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莫高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5-0031-05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Cave Temples of Dunhuang： History， Art and Materiality”held in the Getty Center and UCLA from May 19 to 21， 2016. Based on nearly thirty year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and Dunhuang Academy， this symposium complemented the exhibition“Cave Temples of Dunhuang： Buddhist Art on China’s Silk Road”held in the Getty Center in honor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Professor Fan Jinshi， who has devoted her lifetime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Dunhuang caves. Twenty-two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 Heidelberg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Dunhuang Academy attended this symposium and shared their ideas and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greatly contributing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Keywords： Mogao Grottoes； Dunhuang Studi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ilk Road
为弘扬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与敦煌学研究成果、加强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所在文物保护与遗产地管理方面的合作、促进国际交流与学习，在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大型敦煌艺术展和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洛杉矶成功地举办了。2016年5月6日，由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主办的“敦煌莫高窟：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展览在洛杉矶盖蒂中心隆重开幕。此次展览分为复制洞窟、藏经洞文物和保护专题展示三大部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同时，英国图书馆、英国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吉美博物馆等机构的43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精美文物，也为本次敦煌艺术大展增色不少。展览得到了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美国华美银行、中国远洋海运、美国敦煌基金会、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美国鲁斯基金会、美国yU+co公司等的赞助支持。
为配合敦煌艺术展览，5月20日晚，在盖蒂中心威廉姆斯大礼堂，来自加州大学孔子学院与世界音乐中心的音乐大师以及音乐专业的学生们倾情奉献了一场以敦煌乐、印度乐、中亚以及中东音乐为元素、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听觉盛宴，将沉寂的丝路历史与静止的敦煌壁画转化为形与灵兼备的高雅艺术表演，为此次敦煌展览与学术研讨会增添了精彩的一幕。
以这次敦煌艺术大展为契机，2016年5月19―21日， 由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敦煌莫高窟专题研讨会在洛杉矶盖蒂中心及加州大学举行，会议的主旨是向樊锦诗女士一生为莫高窟的奉献致敬。此次学术研讨会以更深入的视角向观众介绍了莫高窟和藏经洞文献的相关研究，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会议前期在盖蒂中心举行，后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22位学者发了言。负责现场会议分环节的主持人分别为盖蒂研究所特藏与特展部副主任马西亚・里德女士（Marcia Reed）、盖蒂保护研究所中国项目负责人内维尔・阿根纽博士（Dr.Neville Agnew）、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格曼教授（Prof.Burglind Jungmann）、李惠淑教授（Prof.Hui-shu Lee）、威廉.贝德福德教授（Prof.William Bodiford）、洛杉矶县立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负责人史蒂夫・利特尔先生（Mr.Stephen Little）、加州大学佛教研究专家及韩国东国大学佛教研究学院创始人罗伯特・巴斯维尔教授（Prof.Robert Buswell）。为两个分会场会议作总结发言的嘉宾分别为美国敦煌基金会主席倪密・盖茨女士（Ms.Mimi.Gate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扣岑考古学研究所副所长罗泰先生（Mr.Lothar von Falkenhausen）。
首先，有七位学者就敦煌莫高窟的价值、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的成就以及莫高窟未来的发展作了演讲。
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教授（Prof.Victor Mair）作了题为《敦煌，中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的演讲。他解释了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无形的丝绸之路之间的联系。唐朝时，敦煌为连接欧亚文明曾起过重要作用。这一佛教与艺术中心地处河西走廊，不同语言与不同民族的人民在这里完成商品与文化的交流。佛教沿丝绸之路的传播，加上民族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敦煌莫高窟的产生和发展。莫高窟是一座具有丰富内容的宝库，藏经洞出土文献包涵着非凡价值与意义。
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作了题为《敦煌城与莫高窟的历史概观》的演讲，讲述了敦煌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莫高窟独一无二的历史意义。从敦煌最早的佛教痕迹，一枚有“小浮屠里”字样的东汉汉简（公元1世纪）开始，直到清朝藏经洞的发现，敦煌这座沙漠中的城市与莫高窟一起几经兴衰荣辱，最终从历史中保存了下来并回归人类的视线，并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它的重要性。
应这次学术会的特别要求，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研究员发表了《简述敦煌莫高窟保护管理工作的探索和实践》的演讲，讲述了她本人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的53年中，与莫高窟的工作人员一起致力于莫高窟遗产地保护现状的提升，从最初的管理摸索，到通过逐步引入先进的管理和保护理念、与盖蒂保护所等多家国外文物保护机构合作，最终将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与旅游管理工作做到全国领先乃至世界瞩目的水平。这是数十年所有参与莫高窟保护工作的国内外专家们坚持与努力的结果。演讲结束时，她向所有为莫高窟的保护作出贡献的人们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佛罗里达大学来国龙教授作了题为《敦煌在当代中国遗产保护史上的重要作用》的演讲。他开篇提到，藏经洞流散的文物是文化强权下的牺牲品，但莫高窟也正是这种文化强权的终结之地。1907―1908年，斯坦因、伯希和掠去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后，1909年，清政府民政部颁布了《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中国第一部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条文）；1924年，美国探险家兰登・华尔纳掠去莫高窟洞窟的壁画、彩塑文物后，国民政府在1930年颁布了《古物保存法》，确立了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律框架；上世纪40年代，向达、夏鼐到敦煌考察以及常书鸿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启了莫高窟作为中国当代遗产保护的专业化及机构化的先河；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合作，成为中国遗产保护界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化与专业化方面成功的合作典范。
美国盖蒂保护所从事文物保护的首席项目专家内维尔・阿根纽博士（Dr.Neville Agnew）的演讲题目为《客观真实性：莫高窟保护与管理中的文化与合作问题》。报告讲述了盖蒂保护所与敦煌研究院近30年来的合作，通过一系列斯坦因、伯希和时期的老照片，展示了20世纪初莫高窟脆弱的保存状态及遭受的各种破坏，最初80年代末的文物调查工作，对莫高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对文物本体逐步形成系统化的保护甚至将保护工作延伸到游客管理的领域，并出版了多部关于莫高窟保护方面的著作，为现在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开创出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盖蒂保护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多年来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盖蒂保护所与敦煌研究院的合作使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莫高窟不只是单纯的文物保存的场所，它更是一种特殊文化的载体。双方是以保存及延续莫高窟的文化为共同目标而努力至今的。
英国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IDP）”的负责人魏泓女士（Ms.Susan Whitfield）作了题为《信仰、艺术及贸易：敦煌的佛教环境》的演讲，讨论了全盛时代莫高窟与佛教、艺术及贸易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如何成为促进莫高窟及其周边佛教遗址建设、维护和保持信徒连续不断前来膜拜的必要条件。她还从更广泛的视角，结合中亚、印度来看待更大佛教环境下的莫高窟。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博士的演讲题目是《守望敦煌》。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经历了71年的风雨历程，80年代开始与盖蒂的合作使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走上崭新的台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今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进入了基于风险监控、预警系统的“预防性保护的新阶段”。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加快“数字敦煌”项目的进程，已完成了对一些重要洞窟的数字化存档；将进一步完善敦煌研究院数字资源的分享与开放；计划吸引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不同地区、民族、宗教）来敦煌做研究，促进文化的多元化研究；继续弘扬敦煌艺术，在提高遗产地游客的参观体验的同时，推进敦煌文化进校园项目（国内、国外高校），并利用网络发展在线敦煌项目。敦煌研究院的目标是计划在未来10―15年内搭建出一个敦煌学研究与文物保护的国际平台，而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与持续不断的帮助。
有九位学者做了有关敦煌石窟本身保存的壁画、塑像以及相关文化的研究报告。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博士发表了《莫高窟隋代菩萨像研究》，分析了莫高窟隋朝菩萨的一些特征，探讨了隋朝统一中国之后，在东方（中原地区）和西方（印度与中亚）影响下敦煌艺术的发展状况。考察分析隋朝菩萨的头冠、飘带、璎珞、上衣和裙子等的表现形式，综合分析三个阶段的情况，指出隋代的敦煌所受影响并非全部来自中原，也受到了印度和中亚的影响。但敦煌又是一个佛教文化传统极为深厚的地区，一些敦煌本地的艺术家仍然按传统的方法进行创作。
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Prof.Eugene Wang）的演讲题目是《洞窟中的图像如何禅定》。禅定是某些敦煌壁画的主题，但通常来说，禅修并不需要观壁画，洞窟里展示的壁画内容并不是为了教授人们如何禅定，洞窟营建的最初目的也并非为了禅修。汪教授试图解开人们的一些困惑，即如果禅定只是出现在洞窟内的一种图像，那么是谁来实现禅定的行为的，这些人如何禅定，为何在没有禅定者的前提下要修建有禅定内容的洞窟，什么是洞窟中的图像禅定等。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学者克里斯汀・莫里尔女士（Ms.Christine Mollier）发表了《画笔的魔力：保佑敦煌及其居民的护身符》。她关注的是敦煌地区产生的护身符的类型和功能。从相关的研究资料来看，这些护身符不仅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还反映了当时的宗教理念与占星学理论体系。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娜塔莎・海勒女士发表了（Ms.Natasha Heller）《敦煌壁画中的儿童形象与宗教想象之间的关系》的演讲。她将敦煌壁画中的儿童形象与其相关的文学作品，如《千字文》、《开蒙要训》、《百家姓》、《阿弥陀经》、《父母恩重经》、《法华经》相结合进行分析，阐释了这些儿童形象是如何进入人们的宗教想象中，深化了人们对宗教宣传与教育的理解。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学者佩特拉・罗彻先生（Mr.Petra R？isch）发表了《在敦煌石窟、中原石窟及南方石窟中并存的告解与忏悔现象》的演讲，指出敦煌石窟、中原石窟及南方石窟中的千佛、五十三佛、三十五佛，同时结合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碎片，就敦煌不同类型的组佛形象与中原及南方石窟中的组佛形象之间的联系展开了讨论，认为这种图案的出现与告解、忏悔有关。他还针对5世纪至今的告解与忏悔仪式之可见证据共时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蜜雪儿・麦考伊博士（Dr.Michelle McCoy）发表了《莫高窟文殊堂中的炽盛光佛形象》，阐述了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形象的独特性及其出现的历史背景，说明在11―14世纪时，炽盛光佛在中国内地广泛流行性和产生的影响，对壁画的结构与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并推测了这幅壁画被毁掉的下半部分的内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沙尔夫教授（Mr.Robert Scharf）发表了《有关莫高窟的宗教仪式功能》（On the Ritual Function of the Mogao Grottoes）。他认为，莫高窟除了具有人们通常认为的僧房窟、禅窟、礼拜窟等几大功能之外，还应具有宗教仪式的功能。一些洞窟的功能更接近于家族的祠堂，既是死去的祖先永恒安息之所，又通过礼拜、供养等行为的介入，为家族及家族后代子孙求得福荫。
南加州大学学者索尼娅・李女士（Ms.Sonya Lee）发表了《开悟之地：敦煌石窟艺术与大足石窟艺术中出现的山川、森林以及佛教徒的苦修场景》（The Locality of Enlightenment： Mountains，Forests，and Buddhist Asceticism in the Art of Dunhuang and Dazu Cave Temples）。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在山林中修行是整个亚洲佛教修行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许多修行者来说，苦修是为了摒除肉体最基本的需求或者说对肉体进行伤害使其痛苦，以期战胜肉体的桎梏，从而达到灵魂的超然境界。作者从视觉文化的角度，着重收集来自敦煌石窟和大足石窟的物质证据，说明人们对此类修行方式的广泛接受度、世俗人如何及为何表现这些苦修生活。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胡素馨教授（Ms.Sarah Fraster）发表了《历史上曾在西北地区做过的保护与临摹工作：20世纪40年代在敦煌的策展、绘画与摄影活动》。她讲述了敦煌上世纪40年代出现一个临摹创作高峰期的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敦煌这样一个文化宝库未受到任何外界现代文明的影响，保存了“纯粹”的原始状态的原因。她还介绍了当时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如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以及摄影家罗寄梅到敦煌考察并进行艺术创作的经过。
有五位学者的研究是关于藏经洞出土文物包括绘画、写卷，一些写卷和绘画正好在此次展览中被展出，如印沙佛板、《劳度叉斗圣变》纸质卷轴画和《金刚经》等。
纽约大学沈雪曼博士（Dr.Hsueh-man Shen）发表了《宗教仪式中的印章和印章图案》（Ritual Stamping and Stamping Impressions），围绕藏经洞出土的一个印沙佛板及一卷可能由此印章重复盖印而制作的纸质卷轴展开论述。作者尝试证明在纸张上或沙上盖印的做法与宗教仪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在纸上或沙上留下佛的印章图案能够将修行者本身与诸佛联系起来，而留在纸卷或沙上的印记是为证明这种神圣连接时刻而保存的痕迹，包含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同时他还结合藏经洞出土的《千佛名经》，尝试解读这些带有印章图案的写卷可能存在的特殊用途。
芝加哥大学保罗・科普教授（Prof.Paul Copp）发表了《敦煌的宗教祭祀礼仪》（The Ritualist's Craft at Dunhuang），着重关注佛经和佛咒的念诵仪式，并尝试解答这样一个疑问：我们能从藏经洞出土的《金刚经》、《大悲咒》手写祷告文的设计与内容中看出有关其仪式文化的何种本质。作者还指出，祈祷文有三个特点：仪式设计的本质是从念诵仪式的重点部分产生的；仪式设计的产生是建立在对已存在资料的借用与改编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些佛经语言暗示的理解是产生于修行过程之中的。
