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目的论” 文化术语 翻译方法 译者目的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传承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将其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但对其中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术语的翻译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对吕炳洪教授《拜月亭》英译本中文化术语的翻译进行研究以探讨吕教授的翻译方法和目的。
一、《拜月亭》与文化术语
《拜月亭》是元代著名戏剧家施惠创作的爱情戏剧，它描述了两对青年男女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讴歌了他们纯洁和忠贞的爱情。本剧后被陈圆、刘幼生改编成小说，北京大学外语系吕炳洪教授又将小说翻译成英语。
文化术语具有文化的专业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内涵丰富。小说《拜月亭》中考试方面的术语，如“科举”、“殿试”、“乡试”、“状元”、“举人”和“秀才”等；时间方面的术语，如：“二更”和“三更”等；宗教方面的术语，如：“儒教”、“道教”、“道士”、“庙观”和“女施主”等。通过对小说《拜月亭》的搜集和筛选，最终选出58个文化术语；又根据尤金•奈达（Nida Eugene）博士对文化的分类：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本文也对这58个文化术语进行分类，发现它们分属于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
二、“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
翻译的“目的论”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奠基理论，是德国学者汉斯•威密尔(Hans J. Vermeer)提出的。其“目的论”以行为学理论为根据，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有目的，翻译是一种行为，自然也有目的。作为一种有目的行为的翻译活动，其翻译目的主要有：译者的目的；译文文本的交际目的；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在“目的论”中，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和译本的创造者，在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的语读者也是翻译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根据译者的目的和读者的预期期望，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实际上，“目的论”的核心就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决定翻译结果。“翻译结果证明翻译方法是正确的。”并能反过来彰显翻译目的。
“目的论” 的主要翻译原则是“目的”和“忠诚”，外加灵活。在“目的论”看来，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期望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从译者的目的和译文的预期目的考虑，译者的翻译方法可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三、《拜月亭》中文化术语的翻译方法
1.文化层面上的翻译方法。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翻译在处理文化差异时，主要有两种方法：异化法和归化法。
异化法的核心是“让目的语读者趋向源语文化”即以“源语文化为依归”；归化法的核心是“让源语文化趋向目的语读者”即以“目的语文化为依归”。通俗地说，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当处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时，以源语文化为依归或落脚点的，就是异化法，其译者目的显然是向目的语读者介绍和传播源语文化，以便目的语读者借助于翻译了解源语更多的有关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等方面的文化；以目的语文化为依归或落脚点的，就是归化法，其译者目的主要是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这两种方法在吕教授对《拜月亭》中的文化术语的翻译中都用到，但有所侧重（如文中表格所示）。
2.语言层面上的翻译方法。文化是隐性的，语言是显性的，文化翻译靠语言文字的翻译来实现。语言层面上的翻译方法有：音译法、直译法、意译法、替代法等。
音译法： 用不同语言或书写系统的拼音或字母来写字、词、句、名字等的翻译方法（区别于“意译法”）(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1998.) 。目的语文化中没有对应或类似的事物，即存在“文化空缺”，直接翻译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采用音译法。音译法一般用于翻译人名、地名、独有的物质、社会、宗教文化术语等。《拜月亭》中有4个术语采用音译法。吕教授除了对社会文化术语“衙门”直接音译为“Yamen”、“叩头” 直接音译为“Koutou”外，对物质文化术语“粽子”作如下翻译Zongzi,(Pyramid-shaped dumplings wrapped with reed leaves, and strung together) 处理，对社会文化术语中的中国封建社会纪年法“天宝”译为“the period of Tianbao of the Tang Dynasty”；这样音译加阐释说明，不仅增加了目的语词汇、丰富了目的语文化，而且尽可能地告诉目的语读者“粽子”为何物、“天宝”为何年；因此，音译法不仅保留了源语文化风味，而且还能使目的语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有机会领略异域文化特色，是真正体现了以源语为中心的异化法。
直译法：指偏重于照顾原文字句的翻译方法（区别于“意译法”）。直译法是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文化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正如我国著名学者茅盾所说：“所谓的直译，浅显地说，是不改变原词原句，严格地来说，是要力争保持原作的精髓和风格。”惠宇也认为：如果翻译传递了原作的文化内涵、原作的语言形式和特色，那么它就是直译。《拜月亭》中有35个术语采用直译法。比如吕教授对物质文化术语“绣架”直译为“the embroidery frame”；对社会文化术语“儒生”、“忠”和“义”分别直译为“a scholar”、“loyalty”和“the sense of obligation”；对宗教文化术语“上天”和“庙”分别直译为“heaven”和“a temple”，用这种方法，不仅保留了原作的语言形式和特色，而且还保留了浓厚的源语文化风味，同时，还能使目的语读者易于理解，很好地实现了异化法。
意译法：根据原文的大意来翻译，不作逐字逐句的翻译方法（区别于“直译法”）；根据某种语言词语的意义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词语的方法 （区别于“音译法”）。正如刘重德所说：意译法是一种 “只有在译者不可能进行直译的时候和地方，并且在无法重现原作句式或修辞的情况下，主要传递原作意思和精神的补充手段”。惠宇也认为：如果翻译仅仅传递了内容但却失去了原作的语言形式和特色，那么它就是意译。《拜月亭》中有18个术语采用意译法。比如：吕教授对物质文化术语“日漏”意译为“a water clock”、对社会文化术语中的时间表达法“二更”和“三更”分别意译为“on the second night watch”和“on the third night watch”，对古代年龄表达法“而立”意译为“thirty years old”；对宗教文化术语“道”意译为“a code of honor”。这些术语在英语中无法重现，但吕教授采用了以目的语文化为依归的方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了它们的意思和精神。
替代法：Mona Baker 认为：替代法指的是用目的语词语替代源语词语，所指虽不同，但对目的语读者造成的影响与对源语读者造成的影响却相似。《拜月亭》中有1个术语采用替代法，那就是社会文化术语“《诗经》”，吕教授将它译为“The Book of Songs”。显然，他将英语中的“Songs”替代“诗”、将“Book”替代“经”。它们虽然所指不同，但给双方读者造成的影响相似。严格说来，替代法属于意译法的一种，它是用替代的方法将意思翻译出来的一种方法，替代的词语为目的语读者所熟悉，因而理解起来容易，能留下与源语读者相似的影响。显然，替代法也是以目的语文化为依归的方法。
纵上所述，列表于下：《拜月亭》中58个文化术语的翻译方法统计表
在“目的论”指导下，通过对古典文学作品《拜月亭》吕教授英译本中58个文化术语的翻译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发现他主要采用了异化法（占67%），由此可知，他的主要翻译目的是借助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其中文化术语的翻译来弘扬和传播中国丰富而灿烂的文化，以此来满足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愿望；鉴于他以归化法（占33%）作为必要补充，可以得出：吕教授也能忠诚于英语读者，并能考虑英语文本的可读性和英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吕教授的这种有所侧重的有目的的灵活的翻译方法对中国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其中文化术语的翻译很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吕炳洪：《拜月亭》（英汉对照），新世界出版社，2001。
[2]Nida, 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Vermeer, Hans J. 2000.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Translational Action [A].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中国翻译》，2000.4。
[5]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6]方梦之：《译学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8]惠宇：《“是直译，还是意译?”》，《外语教学》，1998.19。
关键词： 翻译 科学性 艺术性
翻译是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达到沟通思想感情、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的目的。人类自从产生语言文字，并运用语言文字进行广泛的交流以后，翻译就已存在。然而由于进行转换的语言之间存在表达方式、行文规则、词汇应用等差异，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原文所表达的意思进行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转换，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风格、想象再创作。但是翻译并非机械地逐字逐句地将原语转换成目标语，而是要将原语所表达的内容转换成目标语受众能接受和能理解的表达内容，还要让目标语受众能像理解母语一样理解译文。翻译具有明显的综合性，译者既要科学地呈现原作又要艺术地创作新作。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是翻译学的本质。
一、翻译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翻译的基本属性，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是翻译学的核心。鲁迅曾指出，译文应“保存着原作的丰姿”；茅盾说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风格”；钱钟书强调要“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首要任务是把原作所叙述的内容，以及作者在叙述相关内容时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流露的思想感情等完整准确地体现出来，不得无端加以篡改、歪曲、遗漏或增删，也不能添加译者的个人情感喜好，同时还必须保持原作的风格。
