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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注重塑造“典型人物”,是中外文论史上经典性的理论观点之一,至今看来,仍具有指导创作实践的重要意义。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虽成就辉煌,但也存在着不足：少见个性鲜活、性格丰满、意蕴厚重、深入人心、具有不朽生命活力的“典型人物”。我们的当代文学,之所以给人有“高原”缺“高峰”的印象,此恐乃重要原因之一。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为了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其文学高度,中国当代作家仍应重视“典型人物”的创造,理论界与批评界亦仍应加强“典型人物”视角的研究与批评。

摘要：文艺作品是一个民族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标志着其文明进步程度。文艺繁盛,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将史诗般的新时代融铸为“中华民族新史诗”需要处理好三重关系：其一,要处理好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要与时代保持适度的张力关系。其二,要处理好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创作要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美学的方向。其三,要处理好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创作者要“跳入生活”,与生活“肉博”“化合”。文艺创作者要发扬现实主义精神,敢于用朴实的方式反映生活、介入现实,对生活进行典型化创造,创作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摘要：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学术背景最为复杂,因此学术道路转变也是最为频繁的一个,学术界习惯于用早期和晚期来加以区别是远远不够的。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卢卡奇就已开始对物化和拜物教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予以了尖锐批判,当时的基调是生命哲学的孤独的个人,是克尔凯戈尔的悲剧形而上学,个体被放在了比类更为优越的地位。卢卡奇也成了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个人和类的问题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高度的哲学家,并终其一生一以贯之。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又完成了人生一大蜕变,在个体和类的关系上放弃了此前执着于孤独个人的立场,反过来转向了阶级,把阶级置于个人之上。在晚年,卢卡奇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再次发生重大转变,阶级的地位式微,马克思的类概念重新被卢卡奇提到很高的位置。但是,正是《社会存在本体论》使得卢卡奇和他的弟子们——布达佩斯学派发生了严重分歧。布达佩斯学派对自己的老师进行了严厉批判,可以这样说,没有卢卡奇就没有布达佩斯学派,没有对卢卡奇的反叛,也没有布达佩斯学派。布达佩斯学派指责卢卡奇仍然停留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中,仍然以一种主体性原则完成了一种新历史哲学,试图为人的实践提供一种总体性图景,从而再次把个人和类的关系理解为构成性的,而在个人和类的构成性关系中等级和从属势所必然,个人再次消融于类和社会之中。为此,布达佩斯学派在个人和类的关系上,尝试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规范性取代构成性,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现代性哲学道路和全新的现代性哲学批判道路。

摘要：费赫尔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在与赫勒的合作中阐释的,然而却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区分了现代性彼此内在相关却各自独立的三种逻辑——工业化逻辑、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和民主制度的政治逻辑。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入手,费赫尔分析了现代性三种逻辑的起源并用三种逻辑的共生关系作为批判框架分析了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的异质性特征。此外,他还遵照现代性三种逻辑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几种典型政治形态,并对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世界政治前景进行了分析与展望。费赫尔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不仅在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独树一帜,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也体现出了理论独特性。

摘要：偶然性（偶然的人）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理论的基本哲学预设。赫勒认为,现代人是偶然的人,偶然性不仅令个人生活在虚假的自由中,更是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偶然性必须转变为一种自主的命运意识。这一转变（也即纯粹偶然性的消除）有赖于个人作出存在论意义上的选择,并在道德上做一个好人。现代社会好人一定存在,他（她）能够做到自决,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意义,并在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社会中感到满足。只有当个人的自决、他人的自决和社会的自决形成良性互动时,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和自由才能实现。

摘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致力于使人成为人的问题,这在集体和个人两个层面都有效。在集体层面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抗争,即集体成人之路;在个人层面则是个人如何实现自己的命运,而个人的命运与集体的抗争是密不可分的。围绕这一主题,自由、日常生活与信仰三个关键词勾勒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主要线索。其中自由是起点,信仰是终点,而日常生活则是现代性理论展开的舞台。

摘要：“弱有所扶”在传统社会表现为基于恻隐之心的民间扶持和基于统治需要的官方扶持,在现代社会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文明。香港与内地社会的“弱有所扶”在主体多元化程度、形式多样化程度、活动机制化和人性化程度方面均存在不同。当下我国内地社会“弱有所扶”目标之定位是在协力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其共享程度,在扶持社会性弱势群体方面应在帮扶摆脱生存型贫困的基础上帮扶摆脱发展型贫困;而我国内地社会“弱有所扶”方式之改进是在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走向现代文明。

