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社会转型 家庭养老 养老结构
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家庭养老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指养老的一种方式，包括经济上的赡养、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交流3个方面。在养老的3项内容中，收入保障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内容，是其他两个方面的经济基础。中国传统家庭类型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辅，这样有利于老年人的赡养，因此，家庭养老是中国历史长期遗留下的产物。费孝通曾经用“反馈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养老模式，即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义务，而子女长大成人后也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孝敬父母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孝道。由此，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所熟知和实践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应运而生。而在这一养老模式的背后，则有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组织运行机制和社会文化的强大支持。家庭养老是宗族制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传统社会中宗法家庭与宗法政治所具有的同一性，家庭养老及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运行逻辑也因与国家体制相联通而成为整个社会所公认的规范，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孝道文化、家庭模式等为家庭养老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支持 。家庭养老适应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要求，成为人们伦理道德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社会家庭结构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与之紧密相连的家庭养老方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首先，传统家庭结构在近几十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型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82的4.57人/户下降到2003年的3.60人/户 ；另一方面，虽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三代直系家庭有一定幅度增长，但家庭结构的简化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家庭结构简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不同代际间的生活照料关系削弱，家庭养老资源趋于萎缩，这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削弱。同时，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家庭的经济基础也在悄然的发生改变，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父权制逐渐衰落，家庭的个体化趋势日见加强，家庭和宗族的联系大大减弱，家庭伦理重心转移，老年人传统权威丧失，年轻人赡养意识淡化。作为传统家庭下自然选择的家庭养老方式，在传统家庭式微，现代家庭结构侵入、接替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家庭养老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变得越来越困难，养老问题日渐突出，由此，家庭的养老功能也逐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似乎是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消解，家庭养老支持力弱化、养老资源减少。
在父权制衰落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家庭代际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养老问题。例如，有研究尖锐指出，目前城乡家庭存在“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社会问题。有学者通过对华北部分的实地研究后指出，代际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向下一代和部分向女性的转移，但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社会舆论明显减弱，老人已经日益退到家庭生活的边缘甚至外面。另有研究在分析过资源在家庭成员之间分配比例以后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下一代子女，而非自己的父母。同时，老年人又面临照料资源不足，子女不在身边的问题。这就给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机。他们无法享受儿孙绕膝的欢愉，甚至面临无人赡养的危机。而老年人无论在生活支持还是精神支持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资源。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文化，思想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改革开放后资源配置加速了社会流动，人们交往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现代性价值体系受到冲击，都使传统的赡养规范和孝亲观念发生着变化，致使老人的赡养呈现为问题化的趋势。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家庭养老发生的这些变化呢？
二、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来自现代化理论的视角
对于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最早也最多的解释来自现代化理论的视角。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向现代化方向迈进。艾森斯塔特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种趋同现象不仅出现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家庭的发展和变迁与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联。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力将对传统的家庭制度、家庭模式及其结构、功能以至观念等等发生全面的影响。
费孝通对中国和西方家庭经过比较研究后指出，与西方家庭夫妻成为家庭主轴不同，中国的家庭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夫妻关系是配轴 。但时至今日，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权力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家庭关系从强调亲子、血缘关系转向夫妻和姻缘关系，传统的父系社会在中国已经衰落。持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大多认为父权制的衰落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的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有关，这进一步导致了家庭成员享有更多的个人独立，彼此更为平等。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原有的家庭伦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家庭的区别会逐渐消解，逐渐走向一致。
在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家庭养老的弱化表面上看是老年人无人赡养的问题，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后果。具体而言，现代性对于家庭养老的消解意义在于：
1.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从家族主义到家庭民主，从宗法制度保障到主要依靠舆论约束，从无条件、非功利行为到条件性、功利性行为的转变 ，也就是说，父权制弱化导致了家庭养老制度的变化，使其对父辈赡养的制度强制力和约束力都大为减弱。
2.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冲击了原有的“孝”文化，“礼治”秩序趋于消解，家庭养老制度正在失去强有力的文化支持，同时，社会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也使公众舆论在赡养问题上日渐沉默和有意忽略。
3.由于年轻一代物质欲望以及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代沟问题日渐凸显，代际交流受到影响和伦理关系发生变化。
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对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也使中国家庭内部的问题要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复杂得多 ，一些非现代化因素对家庭的变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建国以来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和政治实践过程也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三、国家政治和权力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但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虽然现代化是转型中重要的环节，但并非全部。无论在转型伊始，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中国的社会转型是非常独特的。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并非是从传统社会开始，至少在下列方面不同于现代化理论所描述和内涵的发展轨迹 。
1.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与对资源的高度垄断。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而在转型现代化过程中，它的经济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是推动整个社会转型的基础，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复杂和潜移默化的变化。
2.资源高度垄断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国家掌控资源配置，同时也形成国家控制一切的社会体制，此时的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城市在组织结构方面主要是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独立社会力量都不复存在。
3.社会运作的动员方式。国家垄断了社会资源，缺少其他形式的资源配置方式，缺少自组织的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就成为运作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
可以说，正是上述不同于现代化理论中假设的传统社会，使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呈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多元文化：全人教育：家庭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封建文化源远流长，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位置，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使我国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元化儒家文化的格局，制约着我国近现代化发展进程。近代战争、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一元文化的格局，欧洲、美国、苏联等欧美文化以及日韩文化涌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格局的形成，多元文化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中国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初步形成，一方面显示了多元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元文化的局限性。家庭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关键，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基础，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多元文化发展和世界全人教育思潮，实现家庭教育由传统向现代化的真正转变，已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课题。因此基于中国一元文化的历史和世界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多元文化文献而言，国内有许多论文或著作探讨与多元文化相关的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理论、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研究、学校教育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等问题。例如《美国多元化文化教育五十年：回顾与前瞻》一文偏重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五十年发展与展望，倡导种族平等和社会公平，重点探讨多元文化教育问题。还有王侠的《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解释》（2005），刘智力《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2005），龙藜《中美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比较分析》（2006），陈艳宇《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发展与价值取向（2006）》，陈月、明丹《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校本课程研究》（2004）等。葛丽芳在《人品教育与多元文化》一书中将多元文化引入人品教育，总结公办和民办小学人品教育的成功经验。《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问题》一文试图从家庭教育中探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齐阿娜尔《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课程改革的现状研究》研究多元文化教育下的少数民族教育。《浅谈中国和美国、加拿大家庭教育的对比》一文间接探讨多元文化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家庭教育，透视了中西文化和家庭教育的差异。但是在多元文化视野下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的论文很少，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台湾和韩国较多。《德州市家庭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证研究》一文就家长对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态度以及家长的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知识与技能进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家长对儿童未来的生活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有84%（124人）的家长极同意或同意幼儿应接受多元文化教育，利用地方文化、传统节日以及英语教育等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建议父母应端正态度、丰富知识、提高技能。2005年11月，由台湾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2005）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重点研讨了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2005年第八届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家庭、族群与多元文化：挑战与机会》一文站在时代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将多元文化与家庭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在多元文化下探讨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面对挑战，审视现状，寻找机遇与出路。这些研究要么基于多元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研究和学校教育研究，要么基于直接或间接进行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家庭教育探索，缺乏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教育与世界全人教育思潮结合的时代特色。在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实践方面，台湾推行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韩国推行向多元文化家庭提供教育方案与咨询、教育支援、医疗支援，这些教育实践虽然具有现代家庭教育的多元文化教育特征，但仍缺乏知识经济时代家庭教育与全人教育的统一，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的统一，这对于现代家庭教育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缺感。而且无论在网络搜索，还是在研究文献中，都无法找到这一方面的综合研究，致使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全人教育的探索处于空白研究领域。因此顺应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潮流，借鉴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科学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本文研究价值所在，也是本文的问题研究所在。
二、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1.多元文化理论
多元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卡兰在1915年提出，是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1924年哲学家霍勒斯・卡伦所首创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导致多元文化主义直接兴起。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出现黑人民权运动――“黑色旋风”，致使多元文化主义表现出反对民族歧视、要求平等和民权，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尊重民族独立性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多样化和一体化等基本理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和科学化、信息化的发展，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教育、文艺等方面得到发展和应用，表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多元文化主义文学等。多元文化主义体现为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其核心为文化的多样性和良性互动。当前比较流行的多元文化概念，即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此概念蕴含着复杂社会结构和背景下文化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发展性和平等性的特征以及多元化文化服务于全球化发展。由此可见，多元文化的概念不断演变，并成为人们分析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和新的方法论。
多元文化理论作为在世界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理论，是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频繁发展的必然需要。它包含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丰富内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包含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及受其影响的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多元文化理论包含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动力、多元文化与全球化、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及多元文化发展（即文化合作与交流）等。世界全球化、科技化和信息化是多元文化的动力和源泉，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是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是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方面的理论运用。它的理论内容包含以下几点：（1）权力分配不公导致文化差异；（2）文化差异是力量和价值之源；（3）教师和学生应接受和欣赏文化的多样性；（4）社会歧视和偏见成为弱势群体学生学习成绩低的主要原因；（5）教师、家长、社会共同支持和创设多元文化教育环境；（6）学校教会弱势群体学生获得取得社会地位平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它的核心是文化多元化和教育平等，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尊重民主和共同发展。它的实践理论包括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和文化/组织类型理论。作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教育定义为一种变革性教育运动，把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观点带入各学科，以多样化视角进行教学。他的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提出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即贡献法、添加法、转化法和社会行动法，它们将文化构成内容、民族英雄、民族节日加到节日活动中；将有关概念、观点、课题及内容加进课程中；改变课程结构和目标，使学生从不同文化、民族、种族及群体的角度，观察各种社会事务和问题；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社会活动技能，影响所处的社区。斯里特总结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人类关系法、对特殊和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不同教学法、单一群体的学习法、多元文化教育（文化民主）法和多元文化及社会重构法，并认为后两种是最为理想和有效的方法。以上这些理论为探讨全人教育思潮下的家庭教育提供了新视野和方法论。
2.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与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全人教育思潮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一整套教育思想，是一场全球性的全人教育改革运动。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注重在联结、整体性和存在三个基本概念和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人的整体发展、个体的多样性以及经验和个体之间的合作，不仅要实现个体在智力和职业能力方面的发展，而且要实现个体在生理、道德、伦理、社会、精神、创造性等各方面共同发展，重视教育过程中经验、选择和合作。全人教育的核心思想在于转变教育培养目标，倡导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教育使人在身体、知识、技能、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具有尊严和价值的人。全人教育思潮是以促进人的整体发展为主要目的的世界性教育思潮，是对20世纪末全球化经济体系和全球文化发展的反映，是一种对制度化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思，并试图通过人本化教育手段解决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全人教育理论是全人教育思潮的新发展和具体化，是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的现代教育理念，是对当今中国制度危机、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的反思，是将欧美现代教育理论、全人教育思潮与中国文化和教育理论的高度综合，也是东西方社会文化融合和发展的多元化教育理论。此理论将个人本位教育和社会本位教育结合起来，以人性、人本和社会本位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为目标，遵循民主科学、合作实用、快乐自由以及人的社会化发展等基本原则，通过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和习惯培养的全人教育模式，强调人的早期教育、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使人成为人格健全、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的完整人。
家庭全人教育是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涵盖了全人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以及家庭教育现代化，是受全人教育思潮影响的全人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综合。它是基于全人教育思潮和全人教育理论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是将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的精髓、全人教育模式和家庭教育的有机融合。家庭全人教育既体现了世界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世界全人教育的发展，又继承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精髓，实现了家庭教育现代化和全人教育家庭化的有机结合。同时，家庭全人教育也是对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教育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家庭教育危机的思考，还为社会转型时期儒家文化圈的家庭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我国家庭教育积极适应世界全人教育改革运动发展的潮流，推进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发展。
3.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多元文化理论和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都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多元文化理论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适应了世界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需要，也为现代教育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特别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顺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途径，不仅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觉，而且也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了新的视野。因此，家庭教育就成为多元文化教育和世界全人教育的结合点，家庭全人教育成为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新模式。
家庭全人教育作为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不仅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而且也是全人教育运动的重要形式。家庭全人教育作为多元文化教育和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既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潮与理论运用到家庭教育理论中去，又将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运用到家庭教育实践中去，实现了多元文化理论、全人教育理论和家庭教育理论的融合，推动多元文化教育、全人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共同发展，加快了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家庭全人教育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社会商等方面的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重视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教育，增长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知识，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的情感与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既为21世纪我国家庭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又顺应了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趋势。
三、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运用
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理论运用，不仅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实践价值。多元文化理论主要包括多元文化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多元文化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科学认知，为实施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文化冲突与融合、合作与交流等社会文化互动的理论借鉴，通过家庭多元文化教育促进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促进多元文化彰显其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全球多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通过家庭全人教育，使儿童获得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科学态度、文化情感，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社会适应能力，使儿童获得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的民主意识以及反对种族歧视与民族偏见的文化意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基本理念以及文化观念、历史观念、政治观念和教育理念，同时要求家庭教育遵循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教育理念，促进儿童从幼儿教育开始获得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教育和文化教育、品格教育，促进儿童社会化发展。综合三个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方面的理论价值，可以发现：多元文化理论不仅对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多元文化下的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多元文化实践价值方面，詹姆斯・班克斯提出的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对于家庭全人教育的社会商、德商、理商、情商和智商等方面具有方法论价值和教育实践价值。例如台湾的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就具有全人教育视野下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意义。斯里特提出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家庭全人教育通过使用这五种方法，使儿童获得处理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社会活动技能，加速儿童社会适应和社会化发展。例如韩国的多元文化家庭教育方案与咨询、援助、支持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实践意义。综合多元文化教育多方面的实践价值，以上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和五种多元文化教育方法，不仅对于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而且具有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价值。
四、构建多元文化下的现代家庭全人教育模式
1.科学认知多元文化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想与理论，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为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先进的教育理论，同时还要学习其它先进教育理论如民主教育、科学教育、合作教育、快乐教育、实用教育、早期教育以及全面发展等，借鉴家庭全人教育，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丰富的教育理论。这些科学的教育理论成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理论指导，并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
2.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整合，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组织框架和制度保证。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是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合作教育的重要条件。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如家长委员会、家长协会、家长教师联合会、学校理事会、校务委员会以及儿童协会、母亲协会等。这些合作教育组织的建立以及合作教育的制度规范，实现现代家校合作教育，一方面有助于保护家长和儿童接受教育的权益，规范家长教育行为，加强家长培训，提高家长教育素质，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和合作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规范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行为，传播先进教育理念，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监督，保护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权益，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组织保证和制度规范。
3.在教育内容方面，现代家庭教育不仅包含儿童全人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而且包含家长素质教育。现代家庭教育不仅重视儿童的多元文化教育、民族教育、历史教育、品格教育等，而且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以及习惯培养等方面的全人教育，更重要的是重视儿童接受全面教育、得到全面发展以及家长教育素质的提高，强化家长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方面的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提高家长教育技能和教育素养。现代家庭教育克服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智力教育的缺陷，促进家庭教育民主化、科学化和合作化。
4.在教育目标方面，现代家庭教育重视全人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完整人和社会人。现代家庭教育采用全人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不仅重视以人为本的教育，而且重视社会为本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为现代社会培养接受全面教育和获得全面发展的完整的社会人，促进儿童社会化全面发展，旨在提高儿童未来的社会适应能力。传统家庭教育以家长制教育为基本特征，忽视了以人为本和社会为本的全面教育，重视家长功利教育和灌输教育，缺乏家长有效沟通和亲子互动活动，忽视了儿童全面发展和多元文化教育，造成儿童未来社会化成熟程度低和社会适应能力低的不良现实。因此现代家庭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完整人和社会人。
中国家庭暴力的研究存在不足，不仅表现为政府决策部门和普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忽视，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缺少有关家庭暴力实证调查的数据，有关家庭暴力的论文和著述也不多见。而在实践中，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隐藏在家庭中的暴力犯罪逐渐显露出来，有关家庭暴力事件的报道日益频繁。这种状况不仅要求决策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更要求学术界能研究并提供家庭暴力的标准，通过实证的调查，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为立法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基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
关键词： 家庭暴力 危害 成因 对策
Abstract ：The act of violence among kinsfolks takes place in family‘s violence . The serious family violence has endangered the victim’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as infringed the victim‘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day by day， have destroyed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has already caused the extensive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order to offer in an all-round way ， more concrete ， more proper assistance of victim of violence to the family， in order to make better social effect ， must set up the law ， society ， society of psychology every aspect and support the system . The research of the violence of Chinese family exists insufficiently， is not merely shown as government’s decision department and ordinary masses‘ neglect of this question， still display it on the academic research， lack the data investigated about family’s violence real example， thesis about family‘s violence and writing rarly. In practice，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s of people and changes of the society， the violence crime hidden in the family reveals out apparently gradually， the report about incident of violence of family is frequent day by day. This kind of state not merely requires the decision depart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question， require the academia to study and offer a standard of violence to the family even mor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l example ， analyse the reason of family’s violence ，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 offer the basis in theory for the fact that the legislative body makes and improves the law about family‘s violence crime. Because of this， I launch describing on this question， am in the hope of casting a brick to attract jade， hope more scholars can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violence question of China .
