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美学向导>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不但体现出跨学科的文化意识，而且也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宗白华多次强调，研究中国美学，要与西方美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中西美学的联系和区别，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美学，要在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1980年12月，宗白华在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作了《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提出的第一点意见就是“要从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有悠久的历史，材料丰富，成就很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美学。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7]在《<美学向导>寄语》中言：“研究中国美学，还要把中国的美学理论与欧洲、与印度的美学理论相比较，从比较中可以见出中国美学的特殊性。”[8]又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美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开发中国美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9]此外，在《漫话中国美学》中，也提出要研究西方哲学、美学，找出中外美学思想之不同特点的看法。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其次，宗白华的这一主张也是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中国美学研究实际的结果。宗白华曾说：“我留学前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美学的文章，但浮浅得很。后来学习了研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回过头来再搞中国的东西，似乎进展就快一点了。”[12]宗白华于1919年至1920年在德国留学，学习美学、哲学、历史，这种双重文化学术背景促成了宗白华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的意识，也决定了他在研究中西方美学时，采用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西美学的人，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早在30年代，宗白华就写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60年代，写了《中西戏剧比较及其它》《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等，这些文章对中西方的绘画、戏剧、哲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视野及成果至今为学者们所称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在中外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所以，宗白华提出“这方面的研究还要深入做下去”[13]。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及中国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中，宗白华认识到比较对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大力提倡这种方法。宗白华重视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理路体现出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亦反映出其比较开放的学术研究思想，这对认识中国美学的特色，深入中国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宗白华不仅重视史料与实物的结合，而且还主张从表演艺术、艺人的艺术思想中，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他说，研究中国美学史，“应当多多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作出贡献。”[19]“研究戏曲只看书，单从理论出发不行，必须从艺术上，生活上一代代传下来才行，中间断了线就很麻烦。”[20]宗白华先生的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的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一种“行为”的艺术，它积淀着中国深厚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学理想。而艺人、戏剧表演家，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亦有不少独特的美学观点，他们对戏剧美学的体验是那些满足于书本的美学理论研究者无法企及的。所以，要总结中国美学的特点，总结中国艺术发展规律，不研究戏剧，不研究艺人的思想，那是不全面的，有缺憾的美学研究。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释：
[1]杨存昌：《论美学研究的方法》，《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第57页。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4][8][12][14][20]宗白华：《<美学向导>寄语》，《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8、379、379、378、37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7][10][11][13][21]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8、2、2、5~6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5][17]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32和33~34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19]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1页。
东南亚古代儿童文学中的汉文化元素
最早的东南亚文学是以神话、民间故事的形式出现，并且缺乏文字的记录而仅仅局限于口头流传，所以至今留存的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的文献资料有限，只有少数世代口头流传至今的故事内容为世人所知。这些早期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体现出十分浓重的热带地区文化的特点，如缅族群众喜闻乐道的《拇指哥儿》，讲述一个小孩因为受到太阳的诅咒而长得只有拇指般大小，长大后立志要找太阳报仇。一路上认识了破船、苔藓、竹竿和臭鸡蛋4个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拇指哥儿制服了凶残的妖婆，并在与太阳的较量中，聪明巧妙地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最后在雨神的帮助下战胜了太阳。越南的《癞蛤蟆告玉皇大帝》、柬埔寨的《为什么蛤蟆叫就会下雨》的故事体现出当地人们对雨水的渴望等等。对于关于人类起源问题，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有不同的“人从竹生”的传说，明显地体现东南亚地区独有的特色。还有部分神话故事是直接受中国的影响，其中涉及到中国神话中的龙的传说故事，这“反映了东南亚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融合关系”（方汉文，2007年）。
1.有关创世和民族起源的神话
