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文化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andCulture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Social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
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
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
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
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
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
由此,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
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
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
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within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within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
四、结论
[关键词]墨家；兼爱；管理思想；企业管理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著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关键词】时尚文化 高校 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0-0044-02
时尚文化，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在一个时期内，许多大众社会人都在实践和追随的一种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大学生思维活跃，他们往往追求眼下最时髦、流行的生活及消费方式，部分人甚至把幸福生活更多地理解为时尚生活，大学生自然就成为了时尚的“易感人群”。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时尚文化不断冲击着平静的大学校园，外界时尚的元素早已挤进了原本属于“课堂教学”、“学术报告”的场所，也挤进了校园文化的领地。
一 时尚文化在大学生中流行的原因
时尚文化在大学生中的流行有其深刻的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背景。大学生容易片面追求感官式、简约式、“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是时尚和娱乐的追逐者。有的学生渴望从时尚文化中寻求刺激，释放自己的心理压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大众传媒的膨胀，使得原本相对单一、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被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因此，大学生特殊的心理发育阶段、大众传媒的大肆宣扬、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以及教育影响的弱化给了时尚文化得以渗透的机会。
二 时尚文化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时尚文化作为大学生完成社会化的载体之一，对大学生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1.导致大学生对社会人生虚幻的想象
作为一种消费性、娱乐性的文化，时尚文化产业竭力追求商业利润，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都被各种非现实的方式加以呈现。大学生很容易产生认知偏差，以梦想代替现实，用时尚文化产品中获得的虚幻景象代替对人生意义、社会现实、民族忧患等的理性把握和深入思考。这对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消极影响。
2.导致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迷失，道德的偏离
大学生已无法区分或不愿意区分哪些时尚文化是社会生活所必需、哪些是未来发展所必备，出现了人生价值目标的迷失或偏离。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为习惯上，大学生都极易被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所侵蚀。同时，时尚文化追求感官刺激和个人的随心所欲，某些旧的道德规范正在被遗弃。时尚文化在讽刺旧观念和旧习俗的同时，排斥和销蚀着某些崇高的道德信念与理想。
3.不利于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时尚文化中崇尚自我、张扬个性的价值观，使得不少大学生集体主义、奉献意识、艰苦奋斗精神日趋淡漠。在时尚文化的影响下，部分大学生按照市面上的流行模式包装自己，只注重感官的享受而忽略了内在素质的提高，这对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优秀品质的养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将降低其趣味与品格，甚至阻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三 消除时尚文化对大学生负面影响的教育对策
面对时尚文化对大学生成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政府、社会、学校应共同承担起责任。学校应发挥主导作用，加强管理和引导，从而为大学生成长成才营造积极健康的环境。
1.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美育和艺术教育，切实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味和审美能力
时尚文化对高校文化教育与德育的影响和冲击，主要是通过争夺和征服大学生的文化欣赏和文化消费趣味与格调实现的。人们的文化欣赏和消费趣味与格调，主要取决于自身的人文素质。提高人文素质要通过大量吸收中外优秀文化的营养来达到，要有重点、有针对性地选择一批中外文化经典，以课堂教学为主导，作为必修课开设，使学生获得比较系统而扎实的教育。
美育有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功能。通过开设美学、文学、艺术作品赏析等相关课程与讲座，让大学生在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赏析中领悟美学精神、激发审美情感；通过音乐会、美术、摄影、设计等艺术展演活动，让大学生在审美愉悦中提高审美鉴赏能力；推荐优秀的电影、音乐等作品，使大学生在互动情境体验中提高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审美品位，走出流行时尚的“以洋为美、以俗为美、以丑为美”的审美误区。
2.加强闲暇教育和闲暇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大学生闲暇时间文化生活的质量
大学生对时尚文化的消费多在闲暇时间进行。目前，闲暇教育理论和实践都很薄弱，致使大学生的闲暇文化生活多处于一种散漫自由、盲目无序的状态，很容易投入时尚文化的怀抱。因此，高校应明确将闲暇教育与闲暇文明建设纳入到学校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日常安排中。要使学生珍惜并合理利用闲暇时间，把休闲、娱乐与自我提高、自我完善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他们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潜移默化地从课余文化活动中“受益、得道”。高校要积极探索文化多元化条件下大学生课余文化活动的新方向、新规律，组织开展更多格调高雅、形式多样，为当今大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校
园文化活动。
3.弘扬文化精品意识，精心营造崇尚精品的校园文化氛围
高校在长期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高校要坚持弘扬文化精品意识，精心营造崇尚精品的校园文化氛围，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好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学生社团、读书讲座、学术报告等各类校园宣传资源的文化引导与熏陶功能，既要有一种宽容的文化心态和宽松的文化环境，又要保证文化的健康发展。高校发挥自身优势，弘扬崇尚精品的校园文化精神，不仅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引领潮流的文化心态，对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时尚文化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4.对时尚文化的消费，“堵”不如“疏”，“疏”不如“导”
当代时尚文化花样繁杂，其中的鲜活内容和新颖风格对充满青春朝气、求新求变、求美求乐心理很强的当代大学生来说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时尚文化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对休闲、娱乐和交往的需要。因而，对其采取简单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甚至拒其于校门之外，让大学生远离时尚文化，显然既不现实，又不合理。对时尚文化的消费，“堵”不如“疏”，“疏”不如“导”。在大力倡导、扶持、创新和普及先进文化、高雅文化的同时，也要积极组织力量加强对时尚文化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刻把握时尚文化的本质、特点、发展规律和发展动向。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对形形的时尚文化进行甄别，选择那些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雅俗共赏的时尚文化加以欣赏和消费。