尽管家庭暴力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即使在西方，人们开始重视并系统研究这一问题，也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单纯是暴力犯罪，它总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家庭的伦理价值、社会的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的，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美国的犯罪学家在进行家庭暴力犯罪研究时，都试图回答，“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家庭是最严重的暴力场所的情况下，所有的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都会忽视它的存在呢 ？” ①
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家庭暴力现象不断显现出来。根据 1994 年国务院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我国每年约有 40 万个家庭解体，其中 25% 是由于家庭暴力引起的。②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人造成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它还表现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严重侵犯。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包括所有社会公民取得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还体现在家庭生活领域，而且只有在家庭生活领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前提。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于受害者的关怀，更体现了对于他们人权的尊重。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规范的基础。只有明确家庭暴力的范围、形式以及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才能为实证的调查，原因和预防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笔者认为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 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
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违法性是指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而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暴力行为的性质。正当防卫是阻却家庭暴力违法性的唯一事由。有人认为，如果是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
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对于家庭暴力犯罪预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够决定家庭暴力的性质。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2 、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研究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家庭暴力应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行为。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家庭中的各种暴力冲突，诸如夫妻之间偶尔的诉诸轻微暴力的争吵，父母对子女没有严重后果的体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未造成伤害的偶尔殴打行为等。
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严重程度的要求应比《刑法》规定的家庭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轻微。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刑法的犯罪行为，还包括具有社会危害性，用刑法方法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罚或者应当通过修改以后的《刑法》进行处罚的行为。③家庭暴力的外延应该比刑法规定的犯罪外延更为宽泛，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和受害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一次严重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严重的暴力侵犯，不是表现为肉体的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对于一次轻微的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家庭暴力，并由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介入处理，这实质上是放任了施暴人的暴力行为，忽视了受害人利益的维护。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一方面要强调其行为的严重性，防止家庭暴力行为过于宽泛而失去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处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行为的一般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切身利益。
3、 家庭暴力的文化传统性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研究，不应该忽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在 19 世纪被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强调对个体人权重视的同时，更加注重集体人权的维护和秩序的稳定，在引入外来文化的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化的回归。西方将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多数暴力行为都纳入家庭暴力犯罪，并在立法中使用司法资源加以规制。笔者认为，除非是非法婚姻关系，或者双方已经进入离婚诉讼程序，不能将婚内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否则不仅与人们的普遍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不符合中国目前人权保障的现实。在中国，婚姻意味着夫妻之间的特定的人身关系，同居是夫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双方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的在法律上的承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夫妻双方性的侵犯。总之，在借鉴西方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成果时，我们要注意与我国国情的差异，从而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家庭暴力概念。
4、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
家庭暴力包括存在于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但是在进行具体的家庭暴力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所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机制，价值冲突和应对模式，又必须有重点地研究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被害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家庭暴力。在中国，针对子女对于父母的暴力和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无论是立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保护，还是人们的态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是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和丈夫对于妻子的暴力。这两种暴力的受害人遭受严重侵害，但在立法中保护不足，司法机关不愿意介入。对这两种暴力行为的重点研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真正解决家庭中存在的暴力问题，从而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建立相互尊重彼此人格权利的观念，使得人权观念从政治生活的领域贯穿到家庭生活的领域。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属于正当防卫的伤害行为，未造成伤害的长期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长期虐待行为。家庭暴力原则上不包括夫妻之间的犯。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是夫妻之间的暴力和父母对子女的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原因
1、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研究西方对于家庭暴力的系统研究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在实证的调查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分析了家庭暴力产生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笔者拟对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的研究进行初步的介绍，以期对我国的研究有所裨益。④
（1）性别与家庭暴力
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家庭对孩子的暴力中，母亲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简单解释是，母亲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要比父亲多。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要复杂的多。母亲的角色决定了她对孩子的成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孩子的成长是母亲在家庭里的主要角色。孩子往往会和母亲的思维、日常生活发生冲突，相反，孩子很难与父亲的工作与活动发生冲突。正是母亲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遭受压力或挫折之后，更容易外化为对家庭成员的暴力行为。
（2）暴力循环周期因素
在西方的家庭暴力研究中，一个公认的结论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遭受过暴力的人，比没有遭受过暴力的或很少遭受暴力的人，在将来更容易对配偶或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学者根据调查的数据，提出了“暴力推动暴力”的结论。
（3）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调查的数据表明，家庭暴力在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更为普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暴力仅局限于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水平的家庭都存在家庭暴力的问题。
（4）社会压力因素
调查显示，家庭暴力的比率同社会压力的比率成正比。社会压力因素主要包括失业或半失业、经济窘迫、不期望的怀孕、单亲家庭。
（5）社会交往障碍因素
对家庭暴力的调查发现，一些非常残忍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良好的人际关系、生活封闭、孤独的家庭。
2、中国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中国对于家庭暴力原因系统的研究，和西方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实证的调查资料不足，缺乏家庭暴力成因的理论。家庭暴力属于暴力行为的一种，实施暴力的原因因素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原因因素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家庭暴力又是发生在特定成员之间的行为。暴力人和受害人之间组成稳定的家庭，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发生还受到家庭传统文化、社会家庭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又有主体因素的影响，从而构成复杂的原因系统。
（1）我国家庭暴力产生的主要因素
A、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指导思想，三纲理论不仅成为封建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经过统治者的宣传，还成为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确立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权益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包括立法上规定男女平等
的宪法原则，工作岗位上提拔和任用妇女干部。但是，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政治生活领域。在人们的头脑意识中，父权和夫权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市场。 B、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因素。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⑤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C、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暴力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还包括夫妻的经济水平差异、教育水平、法治环境以及主体的个体因素等。
随着社会的变化，很多夫妻的经济收入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丈夫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夫权观念，很容易强化男性在家庭的控制角色。而女性一旦与这种控制角色发生冲突，就容易发生家庭的暴力。另外，在调查中，很多男性因为经济收入的变化出现外遇，从而使用暴力的手段逼迫妻子离婚。湖南对 254 起家庭暴力分析，有 75 起属于此种情况，占 29% . ⑥
中国的法律法规的缺陷也是家庭暴力打击不力的一个因素。我国的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的规定，但都缺乏认定和制裁的标准，原则性规定有余，操作性不强。比如湖南对 254 起家庭暴力的调查中，只有 55 人受到处罚。⑦
（2）我国家庭暴力的原因理论
家庭暴力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家庭暴力犯罪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主体内外因素综合动力作用的结果，从而形成综合动因的理论。综合动因论要求从整体出发去考察各因素在影响犯罪中的作用，要注意各个原因的层次性，分清内因和外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要注意原因系统的结构性。 这对于正确认识家庭暴力犯罪的原因系统具有指导意义。
三、家庭暴力控制模式
研究犯罪的原因对于科学的犯罪预防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我国在家庭犯罪原因的研究上还比较薄弱，以此作为指家庭暴力犯罪预防主要措施的科学依据，稍嫌不足。同时，建立在社会原因基础上的社会预防的最大困难在于，很难协调社会的基本矛盾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 .尽管古往今来，人们的很多精力都放在这一方面，但是收效甚微。控制犯罪主体的个体预防的核心在于控制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类发展到今天，控制人的精神能力远不足与控制环境的能力相比。因此，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而言，家庭暴力控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司法控制，加强对犯罪人的惩罚，从而加强对家庭暴力环境的控制。在预防家庭暴力犯罪的策略上，首先是要解决不敢实施家庭暴力的问题，其次才是通过教育和社会的变革，使得人们根本上放弃家庭暴力的观念。笔者认为，我国的家庭暴力的预防模式是以司法控制为核心，建立社会的预防网络。
目前，中国的警察机构对于家庭暴力的认识和处理的态度急需转变。这首先要从立法上明确警察机构在家庭暴力处理中的职能和责任。无论是将来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还是警察机构的内部规章，都应该将警察机构规定为处理家庭暴力的主要机构。其次，应转变警察机构的观念，消除家庭暴力是家务纠纷的错误思想，根据被害人的请求，警察应积极介入家庭暴力的处理。建立社会共同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司法机关在控制家庭暴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仅仅依靠司法机关的作用，只能从家庭犯罪的环境上对于家庭暴力犯罪进行控制。对于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的控制是控制家庭暴力的长远和根本的措施。这就需要社会的政策和各个职能机构相互协调，建立以司法机构控制为核心的全社会共同控制的社会控制网络。具体内容为：
1、公共政策的制定尽量考虑制止家庭暴力的因素
国家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科学的决策过程，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这种投入与产出既有经济的因素也应该有社会的因素。但是目前，国家的决策者总是以经济的成本和经济的产出作为标准来制定政策。这对于解决现实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经济的发展不能以忽视社会问题作为代价。家庭暴力在中国是一个普遍、长期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未能将其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加以考虑。这首先表现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投入上。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同其他犯罪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需要大量的实证数据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而目前我国所有的数据基本是各省市的社会团体所作的调查。这些调查无论在调查方法还是在数据有效性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对于一些涉及到家庭成员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因素。社会压力因素是影响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国家的公共政策对于失业、下岗人员还没有建立完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考虑到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对于低收入家庭，国家在子女就学，老人医疗上并没有制定特殊的政策。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很多家庭矛盾会演化成家庭暴力行为。第三，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虽然我国的新刑法制定了针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但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司法资源主要集中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处理，例如当前我国集中整顿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政策。但是家庭暴力一直没有成为防御犯罪政策的重点，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政策。总之，公共政策的制定对于家庭暴力的犯罪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政策的制定一方面要注重中国的国情，不能过于超前，同时也要认识到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和它对人权的严重侵害，从而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反家庭暴力政策。
2、建立被害人寻求庇护和物质帮助的机构或场所
在很多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里，被害人和施暴人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特别是父母对于子女的家庭暴力，被害人对于施暴人具有经济依附关系。当被害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向司法机构求助时，还必须得到施暴人的经济帮助。这本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矛盾和不可行的。这在受害人的自诉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质帮助机构和场所，很多受害人选择了长期的忍气吞声。因此，为切实保障家庭中弱者的人身权益，国家应建立物质帮助的机构，为受害人寻求法律的帮助和支持，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3、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进行法律宣传的机构
