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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启蒙思想的内在冲突来自"五四"启蒙思想家对于科学和民主的不同理解。陈独秀所理解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胡适所理解的科学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民主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不同的科学和民主观念导致"五四"启蒙阵营的分化和瓦解,也导引了百年中国启蒙的独特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人民民主观念的扩展和深入一直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主旋律,自由主义的科学观念和民主观念虽然也得到了部分发展,但总体而言日趋式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曲解中得到深入和扩展,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以及社会决策等方面得到贯彻和运用;人民民主制度得到确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40年,在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下,个体自由、个性解放和个人权利得到了稳步推进。

摘要：胡适有关"不用典"的立场主张,大体上可以从现代白话新诗创作、文学改良及文学革命、思想解放和文明重构这三种语境及三个层面来观察解读。尽管"不用典"的思想主张贯穿了上述三种语境和三个层面,但在不同语境及层面中,围绕着"不用典"所引发生成的问题意识、思想关注以及诉求侧重又有所差别。而统观胡适的上述立场主张,其中既有为传统诗歌及文化设定范围界限的一面,亦有为现代诗歌及思想文化确立审美及价值主体性的一面。在胡适不断强化的个人阐述及努力坚持之下,现代白话新诗与传统格律体诗,亦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审美关系。

摘要：哈贝马斯的后期政治哲学思想是对权利的来源及其合法性的重构。以此为契机,他构建了商谈论基础上的女性主义观。哈贝马斯既反对自由主义的法律范式,也反对社会福利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试图在事实与规范、事实有效性与规范有效性、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之间辩证地建构其商谈论基础上的女性主义哲学。哈贝马斯的女性主义观点不同于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激进女性主义。他仍然固守其现代性的理论视域,强调性别认同和性别关系在复杂性社会中的重要性。他强调要对性别差异给予恰当的定义,这构成了女性主义权利论的基础。与此同时,只有在性别区分的基础上才能采取"平等者平等对待,不平等者不平等对待"的女性主义方法,以此确保复杂性社会中的女性权利和女性尊严。

摘要：针对康德的肯定性自由观,阿多诺提出了否定性的自由概念,即自由就是对不自由(限制)的否定。从心理上来说,自由是被压抑的原始冲动的回忆,意志是冲动和压制冲动的结合体。因此作为意志的主体的人也是矛盾的,而不是自我统一的,而强调自我同一性恰恰是对自由的否定。自由不是自发的反应,而是自主的反应。从社会意义上说,自由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观念,个人自由是社会确立起来的自由,因此也是不自由。市场经济中确立起来的个人自由同时也是不自由,他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尽管自由之中都包含了不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自由,自由就是要否定自由中的不自由。现代社会中尽管有不自由,但是这是自由中的不自由,因此一个人犯罪虽然是有社会因素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阿多诺的自由观既吸收了尼采的思想,又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他的自由观既不同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社群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批判的理论,即批判导致不自由的社会条件,这又显示出其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痕迹。

摘要：在《物化》一书中,霍耐特意图在承认理论基础之上重新诠释物化概念。他首先论证了承认在个体发生学以及范畴演绎层面上相对于纯粹中立的认知性立场的优先性,并且指出物化是对先在承认的遗忘。由此,霍耐特进一步详细论述了物化的三个维度,即主体间的物化、自然的物化以及自我物化,但他认为三者之间并无概念上必然的统一性,而是各自有其相对独立的含义与社会缘由。通过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再现实化工作,霍耐特意图在当代批判理论的语境中提供一种更为熟巧与合理的关于物化的解释框架,但他没有就如何克服物化这一社会病症给出清晰的阐述。

摘要：法哲学已成为当今批判理论的"主要研究领域"。第三代批判理论代表性人物门克的法哲学批判较为独特。在其新著《权利批判》中,他积极吸收尼采、马克思、阿多尔诺、卢曼等人的思想资源,走向了别样的"本体论批判"路径。他以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为指引,融合系统论的思想资源,从法的本质层面阐发了现代法的"自身反思"结构,然后具体指出了这种自身反思结构如何在现实的市民法中遭到了扭曲。这种扭曲体现在市民法把现代权利形式仅仅理解为主体权利。主体权利实质上是一种实证主义。为了克服主体权利的实证主义,门克利用尼采的谱系学重解了奴隶起义的权利要求。在此基础上,他新提出了一种对抗权。该权利要求与现代法自身反思结构相吻合,因而可以克服市民法主体权利的实证主义。