1.翻译材料的内容决定翻译必须有科学性。翻译运作的实体即原语（source language）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语义内涵（semantic content）。语义是语言交际活动的基础，承担着相关的交际任务。原著所呈现的内容不是来源于翻译者，而是来源于原作者。翻译运作主要是凭科学思维而不是艺术思维来对原语内容进行转换。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目标语（thetarget language）的词汇或句子所代表的概念，必须与原作者在原语中所使用的词汇或句子所代表的概念一致。既不能增减原作的内容，更不能凭空臆造原作的内容。
2.翻译的材料文体决定翻译必须有科学性。翻译材料的文体一般可分成应用文体、科技文体、论述文体、新闻文体和艺术文体等。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承担不同的交流功能，达到不同的交流效果。应用文体要求格式规范、严谨紧凑。科技文体要求结构严谨、表述清晰。论述文体要求明晓畅达、用词准确。新闻文体要求述说清晰、简单明了。艺术文体要求清丽淡雅、流畅明丽、宛秀淳美。各类翻译材料的文体特征决定了译文的特征，切不可将一种文体翻译成另一种文体，更不可将不同的文体特征混为一谈。
3.翻译材料的风格决定翻译必须有科学性。翻译行为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所译原文具有不同的风格，包括原作者的语言表达形式和表达风格，原语文具有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翻译材料的风格包括原作者书写的个人语言风格、原著作人物的群体语言风格及原著作文体的专业语言风格等。译语文章除应体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外，还应体现原作者的个人风格或作品的文体风格。翻译者翻译的译文，不能脱离原语的各种艺术要素而自行其是，必须与原文对应契合。
翻译的科学性存在一切翻译活动中，译者时刻面临如何科学地运用思维、分析意义、准确表达原文意思的问题，忽视翻译的科学性会导致翻译的作品失真的不良后果，译文虽有华丽的辞藻、优美的描述，但已失去原文所具有的特质。
二、翻译的艺术性
翻译是语种间以意义转换为主的语言运用，必定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的形式、功能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鲁迅曾说译文应“力求其易解”；茅盾认为译文应是“纯粹的祖国语言”；钱中书强调译文“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译者不论面对什么文体的原语材料，翻译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存在艺术选择、艺术加工及艺术优化的任务。这必然要求译者艺术地运用目标语表达原语作者的意念、思想和审美立意，对原作者的思想、要表达的内容进行艺术加工，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
1.翻译的特征要求翻译必须具有艺术性。翻译的原创性特征使得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自由度较小，必须依赖原文进行二次创作，同时又不时面临原语与目标语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原语形式是翻译运作的基本依据，把握此基本依据的目的是发掘和把握原语意义的全部内涵。翻译的运作对象是某种语言的存在实体。如何选择词汇、调整句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风貌，促使译者必须艺术地处理原文与译文的差异。
2.翻译的标准要求翻译必须具有艺术性。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曾提过好的翻译标准之一就是“译文应当与原作同样地流畅自如”；我国清朝翻译理论家马建中曾在著作《拟设翻译学院》一书中提到好的翻译“原文应与译文无异”。最常见的翻译的标准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也就是现代人所概括的“忠实、通顺”。但是原语和译语却又各有特点，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大相径庭的地方。以具有不尽相同特点的两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而且要通顺易懂，要让译语受众像阅读母语文章一样阅读译文，这势必要求译者在充分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艺术地处理两种语言表达的矛盾，力求译文朴实、通畅、清新、生动。
3.翻译的过程要求翻译必须具有艺术性。翻译的过程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是用目标语体现原语所表达的内容，实际上是进行创作的过程。但翻译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创作，它的运作对象是某种语言所承载的存在实体，从根本上要排除人的主观臆想，排除不符合那个存在实体的各种情感因素。这势必要求翻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艺术地运用目标语的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及目标语的语言行文规则进行二次创作。译者除应具备原语和目标语两种语言的修养和坚实基础之外，是否掌握翻译的规律、翻译的方法和进行翻译再创作的艺术技巧也非常重要。
翻译的出现是源于文化交流的需要。翻译自出现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矛盾。如何使翻译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译文要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自己的风格取代原作的风格。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合乎规范，读起来要像是用译语写成的原作。因此，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是翻译学的本质。只有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才能译出既忠实于原著又文笔优雅的文章。
参考文献：
[1]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2]孙敬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从周到清近三千年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1〕。延宕千年的佛经翻译使佛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儒家思想最终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深远的影响〔2〕。最近两次的西学翻译则开始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的近现代化〔3〕。对于清末以来中国的翻译，中国知名学者、学术翻译专家邓正来先生认为，从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时起到1989年，国人的西学东译运动，高潮有三次。“这些翻译工作对于造就中国的学术人才，沟通中西文化，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乃至推进中国的学术水平都发挥了积极作用。”〔4〕西方翻译史上古罗马对古希腊、欧洲各民族国家对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的继承与移植的巨大成就，显示翻译的不可替代的作用〔5〕。邓正来先生还认为，中国在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情形下开展学术翻译工作，其最终目的在于构建并发展中国自己的学术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6〕。所以可以说，在当今中西学术格局强弱分明的情况下〔7〕，中国的法学翻译背负着发展学术汉语〔8〕、发展中国学术的使命。然而，在目前中国法学学术自生能力还较弱的学术体制下，虽然法学翻译的学术地位并不高，与法学翻译作品于中国法学界所展现的实际影响极不相称〔9〕，但法学翻译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法学与培养中国法律学人所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10〕。虽然评价当今法学翻译于中国法学的影响，不是本文设定的主题，也已远远超出笔者的能力，惟不可否认，在法学翻译的学术地位并不高的情况下，译者为原文文本得以传递所进行的语际转换而付出了巨大的心力与财力，其精神与执着令人敬佩。2004年，中国知名法律学者苏力先生曾提出，当今存在着法学翻译热〔11〕。而书店里书架上的法学译著也是密密麻麻，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那么当今的法学翻译究竟如何?又如何应对存在的问题? 一、对当今法学翻译的调查与分析的理论基础与框架 古今中外传统的翻译论者大都以丰厚的翻译经验为基础〔12〕，当代的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学者也很少翻译经验匮缺者〔13〕。笔者虽无高深的法学翻译造诣，但长久以来关注当今的法学翻译，并自觉的进行翻译训练与翻译论著的研读，故而根据翻译理论，对当今的法学翻译情况进行了考察，以大体确定当今的法学翻译状况;在翻译文体体系的参照下，甚至与文学翻译比较的基础上，笔者析清了何谓法学翻译;通过创建大体可具操作性的法学翻译的技术性构成系统作为考察与分析框架，并将当今的法学翻译与清末民国和西方翻译情况进行比较，对当今中国法学著作翻译展开描述性研究，试图去确定当今中国法学翻译的实际状况〔14〕。笔者创建的法学翻译的技术性构成系统，是指在法学翻译过程中，参与完成翻译的各项能力，其本身包括除去译者的法学翻译伦理精神与法学翻译观之外的语言文化涵养、学术研究、翻译技能等。法学翻译观，是指在总体上如何看待、理解法学翻译。语言文化涵养，可分为浅陋、一般、精通、高深四个档次;学术研究，可分为浅陋、一般、深入、高深四个档次;翻译技能分为朴拙、一般、娴熟、高超四个档次。此项调查与研究的主体部分，是一百多部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外文译著〔15〕。考察统计的内容包括:译者译书时的学术背景、译书时的年龄、译者的语言文化底蕴、翻译的目的、翻译的时间跨度、翻译理论学习与翻译技能训练、译者言的类型〔16〕、是否有项目资金支持、参考资料与帮助人员、翻译组织、翻译策略或翻译观、译者注释等。以上这些项目，有的部分笔者进行了完整的数字统计，部分因资料付之阙如无法查知，抑或是由于查找太过于费力而尚未能给出统计数据，抑或有的项目并不能进行实证的调查，而是仅进行不是很严谨的印象式论断。本文的论述正是基于以上的考察统计与论述策略。 调查所进行分析研究的框架如下:译者按其学术身份区分为学者型与学生型〔17〕;翻译组织类型区分为独译型与合译型，合译型又区分为化一式合译、平等式合译与领携式合译〔18〕;序言分为研究性序言或批判性序言、概评性序言与译介型序言，其中概评性序言又分为浅显的概评性序言与深入的概评性序言〔19〕;翻译之动机类型分为名利型与学术型〔20〕;根据译文与原文的比较关系，把译文区分为质信型与归化型。学术翻译总类型〔21〕将之分为研究型翻译〔22〕、学习型翻译〔23〕、介绍型翻译与功利型翻译。香港知名翻译学学者张南锋先生曾指出，翻译研究涉及太广，又困难〔24〕，所以笔者的研究，或许只能得出欠缺严谨的偏颇肤浅之论。 二、法学翻译是什么? (一)当代中国法学译者的翻译观 西方翻译学界著名学者埃德温•根特勒尔宣称，大多数学者认为1976年在匈牙利召开的翻译大会上，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作为独立科学而建立起来〔25〕。而西方翻译学界另一著名学者苏姗•巴斯尼特又宣称，到1991年翻译研究已不仅仅是科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严肃的学科〔26〕。翻译研究已经彻底摆脱以前只言片语的经验论说，而称为翻译学(Translatology)或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而我们的法学翻译者是如何看待翻译的?他们与西方的翻译论者，甚至与中国古代的翻译论者进行比较，结果将会如何?根据所调查的当今法学译著的译者言和某些法学学人已经发表的关于法学翻译的文章，笔者得到的总体性印象是:中国当今的法学译者，似乎大部分对翻译本身，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能，了解不够;在进行翻译前，他们绝大部分，似乎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翻译技能训练，也缺乏翻译理论的阅读;而与翻译直接关涉的语言文化涵养与对原著的研究，很多译者似乎难以达到学术翻译的基本要求。