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公共服务； 理论； 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3）01-0013-01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借鉴
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我国公共管理和服务开始逐步向西方世界学习和借鉴。西方各国为适应迅速变化的发展，迎合和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实践浪潮，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西方规模空前行政改革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上，特别是与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治理理论等结合，主张政府等公共部门采用市场机制及其管理方式，引入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和效率，强调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的响应力，倡导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
学者竺乾威认为新公共管理自上世纪90年代末进入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在美国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批评并代之以新公共服务；而英国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发展出了整体性治理模式，以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登力维为代表。整体性治理对新公共管理进行修正，针对管理主义强调效率，可能损害诸如正义与公平等民主价值，以及政府改革所带来的部门机构及职能的碎片化、协调不力的困境。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重新整合、整体性治理以及协同型政府模式。该理论以公共需要为目标，通过协调、联合等方法促使公共服务各主体协同合作，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
二、开发区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
价值取向作为人们某种行为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是行为主体确立价值活动的方向，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人们的意识和活动中。管理心理学将价值取向定义为“在多种工作情景中指导人们行动和决策判断的总体信念。”由此可见，开发区公共服务供给整个过程必然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开发区公共服务供给活动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由公平和效率构成的二元结构。公平价值是公共服务供给中所体现出的公共价值的基本原则和首要价值，人民民主的国家及其宪法都要求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应该被每一位公民平等享有。效率价值主要是从投入和产出比率关系方面考虑而形成的抉择意向，综合考虑政府公共服务的平均成本和满足不同偏好的难易等，它既是客观衡量，也是主观判断。
（一）公平价值是开发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首要价值目标。开发区作为先行先试政策性区域，不但承担着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任，更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提供高效公共服务的试点。坚持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应有的公平、平等和公正原则及价值取向责无旁贷。
（二）公平和效率往往在实际供给活动中难以兼顾，存在冲突。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将取之于民的各种资源进行再次分配的过程，是将社会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合法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然而且有效率的，但在不健全的法律法规面前竞争就存在丧失某些公平性的极大可能。再者公共服务供给还是公众与政府的偏好表达过程。从经济理性人考虑，政府在面对国际竞争压力时，往往会出于经济发展考虑，将满足公共需求的伦理和政治目标忽视，政府的多元目标在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公众所追求的公平和政府积极追求的效率就会产生极大的冲突。
（三）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平价值高于效率价值，发生冲突应是公共性价值优先，公平价值优先。发展经济和提高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高新技术竞争力作为诸多开发区积极追求的结果和设立的目标，与社会民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价值追求发生冲突在所难免。从长远看，公众需求的满足是政府存在的必然，而公平是在服务供给的分配政策中公众所追求的最大偏好，关系到整个社会和政府存续发展。积极的经济发展策略，使不公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常态，效率成为了最大的价值追求和现实需要，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经济效率成为了政府的最大目标。在二者发生冲突不可调和时，公共利益理该优先，反映在价值选择过程中，则是公共性价值、公平价值优先。
三、开发区公共服务供给思想理念与实践行动的结合有隙
由于更加看重经济利益，在开发区建设发展实践中，看重经济发展成果而忽略社会公平。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西高新的经济建设成绩有目共睹，拥有西安市最好的投资环境、便利先进的基础设施、名列前茅的基础教育、条件优越的医疗机构，但同时也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侧重硬件设施建设、大力改善投资环境而忽视弱势群体和城市新增人口、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
西高新公共服务成果惠及的人群和人口是有限的，甚至有人认为其公共服务是给富人和企业家提供的。在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和公平性原则问题上，开发区公共服务供给是有缺陷和不足，忽略开发区更多人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需求，特别是不同层次、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需要。针对开发区内低收入人群、被征地农民、流动人口的服务缺口较大。西高新忽略社会公平突出表现为越来越严重的“二元化”问题。所谓“二元化”是指开发区区内区外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上的巨大差异，特别是新区民和原住民（失地农民）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
开发区规模扩张中产生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流动人口和新增就业人口，他们在享受住房、医疗、教育等服务方面与居住在中高档小区的园区新居民有较大差距。以西高新基础教育为例，住在开发区内的原雁塔区和长安区失地农民子弟就读小学与高新小学基础设施和师资配备方面差距大，有学校甚至同在一条街却是两种模样。两者不仅在教育服务方面差距大，在医疗卫生、居住环境等方面也不同，以脏、乱、差出名的城中村与西高新和谐文明、设施齐全的新社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多方面原因造成二元化现象，除了上述群体自身教育软肋、社会关系、条件等原因外，更多是由政府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和缺位造成的，对弱势群体公共服务供给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措施等都使二元化问题越发突出。
由此可见，对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挖掘不足，间接影响公共服务效率。开发区注重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再加上服务内在投入大而直接产出少的特性，使得开发区在明知公共服务供给重要性的同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有时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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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品；消费行为；结构化理论
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自给性消费水平高而边际消费倾向低这一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采取政府出资、政府主导的方式，容易产生行政行为的低效率。而且，在以往的理论分析中往往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公共品使用者——农民的行为意向经常是被忽略的，其结果是导致公共品供给难以符合农民的意愿。因此，研究农村公共品供给，需要将使用者的行为意向这一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本文应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农村居民的行为反应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并以一个失败的饮用水工程为例证，分析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使用者的心理结果和行为意向，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提出管理建议。
一、结构化分析框架
社会学理论认为，行动者个体不是被动服从于制度的安排，其对制度主观能动的反应能够导致制度的变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行为惯例
消费者行为是处于既定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中的，规则的制约可通过日常行为惯例表现出来。这里将行为惯例分离出文化导引和制度变迁两个维度。
1，文化导引。农耕文化已经根植于农村居民的心灵深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给自足”、‘重俭黜奢”等消费理念以生活惯例的形式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对于饮用水、烧柴等自然赋予的物品，农民一直持有无偿使用的观念。
2．制度变迁。免费用水等消费陨例体现出的是村庄中的传统消费制度。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公共品供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要或多或少的付费，这与原有的消费惯例相冲突。在制度变迁中，农民的行为会做出适应性反应，他们的行为后果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
(二)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
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是在文化导引和社会比较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归结为特定的农民理性。
1．社会比较。现代传媒和农民工的流动所带来的外部信息正在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开始向往健康、舒适的生活模式。对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农村居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公共品供给提高生活品质。当然，较高期望也往往会导致较高的失望和不满，在经历公共品供给失败之后，他们将会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2．农民理性。农民理性是农民采取行为的心理基础。Scott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林毅夫认为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我们认同林毅夫的观点，农民在外部条件限制下，会按照传统惯例做出消费行为，但在外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呈现理性经济人的特征。
(三)消费行为
按照吉登斯提出的行动者的分层模型，消费行为是由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合理化及动因所构成的一系列过程。
1．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农村居民不仅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而且对公共品的供应者存在同样的行动期望。他们会根据公共品消费的后果和其他人的反应来不断地反思、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
2．行动的合理化。农村居民对公共品消费行为始终保持着理论性的理解，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消费行为做出合理化的解释。
3．行动的动因。传统消费惯例以及具有农民理性特征的心理和行为运作机制会形成特定的行动动因。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特定的行动动因会驱动农村居民采取符合理性的行为。
(四)意外的行动后果
受自身能力和信息的限制，消费者有意图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意外的后果。公共品的消费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失败，而且农村居民会将这种消费失败归因为公共品供给决策和管理的不当，并根据这种后果决定未来的行为。
(五)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
未被农村居民预料到的意外后果会以反馈的形式成为以后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换言之，这些意外后果会促发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当然，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可能是继续合作，也可能是退出公共品的消费过程。
二、一项饮用水工程的例证
(一)工程介绍
该饮用水工程位于长春地区东南部，该地区居民一直饮用浅层地下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水要求。工程始建于2001年，覆盖7个相互毗邻的自然村落，为407个农户2187人供水。水源为深层地下水，采取深水机井汲取的方式，通过铺设地下管线将水引到407个农户家中。资金来源分为财政拨款和农户自筹两部分，市县两级财政共出资20万元，每个农户支付350元的管网费，在运营之后，每户每年需支付3．5元的管理费。管网的铺设采取农民出义务工的形式，农民和工程部门都不需要付费。
(二)消费规则的变化
在传统封闭的村庄生活中，自给自足是最合理的生存选择。饮用水一类资源在村民的心里认同为自然的赐予，吃水不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饮用水工程出现之前，村民曾经用两种方式汲取饮用水，早期的公共水井和后来的各户自用的手压井。在饮用水工程之后，以前存在的不花钱饮水的惯例则发生变化，以后的岁月中，吃水要支付少量的现金。
(三)农民的心理和行为
在‘重俭黜奢”的文化传统下，虽然低收人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除，但村民依然坚持朴素的生活方式。虽然村庄中的水质不好，但是一代代人就是在这方水土里成长，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谁会投人大笔资金改善饮用水质量。不过，由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现代传媒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开始向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深水机井的费用较高，需要2000元，很多农户都搁置了打深水机井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水质不好，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动用2000元来改善的程度。在新的规则之下，每户要支付350元的管网费，每户每年要交纳3．5元的管理费。与打深水机井相比，要便宜的多，支付成本相当于打一口浅水井的费用。因此，村民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吃水规则。
