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财务管理理论包括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其中应用理论又由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财务管理理论和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财务管理理论构成。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来构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则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规律来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财富,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财务管理目标”。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关键词]财商教育; 理财观念; 经济行为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6-0074-03
所谓财商教育就是指转变人们的理财观念，普及理财投资知识，提高人们理财智慧和能力的教育。它不是一般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而是从观念到行为贯穿在日常生活许多领域之中的全方位的教育。财商教育是一个新兴的教育领域和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商教育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就近年来国内外财商教育研究作一简要述评。
一、国外的财商教育研究进展
财商是由美国日裔学者罗伯特・清崎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最先提出的，它包括两方面的能力：一是正确认识财富以及财富增长规律的能力（即价值观）;二是正确应用财富及财富增长规律的能力。财商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知识构成：一是财务知识，即阅读理解数字的能力;二是投资知识，也就是钱生钱的科学;三是市场知识，即有关供给与需求的科学;四是法律知识，即有关会计、法律及税收之类的规定。他认为财商实际上是才能和技巧的结合，财商可以要求人们不要为金钱工作，而要让金钱为你工作，要求人们必须真正了解金钱及其内在的规律。
西方理财教育萌芽于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由于人们经历过经济的衰退，因而格外关注自己手头财富的保值。自50年代以来，美国绝大多数州政府就已经先行一步，先后在中学和大学开始经济学、管理学相关课程的改革，让学生获取最基本的理财知识。
20世纪70年代，美国理财教育进入初步形成期。美国学者尼尔・古德费雷在《钱不是长在树上的》中明确提出了少年儿童理财教育的目的：8岁懂得要挣钱必须要靠劳动，并且学会存钱;9岁学会简单制定用钱计划，买东西能够货比三家;10岁时懂得节省，以备不时之需;12岁时能够制定并执行稍长时间的开支计划，逐步树立起正确的金钱观。这些内容最初只是本书作者个人的指导性建议，但后来被广泛运用于美国各所学校的理财教育中，并且带动了教学改革。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理财教育进入了成熟深化期。20世纪80年代初，罗伯特・清崎在其《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财商的概念，从人的基本素质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理财教育。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促进了理财教育的发展，也为理财教育提供了正式的理论依据。同时期，美国学者安德森也系统地论述了理财教育概念。他认为理财教育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会设立理财目标，认识收入的作用，制订、应用并不断调整理财计划的一系列环节。简而言之，理财教育就是教人们更大限度地积累财富、更加合理地使用财富，这为美国乃至国际理财教育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理财教育理论和实践不断成熟，进入了多样化发展时期，形成了以学校理财教育为主导，理财机构、社区、家庭为辅助，四者全方位结合的教育模式。而专家学者也从未停止研究，1997年，美国经济学教育国家委员会的专家道格拉斯和加内特就美国中小学理财教育对孩子成年后理财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儿时的理财教育对于他们日后更好地积累财富、更有计划地使用财富有潜移默化的影响。2001年，美国立法把理财课程作为基础教育的一个内容。美国教育部资助发起了一个“为美国而储蓄”的计划，全国34个州的3000所中小学也参加了这项计划，普及财商教育。2002年2月，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谈到需要给学校的孩子进行财务知识的教育，他说：“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进步，财商教育是世界第一的国家保持自己实力的关键。”
二、我国的财商教育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外理财教育思想的传播，理财教育日益为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所关注，理财教育从理念走进了学校实践。我国自推行素质教育以来进行了新课程改革，将理财教育渗透到中小学课本中。在小学《品德与社会》新课标中有一个《花钱的学问》的专题，重点介绍钱是怎样得来的，如何花钱的一些基础知识和技能，以及如何在消费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问题，让学生掌握理财中的最基本知识，培养最基本的素质。作为国际金融城市的上海，在青少年理财教育方面也已经领先发展，在当地中小学教材中分别设有储蓄、保险、消费、理财等内容，一些学校还通过实践教学开展理财教育。另外，一些电视台、广播台、报社和网站也相继开设了青少年理财教育专栏响应理财教育。可以说，在我国作为国家或地方教育政府层面，理财教育也已经从一个教育领域逐渐渗透到学生平时的课堂学习之中了，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其中一些零散的资源进行相应的整合，以更好地发挥它们的效用。
近几年来，随着《富爸爸，穷爸爸》一书在我国的畅销，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于财商教育的研究，总体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商的概念
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关于财商的统一定义，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最为流行的，认为财商是一个人认识财富和驾驭金钱的能力，主要指个人在财富管理方面的智力和能力，是打理钱财的智慧。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财商是评价一个人财经素质的指标，是对个体的经济知识和经济能力在同龄人中相对位置的度量。
王志纲在其书《财智时代：王志纲的观点》中提出了“财智时代”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被西方人称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则处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并存时期，它有个更加贴切的说法――财智时代。它不同于纯粹的知识经济时代，也不同于以往以财为主、以智为辅的财富时代，而是一个“财智平等、以财求智、以智生财、财智相融的特别时期”。熊开辉在其《FQ财商：如何提高驾驳金钱的能力》中将财商观念的内容分为金钱观、价值观、学习观、职业观、风险观、未来观、成功观等。《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的刘俊彦社长认为财商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对金钱的认识、如何发现并把握商机，或者说是如何创造财富、日常理财能力及消费素质等。中国财商教育的先行者――汤小明，也是《富爸爸，穷爸爸》一书在中国的推行者，他解释道，财商即财富智商，是指一个人认识和驾驭金钱运动规律的能力，它包括观念、知识、行为三个层次的东西……财商将决定一个人一生受金钱左右的程度和他的富裕程度。
（二）财商教育的内容
刘俊彦指出，一个人财商开发的关键是具有健康的财富观。主要包括合理合法地获得财富，有节制地利用财富和建设性地创造财富。林永乐在《试论财商》一文中提出了财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比较了财商和智商的联系和区别。汤小明认为，在财商教育当中，对金钱与人生的基本观点是第一课。何芳则从哲学角度提出了青少年财商培养的全新方法，她认为一个人财商开发的关键是具有健康和谐的财富观。她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指导青少年遵循对立统一原则，正确科学地认识财富;坚持实践的观点，合理合法地创造财富;把握“适度”原则，有节有制地支配财富。
（三）财商教育的目标
目前关于财商教育目标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有学者认为，财商教育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有关财务知识，理财原理、方法、技巧等财商方面的知识，以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理财观和社会责任感。也有学者提出，财商教育的目标在于使孩子正确对待金钱、运用金钱，具备一定的价值判断力，培养自立能力和责任感，促进其个性的良好发展。这两种观点尽管在表述上有一定的差别，但其实质内容仍有共同之处，即都强调财商教育要培养个体关于财富的知识、态度和能力，形成正确的财富观，最终让现代社会中的人能够健康发展，具有解决与财富相关问题的能力。
（四）财商教育的意义
已有研究对财商教育意义的探讨大多是针对学生群体展开的。有学者提出，对大学生实施财商教育，是适应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及大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缓解就业压力，并能够促进大学生的理性消费、科学消费。也有学者分析了财商教育对于中小学生的教育意义，指出真正意义上的青少年财商教育，是从观念到行为贯穿在日常生活许多领域之中的全方位的教育――即不仅仅是教人如何挣钱、赚钱、攒钱，更重要的是教育孩子们如何花钱、用钱，还要让他们懂得如何与人分享钱，并从中得到快乐和幸福。但针对一般社会公众讨论财商教育意义的成果还非常少见。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财商教育应该是一种全员教育，财商教育的客体应该是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既包括在校学习的学生，也包括尚未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学龄前儿童，以及已经离开学校教育系统的社会成员。从短期效果看，财商教育可使人养成不乱花钱的习惯。从长远看，财商教育将有利于人们及早形成独立的生存能力，使其在高度发达、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具有可靠的立身之本。这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财商教育的途径
