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21~23）。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或捕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如果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容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
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二）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管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
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机构）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意的回报。如果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管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如果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蒂米奇•威塔斯，《金融监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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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哈罗德•斯凯博，《国际风险与保险（上、下）》，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关键词：证券监管监管体制改革
一、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变迁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经历了由分散、多头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年5月以前)是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萌芽时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在国务院的部署下，主要由上海、深圳两市地方政府进行管理，有关证券法规也是由两地政府和两地的人民银行制定并执行。
第二阶段(1992年5月一1997年底)是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由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共同参与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过渡阶段。199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证券管理办公室，同年7月，国务院建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表国务院行使对证券业的日常管理职能。1992年10月国务院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为专门的国家证券监管机构。这种制度安排，事实上是将国务院证券委代替了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替国务院行使对证券业的日常管理职能，将中国证监会替代了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
同时，国务院赋予中央有关部门部分证券监管的职责，成了各部门共管的局面。国家计委根据证券委的计划建议编制证券发行计划；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和归口管理证券机构，报证券委备案；财政部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从事与证券业有关的会计事务的资格由证监会审定；国家体改委负责拟定股份制试点的法规，组织协调有关试点工作，同时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中央企业的试点。
另外，地方政府仍在证券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当地政府管理，由证监会实施监督；地方企业的股份制试点由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时，中国证监会向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地方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授权，让它们行使部分监管职责。
第三阶段(1997年底一至今)是初步建立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系阶段。1997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撤消国务院证券委，其监管职能移交中国证监会。199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对证券市场监管职能(主要是对证券公司的监管)也移交中国证监会。同时，对地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将以前由中国证监会授权、在行政上隶属各省市政府的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收归中国证监会领导，同时扩大了中国证监会向地方证券监管机构的授权。此外，证券交易所也由地方政府管理转变为中国证监会管理。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正式挂牌。这标志着我国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两级监管体制基本建立：证监会负责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区域内上市公司和证券经营服务机构由证监会派出机构——地方证管办和特派员办事处、证监会专员办事处根据授权和职责分别监管。地方证管办还负责涉及跨省区重大案件的联合稽查的组织和重大事项的协调工作。
二、对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评价
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无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普遍偏好的目标模式，它甚至被认为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证券市场本身具有统一性和一体性的内在要求，对于一个高效证券市场所必备的基本要素，即市场的信息有效性、市场运作的高效率与低成本、市场的统一性和规模以及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来说，只有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和由此形成的统一市场法规体系方能使之得以保证。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变迁符合了证券市场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客观要求。同时，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又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同我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经济与金融管理模式以及证券市场的成熟度相吻合。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市场规模扩大、市场发展全国化同管理地区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证券业的扩张和中介机构非规范化运作的普遍性也呼唤单一的行业管理；监管体制的低权威性使投资者利益难以在操纵与欺诈环生的市场环境中得以保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持久、统一和稳定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正是上述我国证券市场乃至国民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促使证券监管体制的变革，以消除制约市场发展的矛盾和障碍。可以说，现行的监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体制的若干内在弊端和矛盾，降低了监管成本，从而提高了证券监管效率和监管的公正性。
但受制于我国转轨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这主要表现为：(1)对政府监管者的监督及其自身建设问题。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以及监管者被“俘虏”所带来的寻租等监管的非效率。对此，必须设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以防止监管者的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避免监管者被利益集团所“俘虏”，提高监管与服务的质量，从而确保证券监管的公正性和效率。(2)中国证监会与其他经济管理部门的协调与沟通问题。独立而专一的主管机构设置固然能够提高决策出台与实施的力度与权威，但同样可能损害决策的科学性。特别当证监会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间就某些重大事项存在目标冲突时尤为可能。因此，集权化的主管机关必须避免狭隘于本领域的监管视野，注重监管制度、政策的全面合理性和对国家整体利益的通盘考虑。(3)自律机构的作用问题。集中统一监管体制并不排斥自律监管的作用，自律机构在美国模式中同样拥有相当的自，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自律管理的作用依然未得到强调，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只起辅助政府监管的作用，且完全受制于证监会的集中管理。
三、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取向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变迁表现为一种逐步强化的过程，但在现实中，政府监管既存在着越位的情形，也存在着缺位的状况。因此，必须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针对上述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主要缺陷，可实施以下措施，提高监管绩效。
1．确认和保障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地位
监管机构的一些行为具有立法和司法性质，如政策制定与实施、监督、检查、处罚等。目前，我国具有立法和司法性质的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制定与实施基本上是按照普通行政程序进行的，该机构及其人员没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其身份也没有特别保障，因而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和监管行为的威信和效用均不理想。如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朝令夕改就是多头决策形成的结果。保障具有立法与司法性质的监管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对独立性，并将其监管行为司法化，是提高此类行为的威信与效能、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加强统一立法和集中管理的程度，逐步解决部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冲突，实现证券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还要逐步放松继承原计划体制所建立的高度计划管制，建立松紧相宜的监管制度，实现集中管理下的总体放松和局部强化的结合。
2．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督
在证券监管活动中，由于自主裁决权的存在，使监管者有可能，不是按“三公”原则规范行事，而是出于某一利益集团的考虑，或凭主观意愿行事。因此，要确立和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管，以保证监管者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作为行动基准。规范监管行为关键在于监管程序法制化和社会化。监管者对市场的监管行为首先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因此，要控制监管者的创租行为，尽可能减少监管失灵，就应当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使监管程序法制化。实现监管程序社会化则要求革新证券监管中立法和实施其他抽象监管活动的程序。将目前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的程序改造为允许社会参与和监督的开放程序。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不再搞政府部门闭门造车，应自下而上、广泛征集、充分酝酿、反复比较，最后由有关部门择优。为此，听证制度应作为一种新的内容广泛进入证券监管的立法和其他抽象监管活动的程序。超级秘书网
3．强化自律机构的功能与地位
关键词证券市场交易成本监管模式
1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模式概述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1）监管主体。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早期，赋予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证券市场监管的职能。1991年由于对证券市场的多头管理和分散管理，出现了黑市交易、操纵交易等严重社会问题，之后建立了股票市场办公室会议制度。1992年10月又成立了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室（简称证券办）和中国证监会，并分别赋予了相应的职责。这种监管体制在此后的实际中不断发展和变化，证券办职责侧重于证券市场的宏观管理和变化，证监会则侧重于微观管理，彼此之间存在职责上的重叠和交叉。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中国人民银行依照《银行法》规定，也不再继续负责证券市场的监管，证券办现已撤消。证券监管体制上的变化导致了证监会职责的加强，使证监会成为我国证券市场集中监督管理机构。1998年《证券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由简单、分散到相对完备和集中统一，也标志着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正式确立。