菲律宾、缅甸、老挝各国有关创世和民族起源的神话，与中国的同类神话接近。如越南《天柱神》：当宇宙和人类都尚未形成前，乾坤一片混沌。不知何年何月，忽然出现了一位威力无比的巨大天神。他用头把天顶起来，然后掘土运石，筑起了一根顶天立地的大石柱，用它撑住了天的中央。天被不断增高的石柱顶得越来越高，逐渐变成拱形的苍穹，从此天和地就彻底分开了。后来，不知为什么，那位天神忽然间又把这根擎天柱毁了，一时间，土石崩飞，溅落在大地上，形成今天的高山和海岛，当初天神掘土之处就变成了今日的海洋。这则神话传说关于开天辟地的内容，如天圆地方的概念、混沌初开的原始世界，天柱擎天而又崩塌的结局等都与中国神话有相似之处①。菲律宾《阿陶的故事》与我国《神话》也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柬埔寨的《高棉王与龙公主》，老挝的《九龙的传说》，越南的《貉龙君的故事》，缅甸的《三个龙蛋》，把民族祖先看成“龙种”，与我国人民对龙的推崇、认为是龙的传人也有偶合之处。如缅甸的《三个龙蛋》故事中讲到“早在帝释时代，太阳神的后裔与龙公主邂逅相爱，龙公主生下3个龙蛋。一个龙蛋漂至中国，变成一位美貌的少女，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一个龙蛋沿江漂到缅甸境内抹谷，变成了红宝石（抹谷是缅甸著名红宝石产地）。另一个龙蛋沿伊洛瓦底江漂到缅甸境内良宇，变成一个英俊的男孩子，长大后智慧超群，力大无比，是一位力挽千斤的神箭手。后来成为驸马，并继承了王位。这位国王就是蒲甘国的始祖、历史上有名的骠苴低国王。缅甸人据此称中国人民为“胞波”，即同胞兄妹之意①。
2.解释自然现象的传说
缅甸的《月中老人》、越南的《月亮》与我国吴刚伐桂故事或玉兔捣药传说也同出一辙。关于月食，缅甸的《月蚀》、泰国的《拉霍》又与我国民间天狗吞月的传说几乎雷同，只是情节不同而已（梁立基，2010年）。越南是东南亚各国中受汉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国家。越南的神话传说就是中越文化交融，文学变异的产物。虽然这些古代的文学瑰宝散见于一些文史典籍之中，但是足以能够窥视到越南神话传说与中国文学的联系。国内对越南儿童文学的早期研究主要保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黄恭谨、曾兖所作的《交州记》、越南人李济川所著的《粤甸幽灵集》（13世纪）、陈世法的《岭南摭怪》（13世纪末）、阮屿的《传奇漫录》（16世纪）和段氏点的《传奇新谱》（18世纪）等古籍和作品集中。《岭南摭怪》是古代越南流传的一本传说故事集，包含了一些越南古代习俗及民间传说故事，有相当大部份的内容与中国传奇故事接近，如《越井传》与唐代、宋代时的《才鬼记》及元代吴来的《南海古迹记》；《鸿庞氏传》里的泾阳王娶洞庭君之女的情节与《柳毅传书》；《李翁仲传》与秦代阮翁仲威震匈奴的故事等。
东南亚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汉文化元素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广阔多姿而又充满疑难的领域，今后，如何加强这一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揭示华族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延续的广度、深度以及与人类其他文化（西方的和非西方的）融会相生的生命力，不仅是当今多元文化崛起后的文化理想诉求，也是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通向世界文学领域的路径。
1.爱薇作品
爱薇原名苏凤喜，1941年12月1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县。1998年和1999年两次被马来西亚读者提名为该国“十大最受欢迎作家”之一，也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唯一的马来西亚会员，对儿童文学的热心闻名于亚洲儿童文学界。在马华文坛上被喻为“多面手的作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笔耕中，出版的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等作品近50本之多。如著名儿童报告文学《小羊的黎明》（1979年8月），儿童小说《小野马》（1981年5月），《小小园艺家》（1997年），《爷爷的故乡》（2001年1月）。《爷爷的故乡》是一本马华文学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代表作。作者通过祖孙三代一起出发旅游，以笔记式和对话式的描述呈现马华文化与中华文化。故事情节主要为：主人公———爷爷（阿公）率领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三代远赴中国福建省的厦门市及泉州市———阿公的故乡旅游、探亲、祭祖。故事围绕10天里的所见所闻，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解和描述有关厦门的历史、地理环境、教育、音乐和美食等，还有泉州市的历史、名胜古迹、及享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美誉等等。该作品以思念故乡的情怀弘扬孝亲敬老的精神，也强调了华文教育与海外华裔同胞的血肉关系，表达了对两岸统一的期盼，如歌谣“…厦门望金门，金门望厦门；何日齐开门，骨肉引进门？”作品中处处灵活融合了作者家乡方言（福建话）、马来本土化语言和中国耳熟能详的词语，如浅白的语言：本地人使用的“巴杀”“、卖猪仔”、“山芭”“、过番”、“好脸”等和中国著名诗人贺知章的短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郑成全，2008年）。
2.年红作品
年红，193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麻坡。1971年获马来西亚首届“首相敦拉萨文学奖”。1978年、1982年及1996年先后获得马华文化协会及福联会颁发的“儿童文学优秀奖；2002年被誉为“世华儿童文学建设的创业者”之一。已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翻译小说集、寓言集、童话集、笑话集、广播剧本及儿童文学剧作品70余部。年红笔下的儿童世界洋溢着浓郁的童真童趣童情，又充满着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如《红红灯笼挂门前》、《龙舟往前冲》。又如《生肖歌》，运用民谣“连锁调”的创作手法，将12种动物形象巧妙地融汇在一起：“鼠偷油，看见牛/牛耕田，看见虎/虎眼凸，看见兔/兔出笼，看见龙/龙吐舌，看见蛇/蛇吞蛙，看见马/马首仰，看见羊/羊毛厚，看见猴/猴着急，看见鸡／鸡乱走，看见狗/狗追鹿，看见猪／猪睡了，梦见鼠/十二生肖牢记住！”全篇朗朗上口，生动形象，诙谐幽默，是一首十分成功的十二生肖儿歌，更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动教材（王泉根，2007年）。
3.杨惠媚作品
一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美学向导>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不但体现出跨学科的文化意识，而且也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宗白华多次强调，研究中国美学，要与西方美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中西美学的联系和区别，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美学，要在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1980年12月，宗白华在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作了《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提出的第一点意见就是“要从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有悠久的历史，材料丰富，成就很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美学。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7]在《<美学向导>寄语》中言：“研究中国美学，还要把中国的美学理论与欧洲、与印度的美学理论相比较，从比较中可以见出中国美学的特殊性。”[8]又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美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开发中国美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9]此外，在《漫话中国美学》中，也提出要研究西方哲学、美学，找出中外美学思想之不同特点的看法。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其次，宗白华的这一主张也是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中国美学研究实际的结果。宗白华曾说：“我留学前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美学的文章，但浮浅得很。后来学习了研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回过头来再搞中国的东西，似乎进展就快一点了。”[12]宗白华于1919年至1920年在德国留学，学习美学、哲学、历史，这种双重文化学术背景促成了宗白华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的意识，也决定了他在研究中西方美学时，采用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西美学的人，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早在30年代，宗白华就写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60年代，写了《中西戏剧比较及其它》《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等，这些文章对中西方的绘画、戏剧、哲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视野及成果至今为学者们所称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在中外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所以，宗白华提出“这方面的研究还要深入做下去”[13]。