摘要：党的报告中特别提出“弱有所扶”的民生保障要求。随着扶贫工作的快速深入推进,中国扶贫人口的生理性特征将逐步凸显,包括经济、物理和生理意义上的脆弱群体将会成为社会帮扶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弱有所扶”会成为2020年后中国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梳理多国针对脆弱群体的社会政策发现,国际上“弱有所扶”的社会政策设计维度多样,涵盖帮扶条件、给付方式、帮扶对象、实施载体以及对象瞄准路径五个维度;同时,国际上的帮扶比较多区分不同类型的脆弱群体,这对我国实现“弱有所扶”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贫困-疾病”陷阱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对”贫困-疾病”问题恶性循环特征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之所以称之为“陷阱”而不是“恶性循环链”的原因,在于“贫困-疾病”的问题不仅仅具有“恶性循环链”的“循环性”特征,同时还具有恶性循环所不具有的“放大性”的特征。本文通过理论与实际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研究视角上,从动态和阶段性的视角来分析“贫困-疾病”陷阱的形成,从而认知到在不同阶段,疾病和贫困对于农村居民的具体伤害及其发展过程,把握农村居民在“贫困-疾病”陷阱发生不同时间,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内容。就能在实践上更有针对性的预防“因病致贫”情况的发生或在“因病致贫”情况发生后探索一条可行的脱贫政策路径。

摘要：中国传统养老模式是以尊老敬老文化为支撑,以完善的法规政策为后盾,以家庭养老为主体,以政府养老为补充,以社会养老为辅助的制度设计。传统家庭养老制度本身就是历朝历代政府推动建立的,古人将对鳏寡孤独者的保障作为“仁政之先”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三无”人员保障及政府承担有限责任的养老制度是传统养老模式在特定时段的合理延续。《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实施,明确了政府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及政府养老的经济、服务等法定职责。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现实,倒逼政府必须强化养老服务职责。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权利责任主体的确立中可引申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的现代社会保障理念。“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政府养老服务职责在进一步强化中趋于细化,趋于完善。

摘要：我国养老金融发展目前正处于起步的关键阶段。厘清养老金融所处的制度情境、经济情境和社会情境,探索养老金融发展的显性、隐性政策支持目标的实现程度,运用NVivo软件将政策工具信息作为分析单元进行量化分析,总结政策工具使用的规律,对于促进养老金融发展,提升政策支持效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策“目标-工具”的适配结果研究发现：支持养老金融发展的政策工具的使用,与显性政策目标之间存在“耦合”。而隐性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选择则存在一定的“疏离”,这种“疏离”表现为宏观规划集中与精细落实不足之间的矛盾、短期功利投资与事业长期发展间的矛盾、泛市场化倾向与社会公益属性间的矛盾。对此,需要找准养老金融的施策重点,支持和完善养老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

摘要：党的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坚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鉴于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模式不完善、供需结构失衡、市场化程度不高、专业人才紧缺等问题较突出,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满足老年人等失能群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完善长期照护服务PPP供给模式就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长期照护服务PPP供给模式分为私有化、特许经营及政府购买服务三大类,调研发现PPP模式是推进医养＋长期照护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力量、需求评估是确定“长护险”标准和长期照护服务内容的首要环节。新时代背景下,应通过创新长期照护服务PPP合作形式、调整供给结构、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监督机制等路径,完善长期照护服务PPP供给模式。

摘要：对“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山东省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介绍了不同特征下的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状况,发现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整体水平不高,“上门看病”是农村老年人最需要的社区养老服务。在描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精神特征等指标中选择诸多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发现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年收入、幸福感、孤独感等变量是影响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最显著的因素。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呈现“两资本低、两状况差”社区养老服务需求高的特点,即文化资本越低、经济资本越低,身体状况越差、精神状况越差的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越高。

摘要：以往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研究,更多将排除的重点放在了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上,强调取证手段的非法性。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一些过去没有得到关注和重视的非法证据样态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主要包括非法定讯问地点形成的讯问笔录、变造的讯问笔录、选择性录音录像形成的讯问笔录、骗供诱供形成的讯问笔录等四种。上述证据应否被排除、司法排除的理论正当性何在等问题,是当前非法证据排除领域须加以讨论的问题。

摘要：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引入相对严格责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环境污染犯罪多发、司法资源匮乏以及司法效率低下等问题,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法基本原理。对于是否应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理论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学说。相对严格责任的引入兼具合理性与可行性。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引入相对严格责任需要明析相对严格责任的地位,与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保持协调。为了在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贯彻相对严格责任,需要对其适用主体、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并且与相关配套制度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