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拉夫尔·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被编辑采纳。论文格式模版（天头留出25毫米空白）分类号密级U C D___ 编号1 0 4 8 6（此处间隔20毫米）（以上四项用仿宋标4号）武 汉 大 学硕 士 学 位 论 文（论文题目与上一行间隔为25毫米）（以上二行用宋体标2号字）论 文 题 目（题目用楷体标1号字）研究生姓名：指导教师姓名、职称：学 科、专 业 名 称：研 究方向：（以上四项用宋体标4号字）（此处间隔为25毫米）二00八年四月（黑体标3号字）（地脚留出25毫米空白边缘）分类号密级U C D编号 1 0 4 8 6武 汉 大 学硕 士 学 位．谁能帮我设计个格式模板？毕业论文格式模板和题目诚求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谁有毕业论文格式模板啊？急用！求英语论文格式模板 急求论文第一面，就是封面，是表格的那种，就是一个大框，然后有内容的那种。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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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变异维度创设学习空间，使预想的学习内容顺利转化为实践的学习内容和经验的学习内容。”这种承认并尊重学生在教学实践中核心地位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把学生看做有独立思考和沟通能力的课堂主体，在强化知识内在关联性意识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经验方式和前知识对于目标新知识学习的潜在影响，最终引导学生建构更加客观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当前西方文化教学中往往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并没有经过对事物差异性的辨析，排除非本质因素影响，真正掌握本质特征，而是通过简单的重复强化来建立概念。”变异理论明确指出知识的建构要以学习者的经验心理结构和已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学习的关联性，主动性和社会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是向学生介绍概念的定义，而没有呈现这个概念的正反例，学生往往只学会了死记硬背，而无法真正掌握概念的关键属性。”因此，教师能够有效列举正反例是建立在对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和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的。
2以学生前知识为出发点的教学安排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3结语
教学原则是进行科学的语文教学的依据，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80年代以来，我国已出版的40多本有关语文教学的专著以及许多文章，对此都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和阐述，提出了许多教学原则。但比较、总结这些教学原则，我们发现有些表述不同，但内容实质相同，如“知识、能力、智力兼顾原则”、“语文双基并重与开发智力相结合的原则”、“传授知识，开发智力，培养能力相结合原则”等，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即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培养能力，开发智力。而这一原则又与另一教学原则“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相结合的原则”，在内容上是交叉关系。“语言训练”应该包含在上一原则“语文双基训练”之内，“思维训练”也应包含在上一原则“开发智力”之中，因思维是智力中主要的因素。所以这两条原则应归并为一个原则。如此内容重复交叉的原则还有许多。同时，许多教学原则不能反映语文教学的特殊性，把语文教学的原则混同为一般教学原则，即也可以成为指导其他学科的教学原则。如“双基并重的原则”、“精讲多练的原则”、“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开发智力的原则”等。对语文教学原则的讨论，到了90年代有人开始进行总结，将前述讨论的各种观点用语文教学原则体系的特点，即必须能揭示语文教学过程的主要的最基本的规律，能反映语文教学特殊性，有一定的概括性的要求，进行检测衡量，认为最重要的有五条，即“教是为了指导学生学的原则”、“文道统一的原则”、“听说读写相辅相成的原则”、“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相结合的原则”、“语文教学课内外结合的原则”等。但对此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结束，还在继续深入。
二、语文学科性质的理论探讨
这是进行课堂教学必须解决的一个观念问题，如果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不明确，语文教学就漫无方向，左右摇摆，飘忽不定。在这方面，我们深有教训。但目前，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仍然众说纷纭。“工具性”是语文教学研究人员的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语文课最基本的属性，围绕这一属性和这一观点，经过多年讨论，引申出了许多其他属性和其他观点。如“工具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在这两性之后，又有人提出“基础性”也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之一。有人又认为除此外还有“实践性”和“综合性”。一直发展到它是多重性质构成的综合体。即工具性与思想性、知识性与技能性、艺术性与科学性等等。本质属性之外，还有从属性质：文学性、知识性、社会性。这些认识基本都是建立在教材内容和教学实践的依据上。即教材有什么内容，它就有什么性质，如文学性与知识性就是如此，教学实践强调什么就有什么性质，如思想性与技能性就是如此。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人们同样意识到以上所认为的语文学科的属性并不仅仅是语文学科所独具的，其他学科同样具有，如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基础性，知识性等，不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刘国盈先生在《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语文学科特点辨析》一文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语文是一门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相结合的学科”，所谓“应用的广泛性”，就是“不管是国家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教授，还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不使用语文的。这是就人而言。就事而言，军事、政治、外交、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也都离不开语文”。所谓“层次、等级的模糊性”，如“鲁迅先生的《祝福》，既可以作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教材，也可以作高中、初中的教材……”，语文“谁说得清楚何谓基础语文，何谓初级语文，何谓高级语文”。至于听说读写能力，也很难划清层次和等级。这种层次、等级模糊性的观点，确实新颖独特，但语文学科的性质，人们之所以对它进行讨论，而且非常重视，是因为它直接指导着语文课堂教学和课后训练。如果认为它具有工具性，那么就要侧重语言训练，如果认为它具有文学性，那么就要突出文学教育，如果认为它具有实践性，那么就要加强包括语言、写作在内的各种训练。而刘国盈先生的这一观点，特别是“层次、等级的模糊性”在指导课堂教学上又具有新的模糊性，他自己也说：“语文科的特点——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是造成语文教学的任意性、摇摆性的重要原因。如何针对这样的一个特点，提出一整套办法，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由此可见，这一特点是语文学科的一大病灶，语文教学就是要想尽办法来医治这个病灶，解决这个问题。况且广泛的应用性，也是其他学科所具有的特性，如数学，应该说除了傻子不能用外，其余人都要用。
李维鼎在《越出雷池，轻装前进》一文中，认为语文科除了具有广泛的社会应用性之外，还有深刻的移情性和全面的基础性。他说这两点才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如“全面的基础性”，是说语文学科所培养的能力是规范的、基础的，“就是这种能力的规范性和基础性，使之成为自身向高层发展的基础，也成为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能力，更是走向社会生活的基础能力。这样，中学语文科要培养的语文能力便成为个体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完全意义上的‘基础’”。对这一解释作深刻的思考就会发现它确有独到之处，即，语文科培养的能力不仅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能力，也是走向社会生活的基础能力，更主要的是自身向高层次发展有了基础能力。目前语文教学提出素质教育的观点应该说是与李维鼎这个观点相吻合的。
三、课堂教学
语文学科的性质和具体的教学原则对教学结构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十几年来，形成较大影响，有代表性的教学结构模式有上海育才中学的“八字教学法”结构模式，钱梦龙老师的“三主四式导读法”课堂教学结构模式，黎世法副教授的“六课型单元教学法”结构模式，魏书生老师的“课堂教学六步法”的结构模式。
对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讨论，集中在科学性与艺术性上。有人主张教学的科学性要削弱艺术性，认为“学习是科学，教学是艺术”，较多的人认为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我们认为无论是哪种课堂教学结构模式，它首先要具有科学性，就是要有一定的程序或规格，要有相对稳定的形态，要有明确判断完成目标的标准。要有程序，这个程序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有利于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开发智力。所以从一堂课整体结构上看，层次清楚，周到严密未必是科学的，因为它的结构过程未必符合认识论。育才中学的“八字教学法”，之所以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效果显著，就因为它是认识论指导下的科学程序。首先是“读”，了解教材，发现问题，然后通过“议”，理解教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下一步是“练”，运用知识，巩固知识，“讲”是教师的点拨和解惑。这种按照学生认知结构安排的程序，自然是科学的，合理的。钱梦龙老师根据他的语文导读的“三主”原则，设计的四种基本课型，其理论基础也是认识论。其核心是“自读”，由此分解成的四种能力：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析能力，是阅读能力由低到高的纵向分解，是一个具有科学序列的训练过程。
以上我们说的是课堂教学结构的一个要求，即科学性。它还有另一个要求，即艺术性。我们说课堂教学结构要有相对稳定的动态，不稳定就不会成为一种模式，但过分稳定，又是一种刻板、僵死的模式，所以它只能相对稳定，在稳定中求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课堂教学艺术性的表现。课堂教学的艺术也是新时期语文教学理论研究广泛探讨的课题，对它的本质认识有众多见解：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是娴熟的教学技术，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的本质在于规律性与个性的统一，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首先是爱的艺术、鼓励的艺术、影响人的艺术，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具有创造性、表演性、审美性等特点，有的人认为语文教学艺术的特征是“活、情、疑、趣、变”。（钱威《关于“教学艺术”的争鸣》）但无论怎样众说纷纭，课堂教学艺术归结为一点就是“乐教乐学”。所以强调课堂教学结构科学性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它的艺术性，它的艺术性就是因文、因人、因时而异，不拘一格，善于应变。