法国吉美博物馆瓦莱丽・扎莱斯科女士（Ms.Valérie Zalesk）发表了《对敦煌壁画中出现的着僧袍菩萨像的鉴定》（Toward an Identification of Some Bodhisattvas in Monks’ Robes in Paintings from Dunhuang）。她希望通过对法藏的一些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菩萨像绘画的再研究，得出更精确的鉴定结果。在绘画缺少相关文字记录的前提下，将克孜尔、巴米扬、卡克拉克、高昌故城以及藏经洞出土的绘画进行比较，得出这些戴头冠、着僧人装的菩萨像可能是弥勒的结论，并尝试分析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
剑桥大学高奕睿博士（Dr.Imre Galambos）发表了《敦煌写卷〈孝子传〉》。敦煌文献中至少有5件有关《孝子传》的写卷，其中3件保存在巴黎（伯希和中文编号2621、3536及3680），2件保存在伦敦（东方8210/斯坦因389和东方8210/斯坦因5776）。这5件文献的内容都不完整，其内容与中国流传至今并具有相同名称的《孝子传》大相径庭，而且也许是世界上仅存的版本。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想要弄清这些写卷与其他相关孝子内容的写卷以及遍布中国古代墓室画中的孝子故事之间的联系。
法国国家图书馆学者蒙曦女士（Ms.Nathalie Monnet）发表了《对伯希和第4524号汉文写卷中狮牛相斗图案的研究》。P.4524写卷是一幅非常精彩的《劳度叉斗圣变》的经变画，其中劳度叉与舍利弗斗法中出现的狮牛相斗的图案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的苏美尔时期，也曾在地中海的艺术品上出现过，之后又传入波斯和阿拉伯以及巴洛克时期的欧洲和中国。这个图案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不断接受赋予它的新文化内涵。它在敦煌的出现无疑能够证明这个绿洲城市在当时与世界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同时也体现出图案本身强大的传播力量，从一开始它就从未停止从它必须适应的文化环境中跳脱出来，独立地吸引着艺术家们的注意力。
还有一位学者的报告是关于古代丝绸之路经济的，这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理查德・格莱恩博士（Dr.Richard von Glahn）。他的演讲题目是《钱币与丝绸之路上的经济》。从最初的丝绸之路贸易产生开始，钱币的存在就是必不可少的。他通过梳理丝绸之路上从秦汉时期到11世纪的货币流通历史，最终得出结论：即使在商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丝绸之路上，货币的传播也是相当本土化的。本地贸易通常由本地货币来支持，包括那些货物货币。在漫长的丝路贸易史中，从未有一种统一的货币能跨越整个丝路并被固定使用。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特例，那就只有丝绸了，它是丝路上最通用，且通用时间最为长久的货币。
每组学者发言后，听众踊跃提问。听众的提问涉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对莫高窟造成的影响，对莫高窟保护工作的关注以及对各自专业研究的问题。不少美国高校的学生也表现出对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浓厚兴趣。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 常书鸿
常书鸿是中国著名画家、敦煌学学者。他在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历尽千辛万苦,为保护、研究敦煌艺术默默地工作和奋斗了50年。常书鸿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博得了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敬仰和钦佩。他被誉为敦煌艺术的“卫士”、人类艺术宝库的“守护神”。
赴法留学,立志保护敦煌艺术
常书鸿,满族,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常书鸿自幼跟三叔学画,8岁入梅青书院读书,10岁入时敏小学三年级插班学习,12岁考入惠兰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遵从父命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的前身)预科班,先是学习电机专业,后改学和绘画有关的染织专业。192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27年,常书鸿自费留学法国。到达巴黎的第二天,原在巴黎的同乡好友郎鲁逊带他去参观著名的卢浮宫。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从文艺复兴以来各个时代绘画艺术的杰作,受了一次深刻的美术史教育。在巴黎,由于经济原因,他未能马上进入正规的美术学校,只好半天打工,半天到供业余美术爱好者使用的格朗旭米埃画室学画,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
1927年10月,他被里昂中法大学正式录取为公费生,并被分配到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染织图案两个专业。不久因学业优秀,被批准提前升入油画班。
1932年夏,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同年8月参加里昂市油画家赴巴黎深造公费奖金选拔考试,以《梳妆》油画获得第一名中选。常书鸿选择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劳朗斯善画人物肖像,尤精静物。在他的指导下,常书鸿绘画理论和实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油画《湖畔》参加里昂1933年春季沙龙,获银奖;《病妇》参加里昂1934年春季沙龙,获金奖,由法国国家收藏;《沙娜像》由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裸妇》参加里昂1935年春季沙龙,获金奖,由里昂美术馆收藏。1935年春,常书鸿在巴黎举行个人油画展,展示精品35幅之多。当时在巴黎举办“中国绘画展览”的著名国画大师徐悲鸿,参观了常书鸿个人画展,对他的奋斗精神和不少作品给予赞扬。
在此期间,常书鸿还发表十余篇绘画学术论文,对绘画的实质、现代绘画的题材、法国近代装饰艺术、法国沙龙简史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随着学业进步,常书鸿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出国留学,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到“为民族、为国家的意识革命”。
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发起组织“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建筑、雕塑、绘画等各方面的艺术家20人左右。他们以常书鸿家为聚会场所,经常在一起研究探讨中国艺术发展问题。
1935年底的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发现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是法国人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壁画、塑像图片300余幅。这些壁画和雕塑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前后1000余年间中国人的艺术创作。那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把常书鸿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中国古代会有如此高水平的艺术品。他反复展看,爱不释手,直到摊主告诉他要收摊了,他才如梦初醒,发觉时已黄昏。经摊主介绍,第二天一大早他来到附近的吉美博物馆,在这里他又看到了伯希和从敦煌盗来的许多艺术珍品。这些珍品早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700至800年,其艺术技法也比欧洲更加先进和巧妙娴熟。
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常书鸿深深自责,悔恨自己数典忘祖,惭愧万分,于是下决心回国寻根,去保护、研究、发扬中国的民族艺术。正值此时,常书鸿接到南京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要他从速返国任职。
历经艰辛,辗转到达敦煌石窟
1936年9月,常书鸿满怀复兴祖国文艺的愿望和对敦煌艺术的追求,从巴黎乘火车经比利时、德国、波兰、苏联辗转回国。
列车经过柏林时,常书鸿下车去看望一位德国友人,他们一起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在博物馆里他看到德国人从新疆吐鲁番掠夺的壁画,再一次受到震动。他既为祖国丰富的艺术遗产而骄傲,又为祖国的文物被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掠夺而痛心和气愤。
1936年10月,常书鸿到了北平。当时的北平,傲慢的日本人随心所欲,横冲直撞,而中国人却大都弯着腰低头走路,这样的环境使他透不过气来,实在无法忍受。他急于想去敦煌,但同行们说,现在西北政局不稳,路上也不安全,他决定暂时先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受聘任教。
1938年初,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0年冬,国立艺专迁往重庆。是年底,教育部成立美术教育委员会,张道藩任主席,常书鸿被聘为委员兼秘书。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油画,并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个人画展。
1942年,围绕洛阳龙门石窟浮雕被奸商盗卖事件,重庆文化界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针对包括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破坏及现状,向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迫于形势,重庆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在文化界物色人选,最后选定让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
常书鸿接受了这一邀请,并随即与梁思成教授、徐悲鸿大师等商讨此事。梁思成和徐悲鸿都十分支持常书鸿去敦煌干一番事业。在去敦煌前,常书鸿还拜访了当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于右任曾于1940年在西北考察时专程前往敦煌莫高窟参观,发现莫高窟作为民族艺术宝库,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他对常书鸿立志去敦煌莫高窟从事文物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十分赞赏,并建议常书鸿去敦煌后,可以就建立“边疆民族文化学院”提出建设性意见。
承担筹委会的筹备任务后,常书鸿首先开始了工作班子的组建和经费的落实工作。
1942年8月,重庆报纸上公开报道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即将筹备成立的消息,公布了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由七人组成,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委员,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秘书,张庚田、郑通知、张大千、窦景椿等人任委员。
1942年,常书鸿告别了妻子、儿女,离开重庆,首先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由高一涵主持,在兰州召开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初步决定了筹备计划。当时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所址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把所址设在兰州,常书鸿坚决不同意。他提出要把所址设在敦煌千佛洞,因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和研究呢?兰州政府官员一提起塞外戈壁滩,就谈虎色变,有人还引用古诗“阳关万里遥,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向南飞”,伤感地表示敦煌不能去。常书鸿向元老于右任反映了这一意见,于支持常书鸿,他提出建立研究所是寓保护于研究,所以不能离开千佛洞。这样一来就得罪了兰州一些官员,他们对常书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得不到解决,工作难以展开。
常书鸿毫不气馁,继续寻找愿去敦煌的专业人才。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原北平艺专学生龚祥礼。龚当即表示愿意去敦煌工作,在他的帮助下凑起六个人的班底。龚祥礼又设法买来笔、墨、纸、颜料等工作必需品。常书鸿喜出望外,对大家说:不要小看这点可怜的家底,只要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照样能做成一番大事业。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和龚祥礼、李赞廷、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六人,乘一辆破旧卡车,开始了西行敦煌的征程。他们从兰州出发,沿古代丝绸之路西行,进入祁连山脉之后,地势渐高,气候更加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原野荒凉,西北风夹带着黄沙不断向人们抽打。由于汽车破旧,路上时常抛锚,步行仅需半个月的行程,汽车却走了一个来月,好不容易才到了安西。
从安西到敦煌的120公里,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活像一片巨大的荒坟葬场。汽车不能走了,只好靠“沙漠之舟”骆驼帮忙,他们以每天15公里的速度艰难缓慢地前进。终于在一天,太阳从三危山高峰升起的时候,骆驼客告诉他们,千沸洞就要到了。他们沿骆驼客手指的方向望去,透过白杨树梢,看到了悬崖壁上像蜂房一样的石窟。灿烂的阳光,照耀在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此情此景,令常书鸿陶醉了,一股发自肺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们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一齐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
呕心沥血,大漠风沙中抢救国宝
敦煌是汉武帝时所建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最西面的一个。“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当时中国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敦煌石窟群是指存在于敦煌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水峡口小千佛洞、敦煌西千佛洞等,其中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保留的洞窟、壁画、彩塑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跨越时代最长,保存情况也比较好。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从十六国到魏、隋、唐、宋、元历代都在这里凿窟、塑像,以唐代最为繁荣。根据唐代碑文记载,当时有窟、龛1000多个,现在保留700多个,其中有壁画、塑像洞窟492个,共有彩塑2000余身,壁画44830平方米,可称世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它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千余年中国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体现。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
令人气愤的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宝库屡遭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和掠夺。1900年5月居住下寺的道士王园禄发现第17窟的藏经洞,这是在公元1035年时,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幅、古文艺抄本、契约等3万余件文物封藏起来的石窟。王道士上报清政府后无人过问。1907年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两次窜到千佛洞,贿通王园禄,盗走了丝绢、织造、绣像等150余幅,绘画500余幅,图书、经卷等6500余件。此后,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橘瑞超等人接踵而来,先后盗走了手抄经卷、绣像、幡画、卷轴等文物万余件。美国的华尔纳用化学药品粘去壁画20多幅,并搬走了最精美的彩塑,使敦煌文物遭到严重损失。国内的军阀官僚也对敦煌文物垂涎三尺。1940年,军阀马步芳派一个步兵连,把敦煌石窟封锁三天三夜,盗走五代银质宝塔、宋代白磁瓶、经卷等不少珍贵文物,而且破坏了唐、元时期的许多佛塔基座。
面对祖国的这个文化艺术宝库被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掠夺破坏的累累伤痕,常书鸿悲愤交集,思绪万千,他痛下决心,要守护敦煌一辈子,绝不让以前的悲剧重演。
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等六人在千佛洞中寺破庙的土炕上进第一顿晚餐。他们用来照明的是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木头剜成的油灯,筷子是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吃的是河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面片。这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沙。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许多洞窟内及其通道上积满了流沙,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淹没。要到洞内工作,必须首先要清除这些流沙。堆积的流沙估计大约有10万立方米,如果雇用民工清理,至少得花300万元。这对只有5万元开办费的常书鸿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好在大家情绪很高,雇不起民工就自己干。他们用自制的刮沙板,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摊,一点点地把沙推到水渠边,然后再用水把沙冲走。他们前后用了两年时间,加上少量民工,终于把流沙清除。
他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筑墙。为了防止人畜破坏和风沙袭击,需要建造一堵两公里长的围墙,把石窟群围起来。当常书鸿把这一设想向县长提出时,县长哈哈大笑,挖苦他说:“你大概是书念得太多了,真是一个书呆子!”“这是戈壁滩,不是你们浙江,除了沙子没别的,没有土怎么筑墙?要修6尺高、2公里长的围墙,简直比修万里长城还难!”
