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以诗人的激情和十分自豪的口吻夸赞自己的故乡:“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寄题沙溪论文联盟宝锡院》);“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送吴生南归》)如果剔除个人的感情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北宋时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的确,江西文化经过东晋至隋唐五代数百年的酝酿,到了两宋时期得以迅猛的发展。两宋时期堪称江西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其中,文学的繁荣便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宋代江西文学异彩纷呈的景象,构成了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据各种资料统计,活跃在两宋时期,且有作品传世的江西籍文学家人数众多:《全宋词》辑录词人共1397位,其中江西籍词人就有174人,占总人数的12.46%,排位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四库全书》收录宋人别集近400部,江西籍文学家别集有83部,占总数的20%多;《两宋名贤小集》共录两宋文学家157家,江西籍文学家录41家,占总数约27%,而这41家中还未包含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人;《全宋诗》共收入宋代诗人9 000余人,江西籍诗人就有778人,占总数的8.6%……在这众多的江西籍文学家中,有不少是两宋文坛中的大家或文坛领袖、或开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姜夔等,这些文坛巨臂不仅支撑起了两宋江西文学的天空,而且他们还是耸立在宋代文学版图中的一座座高峰。
对于出现在宋代文坛中的这种“江西文学现象”(文中所称的“江西”,是指今天的江西省全境),除欧阳修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外,更有其他文人也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现象,如,宋人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叙述,他说:
大江之西,国朝以来异人辈出,人物之盛甲于东南。庐陵欧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之学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奚ノ?柚?嘞罢堆刹淮妗6?笏沃?某?洪筇?粹然为一王法,则欧阳公实启之也。临川王文公,虽其所为有戾于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扬气象。若夫南丰曾夫子以辞学显,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刘公道原则又江西之巨擘也:究史体,穷历代之端绪,迁、固而下千有余岁,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则实筠人也。至其它能以诗名如谢无逸、潘?老、汪信民诸公号江西诗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数。江西盖多士矣。
黄次山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撰写的《重刻临川文集序》中,也曾论及了江西地域文学现象:
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涂、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
文中不仅概述了江西文学之盛的特点,而且所论北宋九位著名文学家中,有五位就是江西人。
南宋李道传等在《谥文节公告议》中,由杨万里而论及宋代江西的文学家,他们是这样说的:“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对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关注,虽始于宋,然后世学者亦多有继承,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观点当属清人李?在《南园答问》中的一段话:
宋兴百年,文章?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宇(宝盖头,下为“禹”字),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若夫晏临淄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
以上关于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论述,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代学者以一个独特视角对地域文学的阐释,这个独特的视角就是地理环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家,而这也是当下兴盛的文学地理学中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宋代出现的“江西文学现象”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和后代文坛关注的热点,或者说,江西文学在两宋时期的崛起,使江西成为文坛聚焦之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可以这样说,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各体文学创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晏殊,这位被称作为北宋江西文坛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在北宋初,不仅为江西文坛掀开了绚丽的篇章,而且,为当时的词坛镌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子晏几道传承父业,“二晏”在北宋词坛留下了“父子词人”的美誉,而他们创作的《珠玉词》和《小山词》,更是北宋令词创作的杰出之作。由于他们对宋词创作及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历代评家所重视,徐?在《词苑丛谈》(卷1)中评价到:“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于晏殊稍后,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也成就斐然,在北宋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与晏殊一道,开创了宋词中的江西一派。由于晏氏父子和欧阳修在北宋词坛的杰出贡献,他们被尊为“四大开祖”(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其后,在词的创作方面,江西也是人才辈出,产生了不少的优秀词人,如,南宋的布衣词人刘过和姜夔、凤林词派等等。正如朱祖谋在《?庵词序》中所言:“西江诗派,卓绝千古,唯词亦然。有宋初造,文忠、元献,实为冠冕。平园近体,踵庐陵之美;叔原《补亡》,嬗临淄之风。若乃《桂枝》高调,振奇半山;《琴趣外篇》,导源山谷。南渡而后……尧章以鄱阳布衣,建言古乐,襟韵孤??声情遒上。”可以这样说,二晏和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开了一个好头,而凤林词派则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诗文创作领域,两宋时期的江西也是十分辉煌的。欧阳修被尊为“今之韩愈”、“一代宗师”,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袖,他以卓著的古文创作成就,名列“唐宋家”之中;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力除晚唐及宋初西昆体之流弊,为宋代诗坛别开生面,在形成和发展宋诗特色的过程中,欧阳修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他的《六一诗话》,被称为诗话体开山之作;在笔记创作上,他的《归田录》为宋人笔记中有重要影响的一部作品。
在晏殊、欧阳修的带动和影响下,江西文学家在北宋文坛非常活跃,在古文创作方面,曾巩、王安石的成就亦为文坛瞩目,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创作的代表人物,同被后代评家列入“唐宋家”之中。“唐宋家”中的宋代六家,江西、四川各占其半,而四川“三苏”,或为欧阳修的学生、或得欧阳修的奖掖,江西文学家在北宋古文创作中的贡献和影响,由此亦可略见一斑。在诗的创作上,江西诗人也有上佳表现,像王安石、刘敞等。这里尤值一提的是被视为“江西诗派”领袖的黄庭坚,他以自己对诗歌创作的独特感受和领悟,在理论和方法上,构架了一套别具一格的体系,为宋诗的创作拓宽了发展路径。他的这套体系,深得诗坛欢迎,围绕这个创作体系,在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群体,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江西诗派”。在这个诗派中,江西诗人占了近一半,像黄庭坚的外甥“豫章四洪”、其同乡分宁的徐俯、靖安的善权、永修的李彭、新昌的惠洪、临川的“二谢”、饶节、汪革等等。这个诗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宋型特征的成熟和确立,也使得宋诗能以其独特的风格与唐诗并峙。“江西诗派”的影响几乎覆盖南宋初、中期的诗坛,并且绵延至晚清,前后延续了800多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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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江西文学家仍然继承了北宋前辈散文创作的传统,虽然其成就和影响远不及北宋前辈,但也涌现出不少传芳百世的名作名论文联盟篇,如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上孝宗论兵书》,欧阳守道的《颜鲁公祠堂记》、《永和镇欧阳监丞祠堂记》,朱熹的《百丈山及》,文天祥的《指南后录序》、《文山观大水记》,谢枋得的《却聘书》,等等。南宋江西文学家以诗词创作唱响文坛,词的创作在上文已有简略评介,此处仅叙诗的创作。南宋初、中期,诗坛在“江西诗派”影响的笼罩之下,彼时的诗人创作,很难跳出“江西诗派”的藩篱,其间,虽有人想在江西派之外,另寻路径,如吕本中所倡导的“活法”诗论,似乎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种理论本身并未真正消除“江西诗派”的痕迹。然而,吕氏的理论,却得到了江西诗人曾几的实践和响应,而且他还将这种影响传递给了其后号称“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在这四位诗人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下,南宋诗歌创作终于走出了“江西诗派”的畛域。这其中尤以杨万里那别具一格的“诚斋体”而蜚声诗坛,杨万里以幽默诙谐、活泼跳脱的诗风,给当时的诗歌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以致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反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杨万里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南宋,即使在后世诗坛,“诚斋体”仍然是一个评说不尽的话题。南宋江西诗人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王炎午、谢枋得等爱国诗人,他们那包含血泪的诗篇,在亡国之际的慷慨悲歌,成为宋代江西诗歌创作的绝唱。
除了诗词文的创作,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在其他文体的创作方面,也是成就突出。据有关资料统计:两宋时期,江西的小说和笔记创作,在全国也是成就最高的省份之一,像乐史的传奇作品《广卓异记》、《诸仙传》、《绿珠传》、《杨太真外传》,欧阳修的《归田录》,孔平仲的《孔氏谈苑》,惠洪的《冷斋夜话》,朱弁的《曲洧旧闻》,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洪皓的《松漠纪闻》,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张世南的《游宦纪闻》,罗烨的《醉翁谈录》等等,都堪称是两宋笔记、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而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更被誉为中国古记、小说发展史上的丰碑。在两宋戏剧创作方面,虽然现存资料较少,但就是在这些存世不多的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江西作家留下的作品。在现存40套的北宋大曲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两套,就是出自江西作家的手笔——曾布创作的以冯燕故事为主题的《双调•水调歌头》七遍;董颖创作的以西施故事为主题的整套大曲《道宫•薄眉》。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两宋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群体和文学体派中,还是在各体文学的创作中,我们都能看到活跃的江西文学家的上乘表现。换言之,正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文坛上有如此突出的贡献,所以江西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地域之一,江西也由此成为两宋文学创作的重镇或热土。
三
正如一些论者所言,如果我们将江西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进行考量,便能发现,江西是文学起步较晚的省份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西文学的兴起当在晋室衣冠渡江之后,也就是在东晋时期,陶渊明的异峰突起,使江西真正步入了中国文学的殿堂。然而陶渊明之后,江西文学又经历了近300年的沉寂时期。而江西文学的真正崛起,则是在两宋时期,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江西文学的黄金时代。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将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和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种介绍所参照的文本依据是:谭正璧《中国文学家辞典》(简称《辞典》)、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简称《分布》)、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等主编的《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简称《大全》)。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辞典》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前期录1人;唐代后期录11人;五代录3人。《分布》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录11人;五代录3人。《大全》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1人;南北朝、隋代空白;唐代录40人;五代录16人。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全国的排位情况。东晋:《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4人,与湖北并列第六;南北朝:《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6人,列第九名;《辞典》录唐代前期江西文学家1人,与广东、广西并列最后,第13名;《辞典》录唐代后期江西文学家11人,与湖北并列11名;《辞典》、《分布》录五代江西文学家3人,与四川、浙江并列第6名。由于《大全》所录仅为江西文学家,故无法与其他地域文学家相比较,也无法与《辞典》和《分布》相对应。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东晋:《辞典》、《分布》录4人,今九江、南昌各占2人;《大全》录陶渊明1人,故东晋江西文学家仅有九江一地。南北朝:《辞典》、《分布》录6人,其中九江5人,南昌1人。唐代前期:《辞典》录1人,为今南康县人。唐代后期:《辞典》录11人,其中宜春5人、高安2人、南昌1人、鄱阳1人、广丰1人、贵溪1人。唐代:《分布》录11人,其中宜春5人、南昌、高安、鄱阳、广丰、贵溪、南康各1人;《大全》录40人,其具体分布为宜春13人、南昌8人、鄱阳3人、南康县3人、九江2人,临川2人、高安2人、进贤1人、萍乡1人、贵溪1人、永新1人、丰城1人、奉新1人、上饶1人。五代:《辞典》、《分布》均录3人,其中南昌、九江、宁各1人;《大全》录16人,其中南昌4人、吉安2人、赣州2人、丰城2人、宜春1人、九江1人、高安1人、永新1人、吉水1人、进贤1人。
