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指出:“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前还从未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良渚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
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的发现,印证了此前考古界所猜测的良渚地区应该有一座城池的悬疑。经考古学界所做的碳14测定,良渚文化时期距今约5300年～40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尧舜禹时代早期。这个时期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留存于世,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良渚文化的一鳞半爪,都是来自先前出土的文物。良渚古城的发现,不仅改变了对良渚文化文明发展阶段的认识,而且对中国甚至世界史前文明的研究也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规模庞大的良渚古城
据在现场发掘的专家介绍,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位于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由此可以看出建城时经过精心的选址和规划。
专家介绍说,良渚古城东西长约1500米～1700米,南北长约1800米～1900米,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宽度达40米～60米。古城面积约有290万平方米,与颐和园相当,而颐和园3/4的面积为水域,1/4的地域上拥有宫殿园林建筑3000余间。良渚古城即使建筑容积率很低,其宫殿面积也是相当惊人的。
古城城墙底部以石块作为基础,上部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建造城墙的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铺垫的石头都很尖锐,是人工开凿出来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说:“从挖掘出来的城墙截面可以看出,黄土都是一部分一部分夯筑的,这说明当时筑城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专家将“中华第一城”与我国唐代西安的古城进行了对比。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池是明朝洪武年间在唐长安城皇城和元奉元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西安古城墙,东西长4256米,南北长2708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相比之下,只比良渚古城大了一半,而两个城池建造时间间隔了3000年～4000年,并且明朝时候无论生产工具、科学技术水平还是社会组织都已经相当发达。
这位专家表示,明代皇帝朱棣修建的故宫,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占地面积只有72万多平方米。即使这样的宫殿都要役使百万夫役,也历经14年(公元1407年～1420年)时间才能建成。相比之下,早3000多年建造的良渚古城,对应当时的生产力来说,规模可谓庞大。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
据考古专家介绍,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而大型墓葬中,都发现了琮、璧、钺。根据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大地的礼器,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而对于钺的解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钺,大斧也。”说的是钺是从斧发展而来的砍伐或打仗用的武器。考古研究表明,琮、璧的形状和刻纹最早出现在良渚文化时期,而钺在良渚文化时期早期已完成了由石钺向玉钺的转变。
刘斌研究员告诉记者,琮的形状外方内圆,根据原始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象征着地,圆象征着天,琮象征着天地的贯穿。由此可见,琮对于良渚人来说,是一种礼制重器,是象征王权、神权的统治阶级的法器。璧发现的数量众多,其像天圆的形状可能表示它是祭天的礼器,但众多的数量更像是一种财富的象征。钺由石质变成了玉质,功能应该已转化,可能转化成了军权的象征。
中国古代文献上对古代用玉的等级制度做了记载:《周礼・冬官》称:“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郑玄注:“全,纯色也;龙、瓒、将,皆杂色也。”许慎《说文解字・玉部》注:“瓒,三玉二石也。礼,天子用全,纯玉也;上公用龙,四玉二石;侯用瓒,伯为将,玉石半。”
在城内反山大墓中出土的玉器,经矿物学鉴定,发现均为真玉中的透闪石软玉;对规模稍次一级的上海福泉山九号墓出土的玉器鉴定,则真玉居多而杂有假玉;而较一般的浙江海宁荷叶地则真假玉参半。由此可以发现,良渚古城应该是处于当时最高阶层居住的地方,良渚文化已经基本形成用玉的等级制度,被称为夏商周“三代之礼一也”的用玉等级制度完全可以上溯到良渚文化时代。
中华文明史会被改写吗
翻开中国的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凡是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都是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那么,良渚古城的发现,能否印证先前一些考古学家所猜测的,良渚文化是照亮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缕曙光?能否厘清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夏商周之前那些事?
据专家介绍,在良渚出土的黑陶器上发现过不少的刻划符号,其中有一件竹节形黑陶豆盘(盛放食物的盘子),在它的椭圆形豆盘上刻有一对抽象的鸟纹和一个太阳纹。考古专家李学勤解释说,豆盘中间是太阳纹,太阳纹边上的一对鸟纹不是鸟,而是太阳发出的光芒,可以解释为“炅”字。
刘斌研究员指出:“良渚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都表达了一定的内涵,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在文字的发展历程中,应当处于从原始记事符号到文字产生之间的过渡阶段,是初期象形文字,在后世的甲骨文中能看到它的影子。”
一位专家表示,文字是人类思想成熟的表现,只有在社会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社会结构完善、统一的基础上,才能为文字的出现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良渚文化中象形文字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统治已经相当稳定。
严文明教授指出，“国”字有个框,说明能称为“国”的,都有城墙。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城是人类即将进入文明阶段或初步进入文明阶段的产物。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也可以说是期盼已久的事。
但专家们表示,光从城的角度来看良渚古城的意义,是不够的,要放开眼光,从整个良渚文化的布局来看。良渚文化不是像有人先前提出的,因为大洪水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消失了,从礼制的萌芽――用玉的寓意和等级制度传承上看,以及从象形文字的传承来看,良渚文化在后世得到了继承。
(一)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良渚人的主食，指主要食物，或基本食物，显然是——稻米。参考依据：①比其早一、二千年，且同一地域、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曾出土过大量的人工栽培稻谷。②在良渚文化区，发现众多存有稻谷、稻谷壳或印痕、植物蛋白石等的马家浜、崧泽及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如：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湖州钱山漾、杭州水田畈、萧山蜀山、跨湖桥、嘉兴双桥、大坟及雀幕桥、海宁赞山、德清雷甸、杨墩及下高桥、安吉安乐窑、诸暨楼家桥、慈溪童家岙、宁波五星、八字桥、慈湖和妙山、鄞县蜃蛟、奉化名山后、舟山白泉和马岙、吴县草鞋山、澄湖、越城、摇城、昆山少卿山、吴江龙南、江阴南楼、无锡锡山、施墩、马山门前山、仙蠡墩、丹徒磨盘墩、常州圩墩、金坛三星村、高淳薛城、句容陈家头山、南京庙山、江浦龙山、海安青墩、青浦崧泽、松江汤庙村、上海马桥等处。几乎遍及全良渚文化区。③出土的稻谷，有些如钱山漾遗址都是成堆的，有谷粒和米粒，分布很广；有些如金坛三星村遗址的，已成炭化稻粒；但经鉴定均为稻，是人工栽培稻的早期形态。④吴县草鞋山遗址、昆山绰墩遗址等处发现稻田遗迹，进一步印证人工栽培已广为展开。⑤嘉兴双桥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臼。杭州水田畈遗址等处出土了木杵。宁波慈湖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质研磨器等。表明已掌握了稻谷的加工技巧，稻谷脱壳主要使用杵臼舂捣(含以地为臼)，或研磨器研磨。⑥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许多炊具——陶釜，其中有些釜内还残存一些烧焦的“锅巴”；又，在余杭南湖遗址亦曾发现二只陶釜内有明显的“锅焦”遗迹；经辨认其成分是稻米¨，。⑦《史记·货殖列传》等古籍有古越人“饭稻羹鱼”之记述。以上种种事实，确凿无疑地论证了良渚人是以稻米为主食的。
良渚人如何食用稻米?从现有知识看，基本上仍继承了“河姆渡人”的食用传统；既不像现代人那样焖干饭，又不是煮稀粥，而是“饘粥而食”(2)。粥有厚薄之分，《礼记·檀弓下》孔疏云：“厚曰饘，稀曰粥”。饘，即糜粥，亦即稠粥，或可称之为“干粥烂饭”。这种习俗，后来连中原人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在保持着。如孔子先祖正考父，贵为三朝元老，由于当时口粮尚不宽裕，也是吃粥生活，有其鼎铭云“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可为证。又，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原始的甑，良渚文化反山遗址等也出土了甑；余杭吴家埠遗址及余杭南湖等处出土了甗，而甗实为鼎和甑的组合体。加上钱山漾遗址等处发现夹砂陶鼎腹内加一周突棱，以便放置箅架之类用以蒸食之炊器。综此看来，当时还可能有了蒸饭或蒸食。陶甑的出现，较仰韶文化要早出若干世纪(陈文华)。蒸，是我国独特的烹饪方法，也是谷物为主的粒食地区才特有的烹饪法。此外，当时还可能有“糗”或“糇”，即相当于炒米粉之类的干粮。考古虽尚未发现物证，不过这类粉体有机物质，几千年保存至今是极其困难的，除非奇迹。这种认识是鉴于：①“石燔法”是上古时代最先形成的原始烹饪方式之一。有《古史考》云：“加物于燧石之上而食之”及《太平御览》引《周书》云：“神农氏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等可供参考。此法烹得，即炒米是也。②宁波慈湖等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石质或陶质研磨器以及杵臼等，可加工米粉。③当时社会需求。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多征战、多大型土木工程；如良渚文化的势力当时曾一度北上飞越长江，穿渡淮河，扩张到海岱地区，花厅遗址的发掘与研究(3)就是个表征；而土木工程，规模最典型最宏伟的代表作之一如余杭莫角山遗址及其周边遗址群，即一例证。在这类战备、远行、野外劳作等情况下，糗、糇等干粮，正如(诗经·大雅·公刘》所描述：“乃裹糇粮，于橐于囊”，轻便易带，取食方便，经久不腐；比煮、蒸等烹饪方式显然优越多了，从而促成。良渚人的糗或糇除以稻米制作外，还可能采用其它材料，如豆、葛藤根等。附言，糗、糇在此是借用名称，当地当时如何称呼，尚无考。
这里，良渚人主食稻米是从总体而论的。良渚文化区域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盛产稻米，一直是水稻的主产区和高产区，甚至还可能就是稻作的起源地(4)。历史上，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夫差曾一次就贷给越国谷“万石”，而越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后，“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国语》卷二十《越语上》)，且一次就能还给吴国谷“万石”。这虽是后话，仍可资参考。然而，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对黎民而言，不一定都能全年享用不愁。笔者解放初期曾在这一带农村参加过“土地改革”，亲身体验到当时贫下中农在每年春夏青黄不接之际，还要靠芋艿、荸荠、风干老菱等，甚至糠菜代以度日。当时人口比现在少，但生产力远比现今低下，类似的情况，当在历史演化的情理之中。
(二)
关于良渚人的副食：所谓副食，是与主食相对而言的，是套用了现代的概念。实际上，在那时，恐怕未必有主、副食的概念，至少无明确严格的区分。现为叙述的方便，暂且借用，并分为荤、素两大类。
