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地域文化 思政教育 教育资源
大学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把大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就要从根本上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地方特色文化相结合，不仅可以丰富思想政治教学手段，而且有利于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屯堡文化是安顺地区特有的文化形态，其中有许多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供借鉴、借用的地方极多。但在运用的过程中产生了种种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对于能否较好地运用屯堡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
一、地域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价值
地域文化通常认为是生活在某一地域的人类群体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经过世代更替逐步形成而遗存下来的有关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总和。 因此，地域文化通常具有稳定性、传承性、丰富性、独特性等特征。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学资源，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1.丰富思想政治教学内容。
一方面，现今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以传统教材为主，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仅限于教材，所列举的教学案例比较空泛，这样会使得课堂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很多地方高校所处的地域都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不仅是各民族、各地区遗存下来的文化精髓，而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包含的历史、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资源是和中华传统文化体现的主旋律一脉相承的，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以屯堡文化为例，屯堡文化在贵州乃至全国都极有特色和代表性，名声在外。屯堡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如屯堡人的历史蕴含保家卫国的情怀，包含远大理想的信念，屯堡人最初是接受明王朝的征召，毅然离开江南来到安顺，为了扎根安顺，屯堡人祖先克服重重障碍，自然环境、当地土著居民的排斥、语言差异、生活风俗差异等。经过不断的世代更替、世代努力终于形成今日之屯堡人。在不断同化的今天，屯堡人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中重要原因便是屯堡人坚守传统文化，不管是在服饰、神榜、民居建筑等物质方面，还是在语言、地戏、抬汪公等精神方面都得到很好地传承。因此，通过屯堡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不仅丰富了思想政治教学内容，而且让大学生更多地了解屯堡文化。
2.拓展思想政治教学手段。
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教学效果，除了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外，还要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学手段。将地域文化引入课堂即是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手段之一。如在教学过程中，讲到远大志向、优秀传统文化、生态和谐等教学点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屯堡的建筑、屯堡人的服饰、地戏展演、抬汪公活动等照片拓展教学手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讲解知识点时，通过具体的案例教学，可以给学生讲述屯堡人的历史、生活方式、习俗特点等增强教学效果。除此之外，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播放相关视频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使学生将教学内容和屯堡文化事项结合起来。
3.拓宽高校思政实践教学内容。
为了让高校学生所学知识学以致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除了传统课堂讲解外，另一重要教育形式为实践教学，通过实践教学，学生将在课堂所学知识升华为内在理想和坚定信念。但不可否认，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来的实践教学内容主要是参观学习各种红色文化。在安顺地区，最有特色的文化形态就是屯堡文化。屯堡文化完好地保留下来，是一个活的文化形态，屯堡人生活在这个文化之中。屯堡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蕴含的教学资源可以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实践教学开辟新的实践教学场所。
地域文化不仅蕴含丰富的案例教学资源，对于学生而言还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屯堡文化分布在安顺地区，距离学校仅几十公里，且具有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思政教师可以亲自带领大学生到屯堡村寨，学生通过屯堡老人讲述屯堡人的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通过实地参观屯堡人的住所、地戏的展演等活动，通过访谈、调研等形式全面了解屯堡人。这样，通过有效利用学生身边存在的地域文化，为学生提供更为实际的教学资源，通过学生亲身体验，将学生课堂上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有机融合起来。
二、地域文化在思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地域文化蕴含丰富的教学内容，但通过调查发现，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1.教师欠缺将地域文化资源运用到课堂的意识。
随着地方高校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高校教师队伍，使得高校教师来自祖国各地，不再局限于以高校所在的本地人才为主。高校教师来自不同地区有利于教师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但同时使得高校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对高校所在地具体人文资源不熟悉、不了解，即使知道和了解地域文化的也很少将其运用到课堂中，导致思政教育者欠缺将地域文化资源运用到课堂的意识。尤其是年轻思政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是以教材中的相关案例进行课堂讲解。
2.教师未将地域文化和教学内容有机结合。
通过对思政教师的访谈发现，很多外地教师对学校周围的地域文化是了解的，至少是有所耳闻的，很多地域文化被开发成为当地的旅游资源。以屯堡文化为例，通过访谈了解到绝大多数思政教育者都知道屯堡，很多老师到过屯堡村寨旅游，一些教师甚至对屯堡文化进行了学术研究，而且部分教师做到了在课堂上引用屯堡文化的相关案例，但并没有针对教学内容进行举例，而是单纯向学生介绍屯堡，这样虽然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但没有将屯堡文化和教学内容有机结合，教学效果不佳。
3.地域文化进入高校思政教育机制不畅通。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地区或民族的物质文化结晶，蕴含丰富的思政教学资源，但由于进入机制不畅通，将地域文化运用到高校思政教学实践中还有一定困难。屯堡文化作为典型的地域文化，不管是形式多样的物质文化还是独特鲜明的精神文化都对笔者所在高校具有极为重要的运用价值，由于缺乏与当地政府的合作，高校思政实践课堂难以建立；由于缺乏与民族组织的合作，使得屯堡民间艺人难以进入学校。由于没有将多方资源进行整合，学校和当地政府、民间组织没有形成一个较为良好的沟通机制，使得屯堡文化进入校园具有一定难度。
三、将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学中的对策分析
1.对思想政治教师进行系统培训，有意识地将地域文化融入到课堂中。
不可否认，当前高校教育中，教师依然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要想强化地域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学效果，关键在于思想政治教师。一支高素质、强有力的教师队伍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同时是将地域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结合的桥梁，因此，要对思想政治教师进行系统培训，引导其有意识地将地域文化融入到课堂中。
首先，对高校思政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进行较为集中、系统的培训，通过培训，高校思政教师通晓高校所在地的地域文化，以集中培训和实地考察、走访的形式，让思政教师了解、熟悉和掌握地域文化的内容及教学价值。其次，引导教师树立有意识地将地域文化融入课堂的意识。教学中，除了教材已有的素材外，教师还要有意识地将地域文化中的典型教学案例融入教学中，将案例与知识点相结合吸引学生注意力，使学生感兴趣、有感悟，达到强化教学效果的目的。
2.多途径、多渠道将地域文化融入到学生的思政教育中。
