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史诗”。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是诗歌飞翔的翅膀，而且二者有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杜甫作为集大成的诗人，二者是密切融合在一起的，且极富特色，形成了杜诗特有的现实浪漫主义特色。
一、杜甫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主要分布的时期。
杜甫所生活的时代及他的生平遭遇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一）读书与壮游时期（35岁以前）；（二）用守长安时期（35—44岁）；（三）陷贼与为官时期（44—48岁）；（四）漂泊西南时期（49—59岁病逝）。
杜甫童年时代，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和盛唐文化熏陶。他刻苦好学，聪颖早熟。七岁能诗，十四、五岁时称誉时辈。他二十四岁开始壮游。前后三次漫游了吴越、齐赵、梁宋等地，这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期。漫游使他历览了祖国山川，陶冶了性情，接触了社会，开阔了视野，也结交了许多朋友，与伟大诗人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这对杜甫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受时代风气影响，这一时期的青年杜甫充满乐观自信，有一股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何当未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写的就是这种精神境界，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年青诗人的心胸气魄。而（二）、（三）、（四）三个时期是杜甫仕途坎坷、历经兵荒马乱、饥饿流离的时期，这使他接近了现实，认识了社会，走向了人民，使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爱国思想和悲叹黎元之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由此可见，杜甫浪漫主义诗歌作品主要分布在他的读书与壮游时期。但在他后来漂泊西南时期定居成都草堂后，由于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了一个暂时安定的住所，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杜甫的诗歌也由叙写动荡的社会生活转向描绘宁静美丽的自然界，创作了许多描写雨细、风微、花香、枝弱的清新小诗，赞美自然万物，憧憬美好生活，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情趣，有些作品也体现出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因而杜甫在漂泊西南时期也创作了一些浪漫主义诗歌。此外，在杜甫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蕴含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
二、杜诗的理想主义表现为典型的现实浪漫主义特征。
理想主义是浪漫主义首要的、最本质的特征。它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充分表现作家诗人对生活的理想，对“世外桃源”、“精神的故乡”的向往与追求。杜诗中的理想主义在其现实浪漫主义特色中极为突出。诗人的理想主义是同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统治阶级的憎恨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在抒发个人的悲凉凄若和不幸际遇时，在悲悯描写劳动人民的灾难时，在鞭挞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及憎恶战乱带给人民的灾祸时，流露出了诗人的极强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建立在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之上，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渴望。
三、诗人大胆抒发热烈奔放的情感和表达自己要过美好生活的理想主义思想。
1.诗人大胆抒发热烈奔放的情感。当诗人流寓梓州的时候，忽闻宫军收复河南河北，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写下了他“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读杜心解》）《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若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以直抒胸臆的快语和奔涌直泻的激情，描写自己漫卷诗书的狂态和青春还乡的幻想，抒发了自己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的快意，痛快淋漓、奔放恣肆，体现了浪漫主义手法抒发强烈感情的特点，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杜甫的浪漫主义精神。
2.诗人自己对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结尾部分“安得广厦千万间”到“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五句，写彻夜难眠中所感所想。先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三句直贯而下，写诗人一种假设中的愿望，想象中的理想生活图景，诗人由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幻想有“广厦千万间”，由屋破雨漏的境遇幻想有“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环境，并从自己的愁容扩展为“天下寒士”的“欢颜”。这种由现实世界宕开，转入理想世界的描写，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奔放的感情描写理想生活图景的创作方法体现积极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这首现实主义作品中也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诗人要过美好生活的理想，体现了诗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由此可以看出在杜甫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也有体现其浪漫主义精神的一面。
四、大量运用了想象、夸饰、比拟、象征、铺捧、奇异等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增强了杜诗的浪漫主义特色。
以丰富的想象、离奇的情节、激越的基调、大胆的夸张、宏伟的气势、瑰丽的语言和磅礴、激情和昂扬的节奏取胜，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浪漫主义侧重表现理想化的生活和作家的主观感情，它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很少受客观生活逻辑制约。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神灵妖魔，现实梦幻，经过作家诗人自由大胆的想象，使作品形成独特而奇异的形象体系。杜甫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作“浑涵，千汇万状”，为表达其主观幻化的理想，“不用浪漫手法，无以达其意”，不用浪漫手法，无以涵盖“”的内容题材。杜诗奇异的表现手法在夸饰和铺排，壮美和雄浑上都有很好的显现。杜诗在夸饰与铺排中，显示了壮美的风格特色，加上杜诗忧国忧民之深，就使得这种带有极强的“沉郁”色彩的豪壮转而变为悲壮。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地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记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然而“三吏”“三别”却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人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宽慰或鼓励的话。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像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