荤类，即肉类食物，是摄取动物性蛋白质、脂肪与几丁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在获取肉食的资源中，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家养动物的比重在不断地攀升。有专家分析过：河姆渡遗址：鹿科等野生动物的比例相当大，数倍于猪的数量；以野生动物为主。桐乡罗家角遗址：以鹿科最多，猪次之；以野生动物为主。常州圩墩遗址(属马家浜文化)：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1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5％；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崧泽遗址：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26％，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4％；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福泉山遗址：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较少，主要是鹿科等野生动物。苏州龙南遗址(属良渚文化早期)：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7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0％；以家养动物为主。上海闵行马桥遗址：其良渚文化层，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8％；以家养动物为主(5)。这是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聚落定居与家畜饲养(6)。狩猎捕获的野生动物处于的补充地位。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多达61种，分属34个种属，这在我国其他史前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经鉴定家畜有猪、狗和水牛三种，可能还有四不像鹿。他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是水生动物，……。其次是四不像、梅花鹿一类野生食草动物”(7)。“从考古发掘的现场来看，许多陶器鱼骨狼籍，龟壳鳖甲遗物成堆，……仅以清理的一小部分龟的遗骨为例，明显可分的龟类个体竟有1570余个”、“河姆渡人捕获最多的还是那些水生动物。在出土的61种动物残骸中，水生动物就达19种之多，且数量惊人。……遗址中许多煮食的陶釜中都装有龟、鳖、蚌、鱼等水生动物遗骸，其中有一陶罐内竟存有满满一罐完整的龟、鳖甲壳；蚌壳更是成堆地发现，甚至在狗粪中还发现许多鱼骨”(8)。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骸中，经鉴定，有：(1)狗；(2)家猪和野猪；(3)水牛；(4)貉；(5)亚洲象；(6)梅花鹿；(7)四不像鹿；(8)獐；(9)鲸(?)；(10)乌龟；(11)中华鳖；(12)鼋；㈦扬子鳄；仙雁；(15)鱼类，鱼类的遗骨是动物群中数量特别多的一类。大多数是保存在各个灰坑中，有的堆积厚度可达40-50公分，但采集较难，初步认定到属的有：鲤、鳢、青鱼、鲫；(16)软体动物，由于保存不佳，采集困难，未作鉴定。只有形态基本相同的蚌类一种(9)。到良渚文化时期，从各遗址采集到的动物遗骸看，情况仍基本相同，无大变化。“就目前所知，推测良渚文化先民已圈养了家猪、狗、鸡和鸭等。尤其是杂食动物的家猪，生长快，繁殖力强，活动范围又小，粪便还可以充当肥料，因此当时饲养已较普遍。在良渚文化遗址或墓中常有家猪遗骨和牙齿发现，即是其证”、“狩猎捕获的动物主要是：鹿、梅花鹿、四不像鹿、麋、獐、野猪、虎和象及各种鸟类等”(10)；另外，还包括采集的鸟蛋、蜂蜜等。另一方面，“水中滋生的各种鱼类、蚌类都早巳成为良渚先民的盘中餐，是食物来源的补充。依考古发现得知，主要有鲤鱼、鳖、龟、鲫鱼、黑鱼、青鱼、蟹、蚬、螺蛳、蛤蜊、河蚌和海中的鲨鱼等”(10)。如余杭吴家埠遗址发现灰坑20个，第四文化层共14个，灰坑内除杂有较多的陶片外往往包含大量的兽骨、鱼骨、龟蚌甲壳等，尤以鱼骨为最(11)。良渚文化区自古以来就是以江河湖泊密布的平原水网沼泽地为主，并东邻著名海洋渔场——舟山嵊泗列岛，气候上属湿热的中亚热带；因而，水草茂盛，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有淡水鱼产，还有海洋渔业。故，越人的渔猎活动，尤其是捕鱼、采贝、捉蟹等，广见于各类古籍而为人所津津乐道。如《汉书·地理志》：“江南地广，……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茄赢蛤，食物常足”。渔猎用具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出现频仍。如吴江龙南遗址发现的近百件陶网坠及大量的渔猎用石、骨器和大量兽骨、鱼骨、螺、蛤、蚬壳、植物种子等(12)。此外，出土过石网坠或陶网坠的遗址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各处：如桐乡罗家角遗址、杭州水田畈、余杭文家山、余杭吴家埠、嘉兴双桥、湖州昆山、青浦金山坟、歙县新洲遗址等。由此可知，当时渔业时兴织麻网捕捞。此外，钱山漾遗址发现竹篾条编结的“倒梢”(13)；杭州水田畈遗址出土l件竹篾编织物，出自t6井内，像鱼篓，呈三角形，编织很精细(14)；这些捕鱼的工具至今仍有些在袭用。嘉兴南河浜遗址，出土有鱼标、匕(15)。还有些遗址出土了骨镞、弹丸、骨锥、骨鱼叉、木矛、木船、木浆等渔猎工具。训练鸬鹚等生物捕捞业也已发展。又，余姚鲻山遗址曾发现成堆的鱼鳞，表明吃鱼前已懂得先刮去鱼鳞(16)。综上，显然鱼腥类水产食品在良渚人的饮食结构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大众荤食的主要类型，是其摄取动物性蛋白质等营养的基本来源；难怪《史记》等古籍中要以“饭稻羹鱼”来高度概括古越人的饮食习俗。这既是古吴越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特点的反映，也是对古吴越文化个性特征的精辟总结。现代医学证实：多食鱼类，有利健脑发智强身。
素类，即植物性食物，是摄取碳水化合物、植物性蛋白与油脂、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除稻米外，“按目前所知，已有种植或采集的蔬菜、瓜果等，其中自然界中还有可供食用的酸模、榆果、板栗、蓬蒿、蕨菜、龙须菜、扁蒲、蒺藜、芦笋、葛根、艾蒿、竹笋、灰菜、羊蹄菜、梅子、桃子、桑椹、杏子、甜瓜、小瓠瓜、枣、菱角、胡桃、葫芦等”(17)。这方面，游修龄、俞为洁、林华东先生等已有较为周详的研究论述发表(18)，不再赘言。仅再着重重复、强调、兼带补充以下食物：芋、薯蓣(山药)、葛藤根、竹笋、蕨菜等地下根茎类植物；甜瓜、葫芦、桑椹等瓜果类植物；菰(茭白及菰米)、两角菱、莲藕、薏苡、芡实、芦苇的新芽等水生或湿生植物；野菜等食叶植物；食用菌等菌类植物；大豆、莲子等植物种子；在山区，还有橡子、榛子、松子、板栗、南酸枣、核桃、杏子、杨梅、桔柚等林木果品。总之，品种繁多。这些，不仅是当地历来的土产、盛产物品，而且直到近代甚至现今，仍是这一带惯用的民间食品。其中，芋，“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发现有野生芋的分布”、“周代与百越系统关系密切的东夷族的邗、莒就是以芋名国的(据《说文》，齐人称芋为莒)”(19)。菰，“主要分布在江南，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应是南方古越族首先利用和加以栽培的”(19)。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市，由于菰蕃衍繁盛，战国时就曾被命名为“菰城”，直到现在，仍是茭白的盛产地。菰，在我国古代曾跻位于“六谷”(称、黍、稷、梁、麦、苽)之中。苽即雕胡，亦即菰；据说我国江苏南京、苏州一带的郊外，现在还可以找到野生不结茭的菰(游修龄)。菱，野生二角菱自古以来在江浙一带就是重要分布区，在河姆渡、马家浜、钱山漾、青墩、龙南和草鞋山等遗址都曾先后出土。可鲜食亦可熟食，还可晒干贮藏一段时间；现今，嘉兴一带的南湖菱仍蜚声市场。薏苡，又名薏仁米，《诗经》上称之为：苤莒；河姆渡遗址出土物中就有薏苡。莲藕，通常认为原产于印度，然而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在其第四文化层就发现莲属花粉化石遗存；又1973年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基遗址曾出土二枚古莲子在烧火台上，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另外，芡实、芦苇等，也都在河姆渡遗址发现过踪迹。竹笋，江浙一带是竹的故乡之一，历来盛产早笋、毛笋、笋干、罐装笋片或笋块。居民有喜食笋的习俗。桃，南方水蜜桃类就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已分布在江浙沪地区的野生桃。至于桔柚，《述异记》曰：“越多桔柚园。越人岁出橘税”。(尚书·禹贡·扬州》云：“厥包桔柚，锡贡”。可能是这个地区桔柚栽培的较早记载，并在当时，曾作为高贵珍希贡品，奉献至中原。这里的“扬州”，泛指淮水以南广大地区，包括良渚文化区在内；只是迄今尚未发现有考古遗存。
当时，可能仍属于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淮南子》)晚期之际，因而，除上述植物外，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实践与交流，不断有能食用的植物被发现被筛选，从而拓展素食的品类。只是我们尚不知晓。如，半坡遗址发现有白菜或芥菜，良渚遗址是否也有这类叶菜?
至于以上素食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采集得来的?除稻米外，尚难判定。可能多数是采集的，但有稻米的栽培经验，不排除也有部分其它植物产品开始人工栽培。如，芋；“据一些人类学家的考察，人们最先将灌溉技术应用于作物的，不是水稻而是芋。古代亚洲种稻的梯田可能起源于种芋的梯田”(游修龄)，如确证的话，至少芋、或许还包括菰、菱、竹笋等，可能已开始人工栽培了。
由于植物资源非常丰富，采集方便，供应充足，所以良渚人一般是以素食为主。另一方面，当时既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因此，在肉食与素食的消费比重上，人群间不平衡。肉食，相对难得、珍贵，分配难免就有倾向性；除少数高阶层人物外；黎民大众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因地制宜，素食当家，尤以富含碳水化合物——淀粉类的水生或湿生植物、地下根茎植物食品为多，以充主食。
总体看，当时良渚人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物产丰富，食物充足；从而，社会方有条件供养大量巫师、贵族、工匠，仍至战士等脱产人员，成为孕育文明的良渚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物质保障和经济支柱。
良渚人的主食与副食如何烹饪?尚难知其详。推断：总体上，一方面，那时既然未必有主、副食的界定或区分，自然是饭菜不分，将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大杂烩”式的一釜熟。宝鸡市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内就盛有鸡、鱼骨骼、松散地与黑色物质胶胶混杂在一起的事迹等，就是个参考例证。也可能，按现在的概念判，是煮一釜“菜”，以菜当饭；如上述河姆渡遗址等处显示的：熬一釜鱼或龟鳖或蚌蛤或鱼鳖蚌多珍鲜汤之类，就食。另一方面，仍保留些直接烧烤兽肉炊食的事例，如在桐乡县普安桥遗址，就发现局部被烧烤的地面及烧烤成灰白色的碎兽骨等。再一方面，晚期，或许，始行饭菜分炊，使成先秦所谓的“饡”，(楚辞·九思·伤吋》：“吋混混兮浇攒”，<说文·食部》：“饡，以羹浇饭也”；类似现今的“盖浇饭”。实际上，这还是分炊合食。这是因为，当时的烹饪手段，限于陶器皿，主要是：煮、蒸、烤三种；其中烧烤出现最早，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采用；煮及蒸是在原始农耕开始后方发展起来的；三者之中，以煮食为主，蒸次之，而烤在良渚时期可能已较少实施。至于，炒，却是有了铁器后才出现的事。自然，不排除当时少数上层人士，追求享受，发展烹饪技术，尝试性实行饭菜分炊分食，以菜佐饭，以菜佐酒等的可能。另外，综观良渚文化时期的各类炊器，大多加盖使用，这种举措，既能充分利用热能，节约燃料，且能保存食物本来的香味，又卫生。
总之，良渚人的“食谱”，就当时而言，已相当完美、丰盛! 为此，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与渔捞文化有机结合的稻作渔捞文化。
(三)
良渚人，用火熟食，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良渚人饮食时是使用怎么样的炊具和食具等的呢?
当时，尚无金属，生活用具，多为陶器、石器、骨器、蚌器、木竹器等；其中陶器，占据主角。
生活用陶器，大致分四类；即炊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盛贮器。其中，炊器：主要有鳍形足鼎，以及甗、甑等；食器：主要指豆类，还有部分圈足碗等；酒器和水器：主要指过滤器、鬶、盉、杯、宽把带流罐形壶、杯形壶等；而盛贮器：指双鼻壶、贯耳壶、盆、盘、钵、罐、簋、缸、瓮等。有关于此，林华东先生已有全面的论述(20)。
笔者试统计了13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生活陶器之种类与数量，列表明示，以求探讨其某种趋势。
部分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生活陶器器型与数量统计表
注：①浙北6处遗址：海宁县千金角、徐步桥、盛冢埭、平湖县平邱墩、嘉兴市雀幕桥、德清县辉山遗址。②酒器和水器中还包括：过滤器。③仅见些足，未见完整器
接续上表：
由上表(2)，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可能是明器，非实用器具，由于古人的“侍死如生”的观念，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折射出些当时的现实；因此，得到的综合印象是：①生活陶器中以炊器——鼎及釜，占大宗。烧煮活动，占绝对优势。②食器，主要是使用豆。在上古时期没有桌子，人们席地而坐或以蹲姿以就餐的情况下，豆可盛饭菜，置于面前，食时手握豆柄拿起来吃，功能独到，方便实用，从而深受古人的喜爱。碗，尚稀少。不普遍。盘、钵等使用比重还不甚大。③盛贮器，器型最为繁多，且数量在整个生活陶器中也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其中，罐，包括瓮、尊，数量比重相当高；并尤以罐的造型最为多样。而盛器：盆、盘、簋、钵四者合起来，比重亦不容忽视；反映：物质丰富，盛贮品众多，需求迫切。④从数量比及口径大小分析：良渚人可能是以钵或盆等盛烹饪好的饭菜，以豆或盘等将饭菜分到个人进食。豆、盘，由于归个人进食时使用，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加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从而渐受重视，并开始讲究起来了。诚如墨子所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如黑陶豆，是良渚文化时期较为典型的盛器，有矮肥、高座及竹节细把等造型；特别是竹节形豆把，其本源于吴越当地一带盛产的竹类，是良渚人生活的直接体验，并予以抽象的表现所致。如福泉山遗址出土过豆盘外腹部有蟠螭纹，竹节形豆把上有形态各异的鸟纹装饰等十分精美的豆。又从余杭庙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木豆、木盘。盘分木质船形盘、木胎漆盘等，其中一件还是木胎双色残漆盘(22)；亦可作旁证。⑤缸，显然是贮水器。人们生活需要蓄水、贮水了。⑥酒器，如盉、匜等，亦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了当时古越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⑦壶，在酒器和水器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尤以双鼻壶和贯耳壶称著；前者是良渚文化中最具典型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它自始至终与良渚文化同兴衰；后者是良渚文化中晚期出现的新器型，也是良渚中晚期较常见的器型。(林华东)。
良渚人的进食方式，是直接用手?还是间接用具助食?用具的话，具是什么?
