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0日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是我国“稳增长”极为重要的环节。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解除城乡居民后顾之忧的根本制度安排，也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与居民消费水平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以Feldstein（1980）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即存在财富替代效应。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保障会使得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以Leimer and Lesnoy（1982）为代表的学者们则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退休效应。社会保障会激励人们提前退休，获得收入的时间缩短将促使人们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国内的学者们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定性研究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而实证研究的结论则常常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本文立足于对山东省的研究，运用赵建国、李佳（2011）改进后的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对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的变量为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区间为1995～2012年。社会保障支出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财政社保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由于山东省财政社保支出的统计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采用了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数据作为研究社会保障支出的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居民消费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水平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作为基年，用相应的指数对文中所采用的所有数据进行平减。此外，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本文还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采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7。
三、基于改进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了赵建国、李佳（2011）通过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的改进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并以此研究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模型如式（1）所示：
lnct=？茁1+？茁2lnht+？茁3lngt+？滋t （1）
式（1）中，Lnc表示居民消费支出，Lnh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Lng表示社会保障支出。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Lnc、Lnh和Lng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之后，对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做单位根检验，发现Lnc、Lnh和Lng都是不存在单位根的平稳序列。
对上述平稳的一阶差分系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社保支出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保支出是居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虽然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由于单向因果关系的存在，可以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对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的稳定关系进行检验。
考虑到要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本文采用了Johansen检验，其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表2）可以看出，Lnc、Lnh和Lng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而可以得到如式（2）所示的协整方程：
Lnc=-0.048Lnh+1.132Lng （2）
从协整方程式（2）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社保支出和居民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其中，社保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水平上升1.132个百分点。社保支出对消费水平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社保支出对消费水平存在着财富替代效应。从长期看，居民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水平下降0.048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收入的上升对消费水平具有反向影响。这可能与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有关，基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居民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却不会用来消费，反而进一步增加储蓄。
四、结论与政策
本文采用改进的消费者最优模型，对山东省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社保支出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保支出是居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长期内，社保支出、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其中，社保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社保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不健全，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不能有效带动居民消费的上升。基于此，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1、稳步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近年来，虽然山东省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支持力度，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然很低，且山东省人口众多，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相对较小。只有逐步提高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减轻人们的负担，才能逐步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促进消费水平的整体上升。
2、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政府应当注重社会保障融资机制的建设，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同时，政府应当给予社会资本更多的自，减轻其投资壁垒和税收负担。逐步提高社保基金的收益和活力，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1]Feldstein M S，Pellechio A J. Social security and household wealth accumulation：New microeconomic evidence[J].1980.
[2]Leimer D R，Lesnoy S D.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saving：New time-series evidenc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
[3]李晓嘉.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研究[J].财经论丛，2013.4.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但从总体上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经验和理论认识上的不足，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社区参与的方法，以期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引入了“社区参与”的概念，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一，并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了社区参与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社区参与是指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物与公共活动的规划、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等环节的过程。因此，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应理解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环节和相关层面，并且在其发展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以保护当地环境和维护传统社会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核心体现在参与的内容和目的两方面：居民获得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和公平获得旅游收益的机会。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包括了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强调把社区作为旅游规划和管理的核心，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快速发展，尤其是2006年国家旅游局推出“2006中国乡村年”，更掀起了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在乡村旅游深度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是实现其良好发展的保障，同时也符合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的初衷。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乡村旅游之所以对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和城市景观完全不同的“土生土长”的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就自然景观而言，当地居民是它们的拥有者、保护者，所以绕开当地居民参与而进行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没有生命力的；就人文景观而言更是如此，如田园风光、农事活动、风土民情等，这些都是当地最生动、最鲜活的乡村旅游资源，而当地居民则是它们的重要载体，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才能使这些无形的精神资源得以展现。第二，当地居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决策管理，获得旅游收益。收益的提高会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这种支持与友好的态度，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第三，当地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会无形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生态保护观念和环保建设的意识。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他们会自觉保护当地的生态景观，美化环境，同时会更注重保护当地的乡土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社区参与发展不平衡
少数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开放的地区，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乡村利用本地的旅游资源，引导社区居民全面有效地参与到旅游开发、管理、规划、经营中去，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乡村处于摸索阶段，采用的是组织参与的模式，部分居民参与其中，主要从事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如为游客提供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旅游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在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乡村旅游更是毫无社区参与可言。可以预见，这些地区的旅游业，最终会随着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而逐步衰落。
（二）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偏低
社区全面有效地参与乡村旅游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参与的规模上，应是全部居民，起码是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在参与的内容上，指当地居民全方位地参与到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包括旅游业发展的规划、决策、管理、经营和当地的环境保护及文化的维护与传承；从参与的目的来看，居民不再仅以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为单一目的，考虑到他们今后的发展，居民还视环境保护、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最终达到自身、社区、当地旅游业三者的共同发展。