以上是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从数量上看,《辞典》共录25人,《分布》共录24人,《大全》共录57人。这些数字也表明,晋唐五代时期只是江西文学兴起和形成的时期。
《辞典》、《分布》录宋辽金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其中北宋45人,南宋111人。通过对《辞典》、《分布》的统计,北宋、辽时期江西文学家录45人,在全国名列第二,河南60人,列第一,江苏、浙江各37人,并列第三。据有关资料记载,北宋、辽时期,在前20名的州府军中,江西有四个州军名列其中:抚州11人,列第5名;洪州、建昌军各8人,并列第9名;临江军6人,并列第16名。南宋以嘉定元年(1208)为准,其中拥有10人以上著名文学家的有19府州,在前19名中,江西有五个州府军名列其中:隆兴府19人,并列第6名;吉州、饶州各18人,并列第8名;抚州12人,并列第15名;建昌军11人,并列第17名。以今属省籍统计,前三名排序依次为:1.浙江167人;2.江西111人;3.福建78人。
《大全》共录两宋江西文学家252人。这些文学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
(一)以今设区市为统计单位,其排位顺序如表1。
由表1可知,在江西省现有的11个设区市中,除萍乡外,其余10个设区市均有文学家出现。
(二)以市县为统计单位,其排位顺序如表2。
从表2的统计来看,《大全》所选入的252位文学家,主要分布在江西的46个县(市),占江西现有80个县(市)的一半以上。
四
如果将两宋江西文学家与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相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变化:(一)两宋江西文学家人数远远超过晋唐五代。《辞典》共录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25人(《分布》录24人),而《辞典》、《分布》分别录入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晋唐五代人数还不及两宋时期的零头;《大全》录入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57人,而其录入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共252人,晋唐五代人数也仅仅超过两宋人数零头5人,这与《辞典》和《分布》反映的情况基本接近。(二)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分布的区域更加广泛。两宋以前,江西文学家虽然分布在江西9个设区市(南昌、九江、抚州、上饶、宜春、吉安、赣州、萍乡、鹰潭),仅比两宋少一个,但是,其分布在江西的市县仅有17个县市,而两宋为46个县市,比晋唐五代多了29个市县。(三)除了上述两点外,两宋江西文学较之前代,还有一个“闪光点”,这就是家族特色,如晏殊、晏几道、晏敦复祖孙三代,、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文淑、王?、王安石之女的临川三代七王,南丰的曾致尧、曾巩、曾布、魏玩、曾肇、曾纡、曾季?、曾??⒃?H、曾思、曾协等五代十曾一魏,金溪三陆,新余三孔,鄱阳四洪等等,形成了宋代江西文学的特殊群体。据统计,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共58家①,其中北宋有23家,南宋35家。北宋23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抚州市8家,吉安市2家,赣州市2家,上饶市3家,九江市4家,宜春市2家,新余市1家,南昌市1家。南宋35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吉安市12家,抚州市7家,宜春市5家,上饶市4家,九江市3家,新余市2家,赣州市1家,鹰潭市1家。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在各市县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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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江西出现了如此多的文学家,这无疑是宋代江西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这一现象有人作了这样的评价:“宋时的江西,不仅是哲学家的摇篮,而且是文学家的大本营。”(《分布》)而且,还有不少学者面对宋论文联盟代文坛这种奇特的“江西文学现象”,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探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北民南迁,如晋室衣冠渡江、宋都南迁等,都为江西文学在两宋的崛起进行了文化储备,带来了发展机遇;交通便利,在江西境内,“郡邑无不通水”(李肇《国史补》),因而内河航运及造船业相当发达;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使得江西经济基础雄厚;人口众多,两宋时期,东南地区人口最多,以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为例,全国总户为14 852 684,东南地区占8 448,550户,为全国总数的57%,江南西路(现江西大部分地区)有1 365 533户,占东南地区的16%,仅次于两浙,居东南地区第二位;学校、书院林立,为人才培养和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江西籍文化人进入统治集团,两宋时期,江西有15位宰执,北宋6位,南宋10位。在这些宰辅中,有不少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如,晏殊、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等,这些人进入统治集团高层,为江西人才(自然包含文学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以上这些探索,无疑是对“江西文学现象”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的合理阐释。但是,我们如果将视角聚集在江西地域这一焦点上,我们同样能够有一些新的发现。
首先,对于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本土的分布为何主要集中在赣北、赣西和赣东北,而到两宋时期却呈全面辐射状。有人以唐代为切入点,结合江西的地理位置,做了这样的解释:“从唐代的文学地理学方面来说,以长安为城市起点,以黄河、长江为流域起点,从西往东依次推进着文学发展,而赣北、赣西、赣东北正好处于这一文学浪潮之中,因而出现了文学作家群……但到了宋代,这一文学地理学浪潮进一步由华西走向华东,由赣北走向赣南,于是,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也出现了‘临川才子’及欧阳修等著名作家。”[1]这种文学地理学的分析确有别开生面的作用。
其次,沿着文学地理学的思路,我们还能发现,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鄱阳湖地域(以今天的概念,这个地域主要包括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鹰潭市以及宜春市的部分县市)都是文学家密集的区域,这种状况如果结合梅新林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形态与]变》一书中关于长江流域文学轴线聚集下游的第二波、第三波运动之描述,也是相当吻合的,因为江西水域与长江水域只能通过鄱阳湖交接,所以,鄱阳湖地域接受第二波、第三波文学浪潮的影响自然更便捷、更直接,这个地域成为文学家的密集地,当在情理之中。
第三,由于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江西文学家的密集地,因此它在当时的江西文学中也处于一种核心地位,而且,处于核心地位的鄱阳湖地域,还肩负起这样一个重任,即:将长江流域文学轴线的第二波、第三波影响,通过注入鄱阳湖的五大水系(赣江、饶河、信江、修河、抚河)东进南扩,把这种影响输入到江西的腹地。正是凭借黄河流域文学轴心向长江流域文学轴心转移这一股强劲“东风”,才使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的点点星火,到了两宋时期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第四,江西文学家的涌现,还与江西科举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顺治《江西通志》、民国时期《江西通志稿》等资料统计,宋代江西共有进士5 545人,其中34人文武科鼎甲,11人为状元。正是有了这种科举的辉煌,才使江西的人才能够走向全国,而这也为江西文学家的脱颖而出夯实了人才基础。
第五,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高密度聚集区域,而这一特征又与这一地域政治人才高密度聚集特征相吻合。关于这一地域政治人物的分布状况,我们分列《江西宋代宰相一览表》、《江西宋文武鼎甲表》和《宋代江西进士表》三表表示(附文后)。
根据这三个表统计——1.宰相:抚州市3人,上饶市3人,吉安市3人,并列全省第一;南昌市2人,九江市2人,并列全省第二;景德镇市1人,新余市1人,并列全省第三。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11人。2.文武科鼎甲共34人:上饶市10人,列全省第一;吉安市5人,列全省第二;抚州市4人,宜春市4人,并列全省第三;南昌市3人,景德镇市3人,并列全省第四;九江市2人,新余市2人,并列全省第五;赣州市1人,列全省第六。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22人。3.进士(不含宗室93人,共5 452人)②:抚州市1 282人,列全省第一;上饶市1 029人,列全省第二;吉安市1 025人,列全省第三;宜春市582人,列全省第四;九江市449人,列全省第五;景德镇市315人,列全省第六;南昌市247人,列全省第七;赣州市223人,列全省第八;鹰潭市148人,列全省第九;新余市105人,列全省第十;萍乡市47人,列全省第十一。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3 470人。根据这三个表的统计数字以及宋代江西文学家在全省的分布情况显示,鄱阳湖地域在宋代既是文学家密集之地,同时也是政治人才密集之地,从二者关系来看,正是因为在这个地域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政治人才,所以才能够为这个地域文学家的崛起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在宋代,鄱阳湖地域堪称江西文化核心区域,是江西人文鼎盛,人才荟萃之地。
注释: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在这样一种总体背景之下，宋史研究所谓的“新进展”，并非指具有“根本”性的变化；不过，虽非全新，还是有新作、新人、新论题出现，也有针对“老”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认识。
一、长时段的探索
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开始力图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
“唐宋”并称，是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两个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两段历史之间的明显反差和“断裂”(对于“唐宋变革说”，近年间有许多再阐释，也有不少批评与质疑。对此有一些专门的学术史回顾，兹不赘)。2001年以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先后召开了题为“唐宋妇女研究与历史学”、“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题为“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研究”2等重点科研项目。作为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的项目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兄弟校所的一些学者也在共同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
相当一批研究选题集中在唐宋时期，例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3、唐宋思想的转型4、唐宋法制史5、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6、唐宋中央监察制度的变迁7、唐宋时期的婚姻、家庭和财产法8，等等。历史学、文学史博士论文讨论唐宋官制礼制、唐宋士人、唐音宋调者亦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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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笔者2004年5月在中国史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其中谈到的只是一些个人感觉，而投有机会具体涉及到诸多学者与丰富的个案成果，叙述中难免挂一漏万，敬祈读者鉴谅。本文的正文部分曾经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9期。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方诚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罗秭楠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2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3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4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01年。
5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贾玉英：《略论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例如Bettine Birge，Inheritance and Property Law from Tang to Song：The Move away from Patrilineality(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财产法：从父系体系的疏离)；大泽正昭：《“妒妇”、“悍妻”以及“惧内”一一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目前已经很少有学者将眼光仅仅拘泥于唐宋“之际”。不少学者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具有通贯性质的高教版《中国文学史》1，以隋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研究单元。多年前，很多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寅恪、侯外庐都敏锐地把握到唐代中期的社会变化，将其视为新阶段的开始。而近年间一些欧美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叶史”(Middle Period)，也是以8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为研究时段。
与唐宋之间的连续相应，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2(The Song-Yuan-Ming Tran M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集中了这样的一批成果。“唐宋”并提，将宋作为一系列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二、专题史研究的活跃 专题史研究的活跃，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许多以往被忽视的话题，由边缘进入主流。就宋史学界而言，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对于专题研究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史研究的直接成果，既反映于以生活史、风俗史为题的研究如朱瑞熙、张邦炜、王曾瑜等一批功力深厚学者的集体成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也反映于学者对家族制度3、对社会矛盾的日常调节机制如社会救济与赈灾等问题的研究4。一些传统上不被重视的题目，例如饮食、娱乐、日常消费、鬼神观念、民间巫术、丧葬习俗与佛事活动，等等，有了不少描述性的文章。也有学者对于“基层社会”“地方社会”作出细节的划分，注重讨论“宋人在其生活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人群聚合”、“规范宋代基层社会秩序的经纬线”以及基层社会内部与彼此之间的流动、沟通与联结5。相关的著述中也反映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趋近与融通。
