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外资银行 银行监管 对策
一、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意义
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论文出处(作者):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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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程芳,李仲明.银行业全面开放下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j].甘肃金融,2007,(6).
[2]耿明英.对在华外资银行不同商业存在形式下的监管探讨[j].武汉金融,2008,(4).
[3]邓静.如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6,(10).
[4]杰姆斯·巴茨,丹尼尔·诺勒,张坤.外资银行的准入与监管:承诺与实践[j].银行家,2008,(5).
关键词：WSR；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
一、WSR方法论概述
WSR是物理（W）――事理（S）――人理（R）方法论的简称，它不但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也可以作为一种解决复杂、困难问题的有力工具，WSR理论是我国著名系统科学专家顾基发教授和朱志昌博士于1994年提出的。WSR理论以传统哲学观为基本指导，同时大量吸收西方系统方法的思想，是一种软系统方法论，是众多方法的综合统一。它的内涵主要是人们进行各类实践活动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法则，“物理”、“事理”和“人理”常用于表达各领域、各对象下适用的规律或一般法则，因此人们在了解认知和作用于比较复杂、困难的对象时，应综合运用多种理论知识、规律和方法，强化人与人之间交流与配合，深刻领悟物理、事理和人理，获得最好的实际效果。
二、基于WSR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构建
由于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与WSR系统具有高度的紧密联系性，并且还具有WSR系统形成和演化的本质特征。因此通过对WSR理论深入的理解与分析，比较研究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与WSR理论契合部分，构建WSR模式框架，分析物理、事理、人理三方面关键因素，构建三维模型，建立运作流程，逐步构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
1.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WSR因素分析
为使质量监控体系构建工作更富逻辑性、条理性，可依据WSR理论物理、事理、人理三方面的内涵，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物、事、人因素分别分析研究，具体如下。
2.W（物理）因素分析
按照WSR理论指导思想，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物理因素主要包括场地设施、检验器材、信息网络、数据库、评估体系以及在质量监控中运用的运筹学、统计学、质量管理学理论等。主要有：
（1）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目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中缺乏一定的资金投入，资金来源较为短缺，科技含量过低。相关领导部门需提高认识，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解决监控经费问题，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2）信息资源建设
目前高新技术参与程度有限，没有建立全面有效的军队研究生学位论文数据库，在质量管理方面的信息捕集与处理过于粗糙，从而没有更有力的应用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监控中，造成大量重复性工作与资源浪费。应深入建立军队院校与地方大学互联互通的学位论文信息资源数据库，以更好的实施监控。
（3）理论建设
对于管理学、运筹学等理论理解不充分，掌握不全面，应用不到位，不能规范的进行学位论文质量监控。要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基础理论的探索、应用理论的研究、技术理论的应用，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监控的科学性。
3.S（事理）因素分析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事理因素主要包括规章制度、监控运行机制等。主要有：
（1）健全学位论文质量监控规章制度
目前相关规章尚不完善，不利于质量监控的落实。建立健全学位论文质量监控规章制度是建立完善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前提。建立和完善学位论文考评制度、问责制度、召回制度，加大对研究生学员、导师、研究生处的考评和问责，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依照规章制度予以纠正及处罚，同时进行信息公示。
（2）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
当前学位论文质量由导师、研究生处（办）主要负责，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尚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实时监控。为保证质量监控的系统性和专业性，必须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操作实施，可成立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委员会或工作小组，由研究生处参谋、导师、专家、学员队干部等共同组成。
4.R（人理）因素分析
（1）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人员素质
一是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人员有针对性的技术水平培训。使其深入掌握相关规章制度，全面了解质量监控的有关理论知识，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基础，并不断在实践中认识提高。熟悉质量监控方面信息资源的使用的技能，获得从事学位论文质量监控的基本能力。同时，应加强对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单位领导专业知识的培训，使其对学位论文质量监控有全面的了解，以适应领导工作。
二是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人员的职业道德。学位论文质量监控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学术活动，涉及研究生学员、研究生导师、专家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和学术声誉。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人员因为其工作的特殊性，而据有了某些特权，如果其经不住各方面的诱惑，就会产生学术腐败等严重影响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工作秩序的行为。因而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人员的职业道德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人员自觉形成良好的觉悟，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诚实守信，是质量监控工作更有实际效果。
（2）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管理
要加强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核和认证，并在强化质量控制的同时保障导师的权利。导师作为学位论文的辅导者与责任者，是学位论文质量监控活动中最重要的参与人之一。选择学术能力强、责任意识高的导师是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条件。应该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资格审查，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导师的相关资质、学术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进行综合测评，只有符合条件的导师才能入库。对于在学位论文质量方面出现问题的导师，应视情况进行惩处，必要时从导师库中移除。同时要尽量为导师提供学术上的保障与服务，对于学位论文质量突出的导师应适当奖励。
参考文献：
[1]朱志昌.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国际系统的启示.第11弥泄系统工程学会年论文集.北京：ResearchInformationLTD，2000
[关键词]经济民主；监事会；公司治理；权力制约：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f2017）01-0003-09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上市公司高管频频出事，违规事件层出不穷。如国美电器的单位行贿案件、公司的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案件、中国民生银行金融反腐案件、中国工商银行违规贷款案件等，暴露出国内大型商业公司的控制和监管问题。公司高管为何明知故犯？公司的监察机构为何未能防患于未然？
在中国公司治理框架下，监事会是股东大会领导下的常设监察机构，执行监督职能。监事会与董事会并立，独立地行使对董事会、总经理、高级职员及整个公司管理的监督权，确立了“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实施平行监督制度。2013年两会期间，交通银行监事长华庆山接受采访时提出，绝大多数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监事会工作可以用两个字“虚置”解释，特点被总结为小型化、兼职化、托管化、分权化，即监事人数少且多为兼职，监事会事务常被委托于董事会秘书处理，监督权被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分割，体现为职位虚置和权力架空。有学者将“虚置”归因于制度上对监事会独立性规定的缺失，以及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殊性威胁着监事会职能的行使。面对监事会的“虚置”困境，如何进行监事会功能和效率的改善及运行机制的完善成为关注的热点。
从微观谈经济民主是指某经济组织或劳动组织的组织决策和管理权力是以执行决策人的意旨为基础的一种企业制度。蒋一苇认为经济民主使劳动者的思想得到解放，自由联合和决策参与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提出至今，经济民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门议题，但是从经济民主理论的视角剖析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尚待补充和完善。此外，德国共同决定制度作为以经济民主理论为基础的企业制度代表，成为德国经济保持优势地位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德国社会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本文基于经济民主视角，尝试通过案例研究方法平行分析三个案例：中国民生银行的案例、中国工商银行的案例、德意志银行的案例。通过交叉对比和三角验证，为中国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功效改善及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具有效用导向的建议。
二、理论基础
（一）监事会“虚置”研究