（2）监管法规体系。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规定，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进行的。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管理法规共同构成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规体系。
2当前我国证券监管存在的困境
2.1行政监管失灵，监管权力配置不合理
由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导致其“四面受敌”。多元化监管使政府监管者左右为难，所以，尽管证券立法颁布了大量的制裁性规范，但它们真正能够贯彻执行的却相当有限。于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出现监管失灵，如上市公司的恶意包装、信息披露不规范、内幕交易、报表式重组等不规范行为难计其数，庄家利用优势和上市公司串通、恶意操纵市场的行为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监管权力配置不合理、行政监管授权不足与行政监管的范围过宽。由于对证券行政监管特点和优势认识不足，我国证券法没有授予证券行政监管机构进行主动执法所需的充分权力，使证监会应有的主动监管的功能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国证监会的工作又过多地集中在对证券市场的日常管理上，替代了许多应由自律组织独立的地位和监管的权力。尽管这种情况现在已开始改变，但是证监会功能的准确、精细的定位仍然不够明确，原因在于对行政监管的理论认识尚不到位。
2.2自律机制欠缺，自律组织监管有名无实
从美、英监管模式的具体实施方式上，我们可以知道，成熟市场的监管要发挥政府和自律两方面的作用，而我国目前的监管则是由政府一方面进行，自律监管机制缺位和自律机构独立性明显不足。
（1）自律监管机制欠缺。由于实行行政监管为主，自律管理为辅，所以整个监管凸现的是行政机关的意志。再加上我国历史上形成的行政权宽泛，法律上设计的自律机构和机制行同虚设。没有真正注意培养市场的自律机构和机制，甚至连证券交易所也演变为政监会的下属机构。
（2）自律机构独立性明显不足。交易所和协会的任免由证监会控制，自律规章如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会员管理规则都是证监会制定。我国《证券法》第95条规定，“证券交易所的上设立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第100条规定：“证券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由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任免”。尽管《证券法》第95、97条还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提供证券集中竞价的交易所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证券交易所设理事会”。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证券交易所的理事会作用非常有限，不能独立发挥作为证交所决策机构和治理机构应有的作用。
2.3法律体制不完善，惩罚的力度较弱
证券监管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给依法治市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证券法》虽然已经出台并生效，但其中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与《证券法》相关的《公司法》也存在着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例如，《证券法》规定禁止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和欺诈客户，违反者处以罚款、警告和停止资格，构成犯罪的要依法判刑，而没有对投资者造成损失进行民事赔偿的条款。虽然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有民事方面的成文法即《民法通则》，其中有关于损害赔偿的一般性规定，但缺少对证券纠纷特殊性的对应性规定。而《证券法》将法律责任的重点放在了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上，对民事赔偿只是作了一些简略的、操作性不强的规定。事实上，在国外成熟市场里，无论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或是中介机构违规违法，他们不但会遭到监管机构的处罚，而且投资者还可以控告他们要求赔偿损失。
执法方面，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违规违法后，大多只受到行政处罚，投资者的损失无法挽回，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可以说，现有的法律在保护由于被欺诈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利益方面还相当薄弱。另外法院对证券行政监管的司法审查就很难，因为法院自己的证券司法目前还需要证券行政判决作铺垫。这在根本上反映了我国法院证券司法独立办案能力的贫弱。
2.4媒体监管地位与作用不够重视，缺乏法律法规的有效保障
我国《证券法》没有涉及新闻媒体对证券市场监督的条款规定，中国证监会的法规对证券市场的媒体监督亦无规定。我国没有颁布《新闻法》，财经媒体对证券市场的监督权力只是源于宪法赋予公民和组织的言论自由权。由于对财经媒体监督市场参与者行为和执法机关的监管活动的权力缺乏具体的法律条文作为保障，媒体的报道和批评权得不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加上理论认识的不足，使得媒体监督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媒体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的作用，特别是对行政监管活动的监督作用还远远不够。
3走出监管困境的对策
3.1准确定位行政监管的功能，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应做到监管机构监管和市场参与者自律相结合，建成一个科学、有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政府应设立独立的、功能单一的全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证券市场事务的监督管理机关，充分发挥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职能，加强证券业自律组织的建设，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市场监管方面，政府应促进并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性，通过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惩罚违规行为，以提高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政府还应加大力度规范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使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中介作用。
3.2增强自律组织的独立性，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
根据目前证券市场的现状，我国建立证券业自律管理体系应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政府主管部门，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和部分个人委员会组成的证券业协会；二是交易所会员自愿组成的证券交易所协会。由以上两个协会担当起证券市场自我管理的重任，规范交易行为。建立独立、完备的证券业自律组织，理清证监会与自律组织的职责。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强化交易所的自律作用，将应属于证券自律组织管理的事项逐步放给交易所和证券商协会，证监会将绝大部分证券市场的监管权力让渡于证券业自律组织。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培养自律组织，使其有能力推行自律规章，利用其完整的检查监督程序及合理的惩罚措施来确保会员等市场主体依法运作，在将来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以其成熟的能力进行自律监管，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在依赖自律组织的监管时，也要履行对自律组织的监管控制职能，对这些组织的市场运作进行严密的监视，以保证他们能有效地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不伤害公众利益，与政府监管部门相配合，共同实现监管目标。发挥自律组织的仲裁功能，使其能高效、简便、专业地解决证券市场大量的小额纠纷。
3.3健全法律体系，加大对违规者的惩治力度
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加大对违规者的惩治力度，是保证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美国安然事件后，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决定成立独立的公众诈犯罪的处罚力度。中国应增加对监管部门的经费投入，增加监管部门的人员配备，以真正落实对监管对象的全程监管，加大对证券欺诈犯罪处罚力度。此外，还应建立全国连网的股票实施交易系统和监控、预警系统，通过法律形式授予证券监管部门必要的查处权力，并在证券监管、银行、法院之间建立统一的协调监管机制，加大对重大违法案件的打击力度。
3.4建立健全的媒体监管体制，保障媒体的监管权力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新闻法》不能制定颁布，那么在未来修改《证券法》时，应该考虑对媒体监督证券市场各种活动的权力，包括监督行政监管执法活动的权力给予明确规定，证监会也应制定主动接受媒体监督的规定，以增强自己执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减少官员假功济私、贪脏枉法等腐败行为的发生，预防腐败造成的监管“失灵”，提高行政监管的执法效率和执法质量。从而充分发挥媒介监督的作用。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改革和进化，应该以监管权力的合理分配为重点，通过证券法律的修订和完善，加快塑造和培养非政府的证券业自律监管组织；同时在横向上收缩行政监管权力范围，在纵向上强化行政监管案件调查权和即时强制权；加强法院的证券执法（包括案件审理与对行政执法的司法审查）能力，加强立法机关对证券执法的监督，加强媒体的监管权力。最后形成一个监管主体多元化、监管层次多级化，相互协调又制衡的有效监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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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证券市场在短短20年间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我国证券市场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结合我国现状，从整体的、系统的角度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进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对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在分析了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目前我国证券监管存在的缺陷。同时根据对证券市场监管存在问题的研究，提出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议。
关键词 ：证券监管 证券市场 发展现状 上市公司
证券市场是一个具有巨大利益的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政府介入的情况下产生的，政府干预的程度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证券监管体制不能及时适应快速发展的证券市场。因此，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并通过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反思，完善监管制度的缺陷，达到风险防范的目的，从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这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证券监管体系概念
证券监管体系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的重要基础。一国证券监管体系的形成是由该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及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我国的证券监管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证券市场运行的各项宏观政策。第二层次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业自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证券交易所对其会员的场内交易实施监管，同时也对上市公司和各交易商实施有效的监管。另一方面是场外自律。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监督和管理各种场外交易，保证场外交易的规范和公平。
三、我国证券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证券市场监管法律有待完善
