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文革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情绪。文革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璆、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昇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昇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文革”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
关键词：传统；文化；东方建筑；艺术
作者简介：刘婷婷，大连工业大学设计学（产品）专业
一、隋唐艺术
唐代艺术的灿烂辉煌可以通过石窟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乐舞四个方面描述。敦煌石窟艺术融合了多方艺术，并且与自身的民族特色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内容小到生活琐事，大到天外飞仙，涉及范围宽泛，是举世罕见的世界文化遗产。由于隋唐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变化，隋唐时期的绘画题材范围扩大了，到盛唐时期，绘画的表现技法也趋于成熟。变化的线条成为表现人物神态及动势的主要方式，山水、花鸟画则采用“薄染”的画法，主张“意”似，形成一派画风。隋唐书法风格兼具秀美和雄健。唐初字形以长方为主，大小力求一致，结构严谨而优美。盛唐时笔法遒劲，方严正大，形体敦厚，尤其是点画较肥，甚至偏向于圆。中晚唐之际的柳公权则吸收欧颜诸家之长，自成一体。隋唐乐舞也是乐舞发展的高峰时期，其集历代乐舞之大成，集各民族优秀乐舞之所长，著名乐曲《秦王破阵乐》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创作出来。可见，隋唐时期艺术允许融入各种外来文化，并且在丰富自己的民族艺术的同时，极其留意本国的文化传统，做到改而不换，赋予作品一种丰富、健康的精神，注重细节，注重技艺，同时注意艺术的华丽。
二、隋唐建筑
唐都长安城基本沿用了隋朝大兴城的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规模宏伟，布局严谨，排列整齐。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处于棋盘最中央的一条主要大街把长安城分成了对称的东市和西市。赵州桥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敞肩拱桥，其形式既能减轻桥身重量，又利于水流量大时排洪；桥的大拱跨度大，桥面平缓，有利于车马行人，这种技术和造型都在古代堪称一绝，被誉为“奇巧固护，甲于天下”，是我国古代桥梁建筑中的瑰宝，标志着我国桥梁建筑的成熟。
三、当代东方建筑
1、中国建筑特点
自从中国开始接触世界文化，新潮的西方文化便对东方自有的美学基础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当然也涉及到了中国的建筑美学。传统的中国建筑结构自此退到幕后，逐渐形成了中国的现代建筑，但是也可以说，中国至今为止还没有走出一个自己的建筑风格。
2、日本建筑特点
日本文化主要来自于长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取精去粕，形成了属于日本的独一无二的自然主义审美特色。日本建筑的设计遵循自然进程，将具体事物进行抽象，追求将情感用简约的形式和浓郁的意象来表达，并根据大自然的多样性来追求不对称的建筑布局，且极其重视技艺在建筑中所占的分量。
3、东方建筑特点分析
东方建筑以木结构为主，砖、瓦、石为辅，从而形成了细节诸多，色彩繁复又极具风格的中国古建筑。传统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建筑主体，缺少灵活性，这是使西方建筑与东方建筑造型产生差异的根源。
四、隋唐建筑与当代东方建筑
1、艺术的继承
1）隋唐建筑的建筑意境在当代东方建筑中的应用中国古代建筑很少依据真正的建筑学理论，指导建筑发展的是抽象的哲学理论、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和具体的政治制度，以玄学、风水堪舆之说作为补充，充满了中国人现实主义的处世态度[3]。作为在现代大批量生产的完全相同的建筑个体，人们会通过将内部空间进行不同的规划来表达自我，一些人在乔迁新居或摆放家具时也会注重风水问题，相信它会影响财气运势与自身健康等，这都是古文化绵延至今的体现。
2）隋唐建筑的空间布局在当代东方建筑中的应用隋唐建筑重视建筑组群平面布局，其原则是内向含蓄，多层次，力求均衡对称。平面布局取左右对称的原则，房屋在四周，中心为庭院。现代居民楼组群设计同样运用了其优秀之处，楼与楼之间的空地设置为绿化带，标志性建筑四周也必然是空敞的庭院式广场。
3）隋唐建筑的装饰手法在当代东方建筑中的应用隋唐时期使用彩色油漆涂在建筑的木结构上以用来防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极具特色的装饰手段。当代建筑中的装饰方式常常也选择彩色壁画为室内或室外添加色彩，将图案内容以及色彩饱和度稍作改变，形成更适应当今社会的风格。
2、艺术的发展
从实际上看，无论从环保还是效率上出发，代表着东方古建筑的木材料都已经不再适应于当今社会，过去的建筑方法随时会被取缔，这便导致东方建筑的外部造型也会逐渐发生改变。从艺术方面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其审美需求也相应的有了一定的提升，应对快节奏简洁化生活，现代装饰的细节减少，但同样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五、结论
隋唐艺术的高度发展使其各项技艺对当代艺术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或许是对文化丢失的现在的一个喜讯。这也说明传统文化在现代进行复苏的方式应该是潜移默化的，甚至只是精神上的再现。由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木结构由于其本身的弊端不能适应发展中城市的高度要求而逐渐退到幕后，最终只成为了一个展现风格的道具。然而，隋唐建筑艺术对东方建筑的影响绝不只是浮于表面的结构形式的相似，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古生活方式的意境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浦超.《隋唐时期的文化》(教案)[J].历史教学问题,1984(01).
[2]许国栋.传统哲学与中国建筑创作[J].南方建筑,2002(03):68-71.
论文摘要：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据魏征《九成宫醴泉铭》所记，唐代九成宫就是隋代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史的关系较少为学术界所重视，笔者将有关史料略作钩稽。
一、仁寿宫的修建与隋朝政治史
仁寿宫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开皇十三年(593)正月，隋文帝杨坚到陕西扶风郡巡游，-Yt至所辖普润县。普润县距长安不远，“去京三百余里”(】卷"‘马周传’。县治五里之外的西天台山‘都8‘地理志一，“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九成宫’这里风景险绝优美，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
隋文帝谕令尚书右仆射杨素监督营造仁寿宫，杨素推荐封伦为“土木监”负责工程质量，以有“巧思”的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主持设计。‘宇文恺，命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具体施工)糊‘崔善为衔。
从开皇十三年二月至开皇十五年(595)三月，历时二年竣工。仁寿宫施工条件差，工期短，在杨素等人的督责下，“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卷4。‘杨素传)。工匠们以生命代价修建了这一奢侈品，仁寿宫的“盛饰”奢侈违背了隋文帝“性俭”的宗旨：
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日：“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惶恐，虑将获谴。(封)伦日：“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日：“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日：“卿何以知之?”对日：“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卷。‘封伦传’独孤皇后还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之理劝谕隋文帝，“上意乃解”卷绱t杨素传)。不管是大臣“孝顺”，还是帝王“法度”，均不能掩盖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与其后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这种残民以逞、穷奢极欲的行为，它们对隋朝统治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唐初史臣总结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史臣隋文帝多次长住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记载，从开皇十五年到仁寿四年(604)的九年时间里，隋文帝在仁寿宫将近四年，可见仁寿官表面上是隋朝君主的避暑胜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政治中心。
隋文帝受禅得位，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初，山东多流冗之民，隋文帝欲北徙实边，被太子谏止，“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卷4《房陵王勇传)。可见，杨勇有一定的治国权力与能力。但他“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特别是冬至节皇太子接受百官朝见，形成与隋文帝相颉颃的东宫势力。此为杨坚所不容：“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房陵王勇传’自此隋文帝对杨勇恩宠始衰，父子渐生猜疑。
独孤皇后、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相互勾结，阴谋“夺宗”废立之事。史称隋文帝“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杨素、独孤皇后藉此机会相继陷害皇太子，“高祖惑于邪议，遂竦忌勇”。可以说，从京城长安至仁寿宫仅相距三百里，但隋文帝与杨勇父子亲情已远隔万里之遥。隋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0”其举动被皇太子监控，双方已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隋文帝怒责皇太子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人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私房陵王勇传开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卷。史万岁传’。
同年十一月，杨广取代杨勇被立为皇太子。接着，隋文帝将第二年改元为仁寿，“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杨广)监国”【)卷《炀帝杨广纪。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又至仁寿宫，“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卷(高祖纪下’。杨广实际上掌控了朝政。四月，隋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人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卷《房陵王勇传)。杨广荒淫的本性显露无遗。七月，隋文帝暴崩，杨广“矫诏”赐死已废为庶人的杨勇，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隋朝迅速灭亡，仁寿宫也在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废”于战I5)卷37《地理志一)／＼0仁寿宫虽是静态的建筑物，但却与隋朝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
(隋文帝)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即仁寿宫)，权侔京室(即长安)，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横绕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卷2《高祖纪下》“史臣”史论认为仁寿宫与京城长安作为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隋文帝父子疏离斗争的原因，也是隋朝乱亡的根源。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极为深刻的。
二、九成宫与唐朝政治史