不仅如此，将不同内容的探讨“还原”到所处“社会”中予以认识的努力，近年来愈益突出。学者们注意到，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关系网络，决定着具体社会面貌的差异。因此，今天的宋代社会史研究，既考察“有形”的内容，也着意于讨论看似“无形”却同等重要的内容，例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诸多错综复杂关系等等。从《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6、《唐宋女性与社会》7、《宋代婚姻家族史论》8等著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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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3 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例如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参见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十二卷，2002年。
6 台湾中研院出版，1998年。
7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8 张邦炜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得风气之先的是对于宋代区域(例如太湖流域、福建江西等地区)、人口、移民、家族、基层社会、地方精英、乡村势力、民间信仰(美国、日本学者有不少研究，国内亦有讨论国家祭典与民间祭祀、祈雨、地方神灵崇拜的著述及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妇女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宋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的意义。
妇女史研究，近年间日益转向社会性别史研究。所谓“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概念的标记，强调所讨论的课题，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人类社会规范与性别有关的各类活动的方式与机制1。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中，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多学科研究的聚焦点，成为富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中，关注对象相当集中，研究视角和方法理路却展现出多元的特点。
对于婚姻制度、性别意识、文本写作(例如女性的写作、男性作家有关女性及性别交往的写作)、下层女性、边缘群体、身体文化(例如生育、缠足)乃至医疗史的关注，是近年来宋代性别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不仅注意性别差异，也注意女性内部包括社会阶层、生活环境及身份转换之间的差异，理念同现实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注意围绕性别问题而来的一系列关系。《唐宋女性与社会》中的一些议题，可能算得上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2、传统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这些新的取向，有不少受到注重关系结构、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学界所强调的学科交叉或者说“科际整合”，也发生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晚期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限制于曲高和寡的纯粹哲学史、学术思想史范围，其“视域”有了明显的拓展。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宋学”这一较“理学”更为开阔的研究范畴的提出；另方面也与社会史的影响有关：研究者自觉地将思想的演进置于政局演变、群体关系、社会文化等问题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去考察；宋代文化传承者身份的下移、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历程等问题都纳入了学者的视野。与此同时，思想史研究的关注领域，从仅仅注意创造性思想的出现，转而同样注意由“出新”变为“传统”的过程；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综合性研究，国内出版的有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3，田浩(Hoyt Tillman)编《宋代思想史论》4、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5：还有不少对于荆公新学、蜀学、新学与理学的消长等方面的个案研究。
法制史研究也有明显的视角变化。有综合研究6，亦有个案讨论。有研究者选择以“争讼”为窗口，来观察宋朝社会7，观察利益关系调整的多元化趋势8，探讨诉讼在宋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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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政：《关于“gender”的翻译及其背后》，《社会性别》第一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 学林出版社，2001年12月。
6 例如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青木敦：《健讼の地域的ィメ—ヅ——11~13世纪江西社会の法文化と人口移动をめぐって——》，《社会经济史学》65-3、1999年。
8 例如雷家宏：《从民间争讼看宋朝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
由一种司法行为成为社会风尚的演变1。也有学者从案例出发探讨地方行政和民众的关系2，探讨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3。
台湾学界先后编辑出版了《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4、《法制与礼俗》5等论文集，《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6一书也在日本面世。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结合社会和思想来讨论法制的趋向。
3、原有议题中新的研究生长点：
所谓“研究生长点”，通常是由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带动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研究的视角和方式，注意拓宽、拓深宋史的研究领域。
经济史：
近年来经济史方面成果相当丰富。不仅有对于财政史、货币史7以及财经监督8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也有对于商业资本9、信用关系10、商品供给与流通11、海外贸易12、专卖13、茶法14、交通15、寺院经济16，以及对于经济发展与国家干预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中对单一的生产决定论有所突破。不少学者自“区域”视角着手，兼采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区域性城市、农业经济、市场经济，讨论大一统帝国总的财政经济框架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17。对于宋代“积贫积弱”一类成说，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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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怀林：《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宋代福建的民间拆讼》，《福州师专学报》2001年6期。
2 青木敦《北宋末～南宋の法令に附された越诉规定にっぃて》，《东洋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五十八卷第二号，1999年．
3 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4 柳立言编：《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5 Billy Kee-long So(苏基朗)，Sung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Moder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Legal Tradition：The Case of Yün(1068-69)Revisited；刘增贵编：《法制与礼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
6 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邑社会》，汲古书院，2002年9月。
7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8 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
9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
10 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 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 Billy k.L. 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 林文勋等：《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商品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4 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 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 例如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如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就整体趋势而言，经济史研究在研究取向方面愈益多元化，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式，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与此同时，运用计量分析等经济学方法，使研究更加精密的努力，成为日渐明显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学界对于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有认真的检讨，围绕“宋代经济革命说”以及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评价的讨论1，有效地深化了我们对于该时代的整体认识。
政治史：
政治史通常注重时代的走势，注重通体性的研究，国内学界应该说占有整体上的优势。要把握宋代政治的发展脉络，一方面要突破宋人的“本朝史观”之限制，另一方面，需要提炼“牵动力”较强的问题，而避免简单化。
宋史学界对于赵宋“祖宗之法”、“防弊之政”的再认识，或许是研究中的“亮点”之一。许多宋史研究者强调宋代“士大夫政治”对于皇权的限制，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体系乃至文化繁荣的关键2；也有学者强调另一方面的趋势，指出宋代专制君权与忠君观念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之中3。与士大夫政治相关，学界也有不少关于党争的讨论4。
宋代的政治史研究向来是后不如前——南宋不如北宋，南北宋晚期不如前期。但在最近几年中，北宋晚期、南宋晚期的政治史都受到国际性的关注5。
宋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个案讨论，长期以来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之上。例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王安石与王安石变法6，南宋时期的岳飞、赵构与高宗朝政治7，等等。近些年来，这些研究“点”明显地丰富起来。人物研究逐渐从个体走向群体，研究中愈益重视多方面的“关系”，把个别人物与周边人物、与事件、与学术思潮、与时代联系起来。王曾瑜等学者从校勘整理相关资料、系统考辨人物事迹，到综合性深入研究，乃至撰写纪实小说等等，形成了从基础工作到深入研究再到普及较为完整的组合格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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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社版》2001年6期；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榷力と士大夫政治》，汲古书院，2001年。
3 参见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载《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载《北大史学》第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例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例如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治——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1期；《靖康内讧解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天府新论》2000年1期。王曾瑜：《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学习与探索》1999年6期。罗家祥：《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3期。方震华《北宋中晚期文士对武力的定位》，《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11月，21卷第4期。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Bol)：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the New Policies，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Vol．3l(2001)：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参见朱瑞熙：《岳飞研究的百年回顾》，待刊。
8 王曾瑜：《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河洛悲歌》、《靖康奇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也有学者关注历史人物形象变迁所蕴涵的“当代史”的意义1。这反映出，传统的人物研究也在寻找新的问题生长点。
制度史：
制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对于学界成说的再探讨。我们看到，即使是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也还有许多重要的“未发之覆”。对于宋代“二府”之_枢密院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例2。以往对于文官制度讨论较多，近年来则有不少对于武将群体的考察3。