(四)意外的后果
该工程将水源地选择在一处适应打深水机井的低洼地带，以保证未来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工程于2001年秋季完工并开始正式供水，整个秋季和冬季该工程都正常运行。但在2000年前后，正是农村种植水稻收益高于玉米的时候，在水源地周围，十几户农民将原来的旱田改成水田，并且灌溉用水也是采取深水机井的方式。2002年夏天的降水较正常年景大幅减少，水田灌溉用水增多，地下水过度开采，饮用水工程由于水源不足出现供水中断隋况。在整个夏季，饮用水工程处于半停业状态。在停水的时候，农民们重新启用了自家的手压井。在夏季用水高峰期之后，饮用水恢复正常供应。但在年底，在工程部门收取管理费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分歧。分歧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户认为整个夏季的间歇性供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变，责任在于工程部门，所以．不应该交纳管理费，而工程管理人员认为间歇性供水属于不可预测事件，不应该涉及到管理费的正常收取；二是农户认为他们交纳的钱是350多元，应该得到很好的服务，目前的服务质量不能令他们满意，而工程部门认为先前交纳350元是管网费，与管理费无关，每户每年3．5元的管理费已经很低了，即便偶尔中断供水，农户也没有不交的理由。双方争执不下，农户不能得到在未来正常供水的承诺，很多农户拒绝交纳每人每户3．5元的管理费。因此，在该工程供水一年多之后，饮用水工程停止了运行。
(五)目前的状况
在饮用水工程停止运行之后，农户重新采用手压井的供水方式。饮用水工程部门撤离，机井和管线闲置。同期，粮食的市场价格出现变化，玉米价格持续走高，而水稻价格维持不变，种植玉米的收益高于种植水稻的收益，因此农户纷纷将水田改种玉米，地下水供应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饮用水水源不足问题已经不存在。但是，工程部门已经撤走，当地政府也没有重新运行饮水工程的计划。在农业税免除之后，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农民的收益提升。富裕的农户开始考虑提高生活质量，为提高饮用水品质，一些农户自家投资2000元开凿深水机井。尤其是盖新房的农户，在盖新房的同时，必定选择开凿深水机井。当然，大多数农户还是引用浅层地下水。
(六)未来的趋势
在过去，农村居民饮用水经历了公共水井和自家手压井两个阶段，而未来的趋势如何还很难预料，但必定是以下两种模式之一：一种是农户采取个体行为方式，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口深水机井，就如同现在每家每户拥有一口手压井一样。这种模式符合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但是成本较高。另一种模式是依靠国家投资或者是引导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做法，兴建饮用水工程，集中供水。这种模式与自给自足的生活传统相违背，但具有规模效应，成本较低。
三、研究结论和局限
(一)研究结论
1．面对消费规则的变化，农村居民会选择适应性行为。传统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对传统消费行为予以理解和引导。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消费意愿。
2．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往往具有行政行为的低效率的特征，从项目的投资到后续的管理往往缺少科学性和持续性。而公共品的质量与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共品供给质量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满意程度。一个失败的尝试可能促使农村居…民回归到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下，而这种消费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是不经济的。
3．农户具有分散行动的传统，一些农户会在某些公共品供给的领域自行采取行为，比如说农户打深水机井的行为。而公共品的提供属于集体行为，在未来的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富裕的农户可能会拒绝参与公共品工程，因为他们已经自行解决了类似于饮用水问题。因此，公共品供给的时机应该是恰当的，时机过迟可能失去对部分农户的吸引力，在参与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公共品的规模效益无法充分的发挥。
大学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一：经济管理问题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经济管理中供给与需求、公用与私用、计划与市场，以及经济管理文化的核心部分即理念、使命、目的和价值观标准，构建了一个经济管理的系统模型图。提出在共生共荣的理念下，沿着更快乐、更好、更健康、更持久的轨道，持续改进公用与私用、计划与市场等体制和机制，来实现正确、合理的供给与需求，以达到幸福圆满的目的。
关键词：经济管理;供给与需求;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价值观
经济管理中的许多问题已在几千年经济管理实践中做了充分的探索，一些先哲们也提出了很多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尤其是经济管理作为一门学问出现后更是被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及真理性的火花。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经济管理这门学问的开路先锋。本文的探讨仅限于供给与需求、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价值观及其管理模型，这些探讨是初步的，也是浅显的，仅供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实践家参考，并给予批评指正。
一、供给与需求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如何扩大供给、提高效能和效率等问题，许多学者都做了深入充分的研究，作者在这里仅就某些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以使供给与需求这个基本问题得以更全面地认识和解决。问题一：有一部分供给是无需求的，有一部分需求是不应该供给的。比如：污染的空气、水等的供给，不是人们的需求;而人们对毒品、贪欲等的需求是不应该供应的，也就是说现行经济学上的供给与需求理论需要对供给与需求做出前提性原则要求。问题二：基本供给与需求是前提。比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空气、水、阳光、土壤、种子等等这些基本生存条件。其他的供给与需求必须在不影响这些基本供给与需求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的解决，尤其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孔子曰：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现在数量巨大的武器等非基本供给与需求的大量存在，已严重影响人们基本生存条件，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因而，必须对这些非基本供给与需求进行调整，设定界限。问题三：《增长的极限》向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更健康、更持久的生存等应引起高度警醒，人们不能像受了惊的野马、失控的火车，只知道一味地追求快，现在的环境污染、核武器、资源枯竭、经济危机无处不在警示我们来反思现在的发展道路和生存方式，如果不给受惊的野马带上嚼子、不给失控的火车加上制动，便是死路一条，因而更健康、更持久的生存问题如不采取硬措施和强大手段是解决不好的。当然，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在艰辛探索中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说过失败是成功之母，人类社会正是在吸取失败教训之上而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以前的失败都不具有毁灭性，现今人类社会具有毁灭地球的能力，这种失败就没有机会吸取教训了，我们有句话叫成功是失败之父。如果我们沾沾自喜已有的成功，而无视存在的巨大危险，就离毁灭性失败不远了。如果还寄希望于移居其他星球和开发太空这样的梦想，并为此而行动，只能叫疯狂。《圣经》说上帝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我们原来还有这样的逻辑：落后就要挨打，因而我们要先进、要强大。我们不禁要问：先进、强大后去干什么呀?这不是正确的逻辑。因而更健康、更持久的供给和需求是需要重视的第三个问题。
二、公有与私有
公有与私有的争论持续了多少年，又实践了多少年?现在看来人类社会的哪个阶段都没有纯之又纯的公有和私有，只是公有多一点还是私有多一点，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是经济管理两种体制性因素，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就像计划与市场一样是经济管理的两种机制性因素，也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公有与私有的概念不知从何而来，现在想来，什么东西能够公有与私有呢?比如一个人，可以完全归他自己私有吗?显然不可以;社会中的一个人还应归家庭、组织、社会公有，但又不是全部归公有。因此，连一个人的身体如果都不能完全归个人私有或完全归公有，其他东西不更是如此吗?实际上，任何东西都没有完全的公有与私有。这里提出一种新想法，把公有与私有修改为公用与私用，因此任何东西都是公用多一点还是私用多一点的问题，谁用的好谁就多用点，用的不好就少用点。其实，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和生命，用的好，身体就健康，生命周期就长;用不好，身体闹疾病，生命周期就短。所以公用与私用，是多一点、少一点，用的好和用的差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哪些公用，哪些私用，哪些既公用又私用。关键是公用和私用匹配好、协调好，发挥出最佳作用，这才叫用得好，而不是公用与私用互不相容、一争高低的问题。
三、计划与市场
计划和市场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们在经济发展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人们把它们当做一种方法和手段，有时又当做一种体制和机制，时至今日仍有不同的认识。这里仅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首先，计划和市场不是政治和制度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当然也就成为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当它们上升为一种模式时，就成了一种体制和机制。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纯而又纯的计划或市场，而计划和市场也不是经济追求的目标。其次，计划和市场是解决问题的两种方法和手段，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各有利弊，应相互补充。实践看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是计划发挥作用大一点，还是市场发挥作用大一点，是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条件来确定的。再次，计划和市场如果成为一种模式的话，作者倾向于在这种模式中，计划更多地起到体制的作用，而市场更多地起到机制的作用。我们知道人是靠脚来走路、靠手来做事的，用手或用脚都是方法手段，都是人生存的重要工具，不可或缺;但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做什么事，实现什么目标，就不是脚和手的事了。作者认为，我们不应该争论计划和市场谁的作用大小问题，它们相辅相成，都是手段方法，都重要，如同人的脚和手。因而我们一方面要研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奋斗目标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更多地探索、研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领域、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条件下，哪些应当计划，哪些应当市场，哪些计划多一些，哪些市场多一些，并根据变化的情况随时做出调整，以此让计划和市场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好更大、更好、更持久、更正确的作用。
四、价值观
管理的对象是系统，系统的本质特征是整体性，整体性的表现首先是共生共荣，共生共荣不仅是系统共生或生命共同体，而且是共同繁荣或共同生存且繁荣，这是系统存在的前提，也是这种前提性理念的价值观标准。我们把这一理念和价值观标准称为旗帜或宗旨，管理实践中往往落实为一种制度，而理论上称为主义或思想。落实这种价值观标准，我们把这一系统的生存过程称为使命，对系统生存过程这一使命的相对逐渐进步性表述为更快乐、更好、更健康、更持久，我们经常把这一过程称为道路，这也成为过程使命的一种趋向性价值观标准。这一标准在不同层面和阶段可提出具体的表达方式，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文明等等。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人们的生存目的不是追求财富，也不是战胜自然，而是和自然和谐相处，因此由上面的理念和使命，必然的结果或目的就是幸福和圆满，即实现什么奋斗目标。经济或经济管理系统是人类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也必须在遵循这一理念、使命、目的或价值观标准的情况下，来展现自己的价值，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共生共荣的理念下，沿着更快乐、更好、更健康、更持久的轨道，持续改进公用与私用、计划与市场等体制和机制，来实现正确、合理的供给与需求，以达到幸福圆满的目的。这可能是趋向正确的模型和道路，希望更多的专家来进行实践和研究，以进行改进和完善，为人类社会系统探索出更光明的未来、更顺畅的过程、更美好的目的，并在实践中设计出更有效、更实际的工作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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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涛.管理哲学研究[M].北京：北京伯通电子出版社，2011：205-207
大学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二：农业经济管理创新思考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经济管理中供给与需求、公用与私用、计划与市场，以及经济管理文化的核心部分即理念、使命、目的和价值观标准，构建了一个经济管理的系统模型图。提出在共生共荣的理念下，沿着更快乐、更好、更健康、更持久的轨道，持续改进公用与私用、计划与市场等体制和机制，来实现正确、合理的供给与需求，以达到幸福圆满的目的。
关键词：经济管理;供给与需求;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价值观
经济管理中的许多问题已在几千年经济管理实践中做了充分的探索，一些先哲们也提出了很多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尤其是经济管理作为一门学问出现后更是被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及真理性的火花。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经济管理这门学问的开路先锋。本文的探讨仅限于供给与需求、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价值观及其管理模型，这些探讨是初步的，也是浅显的，仅供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实践家参考，并给予批评指正。