20世纪末。中国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在模仿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产生，有学者将其归为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并存的混合监督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并没有完全替代计划经济的影响，转轨的中国经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转轨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从源头导致监事会监督权力的低效，监事会制度尚待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消化，形成适合本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监督机制。
知情权和参与权是监事会履行职能的两大重要途径。由于法律责任规定的不完善，监事会缺乏独立性、地位不高等原因，中国监事会的两大职权不能被完整地行使，即监事会的权力分散或失效。有学者对中国16家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总结出中国公司内部除监事会之外的三股监督力量，分别是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多重力量共同起到监督职能并没有完全解决现代企业中的委托问题，相反监督权力的分散造成监督职能效率低下。与权力分散相近的是权力失效，有案例透露监事会在日常工作中要受到董事会的牵制，也有为维护企业信誉和形象出现的保护高管的“替罪羊效应”。换言之，监事会在公司内部的地位受到特殊因素的影响，监事会虽然发挥着对公司经营实施全面监督的作用，但其监督作用并不明显。
为解决中国监事会形同虚设的问题，学者们也纷纷提出改良方案，赋予监事会特殊任免权、强化监事会的独立性、提高监事整体素质、加强风险管控等。此外，学习国外治理经验的呼声也未曾减退。然而，改良方案的实施效果似乎并不如人意，中国监事会在公司内部虽作为董事会的平行权力机构，但没有实权，这才是监事会行使监督职权的瓶颈所在。
（二）经济民主理论
从实践角度看，经济民主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工人合作运动；从理论角度看，经济民主起源于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合作主义思想。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催生理论的深化和完善，并引发实践对理论进行新一轮检验，目前微观层面的经济民主更加受到实践领域的关注。企业经济民主理论又被称作工业民主理论，胡国栋和王晓杰称其为企业民主，是微观企业组织中的经济民主展现形式。企业经济民主理论认为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不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劳庸陀蹲时荆劳动者应享有平等的决策参与权和剩余索取权，劳动者自由联合成为生产的主体。该理论兼顾了企业发展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使得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得到极大调动、创新能力得到极大发挥。
经济民主是一种基于道德和理性层面的理想尺度，就这种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制度而言。理论往往先行于实践。顾琳和粟静认为虽然经济民主可以缓和劳资矛盾、提高经营效率，但在“资强劳弱”的现状面前，员工的经济民力并不能得到实质性的保障。这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劳资关系应是相互对立还是合作共融？马克思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可以解释。劳资的“合作”和“博弈”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相互转化实现和谐的劳资关系。经济民主的重点就在于“合作统一”，劳动者不再是雇员而是组织公民，所有的经营者都能在工作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特殊阶层与普通劳动者一样，他们只是负责企业的整体协调工作，受全体劳动者监督。
除经济民主视角之外，企业契约新说、产权新说、资产专用性风险说等理论也被用于研究职工参与企业决策的议题。员工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契约新说强调通过“多边契约”、产权新说强调通过“股权的分散”、资产专用性风险说强调通过“专用资产的投入”保障利益相关者需求。然而，经济民主更加强调劳动者的主动性、自治性，员工基于道德和理性带动整个企业公平和效率的提高。选择经济民主理论作为本文的研究视角，源于理论传递的民主精神，劳动者在参与管理决策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实现”，无需凭借外部因素的作用，源于内心的责任和使命才是引导行动的力量。
（三）德国共同决定制度
所谓共同决定制度是指雇员通过民主选举选派自己的代表进入公司管理层来参与公司决策的一种制度。共同决定制度以经济民主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民主的首要含义就是参与，通过民主参与塑造民主的企业文化，员工在民主文化的熏陶下感受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并通过实际行动赋予管理者更高水平的回报。在众多实行共同决定制度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是最典型的代表。德国的共同决定制度是德国社会遵循的共识和传统，对德国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具有深远意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至今，德国共同决定制度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形成典型完善的制度体系，成为共同决定制度不可复制的代表。德国共同决定制度分为员工委员会共同决定制度和监事会共同决定制度，其中监事会共同决定制度将对中国监事会的制度设计和功效改善提供借鉴经验。
德国监事会的地位高于负责执行的董事会。监事会不再是独立于公司经营的一部分，它监督着公司的经营活动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安排，参与到公司的决策之中。从表1中德监事会制度规定的多维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监事会制度尚未形成系统化、制度化、标准化的规定，从各项标准的实施情况来看，中国监事会制度更加偏重于企业自身的规定和设计，企业的自主性很强；而德国的国家法律规定层面的设计占据突出地位。从监事会的人数、构成、地位、任职资格和制度规定等方面来看，德国的制度化、标准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的设计。
（四）研究思路
本文选择经济民主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德国共同决定制度作为实践样板，将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两个影响监事会职能发挥的渠道作为变量，进行监督权力象限分布的分析，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治理框架，把经济民主理论背后蕴藏的理性和道德层面的价值内涵、德国共同决定制度的精髓融入到中国监事会未来发展的实践，尝试通过跨案例研究验证新制度框架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三、理论构建
（一）监督权力的象限分布
监事会能够高效运行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权力的大小，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大小是评价监事会职能有效性的两个关键要素。在监事会成员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相当时，信息的开放程度可以是较高的透明度也可以是较低的透明度；参与权的行使可以是高度参与也可以是低度参与。然而，不同的组合搭配会产生不同的监督效果，决定着监事会运行效率（如图1所示）。
权力集中（第一象限）：信息透明度和监督者参与度都较高，真实掌握企业经营问题的背景下，切实中肯地做出决策，实现决策效率和效果的双优势。此时，监事会拥有至高的权力并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监督和经营一体化，带动整体效率提高和道德风险降低。
权力失效（第二象限）：信息透明度较高但监督者参与度不高，本象限体现出的监督权力失效可以更加通俗地解释为监督者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监督者可以全面掌握企业现存问题并做出合理判断、提出意见，但决策执行受到上级的阻碍。长此以往，监督者的积极性受到打击，造成权力失效。
权力分散（第三象限）：信息透明度和监督者参与度都不高，受到专业知识的局限或既得利益者故意粉饰经营报告的影响，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同时受到参与度不高的影响，监督和质疑的声音无法得到重视，监督权力被忽视，成为一种“形式监督”而非“实质监督”。企业正常的运行又少不得监督职能部门的存在，因而新的权力行使者出现，造成监督权力分散化。
权力盲区（第四象限）：信息透明度不高但监督者参与度高，这种权力盲区会给企业带来灾难。决策制定者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很难是完全正确的，因而权力的背后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智囊团为行权者出谋划策。
中国监事会的权力水平多集中在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权力分散和权力失效成为普遍态势。多个监督主体并行导致权力分散，股东利益至上占据高点导致权力失效。权力分散的改进将逐步过渡到权力失效，权力失效的改进将逐步过渡到权力集中。权力分散是由于权力无法得到真正的行使而不断被分化，需通过改进体制机制明确监督权力主体。然而，面对股东利益至上的背景，明确的监督权力主体进一步受到大股东的制约掉入权力失效的困境。权力失效是由于监事会与大股东地位差距导致的，唯有缩小地位差距，才能使得监督主体拥有主动权，发挥实质监督作用。根据文献综述的理论回顾和监督权力象限分布分析，本文在中国现有治理结构上进行调整，尝试提出一种更加合理的运行机制。
（二）研究理论框架
在理论的回顾和权力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经济民主视角下改进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如图2所示）：①在权力地位上，本文将监事会的公司地位进行微调，从“与董事会并行”到“位于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实现并行结构下监事会公司地位的提升，有助于监事会更好地行使监督权力。②在监督职权上，监事会拥有知情监督权、决策参与权、独立问询权。对董事会进行决策参与和执行监督，对经理层职责的履行进行独立问询。监事会的决策参与使董事会的决策和执行更加透明，便于监事会针对经理层对于决策的贯彻落实进行监督，有助于提出正确的改善意见。③在成员构成上，本文借鉴德国股东监事和职工监事并存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加入外部监事。改进后的监事会拥有三个分流的监督嗔来源。股东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任，传达股东大会精神：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任，代表广大职工利益；外部监事由监事会选任，为监事会的监督决策提供支持建议。④在比例结构上，借鉴德国的《煤炭钢铁员工共同参与决定法》，监事会成员中，股东监事和职工监事应占有相同比例，各占40%的监事会总人数。外部监事作为公司的外部支持人员，在监事会中构成比例相对低一些，占到20%的监事会总人数。⑤在运行机制上，蒋一苇在经济民主的论述中提到了劳动者在真正的自由下形成劳动者联盟，以“劳动公约”推动民主制的运行。新的治理结构框架下，监事会将订立“监察公约”，监事会的运行机制应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监事会不仅对股东大会负责还要对职工代表大会负责，享有选任和解任外部监事的权力。监督与执行的共同决策受到全体劳动者监督。⑥在独立性上，股东监事是公司的所有者，更加关注公司的持续发展，在权力和财务方面受到的牵制较小，具备监督独立性的基础。而现行的职工监事没有摆脱管理层的经济约束，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决定职工监事的薪酬标准，职工监事迫于压力难以行使监督权力。在经济民主视角下改进后的公司治理结构中，职工监事的薪酬标准由职工代表大会下设的薪酬专项资金委员会制定，实现财务独立。职工监事执行轮岗任期制，由全体职工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并且职工代表大会有权通过仲裁委员会罢免不作为的职工监事，实现权力独立。每一位职工监事通过决策参与树立组织公民观念，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明确自己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外部监事根据年底绩效实行一次支付的薪酬模式，作为公司外部人员没有公司内部管理层之间的利害关系牵制，便于独立行使监督职权。