河姆渡人进食“米饭”等时使用的取食工具或工具之一已知是骨匙，有出土文物可以佐证(23)。演进到良渚人，是否继续使用骨匙? 匙、匕(或称“柶”，即匙)之类，在良渚文化出土文物中较为少见，但还是有。如：余杭瑶山遗址的12号墓就出土过玉匕l件、玉匙l件(24)；吴家埠遗址发现骨匕1件(25)。叉，在本区域尚未发现。筷，亦未露面。鉴于筷多为竹木质的，易朽难存；故未露面不等于不存在。
到良渚文化时期骨匕等为什么会少见?如上所述，良渚人由于原始农业发展，食物以素食为主，肉食比重包括狩猎的比重下降，致用以制作餐具的骨质材料来源相对短缺，这可能就是其缘由。
我国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就懂得了用火。从而逐渐摆脱了“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务修训》)，改善了健康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通过用火，由偶然到必然，逐渐掌握并积累了熟食方式与经验。为了解决“火中取食”的烫手问题，进食时先民们不得不设法就地取材使用树枝、竹棍或骨棒之类得来最方便的材料作为工具来完成刺、按、挑、夹或叉取等动作，以便取食。这应是本能、是情理中之必然事。连猩猩都会。因此，箸(古时称“梜”)、匕(匙)之类的雏型就此产生。除玉质、骨质者外，当时的大多数情况下先民对这类进食工具很可能是信手拈来，随用随弃，不惜保存，从而使其事后大都被塘火就地烧掉，或被蚁蚀风朽了；致没有遗留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在今部分少数民族群体中，甚至现代人的野炊活动中，仍常重复、流行。正所谓：“来得易，去得快”。箸，是中国热食、粒食文化的独特产物。有关于此，赵荣光先生曾有专门论述。“箸的出现，只能缘于中国人的粒食传统，而决不能出现在面包制品的面食民族的餐桌上，这是不难理解的”(26)。据说，我国使用筷子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先秦时期，筷子叫‘挾’，有的也写作‘筴’。《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郑玄注：‘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梜提’)。秦汉时期，筷子叫‘箸’。……隋唐时，叫‘筯’。明清时，由于渔民忌讳而改称为‘筷’。……‘筷’字在清《康熙字典》时还没有收录。……最早成型的筷子大概多用竹子做的，所以‘箸’字有个‘竹’字头”(27)。箸，见之于文献的最早为《韩非子》，其中《喻老》、《说林上》同时称有“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做象牙箸，说明的是其生前的骄奢淫逸，然而纣王的象牙箸、包括其它处的铜箸、骨箸等，决不会凭空产生，此前肯定有个漫长的竹、木箸及其雏形物等发育发展过程为其参照。这就反映在商代纣王之前显然早就已有了筷子。目前所知最早的箸出土于殷墟侯家庄m1005墓，为铜箸。湖南香炉石遗址出土了骨箸。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三双竹箸(筴)(28)。现已了解，良渚文化的末期与夏代接近，或有部分叠连；而夏文化、至少是其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二里头文化，与良渚文化间，被认为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夏代之“夏”，不是夏人自称，而是周代始称。据董楚平先生等考证：“夏”与“戊”即“钺”古音相同，可能是同一个字；且“钺”与“越”相关(《吴越文化新探》)。因此，统观上述种种，于良渚文化时期出现并使用“筷”的雏形物，应是理所自然的。另外，当时仍不能排除还在继续使用“两双半的筷子”——即用手(五指)直接抓食；所谓“毋抟饭”。地区文化间是在不断交流与影响中，而“用手吃饭的方式，在中原很可能结束于战国晚期”(28)。
综上所述，良渚人进食方式：用匙——竹匙、木匙，间有骨匙；用“梜”——竹质、木质兼有树枝柴棍骨棒之类；同时，仍间或还使用手抓食。
(四)
良渚人饮食中是否已有酒?迹象表明，应是肯定的。①陈文华先生论析：“河姆渡遗址附近，至今还生产大量杨梅。熟透了的杨梅略经堆积，便会发出一股浓烈的酒气，……只要稍加处理，就成为一种美味的果酒。……河姆渡第三期曾出土陶盉。而陶盉一般也被考古界认为是种酒具，表明河姆渡人也会酿酒。……另一类是用米饭酿酒。如河姆渡人已经用陶甑蒸饭，米饭如果没吃完，放久了受到酵母菌的感染，就会自然酿成酒”(29)。顺理成章，后继的良渚文化只会进一步发展，更上一层楼。②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酒器，如蚕、匜等，尤其是余杭吴家埠遗址、良渚庙前遗址和萧山蜀山遗址等处出土的过滤器等，反映了当时良渚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③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二期的灰土中淘洗出红蓼遗存。红蓼，有许多别称或俗称，如酒药草、酒曲草、酒酿曲等，透露了此草与酿酒的关系。结合良渚文化所出土过滤器、大量杯、盉、鬶等水酒器及稻作的发展程度看，良渚人采用红蓼用于酿酒已很有可能(30)。④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墓葬中，1979年，发现了距今五千年的成套酿酒器具，包括煮料用的陶鼎，发酵用的大口尊，滤酒用的漏缸，贮酒用的陶瓮。同处还发现了饮酒器具单耳杯、觯形杯、高柄杯等(31)。大汶口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大致同期，其晚期与良渚文化的早期有些重合，考古证明，两种文化间有过交往与相互影响；以前，一度曾被认为二者可视为同一个青莲岗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因此，大汶口的成套酿酒器具等，对良渚文化而言，不可能无动于衷；只是尚未被发现罢；甚至还可能倒过来，大汶口的酒具本源于或传自于马家浜、良渚文化!上述的花厅遗址事例就可能是潜线索。⑤巫觋法事、战争打斗及婚丧喜庆等的需要。
(五)
关于食盐。人，生理上需要盐；缺盐将影响健康、体力与发育。同时在烹饪中也是必备的调味品。需求量不多，但不可或缺。这在哺乳动物中是共性。野生动物到时自会本能地去觅寻，吮吸或舔食。正所谓：盐为“食肴之将”、“生民喉命”，人人仰给。良渚人生活在沿海，得天独厚。取得食盐应是十分便捷的事。《说文解字》云：“古者宿沙初煮海盐”。良渚遗址所在地的原杭县下沙一带，解放初还被称为盐区。盐，易溶；特别是长期处在潮湿的土壤中，受水作用，极易淋溶消失无踪。因此，在考古上至今未能发现良渚人制盐及食盐的物证。但，能肯定他们是有过作为的。而且，推测良渚人不单自产自用，还很可能会从事些运销或交换，并从中谋利营生。因为同时代的内陆人也需要盐，有需求作内在推动力。例如至少江西及湖南、皖南的部分地方，历来就是依靠“浙盐”生活的。以上推理，不是凭空而来的。常言：“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有种种迹象显示，如：余杭横山遗址曾出土石斧(钺)132把之多(32)；瓶窑汇观山4号墓随葬的石斧(钺)就有48把；且均未开刃，显非实用器。有人分析，这些石斧(钺)，不是生产工具，而是“货币”，是象征财富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越国以斧斤为货币，其渊源可能即在于此。又如：余杭反山遗址出现了大量随葬玉璧的墓葬，其中m23出土玉璧54件，m20出土42件，m14出土26件；这些“良渚文化玉璧还是死者生前的财富、身分和地位的标志”(33)。在原始社会，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途径聚集的呢?支持这种联想或推理有下列参考事实：①近期长江三峡考古，在忠县、开县、云阳、巫溪县和巴东县等发现了大量的制盐工具和运盐栈道，揭示古代的巴人用盐将捕获到的鱼腌制晾干后，运出三峡到周边国家换取粮食等，这一本万利的食盐贸易，使巴人不纺织却有衣穿，不耕作却有粮吃，过着“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般的世外桃源生活(34)。②上古时代，青海一带的“原始羌人，居住地区拥有丰富的食盐，其四周诸河的上源部分，大都仰给于它。羌人逐渐能够用自己驯养成功的牲畜运盐到那些乏盐地面去兑换土产来丰富本地区人民的生活。那些行盐的羌人，既是提高自己生活的人，也就是导引其过剩人口向外流动的人”(35)。③山西解州盐泽，即今运城市的盐池，上古时被誉为“国宝”，曾是蚩尤部落居地，蚩尤因此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36)。当时，环绕此宝，几番大动干戈，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漂杵。④汉武帝时强行实施“盐铁官营”，结果，增强了当时国家财政实力，促进了国家巩固一统。故，素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之说，不但能给封建统治者带来丰厚的赋税；而且也可以给商人带来高额的利润；故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等等。以上事例，充分反映盐在远古时代一个部族或国家的经济振兴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及意义。虽然，还没有依据说上述石斧、玉璧类财富的聚集与盐的贸易有直接关联；然而，前提相同，历史类似，为什么这一切不会在良渚人中产生?值得关注，应该探讨。受此启发，或许还可以对良渚文化时期所以能豢养大量脱产人员，包括凿玉匠在内的大量各类工徒、众多军队战士等；所以有能耐能北上逐鹿中原；所以有实力能兴建如此宏伟的土筑金字塔式的余杭莫角山台城宫殿群遗址及绵延近5公里以上的塘山土垣等大工程；所以能开拓文明曙光；以及近期发现的钱塘江南岸——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族源之谜等；提供创新的补充论据和探讨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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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尚尊：“河姆渡人如何食用稻米”，《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第292页。
(3)综合：①高广仁：“花厅墓地‘文化两合现象’的分析”，②徐坚：“花厅墓地浅析”，③栾丰实：“花厅墓地初沦”，以上三文分别原刊发于《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1997年第3期、1992年第1期；现摘自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相关论述》(内刊)，第884～890页、569～578页、366～374页。
(4)程世华：“中国稻作源起与先越部族”，《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第9～18页。
(5)袁靖：“沦中国新石器吋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l期。转摘自《良渚学文柒——相关论述二》(内刊)第678～696页。
(6)程世华：“良渚文化的原始农业及其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第1～9页。
(7)(16)黄渭金：“河姆渡人饮食习俗”，《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第250～254。
(8)周新华：《稻米部族——河姆渡考古》，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5～49、77～80页。
(9)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辑》第43～53页。
(10)(17)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42页。
(11)(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龙南遗址考古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埝龙南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1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73～90页。
(1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5)《巾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5日。
(18)见：①游修龄：“原始农业的作物种类试析”，《良渚文化论坛·二》，浙江古藉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47～160页。②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有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③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之二”，《良渚文化论坛·二》。2002年9月版，第129～142页。
(19)李根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275～279页、第2期第351～360页。
(20)同注(1o)，第133～196页。
(21)表中的资料来源，均采集于：浙江省社科院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中的相关遗址发掘报告或简报。
(22)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余杭良渚庙前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第247～250页。
(23)黄渭金：“浅析河姆渡骨匕的用途”，《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第64～66页。
(24)余杭县文管会办公室：“浙江省余杭县安溪瑶山12号墓考古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26)赵荣光：“箸与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第225～235页。
(27)邢湘臣：“筷子史话”，《农业考古》，1977年第1期第236～240页。
(28)胡志祥：“先秦主食烹煮方法探讨”，《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第214～218页。
(29)陈文华：“新石器吋代饮食文化的萌芽”，《农业考古》，1999 年第1期第210～218页。
(30)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
(31)《文物天地》编辑部：“考占发现的酒”，《文物天地》，2003年第8期第30页。
(32)《余杭文物志》编纂委员会：《余杭文物志》，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54页。
(33)同注(10)，第413页。
(34)参见：①汪洋、朱萍：“难得契机——破解巴人之谜”，《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6期第87～93页。②陈秀、李宏松：“山崖上的创造——大宁河古栈道及大宁盐泉遗址”，《文物天地》三峡文物大抢救 重庆篇，2003年第6期第32～37页。
(35)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二章“羌支进人四川各地的路线”，1986年6月第一版。下载于“浙江图书网站”。
关键词：齐家文化；玉器；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
齐家文化是公元前2300年至1700年之间，甚至更晚的文化时期，属于新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其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陕西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部分地方，它同众多古代文化遗址一起，共同孕育了辉煌的黄河文明；在我国历史上，东北的红山文化、四川的三星堆、东南江浙的良渚文化都有一定数量的玉器出土，这些时期的玉文化已基本为人们所熟悉，得到了一致的重视，唯独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玉器因历史、地理、交通、环境、人文、及当时贫瘠的现状等各种复杂原因，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大西北的开发，大量齐家玉器涌现出来，其丰富的造型、精美的玉质、精湛的制作，让人叹为观止。本文通过对齐家文化玉器的玉料种类、制作工艺、风格特点等简述，并与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做了对比，以了解齐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齐家文化的玉器特点
齐家文化的玉器主要源自新疆、甘肃、青海等地。齐家文化中的和田玉主要有白玉、黄玉、青白玉、青玉、碧玉、墨玉和杂色玉。地方玉有白玉、青白玉、黄白玉、黄色玉、碧玉、酒泉玉、杂色玉。其型制有工具类、祭奠类、兵器类、礼器类、饰物类。而玉璧是齐家文化礼器类玉器中的代表，数量也最多。纵观齐家玉器的造型与艺术风格，其在黄河文化的主调上又吸收了些西方文化，使其自然的融合在一起。这与齐家文化的地域相关，其处于东西方文化汇通的要道上，艺术风格自然相互吸收与借鉴，进而齐家玉器异彩纷呈，造型多样，彰显独特魅力与风采。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玉料就地取材，一般用本地玉料。齐家玉用材料区分明显。玉礼器多选用本地出产的优质玉材，一部分用和田玉；兵器和饰品玉仅部分选用和田玉；工具用玉主要采用的是产自甘肃、青海的本地玉。
二是齐家文化玉器以工具类和礼器类居多。玉礼器除了象征权利和财富之外，还用来供奉天、地、鬼、神、帝、灵等，显示了古代先民以玉器为“饰品”、“祭品”的观念，反映了齐家文化玉器在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崇高地位。
三是玉器表面通常光素无纹，以素为美，如图1。其造型简单朴拙、粗犷、豪放，品种多样，方圆中矩，线条流畅，大气凝重。齐家文化的早期玉器，品种相对单调，多素面无纹饰；晚期玉器，出现很多鸟、兽形图案和多孔扁平玉器，玉琮。加上圆雕、透雕、浮雕、浅浮雕、线刻以及嵌绿松石等工艺的运用，使玉器造型和装饰显得更加美观、多样化而且艺术化。
四是齐家文化玉器制作工艺娴熟，从选材、切割、钻孔、琢磨、抛光，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玉作工艺，具有明显的作坊生产规模。
五是齐家文化玉器具有神秘的意蕴，包浆饱满，光泽沉稳，耐人品味，柔和。因其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厚厚的黄土将玉器保存的较好。虽历经四千年之久，但皮壳、色沁十分漂亮。
二、齐家文化玉器与其他文化玉器对比
1、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起始时间距今4500±150年，延续至距今大约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晚期时代到中原的夏、商时期[1]。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达1000多件，其他石器数千件，这些玉石器都十分珍贵[2]。其玉器材质大量使用一种质地细腻带斑纹的崖石和另一种质地比较软表面呈灰黑色的沉积岩，这种沉积岩产自龙门山，俗称龙溪玉。
三星堆玉器主要有装饰器、礼器和武器工具类三种[3]。装饰器主要为管穿、珠、方形玉片、长方形玉片等。这类器物数量少，形态小。礼器类主要为琮、壁、环、璋、瑷等，较多出土，工艺相当精湛，形体大小均有。武器工具类主要有剑、戈、刀、凿、斧、锥、铲等。从三星堆玉器的成型效果和加工痕迹来看，大致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及抛光等工艺。其玉器成品、半成品的璋、壁等都留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和锯痕。这些加工方法与齐家文化玉器的加工方法是一致的，只不过由于它年代稍晚，更大量地使用了青铜工具而已。
2、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4000到公元前3000年，它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极为广泛，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玉材主要采用的是蛇纹石等，也就是现在所叫的岫玉。其玉材硬度为2.5-6，密度为2.57，其颜色是比较均匀的，而且透明度也好。并且，其产地所在就是红山文化分布的范围中，获取相对容易。红山文化玉器以素面较多。红山文化玉器依据材质进行造型，简约而神似，多作装饰品用，总体的风格较浑厚、豪放、朴实，体现出一种与大自然相辅相成、统一的风貌。
红山先民由于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南迁燕山地域，有的往西进陕西甘肃之地，红山文化影响随之进入齐家文化。导致齐家古玉中某些器型与表现手法与红山古玉相同。如瓦沟纹圆滑，沟纹内有纵向和横向的磨痕，尤其是硕大的齐家玉龟，伸头、圆眼、四足伸出爬行，无论是器型与神态表现均与红山玉龟相似，只是体积比红山玉龟大好几倍。
3、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3300到公元前2200年 [4]，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主要材质采用的是透闪石、阳起石等材质，玉材的硬度是6-6.5，密度是2.95[5]，其内部的结构不是很均匀，肉眼直接看可见毡状、簇状或捆状交结结构，透明度较差。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相对发达，以神面纹为代表，集中体现在琮、钺、冠形饰等器物上。
就兽面纹而言，齐家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相比，齐家文化玉器的兽面纹，似乎还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器的痕迹，但是比良渚文化玉器的兽面纹更粗矿，刻线比良渚更粗，形神却很相似。
三、总结
总之，齐家文化的玉器以其形体之大，品类之多，工艺之精美，玉质之润泽，以及纹饰的瑰丽和别开生面的造型与雕琢艺术之独特让人震撼。即使齐家文化多多少少受到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玉文化的影响，但是因为其独特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原因使其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格调的地域性玉文化。齐家文化的玉器在地里埋藏数千年后，出土后不仅保持其原有的色泽和光感，还多了一份经时间的历练而独有的吸引人的感觉，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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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炜.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比较研究[J].北方文物，2003：42.