参考文献
[1]袁洪群.大学生时尚文化与高校德育融入的新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2011（2）
[2]许瑞芳.德育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
[3]刘晶、张翃滔.外来时尚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影响状况调查[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5）
变革每个营销者的服务精神
市场能做多大，除要看经营者的心有多大，更要看企业积累的文化资本有多大。莱克斯顿服饰公司从2000年创立起，由一间6平方米的卖场，一年就在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创下品牌销售第一，三年夺得了广州男装品牌销售第一，五年名列了广东省男装品牌市场占有率第一。对此，董事长兼总经理温汉清谦逊地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变革每个品牌营销者的服务理念。观念的改变是能让人的服务精神发生质变的。
有统计表明，目前莱克斯顿引进的高级管理人才占管理层的50％，各种理念超前、专业精道的管理者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经营理念内在的变革。为提升员工营销品牌服务热情，莱克斯顿公司每年投入近200万元，开展员工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的培训，普通员工除能参加“温总训练营”，在营销管理培训班上分享总经理的人生历炼、职业态度、营销方法、市场分析、竞争法则等自己学习的心得外，由公司高薪请来的专业设计师、培训师、营销专家传授品牌文化、分析顾客消费感受、学习服饰搭配知识、销售服务技巧等，已成为莱克斯顿公司最常见的工作。
面对海内外品牌加大广告轰炸、竞争市场的压力，莱克斯顿坚持从练内功入手，从店员服务的每个动作科学规范起，制定了一整套终端营销管理服务标准，并对全国780个专卖店的店长全部进行了轮训，不仅使品牌的服务文化在终端精准化地进行传播，而且使品牌的销售业绩在各卖场上成倍地增长。
对于莱克斯顿来说，商、分销商不仅是品牌的客户，也是品牌市场开拓者。为让每位品牌经销商与品牌融为一体，与莱克斯顿一起担负起品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莱克斯顿公司除组织加盟商到经济发达国家去学习体验品牌经营文化外，总经理温汉清坚持每月到各地与经销商一起分析品牌营销面临的问题，邀请商来公司研究区域市场竞争态势，与公司各管理部门共同制定拓展市场的策略，将加盟商变成合作伙伴后，有力地改变了品牌商的经营现状。曾因经营不善举步维艰的湖北宜昌市莱克斯顿品牌商，变革营销理念后，一连开出五家品牌专卖店，店店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变革每个环节的服务文化
与活跃在市场上的男装品牌相比，莱克斯顿的广告投放较少，但莱克斯顿公司从创新品牌形象、创新产品风格、创新购物环境入手，在品牌营销服务上大做文章，加大在终端建设上的投入却从不吝惜。
温汉清认为，千方百计完善卖场细节，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无论是商品陈列的品质凸显，还是搭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灯光营造的视觉氛围，还是高雅、整洁的试衣间，无论是每件货品的方便拿取，还是营业员职业、热情的服务行为，每个环节都要让人感到，莱克斯顿营销的服装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一种时尚精神。
为将莱克斯顿的时尚精神生动地传达给消费者，莱克斯顿创建了全国服装品牌中最大督导队，这支“店铺医生飞行队”从每季的卖场形象，每个波段产品的市场陈列，每个系列产品的搭配组合等，都有专人研究、专人设计推广。有统计表明：温汉清和品牌高管人员以及“店铺医生飞行队”，2007年到全国各地莱克斯顿品牌专卖店“巡诊”服务行程多达五万多公里。通过实行教练式培训，教店长管理、教营业员销售服务，哪里能开店就服务在哪里，不仅确保了莱克斯顿全国品牌专卖店橱窗15天更换一次的创新节奏，而且将莱克斯顿品牌“你出钱，我管理、零风险”的服务口号变成了现实。
一些国内男装品牌的商，纷纷改换门庭，加盟经营莱克斯顿品牌。一位国内某知名男装品牌的省级总商，在创下年销售额达一亿多元的业绩后，改换经营莱克斯顿品牌，这位有十多年服装品牌营销经历的总商谈起“变节”的理由时说，如果一个品牌仅靠广告去征服消费者，品牌的生命力是不会长远的。在终端拼服务文化，让我们看到了莱克斯顿品牌的生命力。这位总商让30家莱克斯顿品牌店一夜之间出现在了全省各地。如今在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都有了莱克斯顿品牌旗舰店，在所有中心城市的商业繁华地段，都有了莱克斯顿的品牌店。时尚的品牌服务文化赢得了消费者对莱克斯顿的情有独钟，仅莱克斯顿广州的几十家专卖店，平均每店每月销售额就达1000多万元。
变革每个消费者的时尚价值观
走进各商业闹市中的莱克斯顿品牌旗舰店，你都会被精致、时尚的国际品牌形象所吸引，会被店中高品质的货品、搭配细腻的产品风格所感染，会被热情、专业、周到的营销服务文化所感动，但更让你吃惊的是，店中美不胜收的商品，价格却只有国际品牌的一半。
时尚的价值观认为，价值最高的并非是价格最贵的，而是人们最需要的。如何让消费者体味到品牌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新时尚价值观，让时尚平民化，并以此构筑全新的品牌价值体系，是莱克斯顿在中国市场上仅用7年就创造出拥有780多家品牌专卖店营销金网，销售收入以年均成倍增长的几何发展态势，迅速跻身男装品牌销售份额前列的关键。
记者发现，与众多男装品牌相同的是，针对目标消费族群需求，莱克斯顿公司采用丰富浪漫的设计手法和多元搭配的灵感，开发了大批具有典型法国风格和优雅气质的商务休闲、生活休闲、运动休闲系列服装，丰富多彩的产品，使得莱克斯顿品牌专卖店中新品琳琅满目，每店平均多达万余款。
关键词：时尚现象；时尚潮流；时尚价值；消费者行为
时尚现象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时尚价值被认为是后现代社会的“第一价值”，甚至有学者认为，目前市场营销的目的就是赋予产品时尚特性，一浪接一浪的时尚潮流无论对宏观还是微观经济的都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早期一些学科如社会学、哲学等对时尚的研究注重研究时尚本身的特点及时尚的形成和传播原因。近二十年来，由于时尚潮流对消费者的影响越来越大，管理学、营销学领域开始把时尚概念引入到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但也仅限于把时尚作为一个影响消费行为的变量来考虑。目前，国内外还缺乏对时尚的核心问题的研究，即时尚的价值是什么的研究，换句话说，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付出比普通商品高得多的溢价去购买时尚产品？时尚的消费价值是什么？它能给顾客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这一问题还需要从理论的层面来解答。
一、 时尚的价值维度分析
1. 价值属性。在《资本论》第五卷中，价值被定义为物质世界中的事物（包括一切物体、动作、事件或现象，包括精神世界中的一切思维，以及这些思维的有形或无形的产品），因为生命的需求而产生的，能满足生命的存在、延续（即新陈代谢）、或发展进化等等其中某一种需求的属性，即称为该事物的“价值”！从价值的定义可以看出，价值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而学术界对消费价值的研究，也说明了顾客消费价值由物质、精神等多方面构成。Sheth、Newman和Gross（1991）提出消费价值包括五个方面的价值，即社会价值、情感价值、功能价值、认知价值和条件价值。Babin、Darden和Griffin（1994）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可以用实用性和享乐性两类价值来揭示消费者购物的追求。实用性价值是产品的客观使用给顾客带来的价值，享乐性价值则侧重于消费者的感知，较倾向于精神层面。Aaker（ 1998）认为消费价值包括功能利益价值、情感利益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国内学者周志民（2005）从价值的性质即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和价值的方向即内收的还是外显的四个维度对价值的类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如体验性价值属于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而象征性价值属于外显的精神层面的价值。
2. 时尚内涵。目前，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时尚有不同的解读。如社会学从平衡社会群体和独立个体的角度解读时尚，认为时尚的内在机制在于追求树异与求同这两个相互矛盾但又共同作用、相互联系的对立统一过程的平衡；哲学则认为时尚其实就是人们对普遍性和特殊性和谐统一的追求；而心理学认为由于人类两性繁殖的生理特性决定了人类即追求共性又追求个性的心理两重性，时尚恰好满足了人们这种矛盾的追求（Simmel，1904）。但是总的来看，一种时尚的流行首先是适合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美学、历史、技术等环境的观念，然后这种观念表达为行为方式，并最终通过消费体现出来，它使人们既有群体归属感，又能表达自己的个性，是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统一。
3. 时尚价值的维度。本文的研究切入点是时尚的消费价值，从上面的文献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学从群体和个体角度的解读，还是哲学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分析，人们追求时尚的根本动机都是是希望满足既能表达自己的个性又有群体归属感的心理需求，所以时尚价值的核心就是群体归属和个性表达为消费者带来的价值。根据周志民（2005）对价值的划分方法，从价值性质来看时尚价值显然属于精神层面的价值，从价值方向角度，我们根据时尚的核心特性再来分析一下时尚价值的内收价值和外显价值（见表1）。
（1）个性表达的外在精神价值，称为形象价值。消费者时尚消费的主要动机是追求某种角色下的理想化自我（Martin Evans，1989），以达到自己精神上的某种理想化追求。消费者通过时尚消费使自己拥有渴望的某种时尚形象，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这种时尚形象的塑造就属于消费者时尚消费中追求的形象价值。