四、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及案例企业的选择
本文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将案例进行归类，遵循复制法则，平行搜集三家银行的案例材料。德意志银行是德国最大的股份制银行，双层董事会制度是公司治理领域的典型，其监管董事会的地位与中国监事会形成强烈的对比。一般而言，使用跨案例研究方法可避免围绕个案总结对事实的关键影响因素的混淆。结论更具说服力。与德意志银行相对应，中国工商银行作为国有独资银行的代表，与德意志银行具有相类似的社会地位，可比性较强。同时，为了避免国家控股特殊性带来的研究偏差，本文还将中国股份制银行的代表中国民生银行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交叉对比。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在中国社会的关注度很高，为信息的搜集提供便利。
此外，监事会“虚置”是当前社会背景下的现实问题，案例涉及高管内部腐败问题，不能获得一手资料，仅能搜集媒体资料通过三角验证的原则还原事实。作为研究者无法控制研究对象，符合案例研究适用的情形。同时，本文从“为什么”和“怎么样”出发，探索为何频繁出现监督不力的治理问题，以及公平和效率并存的运行机制应该是怎样的。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策略
案例研究提倡不同途径的资料相互印证，形成证据三角形。本文多渠道收集资料，形成稳定的证据三角形，还原有说服力的事实。本文以主流媒体为资料的主要来源，大量总结案例的新闻报道材料。将材料进行时间上的整理和排序，通过前因后果进行第一轮的验证，对案例形成初步的认知。为了增强二手数据的信度，进一步收集学术论文、期刊杂志、企业家访谈视频、会议记录、企业年报等资料进行验证。当资料之间出现矛盾时，从广泛收集的信息中找到更为客观的结论。
通过收集资料进行资料间的相互印证之后，进行案例描述。在描述的过程中，将案例与理论框架的分类进行归类总结，从中国工商银行的权力分散、中国民生银行的权力失效到德意志银行的权力集中，经过描述和总结探讨中国情境下监事会运作新模式，以及基于经济民主视角结合德国共同决定制度的实践经验，验证创新治理结构中监事会地位变更合理性，并得出研究推论。
（三）案例概述
中国工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独资银行，该监事会作为一个与董事会平行的机构对企业管理层进行监督。公司监事会、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会均具备O督权力，监事会的作用被削弱。本案例可以追溯到2003年，中国工商银行尚未入市，国家审计署查出其违规贷款金额多达69亿元，案件涉及336名员工。2003年的审计风暴过后，2012年和2014年中国工商银行违规贷款再露头角，涉及金额上百亿元，案例背后映射的内部监管不力，值得深思。中国民生银行是中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监事会是主要的监督机构。2012年，“民生式创新公司治理”提出监事会对董事履职评价工作负最终责任，以强化监事会职能。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按照创新工作模式运行。2015年，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行长因涉嫌银行政商腐败被带走协助调查，随后辞去行长职务。面对强大的政商势力，监事会没能在事件发生前发挥其监督职能。高管出事使得中国民生银行股权结构重新洗牌，危机重重。德意志银行是德国最大的银行，也是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在双董事会的治理结构下，监管董事会参与到公司的决策和监督过程，形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系统。德意志银行从一战后遭遇的清算危机、二战后被拆分到现阶段的流年不利“巨亏事件”，系统风险和经营风险给其带来巨大考验，风雨飘摇中仍在砥砺前行。
五、案例分析与讨论
（一）权力四象限定位及不同监督权力模式成因
、
中国工商银行是在“三会一层”的背景下，有多个监督的主体，监事会的职能和权力被分散；中国民生银行监督权力分散程度不高，但监事会地位不占优势的事实较为突出；德意志银行的监督董事会居于高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形成独具特色的垂直监督体系。
中国工商银行监察机构权力分散的成因归集为以下两个：首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中国须对一切企业进行一般性行政管理，如经济计划指导、经济行为监督等，国家控股的大企业需要设立党委会施行监督。其次，中国公司治理不断借鉴国外经验，探索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学习英美的独立董事、日本的平行模式、德国的职工监事，形成混合公司治理模式，监督职能被分散。
中国民生银行监察机构权力失效的成因可以归集为以下两个：首先，作为中国股份制银行的代表，中国民生银行股权集中于十大股东，股权集中比例达到54.61%，导致监事会在公司中的话语权较为薄弱，监事多为兼职担任，成为形式上的一份工作。其次，非国有控股的中国民生银行也无法避免丧失一些政策上的优势，为争取优势不得不政商联合，监事会在此面前更加位微言轻。
德意志银行监察机构权力集中的成因可以归集为以下两个：首先，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传统主张联合，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张多党制，工人阶级要通过议会多数掌握国家权力，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社会。在这种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影响下，德国企业的监督机构出现了股东代表和员工代表联合掌握监督权力，形成权力集中模式下权力监督的合法路径。其次，德国证券市场不发达，德意志银行受到银行机构大股东的控制，进而产生了劳资双方的博弈。德意志银行的监督董事会拥有一半的监事是员工代表，避免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权益，以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
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监事会的权力分散、位微言轻导致执行偏差和行长专权。引发了违规贷款、等公司治理问题。德国的职工参与、共同决策强化职工的监督作用，为监事会注入原动力，实现监督及时、行动有效。
推论1：每种监督权力模式的演化都存在历史合理性，推动监事会整体效能的改善，参考经济民主视角下改进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图2③④），改进监事会的构成比例及权力来源。
（二）公司股权结构及薪酬激励的差异
从股权结构角度看，中国工商银行属于国有控股银行，公司高管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任命。因此，中国工商银行缺乏人格化的股东，国家是具有控制地位的大股东，股东权益最大化意味着国家政府权益最大化。这样的界定使得公司高管成为公司的控制者，如果公司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必然导致管理层的委托问题。此外，中国工商银行的薪酬激励遵循国家规定的等级工资制度，个人薪酬与公司经营业绩没有必然联系，管理层缺乏对公司未来进行长远规划的热情。
中国民生银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拥有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新希望集团等10位大股东，股权结构明晰。董事会成员和银行行长成为银行的掌舵人。掌舵人在经营中产生委托问题，使得中国民生银行一度成为“高官夫人俱乐部”。中国民生银行采取了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方式，但每年高管薪酬披露显示，监事薪酬远低于董事薪酬标准。
在德意志银行的股权结构中，机构投资者占据了80%以上的股权，德意志银行股东代表大会每年一度在德国不同城市举行。任何股东都有权参与股东大会，针对议程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且有权提交重大相关问题和提议。德意志银行的监管董事会成员薪酬由固定报酬和可变报酬组成，其中可变报酬与公司绩效挂钩成为德意志银行薪酬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激励相容。
中国工商银行缺少人格化的股东使得股东的威慑力难以发挥，属于典型的控制权和经营权分离，管理层工作透明度不高，执行与决策的偏差未被及时发现。中国民生银行的政商腐败勾结更是由于决策执行不透明导致的。德意志银行利用股权集中的优势规定公开的经营方针，强化知情权、问询权的作用，防控腐败滋生。此外，从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的监事薪酬看，监事工资标准相对权力平等的董事显示出较大差距，薪酬标准的制定者正是公司董事，监事会财务不独立的处境较为尴尬。
推论2：规避管理层的执行偏差和逆向选择，应强化监事会职权的作用，参考经济民主视角下改进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图2②），实现决策公开、执行透明、问询独立。
推论3：财务独立性的缺失影响监督权力的行使。参考经济民主视角下改进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图2⑥）。
（三）监督机构有差距的地位和职能
从监事会地位角度看，中国工商银行监事会与董事会在公司处于同等地位，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执行监督职能。监事会仅执行监督职能不参与企业决策，审核董事会上交给股东大会的财务报告、营业报告和利润分配方案等财务资料，发现问题聘请审计师进行复审。虽然公司治理细则规定，监事会依法享有知情权，中国工商银行也采取相应措施保障监事会知情权，但没有具体刚性的规范。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与监事会也是平行权力的两个机构，但实际运行机制不能保证监事会的平等地位。监事的薪酬水平远不如董事会成员和行长的薪酬水平，监事会权力的行使受到董事会和行长的牵制。公司的经营绩效掌握在董事会和行长的决策之中，而监事的薪酬与绩效挂钩，监事境遇较为尴尬，监事会应有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难以真正落实。
德意志银行监管董事会地位高于管理董事会，双层董事会制度形成直垂直权力结构，监管董事会决定管理董事会成员的任命和解任，在实际公司治理的过程中，监管董事会对于管理董事会的行为更具威慑力和监督执行力。最具特色的是监管董事会与管理董事会一起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制定，就信息对称性的角度，监管董事会能够及时掌握公司的经营信息，并真实地向股东大会汇报。
推论4：改善中国监事会“虚置”运行的现状，需改进现有的治理框架，参考经济民主视角下改进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图2①），提高监事会在公司中的地位。
（四）不同的公司经营目标
从公司经营目标看，中国工商银行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范，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由于中国工商银行为国家控股银行，应坚持国家、政府利益最大化。由于国家作为大股东处于一个较为抽象化的地位，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力并不能与真实的股东大会产生的效应相一致，这样的中国工商银行无法真正地做到坚持自己的经营目标：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公司利益相关者多抱有“搭便车”的心理，从国家控股保障中获取收益而非真正关心公司长远发展。
中国民生银行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保障投资人（储户）的投资收益。中国民生银行非国有控股，为自身的长远发展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关注。企业形象也涉及到高管团队的整体形象，这种观念为公司高管建立了保护屏障，监督机构不会轻易质疑高管的经营管理，成为“虚置”的高层机构。
