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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始终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向前发展,成为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性因素。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重新认识、逐步深化、重大飞跃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认真总结党在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准确理解和掌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重大判断提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十分重要,有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不断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改革开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分析解决改革开放的新问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创新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摘要：相对而言,10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性学术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虽取得不少成绩,但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仍有所逊色。话语体系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准、精神品格的标志,关涉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其国际学术地位的轻重和学术影响的大小,为此,在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应该在目的性、主体性、专业性三个方面做出更加具有自觉意识的追求和努力。目的性是一种事先规定的目标预设,是各种理论学科的学科性质和功能显在的实现,其目的追求主要有三:一是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在具体研究领域创造既具有现实认知能力又具有引领作用的理论话语;二是参与并促进全球化时代世界学术的发展;三是要直面人类生存境况,走进人民生活世界,对世道人心的改良改进有所启迪有所作用。主体性是学术理论话语在内容和性质上应有的规定性内涵。包括个人主体性、对象主体性、社会主体性三个层面。个人主体性是具体从事学术理论研究者的个人性的体现:对象主体性是构成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对象的客观社会内容与时代需求在话语建构中的自我显现,也体现着话语建构主体对中国社会实践当下性的学术回应;社会主体性则主要包括民族主体性即对民族自身学术传统的传承和主义主体性即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指导。第三是专业性追求。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为了学术思想的创新,必须讲专业性。话语体系建设不能停留在随随便便地发感想谈意见的层面,必须具有理论系统性,是具有思想贯通性的理论内容、符合逻辑与规范的理性论证和由特定术语构成的话语表达形式有机融合的产物,思想观念、论证逻辑与表达术语三者缺一不可。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新命题的创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是一门伴随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而建立的新兴学科,与其他国人文学科相比,其学科话语的建构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无论学科的发生、发展历史还是研究对象,都与西方外来思想和学术紧密关联,并在广义中外文化与文学关系中展开,而其文化的学科理念与观察视角,又使它在中国语境中的每一步进展都伴随着学科话语的自我思,因而在其学科理论和诸多分支领域的学术史展开中,留下数量可观的话语建构的经验教训,积累了丰厚的学术史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研究是其学科话语构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话语建构,首先需要明确话语主体的归属问题,追问所谈论的是“谁的中国现代文学”,具体涉及谁的现代、谁的经典、谁的“五四”、谁的文学革命、谁的左翼文学等话题。其次需要把“何为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何为”问题化,探求关于现代文学的时间起点、基本性质和当代价值的意见分歧的深层动因,破除学科的焦虑和危机。中国现代文学主要不是承续了传统中国的话语体系,而是开创了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其核心观念可归结为“三重发现”,即“民族国家的发现…‘人的发现”和“阶级的发现”。民族国家、个人与阶级(人民)观念的先后发现和协商互动,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模式,并为解决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方向。

摘要：21世纪以来,讲述中国故事、呈现中国经验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这也对本土批评话语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挑战。新世纪初,批评界对“纯文学”观念的反思和清理,以及随之开启的底层叙事的浪潮重建了文学的公共关怀,恢复了批评应有的使命意识,为本土批评话语的建构准备了必要的伦理前提: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凸显了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赋予本土批评话语应有的文化自信;“强制阐释论”则直指当下批评图解西方理论的空疏弊病,为本土批评话语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具体而言,构建新世纪本土批评话语体系一是要挖掘本土批评的优质话语资源,并促其完成真正适应新时代的汇通和转化;二是要在贴近文本的前提下,重建诗性批评的尊严,恢复对汉语本身和汉语批评文体的敬畏。

摘要：作为“应运而生”的“专著性教材”的《哲学通论》的出版,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带有标志性的、意义深远的“哲学事件”。《哲学通论》既真实地变革了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又真实地变革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因而也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教育和提升了人们的哲学教养。《哲学通论》在当代中国具有哲学“新启蒙”的意义,它确立了弥补和替代传统教科书哲学的新标准和新典范。在当代中国,《哲学通论》已经作为“客观知识”而存在,并成为了真正深受欢迎的“新大众哲学”。

