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新批评”作为最先进的西方文论之一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语言意识的转变。瑞恰慈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中，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对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是因，语言是果，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而语言又可分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文学语言是用以唤起某种情感的，是情感语言；科学语言是用以指称某个对象的，是符号语言。瑞恰慈的语言观使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认识的轻慢。中国古代文论早有言意之辩，文学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还是本体成为言意之辩的核心话题。中国传统载体论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没有独立价值。古典诗学的儒道佛三家，虽信奉的本体论各异，语言观却惊人地一致，他们都认为语言只是文学的载体。儒家的“诗言志”、孔子的“辞达”说，都认为文学语言是言志、载道的工具，是文学的载体。庄子也提出，载意之言与捉兔之网、捕鱼之笱性质相同，作用一致，语言无非是获取意义的手段和工具，意义才是目的。一旦获取意义，达到目的，作为工具的语言便毫无用处，可以被忘却，这就是所谓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禅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当头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执于语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废弃语言才能悟道。这种对言意关系的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意识，在文学批评中，载体论的语言观是反映论和表现论的基础。反映论认为，文学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表现论认为，文学语言是表现作家和人物内心的载体，语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人物内心的任务，就可以被遗忘了。这种批评方式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语言的载体性能，而没有认识到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便是在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审美特性”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语言意识的薄弱，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重重阻碍，也使得人们的思想交锋陷入困境。“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文论多是思想意识的辩论，而较少关注于语言意识的准确表达。“新批评”的引入，促使中国学者重新思考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更为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响下，李安宅开始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深入探索文学语言的意义，开始实现了语言意识的最初自觉。他在《意义学》一书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觉，然后才有系统的研究，普遍的进步。涌现于现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种族意识，性的意识等，正不妨添上一个‘字的意识’或‘语言意识’。”李安宅意识到了语言意识长久的沉默状态，主张唤起文学研究的语言意识：“研究语言、分析语言、改良语言，使它成为我们的随手工具，没有人为物役的毛病，是我们的历史使命。”［2］11由此可见，对于语言意识的重新认识和呼唤语言的自觉，成了李安宅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感警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的轻慢与回避，也进一步宣扬了语言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热情地回应了李安宅关于语言意识自觉的呼唤。瑞恰慈在华执教期间，体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于“科学”的热情。但他认为，“科学”的实质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一种以语言意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需要科学，并不像现在许多人觉得那样，以为科学是什么把戏，实在因为科学是一种思想的途径”。他认识到，中西语言观念是存在差异的，“在西洋，则对于语言作用的见解，不管是公开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们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两千多年”。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的历史里面，对于语言的结构与种类，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种类不同的作用，都没有发展成固定的理论”。瑞恰慈指出中西语言观念的差异源于思想观念的不同，西方在语言意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科学精神的完善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语言意识是科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必须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关注语言研究，强化语言意识，才能构建现代科学精神，才能真正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新批评”的语言观是西方众多语言理论中的一种，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新批评”采取理性的态度考察思想脉络，研究语言内涵，建构科学认知方式，这无疑是唤醒“语言自觉”的第一声春雷，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有益补充。当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的自觉”还是比较模糊的，由于“新批评”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异质性，使得“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内有国内战争，外有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时期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由“先进”的欧洲文论转向了苏俄文论，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苏俄文论一直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可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所唤起的“语言的自觉”，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转向，是文学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语言意识的觉醒也为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表现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复杂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这是从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的必经之途。对于文学语言本体的重视也就意味着对文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内容的刻意疏离，这为中国文学批评铺陈了一条不同于社会政治历史传统的诗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掀起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一文学批评盛事进一步证实了文学语言本体论建构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三、价值重建：后现代语境下价值判断的重建
【关键词】影像；文学理论；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影像在文学概论教学中的可行性
