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而言，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类型的融合与同化。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
（一）汉民族的多源多流
历史悠久的汉民族，自古及今瓜瓞绵绵，枝繁叶茂，为融合众多民族漫漫演变而成。它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又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形成的。再往前推，夏、商、周也都大多出自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到了秦代，国家的统一，消除了华夏族各支系间彼此隔离的状态，形成了华夏族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所以，汉代学者把秦治下的华夏族人称为“秦人”。
“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在汉民族发展壮大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族共同体的壮大，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化”政策实现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则大多与汉族统治阶级的征讨、掳掠、招抚相关联。隋唐一统，突厥、铁勒、契丹、党项、吐谷浑等族纷纷内属，与汉族杂居，部分族众融于汉族中。宋江金时，汉族分布区域被各民族政权所分割，部分汉族居于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建立的辽、西夏和金国之中。这些民族政权，为了统治征服的汉人，也常效仿中原汉制，宣讲儒、道、释等思想。其结果，部分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渤海人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元和清，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部分融于汉族。
总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同时，汉民族又像—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以它那种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二）少数民族的多源多流
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也是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出现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几大族系。各族系先后出现的民族，东胡族系有乌桓、鲜卑、室韦、契丹、库莫奚等；肃慎族系有挹娄、忽吉、靺鞨、女真、满族等。这些族称，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更迭，它反映的是各族体之间的离散、聚合与融合的过程。
在西北地区，吐谷浑和党项羌的融合最为典型。吐谷浑源于辽东的慕容鲜卑，西迁后兼并各族，建立了一个广土众民的民族政权。经过二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其统治下的鲜卑、氏、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逐渐聚合成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继吐谷浑解体后，西北又形成以党项诸部为核心，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等族在内的民族融合，其结果又形成新的族体——党项羌。
在南方地区，百越族群支系繁多，历史上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这些民族的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往来。秦汉以后，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经过长期分化、聚合和演变，与今日壮侗语族的壮、傣、侗、布依、水、毛南、黎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边疆地区各族体的源流如此，某一具体民族的聚合过程也大致是这样的。如形成于元代的回族，其来源是在13世纪初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被迁发或自愿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和西亚各族人民，以及部分回鹘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又不断融合进汉、维吾尔、蒙古等族，尤其是融入汉族的血统最多。
这种汉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发展着相互间的同化和融合的民族关系格局。
三、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四个重要时期及其特点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都有重要的作用。而民族同化有别于民族融合，它不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而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1）掳掠其他民族为奴隶和农奴，同化于本民族。（2）通过征服采取强制办法进行同化。（3）因改朝换代，为避免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改变民族成分。（4）以政治暴力强迫迁徙而同化。我们对于民族同化所使用的政治强制手段是不赞成的，有些结果也是应该反对的，但它却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在理解历史上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时，不能把融合与同化等同看待，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能把二者绝对地割裂开来，要辩证地看待。因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况。
统一与分裂问题。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国家统一是主要趋势：从时间上看，合长于分；从空间上看，合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程度上看，合的稳定性越来越大。即使是在几次民族大分裂时期，从表面上来看，社会局面是“分”了，但从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看，则渐渐地“合”了。而在诸多使统一能够成为主要趋势的原因中，民族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历史上不间断的民族融合，使得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历史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和演化，才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以下内容由收录，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把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作为一项根本性、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好。湖北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有247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5%，是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省份之一。湖北统战系统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推动中央关于民族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增进政治认同。强调：“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的就是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做好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加强民族团结的各方面，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中流砥柱，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推进。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力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切实增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增进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不断挖掘和大力弘扬各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引导各族人民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持续深化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们的心灵深处。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以民族大义为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重，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发展繁荣。