学者们关于财商教育的途径探索，成果比较丰富，但是在实施财商教育的途径方面却殊途同归。归纳之后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财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通力合作，其中又以学校教育为主。学校实施财商教育的途径不断拓展为编写财商教育教材、开设财商教育课程、开展财商教育实践活动、建设校园财商文化等。也有学者强调，家庭教育在儿童理财教育中具有特别突出的作用。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财教育就是要改变儿童的经济生活方式，而儿童的经济生活是由家长主导的。因此，学校的理财教育观念首先必须要得到家长的认可，必须通过家长的财富观念、理财观念的改变来实现家庭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虽然大家一般都是从社会、学校及受教育者自身出发去谈实施财商教育的具体策略和途径，然而研究者提出的见解大多较为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具体可操作性。
三、展望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关于“财商”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它们主要建立在各自宏观层次的立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首先，财商教育的概念、目标、内容等尚未取得共识。其次，对财商教育的地位和价值认识不足，关于财商教育的影响因素、实施原则等缺乏理论分析。再次，关于中小学生财商教育的专门研究薄弱，特别是分阶段的特色研究明显欠缺。此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开展的实证研究，以及关于国内外财商教育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今后的研究应该注重强化理论研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商教育理论体系，充实实证研究，为理论体系的建构寻找有力的现实支撑。同时注重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社会公众，就他们的财商及其财商教育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专项研究，为有效地开展财商教育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众所周知，财商教育的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才素质培养需要息息相关的，它的基本理念与课程开发需要与中国孩子的财富状况相联系。当然，还要加强比较研究，从国外先进的财商教育理念和实践中汲取对我国财商教育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总之，当今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人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财富智慧和理性的经济行为，这就更加突显出财商教育以及相关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财商教育问题，从国家层面上整体制定规划非常有必要。为此，家庭、社会、政府和学校应一起努力，共同打造出一个青少年理财的整体框架，让财商教育的推进更加容易进行。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清崎，莎伦化・莱希特. 富爸爸，穷爸爸[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
[2]〔美〕尼尔・古德弗雷. 钱不是长在树上的[M].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3]B. Douglas & Bermheim Daniel M. Garrett. Education and Saving.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School Financial Curriculum Mandates[M].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Grant Number SBR 94-009043 and SBR 98-11321.
[4]王卫东，信力建. 中小学理财教育的认识与探索 [J].教育研究，2010，（7）.
[5]洪明. 当前儿童理财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几个误区[J].教育探索，2011，（5）.
[6]王志纲. 财智时代[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7]熊开辉. FQ财商：如何提高驾驭金钱的能力[M].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2.
[8]双齐.汤小明： 用财商衡量成功[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6，（7）.
[9]刘俊彦. 青年财商开发“意义说”[J].中国青年研究，2003，（5）.
[10]何芳. 青少年“财商”培育的哲学思考[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3）.
[11]林永乐. 试论财商[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12]童敏. 社会工作事务基础[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3]孙宏艳. 中国少年儿童是奶奶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9―2010）[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1.
[14]许莉娅.个案工作[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财务管理教学；职业道德教育；会计丑闻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2014602
随着国内外会计丑闻的频频爆发，会计教育界已经认识到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美国管理商学院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简称AACSB）倡议在商学院的每一门课程中都增加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纵观主流的财务管理教科书，大部分教科书在介绍财务管理目标的时候，会介绍委托理论，默认为委托理论提出的解决冲突的激励方法和约束方法可以解决职业道德的所有问题，所以对财务管理中的职业道德问题避而不谈。有的教科书在讨论财务管理目标的时候，会简要提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其主要内容包括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就业培训、保证员工工作安全、支付员工公平合理的工薪、保护环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强调企业不仅是一个追求盈利的经济实体，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存在，是社会价值的承担者，企业不能忽视其社会责任。笔者认为，委托理论不是职业道德教育的的理论基础，不能涵盖职业道德的所有方面，不能用委托理论来解决职业道德的所有问题。专辟章节来简要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职业道德教育方式太过简略、缺乏操作性，不能凸现职业道德的全局性。由此可见，当前在财务管理教学中所进行的职业道德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亟待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完善。
财务管理是一门关于资金和资本运作管理的学科，其中涉及大量的财务决策，如何在财务决策过程中基于职业道德的视角去思考去评价理财活动，这才是财务管理教学中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应该采用的方法。本文首先分析职业道德理论基础，然后就财务教学中如何嵌入职业道德教育进行探讨，以期扩充学生的决策视野，培养职业道德意识。
1财务管理职业道德的理论基础
财务管理职业道德的理论基础在于财务管理目标。为谁理财和如何理财是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回答的两个基本问题。关于财务管理目标，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二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保护出资者的利益，目标都是在资本保全的前提下为出资者谋求财富的增值。其不同点是，前者谋求权益出资者的财富增值，后者谋求权益出资者和债权出资者的财富共同增值。由于股东是企业的第一出资人，且是最后的权益求偿人，股东承担了企业的最大风险，另外，股东财富最大化在数学上等同于经济增加值（EVA）的最大化，可以用数学公式予以计量，还有，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股东财富可以用股票价格来体现，易于观测，因此，股东财富最大化在理论上比较完美，成为财务管理的首选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包括债权价值和股权价值，债权价值主要受市场利率的影响，而市场利率虽然跟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企业很难对之实施控制，因此，企业很难对债权价值进行管理。在假定债权价值一定的情况下，企业价值最大化实际上等同于股东财富最大化。基于上述分析，财务管理目标的主流观点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但是，企业天然地是多种生产要素的集合体，权益资本虽然是其中的重要要素，但不是唯一的要素，除股东以外，企业天然地还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劳动力、供应商、客户、税务局、社区等。让我们回顾一下著名的安然（Enron）公司会计造假案。为了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公司给予高管许多激励性的期权，公司高管为了期权的顺利行权，进行了长期的会计报表造假，刺激了股价的不断攀升，在短期内谋取了包括高管在内的当前股东的财富最大化，但最终纸包不住火，公司的倒闭不仅使得数以万计的员工失业，还使得购买了自己公司股票作为养老计划的无数员工丧失了养老保障，公司股东也遭受了740亿美元的损失。安然的倒闭不仅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而且严重地动摇了证券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通过大量会计舞弊案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片面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而置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于不顾的行为，是一种可耻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进行适当的限定和修改。能够成为财务管理职业道德的理论基础的财务管理目标应当是——在保证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通过财务管理活动，使得股东财富最大化。