就一段时间内的趋势而言，宋史界关注的重点是地方和基层的行政制度4。对于宋代路制以及相关行政制度的研究，集中了国际范围内许多学者的目光5。其中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通过中央制度的“地方化”过程，来探讨财政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的与制度文本规定不同的多种变异。除去对于路及州郡体制的考察外，还有许多对于县丞、县级公吏6，对于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的考察7。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政治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促使历史学者从新的角度考虑以往的问题。围绕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渠道”这一总的论题，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点，例如信息“不均衡分布”条件下的政绩考察与“实迹”问题；地方上的“父老”缙绅、寄居士人与官方关系问题；榜谕、粉壁、劝俗文(劝学文，劝农文)的沟通晓示作用问题；信息通进机构如通进银台司、罔门、进奏院以及邸报的运作形式问题……带动了对于信息上传下达的环节、传布方式，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书形式、传递过程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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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参见高明扬：《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宋学学术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1期：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学报》2003年2期。
2 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1期；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李全德：《五代至北宋前期的枢密院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3年；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2期。
3 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赵冬梅：《北宋的武选官及其选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4 例如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5 李昌宪：《宋朝路制研究》，《国学研究》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昌宪、王丽：《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文史》2001年第2辑；《北宋转运使的设置问题探讨》，《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黄纯艳：《论宋运使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论宋运使的职能——兼论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汪圣铎：《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1期。青木敦：《宋代の监司の语羲にっぃて》，《历史学研究》753，2001年。渡边久：《北宋の经略安抚使》，《柬洋史研究》57-4、1999年；《北宋转运使と行政监督》，《龙谷大学论集》457，2001年。高桥弘臣：《南宋初期の川陕地方にぉける宣抚处置使·宣抚使について》，《受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13，2002年。
6 陆敏珍：《宋代县丞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
7 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99年4期；《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2期；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粱建国：《宋代乡村区划研究》，河南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体制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也有学者在长期研究宋代监察机构的基础上，将台谏考察官员的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过程予以观察1。
当然，选题重点的变化、空白的填补并不意味着制度史研究有了质的进展。在“过程”与“关系”中把握制度，走向“活”的制度史，或许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4、学科界限的打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传统学科领域的边缘或者交叉界面，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成果。
现代学科的划分，在带来了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重重障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在文学、经术、政治方面的努力紧密地切合在一起；赵宋的“祖宗家法”等内容，也是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化交汇的界面上2。相关研究要走向深入，无疑对于现代学科体制是个挑战。
2003年出版的余英时新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3，以朱熹为中心视点，而致力于“宋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注重理学文献的政治解读，关注“内圣”与。外王”的衔接，致力于把理学“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其“抽离”出来4。当然。作者“仅仅强调理学系统中有必须通过政治解读才能澄清的部分，但并不是将全部理学都化约为政治问题”。
2001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题为“江南的城市工业和大众文化(960—1850)”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围绕宋代以来区域性经济发展与大众文化、民问信仰、地方意识的关系，从经济与文化的交叉界面着眼，反映出学术领域新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条件的新积蓄
1、田野调查与资料范围的扩展
目前宋史界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已经自“精英著述”扩大到文字、图像与其它非文字的“边缘材料”，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志、文书档案、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谱牒、婚帖、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图像、历史遗存、考古出土文物等等资料。人类学所注重的田野调查，也成为近年来历史学界普遍运用的研究方式之一。社会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艺术史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引领风气的先驱。这种拓展，不仅反映于资料范围的扩大，也反映于学者对各类实物资料、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正是这种拓展，构成为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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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待刊。
2 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4期：《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台北允晨；2004年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
4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涂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
2、资料建设与深层利用
目前保存、整理、利用资料的手段，都与数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史籍校点与整理，是大陆史学界的长项之一。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国家图书馆编辑《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编辑《全宋笔记》，为学界提供了研究便利。有关地方行政制度的资料整理，有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宋代郡守通考》1等多种，汇集了丰富史料。也有一些电子数据库的建设。
尽管宋史研究不具备其它断代史那样的“新材料”，但新的观念、新的问题，使得一些以前即为人们知晓的材料不断被更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作了出色的整理工作2，日本学者、美国学者也先后做了译注3，台湾学界组织了专题的研读班，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4。
3、资料研读与人才培养
多年来，台湾、日本学者通过组织读书会、研习营，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台湾地区跨校的、师生共同参与的“宋代典籍研读会”，利用周末半日研读，已经坚持了八年。在此基础之上，2003年10月，在东吴大学举办了“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学术研讨会。
大陆高校各类形式的读书课，是历史专业的传统。近年来也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性明确、强化密集的读书讨论。2003年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首届宋史讲习班，九所高校的三十余名宋史研究生参加；北京大学也组织了以“流动与秩序：中古时期的社会与思想文化”为题的唐宋史研究生读书讨论班。主持这些读书班的，既有国内的宋史专家，也有来自海外的著名教授。
对于学术普及事业的关注，也是宋史学界近年来的明显趋向之一。2003年面世的陈振撰著《宋史》一书5，为初学宋史者提供了一部内容厚重、文字晓畅、份量适中的基本读物。虞云国《细说宋朝》，致力于追求历史感与可读性的高度统一6。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7则是作者集二十余年研究心得写成的一部教材。从兼顾研究与普及的断代史著述，到纪实性小说系列，“以历史学家的睿知讲真实历史”8，有效地沟通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四、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
国内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相当深厚，但宋代的历史曾经因朝代的不强不盛而受到冷落，宋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整体水平不高；而同时在日本，在欧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受到肯定，在一些国际性研究计划的推动下，群体性的研究开始出现优势。近年来，我们在研究方向、取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这些内容有批评，有修正，但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我们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尚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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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之亮：《宋代郡守通考》，巴蜀书社，2001年。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
3 梅原郁：《清明集译注》，同朋舍，1987年；Brain McKnight英译本。
4 宋代官箴研读会：《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2001年；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第八章也专门讨论了《名公书判清明集》。
5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7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沈渭滨：《虞云国〈细说宋朝>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致力于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共同的省思，提出新见解，探索新方法，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而言，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有出色的学者、出色的研究，而在于我们的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学术组织和学术体制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我们进行理性的学术批评与自我反省的能力。
世纪之交提供了外在的机会。我们看到一系列回顾展望性质的会议与文章1。2001年，浙江大学历史系邀请国内外一些中青年学者，召开了小型精干的专题研讨会，题为“近百年宋史研究回顾与反思：制度篇”。会议反映出宋史学界自我质疑、突破陈说，要求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的强烈愿望。大家认识到“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学术史关怀，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走向自觉”2。
今天的宋史学界，已经涌现出不少富于创造性、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议题，学术规范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标准，而且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学术境界，日益受到重视，从而使研究的学术品质可以有所保证。经过坚持不懈、注重交流的群体性研究，相信能够出现具有我们的学术特点与学术优势的一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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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代 政论散文 鼎盛时期
一
宋代在文学史上一直以来都是以“词”著称的。但散体文是宋文最高的成就代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明代宋濂在《文原》中说：散文“自秦汉以来莫盛于宋”。此评价是非常客观准确的。宋代散文的成就是辉煌的，创作的作家和作品庞大而丰富，也是前代所不能相比的。
首先，宋代散文较之唐代在内容上讲是相当广泛的。
《全宋文》共8345卷，分360册，文字1.1 亿，文章178292篇，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科技、法律、制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得到了反映。
其次，宋代散文在体裁方面是非常全面的。
宋代继承了前朝所有的散文体裁，辞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赞颂、传状、碑志，哀祭、祈谢外，还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发展。如文赋、记叙文、书序等，在内容和艺术上，比唐朝更为成熟，而且还拓展了一些新的领域，创制了一些新的体裁，如艺术散文、日记、诗话、词话、随笔，书画的题跋品评等。
第三，宋代散文在作家作品数量质量方面是极其众多的而优秀的。
《宋史?艺文志》称：“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这说明在宋代散文的创作非常普遍，不仅作品内容丰富多样，而且作家数量众多，作家构成也非常繁杂，上至帝王公卿，下到布衣百姓都参与其中。《全宋文?序》称：“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六百余家，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由此，宋代散文的创作盛世局面可见一斑。 《全宋文》收录作者9176人，这个数字是先秦至隋代作家总数的三倍。其中著名作家也多，唐宋家宋代就占了六位。优秀作品传世也很多。唐代优秀散文集中出自韩愈、柳宗元之手，而宋代优秀散文作家流传于世的就有十几位。
