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如采编、借阅、自动化建设基本符合核心业务定位标准中的前3条，它们都是对满足读者需求、实现用户价值具有重大作用的业务，对图书馆生存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业务，对图书馆最终服务和产品的质量及水平具有关键作用的业务。但是，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电子传媒扩张的技术环境共同作用于今天的城市文化生活，使人们的文化需求满足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途径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迫使图书馆的工作重心由重收藏向重传播、重导向、重服务转变，即把与知识传播及知识导航有关的业务纳入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中。此时，讲座等读者活动作为一种传播知识和引领知识的有效途径，也进入图书馆的业务核心范畴。当然，图书馆的核心业务还会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革、图书馆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能的重心转变而不断发生方向上的偏移，因此，图书馆管理者或工作者只有具备对人们文化动态性需求的充分掌控，才能在不同时期确定适合社会文化发展、满足人们需求的核心业务。笔者亲历了温州市图书馆10余年的发展进程，见证了图书馆核心业务的不断演变及伴随演变而来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发现当代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定位正倾向于后3条标准，逐步将讲座、社团等具有发展潜力、增值性或竞争优势的读者活动业务及文献开发与研究等专业技术含量较高的业务定位为核心业务。
温州市图书馆核心业务的演变
2005—2011年，温州市图书馆的核心业务经历了3个阶段，从传统的借阅采编到读者活动，再到文献整理开发研究的转移。并且在3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中，温州市图书馆以强大的业务数据和良好的社会效果证明，无论将什么作为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只要把握得当，各项业务均能和谐共存、共同发展。满足读者需求、决定生存发展的“借阅、采编”核心时代温州市图书馆与其他同类公共图书馆一样，把借阅服务、文献采编作为全馆的核心业务，馆藏量和读者量也一直是考核图书馆工作的主要指标。因此，借阅服务、文献采编等岗位集中了全馆的业务骨干，以其符合读者需求的时代特性和影响甚至决定图书馆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作为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得到充分重视和良好发展，为图书馆的其他各项工作打下良好、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的第四届青年学术论坛上，温州市图书馆以其创新的“书车舞”传递了温州市图书馆读者服务的理念，表达了温州市图书馆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得到业界一致赞誉，高度体现了传统借阅服务作为核心业务的工作理念。但当时，由于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相对较低，加之图书馆软、硬件相对落后，无论图书馆工作者还是公众对图书馆的定位或者理解大部分停留在图书借阅的初始阶段。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图书馆工作者的工作意识逐渐发生转变，核心业务也随之发生变化。具有发展潜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读者活动”核心时代近10年来，以讲座为代表的读者活动发展势态迅猛，有一定规模的图书馆都成立了专职部门从事读者活动，并且这些读者活动以其广大的社会效益和影响颇有引领核心业务之势。温州市图书馆也不例外。特别是2010年开始，温州市图书馆在稳定的传统业务基础上，以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温州“首届读书节”活动使其核心业务悄然发生转变，后又因全新的“阅读时尚化”理念、读书话剧社等一系列社团的成立而倍受社会关注。由于读者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果，温州市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开始向各类读者活动推进。品牌讲座作为中小型城市公共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一直坚持公益性，积极拓宽渠道，联合社会力量，举办各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讲座等公益性读者活动，并不断地坚持完善“温州学人讲坛”、“籀园讲坛”、“大榕树市民学堂”、“民营企业思想道德大讲坛”、“文明大学堂”、“女性课堂”等一系列比较成熟的讲座品牌，塑造良好的文化品牌形象。品牌活动温州市图书馆每年坚持举办中外经典诗文朗诵会、新温州人演讲大赛、英语之星电视大奖赛、“相约在温图•共度文化年”系列活动。这些读者活动以其良好的社会效益成为了独特的品牌活动。2010年，温州市图书馆本着促进全民阅读的使命，集全馆之力，以“读书•和谐•发展”为主题，在全市范围启动首届读书节活动，为期两个月，覆盖全社会，惠及城乡广大群众。首届读书节以读书大讲坛、书香大世界、阅读大动员、知识大风采4个板块为主线，使系列名家讲座、图书展销流动会、摄影巡回展、诗歌朗诵会、读书札记征集大赛、晒书会、家庭读书竞赛、图书馆亲子之旅、新温州人演讲大赛、“百佳书香行动”评选等共计180余场的全民读书学习活动同步或陆续登上读书节的舞台，走进百姓的生活，温州市100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的20万余人直接参与了各项读书活动。首届温州读书节各项活动的开展，切实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和城乡文化品位。同时，其深刻的社会影响和全馆群策群力的重视程度，也标志着促进全民阅读的读者活动已经成为温州市图书馆工作的重心。近两年来，温州市图书馆大胆改革、积极创新，成立了读书话剧社、音乐沙龙、温图服饰文化沙龙等社团，并以此为平台开展各类活动，提高读者素养、充实文化生活，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读者的积极参与，在业界颇具影响。特别是读书话剧社，发展态势良好，经常组织优秀节目参演各类公益演出，得到中国文化报、温州商报、晚报、品周刊等多家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温州市图书馆的“读书话剧社”自推出以来备受争议，很多业内人认为，图书馆搞话剧社是一种歧途，放着正经的图书馆工作不做，而整天忙于表演，无异于是对图书馆传统业务工作的一种忽视，甚至可以看作“不务正业”。但是，社团活动的推出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其产生的良好社会影响是肯定的。首先，无论是最受读者欢迎的读书话剧社还是其他社团活动，都符合了一部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且社团的参与者通过社团活动成为图书馆最忠实的读者，使图书馆的潜在读者转化为现实读者。其次，温州市图书馆社团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媒体记者、律师、教师在内的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和专业人士，他们通过社团活动，不断缩短与图书馆的距离、加深对图书馆的了解、产生与图书馆的互动，从而自发地为图书馆宣传，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图书馆各类公益活动中。再次，各类型社团活动的推出，进一步丰富了图书馆的活动类型和服务功能，扩大了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增强了图书馆的时代感，引领图书馆进入一个读书时尚化、立体化的时代。技术含量较高、体现专业价值的“文献整理开发与研究”核心时代2011年，在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六城联创”大背景下，温州市图书馆开图书馆界之先河，承接了温州市政府组织的《温州通史》编纂工作，并以此为标志，掀起文献开发与研究的高潮。同时，随着图书排架业务的外包和RFID（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技术在图书馆业务中的应用，温州市图书馆进入馆员服务转型的时代，领导、鼓励所有一线馆员从传统的借阅服务中解放出来，积极参与关于地方历史文化专题的研究。服务内容的转型直接影响着图书馆核心业务的转变。此外，近几年来，温州市图书馆不断引进古典文献学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来从事地方文献整理开发研究工作，作为一个地市级中小城市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古籍地方文献部现有博士研究生1名、硕士研究生3名及研究馆员2名，在文献整理和开发方面的著述颇丰。温州市图书馆继2007年成功编辑出版《温州地方文献联合编目》、《温州文献丛书》（48部）之后，近几年又陆续出版了《温州文献丛刊》系列（现已出版9种），并且系统规划了《温州市图书馆馆藏日记丛刊》、《温州历史文献集刊》、《温州方言文献丛刊》3种大型文献整理项目，并建设了“温州历史名人数据库”。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编纂《温州通史》，委任温州市图书馆为牵头单位，负责《温州通史》编纂的具体工作。《温州通史》全书预计编8卷，共计350万字，计划6年左右时间完成。温州市图书馆举全馆之力，以提供扎实的文献保障、优秀的技术支持和热情的联络服务为《温州通史》的编纂保驾护航。2011年，温州市图书馆先后召开了数次《温州通史》编纂研讨会、完成了《温州通史》相关专题目录整理、发行了《温州通史编纂通讯》、开展了史料征集活动、建立了《温州通史》专门网站及数据库、组织了“历史文化之旅”考察。温州市图书馆以其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和地方文献整理研究和开发的成果，于2012年初向温州市政府提交了在温州市图书馆筹备成立温州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的申请。
核心业务的定位重点在于找到传统与创新的契合点
关键词：创业教育；区域商业文化；温州
作者简介：马德龙（1979-），男，山东金乡人，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创业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课题“基于温州区域资源的高职创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Y201018651）和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基于温州资源的高职创业教育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SCG292）的阶段性成果，主持人：马德龙。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7-0081-03
一、区域商业文化的含义
商业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在一个国家的不同经济区域，由于历史习惯、文化氛围和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商业文化，即区域商业文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有资源、科技、劳动力等“硬实力”的运用，而且还需要有优越的商业文化这个“软实力”的支撑。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曾经说过：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1]相对说，“硬实力”是可以通过投入的增加和政策的倾斜迅速提升的，而“软实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仅仅靠投入的增多和政策的倾斜。
区域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创业文化，可以说一个地区的创业氛围是浓厚还是淡漠，是衡量这个地区的商业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的主要标志。一般讲，创业文化主要包括人们的致富欲望、风险观念、吃苦精神、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等内容。创业文化是一种环境文化，它可以形成一种商业氛围，有很强的渗透性，对被氛围覆盖的每个人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创业者可以感知这种氛围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并萌生创业意识和动机，进而产生创业行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要与市场经济相一致，即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化。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人们习惯了遇到问题找政府、找官员思维方式，自力更生、自主创业和在市场中解决问题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譬如，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优良的人文传统，但有些文化传统不太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就全国来说，当前最需要克服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化。
二、温州商业文化的内涵
温州自古以来就是浙南闽北的商业中心，在漫长的经商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温州商业文化。关于温州商业文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解释，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即永嘉学派提倡的事功、注重实用，反对空谈的“义利”思想，这种思想是温州商业文化的核心。近30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温州人又在实践中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形成了著名的“温州模式”，可以说温州模式是温州商业文化的集中体现，而温州模式的核心就是温州人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在温州，无论是对企业家还是对温州创业群体进行梳理和总结，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创业集体，以及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事例都深刻体现着温州人浓厚的创业精神。