德意志银行由机构投资者绝对控股，但其经营目标并不是保证机构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德意志银行追求利益相关者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并兼顾社会效益、履行社会责任，在保护各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立足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可以调动债权人的积极性。在公司绩效不佳时，债权人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对管理层的行为提出警告并提出改进建议。同时，公司管理层也不会纯粹关注股价的高低，而是权衡各方利益，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推论5：公司经营目标影响着监督机构的工作原则和运行机制。避免以经营目标为盾牌的违规行为，参考经济民主视角下改进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图2⑤），制定“监察公约”，兼顾多方利益免受侵害。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不可否认国家之间国情的差距及股权结构的差距，但在中国公司监察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有很多方面可以借鉴和发展其他国家的理论和规范。本文通过对中德公司的跨案例比较，得出四个结论为监事会的功效改善提供借鉴经验。
（一）完善监事会立法，明确运行机制
立法的完善可以为中国监事会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标准。作为国有控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拥有其公司章程下相对条理清晰、权责明确的监事会治理细则，但这样的规范细则相对于国家法律而言不具有更高的权威效应，与其他公司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形成统一标准。公司自行设计的监事会治理细则在措辞规范和准确性方面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有些既定的标准虽然符合国家法律规范但并没有具体的解决措施，导致制度的失效。因此，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细则，将由公司自行规定的权力收回，建立统一的规范标准。
（二）提高监事会地位，加强监督职能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监事会和董事会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在人员构成和设置上并没有体现出权力平等，独立董事和监事还存在监督权力交叉的现象。本文提出的经济民主视角下改进后的公司治理结构，期望通过对监事会法律地位的微调来提高监事会的监督执行权。在未来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应逐步提升监事会在公司中的地位，也期待人民今后的立法决策能使监事会的法律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改革监事会的薪酬计算方式
中国公司可以借鉴德国公司的薪酬标准，由于公司管理层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整体利益难以实现一致导致激励不相容，很难调动管理层工作积极性并规范自己的行为。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虽然与公司的经营绩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其工作效率和效果间接影响公司绩效。固定的等级工资规定不会真正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因而采用固定薪酬和可变薪酬相结合的方式，或将员工持股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手段，根据监事会的工作绩效设计监事薪酬标准才是提高监事会工作效率的关键。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创新风险防范自由主义金融理论
论文摘要：此次金融危机的事实证明欧美各国的完全放任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并不能使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危机只是暂时的，世界要发展、中国同样要进步，因此，尽快推行金融监管体制“一统化”改革，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把不同监管部门的外部协调变为单一部门内部的协调。是改善监管者协调性的重要措施。
一、开篇立论
美国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与中国不同，它是完全放开，由市场机会和利益指引人们的创新，但追逐利益形成的市场失灵，却因为监管滞后不得不让政府与百姓付出巨额代价。而中国的金融创新必须由政府批准，稳定秩序唯此唯大。导致创新步伐太慢，内需总是受到抑制。此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即是挑战同时又是难得的机遇，金融危机带来了一次世界经济地位的大洗牌，快一步找到危机的突破口就能获得领先一步的发展。在改革方面中国一直保持着严谨的态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原因，然而这样的态度并不长远，危机只是暂时的，危机之后必会产生更加完善的金融体制，中国目前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适合日益完善的金融创新和快速增长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因此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制已经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创新的当务之急。
二、金融监管创新的必要性
（一）分业、混业经营界限模糊，分业监管受到挑战。
随着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国内金融业由原来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渐朝综合化经营模式发展我国以金融机构作为监管对象的分业监管体制,1999年，我国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同年10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汪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出台这一切举动表明。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松动，必然要求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我过金融监管体制已受到极大的挑战。
（二）中资、外资银行竞争越显不公平，期待统一竞争平台。
（1）从分业转向混业经营外资银行具有先天优越性。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已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大量跨国金融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各子公司也必须受到中国的法律的限制实行名义上的分业经营,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国际化中国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步向混业经营进行探索，而此时在中国的内的外资银行的母公司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混业经营模式,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对于那些只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某一领域的国内金融机构来说,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使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进一恶化。
（2）目前我国在服务收费、存款准备金利率、业务范围以及税收政策方面对外资银行还存在“超国民待遇”，而且外资银行承担的国家政策性任务远低于中资银行。这对中资银行来说无疑是先天性缺陷。多层次的不平等竞争使得中资银行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无论在空间、时间、市场上都受到极大的落后性，因此给中资银行带来极大的发展压力。
（三）中国需要发展，金融业需要创新
从国际上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法律安排和技术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诸多差距，我们必须努力缩小国内监管标准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差距加快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才能使我国金融业发展更加迅速亦能更加国际化，从国内角度讲，我国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就业及生存压力重大，在此危机关头，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快速的带动经济增长，保持中国的正常运行，然而对于金融业发展而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随着我国加，WTO，国外金触机构向国内金市场迅速渗透，目前我国金融业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下的低盈利水平，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竞争国际化要求，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是改变目前我国金融业竞争能力低下的根本出路。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金融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观点，人为地把金触监管与金融新对立起来，严重制约着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打破金融创新瓶颈，为金融业的快速发现拓展空间，提供优势资源。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创新的几点建议
（一）增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合作
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结，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存在区域性受到国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带来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的，无疑发展中国家是这其中的软肋。而且投机性攻击的不对称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效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性攻击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东亚国家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机性攻击后金融机构出现普遍恐慌的“羊群效应”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国界界限，增强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使得金融监管紧跟金融创新步伐，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同时共同防御金融风险，建立健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使的金融监管同样走向国际化。
（二）对我国金融行业应该进行全方位统一监管