杜甫也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仍有其教育意义。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第1卷，有删改）
关键词：遣兴 独语 悲痛 生命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以其诗歌语言成为诗歌史上的集大成者，其成就在今天的研究中俨然成了一门显学。细查历来对杜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杜甫诗歌“诗史”特性、“沉郁顿挫”的风格，作品思想倾向性、诗歌体式对于律诗的贡献等方面，对于杜甫诗歌中带有内心独白性质的尤其以遣字开头为题的部分关注度还不够。杜甫不仅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同样也有普通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需求。这类诗歌可以说是杜甫心灵的独语，是内心积蓄感情的排遣。在这些诗里，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孤独老人自我安慰式的独自吟唱。独语现象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少见，在杜甫这里却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本文就杜甫以遣字为题头的诗歌为例，来探究这类诗歌中的独语特点以及从中体现出的杜甫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命体验。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共收录了约31首此类诗歌，其中包括《遣兴》组诗，《遣怀》、《遣闷》、《遣忧》、《遣愤》、《遣遇》等。从题目看，杜甫想要借诗歌排遣的是感怀、遭遇、忧愁、愤怒等情感。诗中虽然也有典故或比喻象征等手法，但相对其他诗而言更直白，更富有个人情感色彩。从写作时代来看，这些诗歌大多作于杜甫四十八岁左右，也就是乾元二年左右的几年时间。朱东润在《杜甫叙论》中指出：“乾元二年，杜甫的诗已经发展到最高的境界”[1]，可见在这一历史时期，杜甫的创作是非常成功的。那这几年杜甫为什么会创作出这么多排遣性质的诗歌呢？
仇兆鳌的《杜工部年谱》记载：“乾元元年，任左拾遗，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晚，离官，间至东都”，“乾元二年己亥，春，自东都回华州。关辅饥饿。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公在成都，卜居浣花溪。上元二年，公年五十，居成都草堂。间至蜀州之新津，青城。”[2]由上文可知，这段时期杜甫的生活状况是十分艰辛的。一方面他要躲避战乱，饿殍满地的衰败景象使他对当时的政治极其失望。另一方面他又弃官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都要靠朋友接济。他几次罢官，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在战乱频繁、颠沛流离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人生几近陷入了绝望之境。
面对这样的现实，杜甫并没有消沉而是依旧积极地面对生活，进行自我调节以排解他内心的种种不快与感触。在这个时候，诗变成为了他精神的寄托，治病的良药。他把自己满腹的愤懑、愁苦宣泄在了他视为瑰宝的诗歌之中，吟唱出了一个感伤时乱、忧国忧民而又爱妻怜子、孤独凄苦的老者形象；承载着这种情怀的遣兴诗，或借景抒情、或叙事议论、或直抒胸臆，在展现作者内心情感的同时，也让读者领略到了杜甫独特的诗歌创作艺术。
1.由景及情的遣兴诗。这一类遣兴诗，开头多以景物起兴，泼墨渲染出一幅幅山水画。最具代表性的是《遣闷戏呈路曹十九长》，“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黄鹂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大剧干。”这就是一幅江湖夜雨，鸟飞白鹭图景。喧闹的雷声、并坐交愁的黄鹂，都带上了作者主观的感彩。杜甫在这里既观察到事物本身的特点，触景生情，同时也给事物涂上了他自己的品性。他在与任何事物的接触和感受过程中无不与自我和世界相联系。杜甫很好地把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表现出更深刻的情感体验，在这样的景色中他以自己乐观的心态面对，使自己得到了暂时的解脱。金圣叹《杜诗解》就曾评此诗说：“此诗题是解闷，先生独能找出一路十九相陪，便知必定心满意足。若夫‘戏’字，则落魄贫人不戏又焉得遣去愁乎？非但要看先生诗是妙诗，切须看先生题是妙题。”[3]一个戏字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杜甫心境的开阔和豁达。
同时在这类遣兴诗中杜甫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对眼前的场景进行描述的，镜头画面的呈现也是他精心选取的结果。几个画面之间虽然意义上联系不大，但是这样的场景放在一块却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杜甫当时心中的感受，类似于电影艺术中蒙太奇的表现手法，抓取最典型的瞬间呈现在眼前，进行很好地拼接与切换，显示出杜甫富于联想和想象的思维。“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只有在自己内心孤独寂寞的时候，这样的思维才更加活跃。诗的后半部分杜甫转向自己的内心视角来抒感，更能体现出诗人自我排遣解闷的性质。诗中整体的感觉似乎是作者在与人诉说着自己的心事，但现实中却缺乏倾诉的对象，他转向的是自身，有着“纵有千种悲苦，更与何人说”的感触。这样的独语多带有自我感情的宣泄与孤独之后的自我安慰的特点。
2.叙述经历，抒发议论的遣兴诗。其典型作品有《遣遇》、《遣怀》（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遣兴三首》等。以《遣兴三首》为例，其一是杜甫经过古战场的时候，“议边将之要功者，廉颇安边而不生事，叹天宝诸将之不然也”。其二是杜甫“高秋登寒山”时叹降夷东征，伤邺城师溃的场景。其三则是在目睹秋收时，感叹贤士之晚遇就像秋禾晚登一样。杜甫面对生活中遇到的这类与自己身世经历类似的事物难免会有所感触和伤悲。
与由景及情的遣兴诗相比，这类诗表现出的独语特点主要是于诗中所见的景色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议论之中多带有借评论而遣己愤。如在《遣遇》诗中，作者所述的就是自己在行舟漂泊的途中，看到的一个采蕨女的遭遇。杜甫由一个女子的遭遇，联想到战争劳役之苦，抒发了自己的一腔孤愤。“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这里出现了多个声部、多个叙述视角的转换，仿佛杜甫在与别人述说自己这一行的同时，也述说了他假想的对像采蕨女一样受苦的百姓说的话“那个官高显赫的人难道是不仁爱吗？竟然能视你们如蒿草一般”。反问句里，讽刺得一针见血，但也处处扎在杜甫的心里。这种愤慨在诗人心中喷薄而出“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仇兆鳌评论此诗说：“大历四年春自岳之潭时作，诗云驾洪涛，见其为上水也。黄生注：题曰遣遇，谓谁遇风涛之险，犹得遂其生理，不若迫于征役者，有死亡离散之悲，故以此自遣也。”全诗以叙述自身经历的一件事而起，以叹息自己的身世为结，借痛惜贫民的伤痛间接遣出了自己内心的悲愤。
3.纯写眼中景，纯写心中所想的遣兴诗。主要是《遣怀》（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遣意二首》、《遣愁》（养拙蓬为户）、《遣兴》（骥子好男儿）等作品。有眼中景心中情的呼应，仿佛所有景物之美皆为己设的超然；有人事蹇容颜易老的悲哀，也有对幼子的思念和对弟妹的回忆。杜甫叹年华易逝，抱负成空，行踪流落，爱隔情深，在诗中的他百感交集。但同样他也壮志满怀，回忆往昔。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志，他便转入到历史时空中去追寻。如在《遣兴二首》（天用莫如龙，有时系扶桑）这一组诗中，杜甫借龙马的意象来抒写自己的心情。“顿辔海徒涌，神人身更长。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强”，“地用莫如马，无良复谁记”。他愿英雄遇良主，但他也意识到好马需伯乐，不被人发掘和利用，英雄也只能空悲叹，良人也只能惜无时。这一组诗并没有很强烈的独语性质，但是杜甫却能够从中看出这种独语所展现出的杜甫内心特有的矛盾和反思。这是他对自己生存发展状况的反思，反思自己为何没能够实现报国的理想，其把原因归结到才能的发挥方式上来，从而更加深入地剖析了自己。又如《遣兴五首》（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甚似一组历史人物风貌图。他有着诸葛亮一样的远大抱负，但却无法靠主观努力去实现；庞公的道路平坦，但却不愿步其后尘。对现实的失望与不舍，使杜甫在历史时空中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排遣的突破口，面向历史的独语，使杜甫的这类诗更多了几分人生的沧桑和悲凉。
