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宏观结构论》由上下两编构成，共分七章，既对中国古典诗歌从产生到唐诗宋诗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明晰又细致的考察与描述，又对这一时期重要诗人的诗学成就与诗史地位做出深人的考证与探讨，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对历代唐音宋调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初步勾勒与评述。这两部分，分而言之，或宏观评述，或微观考证，或总论群体，或分梳个案，都侧重于唐宋诗某一层面的深层挖掘与开拓;合而观之，又前后辉映，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许著不仅为唐宋诗发展史的研究做出了新的探索与铺垫，也为唐宋诗的学术史建构做出了成功尝试。
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史的发展观是许著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体现于三个方面:
(1)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音宋调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峰巅，唐宋两朝的时代环境固然是其决定因素，但先唐的诗史却是其不可中断的源头。许著对于这一点有深刻的体认，将唐宋诗置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不仅专辟一章(第一章)进行综述，而且这种宏观的意识贯穿全书，且精论叠见。他认为，唐前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以诗骚范式的擅递、转型及南北文化因子的渗融、裂变为标志的演进，同时也表现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芽过程，进而分析诗骚范式对后世诗史的规范首先表现于《诗经》的影响。许著认为，经战国至秦汉，伴随失落了文学本色的经典化的《诗经》对后世的全部文学史内涵与走向都产生了无可拟伦的支配与规范作用。《楚辞》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诗经》诗性精神的承传和发扬。“自唐代开始，诗歌创作显然进人以文人诗为主体的新阶段”(《第一章规范:唐代前期》)的繁荣正是中国文人诗的繁荣，深有卓见，应该说，这是唐诗研究史的新见解。许著将学术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环境之中加以关照，从历时态上，将唐音、宋调对比整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持论公允而分析深刻。就其效果而言，对于唐宋诗的区别由模糊渐趋清晰，由零散机械渐趋系统辨证，反观过去的研究，问题本身进一步深化了。
(2)对传统进行解构，并重新建构新的理论框架。许著打破传统文学史中唐分初盛中晚、宋分南北的研究格局，将唐宋诗史视为从未间断的一个整体三个阶段加以重新审视，认为唐代前期为文人诗的规范时期，由汉魏风骨与齐梁词彩相融合构铸文人诗普遍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在多样化风格的诗歌中表现出完全统一的理想化的艺术精神;唐代中期至北宋为文人诗的裂变时期，由于大一统朝政的紊乱，政治社会危机不断出现，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化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随之失落，文人的心理、行为走向多元，从而造成文人诗整体艺术精神由裂变而转向。伴随文学内质建构的演变，文人诗在功能、格调及审美趣味、艺术类型等方面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诗歌体格逐渐精密与分裂中孕育出与“唐音”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范式—“宋调”;南宋为文人诗的重构时期，表现为“宋调”中的“唐音”回归和重新定位。
(3)许著将唐宋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唐音宋调在显著的区别背后仍有其相通相融的特性。唐宋诗史演进的三个阶段并非孤立前行，而是相互交织，贯穿唐、宋两个朝代的始终。尚奇的诗学思潮，在唐宋诗史上形成了无数新奇的审美领域，努力贴近生活的写实思潮，产生了许多诗史名作，唐宋诗始终向着“以文为诗”的方向发展，使传统的诗歌功能与表现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生逢乱世的诗人的心灵悲歌体现了读书者的心路历程。这四个方面的诗学思潮贯穿唐宋两朝，同时将流变中的诗史整合为一体。许著在唐宋诗的动态递擅中架构了唐宋诗歌的宏观结构，揭示出一段经典文学史的整体进程。在这个整体的演进中，“唐音”、“宋调”的争论得以消解。这样的论述，层进层深，由诗歌的源流转向诗学本质，问题的关键和要义也在层层转化与深人中逐渐凸显。
关键词：唐宋诗歌；异同
唐宋诗歌，在风格情调上有其整体性差异，这早已是诗学界公认的事实。自南宋始历代诗论家便十分重视二者的比较，且褒抑不一，其中较中肯的评述莫过于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诗分唐宋”之论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夫人各有禀性，各自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简单地说就是唐诗重情，而宋诗逐理。把握缘何形成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是深入了解唐宋诗分别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将从这一话题入手，试作一粗疏探索。
1 诗分唐宋情理各妙
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对唐宋诗之分有精彩论述：“唐宋诗之异点，……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唐诗在整体情调上气韵酣畅，情昧淳美。它在继承前代诗歌成果的基础上，一洗建安时代的“萧瑟”与“悲哀”，以鲜明的艺术特色，改变了玄言的寡淡和齐梁诗体的繁缛，在集体面貌上给人以神行语外、语浅情浓、丰神毕现、朝气蓬勃之感。王维以清新浅近见长，一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让我们领略尽风光旖旎，山林闲适之趣。刘禹锡达观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愤激而不浅露，感慨而不低沉。即便是一首用以写仕途艰难的《行路难》，也被李白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悲而不伤的大气。可以看出。唐人作诗是将气象和笔力结合，倡言笔力雄健，气象浑厚.诗歌境界的追求偏于壮美。唐人之所以有这种开阔的胸襟，得益于他们擅长通过大量的意象来构成意境。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冰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唐诗中对“意象”的刻画，并非描写对象的平面书写，而是能够“起兴”的某一特定时空中的“象”。唐人对兴象的偏爱，促使他们偏重于主性情，一刹那的灵光闪现和妙手捕捉，使他们吟咏的通常是瞬间便能摄住人们情感的风景，因此，唐诗极富于深情、激情，极富于深思、想象，“一往情深于天地万象，诗情勃然而兴。”
与唐诗多情不同，宋诗在审美追求上则注重思辨，擅长析理。宋代诗人大都以积极用世的态度去驱遣笔墨，用诗意来表达哲理，极富思理的情调，显露出美不胜收的理趣。道学家朱熹借景喻理的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水之清澈缘于活水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补充新知，启示后人不断学习以达到新境界。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将抽象的哲理用诗化的形象生动表达，言简意赅，寓意深邃。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形象地阐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非凡的智慧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受到深刻的启迪，耐人回味。可以看出，相比于唐诗的高华浪漫，运之以情，宋诗更显朴实理智，骨鲠健峭。这种独特的审美风格缘于宋人以儒家的冷静自足.辅以禅学的活泼有趣和老庄的恬淡通达，自成寓理于形象的一代诗风：宋诗格物体情，观景取象，以议见理，以“文字，才学，议论”为特色，浓郁的哲理色彩使其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虽然宋诗也有情，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以神韵称道的佳句，但和唐人的沉迷不同，宋人常常在情之深处，翻转上来，转柔弱为刚健，化悲哀为通达，在冷静观物的同时，也冷静的观照自我。
综观上述，唐诗重情韵和气象，多生动形象，富于抒情性，美在情辞；而宋诗重思辨和析理，多索求缘由，富于哲理性，绝在理趣。如缪钺先生言：“唐诗如芍药海棠，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2 唐宋诗风异出有因
唐诗尚意兴，宋诗求义理，缘何形成了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呢?深入研究其审美差异的成因，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审视这两种诗歌的艺术特质，更准确地把握唐、宋诗歌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
唐、宋诗各具特色的审美追求的确立，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原因如下：
2.1师承对象的差异
摆在唐宋诗人面前的诗歌遗产是迥然不同的。唐代诗人在六朝诗歌基础上，将诗体的发展推至颠峰。盛唐时期是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六朝诗在形式、音律、辞藻上已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辞赋僵化，新文体尚未成熟，加之趋于扩张的盛唐气象，诗歌有着充分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五七言律诗和绝句，对于六朝诗人而言还是新诗体，尚待大力开发。诗歌体势上开阔的发展空间促使当时诗派纷呈，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李白的浪漫诗，杜甫的现实诗，高参的边塞诗等，共同将唐诗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后。中唐的元白、韩盂、韦柳，晚唐的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尽管没有再重续盛唐刚健明朗的诗风，但都分别从不同领域将诗歌创作发挥到了极致。正如叶嘉莹在《迦陵论诗丛稿》中所论：“唐朝。则是我国诗歌的集大成时代，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古诗乐府使之更得到扩展而有以革新，一方面则完成了南北朝以来一些新兴的格式使之更臻于精美而得以确立。……诗歌之体式演进至此，真可谓遍极途穷。”
唐人在诗体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使宋人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在诗体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相比唐人在诗歌发展中的得天独厚，宋人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内做工夫。所以，他们必须从唐人首创难工而尚未完善的地方去伐山开源。于是，他们放弃六朝而选择了杜甫及中晚唐诗人作为师承对象，并在技巧与语言方面，兼李白的纵恣豪放、白居易的明白畅达及韩愈的排?S道劲于一体，使宋诗出现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变与不变之间，宋人只能选择求变，别出心裁，自立新意，融合所处时代特征，形成特有的诗歌风格，这也是文体演变的必然规律。如果宋人只为“唐诗”，那恐怕只会是一潭死水了。
2.2学风政风的差异
唐宋两代的文化建设与学术氛围也有所不同。唐代，尤其是盛唐。政治开明，社会稳定，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整个社会充满了自信。因此，伴随出现了大批天赋极高的诗人，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彰显出博大、雄浑又富有气韵的盛唐气象，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弘的诗歌时代。同时，唐代士人还处在中古贵族政治模式之中，在以诗赋取士及士人奔走于权贵之门等因素影响下，唐代诗人就必须考虑贵族的审美趣味。而宋代政治上保守、军事上无力，整个封建集团缺失了唐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气魄。且宋代士人基本上都是民间出身，其中不 乏早年贫苦如欧阳修等人，他们又大都集官僚、政客、学者于一身。不仅知识结构比一般唐人渊博，而且作为政体中的主要精英，他们还能成功地支配甚至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来推动政风与诗风的互动，因而使得宋诗重政治参与、思辨分析与理性议论，且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因此，在宋诗中，便很难找到类似李白的“豪情澎湃”与杜甫的“热情满腔”了。