二
宋朝一代，虽国力较唐衰微，且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然宋代立国达300余年，北宋王朝政权统一达160余年之久，英才辈出，文章鼎盛，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散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写作技巧都取得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这众多的散文中，以关心国计民生，参与讨论国家政事为主题的论政散文这种实用文体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在这里所说的文章就是在朝堂之上用于商讨国家大事，解决公共事务的实用文，即政论散文。但在宋代之前很少有这种文章的汇编，也少有人专门研究政论散文。这是政论散文本身的性质和文书工作的特点及一定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其一，这类文章有的涉及国家机密，具有机密性；其二，自古围绕文章所做的文书档案工作都是世袭，皇家绝不允许文书档案流传民间，所以文书工作中传帮带的方式形成文书工作的封闭性。正由于与文文章与文书工作的这种特殊性，即使有“章表奏议”文章的收集文选，也只是从文艺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评论。从南朝梁太子萧统编辑《文选》开始，各体文书尽管为历代选家所重视，但一直与文艺学混同在一起。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也说:“接《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前汉表谢，遗篇寡存。”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宋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由于宋代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政论文与文书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的大发展，达到了封建文章史上的最高峰，文书专辑也相继问世。不仅文书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架阁库这样完备的档案馆，而且文书工作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并且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传递文书的驿站网络。文书数量大增，文风健朗，而且宋代几乎无论平民，官吏，在朝在野，皆言事论政，大大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并且由此，议论之风极盛，波及诗歌，散文，辞赋等，无不议论，而且论及内容之广，论政，论兵，讲学，鸣道皆有涉及，形成文章盛世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诸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司马光，三苏，黄庭坚，宗泽，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这样具有代表性而且声名显赫的文章大家。其中尤以欧苏水平为最高。时评欧阳修文章“众莫能及”。他更以其雄冠一世的文章成就和奖掖后进的风范成为一代宗师，极大影响了宋代及后世的文章。在众多文字中最能体现欧阳修的思想和人品的就是政论之文，代表作如《朋党论》，针砭时弊，放言无忌，表现出成熟的政治素养和文章才能。苏轼在其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下，二十一岁进士及第，早在应试制科时就写了针对朝廷用人问题的策论《御试制科策》。当时还撰有《策略》，《策别》，《策断》共25篇，都是进献给皇帝的治国建议。苏轼的文章写作代表了宋代文章的最高水平，宋孝宗称他为＂一代文章之宗＂。
三
这种政论散文盛世局面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唐宋;唐宋文学;女性文学;文学教育
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中，唐宋女性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水平都和相应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相对开放给予女性文学比较宽容的发展空间。
一、唐宋女性文学概况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时代。唐代一朝，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商贾家女子、尼姑和娼优，都无不能读书识字，能诗会文。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可谓一代才女，其才起不仅仅限于文治武功，更在于书法诗歌的优秀。她著有《垂拱集》等一系列诗集，其代表传世著名诗歌《如意娘》更是写的极为出彩：“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未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该诗写出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相思之苦，每句每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同时代的长孙皇后、徐贤妃、杨贵妃也都善诗会文。宦门才女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敏识聪听，摇笔云飞，才华绝代，武后时入宫，宫婕妤、中宗时进位昭容。《彩书怨》是其代表作。该诗通过女子寄书边塞丈夫，写出了思妇秋日的愁怀。其它阶层中，薛涛是娼妓才女代表。她晓音律、善书法、工诗词，与大诗人元慎、王建、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称誉。她虽然身居风尘，但才华出众，有《薛涛李治诗集》留传于世。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时期，女性文学也得到长足发展。有学者说宋代女性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宋代女性文学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辉煌。据史书载，宋以前时代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位，而宋代据不完全统计，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有200余人。仅据杏林著《宋代才女传》所选才女多达123人，名妓有文才的达192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载，宋代妇女著作50部，仅诗词方面达20部。宋代女性文学著名代表有“四大词家”―――李清照、吴淑姬、张玉娘、朱淑真。其它女性作者遍布各阶层。
宋代女性文学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作家数量上，也表现在体裁、题材和质量上。在作品体裁上，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扩展到诗、词、散文、赋、评论各种类型，在作品题材上，宋代女性文学走出了狭小的闺阁家庭，面向广袤的现实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单一模式，既写山水、又吟爱情，咏史怀古，爱国忧民;在作品质量上，宋代女性文学可以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李清照、朱淑真就是这座高峰上并蒂而开的两朵最美的花。
李清照不仅擅长各种文学体裁，而且以非凡的胆识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评论词的文章，开创了词学评论的先河。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气势磅礴，词意爽朗，字面是乌江怀古，实质是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复中原，真是掷地有声，充满爱国豪情。她的诗词，为千古妇女生色，为女性文学增辉！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她齐名的朱淑真，多才多艺，一生高产写作，写下了337首诗，词33首，其中不是优秀名篇，她还兼通书画、音律，但可惜中国文学史上她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这是历史的遗憾，也表明了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处地位的悲哀。以上可见，宋代女性文学无论从作家数量、作品题材，体裁及质量上都是宋以前各朝代无可比拟的，以后的封建朝代也未能超越。故此，它当之无愧地代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
二、唐宋女性文学高速发展的原因
唐宋女性文学，犹如女性优美身驱中双乳耸立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大山之巅，优美丰满厚重。什么原因导致唐宋女性文学如此辉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
其一，女性文学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当时女性受教育较为普遍，卓有成效。在唐代，官宦富家女子普遍重视女子文化教育，当时女子读书被看成与女红同等重要的事，成为大家闺女必修课，女人们以读书习文为乐事，且自幼开始学习。司马光是北宋大臣，文学家，教育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司马温公家范》、《温国文正公文集》中。他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女性教育与国家治礼兴亡有内在联系，他详细论述了女童教育、妇教和母教，并把女性教育上升到与国家兴亡高度认识，充分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其二，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女子教育和女性文学赖以发展的前提。任何时代的女性文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女性教育在唐宋得到极大发展，由此推动了我国古代妇女解放的空前伟大时代，造就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武则天。唐宋经济繁荣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上超过其它国家。以商业为例，《清明上河图》真实反映了宋代城市繁荣景象。当时京城汴京，人口户数已达26万，城市经济高度发达，除都城外，遍布全国的州府城市，如扬州、镇江、广州、成都、长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荣。唐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旺。
其三，唐宋盛世，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在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运用起来的，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文化繁荣的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它吸引着许多国家学者来华，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唐代多达五六百人，国际交流频繁，当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新罗、林邑、东女等国盛行的女尊男卑现象，无疑会对唐宋产生影响，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印刷术的提高，特别是毕曰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为女性在家学习提供了更加丰富书籍，为宫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样，唐宋时代的女性，在不同阶层、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的可能性。
其四，唐宋开放的文化，宽松的社会传统，使唐宋妇女能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环境之中。她们自由、开放，走出闺阁，参与社会，为认识自我和社会提供了条件。这就表明更多的女子可以得到社会教育。得益于唐代礼教松弛，身心自由文化背景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力，在位期用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祀仪式，打破了历来只由男性主祭的传统
综上所述，唐宋女性文学铸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辉煌，而这种辉煌得益于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唐宋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可见，文学之花的盛开，离不开社会条件诸因素的辛勤培育和浇灌。这点，对我们今天繁荣发展中国女性文学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唐宋诗宏观结构论》由上下两编构成，共分七章，既对中国古典诗歌从产生到唐诗宋诗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明晰又细致的考察与描述，又对这一时期重要诗人的诗学成就与诗史地位做出深人的考证与探讨，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对历代唐音宋调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初步勾勒与评述。这两部分，分而言之，或宏观评述，或微观考证，或总论群体，或分梳个案，都侧重于唐宋诗某一层面的深层挖掘与开拓;合而观之，又前后辉映，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许著不仅为唐宋诗发展史的研究做出了新的探索与铺垫，也为唐宋诗的学术史建构做出了成功尝试。
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史的发展观是许著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体现于三个方面:
(1)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音宋调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峰巅，唐宋两朝的时代环境固然是其决定因素，但先唐的诗史却是其不可中断的源头。许著对于这一点有深刻的体认，将唐宋诗置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不仅专辟一章(第一章)进行综述，而且这种宏观的意识贯穿全书，且精论叠见。他认为，唐前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以诗骚范式的擅递、转型及南北文化因子的渗融、裂变为标志的演进，同时也表现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芽过程，进而分析诗骚范式对后世诗史的规范首先表现于《诗经》的影响。许著认为，经战国至秦汉，伴随失落了文学本色的经典化的《诗经》对后世的全部文学史内涵与走向都产生了无可拟伦的支配与规范作用。《楚辞》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诗经》诗性精神的承传和发扬。“自唐代开始，诗歌创作显然进人以文人诗为主体的新阶段”(《第一章规范:唐代前期》)的繁荣正是中国文人诗的繁荣，深有卓见，应该说，这是唐诗研究史的新见解。许著将学术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环境之中加以关照，从历时态上，将唐音、宋调对比整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持论公允而分析深刻。就其效果而言，对于唐宋诗的区别由模糊渐趋清晰，由零散机械渐趋系统辨证，反观过去的研究，问题本身进一步深化了。
(2)对传统进行解构，并重新建构新的理论框架。许著打破传统文学史中唐分初盛中晚、宋分南北的研究格局，将唐宋诗史视为从未间断的一个整体三个阶段加以重新审视，认为唐代前期为文人诗的规范时期，由汉魏风骨与齐梁词彩相融合构铸文人诗普遍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在多样化风格的诗歌中表现出完全统一的理想化的艺术精神;唐代中期至北宋为文人诗的裂变时期，由于大一统朝政的紊乱，政治社会危机不断出现，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化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随之失落，文人的心理、行为走向多元，从而造成文人诗整体艺术精神由裂变而转向。伴随文学内质建构的演变，文人诗在功能、格调及审美趣味、艺术类型等方面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诗歌体格逐渐精密与分裂中孕育出与“唐音”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范式—“宋调”;南宋为文人诗的重构时期，表现为“宋调”中的“唐音”回归和重新定位。