课堂教学结构作为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必须进一步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探讨。于余的《系列化网络化多样化——现代语文课课堂教学结构探索》一文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概括。系列化就是要重视认识过程的完整性，按照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去组织教学。网络化，就是重视组成部分的综合性。他以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为课堂教学结构纵向发展的“主轴”，以五个方面为“横向”的组成部分：①摆正教师、学生、课本三者的关系；②将知识、能力、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③畅通“反馈”渠道，变教师信息的单向“输出”为师生共同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传递；④注意课内外的结合，即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从课外“引进”知识或让学生的视野向课外扩展；⑤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围绕“主轴”将这五个组成部分有机地“搭配”和“排列”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有主有辅、纵横交错的“立体”的“网络”。他将语文课课堂教学结构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承接型”，二“螺旋型”，三“辐射型”。他说：“这也只是大致的格局，在使用时，它们往往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这实际就是稳定中的变化，就是在课堂教学中要体现的一定的艺术性。
论述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必然涉及到语文教学方法。课堂教学结构和课堂教学方法是同一概念，还是不同概念，也是近年来语文教学理论不断探索深化的问题。从已发表的文章看，对此一直模糊不清，似乎教学结构也是教学方法，如前述育才中学的“八字教学法”，钱梦龙的“三主四式教学法”等，说是教学法却在探讨课堂教学结构的文章中评说。如倪文锦《课堂教学结构的理论和实践》一文就是如此。但从陈明祥、罗树华、钱中立主编的《语文教法词典》上看，专设了“课堂教学结构”的词条，共18条，即18种课堂教学结构，而把钱梦龙、黎世法、魏书生等人创立的教学方法归在“语文通用教学”的词条内。尽管作了这样的区分，但课堂教学结构仍属教法词典中的内容，所以从整体上看结构仍属方法。上海教育学院教科所朱荣康在《目标教学与教学模式》一文中对这两个概念作了进一步探讨与区分，他认为教学结构就是教学模式，而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教学模式“包含有一定的教学思想以及在此教学思想的指导下的课程设计、教学原则、师生活动结构、方式、手段等，所以在一种教学模式中可以集中多种教学方法”。而教学方法“仅指在完成某种教学任务时，师生在共同活动中采用的方法，任何一种教学方法中都不能包容教学模式”。朱荣康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我国近年来语文教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对以上两个概念进行探讨的发展。近年来对教学模式的概说有“它是根据客观的教学规律和一定的教学指导思想而形成的，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比较稳定的教学程序及其实施方法的策略体系”的观点，还有“它是在教学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组织、设计和调控教学活动的方法论体系”的观点。对教学方法都认为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师生在共同活动中采用的手段，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总之，课堂教学结构（模式）和课堂教学方法是只能从理论上区分而在实践上极难区分的两个概念。无论怎样讲，结构还是一种方法，它必须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去结构，如果教学法不存在，教学结构也即解体。目前的语文教学，人们抱怨越来越多，主要认为是“越教越不会教”，“越教越没有办法教”，应该说是对原有的教学方法的动摇。认为它们都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的语文教学。方法不适应了，原有教学结构也不会继续适用。语文教育工作者开始了又一轮反思，目的是要用新的教学方法来结构新的课堂教学。
1．单位署名：单位一般指作者从事本文工作时的单位。单位署名应标明所在省市的全称，便于编辑、读者与作者进行联系。单位署名的数量一般不超3个，署名位置应居文题之下，作者署名之前，居中书写，并与作者署名之间留空一格。单位名称前还应标明邮政编码。2．作者署名：作者署名必须遵守科学道德，实事求是，署名不仅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表示对文章内容负责。论文作者一般指下列人员：（l）课题的提出者及设计者；（2）课题研究的主要执行者；（3）进行资料收集并做统计处理的人员；（4）论文的主要撰写和修改者；（5）对论文主要内容能承担全部责任，并能给予全面解释和答辩的人员。
3．署名注意事项：（l）每篇文章作者署名数量一般不超过6个人，并以参加主要工作者为限；（2）作者署名顺序，视其在工作中贡献的大小而定。通常第一作者应是研究工作的主要设计、执行及论文的主要撰写人。署名时不应搞无劳挂名或照顾关系。当作者署名顺序有异议时，应征得主要作者的同意方可改动。指导者一般列于最后，或在文末注上“致谢”，但均需征得本人同意；（3）在之前，参加研究者如已调往其他单位（如进修人员等），可在署名末尾右上角加注符号，并在同页脚注中说明；（4）署名必须用真名．不得用化名、笔名和假名，以示文责自负，如为集体成果，应在文末参考文献之前，写上执笔人或整理者姓名，便于读者咨询和联系。
2、内容提要
提要一般置于正文之前，主要作用是提供信息，便于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论文内容做大致的了解，以决定有无必要阅读全文，同时也便于进行文献检索。
1．提要内容应扼要概括地说明本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宗旨和解决的问题）、基本步骤和方法（研究对象、研究途径、实验范围、分析方法等）、主要发现（重要数据及其统计学意义）和结论（关键的论点）以及经验教训和应用价值。着重说明研究工作的创新和发现，将研究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和最独到之处反映出来。
一
当今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现代都市拔地而起，城乡联系密切，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广泛的变化。从衣食住行、消费观念到思维方式，从家庭生活到职业领域，从个性发展到完善人生，从现实世俗到理想乐园等一切方面的价值，都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变化意味着旧有的平衡与稳定被打破，新生的在冲突与变异中孕育。与此相关联的文化艺术观念，也陷入了新与旧的撞击和激荡之中，由此导致传统文艺结构的裂变和新的文化艺术格局的逐步形成。
一方面，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网络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为现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间。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摊的畅销书、流行音乐、娱乐影视、时尚报刊杂志、广告、电脑游戏和网络艺术视为自身参与当代文化转型，并从中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艺术形态。因为都市人在商品经济大海中奋力搏击，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劳累奔波，大众文化快餐恰好满足他们休闲娱乐的需求，适应人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符合他们追求刺激、新奇与多样化的情感方式。总之，大众文化所诱发、催化的日常消费性的艺术审美，与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彼此契合，以致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遭到冷落，甚至随着人们消费享乐的不断膨胀，审美体验的钝化，而造成对崇高美的艺术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时，还容易在感求的满足中，或在媒体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中，认同大众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极的观念，疏离了个人的价值层面与体现当代社会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关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变动不居，复杂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厌倦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紧张，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艺术对生命价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种向往宁静致远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与升华；或随着他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中不断增强感受、体验生活与艺术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费性的审美，转而从文学经典和艺术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赏层次。他们或者重返经典文本的阅读，从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名著到中外现当代的名家佳作，感受优秀文学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体悟中外现当代文学创新的独特审美意蕴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艺术审美境界；或者关注新时期的力作，特别钟情于饱含大众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从中品味到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调适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补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这些作家坚执于文艺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严肃文学、高雅艺术将不断地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拓展其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鼓舞了作家、艺术家。诚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这个金字塔是有层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读者最多的，而顶尖部分则是读者最少的。所谓纯文学；就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即精神层次较高、内涵深邃，一般大众难以马上进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纯文学虽然短期内不能赢得巨大数量的读者，但细水长流，其吸引潜在的读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当前一些人把文学经典引入家庭和社区的图书室，把普及高雅艺术当作城乡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或许预示着当代文化与文学艺术在互动中的发展趋势。
二