2财务教学中嵌入职业道德教育
财务管理教学包括许多知识模块的讲授，涉及许多财务决策，职业道德教育应该嵌入到模块教学之中。
2.1财务报表分析模块
传统的财务管理教学都会讲授财务报表及其各种分析技巧，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最终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上，在这个模块中会涉及到一些职业道德问题。（1）税收问题。许多跨国企业利用转移定价或者兼并一些亏损企业等方式来调节利润，许多中小企业利用会计的应计收入和应计费用等会计手法来调节利润，以期达到减少纳税的目的，这些行为道德吗？（2）多元化。很多有自由现金流的企业盲目进行并购，实施多元化经营，这些并购到底是在谋求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在谋求管理层的社会声望和职业安全？这种多元化行为道德吗？（3）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很多跨国公司为了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把一些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或者直接在东道国办厂经营，然后以低于国内生产成本的价格在东道国进行倾销来获取市场份额，这种支付廉价工资进行倾销以攫取超额利润的行为道德吗？还有许多跨国公司在进行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时，会污染东道国、破坏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影响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行为道德吗？
2.2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模块
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是财务管理的两块基石，货币的时间价值广泛应用于资产评估。很多企业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去贷款都需要提供抵押品，如何利用货币时间价值原理去对抵押物（比如房地产）进行价值评估呢？企业用高估的资产去抵押贷款这种行为道德吗？
风险与报酬理论要求在证券投资时进行多元化的组合投资。现代的投资基金正在快速成长，使得中小投资人也可以享有多元化投资带来的好处。但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基金在进行交易时，有滥用交易的问题，在投资对象和投资时机的选取上存在不少问题，投资基金的管理存在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合乎道德规范，其在资本市场会被投资人认为是高风险品种，投资人要求的报酬上升，股票价格下跌，企业的违规活动直接会给投资人带来损失。
2.3资本预算和兼并模块
资本预算或项目投资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有些破产企业坚持进行一些早期就有迹象显示NPV值为负的项目。这种偏离理财基本原理的坚持是道德的吗？还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有些企业在编制资本预算时，如果预算的结果不理想，可能采取缩短项目预算期、降低项目贴现率、增加项目现金流等方式来美化项目结果，这种人为的美化调整可能带来项目实施以后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粉饰行为道德吗？还有一些企业在评价涉及到环境影响的项目时，忽略环境因素，要么采用单一资本成本折现，要么对现金流不做调整，这种漠视环境影响的评价方式道德吗？
兼并是企业快速成长、快速进入市场的一种方式，旨在获取兼并所产生的协同效应。然而，兼并的风险并不由各生产要素平等地承担，而主要由企业的员工承担，有时由管理层承担，企业的所有者和投资人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少。为什么员工要为投资人、所有者和管理层的失误买单？
2.4营运资本管理模块
营运资本管理主要涉及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管理，通常会使用营业周期和现金周期等评价指标来测算所需要的营运资本。财务教科书通常提倡现金为王，收钱要快、付钱要慢，这种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是追求尽可能短的现金周期，如果现金周期为负数，企业可以无偿地占用供应商的资金来周转，这种“借鸡生蛋”的经营方式无疑可以给股东赚取了超额利润。有一些上市公司的盈利模式就是这种负现金周期模式，这种上市公司充分利用其渠道优势，首先从供应商那里赊购商品，待商品售出现金回笼一段时间以后，再偿还供应商的货款，这些公司恶意拖欠占用供应商的资金，做着无本买卖，常常引起供应商的强烈不满，这种行为道德吗？
3结语
职业道德教育在当前财务管理教学中几近确失，本文在探讨了财务管理职业道德的理论基础之后，就财务管理教学模块中如何嵌入职业道德教育进行了探讨，希望在丰富学生的知识层面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同时，引起同行对财务管理教学中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2008年12月13日，“亚洲财富论坛年会”携百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财富人物聚集在一起，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财富社会”从小到大，“财富观念”从弱到强，探讨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进一步转型挑战下，企业家如何抓住机遇，掌握发展谋略和思想，平衡社会责任，为未来中国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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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周铁农
单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
职务 副委员长
演讲题目 致开幕词
姓名 李家祥
单位 国家民航局
职务 局长
演讲题目 应对金融危机，民航责无旁贷
姓名 维韦克・阿罗拉
单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职务 驻中国首代
演讲题目 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
姓名 李稻葵
单位 清华大学
职务 金融系主任
演讲题目 金融危机下宏观政策与企业战略调整
姓名 张伯旭
单位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职务 管委会主任
演讲题目 世界金融危机对开发区经济发展影响及对策
姓名 陈瑜
单位 世界新经济研究院
职务 院长
演讲题目 创新经济模式，挑战世界金融危机
姓名 叶灼新
单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职务 研究员
演讲题目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姓名 王连洲
单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职务 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组长
演讲题目 重视保障投资人合法权益是基金立法的核心主题
姓名 卢进勇
单位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
职务 主任
演讲题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与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
――金融危机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
姓名 许宁宁
单位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职务 常务副秘书长
演讲题目 全球金融危机下，如何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
姓名 乌・巴特尔
单位 美中经济贸易促进会
职务 执行主席
演讲题目 财富与社会责任
姓名 张政权
单位 美中友好促进会
关键词：金融危机，伊斯兰金融，经济
伊斯兰教做为一种的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它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认主独一为核心的伊斯兰金融理念及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与《圣训》中也有着大量的关于金融方面的教义和指导原则。前苏联一位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兰经》不仅是一本宗教的经典，而且更像是一部经济和商业的手册。正因如此，使得伊斯兰教与其它宗教有了截然不同的气质。
概括来说，伊斯兰金融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伊斯兰金融理论和制度不同于其它金融理论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天启（伊斯兰教术语，与“神启”同意义。）的金融理论和制度。伊斯兰金融理论与思想，是属于伊斯兰整体思想的一部分，如果把伊斯兰教的金融制度与它的教义进行比较的时候，伊斯兰教的金融制度更直接和具体的关注穆斯林个人和穆斯林社会的现实，同穆斯林社会的现实密不可分，如果把伊斯兰的金融理论与传统的金融理论做一个比较的话，伊斯兰金融理论中蕴含着强烈的伊斯兰信仰的属性。突出表现在，这种金融理论和金融制度是与穆斯林的信仰相融合在一起，伊斯兰教主张，穆斯林的金融行为和活动均由真主和他的使者穆圣所授予，集中表现在《古兰经》圣训中，与此同时，伊斯兰法学家根据穆斯林社会的现实，金融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并按照经训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对伊斯兰教的金融制度做出翔实、全面、精致的法律的诠释。由此构成了伊斯兰金融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伊斯兰金融当中它所强调的所有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伊斯兰金融理论强调所有的财富均为真主所创造，所以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属于真主。这种把万物归于真主的原则把现实当中金融的根本问题与“认主独一”的信仰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认主独一做为伊斯兰教基本的信仰、基本的价值和核心，它往往通过一些具体的方法将信仰与行为融合在一块，为什么伊斯兰金融的所有权主张“双重性”？一方面，这种所有权、终极权归于真主，旨在将现实生活中的金融的根本问题即财产的所有权问题，与穆斯林的最基本的信条——认主独一融合在一起；另一个方面，伊斯兰金融理论强调现实生活当中的现实人对财产拥有支配权，或者说现实的所有权。财产是真主对人类的一种恩赐，人类有权使用、利用真主赐予的这种恩泽，有享受财产的权利。伊斯兰正是通过这种所有权的双重性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并在这个过程当中突出个人价值，但伊斯兰同时认为人们对现实财产的利用权只是相对的、暂时的，这里所说的相对的，意思是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任何一个社会成员，不论你拥有多少财富，这个财富是相对的、暂时的，这个财富的根本是属于真主的。所拥有的财产的相对性是针对他人来讲的，这是它的特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享用真主创造的财富，也仅限于现实生活当中，人死之后不能把这个财富带走，人类在大地上的责任，只是大地的“代治者”，个人只能代表真主对现实的财产进行利用和管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活动必须依照真主的嘱托。伊斯兰金融非常注重穆斯林金融生活的精神性。