一、塔城地区俄罗斯族民歌的哲理美
俄罗斯族民间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从形式上可分为民歌、民间歌舞、民间器乐三大类。其中民歌又可以从题材上分为仪式歌、抒情歌、叙事歌、短歌等类别。俄罗斯的民歌都源于人们真实的日常劳作与生活，展现了俄罗斯族人民对劳作收获的喜悦与期盼、对美好爱情的忠贞与向往、对残酷战争的痛恨与反思以及对丑恶社会现象的讽刺与贬斥;每首民歌都具有语言通俗，节奏鲜明，朗朗上口的特点。当地的俄罗斯族擅长将深刻的哲理用简单质朴的语言配以极具俄罗斯族风格的曲调进行演唱。现流传的大量民歌歌词中都蕴含了深刻的道理，或通过暗喻、或通过反讽、或通过赞扬、使人们在感受聆听歌曲优美旋律的同时也渗透出了独特的哲理美。
例如，在塔城地区广为流行的俄罗斯族民歌《飞去的燕子》既唱出了父母对出嫁女儿的不舍，也从侧面道出了亲情的可贵;《侦察兵》赞扬了军人的英姿飒爽与报国豪情;《沿着街道》《妈妈我爱上了飞行员》表达的是俄罗斯族青年男女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姑娘的身价》等一些民歌则又使用了讽刺的方法，斥责只一味追求金钱彩礼而对爱情不专一的虚伪丑恶行为。这种歌词的哲理性始终贯穿于俄罗斯族各类民歌当中，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风尚、教化民心的功用，同时也传递出了深远的美学价值，最终形成一种隐藏在音乐旋律当中的哲理美。这种哲理美与俄罗斯族质朴善良的民族精神紧密相连，它不仅是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俄罗斯族人民社会价值观与是非观的真实反映，暗示着俄罗斯民族对未来的期许和发展方向。每一首民歌都像是一首通俗而又意义深刻的诗篇，凝聚着俄罗斯族人民的智慧与高尚的民族精神。而这种蕴藏于歌词当中的哲理美也使俄罗斯民歌更具生命力，长盛而不衰。除民歌外，俄罗斯族的舞蹈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在歌曲中可以感受到俄罗斯族博大深刻的民族内涵，而在舞蹈中，则可以通过热情洋溢的节奏节拍以及欢快的舞步感受到俄罗斯族的民族性格和处世态度。这也成为了俄罗斯族音乐文化的又一美学价值，值得在艺术作品的审美过程中进行深刻反思。
二、塔城地区俄罗斯族舞蹈格巴克的即兴美
俄罗斯族最具典型代表的民间舞蹈叫做格巴克，这种舞蹈跳起来激情似火，热情洒脱，正如同俄罗斯族的民族性格。格巴克普遍流行于新疆塔城地区，每当夜幕降临，一天的繁忙工作结束之后，在当地的广场上，总能听到格巴克欢快的节奏，看到人们跳起格巴克时忘情的舞步。由此可见这种俄罗斯族舞蹈的普及性。作为一种自娱性质的舞蹈，格巴克的即兴很强，舞蹈动作以双脚在地面踢踏打击出节奏为主，所以也被叫做踢踏舞。
而最迷人之处在于格巴克的即兴特点，无需豪华的场地，特殊的动作编排，也无具体的人数限制，无论在广场或是公园，即便在家中也可以进行。几乎在所有俄罗斯人欢聚的场合，都可以欣赏到这种热情洋溢、发自内心的舞蹈。只要跳起格巴克，周围的人也都会被这种欢乐的节奏和如火的热情所感染，而这一切正体现出了强烈的即兴美。这种美感是专业编创的舞蹈所不能比拟的。格巴克没有任何刻意而为的修饰，也没有任何机械与不自然，完全是俄罗斯族人民发自内心的舞蹈，是人们真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在战胜苦难后精神上的狂欢。尽管没有精雕细琢的技术动作，也没有华丽专业的演出服装，但凭借这种即兴美依旧足以让观众为之动容并感同身受，这就是俄罗斯族舞蹈即兴美的魅力所在。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形式各异的舞蹈层出不穷，对舞蹈动作的技术性和美感也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舞蹈作品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这些问题，应该能从格巴克的例子中找到答案。真正的即兴美，并不是随意而为杂乱无章的哗众取宠。它是一种情感的催化物，同时也是一份率真与洒脱。当一种舞蹈甩掉重重规则的包袱与技术动作的苛求，留下的就是其最本真的内涵。格巴克所阐释的正是这种即兴之美，看似无修饰却是最动情，看似最朴实无华，却是最热烈的精神盛宴。
总的来说，格巴克展所展现出的即兴美最终又与俄罗斯族的民族性格及处世态度相呼应。俄罗斯族人民善于在舞蹈中，在歌声中找到真善美的归属，不拘泥于现实苦难的枷锁，能够豁达面对逆境，向往自由，能够勇于追求心中本真的情感。而这种即兴之美正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由内向外的释放，因此能够打动人心，使人在舞蹈中产生情感的升华。
格巴克是热情似火的，而比格巴克更温暖的是新疆各民族人民心手相连亲如一家的真挚感情。塔城地区的俄罗斯族由于生活在新疆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中，因此音乐文化也受到了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展现出了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特征，在民歌及器乐曲等方面形成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形式，具有独特的融合美，这一美学价值正是在新疆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在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的基础上，使俄罗斯族音乐文化兼收并蓄，与其他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交融从而发展的更为和谐。
三、塔城地区俄罗斯族音乐文化的交融美
新疆塔城地区的俄罗斯族在演唱民歌时，主要使用俄罗斯语，但有时也用汉语或哈萨克语。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了各民族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俄罗斯族音乐文化的交融性。例如《阿金努仕卡》是广泛传唱于塔城地区的一首俄罗斯族民歌，但这首动听的民歌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是维吾尔族民歌，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首歌中带有塔塔尔族民歌的风格。产生这些争议的原因正是因为《阿金努仕卡》融合了各民族民歌的音乐特点。而这种交融性在新疆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孕育出了俄罗斯族音乐独特的交融美。
各民族共同生活在新疆这片沃土，相同的生存空间，相似的耕作样态，使文化交融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借鉴是其必然结果。故步自封是不对的，然而这种文化之间的交融并等同于一味抛弃本民族的传统，全盘模仿外来文化。俄罗斯族的音乐文化之所以能够得以长足发展，就是能够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文化交融漩涡中巧妙的找到平衡点。面对多民族聚居的社会环境，俄罗斯族在文化本质上依然顽强的坚持着其固有的特点，却在表现形式上充分借鉴了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从而获得了自身的和谐。这种能够在多种文化冲击中找到平衡的能力造就了俄罗斯族音乐文化所特有的交融美，使其能够始终在民族文化之林取其精华，获得不竭的动力，同时得以让自身和谐的发展，而不至于淹没在强势文化当中。在新疆这片热土上，俄罗斯族这种音乐文化的交融美显得尤为重要，这种交融美不仅是各民族文化得以持续稳固的发展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塔城地区乃至新疆整体音乐文化的大繁荣。这种文化的交融美使俄罗斯族音乐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也拉近了俄罗斯族人民与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心。音乐作为最打动人心的工具，在传播过程中更是胜过千言万语。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在交融中升华，在交融中变得和谐稳固。这是俄罗斯族音乐文化带给我们的启示，这种相互交融兼收并蓄的过程其本身就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在互相交流，包容借鉴中进一步发展了俄罗斯族音乐文化的交融美。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发展；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为此，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疯狂学习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
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体育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体育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二）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三）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也代表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 (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高潮，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白晋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丰富世界现代体育宝库[j].体育（人大复印资料），2002,(4).
[2]曾于久，刘星亮.民族传统体育概论[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5]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2021年3月7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多为各族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各族人民大团结，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公共安全应急响应体系，及时排除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
