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Earned value management is a method of integrated control of project cost and schedule. But it also has limitations， ignoring the quality factor is its fatal flaw. This paper uses curve fitting to take the quality after quantization into the earned value method and prov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improved earned value method.
关键词：挣值法；曲线拟合；质量；量化
Key words： earned value method；curve fitting；quality；quantization
中图分类号：F2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3-0179-03
0 引言
现代项目管理体系越来越重视项目的集成管理。只有做到集成管理，才能有有效完成具有综合性和全局性的管理目的。所谓集成管理，指的是从进度、成本、质量这三大主要目标对项目进行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保证质量为首要目标。在此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有效的控制，来计划进度和成本，达到工期最短，费用最低的最佳目标。相比只以投入的资金量来描述项目进展情况的传统项目管理方式，挣值法更加全面和客观反映了工程项目成本和进度的因素，并具备了超强的动态时效性。更加利于业主对项目的滞后工期和超值费用的分析和预测，从而可及时采取纠正措施，避免工程项目的浪费，为项目管理和控制提供了有效手段。[1]然而，挣值法虽然具备了很强的量化分析，与实时跟踪作用，但忽略了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质量。国内外至今流行的挣值管理理论和方法仅涉及了成本和进度两大因素，并未考虑质量对成本和进度的影响，造成了项目质量控制的疏漏，因而难以实现项目质量、成本和进度三大目标的集成控制。[2]本文基于挣值法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挣值法这一致命缺陷，并针对性提出了一种更加科学有效的办法来对挣值法进行改进。
1 挣值法原理
挣值方法最核心的目地就是比较项目实际与计划的差异，关注的是计划中的各个项目任务，在r间、成本等方面与计划的差异情况，然后根据这些差异，可以对项目中剩余的任务进行预测、调整和控制。挣值方法有一套指标和计算公式。[3]
挣值法最核心的基础是三个基本值。
BCWP，已完成工程量的预算费用。
BCWP=实际工程量×预算单价=实际已完成工程量的百分比×预算总成本
ACWP，完成工作实际费用。
ACWP=实际工程量×实际单价=实际已完成工程量的百分比×实际总成本
BCWS，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BCWS=计划工程量×预算单价=计划工程量的百分比×预算总成本
根据上述三个基本值的概念，以BCWS为参照值，利用BCWP，ACWP与其进行比对，从而得出4个重要的指标来对项目进行评价：
成本偏差CV=BCWP-ACWP
CV0表示费用节约；
进度偏差SV=BCWP-BCWS
SV0表示进度超前；
成本偏差率CVP=CV/BCWP×100%
进度偏差率SVP=SV/BCWS×100%
CVP反映了实际成本对计划成本的偏离程度；SVP反映了实际进度对计划进度的偏离程度。
2 挣值法的缺陷分析
如果忽略质量因素，挣值法就只能在质量达标的理想状态下使用。如果项目在某一时点，已完成的部分质量并未过关，那么挣值法的出的任何结果将不再具有意义，还容易造成重数量而轻质量的误区。如果一些重质量、重安全的项目盲目使用挣值法管理，容易产生风险。所以值法仅对项目进度和成本进行综合控制，未涉及质量，这就不利于对项目的质量、成本及进度进行集成管理。[4]如果针对此问题对其进行改进和优化，评价人员就可以根据评价工作的需要，利用挣值法进行更加客观的评价。
通过引入质量因素，还可以使得挣值法的用途更加完善。目前，传统挣值法是无法运用于竣工验收的。对于一些工程的竣工评价，工程都是完工的，即进度都为100%。而挣值法是一种过程管理方法，所以如果只考虑进度，成本偏差将会是以下情况：
CV=BCWP-ACWP=实际已完成工程量的百分比×预算总成本-实际已完成工程量的百分比×实际总成本=预算总成本-实际总成本
同理进度偏差将会是以下情况：
SV=BCWP-BCWS=实际已完成工程量的百分比×预算总成本-计划工程量的百分比×预算总成本=预算总成本-预算总成本=0
不难看出，如果用传统挣值法进行竣工评价，成本偏差变成了单纯的预算成本与实际成本之间的比较。而进度偏差变为0，即所有工程看似都是没有进度偏差的。由于质量、工期和成本之间是相互影响、不可分离的，所以在使用挣值法对工程项目进行竣工评价时，必须同时考虑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将质量引入挣值法。
3 改进挣值法
3.1 将衡量质量的QJC值引入挣值法
在工程项目的三大传统目标中，无论是工期还是成本，都可以用较为明确的数字来量化。但质量无论从概念到体系都比较模糊，当下，对于质量的要求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符合相关法规、标准等强制性要求。质量的涵义掺入了诸如用户满意、价值体现等评价者的主观意向。甚至有一些工程项目质量被赋予了社会、历史、文化责任等深层次的含义。
如果要将质量因素引入挣值法，就必须根据质量的概念和含义，将其量化为一个可以衡量的值，并将其引入挣值公式。
在此，设定一个描述工程质量是否达标的系数QJC（Quality Objective Completeness）。QJC为质量目标完成度，表示工程完工后人们根据质量的概念和含义进行综合分析，并对工程的实际质量与预期质量相比较得出的值。QJC
引入QJC后，挣值法的前提便不再是认定已完成的工作经过符合质量标准要求了。如果一项工程在完成后质量不过关，那么工程的进度就不能说是100%完成。相反，如果一项工程在完工后的质量超过了预期的质量水平，那么在完工后其进度应该是大于100%。此时，进度应该用一个新的算式来进行描述。
新的进度算式为：已完成工程量的百分比×QJC
3.2 利用曲线拟合法量化质量
工程项目的QJC本可以通过专家打分法得出。但为了使QJC更加准确，则需要专家在工程项目完工后一段时间进行打分，以便专家能够对项目的质量情况更加了解。然而工程项目竣工评价的最佳时间是在竣工验收的时候，此时专家还不能对工程的质量情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所以此时让专家对该工程项目的QJC进行打分是不现实的。
由于传统挣值法描述了成本与进度之间的关系，所以只需要找到质量因素与成本和进度其中一个因素的关系，即可找到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曲线拟合法，拟合出质量与成本的关系，用于对挣值法进行改进。
找出已经完成一段r间的工程项目成本与QJC之间的关系：QJC=f（c，b），其中c为描述成本的自变量，这里我们取c=每单位工程量的实际造价成本；b为曲拟合模型中的待定参数。根据这个关系对需要进行竣工评价工程项目的QJC进行分析。
曲线拟合是指选择适当的曲线类型来拟合观测数据，并用拟合的曲线方程分析两变量间的关系。拟合函数法是通过连续曲线近似地刻画或比拟平面上离散点组所表示的坐标之间的函数关系，用解析表达式逼近离散数据的一种方法。
在量化质量的过程中，根据工程竣工竣工评价及QJC的特点，必须对以往类似项目进行成本数据收集并制定问卷。通过专家对之前类似项目的QJC打分，并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处理得出曲线拟合需要的离散数据 （ck，QJCk），（k=1，2，…，n）。
QJC=f（c，b）为拟合模型，b=（b1，b2，…，bn）是一些待定参数。当b在f中线性出现时，称为线性模型，否则称为非线性模型。有许多衡量拟合优度的标准，最常用的一种做法是选择参数b使得拟合模型与实际观测值在各点的残差（或离差）ek=QJCk-f（ck，b），（k=1，2，…，n）的加权平方和达到最小，此时所求曲线称作在加权最小二乘意义下对数据的拟合曲线。
式中ωk？叟0为权重系数或权重（如无特别指定，一般取为平均权重，即ωk=1，（k=1，2，…，m），此时无需提到权）。当参数b使Q（b）达到最小时，相应的QJC=f（c，b）分别称为在加权切比雪夫定义或者加权最小二乘意义下对（xk，yk）的拟合，在计算机上使用matlab软件较简便且最为常用。
式中g0，g1，…，gn称为基函数。对诸gj的不同选取可构成多种典型的和常用的线性模型。从函数逼近观点来看，式（2）还能近似地体现许多非线性模型的性质。[5]
4 结论
随着QJC的引入，可以找到三两个中间变量QBCWP、QACWP和QBCWS。
QBCWP称为“综合挣值”，表示考虑了工程质量因素的挣值。其计算式为：
QBCWP=预算总成本×（实际已完成工程量的百分比×QJC）=BCWP×QJC
QJC=f（c，b）
QACWP称为“完成工作综合实际费用”，表示考虑了工程质量因素的实际费用。其计算式为：
QACWP=实际总成本×（实际已完成工程量的百分比×QJC）=ACWP×QJC
QBCWS称为“计划工作综合预算费用”，表示考虑了工程质量因素的预算费用。其计算式为
QBCWS=预算总成本×（计划完成工程量的百分比×QJC）=BCWS×QJC
不难看出，在工程的计划阶段，QJC为1，则：
QBCWS=BCWS
根据改良后的三个基本值，可以得出4个重要的指标来对项目进行评价：
成本偏差QCV=QBCWP-QACWP
QCV0表示费用节约；
进度偏差QSV=QBCWP-QBCWS
QSV0表示该时点考虑质量后的进度超出预期；
成本偏差率QCVP=QCV/QBCWP×100%
进度偏差率QSVP=QSV/QBCWS×100%
QCVP反映了实际成本对计划成本的偏离程度；QSVP反映了实际考虑质量后的进度与计划考虑质量后的进度期望的偏差程度。
根据上列算式，得到改良后的挣值法相关公式。可以实现工程项目的成本，进度，和质量三个方面的分析。并可打破挣值法只能在过程中运用的时间局限，使其可用于项目竣工验收阶段的评价工作。
参考文献：
[1]兰玉平，王德军.浅议挣值法理论及其改进[J].天津科技，2009（3）：25.