由此可见，当代大众文化艺术的崛起，正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所以，大众文化及日常消费性艺术审美崛起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文艺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强化，而是在现代工业文化和后现代信息文化的影响下，以新兴科技与传媒为中介手段，冲击建立于新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以文字符号和其它“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文学艺术的既有形态和规范，形成一种适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趋向的新型文化艺术形态。在它生成的过程中，虽然承续着中外通俗文化艺术的传统，吸纳了民间文化和市民文艺的精神资源，但实际上它同文艺既有形态的关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种雅、俗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代多元文化艺术建构中，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文艺形态的互相关系。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在改变文学、艺术的生存境况与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艺术形态的出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特别在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媒体的产业化将被纳入文化经济的新体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里尤其日益明显。电子传媒、电脑网络作为社会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进一步改变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文化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追求及其宏大的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日常消费性审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艺的现代性话语方式在由媒体主导的大众价值取向中隐身，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所取代。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虽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经济时代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使中国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呈现出某些趋同的景象：传统文艺在通俗文艺、电子传媒的冲击下，早已出现“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分流；以语言文字符号描述审美意象的艺术形态，开始受到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在内的视听觉艺术形态的挤压；现代性的文学话语逐渐被淹没在媒体型、日常审美型的话语方式中。从而确证了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是日常艺术审美与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不同于传统审美文化单一性的“混融性”特征。这一点，早在影视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综合性艺术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奥秘。
影视艺术由于被纳入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系统，以致其生产、制作和传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文艺信息迅速而大规模地传达给大众，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的审美娱乐发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传统文艺门类就难以与之抗衡，比如文学中的诗歌，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曲等艺术种类，虽有其传达人类心灵世界变化的独特审美价值，却因其创作（生产）、传播（展演）的方式难以纳入文化工业和商业运作系统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艺术欣赏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与审美心态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新型艺术，除了拥有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外，还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种文艺种类之所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们的局限，使视、听艺术融入了诗的想象、戏剧性的冲突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达到文学性和观赏性的结合。这正是它们能吸引优秀的小说、戏剧作者加盟，通过小说、戏剧作品改编制作成影视剧而扩大文学作品影响的重要原因。
可见，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类型，所以具有覆盖面广、受众面大的艺术效应，除了它作为现当代工业生产的特殊领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艺术价值取向，适应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审美世俗化。回顾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感兴趣的电视剧，除却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和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艺术特色的武侠、言情剧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边事，着力表现人间情爱的永恒与矛盾的世俗关怀的剧作。从《渴望》、《过把瘾》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处在于真实地传达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们的世俗价值与感求。尽管一些评论家对其感官性、过程性、无深度模式等“后现代”特征加以批评，但大众却认同这些剧作，并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唏嘘、喟叹。诚然，当代大众是不满足于日常的艺术审美与世俗关怀的，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科学昌明决不能代替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反，倒是可能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各种矛盾激化，因而对自我生存的无尽关注和焦虑，便成了每一个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创造使个体灵魂得以栖居和安身立命的艺术佳构，就成了现代文艺的重要使命。然而，大众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终极关怀的理想，又总是以其现实的感求的满足为基础的。只有随着人们生存状况和精神文化状况的不断改善、提高，才可能从世俗欲求跃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视艺术的价值定位，既是它赢得大众收视率的特长，又是它难以提升大众的更高审美品位的局限。因为这种价值定位，诱导着电视剧的创作（改编）、制作与传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满足观众当下的审美价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剧作文本的艺术独创性和深层的审美意蕴，强化、渲染故事情节的煽情与刺激性，以致近年来，影视艺术中的大片制作变成了好莱坞创作原则与制作模式的翻版：惊情、历险、英雄美人、正邪较量，和卡通化的视觉构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与影视艺术相比，网络艺术作为大众文化媒体新类型的出现，更是当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网络化创造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虚拟实在中体验人生、创造自我、沟通未来；而且极大增强交往与对话中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一方面，在虚拟空间里，人类自由想像的空间无限扩大，构造能力无限增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为交往主体提供了自由平台，人们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随时变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对信息进行反馈、评判、选择、删除，体现了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寻求自觉和自主的一种历史选择倾向”。[2]在此基础上涌现的网络艺术，极大地超越了影视艺术的特性，进一步蚕食了传统艺术的空间，甚至改写了文艺家的身份。正如有关论著所言：“由社会分工规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他们匿名上网，通过角色扮演而传达情思的活动将成为文艺的主流。文艺手段的代表，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岩石、青铜、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文艺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像，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文艺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静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文艺内容的来源，将不再是独立于文艺活动、先于文艺活动而存在的所谓‘客观生活’，而是和文艺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文艺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P4)这种描述与论断也许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但从目前网络艺术的情况看来，它确实在交互性、可视性、趣味性、知识资料的丰富性和融合不同艺术门类的特长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艺术，超越了影视艺术。因为以往的媒体手段均是单向度的，是预先给定的，而网络则“打破了单一或分离的‘主—客’和‘主体—主体’单向的交流结构形式，网络化真正实现了人机互动、交互作用，人类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形成了相互对话、交流、反馈的网际关系”[2]。
当然，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与既有的文化艺术形态相比，也存在着局限与不足。一是影视艺术的编导与制作的标准化和模式化，这是它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必然结果。难怪一些小说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后普遍感到遗憾，因为标准化、模式化的运作严重损害了原作的独创性和深刻、丰富的审美意蕴。二是影视艺术审美价值定位的世俗化、“快乐原则”与商业性，促使生产和经营以大众的日常消费性审美为指归。只要瞄准了世俗的趣味与时尚，就找到了影视产品的卖点和消费热点。甚至为了追逐商业价值而不惜牺牲产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论提升消费者的艺术审美水平了。三是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以致大众越来越难以找到想像力挥洒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钝化了制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体验能力。因此，欣赏者无法获得某种超验的审美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造成这类大众文化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4](P167)与之相反，文字符号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像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同样，网络艺术在超越书面文艺和电子文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带来了一种消解正统文化艺术价值的力量，病毒泛滥，，隐私爆光……，严重损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艺术格调。更因为网络的“虚拟世界”缺乏直接的体态语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碍人们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当人们在虚拟空间进入平常无法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时，人离现实世界愈遥远，就愈益活在虚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类的价值关怀，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异化”。
