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作为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举措之一,通用汽车公司6月17日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总价值约达1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协议,将通过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间向中国出口整车、零部件和相关设备器械,其中整车出口将包括凯迪拉克品牌等。这项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凯迪拉克等通用汽车在华主要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推动通用汽车在中国这一增长最为迅速的汽车市场的全力拓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应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承诺,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实现统一和透明。我国已依入世时的承诺调整了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税,若此次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后维持原裁定,则须尽快修改《管理办法》使其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进而言之,我国政府更应吸取此次教训,适当、适时、主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调整我国贸易政策。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公平贸易工作通过出口应对和进口调查防范等手段,在应对贸易摩擦、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专业化团队
学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正确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尽管世贸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毕竟是一个为所有世贸成员所认可的贸易机制,可以说是一个为成员国、包括我国在内所承认的较为公平的贸易规则,在将来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要善于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3.加强自律和内部协调指导,避免恶性竞争
综观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教训,经常出现“冷”时无人开拓,“热”时蜂拥而至的局面,甚至为抢夺市场,不惜竞相压降,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润空间,而且还为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口实。因此,为了保证长远发展,我国汽车出口企业应该自律,同时,我国内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发挥自身作用和职能,加强对车辆出口的监管和调控,做好企业协调工作,避免自我无序竞争局面。
4.提高产品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通过扩大投资和加强研发力度、科技创新和引进技术,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产品不断涌现,不仅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地走进国际市场,包括进入美国市场。对此,一方面应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供符合当今汽车技术水平发展方向的中、高端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宣扬我国汽车工业的悠久历史、雄厚现状以及所具备的长远发展潜力,宣扬我国通过竞争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汽车品牌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我国这些汽车产品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国将给予全面的贸易权和分销权。不通过中间商直接进口和出口的权利和通过市场营销的权利,批发和零售、售后服务、储运物流——与分销有关的整个服务领域。有关金融服务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信贷、融资的问题。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我国银行同等的经营权利。在五年内,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也将完全取消。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我国设立的分销体系经营母公司的产品。
参考文献:
[1]王晶琪,吴波.我国汽车整车行业产业内贸易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7,(26).
[2]贾芬阁.我国汽车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经济视角,2006,(6).
[3]武秀娟,王江.汽车制造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策略[J].国际经贸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不仅对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中美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的同时，污染产品的贸易也有增加的趋势。由于中美两国环境标准的不同和环境成本的差异，污染产品的跨境转移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我们的担心。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考察中美两国污染产品贸易的动态变迁，从中找出规律，为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制定环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最终达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赢。 二、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借鉴Gagnon&Rose（1995）提出的标准化的贸易差额NB和标准化的贸易份额NV的计算公式，针对中国与美国污染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和贸易份额进行量化分析。其中 其中Xit为商品i在t时间的出口额，Mit为商品i在t时间的进口额。为本国在t时间的总出口额，为本国在t时间的总进口额。NBit表示在t时间，第i种商品的出口比例和进口比例的差所衡量的第i种商品的净出口。NVit表示在t时间，第i种商品的进口份额和出口份额的均值衡量的第i种商品的贸易份额，体现了第i种商品在t时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 三、中美污染产品贸易的动态变迁 本文所采用的污染产品的分类，是以Smarzynska & Wei（2001）根据美国环保署(EPA)提供的美国工厂实际污染排放和消除成本的数据，将SIC3分位分类的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的高低分为4大类，其中包括高污染密集度产品High，中污染密集度产品Middle，低污染密集度产品Light和清洁产品Clean。 1.中美污染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类的贸易量NV计算结果及分析。(1)从总体上看，三种污染密集度产品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在考察期内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16％～23％左右的范围内。但是具体到每一类污染产品其变化趋势又各不相同。(2)对于低污染密集度产品，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一般维持在6％～8％左右；在80年代后期有一个快速增长期；从90年代开始回落，并于1994年开始维持在4％左右的范围内。(3)对于中污染密集度产品，从80年代起至90年代初期，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一直处于平稳，基本维持在4%～6％左右的水平；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贸易份额逐年递增，到2000年，达到了9.87％，与80年代初相比提高了一倍左右。(4)对于高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从80年代至上世纪末，经标准化的贸易份额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6%～8％左右的水平。 2.中美污染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类的贸易量NB计算结果及分析。图2为中美污染产品按照污染密集度分类的贸易量NB计算结果。 (1)对于低污染密集度产品，中国对美国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在考察的期初和期末有很大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处于顺差状态，到90年代转为逆差，逆差值大多维持在2％以内。说明中国在与美国的低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中，我国的环境压力是减小的趋势。 (2)对于中污染密集度产品，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对美国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基本为正，为净出口。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在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加剧了我国的环境压力。 (3)对于高污染密集度产品，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对美国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基本为负，这个结果与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趋势正好相反。也就是说，中国在与美国的高污染密集度产品贸易中，相对于美国来讲，对中国造成的环境压力更小一些。 四、结论 1.在中美贸易中，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污染产品进出口总额的影响不大，但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贸易的特点又有所不同。 2.在中美贸易中，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经标准化的贸易差额的变化趋势在考察期内是不同的。中国与美国低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差额在考察期内是由正转负的，而中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差额基本维持正值，高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差额正好相反，在考察期内基本为负值。即不同污染密集度产品的贸易对中国的环境压力是与此相对应的。 参考文献: Gagnon， Joseph E. and Andrew E. Rose， “Dynamic Pe rsistence of Industry Trade Balances: How Pervasive is the Product Cycl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 47， pp. 229～248， 1995 Smarzynska & Wei，2001，Pollution Have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irty Secret or Popular Myth， NBER Working Paper No.8465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美元的不断贬值，特别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失业率及国际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一些人将该逆差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汇率，从分析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出发，认为中美贸易问题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贸易逆差 1 文献综述 关于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在这一领域研究颇多，但目前就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作用尚无精确的定论。2007年罗霄在“学海”上发表文章《从人民币升值透视中美国际关系的博弈》，他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关系，他认为中美的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杜厚文、彭志文在2007年2月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共同发表文章《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并在文章中指出中美贸易的问题并非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在于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 本文重点分析中美贸易问题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研究，而且提出一些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分析，得出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与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并无直接联系。 2 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2.1 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2.2 中美贸易的原因 2.2.1 宏观层面的原因 (1) 经济全球化。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 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 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 %、11.5 %和8.3 % ，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 %和18.9 %。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 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2.2 微观层面的原因 (1)储蓄率的差异。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 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 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 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储蓄率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 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2) 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 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11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 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 3 结论 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我们可以从考察美国对华出口来分析。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客观事实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既大有利于中国，又大有利于美国，两国都是赢家。中美经贸关系今 后将继续循“发展-摩擦-妥协-发展”的规律向前推进，这是中美双方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所决定的。 . ［4］沈国兵.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5，（1）：43-47. ［5］ Cheng， L.， L. Qiu and Keith Wong， 2001， “Antidumping Measures as a Tool of Protectionism： A Mechanism Design Approach，”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4(3)，639-660. ［6］Chen， Xikang， Leonard Cheng， K.C. Fung and Lawrence J. Lau， “The Estimation ofChinese Domestic Value Added Induced by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tanford University， mimeo.
