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篇论文通过回顾西方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理论、方法、技术以及国内部分学者关于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以coso2004年9月制定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为理论基础，以中国某集团为案例研究对象，运用内部审计方法和程序对某集团风险管理八要素进行审计分析和评价，对风险管理理论如何在集团企业实践运用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提出企业应逐步建立风险管理系统，为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保驾护航。
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如同人的成长要经历幼年、青年、中年、老年等阶段一样，也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上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和遇到不同的困难。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环境变得瞬息万变，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样就迫使企业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对付各种风险。
在市场经济中有许多失败的企业，他们的失败各有其因，但也有一些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不重视风险管理，对风险的控制力非常弱。本文研究的问题是面对永远在变化着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企业如何运用内部审计的理论、方法、程序分析自身风险管理现状，找出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运用先进的风险管理理论对动态变化的风险进行管理，从而实现目标，使企业能够长期生存发展。
风险管理理论发展至今，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业机构、团体、研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于是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派别。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来源于美国coso委员会2004年9月制定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2004年1月修订的《内部审计实务标准－专业实务框架》。
一、公司简介
某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肉制品生产企业之一，其产品包括冷鲜肉、冷冻肉、以及以猪肉为主的低温肉制品、高温肉制品。集团总部设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拥有多处冷鲜肉、冷冻肉生产基地及深加工肉制品生产基地。集团拥有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以其独有的技术方法，研制出一系列符合消费者口味的优质产品。基于肉制品业务的经验，集团于1997年开展冷鲜肉和冷冻肉业务。2002、2003年，冷鲜肉、冷冻肉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位列中国大陆第二名、第三名。低温肉制品，自2002年至2004年，其市场占有率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大型零售商销售首位。
二、公司风险管理要素审计评价程序及结论
尽管某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但其实质还是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其并没有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组织机构、人员、系统，公司风险管理处于“凭感觉进行风险管理”的阶段，只是由管理层根据调查分析、经验总结，识别、列出公司面临的四大类十三种主要风险，并制定了一些防范措施。公司审计部作为监督检查部门，每年至少两次从集团层面对风险管理进行整体评价，并在每季度对分、子公司执行例行审计过程中，重点关注风险管理状况。以下试从集团公司层面，以《coso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以下简称coso框架）中所列八要素为线索对公司风险管理进行分析、设计审计评价程序、提出审计评价结论。
（一）内部环境
1.理论描述。内部环境包含组织的基调，它影响组织中人员的风险意识，是企业风险管理所有其他构成要素的基础，为其他要素提供约束和结构。
2.审计评价程序。
（1）设计风险相关文化调查表对风险管理的内部环境进行调查；
（2）审查公司经营决策、管理方针政策、规章制度、行为准则等是否反映了公司的风险管理理念、诚信和道德价值观。
3.审计评价结论。公司的风险管理理念属于风险偏好型，提倡抓住机会，大胆开拓。但对风险管理理念没有一个书面的说明性的陈述，这些理念存在于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的头脑中，通过收购决策、政策、行为准则、各种规章制度反映出来并加以强化。
（二）目标设定
1.理论描述。设定战略层次的目标，为经营、报告和合规目标奠定了基础。每一个主体都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一系列风险，确定目标是有效的事项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的前提。
2.审计评价程序。
（1）获取管理层对目标的书面陈述；
（2）通过访谈、询问，获取公司员工对公司目标的知晓、理解程度的信息；
（3）通过查阅管理层的述职报告，获取目标实现进展情况的信息。
3.审计评价结论。公司管理层对风险管理目标没有明确的书面陈述，公司员工对公司的目标知之甚少，经审计调查总结，目标如下：
战略目标：创中国第一肉食品品牌；
经营目标：顾客满意最大化，品牌价值最大化；
报告目标：财务报告真实、完整，符合《上市规则》要求；
合规目标：遵循国家、行业、企业的法律、法规、制度。
（三）事项识别
1.理论描述。管理当局识别将会对主体产生影响的潜在事项——如果存在的话，并确定它们是否代表机会，或者是否会对主体成功地实施战略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带来负面影响的事项代表风险，它要求管理当局予以评估和应对。
2.审计评价程序。
（1）查阅行业有关资料，询问、访谈高层、中层、一般职工，审查风险识别是否充分、全面；
（2）审查风险识别过程资料，判断是否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定期进行修正。
3.审计评价结论。公司管理层根据调查分析、经验总结，识别、列出公司面临的四大类（行业风险，业务风险，财务风险，合规风险）十三种主要风险：
（1）爆发动物疫情；
（2）突然而来的业务干扰；
（3）消费者口味及喜好的变化；
（4）产品质量出现问题而导致对人身的伤害；
（5）原材料价格波动；
（6）产品未能迎合市场需求；
（7）主要管理层的流失；
（8）其他实体误用、盗用本公司商号（商标）；
（9）资金安全管理；
（10）资产安全管理；
（11）会计系统故障；
（12）违反《上市规则》；
（13）违反食品管理、环保法规有关法律规定。
经审计调查，公司管理层对风险识别较为充分，且计划每年分两次（期中和期末）对公司面临的风险进行全面的核查，若发现风险变化，即使进行调整，但未能严格实施。而对于机会，管理层没有进行专门识别。
（四）风险评估
1.理论描述。风险评估使主体能够考虑潜在事项影响目标实现的程度。管理当局从两个角度——可能性和影响——对事项进行评估，并且通常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2.审计评价程序。获取管理层对风险进行定性评估的资料，评价其评估的合理准确性以及是否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修正。
3.审计评价结论。公司管理层对识别出来的十三种风险根据多年的从业经验和过去的风险发生的记录进行了定性的评估，由于缺乏相关的人才、技术、资料，尚未对风险进行过定量分析。公司管理层计划每年分两次（期中和期末）对公司面临的风险进行全面的核查和平谷，若发现风险变化，及使进行调整修正，但未能严格实施。
（五）风险应对
1.理论描述。在评估了相关的风险之后，管理当局就要确定如何应对。应对包括风险回避、降低、分担和承受。在考虑应对的过程中，管理当局评估对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的效果，以及成本效益，选择能够使剩余风险处于期望的风险容限以内的应对。
2.审计评价程序。通过访谈、询问，了解管理层采取的风险应对策略及理由，评价其合理性。
3.审计评价结论。公司管理层对识别出来的重要风险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从风险应对的角度看多为预防性措施，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而没有采取购买保险等风险分担措施。
（六）控制活动
1.理论描述。控制活动是帮助确保管理当局的风险应对得以实施的政策和程序。控制活动的发生贯穿于整个组织，遍及各个层级和各个职能机构。它们包括一系列不同的活动，例如批准、授权、验证、调节、经营业绩评价、资产安全以及职责分离。
2.十三种风险审计评价程序。公司管理层针对识别出来的十三种风险，制定了防范措施，审计部门相应地制订了审计评价程序。
3.审计评价结论。经审计调查，公司管理层对于风险管理的控制活动要素较为重视，制定的风险防范措施较为全面、严密、可操作，大部分得到了严格有效执行，但也有部分单位未能严格执行风险防范措施。
（七）信息与沟通
1.理论描述。有关的信息以保证人们能履行其职责的形式和时机予以识别、获取和沟通。信息系统利用内部生成的数据和来自外部渠道的信息，以便为管理风险和作出与目标相关的知情的决策提供信息。有效的沟通会出现在组织中向下、平行和向上的流动。
2.审计评价程序。
（1）走访公司it部和公司内部报刊编辑部，了解评价公司的信息系统的建设和运转情况。
（2）访问公司网站，观察其运转情况；
（3）使用公司的局域网、内部电话网，阅读公司内部报刊，评价其运转情况和功效发挥情况。
3.审计评价结论。公司设立了it部，建立了较为完备、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因特网、内部局域网、内部电话网、内部报刊等手段将信息以文字、声音、图片等形式进行传递，并制定各种级别的会议制度进行面对面的信息沟通。但没有建立专门的风险信息生成及传递通道。
（八）监控
1.理论描述。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监控——随时对其构成要素的存在和运行进行评估。这些是通过持续的监控活动、个别评价或者两者相结合来完成的。持续监控发生在管理活动的正常进程中。
2.审计评价程序。
（1）审查内部定期（每天、每周、每月）上报的管理报表（报告），评价风险管理日常监控职能发挥情况；
（2）审查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计计划、风险管理审计报告，评价其监控职能的发挥情况。
3.审计评价结论。公司管理层通过例行的控制活动、信息报告反馈系统对经营管理状况进行日常的监控；通过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所控制的所有单位、项目进行例行审计，报告中时常反映一些被审单位风险管理状况的信息，对风险管理的监控较为及时，但对公司总部层面的风险监控较为薄弱。
三、结语
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基业长青，必须对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系统地、全面地管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借鉴西方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理论、方法、工具，结合本企业具体实际情况，对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八个风险管理要素逐一进行分析和评价，查找问题和不足，对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组织体系、风险识别、评估、排序、风险管理策略与方法、风险管理监控与检查、风险管理沟通与咨询等关键的风险管理流程采取措施不断完善，逐步建立企业风险管理系统，是解决风险管理问题的最佳实务。企业应当增强风险意识，逐步建立险管理系统，为企业保驾护航，这样企业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参考文献：