这就进一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等重要类型，之所以迥异于既定的文艺形态，就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们的文艺观念、审美价值生成与实现机制，甚至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都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社会文化变革在文艺领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艺的存在方式与话语系统，正从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动的发展格局。既往的文艺形态（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文艺形态）与当代大众文艺形态（特别是电子文艺和电脑文艺中的网络艺术），都是复杂、多元文艺新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悖立与互动，彼此吸纳与扬弃，形成多元共生的动态结构，从而显现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彼此无法取代的价值，并预示着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到来！
三
面对当代文化艺术复杂多元的变化，文艺理论批评亟须进一步转变思维方式，拓展视界，更新观念，调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艺发展与理论创新。
首先，要立足文艺变革实践，确认文艺旨在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打破以往阐释文艺价值、功能的中心与边缘、雅与俗、先锋与后锋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求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视野中，不同阐释、批评主体切入、理解文艺对象的独特角度与范式，形成与多元文艺互动共生格局相适应的多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相互交流的动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文艺多样性的各自价值、功用与局限，深入理解各种文艺形态、审美特征在相互对话与竞争中可能发展的前景。
显然，文艺理论批评格局的这些变化，不但体现了当代文艺变革发展的要求，更是当代人类的文化自觉及思维变化的产物。如所周知，当代的人们不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与弊端，促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砺相长，推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驱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这正是德国现象学家、哲学家胡塞尔晚年试图阐明的有关主体间的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先验的自我变成了主体间的自我，世界于是变成了主体间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愈加清晰地意识到，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精神交往时，就会陷入“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所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作“主体际性”，作为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主体和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知识、思想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即它们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从而在主体和主体间生成意义。
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话语主体之间的比较、对话与竞争，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语境中各种文学现象的特征及其在整个文艺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意义，更谈不到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总体发展水平。因为，“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没有对话，就没有彼此间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也就没有创新”[7](P9)。一句话，文艺理论批评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和生机。
其次，正像文学艺术的创新必须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一样，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既要充分体现当代文艺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拓展文艺观念；同时又须凸显文艺所以为文艺的基本特质，发现、探求当代文艺嬗变中的种种悖论，对充满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文艺形态作出学理性的阐释，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重构文艺的基本概念、范畴，提出新的话题，从文艺实践概括出新的观点。
事实上，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已经发现，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原创性缺失，正是当代文艺的普遍性症疾之一。这当然可以归咎于当代复制文化与影像技术的发展；但也不应忽视作家、艺术家对文艺的自律与他律、传统与未来的态度问题。文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证明，文艺的自律、自主性的实现，只有在充分考虑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为文艺在观照、传达人类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融汇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说，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同时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现社会文化的变迁。从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艺不仅描绘时代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反映时代的文化风貌。只须阅读那些划时代的文艺巨著，从本国的《红楼梦》到外国的《高老头》和《战争与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8](P54-55)。在这种反映中，文艺家总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感受给予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以直观、生动、经验的描绘，以致我们看到的特定时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和氛围是那么真切、活泼、有趣，从而触摸到文化的总体状貌或发展动向。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艺术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脱离开意识形态，同时暗指着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使我们从内部或通过一种内部距离‘感知’（而不是认识）作品所坚持的意识形态”[10](P165)。总之，当代艺术与科学的任何变异和创新，都是以批判传统作为新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先锋与后锋的艺术对抗，没有科学中进步与落后的对抗，艺术和科学是难以变异、创新的。但是，在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就往往意味着一种旧的思想或学说的死亡。虽然从科学的承继性说，后辈科学家应牢记先辈科学家的贡献，继承前辈科学家的探索和献身精神，但事实上，科学进步的历史恰恰就是一部链性遗忘的历史。艺术则不同，“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先锋与后锋的对抗，每一个时代都与它的前续时代构成一种先锋与后锋的对抗状况，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先锋的就是具有审美价值，而后锋的就是不具有审美价值的，或者说，先锋的就是对后锋具有终结威力的”[11](P308)。因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们遗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锋，它是速变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况下，先锋与后锋会相互转化，先锋的变为后锋，而后锋的变为先锋的。可见，文学的变异、创新，既否定、批判了传统的僵化和陈腐的东西，又继承和提升了传统富有活力的东西。只有平庸的文艺家才视传统为包袱；只有那些毫无审美追求的艺术家，才把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绝对地对立，视他律为其创作的动力。
所以，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应面对这些悖论，探求产生悖论的多元语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不同文艺形态审美价值的差异和冲突，它们在互动中显现出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审美需求，以及与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趋向的普遍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唯其如此，文艺理论批评范式与格局的新构建才不会走向单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对既定文学艺术形态的影响看成单向的，甚至具有终结威力的；而应视为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当代文艺的变革发展。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改变着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走向大众，融入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又会以其富有艺术性的魅力和高远的审美境界，提升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意蕴与文化品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去实现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们在探究当代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以及它们与既定的文学、艺术的悖立和互动时，也就无法回避此论题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事实上，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消费性审美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兴起，就存在着这种新型文化、艺术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艺术的深度模式的倾向，更是后现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症疾，对于这类价值观，连同大众文化的科学至上、消费主义等特征，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筛选、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决定取舍。从这一点看来，文学经典、高雅艺术的普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借助大众媒介与手段，以较高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旨趣，去满足和提升大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独立于大众生活之外的“纯文学”的缺陷，又避免后现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绝对化的弊端。可以预期，经过不断调整、更新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必将迎来“凤凰湟pán＠①”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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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乐黛云.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发展[A]，文学理论学刊（第2期）[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首先，让他们明确地知道 议论文的模式：六段式或者七段式。即第一段亮出论点，第二段结合材料进一步重申论点，三、四、五段用事例证明，六段结合中学生实际，七段回扣论点；要是六段式，只要把七段式中的一二段糅合成一段即可。三、四、五段就是典型的议论段，它应该包括如下五个层次：摆论点---解说论点---举例---分析论据---小结论点 。