【论文摘要】 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联系日益紧密。随着贸易额的增长，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也日益突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自形成以来影响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引起了两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试从中美贸易失衡的现状分析入手，从政治、经济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产生和扩大的原因，阐述双边贸易失衡给两国带来的影响及引发的各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对贸易失衡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 中美贸易失衡 顺差 逆差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历史及现状 1.中美商务部的数字统计 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活跃的经济体，双边贸易从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达到2116.3亿美元，27年里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091.8亿美元，增长了85.4倍。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1979年双边贸易额为23.7亿美元，2005年达到2853亿美元，27年增加了2829.3亿美元，双边贸易增长了119.4倍。尽管两国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但双方的贸易统计都表明，在过去的27年中，两国贸易快速发展，这也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流。 中美两国在对方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5年美国仅次于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市场。根据美方的统计，2005年中国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在美国贸易伙伴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最近，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攀升到历史新高。中国政府表示要努力改善双方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不过贸易专家对中国如何减少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存在不同的看法。 根据中国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商务部的数据，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06年达到144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6.2％，但是大大低于华盛顿的数字。另外，中国认为，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施加限制也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2.各方对此问题的看法 《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主要是民众过度消费，加上储蓄过低所造成，因此单靠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问题，如果对中国采取严苛的贸易规定，最终将重创的是美国经济而非中国。 Fung K.C.和 Lau Lawrence认为，中美双边贸易差额估计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中美两国对经由香港转口贸易、转口标价上升和服务贸易的不同处理所引致。 Davis和Weinstein指出，中美贸易逆差是一个长期的政策问题，中美贸易失衡可归因于总的宏观经济失衡或三角贸易。其中，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与投资过度超过储蓄这一宏观经济失衡密切相关的。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审议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克莱门斯·布恩坎普近期表示，美国不应把其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而且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二、中美贸易失衡原因分析 1.统计标准的不同造成了中美两国统计数据的不对称 第一，统计标准的不同是造成两国统计数据不一致的制度性原因。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除美国使用船边交货价外，世界各国海关和统计机构通常对商品出口按离岸价统计。离岸价和船边交货价的差别在于商品装船或飞机的费用，这不是一项重大的费用，通常认为是以船边交货价计算的出口货物的1%左右。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海关和官方统计机构通常以到岸价(成本、保险加运费)计算和记录商品的进口。离岸价和到岸价的差别在于从出口国(原产国)把商品运送到进口国(目的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到岸价的费用可估计为比离岸价计算的成本平均高出10%。 第二， 统计范围上，美方统计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祝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国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加剧了贸易失衡的规模。 第三， 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 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原产地统计是指进口货物的国别要按其原产地，即商品的生产地、制造地或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加工地进行统计。而对如何判定货物是否发生“实质性 的改变”，至今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尽管美国的海关统计中有关原产地统计的规则有所改进，但由于缺乏国际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在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地时仍存在随意性。 2.东亚产业结构调整促使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转移到中国 第一，东亚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通过分阶段的、梯度较为明显的产业转移，逐渐形成了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兼而有之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从60年代开始，其特点是工业主导部门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高新技术加工工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国内相关制造业产业的相对空缺，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与东亚地区互补性贸易结构产生的基础。美国在亚太地区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是将美国的资本和高新技术与当地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正处于成熟阶段或由成熟娇段向标准化阶段过度的产品。 第二，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向中国转移。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外资企业，其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按原来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这就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长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总值的55%；二是外资企业带动的出口增长迅速。正是这两个对外贸易的特点造成了中国、美国以及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3.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导致特定商品的贸易失衡 要素禀赋理论自从提出到现在，虽然遇到了许多挑战，但仍是解释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的产品成本不同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经过国际贸易各国均获得最大福利。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生产的产品，从中取得经济利益。要素禀赋理论对中美双边贸易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也会继续成为预测未来中美双边贸易走势和制定相关贸易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劳动力，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它的技术和人力资本。 4.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内在因素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偏低。美国的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2001年10月美国的储蓄率达到最低点，只有0.3%。导致美国近年来储蓄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新经济泡沫带来非理性繁荣刺激了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美国进入经济衰退之后，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但是，这种依靠负债的高消费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的经济增长。美国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大体上自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此后愈演愈烈，贸易逆差是为弥补需求缺口而发生的。 相对于美国的储蓄率偏低，中国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融资渠道不畅通等因素，导致国内储蓄率较高，存在储蓄大于投资的问题。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储蓄大于投资造成了我国贸易项目的大量顺差。因此，中美贸易失衡与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有关，国内经济失衡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内在因素。 三、对两国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1.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的影响 不可否认，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存在着不利的影响。首先，巨额贸易逆差需要巨大的资本流入才能弥补，所以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变化，美元的强势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其次，巨额贸易逆差确实影响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对该行业的就业产生一定影响。 