教育水平低下是家庭暴力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水平低下，导致解决家庭矛盾的手段简单化，很容易诉诸家庭暴力，另一方面，教育的问题也影响了受害人对于自己合法权益的认识。很多受害人并不知道刑法关于家庭暴力的惩罚条款，不知道家庭暴力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合新闻媒体，进行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这种宣传不能流于形式上的发放法律读本，进行一两次普法教育。家庭暴力是对大多数家庭潜在或者现实的威胁，因此对于反家庭暴力
的宣传，应包括尊重公民权利的意识、对家庭暴力处罚的案例、国家的相关政策、重点家庭暴力的报道、家庭教育的方法等，从而使全社会都能关心家庭暴力、关心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4、社会调解机构作用的发挥
重视社会调解是中国预防犯罪的优势。中国历来具有调和家庭纠纷的习惯。对于家庭矛盾的调解，具有防范犯罪、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的功能。但同时，我们也要严格划清社会调解和司法惩罚的界限。社会调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不构成家庭暴力犯罪的家庭纠纷，从而使家庭暴力能化解在初级的阶段，而对于严重的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司法介入，通过司法机关的惩罚，使施暴人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
5、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
目前中国的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初步形成。但是，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刑事审判中因经济困难而不能聘请律师的被告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但是，作为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特别是未成年的被害人，在经济上负担不起法律帮助的费用。这需要政府和全社会都能重视这一问题，建立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肋的机构。目前我国已有一些民间组织建立的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帮助的机构，比如妇女权利法律语音热线，北大法律服务与研究中心等。但是这些机构的援助对象不能涵盖所有生活困难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同时援助机构还受资金来源、专业人员不足的限制。因此我国应尽快在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下，建立各种针对不同受害人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从而更好地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
结语
家庭暴力问题在今后一段期间内仍将会存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和救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尽管新婚姻法较之以前更进一步完善，但消除家庭暴力仍是任重而道远。不过只要充分的发动社会力量来抵制和惩治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将不再是“家务事”，“清官也能断家务事”了而新的婚姻法总结旧婚姻法的实施经验，针对婚姻家庭中存在的问题，纳百家之言，集万民之智，作出了修改和补充，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正所谓“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注释：
① SeeRichardJ.Gelles， DomesticCriminalViolence， inMarvin E.WolfgangandNeilAlanWeiner，ed.， CriminalViolence （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2）PP.202。
②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 95 年世界妇 女大会 5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③ 魏平雄主编：《犯罪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4 页。
④ 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的转型》，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6 页。
⑤ 魏平雄主编：《犯罪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28 页。
⑥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 95 年世界妇女大会 5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⑦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 95 年世界妇女大会 5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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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2001年4月29日刊载，《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宁》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5、参见人民网，法界动态专栏2002年11月24日刊载，《我国重视家庭暴力防治，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关键词：家庭教育；儿童道德发展；反道德性；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3）06-0010-04
早期亲子依恋是儿童在陌生的现实世界中获得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集中体现，它为儿童道德发展奠定了至为重要的心理基础，因而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开端。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越来越多地和同辈群体进行交往，但家庭生活对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英国一项让人们开放式地回答“在近期发生的事件中哪些是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事件”的调查中，家庭事件比其它类型的事件更多地被人们所提及，“家庭成员大概以11：1的压倒性优势被认为比其他人更重要”。[1]因此，尽管学校顺应历史的需要承担起教育的大部分功能，家庭教育因其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仍然在儿童道德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传统的教育学基本上徘徊于学校“围墙”之内，家庭教育作为游离于“围墙”之外的一种“非制度化”的教育方式，在实践中非但没有成为道德教育的“有益补充”，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分裂和对抗的因素，造成学校道德教育的事倍功半。正确认识家庭教育的性质和地位，是走出这一困境的前提。
一、家庭教育在儿童道德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1.亲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决定了家庭教育的特殊情感性
在黑格尔提出的“伦理实体”中，家庭是“一个天然的伦理的共体”，其中父母意识到自身是以“他物”（即子女）为其现实，尽管这种现实是一种“异己的现实”，即自身“日渐消逝”，而“他物成长为自为存在而不返回他们”。[2]虽然黑格尔更多强调家庭的“实体性”，即一种具有法的意义的“普遍”制度，但他仍然认为这种制度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最基本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实际上，恰恰是这种主客观的统一赋予家庭成员之间基于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同一性而建立起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想出无数别的“实体”，如学校，这些实体同家庭一样是以情感为根据的，换言之，黑格尔并没有更深地演绎家庭中的情感有何特殊性，与之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父母意识到子女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却仍然不惜付出自身大量的生命资源（时间、精力、物质等）来养育子女。笔者以为，答案就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构成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逻辑起点，并以“续香火”的方式和“寻根”的逆推关系构成一种薪火相传的链条。虽然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因其内部的自我否定性和现代价值理念的双重影响而正在遭遇一种现代转换，一种以自由和幸福为核心的新型家庭伦理开始出现，血缘关系在现代社会并非婚姻和家庭伦理的唯一纽带，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内涵。血缘关系使父母基于基因“自私性”和深刻的心理需要而对子女进行“无条件的付出”。道金斯指出：成功的基因的一个突出特性是其自私性，生物的大部分行为和性状，正是为了保护其基因得以延续。[3]基因自私性可以作为人类亲代为子代“无条件付出”的一种生物解释，但这种“无条件付出”还基于更深刻的心理需要。人类从古至今永远无法逃避死亡，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是被历史地“抛”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那个交点而开始存在，因此人“注定是孤独的”，随时可能“被连根拔起”。因此，人类敬畏并珍惜生命，父母对子女“无条件的付出”即源于延续自身生命的渴望，源于爱的情感需要和自我实现的精神需要，这使人类摆脱孤独和死亡的恐惧而得以“诗意地栖居”——这种情感和精神需要也赋予人类超越“基因自私性”而实现博爱的可能。这种可能绝不是一种幻想，而是建立在人们社会生活的经历之上，建立在人们对理性的爱的体验和需要的基础之上。
2.家庭生活的日常性赋予家庭教育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性
受“科学世界”的宰制和工具理性的支配，今天的学校道德教育已经越来越失去生活的根基，这是学校道德教育实效性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科学世界是“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的世界”，“理念的外衣使我们将只不过是方法的东西认作是真正的存在，从而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4]而道德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伦理之知，道德教育只有在完整而真实的生活中才能真正有效地发生，而一旦从道德的整体——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就必定被边缘化、外在化、知识化，[5]从而使人类渐行渐远于悲欢离合、情动于中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的重建要求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实际上，生活本身是一个整体，并不存在一个天然的“纹理”来供我们“切割”，即使是作为与生活世界的科学世界，严格说来也是从属于生活世界的，因为科学活动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生活划分为不同的领域（比如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仍然可以为研究和思考提供合理而必要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作为相对于科学世界而提出的生活世界，大致相当于“日常生活世界”，其实这也是胡塞尔所谓生活世界的本真含义。
从词义看，“日常”就是每一天都发生的事情或活动，强调的是常规性和反复性。这种简单的界定不能把“日常生活”真正和“科学世界”相区分。比如，学校生活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是受制度保障的，但一旦被科学世界所宰制，这样的学校教育就已经远离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有学者总结了日常生活教育的几个特点：是凭借日常生活的习惯系统得以实现的，具有濡化的特点；是在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中实现的；是促进人的生命发展的基本的、主要的活动；具有传统性、自发性和异质性。[6]从这些特点来看，家庭教育正是一种典型的日常生活的教育。家庭教育尽管由于其自在状态呈现出杂乱的形态，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言的“灌木丛”，但也正因为如此，家庭教育没有被人为地割裂或“碎片化”，具有自然性和整体性，儿童目睹种种清晰可见的生活图景，耳闻生活中的生存规则和文化习俗，就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生活世界给与我们的生存法则和道德规范。
二、家庭教育在儿童道德发展中的现实拷问
1.家庭教育的反道德化
有学者指出：“由于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影响，目前国内外尤其我国现阶段家长的期望构成上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重子女的智育、体育、美育成绩，而对子女的品德发展漠不关心，出现了‘许多人花钱买智育、体育、美育，就是没有人花钱买德育’的现象”。[7]这令人堪忧，造成一部分家长认为德育是“无关紧要”的，甚至不乏家长持孩子“越道德越吃亏”的错误思想。结果，家长对子女的“无条件付出”这一本来对儿童道德发展极为有利的因素反倒成为儿童道德发展中的一个“反道德化”因素。一些批判社会学家认为，家庭是“内在取向”的，“倾向于将个人利益置于一个较高的优先地位，并将其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即一方面“用诚实、公平、宽容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属于他们家庭中的人”，同时“并不认为应该用同样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那些位于他们家庭之外的人”，结果，“公共道德遭到破坏”。[8]即在家庭内部，家长对子女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无条件付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对社会却表现出一种“自私”。
此外，过去社会学家倾向于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家庭活动，因此家庭经常被描述为适应性的系统。然而，家庭中的功能性关系很容易变成功能紊乱的关系。“家庭生活的‘阴暗面’非常广泛，而且与电视广告及大众媒体等其它地方所经常强调的那种和谐融洽的美好图景形成对照”。[9]以家庭功能紊乱的一个直接后果——离婚——为例，虽然离婚并不总是不幸的反映，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离婚在给父母带来自我实现的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常常使家庭成员产生深深的焦虑。单亲家庭中的父亲（或母亲）往往因为疲于应付离婚带来的经济、情感等压力而疏于关心教育孩子；重组家庭也常常产生某些适应性或情感性的困难。此外，“许多父母担心离婚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但却不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担心和内疚感转化为积极的行动。这使得一些父母把孩子管得太紧，或者像对待‘成年’知心朋友那样对待孩子；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会导致父母和孩子的疏远、关系冷淡以及亲子联系的缺失”。[9]尽管如此，要求一对婚姻不美满的夫妻为了孩子而勉强“捆”在一起是不道德的，对儿童的道德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从现实来看，儿童在父母离婚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问题在父母离婚之前就已开始了，因为大多数夫妇在离婚前就有过一段时间的冲突，这类冲突经常、公开地出现，相对于离了婚的有一个相对比较和睦的家庭，儿童会显示出更多的行为问题，如侵犯、缺乏自我控制，等。
2.家庭教育研究的边缘化
上述家庭德育的边缘化和由此导致的家庭教育的反道德化固然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是家庭德育研究的边缘化导致对家庭德育实践指导不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学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指出，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存在“浅薄性”，“家庭教育自身理论建设薄弱，超前性的理论研究少，专业性研究人员不足”。[10]2001年3月举行的“加强家庭教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学者指出，“以往的家庭教育研究局限于或偏重于对某些现状的调查和描述，缺乏理论探讨；研究之间缺乏借鉴、比较和积累，同一层次的重复性议论较多，可比性研究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更深入的开创性研究较少”。[11]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家庭教育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推进，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有所增多，但关于家庭教育的专门或重点研究从数量来看并不多，从内容来看主要立足社会变迁下家庭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重点对家校合作、海外家教、儿童学业和心理发展、亲子关系等进行考察，家庭教育研究的“浅薄性”和“重复性”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对现实问题具体描述多，深入理论探索少”，“缺少对学科性质定位的自觉，社会性话语同学术性话语转换不畅，缺乏语言表达‘确定性’的基本规范，学术概念与范畴的表述缺乏科学性与严肃性”。[12]此外，除去泛泛而谈的经验性文章，专论家庭德育的研究性论文屈指可数，其中樊浩老师在“道德教育的价值始点及其资源性难题”一文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即尽管面临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的资源性难题，但超越道德教育资源性价值难题的对策之一是“回归家庭伦理本体，还家庭作为基本伦理实体和道德教育的历史价值始点的人文地位”。[13]但该文仍然只是提出“应当如何”，至于如何解决深层次难题，“如何回归”，则未见跟踪性的理论探索和微观层面的应用性研究。
三、反思与结论
家庭教育的日常生活性既是其区别于学校教育的优势所在，也是社会公共机构难以有效介入其中，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的原因所在。家庭德育作为游离于学校围墙之外的一种非制度化的教育方式，在德育研究中被很大程度的边缘化，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操作性的难题。作为一个“私人领域”，“家”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冷漠世界中的天堂”，被人们希望在其中可以“做回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在大比例的视角下成为“公共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发挥“人”的因素，即父母最大可能地提高自身素质，就成为家庭教育的关键。但是，家长素质的提高，本身又是一个并不轻松的重大课题，“家长素质”也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说学校教师作为公共教育机构的代言人，其素质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那要用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文本”去规范经济、文化差异如此大的家长，难度可想而知。
家庭教育的非制度化是目前家庭德育研究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合理的原因。首先，制度如伊万·伊利奇所批判的那样并非“神话”，制度在凝结人类理性力量的同时，也积聚着非理性的因素，制度的“机器”或“铁笼”所导致的人的异化在今天已广受批判。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揭示了“全景敞视主义”的监控功能及其在社会公共机构中的广泛渗透。但家庭这一私人生活领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他人的“注视”，人们在其中可以真正地“做回自己”，这种卸掉了“道德表演”和“人格做秀”重负之后的“真情流露”中蕴涵着有利于儿童道德发展的至为珍贵的积极因素和有益条件。其次，为了推动教育的整体发展和进步，我们不能断然否认制度的“触须”可以而且应该有限度地向家庭教育伸展，国外不少国家也已经或正在尝试以法规的形式对家长职责和家庭教育进行进一步的规范、监督和指导。我国清末即有《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 1903年），民国时期又颁布过《推行家庭教育办法》（1940年）；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正式颁布《家庭教育法》；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有代表递交提案，主张将我国家庭教育法列入新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以进一步确认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和原则，明确主管部门及职责，规范家长及其他监护人的权利义务等；上海、深圳等城市现已陆续提出制定家庭教育条例的地方立法建议。