宋代是个重文抑武的社会，前代倍受压制的佛教在此时得以复兴。尤其禅宗吸收了儒道思想，在北宋中叶实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而衍生的“新儒学”。加之遍及各地的书院，为新兴的平民阶层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使得“新儒学”这一理学体系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三教合一的思潮铸造了宋代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文化性格，他们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兼容，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人生的至高目标：摒弃唐人的张扬豪放，而采淡泊理智，趋向内敛柔弱。时代精神趋于内敛而非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深微澄净而非广阔跌宕，哲学的思辨风气便逐渐渗透进宋人文化精神之中了。以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二程为代表的洛学派，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派等纷起的学术流派对立分歧并长期处于交锋状态，激烈的论证必然成为了促进人们理性意识增强的推动力，从而造成身兼诗人的学问家文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互动。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突出表现为诗歌寓理，崇尚理趣风气的盛行，即严羽所批评的“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的现象。而反观盛唐时代，儒道释三教只是处于并行阶段，而非三者的融合，终唐之世，以佛教而言，仍只是一种异质文化，而唐代士人则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自己的主体文化”。因此，唐人诗歌所显现的便大多是对儒道精神的全面突现，正如我们研究杜甫总是与儒家思想挂钩，而论李白时则偏重对其自由奔放的道家精神作探讨。
2.3诗词功能的差异
摘 要:本文以文体意识为角度,对文学发展史的思路进行了探索研究。先是阐述了文体意识的定义与我国古代文体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文体意识研究要与具体的历史背景结合,并分析了唐宋时期文体的存在的状况和五大主要文体;然后通过唐宋时期文体意识的辨析,提出了古代文体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最后重点阐述了文体研究的多面性和文体研究的作用。
文体是指独立成篇的文本体制,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某种历史内容长期积淀的产物。中国文学在唐宋时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且其文体形式也极为丰富。而以往对于唐宋时期文化的研究,则呈现出了一种重内容轻文体的倾向。本文就从文体的角度出发,对唐宋文学中的文体意识,进行探讨。
一、文体意识的定义与研究现状
(一)文体意识的定义
所谓文体意识,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一般而言,文体意识比较强的人们最热衷于确证规范、辨析源流。
(二)文体发展史与文体意识的研究现状
谈文体意识研究离不开文体发展史的研究,两者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包含与渗透的关系。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文体的发展为基本内核,考察古代文体形态演变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考察古代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变革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的文体产生,我们的文学史就向前推进一步;每当一种文体成熟,我们的文学史就会增添许多优秀的作品。正是在各种文体的不断产生和成熟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史不断地发展并高潮迭起。
1、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研究现状
我国对古代文学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是20世纪才开始的。西方学术对我国初始的文学史研究影响巨大,从当时的古代文体形态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来看,古代文体研究未能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这是因为,以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呈现出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故此,为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削足以适履,我们研究古代文体史,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
2、文体形态意识的研究现状
唐宋文学的研究以及整个文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文学史著作甚丰。突出作家的地位,细致介绍作品的内容,具有清晰的历史的线索等是这个时期研究的特点,也是其存在的理由。但由于这个时期的文学史编写甚至教学过程都是根据时间的序列来安排,以作家或作品为主线,辅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解,呈线性模式编写或讲授。且在文学观念上,则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和研究水平,有重内容轻文体的倾向。在这种文学史里,文体的演进轨迹难以勾勒,文体的发生和发展被作家和作品的线索湮没。文体的演进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自然也无法得到清理。
事实上文体形态是文本存在的基本要素,也是作品的语言存在体。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文体形态看成只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因而忽视了文体形态的研究。其实文体形态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文本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特殊关系,从而构成了某一体裁的独特的审美规范。而且文体形态具有深广的语言学和文化学内涵。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具有一定规则和灵活性的语言系统的语言规则,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的美学趣味建立起来的。人类在长期文学实践过程中创造了文学的体裁及其体式规范,它从萌芽、产生到成熟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文体形成的历史长河中,个别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可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或者有综合集成之功,但是从根本上讲,文体形态的形成及演变是长期的集体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果。
众多学者开始重视文体形态研究是近20年来的事。近年来对某一文体形态史研究的著作,如诗史、词史、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批评史等,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只是对文体形态发展与某一时期文学史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不够,缺乏可信的理论基础。因此,探讨文学史中文体形态的演变规律,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评价各种文体所实现的文学成就,还是一项新的任务。
二、唐宋历史文化时期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
前面我们说我国的文体意识研究要摆脱西方文学分类束缚。研究文学形态要考虑具体的历史背景,研究唐宋文学形态就要熟悉唐宋时期政治、社会背景。唐宋时期不是仅指唐朝和宋朝两个朝代,在文学形态研究中它是指以唐宋时期为最主要历史时期的文学时空。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全面繁荣的阶段,产生了多种文体形态,其中诗和词发展到鼎盛阶段。该阶段包括有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四个时期。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它巩固统一的措施被唐朝承袭,是唐代封建盛世的前驱。隋代文学是由汉魏六朝文学到唐代文学过渡的桥梁。李愕、王通反对六朝骄丽淫靡的风气,启发了唐代的诗文革新。隋诗中边塞题材之作,开唐代边塞诗先声。唐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唐代文学兴盛的主要社会原因有:
1、没有文学禁锢,思想比较活跃,使各种倾向的作品得以存在和发展,文学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2、科举制度和均田制度的实行,使得庶族地主力量迅速发展。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文学发展的主流,打破了宫廷和贵族对文学的垄断。他们比较了解民生疾苦,具有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又能够吸取民间文学的营养,使创作开了新生面。
3、国家的统一使文风融合,统治阶级对儒、释、道三教并重并能包容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各种姊妹艺术的繁荣,都促进了各种流派、风格的建立,促进了变文、词等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
4、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只有西蜀和南唐偏安一隅。诗词适应了统治阶级酣歌醉舞的需要,得到了发展。宋朝时期加强了中央集权,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原因如下:
(1)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扩大,通俗文学继唐代之后进一步发展。天下无事,承平日久也助长了粉饰太平的形式主义文风。
(2)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党争以及抗战派和妥协派的矛盾斗争反映在文学中,形成重议论说理的时代特征。
(3)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贯穿两宋始终。反映人民疾苦和表现爱国思想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
(4)理学思想统治体系的建立,使两宋诗文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学问、重说教的“头巾气”和“学究气”。
三、唐宋文学中的文体意识辨析
(一)唐宋文体意识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是唐宋文学。说到唐宋文学,人们会自然想到“唐诗”、“宋词”,这是两种文体所构成的两个最能代表该时期文学成就的文体形态意识现象。其实这只是唐宋文学形态的部分类型。唐宋文体主要有五大形态,分别为:诗、词、文、小说、批评。但不是只有这五种形态,也有很多文体形态在唐宋时期初见端倪,有的在以后时期逐渐兴盛起来。有的是在前代的历史时期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在唐宋时期兴盛起来。
一种文体的发展兴盛并不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所以,从文体的发展角度来讨论文学的发展,必须超越时间的界限,要明白一种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完全与一个朝代的生灭同步。这样,在中国文学史或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涉及各种文体演变时,必须突破朝代的限制,或上接前代文学以见发端,如对律诗的形成、唐传奇的产生和批评的形式的探讨;或下延后代文学以见发展,如对词的演变的探讨就涉及到曲的形成。
(二)唐宋文体意识研究细说
依据前面所述研究的思路与要点,结合近年从强化文体意识的角度对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笔者进行了一些思考。