但是中美贸易逆差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美国的经济也产生有利的影响，美国是中美贸易的巨大收益者，而不是受害者。 第一，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节省大笔的开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相关产业的不足，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第二，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要保持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就需要放弃美国没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强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污染少、收益高的服务业。美国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2.中美贸易失衡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中国实现整体外贸顺差奠定了基础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和宏观调控能力、增强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夯实了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利于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问题，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中美双边贸易发展快、问题多，不仅美方有成本和代价，中方也一样有成本，甚至可能更高一些。首先，大量的贸易顺差形成了过度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其次，对出口集团的大量补贴是对美国消费者的间接补贴，是财政的巨大损失。总之，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给中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给中国带来了难以计算的成本。 3.建议 中美双方应该从全球视野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重视各方在贸易中实际获得的利益；以平常心应对由贸易失衡产生的摩擦。同时，我们还应该采取正确的贸易策略，在磋商中解决贸易失衡引起的纠纷；扩大国内需求，带动进口增加；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实施外贸多元化；推动企业跨过经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美国投资；完善统计制度和规则，与美国协商建立贸易统计协商制度；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贸易失衡问题；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和汇率机制。
为了方便进行货物的买卖，很多美国人在广州建立洋行，替到中国的美商购销货物，从中收取佣金，佣金率一般为百分之七左右。于是在广州、澳门的洋行逐渐增多。1818年，剌素洋行(SamuelRus-sellandCo.)在广州成立，这家洋行是旗昌洋行的前身，许多的股东与当时美国在广州的最大行柏金斯行交情甚好。剌素洋行得到最有声望的保商潘长耀的担保，同时也与怡和行行商伍秉鉴(Houqua,浩官)、天宝行行商梁经国(Kingqua,经官)、西成行行商黎光远(Pacqua,伯官)建立了贸易关系。1820年，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期，国内有多家企业与银行倒闭，对外商品流通也陷入停滞。贸易状况的恶化导致中美贸易额迅速下降，1819年尚有39艘美国商船来华，但到1820年减少到20艘。[4]3681820年中美贸易总额为555万元，仅是1819年的1/2。商业的萧条使对外贸易缺少足够的银元来采购商品，美国在华的机构也陷入经营的困境中。1824年，在普金斯洋行的帮助下，剌素洋行改组为旗昌洋行。与其他洋行不同，旗昌主要做业务，而没有自己的投资，这样既可以减少风险，又可以避免与委托人之间的竞争。新股东阿米顿(PhillipAmmidon)的加入，为旗昌注入了活力，阿米顿是布朗－艾弗斯公司(Brown&Ives)———普罗维登斯最大的对华贸易商行驻广州的商，他的加入，为旗昌带来了该公司在广州的所有业务。很快，旗昌的业务遍布世界各地。阿米顿还到印度积极招揽输入广州的印度棉布和鸦片的业务，鸦片很快成为旗昌洋行经营的主要商品，到1827年，旗昌已经成为美国在华最大的鸦片走私商。
如果说美国对华贸易有两家商行最引人注目，其一是旗昌洋行，其二就应该是普金斯洋行。这两家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旗昌洋行的发展离不开普金斯洋行。普金斯洋行于1792年创办于波士顿，创办者是詹姆斯•威尔科克（JamesWilcock）和托马斯•威尔科克（ThomasWilcock）兄弟，前者后来适逢时机，成为了美国驻广州第三任领事。1806年，普金斯洋行在广州设立分行，主要从事委托代办贸易。威尔科克的侄子约翰•顾盛从16岁就开始到广州在普金斯洋行工作，因精明能干，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成为该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从普金斯洋行建立至与旗昌合并，普金斯一直是美国在广州的最大商，中美贸易有一半的业务是由普金斯洋行。在1828年顾盛返美之后，其外甥福布斯家族的汤姆士（ThomasForbes）受命管理普金斯洋行，但汤姆士在1829年溺死在澳门外海，留有遗书，希望将普金斯洋行的业务，交由旗昌掌理。1830年8月，顾盛提议以旗昌洋行为波士顿行号的单一行，并把普金斯并入旗昌，至此，美国在广州的两大最有影响的商行合二为一。之后，旗昌兼并了一些小的行号，成为美国在广州最大的机构，其实力堪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与经营鸦片而出名的旗昌洋行不同，奥利芬洋行因反对鸦片贸易而成为美国在华洋商行中鲜有的经营正当贸易的行号。1828年，做过船货管理员和人的奥利芬在托马斯•史密斯行的基础上组建了同名商行，这家行号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旗昌洋行的商行。由于奥利芬在鸦片走私贸易中的坚定立场及对传教工作的支持，使他赢得了行商与本国传教士的尊重。除这三家美国商行外，旗昌洋行的股东之一奥古斯丁•赫尔德后来离开旗昌，另创办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洋行，还有一家美商洋行就是卫特摩洋行。在美商进入广州几十年中，往来的商行几经更替，只有旗昌、奥利芬、赫尔德和卫特摩这几家行号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有些回国投资，比如旗昌行的合伙人之一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Mur-rayForbes）在1845年撤出中国，回美国兴建中西部横贯铁路，也有的破产倒闭。
在中国开设洋行的商人，或者本人就很有钱财，或是资力雄厚的美国大商行的亲信代表。当时中国没有银行，交易常须一两年时间，因此需准备巨额资金，同时不仅在华外商与其在伦敦、利物浦、纽约、波士顿的往来商行之间，而且在与世界金融中心之间，都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信用关系。这样一来，只有有条件的人才能过得了这些关。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必须是普通商界之上的一个特殊阶级，不仅大洋行的股东和经理如此，他们的助手也是精明强干的。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都是些年青人，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岁，一个四十岁的人就是老头了。然而在对华贸易的各个发展阶段中，他们都保持着年青人特有激情与怀揣希望的勇气。厄运从来吓不倒他们，他们很早就已经习惯商业盛衰所带来的挑战。对他们来说，这一季度的失败是下一季度赚钱的预兆，连续几年的倒霉使他们相信大利必将到来。他们的这种职业胸怀使他们在大进大出的大宗交易中充满了商业大王的气势。
二、美商与行商的关系
广州一口通商之时，也是行商制度最完善、中外贸易最繁荣之时。行商代表政府行使权利，却没有独立的行政权。行商往往具有双重身份，被称为“官商”，但“官”是象征性的，官位是花银子捐出来的，在政府中没有实际权利，仅代表政府管理贸易，而“商”则是外商在广州经管活动的管理者，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必须要经过行商监督，缴纳关税后方能在中国销售，同样在中国采购商品也必须经由行商，行商统一采购后从中抽取一部分佣金，然后以行商的名义报关，这批商品就可以出口。既像官员一样的去参与管理，又像商人一样采办，并负责在清政府和商人之间的上通下达，这就使行商与政府、外商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乾隆十九年（1754年），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贡银、行商与通事之手续费、出口货税、朝廷搜罗之珍品等事，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非属行商团体内之买卖人等参与外国贸易之禁。”[5]91选择与行商的合作是外商在中国长久经营的最好选择。1784年，美商到达广州之时，正值广州行商独揽贸易之际。与行商交好可以保障在华的外商利益，因此聪明的美国商人与行商交往密切，特别是美国在华最大的旗昌洋行与怡和行伍家的关系。1939年入伙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先生曾这样说：“行商是一个遵守信用的团体，在交易过程中遵守合约、忠实可靠，慷慨大方的……我从未在任何国家看到有如同在此地一般的诚信无欺之高度的商业道德。”[3]49多数美商与怡和商行的浩官做生意，怡和行的货价较高，但交货时货物的质量都能守信，怡和行在美国的信誉极佳，贴上该行的商标，在美国的售价一般都比其他同类的要高一些。
行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垄断了对外贸易经营权，这就使行商能富甲一方。“金银堆满十三行”就是用来描述十三行的繁荣。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怡和行伍秉鉴就以巨额的财富成为世界少有的富豪。他的投资遍布多个领域、多个国家，其影响力蜚声海外。伍浩官的出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更得益于他的名声。他很愿意与广州口岸夷商中的新锐———美国商人以及港脚商人往来。在与外商的交往中，伍秉鉴非常注重信用，而且慷慨大方，他曾经亲手撕毁了一位美国商人欠他数万银元的借据。美国商人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仍乐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美国在广州的两大商号：普金斯洋行与旗昌洋行，皆与伍秉鉴有着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后者与伍家的关系特别亲密，因为它的建立是伍秉鉴一手促成，他给了美国的义子福布斯50万银元，帮助他成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后来旗昌洋行成为美国最大的在华商，几乎可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同时，他还投资于美国的铁路，通过福布斯的运作，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使福布斯成为有名的铁路大王。权利与责任、义务是相一致的，行商在财富面前很难中饱私囊，政府对行商的管理制度及通过各种理由对行商的敲诈与勒索，足以让夹杂在中西方贸易之间的具有双重身份的行商腹背受敌而繁华尽去。而这些管理制度会传导到西方商人的身上，对后者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成为行商后就要充当外国商人的“保商”。“外船驶入广东时，凡入口货税及出口货税均须经行商之手，并须由行商保证，是为‘保商制度’。”[5]143旗昌行亨特记载：“洋船或其商如违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负责。官方认为行商能够并应当管理驻广州商馆的洋人与泊在黄埔的船只。行商有‘保证’他们守法的责任。因此，和每只洋船一样，每一外侨自登岸之时起，必须有其‘保护人’，于是行商便成为‘保商’了。我们的保商是(伍)浩官，当然他还担保了别人。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戏称他为我们的‘教父’。”行商要监督与管理外商的商业行为是否合法，如商船挟带了违规的商品或是船员寻衅滋事，行商都要受到牵连而被责罚、取消行商的头衔、弃军甚至有丢掉性命的危险。1728年，英联合公司（UnitedCom-pany）大班弋弗雷(dfrey)未经过总督批准，就与各商人进行自由贸易，之后总督将担保的行商召来，斥责行商办理洋务不善，将保商henqua禁锢。