目前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总体来看，社区参与程度和层次普遍偏低，多数地区主要表现为少数居民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真正在旅游决策、管理等方面的参与少之又少。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第一，政府部门一些拥有决策权的各级领导，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理解不透。认为只是简单的农民个体经济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利益、需求，在旅游开发决策中多采用“一言堂”的作风，未采取任何措施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全方位参与。第二，从当地居民角度分析，由于旅游管理者或规划人员在制定一些对社区产生重大影响的旅游规划时，常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外，强化了社区居民不愿参与乡村旅游的意识。他们认为开发旅游是政府行为，是为公司谋利，进而有意无意将自身与旅游发展隔离开来。第三，由于农村居民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整体素质较差，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参与。
（三）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当地农民直接利益受到损失。乡村旅游开发中居民最关心的莫过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经济收入的分配。但由于农村居民参与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可利用资源，在旅游开发以前是当地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当旅游区进行规划后，这些资源即变成景区管理部门所有，而景区在经营中所得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分配给当地居民，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在将这些资源使用归属权转让给旅游企业时，政府或村委会未能使农民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权钱交易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其次，在就业机会上，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地大多数旅游项目是以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权转让或租赁承包的形式委托给一些外地开发公司开发与经营，而不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大量外地人的涌入与参与，使乡村旅游区的旅馆、餐馆及纪念品经营等被外地企业所垄断。这样的结果，造成当地居民被排除在经营决策之外，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和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当地居民丧失了在旅游活动中应得的直接经济收益，同时也削弱了“旅游扶贫”的效果。
2.当地居民间接利益的丧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所获得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包括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环境是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场所，一旦遭到破坏出现生态问题，会首先危害到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乡土文化是当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归属，然而随着旅游的开发会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没有了良好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便失掉了发展旅游的“灵魂”。当地居民不是参与的主体，甚至根本无法涉及旅游开发的规划、决策等工作，由于开发者指导思想和管理上的原因，旅游开发中往往存在着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进而使当地居民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区居民对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
由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却还要承受环境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扰和价值观念受冲突等不利影响，目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甚至产生不满抵触情绪。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区居民产生这种消极情绪，会极大地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导致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失败。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当地居民不满旅游者带来的种种不便，向游客散发敌意传单，并演变成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消极行动。可见居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败。
保证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转变职能
如果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既是利益的主体，又是政策的决策者，必然造成乡村旅游收入不科学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会大大降低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揽一切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在以当地居民为主体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引导、协调、监督等作用。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处于中立地位，积极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居民的参与权，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及过程，处理好开发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及重要意义，提高重视程度。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各项鼓励扶持政策，例如通过贷款、补贴、税收刺激等措施，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并给他们创造多层次的参与机会和就业岗位。当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热情，乡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加强培训以提高乡村居民参与的能力
如前所述，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及综合素质差是造成他们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意识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大对当地居民的培训和教育的力度。通过整体培训，普遍提高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商业意识、竞争意识；通过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当地不同类别、不同人群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从基本的旅游服务和经营到高层次的旅游管理与决策，保证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参与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去，使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业的主体。
综上所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目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欠缺，但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要确保当地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必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肖富群.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机制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5
2.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人文地理，2002.4
3.王琼英.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农业经济，2006.11
4.潘秋玲，李九全.社区参与和旅游社区一体化研究.人文地理，2002.8
5.彭敏，付化.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国农学通报，2007.1
6.何婉.浅议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09
关键词：民居建筑；地域性；江西；民居形态；营造方法
民居建筑在历经多年的发展中逐渐与其地域文化、气候、生态环境相融合，并折射出特定地域的建筑特色。江西省自古以来以其内聚化地理环境，在近年来，发展相对缓慢，而使得境内传统民居建筑、历史民俗建筑得以保存，也为建筑设计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建筑文化资源。民居建筑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域环境下民居的形态、营造、设计方法存在差异性。通过对江西传统民居的地域性研究，来探讨其民居风俗的人文性、装饰性、社会性特征。
一、民居建筑的社会文化属性研究
民居建筑的发展与其地域风俗文化、社会风情关系紧密，特别是对于传统民居建筑来说，在儒学礼制、易学风水、社会宗法制度影响下，其建筑选址、结构、布局、定向及装饰风格上都具有地域性特色。以江西明清古民居研究来看，其民居营造风水与其独特的地域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影响较大，如居住制度、地域家庭关系、风水文化、巫文化等思想的体现。同时，在传统风水理论下，江西古民居建筑选址、村镇结构布局、住宅的营建等也受到地域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学者通过对庐陵渼陂村进行古民居建筑文化调查中发现，渼陂村镇结构上体现了儒商合一的布局理念，并在民居建筑样式上，融入了书院、宗族礼法、儒商文化，以及近代红色文化等思想。有学者通过对江西乐安流坑村进行多维化古民居群落的研究发现，其民居营造理念多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等。可见，对于民居建筑地域性特征，与其历史文化、地域关系、环境、行为等都有关联性。
二、民居建筑的装饰性研究
江西民居建筑的研究，以其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从明清古民居建筑特征来看，赣东北地区具有显著的徽派风格，赣南地区与客家建筑模式相近，赣西具有显著的赣湘文化特色。也就是说，江西的民居地域性特征，与其周边省份的建筑历史文化具有显著的交融性。因此在民居建筑装饰性上，也表现出多元化特征。以江西天井民居结构为例，无论是平面布局、建筑材料选择、建筑雕刻、内部构造、外墙装饰等，都具有南方合院型特征。学者在对流坑村雕塑、壁画艺术进行研究中发现，其艺术构思与设计特征与当地民俗文化审美具有较大关系，还有江西明清木雕装饰艺术，从其起源、象征意义、结构样式、题材选择等方面都带有显著的地域性。九江地区的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无论是从表现形式、图案纹饰、构成要素、选材及文化寓意等方面，都与九江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及风俗习惯存在直接关系。学者对赣东北地区民居装饰艺术进行研究发现，其徽派建筑特色中的雕饰艺术，既有江西徽式民居特色，又有徽派民居雕饰特征，两者在构件、雕饰、纹线上也具有异同点。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吉祥纹饰的研究发现，客家思想与族群记忆，对赣南传统民居的建筑吉祥纹饰影响较大，特别是从艺术表现、文化意义、审美特征等方面，多体现了客家文化的写实性、教化性特征。
三、民居建筑形态与地域环境的融合
从民居建筑形态来看，既有居住形态，又有社会形态。所谓居住形态多指传统民居的结构、选址、布局、内外空间、建筑形式等内容，社会形态多与地域性的文化、历史、风俗、自然环境等有关。由于传统民居聚落具有较强的空间结构与意象特征，其地域性表现形态较为多样。如江西婺源、庐陵、赣南客家等地域民居建筑形态保存较为完好，其村落形态与自然环境的融合较为突出。在江西宗族聚落研究中，其传统民居聚落结构受到“形势派”风水理论的影响，在建筑形态表现上多采用“横巷式”布局，体现其显著的宗族结构关系。庐陵地区的流坑村，其古村落建筑风格独特，也是江西典型民居代表。从流坑村民居建筑形态研究中发现，流坑村村落布局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体现，特别是对风水理论的运用，一方面增强了民居形态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巧妙渗透易学思想，在结构型制上具有理性的秩序性。同样，对于庐陵地区的钓源村，其村落选址、布局、排水系统、环境改造等方面，也具有显著的风水理论特色，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建筑材料选择上，以其当地的资源特色来构建村落整体建筑布局，对于现代村镇规划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江西婺源作为地域性民居形态的典型特色之一，在体现村落人文特征与环境融合上，其村落空间的整体性、意象性、环境场域性等特征，在其公共建筑、公共活动空间构成中更显特色。如书院、桥亭、祠堂等民居建筑，既有美学特征、又有哲学特色，还兼具风水学、环境心理学意义。婺源的民居形态结构与江浙地区的滨水聚落空间结构具有相关性，一方面体现了婺源地区临水而居的风俗，另一方面与江浙地区枕水而居的风俗也有关系。可见，江西古村落民居空间布局与形态研究，对于探究古村落建造机制，特别是从古村落景观生态融合上来洞悉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赣南客家民居形态具有原始的自然生态观。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建筑特征、设计理念、构造制式，以及民居建筑空间功能划分来看，其主体特色是对“自然的顺从”。有学者提出赣南客家民居建筑型制与室内装饰风格，一方面体现了赣南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从增强防御性建筑特色上，体现出对闽西建筑的借鉴。由于赣南客家民居、聚落形态与其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紧密，在体现客家建筑特色过程中，将赣南客家的传统民居文化与地域性土著文化进行了融合。如安义县罗田村古村落选址、建筑风格、聚落布局、排水系统等更具艺术文化价值。
四、民居建筑与营造设计方法的融合
民居建筑在建造与设计上具有自身规律性，特别是传统工匠在技艺传承上以师徒方式为主，其经验及营造技艺多为失传。因此，通过对一些地方传统民居建筑的抢救性保护与改造，在挖掘传统营造技艺，继承传统建筑文化特色上，为梳理和归纳传统民居建筑的营造设计方法创造条件。如通过对渼陂村、湴塘、钓源等村落民居建筑特色及地域文化的挖掘，从选址、定位、地基开挖、打石脚、行墙、献架、出水、内外装饰等方面来研究民居营造技术，为促进传统民居聚落空间的科学管理，制定全面的保护措施奠定基础。随着传统民居聚落保护与开发的不断深入，对传统民居建筑的价值挖掘，需要从村落保护与民居遗产抢救中，明确科学的开发与保护思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对传统民居形态、形制、结构等方面的保护，并从传统民居建筑实践技艺、设计理念挖掘中，总结建造规律，为创造民族民居特色、地域民居特色，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住宅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魏峰,郭焕宇,唐孝祥.传统民居研究的新动向——第二十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综述[J].南方建筑.2015(01).