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宋诗是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对唐诗和宋诗所展示的艺术境界以及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思想、情感的探讨,可能对领悟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有所裨益。唐诗繁荣,除去社会条件有利于文学发展外,还取决于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浪漫主义传统,汉魏诗人学习民歌讽刺时政、反映民间疾苦的经验,以及六朝以来山水田园的描写和声律技巧的运用,都为唐代诗人批判地继承,使唐诗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完成了新体诗是唐诗最大的特色。对诗歌部分的研究应直接从新体诗的源流开始,讨论的时间也应从六朝开始。声律论的发现是新体诗的完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它是后来的律诗得以问世的前提。最重要的诗人是杜甫,他把律诗的写作推向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因此,对声律论和杜甫的讨论就应该相对集中。杜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虽然不是律诗的开创者,但他在律诗写作上的追求上,既有完善的一面,又有突破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杜甫成为一位真正的集大成者。笔者从文体角度切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于诗歌在诗人的心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容可以怎样把握的思考。从诗歌创作的情绪性质看,我试着将诗人分为“入世”和“出世”两大类,介于这两种之间的情绪是“伤感”。这三种是中国诗人或文人在下笔写作时的最重要的情绪。我希望以这样的认识来对唐诗和宋诗所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进行把握。在唐音宋调中,充分汲取近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文学史现象做出比较细致的解说。当然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取其一端”也无法面面俱到地对唐宋诗歌作全方位的论述。
唐宋文学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词学。两宋时代,虽然少了唐朝的强盛和自信,淡了少年的梦幻色彩,在政治上军事上懦弱退缩,但经济继续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文人和文化的时代。两宋二百年间绝少看到文人动辄丢掉性命的记载。因文化政策的宽松以及科举的大规模扩招和文人待遇的优厚营造的承平文化,簇拥着两宋时代的文学颇如满身稚气的书生,充满活力,率尔前行:散文高和唐人大调、诗歌另辟理性余响,而词作更是气象万千,摇曳多姿,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在词学的研究中,应着重从诗词异同的角度对宋词的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在对“异”的分析,立足于对词这一文体的个性的掌握。从词的特点、风格、结构、修辞与意境以及词人的心态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充分汲取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词的特色有所把握。
在古代文体形态中诗是吟的,词是唱的,而文章则是写的,小说就是说的(口头文学)。从不同文体的写作状态和传播形态来研究形态文学史,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唐代传奇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小说在成熟的标志。对于小说的文体特征得研究,则应从叙事文学的角度和传播的角度来加以考虑。鲁迅关于“小说的自觉”的观点成为经典性评论。
中国唐宋八大家的成就是古典散文建立的标志。对古典散文的研究应对韩、柳、欧、苏文章的特点进行分析,这是重点所。值得注意的是,骈文在语文中的意义,骈词丽语其实是汉语的一个优势,关键是“度”的掌握,过犹不及,这是中国文章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启示。现代文与古文整体上的区别是骈体文彻底退出文章领域。而骈偶语在文章中的存在,则是十分自然和合理的现象,因为这是汉语的优势。
在唐宋文学里,有一个很少引人注意的文学形态是批评。批评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中起源很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有所体现。但中国文学批评形式的多样性,是在宋代形成的,代表性成果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中国文人从此有了一种最佳的批评形式。但诗话这种随意性的评论文字,对中国诗学理论的体系的建立,似乎没有太多的帮助。中国文人从中得到的乐趣,却是十分的丰富。中国文学批评的自成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特形式有直接的关系。
青词在唐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但这种形态还没有引起太多人去研究,它源于上古时代人们祭祀的祷文。在唐宋时期可以见诸于好多文献,如《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宋文》、《文渊阁四库全书》阅读这些作品,可知青词在唐宋时期已经是一种有专门用途和独立形态的文章体裁。故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吴曾棋《文体当言》等明、清人的文体学著作或文章总集都有青词一类。
四、结 语
本文以文体为纲绳,在文体意识统摄之下进行阐释古代文学,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对某种语言体式传承关系的研究,对母文体之下子文体的组成形式和演变规律的研究,对某种艺术技巧形成、发展的过程研究等等。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研究文学“写什么”的范围之内,而应该上升到去研究文学“怎样写”的层次之上。在做文体意识研究的过程中应注意从文体特征人手,在论述中做到文体史演变与文学史描述的有机融合,分析各种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史发展中呈现的合力,并探求文体兴衰的规律性问题,从而对文学史进行新的探微。万古中华文脉深,管窥蠡测未得神;随处留心多翻检,艺海拾珠粒粒珍。限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学识的局限,尚未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程度。本文意在抛砖引玉,还望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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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宋诗；诗分唐宋；诗歌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I222＝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137－04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经过对唐诗的因革创变，宋调大成于北宋中期的苏轼、黄庭坚之手；“靖康之变”以后，占据中原、与南宋并立一百多年的金人自认承接“苏学”正统，对南宋诗歌颇不以为然，故元好问诗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自题中州集后五首》)。而在与北宋一脉相承的南宋朝，作为宋调典型的江西体诗甫始也成为被挑战的对象，种种针对它的改良、革新创作实践构成了南宋百五十年诗歌流变历程。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中以四“变”概括宋调的萌生、大盛、变革与结局，曰：“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轻圆，石湖之精致，四壁并开。乃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俊，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之徒。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一变宋调建立，二变则江西派形成，第三变即是南宋诗歌变革江西诗体，而终结于遗民诗的危苦之音。而单就南宋诗歌的发展而言，宋末元初的方回认为：“自乾、，淳以来，诚斋、放翁、石湖、遂初、千岩五君子，足以蹑江西，追盛唐；过是永嘉四灵、上饶二泉、懒庵、南塘二赵为有声，又过是则唯有刘后村亦号本色，而不及前数公”(《晓山乌衣沂南集序》)。清代沈德潜则云：“西江派，黄鲁直太生，陈无己太直，皆学杜而未哜其者，然神理未浃，风骨独存。南渡以下，范石湖变为恬缛，杨诚斋、郑德源变为谐俗，刘潜夫、方巨山之流变为纤小，而四灵诸公之体，方幅狭隘，令人一览易尽，亦为不善变矣”。虽然方、沈二人发言的立场不同，对南宋诗歌的评价相反，但都揭示了南宋诗歌递嬗之因由与轨迹，指明南宋诗人在江西派诗风笼罩下力求变化的事实。不管诗人们各自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求新求变确实是南宋诗歌发展的大势。
如果衡量创作革新实践的成绩，相比唐诗和北宋而言，南宋诗歌终于未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不过，正是在江西诗派的自我改良过程中，在中兴诗人援引晚唐以济江西，江湖诗人援江西以调和晚唐的变化过程中，南宋人对唐诗与宋诗两种诗美范型的认识逐步深入，对两种风格的审美内涵的感受日渐清晰，也开始理性分析各自的风格成因，并进而引起对诗歌本质的重新思考。唐音与宋调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两大分趋即肇端于此。以此南宋诗歌理论、批评观念的深入发展程度相比前朝而言，毫无疑问可称突破。以下分述之。
一、“诗分唐宋”的风格意识自觉
早在《沧浪诗话》首次明确提出唐宋诗歌风格分际之前，南宋之初的张戒已经开始总结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以及江西派诗歌的诗法和艺术特征。《岁寒堂诗话》云：“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专一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又曰：“苏、黄江西诗派，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此外南宋诸诗话以及散见于各类诗文中的批评议论文字显示出：在回顾诗歌发展史，分析、评价北宋朝诗歌成就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对唐音、宋调不同的外在风貌、审美内涵作出间接的区分和概括，当然，或褒或贬，态度并不一致。
“诗分唐宋”的意识自觉最先当是因为江西诗派的自我改良而得到启发，派中人首先找到晚唐诗作为以江西诗体为典型的本朝诗的对立面，进行比较。徐俯想摆脱江西派而写“平易自然”的诗，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韩驹也说：“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可见他们都把晚唐诗与今诗(宋诗)对举。钱钟书从宋诗发展递变的整体性进行考察，特别指出：“四灵而还，宋人每‘唐，诗指‘晚唐’诗。南宋人言‘唐诗’，意在‘晚唐’，尤外少陵。此其大校也”。叹云：“名叫‘唐体’其实就是晚唐体，杨万里已经把名称用得混淆了。江湖派不仅把‘唐’等于‘晚唐’、‘唐末’，更把‘晚唐’、‘唐末’限于姚合、贾岛”。例如叶适《徐斯远文集序》云：“庆历、嘉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诗派章焉。……故今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张侃有诗题为“客有诵唐诗者又有诵江西诗者因再用斜川九日韵”；元代刘埙谓：“江西派犹佛氏之禅，医家之单方剂，近年永嘉，富祖唐律，由是唐与江西相抵轧。”以上皆以“唐”指晚唐，与江西派诗相抗。
随着“四灵”之后晚唐诗风的流行，有识之士又逐步认识到其体固有的不足，遂参向上一关，提出以盛唐诗为法。杨万里所作《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云：“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他把李白、杜甫与苏轼、黄庭坚并称，在《江西宗派诗序》中分别诩之为“神于诗”者与“圣于诗”者。吴子良谈到叶适奖掖“四灵”之事曰：“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物外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其要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特别分剖叶适论诗之真实蕲向乃是取径晚唐而臻于盛唐。再如刘克庄《中兴五七言绝句序》云：“客曰：‘昔人有言，唐之文三变，诗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晚唐且不可废，奈何详汴都而略江左也?’余矍然起，谢曰：‘君言有理’。”言内之意亦承认唐诗每况愈下。戴复古《题侄孙东野农歌》云：“吾宗有东野，诗律颇留心。不学晚唐体，曾闻《大雅》音”；其《论诗十绝》云：“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到晚唐。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也都清楚表明戴复古对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歌评价更高。与之同时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于“四灵”和江湖诗人的倡导晚唐，认为“止人声闻辟支之果”，未进入“大乘正法眼”，则非常明白地提出应该取法乎上，以盛唐为师。