常书鸿受了奚落,但并不灰心。不久,千佛洞一年一度纪念佛祖生日(四月初八)的庙会开始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庙会上常书鸿看到有人用沙土加水夯实筑起墙,作临时小卖店。经询问得知千佛洞附近的水碱性大,加沙夯实作墙很结实。常书鸿以此为由再次去县里交涉,坚持要他们去千沸洞看看,并指出,如果不筑围墙,以后石窟再受损失由县里负责。县长怕担责任,才勉强同意派人去研究修墙计划。后经常书鸿多次交涉,才派来了民工。他们和民工一起,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总算筑起一道2米高、1000米长的围墙。为此,县长还向常书鸿索要一幅千佛风景画,作为对自己的酬谢。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县里和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布莫高窟正式收归国有,禁止在附近放牧和私自进洞。至此,石窟清理及外部环境保护工作告一段落。
常书鸿等人在敦煌取得初步成绩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艺专学生自愿投奔而来,其中包括他的得意门生董希文及其妻子张琳英,以及张民权、李浴、周绍淼、乌密凤等专业人才。
常书鸿根据筹委会通过的敦煌艺术保护研究计划大纲和实际情况,决定首先进行测绘石窟图、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几项工作。
为了进洞工作,首先要清理、修补通往各洞及各洞连接的栈道。原来的栈道由于年久失修,有的腐朽、有的倒塌、有的堵塞了,在没钱雇人的情况下,他们决定自己干起来。他们用水夯沙做土坯,打桩、钉架、筑垒,两个多月时间,修补好简易栈道,为进洞开展工作做好了准备。
调查工作本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由于没有必要的工具而变得复杂起来,有时还出现险情。当时没有长梯,只好把几个小梯子接起来用,人爬上去歪歪扭扭、摇摇晃晃,使人提心吊胆。后来大家想办法,用一根长的杨树椽子,每隔30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简易“蜈蚣梯”,攀登时手脚并用。
壁画临摹,对于这些专业绘画人员来说并不是难事,困难的是缺材料。首先是纸、笔、颜料,附近无处买,他们只好就地取材,把当地糊窗户用的纸裱褙起来代替绘画用纸;画笔秃了、坏了,自己修理;没有颜料,就按照民间艺人的经验,从黄泥、红泥中提取自然颜料。其次是照明和绘画设备问题,洞里没有照明设备,更没有必要的桌、凳,他们只好一手拿油灯,一手拿画笔,在简易的画板上艰难地临摹,看一眼画一笔,油灯熏得人头昏眼花,特别是临摹洞顶壁画,不停地仰头,不一会儿就头晕目眩。
1944年8月30日,老工人窦占彪在中寺后院的土地庙三座塑像中发现有经文残片,常书鸿立即去现场调查,从而发现了六朝手写经文68件。这是继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重大发现,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不久,他们又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下剥露出贞观十六年唐人的壁画,金碧辉煌,灿烂如新。其中东壁中的维摩居士画像,带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清羸”画风和神态,是莫高窟所有50余幅维摩变中最好的一幅,是前人从未见过的。这些重大发现,为敦煌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常书鸿高兴得夜不能寐。
正当清理修复工作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常书鸿遇到了意外的打击。首先是他的妻子陈芝秀以去兰州就医为名,丢下13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弃家而去。其次是没有经费来源。几经周折,经费才得以解决。然而不久,1945年7月,教育部来了一道命令,宣布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常书鸿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常书鸿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
常书鸿拒绝交出研究所撤走,他认为这命令是错误的,不能服从,不能让敦煌艺术再遭受劫难,使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常书鸿一方面给于右任写信,向有关部门和文化界呼吁,希望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动员说服所内同志节衣缩食,继续按原计划工作。常书鸿还通过为人画像,搞到一点捐款,维持所内一些开支。
不久,接到了赴重庆举办首批敦煌千佛洞壁画摹本展览的张民权的信,告知展览反响很大。中共领导人和大后方文化界进步人士、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等人对他们在边陲戈壁滩保护祖国艺术遗产所做的工作表示支持和赞扬,郭沫若观后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首热情洋溢的诗歌。
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给常书鸿他们以莫大鼓舞。
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汇来一笔经费。常书鸿处于双重喜悦之中,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但又面临新的问题:一些家在敌占区的职工,多年没回家乡了,想尽快回家乡去和亲人团聚;有的不安心边陲工作,想乘机离开,连常书鸿最器重的门生董希文夫妇都提出了辞职申请。一时间刮起“复员”、“散伙”的风潮。更令人生气的是一个原中央通讯社的摄影主任,私自带走了3000多张敦煌艺术照片;一个四川大学美术系教授,偷走了关于“供养人题记”的全部考察资料。对此局面,常书鸿表示:“敦煌石窟艺术是我的生命,决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也要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1945年冬,为了落实研究所接管关系和解决人员问题,常书鸿带了女儿沙娜、儿子嘉陵赶赴重庆。临走时他把所内事务交给了留下的两名老工友。
经过两三个月的奔走,1946年5月间常书鸿找到了刚从延安参观回重庆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他在听取了常书鸿的汇报后,对常孤军奋战、忠于职守、献身敦煌艺术事业的精神,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并答应马上帮助解决增加人员、购置设备等实际问题。常书鸿重新招聘了专业人员,购置了小型发电机、绘画用品、图书资料等,于6月中旬,乘坐研究院拨给的一辆美制十轮卡车,重返敦煌。
1946年中秋节前夕,常书鸿回到莫高窟,留守的两名老职工流着眼泪迎接他们。老窦和老范敬佩地对常书鸿说:真没想到你一家还能回来,我们还以为你和其他走了的人一样,找好地方去了呢!
常书鸿总结了经验教训,改变了工作方法,亲自过问大家的衣食住行。他雇用老农专门为所里种菜,请来较好的厨师给大家做饭,还组织大家因地制宜地开展文体活动,使研究所在寂寞的荒漠中充满了朝气。
1947年夏,研究所又增添了一批年轻人,他们是国立重庆艺专的毕业生,其中包括李承仙。李承仙听人介绍常书鸿的经历,她既同情又钦佩,经常书鸿的好友沈福文、学生毕晋吉牵线,决定去敦煌和常书鸿并肩战斗,并于1947年9月与常书鸿结婚。
常书鸿根据现有的人力,把壁画临摹分为客观临摹、复原临摹和整理临摹三种。强调逼真,不盲目追求好看;强调研究价值,不追求表面华丽。到1948年初,他们按计划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飞天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服饰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线条画选》《历代建筑资料选》,以及《宋代佛教故事选》等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工作,共选绘了壁画摹本800多幅。
为了宣传介绍敦煌,使保护、研究敦煌的工作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常书鸿于1948年初向教育部写报告,建议壁画摹本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然后再到国外展出。1948年7月,他接到教育部通知,同意他的建议,并提出8月先在南京展出。常书鸿携带各时期壁画摹本500多幅,经西安转赴南京。8月22日《敦煌艺展》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幕。外交部、教育部联合邀请外国使节前来参观,其中有美国的司徒雷登、法国的戈斯默等人。8月28日,冒雨前来参观,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陪同。于右任为展览题词:“常书鸿先生主其事於兹六载,常先生及研究所同仁不避艰苦于大漠风沙之中,为保存此无上国宝而努力,兹以其成绩晋京公展,因志数语用伸嘉佩。”
南京展出后,展览移至上海,在大新公司楼上展出一周,参观的人很多。展出不久,敦煌图案的风格式样就在上海出产的轻工业品中反映出来。
在展出期间,常书鸿收到一些关心敦煌石窟艺术者的信,信中说:“现在蒋帮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敦煌艺术。”这些信引起常书鸿的重视。
当时上海的出版技术不错,常书鸿想借机将展品中较好的作品彩印出版。但教育部没有经费,只好求助一些热爱敦煌艺术的进步人士。董希文的姐夫、上海建业银行经理黄肇兴愿意出资成全此事,终使出版落实。在制版期间,教育部曾命令常书鸿从速把全部展品运往台湾展出,常书鸿以制版未完相搪塞,同时连夜将摹本包扎好,分别交给李承仙在上海的姐夫和在杭州的大哥,帮助隐藏起来。很快,常书鸿托人买到了去兰州的飞机票,立即离开上海,于1948年11月初回到敦煌。
1949年秋,常书鸿的二女儿沙妮得了急病,因交通不便,无法送医院抢救,五天后死在莫高窟。常书鸿夫妇悲痛万分。
这时政府已到穷途末路,甘肃省的官僚们正收拾金银财宝准备出逃,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杀人。为防止残匪和当地土匪破坏、抢劫文物,常书鸿组织了保卫小组,日夜值班,并在山口岩边设置岗哨,还在石窟内储备干粮、咸菜和水缸,准备了步枪、石块、沙袋等,他们下定决心,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拼死也要保卫石窟。他们焦急地期待着早日到来。
矢志不移,发扬光大石窟艺术
1949年9月28日,塞外古城敦煌宣告解放。29日,张献奎团长和戚成德政委,率部队乘三辆大卡车来到莫高窟。常书鸿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研究所的情况,并带领他们参观洞窟。张团长和戚政委对研究所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还给常书鸿带来了以郭沫若为首的北京文化界向全国文化界发表的宣言,号召文化界向共产党靠拢,加强思想改造,跟上形势的发展。常书鸿感动地对张团长说:“谢谢你,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精神食粮。”
几天以后,常书鸿接到刚成立的敦煌县人民政府的请柬,邀请他去县城参加军民联欢会,驻敦煌的骑兵师还专门派警卫员用马来接他。这一天常书鸿生平第一次和战士们一起尽情地扭起了大秧歌。
新中国开国大典刚过,常书鸿就收到了郭沫若从北京发来的慰问电和郑振铎热情洋溢的来信。接着,又陆续收到了来自全国不少大城市的慰问信和书籍、学习材料,其中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常书鸿深受鼓舞,当听说进军新疆的部队需要大幅领袖像时,他和妻子李承仙主动精心绘制了多幅和朱总司令像,送给前方部队。
1950年10月,常书鸿接到通知,要他和赵望云、张明坦一起去西安参加西北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到达敦煌县城时,又接到郑振铎的急电,要常书鸿携带展品去北京筹备敦煌文物展览,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开会进京两不误,常书鸿只身骑马连夜赶回千佛洞取展品,又于黎明赶回县城,赶上去西安开会的汽车。
常书鸿在西安参加西北第一次文代会,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文艺方针的理解,初步懂得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1951年1月,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参加西北文代会后,常书鸿立即赶往北京筹备敦煌文物展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于1951年4月安排就绪。这次展览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定名为《敦煌文物展览》,展览设在故宫午门楼上,共展出文物、文献、壁画摹本1220余件,是历次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1951年4月7日,总理参观展览,常书鸿亲自担任讲解。一见面,就紧紧握住常书鸿的手亲切地说:“早已知道你了!”“记得还是在1945年,我在重庆七星岗也曾看到你们办的敦煌摹本展览会”,“但那次只有一二十件展品,现在规模大得多了!”常书鸿一一讲解,详细观看并不时发表意见。最后总理说:“通过看你们精心摹制的临本,使我如同到敦煌石窟中去了一样,大开眼界。你们多年来在沙漠中艰苦劳动是值得称道的。”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保护研究敦煌文物一辈子。
这次展出引起首都中外人士的极大关注,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外交部还特定一天专门接待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热情的观众纷纷留言,赞扬敦煌成就,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行。全国各报刊、杂志纷纷撰文介绍和评论敦煌艺术,一时掀起了敦煌热。展览会结束前,中央人民政府向研究所全体同志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奖状由郭沫若亲自书写:“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一千五百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的艺术伟制,使广大人民得到欣赏研究的机会。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表扬的。特发奖状,以资鼓励。”
1952年9月,常书鸿参加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组织的炳灵寺石窟勘察团,任副团长,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在这里常书鸿发现了北魏延昌二年曹子元的造窟题记,是全国所有石窟保留最早的题记,唐开元十九年的“灵岩寺记”石碑,明代藏文写经29种。这些重要发现使他们忘记了一切疲劳和危险,经过10多天的艰苦考察,基本弄清了炳灵寺石窟的历史和现状,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窟龛进行了编号。
1952年10月,西北文化部决定,由常书鸿组织麦积山勘察组,到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进行首次勘察。常书鸿率勘察组于1952年11月1日出发,经30多天的勘察、摄影、测绘和重点临摹,对麦积山190多个洞窟作了全面勘察、测绘和重点临摹。
1953年6月,根据中央文化部的指示,常书鸿参加新疆文物调查组,任副组长,赴新疆考察石窟。考察历时6个月(6月18日至12月4日),行程5万余公里,是历次考察中时间最长,走路最多,经历最复杂,收获最大的一次。常书鸿极其重视这次调查的丰硕成果。他回敦煌后,在主持莫高窟工作的同时,挤时间(每天清晨五至八点)来整理、研究新疆石窟艺术的材料,撰写书稿。每一部分的草稿都先后经过数十次的反复修改补充,最后积累的手稿几达百斤之重。经过三年含辛茹苦的笔耕,于1957年完成了《新疆石窟艺术》(包括石窟内容调查)的初稿。从中国石窟艺术发展的历程来看,新疆石窟是敦煌石窟的先驱,常书鸿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是它追本溯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了敦煌石窟艺术,同时,探索了中国佛教艺术在创始和发展过程中演变的情况,阐明中国各族人民如何在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吸收和融化外来文化的因素,从而丰富了艺术创作的园地。1996年,《新疆石窟艺术》作为常书鸿的遗著,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季羡林、冯其庸为本书作序,高度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关于莫高窟的工作,常书鸿完全贯彻文化部的指示:临摹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研究所的基本工作,临摹就是通过艺术实践,深刻地学习和体会艺术的传统。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学习艺术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因此,有计划有重点的临摹必须坚持下去。常书鸿从实际出发,有计划地组织所内有关人员,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临摹与研究工作。文化部专门拨给他们石青、石绿、朱砂、贝粉、赤金等贵重颜料,要求临摹应原大原色、客观逼真,并作记录性的全面摄影。
经过10多年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共临摹了北魏、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时代的壁画代表作品1300余平方米,选用这些摹本在国内外举办展览30余次,受到国内外艺术家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被誉为临摹工作上的创举。
1954年春,常书鸿向文化部提交关于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总结与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报告,得到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批示。文化部拨专款为研究所购置了发电机、电影放映机、儿童生活用品和玩具,配备卫生员,办起托儿所。还拨给一辆带拖斗的吉普车,架设了从敦煌县城到莫高窟的电话专线,为千佛洞安装了电灯。全国各地大专院校陆续为研究所送来一批大专毕业生,充实了专业队伍。