温州商业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说是涵盖了经商活动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一是温州人浓厚的创业欲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温州人浓厚的创业欲望与温州的资源禀赋相关联。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但温州自古在农业方面就没有出现过繁荣，主要是温州的农业资源十分匮乏。“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状况，使得温州人不得不到处奔走，从事农业以外的经营来维持生存，如“弹棉花”、“理发”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生产和销售，由此形成了温州人的经商意识。这种经商意识世代相传，不断发展。现在世界各地几乎都有温州人捕捉商机、艰苦创业的身影。在温州，人人谈创业，人人谈致富，由此形成了“重商主义”文化。在这种“重商主义”文化氛围中，人们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形成全民创业的局面。可以说，温州人的创业欲望是他们创业的精神动力和发动机，是温州企业诞生与发展壮大的灵魂和精神支柱。
二是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创新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源动力，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主要在于温州人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引领温州人创造了无数个中国第一，“敢为天下先”是温州人创新意识的高度概括。温州人在决定是否做某件事情时，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实践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温州永嘉县的李云河开创了“包产到户”的先河；“胆大包天”是温州人王均瑶的创举；温州人金忠苏包雁荡山、季展敏包楠溪江开发旅游风景区；几个温州农民可以到黑龙江承包下建三江农场的6.7万亩粮田；甚至温州人范鸣强还承包了天安门城楼开“马列书店”；最绝的是温州商业人物彭星邀请克林顿为法派形象代言人。目前，温州正处在创新发展阶段，“创新”正逐渐成为温州商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温州企业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创新”尝试，争取把温州企业做强做大。
三是温州人四海为家的流动性品格。资源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资源流动可以促进资源优化整合，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温州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中冒险、开拓、自由漂流、四海为家的潜能激发着一代又一代温州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开拓创业。“温州人在流动和移民过程中，具有区隔和逾越这两重性，一方面温州人总是聚集在一块，与当地社会存在一定的隔离，另一方面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需求超越地域界限的行动模式和认识观念。”[2]
四是温州人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腻，同时也使合作越来越密切，要求人们具有合作意识。合作意识能够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在商业活动中，温州人很“抱团”，即团结合作。但早期温州人合作团队，往往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在近期才逐渐地开放起来。
五是温州逐渐形成移民城市和移民文化。近些年，温州市的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地引进人才，企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外来人员（新温州人）有300万，所以温州将逐渐形成移民城市，同时形成移民文化。移民文化的特点就是拥有“杂交优势”，来自不同文化、经历背景的人集聚温州，使这个城市充满活力，有利于经济开放体系的形成。
三、区域商业文化与创业教育的融合与发展
（一）基于温州商业文化的创业教育模式
近几年，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和创业活动逐渐地开展起来，有些高校还比较活跃。但是，从总体上说，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就业而被动创业或生存型创业，这充分说明了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的缺乏。[3]究其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是缺失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因此，坐落在温州的高校一定要充分利用温州商业文化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把它提炼和融合于教育资源中，通过创业教育这一载体，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1.培养学生敢于拼搏、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浓厚的创业欲望和创业精神是温州商业文化重要内容，创业教育必须针对这一内容进行。第一、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的品格。可以这么说，没有吃苦耐劳的品格，就没有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目前在校的大学生都是九十年代初出生的，他们基本上是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家庭中，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和坎坷，因此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的品格非常重要。第二、加强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的培养。要充分认识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竞争。虽然市场竞争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效率，但是市场竞争也很残酷，有成功也有失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大学生在创业之初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第三、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要让学生了解我国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从而懂得创业成功不仅能使自己就业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有效解决中国当前就业难题。第四、加强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培养。现在的大学生身体状况并不理想，如在半小时的露天军训动员会上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晕倒，这不能不令人担忧，所以高校必须加强大学生的身体锻炼。学校要有针对性地改革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除正常的身体素质训练以外，要加强耐力方面的培养和训练，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为将来的创业做好身体准备。
2.培养学生“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敢为天下先”是温州人的品格，在创业教育中要突出这方面教育内容。第一、要学习温州人白手起家创大业的精神，使大学生成为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敢冒风险的创业者。敢于创业才有成功的希望，墨守陈规、望而生畏永远没有希望。第二、要学习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培养高职大学生开拓创新的理念，让学生明白，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把创新精神、创业能力与所学专业、市场机会有机结合起来，才会创造出社会财富，个人价值才会得到体现。第三、培养大学生善于创业的能力。“敢”与“先”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魄力，然而仅仅具有“敢”与“先”的精神和魄力还不够，还必须具备善于创业的能力。为此，我们要培养学生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的能力，培养学生企业管理的能力，培养学生专业技术能力，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社会交往的能力，只有把这些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创业的成功。这些能力与专业教育有直接联系，所以我们必须把专业办好。
3.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在家娇生惯养，自以为是，极端者专横跋扈，所以培养大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极为重要。通过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都需要人们之间的合作才能成功，所以要有团队精神，要有团队创业能力。大量数据表明，超过2/3的新企业是由在一起密切工作的创业者团队所创建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一项针对高成长企业的调查显示，其中有83%是属于团队创业的形态，证明了团队创业型企业的成长速度高于单人创业形态。[4]团队创业包括了创新能力、策划能力、组织能力、指挥能力、控制能力、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这样让学生可以更全面了解创业的整体性。
4.培养学生的创业知识和技能。务实又是温州商业文化的一大特点。温州人做事情从功利出发，而且毫不掩饰。温州人不空谈、不幻想，也不怨天尤人。在创业教育中我们要重视温州人的务实精神。第一、要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高职大学生也要学习专业理论，但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结合起来，为此要设计好专业培养方案，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发展，不断改革专业培养计划，使专业培养计划更加符合实际；第二、要强化专业技能的学习，让学生明白所学的专业，本身就是一种创业资本，依托专业技能来创业，成功的机率会更高。第三、要拓宽学生的创业知识面，让学生了解国内外成功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成长历程和特征、学习创办企业的相关知识。第四、要解读学生创业政策，让学生掌握国家对于大学生创业所提供的优惠政策，增强创业欲望。第五、要建立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工学结合就是在学生学习期间，既要在学校接受专业理论教育，又要在实训基地进行相应的职业技能训练，还要在行业所属企业中完成一定的生产性作业。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特点是把学习、实训和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学生的工作也作为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
（二）创业教育促进区域商业文化的发展
商业文化对创业教育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但创业教育对商业文化的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它可以促进商业文化保存传递、传播交流、创造和更新。[5]区域商业文化是后天习惯得来的，它无法通过遗传的方式延续，那么，教育无疑是保存和传递商业文化的最佳手段。首先，温州商业文化是在受到生存环境限制和经过商业实践逐步形成起来的，具有本土化特色，将其应用于创业教育，是为了将这些优秀的商业文化传递给学生，激发他们的创业意识，也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保存这些优秀文化。其次，创业教育即使有丰富的温州商业文化作为内容，也还是需要国外先进的创业教育理念来引领。那么，在理念引进的同时，中国创业教育不是在被动接受，而是经过交流进行扬弃，去劣存优，加以吸收。第三，最重要的是创业教育有创造和更新商业文化的功能。将国外先进的创业文化通过教育进行融合，这是一种区域商业文化内容上的更新；创业教育顾名思义，它体现更多的是实践性创业，与市场、企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紧跟市场，掌握商业讯息，这对区域商业文化的普及起到了加速的作用；创业教育与创新教育本源同根，强调首创精神，培育的是具有创新和创造精神的人才，通过这些人才的创新和创造行为，创新观念和发展科学技术，加速区域商业文化的优化。
参考文献:
[1]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 New York: Free Press,1990.
[2]袁亚平.世上温州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5):324.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创业教育在中国:试点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5.