[2]陆宁，冯妍萍，王芳，周旋，王巍.质量挣值法的集成管理，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1）：113-115.
[3]毕星，瞿丽.项目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谢伦伯格；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文档鉴定模式
文档鉴定模式，作为鉴别与判定文档价值的程式化、规范化的方式与方法，对于确保机关组织文档鉴定工作的顺利开展，维系文档价值的长远留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文档鉴定工作往往存在着执行不到位、不合理等现实问题，并由此导致档案馆馆藏内容的结构性失衡，继而无法满足社会利用者多元化的利用需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文档鉴定理论与文档鉴定工作两方面入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文档鉴定模式，并通过采取相关制度举措，为科学合理地落实机关组织的文档鉴定工作提供务实有效的思路、方法与实践路径。
一、文件双重价值理论的简要阐述及对我国文档鉴定工作的启示
作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仍然沿用的管理依据与准则，“文件双重价值理论”在国际档案学界与档案实践领域引发了深刻的变革，并成为在我国档案学界备受推崇的文档价值理论。“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是由美国著名档案学家谢伦伯格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系统提出的。在书中，谢伦伯格阐述了公共文件所具有的两种不同价值――“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第一价值”是指文件对于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具体包含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物价值与科研价值；“第二价值”是指文件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的“从属价值”（亦称“档案价值”），具体包含证据价值与情报价值。其中，文件形成机关的行政官员主要负责鉴定第一价值；而第二价值的鉴定主要由档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完成。此外，谢伦伯格还指出：“应着眼于文件的整体性，从机关地位、职能、活动三个层次分析，弄清文件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实际上，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理论”使用的是“广义文件”概念，包括文件从其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完整生命周期。我国则参照这一理论，提出了档案的双重价值理论。实际上，相较于“文件价值理论”，我国是基于“档案”概念及其视角来研究文档价值理论的。由此可见，二者的理论形态存在显著差异：在谢伦伯格看来，“文件”（广义文件）是不同部门处理的整体对象，应对现行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作统一的处理；而在我国，则将现行文件与档案视为不同事物，并由此将现行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予以截然分割，并相应导致文档鉴定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相较于“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所采纳的文件整体性视角，基于档案价值理论的文档鉴定工作，无法从现行文件与档案的整体角度，实现对“广义文件”的“第一价值”以及“第二价值”的整体掌控，继而无法保证文档价值的全面留存。
二、我国文档鉴定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
在我国，文档鉴定工作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在文件立卷归档时所进行的鉴定；第二层次是机关档案室在档案保存期满移交档案馆之前所进行的鉴定；第三层次是档案馆进行的鉴定，一般属于定期审查性质。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文档鉴定的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在其形成机关内部没有被严格执行，进而导致大量没有价值的、重复的档案被移交进馆，迫使档案馆不得不进行重新筛选与鉴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实际上，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我国的文档鉴定工作缺乏统一的监管与控制，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最终导致文档鉴定工作流于形式，没有得到机关组织的充分重视。
此外，在第一层次的鉴定过程中，承担鉴定工作的业务人员或文书人员通常从本部门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文件的第一价值进行鉴定，而相对忽视文件的第二价值；而承担第二层次鉴定工作的机关档案室人员，通常隶属于特定的组织机构，他们的档案鉴定工作，往往受到机关组织领导、业务部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由此对于档案价值（第二价值）鉴定很难做到全面与客观。实际上，我国现行的文档鉴定体系没有把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的鉴定责任分解开，交给不同的部门去承担，而是在第一鉴定层次，赋予同一部门鉴定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的两种责任，即同时给予了决定文件命运的权力，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再者，由于文档种类的多样性，机关组织内部档案人员通常缺乏相应的宏观视野、专业知识与文化素养，对某些专业活动形成的文档资源的价值，不能做出全面、客观的鉴别与认定，导致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被随意处置或销毁，从而造成社会档案文化财富的流失。
三、基于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构建我国的文档鉴定模式
（一）以“文件双重价值理论”为指导，打造符合我国国情的文档鉴定模式。基于我国文档价值理论、文档工作实践存在的具体问题，按照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理论”的有关要求，着眼于完整的文档价值鉴定工作流程，维系与协调不同文档鉴定阶段之间的关系，从整体性和阶段性两个层面打造符合我国国情的文档鉴定模式。具体而言，应基于“广义文件视角”，制定清晰、明确的文档鉴定工作职责分工，打造以实现文件第一价值、第二价值的全面、合理甄别、留存为最终目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整体控制与前端控制为根本保证，以文档一体化工作体制为基础的机关组织办公室（业务部门或文书部门）、档案室、档案馆多方协同配合、相互制约的文档鉴定模式。
（二）构建文档鉴定工作的职责分工。为了实现文档鉴定模式的顺利实施，应以完整统一的文档鉴定视角，构建不同阶段的文档鉴定活动的职责分工。具体来讲，机关组织业务部门或文书部门主要负责鉴定文档的第一价值，机关组织档案室、公共档案馆负责鉴定文档的第二价值，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管不同文档鉴定主体的鉴定行为，确保文档“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鉴定活动的合法进行。此外，公共档案馆应负责会同各领域专家学者、机关组织、档案人员、社会领用者等，共同研讨、预判与鉴定不同形成机关的文档价值，从而站在宏观、整体的社会视角，鉴别与判定文档的现实价值与长远价值，并通过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声音、意见，及时调整文档鉴定工作的思路与方向，及时、全面地满足从文档形成者到社会利用者各方面的文档利用需求。
（三）建立“文档一体化”的工作体制。“文件双重价值理论”作为西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强调文件的整体性，主张将文件与档案、文件工作与档案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参考西方国家的文档工作体制，总体来看，应将我国机关组织的文件工作与档案工作统一起来，从业务体制上建立紧密的联系，形成文件处理部门、档案室、档案馆协同配合的文档一体化工作体制。实际上，基于“文件双重价值理论”的“广义文件”视角，结合我国文档鉴定工作的实际情况，建立“文档一体化”的工作体制，可以确保文档鉴定模式能基于统一的文档工作体制得以实施，在协调不同部门的文档鉴定活动的同时，确保文档鉴定工作整体有序地开展。
（四）实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文档鉴定工作的整体控制与前端控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文档鉴定实施整体控制与前端控制，对于保证文档鉴定模式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档案管理的专门机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能从专业角度，以文档鉴定管理的整体视角，指导机关组织人员开展文档鉴定工作，更有利于提升文档鉴定工作的连贯性、一致性与规范化程度，提高文档鉴定效率，减少、甚至避免无保存价值的档案移交进馆，又能对有重要价值的档案实施重点监控，确保顺利移交进馆。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文档鉴定实施整体控制与前端控制，可以有效地监控文档留存与销毁的全过程，确保具有第二价值的文档被全面移交进馆，从根本上维系档案为全社会服务的功能属性。事实上，及早介入文档鉴定工作，可以有效防止机关组织单纯从自身利用需要出发，忽视文档的从属价值鉴定，造成文档价值流失的情况。此外，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文档鉴定工作，主要基于社会利用者的实际利用需求，对档案价值进行全面、科学、合理的鉴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文档鉴定工作总的掌舵人，更能从为国家与社会留存历史文化财富的角度，全面维系与留存文档价值，从而为满足社会利用者对于档案的多元化利用需求提供根本保障。
四、结束语
我国机关组织的文档鉴定工作由于缺乏完整的基础理论指引，加之工作制度不完善，造成了文档鉴定工作实践领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实际上，通过构建、推行科学有效的文档鉴定模式，可以极大地改善甚至扭转文档鉴定工作的不利局面，实现文档价值的全面发掘、整体把控与科学维护。此外，我们还应通过多方面的制度改革与模式创新，逐步实现我国机关组织文档鉴定的科学化与系统化，从而为社会利用者全面、有效地获取档案资源提供管理基础与制度保障，继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20-221.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关键词：多元；趋同；和谐；国际性；本土性
中图分类号：D9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119－03
以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为对象的国际私法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天然地因其本身的涉外性而不断被涉外的种种因素所困惑是其步履艰难的基本原因之所在，像任何其它部门法因其本身所存在的限制一样，在这些因素中挣扎并克服以摆脱这种困境是其不断前进和获得发展的前提。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各种困惑因素一方面的确是限制和束缚了国际私法的追求方向和目标价值的实现，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使国际私法在“斗争”中反思和寻求自己的方向然后向该方向前进的道路。像国际私法是因“涉外”的客观存在而被孵化一样，“涉外”的复杂性和因国际社会中各种领域的全面推进从而使得复杂性愈来愈增而又在默默地充当着国际私法的助推器。实际上，对这些困惑中的进行的每一次反思与改善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推动。