0引言 随着旅游经验的丰富以及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大众观光型旅游产品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旅游需要，旅游资源开发理念和旅游产品结构亟需调整升级[1]。20世纪90年代以来，体验性强的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青睐。在这种文化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以茶产业为依托的茶文化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茶文化旅游在全世界范围方兴未艾，台湾建立观光茶园，日本著名的冈山后乐茶园，以及泰国、韩国、印度、肯尼亚，甚至新加坡都开辟观光旅游茶园，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3]。随着茶文化旅游的不断发展，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由于研究目的或对象的差异，不同研究对茶文化旅游的定义不尽相同。如将茶文化旅游定位为既属于文化旅游，又属于观光旅游、民俗旅游[4]。又如定义茶文化旅游为指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以达到积极的休息和娱乐、获取茶知识等为目的，而开展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旅游活动，是旅游的新兴项目，同时也是茶产业的重要内容[5]。 总体而言，茶文化旅游是建立在当地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基础上，结合优美的生态环境及特色的民风民俗的旅游活动，涵盖了观光、体验、购物等多种旅游功能，是集合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新型旅游方式。发展茶文化旅游可以推广中国的茶文化，提高国际知名度，能带给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不仅可以观赏旖旎风光，愉悦心情，感受到乡村的风土人情，与优美的生态环境零距离接触，还可以在游览中体验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茶文化旅游还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以茶论道，以茶会友。因此各地应发挥各自特色，避免趋同化、庸俗化。本研究以浙江湖州顾渚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途径，在了解其资源特色的基础上，分析其茶文化旅游发展条件，进而提出其发展模式及开发项目和策略，使茶文化旅游模式理论能与实际案例结合并落实到具体项目中，引导其健康稳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其生态和社会效益。 1茶文化旅游模式理论分析 现有的旅游模式分类依据，主要包括地方特色，如“大理模式”、“丽江模式”、“香格里拉模式”、“明永模式”等[6-7]；资源利用，如直接利用型、整合提升型、原地浓缩型、主题附会型、短期表现型、复原历史型和虚拟型开发模式等[8-9]；旅游产品，如原生态模式、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模式、专项旅游模式和旅游商品模式[10]；旅游开发，如政府主导模式、景区带动模式、农旅结合模式、移民迁置模式等[11]。而一些研究茶文化旅游模式的学者将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归纳为结合自然生态发展观光型茶文化农业旅游，利用现代技术开展科普教育型茶文化旅游和融合地方特色，打造参与购物型茶文化旅游。李维锦[12]和朱海燕等[13]总结的开发模式包括社区参与、环境教育；以文化景观为基础，开发以观赏为主的初级旅游产品（生态茶园、特色茶馆、茶博物馆），结合文化风情，开发体验为主的动态旅游产品和挖掘文化内涵，开发以传承性为主的艺术旅游产品。Cohen[14]认为，不同的人渴望不同模式的旅游体验，旅游者不止一种类型。所以在旅游开发中也不能拘泥于一种模式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有多种旅游模式，在选择旅游发展模式时需要有统筹的思想。即茶文化旅游模式应从多角度出发，满足不同出发点人群的要求。因此，茶文化旅游应是资源、产品、利益方和游客体验的协调统一（图1）。 如图1中所示，茶文化旅游模式的选取与当地资源、开发者利益以及游客体验需求相关。茶文化旅游，既包含了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的韵味，又包含了文化旅游的内涵。旅游业关乎开发商、村民、游客、政府的利益。而旅游本身包含的“食住行游购娱”6个要素更是旅游规划和开发的重点。选择茶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时，必须依托当地的资源条件和特征，从而对资源进行更好地整合与利用（复原历史、整合提升、虚拟等），进行产品设计（原生态、博物馆、主题公园等）。而产品设计的不同，开发主体（政府、原住民、企业等）也会有差异。产品设计不同会使游客体验不同，而游客体验需求又对产品设计起作用（需求导向）。游客追求不同的体验（参与型、观赏型或求学等），会使受益方不同。开发方即利益相关方对资源利用要因地制宜，合理开发，以免造成对当地资源造成很大破坏甚至更加严重的后果。应坚持立足当地文化，突出特色，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系统协调，合理布局的原则。资源、产品、开发方和游客体验各方衔接越紧密就证明旅游模式选择越恰当，更能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由于模式中可以有多种组合方式，因此在具体应用中有很大的能动性，可以根据不同的特色和需求而建立不同的组合。游客的体验是组合式的，所以就要求开发利益各方应当有合理地协作，即需求导向。如果游客的偏好是参与性的，那么就强化社区参与在旅游开发中的比重。相反，如果游客有较高的观赏偏好，那么有赖于政府的统一协调、规划，并通过企业入股或旅游公司参与的方式，强化旅游设施的建设与旅游产品的开发。 2顾渚村茶文化旅游模式研究及开发策略 2.1研究区概况及开发条件分析 顾渚村属于浙江省长兴县水口乡，位于浙江北部太湖西南畔。北与江苏宜兴接壤，东南与上海邻近。顾渚村因陆羽在此地撰写《茶经》，因紫笋茶而引起人们的关注。陆羽著《茶经》称：“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故名为“紫笋茶”。“龙袱包紫笋，银瓶纳金沙”的搭配使紫笋茶成了千年皇家贡茶，具有较高的品位。顾渚村村域面积18.8km2，辖32个承包组，11个自然村，农户761户，总人口2567人，村里拥有农家乐农户约86家，是“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浙江省首位魅力新农村”。近年来，因其青山绿水、环境幽雅而成为游人品茗度假休闲的旅游胜地，有着“天然氧吧”的美誉（表1）。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顾渚村共接待游客6万人次（其中，陆羽山庄1.5万、霸王潭1.1万、寿圣寺3万、疗养院0.3万、农家乐0.8万、散客0.5万，除去重复计算，净接待6万）。顾渚村从3月底起至6月底，每天接待的游客基本为5000~6000人，周末达到8000人/d。#p#分页标题#e# 2.2顾渚村茶文化旅游模式选择 结合表2中的分析结果，可以了解顾渚村茶文化旅游发展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因素，从而可以针对其资源特色及良好的发展机会选择茶文化旅游模式。考虑顾渚村茶文化旅游模式选择的时候，应该融合资源、产品、开发者及游客等各方面的要素，图1即分解了茶文化旅游模式包含的大体内容及选择方向。茶文化旅游首先应突出其“文化”特色，因此根据国内外现今文化旅游模式作为主导来选择，同时根据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产品设计，进而考虑到开发者的作为和游客的旅游目的，从而得到其茶文化旅游模式。 2.2.1原地浓缩型——浓缩茶文化（政府主导） 原地浓缩型开发模式指将当地的建筑、服饰、风俗等集中呈现，让游客可以领略当地的风韵，让当地政府或投资商兴建主题园等[8]。大唐贡茶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专门为朝廷加工茶叶的“皇家茶厂”。贡茶院由展示“茶圣”陆羽生平和《茶经》为主的陆羽阁，与供奉文殊圣佛的吉祥寺及东廊和西廊组成。不仅可以了解到贡茶制作、贡茶递送、品茗三绝、贡茶知识、茶艺流传等关于贡茶的历史渊源，还可品味到由当地著名的工艺美术师亲手制作的紫砂壶泡出的紫笋茶。而大唐贡茶院也可视为顾渚村文化博物馆，浓缩了顾渚茶文化，向游客展示了茶文化的历程及精髓。在新的一期建设中，可以打造“千年贡茶寻迹阁”，将当时唐皇八百里加急送贡茶、顾渚村接催茶令全村上山找茶等故事展现出来，描述和展示采摘、品茶、茶宴及斗茶场景等，让游客对紫笋茶的历史有较深刻的了解。还可以打造“学艺馆”，让游客现场学习茶道、制造茶壶等。 2.2.2主题附会型——弘扬茶文化（政府主导） 主题附会型指将文化旅游主题与某一特定功能的旅游业设施结合起来，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此模式运用可与茶文化节结合[8]。每年4月顾渚村都会举行一些节庆活动，主要有广场文艺、祭陆羽、无我茶会、茶文化研讨、寻觅茶圣踪迹、摄影书法比赛、招商会等活动。此外，可以打造贡茶交流会。每年（或隔年）的4—5月举办。齐集全国的贡茶，如常州阳羡茶、福州方山露芽等，了解不同贡茶的特点、历史，探讨弘扬茶文化之道。既促进顾渚村的茶文化旅游发展，又能提高紫笋茶甚至整个长兴的知名度。也可举办茶道、茶艺展示会，每2年举办一次，在10月举行，弘扬茶文化。 2.2.3直接利用型——探寻茶文化（旅游公司组织线路） 直接利用型即直接把现实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并保持其原貌的开发模式[8]。利用顾渚村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进行开发。（1）观光休闲型。茶园风光游：观光、摄影、茶歌对唱。特色茶馆、茶楼：①品茗三绝茶道茶楼。紫笋茶、金沙泉水和紫砂壶的完美结合，茶道表演，伴以古乐，让人在紫笋茶文化中徜徉。游客可以对对联、下棋等。②融合中国传统艺术的茶楼。将中国传统艺术融入茶馆中，使茶文化与越剧等传统曲艺相结合。③重建陆羽茶庄。重新修建茶庄，拓宽道路，且可修建小型的停车场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④室外天然茶吧。可以与农家乐结合打造，但需规模控制，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下发展。在发展茶馆茶楼时应注重调查游客“兴奋点”，避免变形为“牌馆”、“麻将馆”，以防茶文化庸俗化。经营权可以交给原住民，或者吸引一些企业投资。健身山地探险游。（2）历史探寻型。紫笋茶历史探寻一日游：金沙泉—忘归亭—古茶山—寿圣寺—“三处九方”摩崖石刻—大唐贡茶院。 2.2.4游客体验型——体验茶文化（原住民与政府协作） 即让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把文化具体化，让游客更直观地接触和了解茶文化。在野生紫笋茶生态旅游、金沙泉观光农业等休闲观光项目的基础上，打造以下项目。（1）广场风情街：晚上推出，搭建舞台，进行茶文艺表演，游客可以进行观看、拍照等，也可以亲身体验当地茶俗，如“打茶会”、“三碗茶”等。（2）采茶制茶体验：游客亲身体验采摘、炒茶、茶艺、品茶的全过程。（3）旅游购物：品茗三绝；地方特产——紫笋茶、山珍（笋等）；音像制品——摄影集、宣传片等。 2.2.5社区参与型——继承茶文化（原住民主导） 原住民是当地的“活文化”，如果没有了村民，茶文化也就失去了色彩。让村民参与到茶文化旅游开发及建设中来。农家乐在顾渚村十分普遍，这是带有十分浓重的乡村旅游色彩的。游客可以在村民家中体验顾渚村的饮食文化及风俗习惯，也可以听这些“当地导游”帮忙设计最佳旅游路线。村民在顾渚村开发旅游后自发组织了茶艺表演队伍和京剧艺术团，可以作为表演队伍向游客展示民间文化艺术。 3发展建议 3.1经济方面 （1）扩大宣传力度，拓宽营销渠道，完善设施，加强管理。现今顾渚村的知名度不高原因在于缺乏宣传力度，营销渠道狭窄。在调查的406名游客中，有256人（占63%以上）是通过亲友介绍而来顾渚村旅游。游客中85%来自上海，游客以老年人为主，吸引的范围比较局限且消费心理比较保守。因此要提升紫笋茶的档次，提高知名度和吸引力，利用现代先进的媒体网络（电视宣传，网页宣传等）、旅游促销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游客。合理制定景点门票，调整门票价格，调低大唐贡茶院的票价，规范收票制度，公平合理。如桂林茶叶科技园自开放至2006年底，旅游者购买茶叶、茶制品、茶具等销售额共480多万元[15]。因此调低门票价格及丰富旅游项目能为景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景区应加快交通建设，拓宽道路，开通相关旅游公交专线，既能方便游客又能方便当地居民出行。 （2）拓宽集资渠道。景区的开发建设不仅对景区本身带来效益，也会给景区周边带来辐射作用。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村民集资创办“顾渚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还可以争取社会企业资金，促进顾渚村茶文化旅游发展。#p#分页标题#e# （3）借鉴联众模式发展经济，企业与农民合作，最终达成双赢。联众模式是指由公司对整个村庄进行统一经营，不需政府、村民投入，不占用土地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村民在拥有新房的同时，在联众公司的规范管理下经营农家乐。顾渚村的“农家乐”发展亟需良性竞争，拓宽营销手段[16]。借鉴联众模式既可以发展经济又可以使农民自身建设资金得到解决，使得提供给游客的服务更专业、更全面，杭州梅家坞是联众模式开发的一个典型案例。顾渚村由于“农家乐”较发达，一些来自上海等较发达地区的游客选择在顾渚村长期居住。这表明顾渚村“农家乐”发展模式可借鉴联众模式，将村民的房子租给公司让其统一经营。 （4）突出特色，区域联动。作为“茶圣第二故乡”的顾渚村，应该抓住自己的茶文化特色，与杭州梅家坞、龙井村、湖州安吉等联合起来，形成江南茶文化旅游中心区。 3.2生态方面 应保护古茶山、茶园，限制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对顾渚村的茶文化旅游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原生态的环境是吸引众多城市中人们前来休闲的重要因素。只有维护好环境卫生，才能真正做到生态立乡，生态富乡，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3.3社会方面 （1）挖掘贡茶历史，深探“茶圣”、《茶经》文化。文化源远流长，能带给人们最深的旅游感受。顾渚村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茶文化资源，应当充分利用，提高茶文化旅游竞争力。挖掘贡茶（紫笋茶）的历史，深探“茶圣”和《茶经》文化，使顾渚村有文化的魅力和历史的神秘感，给游客留下深刻的文化记忆。茶文化既可以作为宣传口号，又可以使旅游更加具有内涵。（2）建立学习基地，与学校、社会团体合作，吸引游学、考察、寻根访祖等人群。茶文化旅游应该发挥其社会效益，加深人们对茶文化的了解，让人们从单纯地游玩走向对茶文化的探求。 4结语 在茶文化旅游越来越热的今天，许多拥有茶文化历史的地方都开始发展茶文化旅游，并把它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之一。文中提出的茶文化旅游模式是综合开发者的利益、旅游者的需求以及尊重当地资源的独特性来确定旅游模式，是一种适合机动搭配的模式，不拘泥于几种，而是发挥各地特色，开发者与游客可以各取所需，达到共赢效果。茶文化旅游旨在弘扬悠久历史，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真正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摘要：齐家文化作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玉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考古理论界的重视。本文试从齐家玉琮的形态特征、典型器物分析及实际用途上对其做出一定的分析比较。通过分析得出齐家玉琮来源、用途有其独特性。
关键词：齐家文化；玉琮；来源；用途
甘肃一直被视作中国彩陶文化的故乡，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甘肃出现了大量的彩陶而在同时期晚期的齐家文化中的玉器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如今，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注意到了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性。齐家文化是继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器和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玉器之后出现于黄河上游一带的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其分布地域十分广泛，大致在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的范围。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的过渡文化。而玉琮作为我国古玉系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器型一直被研究者们所重视。不仅因为琮的历史非常久远，但在文明时期却又很早地消失，更因为琮的奇特形制，和其原始含义及功用。齐家玉器中的玉琮器型与特点又与常见的良渚玉琮差异很大，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齐家玉琮的形态特征
琮是外方内圆中通的方柱体，圆管两端突起于方廓的部分被称作“射”。而方廓有方有圆；柱体有的低矮单节，有的高而分多节；玉面有的雕有纹饰，有的遍体素面。与人们熟知的良渚玉琮不同，齐家玉琮多为低矮单节且无纹饰而全身素面。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如在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静宁七宝”中的四件玉琮。1984年治平乡后柳沟村民挖出了一个齐家文化祭祀坑，从中出土了三璧四琮。其中四琮高12.8-16.7厘米，宽7.2-8.3厘米，质地近和田青绿玉，均外呈方柱体，内穿对钻圆孔，两端突射，射口平齐而圆。中部凸出四棱，棱角磨圆，浮雕四组蚕节纹。1996年，杨伯达先生在甘肃省境内进行国家一级文物鉴定过程中，在静宁县博物馆看了齐家玉器三璧四琮后，万分激动地说它们是“齐家文化最优秀的玉琮和玉璧”，并把这批玉器称为“静宁齐家七宝”。
二、浅析齐家玉琮的来源
在之前对于齐家文化玉琮的来源的论述中人们很多认为齐家玉琮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是新石器时代玉琮发现最多、器型种类最多的文化类型，考古工作者的这种猜测不无道理。但是，笔者以为从齐家文化玉琮自身的差异上就不能把所有齐家文化玉琮的来源一概而论。毕竟如果说到良渚文化对齐家文化的影响，其时间上还是太过漫长。而与良渚文化不同，与齐家文化时间上跨度不大的龙山文化更有可能是齐家文化玉琮的主要来源。
编号 高度（厘米） 出土地 特征
1 3.4-3.5 甘肃省天水市赵村遗址 浅黄绿色、素面
2 3.7 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 黄绿色青玉，通体表面打磨光滑
3 2 甘肃省甘谷县渭水峪 黄绿色青玉，制作较粗糙
4 8.8 甘肃省临洮县 一般呈青色，一半为浅赭色，磨制精致
5 4.1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清溪村 青色，光素无纹
6 5.6 甘肃省临洮县李家坪 青玉质、光素无纹
7 3.2 甘肃省定西市团结乡高家村 黄绿色玉、抛磨光润
8 14.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色、器体打磨精致
9 16.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绿色，器体打磨精致
10 16.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湖绿色，器体打磨精致，光素无纹
11 12.8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玉质，打磨精致，光素无纹
从上表可以看出，收录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的几种齐家玉琮是有差异的。在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四件玉琮与其他玉琮在形制上有极大的差别，这四件玉琮高度全部超过十厘米且在器体表面的做工上明显精细许多。从玉琮高度来看，这几件玉琮更像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但其表面的纹饰又与良渚的玉琮又是大相径庭。