2021年6月7日至9日，在青海考察时强调，我们要继续奋斗，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更加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要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
“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在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让青海各族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今天的青海，绿水青山之间，一条条新建的道路，延展着致富的希望；一排排独具特色的新房里，安住着各族群众；一所所现代化的校园，孕育着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一座座设施齐备的新型医院，为民族地区广大群众保障健康；一个个高原美丽乡村，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实现完美蝶变……这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记录着青海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轨迹。
描绘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新画卷
“力争到2025年，把青海建成民族团结、生态良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青海贡献……”
为进一步在新的起点、更高层次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019年，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2020年，我省紧紧抓住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的有利时机，争取国家层面支持，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青海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成为我省“五个示范省建设”中唯一纳入中央文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举措。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率先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意见》《关于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决定》，召开动员大会，科学规划和全面部署创建目标、主要任务和关键举措，明确到2025年，把青海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开启了新时代高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征程。
目前，全省8个市（州）、29个县（市、区）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区）；所有县（市、区）建成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县（市、区），我省成为第一个所有市（州）建成全国示范的省，第一个建成全国示范县（市、区）数量近三分之二的省，提前实现了“三年打基础、八年创先进”的先进区创建目标，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在前列。
一串串扎实的数据，一道道闪亮的光环，折射出青海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深入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工作，奋力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处长贺德禄说，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创建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建立四级党委书记负总责的领导体制，在全国开创了党委总揽创建的先例，形成了党政军民齐抓共建的大创建格局。在全国首创民族团结专项考核机制，表彰民族团结先进，设立民族团结创建奖，凝聚了全省上下共抓创建的人心力量。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指引的方向，以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为目标，继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行动，使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更好赋予民族团结进步意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加快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是青海贯彻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的具体实践。青海要继往开来、创新提高，谱写“示范”新篇章。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省坚持把专题宣讲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和“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等有机结合，从革命斗争史、建设发展史、团结进步史中寻找民族团结的“基因密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汲取共同团结奋斗的智慧力量，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坚持以法治理，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坚持我国宗教化方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施‘民族团结进步+’融合发展行动，推进创建工作人文化实体化大众化。”为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青海大地开得更加绚烂美丽，一幅清晰美丽的发展新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需要用好系统思维，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始终贯穿于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所长鄂崇荣认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创新交融。坚持战略思维，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这一“国之大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永续发展，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以法治保障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保证各族人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维护好各民族大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与培育新兴产业和“四地”建设深度融合，提升“民族团结进步+”融合发展水平。
作为长期研究民族宗教工作的专家，省委党校民族宗教学教研部主任马明忠表示，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深化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指明了根本方向、明确了行动指南、注入创新动力。青海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民族工作赋予新的内涵，凸显了青海在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了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全国的示范效应，凸显了多元、交汇、融合和包容的“新青海精神”。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在全省“五个示范省”战略布局中具有牵引性、基础性、全局性的作用，需要从融入国家战略中不断创新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工作。
行走在青海大地，家庭、社区、乡村、机关、学校、企业、市场、寺院、军警营……随处都能感受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欣欣向荣景象。
“每年都有分红款，平时还在花海里面打点零工，如今我们吃上了‘旅游饭’,日子也越过越甜了。”村民高生寿高兴地说。这个夏季，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北藏族乡边麻沟村又迎来一批批游客。该村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依托乡村旅游产业脱贫攻坚，将一个只有290户贫困人口的“穷山村”变成了年接待旅游人数60万人次、人均收入1.5万元的“美丽乡村”。昔日的贫困村成为了环境优美、乡风文明、生活和美、民族团结的“先进典型村”。