“迟暮，谩凭高怀远，书空独语。自古，儒冠多误。悔当年、早不扁舟归去。醉下白洲，看夕阳鸥鹭。菰菜鲈鱼都弃了，只换得、青衫尘土。休顾。早收身江上，一蓑烟雨。”[4]陆游道破了杜甫大半生的心境，一生漂泊当归何处呢？像风中柳絮一样，不知飘向哪里，充满迷茫与困惑。壮志未定，光阴却倏忽，心在天山，却身老沧洲。羁旅于世，失意之余也无一知己陪伴，书空独语，只换得青衫尘土。但杜甫在体验自己存在的同时并没有悲观消沉，在赋诗的过程中，他的心灵反而得到了更好的安慰和放松。杜甫悲痛生活但对生活也热爱与依恋。他有着一种顽强的生命意识和对自己追求的人生理想至死不渝的坚持和执拗。他用这种独语的方式排遣着自己内心的矛盾，同时也诉说着自己的孤独与焦虑。触景伤情的同时，也能够回到历史中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他的内心寂寞却又不尽然，或宣泄，或评论，或忆古，联想和思考始终伴随着他。这种自我反思、自我排遣性的独语，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对生命的体验也更加真切，发人深省，这都给后世留下了一笔无穷的精神财富。
注释：
[1]朱东润：《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二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2]仇兆鳌：《杜诗详注》（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3]刘文君：《名家评注全唐诗》（中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4]阮忠：《迟暮，谩凭高怀远，书空独语――陆游解读》，名作欣赏，2005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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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曹辛华.论杜诗“遣兴体”及其诗史意义[J].文学遗产，2009，（3）.
[11]江弱水.独语与冥想――秋兴八首的现代观[J].文学遗产，2007，（3）.
【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着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淅?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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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得臣.麈史·诗话部. 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其内部扣外部公众进行“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一系列努力和行动。为使公共关系在组织中发挥巨大作用，首先应当树立良好的公共关系观念系统。在关于公共关系主体的观念中，真诚是组织公关人员的基本信条。本文简要介绍公共关系中的真诚观念的涵义、奉行真诚观念的原因以及真诚观念的要求等。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盛唐一颗光焰万丈的巨星。这位一生忧国忧民、恪守儒家传统的诗人，以他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的社会人生，以他出自至性至灵的呼喊，把对自家命运的自叹自怜、对社会人生的大悲大痛融为一体；从以凝重的诗笔，血泪的歌唱，描绘了盛唐由盛而衰、万方多难的时代社会画卷，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灾难深重的生活，以及自己悲天悯人、爱国爱家的博大情怀，熔铸成了一部具有众多社会内容、鲜明时代特色、强烈政治倾向和兼擅众长、沉郁顿挫风格的“诗史”，彪炳青史，流芳千古。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深远的价值。
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来自于他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主要体现在杜甫诗歌为数众多、质量很高的叙事诗上面。
第一，杜甫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加以艺术的概括，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逾墙而逃的老翁，应急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殷勤劝饮的田父，昏庸无能的大臣……组成一个人物形象画廊。栩栩如生，刻画淋漓尽致，如此众多的、真实、鲜明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是杜甫诗歌的杰出贡献。
第二，杜甫善于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描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自然感人。就象我现在所从事的新闻宣传工作一样，在新闻稿件中讲述客观事实，让作者的倾向性从作品中流露，而不是在作品中强调作者的主观意识。例如杜甫诗歌《丽人行》写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臣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奢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流露出来。正如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所说：“无一字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声感叹，点逗处声声感叹。”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另外，如《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都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手法，让倾向从事物本身流露出。
第三、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对话还是独白，都精彩传神。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口吻写出：“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时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将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儒裳。罗儒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首诗很好地体现出杜甫爱国与爱民的思想，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诗将新娘送别丈夫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展示无疑，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因为在当时只有先平定战乱，才能得到最起码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显然是新妇的呼声，也体现了杜甫的思想。它如《无家别》、《潼关吏》均采用对话方式；这些人物的话语，通俗朴素，各各符合性格、身份、年龄特征，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色。因为人物的语言传神，使我们在阅读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着真实、亲切的感觉。
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所写：“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郎妻子各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腰哭，哭声直上千云萧。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吾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尤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杜甫写的一首新题乐府，讽刺唐玄宗不断发动对外的不义战争。之前，杨国忠等人又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死伤数万。同时又在西北一带发动对吐蕃的战争。此诗便是对这些战争的艺术表现。作者以“道旁过者”的身份亲自目睹了抓丁的惨状，并通过“行人”之口，哭诉了士兵的不幸。在此基础上又指出连年战争给经济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明确批评了当局“开边意未己”的错误政策，表现了杜甫同情人民，敢于批判时政的大无畏精神。