健康教育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是搞好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社区健康教育是以社区为单位、以整个社区人群为对象，运用健康教育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和改善社区中存在的有关健康与卫生问题的实施过程。教育方法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效果，笔者认为，在社区生命健康教育中运用商谈法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
1 运用商谈法的意义
商谈理论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是指主体问的对话、交流与讨论。采用商谈法进行居民健康教育，是指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运用生命健康知识就居民的生命健康问题及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对话、交流与讨论。
1.1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社区卫生服务对象是活生生的、有感受、有感情、有意志、有思维的人，他不仅需要卫生服务人员提供医疗卫生技术的帮助，更需要卫生服务人员的情感共鸣和人文关怀。采用商谈式的教育方法，实际上是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进行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进行感情的交流，居民在对话中受到健康教育和行为指导。这种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有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社区居民的关心，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落实。
1.2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的主体间关系 居民在商谈过程中，不是接受生命健康教育的对象和客体，而是探讨如何保持生命健康的主体，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间关系。建构这种主体间关系能够充分表现出居民的参与性、主动性与自主性，从而使保持生命健康变为居民自愿自觉的行动。
1.3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的平等关系 主体间在商谈活动中，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长幼贵贱或上下尊卑之分。正是这种平等的主体间关系，使居民易于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正确观点，使健康教育起到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4 商谈法能够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卫生的自主性商谈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以对话为方式、达到理解为意向的活动。在商谈活动中，主体间是以平等地位自由地进行对话，在充分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它能确保公共卫生行为与公共卫生管理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与共同性，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表现了社区居民参与公共卫生及其管理的自主性。
2 商谈的规则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主体间关系是以言语为媒介的商谈关系。在商谈中，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平等地、自由地、没有任何强制性地参与对话，自由地证明自己的观点，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质疑与批评。在商谈中，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要遵循并确保所有参与者遵循以下三项规则。
2.1 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加对话与讨论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员，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个体差异。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不能因为个体差异而区别对待，而应根据生命等价原则一视同仁。卫生服务人员还应确保社区所有参与者都遵循这一原则，使健康教育具有广泛性。
2.2 任何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提出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关于个人健康保持问题，不同居民有不同的经验，而关于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卫生服务人员要让每个居民充分表述自己的质疑和主张，用科学知识引导居民进行比较，取长补短，异中求同，达成共识。在商谈活动中，卫生服务人员还应引导居民以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为商谈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舍弃个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价值诉求，因为个体的健康是建立在公共卫生的基础之上的。
2.3 任何人都不能妨碍居‘民对质疑权利和主张权利的行使这一原则强调每一个参与者在对话中具有均等的权利，能自由平等地投入对话与辩论，并排除各种强制性。卫生服务人员应鼓励社区居民自由发表意见，仔细倾听，不可随意打断与制止，切忌采取行政命令式或权威式的压制方法，否则会使居民产生逆反心理，达不到教育的效果。在就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对话时，卫生服务人员还应确保对话与交流的规范性与秩序性，因为这种秩序和规范为个体行为理性确定了一个存在的合理边际，如果没有规范与秩序的保障，个体理性的张扬就可能使个体健康利益诉求陷入无限制性的境地，并导致公共卫生管理的失灵。黑格尔曾以思辨语言叙述了公共卫生管理的理性前提：个体只有获得普遍性品格才能有真实的、有个性的个体。总之，群体的公共利益和群体交往的秩序与规范是构成公共卫生管理的前提条件。
3 商谈的技巧
商谈法的运用是为了达到居民的理解、信任、并加以实施。那么，如何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理解并实施呢?要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理解，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应掌握以下四个方面的技巧。
3.1 可领会性卫生服务人员应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社区居民能够理解。卫生服务人员应使用社区公众容易理解、熟悉的语言，尽量少用医学术语，避免长篇大论，以免社区成员产生烦燥心理，讲课应深入浅出，应具有可操作性。要注意寓教于乐、寓教于做，大胆创新，引起居民的兴趣，才能达到知、信、行的效果。
3.2 真实性卫生服务人员应基于本社区和各居民的实际情况提供真实性的陈述，以便居民能够知情。健康教育内容应是本社区真实发生的情况，切合社区与居民的实际，具有针对性，不宜讲述与居民没有必然关系的话题，一开头就应切中实际，切莫从全世界讲到全国、讲到全省，然后才讲到社区。建立的居民健康档案应具有真实性，不能凭空捏造、凭想像填补。
建设美丽乡村，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在维吾尔传统人居文化研究方面，更需要从课题研究的高度来重视，通过把握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基本观点、基本内容、创新价值等环节逐一实现。以便更好地对维吾尔传统人居文化和优秀的地方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这既是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在文化传承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又是对村落传统建筑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或遗存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
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研究综述
多年以来，学界对新疆维吾尔族建筑、民居以及装饰艺术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卓著。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前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对维吾尔传统村落的传承与更新需要借助于由多元因素构成的人居文化理论进行研究，以便于更科学合理，宜人宜居。
一、国内外研究的现状评述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城乡巨变的过程，城镇化问题也逐渐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中国城镇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不少学者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学者们开始对中国的城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影响（Kirkby，1985），又如从经济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城镇化的发展（Marton，2000；Cook，2007）。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得传统村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遂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背景，试图概括和总结中国传统村落变迁的规律和模式。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农村社会与文化》（1956年）一书中提出在现代文明中，城市是“大传统”，农村是“小传统”，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农村会不可避免地被城市所蚕食和同化。之后保罗•奥利弗（PaulOliver）在著作《房屋与社会》（1960年）中提出了被人忽视的乡土建筑不仅是当地而且还是其他地区建筑设计者创作灵感的源泉。可以看出从麦吉的城乡一体化概念，到雷氏的地区性人居建筑文化研究，以及保罗的乡土建筑与文化等，都是尊重不同地区文化而进行比较研究，注重对地区性整体共性特征的分析，重视乡村人居环境中建筑的地位和价值。国内著名学者刘沛林（1998年）提出了建立系统的人居文化学的构想，认为真正的舒适宜人而又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的建设，必须有相应的人居文化思想作指导。院士王小东与其博士生宋辉（2013年）通过对新疆喀什老城改造与更新策略的回顾，发现在改造和更新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现状环境和人文变迁，要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保留和重构城市整体风貌，使特色得以传承，风貌得以重塑。新疆师范大学李群、李文浩等（2010年）在进行鄯善县麻扎阿勒迪村规划设计实践时，认为生土民族建筑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建筑，代表着新疆典型的土性文化，承载着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统文脉。闫飞（2012年）认为当前维吾尔族人居聚落"空间"模式已跨越了单纯的建筑功能划分，呈现出当地民族人居文化的演进，是区域性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各类因子的综合体现。综上所述，在新时期学者们开始从百姓人居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但多数学者都只是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并未重点关注现代化过程中村落人居文化变迁的问题。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所以在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要注重对百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居文化等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基于此，本项目将以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为基础，通过对维吾尔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深入剖析现代化进程中百姓在劳作模式、生活方式、精神需求等人居文化生活方面的变迁，最终提出符合现代化新疆建设的政策建议。
二、选题的意义
本选题从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变迁视角入手，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田野研究来进一步加强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了解，进而增加对新疆乡土社会结构和地域文化的理解。虽然在城镇化背景下关于古村落的保护和民俗生活方式有了不少研究，但有关现代化建设与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研究甚少，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在现代化与传统村落人居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这也会为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和实施新时期建设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三、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主要观点
（一）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铺垫性研究。主要陈述研究的背景、基本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概述等。
第二部分：维吾尔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通过各个角度考察在现代生活中维吾尔传统村落百姓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其中主要包括在家务农、进程务工、农村帮工和换工习俗的变迁等问题的分析。
第三部分：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方式变迁。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资料来展示，维吾尔传统村落所处的环境、民居建筑材料、建筑形态、装饰艺术特色、营造方式、民俗文化等的变迁等等。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变迁的原因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为充分了解村落人居文化变迁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意义，需要以多个维吾尔传统村落为“点”，勾连成“面”来考察更广泛的区域，从而在更为全面而深入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形成科学理论。
第四部分：新时期人居环境建设中精神需求的变迁。通过对维吾尔传统村落里民间游戏娱乐习俗和习俗的田野调查，分析新时期人居环境建设对百姓精神需求和文化认同的影响，并提出对策。
（二）研究思路
本课题主要以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需要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成果进行理论思考，与原有研究结论进行对话。从问题导向、理论与实践发展导向入手，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界定出维吾尔族村落人居文化概念及内涵；从目标导向和人居文化要素把握入手，对维吾尔族传统村落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法，结合国内外人居文化相关理论进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通过著作研读和文献检索，查阅并认识己有的相关理论和历史文献资料，对其进行系统性梳理，从而明确合理地界定概念，解析其内涵，把握课题研究整体性，保证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2.调查研究。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及方法，通过实地考察、参与考察、背景分析等方法，研究各地村民的行为模式，重点分析传统村落形成背景、形式、特征，传统民居文化及其本质。明确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变迁的内外因素及趋势。
3.多科学交叉综合分析。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从多学科，多角度分析村落发展现状，以研究目标导向和人居环境要素把握入手，运用社会学、民族学、设计学、建筑学等进行交叉综合研究，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变迁进行理论探讨，科学合理地提出建议和对策。
（四）主要观点
1.维吾尔传统村落在其生产生活方式上具有一定的民俗规约性和社会秩序，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实行租赁、承包等方式不断进行流转，因此百姓的劳作模式发生了巨变，百姓在失去土地之后，通过打工和制作手工艺品维持生活，传统村落里百姓之间的帮工和换工习俗也逐渐被物质化了。
2.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与研究，使方法更科学，成果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创新性，为建设稳定、和谐、繁荣的现代化新疆做出应有贡献。
四、预期价值：本课题理论创新程度或实际应用价值
（一）理论创新
1.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现状进行实地调研，运用交叉学科综合研究法对深层原因进行剖析，判断未来发展趋势，探讨推动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发展的实施策略与建议。
2.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为新疆建设具有现代地域民族特色的人居环境提供创新性理论基础。
（二）应用价值
1.以理论研究为基础，结合现代化建设中的比较有特点的维吾尔传统村落进行实证研究，探索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2.为避免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生态破坏、发展趋同、场所精神缺失现象提供参考解决方案。
总之，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需要研究工作者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学院南疆住村工作组同志两年多以来的工作、生活、调研等对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客观、科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者：王小冬 单位：昌吉学院
参考文献：
[1]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美）凯文•林奇，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M].华夏出版社，2001.
