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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是当代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他领导新成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对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关切的文化现象进行开创性研究，创立文化研究中的伯明翰学派，也由此被尊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按照霍尔自己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是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时期。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献支持，国内学界对霍尔的这个自述往往是将信将疑，无法确信。事实上，70年代确实是霍尔“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时期。对此的一个有力证据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霍尔等积极推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英译，并在1973年英文全译本出版后，在中心内部组织专题研讨班，发表了题为《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的工作论文，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这种解读为其70年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了解《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我们很难真实而全面地把握霍尔70年代文化研究的总体内在逻辑及其走向。1973年，《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首先以中心的工作论文油印发表，次年它的修订版在美国的《文化研究》杂志正式公开发表，2003年《文化研究》杂志再次发表该文。该文的经典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有鉴于此，本刊特组织翻译了这篇经典文献，并配发了译者撰写的导读论文，希望以此推动国内霍尔研究以及伯明翰学派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得益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译本的问世,斯图亚特·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到了马克思在《导言》中对方法问题的阐述。他创造性地“阅读”了这一内容丰富却又辩证难懂的手稿性质的文本,深化了自己对差异与同一、理论与现实等问题的理解,并将它运用到对现实文化现象的分析当中,同时也深化、推动了自身对结构主义的理解和突破。

摘要：“因地制宜”进行“分类指导”是制定农村政策的基本方法,其前提是要对“地”的属性和“类”的划分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本文认为,质性研究是“因地”和“分类”的有效方法。“因地”和“分类”都反映了国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分”与“合”是基本维度。为了把握各个部分的特性,需要引进“区域”和“村庄”作为调查和研究单位。根据“分”与“合”的维度,可将中国分为七大类型的区域性村庄。

摘要：规则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基础,维系着自治单元的稳定,而作为规则体系中的自治规则对自治单元的稳定起着基础形塑作用。当前以行政村为基本自治单元的村民自治,由于其基本自治单元范围超出了自治规则的约束边界,自治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村民自治基本处于一种规则不在场的状态。因此需要重构基本自治单元,实现基本自治单元与自治规则的统一。

摘要：经济生产力水平越高,社会资源越丰富,村民自治优势越明显。研究发现,资源越集中,村民自治取得成效越显著,可进一步研判有效自治基本单元。以行政村为大的自治单元,资源集中占有少,属于强性集中—弱性分配型自治,因为村庄共同体空心化导致自治空转,而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落为小的自治单元,资源集中占有多,属于弱性集中—强性分配型自治,由于村庄共同体实塑化而自治有力。为了实现乡村的优良治理,不妨以适度规模的自然村落基本单元开展自治和做实做活村民小组的自治基本单元,才有助于破解自治难落地的问题。

摘要：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社会的长期需要。政治认同、法律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等是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慈善供给主体的意愿和行为是可持续捐赠收入的决定因素,也是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基于中国国情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加强制度建设,夯实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通过制度创新,培育和激发慈善事业的内生动力,这是实现中国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摘要：残疾人自组织在表达残疾人需求、为残疾人提供具体服务中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时与他组织形成互补关系。但目前我国残疾人自组织的发展仍很不充分,规范化和专业性也十分欠缺。本文试图在分析残疾人自组织的现状和困境的基础上,厘清残疾人自组织规范化发展的内外条件,从而为残疾人自组织规范化发展的路径进行探索,并对社会工作在其中的作用进行讨论。

摘要：中国社会正在由管理范式向治理范式迈进,对治理的研究也就成为当下的热点,但国内关于福利治理的研究尚不充分。基于此,本文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 Space III,以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为来源,绘制出了福利治理的研究热点、前沿与知识基础的知识图谱。分析发现：（1）研究热点共现性强,聚类尚不明确;（2）研究前沿集中在地方治理、信息技术、公民社会、新工党与政治经济学五大主题;（3）知识基础主要包括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民身份理论以及政策过程理论。其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西方个体化理论主要包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种研究取向。无论哪一种研究取向,本质上都要求个体更加积极主动地重新建构个体身份与社会认同。个体化给中国社会治理基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于：社会纽带松弛,人际关系疏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连结弱化;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缺失。因此,要应对个体化的挑战,就必须从主体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三个方面重建中国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一是要增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夯实社会治理的主体基础;二是要坚持依法治理,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三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全社会的集体意识。

摘要：从人格美学的视角对中西人格思想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旨在寻求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人格所具有的某种美学和艺术特质。根据审美与艺术的向度分析比较中西人格思想中有关美学特质的问题,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中西人格美的本体认识取向：自镜内观与物镜反观;中西人格美的观照方式：“以物观物”与“审美静观”;中西人格美的理想境界：人品的自我完善与审美的自我实现。

摘要：恐怖艺术的悖论指的是观众享受了恐怖性虚构所产生的恐惧和厌恶。当代西方学界提出了补偿论、享受论、控制论等多种思路解决这一悖论,其思路和观点对中国学界具有高度的启发性：一、不同风格类型的艺术品具有不同的特质,恐怖性愉悦所指的对象是不同的;二、不同欣赏者的认知情感反应不同,从恐怖性作品中所获得的愉悦的特质和程度有差异性,需经心理学实验的调查和认定;三、如果艺术性恐怖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否需要和如何获得理论的普遍性就是一个问题;四、补偿论、享受论、控制论等观点,相互之间有冲突也有互补,都从某个层面、某个角度解释了恐怖艺术的悖论现象。恐怖艺术的悖论涉及艺术品的特质、观众的认知情感反应、心理学事实的界定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关系到审美心理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问题的解决,需在前人的基础上,面对具体艺术作品,借助心理学的实验,提出新的理论假设。

摘要：当代中国人的诗意生存论致力于对中国人的理想生存世界的可能性的现实条件及其时代精神内涵进行分析,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条件（生活条件的改善、居住环境的美化）、人的条件（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社会条件（社会公共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核心是人,围绕着现代人格的塑造而展开,是对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他人）这三个“始源”问题的重新思索。

摘要：空间视错觉艺术是人们有意识地发现和运用视觉活动中视觉思维的内在规律,结合科学的理念和方式进行创造的艺术,它是严密的理性思维和丰富的感性思维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空间视错觉艺术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能够给欣赏者带来一种与实际知觉体验不同或相悖的错觉感,具有惊奇、趣味性、悖论性和游戏性等审美表现特征。空间视错觉艺术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持续不断地激活大脑的审美认知机制,产生了内在的、具有高级结构的深层艺术审美效应。

摘要：叙事空白指的是叙事交流中故事时间大于零,文本篇幅等于零的一种叙事现象。作为叙事文本中的“不写之写”,叙事空白在叙事交流中主要有三重价值：一是修辞价值。叙事空白的修辞使被隐藏的事件得到更有力的突出和强调,从而达到隐而愈显的叙事交流效果。二是增殖价值。叙事空白导致了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阐释,甚至同一读者对同一文本的多种阐释。由此,文本实现了意义增殖。三是叙事伦理价值。叙述者通过叙事空白可以将某些不宜叙述的事件以符合话语伦理的方式传达出来。

摘要：道德治理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针对重大的道德失范和道德缺位问题所进行的一种特殊性的道德建设活动。进行合理、有效的道德治理必须突出其方法论基础与逻辑前提,即道德治理的他律性。当代道德问题与道德困境有其历史的根源,是利益分裂的必然产物。在多元利益与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历史条件下,道德治理的根本要义就在于以各种他律性因素或手段来控制、减少和防范各种非道德行为的发生。现实的道德治理实践需要围绕这些理论基础和依据来寻求理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