其次，就是给他们讲一些如何论证的方法 ：因果论证、假设论证、对比论证、引用论证 、例后解说。先讲每一种方法的定义，然后举例解说，再然后练习。例如
第一、 因果分析法
就是抓住论据所述的事实，并据此推求形成原因的一种分析方法。事出必有其因。我们可以依据事物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由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推导出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从而揭示出一定的生活规律，使事例有力地证明观点。
例《靠奋斗冲破“埋没”的压力》一文中引用爱因斯坦和华罗庚这两个事例的一段分析：
为什么他们没有因“埋没”而“窒息”，并且能有建树？因为他们不甘心忍受被“埋没”的命运；不管在怎样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始终没有丧失向上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坚信：不失千里之志的千里马，终有奋蹄腾飞的日子。因此，他们在“埋没”的情况下，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努力拼搏奋斗，终于冲破“埋没”，脱颖而出。
练习：请运用因果分析法在该段文字的末尾添加一段分析文字。
人要自立自强。2005年“感动中国”人物洪战辉11岁就经历重大家庭变故，稚嫩的肩膀承担起生活的重负。从读高中开始，他把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带在身边，靠做小生意和打零工来维持生活，直到背着妹妹上大学。
答案示例： ……洪战辉为什么能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论据的结果]？他努力拼搏，用双手撑起自己和妹妹的一片天。因为自立自强[论点]，他感动了万千国人。因为自立自强[论点]，他收获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第二、假设分析法
假设分析法，就是运用假设推理对所列举的论据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运用这种方法，首先必须较完整地引述论据，然后提出形成条件并不存在的假设，并据以推导出一个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果，在不同的条件与结果的比较中，其形成条件的必然性就得到了有力的论证。
思考：本段文字在叙述完论据后，又是如何对事实论据进行分析的？
王羲之九岁就开始练字，立志要做书法家，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他在绍兴兰亭的一个水池边练字，池水都被他洗笔砚染黑了，他那俊秀飘逸的字体，千百年来被人们奉为瑰宝。假如，王羲之根本没有想过要当什么书法家，只是平庸过日子，那他绝不可能有这么坚强的意志去练字；那么，王羲之其人也不为我们后人所知。由此可见，立志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呀！
王羲之九岁就开始练字，立志要做书法家，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他在绍兴兰亭的一个水池边练字，池水都被他洗笔砚染黑了，他那俊秀飘逸的字体，千百年来被人们奉为瑰宝。[事实论据] 假如，王羲之根本没有想过要当什么书法家，只是平庸过日子，那他绝不可能有这么坚强的意志去练字（观点的反面假设）；那么，王羲之其人也不为我们后人所知（得出与论据相反的结论）。[假设分析] 由此可见，立志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呀！[观点]
第三种对比法：就是在写完事例论据之后引进比较加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例如，话题《关注细节》 ：“列文.虎克在关注细节中发现了细胞学说， 齐白石在关注细节中创造了闻名中外的画法，鲁迅在关注细节中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时代。相反，我们周围的一些人，对什 么事都马马虎虎，对细节处毫不在意，最后一事无成。两相比较，答案不是很明显吗？关注 细节，收获精彩的人生；忽视细节，空留无穷的遗憾。”
如：（正反两例对比：刘备之子阿斗与唐太宗李世民）
自古以来，一个朝代和一个国家的兴亡，首先在于为人君者自身素质的高低和行为的好坏。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一个国君无德无能，行为不正，他的臣子又能好到哪儿去呢？如此一批人去治理国家，他们的国家还能强盛吗？反之，一个国君德才兼备，则其国家之强盛就指日可待了。大家都知道，刘备之子阿斗，不仅平庸无能，而且整天不务正业，一会儿吃喝玩乐，一会儿又斗蟋蟀去了，真是枉费了他父亲白帝城托孤的一片苦心，也枉费了孔明尽力辅佐的几番汗水。后来蜀灭，阿斗难道不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吗？后人称之为：扶不上墙的烂泥。此言得之。太宗李世民聪慧过人，一世英明，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又得魏征等贤臣辅佐，如鱼得水，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正因为如此，才有后人盛赞的“贞观之治”。这一些都说明当神器之重者对于一个国家的兴亡起着重要作用。
第四种引用法，是写完事例论据之后再引用名言、诗句等，然后结合对名言、诗句的阐释发挥和事例论据进行分析。
例如，话题《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明代历史学家谈迁花费二十年心血，收集大量资料，历尽许多艰难，终于完成了历史巨著《国榷》。但是刚完成时，被小偷给偷走了。世间没有比这更痛苦残忍的了。面对此打击，谈迁在痛苦中毅然决定：重写 《国榷》！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一部更高水平的《国榷》展现在世人面前。读书至此，我想到了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和哭泣；在不幸的日子里，不要着急，相信吧，愉快的一天正在等待着你！”我们要从过去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要让过去成为负担，换句话说——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第五种例后解说法 ：举例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对于这个事例的中心，别人的认识会不会和我的不一样？例子跟观点的关系，别人会不会跟我认识不太一样？或者觉得我这个例子跟我要讲的观点关系不那么密切。这个时候把这个例子解说一下，使它能更好地为中心服务。
例1：由所举论据里面你可能看到了一定的苗头或可能性，设想出某种结果，然后就着这个苗头朝结果引申出去。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考察与 50 年代相比出现了偏差，但从整体的上来说，可以看成是一种互补关系，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在继续关心工人阶级文化的前提下，更注重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这种异质性是由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些发现，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特别关注工人的分裂特征，各种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并认为这种分裂的特征以及工人阶级文化内部的矛盾导致了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工人阶级无法表现出阶级觉悟，形成团结统一的阶级意识以及表现出对党的忠诚，以及不能积极主动并有效地参与到现实的罢工或是革命行动中。
但也有学者在正视这种分裂性的情况下，认为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如何重大的地域、性别、种族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动。工人阶级自诞生之初就存在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之间的差别，但是工人阶级并不是通过排除劳动贵族阶层（Labour Aristocracy）才构成一个阶级的，而是通过树立一个能够把与劳动贵族阶层的斗争都纳入进来的政治目标来实现的，而这一政治目标是从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斗争的。就工人阶级文文化来说，内部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矛盾背后所隐藏的依旧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后普遍存在的阶级冲突。这又回到了英国文化研究早期所关注的工人阶级共同文化的问题。同时，对于后期的工人阶级文化理论，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出现了反思的声音：一方面，反对者主要诟病的是这种纯粹的文本分析方式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关注，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意义的生产上，实际上也放弃了对经济剥削的关注，只关注文化上、精神上的压迫。同时也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文化抵抗只是一种想象的、象征的、语言的层面上的反抗，它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