当然，盛唐诗与晚唐诗风格差异很大，身为一代文宗
的杨万里与叶适提倡晚唐诗，以其见识而言，安能不知盛唐诗之美在晚唐诗之上?然盛唐之老杜既被江西诗派据为宗师，已占先一着，故遂举晚唐与江西相抗；退一步而言之，即如叶适《徐斯远文集序》中所言，是“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深浅，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鸣吻决，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无极”，好比治病之药，但求对症，不必定要贵重。杨万里在《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中肯定“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可见其论诗之蕲向：并不认为晚唐是最好的，但晚唐诗堪为底线，因为晚唐诗具备杨万里强调的诗歌的核心美质――“味”。所以说，未必杨万里、叶适、刘克庄等南宋诗人变革的目标就是废宋诗到晚唐诗的水准，而是以之为用，令宋诗亦成一代之诗，比美盛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刘克庄一方面批评宋诗，一方面又认为本朝诗与唐诗相比各有优长，甚至高出唐诗了。
对于本朝诗歌，刘克庄《后村诗话》认为“元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严羽则曰“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二者的针砭足以说明南宋人对于作为本朝诗歌典型的北宋诗的艺术特质的把握是准确的。
在自觉到唐宋诗歌风格的不同之后，自然而然面临比较优劣与选择楷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南宋人大概有三种不相同的态度。刘克庄认为宋诗比起唐诗各有千秋，不同意严羽的朋友李贾独崇唐诗，他说：“谓诗至唐犹存则可，谓诗至唐而止则不可。本朝诗自有高手”(《跋李贾县尉诗卷》)，因此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宋诗超越唐诗并非不可能，“或曰‘本朝理学古文高出前代，惟诗视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谓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本朝五七言绝句序》)。严羽则首次明确区分唐宋诗歌两种诗美范型并作出理论总结，表明其审美标准――尊唐黜宋，并且以盛唐诗美为其艺术追求目标，而不取晚唐诗吟风弄月的狭隘卑琐。而从戴对戴复古诗歌的赞语――“妙似豫章前集语，老于夔府后来诗”，“要洗晚唐还《大雅》，愿扬宗旨破群痴”(《石屏后集锓梓敬呈屏翁》)来看，第三种态度则是对以黄庭坚诗为代表的盛宋江西体诗和以杜甫诗为代表的盛唐诗均表推崇，希望融二美于一炉，而不取晚唐诗。南宋人的这几种不同态度，开启了后世祧唐祢宋之先河。
二、对诗歌本质的反思
对唐音宋调诗歌风格差异的自觉意识反映出南宋诗人对诗歌艺术的感受较之前人更加精微透辟，以此为基础，南宋对诗歌艺术审美本质的思考和理论总结也随着时间逐步深入，先后出现三种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以“味”为诗歌本体
自六朝以降，论诗讲趣味、滋味、兴味已成口头禅，但将“味”视为诗之所在，以“味”为诗歌本体却是杨万里的独到见解，这不同于江西派诗的以思理为主，也不同于唐诗的主于“性情”。
杨万里在《颐庵诗稿序》中说：“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意思是，“词”与“意”固然对于诗歌非常重要，但是最本质东西的却是“味”。言辞的能指与所指都不是诗之所在，只有那溢于言辞之外的情趣、意味才是诗的真正寄寓之所，因此杨万里多以“味”论诗。《诚斋诗话》说“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后山《送内》，皆是一唱三叹之声”。论江西派诗则曰：“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东坡‘江瑶柱似荔子’，又‘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然，阳应曰诺而已，今犹然也。非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然也，形焉而已矣。高于勉不似二谢。二谢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师川，师川不似陈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江西宗派诗序》)。
杨万里论诗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味”，味之所在是诗之所在，基于这一诗歌观念，《诚斋诗话》高度评价晚唐诗歌“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言近旨远，得风人之遗”，之所以对黄庭坚视为“其弊何如”的晚唐诗独加青眼，关键在于他体验到晚唐诗中有“味”：“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基于同一标准，杨万里对“以文为诗”的典型宋调极表不满，他说：“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则窳矣”(《黄御史集序》)，显然杨万里认为诗文各有体，审美本质也不同，江西派家“挟其渊博之学、雄隽之文”，“隐栝其伟辞”、“五七其句读而平上其音节”作出来的诗，就象攻金之工琢玉，能具备形式，却失去了玉器(诗歌)本来应有的“味”，因此不是真正值得称赏的作品。
(二)诗歌出自性情
与杨万里不同，南宋后期诗人若非墨守江西者，多半认为诗歌的核心美质在于“性情”，“诗歌出自性情”的观点日后有强调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两端，但此时尚是概括言之。戴复古论诗有调和唐宋的倾向，“常闻有语石屏以本朝诗有不及唐者，石屏谓不然，本朝诗出于经，此人所未识，而石屏独心知之”，戴复古为诗则“正大醇雅，多与理契”，而又“不滞于书与不多用故事”，如包恢《石屏集序》所评：“果无古书，则有真诗，故其为诗，自胸中流出，多与真会”，可见戴复古的诗歌创作蕲向是兼容并蓄而终归于以性情为本。
刘克庄认为：“(宋)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辩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竹溪诗序》)，《后村诗话》批评“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议论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认为诗歌不吟咏性情而专“尚理致”，“负材力”，“逞辩博”，则非真诗；《跋何谦诗》又说“以情性礼义为本，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世有羁人幽士，饥饿而鸣，语出妙一世；亦有硕师鸿儒，掌主斯文，而于诗无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强欤!……或又曰：古今诗不同，先贤有‘删后无诗’之说，夫自《国风》、《骚》、《选》、《玉台》、胡部至于唐宋，其变多矣!然变者，诗之体制也，历千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进一步肯定诗歌形制可以千变万化，但“情性”是诗歌永恒的本质。
刘克庄早年为诗以姚合、贾岛为宗，后来“欲息唐律，专造古体”，其友赵汝谈(南塘)则云：“言意深浅存人胸怀，不系体格，若气象广大，虽唐律不害为黄钟大吕”(《瓜圃集序》)。赵汝谈所谓诗歌之“胸怀”、“气象”亦系于性情。戴
也是同样的观点，其《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分宋唐”，也即是说风调格制不是区分诗与非诗的关键，关键在于是否出自性情。而宋末刘辰翁也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他推崇《国风》，因为是“小夫贱隶”真率表达内心感受，无意于作诗却冲口道出，故云诗歌“尤贵情真”(《古愚铭》)。
(三)诗歌惟在“兴趣”
南宋理宗绍定、淳化间，严羽写出《沧浪诗话》。这部诗话相比起前人的论述而言，富有系统性和理论性，可视为南宋诗歌理论的总结之作。在首次明确指出唐音宋调各具风格之后，严羽独推盛唐为诗歌典范，“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他的意思是：诗歌本于情性，而为诗歌所特有的美感就在于兴象与情致结合所产生的情趣和韵味，盛唐诗人将诗歌的核心美质表现得最为理想。“兴”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指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即“比兴”的“兴”；一指艺术将情思蕴涵于形象的美学特征，严羽所言之“兴”，即是后者。“趣”则是情趣韵味之意，与此前钟嵘的“滋味”、司空图的“味外之味”、杨万里的“风味”诸说意思近似。盛唐诸人能够创造一种含蓄隽永、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艺术境界，令人从中领略、品味到深长意蕴，这正是严羽理想中的诗歌之美。
严羽以“兴”“趣”言诗与杨万里以“味”为诗歌本体的观点总体倾向是一致的，都认为诗歌美感的核心是一种不可言说之趣味；谈到创造这种美感的途径，《沧浪诗话》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歌创作的思维特征是“一味妙悟”，即诗歌是非理性思维――灵感直觉的结晶。戴复古《论诗十绝》之七云：“欲参诗律似参禅，妙处不由文字传”，亦是以禅论诗，可见他与严羽一样，体会到了诗与禅在思维特征上的相通之处。严羽论诗体提出“以时而论”，尽管诗歌的本质是恒久的，但他显然承认诗歌的外在艺术风貌会随时间发生改变，这个观点与刘克庄的认识是一致的。
不管如何评价杨万里、刘克庄。或是戴复古、严羽等人诗歌观的具体内涵，他们都对诗何以成为“诗”进行了正本清源地探讨。这又是他们各自诗歌理论的核心和立论基础，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他们各自诗歌呈现的风貌特征、以及各自所持的诗歌批评标准。如刘克庄、戴复古等皆以“性情”为诗歌之审美本质，屡屡贬斥江西派家，但又推崇黄庭坚与陈师道的诗歌，这似乎有些矛盾，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江西派之宗祖黄庭坚、陈师道的诗歌虽然强调句法格律、用典炼字，以文为诗，致后学者亦步亦趋、死于句下，但他们自身的诗歌却不乏充沛丰盈的精神与性情，故堪称是好诗。杨万里和严羽分别以“味”与“趣”为诗歌本质，其间亦自有潜通之处。如严羽说诗有别材别趣、非关书理，主观上是针砭宋诗之主于思理，但实际上他所说的“趣”、“味”与宋诗的思理又有所交集。因为当此理还在涵蕴之中，呼之欲出又还未成为显意识、形成逻辑思维时，它也是一种“趣”或者“味”。也就是说“趣”、“味”是一种介于显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潜意识，它可能是情感性的，也可能是思理性的，因此就有情趣、理趣之分。而正因为“味”与“性情”或者“思理”的外延和内涵并不相同，所以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风貌与主情的唐诗、主理的宋调皆不相类，也不以沁人心脾、发人深省为诉求。
对诗歌本质的不同认知又决定了诗歌的创作方法和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杨万里、严羽以“趣”、“味”为诗歌之审美本质，而“趣”、“味”存于潜意识层面，以直觉、灵感一类的非逻辑思维来感知和体现，因此诗人在创作中必然排斥对章法、句法的思索安排。若于诗中可见羚羊之角、得鱼之筌，落了痕迹，则诗思已然进入显意识层面，“趣”与“味”也就消逝无踪了。而对于持以“性情”为诗歌本质看法的诗人来讲，情感的真切表达与形式的刻意讲求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冲突，即便是以文字、议论、才学人诗，只要这些诗法的使用恰如其分，有助于情感的表达，就是可以接受的。“诗主性情”说引导诗歌在金、元时期向唐诗范式复归：杨万里的“味”说和严羽的“兴趣”说则因为诗歌艺术成就的限制和时局变化等各种因素，暂未引起很大回应，尽管他们提出的概念内涵更为深微。
就南宋诗歌的发展而言，江西诗体甫始作为典范出现，就面临南宋诗人的不断反思并寻求突破。南宋人对唐音宋调的风格自觉、对诗歌本质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深入，然而各种错综复杂的认识未能定于一尊。相应地，南宋后期的诗歌创作也就呈现为江湖诗人依违折衷于江西、晚唐间的混杂状态，从而没能在唐诗和江西体之外构建出新的诗美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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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是宋代诗学批评辨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同时显示了严羽试图在儒家理学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
【关键词】 《沧浪诗话》；盛唐诗歌；宋代诗学
