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原有的会计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及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会计体制的推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会计体制在高校的推行是高校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是高校加强财务管理的首要依据。在新会计体制下高校原有的筹资方式有所转变，以前高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国家的财政支出、政府的经济补贴等，新会计制度的推行不仅有利于高校拓宽融资渠道，还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高校管理领域。此外，新会计制度重新定义了高校的财务报表、财务核算以及财务分析体系，虽然需要面临诸多挑战，但对加强高校资产管理、提高高校财务运作效率益处良多。
二、新会计制度下高校财务管理面临的挑战
新会计制度的推行对高校加强财务管理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会计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的投资、筹资和资金运作管理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财务运作方式面临更新换代的要求。第二，目前高校对固定资产管理不善的事实不利于新会计制度下的高校财务管理，高校的固定资产未能全面开发、利用，闲置或滥用的问题未完全解决。第三，新会计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个人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会计知识不能满足新会计制度下高校财务管理的要求。第四，目前高校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不是很完善，不能适应新会计制度的严格审核要求。第五，以往的高校财务管理忽视对财务报表进行分析，不利于高校财务管理中对风险进行规避，也不利于资金收益的提高。
三、新会计制度下高校财务管理创新途径探析
1.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金的有效利用率高校的固定资产是高校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高效的资产利用率有利于增加高校的财富总量，为高校的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高校逐渐跻身世界名校行列。加强固定资产的利用首先要对高校的固定资产、不动产进行统计、估值，杜绝资产闲置情况的发生，千方百计的提高高校固定资产的使用率。其次，在固定资产使用的过程中，严禁资产滥用、公器私用以及等不良使用情况的发生。第三，高校固定资产的使用要本着经济、节约、高效、爱护的原则，杜绝损毁等现象的发生。
2.完善高校财务预算体系高校财务预算是是高校对资金运用的统筹安排、整体把握，注重财务预算有利于高校经济管理量入为出，避免过于严重的赤字；有利于在高校财务管理中规避风险、避免亏空等。加强高校财务管理必须从管理财务预算着手。首先，应加强对财务报表工作的重视程度，通过财务报表进行全面科学的财务分析，及时发现高校财务工作的不足和亮点。第二，财务预算要本着量入为出、保证基本资金流动的原则，在财务预算的过程中切忌好高骛远。第三，完善财务预算要从细微之处着手，对高校财务使用的明细制定具体的要求，使每项财务支出有据可依。
3.完善高校财务核算体系会计核算一直是高校财务管理的重中之重，新会计体制下依然要重视对会计核算模块的重视，同时还要重视会计核算的方法、提高会计核算的效率。财务报账是财务核算的重要方面，要完善财务报账的流程和报账明细，提高对财务报账的发票等细节的管理。要加强财务核算与财务预算工作系统的对接，在会计核算中审视哪一项超出了财务预算的情况并进行详细分析，为提高高校财务管理水准提供科学依据。
4.加强对财务管理工作的监督加强对财务管理工作的监督是对完善财务管理工作的敦促。首先，必须使高校财务工作透明化，对财务预算和会计核算工作进行公示，方便监督；第二，完善财务监督体系建设，打造全方位的财务管理工作监督平台，完善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审计部门的监督，强化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行政系统内部要通过制定相关的行政规则规范高校财务管理，审计部门要定期对高校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查，人民群众可以通过财务公示和其他渠道对高校财务管理工作提出建议等。
5.提高高校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个人素质高校新会计制度的推行对高校财务管理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财务管理人员要顺应新会计制度发展的趋势，不断提高财务管理的能力。对高校而言，要定期对财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完善财务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为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财务管理工作事无巨细，需要财务人员细心认真对待，所以财务管理人员必须端正工作态度、增强工作责任感。同时，财务管理人员必须认真学习新会计制度，逐步接受新会计制度下的财务管理要求。
四、结语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财政基础理论；建设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2.074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2
0 引 言
我国现有的治理理论主要是针对政府、企业、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因此，我国在开展财政基础治理工作时应从我国现有的财政基础理论上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而财政是我国开展治理工作的重要依据，只有根据社会的发展现状制订出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才能将政府、企业、社会中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做到维护市场统一、和谐，实现国家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概述
财政基础理论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财税体制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现阶段，我国的财税体制在改革过程中已经与国家现代治理工作的进程相连接、相交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财政理论的快速发展，并保证财政基础理论可以在指定的范围内发挥出重要的支撑作用，从而实现国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可以有效地保证理论创新、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改革与实践。
早在多年以前，我国就已经开展了财税体制的改革工作，并将其理念、思路进行了全方面的创新、完善，从而保证财税体系可以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而财税体制的改革、创新都是建立在对应的财政基础理论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订了全新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法，在财税改革过程中，其不仅会对现有的财税体系的实践层面进行改革，同时还将对现有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层面进行全方面的创新、完善，这对我国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来说是一种机遇与挑战。
2 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
现阶段，在我国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政基础理论在建设过程中，要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深刻体会到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财税体系改革理论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要想保证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2.1 从根本上摆正了财政与财税体制的位置
财政基础理论是我国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建设财政基层理论，需要通过国家政府的收支活动或以国家的主体进行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将财政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含义体现出来。其作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全新改革的总体目标，主要以股价的治理体系为基础，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改革。因此，就要做到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学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在经济领域将财政重新定义，从而将财政体系与财税体系的位置进行转变。由于财税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工作人员应对财政基础理论的认识及定位逐渐提升，并将其以单独的财政体系理论呈现在大众面前。我国现有的财税体制主要对国家国情、经济特点进行了全面概括，并将其以财税体制的形式展现出来。但财政制度可以有效的与其他国家之间相匹配或类似的经济制度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全新的财税体制。