［1］王晓霞，《企业风险审计》，第一版，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关键词：综合心理干预；中职护生；学业情绪
学习是一种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活动既取决于学生的智力因素，也取决于诸多的非智力因素。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会产生并体验各种情绪，既有积极情绪也有消极情绪，我们称为学业情绪，如：愉快、放松、自豪、焦虑、失望、羞愧、厌烦。学业情绪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认知加工过程，间接影响学业成绩，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状态。积极的学业情绪有助于学生积极的开展学习活动和顺利完成学习目标；消极的学业情绪会使学生产生对学习的抵触情绪，严重的还会产生考试焦虑症和恐学症，影响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业成绩，而学业失败会给学生带来挫折感和痛苦的情绪体验。如果学生在学习活动中长期缺乏愉快的情感体验，难以形成个人的良好学业情绪和稳定的心理状态，而没有良好的学业情绪，不仅不能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甚至一般的学习任务也无法完成或者效果欠佳。学生的学业情绪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来调节，而团队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形式之一，具有感染力强、效率高、效果容易巩固等特点[1]，我们在本研究中采用的综合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的提高积极学业情绪，降低消极学业情绪，提高学习的快乐感。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综合心理干预前后对三（个）所校区共计102名中职二年级护生用情感量表和自我描述问卷Ⅱ进行问卷调查，干预对象均为女生。
1.2方法
1.2.1调查问卷
1.2.1.1情感量表 由Kammnn和Flett（1983）编制、辛自强等人修改，信度和效度好。情感量表由20个完整的陈述组成，用正向情感、负向情感和快乐感三因子进行评分。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之差表示快乐感。量表采用5级记分制（1=从不，5=总是，负向情感项目反向记分）[2]。
1.2.1.2自我描述问卷 由陈国鹏等修订的自我描述问卷Ⅱ中文版[3]。问卷由11个分量表，共计102个测题组成。其中测量学业自我概念的分量表3个，测量非学业自我概念的分量表7个，还有一个分量表是测量一般自我概念即总体自我概念。问卷采用6级记分，得分越高说明自我概念水平越高。
1.2.2调查方法 随机选取成都东、南、北三个区域三所护士专科学校，首先在各校区里进行分层随机抽样，然后在护理中专二年级护生中随机抽取102名学生，征得本人同意后进行综合心理干预。
1.2.3综合心理干预的方法 我们将102名参加团体心理咨询的中职护生随机分成6组。综合心理干预方案主要分为心理健康教育理论讲授和团体心理辅导。理论讲授6学时，团体辅导设计10次完成，共耗时3个月。干预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讨论，通过讲授与中职护生建立初步关系，不仅传授了学习方法、压力及情绪的调节方法，还培养了中职护生对心理学的兴趣，为后来的团体咨询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和情感基础。在团队辅导初期，我们和中职护生一起致力于团队的建立，给参与心理辅导的每个小组取名，制定小组活动要求，将积极参与、保密、友爱互助、共同成长等原则融入其中，参与团队心理辅导的中职护生都属于全日制住校生，生活和学习环境相同，在团队活动中容易适应新团体的角色，积极融入和投入团队活动。在每一次心理辅导的团队活动中，我们都有一些放松自己和团队融入的游戏这样就有利于中职护生在团队活动中放松身心，愿意通过团队活动解决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扰，从而使团队活动通过心理辅导这个技术手段取得良好的干预效果。
我们将积极心理学引入中职护生的综合心理干预中，总结可以提升生命价值的"积极事件"，并通过这些"积极事件"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培养个体的积极人格品质、建立积极的组织系统，达到增加个体幸福感的目的[4]。在团队心理辅导中，我们应用了积极心理学，播放了内容积极健康的《阿甘正传》，通过电影，潜移默化的向中职护生传递阿甘诚实、守信、认真、勇敢的精神，以及不介意别人拒绝，始终豁达、坦荡地面对生活的精神。使他们关注正面能量的作用并通过潜能的引导来使中职护生达到快乐生活的目标[5]。音乐疗法通过聆听、欣赏乐曲，引起人体心理生理状态改变，产生兴奋或印制的情绪反应，从而达到治疗目的。音乐治疗可以通过自我表现、唤起联想、音乐同化等手段达到对中职护生心理治疗的目的。在团队心理辅导中，每个成员都学会了《我相信》，乐曲节奏明快，激励人心，每次活动时辅导老师和中职护生一起歌唱，使参与辅导的中职护生形成积极向上，自我接纳和肯定的情绪[6]。
在综合心理干预中通过认识自我、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指导、自我管理训练、归因及自信训练等主题的干预内容，采用团体游戏、角色扮演和团体讨论的形式进行。通过干预中职护生不仅对自己有了客观的了解，也培养了他们对自己情绪的感知能力，教会他们合理表达情绪、消解负向学业情绪、提高正向学业情绪，从而体会由此带来的正向情绪和快乐感。
1.2.4统计学分析 调查前后的数据用Epidata 3.0软件录入，利用SPSS 13.0软件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2结果
2.1 102例中职护生综合心理干预前后学业情绪与自我描述测验结果比较，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实施综合心理干预前后，学生正向情绪明显增加，负向情绪降低，快乐感有较大提升（（P
2.2三个校区102例中职护生综合心理干预前后学业成绩比较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学生各学科考试成绩均分在综合心理干预后较心理干预前有所提高。
3讨论
3.1综合心理干预方案可以促进正向情感的增长、有效降低负向情绪，增强快乐感 参与此次综合心理干预的中职护生年龄差距小，处在相同的身心发展阶段，面对的困扰和成长问题具有相似性，通过在心理干预活动中讨论学业与情绪等主题时，使她们能正确的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激发自信自强的同时激发他们产生很多解决学业情绪问题的灵感，从而激发他们的正向情感。参与综合心理干预的中职护生平均年龄为17.2岁，此年龄阶段的中职护生看中同伴对自己的评价甚于家长和师长对自己的评价，容易接受同龄人的建议，有利于积极因素的内化从而促进中职护生积极情感的建立和正向情感的增长，有利于中职护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建立健康快乐的正向情感。
学习是中职护生目前的主要和必须完成的任务，目前而言，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在逐渐的完善，但学习还是中职护生产生负向学业情绪的主要原因。通过综合心理干预培养了中职护生专业兴趣，从而获得一种情感认同，而情感认同度越高的知识更容易被学习者内化，知识的内化又使其内心产生满足感，有利于正向情感的提高。在综合心理干预中我们设置了学习心得的课程，通过好的学习方法的讲授和演练及相互交流，切实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成绩，从而改善负性学业情绪。
综合心理干预能够让中职护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为他们提供心理宣泄的良好场所，消除孤独感和失落感，帮助他们培养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健康愉快的情绪特征[7]，使中职护生正向情绪显著增加，负向情绪降低，快乐感明显增加。
3.2综合干预方案能够提升学业的自我概念和非学业的自我概念 学业情绪欠佳的中职护生往往学业不良，他们心理发展的整体水平也较非学业不良中职护生滞后，在自我概念方面，他们的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非学业不良的中职护生。他们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的能力、智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的状况如何，很少能清晰地描述自己各个方面的特性，不能对自己进行正确的审度和评价。因此我们在综合干预的第一阶段有关于性格与气质的理论讲授及测定中引导中职护生对自己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为第二阶段的团体心理干预做好铺垫。在干预过程中我们通过学习策略和学习心得讲座提供及团体辅导中或通过讨论总结一些具体的方法供他们选择，引导中职护生在这些方法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逐渐克服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逐步提高学业自我概念。
在团体辅导中，通过团队活动尽量使中职护生非学业方面的积极的自我概念迁移至学业方面，建立学业方面积极的自我概念，增强他们改变学业不良状况的信心，逐渐改变对自我学习能力知觉的消极看法，从而改善学业。而帮助学业不良的中职护生合理认识自己学习能力的不足，则有利于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改善他们的学业成绩。综合心理干预使他们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生活能力，更好的完成学业。
3.3综合心理方案能够提高中职护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中职护生的学习自信心，有效提高学业成绩。在此次研究中发现，学业情绪不佳的学生多是学习成绩不佳的中职护生。当今社会以各项考核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在学校也大多以考试作为一个基本评价标准，所以这部分中职护生在以往的学习经历中缺少学习的愉悦感，与学习相关的挫败感相对多得多。我们在综合心理干预中根据中职护生的心理年龄特征教会他们运用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率，增加学习的愉悦感和成就感。同时也让中职护生在这种自我成长和提高中反思原来的学习方法，在运用学习策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主学习的内在品质，不断提高学习的能力和水平，形成学业成绩与学业情绪的良性循环，从而唤醒他们的学习热情，增加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达到提升内在价值，增强中职护生学习动力的效果。
4结论
本研究采用综合心理方法对中职护生进行干预，使他们的的学业情绪得到显著改善，自我概念和非自我概念得到提升，学习成绩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取得较好的干预效果，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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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自强，池丽萍.快乐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J].心理学报，2001，33（5）：442-447.