文学理论在学科上归属于文艺学，关于文艺学的理解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从定义看，它包括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分支学科在内，故统称文艺学。从狭义上，是指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艺学本来叫文学，但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很拗口，所以从苏联翻译过来时，就干脆叫文艺学。叫文艺学有它的好处：这为我们跨越学科边界涉及绘画、电影等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的影像文化的崛起，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让·鲍德里亚也说道：“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影像世界“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
影像是以图像和声音为媒介的，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传达信息，创造形象，它“克服了文学的有意而无色、无画的缺陷，克服了绘画的有形而无声的缺陷，克服了音乐的有声而无形的缺陷，克服了舞蹈的舞台单一的缺陷，把图像、颜色、声音、文字等因素迭加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把文学的意义丰富性、绘画的图像直观性、音乐的曲调含蓄性、舞蹈的动作传神性等特点合成一体，创造出了以往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这种视听结合、时空并存的特点使它能够更精确、更逼真、更生动地表现各种复杂的内容和精彩的故事，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地刺激观众的审美感官，使其产生多方面的美感享受。
发挥影像的独特优势，进行视觉教学的探索之路，势在必行。伴随视觉文化教育思潮的滥觞，利用电影、电视等媒介开展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中一项颇有现实意义的尝试。
二、影像与教学对象接受心理的契合
目前高校教学的对象，几乎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热衷于看电影、看电视、看动漫、看广告、看绘本……他们对“视觉性”的敏感是以往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看”成为他们阅读与吸纳知识的重要方式。
针对教学对象的接受心理，利用影像的优势，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贴近学生的接受心理与认知规律，利用视觉影像，更好地呈现文字无法传达的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策略，利用生动立体的教学方式，为抽象的理论讲述寻找到生动的形象载体，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们也会乐意接受。
三、影像有助于培养教学对象的审美能力
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学属于艺术领域，因此，培养审美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也是文学理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过去的应试教育大多只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美育的渗透；注重教学成绩，忽略育人的目的，使得学生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对属于文学语言的魅力越来越淡漠，对艺术形式感觉越来越丧失，对审美感知、直觉和情感体验的培养，往往流于形式。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学者贺拉斯就说过：“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她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强调：“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学生既要接受知识，有不能忽视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影像的教学方式，诉诸人的视听觉，图像与声音的空间感，给学生提供了自由理解的角度，不必冗长表述，一组有感染力的镜头，不经意间就能触动他们的情感。假如我们选择好的影像作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赏，必然会在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教学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启迪，去领悟影像中包含的哲理意蕴和人文关怀的意味。
影像的直观逼真，让学生感受色彩、光影和声音立体效果，体会人类情感的细微表达，洞烛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比如由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改变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王子留学海外，父亲却遭暗杀，王位被夺，母亲别恋……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权力与亲情、光明与黑暗、磊落与奸诈、爱情与寡义等等，进行复杂的移形换位。王子、皇后、父亲、叔父、朋友、大臣和心爱的姑娘，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以及凝练优美的台词，强烈的抒彩，以艺术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然后在讨论和讲授中，将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人生、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历史内涵和哲学意蕴层面的分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体验到评判，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教育的本义是要在精神愉悦，受教育者深刻领略，经久不忘。施教者应该深谙美的魅力和感染力，有效地作用于受教育者，以达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效果，起到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净化）作用。
藉由影像符号进行文学理论教学，于娱乐和放松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分享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开发独立思考的创意思维，引发学生对文学名著的兴趣，抵御潜阅读，最终走回重归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正典”或“经典”（Canon）文学阅读之路。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156
历史的经验是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前所未有的欺凌，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了，出现了“洋务运动”，从物质的层面吸收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而于西方的共和制度和民主思想，则完全不予理睬，结果“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吸收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的教训，企图从制度上吸收西方进步的东西，但是对于精神文化则关注得十分不够，或者说某种新的文化形态没有深人群众的心坎，结果变法运动只是少数人参与，没有得到全国多数人的拥护，结果还是失败了。辛亥革命成功，革除了帝制，但同样的问题是精神文化没有起色，国民的文化灵魂没有得到刷新，人民团结不起来，结果是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五四文化革命运动可谓痛定思痛，发动了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从精神文化人手力图革新人的精神面貌，力图摆脱封建主义文化的精神枷锁，力图获得思想的白由和个性的解放，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很难切割开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平衡地前进，才能推进社会的持久的进步。畸形的文化，必然造成畸形的社会问题。这对社会发展来说，是绝对不利的。
中国和平崛起论不能变成经济决定论。经济的发展要有精神文化的引导。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观点没有过时。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们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万万不可的，但没有健康的精神文化发展也是万万不可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的需要是多层面的，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人的道德伦理秩序，人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也是属于人的需要。在物质得到基本满足的条件下，这种需要就会凸显出来。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仅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体制文化的改变、精神文化的关怀，就成为重要的方面。像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诚然是世界领先的，但在它们那里种种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精神生活等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解决。