边麻沟村仅仅是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共享发展成果中的缩影。发展是做好民族工作的立足点，是解决民族地区所有问题的总钥匙。我省坚持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新业态，把民族团结进步与全省各行各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小财政办大民生，将全省财政支出的75％以上用于民生领域。以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高原养生、极地探险、生态观光等民族地区特色项目，一大批农牧民吃上了生态和民族特色旅游饭，绿水青山成为了惠民富民的金山银山。大力支持“拉面经济”发展，连续举办全省刺绣大赛，“舌尖上的拉面”“指尖上的青绣”成为彰显民族团结成果的特色产业，各领域、各行业精心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载体和品牌，创建工作融入国家战略、融入全省大局，成为引领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抓手。
“和实生物，和谐生美”。今后我省将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继续深入挖掘整理、研究宣传青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与现实，持续开展创建工作“十进”活动，培育选树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典型。加快省内外经济、文化、人员双向交流，鼓励各族群众广泛开展文化体育交流、联谊联欢、联合创业，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构建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优化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关键词] 历史 民族 中国 和谐 发展
一、古代民族关系与当今和谐中国的概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追溯到远古。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时期。有相互间的战争掠夺,更多的是民族融合,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有三次较大的民族融合,从而缔造了如今如此牢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至此提出和谐中国这一理念。
单从字面上说,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和匀称”,社会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因此,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具体说,就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中国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我们党治国理政追求的完美结合。
二、民族政治往来对和谐中国的贡献
为促进各民族政治往来,各朝各代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和亲,派遣使者等。闻名古今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张骞通西域等。这些措施打开了各民族蔽塞之门,给各少数民族带去了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长远地说,促进当今和谐中国的发展。如鲜卑、匈奴、蒙古等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汉族政治的影响下,都发展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度。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一是禁胡服,改鲜卑服装为汉服;二是改胡语,规定30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说汉语;三是把鲜卑姓改成音义相近的汉姓,如六步孤式改为陆式;四是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五是改革管制等。这些措施的实行,充分显示汉族政治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同时,这些措施推动了民族大融合的迅速发展。后来,明清时期,在册封达赖、班禅、驻藏大臣等,在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这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当今中国,各族人民和谐共处,贯彻“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原则。中央在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在了解自身条件的基础上,实行自治,因地制宜,加强了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流,一片和谐景象。
三、民族经济交流――和谐中国大市场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农耕自然经济,可划分为两大经济区,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东南部为农耕区,西北部为游牧区。农耕区以种植业为主,同时也有家禽,家畜的圈养业和家庭手工艺,构成自给自足的经济类型。畜牧区的游牧民族以畜牧,狩猎为主,“逐水草而居,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有冲突,战争,也有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上文提到的文成公主入藏,张骞通西域等,都极大促进了各族经济的交流,给少数民族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生产工具,少数民族先进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入汉族。棉花的种植与棉纺织技术的创造都是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的。它从南北两路传入中原,北部自新疆传入关中地区,南路则由南海,闽广向长江流域推广。元朝,忽必烈在浙东等地设置木棉提举司,说明我国长江流域早已种植棉花,纺纱织布。但是,由于工具简陋,效率不大,成品叫粗糙。元成宗时期,劳动妇女黄道婆把海南黎族的纺织技术带去松江府的乌泥泾,才改进了纺织工具和技术,各族纺织业进一步推广。这些都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各族经济发展,巩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甚至通过丝绸之路开放了外国市场,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地位与水平。而今我国各族的经济交流因交通、政策的便利,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民族文化交融――当今中华文化集大成
人类文化史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思想文化,都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与发展的。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民族独具特色和风格各异的文化。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受到尊重和保护,各民族都着重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几千年巍然立于世界东方,不仅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更有思想基础。这是源于历史上各族人民文化的交融。汉族文字不断传入各个民族,各族首领大多要求会说汉语,写汉字。以元朝为例,最高恶疾所属为蒙古族,在过去局限在大漠南北,同中原地区关系不太密切。而后,通过驻防,屯田,从政等关系,打了散居内地,吸收汉族文化。以前的契丹人,女真人,又要和汉人接触较早,在风俗习惯与文化上大量与汉族融合,在元朝把他们称为汉人。在另方面,中亚一直欧洲的外国人又称中国北部的汉人为契丹人,甚至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维吾尔族以前住在河西至新疆一带,后也散步各地,如今其舞蹈,音乐,语言等广泛传播。维吾尔族的文化对蒙古族也有很多影响,蒙古字母就是从维吾尔字母衍化来的。在元代,不少维吾尔族又接受了汉族文化,出了不少学者和诗人。归属元政府统治后,和内地关系更密切了。式的寺院佛塔在内地也出现了,第一个国师巴并在公园1269年为元朝制订了蒙古新字――所谓八思巴字。足以见得,民族文化的交融程度。而今,国家更是重视保护民族文化财产,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发扬与传播。重视民族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等。保护文化遗产,如布达拉宫。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各民族只有人口多少和发展程度上的区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每个民族的文化精粹都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
五、把握民族关系――促进当代和谐社会发展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共同奋斗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璀璨文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稳定事关祖国边防巩固,社会长治久安,国家兴旺发达。虽然民族关系问题至今没有处理得尽善尽美,但各族人民团结互助这一大趋势不会改变,和谐中国的构建必定因此而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张家鹏,王祥.中国文化概论.2006,1.