[3]陈国鹏.自我描述问卷，汪向东主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2，增订版：3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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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晋胜.高等教育法规概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一、描述性评价的内涵
描述性评价主要是通过观察、访谈、描述及解释等非量化的方式对学生在班级发生的情况进行解释和说明，旨在改进学生的成长环境和学习氛围，不追求量化评价中的标准化与普及化。
描述性评价体现班主任与学生日常班级活动互动过程中的细节和行为，是班主任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用心观察、聆听、叙述和理解，进而更进一步地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思想状态，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有益的帮助。
二、描述性评价的意义
1.有助于从多个维度了解学生
班主任应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将他们塑造为人格健康的、知识全面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学习投入的学生。在描述性评价的视角下，学生不应该是单纯的考试机器，而是一个个有自己人生经历、鲜活个性和愿望的接地气的人。通过描述性评价，班主任致力于描述学生的成长、学生的作品和学生的故事，班主任重视的是学生的思维习惯、兴趣爱好、自我意识、与同伴的关系等。
我们相信旧事物是可以改变的，旧习惯和阻碍思想的条条框框是可以被破除的，并且发现自己可以以新的眼光去看待儿童、同事或环境[2]。通过关注学生个性和整体的描述性评价，学生能感受到自己也可以与众不同，自己的学习生活也可以日益丰富，自己的认知需求也可以得到逐渐满足，自己也可以得到来自他人的认同。
2.有助于班主任的专业化成长
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各种困惑和冲突，班主任要对学生进行评价、对自己的班级管理行为作出判断，这实际上也是对个人教育理念和素养的反思和更新。描述性评价展示的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在学生、自己、人性之间进行互动，这就要求班主任关注班级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细节，采用投入、关注、倾听、理解、尊重的方式来关注班级出现的主题或事件。一些通常容易被忽略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就会浮出水面，例如“非正式团体、课桌校服文化、早恋视野”等。这些不容易被发现且不可测量的因素正是班主任工作的价值体现，班主任可以通过自己的关注和描述，以简明扼要的叙述方式，向大家展示一些包含有班主任和学生典型行为、思想、情感在内的德育故事。
3.有助于营造温暖的文化氛围
当前学校教育行为中所实施的评价更多的是关注结果的评价，而对教育过程中学生的状态和发展则很少关注。描述性评价关注教育过程中的成长与收获。就像两个考了60分的学生，看分数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描述性评价关注的是在教育过程中两个学生在情感、认知、心态等方面的收获，这些有意义的细节才是班主任的关注范围，学生的性情和困惑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消减和回避的重要话题。
描述性评价要求班主任对学生抱有耐心和信任，对学生的发展充满期待和从容，关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迷茫、挫折和困惑，改变旧有评价方式的“急功近利”，在班级内培育出开放、自由和温暖的文化氛围，给学生留有挑战自己潜能的时间和空间，使学生的独特个性和多重观点得以展示。
三、描述性评价指导下班主任评语的变更
1.参与人员
以班级为基本单位，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以及若干个学生代表组成观察者团队，每个人选择五个相对比较关注的学生，对他们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描述。描述过程不一定要非常详细，但一定要保证周期与次数，即每隔数周或一个月至少要对他们的行为表现进行一次描述。
2.素材收集
观察者要注意收集描述对象的作品与成绩，例如作文、小纸条、绘画、笔记等能够证明学生思想变化和学习过程的作品资料。
3.及时反馈
每隔一段固定的周期，观察者团队要集中起来就某个或某几个学生进行描述性评价。观察者先就自己对观察对象的描述记录向大家汇报，其他团队成员做补充，整个团队讨论过程中产生以及探讨的问题将是进一步对观察对象描述性研究的基础。
4.描述步骤
进行描述的起始阶段最好从行为习惯、兴趣爱好、交友能力、个性意识、性格倾向、言行举止等方面进行叙述，每个层面最好能够有比较直观浅白的说明，这个主要是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学生的整体情况。到了后续阶段，可以将描述的重点和焦点集中在某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上，也可以将若干学生的情况整合在一起进行描述。
5.回避原则
在描述的过程中应注意回避学生内心深处的隐私，例如单亲、父母离婚、家暴这类学生家庭中敏感而又容易刺激神经的问题。在描述过程中不要轻易地得出结论，描述性评价一直都是描述性和暂时性的，而不是结论性和判断性的。学生是一个持续成长和发展的个体，教育事件也是随机渐进的过程。我们无法去赋予学生任何的个性，我们应该通过观察和描述来达到欣赏学生与推动学生的目的。
现实世界里的学生评价更接近于流水作业的工厂，以完成定量的指标和任务为目的，学生在考试分数的压迫下左顾右盼，而班主任也忍受着各种考核和升学压力的煎熬，拼命驱赶着学生往考试的终点奔跑。在这种大环境下，要求班主任对学生就道德素养、尊重生命、珍视友情等品德进行侃侃而谈无疑更像一个被夸大的笑话。此外，家长教育观念的偏颇，认为孩子送到学校了，所有学习和教育问题就是学校的事情，有的家长甚至要求班主任利用休息时间单独给孩子“开小灶”，这些问题也在影响着班主任的工作态度与热情。
描述性评价的目的并不是要颠覆应试教育的评价，也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学业评价模式，而是对现有评价的缺失部分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以求对学生能够保持一种温和的人文关怀。我们应推广这种描述性评价的理念，让教育更加体现出诗意与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作为社会学经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在讨论这一命题时，着重关注的则是如何实现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世俗道德在宗教道德这一传统基础衰落后应以何为新的依托重新团结社会各部分。在其早期的著作《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中，他较为侧重各种社会性因素制约下的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的区别研究，其研究以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为主，且较为强调社会因素对个体行动的影响和塑造，所以人们通常将他的理论定格为“社会决定论”。但是在其晚期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除了延续其早年的研究成果外，又做出了“人是双重的”之著名论断，认为人不仅是一个个体的实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作为以有机体为基础的个体实存，人的活动范围虽然有其自身的主体意愿和思考扰动，但仍深受社会性因素的严格限制；同时，类属性的“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实存，它代表的更加是人类通过观察可以了解到的智力体系和道德秩序中的最高实在，也就是涂尔干所定义的“社会”（涂尔干，2006：13）。
由此，笔者认为，对于涂尔干思想的研究，应当以一种贯穿前后的综合视角，关注其所强调的“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张力。显而易见，在涂尔干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中，他是将作为个体的人和类属性的“人”（即人所构成的“社会”）视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端点来进行讨论的，并且至少在知识或道德的层面，连接这两个端点的是一个双指向的线段，而非不可逆转的单向箭头。若以一种更前卫的视角来看，在涂尔干的观点中似乎还存在着“人与社会是互构的”这样一种更为模糊的、不易察觉的倾向。这种内隐的“互构”色彩，笔者有意将其定义为类似传统中国哲学中“一体两面”的某种理论特质，即同一事物“阴阳”两面的相互形构。就社会学理论来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形塑仿似同出一源的“正反”事物向对立面的各自发展和相互影响。因此，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分别从日常生活、社会制度和知识理论三个层面，探寻涂尔干理论中的“互构”思想。
一、日常生活中的“互构”
关于涂尔干晚期为何要选择宗教、特别是原始宗教作为研究对象，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导言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解释。他将遵循笛卡尔“最初环节居支配地位”的科学原理，认为原始宗教中“人们据以说明自身行为的理由还没有因为研究和反思被加以阐发，还没有变质；它们和真正决定其行为的动机还具有更接近、更密切的关系”（涂尔干，2006：6）。原始宗教作为那一时期文明的集大成者，最能够表现那一时期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基本特质，从而可以得到一些最具有代表性和承继可能的事物。
（一）集体欢腾
在对澳洲土著的宗教仪典的研究中，涂尔干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为了举行仪典，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分散的个人受到氏族或部落召唤聚集在一起，他们一开始会通过某些动作或声音来表达各自互不相干的感情；但是随着这种感情的宣泄和彼此对他人感情做出的回应，初始的个体感情会达到一种集体共鸣，原始冲动通过这样一种路径最终达致情感力量的极限，最终凝聚成一股集体情感的力量。此时个体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和自我意志的制约，几乎完全出离自身地去做一个动作或发出一个声音；此时，所有人的内心都向外部充分敞开，这种爆发了的激情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所体现的精神状态，而为了将集体情感通过集体表达出来，就逐渐形成了具有社会性特质的原始规则，规则的形成促进了未来集体中的个人能够更加协调地进行合作（同前：206-207）。
涂尔干用了“集体欢腾”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仪典中表现出的这种欢腾场面，而他认为之所以说宗教是在这种原始的集会中逐渐形成的，不仅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重要事件所具有的确定时刻和确定地点，更重要的是这种“集体欢腾”所表现的集体情感，这种情感对集体中的个人产生了一种向心力，使他们自发地向心凝聚，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足以支配集体中每个人的集体意志。
这种“集体欢腾”完成了原始社会中“人的双重性”的实现，也正是涂尔干所说的“宗教力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双重性的起源”（同前：212）。
在对“集体欢腾”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涂尔干着重描述了这种仪典中初期的个人行为和最终的集体行为之间的嬗变过程。原始社会的此类仪典，必然是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分散的几乎毫无联系的个人选择了一个时间聚集在同一地点。最初的行为都是由个人自发的感情表达，但是经过相互回应的过程逐渐达到一个协调，从而产生了具有强制力的集体情感，并且这种集体情感在影响个人的同时也会随着个人的集体性变化出现新的变化。