国家治理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要想实现我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现状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做好财税体系的改革与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
2.2 从宏观上梳理了财税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我国以往的财税体系改革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一些经济体系进行改革，并将其归纳、总结、融入到对应的财税体制中。在1994年，我国就了相应的财税体系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分税的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梳理财税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保证了所颁布的改革制度可以有效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从而保证财税体系的改革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虽然1994年的财税改革总目标是以分税来实现的，但其与我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的框架结构基本一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体系与财税体系进行全新的定位，并从宏观上梳理了财税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保证了财政基础理论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相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民的生活需求来说，我国要想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站稳脚步，就需要认清自身的发展形式与竞争能力，并根据国家的发展现状制订一个长治久安的发展目标，并将遏制我国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中的不足）进行创新完善，才能实现我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我国应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制订出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全面的国家治理体系。
2.3 从总体上勾画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形态
要想保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的进行，就需要事先做好总体的勾画工作，将财政制度的基本形态体现出来。
2.3.1 从公共财政制度到现代财政制度
我国现有的财税体制的改革工作已经开展多年，但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统领、覆盖整个财税体制的改革概念。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财政基础理论，并保证财政制度具有一定的公共特性。不管是从公共财产的概念，还是从一些基本制度等形态下开展财税体制的改革工作，都需要⑵湔体的改革目标落实到相应的财税体制中，才能保财税体制的改革工作顺利进行下去。
2.3.2 具有一脉相承关系的统一体
要想保证财税制度与财政制度以统一体的形式进行创新，就需要对现代化的财政制度进行创新，并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角度将财税制度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等。同时还要以社会的发展趋势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建立一个公平、统一、和谐的市场环境。
2.3.3 公共性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完善相应的财政基础理论时，应该以公共性的角度进行建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建立出来的财政制度可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保障人民的自身权益，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另外，在建立财政制度时不管在哪一种趋势下进行制定，都应根据国家现有的财政功能及作用进行完善，从而保证财政基础理论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如果制定的财政基础理论没有任何的公共性，那么整个财政制度的真正意义就不复存在。公共性是在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特性质，不管在任何的经济体制下，都可以将财政制度中的大概意义体现出来。将公共性与财政基础理论相结合，可以有效的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与财税体制进行判断，找出不足之处，并为其制定有效的解决的对策。
2.3.4 非营利性
非营利性在财政基础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无需考虑所制定的财政制度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关系，要以非营利性的特点进行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会过分的追求商业利益。在我国现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要想做好财政理论的建设工作只有在营利性的边缘进行建设，才能保证财政基础理论可以有效地对财政的运行格局进行合理的判断，找出其中的不足，并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
随着我国财税改革工作的推进，我国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在建设过程中要以公共财政的发展目标作为整个财政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视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财政基础制度的建设工作与财税体制的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3 结 语
本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文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希望我国的专业技术人员能有效地加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财税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促进国家快速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吕虹.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适应性变革[D].济南：山东大学，201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库恩”辞条。
伍中信教授，1966年出生于湖南祁东县，1984年考入安徽财贸学院会计系，1995年“越级”考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财政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教授，1998年9月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位财务学博士后，同年12月被评为副教授。2000年6月被评为教授，7月出任新湖南大学会计学院第一任院长，2002～2003年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助理。2004年12月被推举为中国财务学年会主席。2005年3月起至今任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现还兼任湖南省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会长，湖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财务学年会主席，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专家、《财会学习》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作为一名学者，伍教授思想深邃，眼光敏锐，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富有原创性。我国会计界对财务本质的讨论，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资金运动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观点，这些观点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但又都存在不同的缺陷，伍教授在吸取它们优点并在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财权流”这一概念。他在1998年发表的《财权流：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一文中指出，“财权”概念是一个与“产权”概念相似的经济学范畴，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策权等。独立财权的确立是现代企业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是企业是否真正开展财务活动的标志，也是财务区别于会计的重要“砝码”，因此说“财权流”是对财务本质的重大推进，是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