更重要的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深度文化的引导。经济的发展要体现以人为本。如果经济的发展不利于人的建设，不利于人性的完善，如果经济的发展让人感到机器的压迫、电子的干扰、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失落、欲望的膨胀……那么这种经济的发展对人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应该看到，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并非总是统一的，相反往往是相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经济发展维度与精神文化维度的“错位”。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的作家和思想家就开始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文化进行批判。从狄尔泰到席勒再到马克思，都是从批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逻辑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这些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有人可能会问在工业文明发展到高科技的今天，新的工业文明是不是对人具有了一种亲和力呢？事实的发展告诉我们，新的高科技工业文明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社会文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说：“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绝非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颠，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马尔库塞并没有夸大事实，他只是揭露事实而已。21世纪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的经济文明似乎进人了一个新时代，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人类也遭到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和其他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美国的9·11悲剧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经济的进步有它自身的铁一般的规律，它不会总是照顾人的情感世界完美地发展。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比费尔巴哈要深刻得多，他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借鉴黑格尔的说法，认为自有阶级以来的社会，恶（包括贪欲、权欲等）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大意）。这是不错的。不但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这样，如残酷地使用廉价的童工，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电子等高科技的发展，表面上是解放人，实际上那高度精密的数码化的技术，把人的神经捆绑得更紧。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会酿成前苏联核电站泄漏的事件。大大小小的因现代技术造成的灾难事件不计其数。这样，人们在工作时候，就不能不把神经绷得更紧。至于把高科技运用于现代的战争武器装备的发展上面，给人类带来了原子弹、氢弹、核子弹等，且不必在战争中使用，就已经给人类带来心理上的严重阴影。人们感觉，人类的存亡似乎就握在几个大国政府首脑随身带的小箱子上面。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就放松经济的发展，不会因此就放松高科技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方便、舒适、快乐、富强和幸福。这样就出现了悖论：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在这个悖论的面前，我们认为，重要的制衡力量就是深度精神文化。有了深度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制衡，那么现代经济和科技才有可能沿着属于人的方向发展。
深度精神文化不是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恰好是拼凑的无深度的消费文化。深度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交融的产物。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主要特性，是它的人文的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保证人的心理健全，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就是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基本特性。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深度精神文化不是抹煞民族传统文化，恰好相反，一定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介人。全球化不应该是对民族文化的消灭，应该是对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文化的发展。因为一切具有世界性的东西，最初都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东西，是对这个民族的优秀东西的吸收和改造。没有民族的东西作基础，凭空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这是不太可能的。
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作为人文工作者的作家和理论家能做什么呢？或者说他们能用他们的作品去鼓励还是去批判什么呢？难道是一味地加人到推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拜物主义等的行列中去吗？当然不是。我们只能用我们的作品去制约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样我们认为“文化诗学”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恰当的回应。“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不顾廉耻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提倡“文化诗学”的现实根由，也可以说是“文化诗学”的首要的旨趣。
但是，我们毕竟是文学艺术的理论批评工作者，我们不是政治家，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经济学家，文学批评不能整天高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离不开“诗情画意”，我们必须是在“诗情画意”的前提下来关怀现实。我曾反复讲过，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值不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难道我们要面对那些极为拙劣的文学作品去“挖掘”其中的什么文化精神吗？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我们所讲的“诗情画意”的前提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文本及其语言。语言永远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作家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写语言，我们阅读文本，也是在阅读语言。我们要阅读语言把握文本所蕴含的审美情感流动的脉络，看看它在什么地方感动或打动了我们，让我们的心震颤起来，看看它在什么地方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以智慧的启示；然后我们用专业的眼光来分析它，除了读出艺术意味以外，还要读出文化意蕴。通过文本语言的分析，揭示作品的情感和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路径。在这路径的入口，就是文本的语言。语言渗透了情感与文化。不顾语言展现给我们的东西，回到以前那种悬空谈感受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不是我们所要的批评。文本中一个词、一个句子在运用中的变化，都隐含着艺术的追求和文化的意味。所以要回到文本，回到语言，回到文学所不可缺少的美学优点。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某些学者所热衷的“文化研究”，其对象已经从大众文化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等进一步蔓延到去解读城市规划，去解读广告制作、去解读模特表演、去解读街心花园、去解读时尚杂志、去解读互联网络、去解读居室装修，去解读美人图片等，解读的文本似乎越来越离开文学文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像这样发展下去文化研究岂不是要与文学和文学理论“脱钩”？