改革开放的浪潮，把温州推到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多年来，温州独特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子，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不少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采取不同的方式，考察研究温州发展的轨迹，探究其奥秘。温州人自己也在不断地总结、思考，寻找区域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求在全国和国际发展的百舸争流中，更好地把握温州未来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适时创立温州学，进行温州学的研究，十分必要。
温州的历史和现实——呼唤温州学
为什么要创立温州学，创立温州学有什么意义，这是创立温州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温州作为一个市，文化与经济有其鲜明的区域特色。创立温州学，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无论从温州的历史或现实角度看，还是从温州人群体看，都很有意义。温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创立温洲学积淀了丰富的养料。温州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是南戏的摇篮，尤其是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的著名永嘉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学派提出事功学说，主张“通商惠工”、“利义并行”，把物质看成道德思想的载体，把辛勤劳动拥有的物质财富看成是光荣的事。这些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温州人。温州今天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传统“文化基因”作用的结果。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其中和背后的历史文化，是解读温州发展奥妙的根，是探求温州发展规律的源，是创立温州学的沃土。
温州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为创立温州学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民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率先建立股份合作的企业组织制度，创造了许多个“第一”，被专家学者称为“温州模式”、“温州格局”、“温州路子”、“温州现象”、“温州悬念”等等。研究温州的改革开放，研究温州的市场经济发展，对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温州人对温州文化的认同感，为创立温州学提出了现实需要。文化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力量。它以温馨的韵味、丰富的内涵，使人类在沟通感情中引起共通、共鸣，在思想交流中形成共识、共进，这是文化力量的真正所在。温州有200多万人在海内外创业，他们的年销售收入数以千亿计，相当于在温州之外还有一个温州。温州人具有恋乡不守土的秉性，他们虽然四处奔波、闯荡市场，但时刻眷恋家乡。创立温州学其中一个出发点，就是发挥文化在联络和沟通人们情感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以温州文化去凝聚海内外温州人，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家乡归属感，激发他们热爱家乡和建设家乡的积极性，从而把温州人“细胞”的活力变成温州“肌体”的活力，把“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
对温州已有的研究，为创立温州学初步奠定了基础。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温州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现有的研究资源和学术成果还是分散的、零碎的，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创立温州学，就是要整合现有的各种研究资源和学术成果，变分散的为整体的，变零碎的为系统的，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温州文化和温州人——温州学的精髓
什么是温州学，温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什么，这是创立温州学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温州学创立之初，虽然难以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也不宜急于对其研究对象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温州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确定其内在涵义的基本轮廓和研究对象的大体范围。
温州学是研究温州文化的学科。温州富有区域特色的发展，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温州历史发展的结晶，它连接着温州千百年的文化渊源。研究温州学，首先要研究温州文化。要研究温州文化的生成、兴衰，研究温州文化的个性、特征，研究温州历史文化的地位、作用，研究温州现代文化的创新、发展。永嘉学派以及它所形成的传统重商文化，应当成为温州学研究的一个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路子的闯出、“小商品、大市场”的形成、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人善于经商、敢闯市场，都可以从温州传统重商文化中找到渊源。研究温州传统重商文化，对于温州以至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市场经济，都有着启示和借鉴作用。研究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不断推进文化创新，进一步提升区域文化品位，积极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发挥文化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更应当成为温州学研究的一个大课题。温州的信用建设，温州的现代商业文明建设，温州的学习型城市建设等等，都应当成为研究温州文化创新的内容。
温州学是研究温州人和温州人精神的学科。温州经济，讲到底是广大民众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是温州人经济。“温州人”是温州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温州最大的特有的优势。温州人吃苦耐劳、艰苦创业、敢闯敢冒、敢为人先，务实求实的精神创造了温州经济。温州学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温州人和温州人精神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首先，要研究温州人的观念。观念处在文化的核心层，起着导向的作用。温州发展的领先，在于温州人观念的领先。温州人“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等价值取向和精神理念，是温州发展的原动力。其次，要研究温州企业家群体。温州的企业家不少是从“泥腿子闯江湖”起步的，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不断走向成熟，他们的成长过程反映了温州发展的轨迹。第三，要研究海外的温州人。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温州商人是世界华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温州学是研究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学科。经济与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温州经济的发展，促进温州文化的发展。温州文化的发展，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温州经济，推动温州经济更快的发展。温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揭示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温州学的研究过程中，还必然涉及到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人才学等多门学科的内容。
综上所述，温州学应该是一门主要研究温州文化，研究温州人和温州人精神，研究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揭示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综合性地方学科。
区域性和世界性——温州学研究的钥匙
怎样进行温州学的研究，温州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温州学的研究，要着眼于发展这个角度，遵循开放性原则，坚持历史与现实、区域性与世界性、文化与经济的统一。
温州学的研究，要继承传统，又要超越传统。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给温州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特别是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受这种思想影响所形成的传统重商文化，无疑对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有着积极的参照价值。对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继承它、挖掘它，使其发扬光大。这是历史的传承，文脉的延绵。然而，任何民族、任何地区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局限性，温州也不例外。温州人“人人想当老板”的自我性很强，有竞争意识，但有时缺乏合作、协作和甘当配角的精神；温州人精明、务实，但有时往往偏重于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温州人重人情，亲和力强，但有时规则意识还不够。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文化正面的和负面的效应。因此，我们不能为传统所累，不能将传统的东西固定化、模式化。“温州模式”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模式，它是根据发展变化的情况而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研究温州学，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传统文化大胆地进行扬弃、进行创新，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现代文化结合起来，不断赋予温州文化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在继承中创新、跨越，在创新、跨越中更好地继承。这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也是研究温州学的科学方法。
[关键词]温州鼓词；标志性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温州鼓词概况
鼓词，俗称 “唱词”、“瞽词”，是温州地区受众最广泛的说唱艺术形式之一，素有“浙北评弹，浙南鼓词”的美誉。它是浙南最大的曲艺种类之一，主要以瑞安城关方言为准，所以又名“瑞安鼓词”，主要流传于温州以及周边的台州、福建等地区。
有史料可证明的是，温州鼓词大概起源于清嘉庆期间。佐证就是1806年瑞安学者赵钧关于温州鼓词最早的文字记录本《过来语》。该书提到“嘉庆、道光，有白门松最善唱词，到处皆悬灯挂彩，倾动一时。”不仅如此，清光绪时瑞安乡绅项崧在《午堤集》中有这样的记载：“瞽者白门松工唱词，远近争致之，名且出于其乡族之上。”由此推断，温州鼓词源于明末清初年代，至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
二、温州鼓词的标志性文化地位
“所谓标志性文化，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文化的具象的概括，一般是筛选出一个实际存在的体现这个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的事象。”(1)
刘铁梁教授初步认为，标志性文化具备至少三个条件：一是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反映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作出的特殊性贡献；二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火相传的内在生命力；三是这一文化事象的内涵比较丰富，深刻地联系着一个地方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
温州鼓词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是温州地区标志文化之一。依据如下：
（一）牛筋琴丰富了传统曲艺伴奏乐器的种类
鼓词的主要伴奏乐器——牛筋琴，素有“天下第一琴”之称。其发明者陈昌牌是清光绪年间的一位鼓词盲艺人，他首次用牛筋做琴弦制作了五弦牛筋琴。经过后来鼓词艺人在实践中的改进，有了七弦、十三弦、十六弦，可以弹奏出不同的音阶和曲调。著名鼓词艺人方克多80年代参加北京曲艺汇演时，其出色的表演以及声似古琴如古筝的牛筋琴引起了众多专家极大的兴趣。
“平阳牛筋琴制作技艺”也于2007年6月列入了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牛筋琴的琴弦采用的是平阳黄牛之牛筋，琴架选用的无疤痕的梧桐板和红硬木作框，外形美观，经久耐用，梧桐板发音浑厚洪亮，可获得理想的音响效果。
可以看出，鼓词的传承造就了牛筋琴的发明，而牛筋琴是最适合鼓词伴奏的乐器。可以说没有牛筋琴就没有后来更加有活力的鼓词。牛筋琴的问世和改进丰富了传统伴奏乐器的种类，是鼓词艺人对中国民间艺术的特殊贡献。
（二）鼓词薪火相传的内在生命力