[3]陈震东.新疆民居[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4]（美）阿莫斯•拉普波特.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5]秦红增.乡土变迁与重塑[M].商务印书馆，2012.
[6]杨公卫.村落终结与乡土重建[M].民族出版社，2012.
[7]左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城镇化问题研究[M].华夏出版社，2002.
[8]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9]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M].三联书店，1997.
[10]樊传庚.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1]李安宁.新疆民族民间美术[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12]李群.新疆生土民居[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13]周庆华.黄土高原河•谷中的聚落[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4]新疆新型城镇化专题调研组.牛汝极.新疆“环塔”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与出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12）.
[15]安瓦尔•买买提明.推进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探索[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11）.
[16]李群.土性文化——新疆鄯善县麻扎村生土建筑景观规划设计解析[J].装饰，2010（03）.
Abstract： Affordable housing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improve the middle-low people's housing conditions and also the important basis of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In the paper， the property of the affordable housing is analyzed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affordable housing resident welfare is defined firstly. And then，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housing's influence on resident welfare from the aspect of the housing price， housing policy， housing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s， affordable housing. Next the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welfare measurement at two levels of social welfare and personal welfare. Finally，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affordable housing resident welfare and its measurement is to comment.
关键词：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福利测度
Key words： affordable housing；resident welfare；welfare measurement
中图分类号：TU113.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2-0240-03
0 引言
保障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居民住房需求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注重“房”的物质需求到注重“住”的心理感受，从对“住房”自身的生存型需求到对“住房”周边配套的发展型需求，都深刻地反映这种变化。因此，保障性住房问题表面上看是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居住和生活等基本物质条件的问题，本质上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改善包括就业、教育、出行等中低收入居民福利的问题，以真正体现政府实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价值。
保障性住房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应该反映中低收入居民的福利需求，而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主要偏重于建造，其政策制定、规划选址、建设施工等方面的决策均能强烈反映出政府的意志，而从居民福利需求端考虑的不足，最终造成保障性住房这一“成品”与居民的福利需求具有较大的差距。
1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研究的必要性
住房是居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住有所居是我国住房政策的基本目标，也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由于住宅的空间固定性，当居民购买（或租用）一套住房时，其所享用的不仅是实体建筑物本身，更重要的是与住宅相配套的服务设施（水、电、暖、气、垃圾回收设施等）、社区邻里文化，以及住宅所在地通往就业、教育、医疗、购物和其他城市公共设施的便利性。这些属性给住房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或满足，被奥尔森（Olsen，1969）定义为住宅服务。从福利经济学和社会保障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住宅服务就是住房所能带给住房消费者的效用，即住房福利，而且并不仅包括这些属性，还包括由于这些属性所能带给住房消费者的满足感或幸福感等主观感受。
对于居民来讲，其所购买的住房带给其家庭的福利变化即住房居民福利效应。相应地，对于中低收入居民来讲，其所享受到的保障性住房带给其家庭的福利变化即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效应。但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往往建设在城市边缘地区，周围配套设施不齐全，没有考虑到中低收入居民的福利需求，严重影响了保障性住房的社会价值。对中低等收入居民而言，在解决居住问题同时，又陷入了居住福利降低的尴尬境地（王祖山，张志军，2012）。因此，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帮助深刻了解这部分居民的基本福利需求，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使中低收入阶层也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2 住房对居民福利影响相关研究
作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要，住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福利状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不可忽视的是，住房方面存在着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增加并不代表中低收入城镇居民住房状况的改善（方福前，吕文慧，2009）。住房价格、住房政策、住房条件和环境都对影响着居民福利。
2.1 房价与居民福利相关研究
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可被作为投资品进行投资，Case et al.（2001）认为房价上涨可以给住房拥有者带来显著的财富效应，且从投资品属性出发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要大于股市。同时，房地产具有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Bajari et al.（2005）从这一视角出发，建立了基于Hicks财富补偿原理的可用货币直接测度的社会福利净损失模型。高开仙、莫申生（2010）对我国房价上涨所引起的财富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问题进行了机理性的探讨。王斌、高波（2008）研究得出房价上涨对不同家庭会造成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可以给拥有住房的家庭带来财富效应，增加其家庭福利；另一方面，给无住房家庭增加购房负担，带来预算约束效应，造成家庭福利损失。宋吟秋等（2011）探讨了政府住房补贴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得出在保障性住房市场，社会福利损失的大小不仅和政府补贴的额有关，还和政府补贴的方式有关。
2.2 住房政策与居民福利相关研究
Allan H. Meltzer（2012）认为资产抵押和住房保障之间存在相关关系。Nobuhiro Kiyotaki et al.（2011）认为通过常规住房市场一方面为一部分人提供住房保障，另一方面为另一部分人造成福利损失；Lykova et al.（2004）和Priemus et al.（2005）分析了分散住房补贴方案和住房保障分别与租金水平、贫困陷阱、道德风险和管理问题等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Haffner & Boelhouwer（2006）讨论了西方国家的基于收入调查的住房补贴制度；Mikeszova（2007）主要研究了住房津贴对住房市场的效率问题。
通过对国外住房政策在促进居民福利增进方面经验的借鉴，李斌（2002）认为我国住房改革政策涉及六个方面：推行住房公积金、买房给优惠、提租补贴、建设经济适用房、实施住房货币化补贴和廉租房。然而，这六个主要的住房改革福利都体现了社会结构本身的排斥性，即主要针对就业人口，而对被劳动力市场排挤的弱势群体则缺乏住房支持，这影响了居民福利的增进。
代兵和陈银蓉（2004）分析了我国住房补贴中的价格补贴和收入补贴对居民福利的不同影响。王世联（2006）认为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中逐渐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我国的房地产业的现状与居民的居住需求还不相适应的问题十分突出，住宅质量和住宅环境都难以令人满意。在维护住房保障公平、避免保障错配方面，钱瑛瑛（2007）提出要建立个人信用和收人信息系统，完善准入退出机制和动态跟踪管理机制等。国怀林，胡峰（2009）尝试探索新型城镇住房福利模式来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居民的住房问题，居者有其屋，是维护基本生活的客观需要、追求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现。
此外，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有研究者提出了地方政府公示住房保障规划，形成多方位的监督机制等设想。
2.3 住房条件和环境与居民福利相关研究