文学艺术文本岂不要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所以，我最大的担心是当前某些新锐教授所呼喊的文艺学的“文化转型”，将使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对象完全转移，从而失去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起码学科品格。正是基于这种担心我们才提出“文化诗学”的构想。“文化诗学”的基木根据是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它本身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其相对的独立性也不会消失。目前，出现一种说法，由于全球化和高科技媒介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依赖图像来娱乐自己，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弱，最终文学和文学批评将消失。但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只要人类的情感还存在，那么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其中也包括语言的表现形式，也必然还会生存下去。在与高科技的竞争中，文学可能要做出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但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还会生存下去。实际上高科技的影视图像作品与文学创作是相互依存的。许多高科技图像作品都是文学作品的改编，没有文学作品的生产，就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影视图像作品的出现。反过来，经过高科技图像作品改编的文学作品一经放映之后，作为书籍的文学作品就会更走红。这是屡试不爽的事情。北京每年举行的唐诗宋词诗歌朗诵会，吸引那么多听众，受到那么多人的热烈欢迎，也足以说明文学永远可以与图像的世界竞争而占有一席之地。文学作为文化之一种的独立存在，就证明它的理论也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在高科技时代没有悲观的理由。我希望那些专心搞文化研究的人，他们尽管可以去搞，怎么搞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不要因为某种需要就力图唱衰文学和诗学。实际上文学和诗学也不是那些人能够唱衰的。文学从变动着的现实生活吸取营养，继续自己的旅程。文学理论也会从文本语言出发，追求诗情画意，继续走自己的路。“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所以回到文本，回到语言，回到审美，是“文化诗学”的重要旨趣。
关键词：比较文学 跨文化 尝试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096-02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学也在不断交流、比较。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来说，进入21世纪后，因为有了之前数百年的发展作为基础，在对于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已经逐步摆脱了简单的望文生义，即把比较文学看作为简单的中西文学比较。从目前来看，对于比较文学一个比较肯定的解释就是跨文化的文学阐释。摆脱了之前的文学误区后，我们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学科定位，这种阐释将使中国比较文学在全球化语境背景下的发展中更加具有特色和优势。在比较文学中，跨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因而也就必须面临异文化的问题。不同的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等都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历来不仅仅是文学家们探讨的核心，也是很多学科研究的中心问题。在比较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文化对比，最终还应当回到文学的本位。对于比较文学来说，最终的目的依旧是进一步深化文学阐释。
一、中西方的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的基本含义
如果把比较文学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比较文学出现的时间就在上世纪初前后。关于比较文学的具体定义，和很多文学名词一样，它同样有很多种解释，不同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定义来源于不同的出发点。常见的观点中，一般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对两种或者更多种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对于文学和其他艺术种类进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也被列入比较文学的范畴内。在西方，主流的比较文学研究派别又可以分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
研究比较文学，首先需要明确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无论如何探讨比较文学的含义，最终都必须回到文学的本质上。对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甚至不同学科，基于这些背景，探讨人与人之间文学沟通的各种历史与现状。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在探讨比较文学时，必然会面对不同文化，因此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会有不同。所以在面对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观点时，需要始终保持互相尊重和理解。
（二）比较文学的历史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著作中，是1816年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但本书仅仅是提到了比较文学这一文学名词，并没有详细涉及比较文学的内涵或者方法论等。让比较文学这一文学用语逐步流传开来的是法国历史学家维尔曼，同时维尔曼也是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知识渊博的维尔曼于1829年出版了《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该书是他之前在巴黎大学开设相关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来。在演讲和书的记录中，维尔曼多次使用比较文学一词，并且对比较文学做了很多阐释和实例，可以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流传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后人也尊称维尔曼为比较文学之父。
（二）中西方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从狭义的方面看，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拿来进行比较。而广义的比较文学，则是把文学同其他各种学科来进行比较，甚至包括自然学科在内。到上世纪末，英国有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研究，这种研究是跨学科的，甚至是跨时空的一种关系研究。由此看来，比较文学不仅仅是跨文化，更是跨越了语言、学科。它产生于文学文化的交往基础，发展到今天，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已经成为一门文学研究的综合性学科门类。中西方历来都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西方学者中，歌德可以称为比较文学的先驱。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的比较文学学派可以分成法国和美国两个派别。在法国比较文学学派中，更加注重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和干预。而美国比较文学学派则主要更加注重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并且这种比较是基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找出文化差异性的规律和原因。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代很多文人墨客也喜欢比较文学。但如果引用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如果谈及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过程，首先想到的就是清末著名文学家、革命家梁启超，在其代表作《饮冰室诗话》一书中，梁启超就曾把黄遵宪的长篇诗和西方的史诗作比较。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可以和托尔斯泰、狄更斯相比。还有学者把李白和拜伦相比，把李贺和雪莱相比。虽然从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来看，这些比较只是一些简单的依附，但也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在民族觉醒的时候，中西文学比较文学已经有了_端。而后，像我们熟知的作家，如鲁迅、矛盾等人都曾细致研究过不同国家的文学发展情况。到上世纪30年代时，中国逐步开始介绍国外有关比较文学的理论，例如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都在很多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总体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派更加强调跨文化的研究，这就不可避免谈到异文化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中国的强调跨文化研究，还是西方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研究都不同于单纯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比优劣，而是要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把自身的文学作品与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文学作品关联在一起。