其一，缺乏相应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律。其二，在具体的交易规则等方面，影响公平、公正交易的因素尚未得到有效禁止。其三，在法律体系的协调方面存在不足，最突出的是地方法规和全国性法规的矛盾。其四，对证券市场证券商的规范化管理和监督执法存在局限性，尤其表现在对一些特殊主体监管不力。
（二）政府监管职能错位
证券监管部门疲于应付证券市场中不断出现的经常性问题，缺乏中长期的证券市场战略规划研究；同时在监管手段上，仍注重计划与审批手续，将指令性管理手段照搬于证券市场。
（三）证券监管组织体系不合理
我国证券监管主体除证监会之外，还包括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发改委、银监会及地方政府等，这种多头监管容易导致政出多门和相互扯皮现象，致使证券监管的威信和效用均不理想。
（四）监管制度和监管行为存在滞后性和弱有效性
1．滞后性。从违规行为的发生到发出处罚通告，往往历时很久，监管行为呈现明显的滞后性。
2．弱有效性。对违规犯罪行为的处罚，往往处罚太轻。
（五）自律性管理有名无实
首先是自律组织不健全；其次是自律组织管理混乱。另外，作为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于管理机制不同，对证券监管力度也存在差异，致使各证券交易所在执行仲裁和行使惩戒职能时会出现不一致，所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不强。
（六）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亟待加强
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再融资门槛降低，融资能力、筹资规模迅速得到提升。由于监管不力，上市公司在资金运作方面表现得相当随意，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闲置的现象十分严重。
（七）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缺乏制度保障
从证券市场的发展来看，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也相对欠缺从而造成了投资者利益频频受到侵害的局面。
四、我国证劵监管体系的发展建议
（一）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证券法》等基本法律，完善有关的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包括上市审查、会计准则、证券投资信托、证券金融事业、证券保管和买卖、证券清算与交割、证券贴现、证券交易所管理、证券税收、证券管理机构、证券自律性组织、外国人投资证券等方面的专门法规。
（二）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包括为批准一项许可申请所必要的初步信息，为进行持续监管所要求的定期信息，在视察或危急情况下的非常信息，为实行有效监管，需要获取整个市场组织的质量信息、市场交易信息、市场数据信息、公司运行信息，相应建立合理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投资者、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参与、证券会实行的“四位一体”社会化监管。
（三）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1．完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
通过对保荐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使真正质量好和运作规范的公司上市，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的利益。
2．增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诚信义务的规定和法律责任。
3．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增强上市公司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4．完善证券处罚法律体系
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体系，使得对证券犯罪行为做到有法可依，增强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还要增强执法人员的能力，加大违规成本。
（四）充分发挥自律性监管作用
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没有充分发挥其作为自律性组织应尽的责任，社会性的监督组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五）加强对证券监管者的监管
1．法律、行政监督
对监管部门的法律监督首先应从立法上明确监管者的工作职责、管理与处罚措施、工作程序以及回避制度的执行等。
2．社会舆论监督
社会舆论监督对政府加强监管和自身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证监会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有：建立网站，公布重大新闻、最新政策、证监会各部门情况、市场统计数据等，接待投资者投诉，通过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建立与投资者交流的渠道。
但证监会工作的透明度尚显不够，建议在思想上彻底转变观念，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新闻舆论的监督，在具体做法上，公开有关工作程序和年度账目，定期接受媒体的采访。
3．建立制衡机制
成立于一个独立于证监会之外的特别机构，对证监会的各项决定进行制衡，其人员可由精通法律、金融、会计的专业人士组成。
4．自律管理
通过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和规范进行自我管理，作为外部监督的有效补充。
（六）保护投资者权益
1．完善投资者教育机制、投资者诉讼机制、投资者赔偿机制。
2．完善证券投资咨询业虚假信息归责制度。
3．构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
总之，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是以是否具备一个良好的监管运行模式和实施卓有成效的监管过程为首要标志的。相信通过建立良好的证券监管体系，我国的证券市场必将不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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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健敏 （1990-），男，汉，浙江温州人，经济学硕士，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投资学专业，研究方向：投融资理论与实务。
论文摘要：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殊背景，决定了，政府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是依靠市场自身的逐步演进，而是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来推进的，这使得中国股市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所以我国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度的把握就显得尤其重要。
证券市场如何监管，监管的界限在哪里，如何把握证券自律与政府监管的度，这涉及到证券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国家对经济干预正当性的问题。证券监管的适度把握应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应该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
一、国外证券监管适度性探讨
证券监管的演变应该是与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动态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格局决定了证券监管的边界的变迁，也折射出其中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下的证券监管限度的变化过程。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英、德三国的证券监管体制进行简单的比较，重点放在各国在适度监管上的做法，以期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美国。美国一向自认为他们之所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证券市场，是因为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证券监管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从各州开始，第一部全面的证券法是由堪萨斯州在1911年颁布的。堪萨斯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不智的投资者免受证券推销人的欺骗，这些推销人把毫无价值的一夜之间消失的公司和金矿企业的股票卖给公众，结果这些股票的背后什么财产都没有，只剩下堪萨斯的蓝天，由此各州的证券法都被简称为“蓝天法”美国早期的证券监管就是以蓝天法为基础，确立了诚实、公平和反欺诈的原则。
美国现行的证券市场法规主要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及原则包括：法定注册和公开原则，保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完全、准确的信息；规范公开原则，监督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和全国证券商协会；公平和反欺诈原则，鼓励私人依法起诉。上述内容包括在《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诉法》、(1939年信托契约条例》、(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其他若干法案条文中。
美国证券监管的最新一轮重大行动是2002年制定的《萨班斯奥克利法》，该法是对2002年一连串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从安然到凯马特，从世界通信到施乐)的回应。制定该法的目的是：第一，强化政府监管，以便市场更有效率。第二，恢复投资者信心和资本市场的公众诚信。本法案强化了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审计，加重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公布的会计报告的责任，加重了中介机构(如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责任，强化了对公司财务的外部监督。使得证券监管的基渊一下子变得更加严厉了。因此，有学者评论说这是“乱世出重典”。
(二)英国。在英国，传统上证券行业的自律系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其自律组织包括英国证券交易所协会、英国证券业理事会、收购与合并问题专门小组等等。这些组织制定的规则常常比议会立法更起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以前。之前英国未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行使监管职能，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对证券交易和风险进行规定和限制，只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如证券交易所的自我管理规定和《公司法》、《反欺诈投资法》、《公平交易法》等法规中有关的规定构成证券法制监管体系。这是和上述英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密切相关的。1986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建立了管理证券业的新模式，从此结束了英国证券市场松散的自律管理状态，确立了在新法律框架下的管理体制。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立法体系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不同的业务种类进行监管，带来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英国在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它的大部分条款合并了现有法律或自律法规的内容，为新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一金融服务局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法律框架，以替代原有的不同法规所形成的法律框架。
(三)德国。在德国，商业银行拥有进行证券业务的权利，银行业与证券业呈现混业经营、混业管理的局面。因此，其证券业便通过中央银行对参与证券业务的商业银行的管理来实现监督，并没有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机构。同样的原因，德国也没有一个规定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解释市场运行规则的法律实体。关于上市公司及股票发行和交易的规定，见于《公司法》、《银行法》、《投资公司法》、《证券交易条例》和《证券交易所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但德国于1993年底制定了《内幕交易法》和《持股信息新规则》，并于1994年成立了德国证监会，也反映趋向集中立法体制的迹象。从上述的比较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
