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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从远古时期各文化发源地孤立发展的状态，到古代几大文明中心的形成，再到近代以来各大文明连为一体，就是通过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日益增强的交流和交往而实现的。文明发展程度和全球化发展程度是一致的。文明意味着进步，但文明的发展又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全球化的顺利推进，客观上要求文明的跟进，文明是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就此而言，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同时是一个文明问题。要在全球化条件下推进我们的文明建设，重要的是把握好文明建设的方式，即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吸收文明成果，善于自主选择，善于在传承中创新。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并不是从属于实证科学的知识，而是不同于旧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从旧哲学中保留下来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成为“现代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因此，我们不能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恩格斯的哲学观。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基本定位是“新世界观”，这个“新世界观”的本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承认恩格斯和马克思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但不能否认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哲学观上的一致性。

摘要：人道主义用抽象“人”的概念把人和“非人”区分开来，也就可能把某些人排除在“人”概念之外，或把人划分为不同等级，种族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抽象区分的基础上的。由于抽象“人”的概念确立了抽象的人的标准，并按照这样的标准对“不正常”的人进行教育和规训。既然一部分人可以成为“不正常”的人，那么按照象征交换的原则，“正常人”也会成为“不正常”的人。对人道主义来说，所有的人都是不正常人，是“罪犯”，都需要“社会化”。人道主义虽然也承认动物的权利，但是是在蔑视动物的基础上关心动物。人道主义虽然关心“不正常”的人，却是在蔑视他们的基础上关心他们。

摘要：甲午战争期间，朝鲜在日本的压力下，正式切断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甲午战后，清帝国一直没有遣使缔约，也未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回避“是否承认朝鲜独立”的问题。韩国虽切断宗藩关系，但“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事件突显了朝鲜无法自立的危机，于是试图联络中国，请求遣使缔约，藉以破除日俄合作谋韩之局。韩国虽反复交涉，但总理衙门只承认朝鲜自主，不派公使，不递国书，不与缔约。后来，光绪皇帝欲改革外交体制，遂无视总署的意见，主动承认韩国的平等地位。然而，从《中韩通商条约》的议约过程可见，中韩两国都反复强调其特殊关系，不惜牺牲商业利益也要确保政治上的合作，可知中韩两国虽切断了宗藩关系，却仍保有“名分秩序观”的文化体认，这成为甲午战后中朝关系的基调。

摘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高度重视陆军建设，先学法国，后学普鲁士（德国），引进西方近代陆军建设理论，推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实行军政军令分离，构建新式统帅机构；设置六镇台，驻扎全国；设立士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军队装备精良，注重实战条件下的军事演习；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陆军组织体系，终使日本陆军成为一支虎狼之师。

摘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集体主义”既是一种具有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形态，这种“集体主义”型塑了那个时代之集体行动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个体化、去政治化的进程，这种个体化、去政治化同样从形式、内容等方面根本性地影响了当前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集体行动的基本特点。文章最后认为，鉴于近年来集体行动之组织化程度呈逐步提高的态势，如果我们逐步放松对这种“组织化冲动”的压抑，那么，那些以合法“权利”为参照提出诉求，从而表现为“依法抗争”的“群体性事件”，应该不难转化为理性有序的“公民行动”。

摘要：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但禁止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非法言论和行为。表面看来，在保护合法言行和禁止非法言行之间存在较大的空白地带，但实际上这个空间是极有限的。微观治理正是对这个空间的积极干预和有效介入，其目标在于防范和禁止属于非法言行的极端行为。在现代法治社会里，个体的极端行为受到国家、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多重管控。对极端行为施行微观治理，清除社会潜在的危险因素，谋求和谐社会之道，是建设国家治理体制、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

摘要：为化解城管和小商贩之间的矛盾，执法方式创新成为城管转型的应有之义。然而，随着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二者矛盾非但未能得到纾解，反而导致出现小商贩“逆袭”城管的病态情形。在既有的“政策良方”下，久治不愈的城管和小商贩矛盾成为现代城市管理之痛。其背后的制度原因为，社会保障不足导致可持续生计维持系统脆弱与现代城市管理理念下另类生计模式的取消；更为深层的结构原因是社会阶层结构失衡、劳动力供需结构失衡以及现代国家和社会关系格局的失衡。

摘要：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既是中外文学的交叉领域，又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中成果最丰、最具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之一，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探讨也最多。本文意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采取逻辑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并论证研究者在比较文学的文学关系研究中应该并如何直面自身的主体文化立场，并将其纳入研究的问题意识之中；进而在“交流”与“关系”的概念区分中，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性质给予理论界定，并就其研究类型，研究方法的分层、特点及其限度进行论证。

摘要：维·苏·奈保尔虽然对于各种理论没有什么兴趣，但他的作品对于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常常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敌人”是奈保尔小说里常常出现的主题或说是情结，它表现了奈保尔对世界、对人的复杂性的思考。“敌”、“我”之间的二元结构在当下消解、变化：“敌人”的问题由外在转化内在，变成极其隐秘、极其可怕的心理存在了；“敌人”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但又无处不在，只有消除了“敌人”，自我才能在精神上进入“自由”的状态，而一旦如此，“自我”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摘要：《新约》中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表明，在民族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作为思想先行者的耶稣是被本族中掌握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一批具有原教旨主义思维方式的人杀死的。由此可见，现实中固守既得利益的人和原教旨主义思维方式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互为依存、相互支持。而耶稣甘愿赴死，不愿意用神迹脱身，恰恰表明了宗教文化由血缘维系方式向信仰维系方式的转变。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旅华美国作家，常倾向于在作品中把中国形象和美国的西部联系起来。A．T．何芭特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她的作品为我们研究那一时期的中关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素材。通过解读何芭特早期作品中呈现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荒原和花园，可以管窥美国西部神话对旅华美国作家笔下异国形象塑造的影响。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西北农村18～21岁青年的职业获得与其所受教育水平、家庭背景和社区环境的关系。根据甘肃省81个县的抽样调查数据，建立了影响农村青年工作因素的模型、职业分类的比较模型和影响农村青年省外工作的模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是西北农村青年职业获得的决定性因素，初中毕业、工作培训对是否工作过有显著性影响。西北农村青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从事脑力劳动工作，中专学历与大专学历在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上有显著性差异。西北社区（村子）经济贫乏是导致青年劳动力外流（到省外）的主要原因，上过职业高中会增加到省外工作的几率。农村青年劳动力所从事的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工作，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代表。

摘要：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重，我国失能老年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失能老人由于身体或心理功能受损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进行长期照护。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巨大，对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多，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人口因素的改变，传统的家庭照料难以单独承担长期照护的负担，必须要发展新的照护模式。依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从政策制定、管理、筹资的角度寻找优先发展策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

摘要：从现有研究及实践探索结果来看，有没有中国模式的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而学术界之所以对于中国模式存在种种争论，主要原因是对于模式的“固化”、“范型”的教条式理解。因此，正确理解“模式”概念，提供中国模式的哲学依据，是深化研究中国模式的重大理论前提。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形式，是连接理论和具体实际的桥梁和中介。社会发展模式具有客观性、建构性、多样性和变动性等特点。任何一种社会发展模式都是相对于其他模式而言的，中国模式作为世界格局中的一个特殊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教条主义理解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