将地域文化资源引入传统课堂教学固然是地域文化与思政教育相融合最主要的形式，除此之外，高校还应该创造性地开辟多途径、多渠道，将地域文化融入到学生的思政教育中。如将地域文化与新生入学教育相结合。通常新生入学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学校历史介绍、专业情况介绍、适应性教育、爱国爱校教育、纪律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规划教育等。高校可以在新生入学的一系列具体教育中融入地域文化蕴含的相关教学资源，不仅提高讲解过程中的可听性，还强化教学效果。另外，还可以将地域文化资源和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以屯堡文化为例，可以举行与屯堡文化有关的讲座、举行屯堡文化摄影活动及摄影展、以屯堡文化为主体的写作比赛等，通过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让学生亲自参与，感知屯堡文化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以“隐性”的方式让学生提升精神境界，自觉规范言行举止。
3.鼓励教师申请与地域文化相关的科研项目。
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之一，取得的科研成果非常丰硕，但对如何将地域文化资源融入思政教育还较少。以屯堡文化为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屯堡文化一直是研究热点所在，每年都有大量有关屯堡的科研成果面世，对屯堡文化的研究涵括了屯堡人的方方面面，但对屯堡文化如何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科研成果还很少。因此，高校应鼓励教师申请与地域文化相关的科研项目。首先，高校可以鼓励思政教师编写与地域文化相关的教材，将教材作为思政教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进入思政课堂。其次，鼓励教师申请与地域文化相关的课题，如与收集、整理和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蕴含的思政教学资源、地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方法、途径等科研项目，最终形成成熟的理论成果服务思政教育。
4.理顺地域文化进入高校思政教育课堂的机制。
地域文化由于具有独特性、丰富性、可感性、可听性等特征，使得其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但由于地域文化进入高校思政教育机制不畅通，导致地域文化不能很好地服务于高校思政教育，因此，高校要理顺地域文化进入思政教育课堂的机制。高校可以与当地政府合作为地域文化进思政课堂创造条件，可以将地域文化所在村落建立为实践教学基地，拓宽思政教育方式；可以聘请具有特殊技艺的民间艺人为客座教师，通过工艺展演、知识讲座等方式丰富思政教学内容。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实现高校、政府、社会三级保障，最终理顺地域文化进入高校思政教育课堂的机制。
四、结语
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思政教育价值不言而喻。地域文化蕴含丰富的教学资源，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地域文化不仅丰富了思想政治教学内容，而且拓展了思想政治教学手段，还拓宽了高校思政实践教学内容。由于地域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吸引力，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有利于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建立健全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育过程中，思政教师要树立将地域文化融入教学课堂的意识，对地域文化资源进行认真研究，取其精华为教学服务，通过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开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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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驻守军队形成了古村屯堡
明代是云贵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时代。朱元璋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派30万大军进攻西南，消灭了元朝残余势力，并把军队留在云贵地区，又下令将留戍者的父母妻子儿女全部送到戌地。在当地，军队的居住地称为“电”，移民的居住地称为“堡”，他们的后裔就叫做“屯堡人”。600年过去了，屯堡民居的建筑、服饰以及娱乐方式等依然沿袭着明代的文化习俗。
屯内采取八阵图结构布局，建筑多为军事需要考虑
屯堡的民居结构十分有特点，基本上采用小青瓦、白粉墙。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的鲍世行教授告诉记者，虽然屯堡依然沿袭着汉族人从江准地区带来的徽派建筑风格，但是也只是内室采用了木制结构，并且建筑平面多为合院式，采取“三房一照壁”的平面布局。而外而为了抵御外侵，选用的都是厚重的石头作为房屋的墙壁。以鲍屯为例，鲍屯内的街道狭窄，曲折多变，并且按八阵图布置，敌人进来就像进了迷魂阵，这里的房屋屋顶非常平缓，上面像鱼鳞一样错落地布满石片，各家的屋顶相连，平时居民可以很轻松地在各家的屋顶上走动。这样一旦有外敌入侵不但可以让居民迅速爬上屋顶，并能行动自如，而且屋顶上的石片扔出去就是很厉害的武器。除此以外，电堡地区民房的门都很低，这和传统的徽派建筑的高大房门有很大的区别。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型的武器搬运进屋。专家说，屯堡的建筑处处都为军事上的需要做了考虑，这些设计构成了屯内多层次的防卫体系。
当地人至今仍然穿着明代服饰
记者注意到，屯堡地区妇女的服装非常特别，多以青、蓝色为主，样式为宽袍窄袖并且不加花边。据当地的老人讲，屯堡妇女的服饰是传承了明太祖朱元璋夫人“马大脚”的服饰。俗称“凤阳汉装”。这些服饰从安徽传来，如今在安徽当地早已失传，但是在屯堡却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种服装在当地不仅仅作为节日或祭祀的礼仪服饰，在日常生活中、劳作时都穿着。屯堡当地的妇女都是自己在家纺布、漂色，再亲手缝制衣服的。当地人觉得穿着这样的衣服充满自豪感，这种衣服如今已经成为屯堡的一种标志。
唐以后，中国社会文化崇尚女子以“三寸金莲”为美，女子缠足曾被视为一种美与德的象征，而屯堡的妇女是不缠足的，据说是因为朱元璋的妻子马秀英自幼习武且不缠足。她嫁给朱元璋以后，南征北战，还率将校家属缝衣做鞋。屯堡妇女说到自己为何不缠足时总会说：“我们皇帝娘娘不裹脚，我们也不裹脚。”虽然不裹脚，但是屯堡的妇女都有一双非常别致的绣花鞋，这种鞋只有屯堡的人才会做。鲍教授说，这种绣花鞋十分讲究，鞋底是布底，鞋面上有尖头略向上翘起，呈倒勾状，鞋帮大多以蓝色、青色、绿色为底色，上面绣着色彩斑斓的花鸟鱼虫；有两层白布连接鞋帮的沿口，一直到小腿肚，从脚踝以上打绑腿。屯堡的女人不论去哪儿，就连在田中劳作都会穿着这样的鞋。
此外，屯堡妇女的发型也非常的特别，俗称“陌耳盖发”。它是将一绺头发从耳下梳过，结成一个长长的辫子，在后脑勺上盘成碗口大小的发髻。已婚的妇女还要在头上带一块白手帕。鲍教授告诉记者，每个朝代的更迭，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改服易冠。清朝时期，清政府宣扬“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时，汉人都要改变自己的发型，选用清朝的发式，否则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屯堡地区经过几百年的风雨，依然能把明朝的服饰和发式保留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研究屯堡的汉服对于我们现在研究历来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屯堡人的服饰可以让我们穿越历史看到最古老的汉族服饰，这也许在世界上是最后一块完整的保留汉族服饰文化的地方了。
【关键词】屯堡文化；地理区域；除蔽
中图分类号：K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237-01
在贵州安顺，村寨错落，居民住所多以石头为基本材料，石墙石板，村寨要冲之地碉楼耸峙且密布或圆或方的箭垛枪眼，与抗战时期的碉堡极为相似。自贵阳市往西，乘车沿滇黔国道行进，上述的寨落随处可见。如果我们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这一带的村寨布局有序，互为攻守接应，整体性和系统性表现得极为显著。当深入居民区内部时，我们发现这里的节日大多会上演一种以短刀小戟为基础的唱腔表演，这里的居民称之为“跳大神”。同样都以“跳大神”的概念引领，此处的内涵与贵州其他地方的封建迷信仪式大相径庭。就我们的初步观察来看，村寨中的这种仪式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一、剧情清晰，线索明朗，富有故事性且台词人物等皆以文本为依据；二、不以诈骗钱财为目的，而以娱乐大众为目的，娱乐性强。从以上两点特征来看，这种仪式的实质应该是一种戏剧。表演者头戴面具，边打边唱。面具红白分明，不同的形状和颜色代表不同类型性格的人物，与京剧中的脸谱功能相似；唱词不讲平仄对仗，大致押韵，多是一段一韵。在《贵州戏剧志》中，我们查到了其学术名称：地戏。
《贵州地戏简史》转引《贵州通志》卷三“嘉靖年间……以牛之头腹与茫神之色而验岁之丰歉”0的记载，指出地戏的产生应为明嘉靖年间，如此，村寨的形成史便又向前推进至明嘉靖之前了。同时，《贵州地戏简史》还指出，地戏为黔中安顺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是明朝廷官方意识形态的在屯堡地区的文化显现。这解决了“为何地戏的价值取向会是以忠为大”的问题，答案很显然，因为地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一带有序村寨的学术名称：屯堡。按照字义理解，屯，有聚集、驻扎之意，功能上以屯种为主；堡，小于城而大于寨，建有城墙，功能上以戍守为主。