2006年5月20日，温州鼓词被评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极大地提高了温州鼓词在民间艺术中的地位。温州鼓词的发展是世代鼓词艺人的心血和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鼓词艺人脉络的延续就是鼓词的生命力所在。
据可靠史料记载，最早的鼓词艺人是清嘉庆、道光年间的白门松和阿光。清同治、光绪年间，上坞发、毛行发、东山德、陈昌牌等名扬曲坛。另外，“张棢的《杜隐园日记》将当时同治光绪年间瑞安人喜欢听鼓词的情形描述得详细生动，堪称空前绝后。”(3)陈昌牌师从毛行发，人称“铁铃喉”，他发明的牛筋琴，丰富了原有鼓词单调的吟唱式结构，为鼓词吸收其他曲艺品种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大批的著名艺人涌现出来，曹岱卿及徒弟谢沛清，士庆及其三徒弟：陈壬连、李庆新、李林姆（温州鼓词北派“三鼎甲”），季松年、岩聪、黄玉臣等就是代表人物。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是鼓词艺术的上升时期，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林朝藩的劲，叶岳生的文，管华山的神，郑胜淦的琴，阮世池的音。”同时，蜚声词坛的还有郑明钦、高美卿、朱金庚、叶岩涛、任增迪、陈玉钦、张进永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阮世池、丁凌生、陈志雄、方克多为代表的温州曲坛四大名师，积极活跃在词坛，并创造出了大量和新时期主题相关的新词本。改革开放以来，词坛新秀层出不穷。代表艺人有徐玉燕、张仕贤、凌康君徐永胜等多达455人。
阮世池先生的徒弟、徒孙有上百人，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为鼓词的传承培养了一大批的新生力量。方克多老师也是温州鼓词的国遗代表性传承人，其徒弟徐玉燕已多次获得大奖。2006年，瑞安鼓词研究办公室成立，主要负责鼓词研究工作。瑞安和平阳文化馆也多次举行“鼓词进校园”等活动，将鼓词艺术传播给下一代。由此可见，在当下流行音乐、网络文化盛行的形势下，鼓词仍然有着自己的一股内在传承力量，薪火相传的生命力可见一斑。
（三）温州鼓词是温州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温州鼓词不仅是一种独立的表演艺术形式，也是温州地区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和俗神信仰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时期，“温州鼓词开始受邀于婚丧、做寿、红白喜事等人生大事的重要节日，并且在庙宇、词场等固定场合隆重演唱”，艺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这一习俗延续至今，无论是成年礼，还是婚礼、葬礼都会邀请鼓词艺人演唱。词场和集市码头是鼓词演唱的主要场所。温州市地处沿海，历来是一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城市，码头、集市人来人往，观众频繁。温州地区重要的大型节日活动——“拦街福”节日期间，有鼓词专场区，鼓词艺人连场献唱，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流连忘返。陈十四娘娘（又称陈靖姑）是当地人信奉的地方神，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大词”是当地人专门邀请鼓词艺人将“陈十四娘娘”的传奇故事编成鼓词演唱出来的。每逢正月初一、正月十五、端午节和陈十四娘娘的诞生日都会请鼓词艺人到庙宇演唱大词，艺人们穿着长衫，前置大鼓，旁挂大锣，右手击鼓敲锣左手操拍站立演唱，一个词本唱下来，长达七天七夜。温州民众以此表达对陈十四娘娘的虔诚的敬仰。
三、鼓词的传承与保护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需要，只有在传承过程中求发展才是出路。刘锡诚认为，“对于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来讲，它的进步和檀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积累，一个是传递。”(4)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归根到底是人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核心就是传承人的保护。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会遇到危机，没有危机就不会有变革，没有变革，事物也就不会发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哲学观点。鼓词经历了上百年的沧桑历史，有过辉煌也经历过低沉。而今鼓词艺术遇到了发展的困境。其困境主要表现在：
（一）传承人的缺失
一方面，普通话的推广对温州方言的不利影响。温州私营个体经济繁荣，外来务工人员众多，普通话成为最重要的交流方式。在当代普及型义务教育体制下，中小学生大都不会讲地道的温州话。以瑞安话为标准的温州鼓词传承的语言环境条件受到了破坏。
另一方面，流行音乐、时尚文化的渗入以及计算机网络的普及破坏了鼓词的潜在传承群体的培养。鼓词属于板腔体说唱艺术，相比起摇滚和流行音乐，年轻人对这种慢腾腾，唱腔单调，文学性浓厚的鼓词缺乏兴趣。学习鼓词的人越来越少。
（二）观众群的流失
在“”破四旧运动中，鼓词艺人接连遭受打击，甚至有些艺人放弃了鼓词转向了其他行业，鼓词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人们受到了西式文化元素的影响，喜爱鼓词的人越来越少，鼓词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正如叶长海指出，“八十年代的戏曲危机是因‘观众流失’而产生的。(5)”观众群体的流失阻碍了鼓词的发展。
目前，温州鼓词的忠实观众大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很少。观众不是自发产生的，可以通过艺术吸引力创造出来。将鼓词艺人的表演录制成VCD等，通过音像、电视和网络等现代媒体方式更加直观地展示鼓词的魅力，横向上扩大鼓词观众群的范围。鼓词词本的记录保存和研究有利于纵向观众群的延伸。
（三）保护之建议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的大形势下，保护温州鼓词，一方面，举办学术讨论会挖掘温州鼓词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不仅要加强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培养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也要对鼓词进行录音和录像式的保存式保护创造观众群、鼓励民间举办鼓词汇演便于各派艺人交流经验在百花齐放状态下发展。鼓词理应在一个活态的状态下得到继承和发展。
综上所述，鼓词是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是我国民间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珍珠。对于它的发展和保护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温州人是温州鼓词的创造者，也是温州鼓词的传承者。鼓词的保护更多的还需要地方政府和学术界人士的支持，集思广益，从整体上，积极营造鼓词发展的文化空间。
参考文献：
[1]刘铁梁.标志性文化与昆仑文化[D].昆仑文化新谈，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49.
[2]东瓯遗韵.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一）[G].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10:164.
[3]陈小萍.温州鼓词[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5:106.
[4]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5:128.
[5]叶长海.传统戏曲的危机与转变[J]，剧作家,2011,(5):137.
注释：
（1）刘铁梁.标志性文化与昆仑文化.昆仑文化新谈.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49。
（2）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东瓯遗韵：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一）.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10：164。
（3）陈小萍.温州鼓词.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5：106。
（4）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5：128。
摘要：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温州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进行了研究，发现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元化政府体育投资发生改变，逐渐形成了政府、社会力量、企业、个人及家庭等多元投资主体共同投资的局面。
关键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温州模式；投资
中图分类号：G808．17(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05-0594-03
近年来，我国“三级训练网”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体委系统一条龙训练体制的中间和底层出现招生困难，尤其是县级业余体校严重萎缩，使青少年后备力量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目前，业余训练主体县级体校萎缩，后备人才选拔困难很多，运动员的退役安置问题严重等，这一系列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寻找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新型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浙江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温州，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温州民办教育颇有特色。温州民办学校模式，与温州当地特定的历史条件、经济因素以及文化背景紧密相关，但经济因素起着最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处在这种背景下的温州体育及其人才培养也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风采。温州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属于我国业余训练体系，是我国三级训练网中的中级与初级两层，具体为中小学运动队、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单项俱乐部、业余少体校、体育运动学校等，本文以在温州处于主导地位的体校，有公办市级体校、公办县级体校及几个主要民办体校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温州模式的投资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总结经验为其它地区后备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操作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
1．1 实地调查法 实地调查于在2002年11月中下旬与2003年8月底至9月中旬进行的，走访了温州体育局及所属各单位及3所民办体校，还发放回收问卷获取了有关温州体育的一些详细资料。
1．2 问卷调查法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走访专家，设计了教练员的调查问卷。制定并发放问卷100份，回收91份，其中有效问卷88份。由于问卷是在调查、分析、专家审议、试验性填写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正而成的，内容和结构是有效的。
2 结果与分析
温州体育，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得益于其生存的土壤――得天独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可以说发达的温州区域经济孕育了温州体育。在温州体育繁荣发展的过程中，温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较有特色，可以说是深深打上了温州区域经济的烙印，并随着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2．1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温州模式的提出及优点 温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环境、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双轨制下，公办体校、民办体校、传统项目学校、体育俱乐部等共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呈现出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培养人才的一种模式。可以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温州模式概括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温州区域经济模式与民办教育的影响下，利用多种力量投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形式多样化；按需办学，大家办学，培养主体多元化，培养形式多样化；注重文化教育，发挥体育特色，主动进行体教结合；实用为主，讲求效益，充分利用并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由点到面辐射发展；通过率先改革和建立多种培养形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来促进区域体育迅速发展的一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模式。