“集体欢腾”中所表现出的集体力已经很复杂了，那么综合了图腾标记、氏族传统等各种原始文化所形成的宗教力则表现出了更复杂和更难以描述的互构过程。但不论是在何种层次的活动，这种集体力只有在众多个体之中产生出来并通过群体才能实现，而它产生后又对个体有着相当效果的制约，这显然是一个“互构”的过程。
（二）“集体表象”或“集体意识”
涂尔干认为早期的宗教，至少是在科学发达以前的宗教，是同时包含了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而宗教力或者说是宗教道德则同时推动了这两个世界的发展。涂尔干在描述宗教力时，指出道德力量“完全是由于一个道德存在（初级社会）在另一些道德存在（该社会内的个体成员）中所引起的影响构成的”（同前：212）。进入现代社会后，科学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工，被宗教团结在一起的机械社会逐渐分离了，新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则更多的受到生存性因素或经济性因素的影响，而这种联结在道德约束力上相对于机械社会的联结要弱很多，但也灵活了很多。
在这个由较多同质性向较多异质性转化的过程中，个体和社会作为构成现实生活的两极越来越远，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作用比原始社会中更复杂也更不明显。正因为此，以“人”为主旨的社会学出现了两种渐行渐远的基本观点，或坚持个人主义，或坚持社会决定论。
涂尔干的“集体表象”或“集体意识”概念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其“社会决定论”的标志。但如果追溯至涂尔干的研究成果中，则可以看到这种“集体表象”或“集体意识”始终是包括着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它是群体内某些个体成员的意识；然后，它是群体最终形成的所有成员遵守的共同意识。这种“集体表象”在法团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因为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不同的法团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法团之间没有形成有机团结的基础，即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难以形成具有共鸣的集体意识；但是在法团内部，能够依靠集体表象达成共识，形成全体成员认同的集体意识，并且这种认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再塑了集体中的个体行为。
在有机团结作用下的现代社会，在以法团为代表的很多较为独立的集体中，仍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和“群体”互为前提的互塑过程和相互影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涂尔干的“集体表象”或“集体意识”概念并非单纯的“社会决定论”，而是一种明显的互构思想。
二、社会制度中的“互构”
在当代社会制度的众多层次中，法律和法律制度所触及的范围应当是最广泛的。如果说在现代社会之前只有王室和贵族才有机会涉足政治的话，那么法律制度在法律这一概念诞生之初就覆盖了社会中最多数的个体。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详细描述了从早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法律制度的演变，即从以刑法为主演变至以协作法为主的法律演变历程（涂尔干，2000：108-109）。在早期以宗教为主的社会中，法律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压制力量，其负责的主要是宗教信仰、道德和情感所不能团结的那一部分，以稳定地维护整个社会的机械团结，所以当时的法律以惩罚性的刑法为主。彼时，个体的联系主要是靠一些内生的要素来维系的，比如信仰、道德和感情等。所以作为对立面的补充，法律就要承担起严肃的制约者的角色，以实现人类社会的一种较为理性的进化过程，尽量防止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成就因领袖或其他个体的个人情感喜好而毁于一旦。
但是现代社会是一种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有机团结，社会分工使得个体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个体之间的联系除了传统的血缘、信仰、道德或情感等基础之外，更主要的是依赖于工作或生存的需要，于是现代社会的法律不再是那种传统的、单纯的强制性力量，而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对受害群体的情感性补偿功能。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是趋于理性化的。在科学的推动下，自然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使得个体获得了独立地对社会事实进行准确判断和抉择的能力。此时，站在对立面的法律反而承担了更多的原来属于个体内在的那一维的事务，由原来的压制角色变成了充满温情的维系角色。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抽象维度，法律制度的这种演变过程显然是受到了社会分工的影响，但也可以说是间接地受到了个体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影响。早期社会里那种机械团结中表现出的集体良知随着社会分工瓦解了，但是在个体新的需求的基础上建立的有机团结则借助了法律这种工具将社会又重新联系起来。
如果做一个抽象的理论描述，可以这么说：不论在何种社会中，个体行动者的行动和整个社会秩序之间都是有一定关联的，并且两者之间通过某种媒介一定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形塑，这也就是两者“互构”的过程。虽然在现有的社会学理论中，还没有对是否存在这种“互构”构型和这种“互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给出一个确切答案；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在涂尔干《社会分工论》这本早期的社会学著作中，已然有了这种行动者与社会制度相互形构的思想了。
三、知识理论中的互构
不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互构”，还是社会制度中的“互构”，都还是一种具体事实的互构，但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结论中，即在涂尔干最终提出的“知识社会学”中，已经更深一层地描述了一种知识理论中的“互构”。
概念，或者说知识，最早都是从人们的感官经验中产生的，这一产生过程很有可能是一个即兴的结果。不过，当这种即兴的产物形成稳定的观念世界之后，就成了之后人类所有智识的共同基础，并能由此抽象出逻辑思维，以一种固定的形式保留下来。一旦当这种思维得到逻辑化并被抽象出来，它就不再是简单的流于感觉表象的东西，而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概念。
虽然涂尔干的思想中隐藏了“互构”的概念，但站在知识理论的高度，他显然更看重社会存在对两者关系与形塑的影响，因为只有“社会才能提供表现这个世界的最一般的概念”（同前：419）。涂尔干认为，社会才是最终包容一切的整体，是包容其他所有类别的最高类别。所以，能够抽象概况社会概念的知识才是终极的知识，才会成为真理。
早期社会中人类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教会，所以宗教充当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教师，或者它干脆就代言了真理。但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科学领域的快速发展，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被无情的赶下了神坛，而宗教原有的两种功能之一——宗教的思维功能也越来越远离宗教本身，最终成为科学的武器。用涂尔干的话来说，就是“宗教在认识到事物的世俗性质之后，就把知识让给了科学，‘它把这个世界丢给人们去争论了’（tradidit mundum hominum disputationi）”（同前：408）；并且，我们现在甚至可以预言，科学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完全取代宗教成为人类知识的全部来源。
在世人眼中看似“势不两立”的科学和宗教，在涂尔干那里不过是从早期的宗教中分离出来的两个分支而已，是人类用来认识社会的两种不同途径。涂尔干认为，“思想的基本范畴…也包括科学的基本范畴都起源于宗教”（涂尔干，2006：399）。因为当时的宗教“集中表达了整个集体生活”，那时所形成的社会观念是宗教的灵魂概念，所以宗教在那一时期涵盖了社会中所有最本质的方面。虽然科学现在看起来似乎更加客观、理性和符合逻辑，但实际上，人类从科学总所获得的概念和知识，与早期社会中那种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具有权威的概念和知识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
所以涂尔干指出，康德所述的那种理性思维和道德行为的统一是确然的，因为它们都趋向于普遍，都力图抽象出能涵盖一切社会概念的总体概念。这也正是科学和宗教之间一直存在着的张力。
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它们都是人类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在社会的一种途径。也许在历史的某个阶段，科学或宗教会居于高于对方的地位，但是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囊括了更多的社会概念，给出了更近完美的解释；并且两者之间的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的①。作为人类的知识领域最大的两维，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总是在以一种更微妙、也更复杂的形式进行着。
四、总结：涂尔干的“互构”世界
从“集体欢腾”这一概念出发，社会最初是建立在感性特质的群体行为之基础上，由此再加上多元性的个体因素，这便是原始宗教的诞生，而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也由此发展出来。这种原始分类所确定的社会模式容纳了人类社会范畴内的最多数的概念，因此成为原始社会发展的最高权威。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氏族之间的交流增多，族际生活不断扩大，群体或集体的认知视野也日益广阔。社会不再是机械团结构成联系的唯一整体，具有集体意志特征的社群成为具有更大意义规模的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并逐渐淡化族群边际，透现出无限扩张的征兆。
但是，涂尔干认为，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群体必须以个体为前提，反之，个体也必须以群体为前提，因为个体只有组成群体，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同前：422）。同样地，“社会”所具有的独特创造力才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原动力，这种创造力总归是要由个体的原初创造所凝聚起来，却也必须由社会这一整体实存来实现。
涂尔干认为，自人类获得最初的文明以来，超社会的因素从未存在过；个体不是那种原子式的分列，而社会也从未脱离个体和群体独自存在过。即便是当今这一快速流动的社会环境，个人若想要建构其自身的自由，也必须依赖于他所在群体，从由无数群体依靠有机团结构成的社会中获得力量；同样，现代社会想要继续发展下去，必须努力汲取每一个群体甚至每一个个体的原初创造，只有这些能量才足以支持社会创造力的产生，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笔者认为，这就是涂尔干所呈现给我们的“互构”世界。
但是，今天的社会越来越缺少团结的力量，焦虑、怀疑、怨恨、迷茫已经不仅是个人面临的危险，而逐渐成为民族、国家甚至全世界共同的危机。人们通常表现得只能应付今日或稍微考虑一下明日，无人知晓更遥远的未来。在面临这些信仰缺失或道德真空的现实时，政治、法律甚至科学都显得不足以解决问题。
不过，涂尔干就此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可行性的理论思考——道德个人主义和法团公共性，也许它可以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至少可以指导我们进行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渠敬东在谈及涂尔干时指出，“道德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构建只有在现代性状态下才有可能，因为这种个人主义不仅仅指的是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有集体道德的意涵”；而“法团能够在现代社会抽象性和复杂性的局面中为个人提供认同和沟通、甚至是商谈的资源”（渠敬东，2001）。所以，法团公共性所造就的现代团结已然为道德个人主义的实现提供一定基础，而这种道德个人主义也许能够让人们重新拥有情感和精神的寄托与依赖。