从1954年起,在大规模临摹的基础上,常书鸿大力抓研究工作。他要求每个临摹工作者,把临摹和研究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对自己所临摹壁画的主题思想、时代内容、艺术风格等进行研究,并写出论文。1957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以“敦煌艺术小丛书”的形式将这些研究成果出版,共13册。
1956年7月1日,党组织经过几年的考察、了解,批准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12月中旬,常书鸿与康大川、李承仙、崔太山组成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工作团,赴日本访问展出。当时中日尚未正式建交,展览会由日本每日新闻社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主办。“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自1958年1月5日到2月16日在东京和京都两地展出33天,展出壁画、彩塑摹本及摄影作品300余件,共有观众10万多人次,最多的一天达到9300多人,卖出展览会目录3万多份。这次展览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威望,增进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具有重大意义。
1958年夏,常书鸿利用铁道部领导人来莫高窟参观的机会,向他们反映石窟的危险情况,请求他们帮助勘察地质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对石窟群进行加固和保护。铁道部领导当场批准,回去后马上派来了勘测队,无偿地对莫高窟从南到北进行底层的电测和地形测量,绘制详细的立面、平面测量图,探查岩层情况,进行因风化沉降而产生裂缝的险象观测,全面地找出石窟群存在的病害,为抢修、加固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的关怀下,1962年8月中央派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率“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来敦煌。经过15天现场考察、听取汇报、研究讨论,解决了机械固沙问题,作出了抢修石窟群地质危险部分的方案。中央工作组回北京后,在国务会议上汇报了调查情况,提出对石窟进行全面抢修的建议。亲自批准拨巨款进行全面维修,并决定由铁道部承担设计施工任务。工程自1963年开始,分三期进行,至“”前共加固了195个石窟,制作7000多平方米的挡墙砌体和梁柱,对363米的岩壁作了彻底加固,还按照需要加长了甬道,更新了风化的岩壁,解决了洞窟上下三、四层之间的往来交通问题,为莫高窟的永久性保护打下基础。
“”期间,莫高窟被某些人称为“魔窟”,保护敦煌艺术被说成保护封建迷信。常书鸿被打成“罪魁祸首”,被抄家、批斗、审查、劳改至1972年。常书鸿虽一时不能理解,想不通,但他对党没有怨言,他相信“”的错误做法不会长久,党和人民迟早会纠正的。他没有放弃对敦煌艺术的痴心,而是利用经常去各窟打扫卫生的机会,对各窟仔细观察、反复琢磨,弥补了原来观察不细的欠缺,并发现了壁画变色等新问题。
1972年初至1978年10月,常书鸿虽已“解放”,但没有恢复职务,在这种情况下,他抓紧时间进行油画创作和撰写论文。几年中,他创作了大型油画20余幅,撰写论文十多篇。1975年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撰写《敦煌艺术》一书,1976年为《人民中国》撰写《敦煌的风铃――三十六年敦煌话沧桑》一书,并与李承仙合作为甘肃省委礼堂、绘制、巨幅油画像各两幅。
1978年10月,常书鸿恢复所长职务。他首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尽快恢复研究所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接着制订新时期工作规划。他组织所里人员,为出版5卷本《敦煌莫高窟》作准备,包括选择壁画、彩塑代表作,拍摄照片,编辑、撰写文字材料等。接着又与国家文物局和新华社一起,采用自然反光方式,拍摄了数千张石窟艺术照片,作为资料保存;与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莫高窟第45窟彩色记录片;组织所内精选1500余幅壁画照片,交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9年,文化部黄镇部长来敦煌视察工作,常书鸿向他汇报40年来莫高窟壁画变化情况,并根据参观人日益增多的情况,提出分级开放参观的办法,即急需保护的7个洞窟,要经过国家特许才能参观;一部分有特殊研究价值的洞窟,仅供专业研究人员参观;其余部分对外开放,供广大群众参观。这个建议得到黄镇的赞同。
1982年3月,组织上考虑到常书鸿年事已高,调任他为国家文物局顾问,兼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
常书鸿退居二线后,把主要精力用于绘画创作和整理文稿。10年中他创作各种画50余幅,其中用两年时间创作的《丝绸之路飞天》障壁画、用三年时间创作的《敦煌舞乐和飞天》四联画以及《梅花欢喜漫天雪》和《攀登珠峰》等,都是大型珍品。他整理和写作了《新疆石窟艺术》《我与敦煌》《敦煌艺术》《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等著作。这些著作对敦煌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敦煌艺术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敦煌艺术的风格与特色、敦煌壁画的内容与形式、敦煌艺术的价值与研究的意义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敦煌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1984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庆祝会,祝贺常书鸿80寿辰和从艺6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为他题词:“四十面壁荒沙里,绝代飞天众望中”。
为了敦煌事业,常书鸿饱经磨难,吃尽了苦头,但他始终如一,无怨无悔。他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我生命的长河中,一大半献给了敦煌,献给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敦煌事业。无论是在戈壁滩上,还是在异国他乡,使我魂牵梦绕的就是你――敦煌。”“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常书鸿教育家人也要和他一样为敦煌事业献身。他的夫人李承仙与他为敦煌事业并肩奋斗近50年。他的女儿常沙娜13岁随他在敦煌学习临摹壁画。在敦煌出生的他的儿子嘉煌,大学毕业后按照他的希望,去日本留学10年,寻找在中国已经失传的传统绘画技法,回国后本可留在大城市工作,但还是根据常书鸿的嘱咐去了敦煌。常书鸿在90高龄之际,写信给主席,恳请中央允许妻儿继承他的事业。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在度过了90寿辰之后,因病医治无效,带着对祖国、对敦煌的无限眷恋而与世长辞了。海内外各界人士沉痛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的唁电雪片似地飞来,总书记致唁电,深表哀悼。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送挽联:“无私艺术风范,与世长存不朽。”
根据常书鸿生前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送回敦煌莫高窟,埋在他居住了几十年的中寺院内自己栽种的梨树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墓碑题词:“敦煌守护神”,实现了常书鸿所说的“敦煌啊,敦煌!我永久的故乡”的宿愿。他将永远与挚爱的敦煌艺术宝库相伴!
参考资料:
①《常书鸿年表》,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
②常书鸿收藏的题词原件。
③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高屹、张同道编译:《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艺风》杂志1934年第2卷第8期。
《丝绸之路》地图为例讲述丝绸之路与敦煌莫高窟的关系。使学生了解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石窟艺术产生的背景之相关知识，建立历史大坐标，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知识点相关联，更好地理解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一美术《策划一次校园活动》教案设计资料，欢迎参阅。
石窟艺术的宝库——敦煌莫高窟
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敦煌艺术由石窟建筑、彩塑、壁画共同组成的艺术宝库。
2、敦煌彩塑和壁画艺术是人类四大文明交汇的产物，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3、对石窟艺术几个主要时期彩塑及壁画的特点有所了解。
4、对佛教传入我国及四大洞窟艺术概况有初步的认识。
过程与方法：
1、通过讲解、视频、讨论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基本了解佛教的传入与敦煌石窟的兴建过程。
2、能对敦煌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彩塑与壁画的形象与艺术效果进行分析。
情感与态度、价值观：
1、了解敦煌莫高窟彩塑与壁画艺术的伟大成就。
2、了解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文物的散失过程，汲取历史教训，体会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使命感。
二、教学重点：
分析敦煌莫高窟彩塑和壁画的主要艺术特色。
三、教学难点：
对不同时期莫高窟佛教艺术与时代之间的联系，佛教的相关知识。
四、教学过程：
(一)、播放《九色鹿》动画片
稳定学生情绪，逐步导向课题内容。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提高他们的兴趣，营造好的课堂氛围。
(二)、导入新课
1、提问：同学们看过这部动画片吗?
2、你知道这部片子中的故事是来自哪里?
3、播放《九色鹿本生》视频。
《九色鹿》。根据敦煌莫高窟佛教壁画故事改编的。教导人们要诚信、向善。学生谈对敦煌的了解。壁画，彩塑、藏经洞、王道士。学生的回答不足的地方教师予以补充。
4、敦煌最有名的是什么?
(三)、敦煌的历史
通过同学们得发言，看来大家对敦煌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信息有些零碎，片面。今天老师就当一回导游，带领同学们进行一次敦煌之旅。看看我们有哪些收获呢?
1、板书：《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的宝库》引用佛教的术语，我们今天就来了解敦煌的前世、今生。
2、结合PPT课件展示
3、板书：敦煌的地理位置
请同学们观看这幅《丝绸之路》地图为例讲述丝绸之路与敦煌莫高窟的关系。使学生了解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石窟艺术产生的背景之相关知识，建立历史大坐标，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知识点相关联，更好地理解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4、板书：敦煌的历史及“莫高窟”名称的来历(视频)《丝绸之路的兴盛引发莫高窟的开凿运动》
学生利用已有的历史常识讲解丝绸之路与敦煌莫高窟的关系。学生观看视频了解相关知识。
五、佛教艺术(选择敦煌艺术中比较有鲜明时代特点，故事性、趣味性较强的故事，是学生易于比较易于接受。)
1、板书：莫高窟彩塑艺术优秀作品赏析(PPT)
2、板书：莫高窟壁画艺术优秀作品赏析
3、《引路菩萨图》这幅图现藏地为英国大英博物馆，为什么我们的国宝却在别国的博物馆里?
(承上启下，引出莫高窟国宝流失的话题。)
六、百年耻辱藏经洞
板书：莫高窟的藏经洞的来历：
请学生讲述藏经洞的发现过程与被盗经过。
播放视频《莫高窟的艺术衰落与文物的流失》(教师补充)
PPT敦煌文物流失时间及偷盗者名单。
从对雕塑、壁画艺术的欣赏，引申到对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了解，对宗教文化的了解;同时通过对敦煌石窟藏经洞遭遇国外所谓探险家的掠夺，致使大批国宝四处流散的事实，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懂得艺术珍品的价值。
七、探究学习
1、四大洞窟简介：(PPT图示)
(了解中国石窟艺术最有代表性的四大石窟不仅增加了对石窟艺术的了解更有利于学生们对比观察研究我国各地石窟艺术的不同艺术特色)。
2、知识拓展建议：请同学们课下查找相关资料对比研究我国四大石窟艺术。试着做一份研究报告。在下节课上给全班同学做一个个人研究汇报
《在美术世界中遨游》教案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什么决定了美术门类的不同。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用探究性学习方式学习。
情感目标：不断更新审美观念。
二、教学重点：
分析美术作品的制作材料
三、 教学难点：
能独立地、正确地从美术作品的材料的角度认识美术作品的门类。
四、 解决方法：
针对重点, 难点运用直观的教学方式向学生展示大量的不同种类的美术作品。
五、教学过程：
(一)、问题导入：
同学们以前都看到过那些种类的美术作品?
(向学生展示美术世界的丰富多彩，为学生创设置身于美术作品中的氛围引发学习兴趣。)
(二)、学生观察作品的细部：
(1)、不同画种的效果看出不同的材质具体分析教材中的范图材质的不同。将《父亲》和《秋瑾》对照，同是人物画他们有何不同?
(可从光线、色彩、立体感等方面对照)
(2)、自学：解决美术作品的分类原因是什么?
美术因材质的不同分为以下种类：
绘画、雕塑、工艺、建筑及现代艺术。
绘画按材质分为:
油画:(油画颜料、油画布);
中国画:纸、墨、笔、砚
学生思考回答。
学生仔细观察资料图片并讨论,发言。
学生结合手中的资料和教师发的资料自主学习。通过讨论加深对作品分类的理解。 在自学的过程中使其明白美术作品属于那一类别 听取学生讨论意见 教师展示一些绘画实物。
教师展示作品
(3)评价总评
版画:
石版画、木刻版画、铜版画、丝网版画等。
雕塑：
浮雕和圆雕
固体材料：
工艺：
传统工艺:(铜、木、石、陶、布、丝、琉璃);
现代工艺:(塑料、不锈钢、聚合材料、光导纤维等)。
建筑：
古代:石、木、瓦
现代:水泥、钢材、玻璃、铝合金等
现代艺术：金属、废弃物、灯光等。
教师给学生传看一些画种的材料实物，增强直观感受。五、 练习
曼陀铃和吉他 素描;
玉兰黄鹂 雕塑;
磨镰刀;油画
血衣;国画
山东长清灵岩寺罗汉像版画.
六、 评价总评:
在美术世界里绘画种类的不同,根本是源与材料的不同。但不论是何种质地的材料都能反映出艺术家的真实的思想感情。
学生感受实物，观察并发言，观察并发言，在实践的过程中理解艺术材料不是随便选择的。
七、 小结
表扬积极发言的同学及表现突出的小组
八、课后记
相关资料
法国修建凯旋门的原因:由于发生法奥战事,法国势力弱国王又禁止人民反击在内外压力下，不屈得法国人民到处成立起义队勇敢保卫巴黎两万名志愿军开赴前线与奥国侵略着战斗.马赛人高唱〈马赛进行曲〉挺进。9月22日宣布成立法兰西为“共和国”国王路易十六后被处死。法国著名雕塑家吕德,在这件雕塑作品中热情歌颂了法兰西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作品中只有七个人却给人以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之感.
作者简介：
亨利-摩尔1898~1986 英国著名现代雕塑家。年轻时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学习。早期作品特征有古拙、沉稳、充满生命力。后期发展出两种技法:一种是在实体中挖出空洞,以显露内在的形体;另一种汇集不同的形体来组成一件作品。2000年在我国举办展览引起轰动。反响强烈。
罗中立著名油画家四川美院教授。
秦始皇兵马俑 位于陕西临潼下河村目前挖掘出三个坑面积有两万多平米内有兵佣数千件陶佣马佣战车千多件青铜器万件。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手绘线条图像——会说话的图画》教案
第一课时
【课 型】 造型·表现
【课 时】 二课时
【教材分析】“美术学科要给学生奠定适应未来社会生存、继续学习和发展之基础的美术能力”，“手绘线条图像”是最常见的绘画表达方式，是美术中的“白话文”，是21世纪公民必备的能力，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手绘线条图像的表达重视基础，面向全体，承认差异，将会使更多的学生热爱美术，走近美术。同时，它还使学生在充满情意性的学生中，增强自信、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本课是新教材精神和理念改革的一种体现，有别于以往素描等过于专业的美术基础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通过对手绘线条图像知识的介绍，使学生了解了手绘线条图像在叙事、说明交流以及记录生活、表达情感等方面的功能和用途，既重视了学科间的综合，又不失美术学科特征。
【教学内容和目标】
1.显性内容和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应使学生能够运用线条大胆、果断、自信而有个性地去表达物象，并能抓住物象的基本特征。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形象思维能力。
2、隐性内容和目标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发展终身学习的能力，自主学习及独立思考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发展个性，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
【重 点】
对手绘线条图像表达的意义、功能的理解。体会手绘线条图像表达的乐趣培养、发展观察力、想象力、表现力。
【难 点】
能迅速、大胆有个性地对物象特征的把握和表达。能运用丰富的想象和手法，对复杂的物象综合处理抓住关键创造性的表达。
【教具准备】
课件，范作，常见产品安装说明图，茶杯等实物。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第二课)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教师以电影《李双双》中，李双双在门上画图，说明钥匙、孩子寄存处的事例为例，引起学生兴趣，说明手绘线条图像的存在性、实效性和大众性，解除学生思想压力。或创设某一情境，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用手绘线条图像的方法解决，并找一学生上台板画，师生评析后，教师说明“作用”得出“第三语言”的结论，引入新课。
二、教学活动
设问思索:
师:提问,哪些地方接触过手绘线条图像?