（2）个性表达的内在精神价值，称为惊奇价值或“酷”价值。指消费者通过对新颖、奇特、前卫的时尚消费来追求一种深度刺激感，这种刺激属于Watson和Tellenge（1985）对情绪研究中的的正性负性两因素模型中的第一象限，是时尚消费所独有的，给消费者同时带来高正性和高负性的刺激，是一种使消费者痛并快乐着的状态，通常被认为比较“酷”，就是消费者追求时尚而得到的个性表达的内在精神价值。①
（3）群体归属的外在精神价值，称为社会价值。心理学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的，即希望追求自我认同的理想化状态，表达自己独特的个性，以使自己区别于他人；同时也希望自己隶属于某一群体，得到社会认同，消除个体的心理孤独，获得集体归属感。所以消费者即希望通过时尚消费展现自我，同时也希望自己隶属于某个时尚群体，成为时尚一族，并通过各种时尚活动构建人际关系、沟通信息、交流情感等，获得社会的认可。
（4）群体归属的内在精神价值，称为愉悦价值。指的是消费者通过追逐时尚消费潮流得到的心理满足，如参与得到社会认同的时尚潮流带来的愉悦及参与各种时尚活动和与其他时尚一族的沟通交流而在精神上获得的快乐和满意。由于这些愉悦更多的由社会化的群体活动带来，因此它们是群体归属的内在精神价值，即愉悦价值。
二、 研究过程
1. 问卷设计。本研究以个性化的消费电子产品MP4/MP5作为测试产品，以上海的两所“211”大学在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问卷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测量被访者对相关时尚产品和品牌的各项价值感知；第二部分了解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和月生活费等人口统计指标。本研究中关于各变量的测量方法是根据前文对各个价值的理解结合借鉴前人研究的顾客感知价值基础上形成的（J.C.Sweeney & G.N.Soutar，2001；金立印，2007）。测项形成之后，邀请部分管理、营销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就测项的措辞部分给出修改意见，结合他们的意见对测项做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下来（具体见表2）。上述测项均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衡量被访者的态度，1为完全赞同，7为完全不赞同。
2. 数据收集。问卷委托学生所在班级班长或班主任通过电子邮件发放235份，在规定时间内回复邮件232份，通过仔细甄别，有19份不符合要求，有效问卷213份，有效回收率91%。
3. 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前，根据Nunnally（1978）提出的因子负荷值不能小于0.4标准对测项进行了纯化。由此，21个测项最后删除了4个，剩下的17个测项形成了一个正式的量表。通过计算，它们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70以上，而总体的Cronbach's α值也达到了0.75，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由于量表的编制是在文献基础上的合理假设，又参考了相关的量表资料，并经过了前期的补充和修改，因此，量表的内容效度得以保证。
利用SPSS13. 0版对17个测项做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数据显示，KMO值为0.756，Bartlett's球状检验的显著性水平（sig=0.00）小于0.05表示这些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Varimax）， 17个测项很好地归属于4个因子，且各因子负荷值都大于0.40（见表2），表示效果良好。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17个测项与4个因子之间的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Amos17.0版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了结构稳定性的验证。其中，17个测项作为观测变量，4个因子作为潜在变量。评价路径模型的好坏需要依据各种拟合指数。一般以卡方值与其自由度的比值（x2/df）作为标准，并使用NFI， CFI等指标进行补充验证。卡方值比率若在3～5的间属于接受范围，若小于3表示模式的适合度良好。该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是：x2/df=2.56、RMSEA= 0.046、TLI= 0.886、CFI= 0.910、NFI= 0.890（见表3），说明本研究中路径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4. 信效度检验。信度是指测验结果的一致性及稳定性程度，即样本的可靠度。目前Cronbach's α系数是常用的标准，认为α值高于0.7为高信度，低于0.35为低信度，介于其间为中信度。一般认为0.7是Cro-nbach's α值可接受的下限，但在探索性研究中可以降低到0.6。本研究中，社会价值因子的Cronbach' s α值为0.894，形象价值因子为0.743，“酷”价值因子为0.862，愉悦价值因子为0.856，均达到0.7以上，表明数据呈现了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具有较高的信度； 结构效度可用平均变量抽取（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来度量，均大于0.6，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符合要求。
三、 结论及应用
1. 研究结论。通过对以往时尚文献和价值文献的综合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时尚价值的模型假设，具体包括形象价值、惊奇价值或“酷”价值、社会价值、愉悦价值等四种价值。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规范的实证过程，本文证实了形象价值、惊奇价值或“酷”价值、社会价值、愉悦价值这四种价值的存在。
2. 理论贡献。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明确了消费者追求时尚的动机是能够得到时尚所蕴含的四种价值中的部分或全部价值；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对时尚特点的描述中找到了时尚的共同核心点，对时尚价值的内涵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验证了时尚价值的存在及其内涵，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者研究消费者的购买驱动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研究依据和数据基础。
3. 实践应用。时尚价值是时尚消费者追求时尚的真实动机。正如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时尚的形象价值、惊奇价值或“酷”价值、社会价值、愉悦价值的关注直接影响了消费者购买时尚的欲望。消费者越看重这些价值，也就越愿意购买这些时尚产品。同时，四种价值对不同的消费者群体重要性有所不同。比如，年轻的消费者群体追求时尚比较注重于时尚的“酷”价值，而成熟的消费者追求时尚可能更侧重于社会价值和形象价值。由此，企业可以采用更为明确的精准营销，针对消费者的不同时尚追求，划分不同价值导向的细分群体，并据此制定相应的目标营销方案，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四、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由于时间、经费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首先在样本选取上，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高校学生。尽管样本包含了部分有工作经验的工商管理硕士，但毕竟使研究结论有了年龄等方面的局限性。其次，受试产品仅选取了消费电子产品，因此，所得结论或多或少带有被访问行业的特征。这影响到了结论的稳定性。最后，研究地区仅限“时尚之都”上海，使区域有了局限性。不一定能够完全解释全部的消费者行为。基于以上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应加入人口统计变量和行业产品等更多的因素，以使研究更能体现实际的状况。
注释：
①在D. WaLson和A. Tellegen的情绪两因素模型（two-factor model）中，正性情绪（positive affect， PA）和负性情绪（negative affect，NA）是两大彼此相对独立的基本维度。前者反映人们感觉热心（enthusiastic）、积极活跃（active）和警觉（alert）的程度，高度的PA是一种精力充沛、全神贯注、欣然投入的状态，而低度PA则表现为悲哀和失神无力。NA是一种心情低落和陷于不愉快激活境况的基本卞观体验，包括各种令人生厌的（aversive）情绪状态，诸如愤怒、耻辱、憎恶、负疚、恐惧和紧张等，低度NA是一种平和与宁静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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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vin Lane Keller ， David A. Aaker.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Marketing on a Company's Brand Extensions.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1998，1（4） ：356-378.
5. 周志民.基于品牌社群的消费价值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2）：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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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rtin Evans. Consumer Behavior towards Fashion.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1989，23（7）：7-16.