《元和郡县志》有“贞观五年，复修旧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的记载，为何唐太宗要将仁寿宫修复作为避暑胜地?据《九成宫醴泉铭》叙述，长期的戎马倥偬而餐风露宿，统驭万民而殚精竭虑，使正值盛年的唐太宗“忧劳成疾”。从《九成宫醴泉铭》“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弊炎暑”来看，唐太宗身患中医学所谓的“气滞”之病。这种疾病，就湿不就燥，特避暑热。贞观二年(628)}k~J，因皇宫“卑湿”，公卿奏请建高阁而居李世民对他们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卷2‘太宗纪上’拒绝了群臣请建“离宫”，从节省出发，因循隋朝“仁寿宫”，略加修葺以作避暑地。贞观六年三月，唐太宗将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李世民晓谕道：“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翔。‘姚思廉传《资治通鉴》卷194所述与此略异：“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将唐太宗去九成宫的目的解释得十分清楚。九成宫居深山之中，确为避暑之佳处。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三月至十月、七年五月至十月、八年三月至十月、十三年四月至十月、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五次长住九成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九月，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官，乾封二年(667)二月又恢复九成宫之名。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二月至八月、总章二年四月至九月、咸亨元年(670)四月至八月、咸亨四年四月至十月四次长住九成宫。两位君主几乎是春去秋回，公卿相随，冠盖相望，当时有诗序记其盛况：“九成宫者，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远，得昆阆于神京；三山已沈；见蓬莱于右辅。紫楼金阁，雕石壁而镂群；碧瓮铜池，俯银津而横众壑。离宫地险，丹硐四周，徼道天回，翠屏千仞。卫尉寝蒙茸之署，将军无刁斗之警。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大谷生寒，层淮以之秋冱。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效；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郊；群公百僚，扈龙轩而北辅。春秋络绎，冠盖满于青山；寒暑推移，旌节喧于黄首。”帮‘乐府杂诗序’该诗深刻揭示了九成宫因君主的幸临所赋予的政治中心地位。
唐太宗时期九成宫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
唐太宗于避居九成宫等处时，皇太子李承乾受命理政，“太宗居谅圈，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卷《恒山王承乾。李世民离京别处之时，对李承乾缺少足够的管束和教导，“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又加上先天性足疾，唐太宗移爱于魏王李泰，“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雾隙”[】卷’《恒山壬承乾传)。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李泰也被降封。
鉴于皇太子与其他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太宗对朝臣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卷7《濮王泰传’唐太宗在九成宫等地避暑，将处理国务的权力全部下放皇太子，使皇太子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一方面导致父皇的猜忌，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皇子觊觎皇权的野心，所以宫廷政争难免。唐太宗所规定“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制度，对上述政治问题虽有所防范，但实际上使皇太子地位下降而导致储位变动，继承人的选择多受制于皇权等因素的干预，促使皇太子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疏离。
(二)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地的变迁正如《醴泉铭》“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所说，唐朝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前，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先期率部归附。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安置顺、佑等州。贞观五年，突利可汗死后，其子贺逻鹘袭父官爵。
然对于颉利可汗所领突厥残部的安置，唐太宗君臣颇多争议。有廷臣以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而秘书监魏征奏言：“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其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温彦博反驳说：“遣居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以晋代五胡乱华为例，“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温彦博用“古先哲王，有教无类”向唐太宗蛊惑说：“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援护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卷1舛上《突厥传上》唐太宗钦准了温彦博的建议，从幽州至灵州设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
[关键词]开皇律令 赋役令 隋炀帝 武德二年制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090－09
一、绪言
唐武德二年(619年)二月公布了关于赋役的王言。此王言是构成赋役令基础的重要规定。当时唐朝只是隋末群雄之一，所称王朝，徒有其名。我们难于想象每天忙于战斗的弱小的唐朝，会去准备将来实施的赋役令大纲，并将其公布。因此，有关此赋役的王言不是唐朝独自发明的方案，很可能是原封不动地继承前朝的赋役令。如果能够探明此王言同隋朝赋役令的关系，那么，就有可能根据唐朝赋役令类推出隋朝的赋役令来。虽然相关史料极少，无法了解其全貌，但至少可以获其一斑。而且，对于从税制方面研究隋唐两代王朝的基本性质，也是有益的。
唐武德律令以隋朝开皇律令为范本(《旧唐书》卷50《刑法志》)，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公布的《评王世充后赦》中说道：“律令格式，且用开皇旧法”，公开说明唐朝的律令格式继承隋朝的“开皇旧法”。据此，一般都理解为唐朝的律令格式以“开皇旧法”为基础。诚然，唐初的官制更加接近于开皇的官制。唐朝律令依据于开皇律令的见解，是否也适用于赋役令呢?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探讨唐赋役令渊源的论著，人们也就笼统地认定唐赋役令源于“开皇旧法”，这便是今日的研究现状。相信“律令格式，且用开皇旧法”的说法，认定唐朝继承了“开皇旧法”，并依此进行隋唐史的研究，这样做是否妥当?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王朝初创之时，为了使自己正当化，就会突出强调前朝之非。如果史料大量保存下来，那么，不管怎么把自己打扮得正当，因为事实清楚，就不会产生问题。但是，如果史料很少，那么。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上述具有政治意图的言辞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隋炀帝是近代以前恶名昭著的皇帝，他的政治业绩完全得不到评价。苛酷的开凿运河与远征高句丽，加上史料上明确记载唐朝律令继承开皇律令，炀帝的大业律令便成为最坏的律令，被斥为不被唐朝继承的异端而遭到无视。另一方面，唐太宗的政治被歌颂为“贞观之治”，他被评价为中国历代皇帝中难得一见的好皇帝。生活于相同时代的两位皇帝，其评价云泥之别。这样的评价是否妥当呢?
对于隋炀帝和唐太宗的评价，并不是通过绵密的史料分析得出的结果，而只是近代以前中国社会流于表面性的评价而已，它仍被不作批判地沿袭着。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再停留于表面，而必须根据整个隋唐史重新评价隋炀帝和唐太宗的时候了。本文拟考察隋唐赋役令的继承关系，从赋役令的侧面分析隋炀帝的政绩，希望能有助于检验近代以前中国社会对于隋炀帝的评价。
二、武德二年制
在论述隋唐赋役令的继承关系时，首先应列出基本的武德二年(619年)的“制”。此“制”在《通典》卷6《食货典六・赋税下》“大唐”条里记作“二年，制”，下面摘引其最为详细的记载，兹按照条款分开来列示。
二年制。
每一丁租(粟]二石。
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
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
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分以上免租，损六分以上免租调，损七分以上课役俱免。
以上记载中没有“武德”二字。由于在此条前面有明确记载“武德元年”的记事，因此，接续其后的“二年”显然就是武德二年，故省略了“武德”二字。这条记载之后是武德六年的户等制记载，所以，这里的“二年”不会是“三年”或者“七年”之讹误，肯定是“武德二年”。而且，宋版《通典》亦作“二年，制”。
“武德二年，制”的“制”，从制度上看令人感到奇妙。因为作为王言之一的“制”，是从天授元年(690年)开始出现的。因此，在武德二年不存在“制”。但是，“制”字在《隋书》和唐初的史料中并不少见。《隋书》的编纂完成于天授元年之前，显然不是因为受到回避使用“诏”字的影响而使用“制”字。这就表明在唐初已经用“制”来表示“诏”和“敕”了。《通典》卷6《食货典六》所记载的武德二年赋役的王言，虽然不清楚它何时成为编纂文献，然而，从当时“制”的用例来看，唐初有“制”，不足为奇。
《通典》之外，还有其他记载武德二年二月颁布“制”的文献。《新唐书》卷1《高祖纪》“武德二年二月乙酉”条记载“始订租庸调法”，说明武德二年确立租庸调制。而且，《唐会要》卷83《租税上》记载：
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资治通鉴》卷167“武德二年二月”条也有和《唐会要》旨趣相同的记载：
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
《册府元龟》卷487《邦计部・赋税》记载：
唐高祖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各书互有省略，所记载者皆与“制”相同。故可推知武德二年的制文，在《通典》记载之上，再加入征收“绢二丈、绵三两”作为租庸调之调，在宣布征收租庸调的同时，也明确宣言“自兹以外，不得横有征敛”。当然，事实是不能根据旁证史料的数量来决定的，但是，通过这些文献，可以确认武德二年颁布了有关赋役规定的王言。
表明武德二年颁布上书“制”的决定性史料，是《通典》卷6《食货典六，赋税下》“大唐”条中的下揭记载：
[开元]二十五年定令，诸课户一丁租调，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调绢纯布，并随乡土所出，
绢J各二丈，布则二丈五尺。输绢J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亦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赋役令规定的“课户一丁租调”是“准武德二年之制”，故武德二年颁布关于赋役的王言，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武德二年制文有所省略，故意思难通。其省略之处为“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银]钱十文”。在蕃人内附者中，上户实行以丁为对象的税钱制，次户和下户则实行以户为对象的税钱制。然而，它也有可能是“次户[丁银]五文，下户[丁]免之”的省略，而记述输羊的规定也应该补“丁”字，作“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丁]一口，下户[丁]三户共一口”。
三、武德二年“制”与唐赋役令
武德二年关于赋役的规定，既被武德七年(624年)、开元七年(719年)颁布的各赋役令所继承，也被开元二十五年令所继承。这里列出被武德七年赋役令和开元七年赋役令所继承的史料。
《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记载了武德七年赋役令的梗概如下： 途，无以吏给。
虽然大业年间征收社仓米的方法不明，但是，由于开皇年间是按照户等征收，唐代的义仓米也是本于户等，故大业年间应该也是依据户等。总之，户等制在开皇十六年(596年)已经存在。
关于(三)，《隋书》卷24《食货志》有如下记载：
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资治通鉴》将此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之课系于仁寿四年(604年)。志田不动磨、铃木俊、堀敏一、韩国磐等人将夫妇一床租粟三石变为每丁租粟二石的时间系于炀帝时代。大概在大业三年实行的大业令里规定了每丁租粟二石。而且，《隋书》卷67《裴蕴传》记载：
于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职解，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记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大业五年(609年)是以“一丁”为单位的，这是因为实施了每丁租粟二石的缘故。
关于(四)，可以明确地说，隋朝对岭南的控制，在开皇九年(589年)正月灭亡陈朝以后，这一点毋庸赘引史料。隋朝对旧陈朝统治下的江表地区给复10年，谋求在此期间确立江表的课税体系。《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
[开皇]九年，平陈……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江表”是否包括岭南，不得其详。如果包括的话，那么，岭南税米规定在开皇九年以后法制化，其实施在开皇末年。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开皇赋役令是否已经预想到了岭南的税米规定呢?这同隋朝赋役令中采用“岭南诸州”提法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隋朝在开皇三年(583年)将以前的州郡县制改为州县制，在陈朝辖区内推行隋朝的州县制度，要在开皇九年灭亡陈朝以后。《隋书》卷29《地理志》说道：