伍教授研究认为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是“价值”与“权利”的结合。2000年发表了《现代财务理论的产权基础》一文，伍教授在文章中论证了财权是现代财务的核心概念，他比较系统地阐释了财务本质理论的产权意义、财务主体确立的产权基础、企业财务目标形成的产权动因、资源配置构成现代财务与产权共同的核心功能等问题。
从现代产权理论入手，伍教授提出了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现代财务治理理论体系的观点。《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文较系统地论述了财务治理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伍教授指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主要功能是配置权、责、利，在这三个要素中，
财权的配置是前提，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建立的基础是公司财权的配置，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实质是有关公司财权安排和利益分配问题。他认为，财务治理权由财务决策权、财务控制权和财务监督权构成，它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的影响来实现的,因而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关键词：新形式，农村财务管理，问题
首先是相关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村干部素质不高。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涉及到各个方面的管理工作者，但很多村干部仍保留传统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和发展经济的办法。个别干部既当家又管钱，既是审批人又是经办人，白条抵库，坐收坐支挪用时有发生。村会计素质不高。大部分村现有会计人员无一人持会计证，会计记账不规范，账目混乱，漏账错账，不结账、不记账等问题，成为当前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会计人员作为基层的财务管理工作者，文化程度不高、工作责任感不强、无证上岗、对新会计制度不熟悉，难于适应当前农村财务管理要求，从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村民素质不高。农民对村级组织建设及村集体的发展方面的认识还很缺乏。
其次是财务公开不落实。
财务公开内容不真实。有些地方村干部在进行财务公开时弄虚作假，避重就轻，只公布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真正群众关心的问题等却被干部故意“忽略”或改头换面后附加在其他一些生产性开支里面进行公开，群众无法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造成一些群众的不满。财务公开时间不及时。财务收支事项要求每月一次公开，财务计划(预算)年初和季初公开，财务决算年末和季末公布，而许多村往往不能坚持，许多内容直到上级检查和群众反映时才公布，甚至半年才公布年初计划，月末才公布上月收支，对重大财务活动也是事后才公布，对实质性内容不公开，没有起到群众应有的监督目的。财务公开后的信息反馈机制不健全。财务公开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体现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手段，是进行干群交流的渠道。
再次是民主理财小组发挥作用不大。
部分村民理财小组不是经群众大会或群众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经干部指定，个别村甚至没有理财小组成员，村干部直接担任民主理财小组成员，使民主理财失去本身的意义。部分民主理财小组成员文化水平低，财务水平有限，不按规定理财，不认真审查单据，不认真履行职责，对工作不负责任，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民主理财活动不正常、不严肃。部分村不按期开展民主理财活动，由村会计拿着报账单到理财小组成员家签字，有的干脆由村干部代签，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责任性差，其监督只是走过程流于形式。
最后是财务制度不健全，缺少良好的监督体系。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村级财务管理。毕业论文，问题。村财务管理有一套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包括财务收支预决算制度、开支审批制度、财产物资管理制度、结算资金管理制度、现金管理制度和民主理财制度等，但由于部分村干部和财务人员素质不高，贯彻落实比较困难。毕业论文，问题。干部各自为政，财务人员或听之任之，或同流合污，造成了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有章不循，有规不依的现象。
面对村级财务管理存在问题，笔者拟提出以下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第一，健全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将各项制度真正落实到位。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地不断深入，各地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切实可行的细则，如财务审计制度、集体资金管理制度、财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民主理财制度、非生产性开支管理制度、预决算制度等来进行完善补充细化，使财务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更加具体化，改变过去笼统要求而无具体标准，有制度难执行的状况。在制度的执行上，领导要重视。各级领导要定期听取关于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完善对策，带头执行，率先垂范，检查督促乡村干部严格按章办事，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底。要完善奖惩措施，加重处罚力度，严格做到照章办事。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者必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对坚持原则照章办事的人员要给予表彰奖励，保证财务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为财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二，加强审计理财监督。建立完善审计制度，切实有效地做好农村财务审计工作。
建立审计制度。农村财务审计工作政策性和业务性都很强，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相约束，只有制度健全，才能有章可依；要配备专门的审计人员，审计工作专业性、业务性都很强，应配备专门的审计人员，专职审计人员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高的政策水平，较强的业务能力，扎实的写作功底；要搞好农村财务专项审计，加强对集体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情况、集体土地征占收入管理使用情况、集体资产对外投资收益情况的审计，对离任干部进行离任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三，坚持民主理财，夯实村级财务管理基础。
由于目前民主理财人员普遍业务水平有限，理财监督往往只停留在账务的表层，直观地查看单据，了解大致收支情况，对一些支出是否合理，难以发现账务中存在的较为复杂的问题。一是要充分发挥民主理财监督作用。毕业论文，问题。毕业论文，问题。要民主推选理财人员，由群众民主推选有一定文化素质和财务知识、敢于说话、对群众负责的党员群众，组成民主理财组，建立理财人员登记簿，保持相对稳定；要提高民主理财人员的理财水平，乡镇财经所要定期对理财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理财人员的理财业务水平、监督能力，同时及时登记处理理财意见，民主理财时，理财组要及时对违规违纪情况进行登记，并拿出处理意见；要大力推进民主议事制度，充分发挥群众管理集体财务的积极性，坚持村党支部审议制度，村集体每年的财务预决算、经营项且的承包、集体资产资源的处理、集体公益事业项目经费的筹集、基建项目安排等重大财务活动必须征得村党支部讨论审议。毕业论文，问题。二是坚持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度。毕业论文，问题。经村学支部审议的有关全局的重大事项，必须由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才能施行。
第四，加强农村财会人员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理财水平。
一是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乡镇财经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村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工作指导，不断学习充实新的财务管理知识，并组织好村级财务人员的考试和考核。对考试和考核合格的会计人员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会计岗位工作者一律要求持证上岗。二是提高财务人员的思想素质。广泛开展农村财务人员思想品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高度的工作责任感，敢于照章办事。三是坚持奖罚制度。对坚持原则、按章办事的财务人员，要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不坚持财务制度、违犯财经纪律、不适合在财务岗位工作的人员，要坚决清除出财务人员的队伍，促进财务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财会通讯2008年12期