左图是甘肃省甘谷县渭水峪出土的典型齐家玉琮，右图是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II区22号墓出土的陶寺文化玉琮。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受龙山文化影响巨大的陶寺文化玉琮，在其形制、高度、素面特征甚至玉质等方面同大概几百年后在甘肃齐家文化中出现的玉琮十分相似。从出土情况来看，龙山文化玉琮与齐家文化玉琮多为低矮型。说明当时的制玉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良渚文化中常见到的高且多节的玉琮并不多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齐家文化玉琮应该是更多受到与他时间间隔不远的龙山文化影响。如上所述，典型的齐家玉琮并非高且多节的玉琮，那么在后柳沟村发现的这四件玉琮的来源就更值得人们思考了。
左图是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齐家玉琮，右图是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32号墓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琮。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两个玉琮整体的形制上可以看出是相似的。作为窖藏器物的“静宁七宝”是否在时间上比其他齐家玉器更晚，笔者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作为西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齐家文化的时间延续到距今3500年并且直接影响到了先周、先秦的文化。我们还是从大量发现玉琮的良渚文化来看，早期的良渚文化玉琮都是低矮型，后来逐渐出现分节、加高的趋势。齐家文化玉琮应该也经历的相同的发展期，生产力的发展与制玉水平的提高积极地影响了齐家玉琮的制作水平，最终才会出现诸如后柳沟村出土的高、多节玉琮。
三、齐家玉琮的用途
与龙山文化同时期的齐家文化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国家文明正式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的时期。而玉琮在这一时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玉琮是神器：玉琮源于原始崇拜，玉踪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中介， 它体现了以神崇拜为核心的神权，拥有琮就代表神权。玉琮的拥有者凭借神的力量建立和加强自己的权势和威严， 支配人间的生死和财富。玉是巫献给神的礼品， 巫是神的意志体现者。因此玉又是神在人间的代表。这种崇拜来自原始思维，不过人的要素已经开始侵入，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形体来塑造神。这种自然力量的人性化正是原始宗教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二）玉琮是礼器：玉琮由神器成为礼器正是中华文明由神权时代走向王权时代的体现。作为六器之一， 玉琮最重要的作用是礼地。六器祭祀天、地、四方之神。在玉种、色彩和器形方面， 规定非常明确和严格。《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苍壁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六瑞是周王朝正式建力的国家典章制度。六瑞标志官职高低。据《周礼考工记》记载，从的大小规格与其主人地位相配称，可知为古代礼仪之器。《周礼》“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 至此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玉琮的功能变化正是随着这一时期文明发展而发展的。
对齐家文化玉琮来源的判断有一定的复杂性，从其典型器物来看在其形制特征与龙山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而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几件玉器在时间上很有可能大大晚于其他齐家玉琮。而处在国家文明形成时期的齐家玉琮其用途也正经历着由神器到礼器的转变，这种用途上的转变也许正是齐家玉琮器型产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谢晓燕：《齐家文化玉器研究》，中国知网，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5月.
[2]祝中熹：《玉琮浅说》，中国知网，2002年11月第一版.
[3]杨伯达：《中国古代三大玉板（版）块论》，《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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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晓斌、张旺海：《甘肃齐家文化玉器研究》，陇右文博， 2009年2月第一版.
[关键词]六朝 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99-06
一、六朝概念辨正
六朝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六朝概念，特指定都于建康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偏安政权。广义的六朝概念，泛指三国两晋南北朝，即包含秦汉与隋唐两大统一时期之间的动荡分裂时期。许辉、李天石两位教授在详细论列海内外理解和运用六朝概念的基础上指出：“近代以来，‘六朝’实际上仍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概念。一种概念专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六朝。另外一些学者仍使用广义上的大‘六朝’概念，即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笼统称为‘六朝’，特别是日本学者多用此概念。”该书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六朝”，实即本文所谓狭义的六朝概念；该书所说的“大‘六朝’概念”，正是本文所谓广义的六朝概念。
相比而言，狭义的六朝概念既准确又具体；广义的六朝概念则因较为含混而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所以前者较后者更为流行。不过，狭义的六朝概念并非没有缺陷。较为明显的是，在东吴和东晋之间存在着建都于洛阳的西晋统治长江以南的37年，狭义的六朝概念将这37年排除出去了，因此在时间上并不是连贯的。东吴与东晋之间，在文化方面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西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横亘，而将二者人为地割裂开来进行考察，在研究上是欠科学的，在表述上也会欠完整。所以，广义的六朝概念也一直具有存在的理由。
要深入具体地理解六朝，就必须对相关的社会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又必须是连绵不断的。因此，狭义的六朝概念和广义的六朝概念，都不可以轻易地摈弃。然而，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如果随心所欲，忽而运用狭义的概念，忽而运用广义的概念，必然会造成文意的混乱。笔者以为，若将上述两种概念折衷起来去理解六朝，可能会方便于我们的考察。那就是，在空间上，将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作为研究的对象；在时间上，则并不一定要清清楚楚地将东吴与东晋之间的37年切割出来，而应毫不间断地将东吴政权建立的公元229年至陈灭于隋的589年之间的历史过程作整体性的描述。简而言之，就是将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自229年至589年的历史过程定义为六朝。当然，这样折衷而成的概念是否妥当，还有待于验证。
二、六朝的经济领先地位
六朝偏踞江南半壁河山，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在不足400年中经历了六个朝代的更迭，但是除东晋末年的五斗米道起事和梁朝末年的侯景之难这两次席卷江南主要地区的动乱之外，总体上看江南社会还是安定的时间多于动荡的时间。江南诸朝的国运均甚短促，而且在与北方诸朝的对峙中大多处于劣势。在王朝交替之时，不乏大小规模的战争；在政权嬗让之间，不乏大小规模的。不过，战争大多是局部的，多数发生于上层，它们未能从根本上阻挡住六朝社会的总体发展。因此，当黄河流域长期动荡不安之际，六朝的社会却每隔三五十年便会间断性地出现一番安定繁荣的局面。其间，战乱暂时平息，民族矛盾相对缓和，成为中原士族与广大民众投奔与向往的境地。
六朝不足400年，却能够在7000余年的江南地方文明史上凸显出来。原因在于，在此期间江南的社会经济实力长足增长，甚至跃进至全国最领先的地位。六朝以前，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心位于中原，江南的地方经济是相对后进的。六朝期间，江南的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六朝以后，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江南的地方经济继续领先发展，并成为中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江南社会经济的这些历史性变化．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这个变化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也就是说，从何时起中国社会的经济重心从中原南移到达江南，对此学术界历来的看法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江南何时成为新的经济重心所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探索发生于汉唐之间社会经济巨大质变的精确时间。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统计数字充足的现代经济学中，能够做得相当准确。但是，对于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由于记载的模糊性和数据的粗略性，其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各家的看法也就很难一致了。
一般认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发生在唐朝的中后期，持此观点的代表是王仲荦先生。王先生在其著中评述说：“江南的地方经济，在两汉以前是不算十分发展的。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北方南下流民和江南土著农民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江南的农业和手工业才有了巨大的发展。侯景乱梁和隋文帝灭陈，江南地方经济一度出现停滞迹象，到了唐代中后期，全国经济的布局，又数‘扬一益二’了。”他还阐述了江南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而指出，“南贫北富”的局面在东晋建国至陈亡期间逐渐转变，“到了唐朝，数全国财富，就以扬州为第一，所谓‘扬一益二’，……它简直成为全国的谷仓和衣料的取给地，中国的经济重心，从此由北方移到南方了。”王仲荦先生不仅对历史上江南社会经济发生过的重大变化给予充分的估价，而且认识到这样的变化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深远意义。这是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但是，近年蒋福亚教授通过对《南齐书》、《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所载史料的比勘，获得了新颖的见解，他将江南成为中国社会经济重心所在的时间用来界定六朝。并在其新著中指出：“三吴在宋齐之交就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新生的经济重心。”蒋福亚的研究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其意义在于，将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发生的时间较一般的认识提前了大约300年。如此崭新的认识，不仅使得学术界在中国经济史的认识上迈进了可喜的一步；而且对于六朝社会的认识也随而改观，令人们不得不从更新的高度去评价六朝的历史地位。
三、六朝所处江南地
不过，在六朝之前江南却长期被误认为是未开化之地。《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由于这番话出自太史公司马迁之笔，而“丈夫早天”等词句又十分形象生动，所以很有感染力，但是它给早期江南的形象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司马迁的这段话之下，裴驷《集解》就曾引应劭之语注释道：“堇，少也。更，偿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顾费用也。”在裴驷、应劭看来，豫章与长沙虽然出产黄金等贵重矿物，但是产量极少，因此产出不能抵偿投入。所以，后世读到此处，便会误以为早期的江南均系贫瘠之地。
其实，上引“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等语中的“江南”，系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汉代属于南楚
的一部分。因为，就在此语之前，司马迁写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针对这段话，后来的学者有过争辨。裴驷《集解》引徐广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但是，张守节《正义》却否定裴驷与徐广的看法，他指出：“徐说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汉改为丹阳郡，徙郡宛陵，今宣州地也。上言吴有章山之铜，明是东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误之甚矣。”按照张守节的说法，《货殖列传》中的“江南”，乃是“豫章、长沙”二郡的定语，意思为大江以南。但是，在行文中，由于“江南”被夹在“九江”和“豫章”中间，遂被裴驷与徐广曲解成为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并列的郡。为了证成其说，裴驷与徐广又有所谓“江南者，丹阳也”之论。然而，丹阳不在南楚，明是东楚之地，裴、徐之说不能自园，张守节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不过，裴、徐之说影响较大，一直贻误至今。甚至连中华书局的《史记》标点本也附和其说，而在《货殖列传》中，将“九江”与“江南”之间，“江南”与“豫章”之间，均标点成为顿号，从而误导读者将此“江南”理解成为郡级行政地区，而非“豫章、长沙”的定语。拙见以为，这一错误应该纠正过来。将现行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相应句子中的“九江”之下的顿号改成逗号，“江南”之下的顿号去除，可能才合乎司马迁的本意。
大江以南的豫章、长沙二郡，在司马迁的笔下是经济后进的地区。不过，这样的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上世纪70年代，位于今长沙市东郊五里牌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上世纪90年代，位于今长沙市五一广场的走马楼吴简被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文物和内涵丰富的简册出土问世，从而改变了过去以为古代长沙附近十分落后的陈旧观念。更何况，豫章、长沙二郡并不能代表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当人们注重“江南卑湿，丈夫早天”之语时，却忽略了司马迁在同卷中对于豫章、长沙二郡的东邻长江下游地区的赞美之词。《货殖列传》中记载道：“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对于这段记载，张守节《正义》注释道：“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扬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扬州至苏州，并东楚之地。”司马迁所谓的东楚，其南部近半之地在于长江下游以南；其中所说的“吴”，正是本文第二部分所引蒋福亚文中的“三吴”之一。与上述位于长江中游以南的南楚之地的物产、风俗不同，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在当时相当富庶。
要之，司马迁并未将早期的江南全部视为贫瘠的地区。
四、江东文明
关于江南的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江南是较为模糊的概念，一般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狭义的江南则特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其地相当于司马迁所谓的东楚的南部加南楚的东部，包括如今上海市的西部，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以及江西省的东部。
广义的江南地区，在远古时代就已经遍布人类活动的足迹。只是由于河流湖泊纵横，被分割成了若干个文明区域。这些文明区域中，最发达的就是上述狭义的江南地区。由于长江在九江至建康一段呈西南往东北流向，因此在六朝时期狭义的江南地区被称为江东。如《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答刘备有“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之语；《晋书》卷98《王敦传》记载，东晋明帝诏书中有“先帝以圣德应运创业江东”之语；《宋书》卷27《符瑞志上》记载，望气者有所谓“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之语；《南齐书》卷25《垣崇祖传》记载，南齐高帝敕垣崇祖日，“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之语；《梁书》卷5《元帝本纪》记载，南梁高祖曾询问其第七子梁元帝日，“孙策昔在江东于时年几”之语；《陈书》卷29《毛喜传》之中，也有“由是十余年间江东狭小”之语。可见，自东吴至陈的六个朝代，均将狭义的江南称为江东。
江东早期的文明程度与中原地区相比是毫不逊色的。在如今的苏南、皖南、赣东、浙北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其总体特点是，遗址分布密集，遗物丰富多样。而且，最新的成果表明，早在十几万年以前江东就已经是古人类的生存之地了。降至新石器时代，江东的河姆渡与良渚文化更是举世闻名。河姆渡文化类型的遗迹分布广泛。其中多处发现大面积的木建筑遗存，并出土了丰富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艺术品以及大量的稻谷和动物骨骼。分析表明，7000年以前的江东就已经有了耜耕农业和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这在国内同时代的生产、生活水平中无疑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良渚文化的主要遗址距今约5000年，是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研究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并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已经实现了犁耕稻作；而良渚文化遗址中贵族大墓和平民小墓的明显分野，则表明当时社会的分化。如果说距今5000年是中国大地上生活的人类从野蛮往文明过渡的界限，那么良渚文化正是这条界限上的东方明珠。不仅如此，良渚文化还对其他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近在江西、湖北，远达陕西、广东，都有良渚式文化器物出土，这令人不得不赞叹良渚文化扩散范围之广泛。良渚文化所以能向邻近的地区渗透，是因为它的发展程度高于周围的地区，能够成为周围地区学习的对象；良渚文化所以会向更远的地区扩散，是因为它有独具特色的魅力，能够引起更远地区的向往。当然，良渚文化的渗透与扩散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经此过程之后良渚文化自身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当良渚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混合、交流、融汇时，就出现了升华，形成具有新兴特色的文化。所以，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似乎消逝了。