从原始的功能来讲，住房能提供冬天防寒、夏天避暑和保障安全的功能，因此居住的条件反应了福利的高低。Bratt R（2002）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住房是身份的象征，住房周边的交通、医疗、就业、教育等基础设施等影响着居民的福利。Ray C. Fair（2010）研究发现住房市场存在着不均衡性，住房条件和环境影响着住房价格，它们通过住房价格影响居民福利。Albert Saiz（2010）着重研究了住房供给的地理因素，认为地理区位影响着住房的区位选择并最终对居民福利造成影响。托达罗（1988）认为原有环境的制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早川和男（2005）提出居住福利的概念，认为住房既要满足居住者基本的生存条件，又应当重视周边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居住环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邻里关系的好坏能反映居民福利（方福前，吕文慧，2009）。贾燕等（2009）研究认为人均居住面积、房屋结构和装修水平对居民福利需求实现都有正向影响。
2.4 保障性住房与居民福利相关研究
保障性住房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居民的总体福利，促进社会和谐。由于保障性住房多在城市边缘地带，交通、医疗、就业、教育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因此，交通、医疗、就业、教育等可以反映保障性住房居民居住环境福利。
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失配，可能诱致贫困和较高的失业率，严重影响中低收入居民福利。Marie Jahoda et al.（2010）通过对美国保障性住房的研究认为公共住房与种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种族因素通过公共住房影响着居民的福利。新加坡为其永久居民提供的组屋（宋培军，张秋霞，2004），香港政府为低收入居民提供的公共房屋（刘云，宁奇峰，2002；王坤，王泽森，2006）。郑思齐（2007）研究了就业与居住空间之间的关系，结合国际经验，分析了我国目前就业与居住空间分布的演化现状和保障性住房空间选址给居民造成的问题，给出了保障性住房空间选址的建议。马光红、严国梁（2008）基于经济适用房的空间失配与住房福利损失的视角，深入探讨了经济适用房选址与住房福利损失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经济适用房合理选址的措施建议。李梦玄、周义（2012）依据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建立保障房社区居民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被保障对象的福利变化进行测度。
3 福利测度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福利测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福利和个人福利两个方面。
3.1 社会福利测度相关研究
Nordhaus & Tobin（1972）提出了经济福利尺度（MEW）、Samuelson（1973）提出净经济福利（NEW）、Sen（1995）提出福利指数、Clarke &Islam（2003）提出净社会福利函数等以测度社会福利。中国学者主要糅合了森的福利指数与ASHA指数，构造了旨在反映综合社会福利的指数形式，如，朱荣科（1992）提出人文发展指数，包括寿命、知识、生活水平等因素；杨缅昆（2009）将社会福利指数定义为经济福利指数与非经济福利指数的加权平均数。
3.2 个人福利测度相关研究
阿玛蒂亚・森（2006）提出了功能和能力空间内的福利测量；韦伯・库克里斯（2005）认为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多指标模型能够更好地处理功能测量和加总问题。黄洪、严红梅（2009）通过协整分析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将城镇居民的福利定量化。高进云等（2007），贾燕等（2009）认为一些福利指标具有模糊性，选用模糊数学方法对个人福利进行测度。高进云等（2010）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从居住条件、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环境条件、社区生活和心理状况等六个方面分析了被征地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及其指标体系。高进云、乔荣锋（2011）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找出影响农户福利变化程度各异的主要影响因子。聂鑫等（2010）基于微观福利视角运用Logit模型探求对移民搬迁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福利影响因素。袁方、蔡银莺（2012）从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两方面来对福利测算，主要从农业收入变化、非农业收入变化、支出变化三个方面分析农户的经济福利变化情况，从社会福利、生活福利和环境福利三个方面来测度农户的非经济福利变化。
4 研究评述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住房居民福利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比较注重保障性住房供给研究，注重从效用角度来对福利内涵进行探讨。同时，在基本思想构建、理论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从房价、住房条件和环境、住房保障等方面探讨住房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从经济福利角度探讨了通过构建福利函数和运用定量方法对福利进行测度，同时在实证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的收获。但是，当前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
4.1 居民福利的概念模糊
当前关于居民福利概念的界定可谓是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认识所给出的概念界定不统一，这就导致不同情况下的研究结论也各不相同，进而制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居民福利影响因素的识别和居民福利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4.2 对居民福利影响因素考虑不周
首先在居民福利影响因素识别视角上存在缺陷。一般都站在社会福利影响因素的视角，而不是通过对居民福利需求的视角进行，而社会福利与居民福利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社会福利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居民个体福利的提高。
其次，对居民福利动态性的研究不够。以往的研究大多把某群体固定在某领域中某时间段的静态研究，没有考虑到居民福利需求的变化，其实居民福利是动态变化的，在不同阶段、不同情景下居民福利影响因素会发生变化，如保障性住房入住前后、租赁入住和购买入住、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周边配套设施等情况下，居民的福利需求都会有所不同，然而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存在不足。
最后，对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理缺乏定量的分析，尤其缺乏对居民非经济福利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研究。
4.3 针对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的相关研究很少
目前针对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献较少，除了保障性住房居住福利（王祖山、张志军，2012）和保障性住房社会福利测度研究（李梦玄、周义，2012）之外，尚未见到其他文献的相关研究，因此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从居民视角对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通过国内外现有研究的比较发现，在居民福利领域我国学者应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进行的研究较少，但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虽然其研究的具体内容及结论会因不同文化、制度和管理体制等差异而不同，但其思想为居民福利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尽管人们已认识到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分析的重要性，然而在国内外学界很少有人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影响因素及其测度的问题，因而研究成果不多，这也为保障性住房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Albert Saiz. The Ge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Suppl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125（3）：1253-1296.
[2]Allan H. Meltzer. Credit Avalability and Economic Decisions： Some Evidence from the Mortgage and Housing Market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2，29（3）：763-777.
[3]高进云，乔荣锋.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差异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99-105.
[4]高进云，乔荣锋，张安录.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J].管理世界，2007（6）：45-55.
[5]高进云，周智，乔荣锋.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土地征收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测度[J].中国软科学，2010（12）：59-69.
[6]高开仙，莫申生.高房价与福利效应、财富效应[J].企业经济，2010（2）：113-116.
[7]黄洪， 严红梅.消费物价上涨并未降低城镇居民福利[J].科研管理， 2009，30（1）：129-136.
[8]贾燕，李钢.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09（2）：30-36.
[9]李梦玄，周义.保障房建设的社会福利测度和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5）：29-34，140.
[10]马光红，严国梁.经济适用房空间失配与福利损失问题研究[J].建筑管理现代化，2008（1）：1-3.
[11]聂鑫，汪晗，等.微观福利视角下的库区移民搬迁意愿调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9）：159-164.
[12]宋吟秋，高鹏，董纪昌.政府提供住房补贴的福利损失[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1（10）：993-999.
[13]王斌，高波.房价上涨与我国居民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8（1）：15-18，22.
[14]王坤，王泽森.香港公共房屋制度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2006，13（1）：40-45.