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及中国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中，宗白华认识到比较对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大力提倡这种方法。宗白华重视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理路体现出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亦反映出其比较开放的学术研究思想，这对认识中国美学的特色，深入中国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宗白华不仅重视史料与实物的结合，而且还主张从表演艺术、艺人的艺术思想中，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他说，研究中国美学史，“应当多多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作出贡献。”[19]“研究戏曲只看书，单从理论出发不行，必须从艺术上，生活上一代代传下来才行，中间断了线就很麻烦。”[20]宗白华先生的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的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一种“行为”的艺术，它积淀着中国深厚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学理想。而艺人、戏剧表演家，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亦有不少独特的美学观点，他们对戏剧美学的体验是那些满足于书本的美学理论研究者无法企及的。所以，要总结中国美学的特点，总结中国艺术发展规律，不研究戏剧，不研究艺人的思想，那是不全面的，有缺憾的美学研究。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 释：
[1]杨存昌：《论美学研究的方法》，《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第57页。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4][8][12][14][20]宗白华：《<美学向导>寄语》，《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8、379、379、378、37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7][10][11][13][21]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8、2、2、5~6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5][17]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32和33~34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19]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1页。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一、引 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 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蔡元培、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 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参考文献
[1]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532-642.
[2]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1926-2011）编委会.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1926-2011：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暨外国语言文学建系85周年纪念文集[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49.
[3]Committe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Academical Faculty. Reports o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R].New Haven： Hezekiah Howe，1928：7-9.
[4]Strauss， L.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J].Academic Questions，2003（Winter）：31.
[5]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系概况[G]//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6]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吴宓.文学与人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8]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G]//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99.
[9]李赋宁.三十年代中叶清华大学的基础课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
[10]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7-8.
[11]梅贻琦.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G]//梅贻琦.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刘述礼，黄延复，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65.
[12]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3]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4]王燕.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文化精神――外文系与联大诗人群[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3）：81-85.
[15]许国璋.回忆学生时代[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2）：77.
[16]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一卷[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2.
[17]杨忠.培养技能发展智能――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J].外语学刊，2007（6）：134.
[18]胡文仲，孙有中.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5）.
[19]刘毅.关于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思考[J].外语界，2000（3）：12-17.
[20]王守仁.加强本科英语专业“学科”建设――兼评《北大英语精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2）：42-43.
[21]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J].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2）：6-15.
[22]王守仁.关于全面加强中国英语教育的思考[J].外语教学，2002（2）： 89-92.
[23]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5.
[24]冯燕.空心课程论――中国高等教育外语教育批判[J].现代大学教育，2006（6）：36.