大多数法学译者的翻译观，实际上似乎是把翻译看作是懂点外语抱本词典就可以的事情。比如，最普遍的是，当今很多译者都宣称信奉“信、达、雅”，有的还基于自己的理解与经验对“信、达、雅”给出自己的寓意〔27〕，可是他们并不了解严几道先生本人的“信、达、雅”的意义，似乎也不知严先生为什么、又凭借什么而提出这三个字〔28〕。有些法学译者关于翻译的论断，虽然表现出他比较广博的知识与想象力，但从翻译研究的知识体系来看，却有闭门造车的嫌疑。中国著名翻译家劳陇先生曾对当时中国翻译提出严厉批评，用这一批评来评定当今中国的法学翻译，似乎也同样恰切:“实际情况是:一方面进行盲目的实践，另一方面则不断制造空洞的理论。”〔29〕那么，为何法学翻译界对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艺的翻译知识，表现出的是这样的匮乏呢?笔者推测，部分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也包括学术界，普遍缺少对翻译的深刻认识。正如张南峰先生所说，“都觉得翻译是雕虫小技，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30〕(二)法学翻译是什么法学翻译究竟为何?有位法学译者曾不断向笔者强调，法学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法学翻译就是要“信”。可是其对于文学翻译是什么，翻译又是怎么回事不甚明了。翻译是什么?此问题，无论中西或古今，给出的答案多是:翻译是艺术〔31〕，或翻译是一门技术，同时又是一种艺术〔32〕，或翻译是科学〔33〕。#p#分页标题#e# 当今著名翻译学学者刘宓庆先生认为，翻译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其中科学性是翻译的基本属性，是第一位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属性。翻译具有科学性，其基础在于双语所指的同一，其实质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涉及原语与译语在语义、语法、语音、逻辑等四个方面的转换过程。这一复杂的转换过程是科学的加工过程。刘宓庆先生的宏伟心愿是通过对比研究，最终找到汉英的对应矩阵。翻译的艺术性具有普遍性，因为翻译的全过程始终存在着艺术选择和加工以及艺术优化的任务。翻译者虽然要受原作“情、志、意”客体条件限制，但在语际转换中却需要变通，具有原创性，在此一限制和变通中收放有致又独运匠心，正是翻译艺术的真谛。翻译戏剧、诗歌是艺术，翻译法律文书、科技资料、宗教典籍也都是艺术〔34〕。笔者完全认同刘宓庆先生的观点。据此，法学翻译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在翻译理论上如何定位法学翻译?或法学翻译包括哪些构成要素?笔者认为，法学翻译是学术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统一。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上进行研究，将文字性翻译分为文艺性翻译与非文艺性翻译〔35〕，因社会科学论著或学术论著的文体是论述文〔36〕，所以法学翻译属于非文艺性翻译。但刘宓庆先生同时强调“在翻译艺术特征的总体关照下，翻译原语非艺术作品与翻译原语艺术作品一样，都是科学运作和艺术运作的统一性语际转换过程:并无高低之分，只有层级之别。”〔37〕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非艺术作品要求的是基础层级的审美判断，要求运用基础层级的翻译艺术手段”，“而翻译艺术作品要求的则是综合层级的翻译审美判断，要求运用综合层级的翻译艺术手段”，〔38〕但很显然，这两种翻译在艺术性上是同质的，而在翻译技能上的同质性更是无庸赘言。况且有些学术论著的文学性，未必就低于普通的文艺作品〔39〕。而笔者考查的当今法学译者对此的看法，却显然将社科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彻底隔裂开，并未认识到二者在翻译艺术上的同质性〔40〕。其表现之一就是用“信”或诸如以“坚持以直译为原则”作为托辞，似乎为由于翻译技艺匮乏而硬译的阻滞重重、艰涩拗口的译文找借口。于是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学翻译有两个必然的平行问题，其一是对法学论著信息的准确把握，其二就是恰切的甚至高超的语际转换。社会科学论著的论述文体属性在于论说，因此法学翻译的首要或根本原则，就是传统译论上的忠实原则〔41〕，也就是寻求原文文本中的那个“确定的唯一”。而文学性问题的处理，根本就不是人云亦云的“雅”。对此的处理，现代翻译论者提出的处理哲学与方法，绝不是简单的“信”。〔42〕 然而，一部优秀著作所涵摄的信息量是如此的庞大与繁杂，译者如何能将著作翻译得忠实，那就得仰赖译者对原著具有精深的研究;如何在译文里能够再现原著，使其“穿上新装”并“被注入新生”，〔43〕此便是翻译技艺问题。所以，法学翻译要有精深的研究，要有相当的翻译技能，甚至高超的翻译技巧〔44〕。但是，笔者认为仍有必要根据刘宓庆先生的论断而再强调指出，从翻译本身来看，法学翻译本身并无什么独特之处，与其他翻译在翻译艺术性上是同质的。 三、法学翻译的技术性构成要素诸问题 (一)语言文化涵养要求 那么，技艺高超的译者会做什么呢?恰如18、19世纪的法国教士、诗人、翻译家雅克•德利尔所论，“他会研究两种语言的本质。”〔45〕清末语言学家马建忠对此有精妙的描述，可值全文录下:“…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滋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意，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析之所以然。……”〔46〕翻译对译者的原语言与译语言的本能的双语要求，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翻译论史上，关于翻译的语言能力要求的论述数不胜数，已成为陈词滥调〔47〕。现代的翻译研究也已假定译者在语言能力上是胜任的。笔者在此要强调指出的是，译者要有对语言的深刻体察，尤其有对原语言与译语言差异的深刻认识，甚至深入的研究，而不是一点皮相性感想〔48〕。可是当今我们法学译者的中文与外语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到底是否达到可以翻译出基本合格译作的要求呢?马建忠先生于1896年对其以前与当时的翻译状况的评价，于当今的法学翻译似乎仍具有参考价值:“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语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乎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49〕笔者认为，倘若没有能力用外文写出比较流畅地道的文章，那么也就不大可能达到理想翻译的外语水平要求。 可是我们现今庞大的译者群中，究竟有几人具有这种能力?关于当今译者的中西文化知识涵养，笔者以为与其语言文字涵养的情形是相同的。而文化涵养则为译书所必备，不可忽视。明末著名学术翻译家李之藻认为，“一般的翻译，只是传递普通信息的‘口舌之人’。思想概念、学问知识的翻译，是民族间的相互理解，还是深入本民族文化内部的重新诠释的创造。”〔50〕著名哲学家、翻译家贺麟先生曾研究严复的翻译，而认为严复“所选译的书，他均能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51〕，也正因为此，张君励先生认为严复的“物竞”“天择”“名学”“逻辑”是精妙的翻译创造〔52〕。笔者所调查的清末民国的31部法学论著译者，信息明确者16人，仅其译著能提供零星信息者9人，总共可知者20人，皆为学者;受过传统国学教育的，又有留学经历的，确定的有12人，估计留学经历的占全部译者的份额不会少于百分之80%;其他未查找到足够明确信息者未必就没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如序言里可知者强我、骆通、陈汝德等。而反观当今，我们的译者呈现出学生化的趋势〔53〕，即使他们的学术水平、语言文化涵养或许并不比有些教授、学者逊色，但依赖辞典翻译出版，正像林语堂、朱光潜等诸位学者所论，似乎很不够〔54〕。而我们1500年前的玄奘大师，其学力深厚，通彻华梵语文，能够自在运用文字融化原本义理，真堪称我们法学译者永远的楷模〔55〕。#p#分页标题#e# 传统的压制社会制度造成的思想与语言的贫乏〔56〕，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阙失与汉语本身的特点，都使现代汉语在表述精细的西方式学术时力不从心。古汉语是我们盲目丢失的本土资源〔57〕。而且古汉语具有凝练与深沉文雅的高贵气质，非常适合学术术语的创撰与学术高贵气质的表达〔58〕。这一点从对当今译作与清末民国译作的比较中分外明显。清末民国译著虽然大都倾向白话文〔59〕，但由于译者古汉语与国学的高深修养，其译文因大量使用古汉语而词汇丰富、深沉优雅，极富学术的高雅品味。德语史与德国学术史上也曾有过复兴古老德语的经历与成就〔60〕，况且由于新中国众所周知的原因，语言雅致的复兴勃发的学术曾被否弃，此一学术的继续发展之路亦曾被并阻断。通过翻译，取源古汉语语汇，创撰术语，改良句法，从而创建与发展能够表述精细事物与逻辑的汉语的法学语言，是中国法学进行自生发展的基础。 (二)法学翻译的学术研究要求 学术研究是进行法学翻译的本能要求，是前置性条件。那么这种研究应达到什么程度?理想目标就是“关于原著的全部知识”〔61〕，译者需取得原著者在译语界代言人地位，甚至超越原著者。笔者调查的西学基本经典的译者与已查明的20个清末民国时译者，他们都是学者，有些是某领域的权威;而现今中国的法学翻译虽然教授、学者为主导力量，但学生型译书却占很大一部分，且出现学生化趋势。考察的“外国法律文库”14本译著译者，都是学者，其中大部分是当今法学界的知名教授，可称为学者型的翻译丛书;考查的4部“博观译丛”的译者，都是学生;迄今规模最大、影响也很大的“美国法律文库”的情形如下: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可供图书目录》2006年第4期，美国法律文库已出版50部书，其中领携式合译为22部书，其中有一本普通的美国法律教科书的译者者除了一个人为教授外，其余全部都是学生，译者总数达26人。当然笔者承认，现今译书的翻译质量很可能与译者的学术职称与头衔并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 西学基本经典的31部译书中，有研究性序言或批判性导读的18篇，最长的批判性导读长达52页，最短的也在10页;其中译者自己做批判性导读的16部书，占全部译书的百分之52%;清末民国时期译书的序言多为一二百字的译介型序言，其中雷宾南的《英宪精义》的序言为深入的概评性序言;“外国法律文库”的15本译书，研究性序言2篇，其余13部译书为译介型序言;考查的“美国法律文库”的11本译书，概评性序言6，译介型序言5;“博观译丛”的4部译书全部为译介型序言;苏力先生的译书与其主编的“波斯那文丛”，苏力先生都为其做了概评性序言;西方法哲学文库的5部书，有1部书为研究性序言，3部为深入的概评性序言，1部为译介型序言。邓正来先生的译书大部分都有研究性序言，严复先生的译书则有大量的按语。由此可以看出，西学译者更倾向于为译书附加研究性序言，而现今译书有研究性序言的则是凤毛麟角;西学译者对所翻译的原著都有精深的研究。调查还发现与民国与西方译著相比，我们现今的很多译者言，往往对原著者与原著动辄以“伟大”呼之，他们往往径直借用他人如西方论者或出版社、报刊评语做的“伟大”评语。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译者倘若未自己进行独立的、深入的研究〔62〕，如何发现原著者与原著的伟大?在西学译著里，译者对原著与原著者做的评价，往往暗隐的体现在他自己的批判性导言里，其评价只进行深入的学术分析与探微，而并不是动辄以“伟大”呼之。 (三)法学翻译的翻译理论与技能要求 那么，法学译者进行法学论著的翻译出版，是否应该进行翻译技艺的训练?90年代翻译学或翻译研究在欧美已成为独立的学科，翻译培训与翻译资格考试制度也正迅速发展，在有些领域已实现翻译资格准入制度〔63〕。而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社会普遍认为，翻译是抱本双语辞典就完事大吉的伎俩，但对法学界的译者而言，对翻译不知却是不可谅解的，因为无视其他学科的存在，不愿接受相关学术传统的教导与审查〔64〕，这也与学术原则与学术精神不是很切合。况且中国翻译史至今已有三千年，出现过许多成就卓著的翻译家，也留下了他们关于翻译的许多宝贵经验论说，对此我们不能拒绝无视。鲁迅先生曾讲，“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65〕林语堂先生曾明确提出翻译训练是翻译艺术的三大倚赖之一〔66〕。刘宓庆先生不但强调翻译技能，且其专著《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文体与翻译》等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翻译技能。西方论者彼德•纽马克也明确指出翻译的技能要求〔67〕。翻译恰如烹饪，翻译技艺恰如厨艺，即使各样原料与各式厨具一应俱全，但若无厨艺如何做出美食?中国知名学者梁治平先生曾讲到，对比先辈，我们的译者怎能不是胆大妄为，怎能“不愧死无地矣”。