[15]杨缅昆.社会福利指数构造的理论和方法初探[J].统计研究，2009（7）：37-42.
[16]袁方，蔡银莺.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及个体差异[J].公共管理学报，2012（2）：76-82.
关键词：社区参与；世界遗产地旅游；保护性开发；青城山-都江堰
1.相关概念的理解与特征
1.1 社区参与旅游的内涵。社区参与旅游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社区参与旅游的主体是居民；第二，社区参与旅游的客体是有居民参与的社区内与旅游相关的各类事物和活动；第三，社区参与旅游的目的是促进旅游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全面发展。
1.2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或群体。“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仅仅在管理学中运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公平伦理等旅游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之中。
1.3 保护性开发。生态旅游保护性开发理论认为：生态旅游的特征是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教育，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消极影响，要坚持保护主导的原则，是保护和开发融合的模式。对极其脆弱、稀少、珍贵，有“突出的、普遍的价值”的世界遗产旅游资源一样适用。
2.研究地旅游概况
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都江堰市的“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于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青城山是我国道教发源地之一，山上的道教宫观建筑及建筑装饰对研究中国古代的道教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都江堰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项古代无坝引水工程，它以独特的水利建筑艺术创造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水利形式，是人改造自然的典范，被称作是“活的水利博物馆”。
2.1 旅游资源的保护现状。政府现在对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的保护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重规划，编制了景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规等；二是加强领导，实行统一管理；三是严格保护景区植被和地形、地貌，维护自然生态；四是积极稳妥地做好景区的开发建设工作；五是有预算维修经费和专业人员，并建立了覆盖全景区的视频监视系统；六是坚持做好景区资源的调查、评价和鉴定工作。
2.2 社区参与度现状。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方式主要有：受雇于旅游企业、参与景区基层管理工作、导游讲解员、经营旅游纪念品商店、开办家庭旅店或餐馆、租赁相机服饰、抬滑竿、开展民俗表演活动等。但是在旅游规划以及决策方面，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明显不足，旅游开发的决策，一般是根据省市政府国民经济要求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上级旅游部门的规划，再结合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及青城山的道教文化等旅游资源特色来决定的。
3.遗产旅游开发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冲突
3.1遗产地和当地社区。许多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开发过程中，都要求当地居民迁移，并且将社区居民排除在景区规划开发相关工作之外，这使得社区居民对遗产地怀有敌意，不愿意开展旅游活动，甚至出现破坏遗产地环境的行为。
3.2旅游企业和当地社区。旅游企业要获得利益，而社区则要求改善经济，维持生态和谐。社区提供了生态自然、社会文化，却只能经营家庭旅店餐馆，制作销售手工艺纪念品，生产销售果蔬、腊肉等农产品，提供餐饮、休闲娱乐服务等方式获得少量利益，使得社区居民心理不平衡，引发社区安全问题。
3.3旅游者和当地社区。遗产地优美的自然风景、良好的生态环境、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是吸引旅游者的原因。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带入的不同文化信息，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社会标准、价值观和态度。
4.社区参与世界遗产地保护性开发的途径
4.1参与遗产地旅游规划决策。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社区居民可以决定旅游发展目标、对旅游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提出建议、参与选择旅游发展的具体形式。在社区参与的遗产地旅游规划中，政府必须保证居民的参与通道畅通，让居民的意见建议体现在旅游发展规划中，促使旅游规划决策的实施成为社区居民的责任。
4.2参与遗产地的旅游营销。遗产地的居民作为遗产的主人，应该了解本地发展旅游潜力和前景，了解旅游资源的特色，增强旅游意识，自觉保护当地的文化符号，有责任有义务对遗产地进行宣传营销，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遗产地保护。
4.3参与遗产地旅游经济利益分配。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居民的旅游收益，包括：参与遗产地旅游规划直接获取的利益，因为旅游发展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遗产地的旅游纪念品采用当地原料加工出售给旅游者获利，由遗产旅游对社区的反哺，向居民开放为了旅游者兴建的服务设施、环保设施、文化教育设施等。
4.4参与遗产地的资源保护。大量的游客涌入遗产所在地，遗产地的环境和文化均可能遭到破坏。为了保护遗产地的环境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居民必须提高保护文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参与保护生态环境，认识到保护旅游地的环境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通过参与旅游开发这种方式避免旅游开发商的掠夺性经营和过度开发，把对遗产地的开发损害控制在生态环境能够同化和自净范围内。
5.达到社区参与遗产地保护性开发的措施建议
5.1政府有限主导。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干预，但是政府的主导地位应该是有限度的。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可行的旅游公共政策；提供社区居民参与的制度平台；当好社区参与规范制定者的角色；从旅游经营领域淡出，充分协调相关利益者的关系，不与民争利，等方面提高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程度。
5.2社区能力建设。加强对当地居民的教育和引导，使居民了解遗产资源的价值，旅游开发带来的各种好处和环境破坏、传统文化失落等坏处。让社区居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抑制开发商对遗产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性开发。社区旅游从业者在接待游客、经营小店方面应该保持当地的传统风貌，获得旅游者青睐的同时保持遗产地文化的生命力。
5.3第三方力量的介入。第三方力量主要是指独立于政府之外又区别于市场部门的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行业协会、志愿者团体、学者阶层、新闻媒体等组织和群体。第三方力量一般具有公正性，并且他们具备专业知识，可以扶助相对弱势的社区，能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贯彻科学的观念，允许并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规划开发中，同时，他们还能为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涛，张立明，任亮平.基于社区参与的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20（5）：114-116.
[2]张灵波.世界遗产旅游地旅游开发的社区参与问题研究[J].绿色科技，2010（7）：162-163.
[3]苏明明.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J].旅游学报，2012，27（5）：9-10.
[4]邓明艳.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4（4）：107-110.
关键词：民生类政府财政支出；居民消费；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中图分类号：F812.45；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1-0011-06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ZHANG Rongxia1， 2， HE Ying2， 3， SHI Xiaodan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2.School of Graduate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3.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of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cluding expenditure for educatio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as well as social security net and employment effor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2003～2011 data of 26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employing FGL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otal expenditure of these three items and the expenditure of social security net and employment effort， not for education or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fluence household consumption significantly， and they can promo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to its maximum level when their ratios of GDP are 10.4% and 6.1% respectively.