[25]张少雄.压迫与封锁不可能达成创新品质[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5）：35-37.
[26]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2.
[2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65.
[28]梅贻琦. 学习范围务广、不宜狭[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 412 号）， 1932-06-01（01）.
[29]张楚廷.人文科学与大学教育[J].现代大学教育，2011（2）：35.
[30]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44.
[31]王顺晓.吴宓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研究（1925-1037）[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3.
【关键词】 中华文化；大学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和血脉，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中华文化之于大学，是建设“美好大学”的重要精神源泉；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建设“美好大学”将无从谈起。“美好大学”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其重要承载力量，是文化传承、文化创新的重要载体。
一、中华文化――民族之魂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积淀、传承下来的，是保留在中华民族中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总书记在十报告中明确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兴起是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充分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对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历史责任感。我们要按照党的十的部署，坚持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大力弘扬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努力把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和凝聚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
二、大学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分析
大学是承载中华文化的天然主导力量，大学有责任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大学也是创新的发源地，对社会生活再创造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一）大学是中华文化的继承主体
首先，大学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博物馆，在大学里面，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领略中华文化的精华。大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沉淀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大学是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柱，所以大学生自然要承担起不断引领国家的民族文化、先进文化和人本文化向前迈进的重任。当今，我们身处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但全球化愈发展，愈显示民族文化的重要。大学若不负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失掉了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
其次，大学生是继承中华文化的最佳人群。从个体的成长历程来看，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了感受中华文化，领略文化风采，参悟文化内质的能力。读小学、初中、高中时我们也学一些经典古文，看一些优秀文章，但那时大都是为考试而学习，又有几个人认真思考其中的道理，并付诸于实践呢？对大部分中国学生来说，真正有兴趣“读经典”，有余暇“品文化”，都是在上大学以后。除去制度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总要沉淀一些阅历，才能读懂经典，才能触及一点中华文化的内核。
（二）大学是中华文化的创新主体
政府一再强调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在于自主创新。而大学拥有一种内在精神，有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这使大学生能通过不断的学术研究去引领中华文化，并利用中华文化的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契合于新的时代精神。所以，大胆创新，引领中华文化继续前进的担子又落到大学生肩上。大学是创新的发源地，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立的判断力，激励创新，鼓励实践。一批批大学生不断成为创新文化的开拓者、学习型社会的倡导者，始终辐射、影响、引领着社会生活的再创造。经过多年大学理念的熏陶，大学生们富有理性、秉承创新精神，带着理想信念源源不断地走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中坚分子，为社会注入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文化要素，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中国正急需真正的精英文化，好弥补我们在终极关怀、人文精神、高层思辨、准确论证、专业学理、创新实验等方面的一系列历史性缺损。但是，这些年随处速成、随意自封的伪精英文化，使中国人离真正的精英文化更远了。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而创新的主体就是我们的大学生。
三、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美好大学”的思考