人们应当有理由很自然地对国际私法进行深刻地反思，这并不是要否定国际私法应有的理论地位，而是矫正可能存在的偏见。否则，我们将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前行而无所察觉，再一次用正确“科学”的学术语言勇敢而大胆地做出又一个错误的判断。
一、多元与趋同
众所周知，法的价值研究在法学理论研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如张文显教授所言：“价值研究是进行价值衡平和选择的需要。法律价值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在该体系内部各种价值要素的位阶是上下浮动的。”然而，对国际私法的价值研究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这也是国际私法的困境之所在。笔者认为，国际私法的价值目标呈现出多元性，同时又有着必然的趋同性。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人们对价值的判断标准存在差异，法律价值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多元的趋势。“现代法学的价值内核本身就是多元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所主张的社会调整手段上，以多元化的方式实现法律的全方位调整，并且与政治、经济、道德、文化、教育、艺术等手段相兼容……”另一方面，不论在社会的哪个阶段和时期，由于人们对不同价值的需要程度和倾向程度不同，于是总会有一种价值处于首要地位，而其他价值处于次要地位。所以，这种多元性与趋同性就构成了一对永恒的矛盾。从哲学的视角分析，这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这对矛盾有着它产生的根源和起因，同时这也造成了国际私法的困境和迷惑。笔者先从其产生的根源和起因入手，进而探讨国际私法价值目标多元性的具体内容及趋同性的具体体现，最后就如何摆脱这一困境提出笔者的几点看法。
(一)多元性和趋同性的起因
第一，我国现在正处于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巩固和完善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社会转型必然会产生价值的多元与趋同。因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伴生着价值范式的重建，因此便引起普遍性的价值观念的震荡与困惑。”从而产生众多价值的冲撞，同时，总有一种价值处于最高位阶，于是矛盾便产生了。这对于国际私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际私法作为一国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适用问题的部门法，其价值取向必然要反映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主流价值观念，同时也必须兼顾其他非主流的价值观念，这种选择是一种必然但又很难完全妥善解决的难题。
第二，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交往，也造成了各国价值观念上的相互渗透，这种渗透会使得各国在价值取向上更加多元，同时，也会使得各国为了找到各自利益的平衡点而往往寻求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但这种一致是以相互让步为前提的，而相互让步必然在得到的同时失去一些利益，于是各国就必须在多元与趋同(一致)间找到均衡点，以获得最大利益。因此，作为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国际私法在其立法时，必然会考虑本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经济利益，在坚持首要价值目标(或者叫核心价值目标)的同时，也会兼顾其他价值取向。
第三，各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必然会允许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存在，同时，各国在政治交往中，由于其自身在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正如提出的“求同存异”一样，又会由于国家利益寻求一致。这种多元与趋同必然会影响国际私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多元性和趋同性。
第四，在文化层面上，尤其是法律文化，正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冲突。很显然，全球化意味着各国法律文化的趋同，而本土化则意味着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法律文化即多元。文化从来都有价值倾向性的，其对国际私法的影响是，必然会产生国际私法价值目标的多元性和趋同性的冲突和矛盾。
第五，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传播与发展，进而渗透到法学领域，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法学”思潮，先从法理学开始，此后逐渐渗透到法学领域各部门，当然也包括国际私法领域。其对国际私法最主要的影响之一是国际私法传统价值观念的回归，冲突法的价值取向走向多元并重新重视判决的一致性。
(二)国际私法价值目标多元性及趋同性的具体容和体现
一方面，国际私法价值目标的多元性的具体内容包括：秩序、正义、自由和效率。第一，正义。“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正义即公正、公平。国际私法中的正义是指公正的国际私法体制，意味着对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合理调整，以使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使国际私法主体尽可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得到满足。“公平作为一般概念也许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它是一个术语，在国际法渊源的场合中，不总是具有划一的意义。”正义应该是国际私法的首要价值目标，其原因笔者将在后文提到。第二，秩序。国际私法所讲的秩序应该是指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秩序，即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也要不损害后代人获利的基础，这种秩序是相对于无序而言的。第三，自由。对于自由的重要性，博登海默认为：“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私法的自由包括各国在国际私法的立法和法律适用上的自，以及当事人的利益在国际私法的保护下免受侵犯且不被滥用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第四，效率。最近几十年来，效率问题被科斯和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派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在国际
私法中，效率是指法官在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中，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处理一定的案件数量，或者以一定的时间处理尽可能多的案件数量。这对于目前我国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现状来说，效率作为国际私法的价值目标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国际私法价值目标必然有着趋同性，国际私法必然有一个首要的价值取向，或者叫最高位阶的价值目标。在不同阶段和时期，这一根本的价值目标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在本阶段，国际私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正义。因为正义是国际私法主体实现自身利益最有利的保障。只有首先实现正义，国际私法主体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他们才有安全感，因此把正义作为国际私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国际民商事交易安全的需要，否则，国际民商事交往就无从维持并发展下去。
(三)就如何摆脱这一困境的两点看法
首先，要完善立法，要建立一整套比较完善国际私法体制，使其能体现主流价值取向的同时，兼顾其他价值。即要以正义作为国际私法立法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要维护我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交易安全，维护我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利益。同时，也不能顾此失彼，还要重视国际私法中秩序、自由和效率的价值取向。
其次，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给予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可以根据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做出裁决。因为立法带有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无法概括所有的本来应有法律规范的社会关系，而根据国际私法应有的价值取向做出裁决可以起到如民法中的基本原则一样的作用，可以填补立法的空白和不足。
二、冲突与和谐
多元的存在必然衍生冲突，不论是物质世界(比如动物界、植物界等)，还是精神世界(比如文化领域或技术领域等)，因为所有资源(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在一定的时空总是有限的，为了各自的生存和类的繁衍，以争夺生存的资源为核心内容的各种冲突的存在不可避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以扩至所有领域，它是对冲突的最好写照，国际私法中的冲突也不例外。
跨国民商事交往的存在是国际私法存在的前提。各国对同一法律关系的立法不同是导致冲突的基本原因。各领域的冲突是其形式表现，我们称之为“形式冲突”。文化上和技术上的冲突则是其实质性表现，我们可称之为“实质冲突”。不同国家的历史沉淀、法律传统的种种理念对其形成有潜移默化之功效。比如，国际私法的管辖在同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之间就有不同：以法国为代表的拉丁法系各国主要以有关诉讼当事人具有内国国籍这样一种事实作为依据。其他大陆法系如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则都是以被告一方在内国没有住所或习惯居住场所，或有关诉讼当事人的无在内国国境内这样一个事实为依据。一旦涉及此两国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发生，应该到哪国法院管辖就可能会出现冲突。当然，法律技术问题的冲突，比如同一种规范连接点规定的不同对某一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的规定的不同，如果管辖权不明确就有可能会出现冲突，比如英国法婚姻成立生效的要件是民事方式中的婚姻登记，而希腊法则要求宗教方式，如果一位住所在希腊的公民未留遗嘱而死亡，其“妻”主张继承此项动产，这时由于某些原因不能确定该婚姻应该依哪国法律来确认时，此“妻”的继承就会受到直接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许多冲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法也不能回避冲突，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设计一套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来减少和协调冲突以达到国际私法中应有的和谐。我们必须有一个前提判断：是否所有的冲突都是理应被消除，所有的国际私法领域都一味追求和谐。这里要设计出一个判断标准，依据法律追求的一般价值目标，联系国际私法作为部门法学其本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其判断标准大致有三：其一，无论是冲突被允许存在还是追求和谐，都要以公正、正义作为其最基本的价值目标。这在前文已经论述过；其二，要保障各国公民的正当权益，不论民族大小、国家贫富，都要平等、自由地维护其人权的各项权益：其三，要保证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秩序，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也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获利的基础。