摘要：社会资本是人们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但二者之间的因果机制需要拓展和检验。本文基于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对其动员过程进行理论拓展,并依托社交餐饮网络进行测量。通过使用JSNET 2014—2016追踪数据和一阶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在情感性支持获取中,动员广泛性、强弱性、拓展性和网络异质性均有正向效应,但动员层级性呈现负向效应;第二,在工具性支持获取中,动员广泛性、拓展性和网络异质性均有正向效应,但动员强弱性和层级性并无显著影响。以上结论对于理解社会资本的动员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本研究利用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调查数据,对社会网络影响健康的模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通过广义结构方程(GSEM)建立潜类别模型,区分出三种潜在模式:网络脱嵌、情感网络嵌入、工具网络嵌入。这三种模式既体现了运用不同的网络资源获得健康的倾向,也反映出了不同倾向背后的健康条件异质性群体。本研究发现,网络脱嵌下的情感型网络仅能在较低层面改善健康水平,而工具型网络对健康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对健康状况很好的个体。本研究还进一步从关系网络的视角总结出了中国社会健康不平等上升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原因:社会转型导致关系强弱的重要性降低,网络整体嵌入的重要性提升,而健康劣势人群嵌入难度增加,导致更大的健康不平等。

摘要：本文从流动观与网络观的双重视角,全新解释了城市居民阶层地位认同偏移现象。我国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主要受到两种因素影响:其一,"认同惯性"机制使得人们的地位认同偏向父代地位,即代际向上流动者地位认同偏下,向下流动者地位认同偏上。其二,人际网络中的"镜像机制"使得人们阶层认同发生偏移。当人们社会网络的平均阶层地位低于自身,意味着他们大多与低于自己阶层地位的居民交往,与低地位者交往,将降低人们对其阶层地位认同,导致阶层地位认同向下偏移;反之,则阶层认同向上偏移。因此,城市居民阶层地位认同偏移现象不但具有社会结构根源,也是反映我国城市社会开放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之一。

摘要：中华百年家风经历了三次巨变,其外在表现为对家庭成员民主权利的逐渐完善,家庭民主突破重重阻碍持续向前发展,其内在变迁逻辑是对家风民主发展各种束缚的不断超越。第一次巨变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摆脱了封建主义吃人礼教、帝国主义野蛮战争、官僚资本主义无耻垄断的三重压迫和束缚,实现了平等家风对传统家风的超越;第二次巨变发生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摆脱了家长制和私有制的双重束缚,实现了集中家风对户居家风的超越;第三次巨变发生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摆脱了体制对个性的无理束缚,实现了民主家风对集中家风的超越。

摘要：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马克思的家庭是历尽艰辛、颠沛流离的革命家庭。在毫不妥协的革命斗争生涯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的革命家风。马克思睿智地将这种革命家风精神推行于世界,引导了亿万家庭走上民主解放的道路。马克思革命家风为斗争而表征,为宣示而表征,为化育而表征,其逻辑主线是"追求民主与解放",它呈现出"背于亲、蔑于俗、革于世"的历史发展特点。

摘要：基于对主体自由与制度约束这一家国情怀历史发展的特殊矛盾的分析,纵观我国历史,家国情怀经历了家国未分的帝王禅让时代、家国一体的宗族世袭时代、家齐国治的大一统官僚专制时代、平等和融的人民民主时代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其所呈现出"即家即国""敬天法祖""天下一统""爱国惜家"的特点映射出"主体自由、民族和睦、文明提升"的家国情怀历史衡量标准。

摘要：重家庭、重家风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家风之道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中蕴含了丰富的关于家风家德等方面的智慧,其中《家人》卦可以说是专门讨论家风之道的卦。本文立足历代思想家对《家人》卦爻辞的阐发,将中国古代家风之道概括为"严明家规,家道齐肃;女子贞固,巽顺为常;明于家道,天下化之"。同时,透过《家人》卦的六爻逻辑层进关系,可略窥得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核心思想和治理模式。

摘要：法律现实主义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反叛,认为法律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法律须根据它所达成的后果来判断,而不是根据它的内部结构来判断。法律现实主义为疑难案件提供了一种"后果取向"裁判范式,一种裁判的"宏大风格"。后果取向裁判中包含着三段论,包含了合法性及理性检验。我国司法应该改变对"后果取向"思维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刻意掩饰及僵化攀附形式主义的样态,这种含蓄与僵化既不利于对形式主义的维护,也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人工智能时代的大数据有利于"后果取向"裁判突破"思想的大体方向"成为一种易操作的面向,有利于规制"后果取向"的潜在风险,有望成为疑难案件"后果取向"裁判范式的最终归依。

摘要：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面临如下困境:破坏网络信息安全的违法犯罪案件呈快速增长之势;缺乏应有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常识和危机意识;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法治水平较低,治理效果不佳。基于以上问题,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网络信息安全法治之路十分必要。为此,需要从立法层面入手做好顶层设计,完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查找执法环节突出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执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法治教育,提高全民的网络信息安全法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