另一方面，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指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性、大众文化、权力、族群等边缘文化主题的关注，使其背离了激进的政治目标，而陷入了后现代的漩涡。他认为“许多后殖民理论的中心从阶级和民族转到了种族。”“因为种族主要是文化事务，注意力也就从政治挪到了文化。”阶级冲突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就被消解了，仿佛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本身是与阶级斗争无关的，某个民族或种族整体都对外，促成一种“虚假的团结”。国内学者也看到了这种研究方式的不足，符鹏在《反抗的形式与阶级意识的危机：工人阶级文化再思考》一文就分析了保罗 • 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所呈现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理论中的不足以及文本中所流露出的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种悲观的情绪，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后果是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7]总的来说，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注包含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反思马克思主义传统、解决英国社会问题和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情境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思考。他们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形成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的主体性，认为工人阶级既是一个群体，也是由活生生的个体组成的，这为我们研究工人阶级文化提供了一个更客观的、更具人文关怀的视角。另一方面，英国文化研究所提供的工人阶级文化理论的这种研究范式也为研究中国的劳工问题、解释我国现阶段工人阶级文化的新现象、引导工人阶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以此来发现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特殊性，即使是在表现形式上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相同的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现象，也应该挖掘二者在细节上的不同之处，以及由此导致的本质上的差异性。在这种理论和现实互证的过程中，我们更容易发现英国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文化理论本身的不足之处，同时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现实所揭示出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复杂性也能进一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文化理论。
二、文化抵抗及其差异性
从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文化理论的研究成9衷于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以及一种共同文化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有别于资产阶级文化并能与之抗衡、竞争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因此，对工人阶级文化评判不应采取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的观点，但也不应将工人阶级文化等同于大众商业文化，工人阶级文化本身也存在一种理想状态，一种总体的趋势。然而，在之前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分裂的、身份困惑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自身能否形成一种独立的、能与其他的阶级相抗衡的文化体系？我们暂且不从理论上思考它的可行性，并且抛开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性，单就现实历史中工人阶级的文化形态来看，不可否认这种文化状况确实存在过。1949 年以前，上海、北京、武汉等民族工业发展比较充分、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城市的工人阶级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
1949 年以后，工人阶级更是被赋予国家的主人的地位，自然而然彰显出一种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如纱厂的女工，她们穿着当时最流行的服装、梳着最时髦的发型，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结拜姐妹，有丰富的夜生活，打破传统的父权制自由恋爱。这种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前卫的，具有解放意义的；机械男工作为技术工种，工资优厚，一个人可以承担整个家庭的开支并还有结余，这牢牢奠定了他在整个家庭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同时对比一般的苦力、半技术工、女工的工作强度和收入水平以及在整个工厂运营过程中的重要性，他们依旧能获得某种优越感。其次是一种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文化状态。理查德 • 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追忆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状态，对比 20 世纪 50 年代的情况来说，霍加特认为前者显得更为“健康”。在他看来，前者是一种未加修辞的自然状态的文化，为后者则是受到大众商业文化侵蚀的走向堕落的文化。保罗 • 威利斯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什么子承父业》中强调，工人阶级看重“男子气概”，个人凭借自己的强健的体魄、源源不断的力量创造价值、养活家庭，以此来和资产阶级文化提倡的温文尔雅、学识渊博相区别，并将这种文化形态称为“娘娘腔”。陈丹青在谈到中国以前的工人阶级形象时也用到了“阳气”这个词，传递出的是一种健康的、高大、有主见、有话语权的工人阶级形象。谈到国外的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时，陈丹他们青还指出身上还流露出某种严谨的、令人敬佩的职业气质。
这种文化形态的形成，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这不仅仅表现为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在整个工厂运营过程中的重要程度。掌握整条生产线运营的技术要领，这将是工人阶级与厂方对峙时最重要的筹码。这既保证了工人阶级对于厂方的重要性、平等性，也保证了他们经济上较高的酬劳。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只有技术性工人率先形成一种自信的文化体系，而非技术工还依旧保留着某些农业文化传统的陋习。如，技术工人一般不会陷入的深渊，而非技术工人的业余生活基本上就是，在没有个人技术给他们提供稳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运气也许就是他们能够改变经济地位的救命稻草。第二，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1949 年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文化形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推动。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职能的发挥保证了工人阶级处理工厂事务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全套的福利保障制度也让国有企业工人与临时工、农民绝对地区别开来。有这样的制度保障，工人阶级更容易被塑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同样 1980 年代以后国企工人以及打工阶级、农民工各自文化形态的形成也与国家意识形态有着不可推脱的关系。“”以后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的谴责与全球化的阶级话语消逝趋势不谋而合，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对阶级避而不谈，而代之以更为中性化的“阶层”一词，但这种去政治化的叙事，实际上“否定了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产生的社会关系”，在求稳定求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并没有为已经存在的各种不同的工人阶级文化提供很好的发展环境和给予相应的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对于下岗工人、打工阶级、农民工的关注就会有一定的导向性。我们在媒体上所看到的下岗工人都是不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负担的自强不息的劳动者，打工阶级、农民工由一开始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盲流”、“麻烦制造者”，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形象虽然有所变化，但依旧摆脱不了“消极、被动、缺乏自我组织能力、缺乏合法维权的意识和低素质的劳力提供者”的形象。
第三，工人阶级内部的自觉生产。雷蒙德 • 威廉斯认为真正地工人阶级文化不能等同于少数的无产阶级文化作品、大众商业文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文化8用，因为资本家与工人间并不存在类似农村的这种地方性的群体关系。文化反抗获得的另一种成果是人格的尊重、信仰的尊严等更为日常化的胜利。有学者认为“：左翼学者通常专注于工人的低工资、失业、恶劣的居住环境以及营养不良等经济剥削时，仪式尊严和人格尊重等更为日常的事物却往往被忽视。可是对于受害者自身而言，这些主题看起来才是至关重要的。”的确，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外在的压迫总有一个能够承受的范围，而人格的侮辱经常会成为公开集体反抗实践的导火索。对于文化抵抗的这些实际效果，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报以这种积极的态度，也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文化抵抗最终是一种想象的、象征的、语言层面的抵抗，这种抵抗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本身的地位。同时，盲目的抵抗最终带来的可能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堕落。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在完成自我生产的同时恰好也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然而，研究者们还发现在表面统一的抵抗的背后，还隐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性以及工人阶级内心的挣扎与撕裂。这主要涉及的是工人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问题。在当前的社会状况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方式多种多样：国企、私企的一般员工、高级技术人员、管理层，下岗工人以及广大的农民工。这些人都属于传统的工人阶级，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阶级感”的迷惑是长时期无法抹去的。
可以说，当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或者说历史上就不存在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如考茨基和卢森堡认为工人阶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分裂的。考茨基发现德国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分裂与对立，即“劳动贵族的形成、联合与没有联合的工人之间的敌对、不同工资水平之间利益的对立、资产阶级故意分裂工人阶级的政策、隶属于教会平民论的大量天主教工人的存在使得他们拉开了与社会的距离”。他同样意识到更为重要的直接物质利益以及更严重的分裂倾向不可抗拒的事实，而且纯粹的工会行动既不能保证统一也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信心。不过考茨基认为在阶级同一性中打开的裂缝、日渐增加的工人阶级不同主体立场之间的分裂只能被未来经济基础的运动克服，它的到来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保证，因此工人运动的革命主体的自主性完全消融在经济的必然性中。卢森堡也发现了工人阶级中分裂的趋势，阶级的统一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统一。因此在现实的革命中，革命主体往往要超出阶级范畴，无产阶级革命实际的参与者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家庭服务人员、小警官、流浪无产者阶层以及军人等等。同时，列宁主义者也发现在分裂的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联盟中，领导因素与被领导因素之间是明确相分离的，这种分离造成了作为整体的联盟革命诉求的多样性。61从中国 1949 年以前的工人阶级状况来看，由于技术工种、受教育程度、地域、性别等因素也大致分成技术工、半技术工以及非技术工（包括码头苦力、黄包车夫等）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的工人阶级的经济收益、思想觉悟、斗争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文化风貌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在现实的罢工中，技术工往往会有明确的罢工目的、有统一的领导、有成文的罢工纲领以及成熟的罢工程序，非技术工对于罢工往往持一种观望的或者看热闹的态度，毕竟现实的经济压力并不允许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罢工，同时他们的罢工并不能给工厂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从车间生活的空间来看，非技术工与另外两个工种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区隔开来的，而他们之间也因为文化和地域的关系往往处在一种对立的关系中。