遍查明史，贵州安顺（古称普定）境内的大规模战争并不多，而且贵州境内土司繁多，力量分散，加之黔中经济滞缓，黔兵武器装备落后，战斗力低下，根本无力对抗明中央政权，明朝廷也不可能会忌惮黔中普定境内的土司武装而投资修筑如此规模的屯堡。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在朱元璋平定夏国之后，普定土府总管等黔中土司便望风归顺。并接受了明朝廷“广教化，变风俗，使之同于中国”的政策。倒是贵州的邻省云南，连续拒绝明朝廷的招降，直至洪武四十年（公元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沐英为副将，率步骑三十万分两路直下，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悉平云南”，史称“太祖平滇”。差不多与平滇之役同时，朱元璋为防备蒙古的进犯，在北边边陲仿效汉朝屯边制度，“立法分屯，布列要害，远近相应。遇敌则战，寇去则耕”。可以说，如今我家乡贵卅I安顺的屯堡正是北方“屯守备边”的翻版，在北边屯边是为了防备蒙古，而我家乡贵州安顺一带的屯堡的修筑目的则是为控扼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
从地理位置上看，安顺素以“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著称，据《安顺府志》记载安顺“襟带楚粤，控制滇蜀，地据省城上游，为滇南孔道，真腹地中之雄郡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直接决定了我家乡贵州安顺的战略地位，又《贵州图经》云，“普定（今安顺）卫冲要剧地，众山环绕，为边鄙-都会”，正是安顺的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其最终成为屯堡的修筑地。从文化角度看，黔文化圈与荆楚、两粤及滇文化圈等多有重合交融，而地处贵州腹地的安顺，对于明朝屯田戍守的军士所带的汉文化无疑是一种保护。从实质上讲，文化保护的需要和地理位置优势的相互建构决定了安顺为屯堡聚集地的历史地位。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我家乡贵州安顺屯堡的几个基本要素：
1 地理优位：安顺地处黔中腹地，自然条件优越，适合农耕。加之地形封闭，不易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和殖民，从而保证了屯堡军民带来的汉文化的正统性和纯粹性。因此，出于地理优位和文化自卫的双重考虑，我家乡贵州安顺才最终成为屯堡的建筑地。
在多民族聚居的贵州山区，由于屯堡妇女的穿戴装扮完全保留着明代遗风，有别于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曾被称为“凤头苗”。《贵州通志》对此曾记载：“凤头苗，惟安顺府有之……其始祖皆凤阳人也，女子挽髻于项，与各族迥殊，俗以凤头苗目之，其习俗多与汉人同。”《平坝县志》也有专记：“明祖以安徽凤阳起兵，凤阳人从军者特多，此项屯军系为凤阳籍。又此种妇女头上束发作凤阳妆，绾一笄，故又呼之凤阳头笄。”这些着宽袍、大袖、发绾、玉簪，耳缀银环、腰系丝绦、脚蹬凤头鞋的屯堡妇女，以其独特的声调和一双无拘无束的大脚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当地人又称之为“京族”、“大脚”、“老汉人”。
据考证，他们是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驻兵卫所屯田的后裔。公元1367年，朱元璋领导的元末农民起义了元朝统治，剿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于1368年正月初四成为明王朝第一代皇帝，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当时，饱受战乱之苦的各族人民都希望安居乐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朱元璋顺应民意，逐步为中原百姓营造了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而对于西南的元朝藩王、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土司，则采取了派使者劝降的策略。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在谋臣的胁迫下，数度杀害朱元璋使臣并举兵反叛，迫使朱元璋使用武力解决叛乱。同年九月，他在南京点齐大军，派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溯长江水道至武昌，与湖广、河南、江西、浙江军队汇合为30万大军平定西南。
明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征程，于腊月十一日攻下“滇之喉”普定，后又攻克普安（今盘县）。梁王急命司徒平章达里麻为将，聚集10万大军屯扎于云南曲靖白石江南岸，企图靠天堑阻挡明军。腊月十六日，明军翻山越岭到达曲靖坝子并趁势渡江猛攻，一举全歼10万元军，征南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白石江大战告捷。元军失败后梁王自杀，征南战事基本平息。为防止残余势力和土司再次反叛，傅友德上奏朝廷建议屯田驻防。当时，由将士家眷建立的屯田称军屯，此为西南屯田中最早的一种形式；军屯建立后为永固江山，朱元璋把江南一带无地可耕的贫民和无业游民等迁入滇黔屯田，分给他们土地、种子和家具，屯田移民收获的农作物上缴税粮，这种屯田形式为民屯；为了扩大军队给养，加快商品流通特别是食盐贸易，当时政府还鼓励商人参加屯田，即商人自己雇人开荒种植，用所收农产品换取“官盐”用于经营，这种屯田形式为商屯。所有屯田军民闲时为民，战时为兵。从洪武年间至明代中期，上百万汉族移民通过各种形式进入西南，形成庞大的汉族移民群体。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叱咤风云的将士们就地屯田养兵，家属随之南迁辟荒开田，在远离故土的安顺一带聚族群居。贵州山区的封闭和移民理念的固守，使这支来自江南的移民大军世代传承着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自成一体、特色独具，形成了屯堡文化。
村寨――石头的世界
走进屯堡村寨犹如进入一个石头世界。“石头路面石头墙，石头瓦盖石头房，石头碾子石头磨，石头板凳石头缸”――这正是对屯堡村寨最精辟的描述。
屯堡人将建筑的防御功能放在首位，村寨依山傍水、就地取材，采用贵州山区随处可取的石灰岩，坚固实用。屯田的本质决定了屯堡村寨建筑的风格，四周建有石头城垣、寨门、碉楼。建筑以寨中空坝为中心点，向外辐射出纵横交错的巷道，将民居分成一片片，构成一个点、线、面相结合的整体。巷道两端筑有石头门，每条巷道可独为一体又可互相连通。民居很少有单体建筑，都是户靠户墙连墙，与碉楼、城堡组成易守难攻的建筑群。屯堡寨子的前面是阡陌纵横的田地，有丰富的灌溉水源，利于耕种；寨后靠山高而险峻，登顶可以远眺，观察敌情。原始的屯堡四周都有石砌城垣和雄伟的寨门。寨门和城垣都采用坚固的石料，高大雄伟，站在寨门上即可看清进攻之敌的情况，十分不利于敌方；待进攻之敌筋疲力尽时，则可聚集屯堡中的兵力出而击之，或于靠山顶燃放烽火向其它屯堡报信，等待援军共同夹击敌人，如援军迟缓，坚固的城垣和复杂的巷道又可坚守；寨中有囤积之粮，有饮用水源，为坚守提供了条件，一般数日无忧；就算敌人攻破了屯堡的防线，屯堡寨中民居和巷道还可以独自为堡，与敌人进行巷战，高大的碉楼和巷道民居随处密布的射击孔、梭标孔对入侵之敌同样有致命的威胁。
屯堡建筑虽把防御功能放在首位，但其建筑雕刻装饰十分精美，特别是民居的门头雕刻最为繁复，花窗、花板、花柱等，每个部件都饰以不同的图案，突出了江南汉族移民建筑的特征。屯堡人对住房的基石、门窗、柱子、屋面等进行雕刻美化，基石部分主要是石柱陀、石窗、石凳、石屋基、石栏板、石卡子花、石水漏、石门、石挑、石枋等。在这些石头部件上雕刻着福寿双全、平安如意、双狮戏球等各种组合图案，或海棠、如意、鱼、龙、蛙等单个图案。在门窗、柱子门楼、垂花门、垂柱、风窗、撑拱、隔扇门、裙板、月梁、驼峰、卡子花等个体构件上，工匠们用雕花镂空的技艺，饰以人物、花草、鸟兽等图案，或丹凤朝阳、吉祥如意、开门见喜等象征吉祥富贵的组合图案。或施以玲珑剔透的圆透雕，或施以凹凸迭起的深浮雕，或施以深浅有度的浅浮雕，或施以线条流畅的阴线雕，以满足屯堡人祈求家业兴旺、富贵长寿的心理需要，赋予石头建筑以活的灵魂，谱写出一曲曲雕刻在石头上的古歌，就连屋顶都是用方石板拼盖成菱形图案的白果花。这些江南手工艺人也是大批到贵州定居的，特别是木匠、石匠、砖瓦匠等，他们的技术在屯堡建筑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应用。
服饰――凤阳大汉装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具体展示。屯堡人男子要参与军事活动和重体力劳动，其服饰比较简单以求方便利索。男装多为青、兰、白布对襟短衫和大襟长衫，对襟短衫从中系布条缝制的布扣5-7个，前襟下摆缝两个布袋。大襟长衫沿右侧开叉钉布扣，小襟上缝暗包，下摆宽大长至膝下，腰扎布带，下穿宽腰宽脚长裤，头戴圆帽或包头帕，脚穿布鞋或细耳草鞋。
屯堡人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妇女装束上，为朱元璋家乡汉族妇女的正统装束。《安顺府志》记载：“妇女以银索绾髻，分三绺，长髻大环，皆凤阳妆也”。三绺头即“前发高束，形似凤凰头”。未婚少女留长独辫垂臀，以红带扎绕头上，已婚妇女将长发挽髻于脑后，套上马尾纺织的发网，插上银质和玉石发簪。她们腕戴银手镯，耳吊银质或玉石耳坠，额扎白布带（老年人多为黑色）、方头巾或彩带。妇女们身穿青色、蓝色、紫色、粉色、绿色或白色的大襟长袍，袖口、衣襟处绣着美丽的花边，腰间系扎织绵丝带，脚穿用镂、镶、滚等绣法制作的高帮凤头布鞋。妇女服饰多以挑花刺绣美化，图案为生活中常见的家禽鸟鱼和花卉，如蝴蝶、鱼、喜鹊、凤凰、荷花、瓜花、牡丹、红石榴等。出于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屯堡人多用石榴、蝴蝶、鱼等图样，将童帽做成虎头鱼尾，缀上“长命富贵”的银饰。就是一双鞋底、袜垫也要绣成白果菱形图纹，菱形纹源于鱼图腾，屯堡人饮食离不开鱼，结婚办喜事有鱼，祭拜天地、祖先也用鱼。青年男女对唱山歌时，女青年也要把自己精心绣制的鱼图腾鞋垫，送给男方表达爱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的封建礼教下，女人以“裹小脚”为时尚，而屯堡人却大反礼俗汉规，不落俗套、不拘传统，妇女均不缠足，曾被人鄙称为“大脚”。但在那战事不断、男人要出征打仗的年代，一双大脚却为她们从事繁重的劳动提供了极大方便。
地戏――军傩活化石
关于地戏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于明嘉靖年（公元1566年），《徽州府志》称翕州一带迎汪公时设假面之戏，此假面之戏与安顺一带农村地戏一脉相承。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贵州通志》所述“土人跳鬼图”，即为地戏戴假面、一锣一鼓伴奏的场面，在贵州民间人们称地戏为“跳神”。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的《安平县志》记载：“元宵遍张鼓乐、灯火爆竹，演绎故事，有龙灯、狮子灯、花灯、地戏之乐”。可见是屯堡人定居贵州后，将源于江南农村的“傩舞”假面戏传承下来。