[2]张传玺.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7.
[3]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9.
[4]司马迁.史记.
[5]罗贯中.三国演义.
关键词 新疆；高职院校；职业指导；民族团结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5-0050-0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指出：“教育部门应当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学校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民族知识进课堂、进教材。”职业指导工作是新疆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中的重要一环，肩负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和创业观，架起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桥梁，实现各民族学生理想就业的重任。遵循学生发展规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新疆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到职业指导工作的全过程，成为新疆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新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的需求
（一）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需要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同发展的地方，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在这种地域背景下，肩负着促进各民族学生就业和创业，提升各民族学生职业素养，营造和谐职业环境的重要使命。民族团结教育一直是新疆自建省以来所积极倡导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情势严峻的挑战下，更要使此项工作向法治化、全覆盖化和深入化发展。《条例》（2015年12月29日通过）明确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各民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信任、相互欣赏，创造各族群众共局、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加强交往交流交融，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贡献力量。”作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阵地――新疆高职院校在职业指导工作中贯彻民族团结教育，提升各民族学生的职业素养，使学生们能共学、共事、共乐，今后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是民族团结教育深入发展的必然。通过在职业指导工作中融入民族团结教育，提升各民族学生的职业意识规范和团队协作精神、创新创业精神，实现个人价值观、企业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统一，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职业环境良性发展。
（二）进行职业指导工作的需要
新疆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目标是根据各民族学生个人特征和社会需要，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培养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职业能力，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最终达到促进学生理想就业。在新疆要实现这一工作目标，各民族高职学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如何友好相处、互相尊重、共同发展是关键，这就需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使各族学生了解我国的民族政策，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自觉维护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通过将民族团结教育贯穿到职业指导工作始终，使各民族学生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和“五个认同”，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良好状态下，形成促团结、保稳定、增和谐的强大合力，最终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
（三）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
新疆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内容是指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基本国情、形势与政策教育、民族宗教史和新疆历史、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宗教观和民族观的教育。新疆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是落实民族团结教育的有力抓手，通过对学生进行自我认知、职业环境认知和自我职业生涯规划设计，进行多方面职业素养提升训练，使各民族学生了解自己、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增强对其他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从而实现文化认同、确立团队归属意识，达到各民族学生和谐就业创业。
二、新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的现状
为进一步了解新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的状况，课题组分别在三所新疆高职院校进行了实地调研，共发放问卷800份，有效答卷732份，有效率91.5%。访谈教师和学生人数分别为15人和40人。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新疆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职业指导工作还存在诸多不足。
（一）新疆高职院校师生中狭隘的民族意识依然存在
新疆是多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意识如何直接影响着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选择。当问到“实习实训中对不同民族的师傅的态度”时，有33.12%的学生选择“不管，只要能教技术”，有28.36%的学生选“服从企业安排”。当问到“与其他民族同事共事的态度”这一问题时，有73.16%的选择“愿意，可以方便学习语言”，有14.75%的选择“愿意，因为是一个单位的”，有6.49%的选择“不愿意，因为个性习惯不同”，有5.60%的选择“不愿意，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由以上分析可见，尽管新疆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成果显著，但还存在偏向与本民族教师和学生共学、共事的现象，更容易从狭隘的民族意识出发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选择，从而影响了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职业指导教师队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素养不高
教师是学生的先导，要做好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职业指导工作，教育者首先得对民族团结教育内容了然于心。课题组经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职业指导工作者马克思民族理论素养不高。对于“民族团结课程开设情况”这一问题，有48.67%的教育者认为很有必要，有37.76%的教育者认为安排了才执行，有4.42%的教育者认为没有必要。可见，新疆高职院校的部分职业指导工作教师对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缺少对新疆宗教史的了解，甚至对有些内容错误解读，缺乏马克思民族理论相关知识和素养。
（三）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职业指导工作的程度浅显、水平较低
无论是民族团结教育或是职业指导工作，都需要解决各民族学生的现实问题。能否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是衡量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职业指导工作效果好坏的标准。在问到“遇到其他民族需要帮助时，会怎么做”时，43.92%的学生表示“同民族的就过问，不是则不过问”，25.66%的学生表示“会主动询问并视情况而定”，17.20%的学生表示“不闻不问，不关自己的事”；有66.67%的教师表示“会主动询问并视情况而定”，有15.63%的教师认为“同民族的就过问，不是则不过问”，有10.32%的教师表示“会不闻不问，不关自己的事”。可见，在新疆高职院校中，民族团结教育未能有效融入职业指导工作中，其融入程度还处于初步探索的浅显阶段，其融入水平还处在低水平阶段。
（四）语言问题是影响融入有效性的主要屏障