生:回答。
师:出示各种图片
生:分析各自内容和作用。
师:总结手绘线条图像“可视性强”,“快速方便”等特点。
欣赏、明确知识
师:引导学生观赏教材中和课件中的图例,初步认识手绘线条图像的普遍存在。出示《贺兰山岩画》、“儿童画”作品,让学生欣赏,并让一生读教材中的第一段文字,知其伴随人类的成长而发展,且早于文字的产生,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能用到。
生:读教材第二段,讨论回答
师:板书小标题。
功能:叙事、说明、交流、抒情、记事等。
地位:人类的第三语言除口语、文字外的
实用性: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受工具技法约束。
应用范围广:示意图、路线图、交流图教学板画图、地质地貌图、侦察图、布置图、叙事图、说明图、美术专业创作等。
教师出示生活中常见的产品安装说明图、使用说明图等实例,让学生观赏进一步认识其重要性加深学习兴趣。
热身练习
让学生根据个人程度,按“建议”中要求,或自选内容.也可临摹,感受手绘线条图像的乐趣。
三、评价
展示观赏优秀学生作品，先由学生评价，再由教师总结指出不足的地方，并即时示范，或与范作对比。
四、学生练习
作业 根据“学习建议”要求或以上热身练习中遇到的问题，让学习有针对性的练习。教师可根据学习的程度提出不同的要求，并创设情境，规定时间，并让学生彩用游戏、竞赛等多种手段进行。
五、作业评析
选择较典型的作业收交。从表达明确、大胆果断、生动流畅、有创造力、新颖独特等方面进行评析。适时鼓励少作横向比较。
六、小结
通过学习本课，使我们了解了手绘线条图像的功能和用途，知其是人类除语言、文字之外的“第三语言”，简便易行，用途十分广泛。已能用手绘线条图像的形式对事物进行简练的描绘，为下一节课的学习及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打下了基础。
七、 布置下节任务
师生问好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对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经费投入有限，敦煌研究院在发展中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为了推进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全面发展，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段文杰先生通过与国内外友好人士的文化交往，大力宣传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研究，积极争取国内外友好人士、社会团体的支持与资助。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就是段文杰先生创办的旨在募集资金，资助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及弘扬的公募基金会。
1986年10月至1987年1月，段文杰先生应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邀请，以该校客座教授的身份赴日本讲学和研究。期间，他受到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接见，并在东京艺大教授、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的帮助下，与日本学术界、产业界人士及政府官员进行了广泛接触，许多人都表达了援助敦煌的意向，平山郁夫先生更明确表示要以个人力量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做出贡献。1988年5月，平山郁夫先生为了支持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专门在日本举办了筹措资金的个人画展，段文杰先生应邀参加了画展开幕式并剪彩。当年9月，日中友协会长、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校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将自己举办画展收入的2亿日元捐赠给敦煌研究院，作为发展敦煌研究的学术基金。敦煌研究院报请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将此项基金命名为“平山郁夫敦煌学术研究基金”。
有了这笔基金之后，段先生认为应当成立一个基金会，多渠道筹集资金。在段先生倡议下，1990年，经中国人民银行甘肃分行批准，1992年8月，在甘肃省民政厅注册登记，成立甘肃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199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同志视察莫高窟时，段先生向李铁映同志提到甘肃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情况，铁映同志建议成立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募集资金。随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李铁映同志关于成立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批示。敦煌研究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和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了甘肃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注销手续，申请成立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199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文批准成立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1995年3月，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平山郁夫敦煌学术研究基金转入中国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基金会。1996年8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段文杰先生出任基金会理事长。
1995～1996年，段文杰先生极力推动基金会的资金募集工作。为了让大家了解基金会的工作，1996年6月，段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宣讲敦煌石窟艺术及敦煌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呼吁社会各界关心敦煌石窟保护。同年8月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成功地举办了“敦煌艺术展”，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段先生推动下，基金会先后到上海、北京等地募集人民币近500万元。利用募集到的资金，基金会资助了榆林窟加固工程、资助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建立实验室、资助敦煌研究院购买专业设备，资助出版了《心系敦煌五十春秋——段文杰敦煌壁画临本选》、《段文杰敦煌研究50年纪念文集》、《杨雄敦煌学论文集》、《敦煌莫高窟史》四本论著，资助段文杰等五人赴俄罗斯考察俄藏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品，资助十余项敦煌学研究课题。这些资助项目的实施，在当时条件下，有力地推动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莫高窟第285窟；饕餮纹；天福之面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102-09
一 词 源
佛教造像产生在公元前1世纪的古印度，这时的造像中还没有佛像的雕造，以圣树、佛座、佛塔等象征物代替佛像。这一时期的佛教遗迹主要有巴尔胡特和桑奇（Sanchi）大塔，其中又以桑奇大塔四门的雕刻最具代表性。关于桑奇大塔的研究，以英国和印度学者的研究为多，其中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约翰・休伯特・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的巨著The Monuments of San-
chi[1]，这部著作是马歇尔在系统的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的考古报告，是我们研究桑奇大塔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在The Monuments of Sanchi（中文《桑奇遗迹》）一书，有“kritimukha”一词。“krit-
imukha”是梵语名词，“kriti”为荣耀，“mukha”为面之意。在汉语中可翻译成“天福之面”[2]，人们又称其为“魔兽之面（monster mask）”或“无名魔兽（the creature without a name）”[3]。
二 天福之面由来及其在石窟中的位置
1. 天福之面图像的释义
天福之面产生在上古时期的印度。在印度古典文学《吠陀经》（Veda）中的《室犍陀往世书》（Skanda purana）中有这样一个传说，罗T（Rahu）是古印度神话中的阿修罗。他向湿婆？q？的妻子雪山女神帕尔瓦蒂（Parvati）表达爱慕之情，使得湿婆非常生气，湿婆用第三只眼睛变出了一个有着狰狞的面目、尖利的触角、外凸的双眼、巨大的嘴巴极为贪食的怪兽。湿婆命令此怪兽吃掉罗T，罗T惊恐万状向湿婆忏悔[3]。湿婆原谅了罗T，而此时怪兽极度饥饿，问湿婆我吃什么？湿婆回答道吃你自己。怪兽竟吞食了自己，仅剩下下巴及以上的头部。湿婆惊讶怪兽的服从，对怪兽说我很高兴与你在一起的感觉，从今以后你会被称为“Kirtimukha（天福之面）”，你的脸将出现在每一个拱道上，位置甚至高于神，并封之为门神专司门户。人们又称其为“魔兽之面（monster mask）”或“无名魔兽（the creature without a name）”[3]。
2. 饕餮图像的释义
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也有与天福之面相类似的纹饰，其名为饕餮。饕餮纹也称为兽面纹，《山海经・北山经》中说：“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鹗，是食人。”[4]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说：“西南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饕餮。”[5]东汉末年服虔注《左传》卷20曾引用《神异经》，服虔按：“《神异经》云：杌状似虎，毫长三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退。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6]
说饕餮食人，有着血盆大口和利齿獠牙，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饕餮有着“吃人”的特性。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尤其是双目和双角，夸张且多变化。饕餮纹饰的构成特点是，以鼻梁为轴线，在鼻梁的两侧和上方，对称布置额、眼、口、眉、角、耳等躯体，多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商周的如鼎、爵、小⒆稹⒇盏戎匾的青铜礼器上（图1）。与天福之面相比，两者都有着贪婪和令人生畏的特性，都是将猛兽的口鼻或双角极度夸张后创造出的兽面。但是在印度，天福之面多作为建筑的部件出现，多用于门楣或廊柱上。而饕餮在我国，多出现在礼器上。饕餮纹和天福之面在图像的构成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其起源及其背后隐匿的宗教学上的思想特质却完全不同。饕餮纹一般以动物的面目形象出现，具有虫、鱼、鸟、兽等动物的特征，由目纹、鼻纹、眉纹、耳纹、口纹、角纹等组成。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组成暗含着包容融合原则，作为构成成分的动物变化显示了包容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可以化为多种具体指示动物纹样，具有宗教意义。商代时期的各类鼎上，均有饕餮纹饰样。鼎是先民用来祭祀的最常见而神秘的器皿，其宗教意义浓厚。
3. 古印度石窟中的天福之面
古印度是宗教的王国，并以其精美的雕刻著称于世。天福之面或出现在佛塔、寺庙等宗教建筑物的门楣中央，或出现在拱道和廊柱上。
（1）巴米扬石窟
位于阿富汗中部喀布尔西北方的兴都库什山中，一般所指的巴米扬石窟是主区石窟。石窟所在山崖东西长1300米余米，洞窟700余个，东西两端各有1尊大立佛像。巴米扬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3―7世o。在巴米扬的第605窟[7]的三叶形列龛的狭小空间内装饰着浮雕形式的天福之面，此形象眼珠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大而钝，厚唇露齿，耳朵呈尖形（图2）。此处最明显的特征是面部的各处都具有刚出芽的嫩叶形的主题纹饰，鼻翼下方与下颚的胡须呈嫩芽形，沿着眉线、面颊、口的周边都有嫩芽形主题纹饰，呈现出滑稽的样子[8]。