摘要：杜甫诗歌中老者形象表现的修辞手法不仅表现出多重的特征，而且将修辞手法与艺术方法结合起来，使得单一的修辞更具有内涵，更能表达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虽然诗人以多变的手法来间接表现自己情感思想，但是这些情感思想已经转化为时代的声息。通过对老者形象表现的修辞进行研究，可以从细小的夹缝中窥探出诗人丰富的艺术与思想内涵，并将这种思想内涵与当时的历史时代结合起来，有助于深刻理解杜甫及杜诗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杜甫；诗歌；老者形象；修辞手法
手法作为表现诗人思想、情绪与心理的工具，使得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尤其是将本已模糊含混的情感或思想间接清晰化。杜甫的诗歌表现运用了多重手法，具体到塑造老者这一艺术形象来讲主要有：叙述(赋)、象征、对比、映衬、写实、写意等。
一、叙述与象征
杜诗《冬狩行》：“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旌旗红。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借“老翁”之口说出诗人内心厌战的情感，却又以“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诗人的战争心理，并且充满着矛盾的困惑。又《秋兴八首》之一中有：“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这些诗中，诗人以直叙的手法写“老翁”、“渔翁”等老者形象是现实中老者的常态，然而使老者的形象更加突出。
象征的手法在表现老者这一艺术形象时，具体是指借助人或物的某一显著特征，而写整个人或物类似于一种特写。杜甫经常以“白头”、“头白”、“白发”、“白头翁”等指代老者这一形象，也就抓住了老者的主要特征，而多有以细微处见精神的妙笔的特点。这也预示着老者这一形象的独特内涵：悲苦、感伤。将现实中自己的不如意与社会生活直接入诗，这也成为老者形象悲剧的根源。刘明华说：“杜诗写白发、头白、白头等诗句多达110处以上。”［1］如《逃难》：
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杜诗详注》卷23)
萧涤非先生说：“诗人从眼前的逃难，追溯到二十年来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可以说这首诗是后半生飘零生涯的概括总结。诗歌也反映了诗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那种感伤情绪。”［2］诗中的“白头翁”象征着诗人自己写出他逃难的生活。逃难对于古代的中国而言，大体有两个原因：一是自然灾害；一是战乱。诗人以一位在“知天命”之年的“白头翁”，依然要逃难，不尽的感慨涌上心头：“南北逃世难”。他逃的不仅是灾难，也是一种世俗，这种世俗使他“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诗中言“白头翁”把悲彩化和感官化，形象地写出诗人在这种境遇中的尴尬与痛苦。字字句句都是带着血与泪的控诉，控诉这个世俗的无情，而违背“老者衣帛食肉”的伦常。
诗句中诗人以象征的手法写老者，写出的是一份沉重与凄苦。这些诗篇几近都是苍凉的，是暮年的涩涩现实。固然这一切充满凄苦，而在文学成就上，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卷首说：“可贵的是诗人以无畏的胆识，强烈的责任感，深挚的同情心，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动乱，特别是民众疾苦，作了丰富而真切的表现，的确弥补了以记录帝王将相更迭去就的正史之最大的缺陷。”［3］
二、对比与衬托
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运用妥帖的手法来表现某一相似的特性时，才能更加凸显诗人欲想表现的心理。如《听杨氏歌》：
佳人绝代歌，独立发皓齿。满堂惨不乐，响下清虚里。江城带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宫徵。勿云听者疲，愚智心尽死。古来杰出士，岂待一知己。吾闻昔秦青，倾侧天下耳。(《杜诗详注》卷17)
这首诗是诗人晚年寓居夔州所作。仇兆鳌说：“前以佳人起，后以杰士收，感慨无限。”［4］诗人以佳人起笔写出的一份青春朝气并寄托着希望，而至“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水”诗意大转美好的希望顷刻间倾覆，全诗无一悲字却处处是悲。这一层是诗意上的对比强调暮年之悲，营造出感伤的氛围。这在整个诗篇中形成错落感，一时间情感的巨大波动带来的震撼，引出的情感与思想的内涵无不深深揭示诗人内心的悲苦。《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诗意上的对比而产生的落差感来写悲，写出的悲其实更悲。在部分上，以“老夫”与“壮士”作比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情怀刻画得淋漓尽致。上边这首诗是诗人以同类作比，抓住他们共同的悲的根点，使本已凄婉的诗境再加一剂苦药。这是一种沉重，一种人文关怀失落后的悲吟。
映衬与对比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对比中突出要表现的对象。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得老者形象在表现过程中不会显得单薄，而是有“红花绿叶衬”的艺术效果。如《百忧集行》中：
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杜诗详注》卷10)
这首诗以“安史之乱”为时代背景，写诗人自己的居所、老妻、子女的不同窘色；写出的是一种贫饥、苦难，一种为人父母内心的酸痛；也是杜甫在自责的同时，以自己的家庭的遭遇映衬那个时代；以自己的生活映衬平常百姓的苦难生活。这种生活是哀伤的，却又是拘谨的，没有痛斥的勇气。诗人将这一现实以不同的形象陈列出来，尤其是他塑造的自己老妻的形象在对比之下显得更加丰满，此时把一种不言自明的情感色彩化，很清晰、很直接地把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断然诉诸笔端。
三、写实与写意
宋人胡宗愈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5］这就是后人界定杜诗为“诗史”较为合理的解释。至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6］才明确地指出了杜诗以“时事入诗”的首创地位。而这种以诗为载体来写实、抒情、写意，把历史与现实结合，且又不同于历史保留了诗歌所独特的言志抒情的传统。如《羌村三首》其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杜诗详注》卷5)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诗人从凤翔回州羌村探望，历尽艰险终于与家人相聚。此事令他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这组《羌村三首》。第三首中诗人写“父老”“问我久远行”引出诗人自言自身的艰难经历，又以“四座泪纵横”表达了对诗人的同情与理解。这是借写诗人的实际遭遇但深层次写出社会凋敝寂寥、人民疾苦之象，把写实与写意结合塑造出真实的人间冷暖的温情。仇兆鳌说：“叙饮中问答，皆乱后悲伤之意。莫辞四句，代述父老之语。请为二句，致谢父老之词。歌罢而叹，公伤乱也。听歌而涕，父老酸心也。”［7］萧涤非先生说出了这首诗的深层内涵：“但因为是强为欢笑，所以‘歌’也就变成了‘哭’。‘艰难’二字紧对父老所说的苦况。来处不易，故曰艰难。惟其出于艰难，故见得情深，不独令人感，而且令人愧。”［8］
杜甫把写实与写意交织写出他内心复杂的情感。这不仅感人，而且令人同情。这不仅具有现实的纪实性，而且有历史的佐证性。所以杨义说：“杜甫就是把历史思维的优势注入到诗歌里面，给诗歌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痛切感。以诗兼史，化史入诗，诗史相融。”［9］
杜诗将现实生活的现实性与诗歌创作的表意性结合，写出的是现实生活的历史变迁与他情感的起伏的结合，写出的是人民的心声。
四、总结
杜诗里表现老者形象寄托的思想情感的方式既继承了前人的艺术手法，也融进个人的艺术创造力在内，使得老者形象的表现更趋复杂化，这突出的表现就是表现老者形象的方式是把修辞手法与艺术方式结合起来，在表现的同时隐含着无尽的意义。
本文第一类与第二类手法都包含写实与写意成分，但是第一与第二类手法侧重于杜诗老者形象的表现手法层面，但在第三类手法（是艺术方法）是对第一与第二类手法的深化或者细化。通过这三个层面作为基础来理解老者形象表现的复杂性与真实性特征，并且有助于深刻理解特定时代下诗人以及劳苦大众的忧怨与不平。通过对老者形象表现手法的研究，以图从细小的夹缝中窥探诗人丰富的艺术与思想内涵，并将这种技巧的运用与诗人的情感思想结合，尤其是当时的历史时代结合，有助于深刻理解杜甫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巨大影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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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92、84.