Key words：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ousehold consumption； FGLS
一、引言
马克思认为个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目的。只有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生产进而经济才会不断发展，因此消费毫无疑问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激励，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驱动，而消费因素所发挥的拉动作用较弱。如图1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21%下降到2011年的491%。其中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在15%左右波动，所以消费占GDP比重降低的主要原因为居民消费持续走低，从1978年的50%左右一直缓慢降低到2011年的35%左右。
居民消费水平降低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国内消费市场萎靡使得企业产品被迫转向海外市场，造成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会引发对外贸易摩擦、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等风险。其次，消费不足导致储蓄增加，进而国内投资率提高。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从1981年的196%提升至2011年的659%。然而投资率提高并不等同于投资效率提高，白重恩认为1993年我国平均投资回报率为157%，此后一直稳步下降到最近的5%左右，且投资的边际回报率远远低于资本成本。[1]最后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其生活水平不能通过自身消费进一步提高，有悖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为了克服消费不振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个体的负面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强调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且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消费。特别是1999年至今，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但是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政策对居民消费增长并没起到显著作用，相反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许多学者将我国居民消费持续走低的现象归因于预防性储蓄，他们发现，当居民面对教育和医疗等支出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且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情况下，大部分家庭将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消费。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经济现实相符，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了主要针对城镇居民的国有企业医疗体制和住房等改革，企业将医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转移给家庭，因此家庭必须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而对于农村居民，1980年代的农村承包责任制直接影响了当时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其传统的集体经济保障的丧失而在全国迅速崩溃，而此时新的医疗保障还没有建立起来。自此之后，虽然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改革，但是直到近几年的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一直处于摸索阶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刺激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是降低预防性储蓄，而降低预防性储蓄的有效途径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民生类财政支出。民生支出由于涉及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中民生类财政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类。
二、文献综述
自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民生理念以来，“民生财政”应运而生[2]。民生财政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本文仅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三方面的财政支出来综述国外已有文献研究。Baldacci等利用OECD的24个国家1990～2008年间数据分析发现增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对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的支出对消费均有显著作用[3]。Steven和Ray主要研究了我国政府教育和医疗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近几年政府支出对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和刺激居民消费有显著作用，且医疗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而教育支出对消费促进作用不显著[4]。Kuan和Chen用双差分模型对我国台湾地区1995年施行的全民健康保险的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该保险对预防性储蓄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且对储蓄率较高或者户主已经退休的家庭影响较大，从而增加其消费[5]。由于其他国外文献在该问题上实证研究的结论比较相似，只是作用幅度有所区别，故不再赘述。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民生类财政支出会促进消费增加，但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世界银行认为若社会保障的筹资模式为完全累计制，则社会保障可能会增加居民储蓄，减少消费[6]。
国内对民生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学者们主要从城乡和区域差异、财政结构和长短期效应等三方面来研究该问题，在此举例进行综述。首先，基于城乡和区域差异的研究表明，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可以促进居民消费，且对农村居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城镇居民，进一步研究表明加大财政教育和医疗支出可以有效促进居民私人消费品方面的消费，但是在减轻农村居民教育和医疗私人支出方面存在地区差异[7～8]；其次，基于财政支出分项的研究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作用，科教文卫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而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较弱，其中保障性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政府医疗保险开支的增长将带来2倍的消费增长[9～11]；最后，基于长短期效应的研究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是挤出的，而教育文化支出及行政管理支出则是挤入的，但是针对农村的研究表明，短期内农村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长期看则是挤出效应[12]。与以上结论相反的文献也不少，例如，王晓霞和孙华臣通过对我国1993～2005年社会保障支出和消费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两者呈负相关关系，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1%，消费需求将减少037%[13]。
因此，可以发现国内外实证研究结果各不相同，这可能是由于模型界定的差异、数据统计口径差异以及样本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不同国家的财政支出体系的重大差异而导致计算结果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同时也发现两个问题：（1）大部分学者将民生类财政支出作为总体，分析其对居民消费的整体和分地区影响，而对于民生类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2）已有文献主要是针对已发生的民生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显著进行研究，而对民生类财政支出在何种条件下对消费促进作用最大则没有给出相关分析。因此，本文将主要研究财政性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否具有促进作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最大程度刺激消费等相关问题，以期为政府制定合理的财政支出政策提供参考。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实证论文在关于居民消费或者储蓄与公共支出之间关系建模时，首先要考虑消费或者储蓄的影响因素，综合国内外文献发现除公共支出外其他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人口结构、金融发展等因素。变量选取主要参考Baldacci等[3]，该文章主要研究24个OECD国家公共支出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鉴于我国城乡、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与不同国家类似，而且储蓄和消费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本文结合该文章中的模型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列出如下模型：
Hconsumptionit=α+X′itβ+γZit+εit（1）
其中，HConsumptionit表示第i个省在第t年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Xit代表经济因素，Zit代表政府公共支出，εit为扰动项。
Xit包括①经济因素：人均GDP实际值（GDPperReal）及其增长率（GDPGper）。Kelly 和 Schmid分析了89个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3组横截面数据，结论表明储蓄率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中比较高，在人均GDP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也比较高。这说明富裕地区和经济发展较快区域的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14]。②人口结构：包括少年抚养比（CDR）和老年抚养比（ODR），分别表示0～14岁与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人口数之比。③金融发展：文献中已经给出了多个度量金融发展水平（FinDev）的指标，比较著名的有麦金农指标和戈氏指标等，鉴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中介主导型为主，上述指标相关数据无法获得，而相关统计年鉴上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信息较为详细，本文采用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与GDP之比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Zit包括①教育支出，即教育支出占GDP比重（EduExp）；②医疗支出：即医疗支出占GDP比重（HealthExp）；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比重（SocSecExp）；④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3项支出之和占GDP比重（TotalExp）。
由于线性框架下研究只能得出政府财政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平均趋势关系，如果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则不能准确说明二者的实际关系，而且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该观点。李建强认为政府民生类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倒V字形影响[15]，陈冲认为民生类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呈“倒U字型”[16]，王明成也认为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呈倒“U”型关系[17]，因此本文也假设民生类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二次型关系。另外，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消费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因此本文假设经济增长与消费为二次型关系。
2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数据集为2003～2011年全国26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其中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若有缺失则用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或者《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补充。其他数据均来自CEIC数据库，其中人均实际GDP以2000年为不变价进行折算。
（二）估算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中T=9，N=26，故属于短面板数据，每个个体信息量较少，所以无法讨论扰动项{εit}的自相关性，一般假设{εit}为独立同分布，即假定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各省市区具体情况差异较大，故可能会存在截面异方差现象，这会导致回归结果偏误。对于这种问题一般采用修正后的沃德F检验（原假设为同方差）来检验截面异方差问题，结果发现chi2 （26） =2095427，其对应的收尾概率为0，故该检验认为存在组间异方差，因此本文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运用Stata12进行运算，结果见表1。同时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FGLS回归结果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变量符号均一致，且系数误差不大，因此该模型参数可以通过稳定性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但各分项差异明显
表1第（1）列显示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总和对消费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是估算结果为非线性，表明消费随着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逐渐上升，最高消费率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上升到104%时达到（样本平均值为64%），此后其对消费的作用为负（如图2）。所以一定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否则不利于刺激消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例如政府向居民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当替代效应超过互补效应时，就会出现政府支出抑制消费的现象。
第（2）列将第（1）列的民生类财政支出按分项进行计算，发现虽然公共支出总和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但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3项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比重对消费占GDP比重影响显著，其他两项不显著。教育之所以对消费影响不显著，是因为居民在教育开支上有逐年递增预期。因为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城乡一体化格局，但财政仅仅担负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而部分成本更高的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和师资等方面的建设开支最终得转嫁给居民；同样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也不足，医院更新医疗设备、发放工资和医院建设等费用必须自筹，从而导致不合理用药和过度治疗等问题，而居民必须为此进行额外预防性储蓄。社会保障和就业对消费的影响模式与三项支出之和对消费影响模式一致，首先消费随着该项支出的增加逐渐增加，当增加到61%时（样本均值为22%），居民消费率最高，此后会抑制消费（如图3）。此外为了加强政府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应该加大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人群的支出，并且加大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政府支出。
2消费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表1第（1）、（2）列人均GDP增长率的系数符号相同，均为负值。由于我国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比如青海和陕西在2003～2011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16和132，而北京和上海仅为76和82。所以人均GDP增长率为负说明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消费较低，而发达地区消费较高，这与Kelly 和 Schmid （1996）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从人均GDP对数及其对数平方项的符号可以看出当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储蓄；而当人均GDP对数达到约1158%，即107267元左右（2000=100，样本均值仅为19140元，如图4）时，经济的继续发展才会促进消费增加。这与余官胜和王睿的研究结论类似，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社会保障参与率的提高会降低消费需求，较高时才会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18]。3金融发展可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信贷约束的限制，使得消费者不能在没有现期收入或者收入不足时通过信贷方式进行消费。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中国消费信贷发展报告》指出，1元消费信贷可以带动15元的商品消费[19]。可见金融发展会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4老年人口抚养比促进消费，少儿人口抚养比抑制消费
实证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抚养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消费占GDP比重会提高037个百分点，说明老年人口抚养比例上升会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原因是老年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而少儿人口抚养比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消费占GDP比重会降低011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孩子的培养更加受到重视，每个家庭必须为孩子的教育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估算结果，为了促进消费，政府首先应该增加民生类财政支出总量，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加大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20]。在教育方面除担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以外，应该对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和师资等方面的建设开支予以支持。在医疗卫生方面，应该加大各医疗卫生单位，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单位开支，减轻各单位自身的财政负担，从而减少医院的不合理用药和过度治疗等问题。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鉴于其不仅可以在微观上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而且在宏观上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居民储蓄刺激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政府应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各项制度。
其次，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会自动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应该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等渠道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使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达到一个均衡稳定的状态。
最后，改变居民的传统消费观念，加快金融发展速度，加快开发与居民消费有关的金融产品，促进消费与金融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白重恩 改善恶化的投资效率[J].资本市场，2013（1）：68-69.
