是，在加入流动性约束变量之后，按收入等级划分的七类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发生了不同程度改变，分别变为7.304、9.528、8.14、7.122、6.628、6.28、4.38。
表1和表2清楚地显示出流动性约束变量加入前后，各类居民相对谨慎系数ρ的相对变化。前四类居民在引入流动性约束变量后，ρ明显变大，其中低收入户ρ变大幅度最为明显，达3.452，其次是中等偏下户，为1.858。而中等偏上户、高收入用户与最高收入用户的相对谨慎系数变化却与之相反，ρ发生不同程度的减小，其中中等偏上户、高收入用户的ρ值略微有所减小，最高收入用户的ρ值减小最为明显，幅度达2.96。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以理解为，按照流动性约束类型的分类，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前四类居民属于完全受到流动性约束型，加强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危机，迫使他们消费行为愈发谨慎，因此，加入流动性约束变量后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增强。中等偏上户、高收入用户不完全受到流动性约束，具有一定抵抗不确定的能力，在引入流动性约束后ρ减小。虽然如此，但是从ρ减小的程度来看，此两类居民抵御不确定性的能力很有限，受到的流动性约束较强。最高收入用户属于不受到流动性约束型，流动性约束变量系数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其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最弱。很显然，加入流动性约束变量后各类用户ρ的变化走势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且各类居民ρ在引入流动性约束变量后，虽发生了改变，但取值还是较大，仍与我国目前储蓄持续扩张的事实相吻合。从各类用户ρ大小比较来看，低收入用户最高收入用户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随着收入等级的上升逐渐减弱，与现实情形也相符。而最低收入用户的谨慎系数并不是我们预期最高的，原因可解释为最低收入用户的收入水平处于社会的最低水平，生活都无法保障，消费目的也只是为了改善现有的生活现状，仅从其收入去积蓄很有限，因而导致其预防性储蓄动机没有预期高。因此，遗漏流动性约束变量是导致方程（9）的实证结果与现实、理论分析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根据方程（8）与方程（9）实证结果的比较分析得知：方程（8）能够更准确地估计我国收入等级划分的各类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方程（9）估计得到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对于不同类型的居民会产生不同程度、甚至不同方向的偏差，与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方程（8）结果还表明：居民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强度随着收入等级的上升逐步减弱，其中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前四类居民在完全流动性约束的束缚下，消费行为更谨慎，预防性储蓄动机最显著；中等偏上户、高收入用户在不完全流动性约束的影响下，反而有一定的能力来抵抗不确定性引起的冲击，储蓄动机相对减弱。最高收入用户不受到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对最弱。四、结论
以上运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对Dynan（1993）储蓄模型进行扩展，构建出新的预防性储蓄模型来研究我国收入等级不同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结果显示：（1）该模型相比Dynan（1993）模型更能体现我国收入等级不同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特征；（2）在不确定性存在条件下，新引入的流动性约束变量会对面临流动性约束不同居民的储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甚至不同方向的影响，其影响程度随居民面临流动性约束的不同而变化。其中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前四类居民受到完全流动性约束的束缚，预防性储蓄动机最显著；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受到不完全流动性约束，具有一定的能力来缓解面临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冲击，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最高收入用户不受到流动性约束，但也要为预防未来各种不确定事件的发生而进行预防性储蓄，储蓄动机相对最弱。可见，我国转轨时期仍然偏紧的流动性约束和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是抑制消费需求增长，加大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根源。
注释：
①数据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下同。
②如Ludvigson和Paxson（2001）认为，采用欧拉方程线性近似的方法建立校准模型估计出的相对谨慎系数具有向下偏差，是导致结果偏小或不显著的根源。
③如Lee和Sawada（2007）将Dynan（1993）的储蓄模型与Zeldes（1989）的流动性约束模型结合起来，建立包含流动性约束变量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Dynan（1993）估计参数偏小的缺点，证实了流动性约束变量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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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国居民储蓄的主体城镇居民储蓄持续、飞速增长。储蓄的高增长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经济、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不仅给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而且在开放条件下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加重了银行经营成本和负担。本文在分析完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后将结论应用于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前瞻型消费者的储蓄行为是我国储蓄快速增长的原因。在获得中国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结论后对储蓄的变动进行了预测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储蓄;馈赠性储蓄
1我国最终储蓄率的发展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稳步增长,在15年的时间内上涨了10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呈现下降的趋势,5年的时间内下降了3.6%。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又进一步抬头。
2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
中国国内的居民可以分为两类:前瞻型居民和短视型居民。本文主要讨论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居民前瞻性储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预防性储蓄、馈赠性储蓄和生命周期储蓄。各种类型的储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与当期收入的关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储蓄中的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是用来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产生的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不确定性因素。在不确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居民会直接增加储蓄,从而防止消费的剧烈波动所造成的效用下降。这种影响是直接的,居民受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直接调整储蓄。而在我国收入的不确定性不影响前瞻型居民的消费即不会引起预防性储蓄的产生。