良渚文化消逝的结果，给后世造成了早期江东文化呈现空白的印象。如果没有大量考古成就的出现，早期江东荒蛮的看法确实是难以磨灭的。准确地说，良渚文化不是消逝了，而是消融了。在不断向外拓展与渗透的过程中，良渚文化消融在其他新兴的文化之中了。例如，作为良渚文化主要内涵的玉器的形制，就在中原的商周文化中存有或隐或现的影子。因此，安志敏先生曾指出：“以玉琮为特征的文化因素，也见于后来的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不过形制纹饰俱已简化，可作为接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一项证据。”陈剩勇教授也认为：“至于玉琮、玉璧、玉璜和玉圭，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面纹’为夏商周三代所沿袭，是三代青铜器主题纹饰‘饕餮纹’之原型；夏后即位，‘以玄璧宾于河’，‘以玄圭宾于河’．直至周代还是重要的礼器，……。虽然在良渚文化时代，琮、璧、圭、璜等玉器的用途是否与周代相同还可研究，但其作为礼仪重器，则是大多数学者一致公认的。”无疑，江东的先民早就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与中原一样，江东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如果说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那么江东的先民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元。
五、吴越文化的兴起
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由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诸如西北的仰韶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北方的龙山文化等，陆续地融汇其中，进而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从黄河中游发育起来的华夏文化的兼容性更强，更具备代表意义，因此，以其作基础，在吸收上述种种文化的精髓之后，形成为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形态。
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成分，源生于上古时代活动在黄河中游的众多部落中。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经营，华夏文明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当中原华夏文明盛行的时候，周边的地方特色文化也依旧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篇末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这里说到的“吴”就是春秋之际位于江东的吴国。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中原与周边是平等的兄弟，其原因就在于江东的吴国等也有相当发展的文化。司马迁接着写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在此文中，受到司马迁高度赞扬的延陵季子，名为季札，是吴国的贤明公子，因封地在延陵，故号日延陵季子。季札曾游历中原的诸侯国，与显赫于当时的齐国晏婴、郑国子产等政治家平等地对话。特别是，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受聘于鲁国，获得观赏周乐的礼遇。季札身为吴国的使者，又是江东文化的代表，能够受到中原先进诸侯国的高度尊重，说明春秋之际的中原并不敢轻视江东。而生长于南方的季札，能够深刻地理解当时公认的华夏文明的最高精华周乐，也反映了季札所代表的江东地方文化底蕴厚实。所以，《吴太伯世家》吴王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条称，吴国居然有能力“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这其实并不令人惊奇。此后，取代吴国而称强的越国，更是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史记》卷41《越王句践世家》记载：“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春秋后期，吴国和越国跃跃欲试地要与中原诸侯抗衡的事实，正是江东先民创造的文化基业仍然具有强劲势头的例证。
六、六朝文明兴起的外来影响
秦始皇统一中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置于关中，使华夏文明的影响显著扩大，从而奠定中华文明西胜过东、北强于南的局面。东汉以后长安的中心地位动摇，洛阳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程度渐渐接近乃至超过长安，于是形成以长安一洛阳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华夏文明覆盖区。相对而言，华夏文明覆盖区的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代表当时中华文明的最高水平。而黄河中下游以外的所谓周边，包括江东在内，则均被视为偏远的地区。
东汉以后，黄河中游发生一系列大的战乱，中小战争更是接连不断。动荡不安的政局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势如汹涌的波涛，摧决了经秦汉帝国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堤，刷洗了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昔日的良田美畴被无情的铁蹄践踏，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都被夷为废墟，汉族王朝的版图被林立的少数民族邦国瓜分。长期的战乱使中原人口锐减，幸存的士族与民众纷纷流徙偏远地区。在这些徙民之中，以逃亡江东者居多。随着大批士族与民众的南下，包括秦汉魏晋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内的华夏文明也被带到江东。在此基础上，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等政权相继建立起来。正是由于这些政权的主导来自北方，遂使上述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天”的看法更强化，进而形成长江以南的开化主要得力于中原华夏文明影响的观念。这种观念虽为时久长，影响面广，却是不全面的看法。
《资治通鉴》卷87《晋纪》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条下记载：“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西晋汉族中央集权统治崩溃以后，吸纳中原士族与民众最多的地区是江东。这说明江东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优越于其他地区，否则就不会成为中原徙民的首选目的地。在此之前，只是因为长期偏离中央集权统治的中心地区，所以在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江东处于相对冷落的地步。然而．当北方大批的士族与民众南下江东，带来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之时，一度沉寂的江东地方文化因受到了强烈的对比与冲击而被激活了。在江东的肥田沃土上，中原人民与当地人民并肩携手，同耕共织，促使江东的社会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如《南齐书》卷53《良政传序》所记载的，江东出现了“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祛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的和谐富裕局面。与此相应，江东在文艺、教育与科技等方面都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从而构筑成六朝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础。江东众多的文明成果与来自北方的传统华夏文明相融，进而升华成为新的地方文明，我们不妨称之为六朝文明。
六朝文明源于江东，其中心正在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境的建康。建康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在东吴时称为建业。不过，唐人许嵩著《建康实录》已将六朝都城笼统地称为建康了。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也均以建康概而称之。随着文明的渗透与扩散、交流与融汇，六朝文明覆盖的地域便从江东向四周日益扩展，影响遍及整个长江的中下游，即上文所言及的广义的江南地区。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六朝后期，勃兴于珠江三角洲的陈朝的出现，密切了岭南与江东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从而不仅为六朝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营养，而且促使岭南成为新兴的积极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地区。
七、结语
【关键词】玉文化 红山文化 良渚文化 玉德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最初视玉器为洁净美丽的器物，而后将其作为通神祭祀的神器，最终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将玉推崇为君子完美品德的象征。
红山良渚玉文化
从新石器时代伊始，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为中国玉文化找到了重要源头。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史前玉器发展的高峰。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多变、内涵丰富。“唯玉为葬”的习俗十分突出。动物形玉器发达是红山文化玉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其中造型奇特、制作精美的龙形器是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红山文化玉龙的造型以玦形龙、环形龙及“C”形龙居多，也有“S”形或“W”形龙，以及形似恐龙的二足夔龙、形似虎的四足龙等。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大型红山文化玉猪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好的龙的形象。
玉猪龙这类玉器所雕刻的龙极富生活中猪的特征，因此，学术界就提出了“猪龙变化说”。有学者认为，玉龙在红山文化的出现，是史前宗教祭祀发达的产物，红山玉龙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是祭祀天、地、神的神器，也可能是财富、地位、身份的标志物，或是某部族的图腾。
良渚文化玉器的品种数量多，装饰功能明显，琢玉工艺高超，内涵深刻，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玉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有特征且体积最大的一种玉器，也是良渚文化玉礼器的核心。以余杭良渚反山12号墓中出土的玉琮（重6.5公斤，高8.9厘米，上射径达17.6厘米）为例，“因其体积重量及纹饰均为现存玉琮之最而被称为‘玉琮王’或‘琮王’”。①玉琮外部呈内圆外方的矮体形，中间为上下贯通的圆筒，上下端突出的部分成为“射”，射面如璧。四面中间竖槽内以浅浮雕和细线刻法雕刻8个完整的神面纹，四角上下各雕刻1组抽象的神面纹。“神面纹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纹饰”，又称为“神徽”，它是由神人纹和兽面纹两部分组成，将神人和兽面两种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气势逼人。玉琮内圆外方的体形与神面纹立体图象的有机结合，喻示人神交往、天人合一的特定内涵。
总之，先秦祖先在玉器中所表现的“龙文化”、“人神交往”、“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我国后世精神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龙形玉雕饰品仍是玉器的重要题材之一。
中国早期的玉文化
我国早期儒家思想的代表《尚书》和《周礼》中多处可见“玉礼”思想，如《尚书》中《商书·汤誓》中有记载“夏师败绩，汤遂従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②《周礼》云“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可见在周代就专门设有“玉府”，而君主有“服玉、佩玉、珠玉”的礼仪，其中更记载了“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里的“瑞玉专指当时朝廷封官拜爵的信物，相当于任命证书，又相当于官衔标志”；六器则为“专用的礼器，每种都有不同的形制、不同的象征内容，适用于不同的礼仪活动”。③可见玉器已成为王、公、伯、子、男身份的象征，更是“礼天地四方”的祭品。且《周礼》还在“玉人之事”中详细记载了镇、圭、瑁、珑、瓉、琬、琰、璧、琮、璋、瑑、珩等玉器的尺寸及使用功能，是我国古籍中有关“玉”的最早记载。《尚书》和《周礼》的记载为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基础。
玉文化对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远
玉文化对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远，早在《诗经》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描述。“君子”是儒家学派极力推崇和宣扬的理想人格，儒学大家孔子将玉与“君子”相联系，认为二者有共同的优秀品德。如《孔子家语·五仪解》中说：“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无伐善之色也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论语·尧曰篇》中则记载了孔子和他弟子的对话：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④可见，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人格”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特征。而在《礼记》中不仅处处可见对君子高尚人格的规定，如“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 以全交也”，还有对君子与玉密切关系的描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佩玉有冲牙，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更有将玉德与君子品德的经典论断，玉的“十一德”，即“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继孔子之后，荀子、管子、许慎、刘向等人也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对玉德进行了描述。
荀子—“七德”。“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⑤
管子—“九德”。“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理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⑥
许慎—“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解理自外可以知其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⑦
刘向—“六美”。“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近于栗理者，君子比智焉；声近徐而闻远者，君子比义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见于外者，君子比情焉”。⑧
这些对“玉德”、“玉之美”的描述中，大多以孔子的论断为主要依据，将玉的品质人格化。“温、润、泽”用以比喻君子仁厚的品格；“廉而不刿”或“锐廉而不技”，即玉虽然有棱角却不伤人，象征君子的道义和高洁品行；“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描述君子高尚的言辞；“折而不挠”，形容君子勇敢而坚韧的品格。由此可见，我国儒家文化核心思想之一的“君子”观与玉文化息息相关、唇齿相依。
综上所述，玉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一直承担着文化载体的重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良渚文化的玉琮为“天人合一”的神器；《尚书》、《周礼》中的玉器是帝王礼制的凭证；春秋战国至秦汉儒家文化中的玉器是君子高尚品格的象征。千百年来，一代代炎黄子孙折服于玉的高贵天性，痴迷于玉的美好品貌，陶醉于玉的深刻内涵，将高尚、仁德、忠诚、勇敢、坚韧的玉德思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赋予玉石。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必将永远执著于这些如玉石一样完美的品质，用以规范自身言行举止，青史留芳的玉文化在盛世中国必将再次熠熠生辉。
（作者分别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岩石矿物材料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教授）
注释
①顾幼静：“从反山出土‘玉琮王’看良渚文化玉琮的形制变化”，《东方博物》，第23辑，第82～89页。
②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③熊清华：《解码翡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④程碧英：“《论语》‘君子’词义辨析”，《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第70～74页。
⑤东方闻睿：《传世名著百部之荀子》，北京：蓝天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⑥谢浩范，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4页。
一九七一年八月的一天下午，内蒙古东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附近，村民张凤祥正在田里干活，忽然他手中的铁铲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拨开浮土后，一块厚重的石板显露出来，石板下面是一个仿佛人工开凿的石洞，在洞的底部张凤祥摸出一件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又硬又沉，张凤祥以为是一块废铁，就带回家给年幼的弟弟玩耍，令人惊讶的是，没过几天铁钩子竟磨出了光泽，在阳光下闪现出了柔和的光芒，这竟然是一件玉器。这件玉器似乎是某种动物的造型，它的头部有鼻有眼，身上无足无爪，背后却有一道飞扬的鬃毛，如此怪异的造型一时让人难以辨认这是什么动物。但是在当时，这件玉器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它可能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部落有关。