笔者认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美好大学”，重要的是激活――在大学激活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重大记忆。唤醒一种记忆，这无疑也是在唤醒一种文化。如果在大学生中唤醒了对文化的渴求，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信心去建设“美好大学”。
弘扬中华文化，共建高校精神家园；多一丝记忆与思考，少一份偏执与浮躁。校方应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塑造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大学制度，开放中求发展，不封闭，不固步自封。在学校中，广泛提倡文化的自觉，在浓厚的先进文化氛围中陶冶师生的性灵，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德育功能，使培养出的人才不但掌握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力，而且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具备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相衔接的精神底蕴。作为大学的工作人员，应多一些知识分子的超然，少一点功利，为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未来多做一些实事。作为在校大学生，就踏踏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写文章，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过于纠缠人际关系，遇事冷静，多思考，多交流；积极追求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提高理性认识判断能力和科学分析能力；让自己具有诚信为本，关爱他人，乐于奉献，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良好的道德素质和健康的人生观。这就是在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这就是建设“美好大学”。
参考文献
[1]余秋雨.中华文化的记忆[J].《探究》，2007（9）。
[2]许嘉璐.高校发展与中华文化[J].《中国大学教学》，2003（1）。
关键词：余华; 弗洛姆; 人性
余华无疑是当代文坛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对他作品的讨论也从未停止。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离不开作者的苦心孤诣。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作品展现出了人类之间共有的通性，即人的本性，因而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余华的作品中通过大量的暴力和欲望的书写展现出剥离了社会理性后的原始理性，即那些被社会文明所遮挡，又被我们忽视了的更为原始的人性。为了系统的分析余华作品中的原生态人性，本文以弗洛姆的人性理论为框架，对余华笔下世界里展现的人性进行分析，着重分析余华作品中的三种生存困境对人性的影响。通过系统梳理，用新的视角去理解余华作品中的世界和人性的诸多可能，以期对现实的存在有所裨益。
余华说：“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 。”[1]这种疼痛带给我们的是警示更是安慰。一方面，余华将民族的疼痛内化到作品中，通过一定的夸张叙事，使读者在毫无防备之时，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疼痛。而造成这种疼痛的人性，虽然是退化的人性，但它会在外部环境的激发下随时出现，当我们真正理解这种疼痛时也就深刻理解了爱的意义。另一方面，余华作品所写出的是扯去文明外衣后的生命的真实。余华之所以用冷静的让人害怕的视角描写大量非理性的暴力和死亡，就是为了让这些能更迅速地带领读者抵达生命的真实。使人理解自己，从而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我们不应只看到针缝密布的暴力和死亡，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故事中所蕴藏的人性诸状。
人性囚笼
人从一开始便具有合乎逻辑的原始理性，而后人在自己构建的社会关系中又发展出了一套社会理性。当一个原始人到达现代社会必然会被我们当作疯子，甚至怪物一般的存在。但值得讽刺的是，疯子所遵循的原始理性远比我们所奉行的社会理性更为坚固，当文明暂时退后时，指导我们的正是原始理性，即原生态人性。
弗洛姆部分吸收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人性观念，构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既不是单纯的社会影子，可以被任意地驯化。也不是弗洛伊德认为的人是种种生理欲望的总和，是一个被社会抑制的原始野兽。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就是开放性和规定性的矛盾体。人的开放适应性要求他不断地追求和建立更好的生存条件，人的规定性又要求他不能为适应外部条件去改变自己的本性，否则便会产生了人的异化，人不为人。”[2]
弗洛姆认为人性的矛盾性基于三种最基本的生存矛盾。这三种矛盾分别是生与死的矛盾，自我实现与生命有限的矛盾，独立人格与孤独感的矛盾。它造成了三种基本的生存困境，史铁生曾论述过这三种生存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3]在死的归途中恐惧活着，在追逐欲望中痛苦活着，在独立思考中孤独活着，这三种无法解决的生存困境贯穿在余华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孤独困境。
（一）生死天定的困境
首先是生与死的矛盾，存在主义者巴雷特这样描述人的生存状态：“我们没有挑选父母。我们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点就像掷色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4]
生与死的矛盾是不可避免又无法解决的矛盾，对待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人类创造出多种繁复的意识形态进行调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灵魂不朽，生死轮回的观念。它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使人们摆脱突然被扔到这世上又突然被终结的无力感，人类依赖于这种安慰，又不可避免的沦为自己创造出的意识形态的奴隶。