尽管对家庭教育进行进一步立法规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尚存争议，但这丝毫不影响家庭德育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应该先行于立法，并为立法提供依据。家庭德育的非制度化不应该使其成为德育研究边缘化的客观理由，其所具有的特殊性只能说明其研究范式和学科性质具有特殊性。学科建设是特定研究领域成熟程度的表现，它所构建的概念、理论和“话语”体系是进一步开展研究和“对话”的基础。笔者当然无意将家庭教育提到高过学校教育的地位，但同时认为，学校道德教育不可能“一枝独秀”，家庭教育研究在教育学研究中应占据一席之地，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应把家庭教育纳入研究的视野。否则，不管学校道德教育如何殚精竭虑，都走不出事倍功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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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方面由于社会内部的变革，促进了人们对旧式婚姻和传统家庭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曾掀起了有关婚姻。家庭史的研究热潮，到四十年代为止，先后出版了像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史》（中山书局，1929年）、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年）。钱穆《一千八百年前的中国家庭》（《人言》1卷29期，1934年）、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 1934年）、董家遵《论汉唐时代的离婚》（《社会科学季刊》1卷1期，1935年）、《论古代法婚年龄》、《我国收继婚的沿革》（《社会科学季刊》1卷2期，1935年）、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1936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1947年）等一批有质量的文章和著作。进人五十年代以后，因为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学派，遭到批判。这样，领属于社会史范畴的婚姻、家庭史研究，也相应走向沉寂。一直到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随著整个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地位重新得到确认，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给社会伦理道德所带来的冲击，促使人们把相当多的目光转向对婚姻、家庭等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从而也连带地推动了史学界在婚姻、家庭史方面研讨的兴趣，每年都有一批文章或著述发表，研究层面也在不断地披展深入。
为介绍方便，下面我们分婚姻史和家庭史两个内容，对80年代以来到90年代中，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研究情况，作一鸟瞰式介绍。
一、有关婚姻史的研究
（一）通论性著作
在婚姻通史性研究中，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是一部份量较大、功底厚实的好书。全书54万余字， 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1994年再次重印。其内容按卷分为：总论，包括婚姻语源、婚姻目的。婚姻观念和婚姻政策；婚姻之形态，内含婚姻与政治、门第婚、重婚与世婚、财婚、侈婚、冥婚、收继婚。他如婚礼、定婚、结婚。离婚、媵妾、赘婚与养媳，均各占相当篇幅。包涵的时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的三千余年，既按门类，又照历史顺序，一一加以叙述。本书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对所涉及的史实，均详加考订，从不妄加推断，同时又力图连系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对婚制婚俗的影响并中间的发展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据作者弟弟方生教授在序言中称：该书早于1957年已完成初稿，后因某种缘故，直到30多年后方得与读者见面，其时作者已作古20多年了。所以当我们介绍这部“史稿”时，一方面为作者及原稿所遭受的厄运而深觉叹息，同时也对中华华局支持此书出版，使大家能见到洋洋巨著而衷心地感到高兴。
孙晓的《中国婚姻小史》，198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是一部简史性质的我国婚嫁制度、婚嫁习俗史。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出版社，1987年）、张树栋、李秀领《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则将婚姻和家庭绪合一起，分别从横面和纵面，概述他们的演变。出版于1991年的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主要谈我国古代妇女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妇 女政策的专著，但也辟出篇幅论述婚姻方面的事。此外，出版界为配会社会与史学界研究的需要，还先后重印了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和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前者属于谈婚姻的专史，后者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其中也对当时的家族。婚姻形态作了一定的剖析。
论文方面值得一提的有王玉波《中国婚礼的产生与演变》（《历史研究》1990年4期）。作者认为，婚礼不只是男女碓立婚姻关系所举行的一定的仪式，而与其它社会现象一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随著社会的变迁和婚姻形态的嬗替，不断演变，改变内涵。婚礼的产生和演变，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生恬方式的变化。
（二）断代性论著
（1）先秦两汉。先秦时期，系指我国远古先民们由原始公社一直到秦统一六国前这一漫长的活动年代，在婚姻形态上经历了杂婚、行辈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以及伴随一夫一妻同时存在的一夫多妻制。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接著两汉又加以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对于婚姻关系也有重要的影响。讨论这一时期有关婚姻问题的专著有郑慧生《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等。郑书讨论的是先秦时代的婚姻，彭书就汉代人们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地缘结构、婚龄构成，以及结婚步骤、妇女再嫁、婚姻的法律规定、婚姻思想、婚姻观念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中有一章专谈婚姻。作者首先介绍了我国早期婚姻形态的演变进程，又专就夏代婚姻、商代婚制、家族支配下的婚姻运作礼规作了系统的论述。
属于这一时期的论文也有了不少，比如宋镇豪《商代婚姻的运作礼规》（《历史研究》1994年6期），李衡眉《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2期），陈延嘉《关于（左传）中“蒸”“报”婚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3期），肖汉平、杨有礼《从婚姻形态和婚姻制度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妇女地位的低下》（《衡阳师专学报》1985年2期），陈绍棣《春秋战国婚俗》（《百科知识》1990年4期），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彭卫《论汉代婚姻关系的构成》（《学术月刊》1985年10期）。《汉代婚姻关系中妇女地位考察》（《求索》3期，1988年）等。李眉衡的文章考察的周人昭穆制度和姬姜两姓互为婚姻的做法，认为这里体现了由原始的两合氏族婚姻组织向地域性的两台氏族婚姻组织的转变，把区分相邻辈份之间的界限，放在高于区分两个氏族之间成员界限。王小强的论文是利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筒《日书》的资料，确认秦人中下层社会的婚姻、家庭生育观，即具秦楚文化交融的特点，又与后世观念有相近之处。
（2）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一直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薄弱点，可喜的是这十多年来有根大的转变，反映在婚姻史研究上也是一样，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仅发表的论文就不下数十篇，内容和形式都很丰富。
发表于1986年《历史研究》第3期上的叶妙娜《束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侗案研究》，通过对陈郡谢氏的个案研究，揭示侨姓士族为保持世族门第，在婚姻上不断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需要。王连儒《束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一文，著重用实例说明谢氏当家这隆盛时，如何通过与士族联姻去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当家道中衰后，又如何通过人们对士族地位的认可，保持和延续族望和门第的整肃。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2期），谈的是北朝士族，因上层政治权力更迭，一些胡人统治者，以及由于获得权力地位上升的寒门势力，也挤进了以崔、卢二姓为代表的士族婚姻圈，反映了固有士族势力的衰落。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2期），考订了三国时女子婚龄为17岁，男子15一17岁；西晋时女子13一16岁，男子15岁；南北朝时女子13岁，男子北朝14岁、南朝10岁。文章还解释了婚龄降低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关系。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2期）的论点是：人口状况与家庭宗法观念的改变，是造成人们早婚的主要原 因。早婚对缓解当时的人口稀少，促使大家庭的普遍出现，起到相当的作用。
还有，像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3期），卜宪群《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1期），施光明《晋代妇女婚姻观念的变化》（《历史知识》1988年1一2期），张承宗《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3期），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号），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婚姻及其特点》（《许昌师专学报》1990年3期），王大良《从北魏刁遵墓志著南北朝世族婚姻》（《北朝研究》1992年2期），刘少虎《从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看门阀势力的衰落》（《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3期），易国强《试析两晋南北朝士族门第婚姻形成的原因》（《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3期）等等论文，也都参与了对婚姻问题的讨论。
由于南北朝是一个民族迁徙频繁、相互交往十分密切的时期，所以也有不少文章，涉及到各少数民族的婚姻问题。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3期），考察了北朝鲜卑族婚姻中群婚制残余，妇女社交自由，通婚不论行辈。不重门第，以及表亲婚、交换亲。冥婚、早婚等习俗。施光明《从〈魏书〉所记鲜卑拓跋部落婚姻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3期）一文指出，鲜卑拓跋部贵族婚配，在北魏前期，多限于本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到后期，汉族已占有优势位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杨铭《氏族的姓氏与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1期）确认，在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冲击下，氐族的婚姻也受到激荡，族内婚走向瓦解，实行与汉。羌等族通婚。施光明《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4期），在考察了北朝诸民族通婚形式、特点、影响后，认为北朝的通婚形式具有羁縻型、结盟型、进贡型、笼络型、门第型五种形式。各民族间通婚频繁，门阀等级婚被打破，在婚仪、婚礼中融人了不少胡族特点，胡汉、夷夏有别的观念淡薄。北朝的婚姻观。婚姻习俗，一直影响到唐代。
在唐代的婚姻史研究中，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7期），叙述了当时通行的婚礼。婚俗，以及男就妇家成礼、男居女家的婚俗。牛志平《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历史研究》1987年4期）和《试论唐人的婚姻心理》（《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两篇文章，实际上论述了两个相互关连的问题。前文是从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论述唐代婚姻风气相对开放，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后文则著重于作社会心态的探索。由于唐代处在一种既“封建”又“开放”的社会情势下，使得唐人婚姻心理亦兼具封建时代共有的婚姻观念，和当时相对自由开放气氛下特殊心理的两种特性。李向群认为唐代皇室婚媾中的不计行辈婚，是受到拓跋鲜卑的影响，并具体叙述了这种婚姻的表现形式（《唐代婚媾中的不计行辈 婚》，《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3期）。蔡伟堂《关于敦煌画（婚礼图）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0年1期），根据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41幅相关的壁画，考冀了由盛唐至北宋这一时期的婚娶礼俗。金眉《从“无子”出妻看唐代“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的实践》（《史学月刊》1993年2期），牛致功《唐人的“离婚”全议》（《学术界》1994年2期），梁长根等《唐代传统婚姻道德的裂变溯源》（《社会科学》1994年4期），则讨论了婚姻的裂变问题。
在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涉及到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婚俗的。如罗桑开珠《昌议唐蕃联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3期），张锡禄《南绍王室婚姻关系简论》（《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1期），卢向前《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析——兼论突厥世系》（《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1994年），宋晓梅《鞠氏高昌张氏之婚姻》（《中国史研究》1994年2期）等均是。傅永聚的《历人的涉外婚姻》（《人文杂志》1994年3期）一文，反映了当时外国侨居人士的婚姻情况。
（3）宋辽金元，这一时期的成果，多数集中在宋朝。张邦炜付昏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是把宋代的婚姻放到当时的整个社会，放列唐宋历史变动的潮流中进行考察的一部专著。其内容包括婚姻制度、婚姻观念等。张邦炜在另一写论文中，就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联系唐代。‘婚姻必由谱系”，到宋代“士庶婚姻浸成风俗”，后妃“不欲选于贵戚”和宗室嫁娶。‘不限阀阅”，认为这是风气的大转变，构成宋代婚姻制度的重要特点，表明在社会政治中，已由早先的门阀制转到官僚政治的阶段（《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历史研究》1985年6期）。与张文相类的还有昊旭霞《试论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v《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1期）等，当宋代出现“婚姻不问阀阅”的同时，另一种婚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的价值取向，却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方建新《宋代婚姻论财》（《历史研究》1986年3期），揭示了这一动向。在宋代婚姻问题研究中，也有一些是谈婚俗、婚礼的，如刘德谦《交杯酒及其它——漫谈宋朝的婚俗》（《文史知识》1982年4期），方建新《宋代婚姻礼俗考》（《文史》24辑，1985年），吴宝琪《宋代的婚姻》（《历史知识》1986年5期）等。
离婚和妇女再嫁，也属于讨论的热点。代表性的文章有唐代剑《宋代妇女再嫁》（《南充师院学报》1986年3期），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年），呆宝琪《宋代的离婚与妇女再嫁》（《史学集刊》1990年1期）等。在文章中，有人批驳了这么一种观点，即随著宋学的兴起，妇女地位也跟著下降了。可从宋代妇女再嫁人数之多，现象之普迤，并受到一定的法律和社会舆论的保护，说明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有的学者还具体分析了宋代妇女不以再嫁为耻的原因：1、受唐代风俗的影响，贞 观念淡薄；2、婚姻开放；3、战乱之际，妇女难保贞 ；4、金人习俗影响。屈超立《从宋代婚姻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则从婚姻立法的角度来考察宋代的妇女地位，结论是比前代有较大提高。姚红《从寡妇财产权的变化看两宋女子地位的升降》（《浙江学刊》1993年1期）、邢铁《宋代的奁田和墓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4期），以及盾自斌《咯论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求索》1994年6期），都是从婚嫁财产权和角度考察妇女地位的高低。作者们认为，虽然宋代妇女在结婚、再嫁时，对所拥有的财产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并不完整，与男子相比，仍处于从属卑下的地位。有的学者还从历史变化的角度加以说明，大体南宋不如北宋，南宋前期与后期也有差别。
辽金元三个朝代，分别是由契丹、女真、蒙古三个民族建立的。他们在统治中原地区以前，分别活动于东北和塞北地区，有著自己的风俗习惯。所以，有关这一时期婚制、婚俗的文章，多有联系或追溯这些民族固有习俗等方面的。
关于契丹的婚姻制度，自蔡美彪于60年代提出部落外婚制观点后（见《契丹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5期）） 80年代，又有向南。杨薇提出氏族外婚制（《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5期），和孙进己的胞族外婚制（《契丹的胞族外婚制》，《民族研究》1983年1期）。 1993年，席岫峰在《历史研究》（第2期）撰文，对上述说法提出商榷。他认为契丹的婚姻界限是姓。它起著“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以姓为界，实行两姓婚姻是契丹最主要的特征（《关于契丹婚姻制度的商榷》）。随后，蔡美彪在《试论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中确认，辽朝建国后确立的耶律氏与萧氏，并非古老的氏族或胞族的称谓，也不是部落名称，而是在氏族部落制解体后，互通婚姻的两大集团分别采取的共姓。《辽史》的记录，亦证明两大集团并存的通婚事实。孟古托力《契丹族婚姻探讨》（《北方文物》1994年1期），程妮娜《契丹婚俗采析》（《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1期），从更广的角度考察了契丹族的婚制。婚俗，日益增多的民族问通婚，以及婚姻观念。婚龄等问题。
比较起来，金、元两代的文章相对较少。邓荣臻《金代女真族“妻后母”说考辨——兼论女真族宗族接续婚》（《北方文物》1990年：期），认定女真不存在“妻后母”的风俗，接续婚只存在于兄弟之间。但也有人表示升议，确认女真族有“妻后母”之俗（王叔官：《女真“妻后母”复议》，《北方文物》1991年2期）。王世莲《金代非女真后妃刍议》（《求是学刊》1992年2期），对金代非女真后妃及其所起作用作了考述。
元代有关婚姻史的成果有王晓晴的《元代收继婚制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5一6期）和《试论元代的赘婿婚制》（《史学月刊》1990年6期）。前文认为收继婚本属蒙古婚俗，汉人受此影响，采用此种形式。蒙古收继婚包括平辈收继婚和升辈收继婚两种，汉人收继婚多表现为叔嫂收继的做法，在地区上北方多于南方。至于元代的赘婚制，文章碓认乃是因金元招费婚式影响的结果。李逸友对元亦集乃路遗址出土的一份元代晋同婚书作考释，认为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属于卖身文契一类的束西（《黑城出土的元代婚书》，《文物天地》1990年2期）。张靖龙《元代妇女再嫁问题初探》（《社会学研究》1993年1期），联系了前代的婚俗和贞操观，以及元代社会诘 因素，政府对妇女再嫁所采取的宽松自由态度，考究了再嫁之风盛行的原因。此外，新近出版的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亦对元代婚姻问题多有论述。
（4）明清时期。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文史》32辑，1990年），对明代宗室的婚嫁制度作了考释。大体在宣德以前，多选择与文武勋贵联姻，利用婚姻钮带，把双方的利害关系连系在一起。正统以后，鉴于“靖难”和诘藩叛乱的教训，对宗室和姻亲多有限制，所以情况有所变化。许敏《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借著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笔触，就明清之际我国的婚姻与宗法关系，婚姻缔结方式，纳妾制度等方面作了很好的介绍。笔者同时指出：这些传教士基于一种不充分的认识，或囿于西方价值体系的局限，在看法上并不都是客观全面的。赵毅、赵秩峰《悍妻与十七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明史研究》4辑，1994年），对夫妻关系中悍妻这一现象作了透视。作者指出，对非主流社会现象的研究，将有助于纠正对主流现象研究中所产生的偏激。