［3］ 浦起龙.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8.
［4］ ［5］［7］（唐）杜甫.杜甫全集.（清）仇兆鳌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480、2242、391.
我认为，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有其坚实的思想、情感和现实基础。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在他的诗中病树、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的老农、新婚离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礼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期盼，对混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同情，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和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杜甫现存诗千余首，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诗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杜甫的一生都怀着爱国的热忱，“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热爱；“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公元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失地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后写下了《洗别马》、“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统一表示了关注之情。
除了赤诚的爱国之情，忧民之情同样在杜甫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例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其八。
诗人来到秦州，看到奉诏从金微调来的士兵为解御河北的叛军而“赴沧海”。当他目睹“士苦形骸黑”时，便对长途跋涉的士兵表示同情，于是在结尾写道“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战乱是乱世的主要特征，它与和谐社会是根本对立的，用诗歌反映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批判和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他的《兵车行》在“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无奈及沉重的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这些诗句字里行间。都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
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因痛失亲人而肝肠寸断，因自己颠沛的遭遇而唏嘘不已的情怀，在很多诗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对杜甫诗作“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影响。我们看杜甫的《登高》一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潦倒窘迫的人生之痛和多事不宁的家国之忧。在苍茫邈远、空阔无依的天地之间，诗人让一个“百年多病”、“万里悲秋”的孤苦老人蹒跚地走了出来。“万里”可见诗人漂泊流落之远；“作客”照应“万里”，再用一个“常”字，可见诗人滞流异乡时间之久：“悲秋”透出诗人内心的感伤；“百年”表明诗人年事已高：一个“病”字再加一个“多”字，表明诗人身体衰弱，已是风烛残年；“独登台”则足见诗人之孤独与行走之蹒跚艰难。杜诗中登高望秋兴叹的形象，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行吟于泽畔的屈子。诗人就像强劲的秋风里高挂在枝头摇曳着的一片枯黄的树叶，真担心他随时都有被吹下来的危险。诗中写尽了诗人自己的苦况，可以说这种人生之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认为，杜甫视诗歌为生命，他的诗歌也与其个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休戚相关。为了排遣他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愤怒与不平，宣泄在生活中、思想上长期蕴蓄的内在矛盾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他最终形成了这种“沉郁顿挫”的诗风。可以说，历史成就了杜甫的“沉郁顿挫”，也成就了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地位。
师：同学们自由朗读《沉郁顿挫的杜甫诗》专题四首诗。
（投影）
导师考核制下高中生语文“导——学”式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以教学《沉郁顿挫的杜甫诗》为例
师：今天我们的课题是“导师考核制下高中生语文“导——学”式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策略研究”，请大家找出这个题目的中心词。
生1：导师考核、“导——学”、自主学习能力。
师：我们首先进行第一个环节，课前准备环节。
（投影）前期准备，课上考核：
1.每人准备好《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考试大纲》，并筛选出关于诗歌教、学、考的要求，形成自己的学习目标；
2.每人准备一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逐字查诗的解释并质疑；
3.查找“表现手法”“表达技巧”“诵读方法”等术语概念；
4.熟读四首诗。
师：第一项准备，准备《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语文考试大纲》，《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是老师教的根本。《语文考试大纲》是我们三年后将要参加的高考的命题的重要规范。两样都准备好的请示意。
（生举起《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语文考试大纲》示意。）
师：全都有！好的。
师：我们齐读四首诗。
（课代表起头，大家齐读课文。）
师：读得不错。下面我们来尝试确定目标。
（投影）学生确定学习目标步骤：
1）查找《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关于诗歌学习的要求；
2）查找《语文考试大纲》中关于诗歌考查的要求；
3）查找专题语等教材目标要求；
4）复习“意象法”知识；
5）学生形成自己的学习目标，包括必选目标和自选目标两类。
师：我们确定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将有这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几乎是所有的语文课制定学习目标的步骤，稍加修改甚至可以成为别科制定学习目标的步骤，若从中吸取知己知彼策略可帮助制定人生目标等。我们先来完成第一步。
生2：“在阅读鉴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了解作品所涉及的有关背景材料，用于分析和理解作品。”
师：请划出其中的关键短语。
生2：表现手法，用于分析和理解作品。
师：很好！“用于”两个字十分重要，准确点明了背景材料的作用。
师：我把你找出的这些内容梳理了一下：
（投影）1）查找《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关于诗歌学习的要求；
二、课程目标
感受·鉴赏目标：“努力提高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
“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了解作品所涉及的有关背景材料，用于分析和理解作品。”“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
三、实施建议之教学建议