温州培养了众多的竞技体育人才，且业余训练工作成效显著，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2．1．1 温州培养出众多竞技体育人才 温州公办体校出人才：温州体育运动学校以出游泳人才著称，瑞安市体校出各种各样的人才，其它几个公办县(市)级体校如永嘉县体校、平阳县体校、乐清市体校、文成县体校等也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竞技体育人才，并继续为温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做贡献。
温州民办体校无论是民办股份制体校还是民办私立体校都培养出了不少竞技体育人才。如股份制民办体校温州市竞技体校出拳击人才，民办私立体校平阳育英体校出武术与重竞技项目人才、南宋文武学校出武术人才。
由此可见，温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多渠道、多形式，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温州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产物，是温州竞技体育发展的特色。
2．1．2 温州业余训练工作成效显著 温州在处理业余训练中出现的问题时颇有借鉴之处，现分别论述。
2．1．2．1 较好地解决了运动员的出路 对温州教练员进行有关运动员出路解决途径的调查统计(图1)表明，教练员认为靠运动员个人运动水平的占35．2％，靠家庭社会关系占24％，靠教练员占13．6％，靠体校占23．9％，靠合作办学单位占2．3％％，靠其它占1％。可见温州各级体校运动员的出路主要是通过个人运动成绩、家庭社会关系、体校和教练员来解决的。
在对按运动才能分流的运动员的去向是否满意的调查中，28．4％和2．3％的教练员认为满意与很满意；54．5％的教练员认为一般，只有14．8％的教练员认为不满意。还对运动员的去向进行了调查，少部分运动员进入了专业队(或体育院系专业队)，部分进入了高一级的学校；部分不能升学的学生，如有些民办体校的毕业生，由于在体校的严格要求下，改掉了一些坏习惯并学习了一些知识技能，当了公安武警，对学生或家长来说受益都不小，正因如此民办体校受到一些家长的青睐。温州在实际训练工作中较好地解决了运动员的出1路问题，使运动员的出路基本畅通。
2．1．2．2 能正确地处理运动员的学训矛盾 对学训矛盾问题的有关调查表明，运动员训练的同时必须要兼顾文化学习，高达72．7％的教练员持很肯定的态度；22．7％的教练员持肯定态度；只有4．5％的教练员认为无所谓；没有人持否定意见。说明教练员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训练与文化学者不可偏废任一方，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中，学训兼顾显得更为必要。
温州的教育与体育现正处于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发展阶段。体育教育属于教育的一部分，是有体育特色的教育。体育教育的发展为教育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而教育为体育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为解决运动员的学训矛盾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措施与解决的办法。温州的体育教育在走体教结合的道路，尤其是各体校根据自身情况，主动进行体教结合。温州各体校无论是校长、教练员还是文化课教师都非常重视文化学习，否则家长是不愿意让子女参加体育训练的。可见温州在市场导向下，业余训练中大多数体校能自然而然
地主动进行体教结合。
2．1．2．3 较合理地评价教练员工作，激发了教练员的工作热情 对温州体校如何评价教练员工作进行了调查(表1)，可见对教练员的工作评价主要还是运动成绩为主。
访谈时有的教练员说虽然评价依然是运动成绩为主，但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训练必须要走科学化道路，不能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训练也不能拔苗助长，毕竟业余训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输送人才，而不仅仅是出成绩。仅从这一角度来说，温州一些教练员的认识是好的，符合人才培养发展与体育发展的要求。
温州对教练员的评价合理，尤其是民办体校对教练员的评价比较合理。民办体校在市场规律下更能较全面地评价与激励教练员，使其人尽其才，充分施展才能。为了激励教练员的积极性还从福利与奖励做起，按市场规律办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如温州体育局为了激励广大教练员的干劲，对培养出优秀运动员的教练员重奖，而且对出校的运动员如获得了好成绩照样可按比例加分。这些措施大大激励了教练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2．1．2．4 业余训练体制改革确保温州业余训练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体校承担运动员训练发展前景如何的调查统计显示，36．4％的教练员认为说不清，34．1％认为前景暗淡必须改，29．5％的教练员认为前途光明。对于体制改革将运动员培养放到重点中学，由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共管，教练员中有59．1％的持赞同意见，17．1％的持否定态度，33．8％持无所谓的态度。由此可见，多数教练员认为体育人才培养进入学校是理所当然的，借助重点中学的教育资源更好地发展体育也是大势所趋。
业余训练的出路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哪里?对于业余训练体制制约体育发展的问题温州体育界人士深有感触，认为业余训练体制必须改革。他们认为业余训练应该放到学校中去，这样可以利用学校的学生资源和教育资源，以及教育部门强大的物力、财力更好地进行人才培养。至于民办体校，都是为了办教育，应该没有政策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体育教育)要双轨、多轨制，这样有竞争才能更好地发展。
2．2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温州模式的投资状况 体育投资指资金投入体育领域中，用以提高人的体质和健康水平，以及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体育要发展，最根本的物质保证是资金投入，这是不争的事实。把竞争机制引入竞技体育人才的管理中，把人才培养推向市场，走社会化道路是发展的趋势。目前，温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投资体系正在发生变化。
由于教育、经济两个方面的因素，使温州政府部门下决心采取借助民间财力，借鉴自费办集镇、办机场等经验，依靠专业户和有识之士，走多形式、多渠道办学的路子，大力发展民办体育教育，逐步形成市场需求主导、投资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化和学校管理规范化的民间办体校的特色。
传统的温州政府一元化体育投资体制正向全社会办体育投资体制转变，温州的体育状况为之焕然一新。一是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二是国家办学与民间办学相结合。温州体育部门不再就体育论体育，而是围绕社会体育需求、发展市场经济谈体育人才培养；并注重同教育界的沟通与互补；还大力推进体育改革，努力把握体育和经济协调发展的主动权，大力兴办体育产业，以增强体育的自身造血功能，适应社会大环境的发展。
本着“多方投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市场化运作原则，充分发挥不同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体育投资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为了营造良好的运动训练环境，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与保障，温州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个人等投资主体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进行投资，形成社会各界多渠道进行体育投资的全社会共同发展体育的势头。利用政府财政、产业经营启动体育投资，特别是竞技体育的投资要形成二个主体：第一个主体是地方财政，它主要服务于市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竞赛以及后备人才培养等。第二个主体是社会公众，他们以资助、捐赠、消费等方式给予竞技体育投入。而青少年后备人才梯队，它的经费来源与训练所处层次有关，训练层次越低则健身、娱乐、休闲的色彩越明显，从社会及个人所获资金的比重越大。调查表明温州业余训练中训练经费主要是以学生家长投入为主，尤其是民办体校家长投资的比重更大。由于青少年比赛层次较低，不容易走向市场，故比赛经费主要是依靠温州政府与体校的投入。由于市级、县级公立体校、民办体校走向市场的比重依次加大，也就是说温州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变革就象当初经济改革一样也是从底层开始的，是从下到上进行的。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民办学校，其训练经费中家长投资的比重较大。
温州体育局为保证竞技后备人才的培养，加大了对温州体育运动学校的投入，扩大了该校招生数目，而且一改体育运动学校只招收运动员的做法，招收了部分赞助生，从而以差养好保证温州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稳定发展。此外，还利用场馆进行体育培训与训练获得了一些收入。瑞安市体校则利用地方政府的投资兴建体育中心，还利用体校的师资与场馆进行各类体育培训、训练，以获取发展资金。温州市竞技体校是一所民办的股份制体校，资金有股份资金还有银行贷款，以及温州市体育局投入的场馆建设资金等。
总之，温州体育投资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形式多样化、投资渠道拓宽化的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趋势。温州体育投资逐渐形成了政府拔款与社会筹款相结合的一种态势，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投资体制的改革，温州政府体育投资虽然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企业投资、个人投资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并将在体育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结论
1)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温州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温州区域经济模式与民办教育的影响下，利用多种力量投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形式多样化；按需办学，大家办学，培养主体多元化，培养形式多样化；注重文化教育，发挥体育特色，主动进行体教结合；实用为主，讲求效益，充分利用并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由点到面辐射发展；通过率先改革和建立多种培养形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来促进区域体育迅速发展的一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模式。
2)温州的业余训练为竞技体育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且温州业余训练工作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温州在独特的市场经济环境影响下，业余训练中的部分项目率先走向市场，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运动员的出路；主动进行体教结合，从而较正确地处理了学训矛盾；较合理地评价了教练员工作，通过奖励等手段激发教练员的工作热情，从而保证温州业余训练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3)温州原有的一元化政府体育投资模式发生改变，逐渐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投资体系，由政府、社会力量、企业、个人及家庭作为投资主体共同投资，形成政府拨款与社会筹款相结合的一种投资态势。
参考文献：
[1]温州体育局．温州新体育[J]，总1-11期，2001-2004．
关 键 词：乡土美术 课程资源 教学内涵
由于我国中小学美术课程的改革，转变了课程的功能，开始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及学生学习体验、方法能力的培养；改变了过去国家课程管理过于集中性，实行了“三合一”管理，提高地方、学校特别是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此次改革的目的是最终全面实现素质教育。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美术课程育人的功能，我国中小学美术课程改革开始重视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尤其重视对乡土课程资源开发所进行的建设。
一、我国中小学美术课程改革实施现状
步入21世纪，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着改革，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我国也在进行着课程改革，体现在课程教学上，开始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要，使每个学生都具有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随着2001年新的《美术课程标准》的颁布与实施，明确了课程资源的性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美术课程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拓宽了课程资源的涵盖面，课程从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校外，甚至更广的领域。
二、乡土课程资源开发在美术新课程教学中的利用情况