一、供给与需求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如何扩大供给、提高效能和效率等问题，许多学者都做了深入充分的研究，作者在这里仅就某些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以使供给与需求这个基本问题得以更全面地认识和解决。问题一：有一部分供给是无需求的，有一部分需求是不应该供给的。比如：污染的空气、水等的供给，不是人们的需求;而人们对毒品、贪欲等的需求是不应该供应的，也就是说现行经济学上的供给与需求理论需要对供给与需求做出前提性原则要求。问题二：基本供给与需求是前提。比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空气、水、阳光、土壤、种子等等这些基本生存条件。其他的供给与需求必须在不影响这些基本供给与需求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的解决，尤其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孔子曰：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现在数量巨大的武器等非基本供给与需求的大量存在，已严重影响人们基本生存条件，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因而，必须对这些非基本供给与需求进行调整，设定界限。问题三：《增长的极限》向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更健康、更持久的生存等应引起高度警醒，人们不能像受了惊的野马、失控的火车，只知道一味地追求快，现在的环境污染、核武器、资源枯竭、经济危机无处不在警示我们来反思现在的发展道路和生存方式，如果不给受惊的野马带上嚼子、不给失控的火车加上制动，便是死路一条，因而更健康、更持久的生存问题如不采取硬措施和强大手段是解决不好的。当然，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在艰辛探索中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说过失败是成功之母，人类社会正是在吸取失败教训之上而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以前的失败都不具有毁灭性，现今人类社会具有毁灭地球的能力，这种失败就没有机会吸取教训了，我们有句话叫成功是失败之父。如果我们沾沾自喜已有的成功，而无视存在的巨大危险，就离毁灭性失败不远了。如果还寄希望于移居其他星球和开发太空这样的梦想，并为此而行动，只能叫疯狂。《圣经》说上帝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我们原来还有这样的逻辑：落后就要挨打，因而我们要先进、要强大。我们不禁要问：先进、强大后去干什么呀?这不是正确的逻辑。因而更健康、更持久的供给和需求是需要重视的第三个问题。
二、公有与私有
公有与私有的争论持续了多少年，又实践了多少年?现在看来人类社会的哪个阶段都没有纯之又纯的公有和私有，只是公有多一点还是私有多一点，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是经济管理两种体制性因素，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就像计划与市场一样是经济管理的两种机制性因素，也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公有与私有的概念不知从何而来，现在想来，什么东西能够公有与私有呢?比如一个人，可以完全归他自己私有吗?显然不可以;社会中的一个人还应归家庭、组织、社会公有，但又不是全部归公有。因此，连一个人的身体如果都不能完全归个人私有或完全归公有，其他东西不更是如此吗?实际上，任何东西都没有完全的公有与私有。这里提出一种新想法，把公有与私有修改为公用与私用，因此任何东西都是公用多一点还是私用多一点的问题，谁用的好谁就多用点，用的不好就少用点。其实，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和生命，用的好，身体就健康，生命周期就长;用不好，身体闹疾病，生命周期就短。所以公用与私用，是多一点、少一点，用的好和用的差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哪些公用，哪些私用，哪些既公用又私用。关键是公用和私用匹配好、协调好，发挥出最佳作用，这才叫用得好，而不是公用与私用互不相容、一争高低的问题。
三、计划与市场
计划和市场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们在经济发展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人们把它们当做一种方法和手段，有时又当做一种体制和机制，时至今日仍有不同的认识。这里仅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首先，计划和市场不是政治和制度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当然也就成为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当它们上升为一种模式时，就成了一种体制和机制。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纯而又纯的计划或市场，而计划和市场也不是经济追求的目标。其次，计划和市场是解决问题的两种方法和手段，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各有利弊，应相互补充。实践看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是计划发挥作用大一点，还是市场发挥作用大一点，是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条件来确定的。再次，计划和市场如果成为一种模式的话，作者倾向于在这种模式中，计划更多地起到体制的作用，而市场更多地起到机制的作用。我们知道人是靠脚来走路、靠手来做事的，用手或用脚都是方法手段，都是人生存的重要工具，不可或缺;但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做什么事，实现什么目标，就不是脚和手的事了。作者认为，我们不应该争论计划和市场谁的作用大小问题，它们相辅相成，都是手段方法，都重要，如同人的脚和手。因而我们一方面要研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奋斗目标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更多地探索、研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领域、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条件下，哪些应当计划，哪些应当市场，哪些计划多一些，哪些市场多一些，并根据变化的情况随时做出调整，以此让计划和市场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好更大、更好、更持久、更正确的作用。
四、价值观
管理的对象是系统，系统的本质特征是整体性，整体性的表现首先是共生共荣，共生共荣不仅是系统共生或生命共同体，而且是共同繁荣或共同生存且繁荣，这是系统存在的前提，也是这种前提性理念的价值观标准。我们把这一理念和价值观标准称为旗帜或宗旨，管理实践中往往落实为一种制度，而理论上称为主义或思想。落实这种价值观标准，我们把这一系统的生存过程称为使命，对系统生存过程这一使命的相对逐渐进步性表述为更快乐、更好、更健康、更持久，我们经常把这一过程称为道路，这也成为过程使命的一种趋向性价值观标准。这一标准在不同层面和阶段可提出具体的表达方式，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文明等等。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人们的生存目的不是追求财富，也不是战胜自然，而是和自然和谐相处，因此由上面的理念和使命，必然的结果或目的就是幸福和圆满，即实现什么奋斗目标。经济或经济管理系统是人类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也必须在遵循这一理念、使命、目的或价值观标准的情况下，来展现自己的价值，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共生共荣的理念下，沿着更快乐、更好、更健康、更持久的轨道，持续改进公用与私用、计划与市场等体制和机制，来实现正确、合理的供给与需求，以达到幸福圆满的目的。这可能是趋向正确的模型和道路，希望更多的专家来进行实践和研究，以进行改进和完善，为人类社会系统探索出更光明的未来、更顺畅的过程、更美好的目的，并在实践中设计出更有效、更实际的工作模型。
参考文献：
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笔者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整套认识和建议，力求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并对为实现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表述的“中国梦”现代化目标提供理论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而引出的基本认识，就是中国为完成十三五“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任务并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并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命题。
“新供给”是对已有主流经济学成果的“破”和“立”
（一）“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层面考察，人们普遍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于“千年之交”后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无像样的预测，又无有效、有力的经济学解释与对策思路？如何以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的不凡发展与艰巨转轨进程？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
第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存在不对称}生。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又存在共同的失误，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需求侧的分析以及“需求管理”政策主张，都忽视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问题。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其理论框架是基于“完全竞争”这一前提假设的，实际上是拒绝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美国在应对滞胀时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的系统性明显不足，其主张还是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考虑在分散的市场主体中如何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并且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的分析――因为美国不像中国必须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自然也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而且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的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以长期容忍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这在他们的教科书里找不出清楚的依据，但在实践中却得到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操作是教科书从来没有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一开始，美国调控当局没有对雷曼兄弟公司施以援手，后来总结经验，对“两房”、花旗、通用分别施以援手，这种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供给操作，给予了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非常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尽管美国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践却可圈可点：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二）“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经济学需要强化对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在基础理论层面，应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特征，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需求的意义当然不可忽视――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可用资源――但对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引导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的视角来看，经济学研究应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及其供给能力、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这样就具有了理论的普适性，也特别适用于解释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总量调控为基本要领的“需求管理”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正视现实，加强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应明确将“非完全竞争”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只可称为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需要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一市场”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的难题。过去经济学认为“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对此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前提下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这就需加入供给侧因素作深入研究。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在认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市场、政府、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政府、市场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到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物质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实为人际关系的制度供给问题应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
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相对充分，将来应在供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的现实中，就是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人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和“塔西佗陷阱”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
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框架下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的是由需求侧“原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相关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的优化问题。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有效制度供给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统领全局，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济社会转轨升级。一句话，就在于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对接“全面小康”、联通“中国梦”。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适度扩大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
“双转”：人口政策从放开城镇“一胎化”管制逐步转向适当鼓励生育，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