第二，伊斯兰金融将伊斯兰的伦理道德价值与金融活动有机融合在一块。穆斯林的金融活动中伦理道德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当今金融活动中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通常来说，在现代金融理论中，是由市场价格来承担消除矛盾的角色的，市场价格使供需达到一种均衡。而在伊斯兰金融理论中，更加强调了道德在金融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穆斯林金融生活的精神性，因为过度偏向价格调整的金融模式，有可能导致一部分人由于在金融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而占有原本自身不需要的财富，过度占用短缺资源，不利于金融持续发展。伊斯兰金融的这种特点显然弥补了现代金融过度依靠市场价格的调整模式的缺憾。伊斯兰教把经商行为提高到为主导奋斗的高度。通过金融的实践来完成人的道德的完善。这也是次贷危机或金融危机后让全球金融学家重新开始关注伊斯兰金融的原因之一。
第三，双重所有制的金融理论与制度。伊斯兰金融不提倡金融理论中的两种极端做法，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它所奉行的是“双重所有制”。这种双重所有制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者兼而有之，伊斯兰金融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促使个人为社会利益工作，而社会利益只有在个人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被动的得以实现，社会主义金融理论恰恰相反。在处理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两者的关系时，伊斯兰金融首先强调的是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奋斗使个人需求达到自我满足，它并不剥夺个人的权利，并且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和谐、平衡的效果。例如伊斯兰教的天课制度就很好的达到了这个目的。
第四，金融发展与社会公正的统一。在伊斯兰金融理论中，把金融发展看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人类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统一的社会氛围，伊斯兰金融从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强调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同时，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公正分配，公正和平等是伊斯兰金融的根本原则。
第五，伊斯兰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伊斯兰金融在接受西方的或外来的金融理论时强调的是彼此整合，在剔除不利因素吸收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金融方案。2007年国际伊斯兰金融会议在麦加举行，这次会议后发表了一个公报，这个公报中有一句话：强调穆斯林民族必须要有伊斯兰的真精神和实践的独创性去创造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伊斯兰金融必须基于经训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并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中的长处，摒弃其短处。
关键词：财务管理；财富管理；本金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
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关键词：金融专业教学；改革；财富观；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G40-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2－0065－04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金融创新浪潮推动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迅猛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的效用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风险对冲，巨大的杠杆效应使其成为人们创造财富奇迹的得力助手。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出于对财富的无限欲望，利用资产证券化在向无良好信用条件家庭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基础上进行金融资产一轮又一轮的“打包”，将金融创新推向极致。但随着房价下跌引致资金断裂，泡沫瞬间破灭，危机席卷全球。金融专业教育中的“道德缺失”以及金融理论研究的“真空化”，是促使华尔街精英们在其所信仰的“有效金融市场”中无度地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转嫁风险，追逐利润财富的根源。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金融学研究范式中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无限推崇和对“人文幸福观”的漠视甚至摒弃。受此影响，重知识轻德育，重“财富观”轻“幸福观”自然成为传统金融教学的主要模式。为确保我国金融业未来的稳定健康发展，金融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但已有的改革分析仍以“实践性”、“创新性”与“前沿性”，“微观化”、“数量化”与“国际化”作为最响亮的口号，“物质财富观”依旧占据教学过程中的主导思想。 已有学者在金融危机后， 重新审视了当前金融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与最终目标，提出了对国民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回归，但仍少有将其与基础的日常教学工作紧密结合，通过课堂教学和研究来传授金融发展必须与全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相结合，而非片面追求虚拟利润的增长与膨胀。基于此，本文以危机后金融教学改革为出发点，结合课堂中的具体内容，从“教”与“学”的两个层面，从“财富观”到“幸福观”转变的视角，提出金融教学应注重对“幸福观”的输入，寻求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未来方向。
一、“物质财富观”：金融学专业教学传统目标分析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我国教育界也掀起了对现有金融学教育模式优化改革的新浪潮。然而一直以来，以财富观的视角盲目崇拜西方的金融繁荣，使我国的金融教学对西方经典金融理论倍加推崇。在“追赶主义”和“拿来主义”长期占据我国金融教学改革思想主导的情况下，危机中所暴露的西方经典金融理论的真空化及其教学模式中伦理道德和职业操守教育的缺失并未引起改革者的重视，金融教学中人文观的缺失成为改革议题中被忽略的对象，“物质财富观”依旧是改革的主导方向。
（一）就业压力下教学改革的“微观化”、“数量化” 与“实用性”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 就业形势空前严峻。对此，不少教育界人士以帮助学生提高就业竞争优势为目标，从“微观化”、“数量化”与“实用性”的角度思索金融学教学改革。
1. 自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以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资本市场的兴起，市场对关于公司理财、资产价值评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和人才需求也变得非常强烈，这就直接促进了‘微观金融’的产生和发展” [1] 。美国高校与时俱进，将“微观金融”定为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内容 [2] ，“金融学课程设置以其丰富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充分适应了现代金融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趋势” [3] 。相比之下，我国仍以研究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等“宏观金融”为主，显现出了明显的滞后。因此，我国也加快了课程体系改革，增加微观金融课程的设置，如微观银行学、证券投资分析、信托学、基金学等，“做到真正从金融机构这些微观主体的实际需要出发来传授相关知识” [4] ，从而帮助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优势。
2. 当代微观金融的研究核心是以资本成本理论为基础的公司金融理论和以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为基础的资本市场理论，随着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多元化与国际化，基于以上理论所产生的各种现代金融工具在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占据了越发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金融教学应加强与数学的结合，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大量的数学、统计模型分析方法以及定量分析技术 [1] ，形成“在定性思想指导下进行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基础上进行定性综合” [5] 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数理化、模型化的金融工具，完成相关业务操作。
3. 在当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应用型人才定然更受青睐，因此，在金融教学过程中，宏观课程的案例教学重要性凸显，而微观课程的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特点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注重建立“产学结合”的教育模式，帮助学生实现从高校到企业的顺利过渡也是金融专业培养的重要支撑 [6] 。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以上这些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较好地帮助学生解决短期内的就业问题，但这种“西化式” 的教学改革会给我国金融学子在金融岗位上的长期健康发展埋下隐患，对我国金融稳定发展造成威胁。长期以来，依托于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为核心的现代西方金融理论，美国金融教育以其毕业生在华尔街所创造的财富辉煌标榜着自己的“正确性”与“先进性”，并逐渐将“人文关怀”、“道德情操”等“冗余”内容剥离出金融课堂， 以期提取出一切能够有助于实现利润增长、创造财富最大化的教学精髓。这样的教学观念最终造成了其金融教学过于微观模型化的畸型发展，并为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因而，从危机中深思西方金融教学的缺陷并以此为鉴对当前我国的教学改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化趋势下“创新性”、“前沿性”与“国际化”改革