就温州乡土美术课程资源开发在教学中的实施情况，我们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些课程资源的思想滞后，课程教师队伍有待壮大；不能合理利用资源；课程开发力度上不够；综合性不足，与其他学科联系不大；筛选及评价机制尚未完善等。而温州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和民俗艺术，随着温州乡土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将其作为新课程改革中资源利用的研究，无论是促进乡土美术资源的发扬光大，还是促成新课程教学的转变，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深远意义。
三、乡土美术课程资源开发在美术新课程教学中的深刻内涵
结合学生所在地区的乡土美术教育资源进行课程开发，有助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美术教育教学质量，且对地方美术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研究乡土美术，在于它所涵盖的深刻内涵、思想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跨越时间与空间的。 转贴于
1.有利于爱国爱乡教育
温州乡土美术同温州乡土戏曲、舞蹈等一样，是民族文化中最为生动、本原、质朴的一部分。它体现着温州人民传统的审美观念，抒发着“天人合一”和谐的哲学观，传达着民族基本心理意识和美好愿望。因为爱国主义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无论是国家、地理、文化、历史、科技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还是温州乡土中那些剪纸、米塑、黄杨木雕、瓯绣、木偶、灯龙等，都凝聚着温州乡民的艺术创造及智慧才能，特别是那些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作品，是浓浓乡情的最好表达。
因此，开发温州乡土美术课程资源，弘扬温州内在的人文精神，不仅可以理解温州先民健康、原始、质朴的美学思想，而且可以增加现代人对民族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乡土美术是最好的爱国爱乡教育素材之一。
2.有利于美术课程改革的推进
国家美术课程并不是全面性的，只有充分发挥地方课程资源优势，将美术课与温州传统乡土文化相结合，增加对温州历史、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理解，才能将自己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认识这座历史悠久的活力城市；才能真正汲取温州现代文化中的精华。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采集温州当地富有特色及具有影响力的美术文化资源，也可结合身边的乡土文化，来组织课程内容，合理开发并传播乡土美术，更有效地推进美术课程改革。
3.有利于师生教学的融合
乡土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有利于学生了解乡土文化，激发学习兴趣；有利于教师传播乡土文化，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其教育目标；有利于师生共同关注乡土这块文化，使学生早日适应时展的要求。
4.有利于继承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
随着现代城市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本无可厚非，但由于我们忽视了乡土这块可贵的传统文化资源，致使一些弥珍稀罕的乡土艺术及文化，逐渐消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这怎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呢？比如温州苍南的蓝夹缬，起始于东汉时期，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盛行于唐代的宫廷与民间，然而到了近代，夹缬这独特的染色技艺将面临着失传。通过开发与利用，将有利于学生广泛接触温州乡土优秀文化，将美术学习与传统文化资源、生活经验、周围环境等联系起来，使“生于斯、长于斯”的学生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感触身边文化的艺术魅力；有利于促进当地文化、教育与经济有机的结合，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5.有利于认清乡土美术发展的内在规律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客观规律，但真正认识并不易。研究温州乡土美术课程的开发，既要认清乡土美术发展的根源所在，同时又要分清其他共生关系中非民间美术的联系。为了找出温州乡土美术发展的根本所在，有必要研究乡土美术在各个历史特定时期所做出的成就，从而帮助我们对不同时期的变化产生的影响作出判断。因为，若不去深刻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就无法对客观现象的存在以科学理性对待，也无法对一些表面现象作出解释。譬如，中国的佛教绘画及雕塑在温州乡土艺术的发展中，缘何如此有生命力？温州的古村落建筑、宗族文化及其脉络是如何形成的？温州的务农又崇尚仕官的思想是怎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温州人的？如果对美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清，就无法理论联系实际，无法对身边的现象进行剖析，甚至会纠缠在自身的束缚之中。因此，只有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一个历史与现实的角度，一个生存与文明的尺度，才能抓住其本质规律。
关键词：教育与经济；民办教育；温州案例；阶段性；公益性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经济发展决定教育发展，教育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或制约经济发展。从理论抽象角度看，这一观点大抵没有什么错，但当我们深入到具体层面时，不难发现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远非教科书所述的那样简单，相反却呈现异常的复杂模糊性和多彩多姿。本文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温州经济模式与温州民办教育模式之间联系和互动的案例，力求展示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复杂关系，以期为教育尤其是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若干启迪。
一、土壤与空气：现代性的教育隐语
在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探讨中，必须坚持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但经济发展对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并非呈线性或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之间或隐或显地“弥散”着许多“中介物”，有的甚至显得非常“抽象”或理念化，有的还与该区域的历史文化禀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温州案例中也可得到有力的佐证。
温州以温州经济模式闻名中外，“温州模式”是“通过需求诱致型的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天然结合，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动区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温州模式”为温州民办教育奠定什么样的土壤呢？这里还得先从“经济”入手。“温州模式”或温州民营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有二：一是市场主体或微观经济主体的多元化或民营化，从而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域性构建和民本经济的历史性创造。二是以专业市场为纽带，在区域内外铺展了资源市场性配置的巨大空间，从而闯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崭新之路。这种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特别适用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现代化进程。温州人在创办民办教育事业中毫不犹豫地吸吮这一土壤的养分，又一次为中国创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温州民办教育模式，为区域教育尤其农村教育现代化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经验。温州民办教育模式是温州经济模式所带来的，这从温州民办教育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中可以得以实证。一是投资主体多元。民营经济发展使温州人迅速致富，短期内完成了原始积累。民间资金富裕，民营经济（包括社会）组织星罗棋布，灵活的市场制度普遍建立，一方面为民办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培育了旺盛的教育多样化的需求，为不同的投资主体架构了不同的办学动机合法性的伦理基础。事实上，从现有的办学实践看，温州市正是利用了市场机制的优势，积极挖掘教育市场资源，创设和拓宽了民办教育的动力机制和办学空间。“通过采取国有民办、民办公助、股份合作、企校联办等形式，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和其他有识之士来投资办学，使社会力量办学、民办教育质量向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拓展”。据温州市教育局统计，温州民办教育投资主体达12种之多，而且民办学校及机构有2000多所，占浙江省的五分之一，占全国的百分之三。这充分说明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优势，确确实实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办学形式多样。投资主体多元与办学形式多样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其联结点是发达的民营经济及其组织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温州所特有的小型、分邀、多元的经济成分，对社会各种不同的实用人才提出了广泛的社会需求。这迫使办学者面向社会，随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办学，初步形成了办学形式多样化的办学态势。就民间办学形式来讲，既有全日制学校，又有短训机构。既有升学预备教育，又有职业教育。它以灵活的机制和鲜明的特色，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家长的信任和欢迎。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温州民营经济以私人、个体、家族性（或家庭性）为组织与产权特征，本质上讲是一种民本经济。温州民办教育的民本性、民间性也源于此中。同时这种高度自发、分散的经济组织形态，也为办学形式多样化深层次地设定环境框架与行动方式。换言之。在温州民间办学走多样化之路，似乎不需要投资者、办学者多思考的。大家都会自觉自愿地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最佳方式，并且会不断追求“私人性”、差异性和错位发展。这样，温州民办教育办学形式必然会显现千姿百态之景象。三是智慧式管理。温州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私营企业主）与政府“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成功范例，体现了政府极大的政治智慧、行政智慧。在民办教育发展中，“温州市各级政府积极引入管理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实施开放办学，制定鼓励民办教育的政策、法规、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开发教育市场。这对促进民办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温州政府管理市场经济中最值得令人回味的是规避政策的政治风险，理解与尊重群众的个体创造，以“无为而治”方式默认或支持民间自主创新，以市场的思维和方式渐进性地规范民间经济行为与方式。这实际上是政府的智慧式管理。温州民办教育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多样化办学体制与当时的国家主流政治有诸多不尽谋合之处，有的是相冲突的，但从“温州模式”形成过程中可意识到这种民间办学试验是符合区域发展需要的，因此温州市政府比较熟练地发挥管理的智慧，以“不管”到“管”，从默许到公开支持，从政策支持到公共财政覆盖都显得游刃有余、相得益彰。温州民办教育模式的三大基本特征证实了民营经济这一土壤的真实存在和两者间密切关系。同时，不难发现民营经济对民办教育的影响或决定性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民营经济所形成的“最终成果”上，而不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民间资本和市场机制只是民营经济向社会提供的“产品”，民间办学的驱利性是民营经济与单一产权性在教育中的现实体现。这就说明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是由“中介物”所产生的，呈现其间接性。
温州经济模式对民办教育的影响，上文论述的属于显性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隐性的影响因素。换言之，长期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观念，思想、思维方式、经营活动等“文化记忆”或“文化惯例”培育了这一区域人力资源的独特的技能与知识禀赋（或经济文化禀赋），是这一区域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潜在的力量，也是经济传统对教育发展影响的重要构成。温州历史禀赋对民办教育的影响是经商务工传统下形成的人思维模式和行为路向。温州的重商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和事功主义使温州人的思维呈现灵活、执着、大胆、超框框、敢为人先、功利等鲜明特点。对市场和商机有着非凡的嗅觉与敏感性。温州人在民办教育实践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思维上的长处，将市场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成功对接，从而创造具有温州特点的民办教育模式。因而说温州人经济性思维惯例是弥散在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空气，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民办教育事业。