高祖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关于开皇律令的制定，有开皇二年七月说和开皇三年说。如果制定于开皇二年，那么，“岭南诸州”在制定开皇律令当初未见于令文之中；如果采用开皇三年说，则难以断言，不过，令文中可能有“岭南诸州”的说法。故制继承开皇赋役令说有其根据。
但是，即使开皇赋役令中有“岭南诸州”的说法，由于岭南尚未纳入隋王朝的版图，税米制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赋役令中是否包括徒具形式的条文呢?税米制规定于赋役令中且具有实效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隋书》卷31《地理志》“南海郡”条对其管内各县的沿革作了如下说明：
南海，旧置南海郡。平陈，郡废。又分置番禺县，寻废入焉。大业初置郡。
曲江，旧置始兴郡。平陈废，十六年，又废浈阳县入焉。
始兴。齐曰正阶，梁改名焉。又置安远郡，置东衡州。平陈，改郡置大庾县，又于此广州总管。开皇末，移向南海。又十六年，废大庾入焉。
翁源，梁置，陈又置清远郡。平陈郡废。
如此记载所示，直到开皇九年平陈、隋朝统治到达岭南为止，岭南的行政区划理所当然是由陈朝来决定的。上面所引史料就是一个例证，《隋书》卷31《地理志》所记载的岭南州县沿革，没有一例与此相矛盾的。《隋书，地理志》中岭南州县变为隋朝行政区划的时间都在“平陈”、亦即开皇九年以后，还有史料明确记载当地实行隋州县制度在开皇十年。请看下面引用的《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
东莞县，中。西北至州三百里。本汉博罗县地。晋成帝成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隋开皇十年，废郡，以县属广州。(卷34广州东莞县)
清远县，中。东北至州五百里。本汉中宿县地也。梁武帝于此置清远郡，中宿县属之。隋开皇十年，废郡。置清远县，属广州。(卷34广州清远县)
而且，还有表明实行郡县制在开皇十年以后的史料，例如：
梁大同中，于此立高要郡。隋开皇十一年，置端州。(卷34端州)
平兴县，下。西北至州八十里。本汉高要县地也。晋末分置平兴县，属新宁郡。隋开皇十二年，罢郡，属端州。(卷34端州平兴县条)
晋末，于此志晋康郡。隋开皇十二年，省晋康郡，以所领县属端州。(卷34康州)
据此，《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平陈”以后实行州县制，在开皇九年陈朝灭亡到开皇十二年左右，有一段的实施时间。从以上事实可以确认，岭南地区在陈朝灭亡之后逐渐实行州县制，在此之前则完全是陈朝的疆域。即使开皇律令不是在开皇二年而是在开皇三年制定的，其赋役令中也完全没有设立岭南诸州税米制规定的余地。因此，可以断定开皇赋役令没有对岭南诸州征收税米的规定，此规定要到隋王朝的统治到达岭南的开皇九年以后，大概创设于开皇十年到十二年间，构成开皇赋役令的追加条款。
将以上所论作个归纳，隋朝向西北边境内附蕃胡征收银钱的时间，由于史料少而不得其详。开皇十六年，三等户制成立。实行“每一丁租粟二石”，在炀帝即位之后。赋役令规定岭南诸州实行税米制，最早也要到开皇九年以后，此后所作的增补而成为赋役令的一个条款，此可确言。
隋朝统一中国，建立起可以适用于全国的赋役制度，乃开皇九年以后的税收体制。也就是说，修订的开皇赋役令被大业赋役令所继承。开皇九年以后对赋役令的修订，自然在编纂大业令的时候被采纳为赋役令的正式条文。制文四条也是开皇九年以后赋役令的追加法令和格，即是大业三年(607年)制定大业令的时候的赋役令正式条文。因此，制文四条是大业赋役令的一部分。
制文规定的赋役令中，关于岭南诸州的税米制，只有在开皇九年平定陈朝之后才具有实效性，而每丁租二石是炀帝即位后的新规定，合起来考虑，制文的规定，在隋朝作为具有实效性的赋役令条文只能存在于大业赋役令中。
关于制文继承关系的结论，从唐朝当时所处的政治状态中也能够得到说明。仅控制了关中一隅的群雄之一的唐朝，且不说更改官名和官府名称，就是在同社会关系最密切的税制方面宣言复“开皇之旧”，也是不可能实行的。反倒是采用现行税制作为唐朝的税制以巩固唐朝统治的地盘为宜。武德二年，唐朝颁布制的最大着眼点，是在宣布继承现行税制(大业赋役令)的基础上，明确宣言不征收规定以外的任何赋敛，以安定人心。如果是继承大业赋役令，因为大业年间改州称郡，所以会产生“岭南诸州”应该记作“岭南诸郡”的疑问。然而，《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甲子”条记载，高祖即位诏称“罢郡置州”，故唐王朝成立后旋改“郡”为“州”。制文中的“岭南诸州”是根据高祖即位诏所作的改动。
九、小结
分析武德二年唐初公布有关赋役的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武德二年公布了唐朝关于赋役的大纲，此大纲规定的内容，成为后来唐赋役令的基础。大纲规定“每一丁租粟二石”和以户等为基础的“岭南税米制”、“蕃户税钱制”。在尚为群雄之一的武德二年当时，唐朝关于户等制、岭南税米制和对内附蕃户的税钱制，都是一纸空文，没有现实性。要约赋役令的制的记载，以什么为根据呢?可以想到的可能性，有开皇赋役令和大业赋役令。“岭南税米制”成为现实，在于大业赋役令。而且，“每一丁租粟二石”很可能也是到大业赋役令的阶段才实现的。因此，认为制完全继承了大业赋役令是妥当的。
知识目标：了解隋唐时科举制诞生和完善的主要情况以及科举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能力目标：学会归纳、概括历史事件的能力；培养学生结合事实得出历史结论的能力；通过历史事实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情感目标：通过比较科举制与荐举、察举制的本质区别，总结科举制的影响，认识到制度的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科举制的了解，认识到这是唐朝政治上通过“选官”形式表现出来的开放胸襟，而开放是唐朝繁荣昌盛的条件之一，从而认识到当今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富强的条件，形成拥护改革开放、具备开放胸怀的情感。（强调此点，也在于教学中回应单元主题“繁荣、开放的隋唐”。）
教学方法：对比分析法、列举法、合作探究法、练习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导入：
老师：同学们，我们学校今年又选调了一名新的学校领导，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生：知道！李校长
老师：嗯，同学们很关心我们身边发生的大事情！李校长是通过自愿申报、全县统考、民主投票、群众座谈、领导考核等程序，最终竞争获胜被聘用上岗的。（如果李校长当时在现场听课，就请李校长自己介绍）
这种公开选拔和聘用制度是近几年来我国为落实“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在全国推行的干部聘用制度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现代“选官”的表现之一。（副板书：“选官”。以强化科举制作为古代选官制这一概念的形成。）
选官用人，乃国家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的选拔，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国家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其中隋唐时期进行的探索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完善。
1、 板书课题：
2、 布置任务：隋唐时科举制是怎样确立和完善的呢？请同学们带着问题看书。
按序列出：隋唐科举大事记
3、 学生说老师板书：隋文帝分科考试选官
隋炀帝 设进士科
唐太宗 扩大国学规模
武则天 亲自殿试，设武举
唐玄宗 增考诗赋
4、 提问：现在每年的中考、高考的第一名，我们怎么称呼他们的？你知道这个称呼的来历吗？
答案：叫状元。它来自于隋朝的科举制。
5、 思考探究一：隋朝为什么要实行科举制？
提示：结合隋朝初年，对人才的需要以及当时民族矛盾，南方士人的不满情绪，强调这种公开、公平的考试制度具有巩固统治，缓解民族矛盾的作用
板书：改善了用人制度公平公正
情感点：强调新制取代旧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过渡语：科举制作为重要的选官制度，到了唐朝被继续沿用并加以完善。在唐朝这个开放、繁荣的社会里，它是如何体现开放性的呢？请思考：
6、 思考探究二：唐朝是空前开放的王朝，科举制度作为重要的选官制度，是如何体现开放性的？
提示：国内：继续沿用隋公平公正的科举考试，使读书风气盛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大增多，人才辈出，各个不同身份的人都通过科举考试到各部门任职。（出示“鱼贯而出图”，列举唐著名科举人物：房玄龄、王维、 柳宗元、孟郊、韩愈、白居易、李商隐、宋之问、张籍、韦庄、贺知章）
国外：（1）唐朝的科举考试不仅局限于中国，使许多外国人也纷纷入唐参加考试并留唐任职。（学生举例子）
试问现代哪一个国家能有如此宽大的气魄和胸怀？
（2）各国纷纷沿用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方法：出示《孙中山语》《英国大百科全书》的文字材料）
板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老师渗透情感点： 开放是唐朝繁荣昌盛的条件之一，联系到我们现在，中国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我国繁荣昌盛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
过渡三：唐朝文学上的最大成就是什么？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
由唐诗引出唐玄宗增考诗赋的问题。
7、提问：唐玄宗时将诗赋作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考试内容，有什么用？
结论：唐朝增考诗赋促进了唐朝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
过渡语：考试是指挥棒，考试内容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它能反映出一个时代对人才的具体要求。
8、思考探究三：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需要，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我国的考试制度不断进行改革。你能结合自己的考试经验谈谈体会吗？
情感点：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是目前较最能体现公平公正的方法。但考试的内容、考试的方法应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9、提问：隋朝的科举始于隋朝，何时被废除？由此此出探究的话题
论文摘要: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学科之间相互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知识综合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将诗歌引进历史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超，提高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锻炼学生思维;同时提高学生审美情趣，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诗歌是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最早的样式之一，又是文学中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体裁。中国的诗歌对仗工整、讲究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由于诗歌的这些特点，使学生们对于语文中学过的诗歌印象更深刻，引进历史教学时非常方便、快捷。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现存唐诗五万四千余首。在这些诗歌中，有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如杜甫的诗，题材主要是时事与底层百姓生活。又如白居易的诗，白居易写的新乐府诗，表达了对国家的关心，对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晚唐时期的杜牧，更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吸收了很多诗歌中的名篇，他们不仅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同时有很多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对学生们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原貌也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就中国唐代诗歌与高中中国古代隋朝唐朝历史的教学整合做出如下设计。