第一，从美、英、德证券监管法制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其立法的中心原则为“公开、公平、公正”。固家证券立法也是适应国内外经济情况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第二，一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核心在于正确设定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的位置，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强调政府的集中立法管理，将政府监管置于监管体系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自律管理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国家和证券监管体制都必须依赖自律机构完成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活、迅捷反应的一线监管活动，以弥补政府监管监管成本过高和监管失灵而造成的效率低下。但自律管理应被纳入政府集中监管的框架之中，才能有效消除自律机构由于自利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市场混乱。总之，一个富有效率的证券监管模式应该是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之间分工合理、协调配合的有机统一体。
二、我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首先应适应我国国情。我国证券市场的形成可以认为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建设，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存在先天的不足；再加上长期形成的计划管理的经验，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具有自己的特征。我国的证券监管的“度”的把握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在借鉴国外发达证券市场监管经验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同我国国情相适应。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抛弃纷繁复杂的细节，对比成熟证券市场的特征，我们发现我国证券市场有以下特点：
1、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一个证券市场的规模必须大到能让希望在本市场中筹资的企业能正常地实现其融资目标，而不受市场规模的过分制约，这是成熟市场的首要特征。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具备为各类型企业融资服务的目标。
2、监管机制还不完备。成熟市场的监管原则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监管机制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有关的法律和规则覆盖证券市场的各个基本层面，实施细则都有很好的可操作性，不同监管主体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衔接性、配套性、层次性良好。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市场化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成熟市场的市场化是很充分的，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乃至金融创新都已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准则来运作。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的拓展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我们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对于新股的发行我们已不采额度的限制，而是由市场自行调节。
4、行为主体的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证券市场上基本的行为主体是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各类中介机构等。如果其行为主体不具备经济人的特征，那么这样的证券市场即使硬件设施再完善、规模再大，也只能是一个扭曲的市场，证券监管也很难落到实处。我国证券市场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领域界定。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基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因此，监管的范围应首先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自行调节好的经济活动，政府就没必要干预。所以，政府监管应严格局限于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展现其功效或功能发挥微弱的领域，而不能随意逾越这个范围。否则，“政府失灵”就会显现，并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解决了证券监管的领域界定问题只是把握住了“监管适度性”的一个方面，还应在此基础上从监管的强度上更深层次地透视它的内涵。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有适当的弹性，即对于同一监管领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干预力度应有强有弱。换句话说，是加强还是弱化政府的监管职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而具体酌定。这也正是由证券市场独有的高风险和不稳定性所决定的。
(三)具体的应对措施。正如中国的资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漫长发展一样，我国证券市场也是“国家培育下的拔苗助长”的产物，没有经历自然的生长发展过程。我国的证券监管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考虑这一特殊国情，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我国证券市场的特征。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现有的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构建系统、权威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作为市场监管体制的基础。正如哈耶克所说，“政府活动对自由市场的干预程度应当以法治做为标尺”。同时，必须注重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和内容的衔接性。首先，应围绕《证券法》的准则与内容，协调不同层次立法和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一致性，进一步减少法律规范的过渡性与冲突性。其次，法律规范应具有前瞻性，应配合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动态发展、证券市场运行的复杂性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论文摘要: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建立以来,在近20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的滞后等原因,导致证券市场监管不力,在证券市场上出现了诸多混乱现象,使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备受困扰。因此,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法律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是证券市场走向规范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我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以来,在近20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中国证监会2009年8月25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7月底,我国股票投资者开户数近1.33亿户,基金投资账户超过1.78亿户,而上市公司共有1628家,沪深股市总市值达23.57万亿元,流通市值11.67万亿元,市值位列全球第三位。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由于监管、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证券市场。这些问题的出现使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备受困扰,证券市场监管陷人困境之中。因此,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证监会的作用问题
我国《证券法》第178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从现行体制看,证监会名义上是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证监会的监管范围看似很大:无所不及、无所不能。从上市公司的审批、上市规模的大小、上市公司的家数、上市公司的价格、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及认可标准,到证券中介机构准入、信息披露的方式及地方、信息披露之内容,以及证券交易所管理人员的任免等等,凡是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事情无不是在其管制范围内。而实际上,证监会只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的附属机构,其监督管理的权力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2.证券业协会自律性监管的独立性问题
我国《证券法》第174条规定:“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证券公司应加入证券业协会。证券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同时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职责,如拟定自律性管理制度、组织会员业务培训和业务交流、处分违法违规会员及调解业内各种纠纷等等。这样简简单单的四个条文,并未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的独立的监管权力,致使这些规定不仅形同虚设,并且实施起来效果也不好。无论中国证券业协会还是地方证券业协会大都属于官办机构,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章如一些管理规则、上市规则、处罚规则等等都是由证监会制定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没有实质的监督管理的权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这与我国《证券法》的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其会员的自我约束、相互监督来补充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初衷是相冲突的,从而表明我国《证券法》还没有放手让证券业协会进行自律监管,也不相信证券业协会能够进行自律监管。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依然没得到重视,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
3.监管主体的自我监督约束问题
强调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考虑到证券市场的高风险、突发性、波及范围广等特点,而过于分散的监管权限往往会导致责任的相互推诿和监管效率的低下,最终使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而从辨证的角度分析,权力又必须受到约束,绝对的权力则意味着腐败。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监管者也是经济人,他们与被监管同样需要自律性。监管机构希望加大自己的权力而减少自己的责任,监管机构的人员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规章还是执行监管,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甚至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自身的职责和牺牲公众的利益。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公共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从人民权利中分离出来,交由公共管理机构享有行使权,用来为人服务;同时由于它是由人民赋予的,因此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权力则意味着潜在的腐败,它的行使有可能偏离人民服务的目标,被掌权者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证券市场的监管活动中,由于监管权的存在,监管者有可能以权谋私,做出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所以必须加强对监管主体的监督约束。
(二)被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问题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上市前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过分集中于国有股股东,存在“一股独大”现象,这种国有股股权比例过高的情况导致政府不敢过于放手让市场自主调节,而用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证券市场的运行,形成所谓的“政策市”。由此出现了“证券的发行制度演变为国有企业的融资制度,同时证券市场的每一次大的波动均与政府政策有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被强烈扭曲”的现象。证监会的监管活动也往往为各级政府部门所左右。总之,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使政府或出于政治大局考虑,而不敢放手,最终造成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出现问题。
2.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治理问题