距今五千到六千年前，东起辽河流域西至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曾经生活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由于第一处部落遗址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附近发现的，被统一称为红山文化。一个长期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在那个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萌芽时期，人类的陶器文明时代正在落下帷幕，青铜时代却远远没有开始，玉器是否已经进入到人类生活中了呢？由于在那时，在这片土地上发现的所有玉器都没有经过正规的考古发掘，所以就没法确定年代。长久以来这个疑问只能深深地埋在考古学家的心里。十多年以后人们终于等到了渴望已久的答案。
1983年在辽宁省西部一片叫牛河梁的丘陵上，考古人员打开了一座古墓，墓中居然发现了一具用石板堆砌而成的石棺，考古人员惊奇地看到在主人遗骸的胸口位置摆放着两个形状奇特的玉器，它的头部看上去特别像猪，而身体蜷曲无足，所以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玉猪龙。令人兴奋的是，这是考古学家第一次在红山文化墓葬中发现玉器，此时一九七一年，在三星塔拉发现的那件古怪玉器，正在被专家们重新审视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从这件文物的头部特征看，可以看到它近似梭型的这种目，但是吻部前撅截面上有明显的鼻孔的痕迹，可以说，它的形态上和玉猪龙是不大一样，但是从他整体的造型，基本内涵上看和玉猪龙还是有一致性。”专家推断这是一件C形玉龙，和牛河梁玉猪龙一样，同时来自五千年前的红山时期。随后考古人员发现了更多的墓葬，随着玉猪龙和墓葬中另外一些精美玉器的出土，一个惊人的事实被揭露出来，五千年前的人类已经在使用如此精美的玉器了。五千年前正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精美的玉器是否是由红山先民独有的创造呢？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是否还存在着同时期的琢玉部落呢？
就在红山古墓里发现玉猪龙的三年之后，一九八六年在长江下游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考古人员在新发现的墓葬中仔细清理着南方潮湿的泥土，突然一件形状奇异的东西从土中露了出来，这是一件立柱体的玉器，它外方内圆，中心有垂直的圆孔，考古学家把这种玉器命名为玉琮。这件玉琮高八点八厘米，重六点五公斤，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王。考古队员们继续发掘，一座墓葬意外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三米多长，近两米宽，六个平方左右，没法下脚，一下脚就要踩在器物上，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玉器，石器都很少，（玉器）六百多件。”
距今五千三百年左右至四千年前，在长江中下游生活着许多个氏族部落，一九三六年在浙江余杭的良渚镇部落遗址被第一次发现，因此这些文化遗址被称为良渚文化。一南一北，两个玉器使用高峰的发现，带来一个巨大谜团，在五千年前无论在中国北方还是南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磨制精细的石器，在劳动中使用石质的农具，在如此久远的新石器时期，原始部落的居民为什么要制作这些华而不实的玉器呢?除了中国人之外，世界上还有两个地方也善于琢制玉器，那就是中美洲的玛雅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对玛雅和毛利人来说，玉器经常被作为一种装饰，他们常常佩戴玉制的耳环、项链、手镯和胸饰等饰物。那么新石器时期的良渚和红山人是否也会把玉器当做是一种装饰品呢？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一群考古工作者正在内蒙古东南部进行发掘。这是距今八千年前的原始村落的遗址,在一间房屋遗址的一角，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具男性骸骨。当清理工作进行到死者的头部时，领队刘国祥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发现这个墓主人头骨的右侧偏底部有一块绿莹莹的东西，这样工作人员用竹签和毛刷轻轻地一刷，发现是一块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玉耳环。这时候马上想到这个墓主人的左侧耳部有没有。”考古人员轻轻扒开头骨另一侧的泥土，在泥土下赫然还埋有一枚玉。这就是一对，而且呢，从他的位置上看，明确位于墓主人的耳部。就证明早在八千多年前，人们开始使用玉。用玉却作为耳部的装饰品，这块带缺口的就是玉，这是目前所知道年代最早的玉器，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玉耳环，它的发现让专家最终确认，在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生活在北方的人类已经开始雕琢玉器了。在这个玉器最初和人类相遇的古老年代里，它显然是爱美的原始人最珍贵的装饰品。那么在三千年之后，在同样一片土地上，红山部落的居民是否也把玉石作为装饰品在日常生活使用呢？
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玉猪龙以其形象奇特而闻名。“那么我们认为玉猪龙的起源确实是和猪有关系，但不是我们所言的家猪，应该是野猪。”在这个奇怪的玉器上端，人们发现一个圆形的小孔，因此有人推测，玉猪龙是红山文化先民根据现实中野猪的形象雕刻出来，为了显示贵族的富有或是对野兽的崇拜，就把玉猪龙戴在身上作为一种配饰，但是事情的真相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在红山出土的典型玉器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古人用来固定头发的束发器，但是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们信服。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从它的出土的原状态来看，现在知道大约有五分之三，它的位置是枕在头低下，有五分之二放在腹部和腰，胸部之间这个位置上。”现在这个功能的判定，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这种勾云形玉佩更是红山玉器中神秘的玉器，它们的功能很难用单纯的装饰品来做解释。”
良渚文化的代表玉器是玉琮，外方内圆，中间有很大的圆孔，因此同样有人猜测这是一种可以戴在手臂上的美丽装饰品就像手镯一样，不过这样的一种推测似乎还有很多疑点。玉琮的大小长短都不一样，一些玉琮的长度惊人，这样的造型戴在手臂上做装饰恐怕会十分的不方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真正要说他的实际功能，甚至有人推测它当时怎么用的，作为工具来说是怎么用，我觉得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无论红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都处在新石器时代，劳动生活的工具大多是石器，而玉石则是石头中硬度很高的一种，非常不容易雕刻和细细地磨制。”在红山文化学院，玉石专家正在模拟五千年前红山人如何切割打磨玉石，他们使用的工具看似非常简单，在麻绳上沾有河沙，固定好需要切割的玉料，就可以在不断的拉动下慢慢地切割玉石，这其中的玄妙就在于河沙中隐藏了一些叫石英的颗粒，它的硬度大于玉石，因此就可以通过不断地摩擦将玉石切割了。
五千年前聪慧的先民正是使用这些最为容易获取的工具发明了线切割这种玉石加工工艺，问题是使用这些玉器制作玉器并不轻松，仅仅是一条切割线就可能耗费几天，甚至十几天时间。在良渚出土的各种玉器上，图案和纹饰已经精细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在一个金属工具还没有问世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又是用什么工具，雕刻出如此复杂而精美的图案呢？至今仍就是个不解之谜。如果仅仅是作为生活中的装饰品为什么非要选择当时最坚硬的原料玉石呢？难道在五千年前玉器有着比装饰更重要的神秘功用吗？
一九七九年在辽西一处红山文化遗址中一件陶塑的妇女小雕像出现在专家眼前，它的腹部滚圆，臀部突出，虽然头部缺失，但孕妇的特征却十分明显。在此之前，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还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孕妇泥塑，但是在欧洲和亚洲，考古学家曾多次发现过类似孕妇小雕像，年代正是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此后在内蒙古、辽宁一带，不断有孕妇形象的雕像出土，甚至有些生活用品也被做成了孕妇的特征，因此有些人推测这些红山孕妇雕像是当时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人们崇拜的生育神。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玉猪龙的作用，因此有了一种独特的说法，有人根据玉猪龙的形状推测，这是孕妇腹中的胚胎形状。在五千年前的红山时期，很有可能发生了这样一幕，夜幕之下一位孕妇痛苦地等待着最后的分娩时刻。在那个蛮荒的年代，这是充满危险和恐惧的过程。此刻在部落另一间房屋中，孕妇的母亲正在虔诚地跪拜，对于红山的先民来说，女性受孕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因此每当部落里有孕妇将要分娩，他们就会膜拜。孕妇形象的生育女神，而供奉在神像前的玉猪龙，则象征胎儿，会受到神灵的庇佑，母亲把供奉在生育神面前的玉猪龙带回给孕妇，在这个充满危险的过程中，她相信这是最能够保证女儿平安分娩的神秘信物。玉猪龙是否是母系社会中胚胎的象征物呢？令人惊奇的是距今四五千年前，那些在生前和死后能够拥有珍贵玉器的人，又是些什么人呢？
一九八四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在辽西出土玉猪龙的牛河梁，几位考古人员正在清理一座遗址，遗址中只有一些红山时期的陶片。突然一张泥塑的人脸出现在了大家眼前，正当大家猜测这回是什么人的头像时，人们有了一个更加奇特的发现，这尊头像的双眼深处，居然嵌着两个圆形的绿色玉片。随后考个人员发现了泥塑的女性，由此证明这是一座女性塑像。当整个遗址清理完毕时，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这处竟然是一座五千年前的女神庙，而这个眼内嵌有玉片的头像，应该是供奉在神庙中的一尊女神像。
女神像被发现的十七年后考古专家刘国祥发现了一处墓葬，其中有一具八千年前的少女遗骸，在遗骸的腿部，队员们清理出一枚玉。接下来的发现让所有人惊讶万分，墓主人的右眼眼眶里，嵌着另外一件玉。考古队领队刘国祥判断，玉绝对不是偶然掉进眼眶中的，肯定是埋葬时有意嵌入的。“我们马上想到牛河梁遗址女神庙里出土的一件雕塑的女神像，在这个女神像双目嵌入的圆形的玉片，双眼镶嵌着圆形绿色玉片的女神像，和眼内嵌着玉缺的少女，两者之间相隔两千五百多年，但是这两者之间的神秘联系会不会暗示着玉器的拥有者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身份呢？”
一九八七年，辽宁牛河梁，考古专家在一座墓葬中发掘出了七件精美的玉器，令人好奇的是，墓主人的双手位置居然分别放置着一个玉龟。“玉龟，他是一手握着一个，这个给人的感觉可能是一种权利的象征。”专家推测玉龟是神权的象征，在五千年前，什么人会拥有神权呢？一个大胆的推测随机出现了。在史前时代，玉器由装饰品发展成为了祭祀的法饰。如果这种推着成立，那么拥有玉猪龙陪葬的墓主人，生前极有可能是一位部落中掌握着神权的祭师。红山人当时的生活内容里头，这个祭祀祖先占了他生活当中很大一个比重。那么玉器正好作为一个和祖先沟通的工具，而掌握这个工具的人是当时的首领。首领本身是掌握着祭祀权的，就是巫者。那位死后在眼睛中装饰着玉缺的兴隆洼少女，很有可能是至今年代最为久远的女巫了。玉器的拥有者是部落中的巫师，这种推测在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上又能否得到同样的支持呢？
在一九八六年发现的玉琮王上，有一组异常精美而复杂的图案，图案的上半部分是一个人形，他头戴一顶巨大的羽冠，下半部分是一个拥有尖牙利爪的怪兽，这神秘的图案被人们称为神面纹。尽管对于神面纹的形象有着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几乎所有的考古专家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玉琮王上面的神秘图案刻画的肯定是神的扮演者――巫师的形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斌：“巫师要把自己扮演成神的样子，就是他就是神的代言人，神的扮演者，那么所以首先在他的打扮上，他在装束上，他们认为神的帽子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要做一个帽子戴着，那么认为这个神穿什么样的，他也会穿什么样子的。”在良渚墓葬中出土有一种奇特的三叉形器，有专家认为这种玉器的造型和神纹中神人的帽子非常地相似，这是巫师在扮演神时，插在头上的法器。专家们认定，在那遥远的史前年代，只有在部落中掌握神权的巫师，才能够成为玉石的拥有者，那么又是什么人制作了这些如此精美绝伦的玉器呢？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五千年前的部族中从事玉石制作的人肯定是身份低下的工匠，但是近些年来却有专家指出，这些人也许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其它身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牟永航：“当时啊，玉的发现者，包括玉的制造者，跟玉的拥有者，当时在社会上不是一般的人，是社会的上层，那么这个商场掌握的主体，用现在的语言给他规范，就是神权。在古代可以叫他巫，所以在《说文解字》里面，就是以玉事神谓之巫。”这是一个惊人的观点。遥远的史前时代，掌握神权的巫师既是玉的佩戴者，也是他们的创造者，更是整个部落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让人不解的是，对于生活在良渚和红山的巫师来说，这些造型怪异的玉器，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古代气象学的研究为人们解开最终的谜团，提供了一条线索，在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古辽河平原气候干旱，对原始先民来讲，这无疑是致命的威胁。“现在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几乎是山地丘陵为主，那么，没有这个水利灌溉和相关遗迹的发现，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它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干旱。”在五千年前，每当干旱季节来临时，红山聚落的居民们就会聚集到一起，大家希望部落中的巫师可以和上天沟通，祈求雨水的到来，避免干旱造成的损失，而巫师在这个时候，就要承担起和神灵交流的角色。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围绕祈求农业生产获得丰收祈雨的这种活动，我认为是红山文化晚期很主要的一种宗教典礼内容之一。红山文化的玉器特别是它的玉龙，它的勾云形佩，可能都是当时和这样一些宗教典礼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在古人的意识中闪电就是支配雨水的神灵，因此巫师花费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精力，制作出形似闪电的玉龙，作为祈求雨水的法器。
对于良渚部落巫师使用的玉琮，专家也有着同样的解释。这种外方内圆，中间贯通的玉器，在古人看来真是代表了天圆地方，可以沟通天地的法器。可是令人困惑的为什么在五千年前一南一北相隔如此遥远的部落同时选择了玉石作为和神灵沟通的法器呢？专家猜测，由于玉石产在高山之上，硬度很高，加工后可散发出润泽的光芒，在古人看来它是吸收了天地间精华的神奇原料，因此也就成为了沟通神灵的最佳选择。那么这些造型独特的玉器又是如何作为法器来使用的呢？在良渚出土的一面玉璧上，赫然刻着一个祭坛形状的图形，祭坛上停着一只飞鸟；另一面玉璧上虽然没有了飞鸟，但是玉坛依然存在。良渚博物馆蒋卫东院长：“整个组合在一起呢，我个人曾经认为这是一种良渚文化，就是巫师在祭坛上举行祭祀活动的这么一种写照。”
在距离辽西牛河梁女神庙不远的地方，有一些残破的石头整齐的排列在一起，虽然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雨，但依然看得出石头围成由大到小三个圆圈的样子，最上层用石块铺满。专家认定这应该是一座三层建制的红山祭坛。沈阳刑警学院的刑侦专家赵成文对牛河梁出土的泥塑头像进行了复原，复原完成的头像高二十二点五厘米，脸型方正而扁平，颧骨突出，具有蒙古人的典型特征，看上去非常的威严，令人奇怪的是女神的塑像无论大小还是长相都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十分相似。“他祭祀的对象就是写实的人，那么这写实的人就是他的祖先，可能这时候已经是祭祖，而且这个祭祖已经比较发达。”眼睛中镶嵌玉片的女神像，并不是红山部落里唯一的神像，女神庙的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泥塑残片，有耳朵，有手，他们来自不同的神像，还有一些残片能够看出是熊的牙齿，鹰的利爪和翅膀。
女神庙坐落在牛河梁主梁和梁顶，海拔接近七百米，居高临下，气势非凡，红山女神庙呈亚字形，由一间主室和若干侧室、前后室组成，南北长二十五米，东西最宽处有九米，庙的顶盖和墙体采用木架和草筋筑成，主体建筑已经具备了殿堂的雏形。专家推测，神庙在当时很可能是红山地区的祭祀中心，这尊女神无疑成为了最重要的祭祀对象。在女神庙的两侧分布着积石冢和祭坛。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五十多平方里，在这个范围内，形成了以女神庙为中心，周围环绕着众多积石冢，还有祭坛。”这么大的祭祀遗址群，神庙、祭坛、积石冢和周围的自然地理环境，竟然巧妙形成了一个祭祀体系，而在这个祭祀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巫师手中紧紧握着的玉器。
二零零二年十月，在辽宁牛河梁遗址，新发现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一件玉人躺在了墓主人身旁，玉人高十八点五厘米，双臂扶于胸前，在墓主人的头部放置有一件玉凤，凤是一种神鸟，而玉人就是一个在作法的巫师，这种玉器在红山文化墓葬中非常罕见。专家推测，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也不仅仅是一位巫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玉人和玉凤箍形器作为一个新型的组合关系，出现在最高规格的一座石棺墓里面，体现了用玉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座墓葬也是目前我们见到规格最高的一座。红山文化晚期的墓葬这个墓主人我们认为可能具有了王者的身份。”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真的已经出现了王这种身份的人吗？
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创造和供给生活资料。在早期人类社会的阶段，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是依赖于自然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通过劳动而创造的生活资料份额逐渐加大，而且这一加大的趋势日益增强，并使人类逐步摆脱了自然界的束缚。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类的劳动，人类劳动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促进人类自身体质的进化，而劳动的实施中离不开劳动工具。人类社会最初使用的工具往往是些便于获取、制作简单的树枝木棍或石块。由于受到客观保存条件的制约，我们现今所见的大多是些石质工具。
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各类生产工具，最初是不受质料、形制的限制，主要在于实用，故实用性占有重要地位。就考古发现的早期工具观察，该类工具的加工部位集中在刃部和柄把部，随着生产的发展及加工技术的成熟，工具制作在注重实用的同时开始逐渐注意形式美，使实用与美观相统一。如旧石器时代多打制工具，而新石器时代工具则多采用磨制技术，使石器不但实用而且也很美观；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一些类型的工具已经基本定型化，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制作技术方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得以完善和推广。