《在细雨中呼喊》全文都弥漫着孤独的人对于不确定的生活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也正是作者抓住的人性中最为脆弱的部分：生死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使人类如同乘坐在死亡瀑布的小舟上，在恐惧中挣扎。
主人公“我”的出生，源于父亲的一次偶然欲望，此后，“我”又被送到新的家庭里，在新的家庭中“我”也只是被王立强夫妇当做宠物一般的存在，而后当新家庭破碎，再次回到南门时，“我”再也无法融入以前的家庭。苏宇的死是偶然的，苏宇的死也是必然的，因为一次青春期的冲动，苏宇被劳教一年，归来的他其实和孙光林一样，在家庭中被模糊化了，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
除了这种命运式的悲剧外，余华的作品中也描写了另类形式下的人性。灵魂不死，生死轮回深入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使人可以暂时消解生死困惑。一方面它使人不再孤独，使人有勇气面对死亡，认为死亡是一种暂时的回归。比如《兄弟》中的李兰和宋刚的爷爷，李兰将死亡看做与爱人的重逢，因而死亡在她看来是幸福的。宋刚爷爷承受了一辈子的苦难，他将死亡看做了一种解脱。
另一方面，它使人更加执念于生，甚至不惜用其他人的生命维持自己的存在，比如《往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他不惜身后无人，也要享用自己孩子的寿命，他用采补之术，祸害了许多，因为他相信这样可以延续自己的寿命。人在这一刻不再是命运的奴隶，人成了自己编织的价值观的奴隶。这突显出了生死矛盾对于人的影响力。
（二）追逐欲望的困境
其次是自我实现与生命有限的矛盾。虽然社会中的个人享有群体的潜能，但是个体的存在时间比之群体的存在时间过于短暂。因此人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人永远无法超越他的时代。人虽然充分认识到自己永远追赶不上欲望的脚步，但我们也创造出相应的理念消除这种困境下的无意义。一方面我们可以积极性地去理解夸父和西绪福斯的神话。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社会理性约定俗成一套价值观念，安慰已经清醒认识到无法真正逃脱欲望困境的自己。
一种价值观念是关注身后。或者利用后代继承自己的事业，或者达到所处时代的顶峰，将个人与历史捆绑。这种观念同样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之中，正如传宗接代的思想流传在一代代人血液中。在《鲜血梅花》中继承了家传的梅花剑，背负复仇和家族复兴重任的阮海阔，他的一生都在为复仇而行走，他自身的生命被深深打上了前代人的烙印，而到了故事最后，他在各种偶然中间接完成了复仇，故事到这里停止，留下的巨大空白使人在人生的无意义和荒诞性中叹息。在余华的文本中我们也能发现当这种观念被反其道而行时所表现出的人性。在《活着》中当福贵的父亲责骂福贵的时候，福贵却说你败家就不能我败家。当福贵终于败尽家财时，老人让他将家产换为零钱，前代人的事业通过特殊的方式让福贵深刻地感受到。这与前代人初衷相反的结局，也说明这种矛盾的不可调节。
另一种观念是依存集体（国家，种族，宗教，家庭等）的力量消解个人的生存困境，认为集体凌驾于个人之上，个人的幸福，自由，权利都因集体而实现。无疑，第二种观念在余华作品中有着更为丰富的表现，所带来的也有更为震撼的力量。《兄弟》中，的时代背景，为种种原始人性的展现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人们利用集体的力量可以轻易地改变他人的命运，摧毁他人的生命，集体的力量为个人的潜能实现提供了可能，而一旦失去了这种集体身份，个人的孤独感无力感便愈加显现，甚至反被集体的力量所吞噬。
在开始的时候，举着大旗的宋凡平似乎是达到了人生的巅峰，而在第二天他便被打倒。孙伟等人成为红小兵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集体身份迫使曾经战胜他们的宋凡平低头，但在孙伟父亲被打倒后，孙伟就只能形单影只，甚至开始让李光头跟着他，听他讲问苍茫大地啊，谁主沉浮。
（三）永生孤独的困境
最后是独立人格与孤独感的矛盾。弗洛姆认为：“人是孤立的，同时又与他人相联系。他之所以是孤立的，是由于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不是由于他与其他人是同一的，而且因为他意识到他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他不得不单单靠其理性的力量来作出判断或决定的时候，他必定是孤立的。然而，他又无法忍受孤立和与其同类的毫不相关。他感到他的幸福依赖于他和其同类的团结，依赖于与先辈和后代的休戚相关。”[5]
个体化与孤独的矛盾催生出两种原始人性，一种是利己性，一种是利他性。见诸于余华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既有《现实一种》里冷漠的家庭关系和家庭中只遵从原始逻辑做出判断的成人和儿童;也有为了家庭卖血的许三观。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这种矛盾有着更为清晰生动的表现。故事的开头是在盘山公路上背包远行的少年，少年遇到了汽车抛锚的贩苹果的男人和哄抢苹果的村民。这篇故事的荒诞性在于，被抢的司机与哄抢者合流，最终完成了这一哄抢过程，甚至报复了帮助他的少年，少年则在经历了荒诞事件后，找到了自己的旅店。
全文充满了暗示话语。少年在远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社会化的过程，作者通过司机的荒诞表现出社会的荒诞。同时我们也可以有另种解释，司机的行为其实是合乎理性的行为，如果司机表现出和少年一样的正常反抗，司机很可能受伤甚至死亡，他同样无法阻止哄抢事件的发生，而他最后抢走少年的包，使他和哄抢者同化，因而他可以坐上拖拉机离去。少年的行为和司机的行为如果都能说得通，那么这种荒诞性也就有了合理性，因为作为人性基石的原始矛盾决定了人在做出理性判断时他是孤独的，人的原始理性要求他做出最利于自己的决定，而少年的悲剧就在于，他所运用的是后天习来的社会文明。
上述三个矛盾是与生俱来，且无法从根本解决的生存矛盾，从生存矛盾中得以看到一部分原始人性，但因此认为矛盾就是人的本性显然是牵强的。理解人性最重要的不是认识人的生存矛盾，而是认识到人为了解决矛盾所做出的选择。我们为了解决亘古至今的生存困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些需求为人性的种种可能提供了选择。
人永远不会满足于已知的世界和生存手段，总会产生新的追求，因而人性的诸种表现形式都可以看作是一种选择：即在解决基于人类原始矛盾的本质需要上所做出的选择。人具有多种选择，因而人性纷乱复杂，弗洛姆承认人性存在的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完整性和发展性，他也指出，创造性的选择才会真正保全人的存在，推动人的进步。
余华在作品中以一种反叛社会理性的纯粹逻辑书写了生命的真实。我们分析余华作品表现出的生命的真实，就是在肯定人性繁复诡谲的同时，找到孕育人性的各种因素，更直观的发现自己，更深刻的理解自己。（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M].台湾：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220.