1817年，美国一艘名为“沃巴什号”的货船停泊于澳门海面，几名中国人冒充买办来找船长，被允许上船后进行了突然袭击，五名美国水手被杀，船上的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事后，船长甘特将事情经过及财物损失情况写成报告交给清政府要求对被害者及船只进行赔偿。由于被捕的嫌疑犯坦言抢劫后被分到的是三包鸦片时，两广总督怀疑“沃巴什号”运载鸦片，所以拒绝做出被劫持财物的赔偿，并向行商谕令：“此事确系全属由于该外国商人运来违禁品鸦片而起，甘特咎由自取，如其它船只不运送鸦片，则彼等将无所疑惧。”[4]317与此同时，行商因美商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须承担连带的责任，伍浩官被罚了160000两白银，其他三位商总被要求募捐一些给公共事业。这次袭击事件迫使行商处于绝望之境，经充分商量后，他们作出决定，“凡任何船只的船长如果不签具私运鸦片、纹银或白银的甘结，一律不予担保。[3]46保商不仅要保证外商在华通商的守法行为，同时还要对他们在华期间的生活行为也要负责监督。为了加强对外国人及外国贸易的管理，清政府多次制定各种章程派发到商馆，由行商宣读给外国人。[6]304所有规章都在行商的监督下严格执行着，特别是有关妇人的条款。1830年，有三名外国女子潜入英国商馆，中国官府威胁要中断贸易，并要惩处保商。这些妇人不得不离开去澳门。清政府之所以对妇人进入广州严格管理，主要还是担心外商在华乐不思蜀，长期定居在广州影响到社会安定，尤其穿着西洋服的女人们走在大街上对于保守的中国人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第二，公行是对外贸易的“吸金器”，但获得这项特权也意味着付出较大代价，首先加入行会，就要付出20万两银子，同时还要因为公益事业，如兴建水利、赈济灾区，行商每年需进贡百数十万元，其中大部分被政府官员贪污。最大的一笔支出是为粤海关每年采购官物所消费的金额，筹措贡品的资金与采购贡品的工作全由行商办理。1814年，清政府因急需六百万两巨款，令广东官吏捐助多半。在上谕未到达广州前，就议定由广东的盐商出资四十万两，其中十六万由盐商负担，二十四万由行商负担。行商潘启官、叶仁官、伍沛官、卢茂官等都捐出了两万至五万不等。难怪有英国人记载“行商破产之一部分原因虽由于骄奢淫逸，无可避免债务之梏桎，然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敛勒索所致。”[5]147另外，各种货税、规礼、船钞等名目繁多的收费，大大增加了外商进口的成本。“船有‘船钞’，每船征收一千一百七八十两至一千三四百两，货有‘货税’……初有百分三之税，后又有百分四附加于正税外，其后又增至百分六。”
除船钞与货税外，海关勒索更是层出不穷的，“其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名目之多，不胜枚举。而又不分船只大小等次，一律于‘船钞’、‘货税’外完缴。”[5]90资金的来源最终必然转嫁到外商们的身上，途径就是行商利用其垄断地位对商品进行统一定价，外商只能服从，这对崇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外国商人来说是极大的限制。1720年，广州的商人组建了“公行”，专揽茶、丝、及大宗货物，而扇、象牙、刺绣及其他小宗商品由公行以外的散商负责。“中国人正在成立的这种组织是要对他们售给欧洲人的货物，自行规定价格，以便不论是不是卖主，都能从上述货物上得到他们的一部分实际利润。”[7]1381755年，“保商制度”建立后，所有与洋船的交易限定由行商经营，而把那些似乎已逐渐参加贸易的小商人们全都排斥在外。围绕着外国商人的圈子越缩越紧。他们曾经一再抗议并以退出贸易恫吓，但都无济于事，唯一改变的就是清政府在加强对外贸易管理方面又向前进了一步。第三，行商所遭勒索、行商与洋行的债务关系导致公行的连带危机。虽说行商是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也有“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之说，但行商的巨富却隐藏着重重危机。行商除承担税收之外，铺张盛行、国用无度的清政府又以皇帝寿辰、国家战事、河工水利、征剿盗匪等各种名目向行商勒索摊派银两。再加上贪婪的宫廷和官府的榨取，仅1773年到1832年的数十年中，洋行捐款就达400万两之巨。同时，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资金变得更为紧张。此外，广州行商订购茶叶也要现银支付，所以资金周转成为行商经营上的突出问题。18、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年利率高达20%到40%，而当时英国银行的利率水平仅有3%左右。每当贸易季结束时，外商离开广州之时为避免海上风险，都会将一笔闲钱留下来放贷，此后，放债成为外商的一个获利来源，同时也是行商覆灭梦魇的开始。1780年，8家行商中的四家共欠外债380万元，他们原来借贷的实数仅为107万，经利滚利竟然翻出3倍多。政府除将行商颜时瑛、张天球革职充军伊犁外，还命令“所有泰和、裕源两行资财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除扣缴应完饷钞外，俱付英人收领，其余银两著落联名俱保商人潘文岩等分作十年清偿。”
这是行商分摊商欠的开始，这种由行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连带互保制度，从此成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宝，它实际是保甲制度在洋行经营中的应用。清政府严厉惩罚商欠仅限于对行商，外商对行商的欠款，清政府却没有任何的约束机制。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忿然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的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无拘无束的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越洋诉讼非常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到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1808年担任总商的同孚行潘有度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获准退商，并在遗言中告诫儿子：“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到1814年，行商十之八九濒于破产。
三、结语
一、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化策略
1.文化企业“冲锋陷阵”、政府“保驾护航”是美国进行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扩张的基本模式，但也不排除中央情报局在宣传上直接插手。
美国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产业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不可解脱的联系在一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艾伦·杜勒斯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美国政府常常通过自身的行为促进美国文化的扩张。如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把不要干涉“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美国国会在“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奉政府之命，强硬地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在中国国内寻找其人。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收买，另一种是商业上的雇佣、合作关系。商业上的雇佣与合作关系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对于前一种形式，我们决不可麻痹大意。199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和文化艺术界》的书，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许多国际性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幕。根据该书所透露的资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试图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培养人们对美国的亲近感情。它收买了一些国家的编辑、作家和学者，让它所收买的报刊的编辑卡住批评美国的文章，让它所收买的作家和学者来替美国进行宣传。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笔者不得而知，但这本书所披露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2]
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软权力”。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1990年，美国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在本书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软权力”概念。所谓“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Hardpower)而言的。所谓“硬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凭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武装军事干涉，去胁迫他国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指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Appeal)。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价值观念是重要的软权力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行为标准和制度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那么它就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时代，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3]
美国软权力的核心内容是其“民主、人权、自由、法制”观念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委员会副主席本·瓦滕伯格宣称：“今天只有美国的民主文化才有基础，只有美国人才拥有使命意识。……我们在历史上是最强有力的文化帝国主义。”[4]60年代以来从美国输出的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反集权主义倾向。美国的流行歌曲和影视节目都流露出个人自由高于社会责任、个人权力高于政府统治的倾向，会对其他国家政府的威信造成直接的损害。美国大众文化扩张造成的影响非常广泛：“通过电视和电影院中的广告节目、连环漫画、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处于底层的一般人民的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5]美国的生活方式对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都有一定的诱惑力。总之，美国媒体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多于人们可以从屏幕上看到的一切。
软权力的表现形式也要比“硬权力”温和得多，它是无形的、甚至是低俗的，但其影响力要比硬权力来得丰厚和久远。美国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风靡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被“可口可乐化”和“麦当劳化”的危险。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与世界许多国家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联在一起，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