1.1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概述
1.1.1定义
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是企业为了确保企业财务战略的实现，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的制度。在企业内部实行内部财务控制是抑制财务会计造假、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强化单位内部财务监督、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
1.1.2煤矿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内容
煤矿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企业应当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二是实物资产的内部管理制度；三是对外投资活动的内部管理制度；四是工程项目的内部管理制度；五是采购与付款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六是筹资活动的内部控制制度；七是销售与收款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八是成本费用的内部管理制度；九是担保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十是合同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
1.2对煤矿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对煤矿企业管理制度研究的文献众多，其主要观点如下。
1.2.1煤矿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理论研究
龚敏在《论煤矿企业财务管理———以机制保稳健靠管理增效益》一文中论述：“煤矿集团近几年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在财务基础管理、资金管理、投资管理、预算管理、成本控制、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效的探索实践。”
张晓玲在《煤矿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有效建设》一文中认为：“煤矿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根本需求，他针对国内外煤矿企业信息化建设发展中的现状阐述了我国煤矿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并针对山西大同煤矿集团企业的特殊发展需求，创新的应用ERP系统构建了与之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信息化系统模块。”
李怡在《对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难以建立健全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一是管理者思想认识偏差；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对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冲击；三是企业财务人员专业素质良莠不齐,财务管理意识有待加强等几方面。
李翠平在《树立科学创新理念，抓好煤矿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一文中论述：煤矿企业财务管理是利用货币形式对公司的经营、业务活动全过程进行综合性的管理，是公司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将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以培养员工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及提高员工的险防范意识作为基础，通过加强或完善内部稽核、培养教育、考核和激励机制等各项制度，全面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增收节支，促进公司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
王峥在《加强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思考》中认为：制定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遵循合理原则有，一是制定财务管理制度要注意政策性；二是制定财务管理制度要注意科学性；三是制定财务管理制度要注重全面性。
1.2.2加强煤矿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措施研究
王田宝在《煤矿非煤企业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一文中论述：“煤矿企业财务管理的措施有如下几点，一是形成合理的资本结构；二是提高资金的营运能力；三是注重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四是强化资产管理；五是严格控制企业的规模；六是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抓好会计基础工作。”
巩海霞在《煤矿企业财务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中认为：“做好煤矿企业财务管理做到，首先，煤矿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该是既兼顾煤矿企业经济目标又兼顾社会目标的完成,不再单纯以利润最大化或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其次，转变观念,确立财务管理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再次，科学设置财务机构,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余美龄在《新形势下加强国有煤矿企业财务管理的几点思考》中认为：“加强国有煤矿企业财务管理做到，一是加强财务管理基础工作；二是不断修正、补充财务管理内容体系；三是加强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四是转变观念，确立财务管理在煤矿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
李洪波在《如何建立和完善农垦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一文中论述：建立农垦企业内部财务誉理制度的几个立足点，第一，财务管理体制将企业内部的经济权力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第二，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是《企业财务原则》、《农业企业财务制度》的具体化，第三，财务管理基础制度也是企业经营管理基础内容之一，它是财务核算的基础和条件。
综上，国内对于煤矿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建设的研究较多，但其研究层次大都停留在理论方面、宏观方面，缺少与实践结合，案例分析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商业金融；资源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F810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体。财政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达，又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由金融业内部个别子系统危机扩散到金融整个系统，进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金融系统之外的实体经济，最终引起更大范围经济危机的现实提醒着人类，金融经济化、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无效或者低效的经济就是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际是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 ①金融要素渐渐成为经济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员。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环境，更需要金融资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协调，是集中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调控手段和效应，在现实操作中也很难明确区分开来。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针对货币运动本身，以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等作为政策目标，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作用。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决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从政府收支两个方向来实现的，税收、基金、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进而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配置的活动。