在清代婚姻史研究中，冯尔康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清史研究集》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一文中，就清代包办的门当户对式的婚姻制度、婚龄、童养媳制度、旌表贞节、寡妇与再嫁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他的这一基本框架，后来在与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又经充实重现。郭松义《清代人口问题和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3期），在涉及婚姻状况部分中，谈了“家庭成年男子中未娶者所占比例”，“有关多妻情况的分析”和“关于妇女再嫁”等三个题目。作者认为，家族中成年男子未娶者比例高低，多妻和妇女再嫁的情况，都与每个家庭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以及受封建礼教束缚程度的大小，有著密切的关系，胡发贵《清代贞节观念述论》（《清史研究集》7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对婚姻关系中空前恶化的女子贞节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争论，作了介绍和剖析。
在所发表的文章中，有相当部分是集中在讨论清代皇族婚姻的。刘潞《论后金与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点》（《故官博物院院刊》1991年4期），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位皇帝为例，对其婚姻的政治特点作了分析。作者指出：四帝婚姻状况的变化，是与政权的取得。巩固和发展相平行的。政权不同时期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来源；政权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影响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许保留一定的个人感情。杜家骥根据《玉牒》及有关资料，对清代皇室联姻的特点、目的。形式及作用，依照不同时期，作了不同的分析（《清代皇族与满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南开学报》4辑，1990年）。鞠德源《清朝皇族的多妻制度与人口问题》（《满学研究》第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也是通过《玉牒》资料来作研究的。文章谈了四个问题：皇族人口政策，清帝的多妻状况与皇族的妻妾来源，皇族宗室多妻制的衰落与人口萎缩，皇族人口萎缩的原因，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清朝皇族的人口政策，婚姻形态与变迁，婚姻形态与妇女地位，作了仔细的考究。此外，像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2期），赵云田《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故官博物院院刊》1984年3期），王道成《从薛蟠送妹侍选谈起——关于清代的秀女制度》（《北京史苑》1985年出版），刘潞《论后金与清初皇室婚姻对象的演变）（《清史研究》1992年3期），又《对清太祖。大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清史研究》1995年3期）等文，也主要谈帝王之家婚姻的。
二、有关家庭史的研究
在中国，研究家庭问题经常与家族或宗族关系联系在一起。其实，家庭与家族或宗族，虽有某种不可分之处，但内容上毕竟存在诸多的差异。家族或宗族指在同一地域内，由同宗同姓。有共祭宗祠。同一谱牒，并用族规。族训，把大家连结在一起的血缘性群体。家庭主要是婚姻的产物，包括同居共爨的父母子女等等。不过因为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乃是家族构架中的基础，家族或宗族势力的消长，反映了对家庭控制的强和弱，所以有关家族。宗族史的论著，总不免要涉及家庭问题。鉴于目前评述家族。宗族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已有不少，此次我们只介绍有关家庭史的论著，至于中间可能出现的交叉，那是因为被介绍的论著，内容中互有关连的缘故。
（一）通论性著述
在80年代重开家庭。家族史研究的热潮中，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了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正如有人在评议该书时所说：“作者从家长制家庭这一重要社会历史现象人手，全而论述了家长制家庭的早期形态，社会功能，家长制家庭的类型和形式，以及封建礼制在中国几千年文明步途中演进的轨迹，提出了许多启人思考的观点”（徐枫《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中国史研究》1993年1期）。在书中，作者认为秦汉以后，封建家长制家庭结构模式的特征是：父权至上，父与子构成家庭的核心和主体，以及封建宗法等级格局中的尊卑。贵贱。长幼。亲琉，决定著家庭中人际往来。关于社会职能，主要体现为“奉先思孝”。“子孙昌炽”上，另外也包括了生产。分配。消费职能，以及其它方面的职能。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出版于1992年（人民出版社），也是一本上迄原始社会末期。下至近现代的通论性专著，讨论的对象是家族制度。但如前面所述，因为家族和家庭相互关连，所以也有相当笔墨是谈家庭的，如原始家庭的发生。发展，个体婚姻形态下个体家庭的产生，战国。而汉时期血缘关系的松弛和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化，北魏到唐的世家大家庭，宋以后的大家庭及其形态结构等等。另如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亦都多少不等地涉及到家庭形式。组织。功能。结构，以及国家与家庭，国家的家庭政策等内容。
在论文方面，杨堃的《家庭婚姻史略说》（《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1期）等论文，从民族学的角度，阐述了对家庭、婚姻发生。发展的看法，并就一度支配我国学术烦域的摩尔根五种家庭形态说提出质疑。王跃生《中国传统社会的维系与离析》（《社会学研究》1993年 期）认为，家庭的“维系”与“离析”，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作用于家庭形态的两种基本力量，不同时期彼此互有强弱，然从其总趋势来看，大家庭的数量在减少，小家庭则愈来愈占据主导位置。
（二）断代性论著
（1）先秦两汉。李玉洁、黄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先秦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一文，对有人所持6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反映的是母系对偶家庭。4千年前的龙山文化代表了父系家庭这一说法，表示升议。作者认为，就文化遗址来看，两者无本质差别，反映的都是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小家庭。徐中舒《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1期）中认为，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即一夫一妻制家庭，早在远古时代一至迟到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古代男子的从妇居，待生子长大，然后挈其妇子鼓舞同归的习惯下，因而构成几个最基本的亲属称谓——舅、姑。勇、甥与父、子关系的转化，就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标志。勇甥两字并加男字偏旁，表示是从男子的称谓而赋予新义。祝瑞开《我国一夫一妻制度家庭的形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6期），讨论了从夏商周到秦家庭形态的发展过程，大体夏商周三代贵族实行的一夫正妻下的嫔妃媵妾制，虽具有一夫一妻制某些特征，实际是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周代的士是一夫一妻制，但亦有拥有妾媵的，庶人则处于对偶婚残存形态，以后逐步变化，直至秦统一，一夫一妻制家庭才在农民中广泛确立，成为婚姻基本格局。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年6期），也确认秦是个体小家庭定型化时期。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阎爱民《两汉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及特点》（《历史教学》1990年3期）和马新《秦汉时代家内人际关系的变化》（《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3期），讨论的是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两文都认为秦及两汉家庭人际关系是相对平等、独立、自由的，家庭成员个性强，束缚较小。马文还认为到了东汉，由于社会历史变化，夫妻关系已日益不平等，父子和兄弟之间，父亲具有绝对权威，兄长的地位高于弟弟。喻永长《西汉家庭结构和规模初探》（《社会学研究》1992年1期）认为，西汉时的家庭多属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喻文也认为西汉小型家庭结构下的家庭成员关系比较平等独立，内部的“分力”大于“合力”。这种小型家庭结构，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繁荣了封建经济，保证了国家的税源和兵源。彭年《秦汉“同居”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6期），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了家庭各成员的地位，父母妻子属于“同居”的范围，没有分居的兄弟、兄弟子亦属“同居”之列，但同在一户之内的奴婢却不得归于“同居”，叫做“户赀”，性质与蓄养的牛马相等列。
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1990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就周代家庭形态进
行讨论的专著。
（2）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文有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3期），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2期），刘振华《试论六朝家庭伦常观念的演变》（《学术界》1994年1期）等，集中讨论了家庭规模、结构和家庭伦常问题。关于家庭结构，冻文指出，汉代以来一般百姓5口之家的小家庭居多，到了十六国北朝，在坞堡组织的督护制下，人们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实行大家庭制，这与东晋南朝的父子兄弟分居升财，形成某种反差，找其缘故，除历史、自然地理因素外，亦有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南北方的家庭规模结构的差异，至隋代基本消失。赵文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结构的特点归结为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之所以如此，政治上是门阀士族制的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严重，以及受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的影响；经济方面与自然经济结构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亦不无关系。至家庭伦常，葛文探讨的是东晋南朝情况，由于门阀势力盛行，使名教重心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关系转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关系上，而且这种风气已超出上流家庭家族的范围，流行于整个社会。刘文从六朝时期家庭关系的演变谈到家庭伦常的变化。当时正处于从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向分而治之的小家庭的演变过程中，于是强化孝道便成为时代的需要了。
唐长孺《读〈颜氏家训、后娶篇〉论南北朝嫡庶身份的差别》（《历史研究》1994年1期），主要谈社会对嫡与庶的看法，但也牵涉到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嫡庶之别的传统礼俗在东汉时已经出现，直到魏晋之际，庶生子的身份待遇并未显著受到歧视。永嘉之乱后，北朝轻视庶子之风变本加厉，以至有庶生子“不预入流”，不录家籍，不被举养等超出一般嫡庶贵贱之分的常规。
隋唐五代时期有关家庭史的文章不算大多。值得一提的有傅衣凌《晚唐五代义儿考》（《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史学增刊），魏承恩《唐代家庭结构初采》（《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2期），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3期，1991年）等。义儿即养子，是通过人工方法扩大、补强拟制亲族关系的一种手段，同时把下层优秀人才选拔到社会上层来，从侧面冲击了传统的门阀制度。文章认为畜养义儿的历史可追溯到中唐时代的义儿使军，与私兵制有根大关系，另如宦官制度亦对义儿的盛行有相当影响。晚唐五代的义儿制，直到明清仍未泯灭。刘永华利用敦煌文书，考察了中唐的变迁情况。他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导致家庭功能外移，促使社邑的出现和增多。
（3）宋辽金元。邢铁在《宋代的家产遗瞩继承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6期）一文中指出，用遗嘱方式决定家庭财产继承的习俗，由来已久，宋代成为定制，被广泛使用。作者认为，远瞩继产方式主要不是财产私有权强化所致，而是家庭观念的影响，体现的是家长对家庭门户和家人的终极关怀。唐代剑《试论宋代大家庭的社会职能》（《社会科学》1993年7期），对宋代官府大力提倡旌表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提出看法，确认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庭是贯彻封建专制的楷模，组织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培养封建人才的基地，调和阶级矛盾的场所。发表于《浙江学刊》（1993年1期）上的杨志刚《司马氏家仪和朱子家礼》，对用来作为家庭处事准则的宋代两部家训作了探索。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型时期的文化产物，很有典型性。
对辽金时期的家庭研究，有孟古托力的《契丹族家庭探讨》（《学习与探索》1994年4期）。他认为契丹家庭以核心家庭居多，然后是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很少。家庭成员地位及关系随著社会的不断变动而不断变化，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契丹族社会状况。韩世明《辽金时期女真家庭形态研究》（《史学集刊》1993年2期），就女真家庭的发展变化、类型划分、组织结构等等，作了探索。
（4）明清时期。在我们介绍的这一时期家庭史研究中，郑振满《明清福建宗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宗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两书值得一提。它们虽然都只谈福建，而且重点放在家族组织上，但也有关于家庭方面的内容。两书凭依的资料除一般文献书籍外，均采用了碑刻、民间文书和田野调查材料，郑书中有一个题目是“家庭结构及其周期性变化”，对家庭结构作了动态性分析。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分家析产制的盛行，可能导致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从福建来看，明初的家庭结构比较简单，父子兄弟别籍升财的现象相当普遍。明中叶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变质及赋役制度的改革，大家庭的发展趋于稳定，并表现为收养义子之风的盛行。清代大家庭更有普遍的发展，不过一般只能维持三四代。至于家庭结构的演变规律，是沿著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周期而变动。成长的极限不同，演变的周期亦不一致。笔者还对有人所说只有着重孝弟伦理及拥有大量田地的极少数仕宦人家，才能实现毕世同居大家庭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在福建，也存在一些资产微薄的大家庭。陈支平在论述家庭的裂变时说：一方面，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个体小家庭犹如细胞似地不断繁殖裂变；另一方面，在平均析产制原则和家族观念影响下，家庭过继、抱养、顾香火等继承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小家庭经济的充分发展。与此同时，家庭的公有经济却在裂变中不断壮大，造成家族与家庭财产界限的混淆不清，从而削弱了家庭私有经济的发展，对福建社会与经济的进步都很不利。
唐力行采用家谱资料，适当加以量化，对明清时期皖南徽州地区的家庭结构作了抽样分析，大体核心家庭占65.1%，主干单核心家庭占21.7% 主干双核心家庭占13.2%。核心家庭占有主导的位置，主干家庭为次。家庭——宗族结构表现为大宗族小家庭的形式。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商业发展对家庭裂变的影响，家产和族产。儒家伦理与维系家庭——家族的关系，以及明清徽州社会的家庭结构与同期西欧、中欧家庭结构的升同等问题（《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家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1期）。许檀考察了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作者认为，就山东全省而论，嘉庆年问户平均人口为6.91人，道光中叶5.87人，宣统年间又降为5.49人。从清中期至清末，山东的平均户规模在6口上下。至于年龄结构，五六口之家的大小口比例为3:2-4:2。作者还根据宁海州（牟平县）绅士王梦泉写的《咸丰十一年九月被难大小男子妇女节义纪实》一文的资料，对所载197户1354人的户口纪录作了个案分析：核心家庭占35.53%，直系家庭占29.44%，联合家庭32.99%，有严重缺损的家庭占2.03%。家庭规模（经修正），1-3口占20.16%，4-6口占44.86%，7-8口占16.46%，9-10口占11.11%，11 口以上占7.41%（《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与结构》，《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4期）。赵世瑜以读史札记的形式，谈了对明清时期家庭家长制权威的看法。他说：在明清时期，无论是两代同居的核心家庭，或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甚至在家族共同体中，男性家长具有最高的权威，这不仅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类戒条的约束的结果，男性家长本身负有春育家口的责任，生活来源要靠他维持，这也是重要原因（《冰山解冻的第一滴水——明清时期家庭与社会中的男女两性》，《清史研究》1995年4期）。
清代按社会形态，分为前段和后段，后段属于近代史时期，不过作为一个朝代，仍有其整体不可分的一面，故仍适当加以介绍。讨论清代后期家庭和婚姻形态的有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其中涉及家庭内容的有：家庭的成立（婚姻条件及择偶标准、婚姻礼俗、离婚、纳妾等），家庭结构及其关系（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生产功能、教善功能、生活功能）。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也论述了婚姻和家庭结构。姜涛认为：清代沿袭前代传统，仍以复合家庭为主导形式，这并不是说复合家庭占了压倒多数，而是说它是清代家庭发展的最高阶段和主要价值取向，从家庭规模来看，仍只是5口左右。这是因为若干新立门户的家庭往往只有夫妻2人或至多1-2个子女，而“一夫挟五口”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的，很可能是造成每户平均5口人左右的根本原因所在。行龙在《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也认为，中国历史上5口之家占绝对优势，大家庭并不占优势，他还考察了自乾隆晚期后清代家庭规模的发展趋势是在由大变小，其原因与家庭社会功能缩小，封建家庭制内部固有矛盾日趋尖锐、封建宗族关系遭到破坏有关。
最后顺便提一下有关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史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也颇不少，有的已结合各朝代作了介绍，另外还有一些像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严汝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的婚姻和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等，都各有特色。这些著述虽然重点不在谈史，然与史学仍关系密切。
三、回顾与瞻望
上面，我们对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婚姻。家庭史的情况，作了择要介绍。通过介绍，可以看到，特别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进展是很快的。首先，发表的论著数量激增，平均每年在十数写至数十篇，参加讨论的不仅有年老学者，更多的还是中青年学者，说明它已把很多人的研究兴趣吸引过来了。其次，论文的触及面也相当广泛。在时代断限上，从史前时期起直至近代，差不多都有文章。涉及的范围，以婚姻史为例，由一般的婚橙、婚俗到婚姻形态、婚姻目的、婚姻观念、婚姻结构、婚姻政策，以及各阶级、阶层通婚状况，民族联姻，婚姻关系中夫妻地位变化等等，都有人研究，而且既有横向的面的论述，也有作纵向的史的考释。第三，拥现了一些资料丰富，颇有见地的著述，如陈鹏《中国婚姻史稿》、王玉波《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等。另如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迢》、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在有关家庭婚姻方面，各都提出一些有意义的看法。至于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我认为这十多年来，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基础是扎实的，同时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研究作了有力的铺垫工作。
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成绩时，还应看到它的不足，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谈成绩更为重要。