目前我过实行我“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存在众多矛盾和不足，（1）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主业分别由一个监管部门监管，容易出现死角，可能会影响审慎监管的效率（2）随着金融机构和业务边界的模糊，提供类似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由完全不同的主体来监管，而不同的监管机构在监管方式和目标方面则出现差异。（3）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监管体制中同样存在众多的不合理，此时我们亟需一个健全完整的包含境内、外资、境外等业务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制定同意的金融监管制度，做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实行统一监管不仅能迅速适应新的业务，针对金融业务日新月异的情况，根据金融产品确定相应的监营规则，有效地处理混业经营下不断出现的创新金融产品的监管问题；而且对整个金融业来设计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更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能更好地处理金融业不断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避免监管真空，有效降低金融创新形成的新的系统性风险，避免多重监管，降低不适宜的制度安排对创新形成的阻碍（三）从根本上降低金融监管成本
（1）我国金融监管成本存在急剧扩大的趋势。由于中央的预算约束比较宽松,职能长期不确定,以及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使监管成本存在膨胀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管机构庞大,人数众多,人力成本较高。二是监管制度设计重复,成本增加。三是现场检查的实施效果差,监督成本高.(2)目前，中国银行在所设海外分支行的2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已有18家当地监管机构(包括所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明确提出了实施新资本协议要求，占中行全球网络的72％，而在国内，银行业还停留在执行旧资本协议的阶段。面对这种监管差距，海外分支机构要付出很大的转换成本，仅各种财务报表就要有两个版本。面对花费较大且无实际效益的成本必须从监管体制上进行完善创新，减少成本支出。
（四）全方位的金融监管需要一个过渡期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高素质、高文化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我过目前亟待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全方位统一的监管模式必是中国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和综合实力还不具备统一监管的条件，在现状和统一监管模式之间存在一个过度期，即“分业—过渡期—统一监管”路线。然而过渡期内金融业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拓展业务，提高服务质量，培养专业人才，优化和充实核心资本。同时利用这一时期，我国货币金融当局可以进行充分论证，考察各种情况，吸纳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和立法，对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及法规体系进行整合，制定出一部全面、先进、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典，为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培养专业化的监管人才。
四、总结
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是扩大金融开放的制度保证和前提条件之一，其实现程度最终取决于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状况，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本文仔细讨论了我国目前发展状况的缺陷和当前国际形式，从而建立起更优的秩序和更健全合理的监管模式。进行这项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将传统的监管引入不确定性的领域，并对其进行发展和创新，以适应世界金融格局的变迁和空间、对象、环境的日益复杂与模糊所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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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究，2008(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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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必要性；文献综述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于金融监管的必要性理论，主要源自政府的规制经济学。目前关于金融监管必要性的理论主要扎根于金融监管的需求理论，其中，占主流的主要有两大体系：公共利益的监管需求与金融脆弱的监管需求。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一切市场运转失灵所导致的低效率的一种反应，从而意图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的制度安排。
一、公共利益的金融监管必要性理论
公共利益的监管必要性理论以市场失灵和福利经济学为基础，指出金融市场同样存在失灵，从而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Stiglizt，1981、1993；Varian，1996）。[1]也即，管制是政府对公共需要的反应，目的是弥补“看不见的手”发生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一）负外部性效应
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因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通过货币信用紧缩破坏经济增长的基础。科斯定理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外部性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交换得以消除。因此，需要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介入来限制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影响。拉尔夫·乔治·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认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其他原因是次要的，可以通过货币途径加以控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循环变动。随后，加尔布雷斯（John K.Galbraith）进一步指出，自由放任政策已不合时宜，管制和调节是当前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2]。
（二）公共产品监管理论
一个稳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体系带来的利益对整个社会经济而言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性，即非排他性。该理论强调金融体系的客体——金融产品自身的属性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引发金融风险并导致金融危机。金融体系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其运行必须有一个无私利的主体对所有机构个体实施限制和监督，以维持金融产品供应的稳定性。
（三）信息不对称监管理论
由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产生了阿克尔洛夫（Akerlof）提出的“柠檬问题”，即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造成金融市场失灵。施蒂格勒（Stigler）从信息分配角度揭示了市场失灵，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金融机构往往处于相对劣势、面临金融效率降低和金融风险并存的局面，而政府的外部监管能够逐步完善信息的完备程度，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效率和减少经济损失，认为金融监管是医治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体系失效的良药[3]。
（四）自然垄断监管理论
该理论从规模经济入手，分析得出：金融机构规模经济的特点使金融机构的自由竞争很容易发展成为高度的集中垄断，而金融业的高度集中垄断不仅在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方面会带来损失，而且也将产生其他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利影响。因此，主张通过政府监管消除垄断，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4]。
二、金融脆弱的监管必要性理论
在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的认识方面，人们除了继续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之外，也开始日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风险性对金融监管的影响和要求。
Minsky（1982）、Cypher（1996）、Kregel（1997）、Friedman、Schwartz（1986）、Diamond和Rajian（2001）从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方面所做的研究表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由于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脆弱性：（一）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了金融机构内在的非流动性；（二）在资产负债表中，主要是金融资产而不是实物资产、主要是金融负债而不是资产净值，这在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网络；（三）存款合同的等值和流动性形成了在萧条时期提取存款的激励。Kaufman（1996）从银行体系的传染性和系统风险的角度分析认为，个别银行比其他企业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失败；银行业也比其他产业更加脆弱、更容易被传染。随后，出现了著名的银行挤兑模型（Diamond and Dybvigr，1983），其根本思想是银行作为一种金融中介机构，其基本功能是将不具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的资产。但是，正是这种功能本身使银行容易遭受挤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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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集团;合作监管;联合论坛;监管指令
Abstract: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re a kind of creative organized form since the 1980s,which faces the special risks derived from complicated organized structure and internal trade at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Joint Forum has issued a lot of documents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fter their foundation,which aims at steadily operation supervision. The supervisory directives promulgated by European Union Commission put an end to the repeated supervision or supervision divorced from practice,which makes cooperative supervision of EU transitting from one industry to inter-industies,from i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to functional supervision.