我国金融业已经开始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要求我国以最高的效率和最有效的方式培养出具有全球视角、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对此，不少学者指出，增强金融教学中的“创新性”、“前沿性”与“国际化”应当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目标：（1）目前的金融危机虽部分归咎于金融创新的过度和监管的缺失，但未来金融创新的步伐不会停止，且中国的金融创新才刚开始 [2] ，在金融创新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金融专业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前我国金融高等教育急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7] 。（2） 我国的金融学专业教学“应站在全球金融业发展和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跟踪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的新知识、新成果、新理论和新技术，及时吸收与借鉴国内外最先进的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 [8] 。为达到这一目标，“在金融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上应加大有关‘国际化’方面的课程，涵盖包括基本的国际金融理论和业务知识、国际规则方面的知识以及国际交流方面的知识” [5] 。
金融全球化在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我国的金融稳定面临挑战。 在完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金融从业者若将追求自我财富最大化作为惟一目标，则会扭曲地利用“全球化”这一便利条件，为达到其自利的目标而不择手段。正如本次危机中，华尔街精英们在其所信仰的有效金融市场中，利用“全球化”的优良条件“成功地”进行金融创新、风险转嫁，从而获取巨额财富，却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基于此，如何能够使金融学子在“创新思维、前沿知识以及国际视野”的武装下更好地把握机遇，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应当成为当前改革的引导方向。一方面，学习或研究金融前沿问题，应以具备扎实的核心课程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正确地认识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为导向，进而客观地分析判断金融前沿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同时，“学习金融创新的各种理论学说， 应注意搞清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因， 全面而辨证地看待金融创新效应”，“正确认识和理解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金融稳定的关系” [9] 。
基于以上分析，弥补我国金融教学与西方发达、先进金融教学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差距仍为改革的主要出发点。然而一味地对前沿金融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易使学生形成以追求金融知识的“高、尖、深”，寻求物质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学习动机与思维模式，而对金融的本质及其发展根本目标的认识产生严重扭曲，进而影响其未来的从业行为准则，并最终给我国金融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因此，我们应当反思已有的改革模式， 在注重对学生进行专业基础教育、金融技术教育与金融创新能力培养的同时，关注“人文幸福观”在金融教学中的回归。
（三）金融学专业教学中“人文幸福观”缺失的分析
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实体企业在衰退的经济中艰难求生，失业成为经济稳定的头号杀手。追溯历史，深思缘由，金融从业者道德缺失以及各种欺诈行为的出现是每一次危机爆发的微观基础，而“人文幸福观”在整个现代金融教学、研究中的严重缺失更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应当是社会福利的改善和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的发展更应时刻坚守这一根本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从19世纪初的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便开始朝着工具理性的方向发展，数理化、工程化的研究范式逐渐成为主导，使“经济学在数学化的过程中获得了社会科学中科学化程度最高的美誉” [10] 。金融学作为其分支学科，更是将数理分析运用到了极致，在复杂的运算中创造着财富增长的奇迹。然而，作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新自由主义不断乃至无限夸大个人理性，主张极小化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极大化个人经济自私，认为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会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11] 。但社会现实反复表明，在缺乏道德约束的前提下， 个体出于自利原则的理性会带来群体的非理性，人们利用资源的自由流动追求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行为过程会被扭曲。就如现实中华尔街银行家利用全球化的便利条件，为转嫁风险，追求物质财富无限膨胀而不择手段。对理论地基所存在的巨大漏洞视而不见，金融研究者们盲目推崇有效市场假说，相信“投资的风险是有限且可测量的”，相信“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取消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和鼓励金融创新有助于增进所有人的福利” [12] ，进而将无关于“财富增长”的一切“人文因素”剥离出自己的研究视线，在“完全竞争”、“完全理性” 的真空实验室中潜心编制着高深的衍生产品。基于此，金融研究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航线，将“物质财富最大化”作为惟一目标而背离了“人文幸福最大化”的根本使命，从而使现代金融业向着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游离于百姓生活之外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数学精英与资本富豪的游戏，在虚拟的世界里创造着财富增长的奇迹。
遗弃了“幸福”标准，背离了“人文”目标的金融发展，带来了现实社会中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深，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国民幸福指数”追不上“GDP增速”，甚至与之背道而驰的现象。对此，不少学者呼吁应重新定位经济、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 反思现代经济学、 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将“幸福关怀”重新回归。但在高校的金融人才培养中，相关研究仍严重滞后。
二、“幸福观”输入的可行性分析
基于主流研究范式和教育模式在危机中所暴露的弊端，思索如何培养合格的金融人才，为我国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提供良好保障，本文认为“幸福观”应在整个金融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中进行双重传导。
（一）追求“国际性”与“前沿性”应以优化本国国民福利为目标
作为研究带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的金融人才，应当时刻以前沿性的知识武装自己， 以国际化的视角思辨问题。但由于资本的逐利性，金融的前沿往往对应着世界财富的前沿，若我们在追求“国际化”与“前沿性”的旅程中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物质财富观”便会不断膨胀，致使我们忘却金融研究与发展的根本目标，进而造成经济增长但幸福缩水的结果。因此，在金融学教学改革中，应在开设国际化的相关课程，帮助学生掌握金融知识的同时，运用“研究性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建立并保持以思考“社会问题”为出发，以优化“国民福利”为目标的逻辑路径与学习模式。
例如，国际金融学的教学，教师可以依托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讲授，引导学生思考有关“出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在课堂中，这样与真实社会问题相结合的引导能有效引发学生对于“出口成本”以及“外储用途”的热烈讨论，并最终得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分析结论：首先，过去外向粗放型发展方式所积累的巨大“出口成本”，包括宝贵资源的低效开采与环境的严重破坏，劳动力的低廉成本和苛刻的工作条件以及“出口创汇”所带来的国内通胀隐患等一系列问题，将成为我国经济谋求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约束。其次，通过对比美国在过去十几年中以其逐年增长的贸易逆差和巨大的融资能力，成就了本国民众较高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水平的这一现实状况，结合对当今信用货币制度下，任何纸币的价值在于其具有发行国支撑的购买力这一货币本质的深刻认识，提出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应当充分使本国百姓在进口消费中享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观点，以扭转“国富”但“民穷”的现状。还可以结合当前美国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启动内需而推出的QE2政策进行相关分析， 通过理论拓展了解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以扭转其国际收支不平衡现状的政策意图。然而一国的对外进口来自于其经济体真正的内生需求，想要通过汇率的方式对其进行抑制甚至扭转是不可实现的。强制性的政策导向反而会抑制本国国民的进口需求，最终形成以本国国民的福利损失为代价换取数字上的所谓平衡的结果 [13] 。