1唐诗与隋唐政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生兴趣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但它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特别是伟大工程大运河的开凿，泽被后世。我在讲述隋朝大运河时引进了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汁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首诗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隋场帝的功过。同时也点明了隋开大运河的巨大作用。有利于学生对运河作用的理解及对历史人物的恰当评价。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知名的皇帝，他当政时，特别重视人才的引进而且能够做到知人善任，虚怀纳谏，著名的谏臣就是魏征。我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了高中语文第二册(谏太宗十思疏》，这是魏征向太宗提出的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学生们对此文比较熟悉，马上就有人背诵出其中的名句:“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高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对于魏征的敢谏善谏和太宗的善纳谏，学生已了然于心。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玄宗宠幸杨贵妃，为了她，不惜劳民伤财，讲述这一问题时，我引用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揭露了皇帝为讨妃子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很好地印证了玄宗后期不理朝政，政治腐败的现实。
2唐诗与隋唐经济史教学整合，以利于深入浅出
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很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国家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实行了新税制:两税法。这些赋税制度理论性较强，学生不易理解，于是我引用了白居易的《重赋》，“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税外加一物，皆以枉结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税法的目的之一:“爱人”，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两税法会加重人民负担。抽象的问题通过诗词的引人，既生动形象，又明白易懂。
唐玄宗前期，唐朝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出现“开元盛世”。为了说明这一段的盛世景象，我引用了诗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底俱丰实。”为了说明唐商业繁荣，引用“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用“皆闭户，人尽去作商贾”来证明唐商业非常繁盛。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杜甫的诗歌有所体现。我引用《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含蓄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盛衰之异。前两句写诗人对三十年前跟李龟年交往情形回忆，语似平淡，却流露出对“开元全盛日”的留恋之情;后两句转人写现实，记诗人和李龟年重逢的时间和地点，组含着沧海桑田的感慨。
隋唐时，江南农业进一步开发，全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在讲述农业的特点之一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时，我引用了刘禹锡的《竹枝词》“忆昨深山里，终朝看火耕”还有温庭绮的《烧歌》“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从这两首诗里，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当时放火烧山，开垦山地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从而理解并记忆唐时江南土地资源进一步开发这一特点。
3唐诗与隋腐民族关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习效果
天宝中后期，唐王朝对西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用兵，天宝八年歌舒翰奉命进攻吐蕃，石堡城一役，死数万人。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l万进攻南诏，汉军大败，死亡万人。这一段历史，杜甫的《兵车行》有记载，所以在讲述唐与少数民族战争和唐朝百姓的兵役时，我引用了其中诗句“车麟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去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用耶娘妻子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控诉兵役的繁多及战争的残酷。用老百姓违反常理的想法:“信女好”来说明兵役让男丁不能孝敬父母及兵役的繁多使民怨沸腾。
4唐诗与隋唐文化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审美情趣
第1课 繁盛一时的隋朝
一、隋朝的建立、统一和灭亡
1、隋的建立：581年，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
2、隋的统一：
时间：589年，隋朝灭陈，统一南北。
隋实现重新统一的原因：①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人民渴望统一;②北方：经过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民族界限缩小，为南北统一创造了条件;南方：江南经济的发展，南北人民要求结束分裂局面，加强双方的经济交流。③隋朝励精图治，国力强盛;陈朝统治腐败，力量衰弱。
意义：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对峙局面，开创隋唐时期三百二十余年的“大一统”局面，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3、隋的灭亡：暴政引起农民起义，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二、隋朝经济的繁荣──“开皇之治”
1、表现：人口激增，垦田扩大、粮仓丰实。
2、原因：①国家统一，社会安定;②隋文帝励精图治，发展生产;③统治者提倡节俭。
3、隋文帝在位时期，国家统一、安定，人民负担较轻，经济繁荣发展，史称隋文帝的统治为“开皇之治”。
三、大运河的开通
1、目的：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2、开通原因：①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国家治理得比较好，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这就使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具备了经济实力。②隋朝国家统一，使隋炀帝有征发几百万人的可能性。③有前代开凿的几段古运河为基础。
3、时间、人物：隋炀帝从605年起，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4、中心、起始点：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
5、长度及地位：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6、四个组成部分(自北向南)：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7、连接五条河流(自北向南)：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
8、流通七省区：(略)
9、开通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
第2课 “贞观之治”
一、唐朝的建立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李渊就是唐高祖。
思考：秦亡汉兴，隋亡唐兴，有什么共同之处?
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相同点：①秦隋都是在完成统一后很快灭亡的。秦隋后期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灭亡的原因都是统治者残暴道，政治黑暗，滥用民力，经济倒退，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尖锐。②汉唐的兴起都是统治者吸取前朝的教训，都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并且都成为影响当时世界的大国;汉唐两朝初的统治者，都勤于政事，轻徭薄赋，发展生产，都整顿吏治，任用贤良。
二、“贞观之治”
1、唐太宗采取的主要措施：①吸取隋亡历史经验教训，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②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③崇尚节俭，节制享受欲望。④合并州县，整顿吏治。⑤任用贤才、虚心纳谏：“房谋杜断”;魏征为谏臣。⑥大兴学校，发展科举。
2、效果：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历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3、评价：唐朝是我国历少有的封建盛世。唐太宗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的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见，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贞观之治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比较汉武帝与唐太宗的历史功绩
项目汉武帝唐太宗
政治实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重视人才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勤于政事，虚心纳谏;发展科举
经济将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亲临治理黄河，重视兴修水利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役和徭役
军事派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夺取河套和河西走廊，使匈再无力与西汉对抗在西域设置管辖西域的行政和军事机构-安西都护府
思想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长安兴办太学重视人才培养，扩充国学规模，增加学员。
民族关系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促进唐蕃友好
中国古代出现治世的原因：①政策因素：农民战争的作用(农民起义迫使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②政治交往因素：民族间融合和中外交往的加强。③群众作用：人民的辛勤劳动。④个体作用：杰出帝王将相的个人政治品质。
三、女皇武则天
1、我国历的女皇帝。晚年称帝，改国号为周。
2、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实行唐太宗发展农业生产、选拔贤才的政策，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第3课 “开元盛世”
一、“开元之治”
唐玄宗即位以后，“励精为治”：①任用贤才(姚崇);②重视地方吏治;③注意节俭。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开元年间的政局为之一新，史称“开元之治”。
二、盛世经济的繁荣
1、农业方面：①兴修大型水利工程。②农耕技术提高：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③茶叶生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神”。饮茶之风开始在唐朝盛兴。④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新灌溉工具──筒车。
手工业方面：①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②陶瓷业：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世界工艺的珍品)。
商业繁荣：①的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②长安城：城内分为坊和市，坊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唐都长安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4、“开元盛世”：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明显增加，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历称为“开元盛世”。
5、封建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共同原因：①继承性因素：前朝经济基础的继承。②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安定。③政治因素：国家统一、政治清明。④经济政策因素：统治者调整经济政策，鼓励发展生产。⑤经济交往因素：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和中外交往的加强。⑥群众作用：人民的辛勤劳动。⑦生产力(科技)因素：生产技术革新(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水利的兴修。
第4课 科举制的创立
一、科举制的诞生
1、隋文帝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以分科举人取代了魏晋以来九品官人的制度。
思考：隋朝为什么要采用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