在第626窟[8]的两龛之间也有天福之面的形象。此形象和第605窟的天福之面的形象极为相似。眼珠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大而钝，厚唇露齿，耳朵呈尖形。
（2）阿旃陀石窟
第1窟属于阿旃陀第二期开凿的洞窟，大约开凿在公元6世纪初叶。窟室大致呈方形，由正面祠堂、主室回廊、左右壁禅房以及前室外廊构成。窟室为平顶，中央20根承托天井的圆柱将主室分割成左中右三个部分。圆柱上方接近天井的部分呈八面形，八面形上方为四个面，天福之面就雕刻在与天井相接的四面体上（图3）。
如图4所示，天福之面有两个图案化了的角、圆形的鼻子、怒视的双眼和一排整齐的牙齿。牙齿衔着四条花N，花N呈美丽的弧线，被两身飞天扯向画面的两端。在这里，天福之面没有了原始宗教所赋予的狰狞和贪婪，而是跃动中带有宁静，给人以强烈的装饰感。
（3）桑奇大塔
桑奇大塔位于印度中央邦的首府博帕尔，是印度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建筑群以桑奇大塔为中心，建于山坡之上，里面矗立着各个时代的佛塔、佛寺等各种佛教遗迹。在The Monuments of San-
chi（中文《桑奇遗迹》）一书的108b图中，有一身着腰布，佩戴手镯、耳环以及镶有珠宝项链的雕像。该雕像戴着天福之面头饰。此天福之面还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张大嘴巴，以及上扬的双角（图5）。康宁汉姆和梅西认为此雕塑为公元5世纪的作品。另外在属于早期密室里的角壁柱上也有三身天福之面。此天福之面依然有大眼睛、大嘴巴，以及上扬的双角（图6），和上述描述的天福之面的形象极为相同。
天福之面是跨宗教的纹饰，不仅出现在佛教的寺院和石窟中，而且在印度教、耆那教等宗教建筑上，也可以看到天福之面的身影。天福之面作为印度教的神o多见于毗湿奴头冠上。不仅如此，在佛教广被的中国、尼泊尔、泰国乃至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天福之面或者与之相类的纹饰也出现在佛教建筑的门楣和廊柱上。
三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天福之面图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四至五年（538―539），是莫高窟最早有造窟纪年的洞窟。窟室正壁开券形大龛，龛两侧画摩醯首罗天、毗瑟纽奴天及四天王诸天众，南壁画五百强盗成佛缘，北壁画七佛说法图，天井中心画巨大的莲花，在四披的结合部，画以怪兽为中心的垂饰（图7）[9]。第285窟是一个佛教洞窟，但是在天井上，除了少数飞天之外，多数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神o，如伏羲、女娲、雷神、飞廉、霹电、飞仙以及开明神兽等，怪兽垂饰纹就画在天井四披的分界处。此怪兽面目狰狞，外凸双眼，虎头兽耳，在巨大的嘴巴的两侧，各画一条象征正法和吉祥的下垂流苏图案。长长的流苏正好将天宇划分为四区，各有主题。在下颌中央悬垂着珠串，上面还有石磬（磬是古代一种片状石制打击乐器，使用时悬挂在架上，用锤敲击发声）和风铎（即风铃，风动体鸣的乐器，古代寺庙、塔的檐下所悬之铎，大风吹动铎舌碰击铎体而发音）和法螺（象征佛陀宣说法音，如螺声远扬四方，广传天下利益众生，永世不息）样的垂饰。此神兽图案特征与天福之面更为吻合。天福之面具有抵制恶魔的功能，设立在莫高窟第285窟窟顶华盖的四角，成为环绕四周的守护门神。
敦煌莫高窟第248窟开凿在西魏时代，洞窟前部是人字披顶，后部平棋顶，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各开一龛[10]。中心柱东向龛外两侧各塑一天福之面形象（图8），以高浮雕手法塑出，眼珠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大而钝，厚唇露齿吐出舌头，耳朵呈尖形。此处的天福之面的上方龛梁装饰鳞纹，体现了天福之面具有可以随意变形的特点[11]，常常和摩羯鱼、龙王、白象、雄狮以及牝羊等瑞兽相互组合出现在佛座的背屏上，即我们常说的六具[12-13]。
莫高窟第249窟开凿于西魏时代，洞窟形制为覆斗顶，西壁中央开一龛，龛内塑一佛二菩萨。南北两壁中央有两铺说法图，在说法图中佛的头光上部华盖正中饰一天福之面形象（图9）。此天福之面眼珠大而突出，鼻子呈三角形，双角上扬，嘴大且含有羽葆。
四 其他石窟中的天福之面
1.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第30窟，位于石窟群西部，东临第29窟，开凿于北魏晚期，在西壁上层长方形垂帐龛内，有一坐佛，着宽博冕服，内着僧o支，内衣结带下垂。大衣下摆作平行密纹，披覆方座上[14]。坐佛两侧各立一身胁侍菩萨。龛楣雕三身天福之面（图10），一身天福之面出现在两个弧形下垂纹之间的中央位置，另外两身天福之面衔帐面垂于龛两侧，一侧垂帐已残毁，天福之面有著狮子的面孔，眼大而凸，张嘴露齿，有下弯的尖角。此处天福之面又多了一份威严之感。
北魏时期的第7窟和第8窟菩萨宝冠正面雕有天福之面（图11）。此天福之面双眼圆睁，张嘴突出双舌。第3窟后室西侧有一佛二菩萨，左侧的胁侍菩萨宝冠上也有一天福之面（图12），其双目圆睁，大嘴獠牙。有趣的是，在天福之面的额头上有日月图案。同一时期的第12窟后室，南壁西侧的J形龛帷幕的挽结处也有几身双目圆睁、獠牙突出的天福之面。
2. 龙门石窟
在古阳洞弥勒龛北壁中层的J形龛楣中亦刻有天福之面。龛楣分成若干格，每格皆刻飞天，龛沿下垂帷幕[15]，上刻天福之面，口含璎珞，双目圆睁且凸出，厚唇露齿，头上有尖利的角。此处天福之面的形象略显呆板（图13）。
3.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第133窟，为崖墓式大型洞窟，开凿于北魏晚期，此窟有十几个大小不等佛龛，在第11龛的龛顶上有一组影塑山水，画面四周是高低起伏的群山，有苦修的禅僧，正中的佛在两个胁侍菩萨相伴下正在为跪在地上的弟子说法。远处一个身着宽袍的长者由两个小孩搀扶着正步履蹒跚地向佛走来。巧妙地运用了“人大于山”的夸张手法，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16]。天空中两个天人也由高而低飞向这幽静的山谷。龛楣正中以及两侧有浮雕的天福之面，此处天福之面有着狮子的面孔，眼大而凸，张嘴露齿，有写意特色（图14）。
4. 北石窟寺
北石窟寺楼底村第1窟，开凿于北魏，在中心柱北面下层龛楣中雕一尊善跏趺坐佛像，佛像两侧各雕三身高髻瘦面、长颈大耳、双手合十的供养菩萨，在佛像后雕十身坐佛及二身供养菩萨。此处的菩萨衣纹密集，雕刻技法粗犷奔放，富有装饰趣味[17]。在中心柱北面下层龛楣中央有一天福之面，双眼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厚唇露齿，尖利的双角上扬（图15）。
5. 北齐菩萨
在山东省诸城市博物馆保存着一尊北齐菩萨塑像。在菩萨腹部正中位置雕刻有一天福之面，以高浮雕手法塑出，眼珠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大而钝，厚唇露齿吐出舌头，耳朵呈尖形（图16）。有趣的是，此天福之面口含项饰。
6. 隋代菩萨
在陕西省西安市博物馆有一尊隋代菩萨塑像。在其身上腹部正中雕刻一圆形莲花图案，莲花的下端垂饰为天福之面，此天福之面双眼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厚唇露齿，尖利的双角上扬。上扬的双角两边各有一条绳索缠绕，在头顶上方有两片对称的树叶作装饰，最为有趣的是，口含嫩树叶。此形象和巴米扬石窟第605窟的形象极为相似（图17）。
7. 东千佛洞
在东千佛洞第2窟的东壁南侧画文殊五尊曼荼罗，曼荼罗中央画四臂文殊，各持弓、矢、剑和梵k，左右两侧画四身菩萨像，天福之面就画在文殊菩萨头光的上方。如图18所示，天福之面也是状若虎头，虎头上长着一双鹿角，血红的眼睛，蓝色的火焰眉，血盆大口里是一排锋利的牙齿和下出的犬牙。也许这就是印度的天福之面，给人以凶残和望而生畏的感觉。
8. 榆林窟
榆林窟第4窟开凿在元代，窟室中央设方形曼荼罗坛，坛的顶端塑如来坐像，稍下一层的四面塑四尊如来像，四隅设四身明王。窟室四壁画满了文殊、观音、多罗菩萨曼荼罗等密教图像。天福之面就画在多罗菩萨曼荼罗的上方（图19）。天福之面也是头上长着鹿角兽耳，怒目圆睁，獠牙外露。与东千佛洞第2窟不同的是，口唇部为好似鸟喙一样的尖嘴。此外，在缠枝卷草纹的上端画三瓣宝珠，在它的中部画四个菱形的饰物，在它的两侧画象鼻神。在多罗菩萨的上方，缠枝卷草将天福之面、菱形饰物以及象鼻神等有机地组合到了一起，在背屏的上方，形成了一个以天福之面为中心巨大是装饰体。
通过以上系统的对比研究，发现在敦煌莫高窟北朝期的第285、249、248窟，敦煌以外北朝期的山西云冈石窟第7、8、12、30窟以及第3窟。河南龙门石窟古阳洞，甘肃麦积山石窟第133窟和庆阳北石窟寺楼底村第1窟，山东省诸城市博物馆藏北齐菩萨，以及陕西省西安市博物馆和山西省博物馆藏隋代的菩萨身上，还有上海市博物馆藏的一身唐代的石造天王雕像腰带的上方，瓜州榆林窟第4窟、第15窟及东千佛洞第2窟中，都有此纹样。除了在石窟寺中发现这样的例子外，在北周史君墓的墓门上（这种现象值得关注，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陕西省博物馆藏唐代的地砖上，甚至在瓦当上也出现了此纹样。这类纹样与传统的饕餮纹还是有区别的，但在图像特征与功能上和天福之面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此类纹样应解读为天福之面更为恰当。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天福之面出现在不同的位置，其功能也不同。天福之面在莫高窟第285窟的顶部出现，和中世纪印度佛教艺术的复兴有关，因为在此时，印度教神秘主义大为兴盛，达罗比荼的民间信仰兴盛，密宗演化为印度教密宗，与印度教密宗同时期的佛教演化为佛教密宗[14]，因此佛教的崇拜对象转向宇宙生命。在第285窟顶部的四披，我们所看到的腾跃于天空的风神、雷神、雨师、霹电、伏羲、女娲等各种神o都是宇宙生命，而此处的天福之面在栩栩如生的流苏带动下，仿佛天空中的侦察兵巡视着浩瀚的宇宙。在佛教密宗宇宙生命暗示和象征的需求下，天福之面在四个主方位的表现具有抵制恶魔的功能和象征繁衍富饶的寓意，深得佛教和印度教艺术的喜欢，作为环绕在佛塔寺庙建筑之外的建筑题材，寓意佛法永存，佛法不移，这与和吠陀经中所描述的天福之面的功能及作用相吻合。此天福之面又和洞窟四周的壁画内容紧密相连。从莫高窟第285窟艺术风格角度来说，最显著的特征是西壁佛龛两侧画有印度教色彩的摩醯首罗天（湿婆）、毗瑟纽天（毗湿奴）、帝释天（因陀罗）、毗那夜迦、鸠摩罗天神o图像，均为早期密教的形象[18]，与其他三壁截然不同。10世纪之前“印度绝大部分地区菩萨崇拜已经与印度教神o结合在一起”[19]。这是因为佛教中的诸神形象，有些是来自印度教的诸神形象。究其原因，无论是佛教还是印度教“都出自同一个印度母亲”[20]。
参考文献：
[1]Marshall.The Monuments of Sanchi.3 vol[M].Dilhi.1940：278.
[2]罗伊・C・克雷文（Roy.C.Craven）.印度艺术简史[M].王镛，方广羊，陈聿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4.
[3]Robert Beer.The Encyclopedia of Tibetan Symbols and Motifs Chicago[M].Serindia，2004：69.
[4]山海经・北山经：卷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34.
[5]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38.
[6]范晔.后汉书.卷80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9：2583.
[7]靠诼】.京都大学中央アジア学g{蟾妫亥些`ミヤ`ン アフガニスタンにおける教石窟寺院の美g考古学的{1970-1978年第II卷・戆嫫（石窟造）[M].同朋h.1983：146.
[8]宫治昭.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巴米扬：以装饰主题纹饰为中心[M].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2：210.
[9]段文杰.中西艺术的交汇点：莫高窟第二八五窟[C]//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石窟艺术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2000：63.
[10]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彩塑・雕塑编・7[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12.
[11]阿里亚马，T.P.顿格亚尔.新编尼泊尔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70.
[12]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3]赵玲.“天福之面”的图像与信仰：尼泊尔佛教美术的考察与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3（2）.
[14]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雕塑编・10[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186.
[15]中国美术全集・龙门石窟雕刻・雕塑编・11[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11.
[16]中国美术全集・麦积山石窟雕塑・雕塑编・8[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59.
[17]中国美术全集・炳灵寺等石窟雕塑・雕塑编・9[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69.
[18]赵声良.敦煌石窟术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79.