以上这种研究性教学模式， 能很好地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积极思辨的学习态度，使学生得以透过课本知识挖掘其折射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以及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及金融研究的正确方向进行重新思考。至此，“幸福观”被充分融入了整个理论分析与知识传授的链条中，“人文关怀”在学生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价值提升。
（二）追求创新性，应注重“德”对“利”的引导
作为促进金融业发展的“强心剂”，创新性永远是金融领域不变的话题。虽然面对金融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我国对借鉴发达国家的培养经验，完善创新性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需求尤为迫切 [14] ，但本次金融危机所凸显的西方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中道德教育的缺失告诫我们：创新应当鼓励，但不可盲目崇拜， 更不可仅以增加物质财富作为创新的惟一目标。强调“德”对“利”的引导，扭转人才培养的失衡现象，是我国金融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具体到教学环节，应充分采取研究性、探索性的教学模式，在教授金融理论、讲解金融案例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挖掘其背后的“道德”问题，从而将“金融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渗透到金融专业课程教育之中”。例如，对于金融自由化后全球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现实，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有关“创新”与“监管”、“市场”与“政府”的问题进行讨论，引导学生思辨学界基于危机的爆发而指责“看不见的手”的失灵，呼吁强化“看得见的手”的力量的正确性。在实践教学中，我们曾就此反思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市场机制本身所存在的理解偏差。追本溯源，“对‘看不见的手’的最传统的认知可以从《国富论》中找到依据，即基于自利原则的市场化交易。但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再次提到了‘看不见的手’，这次所指的对象是‘道德’” [15] 。至此，我们明确了，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与人性中“看不见的手”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理性经济人”要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只有在道德伦理的约束下， 才会真正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化。因此，对于金融创新，其只有在道德与法律法规的时刻约束下，才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并最终实现服务于经济，服务于人民生活的根本目标。
这种将“德育”融入金融创新课程的传授模式，可以有效帮助学生从理论上、全局上、细节上更为系统和深刻地认识伦理道德对金融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并在未来的从业岗位上树立起服务百姓、诚信至上的金融创新价值观。
（三）注重“应用”，应强调“技术性”与“社会性”并重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教育、培养人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对于金融学教学，考虑到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应用性”应具有更广泛的定义，绝不应单单停留在业务操作的技术层面，培养学生认识金融学“应用性”在“社会层面”上的意义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而对金融本质及现代金融机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正确认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基础。
首先，“金融”是以资金作为经营对象，通过对资金的融通实现其在时间、空间中的有效配置，从而使资金在最大限度内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效用。由于现代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的体现，而并非一种简单的中性外生变量。因此，现代金融业的运作实际上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下对各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运作。
其次，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中介并非简单地充当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桥梁的“中性”机构。教学中通过介绍国家货币的本质，即国家赋予其国民一定的税收负担，“同时定义税收缴纳的货币单位，由此税收制度创造公众对国家货币（国家的负债）的需求”及其价值，进而揭示国家通过接受银行货币，使其能够与国家货币一样作为税收支付方式而赋予其价值 [16] ， 使银行得以通过贷款的资产业务运作，接受不同资信背景的私人负债（借款人的借款合同），并发行自己的负债（体现为借款人的银行存款的增加），实现利用其自身负债相对于其他私人负债更具权威性的优势，帮助资金需求者完成资金融通，满足其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交易需求的最终目的。
由此可见， 现代金融并非简单地经营象征财富的货币，金融中介机构的社会价值也并非体现在其通过“吸收存款并依此发放贷款”而充当货币桥梁，以及借助高深的衍生工具创造物质财富的增长奇迹的层面上。因此，在金融学教育的应用环节，应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更好地为资信相对较弱但资金需求更为迫切的弱势群体提供资金支持，扭转一直以来我国大型银行“嫌贫爱富”的服务思维，避免因金融服务思想的扭曲所带来的“马太效应”损害社会整体福利，这对学生今后的从业发展具有深刻意义。为此，学校可以在安排学生深入金融机构进行实习的同时，多组织一些“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深入某些特定社会群体，切实了解来自社会最基层的百姓对于金融发展的需求，从而在每一个学生心中建立起金融发展应当植根于实体需求，以服务社会、服务百姓为最终目的的“人文价值观”。
三、结论与启示
注重“人文幸福观”的输入对目前金融学专业教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它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成长与就业预期，有助于解决大学教育中的结构性矛盾，更重要的是保证各学科的均衡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均衡发展的关键时期，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金融业发展的滞后现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瓶颈。金融产品与服务单一、从业者素质偏低以及现有村镇银行的“坐商”作风，使得快速建立基本健全的金融硬件设施和基础业务，提升农村金融的支农功能成为当务之急 [17] 。过去以“物质财富观”为主导的金融学教学模式并不能满足中西部金融发展的人才需求，被“先进金融理论”与“前沿金融知识”所包装的“高端”金融人才难以胜任“走进基层、贴近农户”的服务岗位，并会出于对财富的追求而大规模地流向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最终造成西部落后地区金融人才的严重短缺，从而进一步制约西部经济的发展。因此，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更应注重人才培养过程中对于“人文幸福观”的回归，只有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才能最终培养出符合我国金融发展需要的合格的金融人才，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峻. 金融学的发展趋势及其对金融本科教学的启示［J］. 经济研究与导刊，2010（2）：230-231.
［2］孔庆洋，余妙志. 金融危机对大学金融教育改革的启示［J］.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1）.
［3］赵汕. 中美金融学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比较及启示［J］.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21.
［4］赵巍，古龙高. 国际化趋势下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J］.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14.
［5］陈晓群. 新形势下金融学本科教学改革初探［J］. 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10）：177-178.
［6］李晖. 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究［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3）：130.
［7］蒋满霖，曹友林. 新形势下对金融学教学改革的几点认识［J］. 企业导报，2010（3）：216.
［8］林俊国. 我国金融学科发展模式的选择［J］. 商业研究，2004（21）：86.
［9］刘舒. 论国际化背景下金融学专业的学习理念［J］. 当代教育论坛，2011（3）：78-79.
［10］俞梅珍. 国民幸福关怀与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诉求［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6-8.
［11］邓瑛，朱新蓉. 金融危机对传统政府宏观调控方式的质疑：美国的启示［J］. 上海金融，2009（7）：57.
［12］李灵燕，石高宏，白永秀. 论有效市场假说对真实市场的三大背离［J］. 经济纵横，2010（5）：30.
［13］Scortt Fullwiler，L. R. Wray，Quantitative Easing and Proposals for Reform of Monetary Policy Operations［J］. 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Collection，2010（12）.
［14］方建珍，杜伟岸. 金融危机下对金融创新人才培养的反思［J］. 新疆金融，2009（11）：29-30.
［15］方建珍，杜伟岸. 金融危机与金融教育的“道德奠基”――以CFA考试为鉴［J］. 理工高教研究，2009（5）：5-8.
［16］刘新华，线文. 货币的本质：主流与非主流之争［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6）：174，180.
［17］植凤寅. 危机下的金融教育［J］. 中国金融，2009（4）：82，84.