8. Watson D.， Tellegen A..Toward a consens- ual structure of mood.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5，98（2）：219-23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消费者创造价值及其对品牌忠诚的作用研究――基于社会互动的视角（项目号：711721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及其对员工组织承诺的作用研究―基于社会互动的视角（项目号：12YJC630190）”；河南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号：河南教育2012 第859号）科研成果；河南工程学院博士基金项目“时尚消费的共创价值及其对消费者自我真实性感知作用机理研究（项目号：D2012034）”。
在春熙商圈的百货卖场，如果王府井说自己是老二，没有哪个卖场会贸然出头坐上头把交椅。卖场如战场，凶猛异常，而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人，却是卖场翘楚王府井的领军人赵英明。
赵英明的办公室实在算不上豪华，甚至可以说很简朴。简单的几张沙发，一个堆满了文件的办公桌，外加一盆茂盛的绿色盆栽，这就是他的办公室，但是简朴之中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强大的气场，赵英明才有的气场，大气，儒雅，有锐度，不张扬。
“成都的零售市场竞争从游击队对游击队，到土豪劣绅对土豪劣绅，最后发展到现在集团军对集团军，经历了一个漫长但是又瞬息万变的变化。”这是赵英明对成都零售市场这些年来的总结。
在赵英明看来，时尚分成3种不同类型：永远不会过时的DIOR斜纹是经典时尚，风靡一时的健美裤是流行时尚，特立独行的装扮是前卫时尚。“时尚应该是互相贯通的，但是不管你追求的是哪种时尚，你必须明白，不管你穿得多光鲜亮丽，却把用过的碗在厨房堆上一礼拜，那都不叫时尚。”一定不要把时尚看成是穿衣打扮，那是一种生活态度。
王府井在2010年引进了很多新品牌，这些新品牌的引进给成都的时尚增添了新的活力，让消费者的眼界打开了，让成都时尚界更热闹了。“在这个男人越来越妖娆的年代，我们提供更为精致细腻的商品；在这个男人都快比女人好看的年代，女人要从军装风和中性美的形象中走出来，变得更加女人。”这是赵英明对2010年成都时尚概况的见解，于是王府井在2010年做了一件时尚大事――“真女人，新男人时尚活动”，把成都男人时尚和女人时尚的变化统统包罗进来，融合，分解，再升华。
在2011年，王府井仍旧会从消费者的需求中嗅出新的时尚味道，仍旧会让自己继续坐在零售业的头把交椅上，“消费者有需求才有零售业的发展，我们的活动也不是拍着脑袋想出来的，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预判出来的。”不过这不是赵英明来年的所有计划，“让成都从追随市场发展到有自己的本土市场，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都市。”作为零售业的元老，赵英明希望如此；作为零售业的巨头，王府井希望如此；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一样希望如此。
【大事记】
为了推动成都品牌繁荣，赵英明主张引进新的品牌进入到成都市场，2006年AT、SR都是在他的“撮合”下顺利进驻到成都王府井百货，与成都的消费者第一次见面。就连奥巴马夫人最喜欢的Jason Wu也被赵英明“引进”到成都，引起了时尚界的小高潮。
关键词：尚树梅；民众体育；体育思想；体育教材；体育管理
尚树梅是我国近代民众体育的主要倡导者，他1903年生于山东利津，1923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1928年毕业后，曾担任中学、师范学校体育教师，1931年任山东省省立民众体育场场长，1933年兼任山东省教育厅体育督导主任。抗战期间，他担任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学校体育组主任，中国滑翔总会主任秘书。1949年之后赴台湾，担任台湾高等体育专科学校教授兼训导主任、台湾体育场场长等职。从我国近代的体育发展轨迹来看，政府对民众体育的普及相当有限。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各省区县市陆续设立公共体育场供民众使用，但对推展民众体育却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制度。自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了《国民体育法》之后，便开始面向全国青年男女发展体育运动，《国民体育法》规定各乡镇市必须设立公共体育场，同年亦公布了《各县市公共体育场暂行规定》，用以指导民众发展体育及从事正当的体育娱乐活动，这一系列举措为我国近代社会开展民众体育活动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1923年召开了我国体育史上首次全国范围的体育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这一方案确定了我国体育行政组织的地位，也明示了近代中国政府发展民众体育的基本方针。《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规定各级政府应设立体育委员会，隶属于教育行政体系，并设体育督学。专门督导所辖区域内的体育活动，同时规定各省市县体育场的面积和范围，以及民众体育实施办法。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尚树梅接任了山东省省立民众体育场场长的职务。据1933年教育部门的统计，此时全国各省市公共体育场所数量以山东省居首位（79所），依次分别为河南省（66所）、江苏省（61所）、河北省（59）所。山东省立公共体育场成立于1923年，1929年更名为山东省立民众体育场。尚树梅在任职期问，按照自己的民众体育设想，本着自己的体育专业学习经历和立场，对诸多的体育场馆进行了专业化的管理。他对山东省的体育概况了如指掌，无论是运动场地设施方面还是体育机构与团体方面，他都能提供详细的数据和运营管理的实况说明，他不仅是各省市体育专业主管成员之中最具专业素养的体育官员，其敬业精神也得到了同行们的一致肯定。在长期的民众体育管理与实践活动中，尚树梅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民众体育思想。
1.尚树梅民众体育思想的来源
尚树梅就读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高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该校于1917年成立体育专修科，开始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期限为4年，尚树梅在北高师体育专修科接受了完整的高等体育专业教育。该校体育专修科从成立之初就以培养中等学校与师范学校体育师资为主，以培养体育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体育学术为辅，毕业的学生分布于全国各省区学校及教育、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该校的体育专修科与当时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并驾齐驱，同为中国高等体育师范教育的起源地。北高师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以学、术科并重，技术方面注重典型性的同时也兼顾普遍性，目的在于养成学生使用多元教材的能力，理论方面注重体育原理方面的教学、体育科学基础知识的运用、体育行政及领导能力的培养等。尚树梅在北高师求学期间，恰逢我国著名体育家袁敦礼先生担任体育专修科主任。由于受美国体育教育思想影响，袁敦礼在北高师倡导教育化的体育，以教育目标为体育的上位目标，主张采用自然活动的体育内容以及人本主义的体育方法，并强调体育师资为推行体育的根本。其不反对竞技教育，但对竞技运动持有相当保守的态度，北高师体育专修科的办学特点，对尚树梅民众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后期，尚树梅也以袁敦礼的教育化体育思想为基础，并将其移植和运用到民众体育思想领域。1923年公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对全国民众体育实施办法有明确的规定，尚树梅依据此方案的基本思想与要求，探索出了自己在山东省推展民众体育的主要方法。《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分为《省市、县市体育场之营运管理》与《体育验区推展民众体育》两大部类，前者主要通过各级体育场主导，提供12项原则由各级体育场加以落实，后者则通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各省市指定一个专门的体育实验区，设在体育场内，这些政策性的法规直接影响到尚树梅民众体育的推行进程，也对其民众体育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尚树梅接受高等体育专业教育的背景和后期国家层面出台的体育政策影响的角度来看，其民众体育思想主要来源两个方面：一是承袭北高师体育专修科的学风与传统，尤其是深受袁敦礼体育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产生了将教育化的体育移植到民众体育领域的思想和行动。二是他在从事体育专业工作期间，依据全国体育会议的决议，汇集全国体育专家学者的智慧，开始勾勒出自己独有的民众体育实施理念。
2.尚树梅民众体育思想的特征
2.1主张民众体育应由学校推行至社会，由学生扩展至民众
尚树梅的体育思想与“体育教育化”联系密切，就体育目标而言，他非常认同1923年全国体育会议通过的国民体育目标，这些目标主要表现在：供给国民机体充分平均发育之机会：训练国民随机运用身体以适应环境之能力；培养国民合作团结抗敌御侮之精神；养成国民狭义、勇敢、刻苦、耐劳之风尚，以发扬民族之精神；养成国民以运动及游戏为娱乐之习惯等。依据这些目标，尚树梅将民众体育目标区分为身体方面、教育方面和社会方面三个层次。在身体方面，他指出要促进学生身体各部分平均发育，身体姿势与动作自然优美，身体保持健康，肌肉感觉灵敏与适应生活所需，以及培养生活所需的运动技能等。在教育方面，他提出要以养成健全的国民为前提，要适应职业生活，养成卫生习惯，富有正义感、勇敢和忍耐的精神，增进观察、思考与想象的能力。在社会方面，他倡导要让社会有活泼与生气，通过体育改良社会风俗习惯，充实社会经济，培养和谐一致的精神。
尚树梅通过总结历史的发展，发现“孔子的六艺为文武并重，以期平均发展，唯科举制度之后，以文取士，相沿成风，以致国民体育日衰，甲午战后外侮凌虐，国势不振，为一雪东亚病夫之识，体育开始加强提倡，然仅及学校，未普及于一般民众，北伐统一之后，政府提倡体育不遗余力，各省市努力配合，日渐普及，收获颇宏”。由于其体育教育化思想不只限于学校教育的范畴，尚树梅借助于在地方体育行政任职之时，利用与民众接触的机会，大力推行其民众体育朝向教育理想落实的进程。尚树梅引用杜威“教育即生活”来说明民众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人人均应接受教育的指导，必须接受经验的改造，体育是教育的一环，所以“体育即生活”便可成立，而社会教育就是社会生活，民众体育就是民众生活，他得到的结论便是“人人都应参与体育”，也就是说，民众体育是“一般应该受而未受学校体育的青年和成年人，及受过不正当或不充分的体育训练的青年和成人，应该受的体育”。因此不难发现，尚树梅的体育教育化思想的确不限于学校教育范畴，体育教育不仅只适用于学生，也适用于一般民众。体育的对象不只是学生，体育的价值在于使一般民众受惠。
2.2认为体育要促进个人身体发展，提升个人修养和强化社会适应
尚树梅倡导体育教育化，完全站在培养个人走向完人的角度，希望通过体育教学的手段，不但能训练个人在身体方面的健全发育，而且注重个体在生活方面所需要的技能及其社会适应。在教育心理与个人修养方面，他希望通过体育能培养出具有控制情绪、能独立判断的个体，至于个人在社会适应方面，他也期望借助体育的手段，使个体能尽快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生活。这使得当时学界对体育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辛苦的身体锻炼，而是认识到体育具有诸多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功能和影响。尚树梅将体育的本质定义为：“改良人的机体以适应其生活的需要”，他认为脑力与体力相辅相成，徒有脑力而无健全身体，将难以参加社会实践，只有体力而无脑力，则会缺乏体会社会实践的能力。他列举了卢梭、洛克等人的体育思想，阐释了“金钱万斛，难买一健康”的内涵。