“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发挥他们的潜力。此外，应重视在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之下寻求共赢。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
“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打造国家“软实力”；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以供给侧改革服务全局
关键词：府际关系；公共服务；供给困境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8月21日
一、导言
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阶级冲突日益尖锐，德国政策学派诞生，瓦格纳在其财政学领域提出公共服务，开始关注低收入者的问题。20世纪初，法国学者狄骥最早提出公共服务的具体概念，他指出公共服务与社会团结稳定的实现和促进是密不可分的，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来进行规范和控制，政府规制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性被提上日程。一般来讲，对公共服务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把公共服务看成静态的物品，即把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或公共产品以及公共物品等同，它是伴随着“公共物品”概念的演变而来；二是把公共服务看成动态的过程，即把公共服务看成是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物品的活动及过程。公共服务供给可以简单的看成是相关活动主体在提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提品和物品的种类、质量、需要的资源以及如何安排生产和提供，等等。
20世纪90年代开始，府际关系占据了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研究的重要位置。府际关系即政府间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各地区同级政府间关系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其本质是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谢庆奎教授认为各级、各类政府除了具有追求公共利益的动机之外，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政府部门是公共服务供给最大的主体，政府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至关重大的影响。从府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公共服务问题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途径和切入点。府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一致的，研究内容有很多重复之处，研究目的都是在合作中寻求一种高效率。严强（2008）在《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了府际关系研究与公共服务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府际关系研究的焦点应该放在目前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问题上。他特别强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所出现的过度竞争问题，并且指出这种过度竞争的政府间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内公共设施和具体政策的供给；二是跨区域的公共资源的配置。
因此，对于府际间公共服务的研究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当前我国城镇化、区域化建设的背景下，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对经济社会的建设愈来愈重要。提高我国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发挥资源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是促进区域合作治理、促进整体性和协作性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府际关系的类型，可以将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研究分为“对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和“对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
二、对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
国内外对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角度展开的，涉及到“经济人”假设和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等。我国纵向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具体研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并以税收关系为主线。已有的文献并没有明确研究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相关问题主要是在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划分“财权”和“事权”时体现出来的，其中在具体研究财政关系时，涉及到政府间公共服务的提供职责和相关的供给问题。
纵向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中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研究并不是很成熟，研究仅涉及到公共服务提供的权责以及供给模式等。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演变来分析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张光教授（2010）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的文章中梳理了中央和地方在不同阶段的具体的财政关系状况，政府间财政关系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央计划阶段（1949～1978）：在这一时期，全国财政“统收统支”，地方政府类似于中央政府的人，执行由中央指派的任务，没有财政自；财政包干阶段（1979～1993）：国家政府间财政关系呈现“分灶吃饭”的特征，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开，收支预算保持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状态；分税制阶段（1994年至今）：根据事权与财权结合的原则，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界定了支出责任、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财权体现了事权，对应不同阶段，中央和地方的事权都有所不同并根据财权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楼继伟（2013）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一书中认为，目前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本该中央负责的事务变成了地方管，该地方管的事务成了中央的负担，中央和地方之间重复的事务太多。这就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央和地方都不能很好地发挥其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优越性，反而还会凸显出很多管理问题。依据楼继伟教授对事权分配的效用外溢性、信息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性的原则，外部性越强的公共事务，事权越应该集中于上级政府；而信息越复杂的公共事务，事权就越应下放给地方政府进行管理。
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主要涉及到制度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性大型公共服务的供给。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让利放权”的“行政性分权”成为改革的主基调，府际关系研究中更加强调地方分权制度的建立、促进地方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多中心合作制度的完善。由于中央在行政上依赖地方的支持和合作，以更好地制定和落实具体政策，地方在财政上依赖于中央；同时，中央还依赖地方进行制度性创新和政策试验，地方在立法上受制于中央，因此要加强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合作。由此，纵向府际间合作是解决纵向公共服务的主要途径，目前省直管县、市管县等等都是加强纵向合作、革新政府管理的具体呈现。纵向政府间合作既能发挥地方政府信息接收的优越性，也能发挥上级政府的资源统筹调配的能力。
三、对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
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主要体现在城市群或区域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府际间公共服务提供的基本内涵；二是着力探讨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具体问题与成因；三是关注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路径和保障机制等。
（一）府际间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学者们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城市群理论、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理论、博弈论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研究以区域性公共服务研究为主，其内涵研究包括定义、特点、分类以及供给主体等。
柳春慈（2010）和姜辉（2012）曾在他们关于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文章中指出，“区域性公共物品的效用覆盖范围是基于自然地理因素、政治经济因素、文化传统因素等而联系在一起的跨越多重行政辖区的地域范围，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认为区域性公共产品除了具备一般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共性以外，还具备自身的特征。区域性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地域依赖性以及辖区外溢性，它的涉及范围更广、投入产出规模更多、需求与供给的主体更加复杂和多元，同时其受益群体也因范围和界限的不确定而发成较大的变化。区域公共服务除了具有一般公共服务的普遍性以外，还具有外部性、渗透性和区域性的特殊性质。王佃利和任宇波（2009）指出，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特征包括受益范围的局限性，供给中较强的“搭便车”行为以及供给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按照不同标准和角度，区域性公共服务能够被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吴长剑与谢礼圣（2007）根据区域公共物品的特性，认为区域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区域性纯粹公共产品或集体物品、区域性收费产品或俱乐部产品，以及区域性公用产品。王佃利（2009）则从广义上划分了区域性公共物品的种类，具体分为基础设施类区域公共物品和制度类区域公共物品两大类。钱海梅（2009）的文章中，则根据公共服务在具体的经济范围内所发生作用的差别，把区域性公共服务划分为区域独占型、区域关联型和区域共享型公共服务三个层次，区域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关联型和共享型公共服务。
（二）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问题与成因。现阶段，我国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快速增加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再加上区域发展不平衡、行政管理体制条块分割以及财税体制不合理等问题，我国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
殷婷婷（2010）在其硕士论文《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对策选择研究》中用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问题，指出造成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区域内相互冲突的体制、绩效评价体系的具体缺陷、政府间相互关系难以协调和各级各类政府利益博弈等。蒋辉（2012）在研究民族地区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时指出：民族地区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面临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条件难以满足；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区域之间缺乏协调或协调不力，地方政府各行其是；财税体制不尽合理，地方政府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同时，供给模式以政府垄断占主导，市场和社会供给模式欠缺，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既难以表达也难以得到满足等突出问题。
由于区域性公共服务外部效应的溢出性，各级、各类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容易陷入“猎鹿困境”，区域公共产品供应出现困境、供给不足，这对我国当前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提出挑战。目前区域公共服务供给面临以下主要矛盾：公共服务的多样性需求与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和资源配置不合理之间的矛盾；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单一性与多元市场经济供给主体之间的矛盾；管理主体交叉性与构建“大部制”之间的矛盾；供给方式的分散性与公共服务的“无缝隙”需求之间的矛盾。
（三）完善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途径。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府际公共服务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策略应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转变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理念；二要完善区域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机制；三是构建多元主体合作供给的模式。
政府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徐君君（2010）在《区域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博弈分析》中指出政府博弈行为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并提出要通过订立合同约束政府行为并且树立政府间不断博弈和互相信任的观念，同时还应该加强和完善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利益表达机制。王佃利和任宇波教授（2009）则从政府创新合作机制的角度出发，提出具体的创新路径可以从利益表达、跨区域合作、制度化建设以及绩效考核这四个方面进行。政府是处理和解决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主体，走出困境的重点在于加强府际合作（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地方政府间必须建立伙伴关系，合力配置和整合资源和行动，以发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合力，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