同上市公司一样,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等也有在着上述的问题。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虽然也成长起来,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尚不成熟、法制尚待健全、相关发展经验不足的境况下,这些机构的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也都存在很多缺陷。有些机构为了牟取私利,违背职业道德,为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证明;有的甚至迎合上市公司的违法或无理要求,为其虚假包装上市大开方便之门。目前很多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在上市、配股、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多个环节联手勾结,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或以能力有限为由对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做出有倾向性错误的审计结论,误导了投资者,扰乱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秩序,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造成冲击。
3.投资者的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离理性、成熟的要求还有极大的距离。这表现在他们缺乏有关投资的知识和经验,缺乏正确判断企业管理的好坏、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政府政策的效果的能力,在各种市场传闻面前不知所措甚至盲信盲从,缺乏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念,在市场价格上涨时盲目乐观,在市场价格下跌时又盲目悲观,不断的追涨杀跌,既加剧了市场的风险,又助长了大户或证券公司操纵市场的行为,从而加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难度。
(三)监管手段存在的问题
1.证券监管的法律手段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法制建设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证券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证券法》、《公司法》为主,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体系,尤其是《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使得我国证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终形成。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首先,证券市场是由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及其它市场参与者组成,通过证券交易所的有效组织,围绕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运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应当是应有俱有,但我国目前除《证券法》之外,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平价法》等几乎空白。其次,一方面,由于我国不具备统一完整的证券法律体系,导致我国在面临一些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时无计可施;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导致在监管中无法做到“有章可循”。再者,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中三大法律责任的配制严重失衡,过分强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忽视了民事责任,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在事实上得不到补偿。以2005年新修订的《证券法》为例,该法规涉及法律责任的条款有48条,其中有42条直接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只有4条。
2.证券监管的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曾长久的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这种政府干预为主的思想在经济发展中已根深蒂固,监管者法律意识淡薄,最终导致政府不敢也不想过多放手于证券市场。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被弱化。
3.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存在的问题
对于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无论是我国的法律规定还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均有体现,只不过这种经济的监管手段过于偏重于惩罚措施的监督管理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奖励的监督管理作用。我国证券监管主要表现为惩罚经济制裁,而对于三年保持较好的稳定发展成绩的上市公司,却忽视了用经济奖励手段鼓励其守法守规行为。
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
(一)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I.证监会地位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法》首先应重塑中国证监会的权威形象,用法律规定增强其独立性,明确界定中国证监会独立的监督管理权。政府应将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从证监会的工作目标中剥离出去,将证监会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同时我国《证券法》应明确界定证监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施监管权力的独立范围,并对地方政府对证监会的不合理的干预行为在法律上做出相应规制。这样,一方面利于树立中国证监会的法律权威,增强其监管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利于监管主体之间合理分工和协调,提高监管效率。
关键词：证券法；功效分析；重构思路
中图分类号：DF4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48-03
我国证券法颁布于1998年，当时我国的证券市场刚刚兴起，市场经济也正在起步当中，证券法的出台为稳定当时证券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证券市场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当时的证券法其实严重阻碍了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所以，2005年我国证券法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修订，对于中国随后数年内的证券市场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次修改得到了证券法学界和证券市场实务届两方面的共同认可和赞同，但是其约束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所以在随后几年内业内要求修订证券法的呼声很高。2013年和2014年，国家对证券法进行了两次修订，但是两次修订总共才涉及了7个条文，并且仅仅是细节上的修改，整个证券法的体系和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证券法在当前时代必须要进行重构，需要研究其功效，重新厘定证券之定义和价值，完善重构之思路。
一、我国证券法的立法修改
我国现行的证券法整个结构内容是以1998年的证券法为基础，2005年进行了重大修订，2013年和2014年进行了7个条款细节上的改动。当时制定本法时，我国的市场经济其实刚刚起步，我国仍然没有真正从计划经济中彻底走出来，所以能够由全国人大起草并制定这部法律而非由国务院相关部门起草出台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这部法律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为在这部法律规范制定之前，亚洲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其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冲击是巨大的。这部法律规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防范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对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有非常多的限制。1998年的证券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证券法，并且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控风险，所以其必定有其过于严苛的地方，在制定法律当时可能能够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过分强调风险的控制而设定太多的禁止性规定是不符合证券市场发展规律的。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证券法进行了一次重大修订，增加了53个条款，删除了27个条款，大多数的条文都进行了修改，这次修订大大提升了证券法的效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很多新问题的出现，2013年和2014年证券法对其中的7个条款进行修改，无一例外，仍然是放开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仅仅7个条款的修改远远不能满足当前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对证券法进行一次大的修改已经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立法任务。
二、我国现行证券法存在的问题
尽管2005年的证券法相对于1998年已经放开了诸多限制，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立法来说仍然是限制多多。并且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很多新兴的证券形式出现，证券法在调整这些证券形式方面仍然是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现行证券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调整的对象和范围过窄，证券的定义不科学。我国的证券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是以证券法为效力最高的法律，以《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为次一层级的法律规范，加以相关行业规定为辅助的重要体系。但是证券法中对于证券的定义厘定是远远窄于其他领域的对证券所下定义的。并且当前对于证券法以外的证券形式，行业内都是承认其属于证券范畴之内的。这也说明资本市场对其的普遍认可，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扩大对证券定义的解释迫在眉睫。之所以会对于证券的定义如此重视，是因为如果不对其定义进行外延上的确定，对于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就会很难实现。第二，对于融资上具有很多的限制。对于证券公司来说，融资也成为当今较为流行的一项业务。但是证券公司从事融资业务却有很多的限制。例如，证券公司想要贷款的话，还需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并且持有相关的许可证。并且即便是获取了批准和许可，贷到了款项，在贷款用途和利率上也有限制。贷款通则中明确规定了借款人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公司从事该项业务就属于国家应当另有规定的。但是事实上对于证券公司来说，其贷款融资限制并未放开，在这些多重的限制之下，证券公司想要开展融资业务实际上是困难重重，并且这些规定都是在贷款通则中规定的，证券法作为法律层级更高的法律规范并没有明文规定，显然是不恰当的。第三，对于投资者来说没有明确的区分。其实证券法本身就是为了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这种监管不仅仅应当是对于有问题或者不良行为的监管，还应当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投资者的投资规模有大有小，不同的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对风险的认识和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国家有必要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来保护不同的投资者。特别是如果投资者的专业知识匮乏、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时，应当用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这项制度其实在很多规章制度中都已经存在了，但是唯独在法律层面并没有直接的体现。
三、证券法的功效和未来重构思路
（一）证券法重构思路和理念对于证券法功效的影响