古代诗文的阅读，应指导学生学会使用有关工具书，自行解决阅读中的障碍。文言常识的教学要少而精，重在提高学生阅读古诗文的能力。要求学生精读一定数量的优秀古代散文和诗词曲作品，教师应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培养学生诵读的习惯。
师：关键短语主要有“表现手法”“用于分析和理解作品”“诵读古代诗词”“背诵名篇”“自行解决阅读障碍”。
师：我们再看《语文考试大纲》。哪一部分提出了关于诗歌考查的要求？
生3：“考试的范围和要求”中“古代诗文阅读”部分全是。
师：我们一起来找出关键词。
（投影）2）查找《语文考试说明》中关于诗歌考查的要求；
甲、必考内容（二）古代诗文阅读 能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
1.识记A 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 名句不限于教材内容。
2.理解B ①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
②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用法 常见文言虚词：而、与、乃、其、所、为、焉、以、因、于、则、之、且、若、何
③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 不同的句式和用法：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成分省略和词类活用。
④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以直译为主，并保持语意通畅。注意原文用词造句和表达方式的特点。
3.分析综合C ①筛选文中的信息
②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4.鉴赏评价D
①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注意传统文化底蕴和表现手法。
②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生4：默写、实词、虚词、句式及用法、翻译。
生5：筛选信息、归纳要点、概括中心、鉴赏形象、表达技巧、表现手法、思想内容、观点态度等等。
师：我们把以上要求的关键词分类会发现前面是知识积累。后面内容主要指向诗文的三块核心要求，分别是“写了什么”，“为什么写”和“怎么写的”，即“意”“象”“法”。
（投影）3）查找教材专题语；
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是盛唐诗坛另一颗耀眼的巨星。他一生坎坷，却忧国忧民。他的诗歌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称为“诗史”。他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形成了韵律完美、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被尊为“诗圣”的杜甫，为后世的诗歌艺术树立了博大精深的光辉典范。
师：这些内容在教材的哪里？
生齐：教材第26页。
师：“诗史”，记录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崇高的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段专题语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在重视“知识贮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诗文背后的“生命的力量”。
师：还有一段材料，也是来自于教材。
（投影）4）查找卷首语——致同学；
鉴赏唐诗宋词，是探寻“美”的历程。你可以鉴赏它的“形象美”——外在的形象，精神的形象，丰富的意象，多样的意境；你可以欣赏它的“语言美”——豪放飘逸，沉郁顿挫，清空骚雅，密丽质实；也可以赏析它的“技巧美”——象征比兴，渲染烘托，虚实结合，动静相生……
师：“沉郁顿挫”是杜甫诗歌已有定论的风格特征，那我们可以通过本专题四首诗的学习更深入的理解“沉郁顿挫”的内涵，在阅读中把主观感受与作品的艺术境界统一起来，在审美享受中达到情感的共鸣和情操的陶冶，从而更深刻的理解杜甫诗歌的“美”的意境。
师：下面我们一起复习一下“意象法”知识。
（投影）5）复习“意象法”知识
意，即“为什么写”，主体是“情”与“理”。
象，即“写了什么”，大致分四类——物、景、人、事。
法，即“怎么写的”，大致分四类，A类是表达方式，B类是表现手法，C类是修辞方法，D类是结构方法。
师：下面进入目标设定环节。大家根据以上提示确定自己学习《沉郁顿挫的杜甫诗》的目标。
（学生在活页纸上写自己的学习目标。）
师：下面以四人小组为单位，指定某生记录，汇总认同率高的学习目标，推荐到课代表处。
（学生小组讨论，某生记录，提交课代表）
课代表汇总交老师投影：
（投影）
1）诵读 读准读通，感受意境、形象，陶冶精神和审美愉悦；
2）使用工具书，自行解决阅读中的障碍并积累（初步了解杜甫的生平事迹及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
3）鉴赏诗歌的“象”（物、景、人、事）；
4）鉴赏诗歌的“意”（思想和情感态度）；
5）鉴赏诗歌的“法”（形成“沉郁顿挫”诗歌风格的表达技巧等）；
6）背诵（《旅夜书怀》《咏怀古迹》《客至》），熟读（《兵车行》）；
7）自选目标。
关键词：改写理论；翟理斯；《古今诗选》；杜诗英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杜甫（712-770）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杜甫又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面貌，具有极高的史料性，故称“诗史”。另外他还是一位人文关怀主义诗人，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有“扶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体现了“民胞物与”的儒家品格。文章深沉蕴蓄，感情抑扬曲折，也因此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杜甫的诗歌不仅在国内备受推崇，广为传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也不断兴起。
翟理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家、著名汉学家，是将杜甫诗歌译成英文的重要先驱者。在1898年出版了《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选译了从诗经到清代诗歌共200首，其中杜诗十首。其译作“严谨典雅，诗味浓郁，在西方风行一时”。施觉怀曾夸赞翟理斯“有诗才”，“Giles译中国古诗可算一绝”，中诗英译大师。北大教授许渊冲在文章《谈唐诗的英译》中，也对翟理斯的英译汉诗持肯定态度，指出，“宁可继承Giles诗体译文的传统”。
然而，从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翟理斯的译文通过题材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具体运用对原文进行了改写，使得译文在形式，内容和整体风格上都和原文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呈现了一个偏离中国传统固有观念的杜甫形象。传统的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理论着重分析文本之间的“忠实”或“对等”，对改写现象无法做出明确解释。勒菲弗尔改写论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层面的规定性翻译研究，把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为研究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本文拟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旨在描述翟理斯英译杜诗中的改写现象，并且探究其之所以然的原因。
二、翟理斯《古今诗选》中对杜诗的改写
在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本部分将对翟理斯对英译杜诗的过程中采用的改段进行总结。
（一）对杜甫诗歌题材的片面选择