Key Words:financial conglomerates,cooperative supervision,the Joint Forum,supervisory directives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7-0042-04
一、近年来金融集团的快速崛起及监管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深入打破传统分业经营的藩篱,商业银行可以从事证券、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亦可提供信托、租赁等服务,金融业日益出现混业经营的发展态势,催生出兼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或租赁等综合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金融集团(financial conglomerates)。
如何界定此类新兴金融机构是一个似易实难的问题。金融集团竞争中心(Centre of Competence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认为,金融集团是由多个公司组成的集团,涵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金融业务在集团业务中占主导地位。在金融集团联合论坛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中,多元化金融集团(heterogeneous financial conglomerates)被定义为主要业务为金融业,且受监管实体至少涉及银行、保险和证券中的两个领域,并需要满足不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金融机构。
在欧盟2003年“金融集团监管指令”中,金融集团则被描述为应符合下列条件:(1)集团总公司是受监管金融实体,或集团中至少有一个子公司是受监管实体;(2)如集团总公司是受监管实体,其可为金融实体母公司,也可为金融实体参股公司,或是与金融实体通过合同、章程达成统一管理的公司,或管理、监督人员的主要部分与金融实体的同等人员相互兼职的公司;(3)如集团总公司不是受监管实体,则集团业务应主要为金融业务;(4)集团中至少有一实体为保险业实体,并且至少有一实体为银行业或投资服务业实体;(5)集团的保险业务总量以及银行或投资服务业实体业务总量都应占有重要地位。上述定义实际上以金融集团的若干表现形式来界定金融集团概念本身。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阐释了金融集团的内涵,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协同效应以及有效分散经营风险通常被视作金融机构并购进而发展为金融集团的主要动因。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倾向于组建“国家队政策”(national champion policy)来应对外来激烈竞争,并购后形成的金融集团将居于垄断优势地位,对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造成一定的破坏。金融集团可能通过掠夺定价(predatory pricing)、价格卡特尔、市场封锁(market foreclosure)、捆绑销售(tying arrangement)等形式获取超额利润,也可能过度扩张使金融集团形成“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优势,进而引发道德风险。
为了降低金融机构并购带来的不利影响,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国际金融组织及主要发达国家应建立专门针对金融集团的监管体系。金融集团不仅面临专业领域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还不得不面对由复杂组织结构及集团内部交易等问题引起的特定风险。世界银行公布了David H. Scott 1995年的一项研究报告,结果显示,金融集团带来的问题主要有风险传递、资本重复计算、透明度、利益冲突等四个方面。
集团的内部交易可能诱致道德风险,使风险在集团内各实体之间扩散。复杂的集团结构将降低集团的透明性,引起不同主体利益的冲突和经济力量的滥用。金融集团作为混业经营趋势下的创新组织形式,其特有风险将使传统监管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加强对金融集团的监管迫在眉睫。所幸不少国家已颁布有关金融集团监管的相关法规,如美国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引入功能性监管概念和体制,集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业务于一身的金融控股公司取得了正式合法地位;日本1997年出台“由控股公司解禁所产生的有关金融诸法整备之法律”,对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实际上从法律上认可了金融集团的存在;英国1998年修订“英格兰银行法”,将英格兰银行监管银行业之职能移交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建立了允许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联合经营的金融体系,促进了金融集团的健康发
展。
二、“联合论坛”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监管架构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银行业监管最重要的框架性文件,其嬗变历程大体反映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巴塞尔协议除强调银行业监管外,还非常重视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如协议在适用范围中明确指出,“在全面并表的基础上,本框架的适用范围包括作为银行集团母公司的持股公司,以确保将整个银行集团的风险都涵盖在内”,“对银行集团已经多数持股或控制的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企业,通常应包括在全面并表的范围内”。巴塞尔委员会已将金融集团及关联金融公司纳入了监管范围。
然而,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法令的巴塞尔协议,对金融集团证券、保险、信托、租赁业务的监管却常常是鞭长莫及。为了强化这一职能,巴塞尔委员会于1993年会同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IOSCO)、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AIS),成立了由银行、证券和保险三方人士组成的“三方小组”(Tripartite Group)。“三方小组”实际上是三大国际组织利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机构在各自领域的监管经验,成立起来的共同探讨对金融集团监管之道的专门组织。
1996年,在临时性“三方小组”的基础上,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共同成立了“金融集团联合论坛”(the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简称“联合论坛”)。成立之初,“联合论坛”由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13国组成,欧盟享有“联合论坛”观察员资格,每个监管地区的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监管机构均可派出一名代表。经过近3年的研究讨论和征询意见,“联合论坛”1999年颁布“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制定有关金融集团监管的一系列最低原则和实施标准。该文件包括“资本充足性原则”、“资本充足性原则的补充”、“适宜性原则”、“监管者信息分享框架”、“监管者信息分享原则”、“协调员”、“监管问卷”等7个专题文件,初步确立了金融集团监管的国际标准。
此后,“联合论坛”相继多项旨在监督金融集团稳健运营的文件,以切实加强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监管,如2001年推出“核心资本――跨部门的比较”和“风险管理实践和监管资本――跨部门的比较”;2003年出台“跨金融部门的运作风险转移”和“风险一体化趋势”;2004年颁布“银行、证券和保险部门的财务披露:问题和分析”、“金融服务外包”、“信用风险的转移”;2005年出台“高层次业务连续原则”;2008年开始实施“金融集团的风险集中”。尽管出台的监管规则所受褒贬不一,但“联合论坛”的确对规范金融集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金融集团监管的法律架构已日臻完善。笔者以新近颁布的“金融集团的风险集中”为例,剖析“联合论坛”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合作和协调。
“联合论坛”最初的监管重点在于金融集团的内部组织和管理,它建议对所关注的内部转移风险作出反应,因为内部转移风险可能危害金融集团内部更为敏感的部门稳定。2008年,“金融集团的风险集中”的推出原本是作为早期风险集中监管技术工作的一个后续文件,然而,从2007年夏天起草伊始,该文件涉及集中风险的特点,突出了信用危机与其他诸如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金融风险。
不确定性的转移已经成为当前信用危机中银行风险的中心。“联合论坛”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10个主要发达国家金融集团的数据确定管理风险集中于18个金融集团,这与另外的两份报告不谋而合,它的出版恰好揭示了在危机中一些金融集团风险管理的实际做法。“联合论坛”报告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风险集中管理的传统方法;第二部分关注在金融工具快速膨胀导致风险在参与方之间转移情况下日益增长的风险集中管理活动,然后运用综合风险管理法分析金融集团公司管理方式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三部分讨论了大量与风险集中识别、管理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如风险集中所需资本的计量、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附录则涉及主要工业化国家监管体系的部分特征。
另外的两项报告是2008年3月由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的11个最大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组成的高级督导组开展的“风险管理做法在最近的市场动荡中的考查”报告,以及2008年4月的“瑞银减持的股东报告”。按照“联合论坛”的观点,后一项报告可以看作是瑞银的“反省”报告,瑞银因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大量投资美国次级贷款证券而导致巨大损失,特撰报告向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作出解释。
三、欧盟“监管指令”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架构
欧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历史由来已久。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案”指出,拟于1992年建成一个涵盖金融市场的没有内部边界的“统一大市场”。由于各成员对金融集团的认识尚存较大分歧,对金融集团监管的初次探索也就无疾而终。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颁布了欧盟银行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二银行指令”,该法在“银行业务目录”中明晰了银行业务不仅包括传统商行业务,也涉及证券、信托等新型投行业务,由此可见,欧盟从法规上允许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对金融集团的监管仍属机构性监管。
为了确保监管机构履行审慎监管职责,对同质金融集团实施有效监管,欧盟相继颁布“关于对信用机构实行并表监管的指令”、“关于对投资公司及信用机构资本充足率的指令”,实施对银行集团、投资公司集团及银行/投资公司集团的并表监管;另一法规“关于对保险集团中的保险企业实行补充监管的指令”的出台,则将监管对象进一步拓展至保险业集团。监管法令的逐步完善延展了区域性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但对其最大的批评是上述法令尚未涉及异质金融集团,还存在着所谓的“监管空白”。因此,引入对异质金融集团的立法变得十分紧迫,同质性、异质性金融集团监管协同化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以增强欧盟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监管法律的一致性。
2001年,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对金融企业集团中的信用机构、保险业及证券公司之补充性监管指令及修订其它相关指令之建议案”,该方案消弭了欧盟对金融集团监管的重复、脱节现象,也使欧盟监管由行业监管向跨行业监管、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方向过渡。翌年,欧洲议会吸收并采纳了这一指令,即我们熟知的“金融集团监管指令”。“监管指令”制定了对金融集团监管的所有补充条款,要求成员国于2004年8月前将指令内化为本国法律,2005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此项“监管指令”的出台,主要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金融业兼并浪潮,以及因金融机构联合操作日益加剧的风险。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界定了金融集团概念,确定了“补充监管对象”。“监管指令”适用于那些依据部门监管指令获得授权的欧盟受监管实体,受监管实体能否成为补充监管对象,主要取决于:(1)受监管实体是否为集团的一部分;(2)这个集团是否是金融集团;(3)受监管实体是否是需补充监管的对象。不难看出,补充监管指令并非指金融集团下所有公司都是补充监管对象,而是依据公司性质和类型来进行裁定。“监管指令”还区分了遵循补充监管规定的实体和集团中只能间接受到补充监管指令影响的单位。“补充监管对象”包括处于金融集团主导地位的欧盟受监管实体、母公司为设在欧盟的混合金融控股公司的欧盟受监管实体、平行性金融集团中的受欧盟监管实体。
第二,针对金融集团受监管实体情况,提出了系列“补充监管规则”,尤其在资本充足率、集团内部交易和风险集中、管理者资格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在资本充足率方面,“监管指令”列出会计并表法、扣除和加总法、要求扣除法等三种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监管机关或协调员有权选择适用于金融集团的一种方法或组合使用这三种方法。欧盟成员国应要求受监管实体在金融集团层面具有适当的资本充足率政策,同时协调员要对受监管实体是否有这样的政策进行监督检查,受监管实体或混合金融控股公司至少每年对其资本偿付能力进行估算,估算结果由金融集团中受欧盟监管的领导层提交给协调员。
“监管指令”界定了金融集团的内部交易和风险集中,对于设定集团内部关联交易与风险集中的数量限额问题,尽管欧盟委员会持保留意见,但虑及数量限额对金融集团监管的重要性,“监管指令”采取了灵活做法,将该问题交由欧盟成员国自行裁量。“监管指令”提出,在欧盟立法进一步协调以前,各成员国可以设定数量限额,或允许其监管机关设定数量上的限额,或采取其他能达到类似目的的监管措施。
对于管理层人员的资格问题,“监管指令”要求各成员国银行控股公司的领导层人员应具有良好声誉和丰富经验。在协调员制度层面,成员国监管部门必须任命一名协调员,负责对金融集团中受监管实体的补充监管和协调。“监管指令”虽提出了协调员资格的认定标准,但有关部门可对这些标准作出取舍,通过与金融集团协商来选择另外的监管机构作为协调员。
