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拓展，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拥有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理论指南和锐利思想武器。邓小平理论对于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拓展，必将发挥久远性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理论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充满无限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现时代的深刻体现和典型展示。它对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具有久远性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充满无限生命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以它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为指导，探索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体现，它的跨世纪的时代价值首先就在于此。
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问题，由此形成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依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欧洲工人运动的特点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地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之，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新发展，生动活泼地创造着和延续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
由于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僵化观念和体制的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特性遭受了严重的制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所以会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长达20年“左”的错误这样的曲折，原因固然有众多方面，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乎全局的原因，就是脱离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和各国的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严重地扭曲、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从而导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期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企图超越现实条件加快社会主义过渡进程，导致一系列急于求成的建设路线和政策，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严重的教训启示我们：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作用，必须面向新的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深入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情况和呈现出的新特点。邓小平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体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格局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以至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二是世界性战争失去了全面爆发的客观条件，和平与发展逐步代替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潮流，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三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内在危机的反省和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某种程度的借鉴，实施了若干改革与调整措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与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许多不同的特点；四是5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步解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如此种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新变化，如果固守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具体结论和基本原则，则很难作出清晰的梳理和正确的判断，以致不得不陷入迷惘和困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敢于直面新时代，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以寻求社会主义新的生路。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梳理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寻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契机和基点。由此精辟地指出：当代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仅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宝贵时间，而且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空间。考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问题，必须始终立足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另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从时代变化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深刻的总结，从中透析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问题，梳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只能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断总结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化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述两个方面——提炼时代主题，总结根本经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自然，它所产生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就在既适应时代特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起点和层面上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从根本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对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然具有长久性的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
21世纪的时代主题所以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取决于这样几个内在因素：其一，随着世界民主独立力量的发展，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将愈益凸现，并且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是制约新的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因素。人类在多极化格局中将赢得更多的和平环境和发展机遇。其二，随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追求发展特别是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人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将面临着更多的发展课题。其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无可回避地必须调整现存的生产关系乃至政治上层建筑，否则难以生存。改革和调整将继续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中的主潮流。人类在改革与调整潮流中将创造更多的相互开放、共同发展的机遇。总之，21世纪的世界，将是沿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断前进的世界。处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切重大战略问题，只能以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为指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最根本保证。
邓小平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是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系统揭示。这些基本规律理论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由此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重大贡献，是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最重要成果。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精辟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论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最重要观点，又是形成邓小平理论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石。按照邓小平和党的十五大的科学预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起码到21世纪中叶，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因此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价值定位，又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结束，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的。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指导着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于解决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必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五大正是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来设计21世纪初叶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社会主义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的。第一，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点出发”。这一论断，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排除各种干扰，保持清醒头脑，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第二，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从9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概括，由此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一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更加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三，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了进一步科学、准确的揭示，明确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论断，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根本依据。第四，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系统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及其各方面之间的有机统一。这一论断，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了，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思路。第五，十五大报告依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由此提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的突破，必须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一论断，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乃至顺利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以上五个主要方面的理论成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坚持和发展，这种发展和升华，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理论系统揭示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由此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不仅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前进道路上现实问题的根本依据，而且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战略性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归根到底依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神圣使命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廓清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不仅是我们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思想理论武器，而且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坚持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思想理论指南。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坚定科学社会主义信念。而要科学地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以邓小平理论作指导，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所以需要改革，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很不完善，还存在着种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因素。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发，邓小平精辟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党的十五大坚持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实际问题出发，对我国跨世纪改革事业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其中最突出之处是把深化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作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作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的“突破口”。作这样的认识和部署，根本依据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而公有制经济不可能大而又公、纯而又纯，它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两个主要方面——公有资产占优势既要有量的优势更重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在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一系列新的突破的同时，还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此种种重要观点，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是继续推进21世纪各项改革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逐步形成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逐步确立，归根到底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由于是初级阶段，因而不可能一下子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由于是社会主义，因而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同时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运作机制有机地结合起业，在社会主义主干上嫁接现代市场经济机制，这是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不仅仅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效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途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报告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关键。