一、研究的点和面尚不平衡。从时代来看，上古先秦时期的成果不少，奴晋南北朝的讨论也很热闹，可有像晚唐五代却十分沉寂。相对说来，明消时期亦与其拥有丰富的资料而显得很不相称。再从研究的问题考察，一些文章常常集中于几个热点讨论，如早期家庭形态，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婚姻，清朝的皇族通婚等。一般说来，热点问题往往反映了这个时期、这个集团或阶层有关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突出点，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可无论如何，婚姻史和家庭史包括了很多方面，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如果说在开头，讨论热点对推动研究可起放动作用，接下来便应一层一层不断地向外披展，填补缺门，寻找新的热点，使人不断有新鲜感，这样才能把研究引向更深更广。另外，对比婚姻史，家庭史的成果相对较少，同时却有不少文章的题目和内容颇多重复雷同，这也是一种不平衡。
二、应该更多地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当前，各学科问的相互交叉、渗透，已成了发展的潮流，史学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同样存在借鉴吸收的问题，特别像婚姻、家庭史一类的题目，本来就关连到很多学科，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伦理学，都把它列为研究的对象，另外与法学。医学等学科也有关系。所以应更有条件夫吸收、去借鉴。在国外，利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成果研究婚姻家庭史，已是非常普遍。我们的有些学者也尽力在这么做，在前面列举的文章中，有关婚姻形态、家庭绪构的内容，它们的划分标准，包容内涵，就得益于民族学和社会学。再比如有人考察结婚率、初婚年龄，这无疑是受到人口统计学的放示。总的说来，这样文章的比例还较小，传统题目、传统手法的文章占有多数，说明步子跨得还不大。不
断吸取其它学科的营养，把它用到婚姻家庭史研究中，更新角度，披大视野，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三、讲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这与第二个题目实际上互相连通的。其实各学科问的借鉴吸收，就包含了方法论方面的借鉴和吸收。传统的史学方法，是通过对史科的搜集、考订、排比来说明需要说明的问题，这个基本功，也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其它学科，比如社会学等等，也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些虽不能都搬用于史学，但有的方面，象研究婚姻家庭史，就可参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分类法，定量、定性数据统计分析法，以及某些田野调查的问卷设计等等。借鉴吸引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丰富自身学科的研究内容，这在婚姻家庭史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家庭暴力社会关怀培育
近几年来，家庭暴力问题日渐突出，成为学术界、理论界不断探讨的话题。家庭暴力严重侵害了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加剧了婚姻的动荡，造成了家庭的危机，危害了社会的安定。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多数学者均倾向于通过建立社会救助机制、加强社会立法和对施暴者进行严厉惩处等方法加以解决，笔者认为上述方法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仍是头痛医头的“堵”的方法，不是最终手段，要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关键是要把家庭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去，了解产生家庭暴力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并运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
一、家庭暴力的特点及其危害性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由婚姻、血缘、收养、或法律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间以压制对方或以发泄敌对情绪为目的的直接或间接的暴力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仅指夫妻间的暴力，它是夫妻矛盾冲突激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主要是指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行为。从内容上看，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家庭成员之间身体接触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即精神暴力。从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以及各项研究来看，它具有以下特点：
1、普遍性和严重性。早在1999年，广东省妇联在广州等11个市进行了一次入户抽样调查后，就得出结论说，有近三成（部分媒体报道为29.2%）家庭存在家庭暴力现象，其中丈夫对妻子施暴的占了79.4%。2000年，江西省妇联也在全省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说，自1995年以来经历过家庭暴力的家庭占34.58%。另外，据全国妇联最近调查显示，我国30%的家庭存在暴力，家庭暴力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随着暴力手段的不断升级，导致家庭破裂，家庭成员伤残、自杀或他杀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同时，由于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家庭暴力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2、主体的特殊性。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其中妇女是最主要的受害主体，在目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占绝大多数，由于一些男性的夫权思想、经济地位、生育观念等原因，致使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无端对妻子施以拳脚和蹂躏，在他们的暴力之下，许多妇女被剥夺了平等地位和人格尊严，承受着屈辱，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有的甚至命归黄泉。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是家庭暴力的施暴主体，占家庭暴力73%，由于这部分人文化水平低，行为粗野，当家庭发生矛盾时，总是以武力解决。
3、隐蔽性和长期性。家庭暴力往往发生在特定的地点——家里，除了当事人外，常常不为人所知，而当事人又大多碍于情面，不愿“家丑外扬”，致使家庭暴力能公之于众的很少，仅占实际数量的10%。受害人常因缺乏多次累积的伤情原始记录和法医鉴定依据，致使调解和诉讼困难，受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同时，施暴者对家庭成员往往连续加害，受害者多长期遭受侵害，有的则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4、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的家庭暴力形式多样，既有对家庭成员肉体的暴力，包括殴打、脚踢、烧烫等伤害身体的攻击行为；又有精神暴力，包括用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他人自尊和人格的语言或足以引起他人强烈不满的言语等等；还包括性虐待，主要指刻意攻击他人的性器官，以胁迫或暴力方式强迫发生性接触、性交等行为。同时，家庭暴力在产生原因和危害等方面表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其产生既有观念因素，又有经济、家庭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
5、循环性和延伸性。家庭暴力的发生一般呈循环性，其过程大致为：紧张状态阶段，即双方出现言语攻击和敌对状态；暴力阶段，即紧张压抑爆发为对受害者的攻击；亲密阶段，即施暴者表示悔恨，使受害人满怀希望，但绝大多数情况是这一循环再次简单重复。另外，家庭暴力呈延伸性，一方往往将对方的亲属作为泄愤对象，有的将插足家庭的第三者作为报复目标，把家庭纠纷的矛头指向他人。
6、解决手段的非理性。从掌握的情况看，发生家庭暴力后，绝大多数家庭成员选择非理性手段解决，他们要么忍气吞声、“家丑不外扬”，要么试图以暴力相报复。而有关部门则往往以“家庭暴力是家务事”为由，对家庭暴力不理不睬致使一些家庭暴力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甚至发展为恶性刑事案件。
从以上家庭暴力的特点可以推断出其危害性是相当大的，首先，它容易引起家庭成员尤其是受暴者心灵的扭曲、人格的变态。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家庭成员大多都性格内向、孤僻、软弱、心理压抑、缺少合作精神等，这对他们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其次，会导致家庭成员的逃避、恐惧感，使家庭对社会的调节作用和家庭的社会化功能遭到了削弱。因为家庭是个体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它是社会化的最先执行者。家庭中的道德观念、语言习惯、兴趣爱好等都直接影响着每一位成员。已经有研究表明，在长期家庭暴力氛围中成长的孩子的暴力倾向普遍大于其他的孩子，而且，他们的情绪不稳、冷淡、缺乏同情心还有反社会的倾向。最后，对社会暴力起着加剧、恶化的影响。家庭暴力是社会暴力的一种，与其他社会暴力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会连带出“以暴治暴”以及其他社会暴力的产生。例如，在一些调查中显示出女性所犯的杀人重伤案件中，她们的丈夫是主要对象，这就说明犯有杀人或重伤罪的女性，其犯罪原因与所受的家庭暴力有很大的直接关系。
二、家庭暴力的成因
西方社会对家庭暴力的研究早于我国，因此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家庭暴力的成因方面，有以个人为取向的理论，如个人病理模式论，认为施暴者有精神疾病或性格缺陷，如缺少自尊、不成熟、精神分裂症等，这导致他背离非暴力的行为规范①；以家庭为取向的理论，如暴力循环理论（亦称为“代际间的暴力传递”），认为生长在暴力家庭中的人，通过习得的行为，可将暴力直接传递给下一代，由此形成一个暴力不断再生的循环②。此外，一些社会学者在采纳以家庭为取向的理论时，还指出暴力循环理论的一个变量，即一方面暴力行为是儿童时期在发生暴力的家庭里习得的，另一方面，社会上还存在一种“亚文化模式”，在这种环境下，诉诸暴力是作为更广泛的生活方式而习得的，如从邻里之间、从犯罪亚文化或团伙中或从诸如警察和军队这样的特定职业中习得的③；文化与社会结构论，如文化认可暴力论，即在许多层面，暴力是为文化所认可和鼓励的，甚至是一种深感荣耀的文化表述形式。这种文化就是大男子主义文化。持此理论者阐述说，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是社会以及家庭的传统父权模式的表现。“对妇女的暴力——是文化的各个方面所认可和允准的”④。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对家庭暴力的成因大致有个人——家庭——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解释范畴。同样，在我国，导致家庭暴力的原因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有微观方面的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宏观方面的社会因素，而且两者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就使得家庭暴力更加复杂化。
1.微观分析
尽管每一起具体的家庭暴力都有其各不相同的具体原因，但细细分析，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特点，找出一些共同的原因。
微观方面：家庭暴力的发生可以是有直接缘由的（应该说，多数家庭暴力都是有直接缘由的），也可以是无直接缘由的（如有的施暴者由于自身存在性格缺陷或患有某种精神病，完全或部分地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无直接缘由的情况多与精神、心理疾病有关，因此不予赘述。
在有直接缘由的家庭暴力中，这个缘由从发生的主体上说，可以是施暴者的原因，也可以是受害者的原因，还可以是双方的原因。从受害者方面的缘由说，受害者可能有过错（比如对配偶不忠诚，对上辈不孝敬，或者在家中没有履行自己的角色、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尊重乃至羞辱对方，甚至先动手打了对方，等等），也可能是无过错但有缺点，比如心眼孝脾气不好、爱唠叨等，从而刺激了对方，触发暴力发生；也可能根本就是无过错，莫名其妙、无来由地便遭受对方的暴力侵害；从“双方共有”方面的缘由说，是指冲突双方都有责任。也就是说，双方都有过错、缺点，又不能相互原谅、包容和妥协，于是，摩擦变矛盾，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冲突升级，酿成暴力；再从施暴者方面的缘由说，其施暴可以是有原因或有借口的，也可以是毫无缘由的，比如纯粹就是恃强凌弱，或是上面说的施暴者有精神或心理疾玻
在有缘由的家庭暴力中，按缘由指向的对象可划分为三类：一是为谋求物质利益或以谋求物质利益为主（比如争房子、争财产等）；二是为追求精神利益或以追求精神利益为主（比如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等）；三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利益兼而顾之（比如既要财产也要离婚）。具体性的缘由主要是在家庭事物、孩子教养及情感交流等方面的矛盾⑤。
2.宏观分析
（1）男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不平等。
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家、著名的文学家西蒙娜·波伏娃曾说过：“女人是造成的，而不是生成的”。“妇女们总是依附于男人，虽然不是他的奴隶。两种性别从未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甚至今天，妇女的处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她们仍被严重地束缚着。在法律上女人的地位和男人相差很远，常常对她们非常不利，即使她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抽象的承认之后，长期持续的习俗也阻碍这些权利得到更多的实现”⑥。在这个意义上，她提出第二性的说法，认为男人是世界的主人，而女人则是从属于男人的，她们在社会地位上是排在男性的后边的。攻击性、支配和力量被看成是男性的特征，男性有权支配女性；在性行为中男性总是扮演着侵犯者的角色，而温良、贤淑、妩媚则成为女性的象征。传统女性角色就是贤妻良母，其行为特征就是顺从，女孩从小就得养成顺从的习惯。现在，虽然强调男女地位的平等和女性自身的独立，但是在深层文化上人们仍然鼓励女性对传统角色的追求。因此，女性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家庭中，都处于从属地位，相对男性而言，她们属于社会和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因而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男性则容易扮演施暴者的角色。这是传统的夫权思想及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之一。
（2）公力救济的软弱性，使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受害者无法诉诸于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助长了施暴者的行为。
公安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对于一般的家庭暴力案件，大都是以“家务事”为由进行调解而不是处理。有的受害妇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提起离婚诉讼。但按照目前的法律程序，第一次提起离婚的案件，若对方不同意离婚，法官要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则判决不准离婚，并且在半年之内无新的理由不准再行起诉。这一方面使受害人对其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使施暴者因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恃无恐，客观上助长了其暴力行为。
（3）社会冷漠、宽容与否的态度是滋生家庭暴力的适宜土壤。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简单地看成是“家务事”，“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孩子不打不成才”、“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方圆”等观念和心态，也影响着社会对于家庭暴力危害性的认识，导致了施暴者的为所欲为与胆大妄为。不少单位、居委会、邻里以及亲友们对家庭暴力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很少认真过问。同时，虽然我国颁布了《婚姻法》以及有关的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但有了法律的规定并不等于实际的贯彻执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法律仍会存有漏洞。
三、培育社会关怀意识，解决家庭暴力
正因为家庭暴力的产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解决家庭暴力也应该多管齐下，有体系、有步骤地加以解决。目前，多数学者提出的解决措施主要有3个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并严厉惩罚施暴者；建立家庭暴力的应急机制和救助机制；加强宣传，提高家庭成员的维权意识。笔者认为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可行的，而且如果三个方面密切配合、相互作用，会十分有助于家庭暴力的解决。不过，最根本的，是要在全社会培育出社会关怀的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整套社会关怀的体系。正如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格林认为：“未来理想的社会是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但又受到道德义务的指导和约束。”家庭暴力的解决需要制度、法律的保证，但更有赖于社会的平等、自由、尊重、包容等各种精神的支持，这便是一种关怀。是社会包容的心态与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对不同于自身的他人的存在，他人的生活方式，他人的选择给予承认和尊重。它是自由社会的精神土壤。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每个社会公民、家庭成员的处世方式和思维习惯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从利己到利他、从强权到理性、从暴力到尊重，社会因之能够良性运行，家庭也能够和谐美满。
首先，关怀表现为对生命存在的仁厚慈爱态度，它是生存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社会是由不同生命组成的，它既有老少、男女之分，也有健康、病弱之别；既有有权有势者，也有无财无权者。在有无数差别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生命权与尊严都是一样的，理应受到保护与尊重，因此不应侍强凌弱。以平等的包容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人，是社会良好的品质。
其次，关怀的社会表现为对他人价值选择的尊重，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从而使每个人拥有选择的自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选择为何种角色的权力，不可强求一致。只许高尚不许平凡，只许完满不许缺憾是非现实的思维方式与心态，只能扼杀生命的真实与自由。
再次，关怀的社会还表现在对不同思想观点的容忍与尊重。这便是思想自由。社会不因他人思想与其自身相佐而剥夺他人思想的权力，也不应以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人。人们彼此尊重、相互理解。
最后，关怀的社会还表现在对犯错误者采取的宽容态度。一个宽容的社会，应允许别人犯错误，允许别人改正错误。每个人不应生活在害怕犯错误的恐惧中和无法改正错误的绝望中。人犯错误的权力，也与其他权力一样，不可剥夺，因此不应把犯错误视为大逆不道，更不应阻塞犯错误者改正错误的道路。
要培育社会的关怀意识，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构建统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社会的一定文化价值背景对其成员和行为的认同是十分重
要的。一个强调个人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社会显然会比一个注重身份或出身价值的社会宽容度更大。因此应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人格、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生来就是平等且具有价值的。另外，将传统道德中尊老爱幼、相敬如宾等美德与现代意识诸如民主、平等有机结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广泛宣传。
2.建立补偿性的社会规范，代替约束性的社会规范。因为约束性社会规范的性质偏重于对个人行为偏差的惩罚上，把任何威胁或违反集体良心的行为都视为违法、犯罪，这不利于人们的心理发展和关怀意识的培养。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个人意识代替了集体意识，社会规范的性质就应转变为偏重于对偏差行为所引起的后果的赔偿上，帮助人们认识并改正错误，增强社会理解。
3.加强人们尤其是对下一代人的情感教育。历红曾将情感教育归纳为：爱憎情感的教育；幸福感、愉快感教育；理智感、道德感、美感教育；义务感、责任感、成就感教育；自尊心、自信心教育五个方面⑦。通过这些情感教育，能使人们富有爱心、责任心，心理更加健康，能积极、有效地面对各种问题，从而增强社会关怀感。
注释：
①R·Dobash.Withfriendslikethese，whoneedsenemies?[Z].PaperpresentedattheWorldCongressofSociology.Stockholm(Aug.1978)
②J·Renvoize.WebofViolence-AStudyofViolenceintheFamily[M].RoutLedgeandKeganPaul，London，1978
③GillHagueandEllenMailos.DomesticViolence[M].SagePublications，1996
④S·Schect.TheWomenandMaleViolence.TheVisionsandStruggleoftheBatteredWomen’sMovement[Z].Pluto，1982
⑤胡佩诚.200对夫妇家庭暴力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4
⑥曹秀谦.关于家庭暴力的法治思考[J].政法学刊.2000.4.