民营经济是民办教育发展的土壤。经济性思维是民办教育成长的空气。这两个教育隐语是比较贴切的。较为形象地反映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具象。以及经济对教育影响的间接性和深远性。
二、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阶段性视角
根据经济学观点，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上。从这一角度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教育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上。陈桂生认为“教育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息息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对应关系。不能认为生产力达到什么水平教育一定或只能达到什么水平；反之，教育达到一定水平。在生产上也未必就能得到相当的效益。其实，就某种教育体系形成过程来说。教育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是常见的现象”。这种不平衡现象，在西方国家都出现过，在我国也不例外，温州模式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昭示其两者之间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水平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从阶段性视角来剖析这一现象有着显著的适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教育发展也经历了几个清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与民办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有密切的相关性，但并不同步同水准发展，而是呈现位次先后的变化。换言之，教育与经济发展谁先谁后，谁主谁次并不恒定，而是存在着阶段性的不同。这从一方面反映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异性。为了便于分析，下面以温州民营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民办教育发展作为教育发展的样本来分析“温州案例”中所体现出来的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转贴于
“温州模式”以民营经济为特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温州农村。第一代私营企业主大多为具有某种手工艺或商业活动经历的农民。这就是说温州民营经济最初发展是基于经商务工的传统和较为丰富的工商业人力资本禀赋，与当地教育发展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温州教育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经济与教育发展并不同步，经济发展在先，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换个角度看。温州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实力并不强，一时还难以支撑教育的大发展。此时经济水平对教育发展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但有一个现象却诱发民办教育的萌芽，即温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这样子女看管就成了一个棘手问题。于是，“寄托”方式（即让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书且寄住教师家，由教师代管）应运而生。由于当时教育部明文禁止教师提供“寄托”服务，加之“寄托”规模有限。无法满足大量“留守孩子”托管需求，寻求新的子女看管方式势在必行。另外，伴随高考制度恢复，考上大学成为温州人一种强烈的教育祈求。这样，高复班、文化补习学校与“寄托”服务构成了1973年至1985年这一时期温州民办教育的萌芽特征。可以说，这一时期教育与经济的联系并不紧密，但有拉近之趋向。此外，经济初级发展尚未构成对教育发展强烈的需求与推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经济向着联合方向发展，合伙或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开始萌芽、成长，到了80年代末，这种以私营性为隐性特征的企业合作制得到当地政府的规范、扶持，其结果大大促进了民营经济的技术层次提高。生产规模、档次、利润也都相应地得到提高。企业合作制的成长，不仅是外部资金市场不发达的结果，而且也是人力资本市场不发达的结果。人力资本市场发达与否除体制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储备量。在这个时期温州教育在浙江省处于相当落后地位，因而人力资源尤其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源还相当缺乏。由此，合作经济发展实际上给温州教育提出了适应性要求，但那时温州公立教育资源也贫乏，这就为民办教育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加之民营经济与民办教育有着天然的亲密感、血缘性的联系和众多的共性，民办教育就成了教育体制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接轨的重要接口。
1985—1992年，温州民办教育进入了第二发展阶段。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后。以第一所合法审批创办的民办学校——乐清七里港高级中学的诞生为标志，16所民办普通中小学和13所民办职业学校先后成立。民办学校办学模式、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和初步市场化，从中可见或多或少的企业或工业的影子。此时，企业与学校实际上处于一种共生关系。在这一时期中，经济对促进教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能忽视民办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民办学校是在市场环境中创办的，求生存，求发展成了这一时期民办教育的核心主题。不过，这一时期教育与经济虽然有着“共生的关系”，但发展水平有别，经济在先、教育相对滞后的局面未彻底改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随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纲”，温州经济也进入了波澜壮阔的大发展时期。温州经济发展需要开掘新的市场要素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对人力资本的需求量日趋扩大，对层次性提高日益强烈，“教育优先发展”成了此时温州人普遍认同的观点，民间资本开始较大规模地投人民办教育领域，政府也开始为“教育优先发展”设计相关的政策和提供舆论上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温州的民办教育也进入了蓬勃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到2004年，温州市民办学校达2000余所，其中民办高校3所，民办中小学72所，民办职业中学59所，民办培训机构246所，民办幼儿园1580所，还出现若干个民办教育集团，民办学校数在浙江省位居第一。温州民办教育发展过程非常深刻地提示了“教育优先发展”的立论基础、前提条件和阶段性特征。换句话说，“教育优先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方有实施的现实基础与条件，同时经济发展对教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在现代社会和区域主要发展阶段中都是十分明显的，经济对教育的影响与作用，不仅仅是在资源上，更主要是在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甚至人们的思维惯例也隐性、深刻地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温州民办教育模式具有投资多元、形式多样、管理智慧的特征。也不难理解温州民办学校大多建立在私营企业聚集之地和职业教育在温州特别受欢迎。“温州案例”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与教育“互动模式”。它揭示经济与教育之间的特殊关系和规律。这对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有相当大的典型意义。可以说，“温州案例”是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实证的“农村版”。至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在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上是否有异，这只能另外探讨了。
三、教育发展的独立性：一个公益性观点
笔者数次率课题组成员赴温州调研，那里的民办学校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都强调一个观点：“教育行家办教育才行”。这倒令我们感到相当的意外。细细一想倒为我们理解教育与经济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温州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并不忌讳民办教育的产业性，而且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产权原则。无可讳言，温州民办教育的生长与民间资本的寻利性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在创办民办学校之初有相当比例投资者是出于赚钱之目的的，也有部分投资或办学者是教师特别是退休教师，以实现未竟的教育理想为主要目的。随着民办学校开办与扩大，原有的办学动机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这种变化并未放弃利益的基本追求，只是将“利益”放大、放远。所谓放大，指的是认可教育的公益性，认为民间资本出于民间，应归于民间，服务于民众。民办教育是一种大众教育，以谋求公共利益为宗旨，用公益性来获得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巨大的社会声誉。所谓放远，指的是以下两个判断：一是好的学校有好名声，能间接地带动、促进企业的发展，二是办学校从长远看有市场，也有效益，只是不要急功近利。这种利益观逐步确立，深层的原因是在办学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市场或经济规律在办学体制、机制等环节上有遵循的价值，但在教育过程中无法替代教育自身的规律性，这样就认同了教育发展的独立性。同时，也认识到只有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民办教育才有扎实的民本基础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样就为“市场化公益行为”立了极好的价值导向。
温州人对办学行为的理智认识，也许并不完全出于教育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精明的利益计算。他们清楚地看到企业家与教育行家的强弱之别，企业家的经营思想较强，有经济实力，教育行家懂教育但求稳，资金运作方式、手段上不如企业家，因而理想的模式是企业家与教育行家携手合作办民办教育，企业家为主要投资者，办学则交给教育业内人士。事实上，温州民办学校校长大多是公立学校的教师或校长（含退休的）。这种经济与教育的联姻现象，客观地反映民办教育的双重性质，正如黄新茂所说的“民办学校既要按教育规律办学又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学，坚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通过教育服务、人才培养采激活自我发展，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显示自我存在的价值，在突出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获得应有的经济回报。”这位当时主管民办教育的省教育厅付厅长的讲话。恰好是政府对民办教育性质认识的一种最前卫的话语表达，而且也是对温州乃至浙江民办教育发展模式的一种政策规范和价值引导。
温州民办教育之所以能坚持公益性，又不放弃一定的经济回报的最初期待，是因为有政府的适度治理。温州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建立中已熟悉地掌握了政府治理的智慧与技巧，适度适时地介人民办教育领域成了各级政府的自觉行为。在浙江省，最早出台规范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是杭州、温州两市政府。就《杭州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1989)、《温州市社会力量办学暂行规定》(1993)两个政策文本作一比较，后者对民办学校的公益性作了旗帜鲜明的规定。《暂行规定》提出“社会力量办学应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接受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按教育规律办学和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按照上级规定的办学条件和标准要求，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并对办学行为作出了一系列的规范，如民办学校组织构架、办学自主权、师资选聘、社会保障、财务管理等。杭州市到1995年颁发《民办中小学管理条例》时明确民办中小学“属于公益性的地方教育事业”。这里，笔者无意对两地政府作评论，只是从一点上说明温州市政府在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内能体现这一独有的清醒与前瞻，确实值得一书。但政策文本与现实状态并不是同一回事。换句话说，温州各级政府对民办教育的公益性质的规定，在贯彻过程中同样经历了几个阶段。《暂行规定》出台之前，温州民办教育经历获利到暂不获利的发展阶段，具体地说，民办学校最初样式高复班、文化补习学校大多赚了钱，但当普通民办学校创办之后，大量的建校投入使获利的近期目的难以实现，加之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优质教育的民办学校发展的内在要求，促使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正视现实，放眼长远，回归教育的本义。《暂行规定》的出台，可视作对温州民办教育发展前两个阶段的一种总体和适时的规范。此后，温州民办教育总体上是在健康的轨道上行进的，并步入了一个持续、稳定、成熟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 金融改革 三元悖论 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 2 文献标识码：a