——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问题上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内容构成和实现途径，从而把全面发展由一种长远的价值目标转变为现实的建设实践。首先，邓小平理论指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是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高度民主政治的有机统一，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的。这就要求在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素质建设和自由发展，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必须要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作为载体和保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次，邓小平理论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包括实行富民政策、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培育“四有”新人等等，这样就把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核心内容的人的发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学说获得了现实的实现和科学的拓展。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是更加走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必须更加坚持和实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全面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有效途径。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时代内涵，凝聚着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面伟大旗帜，在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必将继续发挥指引方向的作用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邓小平理论所以具有超越世纪的时代价值，归根到底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方向和前途的伟大旗帜。
首先，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指明了和保证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
把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起点上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始终不渝地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鲜明特色，也是邓小平理论成为亿万人民共同旗帜的深刻社会原因。一方面，邓小平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邓小平一贯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表现在改革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实际地转化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邓小平对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了非同寻常的重视。他非常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并将之上升到理论上来指导实践，根据人民群众的主体愿望和实践指向，敏锐地捕捉和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契机，不失时机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邓小平这种坚定而科学的群众路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胜利前进，无疑具有方向性指导意义。
其次，邓小平理论，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在当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特征。这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强大的生命，是我们在21世纪处理社会主义发展一切重大战略问题的最重要思想武器。
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并不断坚持的历史。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确立和运用，是寻求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的先导与保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首先必须高举邓小平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1)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并把这条思想路线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结合起来，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2)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起点，走自己的路，在实践中检验、坚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3)把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与实际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在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需要的基础上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主本力量建设社会主义；(4)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发展的大氛围中加以考虑，理清世界局势，把握发展机遇。这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是在20世纪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而且是在新世纪的实践中继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对当代中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断走向富裕、民主、文明的新形象的总设计。理论是形象的灵魂，旗帜就是形象。在新世纪征途上，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才能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不衰朽。
注重对当代中国形象的设计，首先是执政党形象的设计，党的领导集体形象的设计，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突出体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自强不息的新形象，是邓小平总体设计并全力加以塑造的。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历了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之后，邓小平更加把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提到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严肃的政治高度。他反复强调：“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邓小平把党的领导集体的形象的设计郑重地作为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315-316页、301页）有了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也就有了根本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也就有了坚实根基。
历史证明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正是由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十多年的实践中坚定不移贯彻执行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在国际社会和全国人民面前卓有成效地树立起改革开放和自强不息的新形象，才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屡经考验而愈益坚强，历尽困难而愈益充满信心，有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21世纪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一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过程，深刻展示了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新发展，生动活泼地创造着和延续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同样内在地具有发展的本质和要求：它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又必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自身。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实践性及其发展本质，决定了它既不会因为它的创始人去世而终止，更不会因为时间的更替而枯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之后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正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本质和时代价值的生动体现。
对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都只能以客观存在的条件和事实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能够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运用前人科学理论的精髓和基本观点，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能动地推动现实实践的发展，从而使前人的科学理论得以丰富和发展，创造性地推向前进。离开现实的条件和客观依据，侈谈丰富和发展，那只能是一种臆造，最终阉割科学理论的灵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依据于三个方面的客观条件。
一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格局。江泽民以邓小平为榜样，历来注重对国际大势的分析，善于站在国际格局新变化的制高点上把握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他反复强调，只有了解天下大势，才能谋好国内大局。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党许多关于国际格局新变化的科学分析，以及在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所作出的相应决策，正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善于深透地了解天下大势、把握国际格局的结果。
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这是一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这就为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制定我国跨世纪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十五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拓展的实践反复证明，正是由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旗帜鲜明而又脚踏实地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作出新的深入的阐发，才真正地用邓小平理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卓有成效地贯彻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三是改革攻坚阶段和发展关键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稳定面临新的情况，以市场经济为启动力量的经济社会转型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这样一个重要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一些深层的社会矛盾愈益凸显，人民群众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极为关注。江泽民继承邓小平的遗志和风格，一贯把深入地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建构，还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抑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直至应对严峻挑战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建党思想，都注重从剖析社会问题和矛盾出发，从理清人民群众的情绪出发。由此，更为深层地贯彻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路线，更加主动地顺应了社会变革趋势和人民群众意愿。这可以说是我国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能够顺利跨进21世纪并展现出蓬勃发展态势的重要保证。
在新的实践中，江泽民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
第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江泽民也像邓小平一样，十分注重对世纪之交国际格局新变化、新趋势的研究，并以此来拓展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视野，引导人们善于站在时代的高度，用世界的眼光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加快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第二，深入的求实精神。江泽民谙熟地把握住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十分注重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之中求实、求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把邓小平理论不断推向前进。他深刻指出：“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
第三，全面的大局意识。善于从大局的高度分析形势，认识问题，统一思想，鼓舞民心，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坚持的重要原则。20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根据邓小平理论和新的社会实际，江泽民反复要求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加快发展”的大局。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强调：“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关键词：气候类型的形成机制；高中地理；初中地理；相关性分析
气候在地理环境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像西北地区干旱为主的自然特征，干旱的气候条件是导致荒漠化主要的自然因素。因此，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气候这一部分的地位在高中地理学习中相当显著。高中地理教材中气候类型的形成机制以大量的初中地理知识为基础，因此，高中地理老师很有必要比较分析初高中气候类型之间的相关性。
1高中地理关于气候形成机制的主要特点
1.1气候的形成没有占用单独的章节，对影响气候形成的因素高度概括
人教版高中地理在必修一的第一章《地球上的大气》的第三节《常见的天气系统》讲述了气压带和风带对气候的影响。其主要理论知识只有两小段话，第一小段主要说明气压带和风带是气候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小段主要说明一个地方气候的形成是太阳辐射、大气环流、海陆分布、地形、洋流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所有文字都是结论性的概括出影响气候形成的因素。
1.2主要类型气候的分布、成因、特征没有全部列出，只以案例的形式出现
主要在气压带和风带影响下的气候具有明显地带性，高一学生刚学完三圈环流的七个气压带六个风带，很好掌握了气压带和风带随纬度的分布规律。因此，述气压带和风带是气候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时，显得得心应手，以案例的形式讲述了热带雨林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地中海气候的分布，成因和基本特征。
1.3论述气候形成的综合因素时，以问题的形式让学生活动
课本给出“世界气候类型的分布”图和“世界各种气候类型多年各月气温和降水量”图表。然后提出问题，让教师引导学生解决世界气候类型的分布规律，比较不同气候类型的特征。从而说明一个地方气候的形成是太阳辐射、大气环流、海陆分布、地形、洋流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2初中地理关于气候形成机制的主要特点
2.1气候的形成机制占单独的章节，由浅入深详细论述
七年级地理上册的第四章《世界的气候》用整整一章内容专门讲述气候，第一节《天气和气候》联系生活实际讲述了天气和气候的区别。第二节《气温和降水》详细讲述了气候的两大要素：气温和降水相关知识。第三节《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第四节《世界主要气候类型》。由于把气候一部分分四节讲述，因此特别具体详细，符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
2.2讲述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时，逐步分层展开，篇幅较大
课本第三节把世界各地气候差异主要归因与太阳辐射的差异，其他因素海陆分布、地形、等因素都影响着太阳辐射的强弱和变化。第三节并列分层讲述了地球形状、地球运动、海陆分布、地形地势、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
2.3世界主要类型气候的分布、成因、特征全部列出
课本第四节列举了世界主要的十种气候类型，按照温度带的差异排列，首先先讲热带的四种气候类型；其次是对比较分析亚热带的两种气候，温带的两种气候；最后是寒带气候和高山气候。每一种气候类型主要让学生看图得出其分布位置，根据气温和降水数据认识其气候特征。
3初高中气候类型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3.1初高中气候类型分析讲述相似点分析