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伊始，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长期的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方面比货币政策更能为有效；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便显现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货币主义代表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政策是一根绳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货膨胀，却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一支独大，货币政策只是作为财政的一种信贷安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设也极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信贷政策依然是金融发挥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的成立，金融市场规则、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财政虽然逐渐从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时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诱发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失业严重问题，从最初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的局限性，到及时启动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是协调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践证明。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是西方经济学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支撑，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说，“技术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作为更为宽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决定制度效能的关键要素。
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补贴相联系的制度总和。财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主，无论是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还是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平衡发展，以及专项基金、财政补贴等，都是用某一种特定手段对现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是为缩小区域之间、社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服务的，财政制度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不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财政直接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基础建设的项目，会创造国民收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领域，运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可见，财政制度的设立，是为社会提供公平环境的，在效率领域，财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因素，已经是被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以其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印证了金融已然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事实。根据金融资源理论的界定，金融资源从层次上划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资源。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资源，也称为功能性金融资源。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服务的制度设计。但是，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为保障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提供动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资源的配置权，就掌握了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够获得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权始终掌握在金融当局或者立法当局的手中。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对保证社会公平却无能为力。
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公平机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机制为社会稳定服务，效率因素加速经济增长，二者缺一不可。单条腿走路，或者跛行，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实现效率，需要财政制度提供社会公平的环境；财政制度要更好地践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
任何资源都有相对独立的效应功能区，“作为金融资源系统的动态控制来讲，具有一定的宏观效应，所以它的出台过程或出台后的实施均会对我们的控制对象产生特定的效应，这种政策效应的辐射功能必然将其作用对象以及与该作用对象附有相关性的相关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围。” ②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也有其独立的效应功能区。
（一）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要素
“效应功能区是指具有社会功能的各种社会资源开发、配置过程和开发、配置结果的效应功能动力学区间。是具有资源属性的社会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其动态作用在实现预设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负效应功能区间。这种动态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系列组成的多维空间就是社会资源的效应功能区。”②效应功能区的划分，由初始条件、宏观调控目标、过程控制和选择对策等组成。
1.初始条件
自然资源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也是财政金融协调初始条件的基础要素。而经济系统初始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财政金融协调的原始动力，社会系统中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客观配置状态，会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金融与财政协调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目标设定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首先是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无论是财政或是金融，都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因此，无论是子系统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协调配置的目标，都不仅仅是为实现自身的微观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切社会系统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终体现为人类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协调配置，不仅是自身系统效率的要求，更应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3.过程控制
从初始条件，到既定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同样需要三个层面的过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与财政制度要素间的协调控制过程，包括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与货币资源、资本资源等之间的协调控制，还包括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本身的协调控制；其次，是二者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其中，一是目标的控制，二是过程的控制；最后，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与社会系统资源的开发配置协调控制过程。但是，“依赖于特定初始条件确立的发展目标有时候可能出现‘虚化’现象，真正能够保证实现目标的实在性，在于执行过程的保证程度与保护措施。”②
4.对策选择