严羽《沧浪诗话》是整个宋代诗话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著作，也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的最大影响是在标榜格调的理论旗帜下对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的经典化。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宇文所安教授认为：“《沧浪诗话》的流行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把盛唐诗经典化了，盛唐诗从此成为诗歌的永恒标准，其代价是牺牲了中晚唐诗人。虽然盛唐代表诗歌高峰的信念可以一直追溯到盛唐时代，但严羽给盛唐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权威，一种类似禅宗之正统的文学之正统。绝对的诗歌价值存在于过去的某个历史时刻，这种观念，或好或坏，一直左右着后世读者对诗歌的理解。以盛唐诗为正统的观念时不时受到谨逊的限制或激烈的反对，但它始终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其他见解都围绕着它做文章。”①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侧重于强调诗学批评中存在着某种凌驾于具体创作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与典范，这种标准与典范首先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上，即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具有某种最典范的创作阶段，这一阶段该体裁的创作具有整齐划一的时代风格，而这一风格则是超越时代的典型范本，必然成为后世长期师法遵循但永远无法达到的创作楷模。对这种典型范本的归依与膜拜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格调派诗学复古的潜在内涵。
首先，《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从贬抑宋诗新变的成就，重新思考诗歌发展路径开始的，具有正本清源的意味，也是宋代诗学批评辨析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
在严羽确立盛唐诗审美规范之前，北宋诗人黄庭坚、陈师道试图从中唐诗人杜甫、韩愈的刻意锤炼、辞必己出出发来奠定宋诗的崛奇拗峭、朴拙生硬的诗风；南宋诗人如陆游、杨万里试图从古诗及唐诗的美文传统中寻找新的审美规范来补救江西诗派末流的枯瘦艰涩、拗硬奇险的弊病，但是他们所景仰与效法的只是中晚唐诗歌的清新自然、圆转流丽的诗歌风格，与严羽取法乎上，效法盛唐的雄浑雅健、华采空灵的诗歌风格迥异。尤其是宋代诗人对传统儒家道德气节价值观与以美刺讽谏为中心的诗歌政治功能的强化，冲淡了其文学风格论的独特的诗学意义。故《沧浪诗话·诗评》称：“唐人诗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②
《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尤其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的基础上的。严羽在论述具体诗体上，如：“五言绝句中，众唐人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尤其是论宋诗演变发展及其与唐诗的承继与新变非常深刻：“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
始自出己意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他明确批评苏、黄与江西诗风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诗之至此，可谓一厄也。”③ 他从整体上肯定了唐宋诗之间的明显而又巨大的差异，把宋诗当作与唐诗完全不同的审美规范的产物，并且在两种不同诗学取向之间作出非常鲜明的价值品评，对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的卖弄学问，堆砌典故的习气非常不满，是对张戒的“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坏于苏、黄”（《岁寒堂诗话》）的继承与发展。
严羽指出论诗的风格不宜倡导“雄浑雅健”，因为“健”字只宜于文而不宜于诗，是对诗文体制风格特征的深入细致的辨析，是对江西诗派以文为诗倾向的刻意防范，他说：“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之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他认为苏轼、黄庭坚的诗，相对于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正如未师从孔子之前的勇而无礼的子路，过于劲健与雄壮，缺乏的是浑成自然、含蓄蕴藉的气度，不符合“气象浑沌”的审美标准。严羽反对以“健”论诗，语出刘克庄称引张嵲语对黄庭坚的批评：“鲁直自以为出于《诗》与《楚辞》，过矣，盖规模汉、魏以下者也。……其古、律诗酷学少陵，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后村诗话》）如果说严羽主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对江西诗派后学淆乱诗歌体制的针砭的话，王士祯对于盛唐诗歌风格的辨析尤其是对明人所效法的空疏肤阔的唐诗的批判与对王、孟、韦、柳含蓄蕴藉风格的推崇，则是对明代格调派的矫枉，其立论的目的各异，而其对于唐诗风格的辨体意识则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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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严羽批评江西诗派学唐是变而不得其正的话，那么他批评当时的江湖诗派则是学唐而不得其门而入。严羽倡导盛唐诗歌的“正眼法藏”，更是直接对四灵师法晚唐诗的反动。严羽首先以禅喻诗，从宏观的诗体演变的角度为诗歌发展史伸正黜变，他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先树立了评判的标准，然后就对南宋后期诗风批判道：“正法眼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倡，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倡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耶？”严羽认为，当时四灵与江湖诗派诗歌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学唐取向上的误导，为此，他呐喊疾呼，以图起衰救弊，使诗歌复归于“正法眼”，他说：“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沧浪诗话·诗辨》）四灵本以倡导“唐音”自命，可严羽认为四灵专宗晚唐姚、贾是误入歧途，是导致当时诗学流弊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严羽认为，宋诗三百年的发展路径是完全错误的，学唐者也是在沿袭唐诗的流弊。对宋诗特征与创作成就的否定，为严羽辨唐宋诗体制、树立尊唐抑宋的话语权威，尤其是为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奠定了理论前提。
其次，《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显示了严羽试图在理学思想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
宋学家打着宣扬性命义理的口号，认为诗歌只是“艺焉而已”（周敦颐语），是供人娱乐的玩物，在“学诗用功甚妨事”（程颐《二程遗书》卷18）的极端观点下，取消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理学家偶尔也吟诗作文，可大都搁置诗歌艺术特征于不顾，一味于诗中谈性议理，忽视了诗歌作为独立的文体所具有的基本审美特征，完全沦为了阐述理学思想的工具。朱熹对于文道合一的明确论述在宋代道学家的文论中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朱子语类》卷139）
严羽《沧浪诗话》的辨体批评主要从诗体艺术形式与风格的角度出发，论诗往往舍弃经典，与刘勰、韩愈等人首先标举“明道尊经”大异。《沧浪诗话》中除《诗体》中有“《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一句之外，更无称引《诗经》之处，根本没有涉及到《诗经》的经典示范意义。这种形式主义的理论倾向构成了《沧浪诗话》的最大的诗学意义，就是在宋学话语背境下寻求诗学批评超载于儒家道统外的独立的存在意义，谋图建立一种与“道统”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诗统”。严羽的这种意图与努力，是宋代诗学日趋专业化的产物，对于儒家道统的话语权威是具有颠覆意义的。《沧浪诗话》代表着一种想在儒家正统道统之外，另建独立于整个宋儒理学之外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一种努力，这种诗学话语体系的存在的根基就在于，必须承认有独力于儒家理学话语之外的自成体系的诗学的存在，这种诗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价值体系、权威系统与批评话语，应该是自我满足而非依附性的存在。也许严羽是无意的，但他的这种试图挣脱理学话语约束的努力及其在明代诗学批评的重大影响，都昭示了他的反儒学的本质，而以禅喻诗只是其批评手段之一。
最后，《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也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也蕴涵着理论的误区，具有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与影响。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诗学批评突出地肯定诗歌审美特征，把审美特征的兴衰演变作为考察与评价前代诗歌成就的标准，与宋学影响下的诗学批评强调政教伦理有明显区别。如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开篇就明确标榜“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就明显受《沧浪诗话》的影响。从现代文艺学的角度看来，严羽《沧浪诗话》具有独到的批评史意义。我们从明中后期以理学家为主体的唐宋派、清代标榜宋儒理学的思想家以及代表清代官方正统舆论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诗学批评尊唐风尚的贬抑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包含有自觉与宋代诗学批评乃至宋型文化立异的因素，在其本质上带有动摇宋儒理学思想的意义。
但明代诗学批评家在继承严羽的辨体批评理论的同时，都忽视了他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严羽论诗，首在辨别家数，曾自诩道：“辨家数如辨苍素，方可言诗。”在《答吴景仙书》中又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诗最高目标为逼真古人而不能辨：“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被郭绍虞讥评为“依附影响，立论殊谬。不特诚斋、白石耻言之，即醇正如水心、晦庵，亦不为此言也。”④这种对理论上的背谬的长期的忽视昭示了我国古代诗学批评逻辑严密性的薄弱。这也是明代诗学复古理论与辨体批评之间的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长期使得明代人的诗歌创作、诗学理论与批评实践三者之间处在一种相对分裂状态而无法调和，于是我们在研究明代诗文批评时就可以看到这种颇有意思的现象：严格的复古的诗学理论长期制约着诗歌创作的发展，可是以严格的复古理论为基础的辨体批评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成就，而辨体意识的进一步强化所带来的唯古是尊与申正黜变的诗学观念，又反过来制约了明代诗歌创作的发展，诗歌创作的日趋孱弱与诗学批评的日趋细密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无论是创获还是流弊，这种数百年间的巨大的影响力都是严羽本人所始料不及的，正如清人所说的：“（严羽）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后人辗转承流，渐至浮光掠影，初非羽所及知。”⑤
总之，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是宋代诗学批评辨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同时显示了严羽试图在儒家理学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
注释：
①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②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③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摘要：韩愈散文接受是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重要架构，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关键环节。一部由元至清的韩愈散文接受史就是一部中国古典散文成长史，研究好韩愈散文技法和理论的接受脉络有助于勾勒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基本框架，对最终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是本文的目的。