地戏是“尚武”的屯堡人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象征，源于古代军队中作为出征祭典、振奋军威、恐吓敌人举行的一种傩仪，因此屯堡地戏是对傩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一般是一个村寨一堂戏，大的村寨如詹官屯、吉昌屯、狗场屯、西屯、九溪等，一寨就有两堂甚至四五堂地戏。据初步统计，安顺屯堡一带约有地戏300多堂，一堂戏的演员二三十人都是地道的农民，由戏头或神头负责指导排练。演出时演出者头蒙青巾、腰围战裙、戴假面具于额前，手执戈、矛、刀等武器边唱边舞。唱和舞是地戏表演的主要形式，其唱是无乐器伴奏的说唱，只有男女角色之分，由剧中角色边说边唱边交待剧情。唱腔无曲牌，简单、朴实、古拙、高亢，唱词分上下句，在一锣一鼓伴奏下，由一人领唱众人伴和。其鼓点比较简单，有“行军鼓”、“战鼓”、“聚将鼓”、“十字鼓”等，配合唱腔和武打动作，随剧情变化时而激越、时而平缓。其舞实为武打，由古代战争的骑马步战、格斗拼杀衍化而来，拼杀动作粗犷、勇猛并非虚打虚杀，有的还使用铁质的真刀真枪，铿锵之声不绝于耳。
地戏演出不搭台，在村中空坝或田地上围场而演，演出时间一般是稻谷扬花时节，祈求丰收。主要是在传统的春节，期望来年风调雨顺、家家平安，从阴历正月初二开始演出半个月至一个月，有些村寨还互相邀请地戏队演出。在整个演出结束后，班子还要进行扫场封箱，送诸仙各归其位，以待下次演出。仪式由两个特定有趣的人物：土地公公和麻和尚主持。小军先上场通报过后，土地和麻和尚出场，互相盘问打趣，其中有着许多屯堡人的言子话、俗言和歇后语，屯堡文化研究者郑正强先生作《最后的屯堡》时在描写这个过程时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述：
土地问和尚，你从北京来要到哪里去？和尚答：“扯匹茅草做滑竿――土地明白，说“噫”，抬弯呀：你从台湾来，路过哪点？和尚又说：小偷儿蹲檐脚――土地明白，说：“啊，拗门（澳门）……”这样问来问去，土地再说问和尚，带来哪些经典？和尚故意答不对题，乱答：菜油也经点、煤油也经点，桐油、猪油也经点，只有土地老儿的油不经点。
扫场在这样轻松搞笑的气氛中开始后才转入正题。土地和尚手执扫把边扫边念，念词多是一些扫除人间瘟疫病痛、祈保村寨安宁的吉语。把这个仪式完成后，众神入位，演了大半月的戏才算终结。富裕的屯堡人家还在地戏演出期间，请地戏班子去为自家开财门，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民俗活动，大致是主人家有子孙中举或家中建新宅等喜庆事，为了喜上添喜，热闹一番。二是农历七月半，鬼节期间，七月十四是屯堡人的一个重要节日，称为“供老祖宗”，这期间正是稻谷扬花的时节，故这一期间跳地戏称为跳米花神，时间一般三至七天，这一次跳地戏的仪式和正月间一样，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主要是企盼五谷丰登，演出期间更少不了为人家开财门的民俗活动。
地戏演出的剧本保持讲唱文学特征，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内容比较单一，既没有谈情说爱的才子佳人戏，也没有清官断案戏，纯粹是屯堡人歌颂英雄人物的故事，一个剧本就是一部书。表演不分场次和生旦行当，由剧中人物边演边唱，表现的都是征南屯兵熟悉的军旅生活，和屯堡村民所喜爱的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三国英雄、瓦岗好汉、封神将军等。剧本为第三人称为主的叙事说唱体，唱以七言为主兼有五言和十言，通俗易懂口语化，说白部分是半白话。地戏演出的装扮、彩裙、背旗、战袍等色彩鲜艳，唱腔源于江西傩戏中的弋阳高腔，适宜表现地戏的战争主题。屯堡人的祖先把这一特殊唱腔融入了地戏，并随着屯田贵州延续下来，这曾影响京剧的重要唱腔在其它戏剧中如今已不存在，惟在贵州地戏中保存下来。
地戏演出的重要特征是演员头戴面具，面具俗称“脸子”，用丁木和杨木经过精雕细刻、上彩装饰，制成栩栩如生的地戏人物面具。面具造型分为老将、文将、武将、少将、女将，老将豁达、少将英俊、文将儒雅、武将威猛、女将妩媚，甚至对眉毛也有“少将一支箭，女将一根线，刚烈人物如烈焰”的要求，嘴巴则有“天包地、地包天，不包天地两半边”之分。此外还有一些杂色面具，如老道和尚等。
地戏面具的制作经过截材、剖半、出坯、折面、上彩、装饰等6道工序后，作为工艺品就可进入市场销售，若作地戏演出用还要举行开光仪式。安顺一带有300多支地戏队，需要大量地戏人物面具，因此造就了一代代面具雕刻艺人。这些艺人相对集中在下苑、周官、东屯、西屯、旧州、蔡官等地，不少村寨的男女老少都从事面具雕刻工作，使安顺平坝一带成为名副其实的面具雕刻之乡。地戏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戏剧学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安顺地戏队曾应邀到法国、西班牙、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和台湾、香港等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各国专家学者也纷纷到安顺实地进行考察和采风，称地戏为“中国戏剧活化石”。
民俗――文化博览会
屯堡人的节庆活动丰富多彩，一年四季从不间断，按农历时节进行。正月春节是最隆重的节日，有贴春联、贴神像、跳神、玩花灯、群体性迎春等活动；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诞辰日；三月清明节祭拜祖先；四月初八“开秧门”、吃“乌米饭”；五月“端午节”；六月初六是土地菩萨诞辰日。关于“六月六”节的来历，传说不一，或曰祭奠创造并传授水稻栽培技术的，或曰栽秧上坎，而庆贺，或曰纪念古代一对忠贞爱情的青年等等。每一种说法都有一个动听的故事。清代《安顺府志》记载：“以六月六日谓之过小年”。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村寨中，家家户户都要打米粑，包三角或四方五色粽子，有些村寨还要宰猪杀鸡敬祭神庙，祭祀祖先。屯堡中年男子聚集寨中，开怀畅饮，女子走乡串寨，探亲访友。青年则着节日盛装，寻一宽敞坡地，吹奏木叶、勒尤，弹奏三弦，拉二胡，举行对歌、丢花包等活动，结识意中人，尽情欢乐。老人则坐在古树底下，谈古论今，制定和监督乡规民约；“七月半”祭祖节（俗称“鬼节”），为祖先送“钱”送“物”；“放河灯”俗称“吃新节”，时间是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先由一寨鬼师带领童男童女到附近田间地角进行采新，摘些成熟的谷物瓜果，挂放古树下，然后杀猪宰羊杀鸡，用整鸡、猪头、羊头、九串猪肉和二十四碗饭祭祀祖先和神灵。族人按辈分尊幼排列，跪拜祖先，鬼师口默诵，用竹鞭指五谷六畜教识，众人如学生状跟读。祭毕，放土炮、鞭炮进行扫寨、演摊戏、唱山歌、耍武术，寨老则用筛盛鸡、肉、酒，将栓有红辣椒和青蒜的竹杆插在田间地头，以示送祖毕。节间，还要举行放生活动，主要是野生动物及鱼类。今日安顺西秀湾子寨、平坝大狗场等村寨的吃新节最为隆重。送祖先返回华东老家；八月中秋节“拜月亮婆婆”；九月初九“重阳节”；十月初一牛王菩萨诞辰日，办“牛王会”；十一月冬至吃狗肉御寒；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
节庆期间屯堡村寨热闹异常，家家户户远客盈门，除了演地戏外，还表演花灯、山歌、唱书等。花灯演的多是家庭琐事和表达男女爱情，充满了生活情趣，深受乡民们喜爱。花灯表演者边唱边舞，唱腔有四季调、采茶调等，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唱腔，舞蹈动作有起步、走场、玩扇、玩帕之分。传统的屯堡花灯只有唐二和幺妹两名演员表演，他们在乐器伴奏下出场、走场、舞帕或舞扇。乐器伴奏停止后，唐二和幺妹一唱一和，不时打趣的语言，生动诙谐，常逗得观众开怀大笑。屯堡人的山歌如行云流水，舒畅悠扬，山水草木、鸟兽鱼龙、人情世故、情爱悲欢等，都可作为表演题材，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就是一首淳朴的山歌，承载着屯堡人轻松、活泼、坚忍不拔的性格。屯堡山歌一般是七言四句，有孝歌、佛教、盘歌、飘带歌、滚带歌、排歌、刁歌、结巴歌等；唱书是屯堡人了解历史、增长知识、接受教化的一种方式，十分大众化，易懂、易记、易传。
屯堡人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婚姻习俗也特别讲究，谈婚论嫁沿袭传统的礼仪，联姻开亲多为老亲且门当户对，很少与外界及其他民族通婚，某些姓氏之间也不能定亲。
当前中国的中心文化都是现代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始终处于这一中心的边缘［1］。但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2］。就中国社会总体而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全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的［3］。武术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草根文化”形态，而当前对我国武术的研究，一方面，研究的地域依然主要集中于“城镇”；另一方面，对武术的研究则以宏观性的研究为主，扎实的、微观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极有必要采用一种“眼光向下”的“平民化”姿态，将武术研究的视角置于“村落”这一社区生态空间之内。为了从理论与实证的双向维度对我国村落武术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方式，通过对一个自然村落武术活动“地方性知识”的考察来分析村落武术的变迁。其实把村落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社会进行观察和分析，曾是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家努力进行并取得有世界影响的一项工作［4］。费孝通先生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指出：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单位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5］
1操作性定义
1．1村落村落指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群体，常用作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6］。在我国，村落可以分为2种，即自然村和行政村。自然村是指由村民经过长时间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后者是指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而确定的乡（镇）下边一级的管理机构所管辖的区域［7］。由于行政村与自然村常常是重叠的，因此，本研究中的鲍屯既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