语言作为交流沟通的工具，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学生未来职业选择和发展。当问到“影响与少数民族交往的因素”时，有44.25%的教师认为是语言，有16.81%的教师认为是文化，有31.27%的教师认为是风俗习惯，有7.67%的教师认为是民族信仰。有46.13%的学生认为是语言，有33.26%的学生认为是风俗习惯，有15.18%的学生认为是文化，有5.43%的学生认为是民族信仰。可见，语言障碍是影响新疆高职院校学生未来职业倾向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当前职业指导工作中，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高职院校依然侧重于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内容，语言学习并没有有效纳入学生职业指导工作中，导致当前新疆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率低，职业指导工作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三、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新疆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的对策思考
（一）消除职业指导工作中师生的狭隘民族意识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使民族团结教育真正融入职业指导工作的方方面面，应以消除狭隘的民族意识为工作的重要目标。从近几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民族团结教育的对象不应再仅仅集中于少数民族成员、民族地区、民族院校的学生，对非少数民族地区、非民族院校的学生也应大力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树立个人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由此，无论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是非少数民族地区，都应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纳入到高职学生不同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即将民族团结教育的内容、目的和方法有机结合于高职学生职业指导工作的全过程，以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民族观和宗教观，同时帮助高职学生重塑就业观和创业观，实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有效对接。
消除狭隘民族意识不但需要在指导思想上提出，还必须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的方方面面得到落实。可以在各族师生中间积极开展“八个一”活动，即：学唱一首爱国歌曲、交一名异族朋友、学一种异族语言、读一本好书、做一次心得交流、对学院管理提一条合理的建议、做一件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与异族朋友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载体，使师生能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深刻认识“三个离不开”思想，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强化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二）建设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师资队伍
新疆高职职业指导工作队伍一般是由学校主管就业的副院长、职业指导中心的专业工作者，院系的专兼职辅导员、班主任和专业教师等组成。他们不但要给予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职业认知及选择上的辅导，更要给予学生思想意识的正确引导，引导学生树立与中国梦相一致的个人梦。这就要求职业指导工作队伍一定是具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为确保在各个环节都有各级各类职业指导工作人员发挥有效的作用，思想政治素养应建立培训、学习和考评制度。具体内容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学习内容，以职业指导队伍为对象，建立三个结合制度：一是外出培训和内部培训相结合的制度；二是组织学习与独立学习相结合的制度；三是定期考评与随机考评相结合的制度。这些制度为打造具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素养的职业指导工作队伍提供保障，但是这支队伍的本身素质不同，应运用不同的学习和培训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
（三）融入民族团结教育的职业指导内容
以深化职业指导课程内容为切入点，将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根据高职学生的生涯发展特点，分层次分阶段地融入职业指导课程的全过程中。在大一期间，职业指导课程主要围绕自我认知和职业认知内容展开，可以将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使学生很自然地了解到职业环境一直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发展融合的，所有的璀璨文化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状。在大二期间，职业指导课程围绕W生的职业目标措施和职业素养提升展开，融入更多的民汉课上到课下交流的实践课程，在提高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的同时，加强民汉的互相理解力和包容力，增进民族凝聚力，提升团队合作能力。在大三期间，安排职业导师，尽量做到一对一职业咨询服务，做好实习生思想动态把握和跟踪调查工作，及时解决各民族学生在实习中遇到的实际工作困惑和人际关系相处方面的疑虑，使学生们友好共事相处，努力将民族团结工作生活化。
以深入开展相关职业指导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团学组织的力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作为民汉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平台。可鼓励学生组建“学生生涯发展协会”、“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协会”和“书友社”，由院团委、图书馆和公共教育学院等部门协作，建立相应的社团指导老师队伍，鼓励和支持学生创办校园刊物，激发学生参与社团建设的热情，将先进的民族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中去，定期举办“民族文化艺术节”、“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业设计大赛”和“专业技能大赛”，树立各民族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榜样，引导各民族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将自己职业梦想与中国梦相统一。
（四）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汉语沟通能力是少数民族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一项重要能力，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学生了解中华民族文化、融入未来职业环境的关键。不但应当在高职院校开设汉语课程，而且应当建立提升汉语水平师生一对一服务和定期的激励制度，同时在各族学生中开展学习语言结对子活动，使汉语学习有指导、有伙伴、有激励。在汉语学习的内容方面，应侧重于职业指导教育和创业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和创业观。
为少数民族学生建立职业发展保障机构，用于解决他们从入学到求学、从实习到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相关学业和职业发展问题，使他们能顺利完成学业，并且习得一技之长，最终找到合适的工作。应在高职院校职业指导服务中心特设这个机构进行调控，为扶持少数民族学生能更好地完成学业，与其他民族学生友好相处，对家庭贫困的学生予以缓交学费或减免学费的优惠政策，并为他们的就业和创业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总之，在新疆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在全国稳定为先的大局下，在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新疆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职业指导工作中真正落实到位，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使各族师生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树立与社会理想相一致的个人理想。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新疆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不仅会推动新疆高职院校的改革发展，同时会对新疆的稳定和跨越式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 考 文 献
[1]蔡虹.新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5）：174-175.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J]. 当代兵团.2016（4）：34-37，49.