关键词：元明清；韩愈古文；接受状况
韩愈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以丰富而卓越的散文创作成果，占领了被骈文统治多年的阵地，宣告了古文对骈文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比如茅坤把他和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家：杜牧把韩文和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但都语焉不详，不能详细了解韩愈在散文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以下力图对韩愈古文在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韩愈散文在元代
元代文学创作成就不比唐宋，文学领域戏曲独胜，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一向凋萎。因元朝理学盛行，以弘扬道学为旨归的韩愈散文继续受到关注。总体上，元代前期文坛受科举的制约，言理道性成了文学的共同使命，对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名家名作的模拟成了一时之气；延v以后，科举废弛，文学创作松绑，文坛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但还是存在崇拜、学习韩愈散文的文学名士，比如袁桷。元代文坛虽宗欧阳修、苏轼，但对韩愈散文也是很重视的，因为元代文人知道欧、苏文章的根脉在韩愈那里。元代前期文坛有郝经、姚输、姚燧、戴表元等人对韩愈散文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金元时人对韩愈散文的研了与唐宋文人一样，肯定韩愈的文学史地位和鉴赏韩愈散文的美学特征外，尤其注重对韩文文法的研究。韩愈散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论心法。心法是金元士人鉴赏接受韩愈散文所关注的最高法则，郝经称之为“大法”。主张文章的最高法则就是要明白“理”与“法”的关系，“精穷天下之理”并指出儒家经典是“理、文、法”兼备的最高、最好的学习蓝本。这与韩愈文论有相通之处。其二，论“篇法”。其三，论“句法”。古人作文都很注重句法，唐宋皆然，郝经说：文章“至韩柳欧苏氏”已“句句有法”。其四，论“字法”。金元文人论文很重视“字法”，郝经又说“至韩柳欧苏氏”已“字字有法”。元代文人接受韩愈散文特别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文集》和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是代表性的作品。相比较而言，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注重对韩愈散文的点评，从字法、句法、篇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批评，这种方法对当时学者学习韩愈散文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实用性很强，便于学习模仿[1]。
元代散文有“文擅韩欧”的基本特点。前期姚燧，元明善等崇唐，偏重奇崛雄健，尚韩愈；刘因、王浑等崇宋，偏于平易温醇。后期二者界限不太明显，逐渐趋向唐宋并崇[2]。在文道关系上，元代散文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因而元文大多偏向实用和明道，在性情的抒发和文词的华美方面有所欠缺。元代诸家往往在宗韩和宗欧之间有所取舍。元代文坛自延v年间才开始学习韩愈的文风向欧阳修的文风回归。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所选文章最多的是韩愈，有32篇，苏轼12篇，欧阳修仅5篇，并非谢枋得对此有所偏见，而是要为科考举子提供考试模板，韩愈、苏轼是最佳模仿对象。这些都显示出韩愈对元代散文的贡献。
（二）韩愈散文在明代
韩愈散文在明代虽也不及在北宋受尊崇，但也是“名不寂寞”的[3]。在明一代，虽有像“前后七子”这样的非韩派，但更有尊韩的“唐宋派”，明代一流的文人学士没有不尊韩的。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说：“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文原》）明代杰出的文论家胡应麟在《唐语林》中也说：“韩公文至高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文公，体大变。”后七子的核心人物、明代文坛后期领军人物王世贞在《书韩愈散文后》中说：“韩公之于碑、志之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这三个散文家对韩愈散文的文学思想和散文成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高云：“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唐诗品汇》）。在这以后，作为唐宋派核心人物之一的茅坤对同一时期的秦汉派批评韩愈散文的无知言论，作出了激烈的抨击斥责，他这样说道：“世之文章家，刻自喜，往往姗韩骂欧，背弃六籍，瓦釜雷鸣，互相标榜。然不知于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与潇少府书》卷七）明代的韩愈散文沿袭了宋元的路子，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本体论的辨析，对韩愈的“文以明道”说中的文道关系展开了论辩，少有创见；另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注重发掘文章学的一般规律，“使中国古代文章学在元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明初散文家宋濂、方孝孺接受韩愈散文，沿袭唐宋旧路子，注重辨析韩子之道的纯与不纯，注重辨析韩愈提倡的“文”与“道”的主次关系。明代中期开始崛起于文坛的唐宋派，高高举起尊韩的旗帜，此派的主将唐顺之、茅坤学韩愈而各有所得：唐顺之所编的《文编》提出了读者接受三境界观点，即“肉眼”、“法眼”、“道眼”三境界[4]；茅坤编选《唐宋家文钞》提出了“本色”、“神理”的美学主张，解决了儒家文学“文以载道”的创作“心源”问题，对韩愈散文的字法、句法、修辞技巧、表现方法和结构做了系统的探讨。明代的散文创作，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这是韩愈文道观对明代散文的贡献。同时又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同时也有一定艺术功力。其中传记散文最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凸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如《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等都是较为优秀的名篇，有韩愈传记散文的影响。宋濂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k甚于毒蚊，《指喻》说明大患常发于至微，都写得顿挫浏亮，畅达剀切，也是受了韩文雄奇奔放文风和杂文特色的影响。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台阁体应运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杨士奇步趋欧阳修，为文追求纡徐委备；而杨溥则力模韩愈，为文刻意遒古矜练。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家散文法度，极推韩愈、柳宗元，以及宋文六家，世称唐宋派。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一般说来，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从字顺”，有韩文之风。晚明时期，也还有一部分作者，继续恪守唐宋派论文主张。有的认为只有取经唐宋古文家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如艾南英。明代文坛始终存在复古与反复古、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不论那一派粉墨登场，都要搬出韩愈来评论一番，有批评，但更多的是肯定与继承，所以说韩愈散文对明代文坛的影响是继宋代之后最大的[5]。
（三）韩愈散文在清代
清代的散文，具有终结性和过渡性的特点，散文名家不多。黄宗羲为文，强调“情至”与文、道、学的统一，清初的汪琬为文受唐宋派影响，以家为法式，都有过潜心研究和学习韩愈的散文的经历。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由方苞始创于康熙朝，一直绵延至清末。该派文学主张近宗明代的唐宋派，远接唐宋家，以“义法”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6]。“义法”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更加密切，文章写作要“有助政教”，这一观点也是对韩愈的“文”与“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乾隆、嘉庆时期，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诱等人。管、方、刘、姚诸人重气势，比如，方东树说：“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S”也。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沈酣，笔势弛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韩公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昭昧詹言》）朱仕诱以荀况、司马迁、韩愈为师，尤其以学韩愈自命，“其文体格极正，宁艰涩而不肯不工，宁晦滞而不肯不奥，专于炼句炼字，雕琢太过，往往意为辞累”，“晚年文从字顺，渐近自然，神到之篇亦自入妙”，比较追求阳刚之美，与方苞、姚鼐风格稍异[7]。
可以看出，韩愈散文影响在清代仍然很大，但已经减弱。
结语
基于儒学的文化批判乃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就。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之中，“宋代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开拓出封建时期后期的新的文化传统。”[15]同时，宋代欧阳修等人领导的古文运动、苏轼、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近代的湘乡派等都从韩文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总体上，从韩愈对古文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的历代变化看：韩愈散文在宋代经历了全面的兴盛，元代则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时期，明代又再度兴起，清代则是淡化变衰期。这正体现了韩愈的重要为文理论贡献和巨大价值以及其散文成就的深远影响，后人称他为唐宋家之首也就自然而然了。（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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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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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林娣.略论韩愈散文的历史贡献[J].江苏社会科学，2003（05）.
关键词：人生道路 人生境界 诗学观念 归隐 平淡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79-02
唐代诗歌以其雄浑的气势，高昂的歌调和晶莹的意象展示了唐代诗人丰富的心灵世界，表现出有唐一代独特的审美风韵，创造了彪炳千古的盛唐气象。唐诗所描写范围大致山川河流，小至和风细雨，无所不至，唐诗就像一座山峰，宋人只能站在山脚远远地观看并慢慢地靠近它， 胡应麟在论及宋初诗人时曾说他们“虽时有宋气，而多近唐音。”[1]宋代诗人对唐代诗人的选择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
一、人生道路选择的航标
宋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朝代，赵宋帝王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地方上于州郡长官之外又设通判，使彼此互相牵制。这就使当时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难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时彼此争论不休，却很难制定有效的对策，“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由于五代的长期分裂、战乱，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受到极大破坏，为了巩固大一统政治，程朱理学兴起，用三纲五常维护封建专制度，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培养绝对忠于宋王朝的文人，让文人从灵魂深处尊君崇上。文人在这种环境中将何去何从，他们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有的积极入世，有的半官半隐，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有的辞官归隐，消极出世。但不管何种选择，似乎都把唐人作为自己选择的航标。