[2]李晓嘉民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及解释[J].上海经济研究，2012，（5）：68-74，84
[3]Baldacci E， G Callegari， D Coady， et al Public Expenditures on Social Program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A]. IMF Working Paper[Z]. WP/10/69，2010
[4]Steven B， B Ray China： Does Govern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Spending Boost Consumption？[A] IMF working paper[Z]. 10/16， 2010
[5]Kuan， Chung-Ming， Chien-Liang， Chen Effects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on Precautionary Saving： New Evidence from Taiwan[EB/OL]. http：//ssrncom/abstract=1555820，2009
[6]刘慧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价格月刊，2009，（12）：80-82
[7]魏向杰区域差异、民生支出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证[J].财经论丛，2012，（2）：45-50
[8]肖晓军政府加大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J].消费经济2011，27（4）： 24-27
[9]苑德宇，张静静，韩俊霞 居民消费、财政支出与区域效应差异[J].统计研究， 2010， 27（2）： 44-52
[10]杨文芳，方齐云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率[J].当代财经，2010， （2）：43-50
[11]黄学军，吴冲锋社会医疗保险对预防性储蓄的挤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2006，（8）：65-70
[12]石柱鲜，刘俊生，吴泰岳我国地方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分析[J].学习与探索，2005，（6）： 42-46
[13]王晓霞，孙华臣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J].东岳论丛，2008，（6）：47-50
[14]Kelly A， R Schmidt Saving，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6， 9（4）：365-386
[15]李建强政府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影响[J].财经研究，2010，36（6）：102-111
[16]陈冲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动态演化[J].统计研究，2011，28（5）：13-20
[17]王明成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关于的实证研究：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J].南方经济，2012， （8）：76-86
[18]余官胜，王睿社会保障参与和居民消费需求[J].软科学，2011，25（4）：36-75
[19]毛中根，洪涛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基于1997-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0， 26（5）： 36-40
[20]姜欣我国最优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研究[J].软科学，2012，26（5）：41-44
［关键词］：社区参与 情感认同 利益关联 功能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各种城市社会问题也凸现出来。社区以其特有的国家治理单元的功能，成为国家、政府治理社会的有力工具。过去的研究者过多的将视线集中在社区服务体系这层面上，而事实上更应该将研究的视角拉回到居民主体上。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着眼于从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来探讨居民社区参与的具体行为,从普通居民的社区参与的角度来反思城市社区的功能与意义。
二、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实践分析
（一）福利性社区参与
福利性社区参与是一种强制性的参与，动员者完全居于主导和控制地位，参与者只是被动地响应。在S街道的调查显示，社区低保领取者的义务行为属于此类强制性参与。例如社区积极分子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在ZX社区的志愿者名单上有100多人，其中大半是领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低保居民的社区参与在宣传层面上是一种志愿参与，实际上是在义务劳动协议下的强制性参与。从实质上来说，在单位制解体、市场转型和社会保障缺失的背景下，低保居民的社区参与是国家依托社区铺设社会保障与行政管理网络和重建政权合法性的制度安排，是城市底层群体在失去单位制保护、直面市场和国家权力下的一种生存抗争。
（二）志愿性社区参与
志愿性社区参与是一种引导性的参与，例如社区积极分子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近几年，S街道的每个社区都组建了相应的志愿者队伍。在S2社区中，志愿者分为退休职工志愿者队伍，共有八十几个人。他们的社区参与虽然是一种志愿参与，每天安排志愿者巡逻，但是他们所能参与的社区事务通常是被安排好的，主要包括治安巡逻和社区协管工作。S2C17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并不是完全以一种被动的道具式角色参与社区活动，而是对这种参与有着积极的诉求。帮助居委会完成各项行政任务和为本社区提供一些公益服务满足了老年居民某些心理和精神需求，某些社区活动能为他们提供一种自我实现的机会，在单位制解体后重新找回一种集体感和组织感，获得某种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荣誉。
（三）文体性社区参与
文体性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要，自发的组织起来的小群体。“南京小拉舞团”是南京市区最早组织居民操练小拉舞的群体。成员多为拥有较多闲暇时间、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中老年居民，其中又以女性居民居多。这些居民最初参加各种文体活动是出于一种兴趣爱好或是锻炼身体需要，另一方面，居民也受到一定的强化，他们通过社区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满足感，对社区的认同也进一步加深。通过文体活动建立起来的交往结构为社区建构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
（四）博弈性社区参与
博弈性参与是一种计划性的参与，是最具组织性和自主性的参与类型，例如，居民以维权所采取的集体行动。其特点在于它是居民自我组织的、有计划地保护住房产权和社区环境的行为。一些社区居民经常参与社区组织的“圆桌会议”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参与行为。社区居委会的介入到居民维权事件中，组织了相关业主和物业管理人员参加了“圆桌会议”。在整个过程中，尽管部分社区居民积极参与了维权活动，但在与门面房主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博弈过程中无法形成影响力。不过，正是这种博弈的过程，唤醒了被认为没有“社区”和“社区参与”意识的普通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团结精神。被卷入其中的居民运用种种个体策略和集体行动表达自己的反抗，运用各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法律文本为自己的利益据理力争，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与官方代表进行周旋，并且适当地表示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实施暴力反抗。
（五）需求性社区参与
需求性社区参与是社区为了满足居民等高层次需求，而提供物质和精神保障，力图使个体得到满足。S街道针对自闭症儿童等特殊群体开展的心理咨询活动。在家长的陪同下，自闭症儿童定期到沙盘游戏心理治疗室，由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辅导。沙盘游戏中心对本街道的居民是免费的。在这里，作为义工的专业心理咨询师组织各种亲子活动，帮助这些特殊的来访者打开心灵的大门。他们在沙盘游戏中的表现能够帮助咨询者发现改变家长教育孩子的新途径。据心理咨询师介绍，这些孩子行为表现出较严重的自闭症状，所以尝试着让他一个人玩沙子，从行为疗法的角度，从而帮助孩子强化与外界沟通的能力。
三、社区参与功能分析
社区居民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参与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产生不同的社区参与行为，而不同的参与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政府、社区的功能发挥也有差异。福利性社区参与偏重于国家强制性在其中；志愿性区参与则体现了社区组织的引导；文体性社区参与可以看成是居民的一种积极的、自发的参与行为；博弈性社区参与体现了居民自主合作的行动能力；需求性参与因其自身特色不能在较大范围内推广，但其存在还是具有某种功能合理性的。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表明，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功能性作用已经形成，但是社区的自治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因此，也进一步揭示了社区的本质任然没有改变，即社区是一个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实施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的国家治理单元。
参考文献：
［1］孙 璐.利益、认同、制度安排――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J］.云南社会科学,2006(5).
［2］李 炜.论社区归属感的培育［J］.东岳论坛,2002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