杜甫一生写下一千多首诗，其诗多涉及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人民疾苦，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即使在一些写景咏物诗，甚至那些有关朋友，兄弟，夫妻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然而在《古今诗选》中，翟理斯所选译的10首杜甫诗歌基本不涉及社会历史题材，而是以个人日常生活事件为主。《绝句·江碧鸟语白》反映的是羁旅异乡的惆怅；《落日》是一首即景抒情诗，表面上描写村居田园之乐；《月夜怀兄弟》写思友怀亲；《江村》描写了杜甫的家庭之乐；《琴台》歌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题张氏隐居》和《陪诸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描写访隐、郊游宴饮的场景；《曲江二首》更是突出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
除了《石壕吏》直接触及当时的社会波澜，其余各诗都指向杜甫的个人化世界，译文所呈现的杜甫不再是一个动荡时代的颠沛流离者，也不是一个于生活困苦中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儒士。
译文中杜甫形象的改变和杜诗内涵的弱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翟理斯在翻译上的特殊处理所致，这也是以下要谈的两点。
（二）译文诗题的偏离和历史地理文化信息的淡化
首先，翟理斯在翻译诗题时有意偏离原文诗题。杜诗拟制诗题之妙， 一直以来为诸多杜诗学研究者所关注称赞。比如《江村》，清代的金圣叹就曾评道：“题曰江村，诗曰江村者，非江边一村也。乃清江一曲， 四围转抱， 既不设桥，又不置艇，长夏于中， 事事幽绝， 所谓避世之乐， 乐真不啻者也”。 如此江村之题便与全诗之旨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微妙联系，而翟理斯却将其题目改为“ Home Joys”（合家之欢）来概括全诗大意，使原题不再具有曲折之妙。对比原诗来看，翟理斯所翻译的杜诗没有一首与原诗题目是一致的。《绝句·江碧鸟语白》译成“In Absence”，意为不在家乡，又突出了羁旅思乡之情。《落日》译作“Wine”（酒），《月夜忆舍弟》题目译为 “To My Brother” （致吾弟），《琴台》则直接以故事主人公之一“ SSU-MA HSIANG-JU” （司马相如） 为题，《题张氏隐居》译为“The Hermit” （隐士）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的题目是 “A Picnic”（郊游），《石壕吏》译成 “Pressgang” （征兵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翟理斯同时选取了《曲江二首》，却将其分别翻译成两首韵律形式不同的诗，并用分别以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为之译题。总的来看， 翟理斯的译文题目的制定主要依据他对原诗大意的理解自创的诗题。翟理斯译诗题目的偏离就使得译文中折射的杜甫形象越来越个人生活化，田园化，浪漫化。
另外，翟理斯还有意淡化杜诗中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文化等相关知识。杜甫的诗歌号称诗史，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以及其它大量的社会信息，然而，原诗中包含的地理及诗歌写作背景等与当时社会历史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在译诗中蒸发殆尽。例如《石壕吏》和《琴台》，其诗题地标明诗歌所描述事件的发生地石壕，琴台这两个重要的地理信息，而译诗诗题为《征兵队》《司马相如》，另外，诗句“急应河阳役”被译成“to journey the seat of war” ，河阳这个地理信息也被一笔抹去。最后，译诗对杜诗所蕴含的文化典故基本不予说明。翟理斯的10首英译杜诗中只有两处注解，一处是对《琴台》中的司马相如进行注解，解释非常简短，侧重于其与卓文君的风流韵事，诗中凭吊古迹之感转化为杜甫情感渴望的表现。另一个注解是对《题张氏隐居》的尾句“对君疑是泛虚舟”进行说明，指出“杜甫对自己能否接受隐士生活产生怀疑”，却并未对其中的文化信息进行说明。翟理斯在译文中对杜诗原文中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文化信息的淡化，降低了杜诗的史料性和文化内涵，削弱的杜诗的历史厚重感。
（三）以维多利亚格律诗体翻译杜诗
从诗歌体裁来看，杜甫是一个众体兼长的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运用自如，行文比较多变。然而，通过对照原文和译文两个文本，发现翟理斯在诗歌形式上力求对应， 以诗译诗， 以传达诗的美感。另外，为创造出与原诗的某种对应， 在诗歌的句数上与原诗保持一致， 律诗以八句译出，绝句以四句译出。译诗还特别注重押韵，或隔行押韵（alternative rhyme，又称交韵）或两句一韵，或用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或用iambic pentameter），这些都是传统的维多利亚英诗格律。
然而，在选译的10首杜诗中，有一首五言绝句（《绝句·江碧鸟逾白》，四首五言律诗（《落日》《月夜怀舍弟》《琴台》《陪诸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四首七言律诗（《曲江二首》《题张氏隐居》《江村》），一首五言古诗（《石壕吏》），这四种体裁都有各自的字数韵律形式限制。翟理斯却将之一并译成英国维多利亚诗歌样式，两者是不可能完全对应的。译文所传达的杜甫是一个文风拘谨，风格单调的诗人形象。
综观全文，翟理斯的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文的改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凸显了杜甫关于个人生活的诗歌题材，二是大规模删除杜诗中的历史文化地理信息，三是用维多利亚格律诗体翻译杜诗。这种改写，在形式上改变了杜诗行文多变的特点，在内容上，使原文中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有着济民安邦爱国情感，积极入仕的儒者，变成了译文中耽于寻仙问道，宴饮游乐，思亲怀乡，田园村居，家庭之乐的隐士。总体风格上，一改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转变为轻松、明快、简洁的诗风。
三、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作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潮流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勒弗菲尔保留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系统思想，把文化视为由文学，科学，技术等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并认为文化外的现象必然会于文学发生相互作用。勒弗菲尔强调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基于原语和目的语文本层面的“对等”的忠实不存在，译者面对的是大量难以理解的和容易误读的文化材料；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文本，还需对翻译带来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制度进行研究”。
按照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翻译，批评，选编，撰史和编辑都是某种形式的“折射”或“改写”。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的序言中，勒弗菲尔明确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即操纵，是为特定权力服务的。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反映了某一特定意识形态和诗学，两者操纵文学以某种方式在某特定社会下发生作用。另外，他还强调“翻译是最明显的改写形式。它是最有影响的潜在力量，它能够跨越始发国的文化疆界，将作者或作品的形象投射到新的文化场景。”。通过翻译投射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基本上由两个因素决定，这两个因素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译者主动接受或是由其他赞助人强加的）和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下面具体阐述这两种制约译者翻译的因素：
（一） 意识形态