涂尔干的理论中一直延续着一种张力，一种存在于现代个人主义和社会决定论之间的张力。笔者认为，这种张力即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人是双重的”的论断中，也表现在他“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群体的人之间互为前提的互塑与影响”的理论中。涂尔干的这种“互构”思想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极高的亲和性，所以，涂尔干所留下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和问题，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学习、理解和挖掘。
关键词：情感因素；口语教学；过滤假设
众所周知，英语口语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当今社会需要更多的具有较强口头沟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然而，在我国，尽管大部分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从小学到大学长达十年之久，很多的学生即便是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但其口语表达能力仍不能令人满意。造成这一结果有很多原因，比如教师对自身角色定位不够准确、教师单方面强调学生口语表达的准确性、课堂活动设计安排不够丰富多彩等等。但是教师在口语教学中忽略了影响学生口语表达的情感因素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外语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因素
（一）学习动机
所谓学习动机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学习的劲头”或者是愿意做出多大的努力。外语学习动机，就是学生进行并维持其外语学习活动的内部驱动力。Gardner把外语学习的动机分为融入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和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两种类型。所谓融入，是学习者对目标语社团有所了解或者有特殊兴趣，希望与之交往或亲近，或者期望参与或者融入该社团的社会活动。而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为工具型动机，即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与功利性，往往是为了通过考试，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或者为了升学出国等等。
（二）自信心
教育学家大卫・史华兹曾说过：“信心的功效在于：‘我一定能’的信念使你产生克服万难的力量、技巧与精力。一旦你相信‘我一定能’，如何做也就应运而生。”当我们在讨论影响外语学习的情感因素时，总会达成这样一条共识，即具有强烈的自信心是学习者能够顺利战胜学习过程中的困难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影响个人学习知识、掌握技巧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焦虑感
Horwitz(1986)指出外语焦虑是语言学习所特有的现象，并将外语焦虑定义为与课堂语言学习有关、产生于语言学习过程中、独特而复杂的自我认识信念情感以及行为。按其对学习者的影响，焦虑可以分为两大类：促进型焦虑（facilitating anxiety）和退缩型焦虑（debilitating anxiety），前者激发语言学习者努力挑战新的学习任务、促使他们努力克服焦虑感；后者导致学习者逃避学习任务以回避焦虑的根源。促进性焦虑有助于调动语言学习者的认知内驱力，使他们不断向目标接近，而退缩型焦虑则阻碍语言学习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
二、情感过滤假设
“情感过滤假设”（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最初是由Dulay 和Burt提出的。他们把情感过滤定义为一种内在的处理系统，它潜意识地通过情感来阻止学习者对语言的吸收。克拉申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有了大量的适当的语言输入并不等于学习者就可以学好目的语，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还受到学习者情感因素的影响。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所接收到的语言材料必须经过一个过滤器以及一个语言习得机制。只有当这个情感过滤器处于有利于语言学习的状态时，输入的信息才会被学习者吸收。反之，输入的信息就会完全或者部分丢失，从而不利于语言学习。也就是说只有当学习者有很强的学习动机、很高的自信心、较低程度的焦虑感，那样学习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三、 情感过滤假设在英语口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一）培养学生对口语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口语学习的学习动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当学生对口语有了足够的兴趣，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这就要求老师在选择口语材料上，能够做到在结合口语课本的同时要注重其趣味性。也就是要尽量选择贴近和反映日常生活和交际、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教学。这里以大学英语基础口语教程（Let’s Talk 1）第六单元的教学为例。本单元的主题是食物，这是一个与生活十分贴近的主题，但是课本中涉及到的有关食物的知识，对大部分中国学生来说都非常陌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交流。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让他们讨论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各种食物、用餐方式、餐桌礼仪等等。作为课后作业教师还可以把学生分成小组、以竞赛的形式，让每组完成一份中餐的英文菜单，这就在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合作精神的同时，不仅扩大了词汇量、学到了有关这一话题的各种有用表达方式，更激发了他们的口语学习兴趣。而且他们还会期待着在下次上课时把各自小组的结果展示给大家，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口语学习动机。
（二）采用适当的课堂反馈，树立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在口语课堂中，老师还应该重视学生的差异性，尤其注意采用适当的课堂反馈，因为在口语课堂上，这将直接影响到学生接下来的表现。一方面，当学生在课堂上由于种种原因而羞于开口的时候，老师一定要用积极的语言帮助他们树立自信、鼓励他们大胆地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如果学生在用英语交流或者回答问题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不一定要马上对其错误进行纠正。因为比起准确性口语课堂总体上来说更加注重流利性，只要不影响交流、不影响意义的表达，教师是可以等交流结束或者是问题回答完毕了以后再运用自我纠错、教师纠错或者是其他学生帮其纠错的方式，对学生错误进行纠正。总而言之，在口语课堂上教师对学生应该使用维护其自尊、树立其自信心的积极的语言。
（三）采用多种活动形式，创造轻松的课堂气氛，缓解学生焦虑情绪
进行口语练习，最理想的活动是两个人对话或者是小组讨论，这是在课堂上和英语角较常见的形式。除此之外老师还可以尽量采用更多的课堂活动形式，比如讲故事、做游戏、开展竞赛、表演话剧、描述图片等等。其中描述图片是教师课堂上经常采用的口语训练方法。学生在做口头描述时可以使用学过的词汇、语法规则（如不同的时态、语态、等）和表达方式（如动词短语、介词短语、习语等），这就很好的锻炼了语言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描述也不仅限于图片，在生活中看到的任何场景都可以在进行描述练习，还可以描述自己梦想、内心感受等等。
四、结语
口语教学过程是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的有机统一体。教师应充分认识情感因素对口语教学的重要影响。教学设计中应多选取一些能够吸引学生兴趣的话题，让他们主动去交流、去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要尽量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以满腔热情感染学生、激励学习、降低学生的学习焦虑度，使他们产生成就感，从而增强其学习的自信心、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一、对神话传说中女性的描摹
同齐梁文人一样，在江总的诗歌中，巫山神女、洛浦宓妃、天河织女等神仙女子经常出现在江总的笔下，赋予了其不同的精神风貌。巫山神女出自宋玉的《高唐赋》，楚怀王神游巫山，白天睡觉时梦见一美艳女子，女子说“‘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洛浦宓妃指洛水女神。汉代张衡《思玄赋》有云：“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到建安时期曹植《洛神赋》更是把宓妃描写成国色天资、遗世独立、集姿色与才情于一体的绝代佳人，成为梁陈文人竞相描摹的对象。天河织女在神话故事以及《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也成为爱情的象征，成为人们吟咏的对象。
在江总的诗歌中，对于这三位神仙女子的吟咏并不止于对外貌身材的赞扬和称颂，更多的是回到现实中，通过这些人的行为来反衬出现代女子的心理和命运。
“洛浦流风漾淇水，秦楼初日度阳台”，“定言神女隔河来”(《新人姬人应令》)，江总在写新人进宫时，风姿绰约如宓妃，神女，梨花带雨，玉面含羞。然而，“阳台通梦太非真，洛浦凌波复不新”(《杂曲-其二》)，“非是神女期河汉，别有仙姬入吹台”(《杂曲·其三》)，这两首诗则是借神女、宓妃、织女的行为来叙写宫中女子的得宠、争宠与失宠的变化。作为宫里的一名女子，无论是阳台梦、还是洛浦妃，这都已经是虚幻或常谈了，她们的要求不高，只是希望“君意未冷”，与君共眠。即使是天上神女，也希望“虬水银箭莫相催”，然而春宵苦短，难以摆脱这种被弃的命运，“别有仙姬”又得到皇帝宠爱。先时“羽帐挂流苏”，今却“网户织蜘蛛”，新人变旧人，这就是宫女的悲剧。
江总对这三位女子的描摹中，并未对她们的姿容给予过多的笔墨，只是借助她们的事迹或反其意而用之，折射出那个社会女人的背弃命运，即使你有神女情、宓妃貌，织女心，然而在这样一个纵欲横流的社会，女性的从一而终显得是多么悲催和伤心。
二、对前朝女性的吟咏
在官体诗中，有许多诗歌内容描写的是历史上那些特别的传奇女子，她们或坚强不屈、不畏强权，或忠贞为一，从一而终；或一朝背弃，终生凄苦，江总诗歌亦是如此。
“绿珠含泪舞，孙秀强相邀”(《洛阳道·其一》)，描写的是西晋石崇的爱妾绿珠被孙秀看上，绿珠誓死抵抗一事。绿珠能歌善舞，为世人所艳羡。当时附和司马氏的孙秀因得不到而生恨，嫉恨于石崇，绿珠受牵连，坠楼身亡。“羞作秋胡妇，独采城南桑”(《梅花落·其一》)用了“秋胡戏妻”这一典故。汉代刘向《列女传》记载了秋胡婚后五日到陈地求官，五年后返回故地。在路旁遇见美女采桑，以金钱调戏，妇女不接纳。回到家后，妇女才发现施以重金的男子竟然是自己魂牵梦萦的丈夫，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投河而死。绿珠与秋胡妇含恨而死，皆为忠贞的化身，在江总的诗歌中，表现了对她们命运的同情和慨叹。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弦心艳卓女”(《和衡阳楼下高楼看妓》)、“卓女弄弦心”(《赋咏得琴》)，卓女指卓文君。这两首诗主要是侧面烘托出歌妓高潮的琴艺。“织素那复解琴心”(《杂曲·其一》)，“琴心”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在这首诗中作者反意用之，用来表现弃妇的幽怨心理。自己只懂得织布，欣赏不了高雅的琴声传来的美妙用意，然而夫君却弃我而不顾，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不懂琴声吗?