⑦历红.情感教育探悉[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参考文献
[1].黄列.家庭暴力的理论研讨[J].妇女研究论丛.2002.3
一、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和现状
（一）表现形式
家庭暴力中，遭受侵害的90为女性，在调查中，发现其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丈夫有外遇，用暴力逼迫妻子离婚；（2）因生育女孩，心怀不满而实施家庭暴力；（3）夫妻下岗，经济压力大，殴妻发泄苦闷；（4）丈夫、酗酒引起家庭暴力；（5）丈夫自私、多疑。
（二）家庭暴力现状
1、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
由于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遭受暴力的女性因种种原因，不愿为外人所知，因此，在实际上，家庭暴力发生率远远比调查要高。
2、家庭暴力情节日趋严重
根据对暴力典型案（事）例进行的调查看，受害者均为妇女，施暴形式多样，手段残忍，轻者语言伤害，拳打脚踢，重者则用棍棒、匕首、铁器、剪刀等残害妇女，使受害者在肉体和精神上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害。
3、施暴者的年龄、文化、职业构成（重点剖析20个家庭暴力典型案（事）件）
从年龄构成看，施暴者大多为28--5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为57岁。从文化构成看，施暴者大多数文化素质较低，但也有大学本科毕业的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从职业构成看，施暴者中农民居多，其次是工人和个体经营者，但是也有国家领导干部等。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传统思想尤其是封建的婚姻道德观流敝甚远。
1、夫权思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夫为妻纲”的古训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虽然新中国的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夫权”观念却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
2、大男子主义。“男主外，女主内”的千古遗训一直控制着某些人的思想，在这种观念下，女性的全面发展受到抑制，自然要依附男性；男性自身也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主宰，要担起养家的重担，这种思想注定了男性在家庭中说一不二的局面。
3、重男轻女思想。在遭到丈夫的虐待案例中，由于妻子没有生育男婴或女方丧失生育能力的占相当比例。
（二）社会原因
受“清官难断家务事”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对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它归为家庭纠纷，客观上助长了家庭暴力的肆虐。
1、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问题重视不够。在接访中，我们发现有80的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时，直接报110或直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还有的妇女到司法部门寻求帮助，可是却被认为是一般家务事，不予过问和调解。即使处理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使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的实施暴力行为，而使众多受害人投诉无门。
2、社会舆论在法制宣传和教育方面开展得不够广泛和深入。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打老婆应该，谁也管不着，打也没人管，因此，把老婆作为发泄的工具。而妇女这个弱势群体，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又有许多后顾之忧，怕被人笑话、瞧不起等，使她们只能忍气吞声，不能理直气壮地寻求法律帮助。
3、我国现行法律不够完善，尚无配套措施预防、制止家庭暴力。
(1）在立法上，由于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散于各个法律之中，有的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差。
（2）根据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轻微与轻伤伤害案件及虐待案均有“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因很多人都不去投诉，这就出现了施暴者即使在警察眼皮底下也敢为所欲为，而司法人员却不去制裁的状况。
（3）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增加了办案难度，没有确凿证据，致使执法部门难以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当中，当事人只有夫妻二人，没有第三者在场，加上有的妇女不及时到司法部门鉴定伤情，这就给取证造成了困难，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执法部门无力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执法和法律援助的力度不强，缺乏执法监督机制。目前，有关部门的执法监督力度不够，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打击不力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三）经济原因
从调查的情况看，有部分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致使其过分依赖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丈夫，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内在地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实施。
（四）处理婚姻关系不够慎重，婚姻基础不牢固
发生暴力的家庭往往婚姻基础不稳固，原本婚姻质量较差，夫妻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松散或仇视状态，这为家庭暴力埋下隐患，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呈上升趋势。
（五）妇女自身原因
家庭暴力是男性对女性人权的侵犯，由于妇女自身素质、文化水平、个性心理等原因，许多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顾虑重重，屈尊忍让，遮掩，妥协，一味迁就，自身的软弱和无知、无疑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使得施暴者心理上更占优势，胆大妄为。
三、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舆论宣传和法律支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舆论宣传作用不可低估。通过普法宣传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知识，是提高全民道德水平、增强全社会维护女女儿童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新《婚姻法》、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作为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全社会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观念。对实施家族暴力、遗 弃和虐待家庭成员的人要敢于曝光，揭露其丑陋的灵魂，在社会上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同时执法部门对违背法律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不怠，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
（二）健全社会法律保障体系，依法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
首先，要加强立法。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增加有关内容和惩治力度，使惩治对妇女暴力的法律法规更加完整、更加有力、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证，使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其次，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治理。针对很多受害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后请律师难、打官司难和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等问题，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妇女权益保障社会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传统家庭教育观念产生根源的分析，探讨了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理念、原则与方法，进而探索挖掘了传统家庭教育观的现代价值及对当代家庭教育的现实意义。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重视以“孝悌”、“忠义”、“仁爱”为主要行为规范，以父母兄长的言传身教为主要方式，集中体现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教育理念中，强调父母、兄长在家庭教育中的榜样示范作用。
一、传统家庭教育观产生的根源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首先，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的影响。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传统经济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在我国传统社会，生产方式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相对独立的家庭经济体是儿童接受教育及成长发展的主要场所，儿童从父母等长辈那里受到勤劳、俭朴品质的教育，并且学到各种生产劳动技能。可以说，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家庭教育思想的产生的决定因素。
其次，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的传统生产方式决定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和消费封闭循环，自给自足。在家庭中，由于生产是第一位的、是家庭存在的保障，生活由生产所支配，并服务于生产。家庭生活和物质生产是直接统一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基本活动是吃、穿、住和劳动。传统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内得以体现。古人传授给儿童一生中所需要掌握的各种生活技能和要领。因此，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传统我国社会家庭教育的直接条件。
第三，传统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讲求“忠、孝、义、仁、礼”等伦理纲。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家庭观念强，对家庭的依赖性大。在家庭与个人及社会的关系中，往往把家族视为枢纽和关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服从于“齐家”，“齐家”又是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对儿童的教育是首先着眼于“成人”，然后才是“成才”，而且通常将道德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培养儿童劳动、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等方面的文明行为，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品质。
二、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理念、原则与方法
1.传统家庭教育的理念
我国古代的家庭是缩小了的社会，它集生育、生活、生产的功能于一身，整个国家实际上也是以无数个分散的家庭为基础的。可以说，家庭发展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维护家庭的利益是家庭成员的重要使命。家庭中的每一成员都要有安身立命的责任感，也接受着这种观念的教育。
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一直将德育放在首位。讲究儿童的“认识上的笃信、意志上的锻炼与感情上的陶冶”三个环节，把加强“知”、“情”、“意”的修养与锻炼作为儿童德育的主要内容。
2.传统家庭教育的原则
其一，重视早期教育的原则。我国传统家庭重视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孔子提出过“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精辟见解，后来的颜之推提出，在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要用仁孝礼义来要求他们，当儿童知道了颜色，懂得了喜怒之后，便要开始教育他们。这一原则对于今天的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都有深远影响。
其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原则。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有言教和身教两种，并且特别重视身教的作用，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谈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它强调家长要以身作则，才能教育好后代。
其三，维护家庭集体利益的原则。在我国传统家庭中，父母教育儿童要主动地维护家庭与集体的利益，要做一个“仁孝”的人。要志存高远、孝顺长辈，要维护家庭、集体乃至国家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家庭、集体的利益产生不一致的情况时，个人利益要主动地服从整个家庭、社会集体的利益。
3.传统家庭教育的方法
其一，严格教导，反对溺爱的教育方法。严格教导、反对溺爱的教育方法在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中非常普遍。史称康熙皇帝教子严格有方，为家庭教育中的楷模。他要求皇子们“从小就在劳动和艰苦环境中锻炼，并习惯于食用粗糙的肉类”，正是这种严格教导、杜绝溺爱的家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
其二，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式的教育方法。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由于儿童抽象思维能力差，易于接受直观形象教育。因此，道德教育不能采取长篇大论的说教，而应“行不言之教”。父母兄长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儿童，这种榜样教育的效果胜过言教。
其三，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在处理家庭教育爱与教的矛盾方面，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形成了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古人用“严父”和“家严”来形容父亲，用“慈母”和“家慈”来形容母亲。而司马光说过，“慈而不训，失尊之义；训而不慈，害亲之理。慈训曲全，尊亲斯备。”就是指父母只有慈严结合，才具备了大义和亲情，是完整的家教。
三、传统家庭教育观的现代价值
1.要重视儿童的品德培养
传统教育非常重视对儿童良好品格的培养。家庭教育中，父母首先是教育孩子如何做人，然后才是其他教育的问题。反观今天我们的家庭教育，一些家长并没有认识到德育的重要性，只是片面的重视智力开发，简单的认为只要学习成绩好，孩子将来的发展就好，结果造成有些孩子“高分低能”，有些孩子养成了“自私自利，眼光狭隘”毛病；还有些孩子因学习压力过大，导致性格孤僻，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可见，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在加强儿童智力开发的同时，应重视对儿童的品德教育，让他们学会做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孩子今后的发展和幸福。
2.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
父母长辈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加以借鉴和利用。对于儿童而言，终日与父母相伴，父母一言一行，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样学样”。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父母长辈要牢记“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并时刻注意自身的言行。
3.教育儿童应磨练其意志，锤炼其情感
清代名臣曾国藩身居要职，家庭富足，但其对子女要求却是异常严格，不搞任何特殊。曾国藩认为，现在让孩子多吃一点苦，多在困境中磨练，能让孩子将来少受点苦。尽管平时常年在外，但他会定期给儿女们写家书，通过家书来教育子女，即著名的《曾国藩家书》。后来，曾国藩的子女们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今天，我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大幅提高，年轻的父母们对孩子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然而，溺爱式的教育，虽然极大的满足了儿童的物质需求，却忽略了对儿童意志的磨练。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儿童，意志一般比较薄弱，情感淡泊，遇到困难往往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父母的本意是为了孩子好，殊不知这样一来反而害了孩子。由此可见，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在关注其物质条件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儿童意志的磨练和情感锤炼，唯有这样，孩子才会健康地成长，长大后顺利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1]杨鑫辉，汪凤炎.中国传统教育的理念探讨[j].江西教育科研，1998，(6).