二、比较文学与异文化的关系
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比优劣，在研究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跨文化的问题。对于异文化来说，广义上的异文化指的是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但在本文中，笔者研究的是比较文学的相关问题，因此在本文里异文化指的就是与中国文化传统所不同的文化，泛指跨国文化、跨民族文化等。
（一）异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必然面对的问题
在比较文学研究过程中，以中国比较文学来说，最常见的是中西方文学的比较。在近代中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比较文学的启蒙阶段，例如梁启超等人，他们虽然进行了比较文学的探索，但是往往是简单的依附。例如在前文提到的把李白、李贺等与拜伦，雪莱相比。因为在民族觉醒时期的中国，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甚至带有盲目学习的冲动。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不能忽视。因此在进行文学比较时，希望把中国的代表文人与西方文学巨匠相比。在现代比较文学来看，也许这都不能算是严谨的比较文学，只能是简单的依附。而如果我们仔细探寻依附的实质，不难发现还是当时的自卑。而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新文化运动对学与自强，促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些极端表现，一些极端的革命者认为造成中国不断被列强欺压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桎梏，即儒家文化对人格的桎梏。在这种心理下，产生了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现象。从现代比较文学来看，这些心理都是不可取的。
在研究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异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正是有了这些“异文化”，才会产生文学的“比较性”。如果我们把文学限定在狭义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抑或是散文，乃至现代的电影剧本等等，文学创作的基础都是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文化一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因而对文学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较之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学界也有人认为这是百年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研究领域最为开阔的时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文学研究大环境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很关键的。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真正感觉到在世界上站了起来，改变了原有“不断挨打”的局面。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学术环境越来越好。同时随着国内教育的发展，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多语言学者，为我们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著作，为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由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可以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这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摆脱了近代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简单依附问题。
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在现代，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很多人也喜爱把电影比较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新时期的异文化，已经不单单是某一种文化，甚至是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共同体。当今世界文化输出大国当属美国，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小说、散文、电影等时，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种文化交织的背景。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西方人也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在很多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都有比较正面的中国文化元素，这对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启发。
对于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仅仅要站在一种宏观的角度，更需要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过去我们走过弯路，曾过于贬低自己，强调西方的优越性。也曾过于鄙视外国文化，强调以我为尊。无论是哪一种研究心态，都不能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因此，探讨异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核心观点就在于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三、结语
文学的比较从古至今都在西方和中国盛行，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含义仍旧要从法国人维尔曼于1829年出版的《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一书说起。中国人虽然在很早开始就探寻比较文学，并且也尝试比较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但受到大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往往不是贬低自己就是过于自大。到现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面对异文化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站在一种客观的角度斫行比较文学研究。同时，随着全球交往的增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也在不断增强，在这种开阔的学术研究环境中，比较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得以呈现出良好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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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英语语言在世界文化范围内基本成为了一种通用语（LingualFranca），被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当做成一种与外界沟通的媒介［5］，所以人们对于英语实用性的需求才越来越大。虽然英语作为通用语种被人们所使用，但当它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被使用时，体现着当地的文化特色，正如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在不同英语语言使用国家对于cheers的不同使用方式。因此，在英语教学中，盲目地对文化进行介绍或教学是不可取的。