宋代文人的人生道路多是追慕唐人的模式，即“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早年的积极入世，中年的亦官亦隐，晚年的彻底归隐。
经历北宋诗新运动的欧阳修，对新王朝也有期待，有济天下苍生之大志，天圣八年举进士甲科，授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欧阳修在西京钱惟演幕府中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好友，后历任地方及朝廷众多要职，累官至参知政事，。他直接参与过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与范仲淹等同为北宋早期主要的政治革新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数次被贬官，但他还对朝廷抱有希望，有“中隐”的取向和追求心灵自由、高雅的情操。在仕途沉浮中，他以内心对归隐的衷情为支柱，赢得一种对待宦海浮沉的达观态度，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 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被贬滁洲，自号醉翁，已有归隐之意，其选择了白居易作为自己人生的航标，其晚年更像白居易的晚年一样，纵情山水，尽情享受田园风光。他晚年定居颖州西湖，自号六一居士，在心灵上远离尘世，不为世俗所羁绊。
综观宋代，还有王安石、苏舜钦、范仲淹等众多诗人的人生道路也与唐人相似，早年有凌云之志，在遭遇挫折之后，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到了晚年，则远离尘世，过着外儒内道的生活，将“兼济”与“独善”统一于仕途取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采取不同人生态度的圆融处世方式，实践着与唐人相似的人生道路。
二、人生境界的追随
唐代文人的人生境界让宋人追慕不已，宋代文人对唐代文人进行了有选择的接受。
首先是对胸怀祖国，关心贫苦人民的人生境界的追随。“孰似少陵能叹息，一身牢落识乾坤。（宋代晁说之的《杜诗》），杜甫在乱世中的“忧生忧世，忧国忧民”，在贫困交加中还想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高风亮节，每每想起劳动人民的贫苦就“叹息肠内热”，这些都被宋人所看重和推崇。其次，是对那些大济苍生，奋斗不止的追随。苏轼在韩愈死后，这样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既指出了韩愈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更指出了韩愈对民生、对现实的影响。第三，对率真、豪放、旷达境界的追慕。唐代繁荣昌盛的国力与唐代诗人澎湃饱满的激情水天相接般地自然交融为一体，辉耀着整个中国古代辽阔的文化苍穹。在唐代诗歌中，无论诗人身处困境还是身处逆境，到处可见诗人率真、旷达之意，这种境界对宋人影响很大。K轼的一首题为《书丹元子所示
三、诗学观念的继承
复古守正以求出新，是宋初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从学唐到弃唐是许多宋代诗人所走过的道路。他们在诗学观念上接唐代诗人之踵，将唐代的诗学观念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
宋初的西昆体、白体、晚唐体共同构建起宋初诗坛三体鼎立的局面，他们承袭了唐以来浮靡华丽的诗学观念，宋中期，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诗坛，把以韩愈为首的“以文为诗”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南渡以后，“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讲究苦吟，重宋初沿袭晚唐诗风的老路，尊唐似乎是宋代诗人的主旋律。
首先，宋人对平淡诗风的追求承袭唐人。
平淡是是指一种平中见奇、若淡而深、气敛神藏、法极无迹的艺术风格。唐代诗人对平淡的追求从初唐到中晚唐一直没有放弃，初唐的王绩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3]不施脂粉的朴素美像从贵妇堆里走出来的一位荆钗布裙的村姑。韦应物作诗以平淡作为诗歌审美情趣， “韦应物诗平平处甚多，至于五字句，则超然出于畦迳之外。”（《韵语阳秋》）白居易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努力践行对平淡的审美诗歌风格的追求，如《问刘十九》、《暮江吟》等。
其次，对苦吟精神的继承。
唐人重视苦吟，尤其重视炼字，宋人则秉承了这一传统，宋人强幼安在《唐子西文录》中说：“诗在与人商论，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4]炼字在王维、杜甫等人的诗中就已经出现，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中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鸥”，一向被认为是炼字佳句，杜甫讲究“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在其诗中，十分讲究炼字技巧，比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杜甫《春夜喜雨》的“潜”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杜甫《咏怀古迹》）的“赴”字等，孟郊、贾岛则以苦吟为主，孟郊作诗“夜学晓未休，苦吟鬼神愁”，被人称为“诗囚”， 贾岛更是在他的《送无可上人》一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句下加注一首小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极言炼句时间之久，吟成后之欢。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典尽客衣三尺雪，炼精诗句一头霜”（王建《维扬冬末寄幕中二从事》） “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方干《贻钱塘县路明府》）
宋人也注意到了苦吟的重要，陈师道说“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5]张表臣说“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乃得工耳。”[6]宋人苦吟重在追求意新语工，惟具独创-性、陌生化方可称善，显然是对唐人的模仿与超越，如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7]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写活了江南的春天。江西诗派讲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显然是祖承苦吟而来，宋初的九僧则刻意模仿贾岛的“苦吟”风格，南宋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也多以“苦吟”人自居。梅尧臣诗风也曾受到贾岛影响， 欧阳修在《读蟠桃诗寄子美》中，他写到：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指出二人间的继承关系。
第三，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以文为诗”肇始《诗经》，发扬于陶渊明，光大于韩愈。
《诗经》采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描写春夏秋冬四时之景，铺陈东西南北四方之神等，带有“以文为诗”的倾向。陶渊明则以散文的篇章结构 、 句法及其虚词、虚字入诗 ，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如散文般的平实自如 、天然入妙的情趣，开了后世“以文为诗”的滥觞。杜诗被誉为“诗史”，杜甫突破诗歌体格本身的传统表现方法，以史为诗，将诗歌进行了散文化和历史化，即以文为诗，这样就扩展了诗歌表现功能的内涵和方式，元稹、白居易所作“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的讽谕诗其实也是以文为诗的表现，显示了散文化的方式对传统诗歌体制的冲击与变革。韩愈则以赋法入诗，以古文之法入诗，成为唐代“以文为诗”的代表人物。宋人则发展了唐人这一手法，欧阳修承袭和超载了韩愈“以文为诗”的诗学理论，历代评论家公认“欧阳公诗学退之”[8]苏轼采用虚字和散文章法，并且带有相当的议论性将“以文为诗”的手法运用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就认为“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 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总之，宋朝诗人包括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翻阅唐朝诗人后融汇贯通而自铸其伟业的，而唐朝诗人对于宋朝诗人，在人生道路、人生境界及诗学观念上都有至深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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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表臣.珊湖钩诗话.何文焕编.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70.
[7]王国维.人间词话.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
关键词唐 宋 官方美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Try to Analyse the Basic Features of Official Art Education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ENG Qian
(Zheng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62)
Abstract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politics is stability,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culture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of Art trend to be specialized, the various techniques are becoming more perfect, kinds of artistic history and argues succession, and a large numbers of famous artwork emerges and spread in the world, meanwhile, the official Art education also appeares an unprecedented flourishing situ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Song Dynasty's official art education, it is the peak in our Art education history.
Key wordsTang Dynasty; Song Dynasty; official art education
1 社会文化繁荣，艺术活动兴盛，统治阶级热衷于艺术活动和收藏，重视美术教育
唐代结束了自魏晋以来数百年的动荡时代，消灭割据，实现统一，击败突厥，摒除外患。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使民族自信达到空前的高度。有这样的底气支持，唐代的统治者大都精力旺盛，热衷艺术。据画史记载，唐代有多位皇帝、宗亲能书善画，李思讯、李昭道便是其中的翘楚。统治者不但热衷艺术，而且热衷对美术典藏和艺术作品的收藏，民间广为流传的唐太宗、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与唐相比，宋代武功多有不及，文治却有过之。宋代统治者讲究“崇文抑武”，文人地位空前高涨。因此宋代虽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但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却远胜前朝；各种绘画全面繁荣，民间画工、皇家花园、文人画三足鼎立，互相竞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美术教育上，完备画院制度，加强官方美术教育。宋徽宗是史上有名的书画皇帝，他利用皇帝之便，广收天下名藏。《宣和画谱》详细记载了当时宫廷收藏绘画作品的情况，全书共20卷，共收录魏晋至北宋末画家231人，作品6396件，按画科分为道释、人物、龙鱼等十门。其收藏热情可见一二。
2 官方成立专门的美术教育专门机构，美术教育人员的地位有所提高
唐承隋制，以科举考试为准绳，学校愈加完善。除由国子监统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外，又设弘文馆、崇文馆、医学馆，设置教习。按照门类，在中央各相应机构设立直官，形成了其独特的书、画、百工直官教育机制。