“团扇箧中言不分”(《怨诗·其二》)，汉代班婕好曾作过《团扇歌》，又名《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置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写出了一个薄命女子的怨情。班婕妤才貌兼备，颇受成帝赏识，其后赵飞燕姊妹进宫，班姬失宠，退守太后，红颜薄命，凄苦一生。
悲剧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不完美的结局更能引起人的共鸣。与梁陈文人稍微有点不同，江总诗歌中这些历史女性都有着悲剧命运，皆“为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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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世俗女子遭际的叙写
世俗女子，多是普通无名的女性，她们有着流淌的情绪，奔腾的血液，有着像文君、班姬那样的遭遇，因此，在众多诗歌中，她们在诗歌中留下的足迹足以感动每一个人，虽然她们是芸芸众生的一名，却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想象和留恋。
“蘼芜悲”之弃妇。在江总诗歌中，“织素”这个词语出现频率较高。汉代古诗《上山采蘼芜》讲述的是一位弃妇在山上碰见自己的前夫，上前询问丈夫新娶妻子情况，最后得出“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自此，“织素”成为弃妇的代名词。“深悲在缣索”(《妇病行》)、“奈何新缣伤妾意”(《怨诗·其一》)、“行行春迳蘼芜绿”(《杂曲·其一》)、“机中织素馀”(《赋得空闺怨》)，在这些诗中，写出了这些平民女子的悲惨境地，空对着织布机，望着靡芜绿，内心的情思怎能让人平静?
征人思妇。受汉乐府的影响，许多是依乐府旧题而写的诗歌，其中有许多体现征人思妇之作。在江总诗歌中，也不乏此类。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闺怨篇》。这是一首闺中少妇思念远征丈夫的诗歌，表现一种离别后思君的怨愁。清代沈德潜曾评论：“竟似唐律。”作者不直接说少妇独守闺房又多寂寞，从身边景物入手，寂寂青楼，纷纷自雪，苏和空然，灯火无眠，寥寥景物勾勒出一幅空闺图。少妇有感红颜易老，只能空惆怅。
荡子之妇。荡子也作“宕子”，与今意不同，在魏晋多指飘荡在外，或谋官职、或谋钱财，长期流离在外。在乐府诗《紫骝马》中，江总依旧题写新诗，写一位丈夫出门在外的女子独守空房，残妆泪痕啼的凄清悲苦一幕。东汉末魏晋时，战乱连续，人民生活贫困，不得不外出去谋生，造成了这种悲剧。
一、切实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努力营造团员青年自主学习氛围。
1、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正确的指导人的行动。团员青年正值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黄金年代，合理有效的组织青年进行政治学习至关重要。我们将把握时代脉搏，以学校为阵地，利用各种途径，采用各种方法，组织青年参加政治培训，提升青年教师思想素质，并以积极的态度，落实省团代会要求，深入开展"高举团旗跟党走"活动，塑造我校团员新形象。
2、加强青年教师业务素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新旧知识更新很快，青年教师正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如何根据时代要求，采新知识结构，适应现代社会是关键，我们将利用校内竞专长，校外争自学，写体会的方式，对青年教师加强管理，让青年教师时刻有一种危机感，时刻有一种要充电的感觉，让他们逐步形成自主学习，自主创新的学习习惯
二、发挥组织的服务功能，突出组织的保障性，提高团组织凝聚力。
全国国代会的胜利召开，为我们描绘了新的发展前景，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蓬勃向上的斗志审时度势，团结携作，创新进取，务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成为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的"学习的一代，创新的一代"。
我校团员是一支乐于奉献，敢于创新的队伍。今年我们在学校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将一如继往的从抓团的组织建设入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开展各项活动，正确引导团员教书育人，让他们在各个学科再结硕果，真正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还要以团代队，人人参与，热心红领巾事业，让少先队员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中成长。
三、具体活动安排。
九月份：召开新学期团支部工作会议，选举团支部书记，喜迎教师节。
十月份：庆祝建国54周年，组织团员参加各类实践活动。
[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人类学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
Abstract:ethnographyisthemosttypicalexplanativeresearchmethod,anditwasbenefitedbythepromotionfromcultureanthropologyresearch.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sanewbranchofcommunicationevolvedfromcultureanthropologyandsociallinguisticstudy.Theauthortriedtounderstandthecommunicationmethodadaptedbyacertaincultureofgroupmembers.Generallyspeaking,althoughethnographyresearchmethodhasbeenfocusedbyscholarsfro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y,itstilldidnothaveanychanges.Althoughthereisnotacleardefinition,butaniceethnographyshouldcontainfollowingcharacteristics:first,itshoulddescribethefieldworkingenvironment,explainthemeaningofdailylife,focusonmicroprocesstohintanthropologyresearcherthattheyhavebeentherebythemselves.Second,itshouldshowthelinguisticabilityofethnographywritersbytranslatingthelanguageandcultureofanothernationandexpressedhismeaningtonativecultureandhiscontrollingtothemainbody.Third,itshouldendowcultureameaningofintegr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CultureAnthropology,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ResearchMethod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1]大概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2]；而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其与文化中的人、事、时、地、物各因素之交互影响过程。研究者必须“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重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
Wolcott分析民族志而发现民族志中心要素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作者使用描述并具有高层次的细节;2.作者非正式的叙说故事，宛如一个说书者;3.作者探究角色的文化事件及团体中的行为;4.作者描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5.全面的格式是描述的、分析的和解释的;6.文章包含问题。[3]
要提醒的是，民族志研究重视结构的动态过程之整体分析，而非游离的个别事实，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性研究，研究者需要实地参与、观察、纪录、描述，这有助于了解社会过程的内容及形式，也与化约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切入点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综合而言，民族志研究是一项产品，也是一个过程[4]。就产品而言，它是研究的产物，典型的以一本书长度呈现；就过程而言，它是在团体中长期的观察，经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观察人们的生活或与团体成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研究行为的意图和文化共享团体的互动关系。
文化人类学催动的民族志研究
谈到民族志时，我们必须谈文化人类学家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民族志研究方法才这样广受关注。在20世纪初，里弗斯(Rivers)对民族志的初步论述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他说：“强化的研究工作，必须对研究的规模有所限定,还必须使研究深化。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四至五百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在此社区或社群中，研究者能够对当地的所有人有所认识，能够研究当地生活习俗具体的体察，能够用当地话来进行调查，而超越一般的印象。”[5]
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vski,1884-1942）对民族志研究方法更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他在西太平洋中的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安德”(Trobriand)进行了为期两年(1915-6,1917-8)的田野调查。马氏常问一些十分无聊的问题，比如“你们在栽种的时候是把种子的芽端向上还是向下掩埋?”或者，“你们放棺材时是把它竖放还是倒放?”马氏显然不只令当地人不安，而且还令住在当地的其它白种人(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不安。为什么他问这么多细节？更“无聊”的是，马先生还满热衷于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而且常参与特洛布里安德人的生产和社会实践、观看当地的仪式，他常和当地人去打鱼、下田、参加巫术的表演。有时马先生还当场把看到的事件画成图表，展示它们的组织。[6]不过，也许此时，马氏对他的调查研究方法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如他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我对他们的生活和语言很了解，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的话，就会拥有很有价值的材料。我必须用心实现我的雄心，必须把语言和记录的材料搜集、整理出来，找寻研究当地妇女生活、社会表象等等方面的方法……”[7]
他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一书中，马氏归纳了民族志方法的三条原则，即：“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8]。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经验告诉我们，要达到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目标，有三条路径：1．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这一大纲必须以具体的、统计性资料的方式提供。2．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来充实。这方面的资料必须通过精细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收集，而这只有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活才有可能。3．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的资料。[9]
多娜尔·卡堡（DonalCarbaugh）和萨莉·海斯廷斯（SallyHastings）把民族志研究归纳为四个阶段：[10]
第一个阶段是确立研究主题及其基本取向。在此，研究者要评估自己对于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所做的假设。例如，从事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学者，首先要确定传播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值得进行人种志的研究，并且确定该项研究应该聚焦于传播当中哪些方面。比方说，他们会进一步假设衣服是意义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之一，因此也是一种传播的形式。
第二个阶段是确定所观察的行为的层次和种类。在上述的例子中，研究者应当确定衣服的穿着方式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下一步，研究者应对其所研究的具体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化。在此，应该在文化本身所处的特殊语境内对具体的行为进行读解。例如，当你发现许多青少年爱穿肥大的裤子，你就会把它理解为群体内从众和接受意识的一种符号。
最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回头再看看他所运用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用具体的个案来检验它。例如，研究者可以得出结论，肥大的裤子提供了又一个例子，证明文化群体中的成员会用穿着来建立一种共同的联系。
民族志作为研究方法的弹性