市场是除政府之外的又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市场营利组织可以根据市场的具体需求，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等准公共物品，既能克服政府部门供给公共服务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的弊端，又能实现较高的收益。发挥市场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优越性是创新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途径之一。杜洪壮（2010）在《地方服务的多元供给》中指出要进行社会资源的多元化整合，对于市场的营利性组织，要促进公共服务资金投入，完善公共服务竞争网络，提高供给公共服务的效率。总之，完善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路径是综合发挥多个供给主体的优越性和合力。
四、目前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当前国内学者们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不仅为中国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解释，也为促进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率追求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但是，目前的研究仍有大量亟待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在纵向关系上，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在于争论政府间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以及对于“央地关系”中财税关系的探讨，研究仅能涉及比较宏观的浅层次的公共服务提供权责的分析。
在横向关系上，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以区域和城市群公共产品的提供为主，涉及相对较广的研究范围，但大多换汤不换药，提出的问题亦大同小异，解决措施的可实施性不强。研究忽视了对地方政府职能的重塑，也忽视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对公共利益的背离。同时，研究缺乏对微观个案的具体分析，现实应用价值不大。
五、结语
随着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以及地区之间交流越来越多，府际关系、府际管理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涉及到整体性治理、协作政府、网络化治理等当前研究较为热门的讨论内容。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是府际管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府际管理的效率。提高我国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发挥资源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是促进区域合作治理、促进整体性和协作性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府际间公共服务的具体特征，其较大的辖区外溢性使得府际间公共服务提供存在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的问题。解决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尤其是区域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重点在于加强府际合作，同时也应发挥市场营利组织和志愿性非营利组织的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1]殷婷婷.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对策选择研究[D].山东大学，2010.
[2]吴博.雾霾协同治理的府际合作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3]王惠娜.区域合作困境及其缓解途径――以深莞惠界河治理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4.1.
[4]张紧跟.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J].学术研究，2015.2.
[5]张紧跟.从抗争性冲突到参与式治理：广州垃圾处理的新趋向[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关键词：公共品；消费行为；结构化理论
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自给性消费水平高而边际消费倾向低这一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采取政府出资、政府主导的方式，容易产生行政行为的低效率。而且，在以往的理论分析中往往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公共品使用者——农民的行为意向经常是被忽略的，其结果是导致公共品供给难以符合农民的意愿。因此，研究农村公共品供给，需要将使用者的行为意向这一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本文应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农村居民的行为反应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并以一个失败的饮用水工程为例证，分析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使用者的心理结果和行为意向，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提出管理建议。
一、结构化分析框架
社会学理论认为，行动者个体不是被动服从于制度的安排，其对制度主观能动的反应能够导致制度的变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行为惯例
消费者行为是处于既定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中的，规则的制约可通过日常行为惯例表现出来。这里将行为惯例分离出文化导引和制度变迁两个维度。
1，文化导引。农耕文化已经根植于农村居民的心灵深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给自足”、‘重俭黜奢”等消费理念以生活惯例的形式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对于饮用水、烧柴等自然赋予的物品，农民一直持有无偿使用的观念。
2．制度变迁。免费用水等消费陨例体现出的是村庄中的传统消费制度。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公共品供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要或多或少的付费，这与原有的消费惯例相冲突。在制度变迁中，农民的行为会做出适应性反应，他们的行为后果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
(二)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
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是在文化导引和社会比较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归结为特定的农民理性。
1．社会比较。现代传媒和农民工的流动所带来的外部信息正在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开始向往健康、舒适的生活模式。对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农村居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公共品供给提高生活品质。当然，较高期望也往往会导致较高的失望和不满，在经历公共品供给失败之后，他们将会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2．农民理性。农民理性是农民采取行为的心理基础。scott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林毅夫认为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我们认同林毅夫的观点，农民在外部条件限制下，会按照传统惯例做出消费行为，但在外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呈现理性经济人的特征。
(三)消费行为
按照吉登斯提出的行动者的分层模型，消费行为是由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合理化及动因所构成的一系列过程。
1．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农村居民不仅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而且对公共品的供应者存在同样的行动期望。他们会根据公共品消费的后果和其他人的反应来不断地反思、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
2．行动的合理化。农村居民对公共品消费行为始终保持着理论性的理解，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消费行为做出合理化的解释。
3．行动的动因。传统消费惯例以及具有农民理性特征的心理和行为运作机制会形成特定的行动动因。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特定的行动动因会驱动农村居民采取符合理性的行为。
(四)意外的行动后果
受自身能力和信息的限制，消费者有意图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意外的后果。公共品的消费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失败，而且农村居民会将这种消费失败归因为公共品供给决策和管理的不当，并根据这种后果决定未来的行为。
(五)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
未被农村居民预料到的意外后果会以反馈的形式成为以后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换言之，这些意外后果会促发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当然，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可能是继续合作，也可能是退出公共品的消费过程。
二、一项饮用水工程的例证
(一)工程介绍
该饮用水工程位于长春地区东南部，该地区居民一直饮用浅层地下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水要求。工程始建于2001年，覆盖7个相互毗邻的自然村落，为407个农户2187人供水。水源为深层地下水，采取深水机井汲取的方式，通过铺设地下管线将水引到407个农户家中。资金来源分为财政拨款和农户自筹两部分，市县两级财政共出资20万元，每个农户支付350元的管网费，在运营之后，每户每年需支付3．5元的管理费。管网的铺设采取农民出义务工的形式，农民和工程部门都不需要付费。
(二)消费规则的变化
在传统封闭的村庄生活中，自给自足是最合理的生存选择。饮用水一类资源在村民的心里认同为自然的赐予，吃水不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饮用水工程出现之前，村民曾经用两种方式汲取饮用水，早期的公共水井和后来的各户自用的手压井。在饮用水工程之后，以前存在的不花钱饮水的惯例则发生变化，以后的岁月中，吃水要支付少量的现金。
(三)农民的心理和行为
在‘重俭黜奢”的文化传统下，虽然低收人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除，但村民依然坚持朴素的生活方式。虽然村庄中的水质不好，但是一代代人就是在这方水土里成长，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谁会投人大笔资金改善饮用水质量。不过，由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现代传媒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开始向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深水机井的费用较高，需要2000元，很多农户都搁置了打深水机井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水质不好，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动用2000元来改善的程度。在新的规则之下，每户要支付350元的管网费，每户每年要交纳3．5元的管理费。与打深水机井相比，要便宜的多，支付成本相当于打一口浅水井的费用。因此，村民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吃水规则。
(四)意外的后果
该工程将水源地选择在一处适应打深水机井的低洼地带，以保证未来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工程于2001年秋季完工并开始正式供水，整个秋季和冬季该工程都正常运行。但在2000年前后，正是农村种植水稻收益高于玉米的时候，在水源地周围，十几户农民将原来的旱田改成水田，并且灌溉用水也是采取深水机井的方式。2002年夏天的降水较正常年景大幅减少，水田灌溉用水增多，地下水过度开采，饮用水工程由于水源不足出现供水中断隋况。在整个夏季，饮用水工程处于半停业状态。在停水的时候，农民们重新启用了自家的手压井。在夏季用水高峰期之后，饮用水恢复正常供应。但在年底，在工程部门收取管理费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分歧。分歧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户认为整个夏季的间歇性供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变，责任在于工程部门，所以．不应该交纳管理费，而工程管理人员认为间歇性供水属于不可预测事件，不应该涉及到管理费的正常收取；二是农户认为他们交纳的钱是350多元，应该得到很好的服务，目前的服务质量不能令他们满意，而工程部门认为先前交纳350元是管网费，与管理费无关，每户每年3．5元的管理费已经很低了，即便偶尔中断供水，农户也没有不交的理由。双方争执不下，农户不能得到在未来正常供水的承诺，很多农户拒绝交纳每人每户3．5元的管理费。因此，在该工程供水一年多之后，饮用水工程停止了运行。
(五)目前的状况
在饮用水工程停止运行之后，农户重新采用手压井的供水方式。饮用水工程部门撤离，机井和管线闲置。同期，粮食的市场价格出现变化，玉米价格持续走高，而水稻价格维持不变，种植玉米的收益高于种植水稻的收益，因此农户纷纷将水田改种玉米，地下水供应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饮用水水源不足问题已经不存在。但是，工程部门已经撤走，当地政府也没有重新运行饮水工程的计划。在农业税免除之后，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农民的收益提升。富裕的农户开始考虑提高生活质量，为提高饮用水品质，一些农户自家投资2000元开凿深水机井。尤其是盖新房的农户，在盖新房的同时，必定选择开凿深水机井。当然，大多数农户还是引用浅层地下水。
(六)未来的趋势
在过去，农村居民饮用水经历了公共水井和自家手压井两个阶段，而未来的趋势如何还很难预料，但必定是以下两种模式之一：一种是农户采取个体行为方式，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口深水机井，就如同现在每家每户拥有一口手压井一样。这种模式符合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但是成本较高。另一种模式是依靠国家投资或者是引导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做法，兴建饮用水工程，集中供水。这种模式与自给自足的生活传统相违背，但具有规模效应，成本较低。
三、研究结论和局限
(一)研究结论
1．面对消费规则的变化，农村居民会选择适应。传统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对传统消费行为予以理解和引导。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消费意愿。
2．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往往具有行政行为的低效率的特征，从项目的投资到后续的管理往往缺少科学性和持续性。而公共品的质量与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共品供给质量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满意程度。一个失败的尝试可能促使农村居…民回归到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下，而这种消费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是不经济的。