3.美国人把WTO当成输出美国价值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他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国要把文化产品的自由贸易写进WTO的企图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政府逐渐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的方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纽约时报》的政治分析家戴维·桑格曾撰文庆贺世界贸易组织就远程电讯业达成协议，认为它将给华盛顿提供一个“实施外交政策的新的工具”。协议“允许世界贸易组织介入70个签署国的内部事务”。众所周知，国际性机构只能是按照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命令行事。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它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美国议会法律顾问索非尔公开声明美国始至终的原则就是，“对于任何本质上属于美国内政的事情，美国不接受强制性的仲裁，是否属于美国内政的标准，也应由美国自己决定。”[6]
总之，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国际性机构，“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世界。“美国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随意地违背贸易协定。当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能靠得住并附和华盛顿方面的观点时，它就是一个适用的论坛，但当大多数成员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反对美国时，它就是一个不适用的论坛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论坛。最近，美国单方面提高进口钢材关税与农产品补贴[7]，在一次证明美国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办事，根本不会顾忌各种各样对它不利的规则。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利用WTO来进行对外自由文化扩张和对外宣传。
(1)美国试图把文化产品等同于所有一般性商品，主张文化产品应该自由流通、自由贸易。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美国政府出面要把关贸总协定(GATT)的范围扩大到服务领域，包括电影电视节目之类娱乐服务。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非常明确：自由贸易决不会容许配额的存在。但在谈判中，法国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对美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2)此后，美国政府又试图在《多边投资协议》(MAI)中写进文化条款，由于联合国的反对，没有达到目的。
(3)美国曾经成功地运用WTO作为打破加拿大文化保护壁垒的手段。在加拿大的期刊市场上，美国杂志占到了80%的份额。加拿大为了保护其期刊市场，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美国认为加拿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违反了WTO的有关条款，遂向WTO提出仲裁。结果以美国胜诉。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空喊打倒“文化帝国主义”口号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该学会新的游戏规则，学会理性地保存自我，战胜对手。
4.美国不制定文化政策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隐藏着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设有专门管理文化事业的政府部门，而美国这样一个政府职能部门非常完善的文化产出大国，却单单没有所谓的文化部。他们声明之所以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和产业自由。这样，不设文化部，不制定完整统一的文化政策，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无为而治”，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已经占据了全球文化的制高点，它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戏规则的操纵者。美国自身无需文化保护的策略。它即使无需任何一种文化政策，任凭文化产业随着市场规则来独自运转，也会在全球市场中独占鳌头。实质上，这是一种更深层、更有效的文化霸权战略。美国由于在文化产业上具有经济主导性，因而，他们反倒无需文化上的特权，而只需其它国家和地区不设置文化保护之类的障碍即可。美国根本不会顾及那些边缘化国家中早已十分突出的文化问题，他们感受不到那种民族文化受倾轧的危机。他们深知，自身不设文化监管部门也是一种表率，假若其它国家的政府也如法炮制，那美国将无疑是更大的受益者。由美国自身文化霸权所决定，在同样多方位开放的文化市场之间，美国的巨大压强必定使其文化向其它国家渗透和转移，而根本不必担心自身受欺的问题。这种驱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场诉求，会为美国文化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就是要求文化服从于市场。这样，这种“没有政策的政策”、“没有策略的策略”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美国这种表面上看去十分开放的文化策略其实隐匿了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二、中国在文化出口方面应该采取的对策
1.规模经济使美国的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需要大量的进口电视节目，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美国的文化产品由于巨大的发行量和经济潜力，其投资回报在国内已基本实现，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其产品自然便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1999年中国的电视观众占了世界电视市场的四分之一，占亚洲市场的44%。以年度来计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为数众多的省市电视台每年大约需要五百万小时的电视节目。在所有的节目当中，每年要播出大约八千多集电视剧，其中四分之一需要进口。由于专业人才和资金的匮乏，中国自己的编播制作单位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节目来满足电视台和观众的需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大约30%是从国外购买的。各省级电视台只有能力制作所播出节目的20%。这样，对外国节目的需求就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的纪录片、科学技术文献片、动画片和儿童节目、商业和经济节目、表演艺术、及故事片，都会成为中国电视台引进的对象。由于美国的影视节目在其国内已基本收回了成本，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可以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2.多哈会议之后，WTO启动了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我们应该坚持“文化例外”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强调我们的文化与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中，我们可以援引以下国际惯例，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1)文化。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国家对文化产品的贸易实行了限制。1948年的《贝鲁特协议》规定取消教育用视听材料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关税、许可证和数量限制。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议》注重对知识产品如图书、期刊和报纸等的自由流通。然而，这些国际协议没有包含娱乐性文化产品或文化特征。事实上，《关贸总协定》(GATT)和《经合组织无形标准》(DECEcodeofInvisibles)都批准了电影放映保留配额，以保持各国的文化身份。各国为保护其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常把文化问题作为主要理由提出来。从实质上讲，文化(CulturalSovereignty)并不是关于艺术产品本身的消费问题，而是关于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选择问题。政府会运用价值判断来促进、刺激国内文化产品的消费，因为这些文化产品表达了本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文化是支持贸易壁垒的核心观点，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常常被提出来支持贸易限制。
(2)文化例外。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最后一轮谈判中，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表示，关贸总协定对于商品、服务及受版权保护的产品的原则的实施，特别是最惠国及国民待遇原则，侧重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会破坏这些国家的文化独特性及其独特地位。如果仅仅受商业利益的支配，许多地方的文化产业很快就会被跨国公司及具有垄断地位的资本所代替。作为一种“主张”，“文化例外”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它没有被写进任何协议或条约。文化例外的主张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则：文化不像其他任何产品那样，因为它的价值超过了商业价值。文化商品和服务传达着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这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多重身份及其公民的创新的多样性。
几年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关于文化发展的政府间会议。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召集有关专家讨论“文化：一种独特的商业形式？”，作为对上次会议的回应。这次研讨会的结论得到了普遍的共识：“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或一个经济学概念。”
一些欧盟成员国家曾经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成功地运用“文化例外”的概念来拒绝文化服务的自由化。由于文化的敏感性及特殊性，欧盟拒绝开放视听服务（如电影、广播、电视）及其它相关文化服务市场。“文化例外”的主张在保留GATT第二部分第四条的决议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条有关电影放映配额，允许国产影片在总放映时间中有一个具体的最低比例。GATT还把“保护具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考古学价值的民族宝库”的措施作为例外保留下来（第XX条第f款）。所有其他文化产品，除了电影和家庭录像，都适用于GATT的全部条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涉及到文化宣传方面的服务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援引这方面的先例。