1．2村落武术村落武术是以村落民众为主要参加对象，在村落环境下传承、发展的武术活动。
1．3文化变迁文化变迁主要是指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功能（意义）与结构乃至任何文化事象或文化特质，因内部发展或外部刺激所发生的一切改变［8］。
2村落武术的变迁及启示
2．1社会变迁：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就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来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组织系统，它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结构等方面。而所谓的社会变迁，便是指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变［9］。我国的民间武术文化是一个集合的文化体，对村落武术而言，社会的变迁是导致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当社会环境的改变有利于民众新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时，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8］22在贵州安顺鲍屯，村落武术活动的发展和变迁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贵州安顺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之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鲍屯便座落于此，历史上安顺地区的屯堡村落与军事活动密不可分，尤其以明朝时期的屯军活动影响最为明显。在贵州安顺周边，包括普定、平坝、镇宁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内，存在着数以百计这样的村落，这些村落多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命名，隐含着这些被称之为“屯堡人”的由来。清朝道光年间《安平胰志》记载：“屯堡即：明洪武时，军之住所”。
《安顺府志•风俗志》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载：“屯军堡人，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鲍屯就是这样的屯堡村落之一。由于村民大都是明朝入黔的军、民户后裔，屯军习武于依山傍水的屯堡村寨，因此，屯堡人至今仍保留着大量明清军事文化的遗存，其村落也具有明显的军事武术印记。特定的军屯历史背景，加之特殊的外地移民身份，致使鲍屯村落民众在实际的生活中，除了应对频繁的战事活动之外，还要应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侵扰和敌意，正因为如此，鲍屯自古习武成风，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明代屯军裔嗣”崇尚武术，在安顺鲍屯考察发现，时至今日，鲍屯村落民众对传统武术、军傩等活动依然具有高度心理认同，一种渴望保留传统文化的心态，至今依然成为村落民众强大的内聚力，并顽强地表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明以后，随着起伏动荡的社会变迁，清朝屯田制的废除、填南移民的涌入，村落里的武术活动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当大明王朝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封建王朝一样土崩瓦解之后，加之冷兵器的逐步消亡，由于明代军事战略而遗留的屯堡村寨的军事武术活动也逐步衰退，甚至丧失。在鲍屯，发轫于军事战争母体的村落武术活动经过漫长历史的发展，逐步渗入到村落的其他民俗文化活动中，如庙会中的武术表演、地戏中的武术打斗套路等，并逐步演变成为村落民间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在明代，鲍屯的村落武术是作为当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主体价值更多地表现为“军事征战”“保家护院”而存在，而之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村落庙会等武术活动则成为村落民众的精神归宿。在村落武术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的变迁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目前，鲍屯的村落民众依然还在传上传习下来的独特拳术，因其传承区域仅局限于鲍姓村落而称之为“鲍家武术”或“鲍家拳”，但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这偏于一地的“鲍家武术”也陷入“无人问津”和“自生自灭”的窘状并逐步失传，偌大的村落里武术的传习者已寥寥无几，仅有鲍姓第二十代孙鲍灵佑与其徒弟鲍安洪、鲍灵斌还在苦苦维系，武术的传播空间也仅存于村落活动中的庙会表演中，曾经的繁荣和盛况已难以再现，只是存活于村落老者的记忆中，但是通过查阅当地县志、族谱，以及村落老人的口述记忆中，鲍屯村落的武术活动的个性特征却依稀可见。考察发现，鲍屯村落传习的武术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自身特征，具体表现为：1）兵器和套路多，内容丰富。鲍屯村落传习“鲍家武术”的整个武术系统使用的兵器多达数十种，可谓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器械有短刀、大刀、钝鞭、虎头钩、拐、捎子、炮锤、手棍、绳镖、绝鞭、短棍、鞭杆棍、青龙刀、蛇皮鞭；2）武术技术动作的战斗性、对抗性较强，具有较浓厚的军事色彩，武术套路多以对练为主。鲍家武术的套路和动作，较多以实战要求进行编排和设计，演练的过程仿佛置身于战斗训练和演习中，通过斗智、斗勇、斗技、斗谋等对抗性活动来展示武术套路，具有较为显著的军旅特色。演练的套路有三禁枪、三会苗子、二会苗子、双刀破苗子、五虎刀、杀四门十八刀、大刀破苗子、白手夺大刀、虎头钩、和平拐、捎子、六棍、连锤、单枪、青龙刀、四平剑、梅花九节棍、炮锤拳、手棍绝鞭、流星锤、花枪、短棍、鞭杆棍、蛇皮鞭数十个套路；3）与军傩地戏密不可分。在村落老人的口述记忆中，鲍家武术经常与军傩（傩戏的一种）结合在一起，用来歌颂和表现战争中英雄人物高超的军事武艺。在独具特色的安顺地戏中，以武术的器械作为其道具，以武术的套路、动作作为其表现形式。在鲍屯，武术与地戏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与村落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在鲍屯，规模较大的民俗活动有每年正月和七月的跳地戏和“迎汪公”。庙会的举办为鲍屯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独特的武术文化传承空间，并一度成为鲍屯村落武术活动传承与发展的直接社会动因。#p#分页标题#e#
2．2文化主体需求的变迁：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着的［10］。一般而言，当社会或者自然环境发生变迁的时候，文化主体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迁［11］106，当然，这种变迁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贵州自古称为“化外”“蛮夷”之地，在明朝初年，当地土司占地为王，不尽服之，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后，其势力并未完全控制西南诸省。为一统河山，“洪武十四年（1368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军征云南。次年二月云南平，政府设军卫以屯戍之。”［12］平息战乱之后，如何保持平定以后的云南乃至整个西南的长治久安，大明皇帝实行了让军士屯田的举措，“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不仅完成了明王朝镇压反叛的目的，这个决定也改变了数十万征南将军的命运，曾经的军士开始拿起锄头开垦土地，亦兵亦农，“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出于同一目的的同一命运同一生存需要，聚族而居，逐渐形成有别于当地民族和其他汉族的特殊群体———屯堡人［13］。据史料考证，洪武十四年入滇的明军数量有30万之众，洪武年间安顺地区的移民以军卫移民为主，构成了独特的军事移民社会。由于明朝战略需要而形成的大规模军事移民，也带动了贵州地区民籍人口的迁入，这就是商屯所引起的人口流入。“明代设屯，军民居住上有区别，如名为‘屯、堡’都为军户住所，名‘村、庄、寨、院’为商民户住所。”［14］鲍屯无疑属于前者，时至今日，虽历经600余年岁月的洗礼，鲍屯村落里的古雕堡、演武场等遗迹依然随处可见，整个村落的设计具有明显的军事征战色彩。
从鲍屯村落武术来看，在明清时期，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开展得很红火，主要的社会动因是村落武术承载的功用价值能够有效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之后的匪患，以及当地土著居民对外来者的反抗，武术很大程度上成为村落民众“保家卫国”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在当地独特的“军傩地戏”中似乎有着某种暗示。关于鲍屯和安顺地区的“地戏”，《续修安顺府志》有这样的记载：“黔中民众来自外省，当草莽开辟之后，多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备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失生疏，含有养兵于农之深意。迄今在安顺境内，盛行不衰。有这样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即便是今天看来，鲍屯所在的安顺地区，其地戏活动依然带有显著的军事色彩。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其一，地戏演出的内容全部为金戈铁马的战争，剧中人物没有生旦净丑之分，角色主要以将为主；其二，地戏表演时使用的兵器有2种材料，其中之一便是“真家伙”，也就是真刀真枪的表演，场面勇猛逼真，犹如置身真实的战争场面。事实上，早在1988年法国巴黎艺术节上，鲍屯所在的安顺地区的“地戏演出”就曾经引起巴黎的关注，这不仅是因其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更因其显著的“武术”特色让人惊奇，地戏中的“空拳对”“扭脖劲”“鸡打架”“左右栽花”等徒手技艺；“打黄金棍”“打背板”等棍棒技艺；“梭枪”“抛枪”“杀转枪”“耍刀”“飞刀”“理三刀”“围城刀”等刀枪技艺均含有大量武术的成分。当然，今天进一步探讨当地的“地戏”，或许可以推断当年的地戏活动具有“养兵于农”的内涵，但绝非仅此，实际上，“地戏”也就是当地那种戴面具戏，当地也称之为“跳神”，只是近些年来由于其不设舞台，在地上表演，故称之为“地戏”。实际上，“地戏”是一种傩戏，其早期的主要的功能是祭祀，是一种祭祀礼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傩的形式演变轨迹也经历了由傩祭—傩舞—傩戏的发展，傩的主题演变轨迹也经历了由驱鬼到娱神再到娱人的发展［15］。