关键词：敦煌文献；P.3364《某寺面油破历》；民俗佛教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4-0101-06
多数学者将佛教分为雅文化层次的“经典佛教”（学理型佛教）和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但也有学者将俗文化层次的佛教信仰称之为“佛教世俗化”，少数学者还把佛教分为“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笔者在2007年发表《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一文，认为宗教的世俗化对应的是宗教的神圣化，而大众的佛教信仰并没有偏离的神圣性，不用“世俗佛教”，而是用“民俗佛教”概念来理解大众对佛教信仰的一些特点似乎更加准确[1]。敦煌文献中民俗佛教的资料很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P.3364《某年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某寺面油破历》的分析，了解民俗佛教的一些特点。
一 P.3364《某寺面油破历》
的文书学考察
此文书首尾均缺，残存31行，面、油用红字书写。标题不存，据内容拟名为《某寺面油破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未收。现将此文书重新标点、分段如下：
（前缺）人吃用。
■面①壹斗，白面壹斗，造食女人午料用。
白面叁斗，造设到来日解火②用。
白面贰斗，油壹升，翟家阿师子亡，纳赠用。
白面壹斗，■面壹斗，柒月拾贰日百姓泥寺院破用。
■面壹斗，白面伍升，拾叁日造食女人吃用。
白面壹硕，■面捌斗，东窟造设生诚用。
白面叁斗，油叁升，造饽馍、烧饼、，看新建家用。
油贰斗，付主（按：似应为“付寺主”），拾伍日造佛盆用。
白面叁斗，造食，看新建家用。
■面壹斗，白面伍斗，七月拾六日造食女人吃用。
白面伍升，■面壹斗，女人午料用。
白面肆斗，造食，乞麻日众僧吃用（乞麻日，待考，文献记载甚多）。
白面伍升，唐僧政来，造食看用。
油陆升半，付寺主，造佛食佛食（按：似衍“佛食”二字）用。
油半升，付寺主，赛天王食用。
油贰升，付留德，新妇将产用。
白面壹斗伍升，油壹升壹合，官启窟斋，大众看夫人用。
白面肆斗，■面柒斗叁升，油两合，两日中间大让{3}。众僧平地食用。
白面壹斗，油壹抄，造食，李法律东窟上将起用。
白面壹斗伍升，造食，秋救粟、转经时，和尚法律破用。
白面柒斗，油叁升，太保启窟斋，生诚将起用。
油壹升，付彦讨，拾伍日节料用。
油壹升，付李延德，拾伍日节料用。
白面叁斗肆升，■面捌斗，油两抄，三日中间法门寺上沙麻人夫吃用。
■面壹斗，刈麻日，沙弥、寺主吃用。
白面壹硕七斗伍升，■面伍升，油七升，秋转经局席用。
白面壹硕贰斗（下缺）
这件文书不长，提到七月十二、十三、十五、十六日四个日期，加上十二日前有几笔开支，应该是十一日开支，所述内容当是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开支记录（没有十四日）。具体年份应该是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年，详见下）。
文书中的李延德、留德二人又见于P.3441v《三月十三日社司转帖》：
社司转帖
右缘李住儿筵席，人各麦壹斗、粟壹斗，于主人家送纳，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十三日于灵修寺门前取齐。捉二人后到，罚酒壹角。全不来者，罚酒半瓮。
其帖立（校：一般敦煌文书此字下有一“递”字）相分付，不德（得）停滞，如有滞帖者，准条科罚。帖周，却付本司，用凭告罚。
三月十三日录事帖。
社长石、社官邓、安忠盈、翟再温、尹安三、阴留德、阴喻子、康付子、宋进子、李延德、张三子、宋闰子、高闰成、阴海员、邓全庆、刘眅汉
李延德还见于S.5008《年代不明（10世纪中）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白面柒斗，油三升，李延德女嫁，客料用。”按：客料当即招待客人的食物，后文还将提到节日所需食物“节料”。
P.3364《某寺面油破历》的年代，学者依据文书中的“太保”、法门寺等资料而推测为曹元忠时期，P.3441v《三月十三日社司转帖》的时代也当在此顷。又，P.3441v《三月十三日社司转帖》提到灵修寺，该寺是一所尼寺，历史久远，初唐武周天授二年（691）即见其名（S.2157灵修寺比丘尼善信写《法华经》题记），太平兴国四年（979）仍见其名（S.3156《乙卯年僧人转帖》）[2]。
P.3364《某寺面油破历》还记载：“白面叁斗肆升，■面捌斗，油两抄，三日中间法门寺上沙麻人夫吃用。”大约法门寺有一次维修工程，这所寺院提供了工匠（沙麻人夫）劳作三日所需的食物。当时存在各寺院有重要活动互相资助的情况，如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第262—263行记载：“粟壹硕两斗，沽酒，报恩寺垒园时看用。”即报恩寺垒园，净土寺派人去看望慰问。
法门寺之名存在时间较短，李正宇先生《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一文指出该寺“存在于五代后晋至后周显德初。后周广顺元年（951）四月及五月曾进行过较大整修（见S.3505），日本学者土肥义和认为此寺系由奉唐寺改名而来，后周显德间，又改为显德寺（见《敦煌讲座（三）》）”[2]81。
曹元忠的功德窟为第61窟、第55窟，曹元忠称太保的时间是947年、950—955年，而第55窟建成于962年顷，故本文书的太保窟应该是指第61窟。该窟最早见于敦煌研究院藏《辛亥年（951）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可知该窟建成于951年之前[3]。该窟西壁通壁绘《五台山图》，此图创作年代在943—947年之间，则绘制在第61窟的上限在943年[4]。943—947年间，只有947年曹元忠称太保，因此学者倾向于第61窟建成时间为947年{1}。P.3364《某寺面油破历》提到太保窟开窟斋即指第61窟落成，则这件文书的年代也是开运四年（947）。
二 P.3364《某寺面油破历》反映的
民俗佛教的稳定性和广泛性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件文书进行分析，除了涉及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件文书所记录的几天支出相对详细，而其他一些“破历”内容记录较为简单，如S.3074《蕃占期间某年五月至十二月某寺破历》所记录的七月有十三、十五、十六、廿六、廿九日共五日六笔，八月仅有一日、十六日共二日五笔：“七月十三日，出白面三硕，付金萦，充煮七[月]十五日供养佛盆。同日，出白面贰斗，付金萦，充煮盆博士食。十六日，出白面三硕，付金萦，充供养僧破盆日。廿六日，白面肆斗，付龙真英，充屈水官。廿九日，出白面玖斗，付善得充屈草宅使。”“八月一日，出白面三斗，付金萦，充供养四天王。同日，出白面壹硕伍斗，付张履玖，充窟设吐浑阿师。同日，出白面陆斗，付昔家阿婆，充修磑轮价。十六日，出白面两硕，付金萦，充囗碗博士食。同日，出白面贰斗，付金萦，充庄头四人送麦来食。”
七月十五日是佛家的盂兰盆节，本文书也记录了该寺举办盂兰盆节的信息：“油贰斗，付主（按：似应为“付寺主”），拾伍日造佛盆用。”“油壹升，付彦讨，拾伍日节料用。油壹升，付李延德，拾伍日节料用。”节料即节日所需的食物[5]。七月十五日前后还有赛天王等一些佛教活动。前揭拙文《浅析民俗佛教》一文指出：“只要在信仰佛教的过程中或者佛教思想影响下，形成一种稳定的、广泛的活动模式，都可以称为民俗佛教。”盂兰盆节、赛天王是有许多人参加的集体宗教活动，并且年年都要举行，具有稳定性（日历性、继承性）、广泛性（集体性），具有民俗佛教的典型特征，所以这份《面油破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 盂兰盆节
佛教的盂兰盆节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出现，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仙。按：《盂兰盆经》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实送之。’盖由此也。经又云：目连见其亡母生饿鬼中，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驰还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所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厄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佛敕众僧，皆为施主，祝愿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后受食。是时目连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6]由于七月十五日举行的盂兰盆节和道教中元节在同一天，而后互为融合。张弓先生考察盂兰盆斋会发展过程后指出：“大约在宋室南渡前后，这一缘起佛经的节日，基本完成了由佛门法事和道门斋醮向民间常节的转变。六朝以来附丽其上的宗教文化印痕逐渐淡化；作为中华岁节的民族风情和乡土韵致日趋醇厚。”[7]
敦煌寺院的盂兰盆节在七月十五日之前数日或更早就开始准备，S.2575《天成三年（928）为筹办七月十五日庄严道场启》是都僧统海晏在七月十二日颁发的盂兰盆节安排通知，可见在盂兰盆节前三天就开始安排。准备盂兰盆法会的食品称“造盆”。盛大法会后，十六日、十七日僧人食用节日的食物，称“破盆”，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第407—409行记载：“面贰硕叁斗，油贰斗壹升壹抄，七月十五日造佛盆用。面贰硕捌斗伍升，油伍升半，七月十七日造破盆及弟（第）二日抄造历用。”S.6452《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第28—29行记载：“七月十六日破盆，酒两瓮。”就是说七月十六日、十七日都是破盆之日。中原地区盂兰盆节也是历时三天，（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卷3记载开成五年（840）七月盂兰盆节：“十五日。赴四众寺主请，共头陀等到彼寺斋。斋后，入度脱寺，巡礼盂兰盆会，及入州，见龙泉。次入崇福寺，巡礼佛殿。阁下诸院皆铺设张列，光彩映入，供陈珍妙。倾城人尽出来巡礼。黄昏自恣。十六日。入开元寺，上阁观望。阁内有弥勒佛像，以铁铸造，上金色。佛身三丈余，坐宝座上。诸寺布设，各选其胜。十七日。赴节度同十将胡家请，共供主僧义圆，到彼宅斋。诸寺盂兰盆会，十五日起首，十七日罢。”同书卷4记载会昌四年（844）七月十五日：“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诸寺作花：腊花饼、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8]
造盆、破盆的费用大致相等，前揭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分别是二石三斗、二石八斗五升，破盆略多于造盆，P.2049V《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第384—386行记载：“面两硕叁斗，七月十五日造佛盆用。面壹硕陆斗，造破盆用。”则破盆略少于造盆。我们注意到，P.2032V、P.2049V所记载的造盆用面均为二石三斗，大约造盆属于供养仪式，有一定的规格，因此用面量较为一致，而破盆因为食用人数不同而用面量不同。
P.3364《某寺面油破历》提到“油贰斗，付主（按：似应为“付寺主”），拾伍日造佛盆用”，显示各个寺院都要造佛盆，也就是各个寺院自己举办盂兰盆斋会。而十五日二笔“节料”（“油壹升，付彦讨，拾伍日节料用。油壹升，付李延德，拾伍日节料用”），虽然是笼统的节料，从单独支付给个人看，有可能是支付造佛盆工匠的费用。寺主这次造佛盆需要“油贰斗”，是十一日至十六日期间最大一笔用油支出，但似乎没有记载用了多少面，估计数量也是很大的。
2. 赛天王
不空译《毗沙门仪轨》提到：“三藏大广智云：每月一日，天王与诸天鬼神集会日。十一日，第二子独健辞父王巡界日。十五日，与四天王集会日。二十一日，那吒与父王交塔日。其日须乳粥供养，无乳则用苏蜜粥供养其天王，有天灵异。奉敕宣付十道节度所在军镇，令置形像，祈愿供养。”敦煌文献显示，敦煌古代寺院在正月、八月的一日、十五日举办赛天王法事（别的月份是否存在，待考察）[9]：
P.4909《油面历》第4行：“壬午年正月一日，赛天王，面伍升、油壹合。”
S.3074《蕃占期间某年五月至十二月某寺破历》第17行：“八月一日，出白面叁斗，付金萦，充供养四天王。”
P.2049V《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第402—403行：“面叁斗，善发西窟上正月十五日赛天王法事斋时众僧食用。”
S.1519《辛亥十二月七日直岁法胜所破油面历》（标题原有）第18—19行记是年正月：“又面肆斗伍升，油壹升壹抄，酒半瓮，十五日东窟上然（燃）灯及赛天王用。”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中还有开运四年（947）七月十五日雕版毗沙门天王像和观世音菩萨像。
P.4514有12件同一雕版的毗沙门天王像，上图下文，发愿文文字保存完整：“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愿，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福祐。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同图还见于P.3879等。
P.4514还有4件上图下文的观世音菩萨像，一侧榜题：“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另侧榜题：“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下发愿文13行：“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厌疾消散，刀斗藏音，随喜见闻者，俱沾福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匠人雷延美。”同图还见于P.3965等。
P.3364《某寺面油破历》提到七月十五日赛天王，是日，曹元忠还雕版刻毗沙门天王像和观世音菩萨像，印数不详，但保留下来很多。推测这批雕版毗沙门天王像、观音菩萨像用于这一天的赛天王法事与次日的启窟斋。
三 P.3364《某寺面油破历》
反映的民俗佛教非阶级性
寺院与社会并不是独立不相干的，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僧尼与出家前家族的关系，有的是寺院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前揭拙文《浅析民俗佛教》一文曾指出：民俗佛教不具有阶级性，没有地位贵贱、学问高低之分。归义军节度使是当时敦煌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参与了许多佛教活动，我们无法用“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来区别类似的佛教活动，而用“民俗佛教”理念来看待这些佛教活动，清晰简明。P.3364《某寺面油破历》也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信息。
1. 寺院与寺户
P.3364《某寺面油破历》记载：“白面贰斗，油壹升，翟家阿师子亡，纳赠用。”这条记录在十二日之前，我们将它看作是十一日的记录。师子即师傅，阿师子即女师傅，是当时对女主厨的称谓，负责寺院的餐饮{1}。称“翟家阿师子”，似乎不是尼姑，可能是寺院的近事女。
十六日的记录最多，其中有：“油贰升，付留德，新妇将产用。”有点蹊跷，可能留德是寺院的寺户，留德夫人临产，寺院给予一定的资助。前面提到七月十五日还发给彦讨、李延德“节料”，这两个人可能也是寺户。
这些记录体现了寺院对非僧尼之人（可能是寺户）的人文关怀。
2. 寺院与官府
文书记载七月十六日开支中有：“白面壹斗伍升，油壹升壹合，官启窟斋，大众看夫人用。”“白面柒斗，油叁升，太保启窟斋生诚将起用。”有学者认为“显然，从七月十六日的支出历可以看出，‘启窟斋’除‘太保启窟斋’外，还有一个‘官启窟斋’”[10]。但这里的“大众”是指各寺院僧尼，郝春文先生研究结果表明：“敦煌佛教文书中的‘大众’是指敦煌各寺的出家五众。”而“本寺僧人均称‘众僧’、‘徒众’等”[11]。因此我们认为太保启窟斋就是官启窟斋。因为不太可能有两个洞窟在同一天举办“启窟斋”。第一笔支出是“大众看夫人用”，即各寺院僧尼集中看望太保夫人的礼物，因为是针对个人的，所以数量相对地较少（“白面壹斗伍升，油壹升壹合”），而第二笔支出是代表寺院赠纳整个斋会的，所以数量较大（“白面柒斗，油叁升”），因此，我们认为官启窟斋、太保启窟斋应该是指同一件事。
举办斋会一般称营斋、造斋，启窟斋应该是造窟完工的启用斋会。一般认为这个太保窟就是第61窟。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举办斋会，庆祝完工，可能与佛教行事有关。佛教的安居日为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为自恣日，即任由大众恣举自己所犯之罪和进行自我忏悔。这一天也是佛教的盂兰盆节，为超度亡故亲人的节日。七月十六日为安居结束后的第一天，僧尼可以随意参加各种活动，这可能是这一天举办启窟斋的原因。
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尼有1000多人，节假日和其他大小佛事活动，各寺院都要举行仪式。大的有万人空巷的佛诞节行像[12]，小到制作一件幡额也要举行仪式。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第283行记录僧统制作一件（也许一批）幡额举办仪式，设宴庆祝：“油肆升，僧统造幡额了日，造局席用。”947年，节度使曹元忠夫人翟氏造经巾一条施入莫高窟，也举行了仪式，事见S.2687（1）：“弟子河西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管内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曹元忠浔阳郡夫人翟氏，先奉为国安人泰，万方伏款于台庭；社稷恒昌，四远来宾于王化。狼烟息焰，千门快乐而延祥；塞虏无喧，万户获逢于喜庆。府主宠禄，膺五岳而长隆；寿比王乔，等五星而永曜。合宅姻眷，俱沐祯祥；内外枝罗，俱沾福佑。己躬康吉，贤圣护持。法界有情，皆成妙果。敬造万（五）色锦绣经巾一条，施入宕泉窟，永充共（供）养。于时大汉天福十三年丁未岁十一月壬子朔十九日庚午毕功纪。”按：丁未岁是天福十二年（947），而非十三年，敦煌干支纪年与中原年号常有差一年者。后晋有天福（936—944）、开运（944—947）两个年号。开运四年（947）六月，后汉灭后晋，续后晋天福年号，是年为天福十二年，次年用新年号乾祐。这是敦煌地区有开运四年七月十五日雕版佛像、而后有“天福十三年丁未岁十一月”纪年的原因。
莫高窟的佛事活动除了建造洞窟外，还经常举办斋会、燃灯等活动。中秋、腊八也有佛事活动。敦煌见于记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斋会可能是953年中秋节在莫高窟举办的2000人的斋会，第53窟主室北壁有一长、宽均为2.1米的小窟，坐北向南，今编为第469窟，东、西、北壁各开一龛，横置木板，上世纪50年现时龛内还残存佛经碎片，墙上题写“藏内记。府主太保就窟上造贰仟仁（人）斋。广顺叁年岁次癸丑（953）八月十五日”。第469窟就是斋会时临时安放所用佛经的地方，斋会结束后将所用的佛经转移后封堵窟门。
P.3364《某寺面油破历》显示具有官府开凿性质的洞窟在完工之后是要举办一次斋会的，至于启窟斋的程式、规模尚不清楚。考虑到这座寺院需要支付二笔启窟斋费用，推测其他寺院也要纳赠“生诚”物品，寺院与官府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参考文献：
[1]王慧慧.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J].敦煌学辑刊，2007（4）.