在长期的体育实践中，尚树梅发现人类的生活逐渐被产业制度所限制，社会适应能力变得低下。他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认为产业制度的发展剥夺了人类参与天然活动和大肌肉运动的机会，使人终日参与脑力方面的精神作业和小肌肉的运动，以致一般国民的身体有早熟和早衰的现象发生，既妨碍了神经的作用，又增加了过度疲劳的危险，甚至会危及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因此他出于强化个人适应社会能力的需要，指出推行民众体育已势在必行。尚树梅已经认识到普通社会大众对体育活动的需求性不亚于学生，尤其是在工业生产已逐渐由机器替代的形势下，鼓励普通民众参加体育活动更是刻不容缓。
2.3指出民众体育的本质不能偏离教育的范畴，运动竞赛是推进体育发展的手段
尚树梅非常关注对体育本质的认识。他指出：“体育有如何的重要是一回事，如何从事正确的体育又是另一回事。”就体育的本质而言，他将体育定位在教育范畴之内，也就是教育目标是体育的上位目标，体育可以发挥教育意义上的特殊价值，体育是达成教育目标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可以用来训练一般人的身心，而非培养体育技术和技能良好的运动员。在尚树梅的民众体育思想里，举办运动竞赛的主旨主要是利用竞技运动的方法，唤起群众对于运动的兴趣，促进其不断进步，使体育得以普及和推广。1933年在南京举行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尚树梅看来，这时的国家正在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日本在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北，为争取国际地位的平等，必须使国民具备强健的身体，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他认为绝非依赖少数获得锦标的运动员就能取得成功。因此，尚树梅提出举办全国性质的竞技比赛有两种意义，一是检查体育事业发展的程度，二是向全体民众做宣导，至于个人或团体的胜负，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他指出，运动会的结果必然会产生最后的优胜者，并给予其最光荣的奖誉，然而，这并非举办运动会的最终目的，而应注意人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作为民族自救而救人的准备与觉醒。从尚树梅关于体育本质的认识中，可以推断出他将运动竞赛看作是推进体育发展的一种手段，夺取锦标并非是体育的本意和主旨，他对民众体育本质的理解也偏重于适应时代、适应环境和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上。
3.尚树梅民众体育思想的践行
3.1改变民众对于体育的观念与认识
根据尚树梅的调查与分析，他发现一般民众不能主动参与体育运动，甚至持排斥的态度，主要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五种：“一是不知体育为何物；二是受到旧礼教影响，视体育为非礼；三是以为讲体育者乃标新立异：四是领导阶级未能e极支持；五是主管教育的机关藐视体育。”毋庸讳言的是，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偏重于学校，而在国民教育并不普及、民众视野尚不开阔的环境下，要让体育活动普及到民问，并不容易，尤其是体育活动绝大部分均是舶来品，或是对传统体育进行改良的产物，更重要的是，民众尚不知道为何要参与体育活动，这些原因成为推行民众体育的最大障碍。鉴于此，尚树梅发现推进民众体育，既要符合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条件，也要迎合民众的心理。他提出：“要适合经济条件，迎合民众的心理，以全区为学校，全体人民为学生，以劝导辅助教授为始，自动自制为终，并实验与推行并进。”可见他倡导将一个区域视为一所学校来经营，将该区域的居民视为一所学校的学生来设计体育活动，采用劝导与辅助的态度加以教授，使用自愿与自制的体育制度，使该区域的所有居民都能参加体育活动，也就是将他熟悉的学校体育管理模式运用在民众体育事业的推进之中。
为了落实他心目中的民众体育理念，实现民众体育的主旨，尚树梅主张从“改变民众习惯”人手。因为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形成之后，便不容易改变。尚树梅则依据体育学理的观点，认为人具备可塑性和理智的能力，体育活动则有助于不良行为的改变。在他看来，可塑性是人类依靠教育、行动改造其心性，人的先天的本能可以顺从经验环境而变化，不过人的这种本能需要在中年以前就要被激发出来，中年以后的可塑性就不大了。至于理智的能力，尚树梅认为是人思维、反思、反省、判断和批评的能力，人类能支配情感，驾驭欲求，人在少年时期顺从能力较强，到了成年之后，由于见解增加，就会评论人情世故，不会盲从人与事，这就是人的理智能力。因此，他认为民众在具备可塑性和理智能力之后，才可以改变其行为习惯，形成正确的体育观念与认识，就会主动参与到体育活动的过程之中，体验到体育的魅力与价值。
3.2设计和选择适合民众体育需要的教材
对于在推进民众体育过程中体育教材的选择问题，尚树梅主张必须按照因材施教的方法实行，要了解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形式与特性对于体育教材选择的影响。例如对于一般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来说，虽然偏重于身体活动，然而大多枯燥乏味，不合乎本性的教育，而有些从事工商业的民众却无暇运动，乡村的农民更不知道体育为何物。因此，如何因材施教，将体育普及于全体民众，设计适宜的体育教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另外，他也认为对待体育的内容，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去进行深入的认识和探讨，例如对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的探讨，对各种运动现象的原理与原则的认识等，都是尚树梅推行民众体育时相当重视的重点工作。
尚树梅将一般体育教材分为自然活动与不自然活动两类，前者来自人类进化的过程，比如攀登、游猎等自然活动，又有模仿自然活动的内容，例如模仿体操、游戏、舞蹈、田径、球类、民俗运动、国术等；后者则多半是用来训练军士所用的，以养成服从的习惯，一举一动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有一定的步骤，例如太极操、矫正体操、器械操、瑞典体操、德国体操、军事操等。不过尚树梅并未授意民众非选择哪一项不可，而是主张可以采取自愿和自动的方式进行选择。为了使体育教材更加适应民众的需要，他认为在教材选择过程中不应抄袭或者模仿，凡适合于甲国者，并不一定适合于乙国，而必须依据于自己的民族特性、民族思想以及习惯信仰等因素进行研判。尚树梅认为不论是来自欧美的体育活动或是中国固有的体育活动，均有参考的价值，但在参考时必须要有一定的依据。他指出在选择民众体育教材时应坚持以下原则：“一要适合民众的兴趣；二要适合民众的年龄、性别、体型及运动能力；三要配合生活及社会上的应用；四要多采用自然活动，以符合教育的价值：五要控制教材的分量，以提升体育活动的效率；六要能启发民族精神；七要多采用含有快乐成分的运动项目：八要使用含有改造习惯和陶冶团体精神的教材：九要多设计个人体育活动；十要采取渐进的方式增加教材的深度。”为实现这些原则，尚树梅进行了实地的调查与研究，为民众体育决策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尚树梅在山东任职时，曾对民众到场运动的锻炼情况做了调研，调研结果显示：“锻炼者平均每日约900余人，其中军警占35%，学生占23%，儿童占15%，公务员占10%，农工占8%，商业界占6%，妇女占3%。以季节来分，春夏秋三季最多，冬季次之。以运动项目来分，春夏偏网球、排球与田径，棒球垒球次之，秋冬以篮球、足球为多。”这种量化的统计与分析，既考虑到了季节与运动项目之间的关系，也了解了运动参与民众的社会背景，这些资料均可以作为改进社会体育内容的有效参考。尚树梅在管理山东省立民众体育场时，将其内部工作人员分为体育指导、体育事务、体育研究、体育宣传四个组。其中体育研究组的工作以调查研究为主，为普及民众体育活动提供决策。他主持设计了乡村游戏调查表，对山东省各县的乡土游戏进行了调查，整理后获得乡村游戏近百余种，并特别开辟了乡村游戏实验场，安装乡村游戏器械，体育指导组召集当地儿童参与实验，工作人员详细观察体育游戏的性质是否有益于参与者的身心特点，最后做以内容上的取舍，编订成册，由体育宣传组负责推广宣传。这种本土化的方法，既可以寻找出最具体、最适合、最直接和最亲近民众的体育教材，也可以促进全体民众体育活动的普及进程。
3.3探寻多元化的民众体育管理方法
在社会经济条件并不充裕的条件下，推进民众体育工作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面对这种情况，尚树梅充分发挥了他的专业体育素养。他一向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并行，力主二者相辅相成，借此积极探寻多元化的民众体育管理方法。他主张通过开设师范学校附设体育科或举办短期训练班培养民众体育服务人员，分期设置全国各省市县区乡村的体育场或相关体育设施，设立民众体育实验县及实验区并逐年推广与普及，开放学校运动场和修建民众运动场所，调查国内固有的国外新创的体育活动，经研究、实验，必要时可经过改造后推行使用。他倡导利用媒体宣传民众体育的功能以引起民众的兴趣，提出政府要奖励推进民众体育有功的团体或个人。他强调各机关、团体、企业机构均应推动民众体育，支持研发民众体育用品的厂商或个人等。这些民众体育管理办法有些是立即可以付诸实施的，有些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和财政的支持。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管理办法中，并未见到消极的埋怨和指责，或出现将问题抛给上级管理部门的单一做法。尚树梅能从实地出发，自己发现并解决民众体育推进过程中的系列问题的专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在运动场地的管理方面，尚树梅表示，中国的体育推进原偏重于学校，至北伐统一之后，民众逐渐改变旧的观念，参与运动的人数逐渐增多，但体育场地设备仍然不足且偏远不便，是导致民众体育参与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1931年第五届华北运动会在山东举行，山东省政府将旧的场地扩充至四周有看台十二级，整个运动园区分为四个部分，西面为四百公尺的田径场：中问为四面排球场、八面网球场，东面为足球场、棒球场及五面篮球场；北面为儿童游戏场、健身房、行政房舍等，总占地面积达百余亩。这些设施类型繁多，占地面积浩大，对其进行合理的管理难度很高，尚树梅对此进行了专业的管理设计并取得了成功。在他的观念里，民众体育管理的范围，应指“民众生活之所在，即民众体育之所在”，大致有民众体育场、游泳池、滑冰场、公共健身房、日光浴所、公共游戏场所、公园运动场所、农村体育部、青年会体育部、残障组织体育部、国术馆等。
尚树梅同时也非常重视体育宣传管理工作，他在担任山东省立体育场场长期间，对民众体育的宣传管理已有详细的规划和做法。他将宣传工作分为标语、电影、报纸、刊物及广播五类，其中以刊登报纸的效益最大，其刊登的资料均由体育场方提供。标语、电影的宣传方法也颇具效力，他将标语牌分置在各大街口、娱乐场所等人口密集的地方，将宣传媒体提供的宣传电影在戏院开演前进行放映，通过广播电台播放各种活动竞赛的报道。为了使体育宣传管理方法更为有效，尚树梅将所举办的民众体育竞赛活动宣传人员分为临时组与长期组两种，临时组指导员主动召集游人及儿童，临时领导举行各种竞赛活动，属于随机的性质。长期组则是由运动场管理方事先提出比赛规程，分别函告参与方并登报公布、征集各机关团体参加，其比赛时间通常设定在周六下午或者周日上午。这些细致到位的体育宣传管理方法，_保了民众体育活动的顺利组织与开展。
4.尚树梅民众体育思想的社会影响
