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中公共管理权力及构成
1.公共管理权力的内涵权力是政治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从词源学角度来看，权力的含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拉丁语中的“Potere”，原意为“能够”，或具有从事某事的能力，后派生出英文“Power”;另一种认为“权力”一词出于拉丁语“Autorias”，一是指意识和法令，二是指权威，由此派生出“Authority”这个英语单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权力有两个含义，分别指政治上的强制力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社会学词典》上的解释是: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力量，支配权力的主体利用这一力量驾驭客体，并迫使客体服从自己。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意指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而不论这种机会的基础是什么。[1]他所指的是权力是“Power”。罗伯特·伯恩鲍姆进一步解释说，权力是一种能在他人身上产生预期变化的能力，是一种影响他人，并使其按照要求行事的能力。[2]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广义的权力是一种影响力，包括权威。狭义上的权力是一种强制力，是客体对主体的无条件服从的力量。如果把高等学校看成是一个公共机构，那么对大学的管理就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部分，就是公共权力对于大学的一种影响力。大学的发展与公共管理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写作论文。
2.公共管理权力的构成与特点分析对于大学而言，能对大学发展发挥强制力和影响力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政府只是其中的核心权力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从世界一些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来看，公共管理主体大体可以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他们通过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包括立法、制定政策、财政等对大学施加强制性影响力。第二类是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它的主要特点是:①利益表达，即政党总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例如: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②利益综合，政党总是要把他所代表的广大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治主张。因为政党所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从法理上说归社会各阶层、群体共同享有，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政党权力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执政党的公共管理权力一般通过政府权力来表现。第三类是政治团体，是指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通过一定的政治组织以一定的行为规范约束其成员的人群集合体，如教育工会、教授行会、协会等。它的主要特点是:它①的利益相对具体、集中、单一;②具有特定的组织规则和组织结构，群众基础广泛，覆盖面广;③组织严密、体系完整、动作规范。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高等教育事务的公共部门。如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及其他部门。它们对大学的发展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自主自愿组成，实行自治自律，为维护和发展共同事业、共同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其成员提供一定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以营利、政治及宗教为目的的社会组织。[3]例如:美国著名的六大评估中心。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影响高等教育事务的民间组织，如各类社会排名机构。
对高等教育发挥影响的管理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权力结构也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权力范围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体现。如美国中央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力非常有限，主要权力是在州一级政府和议会。而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大学拨款委员会，却承担英国大学的评估和拨款功能，对大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美国的六个地区评估中心虽然是非政府非赢利社会组织，但是在维护大学教育质量，促进高校公平竞争方面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中国的大学教学水平评估则来自于政府授权。因此，高等教育的公共管理权力在不同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边界。这是和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3.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的政府在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政府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在所有权力中处于中心地位。和其它五类公共管理权力相比，政府由始至终扮演着特殊角色。就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公共管理权力主体所表现出的六大类别而言，可以将我国公共管理的权力主体结构最终表述为: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的各项作用是政府权力的延伸和补充。虽然政党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但是政党权力往往通过政府权力来体现。在各个管理权力结构边界中，政府和执政党的相互关系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执政党必须能够领导和控制政府，使政府能够按照执政党的路线方针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执政党必须使政府能够有效发挥作用。[4]我国政府本质上是执政党的政府，即政府由执政党来组织，它贯彻的是执政党的意图，政府管理的政策目标按执政党的意图制定，政府按照执政党的要求来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因此，政府作用发挥的好坏必然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效果。在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政府的权力是主要的。其他的权力组织在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一个总的趋势是政府外的其他权力组织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大学的发展是有利的。高等学校是一个学术组织，多种权力结构共同发挥作用无疑可以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发展。