摘要：孙正聿教授在《哲学通论》中对“哲学的知识论”的批判路径,厘清了“哲学世t界观”与“科学图景”之间的差异;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刻度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揭示了“哲学”与“科学”对“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不同态度,彰显了哲学的实践品格。如果沿着“哲学不是科学”的论断,进一步区分哲学层次与科学层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则不仅可以重新激活艾思奇之批判中国“特殊论”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显示了唯物辨证法的战斗力,有利于更加坚定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摘要：哲学自觉的确立与坚守,不仅构成了《哲学通论》的问题意识,而且也构成了《哲学通论》的鲜明特色。在反思与改革教科书哲学的阶段,哲学自觉的表达形式是“追问哲学本身”。在后教科书哲学时代,哲学自觉的表达形式是“保持哲学观照”。《哲学通论》不仅原则性地提出了在时代境况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的“要求”,而且也为在时代境况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奠定了“理据”,即思雏与存在的“关系”。根据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哲学只能以反思的方式把握时代,而不能简单地反映时代,由此确立了保持哲学观照的基本方式。进而,根据哲学反思的前提性原则,哲学必然要对现时代的存在根据进行前提性批判,而这正是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的真实意蕴。依据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的自觉意识,孙正聿先生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确立了“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原则”,为人们进一步构建“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一百多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发达国家经过了多次农村基本建制单元的合并浪潮。因为各个国家的自治传统及合并重组法案中包含的强制性、民主性条款的区别,形成了多条农村基本建制单元合并重组的道路及四种经典合并类型:强制性合并、强制一民主性合并、自愿一民主性合并及自然性合并。每个国家在合并重组过程中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农村基本建制单元的合并重组将会有损民主,削弱国家民主的基础。效率与民主的争议是合并重组最大的争议。

摘要：在已有的话语体系里,协商是与现代民主相联系的一个概念,这一界定遮蔽了历史进程中的丰富事实,也导致了人们对协商治理内涵及价值的理解限度。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行双轨制,体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纵向治理依靠强制,联结民众社会的横向治理依靠协商。“断道理”是协商治理的一种方式,它是指通过将当事人及其更多的人聚合在一起,相互讨论和评说,明辨是非,判断曲直,最后达成一致的协商治理过程。这一治理方式之所以有效,在于其遵循“公理共议”的协商逻辑。“断道理”对于思考中国协商治理的内涵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并在当下公共事务治理中仍具有重要价值。

摘要：虽然在传统时期,营盘村等四个村落国家权力渗入不深、且彼此联系微弱,但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轮水班”协议,实现了雪山融水的有序利用。协商主体间的理性一致是最终达成协议的关键因素,其中共同利益、相近理性、平等对话,在实现理性一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村民利益相关且地域相近的情况下,便于通过协商的方式形成理性一致,可以在此基础上达成具有互惠性、公共性和问责性的协议,以规制公共理性,实现公共资源的长期、有效治理。其经验对当前跨自然村的公共资源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基层治水是构成水利治理的重要部分,在对传统时期华北席村三庄河跨村治理的调查中发现,村落内部及村落间的农户通过建立有效的协商机制,能够成功规避村落用水过程中的冲突,以实现跨村河流的有序利用。跨村共治式协商治水建立在熟人社会所构建的人情关系网络之下,村内及村落间用水农户本着平等、公平、互信的原则进行有效协商,在相互退让与妥协中达成共识,形成符合各方利益的制度设计,共同维护流域村落合理的用水秩序。基于历史的延续性,跨村河流的协商式治理机制可为探索当前流域治理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指引。

摘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而且必然要求我们深入认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劳动贡献归劳动者所有,资本贡献归资本所有者所有,这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的要义,如何实现劳动贡献归劳动者所得,资本贡献归资本所有者所得,这也是分配制度变革的重点和难点。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作出圆满的回答。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能够阐释劳动力不只是作为劳动者的商品,而且也能成为劳动者的资本的道理;能够揭示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价值形态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劳动力成为劳动者的资本,实现劳动贡献归劳动者所得的道理。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能够促进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价值形态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形式的变革;能够形成劳动力不只是劳动者的商品,而且也是劳动者的资本的制度条件;能够推进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的制度建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摘要：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及其发展趋势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观点具有广泛的影响,并有日益成为主流观点的明显趋向。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对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和深度调整以及全球治理出现的巨大风险与挑战.以少数发达国家为策源地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全球蔓延,一股逆全球化思潮汹汹而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日渐式微和终结,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式全球化”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愈发凸显。在这一背景下,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为主要论据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就面临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追问。即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建立公正合理和包容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可能实现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仍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且,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邻为壑的经济全球化日渐式微和终结,国家干预主义加强,国家垄断资本发展,直接推动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