一、温州金融改革的背景
自2011年开始我国浙江温州出现了许多所谓的“跑路”事件，这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期在地方金融组织体系、金融服务体系、民间资本市场体系、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等方面先行试验，此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许多学者对此也抱有很大的信心，希望以此为契机拉开我国金融改革的帷幕。然而，至今为止，历时七八个月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成绩呢？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组建村镇银行）始终没有承诺民间资本的“发起人”地位，审批权也没有下放；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也只是使民间更加阳光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那么温州金融改革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为什么改革不能扬帆而进呢？本文以此为重点，着重分析温州金融改革的动因以及不足之处，并提出了针对温州金融改革的一些建议。
二、温州金融改革的动因
（一）直接原因。
温州民间资本由实业转向虚拟资本。2011年银根收紧，房企缺钱，再加上实业制造持续不景气，许多缺钱的企业将目光转向了民间借贷，据调查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以此来测算投资100万做实业，企业毛利至多10万，而且还需要“费心打理企业，处理各方面关系”；而假如放出去100万，按照月息5分来算，一个月利息就是5万，一年就是60万，这样的赚钱方式，比一般做实业“要快得多，高得多。虽然一些企业家知道风险很大，但仍乐此不疲，他们认为只要资金链不断，就会稳赚不赔，于是放高利贷的资金变得供不应求，出现了民间借贷“资金池”的枯竭，最终导致了企业资金链的断裂。温州出现“跑路”事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折射出了在目前的环境下我国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本多、投资难的“两难两多”的问题，也以此事件为“导火索”掀起了温州金融改革的进程。
（二）外在原因。
1、中央的“阳光化”政策。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小视， 在今天这个“大政府主义”的时代，政府的作用可见并非一般。在温州金融改革事件中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呢？首先，从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到现在，政府在一直鼓励温州要进行金融改革，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全球年会上表示金融改革允许试错，再次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 —温州是这次金融改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出台的政策，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12条实施细则为例：（1）新型金融组织发起人额博弈。政府希望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但是始终没有允许民间资本作为金融机构发起人的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由商业银行主发起成立并控股的格局不会改变。（2）个人境外投资试点。在当今这个资本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温州的民间资本早已经开始了境外投资，政府此举给这些地下操作的资本流动以合法性，有助于民间资本的阳光化、透明化。
由此，我们可以从中考到政府的态度，政府的目标是希望将那些地下操作的资本阳光化，而具体实施的力度不是很大，只是给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
2、地方政府的“困境”。
首先，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方的区域经济，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在中央批复温州综合试验区的12条任务之前，温州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很详细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但是由于审批权没有下放，一些措施始终没有通过，中央和地方在认知上和政策安排上的很多不同的一些看法。其次，地方政府也过于保守，也有一些政策只靠当地政府就可以实施，但是部分官员害怕改革失败，影响自己的政绩，因此而丢了“乌纱帽”。
总之，地方政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只能处于这种进队两难的境地。笔者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不同的阶段，一个国家的经济需要不同的金融组织机构，哪怕这个经济组织相对来说是落后的、被淘汰的。目前我国对资金的需求程度已经达
了需要重新建立或者完善金融组织的状况。
上文以温州为例说明了我国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状况：第一，不论这个企业的规模有多大，它对资金的需求非常迫切，100万元以上的规模的企业处于 “非常需要资金”和“需要资金”模锻的都已经超过了90%。第二，不需要资金的企业大约占了7%，几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需要资金。
总之，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我们了解了温州金融改革的问题所在，也有人根据中央、地方、民间资本三方目的的不同称之为“三元悖论”，中央、地方、民间资本之间既存在着不同的目的，也有共同的利益，关系特别复杂。
三、三元悖论的突破
（一）中央政府层面。
首先，对于温州建立新的金融组织，要敢于下放权力，给地方适当的审批权，比如：小额贷款向村镇银行的转变，可以允许民间资本作为发起人设立金融机构，实现制度性的突破，打破目前金融垄断的格局。其次，构建区域金融发展协商机制，避免出现恶性竞争的现象，比如：建立政府间的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机制，强化政策引导和协调；加强区域金融稳定体系的建设；创新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金融政策协调模式，构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政府间的金融政策协调机制等。最后，创新货币金融政策以利于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在金融改革的同时，也要利用货币工具来辅助调节。
（二）地方政府层面。
作为地方政府，要敢于，探索新型的金融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找到适合温州的金融组织，不能畏首畏尾，徘徊不前。未来温州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文章：第一，争取在“国际性”和“开放性”方面有所突破，使温州的资本可以走向世界，充分参与国际之间的竞争，第二，在金融机构改革方向争取有实质性进展，在符合中央的原则条件下，发挥创新精神，创建新的金融组织，培养一批有实力、有创新的金融家和银行家，未雨绸缪，应对金融风险。
（作者：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2010级本科生）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高中教育 道德成长环境 道德成长风险 应对策略
一、改善亲子关系，加强家庭德育
法国作家福楼拜曾说：“与其说一个国家的未来与命运掌握在当权者手里，不如说在父母手里。”
1.多渠道沟通，强化家庭监管。
沟通是桥梁，只有良好沟通，才能真正了解孩子，也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温州的留守高中生多，父母在外经商，可以采取QQ、微信、电话等多种渠道，多管齐下增加沟通，不仅有利于高中生的道德成长，而且可以防范和避免出现道德偏差甚至发生一些悲剧。
2.参与家长学校，转变旧观念。
从精神分析理论来看，孩子跟父母的分离，相当于主客体的分离，失去了父母这个最好的客体关系，孩子很容易孤独、内向、不愿意交流，因此，家庭教育不可缺失。家长要转变陈旧的观念，只有家校合作才能更好地规避高中生可能出现的道德成长中的不良风险。
3.父母榜样示范，释放正能量。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学生成长的第一课堂，因此，家长首先要规范自身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发挥自身作为榜样的力量，积极地向孩子传递正能量。
二、加强学校监管，提高德育实效
1.更新教育理念，重视道德教育。
首先，学校要转变重智育轻德育的转念，更新学校发展的理念，对学生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人生点拨，少一些人性打击；学校要做好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德育活动之间的安排，找到恰当正确的宣泄之处。
2.增加德育投入，加大管理力度。
首先，加大师资和经费的投入。其次，学校和老师要密切关注校园内的不良团体，关注高中生的同辈的不良影响，关注部分学生与校外社会上不良群体之间的亲密接触。再次，面对网络的挑战，要着力提高老师的网络技术水平，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3.引导自主管理，注重德育实效。
“告诉我，我会忘记，做给我看，我会记住，让我参加，我就会完全理解”。因此，要提高学校德育实效，首先，建立学生自主管理体制，建立一些学生德育组织，开展德育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其次，以社团为载体，开展系列化阶段化的德育活动，注重实践性和创新性，注重针对性和时效性。
三、整合社会力量，净化道德环境
温州市高中生道德成长离不开独具特色的温州环境，因此加强家庭和学校道德教育的同时还要借力于社会，为温州市高中生的道德成长营造纯净有利的环境。
1.先进思想引领，树立正确价值观。
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思想，以新温州精神引领温州的发展，净化温州的整体道德环境，为温州市高中生道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加强文化管理，整治不良文化。
文化管理部门应积极整治和管理，取缔一些黑网吧、不良报纸杂志书店等，还高中生良好的上网和阅读环境。同时，学校合力增设有益的课外活动，丰富高中生的文化生活，从而防范其走上道德偏差甚至犯罪的歧途。
3.各方合力，加强外来人口管理。
温州是浙江省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这给温州治安等带来隐患的同时，也为温州市高中生增加了道德成长不良风险。因此，有关部门要认真分析研究温州地区流动人口发展变化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教育培训等新模式新方法，加强管理，防范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失业人员形成社会不良群体。
四、自我反思，增强自我约束性
人格的发展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自主完善的过程，所以要引导高中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首先，高中生要养成自我内省的习惯，不断反思改进提升自我，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其次，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参考道德榜样的模范作用。最后，高中生要不断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活动中发现自己、发展自己，不断纠正自身在道德行为中不符合道德认知的行为，不断提高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引导人格发展与完善。
综上所述，规避温州市高中生道德成长的不良风险，促进其道德健康成长，需要家校和社会合力，也需要高中生自我反思自我提升。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循序渐进、长远规划的工程，这项工程不仅关系温州无数个家庭的未来，更关系温州的未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安国启.建设和谐社会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首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5）研讨述评[J].中国青年研究，2005.
[2]蔡文兰.学生评教：防范和矫正教师“道德风险”的有效机制――基于“委托-”理论视角[J].教育科学论坛，2008（4）.
[3]蔡志良.论道德能力的构成要素[J].天津市教科院报，2005（8）.
[4]蔡志良.论高中生道德能力的培养[J].教育评论，2004（3）.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