〔68〕 时光已远逝，可梁启超先生当年的愤怒之声仿佛尤绕耳畔，令人警醒:“……是对于著者读者两皆不忠，可谓译界之蟊贼也已。”此外，调查的译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初涉译事之作，况且学生型译著绝大部分属此种情形。为击退乱译，获得更好译本，鲁迅先生曾发出“非有复译不可”的呐喊〔69〕。而我们须知，中国的学术出版基本上还是完全的商业化运作的，再加上出版审批制度带来的经济负担，所以商业利润追求与出版成本的压制，使原著在同时期出现多个译本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对一般学人而言，其购买、借阅译著依据的往往是原著与原著者的学术声望，而不会太关注译者为何人。所以，译著往往就成为学界进行学术研究与讨论的重要依凭。所以我们的译者应该善待我们的读者，善待中国学术，尤其初涉译事者，而不应该让我们无辜却热切追求的学人，甚至让整个民族来承担我们翻译不能的责任。或许，就应像一位知名法律学者私下告诫学生时所说，(法学)翻译，你50岁以后再做吧!(四)法学翻译的译者组构与用工调查还发现，“西学基本经典”译书与清末民国译书大部分是独译的，而现今译书是合译占大部分，而独译占小部分。考查的“西学基本经典”31部译书中，独译25部，占百分之80%;化一式合译1部;平等式合译5部，但从其序言上来看，平等式合译者相互协调并寻求、接受广泛的指导，比较趋向于化一式合译;领携式合译为0。清末民国的31部译书中，独译23部，占百分之75%，化一式合译2部，平等式合译6部，占百分之20%，领携式合译0。考查的“外国法律文库”的15本译书，其中独译6部书，占百分之43%;平等式合译8部书，占百分之57%，领携式合译为0。考查的“西方法哲学文库”的3部译书都是独译。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可供图书目录》2006年第4期，“美国法律文库”至2006年底已出版50部译书，其中独译19部书，占百分之38%;平等式合译9部书，占百分之18%;领携式合译22部书，占百分之44%，合译总数41部书，占百分之62%。更为令人吃惊的是，现今中国的法学翻译，出现有史以来或许可能是世界上的独创:大规模的领携式合译。现今还有一独特现象，即有一些译者，他们往往习惯性的进行平等式合译，可是他们就是不曾独自翻译过一部书。笔者以为法学翻译之道在于独译，而且在笔者看来，除去原著本身是集合而成的编著之外，实在很难找到适合合译的法学论著。个中原因在于，法学翻译是由法学研究与语际转换两个平行的要素构成的，而这两个构成要素在本质上都具有个人独立性，除非两个或多个译者同时具备对原著与原著者相同的知识和相同的翻译处理。而这又是绝不可能的，否则《纯粹理性批判》的译者诺曼•肯普•史密斯(NormanKempSmith)就不会无奈的发现合译的不可行，否则西方更不会出现同一学术原著，有时竟会有多个译本的现象。。笔者也发现译者是否坚持独译，似乎与其学术精神、学术涵养与翻译能力有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翻译史和此次调查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p#分页标题#e# 与西学译著比较，现今中国法学译者的翻译用工基本上是少得可怜，长的往往一年，短的则数月，总体情况属于课余型而非专门翻译型，仓促应付型而非从容充分型。而西学基本经典译著的翻译用工则全部是比较长的，而且笔者获得的印象是，他们的翻译往往是伴随着相关研究而专门进行的，是从容的、时间充分的翻译。中国翻译史上的玄奘，专心翻译佛经19年，文学翻译家朱生豪几乎把终生付给了翻译。如此我们就会发现，舆论所批评的某些译著之所以错漏百出、质量低下的某些可能的原因了:用工不够，拼凑合译。造成这样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版社往往限定翻译期为一年。可是我们有些译者自身能逃脱干系吗?笔者不敢妄加推测。对于合译，苏力先生曾给出一个猜测性解释:译者可能能力欠缺，无法完成独译，与人合译壮大胆量，还可以推卸责任〔70〕。四、如何提升法学翻译?(一)中国翻译史的参照究竟如何对待法学翻译，倘若我们回顾中国自己的翻译史，就会深受触动，大受启发。笔者选择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三个翻译家来作为我们考察、鉴赏的对象:其一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理论，钱钟书先生认为其开宗明义吾国翻译术〔71〕，主持译场取得巨大成就的东晋、前秦时高僧道安;其二是被誉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72〕，其翻译登峰造极的大唐高僧玄奘;最后是被奉为翻译圣人，其“信、达、雅”被奉为翻译金科玉律〔73〕，被胡适先生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的严几道〔74〕。 道安虽佛学造诣高深，但其不懂梵文，更处于中国接受佛经与翻译佛经的初期，于是其翻译便自然的倾向于直译而求信，译文质而不过分追求华丽，所以其翻译是译介型的，译文是质信型的〔75〕。玄奘学力深厚，通彻华梵语文，能够自在运用文字融化原本义理，发挥自己信奉的一家之言，所以他的翻译是研究型的，译文是归化型的;又因“他还运用六代以来那种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创成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用来表达特别着重结构的瑜伽学说，恰恰调和”〔76〕，所以他的翻译同时又是文学上的创造;他既勤恳又认真，且如此工作19年，再加上他天竺取经，本已声名显赫，便有唐太宗热情的出面资助，所以玄奘便自然成就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77〕。“严氏所选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不然，他做的案语，必不能旁征博引，解说详明，且有时加以纠正或批评”，〔78〕而且“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79〕所以严几道的翻译是研究型的;“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样阔气……”，为迎合士大夫的口味，“因此他遍铿锵一下子……”，〔80〕是可接受性的翻译，翻译策略上采取归化译法;又“因为他慎重翻译，‘一名之立，旬月踟躇’”，〔81〕所以他具有高度严谨的翻译精神〔82〕。中国翻译史上这三人都可供我们当今的法学译者品评、揣摩。 (二)法学翻译的命运与提升法学翻译进一步的设想 与原创相比，翻译难道真的是“雕虫小技”而非常容易?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令人敬仰的杰出学者，曾讲“据笔者个人的经验，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要难得多”。 〔83〕郁达夫、苏福忠等等诸多文人、翻译家都明确做过几乎相同的表达〔84〕。按照苏力先生的说法，既然翻译艰难，又无大的利益，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有些已获得学术地位的博导、教授就不愿意去做〔85〕。或许这也是有些合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有些需要努力争取获得学术地位的年轻学人，翻译或许是其唯一的或不错的选择。而法学翻译会走多远?有论者曾这样讲，“也许法学著作的翻译在最多20年后甚至10年就会逐渐衰落”，其给出的理由是“法学著作其实都有地方性”，“法律同时又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社会实践”，“法律学人的外语能力将普遍增强，他们可能更直接阅读外国的相关文献”。〔86〕 这三个理由其本身在消弭法学翻译热的自恰性上本文都是非常赞同的，但笔者以为，影响这一必然趋势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法学的强弱对比关系〔87〕，中国法学是否已具备自生能力，并能茁壮发展起来，则是启动消弭翻译热的根本〔88〕。而这恐怕不是10年甚或20年就能解决的事情。况且当今中国法学研究掌握的外文资料还是不丰富、不充足，许多重要的西方经典论著，中国学人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此外，即使外语能力普遍提高，我们也很难期望中国的大多数法律学人能同时掌握英、德、法、意甚至拉丁文等法学强势语言〔89〕，同时，对中国法律学人来讲，翻译又是深入学习与研究的佳径。如上的缘由都支撑着法学翻译热的继续，虽然法学翻译较为远期的命运，笔者不敢妄断。当今这个大环境下，提升与确保法学论著翻译质量似乎绝不是个单一的、一蹴而就的工程，比如法学学术出版的非商业化，提升法学翻译的地位，真正的落实翻译校读制度，建立法学翻译论著出版的专家匿名审查制与法学翻译批评机制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很难短期实现的。 鉴于中国当今大部分法学译者对翻译知识普遍缺乏，基本上又无专业性的翻译训练，所以法学译者自觉地进行翻译上的学习与训练，甚或考取翻译资格，意义非凡，或者法学翻译出版实施像国家法律职业资格制度那样的翻译资格准入制度〔90〕。这样一来，就保证了法学译者基本的翻译技能与翻译素养，提高了法学翻译的门槛，避免滥竽充数者浑水摸鱼。甚至出版社还可以与法学界建立统一的翻译人材资料库，网罗获得翻译资格证书，且热切追求学术、有深切学养的学人，这样就减少当今翻译出版熟人模式的运作，更可为全国各地有志于法学翻译的学人提供致力于法学翻译的便捷出路。
一、翻译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翻译的基本属性，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是翻译学的核心。鲁迅曾指出，译文应“保存着原作的丰姿”；茅盾说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风格”；钱钟书强调要“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首要任务是把原作所叙述的内容，以及作者在叙述相关内容时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流露的思想感情等完整准确地体现出来，不得无端加以篡改、歪曲、遗漏或增删，也不能添加译者的个人情感喜好，同时还必须保持原作的风格。
1.翻译材料的内容决定翻译必须有科学性。翻译运作的实体即原语（source language）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语义内涵（semantic content）。语义是语言交际活动的基础，承担着相关的交际任务。原著所呈现的内容不是来源于翻译者，而是来源于原作者。翻译运作主要是凭科学思维而不是艺术思维来对原语内容进行转换。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目标语（thetarget language）的词汇或句子所代表的概念，必须与原作者在原语中所使用的词汇或句子所代表的概念一致。既不能增减原作的内容，更不能凭空臆造原作的内容。
2.翻译的材料文体决定翻译必须有科学性。翻译材料的文体一般可分成应用文体、科技文体、论述文体、新闻文体和艺术文体等。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承担不同的交流功能，达到不同的交流效果。应用文体要求格式规范、严谨紧凑。科技文体要求结构严谨、表述清晰。论述文体要求明晓畅达、用词准确。新闻文体要求述说清晰、简单明了。艺术文体要求清丽淡雅、流畅明丽、宛秀淳美。各类翻译材料的文体特征决定了译文的特征，切不可将一种文体翻译成另一种文体，更不可将不同的文体特征混为一谈。
3.翻译材料的风格决定翻译必须有科学性。翻译行为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所译原文具有不同的风格，包括原作者的语言表达形式和表达风格，原语文具有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翻译材料的风格包括原作者书写的个人语言风格、原著作人物的群体语言风格及原著作文体的专业语言风格等。译语文章除应体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外，还应体现原作者的个人风格或作品的文体风格。翻译者翻译的译文，不能脱离原语的各种艺术要素而自行其是，必须与原文对应契合。
翻译的科学性存在一切翻译活动中，译者时刻面临如何科学地运用思维、分析意义、准确表达原文意思的问题，忽视翻译的科学性会导致翻译的作品失真的不良后果，译文虽有华丽的辞藻、优美的描述，但已失去原文所具有的特质。
二、翻译的艺术性
翻译是语种间以意义转换为主的语言运用，必定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的形式、功能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鲁迅曾说译文应“力求其易解”；茅盾认为译文应是“纯粹的祖国语言”；钱中书强调译文“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译者不论面对什么文体的原语材料，翻译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存在艺术选择、艺术加工及艺术优化的任务。这必然要求译者艺术地运用目标语表达原语作者的意念、思想和审美立意，对原作者的思想、要表达的内容进行艺术加工，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