4.1为我国民众体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尚树梅将民众体育视为社会体育的重要一环，主张通过新兴的体育理论，加深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在尚树梅的整个体育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尝试运用新兴体育理论对民众体育进行推展和革新，其目的是让民众体育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探寻科学化、教育化、普及化的新道路。尚树梅具有进步的体育观，强调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普及民众体育。他积极引入国外先进的民众体育理念，并将其改造和修正，使之适合国内民众体育的现状和需求。尚树梅作为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代表者，在自己的体育实践中，尝试将生物学、教育学等理论融入自己的民众体育思想，并进行了针对性的实践和研究，其成果丰富了体育理论研究的素材。尚树梅系统的阐述了民众体育的目的，根据自己的学习经历和职业经验，设置了适合中国民众特点的体育内容。他注重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按照中国大众的身心特点和体育需求制定体育方案，选择体育方法，将难度较大的竞技运动项目进行软式化处理，使民众体育内容更有针对性。他系统的民众体育理念和实践体系，为我国社会体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4.2为解决我国民众体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尚树梅在民众体育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对当时中国民众体育发展所面临的制度、内容、方法以及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面对民众体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尚树梅指出只有在“男女平权”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制度的合理性。他将女子追求平等体育权利引入到女子诉求教育权利均等的场域中，认为如果女子连基本的体育权利都不如男子，是根本谈不上其他权利平等的。他倡导实现男女两性平等，是国民获得应有体育权利的基本取向，在体育这样一个传输公平、倡导公平、践行公平的领域，民众体育的权利更不应该受到伤害和挑战。至今，关于两性平等的观念在体育领域中的探索与争鸣仍然在持续。尚树梅从两性平等的视角出发，为保障和维护民众体育权利寻求根据和理由，并且将这一理念付诸自己的职业历程，体现了近代中国体育工作者为大众寻求独立的、有尊严的体育权利执着奋斗的精神。
在面对我国民众体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时，尚树梅还特别强调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是解决民众体育发展问题的关键。尚树梅认为体育是锤炼和塑造民众良好性格与品质的最好方式，可以训练人的道德和文化修养。他将体育视为文化时代最优良的伦理社会实验，认为如果辅以合适的体育方法，可以使民众的道德品格和文化修养受到良好而全面的训练。在今天看来，通过强调协作互助、性别尊重、公平公正等体育道德要求，可以弥补民众体育容易偏向竞技化方向的缺陷：通过学习科学系统、丰富多元、各具特色的体育文化知识，可以认识民众体育理论存在的不足。无疑，道德文化修养的不断提升是民众体育变革与发展的长期主题与动力，也是解决我国民众体育发展中诸多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4.3为我国民众体育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指导
在我国民众体育体系的改革与创新问题上，尚树梅认为，中国民众体育体系不够完备和比较落后，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专业指导、专业方法、专业管理和专业观念。因此，要完善我国民众体育体系，就要尝试在社会体育领域内对上述方面进行变革与创新。在专业指导方面，尚树梅指出要在确保办学层次和水平的基础上，开设体育专业学校，保证专业体育师资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在专业方法方面，尚树梅提出要针对民众体育的规律和特性，探寻适合中国民众身体特点和学习特点的专业方法。在专业管理方面，尚树梅倡导要对社会体育管理机构进行革新，他认为中国民众体育事业之所以非常落后，主要原因是缺失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行政和群体管理机构，并指出这一方面的不足可以通过学习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来弥补。在专业观念方面，尚树梅指出要从民众体育文化观念更新的角度来设计民众体育体系。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尚树梅的民众体育观，不仅彰显了中国民众追求体育权利的精神，而且扩展了民众体育的范围。在新时代要求保障民众体育权利的背景下，尚树梅的民众体育思想，对于革新现行的民众体育体系，开展专业化的民众体育活动，进行系统化的民众体育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组建海外真正的研发设计中心、自主建设或并购海外市场的销售渠道，让中国设计走出去，获取全球时尚话语权正成为当下中国服装人的新梦想、新行动。
事实上，最近几年，中国有一大批服装设计师在巴黎、米兰、纽约时装周亮相；也有一些服装品牌在海外市场开店，但总体感觉进展缓慢，难以找到合适的“通路”，很难落地生根。
意大利SOLIDEA品牌总经理 Luca Pinelli认为，中国服装设计师进入欧洲市场必须要小心谨慎。
他告诉记者，欧洲市场很大，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市场需求，偏好特点都很不一样，所以中国服装设计师进入欧洲市场时必要仔细慎重地考虑；同时欧洲社会的高收入群体，经常在全球各地工作，度假，旅行。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各个国家不同的时尚情况，这些消费者非常看重品牌的创新设计能力。所以，不仅是中国设计师，包括其他国家设计师的产品要满足这群人的消费，实际上有很大的难度。
Orietta Pelizzari是米兰时尚趋势预测研究室MATTORI的创办人，同时也是国际时尚设计趋势掌舵人和奢侈品专家，见证了很多品牌的成长。
她也认为，欧洲时尚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欧洲人对时尚产品质量的要求很高，不仅仅注重触感，而且还包括产品的设计理念。而中国年轻设计师，往往把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给丢弃。这让他们与其他国家设计师的产品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特色差异。
“对于中国年轻设计师，包括一些中国服装品牌想进入欧洲市场，一开始有的人可能会赚到钱，但要长期满足欧洲市场上眼光挑剔的客户，是一个挑战。”Orietta Pelizzari说。
她建议，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中国服装设计师要想清楚，自己产品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无论从颜色、线条设计、裁剪、产品性能等方面，要找出产品的价值所在。尤其是找到能代表中国特点的价值，能够让它与全球时尚产业进行沟通交流的核心元素是什么？
“在意大利，当我们要为一个品牌做设计，或者要推出一个品牌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问自己一些问题：我的产品特性是什么，我的设计水平到底如何？能不能展示我的个性？在营销上面能不能进行结合？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问自己，产品和品牌定位是什么。” Orietta Pelizzari表示，作为企业经营者或设计师，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非常清晰。
在她看来，当前中国服装业无论是设计师，还是企业家，最缺乏的就是“定力”。
意大利、法国等地一些国际性大品牌，无论企业如何接班，它们的品牌文化都能被很好地坚持下来。“品牌的功能应该是成为客户通往梦想的摆渡者。”或许许多人不知道LV的设计师是谁、经营者叫什么，但是这个品牌形象却被认可了。这便是品牌有系统性、有“定力”所带来的结果。
显然，“中国设计”要走向世界，必须融入能够征服世界的创意。中国时尚的复兴和崛起，需要稳健精准的产业体系和时尚教育的熏陶引领。
为了培养一支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更好地利用国内外资源，培养中国与国际接轨的世界级时尚精英；打造具有学习和创新能力的中国时尚品牌，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意大利全国时尚协会在2013年联合推出国际时尚管理精英人才培养与交流计划，并启动“米兰理工大学国际时尚管理大师班”项目。
作为米兰时装周的操盘手，意大利全国时尚协会的马里奥・波塞利主席告诉记者，米兰时尚周将向“国际时尚管理”大师班学员开放重要的秀场和VIP活动，并派出著名国际品牌管理大师，向中国资深的企业管理者和设计师学员传递国际领先的时尚管理战略和方法。
2014年，意大利传媒集团CLASS EDITORI成为这个计划的第五个合作伙伴，他们为中国设计师和品牌企业在米兰的学习生活以及时尚活动提供宣传平台和秀的机会。
“这是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可以深入到意大利时尚体系，与米兰时装周的脉搏同步。”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庆辉指出，加入到时尚精英人才培养计划的学员，将共享到国际时尚界全产业链的师生关系，从生产到制造，从设计到传播，从学术到实践。
作为“米兰理工大学国际时尚管理大师班”的课程授课老师，Luca Pinelli也认为，对中国年轻设计师而言，这个大师班能够让他们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找到自己设计的价值，看到自己未来可能要走的路是什么。
事实上，米兰的时尚产业，能够有如此深厚的沉淀以及持续创新的产业生命力，最为关键之处在于真正做到了产学研结合，才得以长久持续地保持着创造力和生命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时尚管理”大师班让中国时尚界的佼佼者领略国际最先进的时尚管理思维。这里，是中国时尚的魔法学院，在中意联合打造的“摇篮”里，无数未来时尚大师将呼之欲出。
古代的“以人为本”
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
记者：“以人为本”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重要理念，而这个词本身又源于中国古代文化，那么它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陈志尚：从现在掌握的文献资料看，最早使用“以人为本”概念的是《管子》。《管子・霸言》篇中论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它所反映的是，齐国桓公接受了管仲“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实行一系列利民政策，国家很快强盛起来，争得了春秋时代第一个霸权。
记者：《管子》汇集了管仲的言论，他是公元前645年去世的。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就提出了“以人为本”概念，这是很了不起的。
陈志尚：是的。《贞观政要・务农》篇中也有这个说法：“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但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们用“以人为本”极少。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民本”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就是“以民为本”。《管子》和《贞观政要》中“以人为本”的“人”，就是指百姓、民。因此，探究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主要应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民本”思想？
陈志尚：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宣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是“民本”思想的两个经典之论。《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皇祖”是指夏朝开国始祖夏禹，夏朝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距今4000年左右。这是史书中较早记载民（百姓）是立国之根本的思想。此后，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几乎都主张和宣传“民本”思想，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影响最广、延续最久的一种哲学和政治意识。