文化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通过英语语言了解目标文化与自身所在文化的差异性，真正意识到英语语言在其中作为信息传递媒介的功能。因此，教师要尽可能地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突出英语作为通用语传递信息的功能，激发学生对于差异性探索的热情，而并非强调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或是一门课程进行学习。这里所谈的可以接受的范围，指的是英语教学中不必完全被英语语言规则所束缚而导致其失去了真正进行信息交流的作用，例如在英语教学中过多地强调语法与拼读的准确性、过多地纠正或是死记硬背的方法等，只会使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排斥性。Baker曾在泰国对几个泰国的英语学习者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发现，泰国学生在使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交流时，其使用方式不同于其使用泰语的方式。这个结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泰语与英文具有不同的语言系统，而且使用国家也有地域文化差异，这都可能导致泰国学生在使用英语时改变其固有的使用泰语的方式。然而，即使研究也表明，英语语言系统与文化都对泰国学生交流方式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英语中的语言习惯并没有在这些泰国学生交流中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英语学习者在使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时，既脱离了泰语的思维束缚，同时也没有被英语语言中的规则所禁锢。泰国学生在用英语进行交流时，甚至会利用英语语言规则并结合自己的交流需求进行调整来达到他们的交流目的。这同ScollonR.和ScollonS.W.得出的结论相似：外语学了可以作为文化沟通的媒介外，同时还要满足使用者个人不同的使用目的，这其实也就是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之一。
2跨文化英语教学
跨文化英语教学的主要教学目标，既包括培养学生在听、说、读、写方面使用语言能力外，还强调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interculturalcommunicativecompetence）。这种能力可使学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能将英语语言看做是信息传递的媒介，将英语当做工具来使用，融合目标文化与自己所在国家文化。目前很多学生在英语学习时，通常把重心放在掌握更多的词汇或是学习语法规则上，这都是老师在英语教学中不恰当的引导所导致的。英语教学中，知识通常被大量地灌输，但学生缺乏在真实环境中使用的机会，使得在课堂学习的大部分知识被白白浪费掉。跨文化英语教学法的实施，不仅能使学生了解英语词汇或语法的正确使用环境与规则，而且可以在考试中作为联想记忆法的依据，使学生快速回忆词组或语法的正确使用法则。但是包括Valdes在内的一部分教学研究者一直质疑在英语教学中植入文化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文化与语言不分家，语言教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对文化元素进行讲解。其实，语言教学中文化的教学部分远远不够，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国内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汉语，但仍要在中小学开设语文课程来提高学生对于祖国文化的了解。英语教学中的教科书，许多只是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有些甚至出现了在英语语言中都不常出现的用法，完全失去文化的真实性。最近Kramsch的一项研究同样也证明了在教学中对文化进行教学或有意识地将文化融入课堂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Kramsch在其研究中分析了运用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LanguageTeachingMethod）和任务型教学法（Task－basedTeachingMethod）的效果。两个课堂虽都很好地利用课堂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例如课堂讨论以及角色扮演活动等，增加学生对语言进行练习的机会。但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仅仅局限在对于语言语法准确性或是教科书中语言点的讨论，丝毫没有对教科书中文章真正要表达的文化意义感兴趣，仅仅局限在学习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教学效果使得教科书中精心挑选的课文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即使语言教学中确实存在文化的因素，但对文化进行明确的教学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跳出语言的束缚，将语言真正地当做信息传递与交换的工具。当学生在看待英语语言时，能够从单纯地把它当做是一门课程转变到把其当做是一种信息传递的媒介，英语教学也应该会变得更容易进行。Kramsch还提出，跨文化语言教学（InterculturalLanguageTeaching）是交际语言教学的升华，但似乎两者其实并没有先后顺序，教学中植入文化甚至可以说促进了交际教学法的实施。
3课堂教学实例分析
这里要介绍的实例是澳大利亚悉尼TESOL专业（对外英语教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如何成功地将中西方文化元素融入教学中，使课堂气氛变得融洽活跃。特别要声明的一点是，以此课堂教学作为实例分析，主要是鉴于其对于我国国内高校英语教学启发的特殊性。在TESOL专业，中国学生较多，与国内高校英语学习者相似，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在学习与使用。虽然与国内中学课堂还是有所区别，例如，授课教师母语为英语，班级中会有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具有文化差异的同学，这些条件都更适合对于跨文化语言教学法的施行。但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模式是可以被用来借鉴的。在教学案例中，教师首先对学生进行分组，然后要求每个小组对两段典型的分别为澳洲以及中国小朋友设计的寓言故事进行讨论。小组先进行组内讨论，之后再进行组间讨论。澳洲的故事以袋熊（wombat；澳洲特有的动物）自我成长的故事为主线，而中国的故事是以3只小猪如何从不听话的小猪变成听妈妈话的乖巧3兄弟的故事为主线。故事显著的区别激发了学生们很高的热情，课堂上，很多中国学生都踊跃发言，从不同角度解读故事背后所蕴涵的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包括澳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孝道。中国学生在讨论中使用英语进行表达时，语法错误仍然很多，口语表达也不是很流利，但教师没有刻意去纠正所有的错误，而是以抓住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为主。由于有故事情节作为参照，虽然老师不会过多纠正语言上的错误，但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不少中国学生能够根据寓言材料，自发对出错的语句进行修改。讨论之后，老师才开始对寓言中的一般现在时用法进行归纳。新鲜的文化差异能够激发学生对于英语文化的探索，其中的过程便是学生进行自主性英语学习的过程，这比教师苦口婆心反复重复语言点效果要好得多。这样的教学模式成功地在不降低英语语言学习效果的前提下，将英语课程转型为文化差异性讨论。在课程内容上，也更符合大学生的口味。
4结语
一、然而这种跟风式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我认为主要问题出在企业文化课程基本建设上，现就目前企业文化课程的教学方法提出几点不足之处：
1.企业文化授课内容空泛，学生理解有限在目前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很难有机会与企业零距离接触，因此，课堂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现可供高校采用的企业文化课本有限，授课内容基本上是对企业文化表象的解读，没有紧贴企业及学生实际进行因材施教，实际应用的内容较少，且教材内容缺乏时代感。其目标仅仅是告诉学生什么叫企业文化，而没有教学生企业文化对企业、对自身的发展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及影响，更没有告诉学生怎样才能适应企业文化谋求个人的社会生存及发展职业生涯，这就导致了学生对企业文化存在片面理解，缺乏理论联系实践，无法做到融会贯通。
2.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严重脱节毕业生要走进企业，开始工作，首先面对的就是“校园文化”向“企业文化”的转变。然而学生长期受校园文化的熏陶，企业文化只是作为一种书本文化，学生不能通过校园文化感受到企业文化，使其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变成全新的概念，形同虚设。但是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认识上的强烈反差自然会对高校毕业生和企业带来许多难以调节的矛盾。现实表明，这种“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严重脱节，制约着企业和人才的发展。