(3)许著将唐宋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唐音宋调在显著的区别背后仍有其相通相融的特性。唐宋诗史演进的三个阶段并非孤立前行，而是相互交织，贯穿唐、宋两个朝代的始终。尚奇的诗学思潮，在唐宋诗史上形成了无数新奇的审美领域，努力贴近生活的写实思潮，产生了许多诗史名作，唐宋诗始终向着“以文为诗”的方向发展，使传统的诗歌功能与表现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生逢乱世的诗人的心灵悲歌体现了读书者的心路历程。这四个方面的诗学思潮贯穿唐宋两朝，同时将流变中的诗史整合为一体。许著在唐宋诗的动态递擅中架构了唐宋诗歌的宏观结构，揭示出一段经典文学史的整体进程。在这个整体的演进中，“唐音”、“宋调”的争论得以消解。这样的论述，层进层深，由诗歌的源流转向诗学本质，问题的关键和要义也在层层转化与深人中逐渐凸显。
对于该题型诸多专家学者的解题论述多见于报刊，但从教学实践来说，总有些高屋建瓴，不好把握。如何从学生的视角，让该题型更好操作，笔者做如下尝试，不当之处，共同商榷。
一、试题类型：
历史小论文题按命题形式分为两类：提供观点型开放题；提炼观点型开放题。
提供观点型开放题即材料中提供现成观点，学生可针对任一观点加以评价，也可以根据自己认知水平，提出其他观点进行论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照样可以得分。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你同意哪种观点，并阐明理由”。此题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可提出另外的观点，如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均半，没有主次之分。
提炼观点型开放题即材料中未提供现成观点，需要学生在理解材料的基础上，先加以提炼再作答，难度加大一步。如2012年石家庄二模文综41题：
宋朝租佃制的普遍实行、农业的精耕细作以及农商并重的政策，促进了宋朝经济的繁荣；虽与辽、西夏、金发生战争但内部没有发生席卷全国的农民暴动，且更多的是和平友好局面；“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新兴的市民阶层诞生，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
宋朝立国初期，发生了多次农民包括手工业者、兵士等起义，到真宗时，宋祁曾上书提出
“三冗”，-----宋朝向辽、金割地、纳贡，还向西夏输银、帛------宋朝削弱相权、兵权、行政权以及大搞另类思想专制等举措，强化了专制集权；宋最发达的学科是理学，但理学家研究的都是远离现实的“性理”，对抵御外敌丝毫无补……宋虽发明了火药，但军事上怎么都处劣势；经济实力强，养的多为“冗兵”，科举取士越多，越无才可用，甚至奸臣辈出，火药越多，宋的可偏安领地越少；指南针越多，越找不到可供流亡的生路——陆秀夫只好抱着南宋最后的小皇帝跳海。
——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评材料中关于宋朝历史定位的观点。（12分）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该题可提炼出如下观点：观点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全面繁荣、全面超越的重要朝代。
观点二：宋代是积贫积弱的朝代。观点三：宋代在历史上是全面繁荣的朝代，但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现负效应。
二、评分方式及解题技巧：
历史小论文题没有固定答案，只给评分标准。如：
一等（12～10分）①紧扣评论对象，观点明确；②引用史实正确；概括准确；③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二等（9～5分）①能够结合评论对象，观点较明确；②引用史实较正确，概括较准确；③论证较完整，表述清楚。
三等（4～0分）①偏离评论对象，观点不明确；②引用史实不正确；概括不准确；③论证欠缺说服力，表述不清楚。
针对历史小论文开放性的评分标准，我认为应从如下五方面加强解题技法指导。
1.简明扼要的亮明观点——前提。
学生尽量选择自己最擅长、有史实论证基础的观点，然后开始组织答案。亮明观点能起到画龙点睛的
效果。观点明确与否是论文质量档次高低的前提，也是能否吸引判题人第一注意的关键。学生要思考如何“明确”观点？观点是用来表明作者立场的，其评判原则是既要简练又要表明立场，缺一不可。
2.要多角度论证观点——核心。
在论证过程中，要全方位、多角度的选择史实，力求证据充分。论证原则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有史无论太肤浅，平铺罗列没有深度；有论无史太空洞，无源之水力度不够。多角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⑴、依据社会史观包含的层面：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⑵、依据历史的纵向线索：不同时段。⑶、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⑷、从同类事物对比角度论述（古今、中外）。⑸材料中提供的其他角度。论据的来源：材料加所学。即先把材料提供的论据充分用好。再用所学知识弥补。
3.回扣主题或理论提升——升华
论证完成后，用凝练的语言对观点进行回扣或理论升华，使整篇论文档次有个提升。
4.表述要成文，切忌要点式作答。不能像问答题一样，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
5.语言精炼：
由于文科综合题量和时间的限制，历史小论文字数一般控制在200字左右，应抓住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在充分理解材料和命题意图的基础上，先打草稿或列腹稿再动笔，以保证语言精炼，切中要害。一定要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切忌口头语。单纯的史实堆砌，或者是空洞的论述，都是不能得高分的。
三、例文赏析：
2012年石家庄二模关于宋朝历史定位的范文
观点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全面繁荣、全面超越的重要朝代。
经济上：经济繁荣，纸币的使用，市民阶层的出现，更加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相对稳定局面为宋朝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部基础；实行重文轻武政策、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对欧美文官制形成有一定示范作用；思想文化上：理学出现、宋词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等，铸就了文化的繁荣；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如：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使用与外传，对推动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宋朝在历史上是发达繁盛的朝代，起程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观点二：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的朝代。
政治上：宋初的农民起义、三冗″的提出是宋统治腐败的体现；割地求和的屈辱行径以及军事上的劣势，表明宋在中国当时的割据政权中最懦弱；强化集权的举措，给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而宋的专制是宋代腐败、懦弱、卖国的总根源；经济上：遭受异族掠夺和每年缴纳“岁币”，破坏了经济正常发展，加重了人民负担；思想文化上：理学压抑、扼杀了人的自然欲求而文化的繁荣多为畸形发展，这些都不能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且在现实中往往呈负效应。
综上所述，宋代在历史上是积贫积弱的朝代，在多民族政权并立中，多遭欺凌。
观点三：宋代在历史上是全面繁荣的朝代，但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现负效应。
《曹彦約集》前言
蘇轍詩歌淺論
宋代蜀人别集敘錄(二)
宋人編輯古籍敘錄四種
宋遺民劉壎佚著考略
宋代儒學的陰陽論初探
宋朝舉人的科舉夢
張栻著作整理的幾個問題
宋人文集誤收詔令續考
《道璨全集校注》前言
張俞生卒年及殘佚詩文考録
试论邢昺《尔雅疏》的词义阐释
南宋二江諸儒與南軒之學返傳回蜀
《宋會要輯稿》整理序言
蜀學光大,《會要》新生
《宋會要輯稿·刑法》注、空格探析
宋儒对《易传》的考辨及其价值
林之奇、吕祖谦《尚书》学著作考述
试论后世对邢昺《尔雅注疏》的评价
《宋大诏令集》佚文考(续)
姚平仲劫寨之战述论
宋朝基层赋税征纳弊端探析
日本朱子學與《朱子語類·訓門人》
南宋《近思後錄》著者試探
論李覯的《周禮》詮釋
試論宋代《春秋》學的階段性與地域性
《道命錄》的刊刻與流傳
朱子與《大學》格物觀念的轉換
中華書局本《宋史·程迥傳》標點正誤一則
從《禹貢》研究看宋人的天下觀和國家觀
兩宋時期對《三國志》的考據
論刺史制在宋初的虛職化
宋越熙寧戰爭交趾“伐宋露布文”考辨
宋、明學案在宋明學術史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王安石《周官新義》的經學特點及其學術影響
魏了翁的《禮記要義》
王安石尊孟之原因及其影響
大胆怀疑勇于创新——浅谈宋代的《诗经》学文献
宋人关于“舍传求经、会通三传”的理论阐释与学术实践
特点与思想:论程颐的《春秋》学
陆佃《尔雅新义》与邢昺《尔雅疏》比较研究
论“鹅湖之会”中陆九渊认知的九卦之序
宋代地理文献综述——兼及宋代所编巴蜀方志
“學”“文”兼擅:薛季宣的精确之學與閎肆之文
试论汝窑的性质、年代及其与北宋官窑的关系
尊孔重教以儒兴国——金代文教制度研究
苏轼与禅师的交往及其影响——兼论苏氏蜀学与三教会通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中国戏剧研究的开山之作,本文论析王国维在戏剧起源、宋金杂剧、元杂剧、南戏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后来人对王国维的超越或者从他曾经达到的学术水准向下跌落;又从民族戏剧的研究立场和方法着眼,分析《宋元戏曲史》“外来之观念”、“史学家之家法”、“文学家之眼光”等三种思维路径对后来人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 中国戏剧 学术史
一
戏剧研究能成为专门之学,王国维先生(1877—1927)《宋元戏曲史》是有大功绩的。《宋元戏曲史》完稿于1913年1月,自1913年4月至次年3月,是书先后刊载于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大型学术期刊《东方杂志》上。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宋元戏曲史》单行本,此后又多次重印。其时,在国内学术界,大家林立,王国维尚未足引入瞩目。自1913年以后,王氏全心投身于甲骨文、金文、商周史的研究,取得卓越成就,自20年代始,誉满京华,其戏剧研究亦在此时得到高度赞誉。如1923年,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激赏之云:“最近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着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先生当为不祧祖矣。” ① 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国学月报》、《文学周刊》、《东方杂志》、《国学论丛》等杂志相继刊出纪念专号,人们在追念王国维一生学术成就时,《宋元戏曲史》普遍被认为乃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氏辞世后编辑出版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皆收入此书(题为《宋元戏曲考》)。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宋元戏曲史》是在2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其发表十余年后,才真正受到世人瞩目并对学术界产生深刻影响的。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戏曲论文集》(195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国学丛书”(1995)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蓬莱阁丛书”(1998)均将《宋元戏曲史》列入其中。凡此种种,使得《宋元戏曲史》成为一种极其流行的着作。《宋元戏曲史》既深且广的影响见之于今日,亦将见之于明日。《宋元戏曲史》的发表及传布略如上述。《宋元戏曲史》历来为学界所推重,不独因王国维先生为国学大家,亦因为《宋元戏曲史》涉及中国戏剧研究的许多重要话题,其发表之时,代表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准。故九十年后,我们重读这部学术经典,重要的不仅在指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已有的学术结论和曾经达到的学术高度,而应尽可能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反思在哪些方面我们对《宋元戏曲史》已有所超越,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从研究方法和立场看,《宋元戏曲史》可能给后来人带来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本文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研读,也主要是循此思路而展开的。
二
在《宋元戏曲史》之前,王国维曾先行完成《曲录》(1908)、《戏曲考原》(1909)、《优语录》(1909)、《唐宋大曲考》(1909)、《录曲余谈》(1910)、《古剧脚色考》(1911)等着作,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宋元戏曲史》实际上是在上述诸书的基础上,稍加剪裁而成。《宋元戏曲史》主体部分虽在“宋元”,但实际亦包括“宋元”之前各种现象和事实的考察。所以,从着述体例看,《宋元戏曲史》不免有驳杂之嫌,但也恰因其驳杂而使其成为起自上古、止于宋元的戏剧史着作。
《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从内容来看,实际上反映的是王国维有关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方面的考察和思考。王国维对中国戏剧起源的考察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为巫,一为优。由巫一系,王氏注意到上古,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楚越等地的巫风,《诗经》、《楚辞》、《汉书》、《说文解字》等文献为王氏考察巫风的主要依据。由优一系,王氏注意到优孟衣冠、优施遭诛于郏谷等史实,《春秋》三传、《史记》、《列女传》为其主要的文献依据。王国维考察中国戏剧形成主要着眼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故他又以此为标尺,梳理秦汉以下各种史籍,注意到两汉之角抵百戏,魏晋之“辽东妖妇”,北齐之“兰陵王”、“踏摇娘”,隋唐之“参军戏”、“歌舞戏”等史实。王国维最终得出的结论为,五代以前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 ② 。
《宋元戏曲史》“上古至五代之戏剧”章,其功首先在披荆斩棘,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探寻中国戏剧之源,先秦以来史籍所载各种“戏剧”史实与现象被王国维大致搜罗殆尽,若以此章与后出各种戏剧史着作对读,我们不难发现,后来人新发见的史料极其有限。其次,王国维将中国戏剧的形成年代确定为宋元,这是出于史学家的谨慎而做出的判断,后来成为20世纪中国戏剧形成的主流性观点。王国维之后,许多后来者率意地将中国戏剧的形成年代向前推移,这种前移并非是学术的进步。
但王国维在考察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时,也有很大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这种思路给后世带来相当大的误导。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有关中国戏剧起源的探讨,实际上也是从王氏开启的巫、优二端入手的。直至80年代以来傩戏研究者以傩蜡作为中国戏剧之源头,仍可以说是对王国维“巫觋说”的一种回应。在考察中国戏剧形成时,王国维首重“歌舞”,特别是戏中之“曲”,这也反映着他对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的理解,但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感性的、形而下的 ③ 。当他带着这样的观念,沿着历史线索探求中国戏剧的形成时,不能不明显带有“进化论”的色彩。若以不断成熟、不断进化的眼光(而不是“质变”的眼光)来审视相关史实和现象,必然人见人殊,难形成定论。所以后来同样沿此思路考察中国戏剧的形成时,任二北(1897—1991)所着《唐戏弄》(1956)即力主中国戏剧成型于唐代。