民族志方法研究资料搜集的途径相当丰富。常用的方法有参与观察、无结构性的访问和文件分析等，文件包括会议纪录、课表、日记、书信等；其它可用照片、录音（影）带，以纪录参与者的语言、交谈、行动和姿态等。因此民族志方法的数据来源包括说、问、视、听、感觉方面的，以搜集一般被认为是“主观的”、“印象的”、“轶事记录”的数据。马凌诺斯基曾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第一类是有关制度(institutions)和风俗的整貌概观，他通过所谓的“具体证据的统计法”加以研究。研究这一类素材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系列的图表，用以使研究者更方便进入社会中与习俗有关的活动。这种图表包含两个内容，它一方面概述社会活动的元素，另一方面指明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图表的基础是当地人讲述的情况和人类学者的观察。第二类资料则是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马林诺夫斯基把后者称为“日常生活的非思索性素材”。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类学者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笔记，或者是人类学者对被研究者的实际行为与理想规范的比较观察。第二类是第一类资料的补充，因为第一类资料局限于对人们认识中的制度、风俗与活动。第三类素材是一系列的民族志说明，以及对被研究社区的人们的叙说风格、典型的口语表述、民俗、巫术模式等的说明。马氏把这一类东西当成对被研究的“土著”的思维方式的描述。马林诺夫斯基强调，这三方面素材的搜集，有助于证明文化对活动的影响和个人对规则的操纵，以及这两个不可分隔的方面在被研究者思维中的位置。[11]
民族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许多特征，如搜集数据以软件数据为主，详细地记述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统计的程序来处理。研究的主题不是操作变项，或验证假设、回答问题，而是探讨问题在脉络中的复杂性。从研究对象本身的架构来了解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质的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纪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加以分析，并以其它的数据如学校的记事、纪录、校刊、照片等来补充，因此研究方法上是相当有弹性的。[12]
如威利斯（Willis）整整花费三年时间，完成《向劳工学习：劳动阶级青年如何得到劳动阶级工作》(LearningtoLabor:HowworkingClassKidsGetWorkingClassJobs,1977)一书，专门关注逃学的劳动阶级青年。威利斯集中焦点研究一群大约有十二个男孩子的团体，而且他们都“不喜欢念书”、出身自劳动阶级、彼此关系密切、在他们学校中具有叛逆的文化色彩。
威利斯采取参与观察、小组讨论、非正式面谈、日记等研究方法，可以将研究主体当作一个团体，可以视为各自独立的个体。威利斯从他们再两年就要毕业时岔入，从整个在校最後一年的时间，再跟随他们进入社会工作的前六个月时间。他的一部份研究方法，就是和这些男孩一起进入他们的班级及工作场所；当男孩在校读书时，威利斯访谈他们的父母、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就业辅导员；当男孩们进入社会工作时，他则访谈他们的领班、经理、管理员。另外，威利斯找到其它五组年轻人群体作为对照组，分别是从同个学校、其他学校、混合不同阶级和学术的群体选取出来。整个研究也对该城镇和当地情况进行详尽了解。《向劳工学习》除了告诉我们书中的研究主体之外，也分析他们学校中的训练和控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系统，了解这些主体的建构过程。这种方式和陪某个家庭一起看电视，也许一同相处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非常不同的操作方式。[13]
传播的民族志研究
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德尔·海默思（DellHymes）被誉为该学派的创始人[14]，他认为传播民族志学包含了两大特征：其一，它让我们注意到需要新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直接考察语言在情境背景中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单独的对语法、对人格、对宗教、对亲属关系及其他类似物的研究中是无法被揭示的。其二，它必须把一个社区（community）作为语境（context），把传播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这样，任何特定的传播渠道及符码（code）的使用都是作为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
为了进一步指导民族志传播学的实践，海默思还提出了一个SPEAKING框架，用来考察和分析一个语言社区所采用的语言模式。SPEAKING是由八个英语词汇的首字母组合而成，而这八个词是海默思归纳出来的调查研究者在从事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八个方面。它们是：1、背景（S，setting），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2、人物（P，people），指的是参与者；3、目的（E，ends）；4、行动次序（A，actsequences）；5、基调（K，key）；6、工具（I，instrumentality），指传播渠道；7、规范（N，norms），包括行动规范和解释规范；8、类型（G，genre），指传播的种类。[15]
盖瑞·菲利浦森（GerryPhilipsen）归纳了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四条假设。第一是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创造了共享的意义。他们所采用的符码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第二，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内的传播者必须协调他们之间的行为。换言之，传播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秩序或者休系。第三，对单个的群体来说，意义和行为具有特殊性。换言之，它们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第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和符码模式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个群体在理解特定符码和行为时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16]菲利浦森在对芝加哥南部一个叫做Teamsterville的工人阶级语言社区进行长期的考察后发现，那儿的人在进行说服他人的传播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最重要的传播手段——谈话——并不是在所有的场景或语言社区中都会起同等的作用，或者具备同等的价值。比如在该语言社区，普通成年男子相互之间多通过谈话来进行沟通、理解与说服，因为他们之间的地位相近。不过，对于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如妇女、孩子以及一些从贫困地区来的经济地位不如他们的人，他们则较少采用谈话方式来进行说服，相反，他们更多地是通过一些动作之类的非语言传播方式来传递信息或命令。而对于那些地位高于他们的人，如自己的上司或从一些富裕地区来的经济地位高的人，他们也同样很少直接通过谈话来进行说服，较多的是通过第三者来传递相关的说服信息。该研究说明，同样的传播实践在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的群体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传播实践所具有的独特性。[17]
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认为，民族志研究“只是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尽管是一种不平常的方法。这种方法利用了广泛的信息资源。民族志学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参与人们的生活，他们观察发生了什么事情，倾听人们说了些什么，并且提出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在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数据来解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18]采用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往往得花上一年甚至是数载的时间，追踪一个选定的观察群体，同他们一起生活。例如，和他们一起看电视，讨论节目内容，讨论他们看电视的方式，以及电视在家庭中的作用等等。研究者将以尽可以在不干扰甚至尽可以不让对方觉察的情况下，记录研究对象的一言一行。这些采访的记录副本是以后进行分析的原始数据，并往往在公布的研究成果中会附带摘录。
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布伦斯登(CharlotteBrunsdon)和莫利(DavidMorley)在1978年在早期对英国电视新闻杂志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19]
1975年至1979年，莫利完成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检验受众对电视讯息特定的诠释和其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依据霍尔的观点，莫利通过“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试图证明：意义产生的过程，有赖于电视讯息和观众的社会结构。
莫利把研究分成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为了勾画出主导性阅读的“首选”意义是如何受提供者所使用的编码、习俗以及节目中的声音、图像的影响，在夏洛特·布伦斯登的协助下，他根据霍尔的编译模型，对抽样的文本进行了分析。
第二，一旦确定了喜欢阅读的文本，他就向被试验者播放这些录像带，并让他们对观看的节目进行讨论，这两个部分的目的是为了证实阅读的变化有它的社会基础。
通过研究，莫利发现，多数电视观众对“举国上下”电视节目的解读证实了霍尔模式的假设，即阶级立场决定解读。比如文科大学生和师范院校学生组，其解码处于“支配立场”和“协商立场”之间，而店员组则为“对立立场”。但是也有一些观众组的解读无法用霍尔模式解释，例如黑人继续教育群体和工会管事都使用了对抗性的思维方式，认为“举国上下”节目对工人阶级持有偏见。黑人学生非常内向，认为节目与他们关心的事情不相干；而工会管事则积极地评论，以工人阶级激进的眼光看待该节目。同样，在那些采取支配性方式的观众中，也有很大差异。如中产阶级的银行经理组与工人阶级的学徒组，他们的解码立场都处于“支配立场”，这种完全一致性的解码立场出人意料之外。莫利对此的解释是：受众的解码立场虽然由社会和阶级背景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但这种决定不是直截了当的。莫利认为银行经理组之所以采用“支配立场”来解读是与他们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正好和“举国上下”电视话语的保守立场不谋而合；而学徒组也采用了“支配立场”进行解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到毫无批判、全盘接受的“民粹主义”思维的支配。
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约翰逊在印度进行了两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一个离那个小镇较近，另一个相对遥远）,他采用了适合田野情况和本主题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让他深入地洞察乡村的生活。他的研究探讨的是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不断变化的景观中所起的作用。它探究了村民们的生活并研究了电视对他们的抱负、理想、亲情和传统的影响。它试图了解电视在这些乡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由于重视的是真实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一连串的数字和资料，村庄是在它们与电视的正在演变的关系以及电视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语境下加以描述的。[20]
1982年《人类学年鉴》发表马尔库思(GeorgeMarcus)和库什曼(DickCushman)名为“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文章，他们运用文学批评对故事的梗概(plot)、观点(pointofview)、性格化(characterization)、内容(content)和风格(style)的划分和分析法，对民族志的写作法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的民族志,具有如下九个方面的特点:
1.叙述结构。传统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totality),其写法是:先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
2.民族志作者在文本中的角色。为求客观，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不说“我看见某人做了某事”，而是说“某人作了某事”。这种做法产生两种互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使读者不知到在田野作业中人类学者的知识与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3.被研究者的共性。因为以前的人类学者十分关心把社会—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只有集体的特同特点或民族性(nationalcharacter)。这一做法旨在彰显科学性和现实性，但也减少了民族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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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野作业经验的构成。为求研究成果权威性，现实主义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等或这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等，他们大部分还喜欢制作一些图表、照片、地图，以便表现他们“去过调查地点”。不过，由于他们偏向把他们的作品看成“科学论述”，因此在书中田野工作者的经历所占的篇幅极少。
5.日常生活情景。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他们常花很大篇幅去描写某个事件。这种做法间接地表现人类学者与他们的被研究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它也是人类学者把自己的概念贯穿到描述中的途径。