初高中地理教材在气候一部分的安排分别符合初高中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材的前后衔接紧密，过渡自然。初高中地理教材内容突出地理教学特色，运用了“世界气候类型的分布”，“气候类型各月气温和降水量”图表。初高中地理教材符合现代教学理念，学生的“活动”设计占了较大比重，突出了课堂上学生的主体地位。
3.2初高中气候类型之间的不同点分析
从前面“初高中地理关于气候形成机制的主要特点”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初高中地理的不同特点，高中地理教材由气压带和风带是气候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出气候类型，内容精炼。初中地理从对气候的认知开始，详细述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和世界主要气候类型。而且在区域地理中把不同类型的气候具体化，在不同的世界地理区划中像“认识大洲”，“了解地区”，“走近国家”都把气候和区域地理特征结合起来，成为区域自然地理中非常重要的自然地理要素，深刻影响当地的地理环境。
3.3高中气候类型的学习应该重新温习初中内容，然后提升总结
高中地理教材由气压带和风带是气候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出气候类型，然后以案例的形式讲了三种气候类型，然后以学生活动的形式涉及到其他的气候类型。这样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学生对气候气候类型的形成机制没有彻底理解，大多数学生一知半解。老师讲气候一部分时也是意犹未尽，是不是按部就班，遗留问题呢？这给老师很大的考验，我们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温习初中内容，然后提升总结。这样对我们以后学到大量和气候相关的内容非常有利，尤其是应对高考地理，我们必须如此。以2016年全国文综卷Ⅱ的36题为例：（1）分别指出罗讷河上游（瑞士境内）、北部支流（索恩河）和地中海沿岸支流径流量的季节变化。（9分）学生在必须知道北部支流（索恩河）和地中海沿岸支流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而地理位置和气候类型结合最紧密的是初中“欧洲西部”的知识。
回顾历史，问神州大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华民族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创造了绚丽夺目的华夏文明。为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然而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一、红色传承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枪炮，给走在了救国方案十字街头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即“共产党小组”，同年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1921年7月的一个夜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为行动指南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犹如擎起的一把熊熊火炬，给近代饱受战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的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烈史诗。
回首百年，我们的党走过的是一条艰苦奋斗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国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实际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团结各族人民，艰苦斗争。爬雪山、过草地，用小米加步枪带领中华儿女打击侵略者，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民主的新中国。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共产党领导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深入思考面临的新情况问题，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中国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传承中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共产党人的精代代相传。
二、初心使命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同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大会高度评价党的十八大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度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就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三、百年辉煌
2021年7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回首这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我们党从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中走来，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带领中华儿女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庄严的对全世界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1、民富篇
自从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这一概念以来。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的大方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的精准扶贫思想，结合本县实际情况。牢记为老百姓谋幸福为使命，着力改善民生，牢记宗旨、以民为本，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着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精准扶贫期间完成15个乡镇“减贫摘帽”任务，累计减贫34.18万人。成功争取恒大集团投入30亿元扶贫资金结对帮扶我县，帮助18万贫闲人口稳定脱贫。累计投入教育经费41.95亿元，校园占地面积从11万平方米增加到308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从77.5万平方米增加到12万平方米，在职教职工从7098名增加到9491名，高考累计录取2.09万人: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学生10.23万人，开餐率和就餐率均达100%;每年预算1000万元作为教育奖励资金: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增加8.46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增加37.5个百分点，教育“两基”覆盖率达100%。深入推进“同心助医”工程，全面实施乡镇卫生院规范化建设:实现了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医疗救护车，山区卫生应急救援系统初步建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达100%，率先在全省实行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并轨管理，实施100%补偿，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的基本医保体系，公共卫生实现全覆盖:平均每千人口拥有床位4.82张、拥有执业(助理)医师1.13人。人口出生率从14.83%下降到12.32%，口自然增长率从65%下降到625%。累计支出各项社会救助资金8.12亿元，救助各类困难群众420万人(次)。全县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67万人，保险基金448亿元。实施保障性住房1.12万套80.58万平方米竣T105万套。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4.85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12.36万人，累计劳务输出20余万人。实现全县脱贫！
民富国强，百姓安居乐业。大方县取得的成就只是中华大地上华夏儿女团结奋斗的一个缩影。在党的红色精神指导下，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与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2、强国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及“十三五”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
经济建设方面。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6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13年至201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同时我国还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科技发展方面。研发投入持续扩大，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24426亿元，比2015年增长10256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2%。在一些基础和前沿领域取得一大批标志性成果，若干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知识产权产出居世界前列。2019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2020年，我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十四位。
生态建设方面。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党的把污染防治攻坚战确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2019年，天然气、水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15.3%，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3.1%。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文体建设方面。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加快普及。到2019年末，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数量分别达3196个、5132个，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4%，全国已有1536个县（市、旗）建设融媒体中心，覆盖率近82%，主流新闻舆论阵地不断做强做大。全民健身战略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2019年底，平均每万人拥有25.3个体育场地，人均体育场面积达2.08平方米。文化软实力日益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中华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
现代化军队建设。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自2016年底开始，军队进行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按照调整优化结构，发展新型力量，优化兵力规模构成，优化各军兵种内部力量结构，大幅提高新质战斗力比重。瞄准世界军事科技前沿，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基点，围绕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加快研发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加强中外联合演习、展开国际军事合作，执行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亚丁湾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重大任务，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弘扬了军威国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传承，是一场接力跑，要一棒一棒跑下去，一切早已开始，一切远未结束。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们仍需风雨兼程。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我们走过万水千山，创造了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辉煌历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全党各族人民要会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惊天动地！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简史》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摧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控制权,没收了对外贸易中的官僚资本,设立了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组建国营对外贸易企业,改造私营进出口商,从而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对外经济贸易也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60年代“反帝反修”;70年代动荡与结束;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高歌猛进;新世纪初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上升为经济贸易大国。
一、 50年代(1950-1959年)
50年代横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前两年(1958-1959年)。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主,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
新中国百废待兴,因此迫切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对外交流,迅速恢复并发展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但是,美国于1950年6月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悍然宣布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妄图以海上封锁和贸易禁运达到扼杀新中国的目的。当时美国操纵联合国对中国进行的封锁禁运,参加国将近50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即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从而形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实际上是打开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一扇门”,而对其它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另一扇门则被迫关闭,但这并非我们的本意,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从外部将这扇门堵死了。
从对外贸易方面看,1950年的进出口总额为11.35亿美元,增加到1959年的43.81美元,增长3.8倍。从出口方面看,1950年为5.52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0.91%,居第27位。1959年则增长到22.61亿美元,增长了约4.1倍,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提高到1.95%,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排位也提高到12位。出口贸易依存度1952年为4%,到1959年提高到5.42%。从进口方面看,从1950年的5.38亿美元上升到1959年的21.2亿美元,增长3.64倍。
从贸易平衡角度看,1950-1955年连续6年逆差,1956-1959年则连续顺差,1950-1959年累计逆差11.48亿美元。
从商品的进出口结构上看,50年代我国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比重前期占将近80%,主要是大米、大豆、食用植物油、冻肉、茶叶、桐油、绸缎、呢绒、棉布、稀有金属及有色金属等。进口则以国民经济急需的设备物资为主,主要是苏联所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包括钢铁、有色金属、重型机械、汽车、航空、煤炭石油、化工、电力、电讯等成套设备和技术,以及机械、仪器、车船、原材料等物资。
从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上看,整个50年代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占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与苏联的贸易额占总额的50%。此外,与亚洲、非洲的独立国家建立了贸易合作关系;为了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积极扩大对港澳出口及经港澳的转口贸易,开拓对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的民间贸易和政府贸易。1950年与我国建立了经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只有46个,到50年代末则达到了82个。
在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方面,50 年代主要是借用苏联政府的贷款,共11笔,总金额12.4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与苏联共签订了引进304个项目的成套设备(包括一五计划时期156个重点项目)和64个单项设备装置的合同,其中建成和基本建成的有149项,涉及钢铁、电力、机械、军工、煤炭、石油、化工、建材、纺织、轻工、食品及广播电信工程项目,为新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此外还与苏联、波兰共同投资创办了5家合营企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二、60年代(1960-1969年)
60年代跨越“二五计划”的后三年(1960-1962年)亦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63-1965年)和前期(“三五计划”时期的1966-1969)。这是多灾多难的10年。先是中苏关系破裂,然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经过三年调整,国民经济刚刚有所好转,紧接着又爆发了。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处于停滞、徘徊状态,进出口额基本上没有多少增长。1960年进出口总额为38.09亿美元(比上一年下降13.06%),之后连续下降,三年调整时期结束后的1966年才超过1959年的水平,达到46.14亿美元,此后爆发,外贸一路走低,1969年的进出口总额仅为40.29亿美元,整整倒退了10年。60年代贸易总规模仅比50年代增长了1.34倍。