师：科举制创立前(魏晋以来)，土族制度和九品中正制是做高官的基本条件。官员大多只能从高门权贵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为朝廷和国家出力。官员的选拔权力集中在地方权贵手中，不利于中央集权。利用考试选拔官员。普通读书人和贫穷人家的子弟可以自愿报名参加官府的考试，这样就扩大了选官范围，选官权力也就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
2、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3、意义：从此门弟不高的读书人，可以凭才学做官;选拔官吏的权力，从地方集中到朝廷。
二、科举制的完善
1、唐朝科举制度常设的考试科目很多，以进士和明经两最为重要。唐朝时期完善科举制度的关键人物是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
2、唐太宗：扩充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3、武则天：开创殿试和武举。
4、唐玄宗：丰富考试的内容，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
人物贡献
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诞生阶段
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科举制正式诞生
唐太宗扩充国学的规模，增加考试的人数完善阶段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 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 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 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不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荒淫残暴有如秦之二世、隋之炀帝者,也是极为罕见。秦二世,是以阴谋手段篡改遗诏,窃取大宝;隋炀帝,是以卑鄙伎俩夺得太子宝座,然后又弑父自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位暴君都不惜大肆杀戮宗室与国家干城,其手段之酷烈,令人发指。皇位甫定,二位暴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又都不惜聚敛天下之财力以供一己之用,导致天下民怨沸腾。在镇压人民反抗上,二人又表现同样的残忍与暴虐。秦二世,“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隋炀帝甚至说:“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滥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隋书·裴蕴传》)。正是他们,使王朝前期的种种灾患迅速加剧,最终将锦绣河山尽数输于他人之手。三、基本特征十分相同的秦末起义与隋末起义
发生在秦末与隋末的两次农民大起义,又具有着诸多相似的特征。
首先,促使这两场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暴政。秦与隋,都是仅仅只存在一、二十年的短命王朝,而且皆上承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土地兼并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秦末与隋末并不异常尖锐。
其次,起义军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暴政与暴君。秦末,陈胜、吴广和刘邦等人在起义前的舆论宣传都是:“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高祖本纪》)。此外,陈胜被陈地乡绅、豪强赞为“伐无道,诛暴秦”,刘邦则被郦食其当场点化:“足下必欲诛无道秦”(同上)。隋末,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包围东都洛阳之后,了李密撰写的讨炀檄文,揭露炀帝十大罪状以相号召,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
第三,两场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都是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最后,两场起义的参加者除以农民为主体外,都吸引了大量的旧贵族、旧官僚以及封建士人参与其中,因而带有全民的性质。
上述这些共同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的末年大起义中,很难全部看到,因而也带有着很强的特殊性。四、秦隋制度建设成就及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
秦、隋二朝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前者,集战国时期制度变革之大成,建立了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县制度等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度,开二千余年封建主义专制体制之先河。后者,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新型政治体制,从而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秦、隋所创立的制度体系,基本上被后起的汉、唐王朝全盘继承,这就是早已成为定论的“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这一历史说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其所须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及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等,它们假秦、隋统治者之手而生,却不必陪伴秦、隋的夭折而亡。Pl&mr(+Oi?n) 9g (c} szn0hBI-lc|kI*工商管理论文/_d{%6N9ig)T: |5?=C(+INC_
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其中的相似还表现在制度的创建者与继承者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上。作为制度的创建者,秦、隋都没有能够充分地享有自己在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皆短命夭折。而作为制度建设的继承者,汉、唐却在前人所建造的巨大基础上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治久安的国祚绵延。前者长达214年,(前206—公元8年), 后者更是长达290年(618—907),在中国封建王朝国运短长的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四,并且籍新制度之功分别创建了中华民族最为辉煌、至今引以为骄傲的两个历史时代。历史假秦、隋之手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草创,又分别假汉、唐之手完成这个时代的辉煌,秦汉、隋唐之间这种王朝的接力,在中国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五、汉唐初年治国方针的清静无为与借武修文论文秦汉隋唐现象论略 汉、唐的创立者们在建国初年都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休息政策和偃武修文的施政方针。
西汉初年,奉高祖之命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陆贾深刻地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为国者只有以柔道治国,才能获得长治久安,即所谓“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持续长达七十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统治初年,取得了极为显着的效果。
唐代武德初年,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见《全唐文》卷一《阅武诏》)。李世民即位后,进一步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他还以养病喻治国:“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魏郑公谏续录》)。对国家在恢复时期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唐初还制定了严禁大兴土木的法律,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非法兴造》)。此外,凡起人功,都必须向尚书省上报所使用人力的多少,否则也要“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使清静无为由方针、纲领完善成为制度与法规,从而也取得了其它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战火废虚上的历代王朝,建国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由于汉、唐上承秦、隋暴政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极度凋弊,加上最高统治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对前朝之弊作出客观的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上又能较为严格坚决地予以执行,遂使汉、唐初期的无为而治不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对治世典型与盛世典范的出现。六、封建治世的两个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封建社会国祚延续较长的王朝,都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一次所谓的“治世”。在历代的“治世”中堪为典范、最为后人称道的又当属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的贞观之治。
一、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
灵武郡（治今宁夏灵武）白榆妄大约是最早反隋连结突厥的势力。《隋书·炀帝传》载，大业九年（613）正月，白榆妄起兵反隋，“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大业十一年（615），又有上谷郡（治今河北易县）人王须拔自称漫天王，魏刁儿自称历山飞，起兵反隋，建国号燕，“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赵”。
大业十三年（617），是中原势力连结突厥起兵反隋最多的一年。
大业十三年四月，金城郡(治今甘肃兰州)豪强薛举起兵反隋，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数日间，连克抱罕、鄯州、廓州，尽有陇西之地。七月，称秦帝于兰州，迁都秦州（天水郡）。谋主郝瑗“劝举连结梁师都，共为声势，厚赂突厥，饵其戎马，合从并力，进逼京师”。薛举于是厚贿突厥，合谋进取长安，莫贺咄设（后为颉利可汗）答应以兵相随。长安作为隋朝都城，具有重要的政治、战略地位，是反隋势力共同觊觎的地方。太原李渊大业十三年五月起兵，七月率兵西进，一路过关斩将，已于十一月抢先一步占据长安。次年四月，李渊登帝位建唐朝。面对薛举的挑战，李渊亦急忙遣使突厥，不仅贿以大量金帛，而且许诺割让五原(治今内蒙五原南)及榆林(治今治今内蒙托克托南)二郡，与突厥以灵州为界，[1]条件是莫贺咄设不仅不援助薛举，而且与臣服突厥的五原郡太守张长逊共助唐军。五原、榆林地处河套，是中原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天然防线，东突厥既得金帛，又将与中原的分界线向南推进数百里，自然更愿意与唐交易，因此转而支持唐军。“（突厥）发兵举长逊所部会秦王（后为唐太宗）军”。[2]唐军得突厥之助，几经争战，终于在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彻底消灭了薛举西秦政权。而突厥“遣处罗之子郁射设率所部万家入处河南之地”，[3]也将势力扩张到河套地区。
张长逊原为隋五原郡太守，“天下大乱，遂附于突厥，与莫贺咄设结为兄弟以自固，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勤”。李渊建唐朝，长逊又以郡降唐，授五原太守。实际上与突厥、唐朝都保持臣属关系。在薛举联络突厥进攻长安的活动中，长逊积极阻止突厥支持薛举，“伪为（唐）诏书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突厥乃拒师都等使”，[4]又与突厥共助唐军讨伐薛举，因功授唐丰州总管。此后，唐遣右武候骠骑将军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至丰州而始毕死，诏留金币，突厥大怒，欲南渡入寇，长逊又遣高静出塞，以币作为始毕赙赠之礼，消弭了一场战事。由于长逊长期驻镇丰州，与突厥有密切关系，朝廷担心他仍首鼠两端，与唐不利，因此武德四年（621）四月，长逊自请入朝，与突厥断绝往来。
武威郡（治今甘肃武威）李轨，因薛举作乱，被众人拥戴起兵，以护其郡。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不久，攻陷张掖、敦煌、西平、?⒑保?∮泻游魑蹇ぶ?亍N魍回赎骆赌强珊怪?茔诖锒茹谏枋痹诨崮?ㄖ校?猿瓶珊梗?识?в嗥锔焦臁9煲嗖扇〗嵩??回剩??猛鹿然氲牟呗裕?5]以巩固河西之地。