其一，直官主要由文化、科学、艺术等技术诸领域中的高级专业人才担任，包括史志、翻译、书法、绘画、音乐、医药、建筑、天文历算等方面专家。其中与美术相关者，有书直、图画直（又称丹青直）、拓书直，及少府监直官、将作监直官。
其二，直官本身无品。充直者原来即有官品，则称有品直，充直者原来无官品，则称无品直或百司杂直。任无品直经年而有功者，可获散品而有资格转入流内，从而为身怀技艺者由伎匠晋升入流获散提供了机会。由此看来，直官制有利于美术等技艺教育的促进。
唐初设有翰林院，置翰林待诏一职。除直官制度以外，唐代晚期也诏善画者为翰林待诏，补充官方的美术教育。在此基础上，后蜀后主孟昶创立翰林画院，建立制度明确的画院，经过不断发展，在两宋时期臻于完善，更在徽宗时期达到顶峰。此时的画院画家，经过努力，可以出官入仕，其地位与以往匠人不可同日而语。宋徽宗更于翰林图画院之外别开“画学”，设馆招生，将其纳入国子监学校教育系统，设有完善的教学制度。这样就是将绘画列入了国家科举制，民间画家可以通过考核，进入画学学习培养，进而入仕，这大大提高了画家的社会地位，也培养了许多出色的名家，整体提高了画家的业务能力和文化修养。可以说，“画学”是我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惟一的国立专门绘画学校。
3 注重美术教育的制度和方法
唐代官方的美术教育崇尚法度，这点在书法上体现尤深。唐代书法教育专尚法度规矩，尤重楷法。对行书、楷书笔法和结体的研究总结，成为唐代书法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笔法方面，由智永而张旭，在卫夫人《笔阵图》“七条”的基础上，总结出侧（点）、勒（横）、努（竖）、（钩）、策（提）、掠（长撇）、啄（短撇）、磔（捺）所谓“永字八法”。结体方面，由于楷书笔划、字形的相对明确而尤为唐人所重视，如欧阳询归纳的排迭、避就、顶戴、穿插、向背等“三十六法”，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的“均谓间”、“密谓际”、“补谓不足”、“损谓有余”、“巧谓布置”、“称谓大小”，都是关于结体法度的总结。由此，形成了唐代书法艺术理论，同时也是书法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绘画方面讲究“外师造化”，提倡写生，讲究工丽。与在魏晋“传神论”的美术理论相比，隋唐画家更重视以写真或写生为形式，禀承“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在新题材的开拓和山水画大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绘画艺术语言的精研锤炼，归纳出了“外师造化”的观念。展子虔、杨契丹、阎立本、、李思训、李昭道、曹霸、陈闳、韩帧⑽獾雷印⒄泡妗⑼跷、周P、韩辍⒋麽浴⒄怒b等人，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也是外师造化这一理论观念的切实实践者。
同唐代相比，宋代的官方美术教育更加系统化，专业化，而且富于竞争机制。神宗时期，画院在用人方便，不再采取论资排辈的方式，而是要求以艺业高低依次使用，大大促进了绘画的发展。徽宗时期，画学学生一方面要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另一方面，要经过儒家经典的学习，提高自身学识。并且制定严格的专业考量标准。见《宋史》选举志所云：“画学之业，（中略）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这一标准十分简明扼要，体现了非常高的绘画艺术要求。“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反映出唐代以来“外师造化”的绘画教育思想在宋代有了更加明确的内涵。“笔韵高简”，既是关于绘画艺术语言的要求，更是绘画艺术文化品格的要求。“高简”二字，表白了宋代绘画艺术与唐代“工丽”画风完全不同的品格，以此作为考量画学生员绘画艺术等第的标准这些训练提高了学生技艺，也提高了学生的艺术品味和文化素质。培养出大批出色的绘画人才。
4 注重画史、画论的总结和研究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美术的鼎盛时期，孕育出大量的优秀艺术家，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艺术佳作，也积累出丰厚的理论见解和技术经验。在官方的支持下，唐宋时期出现大量的画史、画论，将前人和今人的理论和经验进行总结。唐代的画史画论，归纳为史、论、法三项。除了专著之外， 大量的画史画论还出现在文人的诗文之中，纵观流传至今的唐代诗文，论述绘画的文字比比皆是，这大概是唐代画史画论总结研究的一大亮点吧。五代、宋的画史画论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论述问题进一步深入。大致上分为通史类、品评类、画法类、地方画史类、札记类。这些画史画论专著保留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为官方美术教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参考和理论借鉴，有力地推动了美术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福顺.中国美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唐宋之砚，前朝无比，元明不及
1.唐宋之砚，以砚石而论。自唐宋以来，对诸多砚石以“细腻、发墨、润笔”等实用性为标准，择优而取，先后比出了四大名砚石(端石、歙石、红丝石、洮河石)，可以说“变石为宝，独步天下”。至今中华砚石，名见经传的有130余种，再加上名不见经传的砚石，近300余种。然而，能超过四大名砚的还没有。
2.唐宋之砚，以砚形而论。据古籍记载，唐宋雕琢砚之式样，有70余种，如几何形、仿生形、什物形、暧砚形、抄手形等，它们无不从砚台的研墨、蓄墨、平稳、轻便、清洗等实用之需所制。可以说“高山仰止，一统天下”。把砚的实用价值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尽善尽美的地步。
3.唐宋之砚，以研究而论。盛世兴典籍，有关砚的专著始于宋代。据日本小野氏《砚书文献考》统计，约有70余种，可以说宋代砚著“旭日初升，光照千秋”。而元明的论砚专著，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与宋代相比，乃小巫见大巫，不能同日而语。
4.唐宋之砚，以君王而论。唐代289年，五代53年，宋代319年，在这661年中，凡是喜欢书画的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都是宝之砚台收藏、爱好者。其中最突出的有唐太宗李世民、元宗李、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以及苏易简、欧阳修、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名流，可以说“君临天下，砚染江山”。因此，唐宋是中华名砚的辉煌时期。
从以上四点，再加上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国力强盛，推行“重文抑武”政策，实行科举制度，掀起了中华民族第一次收藏热，使中华名砚得以普及，成为陈继儒所描述的“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的情景。唐宋之砚，清朝深化，当展
事物总是朝着历史前进方向发展的，虽然元明之砚不及唐宋，然而到了清代，尤其是康乾盛世，二帝酷爱文房四宝，将中华名砚深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第三次收藏热。到了近现代，又掀起第四次、第五次收藏热。特别是解放后，在党的继承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下，对中华名砚的开发、制作、研究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
1.砚的功能，由唐宋的实用为上，到清以来深化发展到实用与欣赏并重，进而又以欣赏与收藏为主，这是砚的功能性的升华，由实用性向艺术性转化。其主要原因：
(1)砚自身发展的结果。中华名砚自唐宋以来，制作出70多种式样，使砚的实用性日臻完善。因此，文人不再满足于砚台单一的实用价值，而向砚的多元化的艺术、文化诸价值深化发展，到了清后就达到了由实片性向艺术性转化的必然结果。这也是符合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
(2)历史发展的原因。由于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今天的笔、墨、纸、砚作为书写工具，在古时的优点逐步演变为当代的缺点：使用比较繁琐，书写速度不快，携带又比较笨重，它们不及圆珠笔、钢笔以及电脑打字来得简明、快捷。因此，文房四宝由古代普遍使用的书写工具，演变为当代书法、绘画的专业性的书写工具。中华名砚其实用价值虽然逐步逊失了，然而砚的观赏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却在不断地提升，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这也是中华名砚历经1000多年来持续不衰的根本原因。
2.清后砚雕刻艺术的深化发展，使砚更加多样性、艺术化。宋代米芾曰“器以用为工”。因此，唐宋之砚虽然在造型上式样颇多，但主要还是围绕实用。如唐代的箕形砚、宋代的抄手砚，都是当时的代表作。到了清以来，在继承上不仅有仿古砚，而在雕刻艺术的深化发展上，雕刻家在追求“新”“奇”“美”的过程中，又制作出了随意形、自然形的砚台。这是因为他们比较注重砚石的自身结构、形状、石质、石品的特点，突出自然神韵，达到天人合一，天工人工两臻其美的境界。
唐宋与清后制砚思想的主要区别：唐宋时期的制砚艺人，视实用性为砚之“灵魂”，把砚石当做一张“白纸”，主观意志强加于客观砚台上，裁成四四方方的各种几何形状，然后制作出实用性很强的砚台来。而清后，特别是当代的雕刻家们，又视艺术性为砚之“灵魂”(关于诠释“砚魂”，笔者有另文)，把砚台看做“书本”，首先把它读“懂”了，然后以客观为上，因石构图，以材施艺，由色取巧，在保留砚台的实用性的同时，使雕刻的砚台更加艺术化，更具有观赏性。
3.清后对砚的研究更加深入发展，著作众多，内容由表及里，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1)唐宋论砚专著，不及清后的多。
据2005年10月由肇庆市端砚协会组织出版的《端砚大观》，把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的主要论著都辑要出来，为藏砚家做了一件好事。让我们看到唐代只有论砚的诗词，而没有专著；宋代论砚专著有29种；元代只有4种；明代亦不多，只有11种；清代洋洋大观有52种。到了近现代论砚著作不断出版，难以统计，不仅有专家、学者，也有广大收藏爱好者的。书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宋代砚书只有文字，拓片不多；清代不仅有文字、拓片，而且有绘制砚图。如清乾隆钦定的《西清砚谱》，绘图精美，砚形逼真，这比唐宋著作效果好。到了当代，更利用现代化的照相和出版技术，出版的砚著更胜一筹。如1997年博物院出版的彩色《西清砚谱古砚特展》，又比乾隆时绘制的《西清砚谱》更加典雅、精美、清晰，也弥补了古时因没有实物图录、照片，难以鉴别古砚的不足。
(2)唐宋对砚的研究，不及清后深化。
入清以来，对砚的研究，从外延进入内涵，由砚的外形到石品花纹，更加深化发展。据2005年10月出版的《端砚大观》，从“历代端砚著述辑要”内容看，宋代论述端砚的石品花纹只有石眼(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火捺、黄龙纹、翡翠纹(南宋叶樾《端溪砚谱》)、金银线(北宋唐询《砚录》)。而端砚主要名贵的石品花纹，都是入清以来研究发现的。如青花(高兆《端溪砚石考》)、天青(李兆洛《端溪砚坑记》)、蕉叶白(梅山周氏《砚坑志》)、鱼脑
冻(吴兰修《端溪砚史》)等，在描述石品时，更加精辟入微、生动形象。
当代知名端砚学者刘演良在《端砚的鉴别和欣赏》中，对天青又提出新的观点：“天青是端石的青花最密集之处，也可以说天青就是青花的聚集空间，由于各种青花聚集一起就形成天青，故说天青是非常难得、罕见的，也是端石中十分细腻、幼嫩、滋润之处。名贵的浮云冻往往在天青的位置上出现，就显得更名贵。”刘演良把天青的特点，以及与青花的关系，表述得十分清楚，弥补了古代孤立地描写石品花纹的缺憾。当代知名端砚学者谭沃森在《趣谈端砚》中指出：“端砚发展到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砚石的大量开采，石工们发现有的砚石将各种石品互相交错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石品，艺人们将它命名为‘荡’。所谓‘荡’，就是湖的别名。什么样的石品才可以称得上‘荡’呢?‘荡’是多种石品的综合体：里面是鱼脑冻，冻内有青花，冻外是一片蕉叶白，它们均被火捺包围着，而火捺之外却布满天青，看起来像一个开阔的湖面，波纹荡漾，连成一片。如砚池内具有这样的石品，它的欣赏价值之高，可以想见。今天的藏砚家们把有‘荡’的砚，看得比金银珠宝还要珍贵。”他还指出，“《星湖春晓》砚的墨池就有这么一个‘荡’，据专家鉴定，这样好的石品，自有端砚以来，首次发现”。谭文把端砚的石品花纹，又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歙砚和龙尾砚的研究上，当代的专家、学者李明回、胡中泰、程明铭等先生的论著，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深化和发展，这里暂不做论述。
4.雕砚人员由唐宋时的工匠型，向清后的雕砚师、工艺师方向发展。
唐宋时的制砚其核心是实用，砚型主要体现线条美，这属于工匠的本领。他们虽然缺少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但是只要有制砚的悟性和遵师传授，再加上不断地实践，就能制作出线条流畅的砚台来。因此，唐宋古砚形式最大特点是其基本特征无多大地区差异，时代风格大于地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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