1.翻译的特征要求翻译必须具有艺术性。翻译的原创性特征使得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自由度较小，必须依赖原文进行二次创作，同时又不时面临原语与目标语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原语形式是翻译运作的基本依据，把握此基本依据的目的是发掘和把握原语意义的全部内涵。翻译的运作对象是某种语言的存在实体。如何选择词汇、调整句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风貌，促使译者必须艺术地处理原文与译文的差异。
2.翻译的标准要求翻译必须具有艺术性。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曾提过好的翻译标准之一就是“译文应当与原作同样地流畅自如”；我国清朝翻译理论家马建中曾在著作《拟设翻译学院》一书中提到好的翻译“原文应与译文无异”。最常见的翻译的标准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也就是现代人所概括的“忠实、通顺”。但是原语和译语却又各有特点，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大相径庭的地方。以具有不尽相同特点的两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而且要通顺易懂，要让译语受众像阅读母语文章一样阅读译文，这势必要求译者在充分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艺术地处理两种语言表达的矛盾，力求译文朴实、通畅、清新、生动。
关键词：辩证法；直译、意译；神似、形似；归化、异化；科学性、艺术性；中西方译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215-02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就“直译、意译”，“神似、形似”，“归化、异化”，“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否要建立翻译学”，“中西方译论的融合”等问题上进行过多次争论。众多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独特的翻译见解和主张。真理越辩越明，这本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然而，在对翻译的探索中，我们往往处在诸多矛盾之中，这诸多的矛盾使我们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习惯，各家学派相互排斥，水火不容[1]。由此导致翻译研究中一些基本问题长期争执不下，没有定论；译学研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如何正确地看待和解决好这些翻译中的基本问题，关系到译学未来的发展。本文拟就以上问题谈几点自己的见解。
二、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直译、意译”问题
“直译、意译”这一问题由来已久，早在清末明初，鲁迅就已比较明确地提出“直译”的观点。他指出“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精悍的语气”，同时也“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被同化”而“成为己有”。直译法不仅强调译文要忠实地表达原文的内容和思想，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还原原文的语言形式。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意译派”，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翻译大师傅雷指出“中西思维方式、美学情趣方面的异同”，强调“翻译决不可按字面硬搬，必须保存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要“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先生提出的“信必须得意忘言”等。实际上，直译和意译问题由于大家理解角度不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比较接近，即：直译侧重于原文与译文形式上的一致，而意译则更强调原文和译文意义上的统一。纵观中国译学理论，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几乎从未停息过，但迄今为止，我们仍很难说哪一种译论绝对正确。笔者认为，直译与意译之间其实是一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它们仅仅是两个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的翻译策略。通常情况下，“神形皆似”的译文往往是直译得来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翻译策略的时候，应先选择直译，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但如果直译行不通，译者也要灵活机动，转而采取意译法，不再拘泥于原文的表面形式，而应以传达原文的深层意思为主[2]。
三、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归化、异化”问题
“动笔之前，就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翻译大师鲁迅的这句话早已为大家所熟识。可见“归化、异化”问题在翻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然而，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论似乎还是没有定论。坚持归化论的学者认为：归化翻译能够打破原文的束缚，把原作的思想精神以译文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目的语的形式表达出来，译本读起来不像译本，就像原作的“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如故。这才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而坚持异化论的学者也有其充分的理由：异化的翻译能够让译文读者了解异国文化和异域风情，拓宽读者视野，符合各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需要。同时保留源语文化的特点能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笔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为归化翻译提供了可能性。归化翻译符合译入语读者习惯，便于其理解接受，并能够使其最大限度地获得与源语读者共同的阅读感受。但它同时过滤掉了大量的源语负载信息。另一方面，不同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使得部分文本的翻译不得不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异化翻译可以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传播源语文化的同时，还丰富了译入语的表达方式。缺点是它同时会降低译文的可读性，使译文变得晦涩难懂。因此，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归化、异化作为两种彼此对立但又能够相互补充的翻译技法，译者在进行翻译创作时，应该根据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等因素进行灵活选择。尽量做到既能保存“洋味”，又避免了“洋腔”[3]。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译本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翻译。
四、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
有关翻译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争论归根到底是翻译本质之争。也就是翻译到底有无规律可循。翻译的艺术派如劳陇先生认为：“任何翻译过程都必须通过人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这一过程。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翻译的性质只能是艺术，而不可能是科学”[4]。许渊冲教授也曾说过：“我认为翻译是艺术。我要用艺术方法来解决翻译问题”[5]。与此针锋相对的是，翻译的科学派则认为：翻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通过科学地描述这一翻译过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6]。为此，远至建国初期的董秋斯，近至当代翻译研究学者谭载喜、杨自俭教授等一直为建立反映翻译规律的翻译学而奋斗。笔者认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方面，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共同推进事物的发展。在研究翻译理论过程中，我们不能采取绝对化的立场，而要以辩证、相对的观点来考察问题，客观地衡量标准的实际价值。翻译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一方面离不开科学知识的指导并具有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语言的艺术创造性。脱离了科学性的翻译会导致‘失信’的不良后果，这样的翻译如盲人摸象，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方向；相反，脱离了艺术性的翻译则味同嚼蜡，索然无味，缺乏可读性。因此，翻译应该是集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活动。脱离艺术性而一味追求科学性的译文缺乏感染力；一味强调艺术性而忽视科学性的译作则很可能会走向背离原作的极端。事实证明只有将艺术性和科学性熔为一炉，才算得上是合格的翻译[7]。
五、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如何对待外国译论
从古至今，我国不乏优秀的译学理论。古代有：佛经翻译的“质、文”之争，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近当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和钱钟书的“化境”之说。中国传统译学对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集中探讨，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的发展。近几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外国译学理论被大量被引入，翻译研究开始从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修辞学、对比文学等多方面切入，西方的翻译理论如多雷的“翻译五原则”，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坎贝尔、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雅克布孙的“翻译三类别”和奈达的“等效翻译论”等开始为国人所熟知。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在给中国翻译研究带来活力的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译论研究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于是有人感言中国的翻译理论大多是翻译大师们的只言片语、经验之谈，没有科学的定义和统一的术语，缺乏系统性，从而否定我国传统译论的价值，推崇西方译学理论。也有人从翻译的对象性和对策性出发，指出翻译研究的对象和对策都是以特定的原语和目的语的特性或特征为依据。因此，翻译理论并不具有普遍性，对这一语言和语系适合的翻译理论模式，对另一语言和语系则可能不适应或基本上不适应，西方译论只能指导西方的翻译实践。笔者认为，在如何对待西方译论这一问题上，我们也应做辩证的分析。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才能促进事物向前发展。绝对地排斥一方或绝对地赞同一方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在立足本民族语言特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同时，应当根据我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特点，有目的、有甄别地借鉴对我们有用的西方译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的正确道路。