第二类: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费会变得非常有耐心,会尽量的节省,从而减少当期的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保障因素通过影响居民的耐心,进而影响居民的储蓄。第二类因素其实质是一种与不确定性因素相对的变量。这类因素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讲:当期收入的总量(规模),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因素暂不讨论,当期收入规模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大,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弱,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小。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小,会被收入的规模所抵消,不会存在消费的波动,从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另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小,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强,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大。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大,而收入的的规模不能抵消这种影响,为了防止消费的波动,实现效用最大化,居民变得非常有耐心,从而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因此当期收入规模与预防性储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储蓄中的馈赠性储蓄:馈赠性储蓄是赠送给他人(特别是子孙后代)的储蓄。决定馈赠性储蓄的因素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个人对馈赠性储蓄的偏好,这暂不讨论。决定储蓄的客观因素有两个,收入的规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规模和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影响:收入规模和馈赠性储蓄成正比,收入规模的增长会导致消费的增长,进而导致消费的边际效用的减少,因此收入规模的递增会导致消费边际效用的递减;馈赠性储蓄也会增加总的效用,并且随着收入规模的增加,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会增加。当消费的边际效用低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时就会产生馈赠性储蓄。因此收入规模的增加会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提高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从而产生馈赠性储蓄。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关系。在收入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变动会影响馈赠性储蓄的变动。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标准为基尼系数。收入的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当期收入,表现了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数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规模比较庞大,因此会产生大量的馈赠性储蓄。因此基尼系数与馈赠性储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储蓄中的生命周期储蓄:莫迪格利安尼、布伦博格假设消费者面对现在和今后一生总消费的效用函数。试图将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会考虑当期收入,而且会考虑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为人却是一个短视的行为人。因为现实生活中收入是变动的,在适用性预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预测未来收入的主要指标。因此消费会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响。而持久性收入又是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决定。消费最终还是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但是无论消费是否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储蓄总是与当期收入相关。只有当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时,收入的变动会部分的转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缓慢;当小费不受当期收入的影响时,收入的变动完全转化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快。
3对我国近段最终储蓄率发展的解释
第一阶段:前瞻型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收入规模的逐渐增强导致了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预防性储蓄快速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因此最终储蓄率在这一段时间内稳步增长
第二阶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预防性储蓄总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还不是很强,因此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总储蓄倾向减弱。导致了最终储蓄率的下降。
第三阶段:由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变大所导致的,馈赠性储蓄倾向的变大是由于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进一步加大而导致的。
4改进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政策建议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保障。我国作为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的的持续稳定增长。另外,从现阶段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动没有超过2%,特别在最后两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从现阶段的收入数据和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势两个方面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会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储蓄也会快速增长。中国储蓄的稳定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居民储蓄的稳定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资本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储蓄的高速增长也给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带来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费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部分,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费偏低不仅会导致内需不足,而且会突显投资在经济中地位,进而增加经济的大幅波动。
4.1运用税收政策。一方面通过个人所得税、遗产和馈赠税能够直接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政府也能为此而筹集足够的资金,有利于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
关键词：居民储蓄；外汇储备；原因；相关性