[2]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J].敦煌学辑刊，1988（1，2）：77.
[3]孙修身.敦煌石窟《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写作时代考[M]//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209-215.
[4]公维章.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J].敦煌学辑刊，2010（1）：98.
[5]陈大为.归义军时期敦煌净土寺与都司及诸寺的经济交往[J].敦煌学辑刊，2004（1）：123.
[6]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荆楚岁时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58-1059.
[7]张弓.中古盂兰盆节的民族化衍变[J].历史研究，1991（1）：144.
[8]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3-134，177.
[9]谭蝉雪.敦煌岁时文化导论[M].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8：56.
[10]陈菊霞.S.2687写本与莫高窟第61、55窟的关系[J].敦煌研究，2010（3）：99.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62-07
引子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 其中包括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文物局。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文物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 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普贤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结语
正如古代先贤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至今日本文述及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当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岁一甲子”，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凝结着老一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励精图治，跋涉开拓的挚爱深情，和无私奉献，也浸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本文不揣简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钩沉历史，简要回顾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历史概况，并对其成立背景，人员组成，考察内容，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概略的述评。或可藉此为契机，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也谨以此表达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们的敬意。
附注：本文插图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图片翻拍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皆承蒙《建筑创作》杂志社陈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理炎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
1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0创刊号～1953年第40号目录索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藏。
2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吉林西团山古墓发掘工作，参加人员除领队裴文中外，尚有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地质调查所贾兰坡及沈阳博物馆李文信，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 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厅赵儒林 王亚洲等共二十余人。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辖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及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共三十二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49年设雁北专区专著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广灵、灵邱、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十二县，1952年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管辖。
中国现有43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0处，稳居世界前列。从1987年中国第一次有了世界遗产到今天，20余年过去了，社会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在不断的深化，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北京明清故宫 持续扩大开放区域
2012年，《故宫保护总体规劃》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规劃以2004年《故宫保护总体规劃大纲（2002～2020）》为基础，将解决故宫112公顷土地上每一平方米用地的性质和每一平方米建筑的合理利用问题。目前，故宫博物院正努力呼吁国家相关部门抓紧制定《故宫保护条例》，以实现对故宫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有效控制。
近些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有序开展古建筑全面修缮工程，持续扩大开放区域，使开放参观面积由目前的45％扩大到76％。经过精心整修的皇极殿已向观众开放。未来，还将开放慈宁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等组成的西部区域；端门城楼、大高玄殿将作为数字博物馆对外开放；南部将形成以午门城楼及东西雁翅楼、武英殿和文华殿为主体的大型博物馆展览设施群。为解决院内一些部门占用古建筑办公而对古建筑造成损害、古建筑亟需腾退整修的问题，故宫博物院正在建设西河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用房，力争在2016年实现红墙内无办公科研场所。
故宫博物院为期7年的藏品清理工作已经顺利完成，确定馆藏文物总量为180万7558件。为解决古建保护与展厅现代化要求的矛盾，故宫博物院建设了完全达到博物馆温度、湿度、安全控制标准的现代化展厅一午门展厅。
目前，故宫博物院正着手对所有展厅中的展柜、台座等进行全面排查，逐步更新，以实现对展厅内文物的全面抗震防护。对地下文物库房进行升级改造，争取根据不同质地文物藏品的保藏条件要求，实现温度、湿度的调控功能分区。同时，建设第三期地下文物库房，配套复建内务府建筑，增加文物储藏保管功能，逐步减少并最终弃用地面文物库房，整体提升文物藏品保存条件。针对大量院藏文物濒临腐蚀、锈蚀等严重自然损坏状况，将建立大型综合文物修复中心，根据文物藏品性质设置各类保护修复室。
2011年12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建立“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信息化平台”，对文物建筑、室外陈设、植物动物、环境质量、游客动态、安全防范、基础设施、馆藏文物、非古建筑、监测保障等进行监测。针对游客动态，故宫博物院提前制定节假日观众接待预案，以加强值守力量、设置缓冲区域、畅通出入口和通道、调整开放通道作为应对措施，未来将根据监控，对超大客流进行分解疏导和科学控制。
故宫博物院正在规劃包括地库风冷系统改造、报警联动处置系统建设、消防设施改造、高压管网建设、午门安检前移、建立故宫应急指挥中心、采用物联网技术加强安全防范、彩钢房拆除、灭火救援能力建设等内容的安全防范新系统。通过技防、人防、物防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工作水平。
莫高窟 在保护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中加强保护
2003年甘肃省政府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专项文物保护法规之一。2011年出台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劃（2006～2025）》。敦煌研究院据此制订了相应的保护管理措施，劃定了2万余公顷的遗产区，10万余公顷的缓冲区。
为保护莫高窟的突出普遍价值及其真实性、完整性不受破坏，敦煌研究院配备了先进的实验设施条件，通过承担国家重要科研课题，系统分析威胁莫高窟文物保存的各种风险因素和产生机理，解决保护中的关键问题；与多家国内外保护科研机构合作，积极引进、吸收先进的保护技术和理念。采取科学的工艺对本体的壁画和崖体等实施保护，并形成了保护技术规范。共修复壁画约3100平方米，加固崖体长1700米。对影响环境保护的风沙危害，采取固沙、阻沙综合治理措施使得窟区积沙量减少70％以上。敦煌研究院还在壁画和塑像、洞窟内环境、窟区气象和地质环境、风沙、游客、安全防范等方面利用先进技术开展实时监测工作，对有可能造成破坏的潜在因素进行预控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敦煌研究院始终坚持在保护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中加强保护。开展莫高窟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进行游客承载量研究，召开“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总结研究成果，根据洞窟壁画的内容和年代、保存现状、洞窟容积、位置，以及游客量变化等，制定游客预约制并及时调整洞窟开放策略，确保石窟处于科学、有效的保护和开放管理状态。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面对游客逐年增加的挑战时，为有效减缓洞窟开放压力，保护洞窟，充分展示遗产价值，尝试采用数字化虚拟洞窟的展陈方式。
长城：21196.18千米总长度的调查与认定
长期以来，长城保护是中国文物保护的一项重点工作。国务院先后将山海关、嘉峪关、八达岭等多处长城重点段落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地人民政府也将长城相关遗迹分别公布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2003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九个部委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长城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长城保护条例》，为加强长城保护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规保障。
为应对长城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消除自然和人为因素对长城的威胁，国家文物局制定《“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开展资源调查和建立记录档案、编制保护规劃、建立法规制度、理顺管理体系、开展宣传教育、加强科学研究、实施抢救维修、依法加强监管、加大经费投入等九项工作。“十一五”期间在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中安排5亿多元用于长城保护工程，确保了长城资源调查、重要段落保护维修等工作的顺利完成。国家文物局支持和指导各地实施了山海关等一批长城重点段落的抢救性保护维修工程，消除了一批重大文物安全隐患，为长城等大型文化遗址的抢救维修创造了新鲜经验。
2007年至2010年，国家文物局联合国家测绘局组织开展全国性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长城资源调查分为明长城资源调查和秦汉及其他时代长城资源调查两个阶段开展。长城资源调查由文物部门通过田野调查确定并记录长城本体、附属设施、相关遗存等的保存状况、保存环境及保护管理状况；在此基础上由测绘部门测定长城资源的长度、位置等测量数据，并建立长城信息系统。通过长城资源调查，全面、准确地掌握了长城的规模、分布、构成、走向、自然与人文环境、保护与管理现状等基础资料，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新发现。
在长城资源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6月份启动长城认定工作。通过长城认定，将进一步明确各类长城相关遗迹作为长城遗产的重要属性，解决“什么是长城”这一关键问题，并将各类长城遗产纳入《长城保护条例》的保护范围。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认定意见，将能够准确掌握辖区内的长城资源情况，依法落实《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确定的长城“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明确每一处长城遗产的保护管理责任，解决“谁来管理”的问题。
2012年5月，国家文物局完成长城认定的批复工作，共认定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3个县域内分布的春秋战国、秦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辽、金、明等历代长城墙体10053段，壕堑1762段，单体建筑29507座，关堡2210座，相关设施189处，共计43721处长城遗产。调查认定的长城总长度21196.18千米。
苏州古典园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试点
在中国现有的30处世界文化遗产中，苏州古典园林的监测工作一直走在前列。经过多年探索和努力，建立起了一个体系较完善、功能科学的监测体系。建立了一套三级管理的分级管理体系。从苏州市世界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到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再到园林局下属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各古典园林管理处，形成了苏州市域范围内上下联动及时、协作处置有效管理体系。
为保障监测工作的有效实施，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于2008年出台了《苏州古典园林监测管理工作则（试行）》，并于2011年修订成为苏州市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各级各部门在遗产监测管理工作中的信息报送、预警处理等相应职责，确保监测工作有章可循。同时，通过数年的摸索，研究制定了《苏州古典园林建筑物、植物、陈设、游客量监测工作规程》和《预警指标值与预警（草案）》，以及相应的考核办法、监测工作例会制度、培训制度等切合实际需要的配套内容。制定了苏州古典园林监测工作总体方案，确定了监测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三个全方位”，即：全方位数据采集、全方位实时记录、全方位监测预警，围绕这个目标，制定了遗产监测远中期规劃和近期分步实施计劃。
在对苏州古典园林进行监测的过程中，注重科技提升。一是与有关大专院校合作，研究多种手段对遗产实施监测的方法，研究三维扫描仪在古典园林保护中的运用。二是与信息科技公司紧密合作，利用现代技术和先进的设计理念，自主开发世界遗产监测预警系统软件，研究出一套符合苏州古典园林特点的监测软件和监测指标、监测预警标准，力求监测手段科技化，监测数据科学化，监测结果时效化，为逐步实现从传统到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变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从确保世界遗产原真性的目的出发，以“原法式、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为标准，结合遗产维修工程的实践，摸索苏州古典园林维修工程的监测方法，2007年编制《世界遗产维修课题大纲》，2008年实施耦园案例的“维修工程监测研究”；2010年完成以留园曲溪楼维修工程监测工作。四是加强对国际文件和动态的研究，2009年完成了国家文物局下达《世界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定期报告（2003～2008）》试点研究课题的任务，得到国家文物局充分肯定，认为具有在全国遗产地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2011年被确定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试点单位。
遗产监测工作的核心内容是监测信息，苏州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承担着信息维护及的信息中枢职能，一方面通过网络平台实时采集与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人工监测巡视、巡视报告、编辑监测预警信息专刊等工作弥补网络平台信息的不足；除此之外，还结合信息科技的发展，积极研究平台功能的提升，架构科学高效的信息化网络，并对采集的信息数据进行科学分类研究，走出一条从全方位信息采集到以遗产价值影响因素重点梳理、从摸家底到抓关键，从图文并茂到三维测量的信息化建设之路，在实现遗产价值的全方位监测的同时也为各级各部门的管理评估工作提供了详实的信息；还为传统技艺流失、保护修复专业人才流失的可预见影响因素做好了必要的信息储备。
大足石刻：石质文物保护的示范工程
大足石刻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典范。长期以来，大足石刻研究院先后完成各类文物保护项目20余项，在一定程度上使石刻病害得到有效遏制。在保护修复中，坚持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材质创新。如在大足宝顶山石刻观经变龛危岩抢险加固、地狱变相龛及合利塔防风化保护、九龙浴太子龛渗水治理等多项保护工程中所采用的一些技术措施均处于国内石质文物保护的领先水平。尤其是正在开展的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更是提高了大足石刻乃至全国石质文物保护的科研水平。
千手观音造像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1174～1252年）年间，造像集雕刻、贴金、彩绘等多种工艺手段于一身，病害极其复杂，多达34种，是一项集保护修复与研究于一体的大型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国内外文物保护工程中罕见。
8月19日至22日，沿河西走廊自西向东，行程1000多公里，先后来到敦煌、嘉峪关、张掖、武威、兰州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本人通过参加此次轮训学习，对视察甘肃时的讲话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体会：
一、的讲话是当前和未来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性文献
讲话具有全局指导性。在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对甘肃工作的总体要求，就是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大环境保护和整治力度，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这是甘肃发展的总纲领和总指针，一定要坚持好、贯彻好。
讲话具有历史连贯性。这次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同2013年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同今年全国“两会”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给我省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脉相承、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了对甘肃工作的完整指导体系。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整体把握理解，对照起来读，联系起来学。
讲话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我省有着特殊的省情，处在特殊的发展阶段，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定位，面临着特殊的风险挑战，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任务。本人觉得此次甘肃视察路线诉说着其历史的特殊性和重视度，他从历史文化遗产地莫高窟到万里长城的另一头嘉峪关，到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考察山丹培黎学校，到山丹马场，到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到八步沙林场，最后到黄河治理兰铁泵站项目点，无一不是围着甘肃的典型问题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的。重要讲话提出的五项重点任务，以及特别强调的构建开放新格局、保护治理黄河、做好民族宗教工作、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党员等事项，可以说是对我省的“量身定制”。我们要深入领会重要讲话精神，吃透核心要义，把准工作导向，稳步有序推动事业发展。
二、的讲话是对我们开展工作的强大动力
一是深化了我们的思想认识。阐述了许多重要思想、理论和判断，让我们受到了深刻教育。比如在敦煌指出，“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使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对传承、保护、弘扬敦煌文化的站位和认识。在山丹马场指出，保护祁连山生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这都是国家的战略格局”，使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了甘肃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在工作汇报会上指出，甘肃“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逐步缩小但问题依然突出”，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甘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表现。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