[2] 埃里斯・弗洛姆.自为的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53.
[3] 史铁生.自言自语[M]. 广东：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68.
中新网7月1日电 据印尼《国际日报》消息，中国华侨大学在印尼雅加达和泗水两地开设了“学士”和“硕士”级的招生，至今已培养出一批批华教事业的人材。6月27日，在雅加达“智民学校”第4楼的多功能会议室里，举行了华侨大学文学系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
当天出席者除有雅加达的13位男女学员和来自泗水的3位，还有由华大校方派遣的，由文学院副院长率领的一行4人及各界来宾。
首先由雅加达组的付若玫的论文题“汉语，印尼语构词法对比研究”拉开核心的教授们的审阅与辅导。随后，黄万秋的“印尼华人马来文学中的闽南语言研宪”，邓金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印尼华文师资培训研究”等相继展开。教授们在此期间并没有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审阅。
最后才轮到泗水的班长顾长福，他的论文题目是:“海子诗歌的文化解析”。同时他也写了一首题为“那棵树就是您，华侨大学”的短诗并当场朗读於表达对“华大和众多教授们”的感恩。 (顾长福)
本论文评选活动由评委会的专家学者及戏剧之家杂志社的审稿编辑通过层层筛选，从《戏剧之家》每期刊发的论文中进行评选，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点评，并对获奖论文给予表彰奖励！
以下公布2015年07（下）的获奖论文名单，并由衷地对获奖的作者表示热烈祝贺！
专家点评（合议）：
一等奖：《从到英雄：时事新戏〈二十世纪新茶花〉和福州评话〈新茶花〉对“茶花女”形象的改造》
陈 瑜（华南师范大学）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经历着中西文化激荡融合的重要转折点，各种新事物、新思潮层出不穷，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感官与思维。然而，西方文化在影响中国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受到时代风气的“雕琢”，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倾向。本文对这种“本土化”现象进行深入解读，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以及文化融合的内在脉络。
法国作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是享誉世界的经典文学形象，而在清末民初，“茶花女”的形象同样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得到了全新的演绎，这一改编过程同样体现了诸多耐人寻味的“本土化”现象。本文即对这一改编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参考文献详实丰富、考据思路清晰严谨、论证精辟入理，为展示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演变，提供了一个特色鲜明的范例，既形象直观又入木三分。此外，本文还揭示出这一改编过程对于中国传统伦常秩序的自觉皈依，以及对于当时民族救亡时代主题的积极响应。可以说，陈瑜老师的选题准确地抓住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时代缩影，并能够在充分解读现象的同时，深入挖掘其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体现了作者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
经过改编，“茶花女”从一个追求爱情的，变成了助夫杀敌的“巾帼雄杰”，甚至化身为亲上战场荣立战功的“女英雄”。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这一改编是“奇异”的，蕴含着独特的道德意蕴、折射出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实际上，“新茶花”的“新”字，即表明了改编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忠实于原著的改编意图。可以说，时事新戏《二十世纪新茶花》和福州评话《新茶花》除了女主角的身份以及爱情元素以外，几乎不见原著的影子。两次改编虽有所不同，但目的均在于宣扬男女平等、唤起国民的尚武精神，体现出当时的戏曲从业者引领时代精神的担当与情怀。而这一大胆改编深受当时观众的欢迎，更值得当今的戏曲人深思――传统戏曲要在当下获得发展，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或许不在于究竟是要坚守传统还是要迎合市场；时至今日，我们的戏曲人是否还能如先辈一样，拥有引领时代潮流的雄心与能力？在心浮气躁急于“迎合”的当下，是否应当停下来思考：也许“引领”会比“迎合”更有力量？――而这，也是陈瑜老师的论文所带给我们的另一种特别思考。
二等奖：《传统藏戏作品的戏剧冲突及其审美内涵》
刘玉丽（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也养育了一方的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更是以独特的民族风情，诠释着一方民众的精神信仰、承载着当地群众对于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少数民族戏剧不仅是我国戏剧百花园中的绚丽花朵，更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活化石，其价值不容忽视。
本文以《苏吉尼玛》《诺桑王子》《卓娃桑姆》《智美更登》等经典藏戏为例，以精微睿智的笔触，为我们了解藏族戏剧打开了一扇明澈的窗，更像是展开了一幅幅瑰丽而圣洁的精神画卷，其中有着藏民族以善为美的心灵世界，更有着对于生命诞生的赞颂，以及对于死亡的达观；不仅展示了藏民族独特的生命意识，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藏戏与佛教的深厚渊源，彰显了作者在理论研究以及心灵体验上的广度与深度。这样的论文，不仅能够让读者增长见识，更可令人得到心灵上的涤荡，既有学术价值，又兼具精神高度。
二等奖：《话剧〈我爱桃花〉“戏中戏”结构分析》
潘睿杰（云南艺术学院）
话剧《我爱桃花》是著名编剧邹静之的代表作之一，十余年来常演不衰。该剧采用了“戏中戏”的创作手法，为观众呈现出一个迷离交错的时空，展现了古今如一的人类情感困惑，具有被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本文着眼于《我爱桃花》的“戏中戏”结构，通过反复深入的观看与阅读，对该剧的剧情发展脉络进行了解读，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了该剧独到的叙事结构，并恰到好处地阐明了其中的戏剧冲突所蕴含的思想张力。作者思路清晰，思想颇具深度，具备良好的学术潜力。
可以说，戏剧创作的过程，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而高明的剧作家不仅知道该“讲什么”（主题立意），更懂得该“怎么讲”（叙事技巧）。本文不仅准确把握了《我爱桃花》的主题立意，也让我们更为深入地看到了《我爱桃花》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叙事思路，对于广大的戏剧创作者而言，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等奖：《浅析关汉卿〈救风尘〉中的批判与反抗精神》
赵培贝（广西大学）
在元代戏曲大家关汉卿的笔下，有着众多经典鲜活的文学形象，值得人们反复品鉴、深入解读。经典的魅力在于其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不仅指向现实，也指向未来，因而是常读常新的。