同时在村落武术的调研活动中还发现，建国以后，鲍屯和其他的村落民众都把习武当作跳好地戏的第一要务。在今天看来，“跳好地戏”、参加正月与七月的地戏表演反而成为村落民众参与武术活动，促进村落武术发展的直接动因。目前，在鲍屯所在的大西桥镇，有较为流行的地戏16堂，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四马投唐、罗通扫北等，每年正月和七月2次多日演出。通过查阅地方县志等文献资料可以推断，在明清时期，整体上鲍屯村落武术活动的变迁幅度并不太大，这反映在鲍屯村民对村落武术活动的需求上。这种需求主要表现为2个方面，其一是“保家卫国”的实际需求；其二是“寄托精神”“祭祀亡灵”的心理慰藉，如民俗活动中的地戏、庙会等。由于村落武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心理预期价值并契合这时期村民的需求，因而，在那段时期，村落武术发展的社会推动力较大，故较为红火。但是，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社会法制逐步健全，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原本用于“保家卫国”的村落武术价值已几乎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中国加速进入社会转型期，城镇化、市场化大规模的渗透到村落的各个领域，我国农村村落的整体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农村的小农经济开始并逐渐瓦解。经济体制的变迁影响到农村村落的方方面面，村落民众不再需要依靠“神灵”来乞佑风调雨顺，村落民众不再局限于宗亲和姻亲，不断扩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意识大大降低。由于急剧社会变迁之下，村落民众的文化需求发生了变化，而导致村落武术活动与村落民众需求出现紧张和不和谐，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开始衰落的根本动因便在于社会的整合与武术活动的意义整合之间的紧张、断裂所导致的村落武术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已基本不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这势必导致村落武术活动日益衰微，甚至消失。
2．3文化变迁与适应：村落武术的解构与重构人类学认为文化的变迁是文化的常态现象。文化的稳定和均衡是相对的，变化与发展则是绝对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变迁史，文化变迁记录下了社会发展的进程［11］6。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对我国的农村村落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深地触动与震撼。这种震撼和触动表现为：在经济结构上，以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经济逐渐崩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被引入农村，小农经济不复存在；在社会结构上，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基础逐步退却，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连土地都已经不再是农民的根本。德里达指出，意识形态的活力在于自身的解构［11］107，在大规模文化变迁背景下村落武术未尝不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村落武术的解构与重构一定意义上具有某种“自身变革”的含义。这种变革可以表现为村落武术在功能、内容，以及形式实现“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例如，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在功能上的解构与重构。明清时期和解放之前，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在功能上主要表现为“练为战”的军事功用和“保家护院”的自卫手段。#p#分页标题#e#
之后，随着法制社会的完备，村落武术活动发生新的解构，村落武术用于实战的功用大大降低和减少了，转而使“为了跳地戏”而成为推动村落民众习练武术的社会动因，更进一步说，村落武术中所承载和隐含种族凝聚力、种族认同感的隐语功能又得到突出和增强。在市场经济、城镇化建设逐步加快的今天，鲍屯的村落武术毫无疑问地面临着新的解构与重构过程，无论是从内容、形式还是功能上，都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村落武术文化的变迁，正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其功能、内容以及形式的动态作用来不断调适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文化变迁是历史的必然，村落武术的发展要在社会文化变迁中不被湮灭，同样也必须适应文化主体新的文化需求。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化形态至多只会成为一种“死去”的文化遗存，保留在民俗博物馆中。村落武术文化的出路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大力开展和建设新农村的社会大背景下，鲍屯正在组织申报“鲍家拳”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承担着村落民众健康需求、丰富民众文化生活、寄托种族认同等功能的村落武术馆校“鲍家拳馆”业已成立，并发挥着新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社区参与度 社会文化影响 感知 层次分析法
一、引言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人们逐步发现,旅游作为一种产业为旅游目的地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问题。从“社区”的角度去思索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并实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的、可行的途径与方法。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借鉴旅游地社区参与度层次分析评价模型，通过揭示案例地社区参与度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对比不同区域居民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差异，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郎德上寨是贵州黔东南巴拉河流域典型民族旅游村寨，天龙屯堡是明初驻军屯田形成的独具独特文化特色的旅游古镇，不同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旅游发展模式，社区主导的朗德、公司主导的天龙，同时这两个传统村镇都是著名的社区型旅游地，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开发，作为研究案例具有典型性。
二、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的调查研究
1、建构社区参与度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层次分析法，可以将社区参与问题分解为三个层次。
目标层(A):为社区总体参与度。
要素层(B):需要根据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范畴来确定，通过参考文献并结合我国旅游地社区参与的实际可以设定为旅游规划与决策参与度 (B1)、旅游经营管理参与度 (B2)、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与宣传教育参与度(B3)、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 (B4) 四个因子。
指标层(C):在要素层的基础上对每一个方面分别提取其内涵指标，各指标之间相互独立，并且同时与“社区参与”这个理论紧密联系，最终得到一个包含全面，各指标内涵独立清晰的“目标层-要素层-指标层”的评价层次结构。（见表1）
表1： 社区参与度评价指标体系
2、评价数据采集
在社区参与度评价指标体系中，C22-C24, C41-C42为客观统计性指标，其数据通过景区相关部门走访获得，客观指标的统计数据直接转为指标的赋值，对于难以直接获取数据的非统计性指标。考虑到居民是社区主人, 他们亲身参与旅游开发, 对社区参与的程度最为了解, 因此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数值。本文设定社区参与度最高为100分 (对应的参与度为100%),并将社区参与度水平分为三个层次, 其中得分小于40分为轻度参与, 得分在40～70分之间为中度参与, 得分大于等于70分为高度参与。
问卷整理后，将每题的得分平均分作为相应指标的得分。调查所得数据见表2。
表2 社区参与度评价指标得分
3、应用层次分析法获得指标主观权重与社区参与度评价值
关于社区参与度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笔者采用南京师范大学候国林等研究总结的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其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如表3.