二、政府公共管理权力边界
模糊与困境政府权力在我国建设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政府的高度集权使得其他权力组织很少能够对高等教育发挥影响，各个权力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也是模糊的，作用并不明显，导致了在管理主体之间的分权困境。从78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国际视角来看，政府在计划和协调高等教育系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可以在所谓“起促进作用的国家”和“起干预作用的国家”之间进行选择。“起促进作用的国家”指一个政府赞同高等教育为那些具有正式资格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并不实际指挥高等学校的核心事务，如参与的模式、内部的管理、学术计划的开发和权力等方面的政策。“起干预作用的国家”指一个政府积极地卷入试图影响诸如学生产品的性质、学校内部事务、大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工作。[5]显然，我国政府是属于起干预作用的政府。
1.大学自主办学权力缺失从1998年《高等教育法》关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规定中我们看到，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干预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权、规划权、监管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辖权划分、意识形态的影响权、校长任命权、学术评定的影响权等。高校的办学自具体表现为招生权、自治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教师招聘权、对外交流合作权、制定内部规章权、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权、教学实施权等。但是，这些大学的办学自并没有得到落实。在《高等教育法》的条文中，关于高等学校的权利范围很明确，但政府的权力更多地表现为对“高校办学自”的干预，高校的法人地位难以在这种干预中保持相对的独立，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仍然不够。
2.非正式政府组织的权力边界模糊各种非正式政府组织在大学发展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些新兴组织逐渐成为新的公共权力载体，并可能对政府的公共权力和大学的发展产生隐性制约，形成了三方博弈的态势。但是在这种多方博弈过程中，各个管理主体的权力定位并不明确。而明确的组织功能和权力定位对于促进大学的发展是有裨益的。例如美国最早的非正式组织团体是教师工会，它的权力边界就是维护教师权益，教师个体处于弱势地位，自身合法权益在与学校谈判中往往得不到保障，因此，教师工会对于保障美国大学教师的权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在我国，各个非政府组织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争抢权力，导致对大学的管理政出多门，影响了大学的发展。
3.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大学内部的两种基本权力形式。所谓学术权力，是指学术团体、学术人员影响和支配大学学术事务的权力。正如伯顿·克拉克指出的:“专业和学者的专门知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独特的权力形式，它授予某些人以某种方式支配他人的权力”。[6]大学的学术权力的主体是由高等教育系统中各权力层次组合而成的，它们都对大学的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产生某种方式的影响或进行某种程度的支配，它来自于直接从事教研活动的学者、教授或基层学术组织对学术事务等客体支配的力量。而大学的行政权力是指大学的各个行政部门、行政人员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大学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
由于我国政府是公立大学的投资主体，政府既是大学的举办者，又是大学的管理者，使得大学的行政权力成为了政府权力的延伸。大学内部管理一直以来实行上令下行的行政命令模式，主要特征是重行政权力，轻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不受重视，明显弱于行政权力，在对大学的管理过程中，忽视学术权力的重要性，甚至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直接抑制了学术人员对未知领域的创造性，导致两种权力失衡，影响大学自身发展。
三、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的权力博弈
以学术为导向历史表明，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两者博弈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政府与大学二者都期望获得更大的权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需要一个适合其发展的权力结构，而这种权力结构的形成应以学术为导向。
1.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这个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该是相对独立自由的研究场所。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从中世纪巴黎大学模式到英国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倡导的“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的理念，从德国教育大臣威廉·洪堡的“大学也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的理念到柏林大学以“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为模式的创立，从美国教育学家查尔斯·埃里奥特提出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独裁者的地方”到哈佛大学延续至今的学术自由传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历史发展过程承担着育人、教学、科研、服务等职能的同时，并始终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这三大潜在规律贯穿着它的成长轨迹。