对策的优化选择，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对策的选择依据，依然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历史的沉淀、横向要素功能传导与逆转等。其中，对策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复杂的初始条件和目标的动态性的认识和把握。突发性的混沌因素，相比人类可预知与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变化。因此，对策选择的动态性，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本文动态性原则的具体体现。金融与财政协调的最终效果，也取决于对制度变迁与动态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总之，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即当前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现有开发配置与相互作用的动态关联状态下，通过设定具体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自组织系统目标，对制度实施的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与保护下政策的安排与配置过程。
（二）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传导机制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是以系统科学基本理论、混沌理论为基础，以过程控制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性与社会经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这种作用力，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动力学状态。
1.纵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与财政制度对直接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线性效应功能区。在此功能区内，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首先表现为一个与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的既定状态以及增量状态的过程，其次表现为二者直接目标的实现。
2.横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对其他金融系统要素、财政系统要素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动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发散性效应功能区。任何制度的开发，都会对其他与之相关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对金融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开发与配置等。而这种作用，对线性效应的两种情况产生类似的效果。共同组成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应功能的发散性区间。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区，是以二者的线区为主，发散区为辅，以二者的协调配合为手段，以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动态区间。
值得强调的是，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同样具有互补或者互斥的状态，即有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分。正效应的体现，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时，又提升其他相关要素的效用功能，进而最终推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整体效用功能，达到制度开发与配置的终极目标。负的效用功能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则只针对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着力点：商业金融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资源的层次
商业金融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的金融系统内在要素，是资金活动的主要媒介与场所，也是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的微观主体。按照金融资源理论的划分，金融资源从纵向上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资源。货币资源是贮存于经济生活和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总量，是货币化的社会资本，也是最基础的金融资源。“由于以实体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货币资源具有量的累积或功能累积的特殊性，所以它对所有层次的金融资源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都必须建立在货币资源量的累积和功能累积的基础之上。”②货币资源形成后，一部分在当期执行着交换媒介的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费”掉，退出了流通领域。而另外一部分货币资源虽然以货币形态存在，但是却始终以量的积累形式贮存，变成后期开发的基础性金融资源。最后一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转化为资本资源。资本资源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货币资源，是为满足生产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资源，通过与劳动力和劳动资源等的结合，投资于社会经济的某个领域，发挥了创造新价值的功能，这也是资本增值性的本质要求。
金融制度资源也被称为金融功能性资源，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在内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是承载金融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主要载体。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决定着金融资源整体的效率，金融制度资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给本身相关约束条件的结果，如制度决策者的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科技的驾驭能力、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能，都是金融制度资源开发的约束条件。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开发的“产品”，有传统金融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交易中体现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等。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也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国际金融活动与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资金的运行速度，但是其虚拟性却也为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极好的佐证。金融商品（工具）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当它们的存在是发挥社会财富的开发、配置功能的时候，是金融资源；当它们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的时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资源属性——此时它和一般的消费品没有两样。”②
货币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基础领域，资本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延伸领域，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派生领域，而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特殊领域。
（二）商业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讲的商业金融，是以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为媒介，以商业金融机构为载体的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资本资源的开发主体之一便是商业银行，而资本资源开发过度也大多是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功能过度使用的结果。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确定一样，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种客观规则，即由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需求所决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明确区分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况下会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也都与商业银行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合理开发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这两者最终都要通过商业金融对经济系统产生作用。资本的效率，体现了企业的效率，也体现了经济的效率。