从出口方面看,1960年的出口额为18.57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到1.44%,位次也降至第17位。1969年增加到22.0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到0.80%,位次也降至第21位。出口贸易依存度1960年为4.34%,到1969年降至3.08%。从进口方面看,1960年进口额为19.53亿美元,到1969年却下降到18.25亿美元。从贸易平衡的角度看,除1960年是逆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顺差,累计顺差18.67亿美元。
从商品的进出口结构上看,60年代我国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结构没有大的变化,但增加了轻纺产品出口的品种和比重。60年代末在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比为60%:40%。进口除了机械设备及原材料外,还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增加了粮食进口。60年代末在进口总额中,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比为72%:28%。
6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锐减,贸易的主要对象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西方的两个主要贸易对象――日本和西欧的经贸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到60年代中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已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2%以上,此后这一比重还在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对港澳地区的贸易进一步发展。到60年代末,我国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
中苏关系破裂后,60 年代中国主要利用西方国家银行的卖方信贷,以延期付款方式从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瑞典、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日本等国引进了65项先进技术设备,主要用于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总金额(包括利息)2.8亿美元。
三、70年代(1970-1979年)
70年代跨越后期(1970-1976年)及“五五计划”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动乱结束,通过拨乱反正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这是带有转折性质的10年。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主要原因是70年代前期,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治理整顿有成效,后期结束,对外贸易加速发展。
1970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45.86亿美元,1978年达到了206.8亿美元,增长4.5倍,这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外贸的历史最好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进出口额又增加到293.33亿美元,比1970年增长了6.4倍。
从出口方面看,1970年的出口额为22.6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只占0.72%,甚至低于建国初期的水平,可见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灾难之严重,位次也降至第29位。1979年出口额增加到36.5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虽回升至0.83%,但位次却退至第32位。出口贸易依存度1970年为2.52%,到1979年回升至5.24%。从进口方面看,1970年进口额为22.6亿美元,到1979年增加到156.75亿美元。从贸易平衡的角度看,70年代逆差和顺差各占5个年份,累计逆差额17.93亿美元。
从商品的进出口结构上看,到70年代末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提高,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比变为53.6%:46.4%。70年代末进口商品结构基本没有变化,主要是1972-1977年间中国从十几个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进口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比为71.8%:28.2%。
70 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进一步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恢复了贸易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与大多数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欧共体建立了正式关系,这样,从60年代开始的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编织的从日本到西欧一直到美国“一条线”战略形成。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对象的新变化:对西方国家的贸易进一步扩大,对亚非拉国家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加强。
70 年代初,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外关系迅速发展,技术引进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整个70年代引进了众多石油、化工、化纤、电站、采煤、轧钢等设备,总金额39.6亿美元。这对于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80年代(1980-1990年)
80年代是中国“六五计划”和“七五计划”时期,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现了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对外贸易高速发展,1980年进出口额为378.2亿美元,1989年则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116.78亿美元。到“七五计划”末期的199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36亿美元,是1980年的3.05倍。这主要归功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从出口方面看,1980年的出口额为182.27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为0.92%,位次为27位。1990年增加到620.91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1.80%,位次也升至第15位。出口贸易依存度1980年为6.03%,到1990年升至16.10%。从进口方面看,1980年进口额为195.5亿美元,到1990年提高到533.45亿美元。从贸易平衡的角度看,这11年中有8年是逆差,3年顺差,累计逆差174.3亿美元。
从商品的进出口结构上看,出口商品结构完成了由农副土特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到以加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转变,到80年代末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比为34.7%:65.3%。进口商品加工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进口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比为80.6%:19.4%。
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得到贯彻实施,在调整对外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苏联东欧国家开放,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使得对外贸易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到80年代末期中国已与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突破了利用外资方面的,80年代利用外资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看,80年代外商协议投资金额累计403.6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89亿美元,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9049个。中国借用外资(外债),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及国际市场融资也都有了重大发展。
五、90年代(1991-2000年)
90年代是中国“八五计划”和“九五计划”时期,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并提前实现了初步小康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对外贸易额由1991年的1357.01亿美元激增至2000年的4743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
从出口方面看,1991年的出口额为719.1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0%,位次为13位。2000年增加到2492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3.86%,位次也升至第7位。出口贸易依存度1991年为17.7%,到2000年升至23.18%(初步估算)。从进口方面看,1991年进口额为637.91亿美元,到2000年提高到2251亿美元。从贸易平衡的角度看,只有1993年1年是逆差,其余8年均为顺差,累计贸易盈余1718.2亿美元。
从商品的进出口结构上看,9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完成了由粗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到以精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的转变。2000年在出口总额中加工制成品占90%以上,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就占42.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商品加工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进口中工业制成品仍占主要地位,初级产品进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进口占有重要地位。2000年在进口总额中初级产品占19.28%,工业制成品进口中,机电产品占总额的42.5%,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占21.68%。
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贸易伙伴(包括尚未建交的国家),目前已经达到220多个国家和地区。90年代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相继提出了“以质取胜”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科技兴贸”战略和“走出去”战略。这四大战略一方面促进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对象的多元化,分散了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风险,巩固了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质量和档次,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90年代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显著的增强。整个90年代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共计3277.93亿美元,自1994年以来始终排在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首位。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6767.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3486.2亿美元,累计批准364345家外商投资企业。在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欧美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增多,利用外资的质量明显改善,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平均单项投资金额明显增大,外商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出现了积极的态势。
六、21世纪以来(2001―2009年)
21世纪头10年是我国“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时期,也是我国抢抓战略机遇期,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重要时期。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对外贸易额在短期内接连跨越1万亿美元、两万亿美元的台阶,由2001年的5096.5亿美元激增至2008年的2.5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23%,中国已经成为位居世界第三的贸易大国。
从出口方面看,2001年的出口额为2660.1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3%,位居世界第6位。2008年增加到1.43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提高到 8.9 %,位次也升至第2位。出口贸易依存度2001年为22.6%,到2008年升至32.5%。2009年以来,我国外贸出口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一直维持负增长,但7、8两月的出口规模均超过千亿美元,1至8月出口额已达到7307.4亿美元。
从进口方面看,2001年进口额为2435.5亿美元,到2008年提高到1.13万亿美元;2009年1-8月份,进口额达到880亿美元。从贸易差额看,2001-2008年均为顺差,从225.5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954.5亿美元,2008年我国贸易顺差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一位,8年累计贸易盈余9475.62亿美元。
从商品的进出口结构上看,新世纪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具体表现为初级产品出口份额进一步降低,工业制成品份额继续提高,尤其是以精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速较快,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动力。2001-2008年,初级产品出口份额由9.9%下降到5.0%,相应地,工业制成品出口从90.1%上升到95%,其中,机电产品出口约占6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约占30%。同时,进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进口中工业制成品仍占主要地位,但初级产品进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进口增加迅速,尤其是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等产品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
总体来看,2001年初级产品进口份额为18.78%,2008年超过25%,而制成品份额则在下降,可见,我国能源原材料稀缺程度日益严重,成为我国进口增长的重要商品。
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多边、区域和双边三个层面积极拓展国际贸易空间,有力推动了我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外贸市场的多元化分布。在多边层次,按照入世承诺,我国平均进口关税从2001年年15.3%降到了2008年的9.8%,全部取消了对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作为WTO成员,中国积极参与WTO多哈回合谈判,为多边贸易自由化作出了贡献。在区域合作方面,我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我国还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FTA),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未来我国还将与更多的贸易伙伴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届时,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也将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从双边层次看,中国在继续深化大国经贸关系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国家市场,巩固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同时,倡导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互利共赢发展战略,努力构建和谐经贸伙伴关系,使我国与不同类型国家的经贸关系全面蓬勃发展,拓展了我国贸易空间,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从利用外资看,为了适应加入WTO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要求,中国外资政策也进行了较大调整,大幅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的限制性规定,加大了包括服务行业在内的开放力度。2007年3月,全国人大还通过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内外资企业统一25%的所得税税率。这一时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从2001年的468.78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923.95亿美元。尽管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10月以来FDI连续10个月出现负增长,但2009年8月份FDI首度出现正增长,而且在世界最具吸引力投资目的地排名中,中国仍居首位。同时,利用外资理念从“引资”向“选资”转变,外资规模、高新技术类项目、欧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增多,利用外资质量进一步改善。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反垄断法》,我国正式拥有了自己的“经济宪法”。