关键词：家庭暴力 家庭伦理 道德调控
引 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培养丰富人性的土壤。家庭对社会对个人都有深刻影响。家庭是否和睦，关系到社会的兴旺与发达，关系到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家庭对个人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孩子，家庭是其人格培训的场所；对于青年人，是其学习、工作、生活的加油站；对于中年人，家庭是他们精神的寄托和工作的动力源；对于老年人，家庭是他们安度晚年的最可靠的“根据地”。然而家庭氛围各有千秋，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有濒临崩溃的家庭，有风平浪静的家庭，有暴力连连的家庭。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家庭暴力介绍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在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内发生的殴打、捆绑、凌辱人格、限制人身自由以及性虐待等对人身体、心理、性造成伤害的不道德的、违法的行为。根据暴力行为侵害的部位来分，家庭暴力表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
第一，身体暴力。包括杀害、拳打脚踢、使用凶器等对身体各个部位的伤害甚至威胁生命的行为。施暴者采用的暴力手段常有殴打、砍手、刻眼、割鼻、烟头烫、柴油烧、灌农药、泼硫酸、捆绑等。施暴者通常为成年男子，受害者一般为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其中妇女遭受家庭暴力最为严重、最为普遍。
第二，精神暴力。指以威胁、恐吓、辱骂等方式造成家人的内心恐惧和思想压力，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一是施暴者任意剥夺或限制家人的人身自由，使其形成一定的思想压力和恐惧感，比如关禁闭；二是施暴者常以侮辱、咒骂、讽刺或以轻蔑、歧视等手段从精神上折磨家庭其他成员；三是施暴者明知自己某种行为会伤害家庭成员而故意实施该行为，如婚外性行为、转移家庭共同财产等缺乏家庭责任感的行为，造成对对方的精神打击；四是施暴者利用自己的金钱和地位，挑动别人，对受害人故意找茬，以增加其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等等。
第三，性暴力。指伤害女性性器官，强迫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性接触。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婚姻内性暴力和婚姻外性暴力两种。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第一，行为的私密性。家庭暴力是静悄悄的暴力，具有私密性。一是家庭成员之间具有血缘关系或姻缘关系，这两种关系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使外人和社会很少能知道家庭内幕；二是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使家庭暴力不能轻易为外人所知；三是家庭外部的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的私事，不愿介入。
第二，现象的普遍性。家庭暴力现象全世界非常普遍，我们打开报纸、电视，不时有暴力案件被报道和播出。
第三，原因的复杂性。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历史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个人心理原因等。
第四，形式的多样性。家庭暴力行为人在客观上对其家庭成员使用暴力，使受害人身体、心理、性受到伤害。
第五，时间的持续性。由于家庭暴力具有私密性，社会监督调控力量的缺乏，施暴者会在家庭中肆无忌惮地大施淫威，持续地实施家庭暴力。
第六，后果的严重性。由于暴力形式和频率的不同，家庭暴力造成的后果可能在受害者身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只要发生了肉体暴力或感情与心理虐待，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感情上的阴影，特别是那种自感无用的自卑和心理惧怕的情绪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造成严重的影响。
（三）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我国在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后，法律上人人平等。妇女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但家长制的残余还在一些家庭中存在并发挥作用。它剥夺了人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严重影响到家人的感情，家庭的稳定。据《中国妇女报》调查显示我国目前也有33.9%的家庭存在程度不同的家庭暴力，有31.7%的人承认配偶对自己有暴力行为，如打耳光、揪头发、拳打脚踢。使用凶器殴打等暴力事件也有11.5%的家庭存在。特别是离异者中，强度较大的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由此可见，家庭暴力现象在中国比较普遍。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危害及伦理成因
（一）家庭暴力的危害
第一，暴力行为违背了人道原则，影响了受害人身心健康。人道原则要求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关心人，关心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可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不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任其骑来任其打，随意猜疑，限制对方行动，不尊重对方的自由，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尊重对方的价值，不关心对方的生活。一些施暴者将家人赶出家门，让其挨饿受冻，也有些施暴者侮辱、咒骂、讽刺或以轻蔑、歧视等手段从精神上折磨家人，诸如此类，给家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痛苦。
第二，暴力行为违背了自主原则，阻碍人的全面发展。自主原则就是当事人有意志自由，能自由的为自己的行为作主，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事情。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常要家人顺从依附，剥夺他们的自主权，施暴者的暴力行为多种，诸如限制或剥夺妇女、孩子人身自由，干涉妇女的行动，这种行为就违背了自主原则。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暴力行为违背平等原则，影响到和睦家庭关系的建立。男女平等是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一条重要原则。平等原则首先表现在夫妻平等，在家庭中，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丈夫和妻子都有尊重对方个性的义务。夫妻双方相互关心、相互体谅、相互照顾，这是夫妻平等相爱的体现；其次表现在亲子之间平等。亲子之间平等是指父母用民主的方式教导子女，尊重子女，支持他们走向社会，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从而赢得子女发自内心的敬爱。子女应尊重父母，自觉接受父母的帮助和教育，从而获得父母发自内心的慈爱。家庭暴力使许多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张，使许多夫妻感情破裂，亲子关系疏远，恶化了家人的生存环境，影响到和睦家庭关系的建立。
第四，暴力行为违背了社会责任原则，诱发犯罪率的增高，影响了社会的安定。社会责任原则要求当事人双方都对家庭负有道德责任，反对将个人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社会责任原则不仅体现在夫妻双方的相互责任，还体现在双方对子女要担负起抚养成人、教育成才的责任，对方的父母及未成年的兄弟姐妹都负有赡养、扶持等责任。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任性、自私、心胸狭隘、自制能力差，虐待、遗弃、伤害、折磨受害人，恶化家庭环境，有害于家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后代的健康成长，影响家庭的稳定，诱发离异的增多。
（二）家庭暴力的伦理成因
第一，道德文化的变迁。中国虽然已经走向了工业社会，但几千年小农经济的价值观念，传统的家长制还残存在部分人的头脑中。表现在一是大男子主义。即指男主人在家庭中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作风霸道；二是束缚虐待家庭成员。大男子主义导致对家庭成员人格的轻视，形成男尊女卑的非正常家庭人际关系。
第二，功利化趋势的增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投入激烈的竞争中，人们或忙于埋头挣钱，而忽视亲情，造成关系的紧张，或因下岗使供养家庭能力下降可能引起家庭矛盾，给家庭成员造成伤害。功利主义的入侵，削弱了家庭成员之间应有的关怀、照顾、协调，使家庭相互支撑、相互帮助、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利他主义道德力量弱化，过分的权利势必伤害其他的家庭成员。
第三，道德调控机制的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经济转型时期，一部分人由有组织人转化为无组织的人，组织性的削弱意味着有序性降低，无序性增加，由于行为缺少约束，对于那些品德不高的人来说就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处理家庭矛盾、家庭纠纷，而单位都对此不闻不问，使得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不断升级引发家庭暴力。另一方面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第四，施暴者与受害者不健康心理。不健康的心理引起甚至纵容家庭暴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弱者心理。传统的性别教育中“男强女弱”的性别定势在当今社会仍是教育的主流，也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制造了女性易于被害的心理定势；二是猜疑心理。家庭成员间没有进行平等交流，缺少应有的信任，在家庭中他们是孤独的。所以他们在社会上一旦失去既得权力和地位，他们就会疑神疑鬼，担心自己在家中的权力和地位也将失去，此时就产生一种反常的心态，企图用暴力巩固自己在家中唯我独尊的地位，导致家庭矛盾的加剧。还有可能是由于自己对婚姻没有信心，看到对方开朗、活泼、爱好广泛、喜欢社交，结婚以后，就极力约束爱人，力图改变对方的这种性格，以防配偶的不忠。有的爱人与异性接触多了，便怀疑有作风问题，用盯梢、设陷阱、拷问等种种不正当方式考验和检验妻子，使其处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之中；三是厌恶心理。因情感外倾导致的厌旧心理易于引发对配偶的无端指责、苛刻挑剔、漫骂殴打。由于“重男轻女”而讨厌自己的女儿，也可能导致暴力；四是隐忍心理。许多受害者怕被人讥笑或蔑视，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掩饰和开脱，从而助长了施暴者的嚣张气焰，姑息、纵容了暴力行为；五是习惯心理。传统观念认为:“棍棒底下出人才”，“打是亲，骂是爱”，“家庭暴力是家务事”等。由于这种习惯的心理使施暴者感觉不到压力。
三、防治家庭暴力的伦理对策
（一）树立遏制家庭暴力的正确意识
由于历史沉积，人们的头脑中仍然积淀着一些陈腐的思想，要消除家庭暴力，就必须首先树立几种正确的意识。
第一，平等意识。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是平等的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履行平等的义务。以平等、民主、温和、文明的方式来解决家庭矛盾，避免矛盾的升级，树立任何人均无特权的观念，创造轻松和谐、温馨、关爱的家庭氛围。
第二，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创建良好的守法、执法环境。这要求家庭成员必须多层次多角度地学习法律知识，并将法律精神渗透到家庭的各个层面，树立尊重家庭成员各项权利的法律意识。
第三，保护意识。从社会来看，维权部门应增强维权意识，保障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司法部门也应增强职业敏感性和积极性。从主体来看，家庭成员应自尊、自立、自强、自爱。
（二）加强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家庭伦理道德是社会道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社会公德在家庭领域的具体表现，同时又以特定的内容影响社会公德。同时它对职业道德、个人的品德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不能解决家庭伦理道德问题，社会公德建设就缺少基础，职业道德就缺乏动力，个人品德的培养就会缺少养分。家庭伦理道德也是维系家庭和谐、幸福的主要精神支柱，是社会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保障，是个体道德化的摇篮。[ Www.LunWenData.Com]
第一，夫妻平等相待，共同承担义务和责任。在现代社会，夫妻关系已日益成为家庭关系的轴心，夫妻之间的婚姻质量已日益上升为家庭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家庭稳定是建立在夫妻平等互爱的基础上的，夫妻是事业上的同志，生活中的伴侣，在家庭生活中必须首先做到平等相待，这是建立美满婚姻关系的关键。平等相待是指夫妻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不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寻欢作乐的玩物，不随意猜疑和限制对方的自由。既不能搞男尊女卑，也不能纵容女方骑在男人头上作威作福。夫妻平等还指双方在履行责任和义务上同心协力，平等互助，共同面对人生的艰辛和坎坷，共同承担生活的重负。
第二，尊老爱幼。尊老就是尊敬老人，关心爱护老人，赡养待奉老人。赡养老人包括给老人提供必需的，宽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衣食住行全面考虑。单纯的物质赡养不足谓孝，更重要的是在尊亲敬老的过程中，能始终如一地和颜悦色，任劳任怨。在实践上，尊重、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儿女应视老人的情况，合理安排娱乐活动，注意老人的心理情感，尊重老人的志向和意愿，为老人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爱幼就是父母抚养、教育儿女，重视子女道德品质的培养和意志的磨炼。父母要给孩子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积极的上进心，强烈的求知欲，善良勤劳的品德，吃苦耐劳的精神，健康的人格，以及自立、自强、自爱的优良品质，这将是儿女终生受用的东西。
第三，勤俭持家，自强不息。贫困是家庭暴力的滥觞。为了满足家庭的基本需要，为了提高家庭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家庭成员应勤俭持家。勤就是勤劳、勤奋、勤勉，就是尽力地，不断地去做，坚持不懈地为一种追求而奋斗；俭就是俭朴、俭约、节制。在生活上历行俭朴，注重节约，不被各种物质欲望所引诱，不被腐朽思想所腐蚀。
自强就是自己努力，发奋图强，面对挫折，顽强拼搏，不怨天尤人，不知难就退。在遭受屈辱的情形下，自己仍要改变自己的愤怒和怨恨的情绪，压抑自己的感情而自我坚强，保持自己的美好品德而坚定不移。
（三）加强社会道德调控，发挥社会救助功能
任何一个社会都只有在一定秩序中才能正常运转。为了能将各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尽可能纳入社会直接需要的秩序范围内，以保证社会各个生活领域的正常运转，社会或社会某一组织或群体要运用社会力量影响、约束和规定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这一手段和过程就叫社会调控。具体说来，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有法律、道德、社会舆论、风俗。
社会道德调控可以规范个体的道德行为，制约个体道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塑造个体道德人格。加强道德调控，主要依靠风俗习惯、社会舆论、道德榜样。家庭暴力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有漫长的历史，人们对此都已习以为常，这种习俗已经不适合甚至严重阻碍现存社会的发展。因此，社会只有克服和消除这种有害于社会的旧习俗，倡导和树立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新习俗，来实现对个体行为的调控。社会舆论也是道德调控制的一种手段，社会舆论就是众人对某社会现象、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赞扬和谴责，它是影响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的强大力量，是社会道德调控的重要载体，它通过向行为主体传递关于其行为的价值信息，使行为主体了解自己行为的善恶后果，通过赞美或谴责所形成的精神力量，使行为主体接受外来的善恶裁决和准则命令，从而继续坚持或改变自己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向。防治家庭暴力必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促进人们自觉地抵制和克服旧道德舆论的影响，树立“家庭暴力，人人喊打”的意识。树立道德榜样也可以遏制家庭暴力。道德榜样靠自身的高尚品质而得到公认，它不是要人们服从，而是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效法。要防治家庭暴力，社会可以给人们树立家庭美德的道德榜样，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自觉不自觉地向榜样看齐。
在调控之外，社会应强化约束机制，采取具体救助措施，及时地给受害人以帮助。开辟家庭暴力热线，及时了解案情，及时进行调解，防止家庭暴力升级，力求消除矛盾。社区也应设立专门部门，指派专门人员负责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
（四）走“以德治暴”和“依法治暴”相结合的制暴之路
道德天然的弱点是其规范的软弱性、程序上的不严格性、适应上的弹性。道德规范仅凭自身，不借助法律，难以形成对全体公民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特别是在非道德行为猖獗肆虐的地方，道德很难依靠自身力量克服。所以防治家庭暴力还要借助法律的手段。2001年4月28日颁布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者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但此项规定的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建议制定全国或地方的惩治家庭暴力的单行法规，切实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人身权利在家庭中不受侵犯。
结束语
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内部发生的一种使用强制力量，侵犯家庭成员人身权利或其他权利，并对其肉体和精神造成一定程度损害的强暴行为。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家庭暴力已成为一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消除家庭暴力一方面要加强家庭道德伦理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社会救助机制，促进和谐家庭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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