1 背景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一直不断增长，从1994年的21518.8亿元到2006年的166617亿元，年增长率为17％；而我国外汇储备也一直不断增加，从1994年的516.2亿美元到2006年的10663.4426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26％（如表1所示）；从图1可以更直观地看出，我国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有着相似的高增长趋势。
2 我国高额居民储蓄和高额外汇储备的原因
2．1 我国高额居民储蓄的原因
（1）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期间，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微薄的收入会增大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致使人们不敢增加消费。
（2）在我国，高昂的教育费用和住房费用超出了众多民众的支付能力，为了能在将来支付高昂的教育和住房费用，人们普遍推迟现期的消费。
（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人们有将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的习惯。
（4）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得以大幅提高，居民储蓄随之增加。
（5）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投资渠道较少，股票市场不完善，缺乏理性。尽管利率偏低，人们大多还是愿意将钱储存起来。
（6）我国贫富分化现象较为严重，但受储蓄总量限制，总消费不多，造成国内需求不足，居民储蓄高。
2．2 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原因
（1）1994年，我国进行外汇体制改革，实施汇率并轨，取消了外汇留成和银行结售汇等制度，将企业手中的外汇转移到国家外汇储备当中。
（2）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出口逐年增加，经常项目顺差，
（3）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在管理外汇政策时，有将外汇储备作为政策目标的倾向，长期以来比较看重外汇储备的数量以及交换功能。
（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泰国、韩国等东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为了防范难以预测的金融危机，吸取泰国、韩国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对外汇有着较强的预防需求动机。
（5）我国施行非弹性汇率制度，以前是钉住美元，现在是参考一篮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上下浮动幅度不超过0.5%。
（6）由于我国实施一系列对外资优惠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投入到中国。另外，随着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大量“热钱”（hot money）涌入中国。因此，我国资本项目顺差，外汇储备增加。
（7）囿于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内高端金融投资人才短缺，我国只得实施偏重于流动性和安全性保守的外汇储备管理策略，只购买高流动性和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其他投资渠道较少，外汇储备因而高企。
（8）受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居民收入水平一般不高等方面的影响，我国内部需求不足，进口少，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超过减少的速度。
2．3 我国高额居民储蓄和高额外汇储备的原因的相似性
（1）我国高额居民储蓄的原因1与高额外汇储备的原因4，都是出于预防性动机。
（2）我国高额居民储蓄的原因3与高额外汇储备的原因3，都是受我国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影响。
（3）我国高额居民储蓄的原因4与高额外汇储备的原因2，都是由于改革开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4）我国高额居民储蓄的原因5与高额外汇储备的原因7，都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投资经验欠缺和技术落后造成的。
（5）我国高额居民储蓄的原因6与高额外汇储备的原因8，都是由于我国内部需求不足引起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居民高额储蓄和高额外汇储备的原有许多相似之处。
3 我国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的相关性分析
3．1 我国居民储蓄和外汇的相互影响
（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存在二缺口模型I-S=M-X①由于我国存在贸易顺差，即M-X＜0②，将②代入①得：I-S＜0，即S-I＞0，说明由于贸易顺差造成外汇增加的同时，也会使我国银行体系存在存差，居民储蓄增加。
（2）从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角度看，存在四个链式关系式：
①居民储蓄消费投资内需我国对外出口依赖度贸易顺差外汇储备
②居民储蓄消费投资内需我国对外出口依赖度贸易顺差外汇储备
③外汇储备国民收入居民储蓄
④外汇储备国民收入居民储蓄
上述4个链式说明我国居民储蓄与外汇储备相互推动的路径。
（3）我国高额居民储蓄和高额外汇储备共同受我国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居民开始涉足于股票、基金、个人理财等服务行业，国家也计划创立外汇投资公司，而且居民对储蓄的处理方式和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处理方式会相互起一个示范的作用。哪一方率先变革并取得一定成效，就会对另一方起带动作用。
3．2 我国居民储蓄与外汇储备的相关性检验
利用表1的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到我国居民储蓄与外汇储备的回归模型：
FR＝1925.302+0.548113RR
回归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经济含义：居民储蓄每增加一个单位，外汇储备变动0.548113个单位。在居民储蓄为0的时候，外汇储备为1925.302。由t统计量的值可以看出变量回归的显著性好，解释变量居民储蓄对被解释变量外汇储备的线性影响显著。由R-squared的值知道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有94.8％可以由自变量居民储蓄规模变动来解释。由此证明两者存在高度线性相关的关系。
4 我国高额居民储蓄与外汇储备的解决策略
首先，来分析两个链式：
（1）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内需不足居民储蓄消费、投资对外出口依赖度外汇储备
（2）市场信用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投资渠道少居民储蓄（示范效应）外汇储备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我国高额居民储蓄和高额外汇储备是由内需不足和金融市场不发达造成的后遗症，是被迫的，只有两者兼顾，制定适当的组合配套措施才是有效的。现提出以下建议：
①加快推进外汇自由化政策,促进企业和个人海外投资。
②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定位是功能中心(融资型中心)而非名义中心(记账型中心)。
③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严重不完善是我国居民普遍会把多余的货币存入银行的主要原因。
④扩大企业支配外汇的自贸易收支。我国的强制结汇制度使企业外汇利润全部转换成国家的外汇储备，加速外汇储备增长。
⑤因为顺差等于储蓄减去投资，所以减少贸易顺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参考文献
［1］谢罗奇，龚伟强.刍议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J］.新疆财经, 2006，(3).
［2］孙建潮.基于宏观角度的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分析［J］.财经科学,2006,(7).
［3］严启发.东南亚国家外汇储备管理模式及其借鉴［J］.Forward Position in Economics ,2006,( 1).
［4］巴曙松,刘先丰.外汇储备多层次管理建议［J］.证券时报,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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