对于协调冲突国际私法必须首先有多元的理念前提，允许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主体尽可能的活动自由，允许国际私法发生的争讼能以“便利法院原则”、“有效原则”等为指导，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再就是我国要加强国际私法方面的立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促成我国尽快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际私法体系，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必然选择。
三、国际性和本土性
以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为对象的国际私法最基本的特点，也是区别于绝大多数法律部门的特点，就是其具有涉外性，比起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法，它的涉外性表现地更为激烈，因为它的主体的范围比起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法更为广泛，我们暂且把这样描述的“涉外性”称之为“国际性”，即国际私法在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涉外性和其由于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发达所推动的涉外性的扩大与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国国内法的国际私法始终不能也不应该脱离本国的法律体系，从政治国家的意义上讲，它始终要保护本国的利益和本国公民在涉外民商事关系纠纷中所应享有的利益，与“国际性”相对，我们暂且把这样描述称之为“本土性”。
困惑之一：在于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本国当事人和外国当事人对本国法院认为的公正的裁决会因他们对价值目标的内涵理解不同而发生不能一致的印象，尤其对于外国当事人而言，可能会产生与本国法院所认为的公正裁决截然相反的情形。因为国际私法是“本土性”法律，而要求国际私法处理的民商事关系的主体却可能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公民。这是其根本原因。后现代主义法学的兴起，对正义等重要价值目标理解的多元性已经渗透并影响了许多相关法律部门，最易与之沾边的国际私法当然也不能例外。
困惑之二：在于是否应该由国家本位向国际社会本位转移是国际私法追求目标遇到的又一艰难选择，尽管许多国家和法学家的学说已经开始吹捧“国际社会本位”的优越。不像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个人本位主义向社会本位主义的转化那么简单。个人与社会相比，个人是个体的、单个的，而社会是群体的、集体的，社会中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因此个人极其依赖于社会其他人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而国家本位主义中的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是群体性的，是人的集合体都充满竞争和合作的。从这个角度上，它们没有像个人与社会那样类似的质的区别。发展国家利益和提升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都是在以有益于一群人为前提，即使做提升国际社会的利益的决策，它也不会也不可能恩泽于社会中的所有人，这就像某国做有益于自己臣民的决策极少可能会给此国以外的人带来利益一样，因此，这个困惑的摆脱仍然企求着相应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国际私法正面临着多元性与趋同性、冲突与和谐、国际性与本土性诸多困境，通过对其进行理性的反思进而寻求摆脱这些困境的方法，已经成为国际私法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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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冲击；异质企业；投资区位；跨国公司
一、引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此时的决策阀值点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后置（外包），前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后置（一体化）。由于篇幅所限，相应图形表述省略。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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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件运动始终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物质运动的普遍联系之中，它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其过程与形式具有多样性、不平衡性等特点。
【关键词】文件运动规律/阶段性/螺旋式……
文件（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档案——下同）运动的周期性，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档案学研究中，其阶段性特点已为档案学家发现并概括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螺旋式特点则为档案学家们所忽略，近年来，国内档案学者有所研究，但主张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其认识仍未超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和螺旋式正是文件运动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互补性规律，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的微观规律，既是世界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各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个别结论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非现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档案学家，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档案学者，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加速，各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国际档案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也显现出求同存异的时代特性，即在不断增强和扩大共识之时，也很重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运用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国际档案界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才不断完善起来。作为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而且普遍适用和作用于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对该理论认识和接受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只要建立了档案工作的国家大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各国又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档工作实际，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反映和表达，又表现出一定的实践与理论的个性。我国档案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有典型意义，如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三从我国文档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80年代陈兆＠①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90年代何嘉荪提出的“文件运动规律”等。这些中国式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具有我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特色，而且丰富了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国际化充实了新内容。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只是反映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理论，但是，从半个多世纪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绩来看，其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文件运动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件与档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指导文档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实践贡献，它对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文档工作流程、切实有效地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促进文件向档案健康有序的转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创新性贡献，除包括上述两大贡献外，它还对进一步探索文件运动的基本特征，拓宽研究视野和提高认识层次，为发现文件运动的其他规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文件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档案学界称它为20世纪档案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作为文件运动整体性变化的宏观规律，既是文件运动周期性质变的扩展和深化，也是文件运动周期之间质变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来认识，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通过人工干预使“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其特点有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转换性、内容的一致性、价值的互变性和动态的可控性等；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文件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体对文件和档案的需求愿望、利用目的及工作机制的发展变化。现作下述简要分析。