大业十三年二月，刘武周斩隋马邑郡太守，自立为太守，成为割据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的地方势力，遣使附于突厥。雁门郡隋军合兵讨武周，围于桑乾镇，突厥闻讯救援，与武周共败隋军。武周仗势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以宫人赂突厥，始毕可汗回报以马，武周兵威益振，又陷定襄等地。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遣以狼头纛。武周因此称皇帝，建元为天兴。武德二年二月，突厥以五百骑授武周，使攻太原，南向争天下。武周率兵破榆次县，陷介州，攻下唐根据地太原。接着又下晋州，取浍州，唐河东之地丧失殆尽。关中大骇。十月，唐尽发关中兵反攻，突厥转而帮助唐军，“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6]武德三年四月，武周在唐军和突厥的连手进逼下，弃太原，率百骑亡奔突厥，其部下宋金刚收其亡散以拒唐军，人不从，亦率百余骑奔突厥。此后，金刚欲回上谷，被突厥追获，腰斩。武周谋归马邑，亦被突厥所杀。东突厥为何转变态度，我们下面讨论，此处不赘。
武周死后，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但加强了对马邑郡的控制，令“郁射设督兵助镇”。唐开始与突厥争夺马邑郡，高祖遣使谕降。君璋部将高满政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君璋不从。君璋在众人的逼迫下奔突厥，满政以城降唐。明年，君璋引突厥攻马邑，尽杀满政及其党，退保恒安。君璋后因所部离散势蹙，请降唐朝，唐许之，但因突厥颉利可汗遣使召之，又犹豫不决。其子孝政认为，刘武周之事足为殷鉴，突厥不可信，应赶快降唐；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恒安险固，“突厥方强，为我唇齿。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7]君璋遂将唐使者送交突厥，并与突厥合军寇太原北境。直到贞观元年（627）颉利政乱，知突厥不足恃，君璋才率部降唐。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朔方郡(治今内蒙白城子)梁师都据郡反。师都代为该郡豪族，仕隋为鹰扬郎将。至此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遣兵掠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即皇帝位，称梁国，建元为永隆。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师都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武德二年（619），师都与突厥数千骑南下寇掠延安郡，被唐军击败。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打败刘武周，师都部下人心涣散，大将张举、刘?F相次降唐，师都大惧，因遣使劝处罗可汗南下侵唐，并表示愿为向导。处罗可汗因此谋划兵分四路进攻唐境：莫贺咄设入自原州（今宁夏固原）；泥步设与师都入经延州，处罗入自并州，突利可汗与奚、?、契丹、??入自幽州，并与窦建德会师于晋州、绛州。后因处罗发病死，计划未能实现，但西线莫贺咄设已寇凉州等地。唐决心教训师都。高祖悉发边兵进击师都，拔其东城。师都退据西城，求救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以劲兵万骑救援之。此后，师都因错斩来降的稽胡大帅，部众疑惧，多叛降唐。为了挽回颓势，报复唐朝，师都又面见颉利，献计入侵唐地，“自此频致突厥之寇，边州略无宁岁”。[8]唐武德九年（626），突厥颉利可汗入寇，一直打到长安西郊渭桥，唐朝几乎灭亡，也是师都的计谋。唐太宗为了消弭师都之患，采取了各种办法，如劝降、反间计、毁其稼禾、大军讨伐等等。贞观二年（628），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军讨之，刘?F、刘兰率劲卒直据朔方东城逼之。颉利可汗又遣兵援师都，唐军破之。最后，师都堂弟斩师都，诣唐军降。师都自起至灭凡十二年，是与突厥勾结最密切，割据时间最长，对唐朝统一事业阻碍最大的一个割据势力。
隋末唐初，刘季真、郭子和屯据北边，勾结突厥，与刘武周、梁师都递为表里。
刘季真是离石胡人。其父龙儿隋末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季真为太子。龙儿为隋将所斩，其众渐散。李渊起兵，季真与弟六儿复举兵，引刘武周之众攻陷石州。又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儿为拓定王，甚为边患。后被唐军所杀。
郭子和大业末为左翊卫，犯罪徙榆林。见郡内大饥，引敢死之士斩官吏，开仓赈穷乏，自称永乐王，建元为正平。有众二千余骑。因人少势弱，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始毕可汗，送子为质，以求自固。突厥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不敢当，改署屋利设。武德元年（618），李渊建唐于长安，子和遣使归唐，授榆林郡守。实际上亦采取南北两属的办法求自保。武德二年（619），子和袭梁师都宁朔城，克之。又探听东突厥消息报告唐朝，为处罗可汗候骑抓获，囚其弟。子和得罪突厥及师都，孤立危殆，武德四年（621）率众南徙。唐置于延州故城，赐姓李。
大业末年，沧州人高开道随河间人格谦起兵反隋，谦死，开道进陷北平郡、渔阳郡，以渔阳（治今河北蓟县）为都，自立为燕王。窦建德围唐幽州总管罗艺，开道救之，因随艺使者入朝，唐授蔚州总管、上柱国、北平郡王，赐姓李。武德五年，幽州大饥，开道以给粟为诱饵，扣留罗艺三千兵马，与罗艺决裂，因而北连突厥以为后盾，重称燕王。开道频繁引突厥南下寇掠，恒、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颉利可汗攻马邑，以开道兵善为攻具，又与之共陷马邑。待天下大定，开道欲降唐，自觉翻复无信，又恃北面突厥势众而不降。最后，被部将张金树等逼自杀。
罗艺本为隋虎贲郎将，大业末自称幽州总管。武德三年（620），奉表归唐。曾率兵与唐太子建成击刘黑闼及突厥于?持荩?蚬Π葑篑次来蠼??！笆蓖回事盼?芑迹?砸账赜型????币乃???钜员竟倭焯旖诰??蜚?荨薄5?兆砸晕?Ω呶恢兀?匏?迪拢?薰逝够骼钍烂竦氖窒隆4?烂窦椿实畚唬ㄌ?冢??站宀蛔园玻?贸品蠲苴?毡?氤??手谌刖葆僦荨L凭?ブ??耙沾罄＃??拮樱?胧?倨锉加谕回省保?9]在宁州界被左右执杀。可见突厥是中原反叛者的避难所，像罗艺这样威震突厥的名将，一旦有难，亦投奔突厥。
王君廓亦曾欲以突厥为避难之所。君廓为唐幽州都督，骄纵不法，贞观元年（627）被征入朝，疑长史李道玄告发自己，杀驿吏，逃奔突厥，道中被百姓所杀。[10]
窦建德大业十三年（617）正月在河间（治今河北河间）自称长寿王，年号丁丑，割据河北。武德二年（619），引兵讨伐弑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于聊城，得胜入城后，先谒隋萧皇后，与语称臣。时王世充奉隋越王侗于洛阳，建德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朝拜侗。武德二年（619）四月，世充废侗自立，建德亦自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言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封炀帝之孙政道为郧公。建德亦依靠突厥以壮兵势。突厥可贺敦隋义城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孙政道，建德勒兵千余骑送之入蕃，又传化及首以献公主。突厥后封政道为隋王。建德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后因兵援王世充，武德四年（621）七月被唐军消灭。
王世充是隋朝官吏，深受炀帝宠信。宇文化及弑炀帝，世充奉隋越王侗于东都洛阳。武德二年（619）四月，废侗，自立为皇帝，建元开明，国号为郑。武德三年（620），突厥为了实施四路侵唐的计划，主动与世充联系。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世”。七月，唐军东征王世充，突厥又遣使与王世充暗中联系，被唐潞州总管李袭誉击斩，突厥使者牛羊万余也被唐军获得。[11]世充参观派使者王文素劝颉利扶植隋炀帝之孙政道：“昔启民为兄弟所逼，脱身奔隋，赖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孙，可汗宜奉杨政道以伐之，以报文皇帝之德。”[12]颉利因此每年入寇唐境。武德四年（621）六月，世充在唐军的进逼下降唐，同年被仇家所杀。
刘黑闼是窦建德的旧部。建德败，武德四年（621）七月，故将拥黑闼起兵于漳南县，自封大将军，移书赵、魏，建德将士杀官吏以应。黑闼北连高开道，兵锋甚锐。又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骑从之。黑闼借助突厥的力量，半岁悉复建德故地。徐圆朗举齐、兖之地附于黑闼，其势益张。五年（622）正月，黑闼以?持菸?迹?坪憾?酰?ㄔ??煸臁L铺?诘嚷蚀缶?骱阢耍?阢说榷?偃送霰纪回省I蕉?蕉āA?拢?阢讼蛲回式璞?苌蕉???障じ垂实兀?炊?持荨A?辏?23）二月，终被唐军打败。
李仲文为唐并州总管，信惑妖邪，以为有龙附己，当得天下，因此与突厥通谋，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处河北之地，仲文则引突厥从太原攻长安。但因事泄，未成。武德三年（620）二月，仲文被征入朝，伏诛。[13]
李渊太原起兵之初，刘文静劝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李渊遂与始毕可汗手书，愿与突厥连合，以迎隋主名义，向南扩张，“征发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始毕可汗回称，“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我不能从”。于是，李渊决定“改旗帜以示突厥”，遣使报始毕。始毕遣柱国康稍利、级失、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到太原交市，许诺遣兵随李渊攻长安，“多少惟命”。李渊认为突厥多来无用，数百即可，一防刘武周引突厥为边患，二借突厥的声势。于是遣刘文静往聘，“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14]突厥不仅在李渊起兵之初促其公开易帜，而且在李渊攻取长安时提供了军事援助。此后，在唐消灭薛举的决战中，讨伐刘武周的战事中，突厥都曾助唐战斗。不过，一旦唐朝显现出一统中国的气象，突厥马上转而为敌。唐与突厥的关系，将另篇详述，此处从略。
综上所述，隋末唐初，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薛举、李渊、李轨、刘武周、苑君璋、张长逊、郭子和、刘季真、梁师都、高开道、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十几个军阀势力都曾结援突厥，隋朝后裔杨政道也曾在突厥的扶植下建立傀儡政权，罗艺、王君廓叛唐虽未逃到突厥，但曾以突厥之地为避难之所，李仲文起兵割据虽未成功，也曾与突厥筹划通谋。东突厥是隋末唐初中原军阀势力的后盾，也是内地战乱兵争的策源地。
二、东突厥各阶段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政策措施
隋末唐初，东突厥处理中原各势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政策措施。这套政策措施总的来说，就是分化操纵中原的各派势力，维持分裂割据的局面，确立巩固东突厥的霸主地位。具体说来，东突厥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政策措施。根据这些政策措施的特点、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当隋朝尚为统一国家之时，突厥竭力支持各地势力反隋起兵，造成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以便从中称霸。这一阶段主要是始毕可汗在位期间，时间大体在大业九年（613）至武德二年（619）二月。如前所述，大业九年灵武郡的白榆妄、十一年上谷郡的王须拔、魏刀儿、十三年金城郡的薛举、马邑郡的刘武周、朔方郡的梁师都、太原的李渊、五原郡的张长逊、武威郡的李轨、离石郡的胡人刘季真、榆林郡的郭子和，以及后来渔阳郡的高开道、洛阳的王世充、河间郡的窦建德、刘黑闼等都向突厥称臣纳贡，寻求支持。突厥对这些反隋势力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突厥这一阶段反隋立场，充分表现在对割据势力的封号上，如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郭子和为“平杨可汗”，此“定杨”、“平杨”之“杨”，都是隋皇杨姓之“杨”，其义都是要平定杨隋。东突厥通过支持这些中原势力，确实摧毁了隋朝的统治，并且乘机确立了霸主地位，不仅成为中原势力共奉的宗主，而且将辖地直接扩张到河套地区。不过，这一阶段突厥对中原的干预，大体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原军阀势力尚作为主力在前台活动。