表3 旅游地社区参与度层次评价相对权重
数据来源：侯国林，黄震方.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与应用[J].地理研究，2010,29（10）:1802-1813.
4、计算社区参与度综合评价值
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各影响指标，按其权重值与旅游地实际采集的指标数据，将其乘积作为每项的最后得分值，数学模型为:
其中:E为旅游参与度综合评价值，Q为第i个评价指标权重值，P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分值，n为评价指标的数目。
经数据计算处理，两地社区参与度评价值郎德上寨为58.266分, 天龙屯堡为39.375分。按照划分标准，朗德上寨属于中度参与，天龙屯堡属于轻度参与。
三、两地居民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感知调查研究
本文旨在了解两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差异,所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并配合深度访谈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关感知部分的问卷共设计了8个问题，包括语言变化、风俗变迁、饮食结构、民族服饰、建筑样式、生活方式、居民道德、价值观等。考虑到社区居民文化素质比较低,所以问卷语言尽量符合当地的语言习惯。访谈主要在两地各选择10为受调查居民进行，受访者以25-60 岁年龄段为主,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和中学水平,家庭收入来源以务农为主,副业为辅。两地居民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感知情况如表5：
表4 两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调查结果
“五四”历史的功过及反思
论的道德教育观及其当代价值
党团联动建设保障条件及在高校的育人作用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校文化安全建设论略
在应对高校突发事件中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基于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分析
信息不对称视野下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困境及出路
和谐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机会平等问题探析
和谐共进——贵州高校辅导员队伍健康发展的途径
贵州当代大学生生态意识现状及教育对策研究
我国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学习观念调查——以海南民族地区为例
《道德的指南针》的教育内涵述评
地域文化视阈中的民间文化心理和民间价值取向——白族作家赵敏文学创作的心理探析
李端棻与《请推广学校折》
德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教育的异化
《新视野大学英语》语料库与数据驱动模式下的词汇教学
在参与指导教师科研课题中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以贵州大学植物保护专业为例
论经济实证研究方法的教学实践
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与数学建模思想之探索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初探
与文本互动:大学英语阅读障碍干预模式研究
浅析英文影视材料在英语视听说教学中的应用
好风凭借力 阔步更前行——贵州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纪实
临济禅法的禅思取向——“真正见解”
生活禅:当代人间佛教的社会路向
士的精神:故乡的反求与觉悟——禅宗特质与中国人文世界之一
赵州禅与生活禅
赵州禅师的禅法宗旨
文摘之窗
当代教育文化的主旨意在理念重塑精神重构特色重建素养提高
可持续发展视野中大学面临的挑战与责任
国内外“产业生态学”研究与教育的比较分析
生态环境与社会和谐
教育:给人自由,给人关怀
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的文化逻辑与现实冲突
关于地震致残学生数字化学习支持策略研究的构想
试析傈僳族传统生态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论语》中的学习思想
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探究
基于区域文化构建中华民族精神的方法与可能——以浙江为个案
贵州古代学校教育从萌芽至初步兴起背景探究
贵州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体制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城市社区人口文化建设模式优化及其路径选择——基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盛世花城社区的实证分析
语类理论视角下的学术语篇研究与英语专业论文写作课程改革
案例式教学法在有机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生态学本科教育论析
以教育为纽带 共商中国—东盟区域发展的新方式、新途径——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暨第三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纪实
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基于贵州明代卫学社会影响的考察
地戏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黔中族群关系的演变
屯堡人的精神崇信
族际交往看当代黔中地区屯堡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
自担任街道党工委书记以来，李彩波多次带领班子成员深入村屯、社区调查走访危房户实际情况，多方协调沟通，筹措资金，对全街30户危草房进行了全面改造;通过多方协调沟通筹措资金对十里长街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硬化、沙化道路39.2公里，长街两侧铺上了5公里的步道板;近年来，李彩波多方协调，筹措资金新建4处村级活动场所，2处社区办公用房、建立文化广场8处，文化大院3处，百姓农家书屋6处，并为每个村都配置了音响设备;李彩波号召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成立了爱心志愿者救助团队，对靠山村任桂玲、刘金凤、三家屯吴丹丹、永丰村韩洪波等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和帮扶。
危房改造，暖了百姓的心窝
住房问题，是民生根本。但对郑殿仁来说，却成了大难题。今年45岁的郑殿仁是东岗村人。10年前因车祸膀胱严重受损一直提着尿袋生活，10年来，一直由80岁的老父亲照顾起居。多年住在2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里。房子经过50年的风化雨淋已经面临倒塌。然而，对于每月靠低保维持生活的郑殿仁来说，想盖新房，却是痴人说梦。李彩波知道后，通过多次向区政府里申请危房改造项目，加上村里自筹、社会捐助，终于实现了郑殿仁的新房梦。郑殿仁接过新房产证时激动的手都颤抖了，感动得热泪盈眶，他80多岁的老爹哭着说，有这样的政府，就是将来我死了也就放心了！现在，经过努力全街道已有33户特困居民和郑殿仁一样住上了新房。贫困农民们告别了一辈子的土坯房，与城市居民一起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喜人成果，真正暖到了农民的心窝里。老百姓逢人便说，还是政府好啊！
解决，顺了群众心气
提起腰堡街道问题，全省全市出名。大顶山航电枢纽工程浸泡农户土地问题，永丰村村民集体访、越级访问题，农民征地补偿诉求不合理问题，整体搬迁安置安抚工作问题等等，各村大事小情不管有理无理都来找政府。李彩波常说，要想经济快速发展，前提是地区必须安全稳定，上任以来，她坚持带头坚持领导干部接待来访群众制度，对重要案件，亲自批示，亲自包案。每次只要来到单位，进了办公室基本上都看不见她出来，血压升高，身体难受那都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她从来不斤斤计较。永丰村有个老上访户刘亚琴不管大事小情，一有事马上就找街道一把手，李彩波接待她的次数已经记不清楚了，刘亚琴每次都是带着愁容来，走的时候都是笑脸回去。永丰村村民集体搬迁至新楼，有的老百姓不愿意搬新楼，组织一些村民到区里，街道上访，李书记不论上班时间还是双休日每天都去那些上访户中去解答区里一些相关扶持政策，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现在永丰村的百姓基本上都搬进了新楼，以前的那些上访户现在也都理解了，常常对别人说，这女书记真是厉害，真是我们腰堡街道好干部。
发展农业，富了村民的腰包
腰堡依托一条长街，靠紧呼兰河、松花江。李彩波全力做好“水”文章，从上任以来，主动为投资人服务，解决商家困难，几年来，呼口湿地公园投资近4亿元，接待游客数十万人，赢得了省、市、区各级领导和众多游客的广泛赞誉，已经成为哈市旅游的新名片。在她的努力下，新建码头投入使用仅仅两天，就吸引了2000多名游客，极大的方便的外地游客的出行。同时湿地旅游的发展也带动了辖区内周边村屯的经济发展，部分村民借着沿江旅游开发和河口湿地公园的发展，办起了数十家特色农家院，成为全区农家乐新型旅游观光的亮点。现如今的腰堡有万亩水稻，千亩葡萄园，千亩绿色蔬菜基地，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
狠抓党建，随了大家的心愿