3．农户具有分散行动的传统，一些农户会在某些公共品供给的领域自行采取行为，比如说农户打深水机井的行为。而公共品的提供属于集体行为，在未来的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富裕的农户可能会拒绝参与公共品工程，因为他们已经自行解决了类似于饮用水问题。因此，公共品供给的时机应该是恰当的，时机过迟可能失去对部分农户的吸引力，在参与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公共品的规模效益无法充分的发挥。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来研究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题：一是介绍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演变过程并探讨这一理论对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启示[1-3]；二是分析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中的应用问题[4-6]；三是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一些具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如刘海英等[7]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了我国农村水利设施的供给效率问题。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以期为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提供借鉴。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基本内容
“多中心”这一概念是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博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继承了迈克尔?博兰尼的多中心思想，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共同创立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因其公共治理研究的杰出成就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事务治理比较有效的路径是政府治理或通过市场机制引入私人部门来治理，而多中心治理理论打破了这一传统思维，提出在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有效治理方式：一群相互依赖的人构成的群体有可能在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搭便车”和规避责任的诱惑下，通过合作和竞争将自己组织起来，抛弃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或市场治理方式，进行自主治理，从而使所有人共同获益。归纳起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在公共物品供给事务中存在着众多地位平等的参与主体，这些相互独立的主体共同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过程、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拥有独立的官方地位，平等地享有规则制定权和规则执行权，没有任何个人或者群体可以凌驾于其他参与主体或共同规则之上。在多中心治理框架下，各个参与主体共同决定公共事务的治理规则，共同决定生产、分配的办法和原则，并相互监督规则的执行；多个生产者共同参与，提供功能相近、性质相似的公共物品，从而建立起公平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迫使生产者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及时适应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化，社区居民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任何生产者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
第二，多中心治理理论要求政府部门、盈利性组织、公益性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公共物品供给过程和综合应用多种治理手段。传统公共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垄断供给模式，二是市场供给模式。这两种模式实质上都是单中心治理模式，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政府垄断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产品品种单一，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多种偏好，政府预算规模不断扩大，使财政不堪重负，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官员腐败招致居民不满。而市场供给模式中的公共物品生产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可能会导致公共性缺失和公共利益不足的问题。而多中心治理理论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既肯定政府和市场在公共事务处理中的作用，又强调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多种治理方式的运用，既发挥政府部门公共性强、拥有资源多的优势，又利用盈利性组织对消费者的回应性强、管理效率高的优势，同时发挥公益性组织公益性强、专业性强的优势，以及社区居民参与广泛的优势，可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手段，从而实现多个主体对于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
第三，多中心治理理论要求政府部门在公共物品供给事务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并转变管理方式。多中心治理理论虽反对政府部门垄断公共物品供给事务，但并不要求政府部门从公共物品供给领域退出，把公共物品供给责任让渡给民间部门，而是要求政府部门转变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责任与管理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多中心治理模式并没有减轻政府责任，反而加重了政府部门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协调责任。在多中心治理框架下，政府不再扮演唯一的决策者和唯一的公共物品供给者角色，而只是公共物品供给管理中与其他参与主体地位平等的一个主体，更多地扮演着发起人、协调人或者中介者的角色。政府部门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管理方式也从以往的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主要任务不再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制定和直接生产，而是制定多中心治理的宏观制度框架，以及激励和约束参与者行为的规则，同时运用政府部门在社会事务管理中的权威地位和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提供法律、政策依据，整合多种资源参与公共物品供给。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适用性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长期以来采用政府单一供给模式，私人部门、非盈利组织和农民自身参与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低下。根据公共物品供给理论，对于受益范围不同的公共物品应当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对于那些受益范围仅限于本辖区村民的农村公共物品，尤其是公共池塘类农村公共物品，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这一模式能够调动包括政府、私人部门、非盈利组织以及农户所拥有的资源，从而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
首先，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符合农民的需求。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采用的主要是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农民对于公共物品的意愿常常不被政府决策部门了解，政府部门总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因此导致出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一些农民需求较少的公共产品供给较多，如近些年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的一些职业技能培训，由于培训内容不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培训常常流于形式，没有实效；一些地区建设的形象工程徒有其表，没有给农村居民带来实惠。另一方面，一些农民有迫切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例如，农田水利设施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供给不足，影响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和医疗设施落后，导致农村居民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多中心治理模式能够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决策机制，从而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更好地满足农民需求。
其次，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形成农村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机制，能够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供给水平偏低的状态，政府的单一供给模式是导致此种状态的主要原因。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我国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另外，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主要资金来源的制度外筹资渠道也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县、乡政府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能力大为消减，尤其是那些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大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更是难以为继。最近几年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县、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仍然不容乐观。多中心治理模式为私人部门、非盈利组织和农户参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了更为宽松和公平的参与机会，有助于缓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资金匮乏问题。尤其是，对于我国目前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私人部门，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为他们提供新的投资选择，私人部门可以通过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投资，实现既能获取一定利润又能回报社会的投资目的。
第三，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提高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生产、使用的管理水平，提高供给效率。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着公共资金管理混乱、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制度外筹资，这些资金的使用决策缺乏科学性，使用过程缺乏严格的控制监督，导致农民亟需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一些用处不大的公共物品却耗费了大量资金，有些公共资金甚至成了基层干部的小金库，被用于私人开支。多中心治理模式将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更多地下放给农村自主组织和农民个人，使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农村公共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过程中来，把农村居民从公共物品的被动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种身份的统一体，这种身份的转变可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和积极性。由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涉及到农民自身的切身利益，所以农村居民有更高的积极性来管理和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使农村公共资金的使用决策更加透明和科学，从而提高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第四，多中心治理模式为各参与主体的平等合作提供了新路径，有助于提高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决策的民主化程度。要提高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单纯依赖完善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是不够的，还应推动政府部门、私人部门、非盈利组织与农民的平等合作，尊重各类组织和各阶层民众的意见，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以提高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决策中心的下移和分散，使决策和控制在多层次展开，鼓励在自主治理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合作和竞争，在多主体共同治理的基础上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这种治理模式由于决策民主化程度比较高，因而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大多数人意见的决策。此外，多中心治理模式充分考虑了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复杂性、时效性和地域差异性，通过多主体合作处理公共事务问题，能够利用更多的信息和资源，适应性和回应性比较强，在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提供比较符合民众需求的农村公共物品。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局限性