3.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不完善校企合作是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学校与企业资源、信息共享的“双赢”模式。但目前校企合作仍处于以学校为主的合作模式阶段，运行机制还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高校教学计划严谨与企业的市场动态性，使企业需求与高校教学安排不同步，高校不能及时服务于企业；校企合作受益最大的是高校，学生技能与经验不足促使企业受益周期过长，而使校企双方的资源付出不对等；政府指导力度不够没有给予合作企业政策优惠或经济补贴；国家没有建立权威、完整的校企合作准则和法律法规用于监督、考核和推行，即校企合作没有法制保障，这几个方面致使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合作层次浅且难以持久。
4.课堂内容枯燥，单项式教学当前课堂教学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是培养学生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企业文化作为实践性和社会性极强的学科，对师资队伍建设也有一定的要求，教师丰富的实践知识是不可或缺的，但大部分高校的老师，都没有在企业的工作经历，平时可利用的企业资源也很少，只能实现从书本到书本的往复，理论与实践脱节。致使目前学生在学习企业文化课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理论概念抽象、理论与实践割裂、学习内容枯燥难以激起学生兴趣的问题。究其原因，教学方法还是采用传统单项式灌输教学，教学改革力度不够，学生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其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较差。
5.案例库不够，内容不够深刻案例教学法对于企业文化课程而言是行之有效的，感受鲜活且精彩的企业文化案例，更增加学生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很健全，一些优秀企业的企业文化发展也同样不够成熟，今天还是企业明星，明天可能就陨落昙花一现，这给企业文化教学经常带来尴尬和无奈，因此现阶段可供教学选择的国内外优秀的企业文化案例较少。
二、案例库不够多，授课内容也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不够深刻，教学质量不高，教学效果缺乏有效性。针对以上几点不足之处，我认为企业文化课程的教学方法应该进行以下的创新：
1.进行教学大纲调整，强化实践教学内容高校要想有效地实施企业文化教育，就要从企业文化课程开始着手。时刻关注企业文化领域的实践和动态，校企共同制订课程的教学计划、实训标准，让课本内容紧跟时展步伐。根据各高校自身特点予以借鉴其企业文化课程教学经验，结合企业需求对企业文化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与梳理，制定各知识点与能力要求的定位分析，进行基础知识模块、学习能力培养模块、创新能力培养模块、专业技能培养模块和实战模拟模块的系统划分，使内容变得更加紧凑。再根据学生各专业特点制定不同学科职业素养训练，这样即能加强和提高学生的基础知识又培养了专业素质能力。通过学习让学生清楚意识到企业文化对择业起着很强的导向作用，只有了解并认同企业文化，才能真正地将个人发展融入企业的发展之中。
2.构建企业化的特色校园文化一直以来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让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然而，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有成效的文化对接并不那么容易。我认为，高校应注重宣传和吸纳优秀企业的企业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在校园里营造企业文化氛围，努力构建企业化的特色校园文化，为实现毕业时“零距离”适应企业、适应社会奠定基础。如在开设企业文化课的基础上，在校园树立相关职业的名言展板和著名企业家的经典言论；邀请杰出的企业领导者或企业精英来校举办讲座；校企双方共建实验室、培训基地、组织实训实习；开展策划具有职业文化特点的校园文化活动；学习并吸纳企业的管理方式，如在学习或生活纪律方面严格管理培养学生守时、守纪的习惯等几种方式来传播和实践企业文化，这些都是树立大学生企业文化观的重要途径。
3.协调完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目前，校企合作仍处于教育部门倡导，高校自发的状态，政府对高校合作企业没有给予政策优惠，企业主管部门也尚未形成成熟的合作意识，对校企合作持有消极观望的态度。种种不利因素都需要高校自己消化，这就需要高校协调企业完善合作运行机制。首先高校需从市场角度出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帮助学生完成校园文化到企业文化的过渡；其次有目标有定向的选择合作企业，从而保证合作质量；再次校企双方成立相应的校企合作小组用于开展合作项目的实施、管理、协调和监督；最后努力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如减免税收用于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并完善相关立法工作让校企合作有法可依，从而开拓校企合作的新局面。当然校企合作的成功更需要双方的交流与互信，这样才可以使校企合作长远发展下去，实现双赢的目的。
4.改进教学方法，灵活教学企业文化课是一门全新的，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的课程。根据企业文化的特点，在教师自身能力素质得到提高的基础上，可以运用以下五种教学方法：第一，创设企业环境，开展模拟实践。利用现有案例，老师与学生或学生与学生互动，模拟创建企业环境，并自行提炼企业文化，不断总结，让学生在理解中记忆和运用；第二，学生还可以模拟授课、课堂讨论、辩论等，老师再对学生的所谈所讲进行分析总结，这种探究式学习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并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第三，请进优秀企管人员，宣讲企业文化。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让学生感受企业家的成功之道和精神魅力，并认识企业文化对自身发展的影响；第四，开展策划有针对性的企业文化相关活动，如：展览企业文化展板、企业宣讲、企业名人访谈、参加校园招聘会、优秀毕业生经验交流会等，以此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人才市场需求状况及优秀企业的文化；第五，通过短期见习、工学交替、顶岗实习及参观等方式将学生送进企业让其零距离的直观感受企业文化氛围。
5.开拓创新企业文化案例利用案例库，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企业文化现象与实践的认识。虽然现阶段各高校已经形成自己的案例库，但不得不承认企业文化案例少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在我们多角度利用现有国内外教学案例的同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教学平台的优势，播放一些描写优秀企业发展史的影片，能充分体现企业文化的影视剧或不错的求职节目，借此加深学生对企业文化的理解；提倡教师极力推荐一些关于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方面的杂志或书籍供学生阅读；学生还可以利用现有案例，搜集处理资料，发散思维创造新的案例，这样既丰富更新了案例库，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总结
1.教材编写层面，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待完善
值得肯定的是，苏教版初中语文专门编排了一个“民俗风情”单元，选取经典文章《社戏》、《端午日》、《本命年的回想》、《中秋咏月诗词三首》，同学们在斑斓多彩的氛围中，去江南水乡体验看社戏的温馨，一览沈从文先生笔下淳朴而隽永的湘西世界，感受京郊运河乡亲们喜庆热闹的过年氛围，在秋咏月诗词回味那淡淡的乡愁。但美中不足的是，紧跟其后的单元写作：从生活中找“米”，综合实践活动：走进图书馆，这与本单元“民俗风情”的主题有些游离，使师生感到转换太快而意犹未尽。人教版高中语文也涉及到有关民俗知识，比如必修一，《大堰河———我的保姆》《鸿门宴》，梳理探究中的的优美的汉字、奇妙的对联。必修二，《氓》《孔雀东南飞》梳理探究：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必修三，阅读鉴赏《祝福》《林黛玉进贾府》，梳理探究：称谓语、禁忌语、委婉语。但与苏教版初高中语文相比，人教版高中语文中的民俗文化不够集中，更像散落在角落里的文化珍珠。其次，像《胡同文化》这样的经典散文也未纳入编排体系内，难免有些遗憾。再者，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系列中的《中国民俗文化读本》选文很广，但在深刻性与趣味性方面有待斟酌。
2.教师素养层面，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升
首先，重课堂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中学语文教师普遍认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非常重要，但由于缺乏对民俗学科的系统学习，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的外延，许多教师的认知可能还仅仅停留在以诗、词、曲、赋、曲艺、国画、书法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层面，常常忽视最基础、最接地气的民俗文化。其次，对于民族文化本源性的相关知识缺乏深入了解，比如对于“年”的本义，大多语文教师只停留在传说层面，对于传统节日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深刻内涵缺少追根溯源式探究。对于《中国民俗文化读本》，许多学校根本不予征订，更谈不上选修，这可能是《纲要》中所提到的认识不到位所导致。第三，就如何讲解涉及民俗文化的课文，如何开展民俗综合实践活动课，存在许多困惑。纵观全国各地中学语文继续教育课程，开设民俗文化与语文教学的专题的省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所以，大多数教师未接受过系统的民俗文化知识培训。