作为党工委书记，抓好党建工作责无旁贷。刚到腰堡，她带领班子成员下基层调查，深入农户家中走访，结合街道实际情况，推进大社区建设，努力打造“小政府、大社区”，实现六室一站的服务模式。实现阳光服务，让群众面对面监督，实现廉洁高效服务，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的关系。为了方便百姓办事无门的问题，她和相关部门协调沟通，筹措资金新建水师村、靠山村、三家屯村级活动场所，新建松花江社区和河口社区两个社区办公用房，办公面积都在500平方米以上。她筹措资金，对水师、靠山等4个村屯自来水进行全面改造，四个村屯全部建成了高标准高质量规模的自来水房，村民吃上了放心水。通过她多方协调沟通，筹措资金，现在腰堡街道建立了文化广场8处，文化大院3处，百姓农家书屋6处。组织开展各类文艺汇演达到20余场，极大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百姓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共解决各类问题100余件，亲自组织开展各类党建活动20余次，进一步的密切了党群干群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群众对腰堡未来发展的信心。
茶叶经济数百年来一直是安顺市西秀区农、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西桥下九村把茶叶作为利级经济的骨干产业，为推动茶叶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提高茶叶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打造茶叶品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减少投入，增加收入，2007年，下九村成立了安顺市首家茶叶专业合作社――下九村茶农互助经济合作社。2008年成立了全区第一个茶叶协会，投资23万余元建成该村茶叶加工基地。现有茶农154户，茶园2100亩，是西秀区名优毛峰茶主产地之一。
安顺茶叶以其内含物质丰富、品质优良而闻名省内外，先后创制过龙宫茶、碧峰茶、瀑布毛峰等诸多名优茶。然而，由于加工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等，安顺茶叶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形成自己的拳头品牌，存在着茶园基础差，生产水平不高，茶园产出低；茶园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不高；茶叶产品缺乏品牌，深度开发不足；企业整体实力不强，缺乏龙头带动企业等问题。
鉴于此，贵州美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成立，准备借助安顺茶叶品质的天然优势，开创出一片天地，并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总经理陈晓荣介绍道：“美康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投入的固定资产达1523万元，建有茶叶基地11000亩。投产以来，产销势头不错，我们的产品‘屯堡仙茗’还远销日本，在品质上完全没有问题。”
2009年，美康公司发挥其技术和营销优势，以公司为龙头，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发展订单生产，使企业、协会、茶农形成利益共同体，形成“公司+协会+基地+示范户+茶农”的“屯堡仙茗”产业化经营模式，充分发挥协会的行业自律作用和茶叶产业生产加工的专业化服务功能，提高个体茶农的组织化程度，增加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促进茶农增收。
“2010年，我们公司在原有的基础上，整合资源，依托贵州西线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巨大的市场潜力，提出了以‘茶旅结合’的发展模式，做大做强茶产业，开发建设安顺屯堡生态茶文化园项目。”陈晓荣说道。
目前美康公司建立文化园的宗旨在于把公司发展成为产茶超千吨，产值超亿元，成为拥有万亩优良茶园基地的龙头企业，为安顺乃至贵州的茶叶生产作出贡献。
据介绍，安顺屯堡生态茶文化园未来的发展目标是集茶叶生产、旅游观光、购物休闲于～体，利用“屯堡仙茗”旅游茶叶品牌打造“屯堡”茶文化，开展以“茶旅结合”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实现茶产业与旅游结合，将有利于放大和提升“贵州屯堡”的旅游形象，促进屯堡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将建成“屯堡仙茗”生态有机茶无性系繁殖基地20亩；建成“屯堡仙茗”生态有机茶旅游基地120亩；建立年设计加工茶青能力5000吨，产于茶1000吨的“屯堡仙茗”品牌夏秋蒸青绿茶加工厂等。蒸青技术深加工，夏秋茶成为“真金白银”
俗话说：“春茶香，夏茶涩，秋茶好喝无人摘。”长期以来，因夏茶中氨基酸、维生素、芳香物质等含量降低，茶叶内儿茶素、涩味的茶多酚含量明显增加，加之茶青采摘、茶叶加工的机械化程度低，技术简单、产量低、成本高，制成的茶香味淡薄而苦涩味重，销价不高，加之销售渠道也不畅通，多数夏秋茶生产基本无利可图，目前安顺市的夏秋茶鲜叶基本没有采摘，资源浪费极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解渴、健康、绿色、环保、快捷、方便的茶饮料已成为消赞刚尚。茶饮料作为一种天然饮料，正逐渐替代部分碳酸饮料，而夏秋茶就是茶饮料的丰要原料之一。
陈晓荣说：“秋茶生产开发是茶业经济方面的重要增长点，是促进茶叶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有效措施。实现夏秋茶的合理开发，能有效提高茶园生产效益，提升茶叶生产的总体效益，使夏秋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拓宽茶农增收渠道，意义重大。”
根据茶树生长规律，春茶、夏茶、秋茶的比例足4：3：3。夏秋茶从5月下旬开始采摘，可采摘到9月中旬。夏秋茶生产周期长，下树率可达95％。提高夏秋茶原料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茶园病虫危害，减少了夏秋冬季茶园管理的费用，茶树增加了蓬面生产枝，对来年提高春茶产量有明显作用。
对于如何开发夏秋茶，生产适销对路的各种档次的茶叶，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的需求，美康公司总经理陈晓荣多次到台湾、日本等地考察和调研。在经过研究后，决定通过发展蒸青茶生产，来有效解决夏秋茶生产的问题。在多方考察论证后，美康公司从日本引进了夏秋茶加工生产线。生产线的引进，使该公司在省内夏秋茶生产中处于领先地位。
据了解，目前美康公司自有茶园120亩，3年内拟扩建1000亩，项目区周边3公里范围内，有已建茶园15000亩以上，为夏秋蒸青绿茶的茶青生产提供了保障。
美康公司与茶农形成“公司+协会+茶农”的利益共同体，建设茶青市场，统一茶青收购标准，集中收购散布在千家万户的夏秋茶资源。引进加工新工艺、新技术集中加工，引进蒸青设备，改原来杀青为蒸青，使夏秋茶苦涩味减轻，香气提高，提升夏秋茶的品质，利用公司的销售渠道直接销往日本，既降低产销成本，又取得规模效应。将被浪费的茶叶资源变成了沉甸甸的“真金白银”。
陈晓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亩产1500～2000公斤夏秋茶鲜叶计算，每亩可增收600～800元。公司11000亩的茶园，就可增收660万～880万元。按基地农户1085户，户均4人计算，人均增收1500～2000元。以一台双人采茶机、5人为一个作业组计算，按每个工作日可摘3000公斤鲜叶，每公斤鲜叶采摘费0.2元计算，每个采茶工作日可增加收入120元。
夏秋茶的开发，不但提高了茶青的下树率，增加了茶企业和茶农的收入，还起到解决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留住熟练技术人员，双方互赢的作用。茶农种茶的积极性高涨，同时也带动了运输、包装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2010年3月，日本御茶村公司董事长一行3人到美康公司考察洽谈夏秋茶生产开况，并签订了销售合同。“只要质量过关，我们有多少，目商就要多少。”陈晓荣对发展前景充满了自信。
两条蒸青茶生产线，名优茶与夏秋茶同发展
据了解，蒸青茶是以蒸汽杀青制造而成的绿茶，具有香清、味醇及三绿(即干茶色泽绿、汤色绿、叶底绿)的品质特点。日本人称这种蒸青煎茶为具有真色、真味、真香的天然风味茶。早在唐代就已开始生产，南宋时经日本僧人传入日本沿袭至今，发展成现在日本的蒸青绿茶，其中蒸青煎茶是主要产品。为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生产蒸青绿茶。目前我国生产的蒸青煎茶主要是外销日本。
日本饮料市场上茶饮料是主打产品，各种口
味的都有，在日本餐馆里饭后的茶饮非常普遍，品种也很多。除了做茶饮，在日本蒸青茶还被用作食品添加剂，在面包、冰激凌、炒菜等食品中都有应用，有的甚至将鲜茶涂上麦粉，下油锅一炸就成了食品。此外，蒸青茶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医学和美容保健等领域。
美康公司从日本引进了两条蒸青茶生产线，分别用于生产名优茶和夏秋茶。陈晓荣介绍道：“引进生产线就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茶青下树率。以一台采摘设备5人为一个作业组计算，每个工作日可采摘5亩夏秋茶鲜叶，远远高于以人工为主平均5人每个工作日仅采摘0.5亩鲜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有利于蒸青规模化加工，为用工业化的手段改变农业的产业化走出了一条道路，有效地解决了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并且蒸汽杀青可有效改善夏秋茶品质。杀青是茶叶加工的关键工序，由于夏秋茶原料老嫩不匀，用传统滚筒杀青方式容易出现杀青过重，造成焦边烟味，或杀不透造成红梗红叶，杀青程度不容易控制。而蒸青茶采用蒸汽杀青，使原料老嫩有差异都能够杀匀、杀透，通过冷却装置能够使杀青叶得到迅速冷却，对保证成品干茶色泽翠绿、汤色碧绿、叶底鲜亮、滋味醇厚起到非常关键作用。”
用5年时间，打造万亩优良茶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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