证券法的重构思路对于证券法的功效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证券法的很多规定都是借鉴了美国证券法的具体规定，甚至某些条款改动都不是太大，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经济状况其实现在趋向于一致，出现法律规范调整的相似性也是正常的。但是在证券市场的适用和效果上却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结构甚至是条文，却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很大的差别，其根本原因还是立法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另外，我们也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对于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来对其进行解释。看似是类似的法律规定，但是立法理念不同，也就制约着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证券法功效的趋向一致。未来证券法重构的思路和理念总结起来其核心就是，要把握好国家监管和市场运行的平衡点。完全放弃国家监管只会让证券秩序变得混乱，而忽视市场运行规律而过分强调国家的监管也不利于发挥证券市场的活力，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未来证券法重构应当由严格的监管改为适度的监管，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4个大方面的问题和相互关系，使证券法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证券法未来重构的基本思路
首先，也就是最基础的一项，就是需要将证券和证券市场的定义进行厘清，用确定的概念来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关系。现行证券法中规定了，证券指的是股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但是当前我国现实证券市场中基本上只有前几种类型，国务院至今并未出台文件认定任何一项证券。并且这个定义是列举式的，并没有从这几项中总结出一般性的东西，连一个确定性的一般性的定义都没有，我们根本不能奢求证券法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其在确保证券市场安全稳定运行上的积极影响。并且随着当前经济多样化的发展，各种新型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证券法对这些实质上的证券并不能调整，直接限制了证券法在资本市场上的适用效能。换句话来说，我国现行证券法中的证券之定义是形式上的证券，在立法理念上并没有选择实质证券。而实质证券一是能够最大体现对广大投资者的立法保护，二是能够真正地对当前各种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实行监管，三是能够有效地协调证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有效结合，是当今可行的一种措施。具体来说，完善实质证券制度，应当在证券法这一法律规范的层面上对证券的定义进行明晰，才能够对于证券市场进行更为规范和科学的监管与调整。其次，将证券民事法律关系完备化。其实证券法在我国到底应当是公法还是私法，一直都有争议。当前毋庸置疑，证券法是以公法规范为主的，它在我国的法律部门分类中是处在商法而并非民法中。根据学界的普遍观念，其实证券法应当是具有一定的公法性质的私法。但是由于我国证券法制定的根本动因是为了确保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和防范各种风险、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在制定时借鉴国外先进的证券法时注重对于行政管控的规定而忽视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措施，投资者的权益实现都要通过证监会而不是证券市场本身，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其实是极为不利的。另外，随着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也抑制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未来证券法的构建应当大大削弱证券法中的行政法律关系，应当将民事法律关系最大化，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实现释放应有的制度空间。最后，证券监管的机制应当改变，由传统的行业监管转变为功能监管。在我国市场经济初期，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行业监管为主是必要的。并且即便现在我国证券监管其实也是有功能性监管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功能性监管却也需要借助行业监管的手段才能够真正实现。在证券领域的行业监管主要有下面的一些特征：第一，在这种理念下的监管体制，监管机构其实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业主管部门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种监管很容易向着控制和管理的方向转化；第二，行业监管严格按照行业来进行划分，那么现实中其实很多领域的监管内容存在着很大的重合部分，但是由于行业间的不同，就容易导致重复监管。在中国最为著名的就是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根据各自的行业进行监管，但是事实上这些监管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叠的；第三，非证券公司的证券行为也属于证券法理应调整的内容，但是却由于行业监管的弊端而脱离了证券法的监管。比如，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理财产品，这其实不应当单纯由银监会去监管，而应当由证监会来进行监管。基于上述的特征，行业监管在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中呈现出的弊端具体有下面的几个方面：第一，行业监管将整个金融市场分割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行业，人为地割裂了这些金融市场之间的必要联系，也使整个金融市场失去了统一性；第二，限制了市场和公司的自由，既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证券企业的发展，使中国的证券市场仍然停留在较为落后的水准之上；第三，行业监管间接增大了监管的成本，使多个行业必须由多个部门进行监管，哪怕这些行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只要分处不同行业，就由不同行业监管部门监管，浪费了人力和物力；第四，行业监管极容易演变为权力的扩张，这对当前的中国民主建设是不利的。与行业监管相对应，功能监管具有下面的一些特征：第一，只要是以证券法的立法原则、理念、任务等等为监管目标的，只要与投资者及投资者权益有直接关系的金融行为，都应当纳入到证券监管范畴之中；第二，只要涉及投资者的权益，不再考虑公司的类型和业务范围，无论是证券公司还是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都应当纳入到功能监管的范畴之中；第三，特别注意对于实质证券的监管而并非仅仅是形式证券；第四，不介入证券市场主体的内部事务，只处理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具体来说，功能监管可以进行下面的一些尝试：第一，敢于放开权力，有勇气将权力下放到市场之中。关于市场的滞后性和市场的缺陷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市场也具有行政权力并没有的优势，那就是灵活性和生命力。实际操作中，可将上市证券的选择权还给证券交易所，将对证券公司的行政介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严格遵循比例原则；第二，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做好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衔接、做好事前的准备和事后的处理相结合、做好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利义务的有机结合。1998年证券法刚颁布的时候，中国股民总人数只是近两万人，而截至2014年底，中国的股民就已经达到了1亿多人。近20年间，股民人数就增长了5000倍，更遑论其他形式的证券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证券市场的火热和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步完善，我国的证券法仍然是基于1998年的结构，内容上只经过了2005年一次大修改，而近些年来只有一些细节上的改动。当前我国的证券监管已经走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市场和政府监管很难找到一个平衡。诚然，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完备的法律是必须的。当然，业界也了解现行的《证券法》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的法律规范，未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能够很好调整证券市场的完备的证券法必将出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法律制度体系必将在中国建立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利民.关于完善中国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几点思考[A].证券法苑(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焦律洪,丁丁,徐菁.论我国证券监管者对上市公司内部公司治理的监管权限之界定[A].公司法与证券法论丛[C].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3〕卢文道.证券交易所及其自律管理行为性质的法理分析[A]证券法苑(第5卷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陈甦,陈洁.证券法的功效分析与重构思路[J].环球法律评论,2012，(5).
〔5〕刘燕.企业境外间接上市的监管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协议控制模式为分析对象[J].法商研究,2012，(5).
关键词：证券法；功效分析；重构思路
中图分类号：DF4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48-03
我国证券法颁布于1998年，当时我国的证券市场刚刚兴起，市场经济也正在起步当中，证券法的出台为稳定当时证券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证券市场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当时的证券法其实严重阻碍了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所以，2005年我国证券法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修订，对于中国随后数年内的证券市场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次修改得到了证券法学界和证券市场实务届两方面的共同认可和赞同，但是其约束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所以在随后几年内业内要求修订证券法的呼声很高。2013年和2014年，国家对证券法进行了两次修订，但是两次修订总共才涉及了7个条文，并且仅仅是细节上的修改，整个证券法的体系和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证券法在当前时代必须要进行重构，需要研究其功效，重新厘定证券之定义和价值，完善重构之思路。
一、我国证券法的立法修改
我国现行的证券法整个结构内容是以1998年的证券法为基础，2005年进行了重大修订，2013年和2014年进行了7个条款细节上的改动。当时制定本法时，我国的市场经济其实刚刚起步，我国仍然没有真正从计划经济中彻底走出来，所以能够由全国人大起草并制定这部法律而非由国务院相关部门起草出台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这部法律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为在这部法律规范制定之前，亚洲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其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冲击是巨大的。这部法律规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防范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对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有非常多的限制。
1998年的证券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证券法，并且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控风险，所以其必定有其过于严苛的地方，在制定法律当时可能能够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过分强调风险的控制而设定太多的禁止性规定是不符合证券市场发展规律的。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证券法进行了一次重大修订，增加了53个条款，删除了27个条款，大多数的条文都进行了修改，这次修订大大提升了证券法的效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很多新问题的出现，2013年和2014年证券法对其中的7个条款进行修改，无一例外，仍然是放开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仅仅7个条款的修改远远不能满足当前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对证券法进行一次大的修改已经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立法任务。
二、我国现行证券法存在的问题
尽管2005年的证券法相对于1998年已经放开了诸多限制，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立法来说仍然是限制多多。并且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很多新兴的证券形式出现，证券法在调整这些证券形式方面仍然是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现行证券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的对象和范围过窄，证券的定义不科学。我国的证券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是以证券法为效力最高的法律，以《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为次一层级的法律规范，加以相关行业规定为辅助的重要体系。但是证券法中对于证券的定义厘定是远远窄于其他领域的对证券所下定义的。并且当前对于证券法以外的证券形式，行业内都是承认其属于证券范畴之内的。这也说明资本市场对其的普遍认可，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扩大对证券定义的解释迫在眉睫。之所以会对于证券的定义如此重视，是因为如果不对其定义进行外延上的确定，对于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就会很难实现。