记者：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为什么能孕育出这种比较进步的思想呢？
陈尚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生活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人生命的宝贵和人民力量的伟大。思想家们开始强调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爱护人的生命。二是客观上存在着广大人民群众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是贯穿几千年封建社会始终的主要矛盾，而“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正是反映了如何处理矛盾的一种思想和对策。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通过总结国家兴衰和皇朝成败的经验教训，看到了人民反抗反动统治的巨大威力，承认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因而才会在观念上把“民”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本”，即基础、根本的高度。这是“以人（民）为本”之所以会成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针的客观根据。
记者：无论是出于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还是出于对人民力量的畏惧，“民本”思想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陈尚志：确实如此。“民本”思想中蕴含着人民性的光辉。它承认人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人民利益是根本的。信奉“民本”理念的政治家，主张“爱民”，施“仁政”，采取发展生产、轻徭薄赋、缓和阶级矛盾、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这不仅对统治阶级有利，对广大人民也是有利的，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所以，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是中华文明之精华。
记者：不过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来看，“民本”思想似乎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好处，却没有打碎他们身上的枷锁。
陈志尚：这主要是因为，“民本”思想有它所处时代的阶级局限性。历代的“民本”思想，都是以肯定和维护封建社会制度为前提的，目的是巩固皇权的统治。拿“民本主义”的“爱民”来说，一些思想家或政治家的言论也许是真诚的，即便如此，他们的所谓的“爱”也是基于抽象的人性论，内容是很有限的。充其量不过是做一个“忠臣”、“清官”，建议、劝说君主以及贵族、官吏等剥削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发一点“善心”，减轻一点剥削、压迫而已。所以，实施“民本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老百姓从阶级统治下获得解放，恰恰相反，是为了巩固封建社会制度，维护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特权。而且这种“民本”的说教，是和以封建纲常为核心的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它的一部分。
记者：为什么“民本”思想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呢？
陈志尚：忠君、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这正是“民本”思想中主导的方面。它本质上是属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尽管在不同阶段上它的内容有所修正、补充，在个别思想家的著作中甚至可以找到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但由于缺乏先进生产方式的土壤，它始终没有超出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范围。再说，“民本”的“民”是相对于“君”和“官”而言，其外延也不如“人”宽，因此，从内容和形式的普遍性来看，也没有达到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人本主义”的水平。
现代的“以人为本”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记者：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重要理念的“以人为本”，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陈志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邓小平都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没有使用过“以人为本”这个词。已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和专著，也没有用过“以人为本”。西方思想家有涵义相近的思想，但没有原文能直译为“以人为本”的。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首次出现 “以人为本”，是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会公报。此后，总书记作过多次论述，深刻阐明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记者：现时代的“以人为本”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
陈志尚：中国共产党使用“以人为本”这个词，确实是源于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上也确实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些合理因素，但是它的含义绝不只这些，更不能把它归结为民本主义。现时代党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是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以人为本”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其涵义作了新的科学解释。正如总书记所说：“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展的进步精神。”
记者：如何准确理解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含义？
陈志尚：总书记在2007年12月1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此作了非常深刻的阐述：“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记者：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提“以民为本”，而选择“以人为本”？这仅仅是用字上的差别吗？
陈志尚：我的理解是，选择“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民为本”，说明党对“人”的理解，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民”的涵义，又有超越和发展。 “以人为本”的“人”，是集合名词，相当于英语中的human being，不是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生物物种的“人”，而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对象的“人”，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存在的“人”是现实的人，既不是孤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个体的简单集合，也不是排斥具体个体的抽象的类，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具有各种社会关系，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创造着社会历史的主体。这样的“人”，是由所有个体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有机系统，是个人、群体和类的统一。因而“以人为本”的“人”其外延比“民”广，包括社会全体成员，但核心和主要部分是占人口极大多数的人民――最大的人群共同体。
记 者：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大为不同了。
陈志尚：对，而且意义重大。从“人人”和人民这两个层面去界定、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中的“人”的涵义，首先符合社会现实，“体现了时展的进步精神”，“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更重要的是，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必须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对社会全体成员负责，也是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历史使命。如，贯彻“以人为本”，必须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而根据我国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人权的主体就是社会所有成员、全体公民，即《世界人权宣言》所说的“人人”。又如，贯彻“以人为本”，要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观点源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其主词都是用“每个人”、“一切人”。
记者：究竟如何全面深入把握以“人”为“本”的涵义？
陈志尚：我想“人”之所以为“本”，具有多层涵义：第一，“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因而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尊重和保障人权，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二，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人民是人类文明和一切物质的、精神的财富的创造者，是改变世界、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因而发展必须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在当代中国，人民是指所有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以及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所结合而成的最大群体。第三，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与旧社会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和飞跃，成为自觉建设和保卫新社会的决定力量。