劳动工具的定型化与广泛使用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所有的工具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些工具起主导或重要作用，有些则起辅助性作用，这样工具从它的开始产生时就存在分化条件。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工具逐渐从中分化出来，以致形成区别于其它类工具的特殊性质，或者当时人们赋予它一些特殊的含义，有些甚至具备工具本身以外的特殊用途，这就形成工具的最初分化。
工具的分化与人类社会、文化、经济等的发展相适应。当人类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时，人们自然地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统一或规范日常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中之一的可能往往就是选择一些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并同时广为使用的劳动工具，这就为在工具中分化出一些特殊的门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因此，对生产工具的分析研究在研究人类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期文明的起源或产生都可以通过对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合理阐述，在目前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时，以农业生产工具的分化为切入点，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和研究知：中国农具的分化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所讲的“分化”是指从实用性工具中分化出非实用、礼仪性的器物，虽然是工具的造型，但已脱离了工具的基本功能或基本用途。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该时期电正是探讨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
作为农具的分化必须有内在的原因和外在条件。其内因是，分化的工具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生产中的主要工具类型并广为人们所使用和接受，使用者在当时的生产中应具有主导地位。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故农业生产工具是生产的主要工具门类，而其使用者多为男性，我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状况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特点；由于农具在生产活动中的特殊性和地位。其制作和加工技艺也较为完善，能够制作出形制规整、工艺精良的器具，从某种意义上讲，该类(件)工具已有一定的美感信息。作为工具分化的外部条件，是当时经济、文化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生活资料也很丰富，已有剩余产品的可能，已有少量可以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员存在，已有小规模的团体组织等等。为了统一并规范人们的活动，似乎此时不得不产生一种大家认可的“标志物”来承担这一重任，而能担此重任的只有广为人们接受、使用的某种劳动工具，这就是促使劳动工具首先分化的外在客观条件。考古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最为广泛的农业生产工具便是石斧，全国各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一般是最先是从石斧中分化出石钺，继而发展成玉钺，到商周时期则演变为青铜钺，钺是拥有者权力、地位、身份的象征，起着规范、统一人们意识的作用，是最早出现的礼器门类。
新石器时代石制生产工具中的石斧(也有称之为石铲)，具有使用广、制作精、形制简单而稳定的特点。基本形制是扁平长方形，双面刃呈直、弧线形，通体磨光。斧体有从厚向薄变化的趋势，出土时在斧头顶部常见到凹槽、横脊、段、肩、孔这些特征，全都是为了安装把柄而设置的。石器装柄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创造，但人类取得这项创造并不简单。前苏联社会学家普列汉诺夫指出“石斧最初是没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学很确凿地证明。斧柄对原始人类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2)。
早期考古学对斧柄的考察较为欠缺，更多的是关注石斧本身。在有些墓的随葬品出土时，位于石斧附近同一平面往往发现“骨雕筒”门(3)、“骨套”(4)、“玉柄饰”(5)、“玉格饰”(6)等等，这是根据出土器物本身形状、质料而命名的，其实它们是斧(钺)的一部分，两者联系的木柄部分因朽烂而不易被发现。考古发的现带柄石斧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1974年江苏吴县澄湖一口良渚文化土井中出土了一件带木柄石斧(图一)，形制结构保存较为完整，应是一件实用器物，木柄长74厘米，是用直径约8厘米的树枝修砍而成，柄一端有贯通的扁圆形卯眼便于安装石斧(7)。1979年在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中文化层出土了一件有柄穿孔陶斧(图二)，长18．2厘米，泥质红陶，有柄和穿孔斧两部分组成，柄的前端翘起似为斧饰，后端呈半球形似为端饰，应是按实物仿制的模型，只是形体较小(8)。这两件带柄斧的发现为认识石斧整体结构及其装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1986年发掘的反山、1987年发掘的瑶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并复原了最早的完整玉钺(图三、四)，玉钺由钺身、冠状饰、端饰及木柄等部分组成(9)。此后有同志对玉钺的特征、结构、用途等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明确了钺在良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10)。
反山共汁发现玉钺5组，一墓出1组，均出于墓主一侧，大致认定钺的柄端握于死者左手，钺身在左肩，通长约70—80厘米。出土玉钺的都是大型墓葬，随葬品丰富，以琮、壁、钺等玉制礼仪用器最具特色，象征的墓主人拥有神权、财富和军事统率权，足以说明墓主是一批部族显贵。其中m12出土的玉钺最为精致(图三)，通体呈“风”字形，器身扁薄、精磨拋光，双面弧刃且保存刃口完好，双面均有一浅浮雕“神徽”和“神鸟”。钺身高17．9、宽14．4—16．8、厚0．8厘米(11)。
瑶山共有玉钺6件，出土于6座墓中，每墓仅出一件，也是大型墓，形制特点与反山玉钺相同，从m7中出土的玉钺复原看，柄通长80厘米(12)(图四)。
寺墩m3出土可复原完整玉钺l套，位于墓主上半身左侧，由钺身、冠饰、端饰及木柄(?)等部分组成，通长68厘米(图五)，钺身为狭长梯形，弧形顶，侧边平直，双面弧刃，近顶部有一穿孔，通体精磨拋光，长19．5、宽13、厚o．6厘米。m3墓主是一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出土随葬品124件，以玉琮、璧、钺等最具特色，另外有少量的石质生产工具和陶器(13)。
福泉山共出土玉钺14件，出于7座墓中，其中1件3座、2件2座、3件l座、4件l座；钺位于墓主右侧，各墓的随葬品较为丰富。其中具备钺身、冠饰、端饰的有3套。钺身呈扁薄长方梯形，双面弧刃，刃口完好。近顶中部有穿孔便于装柄固定，通体精磨抛光。m65为复原的一套玉钺，通长75厘米，钺身长15．9、厚0．5厘米(14)(图六)。
大汶口出土玉钺(原报告称为玉铲)2套，分出两座墓葬中，有钺和骨雕筒组成，木柄残缺，通长约60厘米。钺身为扁平长方形，三面刃，刃口完好，通体精磨抛光，近顶中部有一穿孔便于装柄，厚0．7厘米。骨雕筒即为柄端饰，利用动物骨骼制成，外表磨光并雕刻有花纹(15)(图七、八)。1974、1978年再次发掘的大汶口遗址墓葬中出土了两件石钺，但未见端饰。钺位于墓主左胸，钺身呈梯形，双面弧刃外鼓、侧边外张，近顶中部有穿孔，高14．8、宽10、厚1．7厘米(16)(图七)。
湖北黄梅陆墩出土并复原石钺2套，出于两座二次葬墓，一为中年男性，一性别不明，每座墓的随葬品有十余件。其中石钺由钺身和骨端饰组成，没有发现钺冠状饰，钺身高17．9、宽13．6、厚0．9厘米，复原的全长约66厘米(17)(图九)。
澄湖古井带柄石斧、青墩带柄陶斧的出土首先解决了石斧的结构和装柄问题，良渚文化玉钺的出土与复原进一步明确了钺的一般结构，为探讨玉钺的功能提供了依据。随着玉钺的大量发现及研究的深入，玉钺的渊源问题引起关注，就外形分析观察钺是起源于石斧，从石斧逐渐演化而来，但一直缺少这方面的实物资料，往往是就石斧头造型特点分析论述。1993—1998年在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出土了两套结构复杂、造型基本相同的石钺，第一次明确、可靠地证实玉钺应源于石钺(18)金坛石钺分别出于两座墓葬中(m38、m531)，需要说明的是在该遗址发掘的千余座墓葬中，出土如此精美石钺的墓并不是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似说明有其特殊的意义。m38是一中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随葬品有石钺l套3件、陶尊l、陶罐l、陶鼎 l、砺石1、骨器2、鱼骨等。其中石钺位于墓主左下腹，由石钺身、骨质帽饰、牙质镦及木质柄(残缺)组成，钺身平放在上部，刃口朝外，墓主手握柄部中段，镦在下部，全长53厘米(图十)。m531是一青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随葬品有石钺l套3件、陶鼎l、玉块l套2件。石钺的组合结构和出土位置与m38相同，全长45厘米(图十一)。钺身呈环刃舌形，顶部弧平，中上部有双面钻孔眼，通体磨光，刃口多完好未见使用痕迹。 m38钺身稍显粗糙，高12．4、宽9．4、厚1．9厘米；钺帽饰保存完整，侧面观呈鳄鱼首形，体扁薄，前部低矮，后部呈弧状凸起，后部偏上有一圆形大孔，器形前后端斜直，底边平直，在底边中部等距离分布四个半月形穿孔，器体两面纹饰对称分布，分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斜向分布三组圆圈纹，每组由三小排构成，排列规整，后半部有弧形凹纹，长10．5、高5、厚0．75厘米；象牙质镦(柄端饰)，雕刻线条流畅、制作精良别致，通体呈鼓状，上下端平整，侧面外鼓，纹饰分四组，前后左右对称分布，前后是巨目枭首正面纹，左右为喙部外凸的立体鸟首纹，尤以眼部传神逼真，上端中部有一圆形凹坑便于容纳木柄并有一小圆形销孔贯通前后，器表磨光，高3、宽5．2厘米(图十)。m531结构与m38出土的套装石钺完全一致，帽饰、镦的纹饰稍简单，钺身为扁薄环刃舌形，器表精磨并抛光，高14．8、宽12．7、厚1．25厘米；骨质钺帽饰的形状特点及纹饰与m38钺帽饰基本一致，长12．3、高4．6、厚0．5—0．4厘米；骨质镦呈贯通的圆管状，两端乎整，骨壁较厚，内外壁均经加工并磨光，外壁上部刻有六道等距凹槽纹，下部刻有相对应的半月形纹一组，通体经抛光，高3．3、直径3．5—3．9厘米(19)(图十一)。
三星村所出两套有完整组合关系的石钺，其结构复杂、造型优美、特点完全相同，更与良渚文化玉钺相似，说明此种石钺早在玉钺之前已成定制，从生产工具类的穿孔石斧首先明确分化出这种具有礼仪性的石钺，这应是一个质的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钺、商周时期的青铜钺，这一前后递变的渊源关系十分清晰，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钺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地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星村石钺的结构复杂，帽饰、镦饰雕刻的纹饰十分形象生动，再据其保存完好的刃部分析，无疑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器物，绝非实用性生产工具，而应是一件代表墓主人生前所拥有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标志物，是一件礼器。斧是钺的前身，石钺应是玉钺的直接前身。《说文》“戊(钺)，大斧也。”钺在中国古代是王权的象征，王权有来源军事酋长统帅之权的一面，因此钺是原始部落中酋长或首领权力的标志物。鳄鱼和枭(猫头鹰)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常见的两种凶猛动物，郭沫若先生早就提出铜器铭文中“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古代民族之图腾或其孑遗”(20)。据此我们可以将三星村石钺上的鳄鱼、枭理解为原始部落群中部落神，或是两部落的联盟而结成的部落联盟之神器——石钺(21)。
三星村所出土的两套可靠的石钺，我们进一步对钺身观察分析发现：一件稍显粗糙而且质料一般，一件精美质料上乘。如没有其它配件与其伴出，很难将粗糙的那件定为钺，但它又确实是石钺。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推论在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中一定混入了石钺，只是我们在工作时没有注意或发现而已。石斧就是石斧，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石钺。石斧是劳动的工具，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才成为具有礼器性质的石钺。这种关系、条件必须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和分析来认识，这种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相互关系，这种条件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与水平。因此对新石器时代石制工具的深入分析研究很有必要，可以探明农业工具所包含的一些深层次的信息。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基础，人类首先要解决生活资料的生产，早期阶段尤为重要，可以说此时的一切活动都将围绕生产展开，而在所有的生产活动中又以农业生产的地位最为重要，发达、稳定的原始农业可以为人们提供可靠的生活来源，农业的水平还决定着社会群体的规模，不难想象在生活没有基本保证的情况下社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原始农业的发展除受环境、气候等自然因素制约外，劳动工具的发展水平在这一过程中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一再向我们展示出这样的信息：文化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工具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早向晚期发展这一现象日趋明显，在早期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上可以看出，除生活用具(陶器)外，常伴有生产工具(农业、手工业)出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随葬劳动工具的情况尤其显著，并分化出礼器性质的农具，说明原始农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例如：1993年4月中旬，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在横山清理的两座良渚文化墓葬(mi、m2)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石钺和少量玉钺(图十二)。一号墓，残；出土石钺23件、玉钺l件及玉琮、玉璧、小型玉饰等共107件。二号墓，保存完整；出土陶器1件、石钺132件、玉钺l件及小型玉饰等共284件。两墓都有很多的石钺出土，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石钺最多的，“这些石钺在制作上均未开刃，亦略显粗糙，显非实用器”(22)，无疑是具有礼器性质的器物。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仅仅是考古、历史学界的研究课题，更是一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从农业工具的“分化”角度来探讨文明起源是一新的尝试，希望通过分析发现一些起源的新线索、信息。纵观中国早期历史的发展，农业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发达的原始农业是古代文明起源的坚实基础，而标志或代表农业发展水平的则是当时广泛使用的生产工具。我们通过生产工具的分析可以探明工具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并解读工具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故此不失是一个探讨文明起源的新途径。
在研究文明起源的课题时，我们从农具分化的角度人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的生活首先要有足够食物，而食物的可靠来源则非农业莫属，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则是农业工具，就此而论农具与生活密切相关。由于农具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最先可能从农具中分化出具有礼仪(器)性质的石钺，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礼器就是石钺，自石钺而后，随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需要，礼器的种类逐渐扩大丰富、完善，因此对农具分化问题的探讨在研究文明起源课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第5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普列汉诺夫著：《论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出版。
(3)《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12月。
(4)《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1年第6期。
(5)《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6月。
(6)《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7)《南京博物院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2年8月。
(8)《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9)《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0)《良渚玉戚研究》，《考古》1989年第7期。
(11)《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2)《良渚遗址考古报告之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13)《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14)《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10月。
(15)《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12月。
(16)《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
(17)《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1年第6期。
(18)江苏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19)南京师范大学 金坛市博物馆编：《金坛三星村》，南京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20)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
(21)《金坛三星村遗址的发掘与思考》，《中国文物报》1996年9月22日第三版。
(22)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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