六、结论
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一定要用辩证、相对、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翻译理论研究亦然。既然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直译、意译”，“神似、形似”，“归化、异化”，“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否要建立翻译学”，“中西方译论的融合”等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在研究中就应该辩证地去看这些方面，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考察问题，树立相对的观念，避免绝对化。不要只强调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要考虑对方观点的合理因素，或者说双方观点有没有相互融合、相互弥补的可能性。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译论研究者，只有树立辩证的翻译观，才能博采各家之长，才能在翻译研究中有所建树，不断地把我国的翻译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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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孙致礼.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J].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5）：45.
〔4〕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对《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的一点意见[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9）：56.
〔5〕许渊冲.谈重译──兼评许钧[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6）：59.
[关键词]翻译;动态对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关联翻译法
Abstract:BothNidaandNewmarkareoutstandingwesterntheoristinthefieldoftranslation.Theyhavemanydifferencesaswellassimilaritiesintermsofthenatureoftranslation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formandcontent.Theirconstantefforttodeveloptheirtheoriesdeserveourrespect.
Keywords:translation;dynamicequivalence;semantictranslation;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correlativeapproachtotranslation
尤金·奈达(EugeneA1Nida)和彼得·纽马克是西方译界颇具影响的两位翻译理论家,他们在翻译理论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
一、对翻译的认识
对翻译性质的认识,理论界的讨论由来已久。奈达和纽马克都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奈达对翻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把翻译看作科学到把翻译看作艺术的转化过程。在奈达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交际理论阶段,他认为,翻译是科学,是对翻译过程的科学的描写。同时他也承认,对翻译的描写可在三个功能层次上进行:科学、技巧和艺术。在奈达逐渐向第三个阶段,即社会符号学和社会语言学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倾向于把翻译看作是艺术。他认为翻译归根到底是艺术,翻译家是天生的。同时,他把原来提出的“翻译是科学”改为“翻译研究是科学”。到了上世纪90年代,奈达又提出,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技艺。他认为:翻译既是艺术,也是科学,也是技艺。
纽马克对翻译的认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最初,他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是技巧。后来他又认为翻译部分是科学,部分是技巧,部分是艺术,部分是个人品位。他对翻译性质的阐释是基于对语言的二元划分。他把语言分为标准语言和非标准语言。说翻译是科学,因为标准语言通常只有一种正确译法,有规律可循,体现了翻译是科学的一面。如科技术语。非标准语言往往有许多正确译法,怎么挑选合适的译法要靠译者自身的眼光和能力,体现了翻译是艺术和品位的性质。但译文也必须得到科学的检验,以避免明显的内容和用词错误,同时要行文自然,符合语言环境要求。纽马克虽然认为翻译是科学,但他不承认翻译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因为他认为目前的翻译理论缺乏统一全面的体系,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科学,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二、理论核心
奈达和纽马克都是在各自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为了解决自己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理论。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翻译理论也就各成一派。但毕竟每种实践都要有一定的规律存在,因此两位的理论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
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他对翻译所下的定义: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这一定义明确指出翻译的本质和任务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翻译的方法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同时这一定义也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标准:
<!--[if!supportLists]-->1<!--[endif]-->(1)传达信息;
<!--[if!supportLists]-->2<!--[endif]-->(2)传达原作的精神风貌;
<!--[if!supportLists]-->3<!--[endif]-->(3)语言顺畅自然,完全符合译语规范和惯例;
<!--[if!supportLists]-->4<!--[endif]-->(4)读者反应类似。
要达到这四个标准,内容和形式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奈达认为信息对等优于形式对应。他主张从译文接受者角度,而不是从译文形式角度来看待翻译,要实现动态对等。动态对等就是译文的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所以判断译文质量的标准最终基于三个方面:能使接受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易于理解;形式适当,吸引接受者。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因此语义翻译较为客观,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重在重现原作者的思想过程而不是意图,讲究准确性,倾向于超额翻译,重内容而轻效果。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从定义可以看出这与奈达的动态对等如出一辙。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相比,较主观,讲究通顺简朴,合乎习惯,倾向于欠额翻译,重视效果。纽马克强调应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看成一个整体,翻译中不可孤立地使用某种方法,二者在翻译中常常交替使用,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对于对源语信息一无所知的读者,面对晦涩难懂的翻译腔,就如同看天书一般。所以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即再现并传递信息,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其在翻译《圣经》过程中总结而来,,那么要有效地检验译文质量,就必须看原文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是否一致。因此奈达的翻译理论对其翻译实践来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一理论是在翻译界长期围绕着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
奈达和纽马克相比较,奈达的翻译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可懂性和交际性问题上,从而限制了自己的适用范围。在翻译《圣经》以及类似的以信息或呼唤功能为主的原作时,强调译文的可懂性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用于文学翻译,则势必导致语言的简单化,形式上的非文学化,失去文学应有的魅力。而纽马克在阐述具体使用哪种翻译方法时指出,要视不同的文本类型来定。他把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如文学作品、私人信件等,其核心是表情达意,语言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应主要采用语义翻译;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如教科书、学术论文等,其核心是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应采用交际法;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如通知、广告等,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应采用交际法。因此不难看出,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适用范围更广。
三、不断发展的理论
奈达和纽马克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大家。在自身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界的评论中,他们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着自己的理论。