第三,“监管指令”的其它要求。某种意义上,欧盟有关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在“监管指令”颁布之前尚不能称作完善,因为它只包含了所谓的部门监管,即监管对象只限于一个专门的金融部门,除了在信贷机构和投资公司之外,对金融集团跨部门监管的作用非常有限。“监管指令”的推出弥补了这一不足,它倡导对跨多个金融部门的金融集团中的受监管实体进行补充监管。由于对包含信贷机构和投资公司的金融集团的跨部门监管已经存在,此次的“补充监管指令”重在将保险公司纳入跨部门监管的体系中来。
依据“监管指令”,对集团内受监管实体的单一监管应继续成为有效监管的基础,补充监管实质上并没有替代现有的在一个金融机构合并或补充监管,而是提出了一种跨多个金融部门对受监管实体进行的附加的补充监管。换言之,“监管指令”试图实现在不同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以及欧盟不同成员国的监管机构建立共同的监管框架,以便能从金融集团的视角出发实现审慎监督检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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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季,王宇.金融服务集团:新金融浪潮[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4]罗斯丹.欧盟金融集团监管与借鉴[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卫新江等.金融监管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6]夏斌等.金融控股公司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摘要】本文将博弈论引入到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探讨中,通过利用博弈论的原理构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即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模型、企业与投资者的博弈模型,并对博弈主体行为选择作出分析,从而形成会计信息披露的纳什均衡。
【关键词】博弈论会计信息失真纳什均衡
一、博弈的基本理论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竞赛论,用于分析竞争的形势。在博弈论的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均衡,即纳什均衡。在经济学中,均衡意即一些相关量处于稳定值。
所谓博弈论(Game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一种方法。博弈论把现实世界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各种行为抽象概括为不同参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与一致,进而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来研究不同参与人的策略选择问题,使分析更加准确。同时,博弈论把信息的不完全性作为基本前提之一,这就使得博弈论所研究的问题和所提出的结论与现实非常接近,具有现实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博弈分析
1.博弈分析的基本要素
博弈分析的基本组成要素有三个:一是博弈主体,即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包括企业、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的个体等。二是博弈规则,即一切规范会计行为的会计法规、准则和制度。三是社会监督者,即会计理论界、社会公众、政府审计以及其他经济监督人员。
2.博弈分析的基本假设
会计信息失真博弈的基本假设主要有六个:一是各主体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二是强调个人理性和有限理性。三是企业和政府监督部门、投资者都完全了解自己和对方在各种情况下的利益。四是非合作原则,即企业与政府监督部门、投资者不能“串通”以谋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五是不存在会计做账技术上的障碍或政府监管部门检查技术上的缺陷。六是会计准则留有灵活性和“真空地带”。
3.博弈分析
(1)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
随着我国会计法规的不断完善,政府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和措施,但也不乏疏漏之处。有些企业仍抱着侥幸心理,偷偷做假。下面,构造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两个参与人的对策模型。企业有两种选择策略:做假账和做真账。政府监管部门也有两种选择:检查与不检查。两者博弈过程可用图1表示。
第一个数字表示企业的得益;第二个数字表示政府监管部门的得益。R表示监管部门查出假账后所得的奖励;L表示政府监管部门的检查成本;R-L表示政府监管部门查出假账后的净得益;C表示企业做假账被查出后的损失;d表示政府监管部门没有查出假账的损失;e表示企业做假账没被查出所得好处.
一给定企业做假账的概率P,政府监管部门选择检查和不检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查=(R-L)×P+(-L)×(1-P)=RP-L和∏不查=(-d)×P+0×(1-P)=-dP.
要达到纳什均衡,政府监管部门检查和不检查的期望收益一定要相等,否则政府监管部门将改变现在的策略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政府部门预期收益最化的一阶条件是∏查=∏不查,即RP-L=-dP.解得P=L/(R+d).
也就是,如果企业做假账的概率小于L/(R+d),则政府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是不查;如果企业做假账的概率大于L/(R+d),政府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是检查;如果概率等于L/(R+d),政府监管部门随机选择检查或不检查。
二给定政府监管部门检查的概率q,企业选择做假账和做真账的期望收益分别为∏假=(-C)×q+e×(1-q)=e-q×(e+c)和∏真=0×(1-q)+0×q=0.同理可得∏假=∏真,即e-q×(e+c)=0,解得q=e/(e+c).
若政府监管部门检查的概率小于e/(e+c),则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做假账;若政府监管部门检查的概率大于e/(e+c),则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做真账;若政府监管部门检查的概率等于e/(e+c),则企业随机选择做假账或做真账。(2)企业与投资者的博弈
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人,追求的是企业利益最大化。所以,企业作为会计信息的提供者有时会少披露、不披露甚至歪曲披露企业的某些会计信息。投资者对企业进行投资是为了取得投资收益,为使投资效用最大化,投资者也并非完全需要企业提供真实的信息。因而,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博弈的最后均衡很可能是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的会计报表。
为了进一步说明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引入一个博弈模型。在该博弈模型中,博弈双方为企业(即会计信息提供者)和投资者(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在相关假定的基础上,企业与投资者战略对策模型构成如(表2)所示(表中的数字分别代表了企业和投资者选择相应战略的效用水平)。由(表2)可知如果企业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投资的效用比不投资的效用大,则理性的投资者必然倾向于选择投资,即有MX组合而不存在MY组合;当企业选择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时,此情况下不投资的效用比投资的效用大,投资者更倾向于放弃投资,即有NY组合而不存在NX组合;而无论投资者是否选择投资,对于企业来说,提供虚假信息的效用比提供真实信息的效用要大,因此有XN和YN组合,无XM和YM组合。综上所述,只有Y与N的组合是唯一能在给定对方决策的条件下,双方都能对自己的战略选择满意的战略组合,这个组合达成了纳什均衡。
1999年起我国实施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短短几年内全国各高校学生数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地方综合性大学，学生数量有了数倍的增长。通过高校扩招，使得高校办学效益明显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推进了高校体制改革，促进了基础教育的结构调整。然而，由于高校扩招，学校的办学条件、生源质量、教师素质、学科与专业结构以及管理制度等暴露出新的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1］。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作为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在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锻炼学生科研能力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受各类因素的影响，地方综合性大学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也呈下滑趋势因此，因此，必须构建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体系，加强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的管理，不断提高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一、构建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体系的背景
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师资、设备、实验室和图书等教学资源紧张，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组织管理有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致使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呈下滑趋势，很难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一）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各个高校都面对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是：毕业生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找工作、考研、出国和各类资格考试的认证中去，还有一些学生利用毕业论文(设计)教学时间补修其它课程来完成学分要求；教学单位也非常重视就业率和考研率，对学生是否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也重视不够”；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也忙于自己的学历、职称的提高，对学生无从顾及。可以说对毕业论文（设计）的重视程度不够是不能提高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瓶颈因素。
（二）教学经费、资源不足。虽然各个高校近年来不断引进师资，加强硬件建设，但是相对学生数量的骤增，教师、实验室等资源匮乏已经是各个高校暴露得非常明显的问题。一名教师指导十几名学生，刚刚留校的助教就开始指导毕业论文（设计），一个实验室容纳几十人等现象一直困扰着各个高校，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绝不可能提高。
（三）指导、管理体系不完善。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学生数量大，毕业论文（设计）的方式多样，学校采用笼统、粗放的方式管理毕业论文（设计），没有形成针不同专业的“多元化”毕业论文（设计）管理方案也是影响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过程管理工作不到位。学校各级部门，尤其是教学单位对毕业论文（设计）过程管理力度不够，质量监控体系不健全，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尤其是抄袭、代做等情况不能完全无法控制，也是各个高校出现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五）评估工作过于形式化。很多高校针对毕业论文（设计）的评估工作只局限于学校的层次，没有形成校、院二级评估机制，而且评估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不能有效结合，不能真正发挥评估工作的真正作用。
（六）选题、答辩环节的管理力度不够。选题、答辩考核是否严格、公平和公正，对毕业论文（设计）有着强烈的导向作用。目前，各个高校非常重视选题、答辩环节的管理，但都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同时如何能更准确、更规范评定出毕业论文（设计）的成绩也是各个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还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总之，抓好毕业论文（工作），不断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是一项系统工作，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质量监控体系，并逐渐完善它。
转贴于 二、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体系的构成［2］
一个完善的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体系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组织系统。要使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体系有效实施，首先要建立起层次分明、衔接紧密、职责清晰的质量监控的组织系统。这个系统通常由学校、学院、指导教师、学生四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管理机构，它主要包括校长、分管校长、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校教学督导组以及教务处等相关机构，起着决策指挥、管理执行、监督评价的功能，是教学质量监控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第二层次是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管理机构，在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起主体作用；第三层次是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是教学质量监控的基础，是进行具体的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检查、管理的主要执行者；第四层次是学生，通过学生反馈学校教学和管理的质量［3］。