《宋元戏曲史》“宋之滑稽戏”、“宋之小说杂戏”、“宋之乐曲”三章乃为探求宋金杂剧之渊源而设。在《宋元戏曲史》之前,王国维1909年所作《优语录》曾从数十种笔记小说中钩辑唐、宋滑稽戏五十则,《优语录》编入“宋之滑稽戏”一章时,王国维择用了其中的三十五则,另外又增加十八则,故共收宋滑稽戏五十三则。王氏本章用力之勤、收获之丰,皆足令人敬佩。半个世纪后,受王国维的启发,
任二北先生曾以惊人毅力编成《优语集》(1981) ④ ,收入自西周至近代优伶语三百五十五条(其中宋代八十条),在数量上远过王国维。但《优语集》所收许多未可视为“滑稽戏”,故从体例看,不及王氏精审。
在“宋之小说杂戏”一章,王国维注意到宋代讲话、傀儡戏、影戏、三教、讶鼓、舞队等与戏剧相关的各种文艺现象。论及宋代讲话的意义,他说:“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发达者,实不少也。” ⑤ 中国戏剧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脚色体制与讲唱故事的结合,而讲唱故事的流行和普及是戏剧形成的前提,没有讲唱故事的普遍流行,中国戏剧便无从产生。王国维此章对“讲话”的重视极其难得,可惜他未能对此进一步思考,而后人对讲唱文艺的认识也大多仍停留在王国维的水准上。
“宋之乐曲”一章,其话题涉及宋金大曲、缠达、诸宫调、唱赚等多种“乐曲”的考察,其目的是从“形式”、“材料”两方面为后来的“真戏剧”找到源头。关于董解元《西厢记》,前代胡应麟、沈德符、焦循等皆不知为何体,王国维则据元凌云翰《柘轩词》等文献,首次将其判定为诸宫调,洵属卓识。在本章中,他还据《武林旧事》、《梦粱录》等文献,考订《事林广记》所载赚词当出自南宋人之手,其观点后来也为学界所认同。但从总体来看,他对宋金大曲、缠达、诸宫调、唱赚等各种文艺的认识还只是初步的,这些“乐曲”对后来“真戏剧”形成的意义也没有王国 维估价的那么高。
《宋元戏曲史》第五章“宋官本杂剧段数”、第六章“金院本名目”、第七章“古剧之结构”等三章主要是关于宋金杂剧、院本的研究。在第五、六两章中,王国维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依据所用曲调的不同,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进行分类。据王氏的考证,二百八十种“官本杂剧段数”中,“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诸宫调者二,用普通词调者三十有五”。六百九十种“院本名目”中,用大曲者十六,用法曲者七,用词调者三十有七,用诸宫调者一。然后,王氏对金院本做论断云:“则其体裁,全与宋官本杂剧段数相似。唯着曲名者,不及全体十分之一;而官本杂剧则过十分之五,此其相异者也。” ⑥ 这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五、六两章最主要的结论。但王氏仅从曲调使用的情况来研究宋金杂剧、院本是远远不够的,也是片面的,故其研究水准很快即为后来者所超越。
50年代中期,宋金杂剧、院本研究方面,名作纷出,如李啸仓《宋金元杂剧院本体制考》、谭正璧《〈武林旧事〉所录宋官本杂剧段数内容考》和《〈辍耕录〉所录院本内容考》及胡忌《宋金杂剧考》等 ⑦,这些论着在宋金杂剧结构体制、表演内容等方面皆有显着进步。这种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研究资料的丰富详赡,更体现在研究思路和方法的转变。以《宋金杂剧考》为例。首先,《宋金杂剧考》从“戏剧”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脚色、演出、内容等皆在研究范围之内,这比之《宋元戏曲史》仅从曲调使用着眼,要全面得多;其次,《宋元戏曲史》仅仅将宋金杂剧当作中国戏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待,而《宋金杂剧考》不仅将其看作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戏剧,更将其看作是中国戏剧的一个重要类别,所以才能真正做到溯其渊源、明其流变;在资料使用方面,《宋金杂剧考》也搜集利用了许多《宋元戏曲史》未及采用的文献和文物,故其对《宋元戏曲史》的超越也是必然的。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用力最勤、对后世贡献亦最大的是其对元人杂剧的研究,包括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等五章。第八章“元杂剧之渊源”主要从“形式”(即元剧所用调牌)和“材料”(即内容题材)两方面论证其渊源自“宋金旧曲”、宋金“古剧”。在“元剧之时地”一章,王国维主要是根据《录鬼簿》等文献考证元剧历史分期、流传地域、发达之因等问题,许多结论对后世影响深远。王国维将元曲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至元一统之初。《录鬼簿》卷上所录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其人皆北人也。……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后至至顺后至元间。《录鬼簿》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或不相知者’是也。……三、至正时代:《录鬼簿》所谓‘方今才人’是也。” ⑧ 按照这样的分期法,王氏必然得到的结论是: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为北人,可见大都、平阳等北地为“杂剧之渊源地”,元中叶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杂剧遂走向衰微。
王国维关于元剧前盛后衰的论断,后来成为20世纪元剧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看法,但实际上也有不少问题。元钟嗣成《录鬼簿》是今人了解元剧历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王国维据以勾勒元剧历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录鬼簿》本身并非“按年代次序”编写的,所以王国维(及后来人)据《录鬼簿》的分组对元剧进行历史分期是不够可靠的。洛地《〈录鬼簿〉分组、排列及元曲作家的“分期”》一文曾指出,《录鬼簿》下卷“方今才人”组甚至有不少迟于“上卷”中“前辈已死”组者!他据元曲家生平重新“分期”,则发现前、中、后三期作家人数略相当,并无前盛后衰现象 ⑨ 。
关于元剧兴盛之因,王国维认为:元初废科举为元杂剧发达之因,“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 ⑩。王国维以元初废科举为元杂剧发达之因,固然可为一说,但可置疑处亦复不少。元杂剧家可知者不足二百人,而元代诗家可知者约两千人,词家约两百人,这些诗词作家绝大多数没有杂剧创作(偶有散曲创作亦多限于小令)。元废科举固为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导致元代绝大多数文人投身于杂剧事业,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元代最具才华的文人在杂剧家队伍之中!
在“元剧之存亡”一章,王国维主要根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以及《元曲选》等文献考察元杂剧剧本的存亡情况。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时,见到的元剧刊本仅有《元曲选》、《元刊杂剧三十种》两种,其他明刊、明抄本,特别是1938年发现于上海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王氏尚未及见到,这样必然影响到他对元剧存本的统计。按王国维的统计,《元曲选》存元剧九十四种(《儿女团圆》、《金安寿》、《城南柳》、《误入桃源》、《对玉梳》、《萧淑兰》等六种元末明初人所作杂剧除外),元刊本十七种,《西厢》五剧,共计一百一十六种。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几条资料,王国维曾经估测说,现存元剧剧本“以大数计之,恐不能出二百种以上”。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国维当初的估测还是极为准确的 11 。王国维在本章中还据《雍熙乐府》察考元剧的散见零星折数,但仅得六折。30年代初,赵景深(1902—1985)编《元人杂剧辑佚》(1935)时,除《雍熙乐府》,他还利用了《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盛世新声》、《词林摘艳》、《九宫大成谱》等王氏未及采用的文献,故其成就也远胜于王国维。
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
、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集中体现了王国维对元剧结构体制、艺术成就的认识,对后来影响甚大,最值得注意。王国维关于元剧最重要的结论是:“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12 王国维认为元剧之佳在“文章”而不是“思想结构”,可谓卓见!自50年代以来,元剧被视为有丰富“人民性”的文化遗产来看待,许多论着乃强为解说,论证元剧思想内容如何“进步深刻”、戏剧结构如何“严谨高妙”,与王国维相比,此种认识可以说是严重的倒退!
关于元剧曲、白作者的归属,明清以来臧懋循等即有“曲”为作家所作而“白”为伶人自为之说,王国维力斥为妄,云:“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 13 这种看法实际反映着王国维对元剧认识的不足。80年代末,洛地最早提出,元曲杂剧的结构实为“曲”体结构,作为戏剧而言,“它实是一种未成熟的戏剧” 14 。如果我们不是把关、白、马、郑当作“戏剧家”来看待,而是以“元曲家”来看待,“曲”为作家所作而“白”为伶人所作,也许就不会完全“不可思议”。进而我们才可以理解元剧何以思想“鄙陋”、关目“拙劣”:元曲家最关心的是套曲的制作并以此显示才情,其白则不妨交付伶人,故有“思想之鄙陋”;元剧以曲体结构(即北曲四套)为根本,在四套北曲的框架内,正常的“戏剧结构”势难展开,故不能不关目“拙劣”。
《宋元戏曲史》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两章都是王国维有关南戏的研究。王国维首先对沈璟《南九宫谱》所存南曲五百四十三个调牌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15 。然后又通过对《荆》、《刘》、《拜》、《杀》、《琵琶记》等剧目的调>:请记住我站域名/ 之进步可以说是同步的,后来人的南戏研究超越王国维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三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成就以及后来人对王国维的超越略如上述,我们接着要追问的问题是,王国维何以能成就如此之高而又不免其局限?其研究方法和立场对后来人而言有何正面、负面的意义?以下,笔者试从三方面申述个人所见。
一、“外来之观念”。1934年,陈寅恪(1890—1969)为《王静安先生遗书》所作《序》中总结王国维一生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主要为三方面:一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 18 。而《宋元戏曲史》乃属其第三方面的研究。正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所言:“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着于录: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王国维毅然从事于历来被视为“小道”、“薄技”的戏曲研究,孳孳者数年,终成名着《宋元戏曲史》,从根本原因而言,乃是其“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的结果。1894年,王国维十七岁时,甲午战争的惨败,对国人刺激甚深,人们从古书堆中惊醒,痛定思痛之后,转而开始认真学习西洋文化(所谓“西学”)。后,梁启超等人喊出“新文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这无疑为西洋文学观进入中国、冲破旧有的以诗文为正宗的雅文学观打开一道缺口。青年时期的王国维正在这一时期接受了西方哲学、文学的观念。在传统观念下,小说、戏剧则皆不足成“学”,但按照西洋的文学观,小说、戏剧皆为文学艺术中重要类别,所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6)以“小说”为研究对象、《宋元戏曲史》以“戏剧”为研究对象,都显然是西洋文学观的反映。《宋元戏曲史》中“外来之观念”的烙印犹不止于此。又如《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有云:“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19 王国维此处拿西洋的“悲剧”、“喜剧”比附中国的戏剧,显然是以此表示其对元剧的钟爱。他在本章中还说:“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二代,不过至元而大成。” 20 此处所谓“新文体”、“新言语”也都可以说是“新”文学观——西洋文学观的反映。
王国维借用“外来之观念”研究中国戏剧,首开风气,功绩甚高。在《宋元戏曲史》之前,“戏剧”一直被有意识地客体化,有主、客之别,成为客观的供人研究的对象,《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所收四十八种“论着”以及近代吴梅、王季烈等人的所谓着作,大都以“实用”(传奇写作或演唱)为最高目的,并非是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分析和归纳,所以与现代人所谓“论着”有很大不同 2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则是将中国戏剧(主要是宋元戏剧)视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加以理性研究,从而使《宋元戏曲史》富有浓厚的“现代学术”的色彩,在“现代”中国戏剧学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根本原因正缘于这种“外来之观念”。
但直接借用“外来之观念”研究中国本土戏剧,也有负面的影响。对中国学术而言,“现代学术”毕竟不能等同于“西洋观念”。以西洋的戏剧观念来察考中国戏剧,不会是一无所见,但也很可能会造成对民族戏剧的隔膜、肢解。如悲剧、喜剧概念的引进。这里的关键问题,主要不应是中国戏剧是否有悲剧、喜剧的问题,我们应当深思的是:从悲剧、喜剧的解释框架出发,是否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戏剧?中、西戏剧或者中、西文化(中、西医
或中、西画)之间是否可能存在一些普遍适用的“话语”?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阐释是否必有赖于“外来之观念”?时至今日,我们自己的民族戏剧学尚未建立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建立起属于民族戏剧自身的一套概念范畴,我们一直喜欢借用人家的概念范畴来构筑“现代”中国戏剧学,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有希望成功么?在西学思维下,考察中国传统,乃属时风,也不仅限于戏剧一门。我们也毫无理由将此归罪于早已作古的王国维先生,这种弊病在王国维本人那里也并不是表现得很突出,但自《宋元戏曲史》以来,“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矛盾冲突”等方面的分析,成为一般文学史、戏剧史解读戏剧文本的基本模式,由此造成的国人对民族戏剧的隔膜却是足以引人深思的。
二、史学家之家法。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实际主要采用的是史学家们熟用的考据法。考据法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极简易,亦极科学。从王氏一生的治学取向看,明显地表现为由“外”转“内”,即由“西学”色彩浓厚,转至“西学”色彩渐淡而“中学”色彩渐浓,最终为纯正的“中学”。如果说王国维早期的《红楼梦评论》中“西学”色彩重于“中学”,而到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时“中学”已明显占居上风。1913年1月,王国维致书缪荃孙云:
近为商务印书馆作《宋元戏曲史》,将近脱稿……但四五年来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否则荏苒不能刻期告成。惟其中材料皆一手搜集,说解亦皆自己所发明。将来仍拟改易书名,编定卷数,另行自刻也。22
据此,王国维曾经打算改换《宋元戏曲史》书名的,至于拟改易的书名,后人不得而知。王氏友人、门人编辑《王静安先生遗书》时将之改题为《宋元戏曲考》或正符合王氏的本意。因为从《宋元戏曲史》全书的写作看,也基本上是搜集材料、附以说解——这也正是考据型着作的一般范式。
在王国维之前,留意中国戏剧的文着也并不在少数,如《中国古典戏剧论着集成》即收各种文着四十八种,但多是曲话性质的漫录、随笔,绝无条例谨严、系统一贯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戏剧作为一门学科永远没有可能建立起来。王国维则以极审慎、极客观的态度,率先将史学家的考据法施之于中国戏剧的研究,使中国戏剧作为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呈现世人面前。从《戏曲考原》到《唐宋大曲考》,再到《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论着的相继问世,我们可以看到,王氏确实是以“扎硬寨,打死仗”的态势,步步为营,不断逼近目标的。陈寅恪先生说王国维的论着能“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洵属的言。20世纪中国戏剧历史研究方面成绩辉煌,我们不能忘怀王国维的示范之功!