(3)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报告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低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个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这份《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3.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在文化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各文化企业及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制定出了进入中国文化市场的战略计划。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地域和地域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在一个地方适用的情况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可能完全不同。他们的策略是不把中国作为一个总体上统一的市场，而把中国看作是许多有着独立特征和不同机会的市场的组合。在经济领域，中国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已是屡见不鲜。在文化领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各自为政、急功近利的做法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有的省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要把文化“产业化”的提法。再有，为了获取文物的经济价值，一些地方政府一开始“创造性”地“将原本由政府实施保护与管理的文物单位转移到旅游企业开发经营，掀起了一股旅游企业对文物单位的兼并热。”[8]这种做法既严重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会严重破坏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妨害民族精神的发扬，并且会损害我国人文大国的形象。
除了一些地方政府之外，国内一些文化传媒机构，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有时也会做出一些有损全局的事情。比如对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晚会的直播，电视台出于利益驱动是有积极性的。一家电视台如果通过购买直播权成为大陆唯一有权对晚会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台，就可以吸引大批广告、赞助。但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利益，至少对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第一，国内企业付给电视台的广告费以直播权购买费用的形式转移到了美国电影科学院，实际上也就是资助了美国电影业；第二，对奥斯卡颁奖晚会的直播，给好莱坞电影产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起到了培育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消费市场、引导中国观众的消费偏好的作用。现在有电视台正在积极申请直播奥斯卡奖颁奖晚会的事宜。奥斯卡奖和奥运会、世界杯等体育赛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奥斯卡奖是美国好莱坞的集体广告、是美国电影产业的市场营销策略，要在中国有影响的电视台播出，应该给中国的电视台付费才行。我们不要把事情搞颠倒了，就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所写的其他小孩要给汤姆·索亚糖果才能替他刷墙那样。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说明，必要的国家干预是应该的。国家应该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的总体格局出发，站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制高点，结合国家文化发展的长期规划，对地方政府以及本国文化企业的文化活动进行宏观的调控，尽量减少不同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4.在跨国垄断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动员国内各部门与国际上一切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不能让自己的文化产业听凭国际市场的摆布。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及其文化产业正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挑战。目前，多媒体综合性跨国文化企业的垄断已经形成，它们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全球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关政策的滞后，如缺乏对原创作者的激励机制、投资不足、对自己国家处于发育期的文化产业缺乏信心、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不注重对自己产品的促销工作等原因，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本无法与这些跨国公司竞争。
目前，中国的文化市场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低成本的外国文化产品出现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中国的儿童动画片市场已基本上被美国和日本公司所支配。在中国儿童中最流行的卡通人物是美国的米老鼠和日本的机器猫。而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国际上却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这种情况在视听领域由来已久，在印刷机新的多媒体领域，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的文化企业在企业规模、经济实力、成本、生产与发行的相关服务等方面的差别，以及知识、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局限，以及法律环境和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当中，单独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已经不能保证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能够得到公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让发展中国家的还在幼稚期的文化企业去和这些跨国公司的庞然大物“公平竞争”，只能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在世界范围内，仅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不能保护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不能保护文化产品的公平竞争。
中国加入WTO，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WTO的现有规则，而应该以自己的努力和影响参与塑造WTO的制度和条款。在文化问题上，中国应该把保护世界的文化多样性作为一个基本立场，为建立一个开放、公正、透明的，具有可参与性的多边贸易体系而努力。在这样的贸易体系内，应该保证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有进入国际市场的公平的商业机会，保证选择的多样性，保证竞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三届大会曾提醒各国注意，文化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不能任凭国际市场法则的摆布。中国必须动员国内与国际上的一切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产品、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否则，我们的人文学科、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认同、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乃至我们的意识形态，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毁灭的威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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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乔姆斯基.利用WTO输出美国价值[Z].mediachina:net.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纺织品对美出口之路可谓是艰难坎坷，而要想扭转纺织品出口的被动局面，必须改变以往以量取胜的理念，提高产品质量和自主品牌价值，改革现有的产业结构和营销体系，提高我国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贸易摩擦；保护贸易政策；综合竞争力 一、美国为什么对我国出口纺织品频频发难 （一）导致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国外因素 第一，美国借对中国纺织品的制裁缓解贸易逆差及失业压力。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使得美国国内许多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颇为不满，他们声称中美贸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损美国利益因而应对我国输美产品予以设限。而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又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为主，因此当美国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理由而采取保护性贸易政策时，作为我国出口重头的纺织品自然是首当其冲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我国对美纺织品出口额剧增。美国却认为是低价进口纺织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工人的失业，尽管事实证明美国国内失业率与贸易逆差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美国政府则声称鉴于“公平”起见，须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纺织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为美国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我国的进口纺织品成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的“替罪羊”。 第二，美国对WTO体系下的特保条款和非市场经济条款肆意滥用。根据中国加入WTO时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加入WTO工作报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如果世贸组织成员在确定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由于市场扰乱、威胁和阻碍这些产品的有序发展的话，在与中国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则可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进行限制，而由于相关文件中对于“市场扰乱”及“威胁、阻碍相关产品的有序发展”的标准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美国则擅自将此标准当作“自由裁量权”而加以滥用，对我国的进口纺织品肆意制裁。 在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确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场经济条款规定，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界定价格要低于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意味着从2008年特保条款到期到2016年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有效期结束的八年间，反倾销与反补将成为美国限制我国纺织品进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国出口纺织业的弊端 第一，出口纺织品同质化严重，单位创汇额低。我国出口纺织品多年以来主要有中低档产品构成，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免要走低价竞争的道路，从而给了进口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可乘之机。