奥斯特罗姆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发现，在摆脱自然状态进入自主治理的过程中，众多参与主体成功达至自主合作治理需要满足以下八项原则：清晰界定分享公共资源的个人或家庭；公共资源的使用状态符合当地的具体实际；制定集体选择规则；实行有效监督；有效制裁越规者；低成本的冲突协调机制；共同认可的组织权；有效的权利制衡机制。[8]只有满足了上述原则，才能够实现多中心治理模式对公共池塘资源进行长期的有效管理。从实践来看，我国的确存在一些通过自主治理成功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案例，如贺雪峰等[9]发现湖北荆门市的一个村庄通过自主治理解决了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配置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在农村地区实行的村级事务“一事一议”制度，实质上就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的困境，表明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水平，以及农村居民自主治理能力的总体情况，与多中心治理理论前提所要求的条件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宏观制度环境制约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现状与多中心治理理论所要求的宏观制度环境有较大差距。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基于对西方国家的观察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其要求各利益相关主体要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和公共事务参与意识，个人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政府官员的行为受到有效约束，决策权能够广泛分散。而我国农村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实行“人治”的管理模式，少数人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并利用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伦理的等各种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化的统治。长期生活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的人们缺乏独立的公民意识，迷信权威，契约观念淡漠，缺乏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识。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尽管我国农民的公民意识、法治观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农民仍然习惯于听从上级权威部门的管理，缺乏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的主动性。
2.微观制度条件制约
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微观制度条件的要求比较高，实践层面操作难度大。首先，分享公共资源的家庭应有清晰的界定。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每年都有大量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就业和生活，农村居民的流动性使村内公共物品的受益群体难以清晰界定。其次，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农村居民对公共资源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而高度依赖性会降低农村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以至于没有足够多的农村居民主动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再次，参与治理的农村居民应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而异质性会导致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有显著差异，以至于难以选择相同或相近的解决方案，不能形成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方案。最后，参与治理的个体应认识到治理公共事务是互利互惠的事情，并积极参与其中，不允许有人是机会主义者，不充许有人“搭便车”。这些微观制度条件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同时存在，导致多中心治理在实践层面存在较大的操作难度。
3.多中心治理模式实际效用制约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权力分布比较分散，容易陷入“无中心”陷阱，导致治理失灵。多中心治理模式缺乏政治中心和政治权威，分散的权力结构会导致多中心模式的失效，如出现决策困难、监督困难等。为了确保多中心治理模式有效发挥作用，需要解决好公共物品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得到解决后，社区中的人们才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制度要求自觉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来。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多中心治理模式很容易陷入“无中心”陷阱。例如，我国许多地方在2006年以来进行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就出现了上述的这种困境：基层政府把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责任推向市场后就撒手不管了；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使用的供给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导致民间资本没有动力供给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对农田水利设施有迫切需要的农户，由于种植规模狭小又无力供给农田水利设施，农户合作供给农田水利设施也存在种种困难。上述种种困境最终导致我国广大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连年滑坡。近几年，我国政府又重新承担起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责任，滑坡状况才得以扭转。
四、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多中心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不能照搬理论或外国模式，必须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中心治理框架。根据上文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在我国目前实行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一事一议”制度的基础上，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来完善当前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在实践中，需要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必须选择合适的农村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的类型不同，适于采用的供给模式也不同。一般而言，公共池塘类型的农村公共物品比较适合于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来供给，因为这类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受益人群一般局限在一个村庄之内，受益范围之内的每一个农户都能够大致平等地分享公共物品带来的便利，如一个村庄范围内的环境卫生、道路、路灯、灌溉设施等。这类公共物品的受益人群容易界定而且比较固定，大家相互比较熟悉，易达成一致意见，决策成本比较低，而且规则执行的监督成本也比较低。另外，这类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资金一般也较少，可通过自主供给模式来提供，基本上不会给农户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二是必须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元治理”作用。目前在我国农村地区，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没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多中心治理容易陷入“无中心”困境，政府要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其他主体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要承担起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发起人、制度设计者、远景目标规划者的任务，使农村公共物品的各利益相关者在良好的制度安排中实现自组织。同时，政府要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积极性，这些主体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农村社区组织、企业、非盈利组织和个人等。政府应当通过适当的财政金融政策鼓励各类组织和个人投资于农村公共物品，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类组织在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相互关系，确保各类主体在自主、平等的框架下共同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三是建立和完善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的自组织能力。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着多种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要求高，也有一定的资金和组织能力，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需要发挥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的作用，并带动普通农户共同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村民委员会要去行政化，由村民自我组建村民委员会，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并赋予其公共物品供给职能。此外，要赋予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话语权，使他们真正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和生产过程中来，提高他们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参与意识和自组织能力，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不断提高。
政治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宏观调控理论论文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之中，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涵盖了多个方面。从长效角度分析，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無论是货币经济、资本经济或许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无法在长效上与科技经济比拟，这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产力转型为中高端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制定创新型的产业计划从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步骤；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可以有效的防治这些年经济发展过快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维护生产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务。因此，从微小市场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产业链，淘汰低端产能，振兴教育，提振创新，从宏观经济态势梳理当前形势下的微观小循环是由近及远的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
[论文摘要]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是效率问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因素、管理因素和财政因素，因此，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系统路径是：制度效率改进是前提，管理效率提升是核心，财政效率提高是保障。
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学界和农民关注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绝对数量与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从1994年的532.98亿元提高到了2003年的1754.45亿元，1998年至2003年中央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达9350多亿元，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央财政各项支农资金分别为2626亿元、2975亿元、3397亿元，增长速度迅速。但是，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却由1994年的9.20％下降到了2003年的7，12％(转引自陈祖海，汪陈友，2006)。总体而言，公共产品在供给方面存在低效率问题，有限的资源达不到合理配置，影响了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本课题组在对广东、江西、安徽三省部分农村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总量不足、供需结构不匹配等效率不高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但制约农村综合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直接减缓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我们认为，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的核心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因此，了解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路径，从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和谐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有效扩大公共产品覆盖面，增进农民福利的核心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一种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农村公共产品产权界定不明晰，供给主体职责边界不清晰，供给或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组织存在x低效率，这种状况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
现实和研究表明，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较多且复杂，既有制度层面的因素，也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层面的因素，还有财政方面的因素。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课题组的调查与访谈，我们认为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核心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制度或产权安排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效率或产权效率的重要因素。从广义的制度角度而言，制度因素具体体现在：正式制度，如政策、体制安排、法规等；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资本、惯例、风俗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制度，而非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技术进步是制度作用的外化结果或表象，受制度制约和导向。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激励生产性努力、提供确定性预期和节约交易成本。但是，本课题组2008年在广东、江西等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和访谈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极大的制度缺失和制度约束“软化”问题，例如，江西qj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如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垃圾处理等，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有相应的、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镇政府却以财政困难等各种原因不供给公共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村农民的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或“繁荣”，根本原因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缺失造成的。因为公共产品，如社会保障、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等缺失，导致农民倾向于自我储蓄和自我投资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