第二阶段，当隋朝已经土崩瓦解之时，突厥改而奉行扶植隋朝后裔的政策，企图建立一个突厥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作为诸割据势力的共主，以维护突厥的霸主地位。这一阶段主要是处罗可汗在位期间，时间大体在武德二年（619）二月至三年（620）十一月。武德二年二月，始毕可汗死，其子尚幼，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始毕可汗之妻隋义成公主按突厥风俗又妻处罗可汗。义成公主作为隋皇室成员，力主扶植隋朝后裔。处罗可汗说：“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15]亦赞成复隋。不过，处罗并不是真正从道义出发，而是鉴于当时的形势，扶植后隋傀儡政权对突厥有利而奉行复隋政策的。于是在新可汗继位伊始，突厥就开始了政策措施的转变。首先，处罗可汗、义成公主将隋炀帝萧皇后及其孙政道等从窦建德处迎到突厥。然后，立政道为隋王，奉隋后，居于定襄城，令在突厥境地的隋人皆隶其下，有众万人，行其正朔，置百官，成立后隋傀儡政权。接着，力图让各割据政权聚集到傀儡政权的旗帜之下。如刘武周死后，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统帅刘武周余众。行台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行台虽然有比较完整的军政系统，但本身不是独立政权。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说明君璋至少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其时，刘武周已死，马邑郡割据势力已无相应“中央”，而君璋之职由突厥委任，行台非突厥官制，而是中原官制，因此，这个“中央”只能是突厥掌控下的隋王政权。[16]突厥此前扶植割据势力大都以可汗为名，此时却以行台著称，名称的变化充分体现了突厥政策的变化。吴玉贵先生说，此“标志着突厥政策转化的完成”，甚确。另外，薛宗正、吴玉贵先生均认为刘武周之败死，也是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产物。武德二年(619)二月，突厥曾助武周侵占太原，但武德三年(620)六月，突厥又助唐夺回太原，杀武周。薛先生说，处罗抛弃武周，“是复隋反唐政策的具体贯彻执行”。吴先生说，突厥从反隋到复隋，“这种转变首先影响了突厥政权与以‘定杨’为号召的刘武周割据政权之间的关系”，“刘武周因此失去了突厥的支持”。[17]可备一说。接下来，突厥计划帮助隋王扩展地盘。武德三年（620），突厥计划兵分四路侵唐，其中一路攻并州（太原），就是为了安置隋王，“谋取并州置杨正道”。[18]不过，处罗将出师而卒，未果。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做法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有必要说明的是，颉利可汗上台以后仍实行复隋政策，颉利可汗为隋义成公主所立，义成公主又嫁颉利，义成公主不会改变复隋主张，颉利也不会反对复隋政策。《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载，义成公主从弟杨善经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劝颉利：“‘往启民兄弟争国，赖隋得复位，子孙有国。今天子非文帝后，宜立正道以报隋厚德。’颉利然之，故岁入寇。”[19]充分说明了颉利的态度。不过，以后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活动已无甚影响和作用，突厥政策的重心已转移到与唐为敌，因此，我们将第二阶段的下线定在武德三年十一月处罗可汗之死时。
第三阶段，当唐朝逐个翦灭割据势力，显现统一中原气象的时候，突厥转而与唐对抗，以挽救突厥的霸主地位。这一阶段主要是颉利可汗前期，时间大体在武德三年（620）十二月至贞观四年（630）。处罗可汗后期实际上已计划与唐为敌。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打败刘武周之后，梁师都大将相次降唐，师都大惧，遣使劝处罗可汗侵唐，说：“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20]非常准确地反映出割据势力依附突厥的原因，及当时形势的变化。唐朝作为统一中原的强大力量，渐次消灭了薛举、武周等割据政权，中原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复存在，不仅威胁到师都等残余割据势力，而且威胁到突厥的霸主地位。突厥不得不考虑转变政策，处罗可汗因此一反过去既支持又骚扰唐朝的做法，决心全力对付唐朝。处罗可汗策划了一个庞大的侵唐计划，兵分四路进攻唐境，并策动唐并州总管李仲文作内应，联络王世充相呼应。不过计划未实施而处罗死。颉利可汗上台后，全面推行反唐计划，几乎年年与唐大战，而且，一改过去幕后指挥的做法，直接出马作主力，其它割据势力则成为协从力量。武德四年(621)，突厥伙同高开道与唐争夺雁门及河东其它地，败。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分兵三路，分别由幽州、雁门、原州侵唐，颉利亲自率十五万骑从雁门入寇。唐派郑元寿许以“币帛皆入可汗”，突厥退兵。武德七年（624），突厥改从关内道进攻，三月、七月、八月，频犯原州，抵达陇州、歧州，东距长安四百余里，长安告急，李世民巧施离间计，颉利叔侄互相猜疑，退兵。武德八年（625）七、八月间，突厥又自灵、相、潞、沁、韩、朔等州全线南下进犯，败。武德九年（626）八月，突厥再次南下入寇，兵逼长安西郊渭桥，唐朝贿以金帛，突厥退兵。此后，突厥内部矛盾激化，突利可汗、郁射设相继降唐，薛延陀联盟反攻突厥，贞观三年（629），唐军出兵，四年（630），俘颉利，东突厥终于灭亡。
三、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几种方式
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有几种方式，一为政治册封，一为军事援助，一为送子为质。
一，政治册封。突厥对来附的割据势力多进行册封，以确定双方的政治隶属关系。如始毕可汗册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遣以狼头纛；册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遗以狼头纛；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改署屋利设；张长逊与莫贺咄设结为兄弟，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勤；处罗可汗立杨政道为隋王；封苑君璋为大行台；突厥与李仲文通谋，许立仲文为南面可汗，处河北之地，事泄未成；又有刘季真，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
突厥册封这些割据势力可以分为册与封二种。册指册立突厥系统的官爵，封指封立中原系统的官爵。可汗、特勤、设属突厥系统官爵，可汗是突厥最高统治者称谓，特勤是可汗子侄称谓，设是突厥掌兵权的重要官称。天子、王、行台则是中原系统的官爵，天子是最高主宰，王的地位仅次于天子，行台为中央派出机构首脑。而狼头纛是突厥属部的象征。就上列情况看，第一阶段，突厥始毕可汗对来附的割据势力，主要册授突厥系统的官爵，如册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李子和为屋利设，张长逊为割利特勤，并授刘武周、梁师都象征突厥属部的狼头纛。刘季真此时也自称为突利可汗。始毕也封中原官号，如封梁师都为解事天子（郭子和为平杨天子，未受），但数量较少。第二阶段，突厥处罗可汗主要封授中原系统的官爵，如封杨政道为隋王，封苑君璋为大行台。虽也许诺李仲文为南面可汗，但未成。第三阶段，颉利可汗基本未行册封。这三个阶段的册封状况与突厥三个阶段的政策策略特点基本吻合。第一阶段，始毕可汗主要想建立以突厥为宗主的霸权地位，因此多将割据势力纳入突厥官爵的系统，以此作为臣属突厥的标志。第二阶段，处罗可汗主要想通过建立傀儡政权，控制中原北方势力，因此多封中原官号。李仲文是个特例。仲文是唐将，无割据的根据地，突厥策动其反唐，于是允封南面可汗。第三阶段，割据势力已渐次消亡，突厥成为唐朝的主要对手，因此颉利可汗未能册封。这三个阶段册封的特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与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目标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突厥所封中原官号中，梁师都受的是双重称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梁师都地处关内道北部，是与突厥关系最密切、存在时间最长、对中原统一阻碍最大的割据势力。梁师都在隋末唐初混乱中的破坏作用之大，与突厥对他的册封之重成正比，从中可以看出突厥册封中原割据势力的意图和作用。突厥对杨政道既未册为可汗，又未封为天子，而是封为隋王，也值得注意，此与政道在突厥策略中的作用和地位大有关系。突厥希望以隋朝后裔为号召，聚集中原北方的割据势力，因此不授政道突厥官号；但是，政道只是突厥手中的傀儡，因此突厥不以天子称之，而降格为隋王。突厥对政道的处置反映了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真正用心。
二，军事援助。突厥对来附的割据势力几乎都给予了军事援助，可以说，军事援助是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主要手段。大业十三年（617）二月，马邑郡刘武周起兵反隋后，隋雁门郡官军合兵讨武周，突厥闻讯救援，与武周共败隋军，使武周未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武德二年（619）二月，武周欲南向争天下，突厥授武周五百骑，武周借此破榆次、介州、太原、晋州、浍州，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武周死后，其部下苑君璋也依靠突厥援助，尽杀降唐的部属，并与突厥合寇太原北境。武德二年，突厥派数千骑助梁师都南下掠延安郡，扩张势力。武德四年（621），唐进击师都，颉利可汗以劲兵万骑援救之。贞观二年（628），天下大定，师都割据势力仅存，唐军直逼师都朔方东城，颉利可汗又遣兵救援，师都得以苟延残喘。武德四年（621）七月，刘黑闼起兵，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骑从之。黑闼借突厥之力，半岁悉复建德故地。武德五年（622），唐平定山东，黑闼等人亡奔突厥，六月，借兵于突厥，又寇山东，旬日悉复故地。武德五年，高开道重称燕王，引突厥南下寇掠恒、定、幽、易等州，扩展势力。唐朝在与群雄争夺天下的初期，也得力于突厥的援助。起兵之初，始毕可汗遣千骑助李渊夺取长安。武德元年，突厥发兵会秦王军，助唐消灭薛举西秦政权。武德三年，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助唐夺回太原，最终灭亡刘武周。突厥的军事援助，促使唐朝发展壮大起来。这些都是突厥军事援助中原势力的实例。
突厥对中原北方军阀势力的军事援助，不仅体现在出兵援助方面，而且体现在武力后盾方面。比如窦建德称帝，北依突厥以壮兵势；武德四年（622），苑君璋势蹙欲降唐，又恃“突厥方强，为我唇齿”而不降；武德五年（622），高开道势蹙欲降唐，又恃突厥势众为援而不降；武德五年，唐平山东，刘黑闼亡奔突厥，以此为基地东山再起；罗艺、王君廓叛唐，欲以突厥为栖身之地；李仲文以为有龙附身，将图天下，与突厥合谋反叛，等等，都体现了突厥以武力支持为后盾，分裂中原，阻碍统一的作用。
三，送子为质。郭子和大业末自称永乐王，有众二千余骑，因势单力弱，北附突厥始毕可汗，送子为质，以求自固。见于史书记载送子突厥为质的似仅此一例，但有此一例也能说明突厥曾经以这种手段控制中原的割据势力。
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政策措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利益为重。唐高祖曾评价突厥：“见利即前，知难便走。……胜止求财，败无惭色。”[21]可以视为当时人对突厥这一特性的认识。突厥重经济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支持中原反隋势力，换取子女玉帛。北方群雄皆以两种方式结援突厥：政治上臣属于突厥，经济上贿赂突厥。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遣刘文静使于突厥，文静许诺事成之后，“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遂“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22]刘武周破楼烦郡，“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则以兵相助。薛举欲取长安，“厚赂突厥，饵其戎马”，于是突厥莫贺咄设答应以兵相随。窦建德送萧皇后及宫人于突厥，“多赍金帛，重赂突厥，市马而求援”。[23]这些都是突厥得经济贿赂，支持反隋势力的实例。
2，以经济利益的得否，决定战端的开启或进退。武德元年，唐遣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未至而始毕死，诏留金币，突厥大怒，欲发动战争，南渡入寇，后来张长逊以币作为赙赠之礼，突厥才引还，消弭了战争。武德五年八月，突厥兵分三路南下侵唐，唐派郑元寿充使议和，元寿对颉利可汗说：“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赍，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24]物质诱惑打动了突厥，颉利终于撤兵返塞。武德九年，突厥再一次大举进攻，进逼长安，唐太宗认为“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李靖献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25]又一次以金帛换取了和平。
3，以贿赂的厚薄，决定支持的对象。突厥与十几个中原北方政权都有政治隶属关系，这十几个政权的利益互相矛盾，有时甚至尖锐对立，在他们都向突厥求援的情况下，突厥究竟支持何方，既不取决于双方关系的近密程度，也不取决于允诺的先后，而是取决于提供经济利益的厚薄，突厥甚至不惜失去信义，撕毁以前的协议，改变支持的对象。武德元年西秦与唐朝的长安之争，就是典型的例子。薛举采郝瑗之谋，厚赂突厥，饵其戎马，以期合从并力，进逼京师。突厥答应以兵相助。但是，已据长安的唐朝，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亦遣使突厥，不仅贿以大量金帛，而且许诺割让五原及榆林二郡，唐朝所提供的利益远远超过西秦，因此，突厥不惜中途变卦，转而支持唐朝，致使西秦功败垂成，最终被灭。武德三年刘武周与唐朝的太原之争同样如此。武周以隋宫人贿赂突厥，突厥以五百骑授武周，使攻太原。武周在突厥的帮助下，攻下太原及整个河东，但是，就在武周准备乘胜前进，直捣长安时，唐朝开始反攻，突厥也一改初衷，帮助唐军夺回太原，致使武周功亏一匮，最后覆亡。突厥为什么转变态度，史书没有交代，学者们认为应是突厥转变政策，支持隋朝后裔的结果。我们认为，这应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是唐朝与突厥的交易。[26]史书记载，战后突厥与唐朝瓜分战果，唐收复太原及河东大部分地区，突厥获得太原城众多美妇人，又留伦特勤及数百人“助唐镇守”太原，并留兵戍守石岭（在太原以北）以北。可见唐朝与突厥又有一次交易。这种交易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有更多的经济内容。新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唐高祖对突厥“前后赏赐，不可胜纪”，“赐与不可胜计”，突厥“多须求。帝方经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贷，赠赉不赀，然而不厌无??之求也”，等等，可知唐贿赂突厥次数多且数量大，史书并未完全记载下来。综合所有情况可以推知，刘武周与薛举一样，也是唐朝对突厥的贿赂，断送了他们与突厥的联盟。
4，分裂操纵中原势力，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突厥社会生产结构单一，决定了其经济脆弱和不完整，平时情况下，突厥需要中原农业经济的补充，天灾地害时，更需要中原农业经济的救济，中原分裂战乱时，正是突厥攫取中原物资的最好时机，这就是突厥为什么要维持天下分裂局面的原因，也是为什么突厥在中原分裂时能够强大的原因（突厥两度强大：周齐时代、隋末唐初，都是中原的分裂时期）。