第二，对于融资上具有很多的限制。对于证券公司来说，融资也成为当今较为流行的一项业务。但是证券公司从事融资业务却有很多的限制。例如，证券公司想要贷款的话，还需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并且持有相关的许可证。并且即便是获取了批准和许可，贷到了款项，在贷款用途和利率上也有限制。贷款通则中明确规定了借款人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公司从事该项业务就属于国家应当另有规定的。但是事实上对于证券公司来说，其贷款融资限制并未放开，在这些多重的限制之下，证券公司想要开展融资业务实际上是困难重重，并且这些规定都是在贷款通则中规定的，证券法作为法律层级更高的法律规范并没有明文规定，显然是不恰当的。
第三，对于投资者来说没有明确的区分。其实证券法本身就是为了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这种监管不仅仅应当是对于有问题或者不良行为的监管，还应当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投资者的投资规模有大有小，不同的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对风险的认识和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国家有必要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来保护不同的投资者。特别是如果投资者的专业知识匮乏、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时，应当用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这项制度其实在很多规章制度中都已经存在了，但是唯独在法律层面并没有直接的体现。
三、证券法的功效和未来重构思路
（一）证券法重构思路和理念对于证券法功效的影响
证券法的重构思路对于证券法的功效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证券法的很多规定都是借鉴了美国证券法的具体规定，甚至某些条款改动都不是太大，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经济状况其实现在趋向于一致，出现法律规范调整的相似性也是正常的。但是在证券市场的适用和效果上却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结构甚至是条文，却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很大的差别，其根本原因还是立法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另外，我们也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对于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来对其进行解释。看似是类似的法律规定，但是立法理念不同，也就制约着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证券法功效的趋向一致。
未来证券法重构的思路和理念总结起来其核心就是，要把握好国家监管和市场运行的平衡点。完全放弃国家监管只会让证券秩序变得混乱，而忽视市场运行规律而过分强调国家的监管也不利于发挥证券市场的活力，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未来证券法重构应当由严格的监管改为适度的监管，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4个大方面的问题和相互关系，使证券法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证券法未来重构的基本思路
首先，也就是最基础的一项，就是需要将证券和证券市场的定义进行厘清，用确定的概念来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关系。现行证券法中规定了，证券指的是股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但是当前我国现实证券市场中基本上只有前几种类型，国务院至今并未出台文件认定任何一项证券。并且这个定义是列举式的，并没有从这几项中总结出一般性的东西，连一个确定性的一般性的定义都没有，我们根本不能奢求证券法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其在确保证券市场安全稳定运行上的积极影响。并且随着当前经济多样化的发展，各种新型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证券法对这些实质上的证券并不能调整，直接限制了证券法在资本市场上的适用效能。
换句话来说，我国现行证券法中的证券之定义是形式上的证券，在立法理念上并没有选择实质证券。而实质证券一是能够最大体现对广大投资者的立法保护，二是能够真正地对当前各种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实行监管，三是能够有效地协调证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有效结合，是当今可行的一种措施。具体来说，完善实质证券制度，应当在证券法这一法律规范的层面上对证券的定义进行明晰，才能够对于证券市场进行更为规范和科学的监管与调整。
其次，将证券民事法律关系完备化。其实证券法在我国到底应当是公法还是私法，一直都有争议。当前毋庸置疑，证券法是以公法规范为主的，它在我国的法律部门分类中是处在商法而并非民法中。根据学界的普遍观念，其实证券法应当是具有一定的公法性质的私法。但是由于我国证券法制定的根本动因是为了确保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和防范各种风险、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在制定时借鉴国外先进的证券法时注重对于行政管控的规定而忽视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措施，投资者的权益实现都要通过证监会而不是证券市场本身，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其实是极为不利的。另外，随着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也抑制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未来证券法的构建应当大大削弱证券法中的行政法律关系，应当将民事法律关系最大化，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实现释放应有的制度空间。
最后，证券监管的机制应当改变，由传统的行业监管转变为功能监管。在我国市场经济初期，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行业监管为主是必要的。并且即便现在我国证券监管其实也是有功能性监管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功能性监管却也需要借助行业监管的手段才能够真正实现。
在证券领域的行业监管主要有下面的一些特征：第一，在这种理念下的监管体制，监管机构其实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业主管部门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种监管很容易向着控制和管理的方向转化；第二，行业监管严格按照行业来进行划分，那么现实中其实很多领域的监管内容存在着很大的重合部分，但是由于行业间的不同，就容易导致重复监管。在中国最为著名的就是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根据各自的行业进行监管，但是事实上这些监管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叠的；第三，非证券公司的证券行为也属于证券法理应调整的内容，但是却由于行业监管的弊端而脱离了证券法的监管。比如，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理财产品，这其实不应当单纯由银监会去监管，而应当由证监会来进行监管。
基于上述的特征，行业监管在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中呈现出的弊端具体有下面的几个方面：第一，行业监管将整个金融市场分割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行业，人为地割裂了这些金融市场之间的必要联系，也使整个金融市场失去了统一性；第二，限制了市场和公司的自由，既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证券企业的发展，使中国的证券市场仍然停留在较为落后的水准之上；第三，行业监管间接增大了监管的成本，使多个行业必须由多个部门进行监管，哪怕这些行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只要分处不同行业，就由不同行业监管部门监管，浪费了人力和物力；第四，行业监管极容易演变为权力的扩张，这对当前的中国民主建设是不利的。
与行业监管相对应，功能监管具有下面的一些特征：第一，只要是以证券法的立法原则、理念、任务等等为监管目标的，只要与投资者及投资者权益有直接关系的金融行为，都应当纳入到证券监管范畴之中；第二，只要涉及投资者的权益，不再考虑公司的类型和业务范围，无论是证券公司还是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都应当纳入到功能监管的范畴之中；第三，特别注意对于实质证券的监管而并非仅仅是形式证券；第四，不介入证券市场主体的内部事务，只处理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
具体来说，功能监管可以进行下面的一些尝试：第一，敢于放开权力，有勇气将权力下放到市场之中。关于市场的滞后性和市场的缺陷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市场也具有行政权力并没有的优势，那就是灵活性和生命力。实际操作中，可将上市证券的选择权还给证券交易所，将对证券公司的行政介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严格遵循比例原则；第二，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做好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衔接、做好事前的准备和事后的处理相结合、做好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利义务的有机结合。
1998年证券法刚颁布的时候，中国股民总人数只是近两万人，而截至2014年底，中国的股民就已经达到了1亿多人。近20年间，股民人数就增长了5000倍，更遑论其他形式的证券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证券市场的火热和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步完善，我国的证券法仍然是基于1998年的结构，内容上只经过了2005年一次大修改，而近些年来只有一些细节上的改动。当前我国的证券监管已经走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市场和政府监管很难找到一个平衡。诚然，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完备的法律是必须的。当然，业界也了解现行的《证券法》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的法律规范，未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能够很好调整证券市场的完备的证券法必将出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法律制度体系必将在中国建立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利民.关于完善中国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几点思考[A].证券法苑（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焦律洪，丁丁，徐菁.论我国证券监管者对上市公司内部公司治理的监管权限之界定[A].公司法与证券法论丛[C].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3〕卢文道.证券交易所及其自律管理行为性质的法理分析[A]证券法苑（第5卷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陈d，陈洁.证券法的功效分析与重构思路[J].环球法律评论，2012，（5）.
关键词：
监管制度；法律；自律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2008802
证券市场监管是指国家立法机关，政府及其授权的机构针对证券市场自身的运行特征，制定相应的法律，行为标准和规则，并运用法律的、经济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过程，以及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和活动做出规范、监督和调控。任何证券市场监管目标的形成都是各国证券市场独特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并深受经济制度、文化特征等因素的影响。
1国外证券监管制度
以美国、英国、德国等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代表了国际上三种典型的监管制度，包括集中型监管、自律型监管和混合型监管。
1.1美国的集中制监管制度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以巨大冲击，也为美国政府重新整治证券市场，规范市场主体行为，重建监管制度，最终重塑市场信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美国对公司的上市监管实行的是由承销商进行实质性审核的注册制。该制度的核心就是由主承销商对即将上市的企业进行财务审核和证券承销，当公司在上市过程中出现虚假消息时监管部门将追究承销商的责任。