3.学生接受层面，对民俗文化的认知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受中学教材编写以及教师素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小学阶段语文教育对民俗文化教学的不够重视，所以，从学校教育这一层面，未能使中学生形成良好的民俗文化素养。比如对西方节日的追捧而对传统节日的冷漠，对流行歌曲的痴迷而对传统民歌的淡忘，甚至对许多传统仪式的不屑一顾等等。这样偏颇的文化心理，从目前的学习以及考试而言，必然会影响学习效果以及考试成绩。比如，赏析北宋词人张先的《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就上下阙的关系以及下阕所表达的情感，多数同学未能正确回答，究其深层原因是对寒食节以及清明节的内涵不甚了解。中央五部委曾在2005年6月17日下发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文件要求，加强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探究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并普及传统节日文化。在学校教育中，教材编写的体例中要纳入传统节日，课堂讲授中要弘扬节日文化内涵。但从目前学生的文化素养来看，落实还不到位。就当下语文学习而言，对民俗文化的不甚了解，是中学生畏惧古诗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远发展来看，因缺少文化底蕴的熏陶，必将导致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等方面出现种种困惑。
二、加强中学语文课程中民俗文化教学的策略
1.逐步完善教材编写，积极开发校本教材
新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教材编写方面要求，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教材编写要有创新、有特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包括文化遗产、风俗民情、方言土语，日常生活的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针对苏教版初中语文“民俗风情”单元中的编排，若能围绕传统节日展开写作或开展“到民间采风”综合实践活动，将使单元编排更加严谨合理。苏教版高中语文单元主题很明确，比如，必修一第三单元文本研习的主题是“月是故乡明”，诗意而又亲切，该单元又分为“漂泊的旅人”与“乡关何处”两个模块。对于人教版高中语文的编写可以参考苏教版的体例，让单元主题更集中、更明确，让散落的珍珠串成璀璨的项链。另外，在课外教学资源开发方面，若忽视民俗文化的深度挖掘，就容易使课程建设受到局限。所以我们应充分利用选修系列中的《中国民俗文化读本》，并结合本地的传统戏曲、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方言土语、文物古迹等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认真体验，比如，可结合山西作为方言大省的优势，搜集方言中随处可见的““圪”字，并加以分类探讨。在切身体验之后，语文教师要与学生一起及时总结课外活动的成果，并因地制宜地编写关于民俗文化方面的校本教材。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民俗文化素养
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最引人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二是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通过各级各类的教师级培训，从而提高学校教师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能力。所以，无论从中高考升学考试，还是从传承优秀文化角度，中学教师都应该责无旁贷。笔者在讲授继续教育培训课程时，学员们对《民俗文化与中学语文》有着浓厚的兴趣。从课后的问卷反馈中来看，学员们普遍认为开设这样的课程很有必要，对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教研活动、升职称培训、假期网络培训等平台，为中学教师提供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知识的辅导，从而全面、深刻地了解传统文化。培训形式可灵活设置、可以就民俗文化与中学语文的关系进行研讨，也可以选出经典课例进行民俗学解读，还可以开设专题课象《古典诗词中的节日习俗》《鲁迅作品中的传统节日习俗研究》《中西节日文化的异同》《汉字中的民俗文化》《山西民歌的语言特色》。
3.丰富课程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显性的数学教学文化浓郁厚重，比较直观、直接，容易使学生振奋;隐性的数学教学文化淡雅，讲究委婉、逐渐渗入，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两种数学教学文化相辅相成，变换运用则能使得数学教学文化有内容、有内涵，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如在教学《勾股定理》一课时，可以利用显性文化，给学生讲解勾股定理的发展历史，让学生从中品味其厚重而悠久的历史传承与发展:从中国周代商高的“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勾股树”;从三国时代赵爽的“勾股弦方图”到西方欧几里得的演绎推理;从清代的梅文鼎证明到美国总统加菲尔德的“构造法”证明，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一幅勾股定理发生、发展及不断丰富的历史文化图景，使其深深感受到其中浓郁而厚重的数学文化气息。又如在教学“一次函数图形平移”这一知识点时，先重点教授学生以坐标轴为参照系平移直线图像，然后把原来的参照系移动，让学生思考直线函数关系的变化。在动与不动的矛盾中，学生发现:图像向左(右)移相当于y轴向右(左)平移，图像向上(下)平移相当于x轴向下(上)移，实际上它们的相对位置并没有改变。这进一步巩固了学生对“运动的相对性”的理解，加深了其对“辩证意识”“数形结合”等思想的认知。这种认识文化的培养是隐性的，润物无声般浸润着学生的心灵。这样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持续渗透，对学生数学素养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培养通透的数学教学文化感悟，让学生体验其美
数学是理性思维和想象的结合，其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体现，体现在对称性、简洁性等诸多方面。如在研究三角形、函数时，会更加关注等腰三角形、二次函数的轴对称性，这体现了轴对称的美;在研究四边形时，会更加关注平行四边形的中心对称性，这体现了中心对称之美;对于最完美的图形———圆来说，我们则更加关注垂径定理……这种对称之美让学生感受到学数学不再是抽象的、枯燥的，而是一种美的享受和体验。数学的简洁美最直接地表现在数学符号上，它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每个人都能从简单的表达式中读出其确切的含义。比如一些常见的数学符号及公式定理:圆周率π，三角函数sin，三角形的面积公式S=12ah，勾股定理a2+b2=c2等。这些符号公式言简意赅，学生可以从简洁的符号语言中明白其中的道理，体验到数学的简洁之美。数学之美包罗万象，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一定的数学之美。比如列方程解决问题，要从复杂的问题中抽象出一个简单的等式，这既有抽象之美，又有简洁之美，还有逻辑之美。教师应着重引导学生去体验和感受这些美。
三、孕育严谨的数学教学文化精神，让学生改革其新
数学教学文化具有理性思考、客观认知、不断追求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孕育就是在课堂上、在师生双边的教学活动中。在教学《三角形的内角和》一课时，笔者先设计了“量一量”这个环节:让学生利用量角器测量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度数。通过测量学生发现，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大致在180°左右，这使得学生初步认识到三角形的内角和可能是一个定值，但是还难以达成一致。笔者接着让学生进行“拼一拼”:将三角形的三个内角按照顺序拼在一起。学生经过“拼一拼”就会发现三个内角组成一个平角，这使得学生在活动中巩固了对“三角形内角和为180°”的认识。但这样同样具有局限性，于是，笔者顺势引导学生进行推理证明:过一个顶点做对边的平行线，利用内错角互补的原理，将另外两个内角等量转换出来，使得三个内角成为一个平角。“拼一拼”“量一量”的教学环节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感受到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同时也让学生对此操作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操作的粗糙性，测量和拼图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严密性不足;操作的特殊性，测量和拼出某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和180°这一结论难以推至其他三角形，普遍性不足。因此，适时恰当的推理证明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改革创新的精神及思维的严谨性，并使这些逐步内化为学生的能力和习惯。
四、提高数学文化的素养，使学生内化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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