记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在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肯定上，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陈志尚：增加并突出人民是主人，而所有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本质区别，集中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原则界限。
记者：为什么要把“以人为本”确定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呢？
陈志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以人为本”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实现科学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出发点、主体、动力、目的等基本原则，而这些正是构成科学发展观核心内容的基本要素。二是由于“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统筹兼顾能否实现的前提和关键。不仅如此，“以人为本”还被确定为党执政治国的重要理念。总书记说，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涵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就意味着，“以人为本”是党的宗旨和本质的另一种表达。
记者:如何把“以人为本”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结合起来呢？
陈志尚：要充分发挥“人”的主导作用。从古至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处于自发的状态。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类才开始真正自觉地设计整个社会发展的蓝图，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动员组织全社会成员的力量来予以实施，并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正如列宁所说：“生气蓬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讲人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因而更加需要突出人在发展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正确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贯穿整个发展过程的始终，自觉的人对如何发展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能否保持正确的方向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关键在于做到遵循自然社会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的统一。
记者：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陈志尚：第一，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思想，当然也是一脉相承的。第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是今后长时期内统领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思想，不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而且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都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就是说，都必须把“以人为本”放在规划建设和发展的核心位置，确保其成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评价标准。那么，顺理成章，“以人为本”也就理所应当，应该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当然，对“以人为本”与这个理论体系中其他范畴的关系，以及各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作更加系统的研究和论证。
记者：您认为该如何把握“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呢？
陈志尚：总书记说：“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既然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那么，我们就应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全面领会和把握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
具体而言，在世界观上，“以人为本”就是主张在与世界的关系上，人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作为客体，人的生存发展要受自然规律所制约。作为主体，人是唯一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生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实践改变周围的世界，创造原始自然所没有的“人化自然”、“人造世界”。在社会历史观上，“以人为本”就是主张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主人。在价值观上，“以人为本”就是主张人是价值的主体，人的需要和利益是价值的标淮，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价值的最高标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以人为本”就是主张人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自觉地把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主体能动性，追求客观真理和实现崇高理想，统一于整个发展过程。可见，“以人为本”是一个包含多方面涵义的综合性的基础概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和统一。
记者：那么在具体实践中应该如何把握呢？
陈志尚：现实社会人们的实践、关系、需要、权益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因而政府贯彻“以人为本”，实现、维护和发展人的利益时，应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统筹兼顾。通过宏观调控，首先满足大多数群众当前最迫切、最现实的生存、发展、福利等基本需要和权益，同时兼顾各方的特殊需要和权益，还要考虑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实行“以人为本”应体现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做到当前实践和远大理想的结合。这是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先进性所在，是它特有的本质特征。
“以人为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概念，其中包含很多方面和层次。最高层次是党和国家指导整个社会建设和治理全局的战略核心理念，普遍适用，每个单位、每个个人都应该在思想上信奉，在行动上实行。此外还必须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服务行业等的具体实际，确定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具体要求。如，企业除了以人民为本外，生产和经营管理还应以职工为本；学校除了以人民为本外，教学活动还应以师生为本；军队除以人民为本外，军事活动还应以官兵为本；如此等等。只有这样，才是全面把握和贯彻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
记者：您能否简单说明一下现时代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
陈志尚：实践证明，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把它确定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执政治国的基本理念，是非常及时的，完全正确的。它以生动、简明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使人直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张把人的生命和权益放在首位，提倡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反对那种见物不见人，只求经济指标、“政绩工程”，不努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关心人民疾苦和利益的形式主义和。而这正是广大人民的心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端正发展观念、清除时弊、深化改革的强烈愿望。因此，它一提出来，就有效地增强了党政干部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鼓舞和推动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团结一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就是“以人为本”的真理性和生命力的最有力的验证。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记者：“以人为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什么重要意义？
陈志尚：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以人为本”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处于核心理念的位置。这点刚才已经提到了。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基本理论，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人学科学研究。
记 者：请您具体讲讲第二点。
陈志尚：学术理论界都知道，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攻击和诽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手法就是诬蔑马克思主义只讲“物”不讲“人”，把“人”丢了。国内也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公开地正面提出“以人为本”，把人的问题提升到整个理论的核心位置，并用以直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就最有力地批判了错误思潮，有助于人们辨明是非，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在人的理论建设上，起了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指明方向的作用。
而且，党提出“以人为本”概念及对其涵义所作的科学解释，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哲理。它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集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在世界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观点，以及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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