奈达在最初阐释动态对等时,突出了“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这引起了人们的误解,认为翻译只是翻译内容,不必顾及语言表达形式。因此各种各样的自由译都被冠以动态对等。为此,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在功能对等中,奈达对“信息”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声明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还包括语言形式。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功能对等的翻译不仅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在《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奈达对“功能对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简单地说,最高层次对等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译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在欣赏和理解时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这几乎是达不到的。最低层次的对等指译文达到充分的对等,使译语
读者能理解和欣赏源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在这两个对等层次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允许对等有一定范围,就能比较现实地处理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差异,扩大了功能对等的适用范围。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本思想囿于传统的二分法,两种称呼不太理想,容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批评。因此纽马克在此基础上提出“关联翻译法”。他认为过去翻译研究的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学习、篇章语言学等。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源语和译语等二元论范畴,不能完全根据文本来确定翻译法。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关联翻译法”的定义是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他对“重要”的界定是语言表示出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特别必须或永恒的事物。无论是对意义的取舍还是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都要以“重要”为标准。紧贴翻译就是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要保持词的外延和内涵。不但要保留原词、词语的意义,还要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对等联系在一起的,紧帖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
为做到紧贴翻译,纽马克提出了七种方法:成分分析法、调整译法、描写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同义和释义。贴切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贴切程度最低的是释义法。紧贴是相对的,紧贴与不紧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纽马克的“关联翻译法”缩小了意译派同直译派的分歧。同时消除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之使自己的译文更接近对方,间界限分明的区分,这样形成的译文就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所产生的译文。
四、结语
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都来自实践和他们的潜心研究。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他们对理论研究执着并敢于自我否定的精神值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学习。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上,而不是围绕一个老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在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应不断开拓创新,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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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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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论文摘要】科技英语作为英语的一种特殊语体，在词汇、语法和表达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语体的显著特征。文章从科技翻译的标准出发，探讨了“推”在科技文章中的体现，从而强调其实科技翻译也有“稚”的特质，也有其艺术性。
(一)引语
科技英语(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EST)是专用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简称ESP)中学术英语的分支，用来客观表达科技的实质，叙述客观真理。它具有自己相应的语法和句法特点:逻辑性强、多用被动句、长句以及派生词。人们通常认为科技文章使用的语言要准确、明白而简练，作者只要阐明观点和主张，提出论据，加以论证就可以了，不像文学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具体，具有表现力和吸引力。因此科技文章翻译的作者要避免使用一些带感情色彩的修辞语或修辞格等，以免引起歧义。其实这种对科技文章语言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各种翻译活动都有其科学或艺术的对应。科技翻译和文学翻译一样都是翻译的一部分，对文学翻译要承认其科学属性，同样对科技翻译也应该承认其艺术属性。
(二)科技翻译的标准之“雅”
绝大多数科技翻译工作者认为，在严复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中，“信”与“达”是科技翻译的基本准则;而“雅”是一种装饰，可要可不要。或者说，相比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对“雅”的要求则不那么严格，因为“雅”一般指译文要有美学价值，而科技作品描述的是客观事实，因此很少采用文学修饰手段，如比喻、夸张等。那么科技翻译中到底需不需要“雅”呢?郭沫若先生曾说:“所翻译的东西如是科技著作……如果能做到信达雅，不消说是更好。”(罗新章，1984)显而易见，科技翻译中也是需要“雅”的。笔者认为高质量的科技译文也应具有审美价值，也应文采飞扬，即科技翻译也可以体现其“雅”的一面。
(三)科技英语翻译之“雅”的主要体现
科技英语翻译的“雅”主要指，译文的语言必须通顺易懂，行文流畅，符合汉语规范。没有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也没有生硬拗口、“中文欧化”等弊病。而对一些比较讲究文采的科技文章则应多注重文字修饰的工夫。
1.译文必须“得体”，即译文必须能够反映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
王佐良教授在《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一书中将“得体”解释为“适合”，他指出:“适合就是一切。”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王佐良，1980:108)而且科技英语作品具有高度的正式性，因而译文也应保留这种正式程度。看下面例子:
We must find ways of detoxifying toxic productsproduced by industrial plants. We must find substitutesfor packaging， substitutes that are recyclable. We mustfind substitutes for chemicals that destroy the ozonelayer.
译文:我们必须寻找消除工业企业造成的有毒物质的方法。我们必须寻找可以再利用的包装替代材料。我们必须寻找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的替代品。
本句以3个we must find的句式并行排列，形成一种极富美感的结构—平行结构，其目的在于增强语势，加强表达效果。译文既表达了原文的内容又保留了原文的形态美，同时又给人以余音燎绕、不绝于耳之感。
2.体现出科技翻译之“雅”的译文应尽量使用科技行话或技术术语来表达原文的内容
在科技作品中，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专业术语，这些是不能随意改换的。科技翻译工作者除了要掌握原语和译入语的基本技能以外，还应熟悉他所翻译的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术语，在翻泽时尽量使用这些术语，避免生造，逃避或使用自己懂别人不懂的词，否则只会贻笑大方甚至带来重大损失。如:
Siemens propose 1250℃or at least 10 minutes tobring the alloying elements in solution.
译文:西门子建议给板坯加热到1250℃，至少保持10分钟使合金元素溶解(“给板坯加热”属技术术语，虽然原文并没有出现，翻译时应补充并说明，否则出意义不全)。
3.“雅”的科技译文须注重语言和修辞
科技译文的语言应简明规范，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不宜抒情但也不宜含糊其辞，要有朴素美。例如:
The leakage current from each circuit conductor tothe grounding conductor is to be calculated by pidingthe voltage indicated by the voltmeter by the accuratelyknown resistance of the resistor.
译文:把电表所示的电压，除以电阻器所示的己知电阻，即计算出每条导线到地线的漏电情况。
该译文形神兼备，简洁有力，并按汉语行文习惯做了调整。如果只追求语言形式的对应和形似翻译，就会显得罗嗦含糊，略欠文采。
另外，科技翻译中也还应讲究修辞。修辞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手段，是非常凝练的语言艺术。许多科技译文往往晦涩难懂，不讲究修辞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有些翻译工作者认为修辞对于科技译文无关紧要，只要译准译对了就行。实际上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妥的。如:
The 20`" Century has seen many wonderful achievements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arnessing of the powerof the atom being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译文:20世纪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许多非凡的成就，原子能的利用就是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原文表达中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翻译时灵活处理。如果照字面翻译为“20世纪目睹了许多……”，则显得生硬不顺，也不符合汉语表达，从而失去了原有的修辞效果。
4.科技翻译也要适度体现出其文学欣赏价值
Alastair Fonler在他的《文学的种类》一书中指出，如果科学论文仅以传递信息为目的，那么当科学内容被认为过时的时候，该论文也就走入了坟墓。(毛荣贵，2001)因此，他提倡科技工作者在撰写论文时不仅要考虑其科学的价值，同时也要考虑非科学内容的因素，即科技论文不但要有科技价值，而且要有文学欣赏价值。其实，不少现代科技文章写得文才斐然，而译者也应该在译文中能够挽留这种难能可贵的文采。
Out goes any lingering assumption that the geneticmodification technology is inherently safe， and in comesa new requirement for industry to demonstratepractically that its products will not have adverseecological effects.