（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件运动周期内，“文件——档案”的转化呈线性运动状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揭示了这一规律，同时其局限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它无法对“档案——文件”的转化过程及其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档案——文件”的转化，作为档案利用中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首先在理论上正视和研究它的是何嘉荪、潘连根，他们称之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并试图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作其“回流”观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何、潘两人仅勉为其难地作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论证，并没有透视出该运动形式的实质。可见，就文件运动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揭示了其中一部分规律，并没有穷尽它的全部规律。尽管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然启发我们：文件与档案之间在社会利用价值上存在着一定或明或暗的必然联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文件运动规律秘密的钥匙。从文档工作实践和档案学基本理论来看，笔者认为，“文件——档案”转化规律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显性联系（明），“档案——文件”转化规律则反映了两者之间的隐性联系（暗）。前者已获得中外档案界的普遍认同，并已形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后者则刚刚进入档案学者的研究视野，正所谓“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文件——档案——文件——档案”螺旋式发展的运动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文件运动的普遍联系性表现在其价值定位的纵、横两个方面。
从横向来看，文件运动中各种价值的定位，总是与利用者的价值取向、需求意愿和预设目标的定位密切相关的，即文件（档案）一定的价值形态与利用者一定的需求期望值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从纵向来看，“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转化，总是与其自身价值实现方式的定位紧密联系的，即一定的文件运动形态与其一定的价值时态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因此，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文件就是文件，档案就是档案，其价值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当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也就随之发生了。
2.文件运动的对立统一性表现在其价值转化的时、空两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信息的现行价值与历史价值从对立到统一，“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信息的历史价值和现行价值的再对立统一。从空间上看，“文件形成者——档案管理者”的转移是信息的文件价值与档案价值由对立而统一，“档案管理者——文件形成者”的转移则是信息的档案价值与文件价值的再对立统一。决定上述转化的内因是文件和档案之间具有信息来源一致性、信息内容等同性及其利用价值可互变性，其外因是文件和档案的信息价值都具有社会需求性和可实现性，而且仅当内、外两方面条件都充分具备时，“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才由可能变成现实。
3.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
（1）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呈现出文件生命周期连环结构的运动状态。如图所示：
附图
（2）分析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以下特点：a.从信息内容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均保持着信息内容的同一性，即此信息即彼信息；从信息存在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又都保持着时、空的独立性，即此文件（或档案）非彼文件（或档案）。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文件生命周期，为文件运动的持续进行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支撑。b.从信息利用价值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利用价值的扬弃，“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利用价值的再扬弃。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社会职能的否定，“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社会职能的再否定。其中“档案”身兼二用：一为链接前、后文件利用价值和社会职能的路径；二作两次扬弃和否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梯，“后文件”的作用亦然。这样就使文件和档案遵循着自然形成规律、一个周期套着一个周期连续不断地螺旋式地向前发展，构成了文件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4.文件运动的基本规律、定律、判断和规则。
（1）基本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档案也可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文件。
（2）定律：当文件的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且具有备以查考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时，现行文件就直接转化为档案。当档案能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时，档案可以并能够直接或间接转化为现行文件。
（3）判断：a.凡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现行文件都可以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是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前现行文件。b.凡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现行文件都必然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必是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前现行文件。c.凡能在现行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的档案都可以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凡能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的档案都必须具有现行文件价值。
（4）规则：a.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且只能通过档案来作用于后文件，而档案则不能逆转为和反作用于前文件。b.档案可以转化为后文件且只能通过已转化的文件来作用于后档案，而文件则一般不宜反作用于前档案。
三、文件运动规律给予我们的新启示
（一）文件运动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文件运动作为一个物质运动系统，在一定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文件与档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总是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螺旋式发展规律不断向前运动的。这一现象正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文件运动中的综合反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建立在“文件——档案”运动基础上的现行理论中才会有“档案——文件”运动的合法地位。
（二）文件运动是文件的周期运动和周期连续运动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
“文件——档案”和“档案——文件”作为文件运动两种基本形式，充分反映了文件运动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普遍性来说，“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显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主流。从特殊性来说，“档案——文件”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个别存在的隐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支流，并常常为主流所遮蔽而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于它们的客观存在，并在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统一于一个共同的运动体内，因此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件运动的历史过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文件运动规律不仅要揭示“文件——档案”的微观运动规律，而且也要揭示“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宏观运动规律，只有这样，它才是符合文件运动实际的科学理论。
（三）文件与档案相互转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文件、档案价值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