［关键词］旅游产业;初始条件;转型;张家界。
“进入21世纪，我国旅游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了明显变化。概括地说，旅游业正处于一个黄金发展期、产业转型期、战略提升期、矛盾凸显期。”［1］旅游产业转型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成果较多集中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总体背景下旅游产业发展趋势(马波，1999)、产业政策(唐留雄，2006)、面临的问题(马波，2007)、发展模式(夏卫红，刘嗣明，2008)等方面，此外，张辉等(2005)对转型时期的环境、制度与模式等问题予以关注。上述成果实际上讨论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假设条件下旅游产业转型的共性特征，然而共性特征并不能掩盖旅游产业发展初始条件的差异所造成的转型路径与绩效的差异，因此，旅游产业转型的初始条件及其对转型的影响是研究旅游产业转型极其重要的一环。
一、张家界旅游产业转型的初始条件。
中国的旅游产业转型在本质上是一个以产业现代化为目的的旅游体制转换过程，体制转型与产业发展密不可分，体制转型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而产业发展也为体制转型创造条件和动力，它们共同统一于旅游产业转型过程当中。旅游产业转型的初始条件则是旅游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初始条件是自然科学经常使用的一个学术术语，它是指产生某个结果的所有原始条件的总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初始条件主要是指转轨国家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最初形态，如转轨开始时的人力资本存量、法律结构、法制意识及经济结构等。转型经济学也注重对初始条件的研究。“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运动，它涉及多个方面的制度变迁，而各个小的变迁又与变迁的初始条件、变迁的过程，以及变迁的结果及其评价等各个方面相联系，这就决定了社会转型必定是异常复杂的，甚至难以从纯经济一个方面加以解释。”［2］在旅游产业转型研究中初始条件与世界银行所讲的初始条件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在这里，初始条件是指转型初期的资源、历史文化传统及地缘、产业结构、制度等的总称，它既是旅游产业转型的前提和条件，又是旅游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前提。
(一)资源因素。
旅游产业研究中的资源是指旅游资源。旅游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传统旅游业的旅游资源观比较典型的是国家旅游局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制定的《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试行稿)》中对旅游资源的定义:“所谓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有吸引力、能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具备一定旅游功能和价值，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事物和因素。”按旅游资源的成因或其属性分类，旅游资源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型。前者是指地貌、水体、气候、动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所构成的、吸引人们前往进行旅游活动的天然景观，具有明显的天赋性质;后者内容广泛、类型多样，包括各种历史古迹、古今伟大建筑、民族风俗等等，是人类活动的艺术结晶和文化成就。现代旅游业中除了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外更注重挖掘当代各种社会资源(工业、农业、文化、科技、教育、康体、重大节事、现代科技成就、军事工程等等)，依托整个现代城乡环境，依托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不断扩大旅游供给的品种和质量。社会资源无限论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旅游资源的禀赋的差别形成区域旅游的特色。张家界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可以从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其资源品质的一系列认定中见出:1982年被批准为中国首个国家森林公园;1992年武陵源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1年被命名为国家地质公园;2004年又被国际地质联合会授予“世界地质公园”称号。目前，张家界以森林公园、索溪峪、天子山三大景区为核心，以茅岩河、黄龙洞、天门山、普光禅寺等为卫星景区，景区总面积达500km，融山、水、洞和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为一体，是中国少有的大规模、高品位的旅游风景区。魏小安等(2002)在分析中国世界遗产(包括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时认为，世界遗产资源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市场拓展的重要品牌，是发展全国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3］。张家界因拥有世界自然遗产而使旅游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在开发张家界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不仅充分展现了自然景观，增加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挖掘了旅游潜力，创造了宣传效应，更重要的了丰富了旅游品种，形成了新的旅游社会资源。直升机两次飞跃天门山的惊险表演，通过电视的直观报道，吸引了世人的注目，激发了旅游者的探险心理。这个事件和由此生成的话题，已成为附加于天门山自然资源之上的新的社会资源，由此产生的旅游产业效益是可观的。飞行事件是无形的资源，而横跨山峰的观光索道及观光电梯，则是有形的新资源。张家界奇峰林立，神奇秀美，索道实现了多角度的观览，最大程度的展现了自然资源的特殊禀赋与其观赏价值，“无限风光在险峰”，现代科技使游客的观览、猎奇心理得以满足，而它本身也是新的旅游社会资源。土家风情园和大庸府城则很好地展现了土家民俗风情。据统计，张家界
开发旅游以来，游客人数由1989年56．5万人次增加到2007年187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也从1989年的2491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实现旅游收入91.25亿元，其中门票收入11．12亿元。张家界旅游经济效益是独有的自然资源、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的人文资源和和利用现代科技开发出来的新的社会资源合力的结果。
(二)历史文化传统及地缘因素。
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渗透在社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之中，使人们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作出不同的反应。它们对旅游产业转型方式和绩效的影响更为深远，有可能加速或迟滞产业转型的过程，进而影响了产业转型的路径和绩效。随着市场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传统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制度变迁的反应程度也不一样。张家界地处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是中国中西结合部，属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2007年末总人口162．39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就达117．68万人，其中土家族103．17万人、白族11．38万人、苗族2.71万人。张家界在开发旅游前区位闭塞，经济落后。由于世代依山而居，形成固定的生活方式和稳定思维习惯，旅游景区的开发，打破了长期的封闭，部分居民抵触心理严重，不愿搬迁下山，影响了景区的开发速度和整体规范。因此，开发初期，政府的参与是必要的，以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和模式适应了现实情况，有利于旅游资源的开发，这是其后产业转型的必经阶段。
(三)产业结构因素。
这里研究的产业结构包括三大产业结构和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张家界1989年建市之时，第一产业的产值为47．0%，第二产业为18．7%，第三产业为34．3%，是典型的经济落后的农业地区。第一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到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第一产业的产值为41．0%;第二产业为18.4%;第三产业为40．6%。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张家界的旅游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速度缓慢，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虽有下降但仍然占据最大份额。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张家界的第一产业的产值为22．7%;第二产业为21．1%;第三产业56．2%。从中可知旅游产业的主导地位已经完全确立。2006年三次产业比重由47∶18.7∶34．3调整为16．4∶24．2∶59．4。2007年时，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16．8%、23．8%、59.4%。从中可以看出张家界国民经济增长从建市时的第一产业带动演变为第三产业带动的特征。相关研究表明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转型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旅游产业具有门槛低、就业容量大而且灵活、产业带动型强等特征，相比较而言在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具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区域发展旅游业具有比较优势。
张家界旅游产业内部的所有制结构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形态。张家界旅游开发是在改革政策实施以后进行的，地方和部门成为旅游产业经济运行中极其活跃的利益主体，在投资、上项目等方面拥有很高的积极性。同时，张家界是在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发展旅游业，为满足发展需要从一开始就大力引进资金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产业开发，产生了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既是旅游产业转型的结果，也是其加快转型力度的积极因素。
(四)制度因素。
张家界旅游产业是在旅游立市的定位以后得到快速发展的，地方政府在发展初期担当了“先驱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中国特殊的所有权制度使得很多旅游资源和产品归政府所有，并且在政府内部又有多个管理主体。首先，不同资源性质的旅游资源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如，1988年国务院正式确立武陵源为部级风景名胜区，由建设部门管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八大公山部级自然保护区”由林业部门管理;“贺龙故居、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省委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普光禅寺、玉皇洞石窟群、老院子”等8处人文古迹由文化部门管理。由于历史的原因，“风景名胜区”体系在旅游资源管理中占据主体。其次，具有不同资源特征的同一旅游资源同时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张家界的旅游资源在管理上呈现“多龙治水”，旅游、规划、林业、国土、文化、宗教、建设、水利、环保等部门都有相应的管理权限。
张家界旅游产业是在政府主导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管理体制在旅游发展的前期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旅游景区的建设和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旅游产业是需求推动型产业，政府主导模式下不可避免要发生诸如资源配置效率低、企业发育水平低、产业效益水平低等问题，并且容易形成狭隘的利益集团。这是由于在旅游资源管理中，政府的各级各个管理部门都在扮演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是资源性资产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二是国家行政管理者。这两种角色存在一定矛盾，影响了旅游产业转型的速度和产业效益的增加。如黄龙洞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谈判就长达8年之久。
二、旅游产业转型初始条件对产业转型。
的影响初始条件对旅游产业转型的影响基本符合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规律，即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各种制度选择将会对未来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与绩效产生影响，从而加速或迟滞制度变迁的过程［4］。初始条件对旅游产业转型转型的路径和绩效的影响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初始条件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旅游业是一项极富特色的产业，是集“游、购、娱、吃、住、行”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旅游开发必然带动各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推动区域经济实力的成长。张家界依赖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政府推动下发展旅游业，尤其在1993年以后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为促进张家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系列的制度创新，如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使旅游也迅速成为第三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主体力量，由经济落后的农业地区成长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后工业地区，对于属于典型“老、少、边、穷”地区的张家界，这种变化显示了产业转型的效益，体现在旅游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尤其在2001年以后比重不断增加，到2007年达到了60．3%。张家界地区在旅游开发之前除农业以外仅有的产业是林业，属于一种资源输出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也取得了经济的一定增长，但环境退化、污染严重、产业结构单一、抗周期性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差，对独特的地域文化加以保护和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在旅游开发之后，随着旅游产业转型进程的步伐，张家界不仅摆脱了旧的发展模式而且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使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互为依存。第二，初始条件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表现出有序的阶段性。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这些生产要素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是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的演进过程。它反映了一定的人均国民收入和一定水平的产业结构的密切相关，即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高附加价值化”的趋势，高附加价值的部门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19年来张家界的产业结构变化，正体现了上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向。同时，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发生相应变化。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排序由第一、第三、第二产业转变为更为高级的第三、第二、第一产业，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合理化阶段的任务，进入产业结构升级与高级化的阶段。初始条件对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①张家界旅游产业是在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共同协调得到成长的，即政府理性构建与市场主体自发演进共同作用调整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②张家界是以独特的山水风光为依托发展旅游产业，来张家界的旅游者大多数是观光而来，但是随着旅游需求的形式与规模的变化会带来行业结构的调整。③张家界开发初期的多元主体所形成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形式为旅游产业结构顺利转型优化提供了基础条件。