三、文化抵抗之后的工人阶级文化重塑
总的来说，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个人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对于文化反抗的实际效应并不是一些积极的因素，特别是对于经济成果之外的人格、信仰尊重方面的胜利而言，更是如此。这种看似日常、简单的胜利，实际上比经济上的胜利更难以取得，它涉及到人的认识观和价值观的转变，需要经历一个滞后的、漫长的过程。真正能让压迫阶级尊重受压迫阶级，这并不是一个光靠文化反抗就能完全完成的事情，恐怕还需要形成一种能和压迫阶级的文化相抗衡的工人阶级文化。这又回到的早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同文化”、“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的问题。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工人阶级文化意味着一种新的集体性伦理生活方式的构建，其核心难题是如何处理与形态不同的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复杂的断裂和连续性关系。
可见，威廉斯对文化的态度与后来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是相去甚远的，或者可以这么说，威廉斯以及霍尔等人所要致力的是将现实的工人阶级的文化进行一种提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一直热果来看，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分别对待，而且基本上将研究的重心放在理论发展的后期，即将霸权理论与话语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想相接合，把各种工人阶级文化现象看成是文本，细致有效地分析了隐藏在亚文化、种族、性别、同性恋等各种文化现象下的权力关系，并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抵抗的逻辑。这种研究的趋势的一种结果是将文化反抗作为工人阶级文化的核心，同时阶级与种族、性别、少数群体等因素纠缠在一起，文化因素消减了其政治经济的内涵，用各种抵抗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来取代工人阶级文化抵抗的差异性。工人阶级长期以来在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的斗争中形成了激进传统，在汤普森的《共有的习惯》中更是将这种激进的传统延伸到 18 世纪英国平民文化中由于“道德经济学”而形成的自发的抵抗文化。除了这些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激进的反抗以外，还充斥着各种日常形式的反抗，或者被称为文化的反抗。对这种反抗形式的关注已经基本成为了后期英国文化研究以及受其影响的世界各国学术界关于后革命时代的工人阶级斗争、农民阶级斗争研究的主要趋势。虽然工人阶级文化反抗与工人阶级文化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文化反抗虽不以形成一种文化为直接目的，却最终会形成一种反抗文化，如英国文化研究关注的青少年亚文化。
而在他们的研究中，揭示各种反抗文化所蕴含的抵抗逻辑，却很容易让人认为抵抗或者对抗性就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唯一内涵。从阶级的角度来看，“阶级是一个关系概念，即某一阶级只有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之中才能被定义，从而阶级关系包含了内在的、根本性的、以剥削与被剥削这一特定的关系为客观基础的对抗性；阶级间的对抗性是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即没有阶级对抗的形势，阶级自身就不能形成；也只有创造出阶级对抗的形势，才能产生出阶级的主体。正是后一点，使得阶级概念从一个客观的概念转化为一个主观的和政治性的概念、从一个运动的内在视野出发才能展示其内涵的概念，即阶级是一个过程——一个形成的过程、一个将阶级建构为政治主体的过程。”可见，阶级本身就是一个关系型的存在，必然要有对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级文化本身就具有这种对抗性，而这种对抗性的展现更有利于了解和促进被压迫者的阶级觉悟和以共同利益感为取向的阶级团结，然而究竟以怎样的形态来抵抗，抵抗的背后个体的挣扎与撕裂，以及文化本身的诉求也值得我们去深思。具体来看：首先，研究者通常认为这种日常的、象征的、话语层面的反抗方式，一方面表明在“无阶级”历史叙述中的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形成或者表达。无论是对于霍尔所揭示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由于工人阶级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强度的降低、消费水平的提高所造成的工人阶级心理上的“无阶级”的迷惑，还是对于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的否定以及经济改革时期对阶级话语的压制，这种文化反抗的方式都时刻将阶级的幽灵招呼到光天化日之下。
从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来看，文化抵抗也是早期工人阶级或者半技术、非技术工人采取的最主要的斗争方式。另一方面，这种象征性的反抗对于公开的集体反抗而言，虽然不能直接破坏既定的经济、政治秩序，但是也不像公开的集体反抗那样存在过多的风险，如解雇、暴力镇压等等，这是一种灵活、普遍的、“原始”的反抗形式。詹姆斯 •C• 斯科特认为“：使用原始以此并非像霍布斯鲍姆认为的那样，意味着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倒退，并注定会让位于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和策略。它只是意味着此类反抗形式几乎是永恒的、持续不断的。”即使是在严格控制的宿舍制的工厂组织形式下，以及全景监控的流水作业生产线上，这种反抗的方式一样可以运用。其次，文化反抗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以及工人阶级斗争开展的过程中都发挥着实际的效应。工人阶级的反叛是工厂制度合法化的一种实际的障碍，他们之间会协商、妥协，最终工人会在这种霸权运作的过程中获得实际性利益，如厂方会提高加班的工资以刺激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对于厂方而言，适时的调整经济制度，可以看成是将其不成比例占有的经济方式的一部分转变成地位、声望和社会控制的形式，以此获得工人的忠诚。当然，这种社会控制会再次转变为劳动服务，再度成为物质财富。由此来看，厂方的这种“委婉化的经济控制”本身可以看成是一种双重象征的操作，一方面生产效率提高，利润最大化，一方面是“群众有计划的勒索”，资本家给予的行为，对于工人来说就是获得行为。同时，不难看出，这种实际经济利益的获得一定程度上倚仗传统的价值观念，资本家希望受人尊重，至少是不受人轻视。
然而这种情形在仅仅在农村、传统社区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对于工厂招工这样的情形就基本上不能发挥作都不是由工人阶级内部自觉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制造者从外部灌输进来的。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来看，虽然政党组织对工人阶级文化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是工人阶级文化最初产生并不是由政党意识形态直接促动的。相反，政党在争取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力量时，要尽量采用工人阶级文化所认同的文化方式，如帮会、姐妹会、同乡会等等。然而列宁质疑这种工人阶级内部自发产生的文化能否称为无产阶级文化，至多只能看成是工团意识。从他们的罢工要求来看，最普遍的要求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作环境、卫生设施，最激进的不过是废除童工和停止性别歧视，而自觉地支持基于技术和经验的差别报酬。而这些要求很难说具有革命意识，至多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但是，有学者认为现实的革命运动中，革命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而且微小的改良主义要求与革命性行动之间是相当兼容的。他的证据是墨西哥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陈情书大多并没有涉及政体、、人权等政治问题，而多是个人依据习俗所提出的自己的要求或者部门的抱怨。对于普通人来说，革命性冲突通常是在现存霸权的边界之内生成的。同样，工人阶级文化产生于同现存霸权的斗争、妥协的夹缝中，我们不应该质疑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四、结语
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 [论文关键词]竞争情报 产业竞争情报 反倾销 案例 国际竞争 产业安全 [论文摘要]从竞争情报的基本过程、竞争情报的功能、单体涉案企业需要的外部支持三个视角以及竞争情报需求、信息收集、信息分析、早期预警功能、环境监视与竞争对手跟踪功能、决策支持功能、建立应对反倾销指控组织机构需要的支持、将决策转化为行动并实现预期目标需要的支持等多个方面，对中国苹果汁企业成功应对美国反倾销诉讼案件进行解析，得出结论和启示。 1 引言 竞争情报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时，如果仅仅关注那些打着竞争情报旗号的领域和文献，其研究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反之，将研究视野扩展至那些没有竞争情报之名，却有竞争情报之实的领域，则往往别有洞天，顿有天开地阔、跃升到新一重境界之感。国际贸易战中的很多事例就属这种情形，其中，2003年3月结案的中国苹果汁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指控诉讼案件(本文简称“苹果汁案例”)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这是一个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争端的经典案例，从竞争情报理论角度看，也是一个竞争情报发挥作用的绝佳案例。 中国苹果汁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指控诉讼案件前后持续了5年时间，由于此案以中方彻底胜利而告终，更由于中国苹果汁企业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胜诉等让国人倍感扬眉吐气的情节，国内众多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内容较为详尽的代表性文献有“我国浓缩苹果汁应对美国反倾销案启示录(上)、(下)”以及“苹果汁反倾销案”等。本文仅从竞争情报视角对此案例进行解析。主要从竞争情报的基本过程、竞争情报发挥的功能、单体涉案企业需要的外部竞争情报支持三个视角进行考察。 2 从竞争情报基本过程的角度考察 2.1 涉案企业对竞争情报的需求 本案中，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能够获得彻底胜诉的首要原因是坚决应诉，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打这场国际官司，而且，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从竞争情报需求角度看，中国苹果汁企业决定应诉意味着已经将应对反倾销指控作为企业最紧迫的、最优先的、最重大的关键竞争情报课题(Key Intelli—gence Topics，KITs)，企业的竞争情报功能得以迅速激活，竞争情报资源得以迅速动员，竞争情报工作目标、范围和任务得以迅速锁定，参加应诉的多家企业在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下迅速形成了一致对外的竞争情报协作联合体。另一方面，中国苹果汁企业决定应诉，将应对反倾销指控作为关键竞争情报课题，这些企业的老总们自然成为大力支持开展竞争情报工作的“保护神”(Champions)。从竞争情报理论角度看，形成了任务明确、有组织机制与人员经费保障的竞争情报团队(CI Team)。这些为后续的竞争情报收集分析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 信息收集 本案中，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能够彻底获胜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方面高质量的信息收集工作。