文件与档案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一方面是因为利用主体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客体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和需求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客体价值可互变规律为利用主体的认知和需求提供了客观依据，两者相互作用就推动了“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周期性、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四）文件运动规律为正确认识文件与档案的性质及其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从表象上看，文件和档案似乎为同一种事物，但文件运动规律清楚地说明：一是文、档在物质形式上是一种继承关系，在实质上是社会职能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有着不可混淆的界限。二是不同时期的文件、档案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中根据利用主体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们在适用对象和具体作用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把“档案——文件”的转化认为是“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一是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二是将会产生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篡改、档案可以伪造的误导。
综上所述，深入探索文件运动规律，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深入认识文件和档案的本质属性、科学构建文档管理模式及其理论体系，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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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型学习”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国际上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其实效性都进行了探微，如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学术科研等。“合作型学习”也以新的模式活跃在翻译培训或译者培养中，使译者从孤立的词典、文献环境步入了一种合作、互动的交际环境。本研究以西安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笔者翻译课程中的“小组合作”教学实践，对其实效性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翻译教学中采取“小组合作”模式，其反馈实效如何？本研究以所在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级英语专业1个班的30名学生为调查对象。这30名学生进行48学时英译汉和32学时汉译英的学习，无论在英译汉中还是在汉译英中都分配14学时于“小组合作”学习，共建七个小组，4-5人一组，学生先自行组成小组，教师再根据学生的性格、性别、学习情况、学习风格等方面调整以求“同组异质、异组同质”，每个小组都必须在课堂小组互动之前完成小组译文，翻译原文由教师从网络、杂志等媒介中选择，教师对小组译文以及课堂互动进行策划、指导、监督。同时，教师从小组译文中选择范文，小组互修、互评译文，重视平时过程评估。在学生修完学时后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座谈法对大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满意度进行调查。问卷采用莱克特五点量表方式编制而成，量表中已排出分辨力小于1的陈述，共设计28条测试题，按照莱克特五点量表计分统计，正向题依次计为：A完全不同意，B不同意，C中立，D同意，E完全同意，反向题相反。所得数据使用统计软件SPSS16.0进行定量分析。为了更深次地了解学生对“小组合作”的想法，笔者曾与学生面对面进行座谈或者通过QQ、微信、邮件等方式进行沟通。
二、结果与分析
（一）小组合作风格状况
表为了了解学生是否满意小组完成笔译活动，喜欢几人组合为一小组，笔者参照设计了5个陈述：Q1.你愿意独自完成笔译任务；Q2.你愿意分组完成笔译任务； Q3.你愿意2人一组完成笔译任务； Q4.你愿意2-3人一组完成笔译任务； Q5.你愿意4-5人一组完成笔译任务。表1数据显示，Q1均值2.5，小于3，而Q2均值最高3.83，大于3，学生对分组完成笔译任务满意度高。而百分比显示，63.3%赞同独立完成翻译任务，也有66.7%赞同分组来完成翻译任务，这与平常教师对学生的要求相吻合，平常笔者要求小组成员自己必须先尝试独立完成译文，在此条件下再共同探讨、商量决定小组译文。至于具体到几人一小组时，数据显示Q4均值3.80较高，学生对2-3人一组的选择优先于2人一组（Q3均值3.67）或4-5人一组（Q5均值3.53）。其中，4-5人一组的中立比例43.3%高于2人一组或2-3人一组的中立比例33.3%。由此可以看出2-3人小组组合易于商量操作。
（二）小组合作完成译文状况
为了了解小组合作完成译文终稿对学生具体有哪些益处，哪些弊端，笔者参照设计了益处8条，弊端3条，已排除分辨力低的陈述：Q6.能够增加小组内成员之间的友谊；Q7.能够提供讨论的自由空间Q8.使小组成员更能理解源语Q9.能够提高同学交流思想的能力Q10.使笔译任务本身变得更加容易Q11.有利于缓解笔译焦虑，增加自信心Q12.对小组的译文更加感到满意Q13.使所有组员都以取得好译文为目的翻译Q14.分组笔译很难操作Q15.有些组员对讨论没有任何贡献Q16.讨论的意见难以统一。数据显示，Q9均值4.17，Q6均值4.13，而且90%的学习者很赞同小组合作译文能够提高同学交流思想的能力，能够增加小组内成员的友谊，其中完全同意的比例也很高，分别为26.7%和23.3%。题号为益处的均值都很高，最低的Q10均值也为3.73，由此可见，小组合作完成译文不仅有利于提高翻译能力，而且对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人际交往技能非常有意义。另外，Q14均值为2.97，Q16均值为2.93，可以看出学生认为小组合作完成译文利大于弊，但是Q15均值3.10，大于3，这与前面的小组合作风格相一致，愿意2-3人一组优先于4-5人一组，从而避免有些组员对译文没有贡献。由此可见，学习者合作完成译文需要正确引导以及适当的监督与管理。
（三）课堂小组展示译文、小组互动状况
对于课堂展示ppt，为了避免停留于形式，必须调动每位学习者的积极性，并予以监督管理。笔者参照设计了9条益处，3条弊端，已排除分辨力低的陈述：Q17.能够增强同学之间的友谊；Q18.能够给大家提供讨论的自由空间；Q19.能够激发同学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参与讨论；Q20.使同学更能理解源语；Q21.提高同学之间交流思想的能力；Q22.使笔译任务变得更加容易；Q23.有利于大家学会使用翻译工具书或工具书；Q24.有机会让大家修改其他小组的错误；Q25.使大家对自己小组的译文更感到满意；Q26.浪费课堂时间；Q27.有些同学对讨论没有任何贡献；Q28.讨论意见难以统一。数据显示，Q17，Q19，Q21均值都为4.1，学习者非常满意课堂展示译文、互动，可以增强同学之间的友谊，激发同学发表看法并参与讨论，还能提高同学之间交流思想的能力。由此可见，课堂展示小组译文互动受到班级学习的青睐、认可。而且，数据显示，Q26， Q27，Q28均值都低于3，由此可见，学生喜欢笔译教学以讨论和交流为主，以教师课堂讲解为辅；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只对小组译文、互动等情况及时指导、点评，从而解决存在的关键问题。
【论文摘要】汇率调控的功能在于优化国际收支状况，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但由于得不到均衡汇率水平的完备信息，中央银行对汇率的调控变得非常低效，汇率的变动非常被动。文章试图从国际贸易收支可持续的角度，利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确定汇率变动的正确方向和经济可承受的变动幅度，进而为我国的汇率调控提供一种积极、有效的调控机制。
人民币汇率关系到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发展，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问题长期以来是我国经济界探讨的重大问题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应该以购买力平价还是出口创汇平均成本来决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金中夏，1996)。在改革开放后，人民币汇率改革市场化的取向逐渐成为理论界的共识，人们讨论更多的是汇率形成机制的体制安排(李扬，余维彬，2005)，汇率制度设计的效率(陈平，王曦，2002)，以及均衡汇率的存在性(金中夏，1996)等问题。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控的客观依据，浮动空间的科学设置等具体操作层面上的问题研究尚少。由于得不到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完备信息，使得中央银行在汇率调控上显得效率低下，汇率变动相对于经济需要显得僵化、被动。例如：在具体银行间外汇市场上遇到满仓性失衡时，中央银行将无法确定合理的交易空问在何处(陈平，王曦，2002)。
汇率调控的功能在于优化国际收支状况，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而经常项目下的国际贸易收支的优化是国际收支优化的基石。在国际贸易收支与汇率关系的理论中，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是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本文就是利用这一理论，从国际贸易收支的可持续性角度出发，寻求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客观依据，和汇率浮动的合理区间。
一、对于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的再认识
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是指：在两国贸易收支均衡且出口供给弹性为无限大的前提下，如果两国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则一国货币贬值会产生正的贸易差额。两国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是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的充分必要条件(胡代光等，1997)。
从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推导过程中，1)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五点启示：
1．条件成立的前提有两点。一是国内外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为无限大。而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要无限大，首先供给方的经济体不应太小，如果太小必然会遇到资源的瓶颈制约；其次供给方的经济应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存在着生产能力的巨大过剩，否则供给曲线将不会是水平；再次，供给方不存在垄断，接近于完全竞争状态，否则，供给曲线将会是一点、或不存在、或为非水平的斜线。二是起始点的贸易差额为零。起始点贸易差额为零的要求可以通过假设在年度贸易的终结时，顺差方将所有的顺差额用于购买逆差方的某种特殊商品而实现，如国债等。
可以通过坐标原点的平移实现，即，此时我们可以通过每次初始贸易额的清零来完成。
2．条件仅适用于短期分析。供给曲线的弹性为无限大的前提，说明供给价格的变化完全取决与汇率的变化，汇率的变化使得供给和需求在需求曲线的不同位置上达到均衡状态，然后再结合需求价格弹性的公式，计算出相应的进出口需求曲线的价格弹性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在此处供给曲线自身变动的因素被排除在外，所以此条件仅能适用于短期分析，对于长期而言，供给曲线自身的变动将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3．对于需求弹性的认识。因为对一般商品而言，价格上升，需求将减少，所以在推导过程中，为了避免需求弹性出现负值，在一般弹性定义式的前面加上了负号，是取其相反数，而不是取绝对值。