关键词：民族融合表现；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1-0380-01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满族在经历着数千年的沧桑变化的同时，形成了她独特的文化魅力。但是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她固有的文化也与另一种具有数千年历史文明的，强大而先进的，并截然不同的文化发生了强烈的碰撞，那就是汉族文化。历史的实践证明，满族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改造，融合了汉文化的精华，在以民族融合为重要特征的中华文化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1.民族意识的融合
在满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满族的民族意识对满文化在汉文化中留下本民族的文化印记起了重要的作用。"满族不仅是一个锐意进取、开放的、智慧的满族，还是一个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长的民族，更是一个顽强维护本民族个性的民族。"入土中原面对浩瀚如海的汉文化，他们不是被迫同化，而是积极主动地接受和学习汉文化，体现了满族较高的民族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满族通过特有的八旗制度来维持民族意识。入关之后，面对大海的中原汉族与汉文化，八旗整体意识争强，其内部的民族意识在共同的处境中逐渐淡化。在面临共同的压力危机和利益之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八旗子弟，都能够并肩作战、携手共创、长期以来同呼吸共命运，显然已经产生了认同意识，这时的八旗已经不是满族的专有名词，所以有了"不分满汉，但闻民旗"的谚语。满汉一家亲已经逐步开始和形成和发展，满族民族意识与刚入关之时有所变化，对汉族和汉文化的认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原汉族对满族的排斥也随之减弱，这是满汉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具体体现。满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还自觉的、清醒的抵制汉文化的侵蚀，极力维持本民族的特色；利用政治优势，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汉文化中，在汉文化中融入本民族的特色；将满汉文化完美结合并上升到新的层面，赋予新的内涵，使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2.民族文化的交融
民族服饰是指各民族本身文化中独有特色的服饰，清代服饰具有其鲜明的满汉服饰文化相融合的特征，但是这种融合在其两百多年的统治中却也体现着其正反两方面的特性。由于清代服制的变化，采取的是强制的方式和手段，因此对汉民族的民族情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对汉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644年满清入关，强令汉人效法满族的法式并改变衣着风俗，把剃发作为归降的标志。使汉族传统的服饰制度被迫中止。为保护文物衣冠，汉族各阶层人士以各种方式反抗清朝政府的政策，各地人民屡次起义反对剃发易服政策，但都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酿成了扬州十日的惨案。"但另一方面，通过融合，满族服饰被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轨道，而用料节省穿着方便的满族服饰在融合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促使汉族人民生活习俗方面逐步与女真人接近并融合为一体。
清入关以后，仍保持着满族自己的丧葬礼俗，如火葬。还有殉葬的习俗，殉葬在满族的先祖人真人中就已经存在，他们的烧饭习俗中有"生焚所宠奴婢"的记载。到清代前期，努尔哈赤死时有三人殉，皇太极有二人殉，入关后顺治帝死时有两人殉，摄政王多尔衮有一人殉。当时满族民间妻妾殉夫，奴婢殉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知道康熙年间才有所变化，从宫庭到民间殉葬之习才有所收敛。《清稗类钞》上说八旗丧葬："其旧俗多以仆妾殉葬，朱小晋侍郎裴官御史时，始建议禁止，得旨允行。"再就是在丧事中奏乐，与汉民族的"闹丧"有些类似，但入关后逐渐学汉人，"凡王公府第，虽备乐，皆设而不作。"清入关后的，其特点"是将其先世旧俗与汉族丧葬礼俗及佛教思想揉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繁复细密的新的丧葬礼俗。"
3.饮食文化的融合
满汉融合不仅体现了在思想意识和心理认同上，就连饮食习俗上也交融碰撞出一朵奇葩--"满汉全席"。它带有十分浓郁的满族与汉族饮食文化二元化性特征。在选料上，不仅有各地汉族特产，也吸收了大量满族特有或喜食的土特产，在烹调方法，也有满族传的烧、煮、蒸等方法，也有各地满族和汉族的名菜，还有许多满汉的小吃和粥等，可说满汉全席是满点与汉菜的完美结合。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后，满汉全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作为一种文化观点，由于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抗阻作用，满足固有的饮食文化基因并没有彻底丧失，而是通过与当地饮食文化的整合与调适，形成了一种新的饮食文化。
民族融合在现实中借鉴意义是巨大的。
满汉融合，只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的两个好兄弟，他们的融合只是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例证，团结合作互帮互助，共同繁荣与发展的表现之一。
合理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主流下，更加重视当代中国民族关系问题，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作出新的举措有着现实意义。