第三，初始条件对旅游客流及收入的影响。20多年来，随着高品位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铁路、高速公路的修建与开通，华天、最佳西方等高档次酒店的进入等，使张家界旅游发展的基本条件趋于成熟。1989年以来，张家界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064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30．13亿元，尤其在加入WTO后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增长迅速。由统计数据可知，张家界旅游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客流增长，旅游收入增长与游客数量增长成正比。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和农民的收入也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得到明显提高。张家界旅游业的主导地位虽然十分突出，但目前客流量已达到甚至超过旅游承载能力，受旅游环境容量限制，依靠增加客流增加旅游收入将受到限制，必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第四，初始条件对旅游产业转型路径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中国旅游产业转型是两种力量推动的结果:一是受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旅游业发生转型，这是旅游产业外部力量推动形成的制度上的转型;二是受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旅游需求变化的决定，旅游产业发生转型，而这种转型是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是一种旅游产业发展自身的变型。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旅游产业转型的具体路径也呈现多样性特征。内生制度变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自我深化”的锁定过程，最初的结构性安排决定了今后的发展道路，由于存在充分竞争的完全市场和交易费用高昂的不完全市场以及制度报酬递增产生的自我强化机制，制度变迁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条是相互依存的路径，经济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另一条是闭锁路径，指制度向好的方向关闭了。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是内生的，它无法超越“制度可能性边界”，这就是所谓的锁定效应。张家界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旅游产业是其经济的增长高地，成了经济要素的集聚之所。在其巨大的吸纳力作用下，各种经济要素被固化在旅游产业领域，与此相对比，其他产业处于弱质和从属地位，难以形成产业吸引力，发展机会明显减小。当旅游消费需求升级时，单纯观光型资源的张家界旅游产业竞争力降低就不可避免。由于锁定效应，观光资源型旅游产业发展的应变性、适应性均较差，相反却具有较大的发展惯性和超稳态性，不能及时应对市场需求变化。
张家界旅游业是依托山水自然风光以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群众参与”是目前张家界理想的运作方式。同时，由于受自身环境承载力和资源特征的制约，其转型在遵循以满足旅游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原则下，按照“初级阶段单纯观光旅游———高级阶段品质型综合型观光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旅游———体验旅游”，“点线旅游———板块旅游”的发展思路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提高张家界旅游产业素质。
三、结语。
首先，从旅游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初始条件对旅游产业转型的绩效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但初始条件并不能完全决定产业转型的绩效。旅游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开放系统，旅游产业转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等。其次，对旅游产业转型的初始条件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应该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不应偏重初始条件对转型绩效某一方面的影响。张家界在发展旅游业之初，落后的农业经济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对于张家界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随着旅游产业经济的发展，低素质的劳动力大量进入旅游业又影响了旅游产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客观上阻碍了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影响产业转型的绩效。综上所述，对旅游产业转型的初始条件应当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加以全面客观地认识，要根据特定的初始条件制定符合本地区的转型战略，这样才能克服初始条件的不利影响，或者充分利用初始条件的有利方面推动旅游产业转型的顺利进行，相反，盲目克隆是注定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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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沙特 石油经济 经济 中心经济
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因其强势的石油王国地位，深邃奥秘的文明以及保守政治和开放经济的完美结合，吸引着全球关注的目光。尤其是素有“黑金子”之称的沙特石油，更是在国内外经济、能源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石油收入能够占据到沙特出口总收入的90%，预算收入的75%-85%和GDP的45%；并且非石油生产部门如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等以石油导向为基础的投入已超过总投资的55%。[1]而且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国和出口国，其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22.1%，储采比长达67.8年；日出口量为6813.1桶，占欧佩克日出口量的31.56%。沙特石油价格的变化不仅对沙特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对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构成影响。由此更需要我们加深对沙特石油问题的认识。
从沃勒斯坦的“中心-”理论来审视沙特的石油经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石油经济因其初级原油生产及其地租特性而成为世界经济圈的经济；但在阿拉伯经济圈中，石油经济又因其“衍生依附”（derivative dependency）和“潜父权制”（preoccupied paternalism）优势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经济。所谓沃勒斯坦的“中心-”理论，主要是认为世界经济由不同的区域经济圈所构成，世界经经济圈的中心经济、经济时间结构上是历史地延续，空间结构上是适时地变化。[2]
本文所指的石油经济，主要是指以石油工业发展为基础，所形成的前向、后向相关联系产业。为清楚阐明沙特石油经济的双重特性，本文主要以20世纪70年代石油繁荣时期为考察段限。
沙特石油经济—世界经济圈的经济
关于经济的特征，沃勒斯坦曾指出国家由于专业化生产融入到世界经济圈，但又因专业化生产而被边缘化；经济的生产只是一种简单生产再重复。[3]如果我们以此来分析沙特的石油经济，就会清楚地看到石油经济所处的依附地位。沙特依靠原油出口和世界保持联系，但对原油出口的依赖，很容易形成简单再生产。我们可以参看沙特的石油出口比例表。
沙特石油出口比例表
《历史课程标准》体现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近几年中考历史体现以上三种史观，而且考点的重点就在于这种新史观。所以在初三历史复习中要把握新课程内容，认真领会新课标要求，用新史观来整合历史知识，用比较方法提高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
第一，采用现代化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现代化史观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观，它是以工业化为核心，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心理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代表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法制化、民主化、都市化、理性化、科学化、大众化、通俗化、世俗化。
我们在新课程历史复习教学中，可以用现代化史观论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展。帮助学生整合与比较历史史实，建构历史知识体系。
川教版世界近代史可以这样整合与比较：
第一阶段：时间是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17-18世纪启蒙思维传播，为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提供思想条件。事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英国、法国、美国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出现。当时中国是典型农业国，处于农业文明，与世界现代文明无关，经济处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封建经济，中华文明遭到猛烈冲击，被西方列强强行拉入现代化文明进程之中。
第二阶段：时间是18世纪至20世纪初，两次工业革命，俄国、日本通过改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美国通过南北战争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形成。
比较中国历史近现代化历程是：由科学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而世界历史近现代化历史是由思想文化到政治制度，再到科学技术。两种不同历程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认识世界观念及水平相关。
第二、采用文明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基本内容是人类创造文明成果的过程，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表现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新课程复习教学中应把握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史线索和历史规律。全面把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演进的历史线索与规律。从教材分析中得出：政治文明演进是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主权在君（王）到主权在民，物质文明演进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精神文明演进是从愚味落后迷信到科学。
教学中可用对同一地区文明进行比较整合。如中国历史政治文明发展进程是，夏商周早期政治制度--以血缘为纽带，政治制度已形成，如分封制。但不巩固。秦汉唐元明清时期是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如皇帝制度、中央集权制等。民国时期是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新中国成立时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
总结过程是从专制到民主，从治到法治，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同理世界历史政治文明发展过程是：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制度约定为准，封建社会是专制集权加强，英国、俄国、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美国、法国建立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教学中也可以把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进行整合与比较。比如中国唐朝政治文明：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物质文明：农业、商业城市；精神文明：思想、文化、艺术。比如英国：政治文明是君主立宪制（《权利结案》）；物质文明是工业革命，精神文明是文艺复兴时期创造的思想文化艺术。
在教学中也可以把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文明比较。从而更好学习理解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比如比较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不同，西方政治文明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中国政治文明是君主专制制度。西方物质文明是工业革命，中国物质文明是传统自然经济。西方精神文明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全面落后于西方，表现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
第三，采用全球化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我认为，全球化史观兴起与经济全球化相关。全球化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历程就是整过世界的形成过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全部，是世界各地区、各种文明在各自发展和互相融合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逐渐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全球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世界历史不仅是国家地区民族和文化总和，而且是人类和全球是一个整体，要求我们从全球化的大视角整体去研究世界历史。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要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来学习历史，考查分析历史，全面探讨世界历史各时期的时代特征、发展主流和总体趋势，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
世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近现代史都可以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分析。
教学中，我们可以用全球化史观，对世界近代史做整合与比较。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我们认为全球一体化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后出现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在世界近代史上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革命、科技革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一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相关的知识包括文艺复兴、启蒙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改革以及调整、深化；二是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形成，相关知识包括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和争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及世界殖民体系形成；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统一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广泛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强行把落后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第二，从全球化中认识世界现代史的发展。世界现代史全球化趋势更加强化。全球性国际组织不断出现，如国联、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等的建立，区域性集团不断形成和不断完善，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建立，世界各国经济往来和交流更加密切，充满了竞争性和依赖性。如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经济援助，二战后第三世界加强交流和合作，如亚非会议召开、不结盟运动。
关键词：初中物理 实验教学 家庭实验 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2（c）-0219-02
物理学是认识世界的科学，也是改变世界的科学。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也让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世界。物理学还蕴涵了丰富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人们科学素养的培养具有重大教育功能。物理学首先是一门实验科学[1]，科学家从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中观察总结世界规律。物理学中动量守恒定律、质能守恒定律以及角动量守恒定律这三大守恒定律都是从实验实践之中总结得出，其适用范围远超最初想像。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从低速宏观领域到高速微观领域，都普遍成立。近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引发了物理学的革命，对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材料、能源、环境、信息等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的方式，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两大支柱分别是从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中诞生，这充分说明实验是物理学基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初中物理是学生物理课堂的启蒙阶段，对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和世界观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但是科普的任务还任重道远。因此，初中物理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初中物理教学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提高全体学生科学素养为目标的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对我国全民科普重任的完成不可或缺。物理教学中的实验教学，对学生动手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以及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培养，尤为重要。该文将就初中物理实验教学展开分析。
1 应用
初中物理课程是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此阶段的物理课程，不仅仅是单纯知识的传授，还应该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以及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方面的培养。初中物理课程还是一门注重实验的自然科学基础课程。此阶段的物理课程应注意让学生经历实验探究过程，学习科学知识和科学探究方法，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对于初中物理实验教学值得深入探索。