译文:过去人们往往抱住这样的观点不放:即转基因技术是绝对安全的。现在这种观念己经过时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工业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也就是工业技术必须切切实实的向人们证实:转基因产品不会带来生物环境的不利影响。
译文根据修饰的需要增加了一些词，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清晰的表达原文意思，也会使译文不堪卒读。“Out goes”“in comes”是很普通的词汇却用的很好，但如果只按外形意义机械翻译，效果就会很差。
当然，科技翻译的文学欣赏价值当然不可能象文学翻译那样要体现在华丽的辞藻，丰富的修辞和想象中，因为科技译文首先必须是科学的真实，但在科学技术严谨的前提下同样也存在一种统一、协调和内在语言的美，特别是有些本身就很有文采的科技论文。因此，优秀的科技翻译必然是:层次分明，前后呼应，逻辑清晰，是创造美的探索，给人以艺术享受，人们从中得到的不仅是科技信息，而且也得到文学艺术欣赏。
关键字：超文本、翻译教学模式、网络
Abstract: The author explores how to introduce the hypertext technology into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studies how to take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network resources supported by hypertext technology; how to update translation teaching resourc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translating capabilities, expanding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is paper. Hypertext technology will not only greatly expand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offering vast resourc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yond the classroom and books, but also effectively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network tool -aided translation. It may have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Key words: Hypertext, translation-teaching mode, network
全球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国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使得翻译手段与工具日新月异。翻译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翻译研究的视角与途径也日渐拓宽，其中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得到各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愈来愈强，基于CAT的超文本技术（hypertext）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也呼之欲出。鉴于目前我国高校中所开设的翻译课大都将重点放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的实践教学上，忽略了翻译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学生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步入职场后，在遇到具体的翻译任务时不但用时颇久而且，翻译质量不高，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因此，在翻译教学中引入计算机辅助翻译，即将超文本技术应用于翻译教学势在必行。
一、何谓超文本技术
超文本的英文原名为hypertext，是美国学者纳尔逊1965年自造的新词。1981年，德特使用术语“超文本”描述了这一想法：创建一个全球化的大文档，文档的各个部分分布在不同的服务器中。通过激活称为链接的超文本项目，例如研究论文里的参考书目，就可以跳转到引用的论文。具体观之，超文本技术是采用超链接方法将自然语言文本和计算机交互式地转移和动态显示线性文本的能力结合起来，在各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建立起非线性的网状结构，使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利用超文本机制所提供的联想式查询能力，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有关信息。超文本网络技术的特点及其迅速发展突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阅读方式，将其引入翻译课堂教学，可极大地丰富教学资源，拓展翻译研究视角。
二、如何将超文本技术应用于翻译教学中
超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双语资料，运用搜索引擎和双语语料库，教师能方便地检索到大量的双语信息，内容丰富且时效性强，将之用于翻译训练可激发学生的翻译兴趣，拓展教学思路、增强教学效果。学者杨柳曾强调翻译教学应以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为目标。翻译作为综合性学科，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汉双语，还要求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及特定翻译任务的专业知识都要有深刻了解。Kiraly指出翻译能力在当今社会指一种“复杂、高度个体化、社会化的进程，有文化、认知以及直觉相互作用形成”，因此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应着眼于提高译者对翻译中所涉及的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使其学会运用适于自身的辅助工具获取、存储、提取信息，并进行检索和咨询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指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将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指导学生学习利用超文本网络技术，使用搜索引擎来辅助翻译，真正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创建翻译教学新模式，使翻译教学超越时空限制，适应素质教育和信息化社会的要求。
三、结语
将超文本技术引入高校翻译教学将大大拓展教学活动的发展空间，不仅能够使教师和学生方便快捷地接触到一流的国际翻译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资源，使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国际前沿接轨，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CAT辅助翻译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翻译素质和信息素养，顺应素质教育和信息化社会的要求，对于培养翻译人才甚至是翻译研究型人才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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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振定，试论培育创新型英语人才的两大模式[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
关键词： 文学翻译 归化还原增色―减色 陌生化技巧
国内翻译界借用西方文论研究翻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已取得瞩目的成果，但也存在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译界普遍认同归化还原增色―减色法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但就其产生的效果而言，这一翻译原则是否可视为对陌生化理论的适当运用，存在质疑。本文旨在对翻译研究中与陌生化理论的运用相关的某些误区和缺陷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陌生化技巧在文学翻译中的可应用限度。
一、翻译原则的演变――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
传统译论视翻译为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是译文对原意的复制，强调“忠实”和“对等”。换言之，“忠实”和“对等”成了传统译论探索翻译实质的关键词。这一观念经反复灌输、强调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并进而规范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此外，受传统文论中作者意图中心论和人文主义的普遍人性观导引，传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以是否忠实地直译作者的原意作为惟一目的和标准，由此原作和译作的关系也因此被认为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随着对翻译现象的探索从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文化、历史、哲学等高度，翻译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包括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等在内的一系列翻译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人们发现，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难以“忠实地直译”，尤其在涉及特定的文化现象时。于是，直译？还是意译？哪个更恰当便成了译界争论的焦点。
古今中外，自有翻译以来，就有了直译意译之争。但以往，翻译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所谓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或意译(free translation)都是针对源语语言形式的处理方法。“直译是在译入语中找到再现原文内容与主要意义、符合恰当原则，符合译入语规范的常规对应语”。“意译是为了不违反恰当原则在译入语中找到再现原文内容、符合译入语规范的非常规对应语”。直译和意译的区分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结果。实际上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直译的译文，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意译的译文。当译者意识到语言和文化不可分，“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而他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时，文化必将成为翻译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一旦文化被纳入现代翻译的视野中，直译意译之争就被归化和异化之争所取代。归化异化之争可以看作是直译意译之争的延续和扩展。
旷日持久的归化异化之争随着新原则的不断提出，愈演愈烈。其中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归化还原增色―减色”翻译法影响颇大。其基本原理是：汉语是描写性特强的语言；英语则是逻辑性特强的语言（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所谓“形而上学思维的语言”）。因此，一首较平常的英语诗译成汉语后，往往要比原作更富于文采，这就是还原增色翻译；反之，汉英文学翻译可酌情采取还原减色翻译法。这一翻译原则是否可视为对陌生化技巧的运用，值得讨论。
二、“陌生化”理论的要义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其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Shklovsky)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在他看来，文学创作要对所描写的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而陌生化作为艺术加工和处理必不可少的方法，可以增加对艺术形式感觉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的陌生化。与“陌生化”话语相对的“自动化”话语，是指那些过分熟悉、已不再引起人们注意的语言。
陌生化与变形有联系，都是将习见的事物换一种样式呈现，以取得最佳艺术效应，但变形是指作家在构思中极大地调动想象力与创造力，以违反常规事理创造意象的方式。通过变形，作家往往能获得独创性的形象。如果说变形着重于“改变”事物常形来创造的话，陌生化则倾向于不用习见的“称谓”来描写事物，而以陌生的眼光把事物原原本本地具体描写出来，以产生一种奇特的新鲜感。例如，“柱子上挂着一个挂钟”，就是一种“自动化”的“称谓”写法，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可《红楼梦》以从未见过挂钟的农村老妪刘姥姥的陌生眼光来写王熙凤堂屋里的挂钟，收到了陌生化的效果。陌生化的心理基础是作家摆脱日常的“自动化”感觉，而以事物给人的第一刺激反应作为构思方式，所以它能激发读者的新奇感。
陌生化的关键是产生距离。“陌生化”理论重视接受者与表现客体之间的“距离”。什克洛夫斯基曾以列・托尔斯泰的创作为例揭示“距离”的审美意义。他认为，托尔斯泰最常用的手法，是他对事物视而不见，“像初次见到那样来描写事物，”其目的是给人一种“距离”感，使读者感受作家描写的新奇。欣赏者的新奇感是需要“距离”的，习见的东西不美，是因为“距离”太近或消失了“距离”。对于欣赏者来说，有些东西看似平淡，有时
也能在偶然之间给人以新鲜感，因为人们暂时脱开生活实用的约束，把它放在适当的“距离”上去观赏的缘故。
三、“陌生化”理论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是在原作所指向的艺术空间里创新。对于注重形式的译者来说，再现原作的“陌生化”的修辞手法，可保存原作异常的写作手法。而翻译修辞的出奇出新与“陌生化”的艺术主张是一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使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业已丧失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正是译者的再创造。例如上文译例中出现的“黑太阳”、“黑色的玫瑰”。“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可使译文与原文的语言形式保持一定“距离”，突出译者再创造的艺术效果。我们认为，“陌生化”手法移用于文学翻译，恰好是译者的再创造。
既然陌生化的关键是产生距离，那么距离于翻译的意义何在呢？文学翻译需要“距离”，译者只有同原作拉开一定“距离”，才能克服原作的“抗译性”，发挥创造性。我国传统译论讲究“神似”，是针对“抗译性”（或称为“不可译性”）采取的对策。“神似”是一种再创造。对付“不可译”，只好再创造。“神似”需要“距离”。“神似说”承认“距离”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审美意义。“距离”说是翻译艺术产生的根源。
在文学翻译中，“形”与“神”难以兼得。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形”与“神”很难掌握平衡。实际上，文学翻译是“有得有失，以得补失。”而“距离”的审美意义由此可见。
那么归化还原增色―减色翻译法到底有无产生间离效果？能否算是对陌生化技巧的应用呢？
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译语异化才是“陌生”的。其实这种理解有失偏颇。译者把异国的东西照搬过来确实可给人以“奇异”感受，如将“Among the blind，one-eyed is king.”译为“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为王”，比“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样极度归化的陈词滥调更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译语的异化无疑会造成浓重的翻译腔，读者在看厌了翻译腔浓重的译文之后，偶见带有汉文化色彩的巧妙译作(即运用了归化还原增色法的译文)，同样会得到新奇的感受。同理，汉译英的“归化还原减色”同样可以说是“陌生化”的应用。
在当今学术界，人们普遍认同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活动，或承认它包含有许多艺术因素，至少是一种艺术化了的二度创作。文学翻译既是艺术，就摆脱不了艺术的规律。由于“距离”的存在，译文，哪怕是最忠实的直译，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形。中国传统译论追求这种变形尽可能地小，但敢于创新的译者以“距离”为美，其译作往往发生更大程度的“变形”，以致于使人感到陌生或惊奇。事实上真正艺术化的译作，无不是陌生的、奇特的，与原作有一定距离的，因而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不很忠实的。
文学翻译虽是“再创造”，但译者的“再创造”是有限度的。译者在运用“陌生化”手法时，须考虑译文与原作的整体和谐性，细部的背离应置于整体的把握之中，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须把握“陌生化”的度，归化过甚（淡化过甚），易于淹没原作的间离效果；异化过甚（增色过甚），则会失去读者。
四、结论
对于中国的文学翻译来说，陌生化是一种新的境界。我们提倡文学翻译的“陌生化”是为了探索翻译的艺术手法，更新文学翻译的观念。艺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因为读者的欣赏趣味喜新。“距离”是一种审美现象。“距离”使得文学翻译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因此可以说，“距离”是翻译艺术产生的根源。传统译论忽视“距离”的存在，过于强调“忠实性”，容易把译者意识统治得太死，在方法论上容易单一化。而由“距离”产生的“陌生化”，则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不断探索翻译艺术新的表现手法。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Heller，Joseph.Catch-22［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85.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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