重视民族政策的制定，方能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因此民族政策就是民族团结的生命线。民族政策的制定要立足于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对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来讲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经验证明，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只有在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得以真正搞好和切实加强；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也只有在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凡是民族政策执行得好的时候，民族关系就健康发展，民族团结就不断巩固；凡是民族政策执行得不好的时候，民族关系就遭遇波折，民族团结就受到破坏。
参考文献：
[1]陈育宁.《民族史学概论》.[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4
[2]杨学琛.《中国历代民族史》（清代民族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
[3]赵志忠.《满族文化概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2
关键词： 回族 亲和力 发展历程
回族是中华大地上一支独特的具有许多优良传统和文化习俗的民族，他们形成于唐宋元时期，是西方的阿拉伯民族与华夏民族（主体是汉族）不断融合而成长起来的民族，这一民族经过一代代融汇了西方的阿拉伯文化与东方的儒家文化的智慧，形成了两种文化形成互补的优势。在其形成和成长过程中，这一民族心向中华，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紧紧与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结合，而且，这个民族的开放、兼容性，在与包括与汉族其他民族兄弟交往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民族交往、团结的经验，表现出了这个民族善于沟通的对外交往的亲和力。
一、回族融入中华大家庭的历史渊源
中国历史上的唐朝时期与世界史上的阿拉伯帝国时期是同一时期存在的文明帝国，也是两种文化交流、交融的鼎盛时期。从大唐开始，西亚、中亚的阿拉伯商人、传教士、学者、使者、能工巧匠就连绵不断地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后来不断迁徙到中国各地。宋元时期，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对外贸易的增多，阿拉伯人迁徙到中国的现象越来越多。他们所到之处，马上就能与当地的汉族和谐相处，相互帮助。很快，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与当地的汉族女子通婚，繁衍后代，这就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民族：回族。他们经过世代的繁衍成长，融会贯通了阿拉伯文化和东方的汉儒文化，使得回族秉承了两种文化的优势，他们既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了善经商、善贸易、善科技、数学、天文、医学的基因，当然还有伊斯兰教精神，又从母辈们那里得到了汉儒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天地宽广之胸怀。
《古兰经》教导人们要去恶从善、要亲爱他人。它宣传人要尊重天下尊重自然，善意待人、要诚信、要宽容……从回族形成后，穆斯林们在中国不传教、不攻击包括汉儒思想在内的其他文化思想。
中国的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和为贵”，人要以诚信为本，仁者爱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两种文化有很多相同，都是教导人们如何在精神道德方面进行修养，这是回族与中华大家庭能够和谐共生的历史文化原因所在。
由于回族的形成是伊斯兰文化与汉儒文化的开放与包容的结果，他们的父辈与母辈相结合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回族形成时就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命运体。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强大，回族有极其重要的贡献。
二、回族的开放、兼容性
由于回族的文化得到来自伊斯兰文化与汉儒文化的双重浸润，因此这个民族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包容性。
由于回族的祖先是从遥远的阿拉伯帝国迁徙而来的，他们原本是阿拉伯的游牧民族、一个善经商的民族，但他们到达的中国却是一个固守家园的农耕民族，在与汉女子通婚后，赖以生存的经商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可能行不通，随着不断迁徙、定居，他们亦农亦商、亦农亦工，很快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风土人情。因此，他们在本民族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不断兼容并蓄，吸收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文明，因此使这个民族得以在祖国各地与其他民族和谐相处、友好共生，从来没有发生一起分裂民族、分裂国家的事件。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基金的繁荣及城镇化的发展，各民族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各地都能看到回族同胞参与市场经济的活跃身影。在笔者所在的城市沈阳，回族是最早参与市场经济的群体之一，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下海经商，最早进入广州深圳，现在有的人在国外建起了实体。在城市，中华老字号熠熠生辉，回族经营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家店铺，浓郁的穆斯林特色吸引着祖国各地的群众。
在乡村，回族群众亦农亦商。凭借着距离沈阳市郊的便利条件，成为城市农副产品供应地。他们与汉族一起，实行集约化大生产，源源不断地进行粮食、蔬菜、牛羊、乳制品的生产、供应、销售服务。
回族的亲和力还表现在与其他民族兄弟交往时热情大方，秉承着伊斯兰的“散给”精神，与人交往不吝啬、以诚待人，并好客大方。
在民族观念上，基本认同“天下回回是一家”的观念，但在现今的民族交融和交往中，在信守伊斯兰教义的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是穆斯林，却是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下的一个家庭成员，56个民族之一。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