商业金融对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合理运用，最终会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效率要素。无论是利率政策、信贷政策，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最终必须通过商业金融才能传导于实体经济，提升经济效率。而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协调，必须要有统一的着力点，才能最终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实现最大的功效，商业金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为边界，财政通过对商业金融提供奖惩和鼓励机制，利用商业金融内在逐利的本质属性，实现财政对公平机制的需求。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通过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利用商业金融的特殊属性来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得各种资源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最终实现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五、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目标：可持续发展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的，是通过重新构建租金分配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目标不谋而合。
对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可见，人为再造经济发展模式（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为例）相比自然演进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预。金融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政府干预的理论支撑。然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后期经济危机的频发，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协调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资源理论主张政府的适度干预，他认为，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矫正或控制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应功能逆转问题，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效应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预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导方式将政策传导于实体经济，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这当中，离不开财政制度，更离不开金融制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经济要素的协调配合，而运行的效率，取决于各要素配合的协调程度。这里所说的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劳动对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劳动手段（技术资源）和将三者联系起来的各种制度资源。利用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优势，实现功能的强化与互补，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转。对财富存量与增量的调节，是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本质属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体系，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不仅能够降低由产业结构的固化堆积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资源型经济恶化走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理念，并不是某种存置的状态。因此，财政金融协调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时刻围绕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当期发挥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资源（金融制度）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延伸结果，只要这一制度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适应的，它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次被作为金融资源来重新开发和配置；只有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变态要素才是需要摒弃后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内容——这时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复归它金融资源的自然属性。”②与此相类似，财政制度的开发与调整，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二者的开发与配置，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终究目标。
注释：
①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②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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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栋，杨淑娥.论企业财权配置——基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视角.会计研究，2005，（4）.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刘诗白；现代财富
中图分类号：F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19―03
以怎样的商品价值观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透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研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变革生产方式与促进生产力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点就是劳动的交换、分配关系。在当前创新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建立在“活劳动一元假设”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是丰富而不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研究。“丰富”在于继续“坚持”马克思对诸多价值概念的科学抽象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不是抽去价值概念这个基石，用另外一套价值概念去取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堪称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典范。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抠”价值名词上，而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从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富的特征和促进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变革要求。其主要贡献在于：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命题不变。刘教授在《论当代技术创新》一文中，诠释了高科技时代创新劳动的时代特征：(一)当代技术创新表现为高技术产业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高技术群”，而更多表现为以某一核心技术创新为主轴、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二)高新技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某一项技术创新会迅速引发另一项技术创新，呈现出高技术的强联动效应。(三)高新技术研发成果不只是作为技术储备供企业未来使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投入当前生产，来实现不间断的物质手段的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四)技术研发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劳动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高科技劳动不但是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而且高科技劳动将促进高附加值商品财富的生产。季正松认为：“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使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不同性质的劳动交换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从劳动价值的外延上，刘教授认为不但包括生产商品的劳动，还包括管理劳动、商业劳动、服务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的时代特征。