产品范围的狭窄、营销路径单一使得我国纺织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额巨大，损失惨重。 另外，与我国其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样，我国的出口纺织品也有技术附加值与品牌价值低的通病，大多数出口纺织品都是国外品牌的贴牌、定牌生产，只能赚取不到10%的加工费，而自主出口产品质量差，档次低，虽然出口量大，但价值低廉，创汇少。 第二，我国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导致我国出口纺织品在美国频频遭遇特保调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已成为进口方对我国纺织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立将对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乃至化解与其他进口国的贸易摩擦都意义重大，这也是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第三，出口纺织品行业协会调控能力欠缺。在对美国出口中频频遭与特保与反倾销调查中，我国纺织品行业协会责无旁贷。纺织品出口量增长失控，出口价格失调，在贸易风险之前缺乏相关的预警信息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职能上的不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相比，我国的行业协会起步较晚，机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国行业协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即所谓“半官半民”性，使其社会职能不明确，而且我国缺乏与行业协会职权相应的 法律法规，这些都导致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的活动范围受限，执行力度欠缺，从而无法实现对出口纺织企业有效的宏观协调作用。二、我国纺织品出口如何面对新一轮的挑战 第一，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式，从量的优势转向以质取胜。要想让我国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真正站稳脚跟的关键在于“质”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纺织品质量与品牌价值，提高高档产品在出口纺织品中的比例，从而增加单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润，让种种保护贸易政策无从下手。针对当前我国出口纺织品中贴牌生产比例大，且国内品牌价值低、数量少的现状，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应当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行业结构进行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从生产和定价两方面着手对行业结构进行整治。在出口纺织品的生产方面执行统一严格的质量标准，尤其在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向西方主流标准看齐，建立完善的监管体制；在定价方面，必须理顺当前低价竞争的价格体制，通过引入相关的最低工资制度、劳保制度、税收制度等将出口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纺织行业内形成定价策略高度统一的“卡特尔”，对个别企业在贸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个人行为”坚决予以杜绝，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长期中所有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国出口纺织品在海外市场能够稳据一席之地，品牌战略是我国纺织行业的必经之路，我国应通过技术与资金支持在纺织企业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业，通过过硬的质量和高端定价以及一系列完善的营销网络在进口国确立起巩固的市场地位，扭转国际市场上中国纺织品以往粗制廉价的形象。 第二，做好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准备。但随着2008年特保条款得到期，反倾销将成为许多进口国尤其是美国制约我国纺织品进口的利器，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被认可，针对我出口纺织品的反补贴调查也很可能会有增多的趋势。面对可能到来的纺织品反倾销浪潮，除了要对出口纺织行业中的价格体系进行整改以外，纺织企业的产权制度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理顺，根据欧美的反倾销法，对于倾销的界定取决于一国政府在资源分配和定价中所起作用程度。产权不明晰是当前我国众多国有企业的通病，因而许多大型国有纺织企业须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从机制上切断产权上的政企关联，为反倾销的应对打好基础。而与反倾销相比，我国纺织企业对反补贴似乎更为陌生，在应对反补贴方面的人才相当匮乏，相关立法也欠完善，因而当务之急是在纺织行业内大力普及WTO框架下关于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法规，并尽快在国内培养起一批我们自己的反补贴应诉人才，尽快熟悉与适应国际反补贴应诉规则，为反倾销应诉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从单一的出口贸易向全球化经营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贸易体系中区域贸易协定的比例急剧增长，据统计，2005年在自由贸易协定之下的优惠贸易已占到总贸易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跨区域的双边贸易协定也有所增加，这些都对纺织品贸易有着深刻的影响。区域贸易的一体化对我国这样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具有全球化竞争优势的国家是不利的，区域贸易组织的内部贸易对我国纺织品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会产生巨大的贸易转移作用，因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应当以合作贸易形式取代单一的出口贸易，通过海外生产及加工贸易的方式绕开区域贸易壁垒，从而 利用其内部贸易的优惠安排增大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 三、结语 伴随着中国纺织品出口走过了一段布满荆棘的道路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仅依靠低廉的价格和大量的销售额已经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了，纺织品贸易竞争的关键所在已经不在于谁掌握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在于生产中的专有技术、高质量高品位的产品、完善的营销网络和良好的信誉、服务等等。另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集团化的浪潮下，仅仅靠一国国内的生产和出口来占据海外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要想最 大限度的避开贸易壁垒、降低成本赚取利润，就得本着“大市场”的理念在广泛地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而这些都是新时期国际贸易中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中美纺织贸易争端暴露了我国纺织品出口的软肋，也让我们意识到要想成为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上稳若磐石的贸易强国，提高出口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是必经之路，也是关键所在。
【论文摘要】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的贸易关系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就是从美国国内的视角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论文关键词】 中美贸易 失衡 消费信贷 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止是中国，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都出现大量顺差，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从美国方面寻找原因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美国国内视角分析，我认为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和出口设限。其实前两点也可以合并成一点，因为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储蓄不足，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过度消费。二战后，美国已经从一个大生产的社会进入到主要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大规模减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的快速增长等都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同时，公共开支也不断扩大，联邦政府财政也在2002财政年度由盈余变成赤字并且持续多年，而且在2011年度创下财政赤字高达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过度消费问题的原因，其实除了文化层面的影响外，其完善的消费信贷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信贷是以刺激消费为目的，以未来收入为依据，以特定商品为对象，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贷款。美国比较正规的消费信贷已有8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80年代以来，消费信贷作为扩大消费，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方式，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包括个人征信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税收制度和贷款保证制度。正是这种有利的制度环境对消费者信贷的发展起到了保证与推动作用，更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创造了条件，而储蓄不足则成为消费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据美国《新闻周刊》披露，1984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10.08%，此后不断下降。1995年为4.6%，2011年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是连续第20个月处于负数。 储蓄率下降说明花的钱越来越多，存的钱越来越少。而当储蓄率降为负数时，则说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还动用了储蓄，或进行贷款消费。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2005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消费者未偿还的贷款总数超过2万亿美元。在未偿还的消费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汽车，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消费后无力偿还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许多已经形成呆滞借款。近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即由此而来，而且已经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设限，即设置出口贸易壁垒。