初中物理实验教学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传统的课堂实验，以老师讲授演示实验为主，学生观察现象分析原因。这个部分的实验应该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为首要目的。“好奇心是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类正是有着仰望天空的好奇心，才有了蓬勃发展的科技。科学发展史也证实了这一点，好奇心在推动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能有效帮助学生开展学习，高效掌握更多知识，而物理实验正是非常有效的能激发学生好奇心的教学手段。传统的物理实验教学中，各种经典实验设计在传统环境下都几臻完美，但现今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教学手段也要与时俱进[3]。初中生相较以往视野不再局限狭窄，传统的实验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且在视觉、听觉等表F上显得不够具有冲击力和吸引力，难以吸引学生。新的实验应该紧跟热点科技信息，加强科普教育，并借助信息技术开展物理实验教学，从而显著提升教学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达到提升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例如，2016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赵忠贤院士和屠呦呦女士。赵忠贤院士研究领域是高温超导体，以此为引，可以向学生介绍定义电阻的欧姆定律和磁铁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性质，通过多媒体展示超导体的研究历史及其零电阻和抗磁性两大特性，并让学生积极参与超导体应用前景展望。最后通过实验演示，让学生了解电阻的测量与磁铁性质验证。这样，结合现代化信息手段，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有了明显的进步，学生学习效果将有显著提升，同时进行了科普教育，对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初中物理实验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庭实验，这在以往教学中经常被忽视。实际上，物理是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学科之一[4]，课堂实验教学时间有限，主要目的为激发学生好奇心和让学生了解基本原理，而巩固实验原理与进一步探索和运用到生活实际都依靠家庭实验来完成。家庭实验是物理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优势是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让学生开展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可以让学生充分感受物理的趣味性，加深对课堂课本知识的理解。初中生处于成长阶段，有对新鲜事物接受速度快，好奇心强等优点，但也存在自主能动性差，总结归纳能力不足的缺陷。因此，对于家庭实验，需要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开展。卢梭说过“教师的职责不在于教给学生各种知识和灌输各种观念，而是在于引导学生直接从外界事物和周围事物环境中进行学习，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合，从而使他们获取得有用的知识。”家庭实验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课堂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开展对生活中实际现象进行观察，分析物理本质，有意识地布置相关家庭实验作为家庭作业，同时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家庭实验，增强学生动手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传统家庭实验受客观条件限制，容易在试验中遇到实验精度低、实验器材缺乏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在现代信息社会已不复存在。当代电商平台异常发达，相关设备的购买极其简单。常见的简单仪器和器材在网店都有出售，学生只需小笔花费就能获得大量的实验器具进行试验。例如对于彩虹的形成，学生可以网购三棱镜在家进行观察，认识到原理后进一步通过水龙头喷出水雾制造彩虹。总而言之，在现在信息时代，家庭实验以往存在的大部分缺点已被克服，家庭实验能更好地让学生学以致用，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提高学习主动性和学习效果。
2 结语
物理实验对物理学发展起重要作用，物理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重要组成部分。在初中物理学启蒙阶段，需要格外认识到实验教学的重要性，避免学生面对枯燥的理论公式产生厌学情绪。在教学中，物理实验要有趣味性，实验现象需具备较强的视觉或听觉冲击力，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需要特别重视家庭实验，引导学生课外开展家庭实验，让学生亲身参与探索自然规律，增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科学素养，为全民科普提供有效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建英.物理实验教学与能力培养[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19）：82-83.
[2] 徐琳.关于物理实验教学的几点思考[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20）：32-35.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 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 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 —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 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 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 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 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 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 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 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 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 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 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 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 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 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 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 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条件的转化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了 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具有三个有利因 素：其一，具有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其二，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 动力资源；其三，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是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业化 初期，对推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战前的经济形态大多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独立后 实行工业化的初期，在外国资本进入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蓬 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 产提供的高额利润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与发达国家 的经贸往来中，以极其低廉的自然资源、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因此，第三世界 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客观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 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 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 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 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 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的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在历史上，西方国家 通过殖民化解决了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 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却无法重复西方的作法，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大多 具有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衰退主 要表现在粮食危机上。战后初期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 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饥荒。90年代以来 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 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 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这一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 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 中国家及地区在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 ，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 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 ，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 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 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 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 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 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 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社会结构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 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那么，发展 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说到底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 然资源。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 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一 直在不断扩大。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 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另据联合 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 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 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 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 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 992年最低工资标准降至70雷亚尔，巴西有11.6%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只达到这个标准。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为基础的。1985年 至1991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48%， 比同期四国的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 扩大了出口，但并没有带来本国技术水平的升级。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虽在一定阶 段内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剩余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进而加剧了 本国的社会分化，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期 ，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危机前泰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但泰国 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达55%，而 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内需产业的需求约束，造成了居民，特别是 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并进而使剩余资本大量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社会分化 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泡沫经济膨胀的深层原因。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第三世界工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日益减损。在工业化初期， 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自然“经济互补性”很强 。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加强、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 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压力。南北经济关系中互补性相对减弱，竞争性相对 加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使第三世界国家深 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国家了，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 改变，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broad，1988）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 中一种特殊的发展现象。如果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的话，我们认为：它 具体的意味是“发展陷阱”有可能最终断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可能的后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 于“”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与衰退，势必对于“中心”地带产 生反馈，势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中心”的反馈
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对于西方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 行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研究。根据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 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的问题与危机，可能将依以下三个步骤对于“中心”产 生影响。
首先，在发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况下，第三世界作为西 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这一阶段“”表现出对于“中心”的 经济重要性下降。这一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 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 地区。其中当时经济增长迅速的拉丁美洲国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第三世界直接 投资的50%。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 、衰退状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减少，并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1984～19 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50%。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 投资总比重中的份额，从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陈雨露，1997）80年 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爆发危机 以来又大幅度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 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 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场所和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加剧了西方的资 本和产品的过剩，对于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泡沫化”起了促进作用。在当代世界经济 体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际经济物品的生产，而相形之下西方经济日益“ 泡沫化”，即在经济总量在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实质性物质生产活动却在日益 下降。