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关汉卿的《救风尘》也一直得到了不同的解读。赵培贝的论文从《救风尘》的创作背景、角色选择、批判与反抗精神等角度入手，对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有着准确的把握，对关汉卿的创作主旨也有着较为深入的解读。文章将赵盼儿定位为“普通人物当中的‘英豪’”，对赵盼儿作为普通底层女性的英雄气概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在字里行间更流露出对于关汉卿“刚毅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的响应，体现出论文作者较为敏锐的艺术鉴赏力，以及相对扎实的学术功底。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3-0253-02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时代价值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沉淀和积累，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高职医学院校的教育提供了宝贵且丰富的教学素材。纵观医德所倡导的核心思想，以及社会普遍反映的医德问题，大多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例如：“推己及人”、“医非仁爱不可托”等，这些医德的理念世代相传，经久不衰，应该将其精髓引入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贯穿于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整个过程。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2014年5月4日主席考察北京大学在师生座谈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必须从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高职医学院校作为培养技术型医务人员的重要阵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学中来，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们担负起生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是内在统一的。在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的教育，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和价值观为教育的目的。例如其内容包括理想信念的教育、思想道德的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等，这些内容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不谋而合。在高职学院对医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善于挖掘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缺失及其原因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缺失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所有的高校中都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学生们都非常的时髦，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西方的文化和节日非常了解，并被卷入“海外热”的浪潮中。最热衷于韩剧、美国大片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名人、名著等了解甚少，尤其是在高职院校，由于学生文化层次的差异，他们对中华优秀文化相关的知识十分薄弱。
（二）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缺乏的原因
1.高职医学院校教育的弊端。高职医学院作为职业教育的医卫类学院，主要是培养与社会接轨的医务人员，医学技术人才作为主要目标。学院都会比较偏向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教育，而对于基础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一般都处于比较边缘化的状况，更不用说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的传承和教育。导致培养出来医务人员并不具备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和创造创新能力都比较差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脱节的重要症结所在，也是现在医患关系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2.教师正确地传授观念。在高职院校的课程教育中，教师应该对学生正确地进行知识的传授，除了重视本课程的传授之外，对其他门类的课程也不应该持有偏见。作为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老师，更应该对学生进行正面引导的同时，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要做好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地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除了高校任教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之外，需要全体的教师们共同地参与其中，对学生进行正确观念的传授。
3.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的影响下，很多高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目标非常的明确，这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就业率，让学生更好地就业就成为一个比较单一的培养方向。但很多的企业因为发展的需要，比较青睐复合型人才，他们更注重大学生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素养，以及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我们在重视专业教育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和综合素养。
4.学生自身的重视程度。职业院校的学生普遍来说都比本科院校的学生文化水平上存在一些差异，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学中来，要让学生首先从思想上得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提高学生重视传统文化，重视思想道德教育。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源远流长，是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一直传承下去的。如果作为一个国人，作为一名当代的大学生连自己的国家传统文化都不了解，是可笑和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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