因此，为规范承销商和上市公司的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最大的保护投资人，尤其是公司股票认购者的权益，美国政府在1933年和1934年分别颁布了《证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SA）和《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of 1934，SEA）。通过这两部法律，美国的证券监管建立起了全面信息披露制度，这就是所谓的“阳光监管理论”。
1933年的《证券法》主要规定公司在一级市场初次发行证券时，就必须将所有具有实质意义的信息公开、完整地披露。1934年《证券交易法》则主要规范证券发行之后的二级市场交易行为，内容包括持续性信息披露、严禁欺诈和市场操作行为及对内幕交易的监管。通过这两部法律，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和投资者保护制度成为美国证券监管的核心理念。此后数十年的立法还包括：《信托契约法》（1939）、《投资顾问法》（1940）、《证券投资者保护法》（1970）、《证券法修正案》（1975）、《内幕交易制裁法》（1984）、《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施行法》（1988）、《内幕交易私人诉讼改革法》（1995）、《萨班斯-奥克利法》（2002）。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仍然是对美国证券监管的“信息公开”制度和“投资者保护”理念的强化。
另一方面，美国对受指控的交易主体实行的是“反向举证”的政策，即要求当事人证明自己的市场行为不涉及内部交易或者暗箱操作。在这种严厉的监管制度下，使得上市公司和承销商在上市之初不敢肆意捏造、伪造公司信息，在股票市场运行中不敢进行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等不法行为，为投资者创造一个充分了解信息并进行交易的平台，这是美国股市得以蓬勃发展，吸引全球无数投资者的重要因素。
1.2英国的自律型监管制度
英国是股票市场的发源地，也是一个政府曾强行介入并直接关闭股票市场的国家。
在19世纪的英国，成立公司需要取得特别授权，即议会的法令授权或是国王的特许状。由于获得议会法令授权或国王特许很困难，因而在市场上慢慢出现了许多没有授权、为公开发行股票而自愿成立的联合体（association）。为了取缔这种“非法”商业活动，英国于1719年通过了《泡沫法案》（English Bubble Act），禁止“在未经议会或国王授权的情况下，成立像公司实体那样的联合体，并使其份额可转移和让渡”，这等于直接强行关闭了英国的股票市场。《泡沫法案》的历史作用使英国公司制度的成长向后推迟了100年。《泡沫法案》及其命运表明，国家和法律在公司制度的生成过程中并不总是扮演积极推动的角色，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力量，尤其在出现其难以驾驭的危机时，更容易慌不择路，往往不是采取适当措施引导公司健康成长，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故意扼杀。相应地，只有私人自发的逐利行为才是公司制度生成和演化永远可以依靠的力量。
因此，198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金融服务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FSA），并设立了证券与投资局（The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Board，SIB）这样一个非政府、非自律的组织，在政府和自律组织间起连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律组织进行指导和控制。尽管新的立法强调将自律管理的某些领域纳入政府直接管制范围，但仍然有人认为监管不应该超过保护正常人不被愚弄的必需程度。
这种自律制度实际上是源自于人们的信托责任意识。
信托责任是指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负有的、严格按委托人的意愿（而不是受托人）进行财产管理的责任。它主要强调的对象是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就是上市公司或者国有企业应该对其股东负责而不是仅仅牟取管理层的利益。以上市公司为例，股东、企业管理层和股东分别构成了信托关系的三方，分别是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信托责任要求企业管理层在运作企业资产中要全心全意为股东利益，尤其是众多中小股民的利益着想，而非管理层自身的利益，比如说办公条件，薪酬水平，通过安排损害企业的交易拿回扣或者直接进行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牟取利益。
就当时情况而言，英国人民的信托责任意识在世界上时最强，这也是股票市场最早出现在英国的原因之一。基于信托责任意识对人们行为的自我约束，使得当时的股票市场上欺诈行为较少，证券市场得以有序的运行。
1.3德国的混合型监管制度
德国证券监管具有明显的立法统一和监管自律的双重特点：从立法来看，联邦政府负责制定监管法律并由各州政府实施和监督；从市场监管来看，交易所、证券审批委员会和经纪人协会等组织对日常的证券市场行为进行自律性监管。
德国的这种特点源自于其联邦制度，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用武力统一了全国，并制定了严格的法令规范人们和市场交易主体的运作行为，对于违法当事人予以严厉制裁。这种带有典型大陆法系特点的严刑峻法形成了德国成熟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也是德国证券市场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
2我国证券监管制度的不足
现阶段我国的证券监管制度是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混合型证券监管制度。
但在这一监管制度下，我国的证券市场却出现了许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建设不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准确来说起始于1992年，而作为配套而生的法律制度《公司法》和《证券法》却在1993年和1999年才出台，直到2004年才进行了修改，这意味着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远远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证券法制框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度缺乏配套性及有效的衔接，存在众多司法漏洞；二是若干法规制度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不够，缺乏对于市场发展的适应性，使法制的监管效果难以保证。
（2）监管措施执行不足。我国的证券立法与执法之间尚不能完全配套，影响了法制功能的实现。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对证券市场的监督上。可以说，制度形成后的执法不严，是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3）监管权力集中。这个问题是与监管执行力度不足相伴而生。中国证监会拥有对证券监管和上市公司管理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权力的集中或导致权力的滥用，或导致权力的不作为，在行政法学理论中，仅有强调限制权力过度膨胀才能达到以“权”制约“权”。我国证券市场上的这种监管体制本意是为了增强中国证监会的权威性，以提高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掌控能力。但实际上监管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其权限常常受到比其更高一级的行政上的干预，监管行为带有明显的应急性，缺乏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监管行为，也就根本无法体现监管的“三公”原则。特别是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有着很深的渊源"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更大。
（4）信托责任缺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曾经精辟的指出，中国是一个没有信托责任的国家。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是这一言论的最佳论据。因此，我国在没有良好的法律环境，又在民众缺失信托责任的情况下过快的进行证券市场化，必然导致了证券市场充斥着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局面，而众多中小股民则成为了直接受害者，是以在2008年股市崩盘之时，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保障中小股民的利益，导致了民众财产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剥夺一空。信托责任的缺失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行业的自律性极差，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3启示和建议
（1）加强法律建设，建立多层次、功能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但目前相关法律还未出台，法律体系尚未形成，要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首先就要加强我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的立法工作。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前提。所谓多层次的法律体系，第一层次应该是《证券法》和《公司法》两部专业法律对于市场中的各个行为主体的基本要求和规范；第二个层次是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民的利益的法律，中国可以学习美国的“反向举证”方式以杜绝内幕交易；第三个层次是对行业自律的规则，提高整个证券行业的信托责任意识。目前我国的第一层次的法律建设趋于完善，但第二层次仍存在很多不足，应加快这层次立法的步伐，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誉评级法》、《信托法》等相关法律。只有在威权政府下的法制建设才能规范公司和个人的行为，最大的避免股票市场的内部交易，极大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只有在中产阶级形成后才能形成一个制度化的证券市场游戏规则，防止以大欺小和恃强凌弱，避免严重的社会不公。
（2）明确监管机构的地位和职责。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进一步明确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作为一个事业单位，证监会没有资格向人大汇报工作，这对全国人大行使监督权十分不利，并且在实践中造成证监会受行政机关的干预更大一些。因此，应该明确中国证监会行政部门的性质，改事业单位为行政机构，并规定证监会应更多地接受人大的监督和管理，直接向人大财经委员会、人大法律委员会等部门汇报工作，给予证监会独立处理证券市场内部问题的权利。同时，应该明确证监会独立地不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证监会应该及时明确自己的证券监督管理职能，不应对市场上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现象进行过多硬性干预。
（3）促进行业自律性。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因此，加强行
业内部的自律显得尤为重要。行业自律的建设源自于信托
责任的培养，在信托责任的培养过程中，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能够起到巨大作用。另一方面，我国的《证券法》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是行业自律组织，其会员有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兼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有关部门领导和从事证券研究及业务工作的人员。因此，加强行业自律，还需要完善证券业协会的组织建设，建立统一的行业自律体系。
（4）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管理。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没有规范运作的上市公司，就没有规范发展的证券市场。加强中国的证券监管制度，就一定要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监管。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的核心所在，也是投资者决策理性的前提，是防止证券欺诈等不法行为的重要手段。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增强市场透明度，以有效地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平等交易的机会，能够有效的避免上市公司的弄虚作假，帮助投资者理性决策，减少内部交易行为和信息不对称，使证券市场“在阳光下运行”。
（5）逐步改变公司的发行上市制度。我国《证券法》规定，对股票的发行监管实行核准制。在核准制下，证监会成了实质的监管部门，承销商更多的是充当财务顾问和证券承销的角色。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壮大，证监会的监管工作量大，往往不能面面俱到，监管力度显得相对不足。相比于美国的注册制，将承销商和上市公司利益捆绑，让上市公司不仅对美国证监会负责，还受承销商的监督，在出现问题时，不仅惩罚违法公司，更严厉惩罚承销商。这样把监管权力的下放，既减少了证券监管部门权力滥用或不作为，又拓展了监管的视角，可以极大的避免不规范行为，一举两得。因此，我国也应该在法律建设逐步完善等条件成熟时，逐步过渡到注册制，使证券监管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尹海员，李忠民.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目标研究——基于国外监管制度的考察[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9（3）：6769.
[2]王佩瑶.试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及其完善[J].今日南国，2008，（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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