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学过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国际分工呈现新格局：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则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优势，互为补充。但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巨大的本国市场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导致美国出现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就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之一。 1989年后美国将禁止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项目由30项增加到43项。199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3项措施： 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 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允许向中国出售超级电子计算机、光纤传送技术、电讯设备、商业卫星和通信卫星等，但是这种势头后来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国一些人冷战思维根深蒂固，以“中国威胁论”设置出口壁垒。 经过以上分析，我认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应该相应的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即提高国内储蓄率，降低财政赤字以及消除贸易壁垒。 首先，居民个人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的问题是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比较难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够加以规划控制，对改善美国的外贸失衡现状是极其有利的。 其次，从国民收入恒 等式看，国内支出大于国内收入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国内需求过剩，表现为国内投资大于储蓄的内部失衡，结果是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公共支出以及军费开支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控制其国内的有效需求，减少贸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贸易壁垒，这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无疑加剧了这种逆差。如果美国放松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不仅可以增加美国相关企业的出口，还可以促进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结构，从而使中美贸易更加健康的发展。 当然，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中国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6倍，按照博弈论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厂商的均衡路径是依据大厂商的选择而给定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国为主进行调整，再加上中国积极的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控制贸易失衡加剧的趋势，使中美贸易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邱爱军:《美国消费信贷制度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郑菊明:《美国消费信贷市场建设经验与启示》 褚福全:《由美国储蓄率零增长想到的》 卢孔标:《从应对全球经济失衡视角看东亚经济金融合作》
【论文摘要】 伴随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扩大，双边经贸争端与摩擦时有发生。如何认真对待中美双边贸易平衡问题，对其给予客观认定与妥善处理，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全局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 贸易逆差 原因分析 对策探讨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间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和两国经济带来明显的现实利益。然而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两国贸易的迅速发展，诸多贸易问题愈加突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便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一、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场的需求因素 (1)中美市场需求结构不同。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关，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较低，中国市场能够形成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重要原因是美对华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 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 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产业转移所导致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4.中美贸易逆差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顺差来自货物贸易。而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是世界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家，提供的服务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 5.对华的直接投资掩盖中美贸易逆差 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投资的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逆差”。 6.统计方式的不同夸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 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中美双方应该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美国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要远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之间的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二、应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对策探讨 面对美国政府就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频频向中国发难的现状，针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建议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相应的对策: 1.调整对美贸易进出口结构，实施外贸多元化战略 重视出口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之一。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日益加剧，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政府很愿意通过改善对美贸易结构来缓解这种局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进一步鼓励企业拓展出口市场。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与美国进行友好磋商，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 最惠国待遇是互惠的，不是单方面给予的恩赐，美国政府对这个纯属贸易领域的间题附加人权条件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是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从根本上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时候了。充分发挥美国在华大公司、对华友好商会和华人团体的游说力量，以消弱美国国会内的反华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3.建立贸易统计协调机制，统一贸易计算口径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关于双边贸易逆差额的统计，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转移贸易的前提下，进口以原产地标准统计的做法，是造成这种巨额差异的原因之一。中美在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差异性，也说明基于物质资源跨国流动的传统贸易统计，已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当代国际贸易交往中各国的利益得失。只有树立综合涉外统计的观念，掌握全面可靠的涉外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间贸易的往来状况。 4.利用WTO争 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贸易逆差问题 WTO机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和强制性，为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提供一个稳定、公平和可预见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大大降低中美贸易交往中的风险。在中美因贸易逆差问题而产生纠纷时，尽量把握主动权，具体评价美国所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充分利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美贸易中中国的正当权益。同时中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如期履行对WTO的各种承诺，按照WTO规则进行对外贸易，以增强全球竞争力。 5.促进美国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技术限制 在技术贸易领域，中国市场十分广阔，大有发展余地。放宽技术出口限制，进一步督促美国放弃高技术设备产品的管制，通过降低中国低附加值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提高高技术贸易的进口比重，来缩小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将大大增加美国厂商在中国市场成功的机会，从而带动美国对华出口，降低美国对华贸易差额。 6.中美高层沟通常规化，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 往往由于贸易统计标准的差异、加工贸易的两面性、非贸易因素的影响，造成两国在贸易逆差方面的误解和分歧，使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境地。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应主动出击，促进相互合作。中美两国高层次的沟通要常规化，并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通过平等磋商和扩大合作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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