4．从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可推导出：在以外贸顺差为追求目标的前提下，在国内外商品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时，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在国内外商品需求弹性之和小于1时，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
5．从推导的过程可以看出：在对贸易商品的考察上仅是对两个商品，即一个出口商品和一个进口商品而言，没有特别的要求，这就说明在出现部分商品需求弹性不具有可计算性时，分开处理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二、对于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经济对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前提的适应性分析
首先，我国是一个拥有l3亿人口的大国，劳动力资源充足，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市场资源的前提下，对国际市场需求的供给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同时，由于我国的外贸企业联合对外的程度还很低，存在着无序竞争的状况，因此，假定国内对国际市场的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为无限大，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其次，考虑到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到7％，世界市场供给相对于我国的需求而言比较大，我国的对外需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足以对世界商品市场价格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假定世界商品市场对于我国的供给曲线具有供给弹性无限大的特征也是可行的。从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决定上看，我国在价格决定方面大都处于价格接收者的地位，这也间接验证了这一假设。
(二)实证检验分析的说明
本文将主要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上可获得的年度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按照运算的需要，根据是否可同时获得数量和价格信息，将我国的进出口商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可以得到具体数量和贸易金额的商品。对于这一部分商品，通过分别计算各种商品的年度间的中间需求弹性，再以每种商品在此类商品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权重，对所得需求弹性求加权平均数，以此复合的需求弹性表示此类商品的总需求弹性，再运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进行推导，将所得结论与实际贸易收支状况进行对比，以此来判断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在我国的适用性。
另一部分商品为仅能获得贸易金额，而无法获得贸易数量的商品。此时不能对其进行弹性分析，故而不能将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用于分析汇率对这一部分商品贸易的影响。在本文中将不对这一部分商品给予考虑。①
(三)马歇尔～勒纳条件适应性实证分析
从表l中我们看到：在1999年～2000年间，人民币相对美元略有贬值，对于此类的商品贸易顺差额没有扩大反而减少，由1999年的顺差412603万美元，变为2000年的逆差119567万美元。从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看，此间的出口弹性与进口弹性之和表现为大于1，汇率的贬值应引起贸易收支状况的改善，这里表现出了实际情况与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的背离。从2000年～2001年的贸易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小幅升值，这时此类商品的贸易收支状况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由2000年的逆差119567万美元扩大到2001年的逆差741775万美元。这里的表现与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的推导结论完全一致，此间的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1．437大于1，所以汇率升值导致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在随后的2001年～2002年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我们看到此类商品的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程度有所减轻，贸易赤字增量由2000年～2001年的622208万美元降到2001年～2002年的215875万美元，此类商品的贸易赤字加剧的趋势大为缓解。对于1999年～2000年间的异常情况，可以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得到较好的解释：1998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在1999年我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使我国的货币对美元虽只是小幅度贬值，但对周边国家的货币却大幅升值，所以从理论上看，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本币升值引起贸易收支的恶化是理所当然。至于在2001年～2002年，汇率没有改变，而贸易收支的恶化情况有所解缓，则是因为离金融危机爆发也已有3年，周边国家货币已经由危机时的过度贬值出现了回升，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这时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对于周边国家货币则已经是在贬值。参照这一期间的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2001—2002)，如果去掉一个特殊的项(电视出口的需求弹性为一26．242)，则在此期间的此类商品的出口需求弹性为1．251，由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知，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本币贬值会有利于平衡贸易的逆差，本币升值会加剧贸易逆差，这与上述的汇率变化与贸易额变化的描述基本吻合，所以运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对这几年此类商品贸易差额变化情况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注意到，从2002年起，此类商品的进出口需求弹性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出现了负值。在2002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了稳定，如上所述，在周边国家经济复苏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在回调，这意味着我国的货币对周边国家的货币在贬值。在进出口需求弹性为负值(远小于1)的情况下，由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知，此时，货币贬值就意味着贸易收支状况的将恶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们看到：在2002年一2003年，本已在上一年度里得到有效遏制的贸易赤字在此期间又有了进～步的恶化。贸易赤字的增量由2001年～2002年的215875万美元又增加到2002年～2003年的1933935万美元。从2003年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小幅度的上扬，人民币开始升值，而且升值的变化趋势是在逐年增大。由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可推之，在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小于1时，汇率的提高，将会带来此类商品进出口贸易的顺差。2003年～2006年，这四年的贸易收支额证实了这一点。人民币出现了小幅度的升值后，此类商品的贸易额在2003年是逆差2891585万美元，到了2004年就实现了贸易顺差2757117万美元，而且在此后的两年里贸易顺差额的变化趋势是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逐年大幅度的上涨，在2006年实现贸易顺差82350l1万美元。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2002年以前的几年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我们发现在名义上的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状况的影响与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推导的结论有一定的出入。但是，如果考虑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仍能很好的解释我国贸易收支变动的现实。2002年以后的几年里，贸易收支的变化与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的推导结论完全一致。所以，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基本上可以刻画出汇率变化对于我国贸易收支状况的影响。
(四)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实践探索
从表2中，我们发现我国进出口弹性的数值在不同的年份里表现出不同的数值。其原因为：在同一需求曲线上，不同线段处所对应的需求弹性值不同。由于供给曲线被视为水平，具有无限供给弹性，所以成本函数和汇率水平共同决定着价格水平，在成本函数不变的前提下，汇率的变动决定着价格的变动，进而共同决定着所求需求弹性对应的起始点，及对应的需求曲线段位置，决定着经济中进出口需求的不同需求弹性，所以进出口需求弹性与汇率及汇率变动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进而，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与初始汇率及相应的汇率变动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
进出口需求弹性数值是年度间的变量，汇率的值为进出口需求弹性的起始年度的平均汇率，汇率变动指标为后一年度与前一年度间的汇率差额，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加入WTO后，进出口需求弹性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在此设定一个虚拟变量以反映此变化。为了便于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假设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与各变量的关系式为：yt=31o+31。Xt+312Z。+13，h+31一+￡”其中：Y表示第t期的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x表示第t期的汇率改变量，Z表示第t期时的起始汇率，h表示虚拟变量，加入WTO前为0，加入WTO后为1，Y表示第卜1期的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随机扰动项。这里为了消除变量的自相关性和其它遗漏因素对于回归分析的不利影响，将上一期的进出口弹性之和作为回归方程的一个自变量，对2000年～2006年的数据，运用最／b-乘法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方程式如下：