在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刘教授对现代财富的论述更是极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一)现代财富本质是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高附加值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满足以现代人需求变化为特征。(二)认为现代财富具有商品特征，也具有非商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也要促进非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三)认为现代财富不但是具有实物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商品(或产品)，而且包括无实物形态、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服务产品。因此，基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拓宽公共品等非商品性财富生产的同时，大力促进现代财富的商品性生产。不但要促进物质财富的商品性生产，而且要促进文化、音乐、艺术品等精神财富的商品性生产和服务业的劳务生产。
刘教授在论现代文化生产中，更体现了拓宽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认识的精妙之处。文化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前提是近代“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多种专业组成的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或者是从事独立生产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受雇于文化企业，自由职业者的形成和壮大，是文化商品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高科技嵌入到文化品生产中，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品产业市场。“文化品作为商品，它由此获得价值性，商品性文化生产的最重要经济功能，如像创造与实现产品价值和资本增值，进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等，均是立足于文化品的价值性的基础上”。在论述文化品商品性或价值性时，更是经典地论述了文化品价格与价值的经常背离性。认为一个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使商品价格通过不断波动，趋向和定位于某一个价格轴心，这个价格轴心水准决定于生产中的社会劳动耗费，即价值。因此，也出现了价格背离价值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基于对价值与价格范畴内涵的科学理解，人们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中多种多样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模式。例如：(一)有价格无价值。张亚认为：“以商品零价值参与商品交换”。(二)以价值为轴心的市场价格。(三)垄断价格。总之，科学认识价值与价格这一对范畴的内涵，用之于分析当达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商品结构和多种多样市场价格模式，人们并不难以劳动价值论原理来对文物、文化品及其它知识产品等的价值决定做出科学阐明。
从刘诗白教授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原理分析现代财富的特征、表现形式、内涵、外延、交换和消费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这对矛盾运动时，把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地位，从而撇开商品使用价值多样性的研究，专心研究商品价值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商品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品使用价值居于从属地位。基于这一把握，才得以完成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而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则相反，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把研究视野集中在商品使用价值上，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形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现代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从驾驭市场的高度(而不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均衡价格的适应市场论或是商品效用价值的消费心理论)说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说明生产方式的变革仍然是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灼见《现代财富论》是《资本论》的时代深化，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诠释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的认识论。可见《资本论》与《现代财富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上，不但互相补充，而且分析方法上互逆思维，抓住了时代特征。《资本论》立足于18世纪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研究商品价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现代财富论》则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生产方式如何促进多样性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当前高科技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现代财富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劳动生产力的高科技创新优越性上。刘教授并没有囫囵于亚当・斯密的自利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万能论”上。根据劳动价值交换要求，工业革命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千方百计节约活劳动的消耗，使商品生产的个别时间低于社会必要时间，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当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要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劳动价值中的创新劳动含量。进而刘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驾驭市场中可以发挥“集中资金”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激励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自觉调控，引导和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最近，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方向。刘诗白教授从现代财富的使用价值人手，从价值概念的运用分析推导出社会主义制度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刘诗白教授还诠释了在当代高科技革命下的复杂劳动的内涵。他认为，即使是后工业时代机器的不断革新、不断地把劳动简化成“站”在机器旁边的替代劳动，但是，不论机器对人的劳动替代到什么程度，生产要素的结合，仍然是“在劳动启动、粘合、调控等功能下，非劳动要素才能真正发挥出使用价值形成的功能，即使在当代高技术经济中，任何产品始终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的劳动体现，可见，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失效”。这就批驳了刘有源所谓“如果该劳动资料只需要人进行简单的启动或关闭，调控或遥控，或完全控制，那么它就形成了对人及其劳动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创造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换言之，资本家拥有机器，则机器对活劳动的替代价值也只能归资本家占有。
的确，在工业时代的后续阶段，机器革命更是高科技劳动的创新活动并成为现代企业总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良实际是高科技劳动价值对象化为机器形态。与其说机器替代活劳动，不如说高科技创新劳动替代生产过程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而使简单劳动成几何级数倍增。事实证明刘教授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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