勒弗菲尔改写理论中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包含传统、信仰、惯例等宽泛意义上的含义，而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政治宣传行为。它是制约人们信仰和行为习惯的总的因素。从作品内容主题到形式风格，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干预。翻译不仅依赖于语言文化，更重要的是达到意识形态的预期。当原文本反映的意识形态与译者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大多数译者会倾向于采取各种操纵手段改写原文本，使其与目的文本所在文化的意识形态相容，贴近目标读者心理期待。
（二）诗学
意识形态不是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唯一因素，诗学是另外一个。根据勒弗菲尔的定义，一种诗学形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种文学手法、题材、人物原型、中心思想、场景以及象征等文学要素；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体制中的作用。前者从技术角度对原文进行改写，后者很大程度上促使译者选择主题与社会体制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改写，以博得大众注意。
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首先是文学理论的一种，但是它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根据改写理论的观点，译者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来操控译者，诗学则是译者翻译过程的文本表征”。在勒菲弗尔看来，即使是最忠实的翻译，也是某种形式的改写，忠实的翻译只是众多翻译策略的一种，不是唯一的正确翻译；一些看似不忠实的翻译，可能不是单语言文字的原因，而是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在背后进行操纵。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无疑对探究翟理斯改写杜诗的原因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翟理斯改写杜诗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分析框架，在前文分析总结译文的文本特点和改写形式之后，尝试分析翟理斯《古今诗选》的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翟理斯经历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因而他的翻译行为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重大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大跨越发展与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打破了人们过去坚定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人类的进化》都动摇了传统信仰的理论根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维多利亚王朝推崇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纷纷瓦解，到90年代几乎彻底崩溃。历史学家杨格曾概括说：“当我们注视80年代在新思潮和和旧观念” 旋涡中挣扎，试图寻找一个立足点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茫然、不协调和无所适从的感觉。随着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 《中国的宗教状况》、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道德经》，和翟理斯撰写的《老子遗存》（The Remains of Lao Tzu，1886）在英国的出版发行，道教思想开始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流传。宣扬“天人合一”“自然无为”“返璞归真”“清净寡欲”的道家哲学思想正好契合了当时人们追求自由和和谐社会的渴望。因而英国人迫切地想要揭开东方古国的神秘面纱，感受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了解中国的芸芸众生、世间百态，并从中寻求精神慰藉和出口。翟理斯作为大英帝国驻华外交官和汉学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赋予了他特殊使命：传播中国文化，迎合英国读者期待。鉴于当时道教思想在英国的盛行，迎合当时大众的心理需求和求知欲望，翟理斯仅选译了杜甫诗歌中描写求仙访道、郊游宴饮、田园村居和谐家庭生活等有道教内涵的题材，而对反映杜甫忧国忧民和“扶君尧舜上”政治理想的儒家思想的诗歌并未涉及。通过自创偏离原题的诗题和淡化历史地理文化信息，更加营造了一种道家的清净无为氛围。
事实上，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除了一个国家或群体占主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还包括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后者包括个人性格，教育，生活和工作经历。翟理斯的父亲约翰（John Allen Giles）是英国国会的牧师和基督圣体学院的院士，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督促他抄写拉丁语和希腊文名篇，并教导他广泛阅读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书籍，这种古典式的教育和他对古典的兴趣和实践，造就了翟理斯严谨的英国学院派作风。因而可以推断，翟理斯对古典的精通和爱好，有可能《曲江二首》之二的标题被译为拉丁语“DUM RES ET ARTAS”的一种原因。另外，其严谨的英国学院派作风也为其以整饬典雅的维多利亚体诗歌形式翻译杜诗提供了一种解释。
（二）诗学的影响
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文化中，译入语是否符合当时的主流文学规范，对于不懂译文的读者来说，是他们接受和评价译入诗歌的基本依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仍然盛行传统英诗风格，诗歌读者仍习惯于格律体的传统样式。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主导形式还是格律体，在遣词造句和音韵节奏方面都有比较严谨的固定格式。因此，立足于英国当时的诗学规范，翟理斯采用维多利亚诗体形式翻译杜诗。另外，“译诗中偶然使用希腊和拉丁文典故，在当时的英语世界，被公认为是增强译文文学性和感染力的常用手段”。遵循上面提到的两点诗学规范，翟理斯的汉诗英译显得典雅，整饬而严谨，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易于被当时英语世界的诗歌读者所接受和欣赏。
五、结语
综上所述，翟理斯的《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在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改变了杜诗的形式，内容和整体风格，也改变了诗人杜甫的形象。译者所处的时代特点，译者的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诸多因素，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译文的产生，最终译文是各方因素操纵制约的结果。
翟理斯是将杜甫诗歌译介到英语世界的重要先驱者之一，虽然在他并非首位英译杜诗的翻译者，但是与早先的理雅各的翻译相比，翟理斯的译作将杜诗提到较为重要的地位，他在1884的《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就指出“杜甫为仅次于李白的伟大诗人”。翟理斯的研究和翻译，为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理解和欣赏杜甫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歌，推动在西方学习和翻译中国古诗的第一次高潮，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也应该看到，译文对原文的种种改写，偏离了杜甫及其诗歌在中国传统的固有形象。因此，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在留下诸多遗憾的同时，也为原作的重译打开了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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