［18］常永胜. 从财富到幸福视角看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J］. 中国经济问题，2010（3）.
然而,农户创业选择行为过程中会受到严重的金融约束。发展经济学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发展中的金融压抑和农民面临的金融约束(Gurley & Shaw (1960, 1967); Mckinnon (1973); Shaw(1973))。Banerjee & Newman (1993)以及Ahlin & Jiang(2008)的理论分析表明:金融约束对农民选择成为企业主并雇佣工人,还是成为自我雇佣的业主,或者成为雇佣工人等职业选择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Black & Strahan(2002)、Klappera & Laevena et al.(2006)则直接分析了金融约束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显示,完善的信贷市场和充分的创业信贷支持将有利于促进创业的产生和企业的成长。原因包括信贷市场能缓解即时性的资金约束,使缺乏初始启动资金的人获得融资而进入创业领域,同时宽松的信贷环境能降低人们的风险规避程度,提高创业倾向。国内的研究也注意到了金融环境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比如张海洋和袁雁静(2011)的研究表明,金融环境确实对农户的创业行为有积极促进作用,不但有助于农户创业,而且有助于已经创业的农户扩大规模变成“企业家”。程郁和罗丹(2009)则主要关注信贷约束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认为信贷约束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但会影响农户创业过程中的资源配置结构以及创业的层次和水平。
所谓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压抑或农户创业过程中的金融约束,指的都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但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即金融约束的成因是什么?最近20年来,经济学家们将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对于金融约束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和详细的剖析。1989年,Evans和Jovanovic就指出,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压抑或农户创业过程中的金融约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有限责任约束”(Limited Liability)。农户可以以其拥有的自有资产为底而借款,当不能完全还清借款时,他能为此付出的最大偿还量就是他的已有财富。因此贷款者在发放贷款时会根据借款者的已有财富来决定发放贷款的数量。在受到有限责任约束的情况下,一些具有创业机会的农民可能因为借不到钱而无法成为企业家,已经创业的农民也可能受到信贷约束而使得投资的数量受到限制。于是,农户的发展就会掉入“财富水平低小信贷规模小投资规模低投资回报低财富水平”这样一种陷阱。这就是说,金融约束、金融压抑本身属于财富积累效应。
形成金融约束的另一种原因是信息和激励机制的扭曲,这集中体现为“道德风险”问题:企业家的努力需要付出成本,完全由他自己承担。而努力是看不见的,努力会带来项目成功概率的提升,但一旦项目成功就意味着该还本付息,使得努力的好处由他自己和贷款人共同分享。这种还贷与努力挂钩的机制会产生反激励效应:财富越是少的借款者,因为借款人在投资中下的赌注相对的小,便会越是缺乏努力工作的动力,这就增加了破产和坏账的概率。这样,就会形成另一个陷阱:金融机构惜贷借款人偷懒项目失败概率上升金融机构惜贷,借贷利率上升借款人偷懒…。道德风险问题会同时造成金融机构惜贷和融资成本上升,从而限制了农户成为企业家的可能(Aghion & Bolton, 1997)。
Paulson & Townsend et al.(2006)运用泰国农村的金融数据,对于形成农户创业所面临的金融约束的上述两方面原因做了研究,他们发现泰国农户所受金融约束主因是道德风险而非有限责任。他们的重要贡献在于,给出了可计算金融契约模型与方法;并且给出了判别形成金融约束的不同原因的方法:如果农户面临的金融约束主要是“有限责任”,则农户的个人财富上升会与其得到的信贷规模同向变化;如果农户面临的金融约束主要是“道德风险”,则当农户个人财富上升时,对于外在的金融市场的依赖性便会降低,农户的个人财富会与其获得的信贷规模成相反方向的变化。
然而,在应用Paulson、Townsend & Karaivanov(2006)(以下简称PTK)的模型时,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第一,在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的各种行为会有重要影响(Widnet & Mundt, 1998;蒋乃华和卞智勇,2007),但PTK(2006)的研究没有考虑到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第二,PTK(2006)在家庭财富的计算时,取的是单一的时间点(调查之前6年),这样的计算方法导致农户创业和他财富之间的内生性没法解决,如果农户在6年之前已经创业,则不能断定是财富影响了创业;第三,农户的创业并不一定从事工商业,也可以在农业生产方面扩大经营面积,PTK(2006)仅仅考虑了从事工商业创业的农户,没有把那些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创业的农户纳入分析。
我们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2008-2009年“北大—花旗中国农村金融调查”获得的中国6省18县的4000多户农户的家计数据,在PTK(2006)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农民在经济发展的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金融约束的形成原因。
在信息完全的金融市场中,一个人的创业行为不会受到他自身财富的约束。因为如果他有创业机会,即创业的期望净收益为正,那么市场会知道这种创业的价值,在他的自有资金不能满足创业的需求时,会得到足够的融资。这样,金融市场能够让所有具有创业机会的人实现创业,从而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所以,如果金融市场是完全的,并且经济中每个人的企业家才能与他已经占有的财富没有关系,而仅仅与他的能力、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等状况有关,那么我们应能够观察到一个人的财富和他创业与否没有显着的相关性。
然而,由于现实中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个人的财富会显着地影响到他的创业行为。
首先,根据我们的调查获得的农户家庭信息,可以发现,农户创业的概率和他的财富有着高度的相关关系:当对于财富作了规范化(0-1)处理以后,农民的财富越高,则他创业的概率越高;在财富比较少的时候(财富小于0.01),财富多寡对创业影响最大;财富比较多的时候(财富大于0.03),财富对创业影响变小,但两者之间依然正相关。
其次,农户创业的项目可以为工商业项目,也可能选择农业项目,即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在包含这类农户以后,由于创业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他们财富的分布也随之改变。但是同样可以 发现,随着财富增加,农户创业的概率会增加;在财富比较少的时候,财富增加对创业概率的影响比较大;当财富比较多的时候,财富的数量依然和创业概率正相关,但其影响变弱。
既然财富的多寡会影响到农户的创业概率,那么就需要分析其背后的机制。第一,财富的数量可能影响到农户的企业家才能,进而影响到其创业的选择行为;第二,因为创业需要资金,财富的数量足够多的农户创业时不需要借钱,财富数量少得农户需要借钱支持其创业,因此财富水平可能通过影响农户创业的资金的可获得性来影响他创业的概率,这也是文献中常涉及的金融约束影响创业的机制(Evans & Jovanovic, 1989; Magnac & Robin, 1996)。在下文的分析中,称前者为间接机制,称后者为直接机制。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既然财富会直接通过金融约束影响到农户的创业行为,那么,为什么中国农村中广大农户仍然得不到必要的外在金融市场支持?即我们要探究,在中国,形成对于农户的金融约束的原因是什么?也像PTK(2006)的模型和他们的发现那样,是由于信息和激励机制的扭曲造成金融压抑,还是还有别的原因?本文的研究利用我们亲自组织的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所收集的六省农户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地区金融约束的成因。数量分析所用模型以PTK(2006)的模型为基础,但在模型里加入了农户的社会资本,并且加入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创业农户,还改进了农户资产的计算方式。所以,我们的可计算金融契约模型是一个修改过的PTK模型。