6.当地人的观念的表述。写游记的作家在描述文化的时候，会较直接地把自己的观感写出来。相比之下，人类学者不愿意说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看法，而总是说某看法是被调查社区的人的想法。在马林诺夫斯基时代此做法的表现是主张当地人的观念即为功能的观念的看法。后来,弗思(RaymonFirth)十分强调“让当地人讲话”。到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当地人的观点”成为他的思维结构论的一部分。
7.具体素材的推知法。虽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展开的，但是人类学者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对具体事例的描述停留在它们所能代表某种“典型性”(typicality)上，而并不进入所研究的具体事例的细节。这种做法不仅使作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被研究的社区游离到理论的相关性之外，使民族志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
8.术语的润饰。在处理学术术语与描述的关系时，传统民族志作者用一些特别的术语来表现他们是“专家”以及与一般的作家的差异，同时又试图避免采用太多术语而使他们的描述显得不现实。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术语和描述之间找寻平衡点，但有时常常力不从心。
9.被研究者的概念和言论的注解。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在文本中对被研究者用的概念加以注释，以体现自己的作品的“现实性”，但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21]
与对现实主义民族志的重新思考同时，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正如马尔库思和库什曼所言，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的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组织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换言之，民族志实验不仅是关心人类学者的“自白”，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场合和文化碰撞进行阐述。这种有意识的文化反映，以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anthropology)为先导，并主要采用三种表述形式：(1)传达异文化的经验：个人、自我与情感；(2)叙说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大体系里的可知社区；(3)人类学回归于文化批评。[22]
“实验民族志”这一概念的出现，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认识论的本体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学的描述(即民族志)到底是有关“真理”的探讨还是一种文学或“故事”的讲述?实验民族志作者和评论者认为，不仅民族志的描述的对象受制度的制约，民族志的写作本身也受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影响。用实验民族志的提倡者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的话说：“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如下六个方面的决定：(1)从场合上讲，民族志是社会场景的产物并创造社会意义；(2)从修辞角度看，民族志使用表述的惯例并为表述的惯例所利用；(3)从文体发生学看，民族志一般与小说和旅行记有差异；(4)从政治上讲，(民族志作者的)表述文化事实的权威是不平等分配的，而且不时受到反驳；(5)从历史的角度看，上述的惯例和制约因素是不断变化的。”[23]
克利福德认为，由于民族志的创作受上述惯例的影响，因此它只是一种“部分真理”(partialtruth)，或甚至是一种民族志故事(ethnographicfictions)。可以认为，实验民族志的产生的基础就是对民族志的“部分真理”的认识。实验民族志作者因为看到民族志受社会氛围的制约颇深，所以主张人类学者在进行社会—文化描述中主动地反映社会氛围，并主动地利用民族志表现人类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和对文本艺术和诗学的讲究。传统的社会人类学者到远方去实施田野作业，为的是在那里寻找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理解，而实验民族志作家却偏重视从远方文化中寻求本文化所缺少的文化形式；前者把非西方文化当成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elementaryforms)加以研究，而后者则把它们当成西方文化的替代形态加以尊重；前者是一种分析(analysis)，而后者重在“文化展示”(culturaldisplay)。因此，有人在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把前者当成追求“科学”的人类学，把后者看成追求“艺术”的人类学。[24]
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这一研究方法尚无法解决长期以来十分困扰的人类学者的问题，[25]那就是：
其一，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全部真实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和真相？研究者集各种角色于一身，这种专业素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备的，而且研究者如何去除偏见和预设，摒除前概念、事先了解，以客观来解释主观的经验和感受，都有待继续研究。
其二，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以后又可以作什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具有通识性的理论体系？民族志重在观察自然的情境，浸润其中，忙于描述和分类，捕捉情境的立即性和瞬间性，容易忽视过去和未来的因素，而且偏于“小宇宙世界”的分析，昧于研究结果的脉络，陷于非历史和非结构的弊端。民族志研究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工作，研究者集观察者、访谈者、记录者、分析者的角色于一身，个人就是全部的研究工具，缺少团体的共同评价，研究结果多属地方化的个案研究，使用自己的参照架构，偶尔研究共同的研究主题，也大部分是内省的，这些特质都阻碍了理论的建立。
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26]
注释：
[1]Ethnography国内学者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如“民族志学”、“民族志方法”、“田野志”、“人种志方法论”或者“民俗学方法论”。
[2]陈向明著：《社会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33页。
[3]Wolcott,F.（1997）EthnographyResearchinEducation.R.M.Jaeger（Ed）ComplementaryMethodforResearchinEducation.Washington，DC：AERApp.328.
[4]Wolcott,F.（1997）EthnographyResearchinEducation.R.M.Jaeger（Ed）ComplementaryMethodforResearchinEducation.Washington，DC：AERApp.328.
[5]H.Rivers,“ReportonanthropologicalresearchoursideAmerica”,ThePresentConditionandFutureNeedsoftheScienceofAnthropology,Washington,(1913)P6.
[6]王铭铭文：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5-139页。
[7]BronislowMalinowski,ADiaryintheStrictSenseoftheTerm,London(1967)pp.158-159.
[8][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9][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0]转引自[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228页。
[11]参见[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之引论部分。
[12]王碧晖文：俗民志研究。
[13][澳]GraemeTurner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14]196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Anthropologist）的一期特刊上，海默思指出，当时已存在的诸如“民族志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及“社会语言学”（socioliguistics）等名称已经无法表达这一新领域的全部内涵，于是提出了“传播民族志学”这一新名称。
[15]转引自常燕荣、蔡骐论文：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第2期。
[16][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17]蔡骐、常燕荣文：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18]转引自[英]戴维·莫利著：《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19]D.Morley,The“Nationwide”Audience,London:BritishFilmInstitute,1980,p.111
[20][美]柯克·约翰逊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1]GeorgeMarcusandDickCushman,“Ethnographiesastexts”,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1982.11:25-69,第30-7页。转引自王铭铭：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2-133页。
[22]参见乔治·E·马尔库思，米开尔·M·J·费彻尔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5章。
[23]JamesClifford,“Introduction:Partialtruths”,JamesCliffordandGeorgeMarcueds.,WritingCulture,California,1986,p.6.
[24]参见:RobertAunger,“Onethnography:Storytellingorscience”,CurrentAnthropology,Vol.36,No.1,1995。
作者：王旭烽
出版单位：宁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申报单位：浙江省委宣传部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一部歌颂新时期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讲述宁波市海曙区残联干部王延勤，16年尽心尽责，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残疾人事业中去。在他因劳累过度去世后，广大残疾人自发参与悼念，为他守灵。作品通过记述王延勤与14个不同身份的守灵人的对话，追述他生前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感人事迹。作品感情真挚，内容丰富，构思新颖，写法独特，文字平实，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书名：《大爱无疆》
作者：刘家科
出版单位：河北教育出版社
申报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一部歌颂新时期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通过作者9次采访的“手记”，讲述了河北省枣强县的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共产党员林秀贞，长期坚持义务帮贫扶困的感人事迹。作品图文并茂，文笔朴实，叙述生动，真实反映了林秀贞的心路历程，讴歌了她“人人管闲事，世上没难事；人人都帮人，世上没穷人”的朴素思想。
书名：《丛飞震撼》
作者：蒋巍、徐华
出版单位：作家出版社
申报单位：中国作协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一部歌颂新时期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以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原团长、共产党员丛飞的先进事迹为题材，以真实的情感和细腻的笔触，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丛飞同志火红的青春、诚挚的爱心和感人的事迹进行了描绘，对其崇高精神进行了深度挖掘，赞美了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热爱祖国、关爱他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甘于清贫、奉献社会的价值追求。该书结构严谨，文笔生动，具有一定可读性。
书名：《百草山》
作者：李西岳
出版单位：出版社
申报单位：总政治部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一部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以冀中平原的百草山为叙事背景，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新四军的贺金柱近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及情感生活，刻画了从百草山走出的两代农民军人的生命体验和心灵历程，艺术再现了从抗战到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作品视野开阔，人物生动，生活气息浓郁，可读性比较强。
书名：《城市表情》
作者：范小青
出版单位：作家出版社
申报单位：中国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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