（二）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制度系统。实现质量目标，必须建设和制定一套完整、科学、严密的规章制度，以明确各系统职能，规范工作程序，做到有章可循，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并形成自我完善与优化的建设机制，使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管理工作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学校应根据教育规律、国家政策方针以及实际情况，制订《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规范》、《毕业论文（设计）评分标准》、《毕业论文（设计）质量标准》、《毕业论文（设计）评估指标体系》等文件以及一系列激励制度和政策，而且学院也应制定相应的毕业论文（设计）相关管理文件，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科学的、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制度系统，涵盖毕业论文（设计）管理中的各个环节，使毕业论文（设计）管理中有章可循，有的放矢。
（三）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评价系统。教学评价具有判别、诊断和激励功能，学校在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过程中应坚持“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评价方针，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并定期开展评估，充分发挥了评价功能，促进了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不断提高。
（四）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反馈系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信息是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毕业论文（设计）质量信息能否及时准确地反馈，对于能否及时解决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保证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至关重要。毕业论文（设计）质量信息可分为管理反馈信息、教师反馈信息、学生反馈信息。管理反馈信息来自于管理层，主要是学院级的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者；教师反馈信息来自教师；学生反馈信息来自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全程监控中，学校通过建立质量反馈制度、开展阶段式检查(开题检查、中期检查、答辩检查、存档检查)、建立多层次的反馈渠道等，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毕业论文（设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三、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体系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既涉及教育理论问题，又有实施中的可操作性问题。所以，在监控体系构建与实施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全员质量监控意识。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涉及到学校中很多管理部门、绝大部分教师和一届的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也直接受他们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使全校各级管理人员、教师以及学生能够正确认识毕业论文（设计）在培养学生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树立全员质量监控意识，全校上下统一思想，为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监控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质量监控正常运作。要使质量监控正常运作和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激励机制等配套措施。建立质量监控的评价标准，可以使质量监控能有的放矢；建立奖励机制有助于调动广大教师、学生和管理队伍各方面积极性。另外，要优化质量监控环节，提高监控的自动化程度，就必须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高科技在监控中的作用，使质量监控体系运行方便快捷，真正成为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保障体系。
（三）体现以人为本原则，不断优化质量监控体系。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的目的是保证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任务，实现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目标，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不是对教学人员的监控，而是对教学行为及教学管理行为的监控。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重视全员质量意识的提升。同时，应该随时掌握质量监控的实施过程，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质量监控体系。
（四）分阶段实施，实现质量监控的长效机制。质量监控体系应能对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的全过程进行监控，做到事先监控准备过程，事中监控实施过程，事后监控整改过程，然后进入下一循环的监控过程，形成长效管理。
总之，在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中建立科学、规范的质量监控与保障机制，实现对毕业论文（设计）的全程质量监控和管理，能够进一步提高毕业生设计（论文）的质量。全国各类高校的管理者应该进行深入、持续的创新，不断优化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体系，以不断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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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青.论地方教学型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与实践［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7：66~68
关 键 词：中国；当代金融研究；金融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3－0047－05
总体上看，2011年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金融问题的研究不如前两年火热。尽管有近300篇论文涉及到中国当代金融的研究，但真正有份量的成果较少。笔者从这些论文中筛选出50篇文章，从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金融市场、农村金融、其他研究等七个方面加以述评。
一、国有银行的发展与改革
对于国有银行发展与改革问题，学术界规范性研究较多，而实证性研究不足。众多论文讨论国有银行“应该”如何改革与发展，仅有少量文章讨论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走过的道路“是什么”，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属于宣传性的文章。 比如，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金融》 推出了一组纪念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光辉业绩。
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撰文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历史经验与重大成就。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事业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比如：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管理货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始终坚持实践导向；始终将金融事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金融事业作为党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步建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 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 尽管这种体制后来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金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基本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运行体系、金融监管及风险防范体系。 [1]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撰文论述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早在建立初期就提倡保险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新的保险业进行了积极探索。1979年国内保险业务再度复业后，迈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 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发展的新格局。在推进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的道路。 [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论述了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认为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理论体系是银行监管一般规律和良好实践的中国化与理论升华，包含四个组成部分：一是清晰的银行业监管目标；二是科学的银行业监管理念；三是完善的审慎监管框架；四是强有力的持续监管。这四部分形成了一个不可割裂、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 [3]
今年也是中国银行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8年的大清银行，1912年改为中国银行并沿用至今，历经百年沧桑巨变， 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回顾了中国银行的百年历程，指出中国银行经历了辛亥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三次伟大革命，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中国银行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爱国爱民、诚信至上、改革创新、以人为本。 [4] 许斌通过介绍中国银行不同时期发行的股票，回眸了百年中行的历史。 [5]
除金融业主管官员论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外，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分析。刘迎霜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变革的视角，叙述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指出，金融机构的改革主要是从单一的银行金融机构转向多元金融机构发展， 从完全国有行政主导金融的金融机构转向企业化、市场化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是从非常狭窄的资金市场发展到多层次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监管改革是从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发展到“一行三会”分业监管。 [6] 刘文的观点已有众多学者提出过，该文尝试着做了一些综合。
何广延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框架， 分析了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认为，在1949～1978年“大一统”金融体系下，基本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1978～1998年，伴随金融制度体系的变革，由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逐步过渡， 形成了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又转向审慎金融监管制度。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过程呈现出强制性、渐进性、滞后性三个特征。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主体为政府，变迁形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供给，这是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7]
在分析中国金融业开放进程的论文中，黄玲的文章值得一读。作者将中国的金融业开放放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做比较， 通过对比195个国家1980～2009年的经济与金融数据，从多个角度测定了中国30年来参与世界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总量与结构走势，认为中国金融开放进程呈现三个特征：第一，总国外资产和总国外负债增长显著，显示了中国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联接程度呈日益提高的趋势。第二， 若以跨境金融资产与负债占GDP或进出口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中国当前的金融开放程度不仅远低于当前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在长期严格的资本管制下，我国的跨境资产与负债在结构上存在不平衡发展的特征，明显低于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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