我们之所以要在模型里放人社会资本,是由于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农户金融约束,进而影响其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Bian & Qiu, 2001)。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企业行为的关系越来越重视,这些研究包括社会资本对企业的信用水平(陈晓红和吴小瑾,2007)、企业创新能力(王霄和胡军,2005)、投资决策(潘越和戴亦一等,2009)以及获得社会政治资源的能力(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等方面的影响。相对而言,关注农户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不多。叶静怡和周晔馨(2010)基于北京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原始社会资本的大小对其增加城市收入没有显着影响,但其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即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有正的影响。同时也有学者发现,农民的社会资本的确会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蒋乃华和卞智勇,2007)。然而,这些研究同样没有就社会资本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农户的金融约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进行分析。
社会资本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比如外出务工经历可以拓展农户的社会关系,从而增加其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因此可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研究表明打工经历对职业非农化转换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打工时间的长短与创业之间有系统性关联,外出打工的收入也会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朱红根和康兰媛等,2010)。Ma(2001)研究发现,随着打工时间的延长,农民工在职业技能的掌握和应用上日趋熟练,接触业务全流程和经销渠道的机会逐渐增多,对市场和商业的运作规则日臻熟悉,人际关系网络慢慢形成,从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增强,从而更可能实施创业。本文将把社会资本纳入农户创业选择模型,认为他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也会通过改变金融约束间接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
在平时工作实践中,我们听到太多的议论,认为中国农村信贷市场不发展、对于三农的金融支持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涉农信贷的道德风险问题太大,因此金融结构不得不设计抵押、质押、担保等等详细的金融契约来管理涉农信贷和金融。但是,这样在一种认识和理念指导下,我们涉农金融和信贷期以来陷入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金融机构惜贷的陷阱。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模型里不加入社会资本,那么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的信贷约束的主要原因仍然是道德风险,这和泰国的情况一致。但是,如果在模型中加入社会资本后,我们发现,我国的农户之所以面临比较严重的金融压抑和金融约束,原因既有面临道德风险问题,又有有限责任问题,即中国农户的平均财富水平低这一基本事实本身仍然阻碍着农户获得外在的金融支持。本文同时发现,从事农业创业的农户和从事工商业创业的农户所受的金融约束的成因也有区别,前者主要是由于有限责任约束,后者主要是由于道德风险问题。即发展水平越是落后一些,有限责任所导致的金融约束便越是会主导一些。
总结我们的发现,如果在理论模型中不考虑社会资本的作用,则仅包含道德风险约束的模型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既包含有限责任又包含道德风险约束模型,最后是仅包含有限责任约束的模型。这样的结论和Paulson, Townsend & Karaivanov(2006)使用泰国数据得到的结论相同。
如果在理论模型中加入了社会资本的作用,则既包含有限责任又包含道德风险约束模型解释力最强,它显着好于另外两个模型。这样的结论和不加入社会资本的模型有比较大的区别。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对农户的融资和创业活动。如果不考虑社会资本,容易忽视有限责任约束的存在,正如Paulson, Townsend & Karaivanov(2006)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加入社会资本以后,由于社会资本放大了农户的资本规模,使得农户的融资规模往往不会突破资本规模,这样会凸显有限责任约束。
而道德风险约束起作用与否并不依赖于社会资本,因此在加入社会资本后,道德风险约束还是有解释力。
这说明,在当前中国农村的发展水平上,有限责任仍然是造成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产生金融制约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质是,大多数农户的财产水平仍然很低,农民尚未彻底走出“低财富水平小信贷规模小投资规模低投资回报低财富水平”这样一种低财富水平、缺乏金融支持的陷阱。即使是在非农经营的产业与企业中,道德风险造成了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农户的财产水平低仍然制约了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放贷规模。
在这样的格局下,引入社会资本,一方面可以使农户的融资需求得到提升,使得“有限责任”形成的金融压抑现象得到凸显;另一方面,农民积累的社会资本又可以提升其融资能力,让农户对外融资的可得性随其社会资本规模的增长而提高。因此,社会资本在农民走出低财富水平、低金融支持陷阱的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功能,并且还会继续起到正面的作用。
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来逐步克服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在实践中,国外和国内已经发明出诸如“集团融资”(group credit)的机制。这实质上是借助于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共担风险。一方面,集团融资”(group credit)的机制可以克服由于财富水平低所形成的“有限责任”型的金融约束;另一方面,这又可以帮助降低由道德风险所产生的金融约束。
说起巴菲特，他最早被中国股民所熟知是源于1997年国内引进的一本名为《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的传记，该书副标题“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一度吸引了广大散户投资者的眼球。
2006年6月26日，巴菲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签署捐款意向书，正式决定向5个慈善基金会捐出其财富的85％，约合375亿美元。这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大一笔慈善捐款。巴菲特准备将捐款中的绝大部分约300亿美元捐给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及其妻子建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什么会选择“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呢?巴菲特从1991年开始与盖茨夫妇成为朋友，对他们对慈善事业的认真投入相当了解。最能吸引巴菲特的是：盖茨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些非盈利慈善组织说，盖茨宣布淡出微软事务，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是慈善事业的福音，因为盖茨带来的将不只是捐款，还有他作为商人对一项事业的结果及其有效性的关注，一种“注重结果的企业家文化”。这些都使得巴菲特放心地把自己的大部分身家捐赠给“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捐款消息一出，巴菲特的慷慨就震动了整个世界，同时也引起了众多议论。有人认为，巴菲特捐出个人财富的背后另有玄机。巴菲特被尊为股市神话，是因为他有一套独特的投资理念，即在公司股票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时买进，然后静等回升。他此次类似于“裸捐”的行为是因为他持有巨额现金而在美国寻找不到合适的股票目标，这暗示着美股未来几年的巨大熊市。而有人则认为巴菲特此举是一个成功企业家回报社会的举动，这次捐赠并非一时冲动。《财富》杂志点评说，巴菲特的捐赠方式无疑带有典型的“巴菲特风格”――理智、独特，打破常规。美国刊物《慈善纪事》的编辑斯泰西・帕尔默称赞道，巴菲特的这番慈善投入在美国鲜有人能出其右。
对于众多议论，巴菲特强调说，自己积极行善不是一时兴起，捐赠行为不会影响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运转和股东的利益，“否则我不会这么做”。他也没有流露出像比尔・盖茨一样转行做“职业慈善家”的意思，而是坚称自己仍然享受在投资领域博弈的“乐趣”。
多年来，巴菲特对慈善事业捐献甚少，引来了许多批评声音。但实际上，早在1986年9月，巴菲特就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你应该把所有财富都留给孩子吗》一文，表达了把自己的财富捐给慈善事业的愿望，巴菲特夫妇在上世纪60年代就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巴菲特曾多次表露过散财行善的愿望，但暗示时间会定在去世后。他最初的计划是，自己去世后将财产留给妻子，由她将其用于慈善事业。“我们原本以为她会继承我在公司的股份，并成为将我们的财富回报社会的见证人，”巴菲特回忆说。没想到，他的妻子苏珊去年7月中风去世，时年72岁。虽然二人已经分居，但仍关系密切，苏珊生前一直希望能加快慈善的脚步，巴菲特此举是希望能完成妻子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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