这些信息收集工作既包括关于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政策、法规、程序、相关案例之类的资料，也包括应对美方调查的应诉企业之生产成本、生产经营数据，还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 包括针对美国指控方辩点的相关数据，如相关年份美国苹果汁市场数据，中国、阿根廷、智利、德国、匈牙利五大主要进口国产量、价格、进口数据及其真实构成等。 在双方关于替代国选取、替代国价格成本测算之争中，由于中方及中方律师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到了有利于我方的证据，迫使美国商务部接受了我方的建议。 由于高质量的信息收集工作，我方数据翔实、说服有力，而美国指控方则相形见绌。信息收集工作成为中国应诉企业获胜的重要保障。 2.3 信息分析 反倾销诉讼是一个控辩双方高度对抗的智谋比拼过程，控辩双方要连续多轮“对簿公堂”。 控辩双方在“对簿公堂”——法庭控辩过程中的表现是影响裁决结果的关键。而出庭之前的信息分析质量决定了法庭上的表现。高质量的信息分析能够帮助企业形成合适的应诉策略、帮助企业找出控方的错误和漏洞，利用规则据理力争，在抗辩中击败对手。 在苹果汁案例中，正是由于高质量的信息分析工作，中国苹果汁涉案企业才敢于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奋起应诉。也正是高质量的信息分析工作，中国应诉企业才能在法庭上提出真实、详实的数据，据理力争，使美国商务部的初裁结果明显低于起诉方的要求。也正是高质量的信息分析工作，中国应诉企业没有中途放弃，而是坚持抗辩。面对美国商务部的仲裁结果，国内很多参加应诉的人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可以开香槟庆祝了。李中柯、张志彪能力排众议，决不接受美国商务部的终裁结果，决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并在起诉美国商务部的申诉书中确定了替代国的选取、替代价格的选取、一般管理费用比率的计算、煤价格以及运输成本等5个关键辨点，使中国应诉企业告倒了美国商务部、取得彻底的胜利，也是精心进行信息分析的结果。 3 从竞争情报发挥的功能角度考察 3.1 早期预警功能 中国苹果汁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能够获得彻底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企业及早获悉了美国苹果汁行业将要提起反倾销动议的信息，使中国抢在美国商务部立案之前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并非低于成本倾销，并采取了系列针对性行动。中国企业在第一时间获知这一信息的过程颇有戏剧性： 1998年8月，美国苹果汁协会举行了一次普通会议，当时唯一的中国会员单位——陕西海升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亮代表参会。会议途中，高亮被“请”了出去，剩下的人关门继续开会。高亮感觉不妙，四处打探消息后终于得知，他们要酝酿对中国浓缩苹果汁提起反倾销调查。高亮深感问题严重，马上通过越洋电话向陕西省政府作了汇报。接到海升公司的信息后，陕西省政府立即开始行动，并迅速向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汇报了情况。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通过相关渠道很快核实了信息的准确性，遂迅速开始了应诉企业动员及相关准备工作。 竞争情报理论研究表明，能够获取处于萌芽状态的、先兆性的“虚软信息”，是竞争情报能够预警的本质。中国苹果汁行业恰巧在美国苹果汁行业酝酿对我发起反倾销诉讼时就在第一时间获知了这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 一信息。为迅速开展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对策研究、应诉企业动员与协调、寻找合适的律师等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从而为我方最终胜诉奠定了基础。 3.2 环境监视与竞争对手跟踪功能 中国苹果汁行业获知美国苹果汁行业将要提起反倾销诉讼信息后，特别是在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动员协调下决定应诉之后，迅速部署了对起诉方美国苹果汁协会及其代表的8家企业、此案的仲裁方美国商务部的监测跟踪工作，并安排专人负责跟踪美国苹果汁行业近期的重要变化，启动国内国外两支队伍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随时汇报。 从竞争情报角度看，这是启动了环境监测与竞争对手跟踪功能。此举可使我方随时了解美方的动向，正确应对，获得主动，为最后胜诉提供保障。 3.3 决策支持功能 我方从第一时间获知美国苹果汁企业将要提起反倾销诉讼，到此案尘埃落定，前后持续近5年时间，先后遇到多次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例如：面对美方的指控，我们是否应诉?面对美国商务部明显低于起诉方税率要求的初裁结果，是继续抗争，还是妥协与诉方谈判中止协议?当面对美国商务部明显对我不公平的终裁结果，如不接受，是否敢于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状告美国商务部?对于美国商务部仍有明显不公的修改终裁结果，是否抗辩到底?……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正确决策是我国苹果汁应诉企业最终能够获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障，对案例过程的深入分析表明，高水平的竞争情报工作毫无例外地为每一项重大战略提供了决策支持。如，在对待是否应诉的问题上，国内苹果汁企业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放弃应诉；另一种是坚决应诉。即使是放弃应诉的意见，也是能列举出许多“颇有道理”的理由呢!例如，国内官司都打不赢，打国际官司能打赢?聘请的美国律师开价3 000万人民币，除了支付律师费还要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值得吗?…… 应诉带头人李中柯、张志彪、高亮等之所以能够驳倒这些貌似合理的意见，使国内苹果汁企业下决心应诉，在于他们掌握大量信息，通过深入分析信息，对是否应诉的利弊、风险、机会、投入产出、国家大账与企业小账等关系有着独到的、深刻的理解。从竞争情报角度看，正是远超常人的竞争情报能力帮助李中柯、张志彪、高亮们义无反顾、智勇兼备，带领国内企业决心应诉到底，并取得最后的彻底胜利。 4 从单体涉案企业需要的外部竞争情报支持角度考察 4.1 建立应对反倾销指控组织机构需要的支持 竞争情报理论研究表明，实现特定的竞争情报功能，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是基本保障。对中国苹果汁企业来说，应对美方的反倾销指控是应对一场有别于国内市场企业间诉讼纠纷的特殊危机。这场危机的特殊之处在于，美方针对的不是某个企业，而是中国苹果汁产业全体，影响巨大；涉案企业一旦败诉，将面临灾难性后果，中国所有苹果汁企业都将彻底失去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苹果汁市场，多年的努力化为乌有；此类指控为涉外诉讼，交涉应诉过程的工作语言为英语，要求提供的数据资料文件等也全是英文，我国应诉企业进行准备的时间有限，任务十分紧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 迫。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单体企业孤军奋战应对美方指控，不但过程会异常艰难，而且胜算也大为降低。 解决这场特殊危机，需要实现早期预警、环境监视与竞争对手跟踪、决策支持等竞争情报功能，需要建立超越单体企业的、能代表中国苹果汁产业界的应诉组织机构。单体企业需要与其他同行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一道，组成应诉共同体，据此形成以应对这场危机为目标的竞争情报组织机构，为实现相应的竞争情报功能奠定基础。 4.2 单体企业开展产业竞争情报收集需要的支持 苹果汁案例表明，中美之间的争端主要是在产业层次进行的，因此，应对美方的反倾销指控，取得最后的胜利，需高度倚重产业竞争情报。在产业竞争情报收集的过程中，任何单体企业都难以完全胜任应诉需要的产业竞争情报数据、文献、资料。每个单体企业都要与其他同行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一道，集成竞争情报资源和功能，这是高质量完成产业竞争情报收集工作的关键。 4.3 单体企业开展产业竞争情报分析并形成决策需要的支持 竞争情报理论研究表明，通过信息分析形成决策需要的竞争情报产品也是竞争情报工作的核心环节。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原料，进行去伪存真、条理清楚的分析工作，透视其含义和影响，为系列决策提供支持，任何一个单体企业都难以胜任，仍然需要与其他同行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一道，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进行智力集成，这也是高质量完成信息分析工作、为系列正确决策提供支持、获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4.4 将决策转化为行动并实现预期目标需要的支持 竞争情报理论研究表明，将决策转化为行动是竞争情报价值链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实现竞争情报价值的决定性环节。对苹果汁案例而言，将系列正确决策转化为行动正是实现应诉预期目标、实现竞争情报价值的最重要环节。 在这个环节，需要每一个单体企业与其他同行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一道，按照系列决策的要求，出钱、出人、出力，各尽所能，协调行动。防止出现“内鬼”，避免相互拆台，团结一致，坚持到底。这也是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能够获得彻底胜利的关键。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竞争情报工作是成功应对反倾销诉讼的关键成功因素之一。苹果汁案例研究表明，竞争情报工作实现的早期预警、环境监视、竞争对手跟踪、决策支持功能是中国苹果汁企业成功应对反倾销诉讼的重要保障，竞争情报工作是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获得彻底胜利的关键成功因素之一。 ·成功应对反倾销诉讼需要高度倚重产业竞争情报。苹果汁案例研究也表明，诉诸反倾销指控有别于传统单体企业之间的常规竞争，是削弱竞争对手竞争优势的特殊竞争手段，是由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升级为国家之间产业竞争的伴生品。面对这一新的竞争手段，要求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范围和重心从企业层次向产业层次升级，将产业竞争情报纳入企业竞争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 情报工作的核心范围，只有高度倚重产业竞争情报才能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 ·成功应对反倾销需要围绕涉外产业竞争进行全社会竞争情报资源与功能的集成。苹果汁案例研究表明，我国苹果汁企业的胜诉是每个单体企业与其他同行企业、行业协会、政府有关部门协同应诉的结果，围绕苹果汁产业的竞争，应诉共同体间进行竞争情报资源与功能的集成，是成功应对反倾销诉讼的重要基础。 5.2 启示 ·还有比胜诉更美好的情景。苹果汁案例是让国内业界人士欢欣鼓舞的案例，“大获全胜”、“这是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行业在应对反倾销方面最成功的典型案例”之类的赞誉充斥媒体。但是，从竞争情报角度看，还有比胜诉更美好的情景，那就是“防患于未然”，根本就不发生这场诉讼。发生这场诉讼，是一个全行业无序竞争、低价出口、缺乏大局观和战略意识的恶果，也是一个被指控之前我国苹果汁产业竞争情报工作不到位的体现。如果能早日“防患于未然”，焉至于胜诉得如此悲壮?何至于付出如此巨大代价?“曲突徙薪”更胜于“焦头额烂”。 ·竞争情报专业人员没有成为主角又何妨?在这个案例中，几乎没有发现竞争情报专业人士的身影，更谈不上成为主角，这是需要国内竞争情报界深思的事情。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是竞争情报的依附特性使然。苹果汁行业可以没有竞争情报岗位，可以没有名义上的竞争情报专业人员，但决不可以没有竞争情报工作，只不过这些实质上的竞争情报工作由李中柯、张志彪、高亮们承担罢了。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相信这些企业一定会出现竞争情报专业人员，无论其是否冠以竞争情报之称谓。 ·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竞争情报工作。从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升级为国家之间、产业之间的竞争，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企业从本土经营向“走出去”发展的必然遭遇。应对产业之间的竞争，产业竞争情报不能缺位，而产业竞争情报理论与实践研究恰恰是我国竞争情报界的薄弱环节。在我国竞争情报事业经历了15年的发展历程，需要再上台阶之际，产业竞争情报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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