总的来看，由于制度缺陷引起的效率问题有：一是由产权制度不健全或严重缺失(如缺失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二是由政府产权与私人产权分工界定不明以及政府产权结构不合理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三是由私人产权界定不清且缺乏保障以及由此而来的收费制度失当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四是政府的市场准入制度往往限制了愿意进入者的行为选择，提高了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供给效率；五是制度变迁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从而促进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高，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原有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集体的供给主体地位沦为次要地位，甚至曾经一度出现“空项”，影响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六是农民的需求表达制度或机制缺失或不完善，需求偏好信息难以显示，这种信息不对称将导致政府供给出现偏差或“失灵”，从而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七是财政分权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极大影响。张召娣和贺忠厚(2005)认为，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因而所提供公共产品的质和量更符合本地居民的需要，更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所以，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如果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压力、寻租、x低效率而供给不足或不供给公共产品，结果也是造成效率损失。
其次，管理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根据现代管理学理论，管理也是生产力。政府管理体制和具体管理机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尚未完成从管理控制型到管理服务型的职能转变。龙兴海(2007)认为，县乡两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依然是行政控制型的，而不是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提供各种有效服务的服务型政府，致使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大为减弱，从而影响服务供给效率。笔者在对江西部分农村进行调查时发现，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对环境治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治安、农业技术服务等，造成供给效率低下；二是缺乏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管理制度。现实表明，中国农村基层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其中特别是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这些公共资源的分配使用权往往掌握在少数政府官员手中，并往往由他们主观地决定这些有限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因此，公共资源的分配决策过程往往缺乏专家论证和公众意愿表达与监督。结果是，公共资源配置因科学管理制度的缺失而导致公共资源的滥用与浪费，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三是政府缺乏支持市场供给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激励支持制度与监督管理制度。本课题组成员的调查表明，广东的一些农村出现和存在社会组织参与供给公共服务的现象，打破了由政府和村集体垄断供给公共产品的单一状态。例如，在湛江市的上能村、河源市的欧村、云浮市的麦坑村等地，许多村庄都有很多人外出打工或经商，他们挣钱以后在老家修建了楼房，添置了家具和家电，但村里却是道路难行、水电不通、治安恶化。在政府和村集体无力解决的情况下，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服务，当地农民自愿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公益事业协会”的组织，它接受外出打工或经商乡亲的捐款，为村里提供公共服务，如架设路灯、为孤寡老人发放补助、资助村里的文娱活动、成立治安队等。但是，这个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产品总量与质量、日常管理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日益受到挑战。总的来说，政府在产权保护、资源配置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如何支持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以及如何规范市场收费和监督市场供给行为等，缺乏相应的激励支持制度与监督管理制度，导致政府供给、社会组织供给和市场供给间边界不清，职责不明，抬高了交易成本，造成社会组织和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出现效率偏差和扭曲；四是政府组织内部存在x低效率。由于缺乏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政府内部存在效率损失。特别是政府的垄断性使得政府内部缺乏提高供给效率的动力；五是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主体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供给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和效率意识淡薄，也就是说，管理主体的人力资源存量不足。人力资源理论表明，人力资源存量是推动经济增长或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主体人力资源存量不足也会造成供给效率低下；六是“寻租”行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
最后，财政制度安排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值和力量已有共识，可以说，基层政府公共财政资金不足或匮乏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关键原因。在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文献中，许多学者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倾向一致的看法是，投入不足、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据有关资料显示，地方政府承担着70％以上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其通过“地方税”为其支出融资的比重还不到20％。乡镇财政承担了一些在全社会范围内受益、本应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执行计划生育的经费等，但却未能相应得到合理的补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承担，9％左右由县级财政承担，省级财政承担11％，而中央财政只承担2％。对于财源稀缺的农村来说，承担近80％的义务教育投资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质量低下。
财政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呢?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供给总量不足，尤其是财政困难的基层政府；二是财政资金的分配往往由于少数人控制决策或博弈异化而不能按最有利于农民生存与发展或公共产品的需求度或稀缺度序列来分配，造成资金分配使用效率低；三是财政资金的监管缺失导致难于专款专用，往往是“哪儿急往哪儿用”，影响使用效率；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缺乏监督，结果也往往缺乏绩效评估，造成财政资金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预算前后资金使用变动率较高，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路径选择
许多学者对如何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马晓河(2004)认为，应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数量和比重；程又中(2005)主张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多元主体参与并共同生产和提供产品的农村公共服务组织体系等。在借鉴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制度路径、管理路径和财政路径的多元组合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高供给总量，促进供给结构均衡，增进农民福利。
1、制度或产权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前提：一是引人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市场化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供给的产权制度体系，如，建立界定不同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范围与职责的制度安排，即确定哪些服务主要由政府供给，哪些服务主要由市场供给，哪些服务由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供给，哪些服务由政府、民间组织与市场合作供给；根据公共服务的性质和社会需要，建立政府支持社会组织供给和市场供给的制度安排，如确定支持范围、支持力度和支持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分级供给体制，确定哪些服务主要由中央政府供给，哪些服务主要由地方政府供给，体现财权和事权的一致性，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来源的充足。二是建立规范市场供给的制度体系，节约交易成本，如，市场准入制度、社会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制度、服务收费制度、服务方式制度以及市场竞争制度等。这套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必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进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2、管理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核心：一是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激励，抑制机构膨胀，并消除寻租和腐败现象，提升服务水平；二是在政府机构中引进竞争机制，强化生产预算约束，对生产同一种公共产品的部门应打破绝对垄断，允许存在多个生产主体，引进公平竞争机制，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加大对公共服务或产品的公开招标，规范合同双方权利和义务，深化与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法，最小费用选择法等科学决策方式，完善财政资金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四是加强监督管理，尤其要强化人民群众的监督，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能。同时，加大惩治力度和违规成本，尽量减少资源浪费，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五是建立民主表达机制，充分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要充分发挥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由他们对社区公共资源的筹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实行表决并对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实行监督；六是构建政府支持市场供给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完善管理制度。如，在产权保护、资源配置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如何支持市场主体，以及如何规范市场收费和市场供给行为等，建立起相应的科学管理制度。
3、财政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保障：一是不断扩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从总量上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稀缺度、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度和满意度排序，优化用于农村公共产品预算资金的分配结构；三是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审计监督机制。如：推进经济责任审计，强化财政审计，实施农业工程投资审计等；四是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地区间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上的差异，从宏观层次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在我国取消农业税以后，许多县乡基层财政面临资金困境，有限的财政资金必须维持政府运转，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并呈现下降趋势。目前，国家转移支付一般以基数为分配基础，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加上透明度不高，操作的随意性，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不能有效确定转移支付数额，难以达到均等化城乡和区域公共服务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徐小青主编：《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2、刘文勇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实证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3、[美]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程又中：《论国家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及其实现》，《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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