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是隋末唐初最突出的历史现象，但并不是此时才出现的新现象。事实上，正如中原农业民族惯于使用这种手法对付游牧民族一样，突厥也早已使用这种手段对付中原农业民族。林恩显先生说，“在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长期生存竞争历史中，双方均善于利用对方国内的矛盾、冲突，加以离间分化，在中原谓之‘以夷制夷’；在北亚称为‘以汉制汉’，此乃敌对双方竞争中最经济的手段，可谓不出一兵一卒而瓦解敌国于千里之外”。[27]所说甚是。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边政措施，一是沿袭了突厥的传统，二是借鉴了隋朝的经验。
北周、北齐时代，是突厥第一个强盛时期，据《周书·突厥传》记载，“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轹中夏志”。“（周）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突厥），以为外援。”周、齐两政权互相敌视，皆连结突厥，而突厥与北周和亲，关系更近，俟斤两度“请举国东伐（齐）”。俟斤死，其弟他钵可汗立，仍与北周和亲，周“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但是，建德六年（577）北周灭亡北齐，突厥改变了态度，竭力帮助北齐复国：“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自马邑战败，北奔突厥，他钵立绍义为齐帝，召集所部，云为之复雠。”以后，“宣政元年（578）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杀略居民”，“是冬，他钵复寇边，围酒泉，大掠而去”，等等。突厥先支持北周达北齐，后扶植北齐余孽打北周，都是为了维持中原的分裂状态，从而维护突厥自身的利益。他钵曾骄傲地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周、齐）孝顺，何忧无物邪。”典型地反映出中原分裂，突厥得利的现象。隋朝取代北周之后，突厥仍使用这套做法，支持北齐余孽高宝宁向隋进攻，只是突厥及其支持的分裂势力已不是隋朝的对手，分裂之梦彻底打破。所以说，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是有历史传统的。
隋末内乱，给突厥提供了又一次使用这种手段的机会，而这一次，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政策和手段，无论从对象还是范围或力度来说，都已大大超过周齐时代。这一时期突厥分化操纵的对象已不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政权，而是十几个互相争斗大小不一的政权。这一时期情况复杂得多，突厥运用分化操纵的手段也娴熟得多。突厥政策措施的进步，是借鉴了隋朝经验的结果。
隋朝前期分化离间突厥的政策非常成功，突厥因此分裂为东、西二部，并在三十多年中内战不已，隋朝因此成为强大的帝国，并通过控制东突厥，有效地控制了东北亚诸少数民族。[28]但是，隋朝后期这一套做法却行之无效了，裴矩以东突厥部众强盛，献策以宗女嫁始毕之弟叱吉设，拜其为南面可汗以分始毕之势，但未成功，叱吉设不敢受，始毕闻而大怨。裴矩诱杀始毕宠臣史蜀胡悉，也被始毕识破，最终导致大业十一年东突厥与隋朝决裂，始毕可汗率几十万骑兵围隋炀帝于雁门郡城，后因援兵赶到，加上可汗妻隋义成公主遣使告“北边有急”，始毕可汗才解围而去。时人后者皆怪裴矩技不如长孙晟，同样的策略和做法，结果却截然相反。殊不知，这实际上是突厥在认知上有了进步，识破了隋朝的伎俩，并从反面说明突厥何以能从容应对隋末唐初复杂的形势，说明突厥吸收了隋朝的经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隋朝对付突厥的策略，对付中原民族本身。
隋末唐初突厥主持分化操纵中原的可汗共有三个：始毕、处罗与颉利，这三个可汗都是启毕可汗之子，他们都曾生活在隋朝，都曾亲眼目睹隋朝的政策措施，而且亲身经历或抵制隋朝后期的离强合弱等政策。始毕可汗是突厥制定分化操纵中原边政措施的奠基者，他对隋朝的政策体会最深。他所制定的政治册封、质子制度等分化操纵中原的措施，都是周齐时代突厥所未运用的。周齐时代，突厥只是与中原政权和亲，用军事援助干预中原的政治。而政治册封等手段却是隋朝运用的。如隋朝扶植了几代突厥可汗：沙钵略、莫何、都蓝、始毕，政治册封了多个突厥可汗：莫何可汗、都蓝可汗、启民可汗、始毕可汗、曷萨那可汗及可汗的子弟（沙钵略子窟含真为柱国，安国公，都蓝可汗弟褥但特勤为柱国、康国公）。始毕可汗册封中原势力，可以说是直接效法隋朝边政的产物。而处罗可汗扶植隋王杨政道，建立后隋傀儡政权，封苑君璋为大行台，可以说更是隋朝政策的直接翻版。隋朝扶植孤立危殆的启民可汗，使之成为隋朝控制东突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工具；处罗可汗一步一趋，扶植失去家园的杨政道，亦欲使之成为突厥控制中原诸割据势力的道具。只是效果不显而已。突厥还效法隋朝施行离间计。隋长孙晟离间东、西突厥及沙钵略与阿波可汗，效果甚佳。唐并州总管刘世让晓习边事，谓唐高祖，突厥之所以能南下寇掠，是因为有马邑为中间补给站，唐以崞城为根据地，蹂马邑禾稼，败其生业，则可阻止突厥南下。高祖以世让戍崞城。突厥恨世让断其生路，遣其臣曹般拖对高祖说，世让与可汗通谋，欲为乱。武德六年（623）十月，高祖杀世让。[29]突厥仿隋施行离间计，效果亦佳，消除了一个劲敌。所以说，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边政措施，是借鉴了隋朝的经验。? 突厥边政措施较前进步，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胡人在突厥发挥作用；二是华人在突厥效力。裴矩曾对隋炀帝说，“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30]这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突厥中胡人很多；二是，胡人尽皆桀黠，教导突厥；三是，胡人颇受可汗信任；四是，当时“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唐初这个情况依然存在，只是具体人员有所变化。如上举武德六年（623）离间刘世让者，就是突厥之臣曹般拖，曹与史，皆昭武九姓胡。又《旧唐书·突厥传上》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说明胡人一直受到突厥可汗的信任，胡人利用世代经商、见多识广、桀黠翻覆的特性，为突厥可汗出谋划策，改变了突厥简单淳朴的行事风格。?
隋末唐初大量华人逃入突厥，也为突厥带来了新的思维。李渊太原起兵之初，致始毕可汗信，封题为“启”（下对上致敬语），有司建议：“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答：“何不达之深也。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31]即表明当时华人在突厥者众多，并且将中国礼仪、思想带到突厥。《资治通鉴》卷192载：“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也反映了华人在突厥发挥影响的情况。胡人、华人大量涌入突厥，对突厥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作用。?
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策略手段也有许多与中原农业民族不同的地方。其不同主要在于目的不同。中原农业民族运用分化离间等手段，目的是保护境内的安宁，不受周邻的侵扰，建立稳定的天下秩序；突厥的目的则是获取生存的物资，壮大自身的力量。突厥所居漠北草原之北为广大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这是突厥的避难之所和安全的保障，突厥很难在军事上被中原政权彻底消灭，但是，生存物资的匮乏，却时时困扰突厥，甚至可能葬送他们，因此，对中原物资的渴求，是突厥使用手段干预中原的主要目的。由于二者的目的不同，导致手段也有所不同。中原农业民族惯用“远交近攻”法，突厥习用“近交远攻”术（中原投靠突厥的势力大多都与突厥相近）。“远交近攻”贵在两面?夹攻，牵制、隔离对方，使之无援而降，不为边患；“近交远攻”妙在就近易合，合作方便，军事上援助快，经济上获取易。[32]
另外，突厥作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后世的少数民族也有所不同，突厥分化操纵中原，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领土要求不是很强，而后世的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不仅有经济要求，而且有领土欲望，中原农业民族与他们的斗争更加复杂和艰巨化。但是，历史也正是在这种巨痛中前进。
[1]吴玉贵认为，“所谓‘割让’，不过是唐朝向突厥许诺结束这两个地区名义上的南北两属状态”。见《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60页。
[2]《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
[3]《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备御三〉。
[4]均见《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附张长逊》。
[5]见《旧唐书》卷55《李轨传》。
[6]《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
[7]均见《旧唐书》卷55《刘武周附苑君璋传》
[8]同上。
[9]《旧唐书·罗艺传》卷56载。
[10]《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6038页。
[11]《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条，5884、5885页。
[12]《资治通鉴》卷189，唐纪五高租武德四年条，5907页，《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略同。
[13]《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条？，5904页。《册府元龟》卷658奉使部举劾，7882页。
[14]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14、30页。《唐会要》卷93《北突厥》。《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
[15]《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条，5896页。
[16]刘武周曾以宋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见《资治通鉴》卷187，5857页），是马邑郡割据势力有行台制度。但当时武周尚在，相对金刚来说，武周应代表“中央政府”。
[17]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61--166页。
[18]《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条，5896页载同。
[19]《唐会要》卷94记此事在武德三年五月，《资治通鉴》卷189唐纪五高租武德四年条记在武德四年三月。
[20]《旧唐书》卷56《梁师都传》。
[21]《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2页。
[22]《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
[23]《大唐创业起居注》卷3，53页。
[24]《旧唐书》卷62《郑善果附元寿传》。
[25]《资治通鉴》卷191，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6019—6020页。李靖所言，见《通鉴》考异引刘?《小说》。
[26]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61-166页。《旧唐书·刘武周传》载：“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说曰：‘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且并州已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武周不听，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晋。及败，泣谓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吴文据此认为，《旧唐书》“认为刘武周的失败，与他没有能实行“连和突厥，结援唐朝”的策略有关”。但实际上《旧唐书》说刘武周之所以败，是因为没有听苑君璋之劝，悬军深入，与唐争锋所致；若听君璋之劝，坚守马邑，与南北方向的唐朝、突厥和睦相处，成为一方霸主（南面称孤）则不会覆亡。另外，如果说突厥因刘武周是反隋势力，转变政策后就惩处他，事实上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基本上所有割据势力都是反隋起家的，唐朝也是，而突厥恰恰转而助唐收复太原，并无证据证明唐朝向突厥表示接受隋朝后裔。而且武周并不是弑炀帝隋朝的原凶，很难说必须处置他。如果说突厥转变政策后，武周不服从，开罪于突厥，也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武周弃太原而逃后，选择的是奔突厥，说明他们之间并没有公开发生纠纷。我们认为，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唐朝对突厥的收买贿赂。这是唐朝初期一贯的做法，太原是唐朝的老根据地，而且是唐一统天下的必争之地，唐朝为收复此地可以施展一切手段，而贿赂对于突厥来说是最有效的手段，唐朝也确实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27]林恩显《突厥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270页。
[28]详见拙作《东突厥归附隋朝》，《西域研究》拟用。
[29]《资治通鉴》卷190，唐纪六高祖武德六年条。
[30]《隋书》卷67《裴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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