以美国为例，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 均的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 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 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 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按 人口平均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铜下降 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构 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矿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国外贸 逆差中最大的一组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90年代初这三项产品中的 贸易入超均在450亿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达578亿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贸易的巨额入超， 主要是运输工具及零部件、轻工类产品、电器类产品等等。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 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在整体经济活 动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然而，与实物经济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照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的急 速扩张。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与金融的关系总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大 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国际金融交易总额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际贸易增长。90年代以 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平均以每年23%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实际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实 物生产增长迟缓，造成了严重的资本过剩。1997年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过 剩和回流现象更加突出，过剩资本大量涌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而造成了西方资本货币市场 的虚假繁荣。1998年美国证券工业协会的有关外国经济活动的报告显示：1998年流入 美国证券市场的净资本达1920亿美元。(business daily，1998)最后，“泡沫经济”酝酿 金融风险，引发范围广泛的经济危机。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日益脱节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金融扩张虽然对西方经济具有短期的有利效应。但是，金融扩张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解矛盾的同时又意味着矛盾的进一步的积累 与扩张。没有实物经济支撑的“透支经济”迟早会发生信用危机。金融危机又将最终反馈 到实物经济领域，造成实物经济的衰退。
2、金融危机对实物经济的反作用
从目前可以观察得到的情况看：在金融高度扩张，金融投机增强，货币经济与实物经 济日益脱离，票面资产与其货币基础日益脱节的条件下，金融企业的破产、倒闭，乃至金 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和连带性等方面的特点。
——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能使一定数量的票面资产成为涉及许多倍的票面资产的衍 生合同的基础，一旦发生投资（机）失误，包括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企业，甚至 政府机构就会因数倍于其总资产的损失而突然倒闭，如近年来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 和美国奥兰治县政府破产案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金融交易方式、规则的变化和金融市场 的进一步开放，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巨大、速度极快，某些重大投机行为会导 致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都是 导致金融危机突发性的原因。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国家间、地区间金融联系的不断增强，加之金 融衍生工具的数量、规模及其复杂性以一种以往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发展，在包括衍生合 同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上出现某些错位或脱节，往往就会引发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美国 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型避险基金公司）突然出现严重亏损，从1998年6月起在 3个月内资产总值剧减90%，濒临破产。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主要是由于俄罗斯 金融危机及俄罗斯政府推迟尝付外债引起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很快又在 欧洲引起了的连锁反应，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瑞士联合银行因购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15%的股权也出现了严重亏损，该行董事长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了当代 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连带性特点。
当代世界经济发生的上述新变化将影响到当代经济危机的模式，使其发生变化。虽然 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由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积累和演化而来，但由于金融扩张又在很大程 度上掩盖了产业危机，使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扩张中得到虚假的解决。因而在金融扩张 的条件下，金融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整体状况。只要货币市场运行正常，金 融泡沫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产业危机就不易发生，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货币经济 的紊乱就会严重地影响实物经济，进而波及经济全局。这种金融、货币危机对于实物经济 的反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已经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发展全面的经济危机的事实所 证明。
从初步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于实物经济造成损害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公众消费预期，有效需求约束进一步加强。在金融扩张的时代，公众广泛 参与各种金融及投资活动，甚至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现象。因此，大量的私人资产是以 股票形式存在的，如美国个人净财富的38%是以股票的形式掌握在个人手里的。一旦发生金 融危机，股票大幅缩水，势必引起公众普遍的资产损失，进而打击公众的消费预期。
第二，企业筹资、融资活动减慢，扩大再生产受阻。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企业通过金融 市场筹措资金必然遇到困难。英国在1987年发生的严重的股市风潮后的一年里，通过发行 新债券筹集到的款项比上一年减少25%。70年代经济危机时，英国企业的并购价值在三年中 连续从13亿英镑递减至2.91亿英镑。
第三，企业利润率下降。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的自有资金的实际使用费用 一般会上升，银行规避风险致使企业要缴付较高的贷款利息。
第四，政府的财政税收受到影响。一方面是政府出售国有企业的计划遇到困难，如俄 罗斯在数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不得不修改原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另一 方面，投资与金融活动的减少又使政府有关的税收相应减少。
目前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金融危机，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形式的经济危机。 它初步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和金融扩张不断加剧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出现具 有一定程度的突发性和连带性特点，某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极易波及相关国家的货币 、金融市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在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染、蔓延，并迅速达到某一国家乃至 国际组织、国家联盟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1997年首先发生于东南亚进而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最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危机 ，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场危机是历史上首次率先发生于“”地带，进而波及“ 中心”地区的经济危机。自殖民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 地带——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首先发生，然后再波及到殖民地或作为“ ”的发展中国家。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直沿袭着这一模式。而这个沿袭已久的模 式已被这场新的危机所打破。1997年和1998年，西方7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和德 国相继发生经济衰退，以及在全球徘徊的金融风潮似乎在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中，发生在“”的阻滞将破坏资本的整体国际循环的可能性。
西方资本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意识到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危机，将对西方发达国 家的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国际知名的 金融资本家乔治·索罗斯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很可能过不了目前的这一关。边缘国 家的经济还没有起色，不经过一番痛苦很难改观。”“在整个亚洲，反美、反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排外的情绪已经在酝酿，连日本都包括在内。”“直到最近，边缘所发生的问题 是有利于中心的。但亚洲危机的正面效应已经开始消退，负面开始出现。……一旦股价反 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这将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 并因而再进一步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 并且及时行动来匡正这些缺陷，否则一定会为其缺陷付出代价，不是这次，就是下次。我 现在就可以说出危机的最后阶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发生于各国 境内，这些运动将设法驱逐跨国公司，并收回‘国家’的财富。有些类似义和团造反的运 动也许会成功，这些成功会动摇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产生自动的下坠过程。这种情形这一 次不发生，就是下一次。”（1998）
3、后殖民主义初露端倪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停滞还将产生政治的后果。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后，对于西方来说，世界按照两个维度，分为四个方面：东 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东方”已不复存在。因 此，面对新世纪，世界对于西方来说，主要是南方与北方，或者说世界更明确地分为：“ 中心”与“”，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 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带，“中心”与“”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 局。
这种格局的界限，在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在韩国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的新成员国沦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国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了。东南亚金融—经济危 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 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了。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 球化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风险多于机会，代价大于利益。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跌入“发展的陷阱”的现实，对于西方来说也构成了 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战。因为，“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同样意味着 资本国际循环的阻滞甚至中断。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维系资本国际循环的畅 通。为此，西方在“冷战”结束后，将战略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战略蓝图 ——“国际新秩序”。现在西方的“国际新秩序”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垫高 与削平。
垫高，是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发展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扶助，以 防止资本的国际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生断裂，继续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纳入经济 一体化的进程。由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在非洲、亚洲地区的冲突热点， 实施维持和平和经济重建，就是垫高的实例。
削平，即对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有望“晋升”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实施遏制。 采用经济控制、制裁，甚至政治干预、军事打击等手段，迫使其继续充当资本国际循环中 的积累对象。近年来西方国家动辄实施经济制裁，利用人权外交频频敲打第三世界国家， 国际资本集团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实施金融袭击，其目的都在于消平或削弱竞争对手。
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利用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发展 中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之机，加紧了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甚至接管其部分 经济主权，更加直接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活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西方国家及其 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国 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南斯拉夫的武装侵略。这些事实与 动向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战后西方国家采取的以经济参与 和经济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 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因此，西方的行动已经表现出更加直接地干涉和控 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事务的倾向。西方战略新调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旧殖民 主义的复归。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面临着被再殖民化的威胁。
参考文献：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
（美）罗宾·布罗德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会再有了》，载《外交》季刊，1988秋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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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登·拉鲁什：《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巨大危险》，载《政治经济述评》，19 9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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