在称颂王国维“史学家之家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王氏以“历史研究”淹没、替代“文艺研究”,以“历史”模糊、割裂“文艺”的余弊。历史研究是文学艺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对古代文学艺术的研究而言,历史研究自当是整个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即便如此,历史研究也仅仅是前提和基础而已,并没有真正进入对象本身。以《宋元戏曲史》为例,《宋元戏曲史》中关于元杂剧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但这种成就主要是就其“历史研究”而言,内容上包括“元杂剧之渊源”、“元剧之时地”、“元剧之存亡”三章,在篇幅上占其全部元剧研究的四分之三;“文艺研究”则相对较弱,虽设有“元剧之结构”、“元剧之文章”两章,但篇幅仅占四分之一。若仅从篇幅上论长短,自属皮相之谈。《宋元戏曲史》在使用“史学家之家法”时也有较深层面的问题。如王国维在统计现存元剧剧本时,断然将臧懋循《元曲选》编入的元末明初贾仲明等所作六种杂剧排除于“元剧”之外,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或者无可厚非,但从“文艺研究”的角度看则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从结构体制方面看,贾仲明等所作杂剧与关、马之作显然为同类。王国维既然创造出一个“元杂剧”,在他的头脑中自然也有一个“明杂剧”,但明嘉靖前的“明杂剧”与嘉靖后的“明杂剧”从结构体制看,实际是大不相同的两类。作为历史时代标志的“元”、“明”,在这里并无助于我们理解作为“文艺”的“杂剧”,反而易于造成认识的混乱。又如《宋元戏曲史》对南戏时代的判定。梁启超在总结清代考据家的治学原则时曾经说到:“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并摈。”又云:“选择证据,以古为尚。” 223 王国维无疑也是据此原则考证南戏时代的,他也注意到祝允明《猥谈 》、刘一清《钱唐遗事》等文献记载说南戏出于“南宋”,然而因“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故而他最终将南戏时代置于“元杂剧”之后,这不免令人深为遗憾。对中国戏剧的研究而言,完全依赖“历史事实”(而不是立足于戏剧本身)是很容易做出迂阔而不切实际的判断的。最显着的例子如高则诚《琵琶记》,现存明刊《琵琶记》多达三十余种,而钱南扬等学者皆认为清康熙十三年(1674)陆贻典抄本最接近高则诚原貌,这是着眼于南戏艺术体制而做出的判断,而不是仅仅从“历史事实”或历史年代出发。王国维以后,各种“戏曲史”、“剧种史”等“史”着大兴,代替乃至排斥了对中国戏剧本身的研究,将这种局面的造成完全归罪于王国维是不适宜的,但《宋元戏曲史》本身存在的问题却是不容忽略的。
三、文学家之眼光。青年时期的王国维,与其谓之学者,不如谓之诗人、哲人更当。王氏先天的禀赋既有后来他在经史研究领域表现出来的敏锐判断和缜密思维,也有他在诗词写作以及《人间词话》(1908)中所表现出的敏感心灵、丰富情绪。《宋元戏曲史》虽然主要表现了他作为一位史家、学者的冷峻和客观,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文学家的眼光和立场。王国维欣赏元剧,主要乃因“元剧自文章上言之,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他对元剧“文章”的推重,使得自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以来,一般中国文学史着作“元代文学”部分元剧的分量远重于诗、文、词。1925年,当日人青木正儿以后学者身份拜谒王国维,表示愿承其余绪专攻明清戏曲时,王国维冷漠地说:“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 24 这说明,王国维之所以将他的中国戏剧史的撰写终止于元代而不及明清,也主要是从“文学”着眼的。又论及元曲四大家云:“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之内。” 25 明清以来,诸家对关汉卿的评价不一,王骥德甚至将关汉卿排除在四大家之外,王国维力主关为“元人第一
”,并重新排定四大家座次,这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文学家的独到眼光。
但“戏剧”研究毕竟不同于“词曲”赏鉴,元曲杂剧(或中国戏剧)毕竟不只是案头赏读的“词曲文学”,而是登诸场上的“戏剧艺术”。王国维也并非不知他的研究对象乃是场上艺术——“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 26 。但以他的出身经历,对场上的戏剧他始终是隔膜的,他也只能便利地从他的角度——案头的文献工夫——来理解、研究中国戏剧,这样,他的“文学家之眼光”便不能不是有缺憾的。如《宋元戏曲史》废而不谈的明清戏剧,特别是从明万历到清康熙近百年间的戏剧,单从“文学”的角度看,以关、白、马、郑之曲与汤若士、“南洪北孔”之文相较,孰高孰下或不易有定谳;但若从“戏剧”的角度看,明万历至清康熙这一阶段的戏剧无疑代表了中国戏剧所能达到的最高文化水准,绝非元曲杂剧可以比拟!
20世纪30年代,当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正积极地发挥其影响力的时候,戏剧研究界也正兴起一种反动的力量。这一阶段,齐如山(1877—1962)《脸谱之研究》(1932),周贻白(1900—1977)《中国戏剧史略》(1936)、《中国剧场史》(1936),徐慕云(1900—1974)《中国戏剧史》(1938)等论着相继问世,其研究途径与方法与王国维显系不同。齐如山、徐慕云本是“戏迷”出身,所以他们的戏剧研究在案头之外同时着眼于场上,是出诸自然,而周贻白先生则出于相当清醒的认识:
盖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不比其他文体,仅供案头欣赏而已足。是则场上重于案头,不言可喻。设徒根据剧本以辨源流,终属偏颇。往者,予曾以不多篇幅,着《中国戏剧史略》一书。因感于场上情形,所叙过简,复另撰《中国剧场史》一种,借资补救。两书虽能并行,然已离案头与场上为二。昧厥初心,不无耿耿,当时即萌改编之念,而苦无余晷,抗战军兴,潜居多暇,乃以年余之力,从事撰作。 27
周贻白先生的戏剧研究,案头、场上兼重,特别是对剧场沿革、戏班组织、舞台布置等方面给予较多关注,这一思路对后来戏剧史的撰写影响甚大。反观20世纪的学术史,后来人对王国维的挑战、超越可以说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在王国维开辟的疆域内作精深研究,其代表可推钱南扬先生(1899—1987),其《戏文概论》(1981)等南戏研究论着在学术高度上远过王国维;二是重新开拓疆域,其代表可推任半塘先生,其煌煌巨着《唐戏弄》(1956)正是要把中国戏剧的研究领域拓展至隋唐乃至汉魏;三是重新选择研究立场,其代表当推周贻白先生,而周先生所代表的一路显然最具挑战性,对戏剧研究的推进力也最大。
学术的进步,主要体现为正面的知识总量的增长。对于前人着述,后来人只有责任去理解、去继承,并以前人曾经达到的学术高度为起点,力求攀登到一种新的高度,却没有权利把后来人登攀过程中的“失足”或“迷途”强加于前人头上。《宋元戏曲史》为中国戏剧学这门学科的第一部着作,筚路蓝缕,我们更没有理由加以苛责。本文之所以对《宋元戏曲史》“负面”的意义有较多的说解,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其“正面”的意义似乎强调得太多了。作为一位后来人,作者对《宋元戏曲史》这部学术经典的解读,初衷在求学术的进步,岂敢借菲薄前人以自高,后生小子终生之所成就又岂能及静安先生之万一!
注 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1985年版,第364页。
②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③王国维的“歌舞说”影响甚大,拙作《二十世纪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研究之述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对王氏“歌舞说”有较多评述,恕此不赘。
④据书前任氏自序,是书完稿于1963年,但1981年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⑤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29页。
⑥⑧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56页,第73、74页。
⑦李啸仓《宋金元杂剧院本体制考》,收入《宋元伎艺杂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谭正璧二文收入其《话本与古剧》,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胡忌《宋金杂剧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⑨洛文见《浙江戏曲志资料汇编》1989年第4期(内刊),又见《戏剧艺术》2004年第3期。
⑩12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77页,第99页。
11按,《西厢记》明清两代均以“传奇”看待,《西厢记》被认为是“元杂剧”,始自王国维。又,近人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1959)收杂剧六十二种(《西厢记》按一种计算),加《元曲选》九十四种为一百五十六种。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共收杂剧二百零五种,许多明教坊所编杂剧也收入在内,似失之于宽。
13 15 16 1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94页,第109页,第116页,第117页。
14洛地《戏曲与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5页。
1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19 20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99页,第102页。
21笔者认为,这种“实用主义”也并不仅仅限于戏剧一门,诗、词、小说等文类也不能例外,今人把古人的言论(诗话或词话等)皆视为“论着”,称之为“学”(“诗学”或“词学”),可能都是有很大问题的。
22王国维《致缪荃孙》,吴泽编《王国维全集·书信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34页。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24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序》,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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