y，=-9461．845_0．126x+1．14z。-4．708h一0．227y一1拟合优度R2=0．993，方程系数对应的t检验值依次为一0．6，一2．716，0．61，一9．86，一2．297．显然汇率(zt)与进出口需求弹性和的线性关系不能通过显着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在此处汇率与弹性相比太大，并且变化也不显着所致。下面将这一因素排除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得如下方程：
yF1．844—0．1Olxt一4．742ht一0．227y l方程的拟合优度为R=0．991，方程系数对应的t检验值依次为6．777，一6．296，一12．07，一2．768。前面三个都可以通过5％水平上的显着性检验，最后一个也可以通过10％水平上的显着性检验，方程很好地拟合了需求弹性与汇率变化间的变化规律。
下面我们利用这一关系式来说明其在汇率调控中的设想。以2007年为例。
我们知道2006年的进出口弹性之和为一0．332，根据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知，此时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国际贸易收支的改善，因此2007年的汇率走势应该是升值，但是最高的升值幅度该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用上面的回归方程进行计算：
此时，y一0．332，虚拟变量h|=1，为了使人民币汇率升值不至于导致贸易收支恶化，则要保证此时升值不至于使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即下式成立：
y=1．844—0．101x一4．742-0．227×(一0．332)≤1
解之得：X1≥一37．851
内容摘要：本文阐述了厂商均衡理论的二元解析特征及其简明易懂和普遍适用的理论解析、决策分析等意义。以质量管理决策、企业投资决策、若干经济变量的最小费用决策等内容为例，附以各类例子的二元解析图，论述厂商均衡理论及其二元解析法拓展应用的技巧，得出理论分析的一些新的思维方式方法，以及有关问题的新认识。
关键词：利润最大化 均衡分析 二元解析 最小费用
厂商均衡理论遵循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存在二元解析特征和广泛应用的空间。二元解析法是考虑人类思维的二维定式和二维二线示意图简明直观等特征，结合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力求把影响和决定事物发展变化和人类行为的原理、动因、规律、决策诸多因素理顺归结为二元要素，因而具有简明易懂和容易记忆等效果，适宜解释分析许多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的动因与过程、复杂理论或规律的原理及原因的一种理论阐释、决策分析和课堂教学等方面的有效方法。所以，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其二元解析法的适用性和拓展应用技巧，值得我们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总结。
厂商均衡理论的二元解析特征分析
虽然当今厂商经营的总体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但从静态角度看则仍然表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利润等于收入减成本，而收入和成本都是产销量Q的因变量，都随着Q的连续增加而存在某种数值大小和曲线高低的变化规律及其函数，使该会计恒等式动态表现为利润函数π（Q）等于收入函数R（Q）减成本函数C（Q）。厂商均衡理论指出，在边际收入函数MR（Q）与边际成本函数MC（Q）相等条件下的产销量QE水平上，利润函数达到最高水平π（QE）。于是，各类市场竞争特征的厂商决策产销量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使边际收入函数等于边际成本函数，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无论从总值上分析还是从边际值上分析，厂商均衡理论都适宜采用二元解析法。图1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厂商均衡理论的二元解析图，其中a图是从总值上的二元解析，b图是从边际值上的二元解析即现时教科书中的厂商均衡分析图。对于完全竞争市场，图中的收入曲线R（Q）应为射线、而边际收入曲线MR（Q）则为水平线。该二元解析图简明可见，只有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即MR（Q）曲线与MC（Q）曲线相交时的产销量QE，才能使利润函数取值最大，直观表现为R（Q）曲线与C（Q）曲线的垂直距离最大，利润曲线π（Q）达到最高（此线可略）。
利润最大化原则可拓展应用于许多学科领域中的大多数存在相关收益与相关成本的经济变量合理取值决策，使其二元特性及其能够采用二元解析图进行解释、分析复杂原理的简明方法，也随之具有普遍适用性。下文只是一些领域的拓展应用举例而已。需要指出，相关收益与总收益、相关成本与总成本、相关利润与总利润，两两之间尽管绝对数值不同，然其随决策变量的高低变化规律及其最大值或最小值所对应的决策变量取值却完全相同。所以，用相关指标代替总指标进行分析决策，既使问题简单，又不会影响决策的准确性。
质量管理中的决策原则及其二元解析
适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质量决策问题及其指标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有产品的某一质量特性值、某些功能要求或质量等级水平如何确定，以及是否改善、提高等问题的经济性分析；另一类主要有工序产品合格品率（工序能力）和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程度（控制图的控制界限宽度、工序判异准则事件的随机概率等变量）等内容的合理确定。在这些质量决策经济分析中，都可将影响和决定具体决策的诸多因素归结为二元要素或函数。前者归结为随着质量指标X的增加而单调递增的质量收益函数R（X）和质量成本函数C（X），可用如图2的二元解析图说明其决策原理。后者归结为随着质量指标Y的增加而单调递增的正相关费用函数C1（Y）和单调递减的反相关费用函数C2（Y），可用如图2的二元解析图说明其决策原理（属后文内容）。
当质量指标X为产品的某一质量特性值或质量等级时，质量收益主要是提高质量特性值或质量等级而增加的价款、提升的商誉价值和节约的质量三包费用等内容。因用户愿意出的价格提高幅度往往低于质量特性值或等级水平的提高幅度，决定了质量收益函数通常随着质量指标的提高而呈单调减速递增变化趋势，直观表现为质量收益曲线R（X）凹向右下方，其边际值函数即边际质量收益MR（X）由开始的很大单调递减到很小。质量成本主要是制造成本中的相关部分，包括各种为满足一定质量特性或等级要求的生产费用，例如材料精选、工艺讲究、制作精心、质检加强、废次品和返修品增加等等方面的额外成本。由于质量特性值或等级水平的连续提高愈加难上加难，使这些费用都随着质量指标的提高而加速增加，共同构成一个单调加速递增的质量成本函数，直观表现为质量成本曲线C（X）凹向左上方，其边际值函数即边际质量成本MC（X）由开始的很小单调递增到很大。因此，边际质量收益与边际质量成本必有一次数值相等的机会，这就是满足质量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均衡条件，直观表现在图2b中MR（X）曲线定会与MC（X）曲线相交于均衡点E，而在图2a中则会出现R（X）曲线与C（X）曲线的斜率相等、垂直距离最大、利润曲线π（X）最高的均衡点E。图中均衡点所对应的XE就是质量指标的均衡取值，它能使相关利润π（X）达到最大。当现实中的质量指标低于均衡取值XE，即两类综合影响该质量指标的诸多因素及其分别构成的二元要素处于均衡点的左边区域时，说明其综合水平偏低，理性的决策人就该改善或提高这些因素的综合水平以改善或提高该质量指标，直到取均衡值XE为止；反之，当现实中的质量指标高于XE，即两类因素及其归集的二元要素处于均衡点的右边区域时，则说明其综合水平过高，理性的决策人就会考虑降低这些因素的综合水平从而降低该质量要求，直到XE才趋于均衡。
投资规模均衡理论及其二元解析
在投资规模和独立方案投资决策中，也适用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其二元解析。企业经常面临着如图3所示的投资与筹资情形，一方面有若干报酬水平不同、彼此独立、可供选择与组合的投资项目，例如存在着报酬水平由高到低的A、B、C、D、E、F、G7个独立投资项目方案；另一方面，有若干资金成本水平由低到高的、可供选择的资金渠道及其筹资方式，例如a、b、c、d4笔资金来源。此时，决策变量为投资额和与之相等的筹资额。由于各投资项目所需的资金额都有其最佳或限度而不能无限细分，使投资额通常为非连续取值；而筹资额在一般情况下则可多可少即可连续取值，只是各部分来源的资金成本有差异而已。可见，适宜以起决定作用的投资额即投资规模I为决策变量，而筹资额只是随其变化的附属变量。
与决策变量即投资规模取值大小相关的收益是指由该所涵盖的各投资项目按等值平均方法计算的预计年净现金流量之和，其函数R（I）是一个随I的阶段性增加（依次按各投资项目所需的投资额逐笔增加）而累计增加的数值系列，具体数值等于按内部收益率IRR由大到小排列（大者优先）的各个独立投资项目年收益（等于投资额乘于IRR）的逐个累计值。这使相关收益函数呈阶段性减速递增变化趋势，其边际相关收益MR（I）就是凯恩斯所谓的资本边际效率，就是由大到小排列的各方案收益率IRR。投资规模的相关成本函数C（I）也是一个累计数值系列，其数值等于按各笔资金的成本率K由小到大排列（小者优先）的各笔资金年成本（等于筹资额乘于K）的逐笔累计值。这使相关成本函数呈阶段性加速递增变化趋势，其边际相关成本MC（I）就是由小到大排列的各笔资金成本率K。
由图3可知，MR（I）曲线必会与MC（I）曲线相交于均衡点E，使此例选中的应为均衡点左边的A、B、C 等三个完整的投资项目（D项目收益水平低于大部分资金的成本水平，使其投资得不偿失，故不宜投资），而最佳投资规模等于这三个方案的投资总额IE，它能使相关收益曲线与相关成本曲线的垂直距离达到最大，相关利润曲线π（I）（可略去）达到最高，即实现投资的年等值平均利润最大。若现实中的投资规模没有达到IE，或由于企业的资金成本水平降低或面临的投资项目报酬水平提高而使投资决策均衡点右移，则企业就该接受更多的投资项目即扩大投资规模。
最小费用均衡理论及其二元解析
最小费用法常用于存货的经济批量决策，实际上它通常适用于“不存在决策变量的相关收入函数，但存在具有某种相对变化特征的正反两类相关费用函数”的各种场合。例如，各类流动资产的采购批量或持有量、机器设备等项固定资产的更新周期或大修理周期、三废治理程度、某些公共物品的提供密度等类经济变量的取值大小决策问题，上文提及的工序产品合格品率和质量控制图界限宽度等经济性问题，企业的最佳发展规模问题，跨国经营方式选择及跨国直接投资动因解释问题等等。笔者将另文具体论述之。
此类决策问题的二元解析图如图4所示。我们最终都可把影响和决定决策变量Y的合理取值的诸多因素归结为两类相关费用。一是其发生额随决策变量取值的连续增加而单调加速（或恒速）递增的正相关费用C1（Y），曲线凹向左上方（或为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其边际值MC1（Y）恒速递增，曲线向右上方倾斜（或为常数和水平线）。其构成内容因具体决策变量而异，例如存货的资金成本和库存费用、三废治理费用、公共物品投资及其维持成本、统计质量控制过程中假异常的检查费用、企业规模的管理协调费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化成本，等等。二是年发生额随决策变量的连续增加而单调减速递减的反相关费用C2（Y），曲线凹向右上方，其边际值的绝对值-MC2（Y）呈恒速递减，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其构成内容也因具体决策变量而异，主要有存货的定货费用、各种资产短缺损失、投资的年折旧额、市场交易成本，等等。此类决策问题的相关收入或者不存在，或者可转化为相关损失而计入反相关费用中。
费用减少等价于收入增加，使反相关费用函数绝对值-C2（Y）等价于正相关收入函数R（Y），两个函数的曲线以经过其交点的水平线为对称轴（参见图4a，其中点划线可略去） ；而正相关收入边际值MR（Y）曲线与反相关费用边际值的绝对值-MC2（Y）曲线则会重合（参见图4b）。于是，当边际正相关费用MC1（Y）等于边际反相关费用绝对值-MC2（Y）时，两条边际值曲线相交于均衡点E。此时对应的决策变量取值YE就是能使总相关费用最小、利润最大的均衡值。可见，只要把反相关费用的绝对值看成正相关收入，二者的原理及其二元解析方法就相同。
总之，利润最大化原则可拓展应用于许多学科的理论分析和决策中。而二元解析法除了与利润最大化原则配套用于所有后者适用的场合，还可更广泛应用于其他大多可将诸因素归结为二元要素的场合，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和利用。
参考文献：
1.张公绪等.新编质量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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