首先，“学术自由”的基础使师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保障了研究型大学是以探求高深知识为己任的自我定位。其次，“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团体，能够自主地处理学校的内部事务、较少的受到外界的干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这是促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保持学术独立的前提条件。“教授治校”是指教授在学术管理范围内享有治校的权力。大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术和文化组织，教授作为大学发展的核心要素，应在学科建设、学术性事务的参与等方面享有学术权力最大化。换句话说，教授治校的根据就在于教授在学术上的优越性，而不在他们的行政能力。因此，全球最杰出大学都有这样一些特征:给予学者们开展其研究的很大权利，学术自由的氛围，一定程度的院校自治权。[7]中国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就必须维护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让大学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我管理的权力。
2.政府公共管理权力的相对有限性长期以来，大学被看作一个政府权力的延伸机构，大学内部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行政权力和行政逻辑，而不是学术权力和学术的逻辑。大学是面向政府办学而不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因此，才出现政府公共管理权力对大学的发展一揽统包的情形。事实上，政府公共管理的权力是有限的，对大学的干预和控制都应该处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高校系统已成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越来越直接依赖于政府在各种社会子系统之间的权力协调，以保证教育资源供应的正常化和丰富性。有学者指出，政府对大学应该只拥有以下权力:对大学的规划、拨款、评估、监督、审批新建高校和考核校内领导。除此之外，大学内部的事务，包括制定招生计划、校内专业设置、精品课程打造、广泛社会宣传、培养人才定位等都是大学结合自身现状为更好迎合社会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具体工作。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具体指出，大学要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团体，至少应该拥有7项办学自:①自主设置专业权;②自主决定招生办法，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单独录取学生的权力;③依据干部标准，自主选聘校院级领导，自主选拔系处级干部;④自主评审教师职务，自主聘任或解聘各职级的教师和其他员工，自主决定工资分配办法和奖罚办法;⑤自主安排自筹资金的用途;⑥自主调整院系及行政机构;⑦自主派出或接收留学人员。[8]但是这些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这些权力本身就是属于大学的，是大学发展的基础。由于在大学和政府的权力博弈中，政府以其特有的权力和资源对大学实施控制，并剥夺了大学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下放大学自”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严格来说，是大学自的回归，这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基础。同时，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和文化组织，其发展受多种权力的影响和制约，非政府权力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政府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合理地确定各个权力组织的权力边界对于促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是有利的。超级秘书网
一、政工师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
在企业发展建设中每个政工师都肩负着宣传思想政治文化的职责，这不仅要求政工师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还要求政工师具备较强的政治工作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意识，发挥自身的育人作用。由于企业需要按照市场规律运行，也就要求政工师在要掌握党和国家新时期的方针路线，能够跟随党的思想政治方针积极宣传先进的思想政治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对政工师的职能存在误解，随着近年来我国企业管理水平日益提升，人们对政工师的看法逐渐转变了过来，政工师的职能地位也提高了许多。过去，政工师对自己的要求较低，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没有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理念。造成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政工师不能很好发挥自身的职能。随着现代管理理论普遍应用到现代的企业管理中，政工师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因此，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政工师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不断提升自身工作能力的同时，也逐渐强化自身的素质建设，加快企业政工工作发展，促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2]。
为了促进企业形成文化竞争力，促进员工形成文化竞争力，在企业发展中要设定政工师一职，不仅是因为政工师对企业发展有着巨大的思想引导作用，能促进员工思想统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不能只局限在表面，而是要将先进的政治思想融入到企业的管理实践中，促进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
二、企业政工师工作能力的培养路径分析
（一）加强道德修养提高综合素质
在企业管理中要想使政工师发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一定要促进政工师具有良好的素质，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企业政工师是先进思想文化的播种者，在宣传党和国家新时期工作路线和政治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工师要具备坚实的文化理论水平，有较强的文化意识，宽广的文化视野，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工作过程中能以大局为重，能够将创新精神融入到企业管理中，独立完成各项工作业务，创造性的完成工作。其次，在工作之余应加强政工师培训教育，促进政工师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着力提高政工师的文化素养，促进政工师形成良好文化素质。
（二）转变思想意识重视政工师作用
在企业发展及管理中管理者要意识到政工师的作用及地位，加强政工师工作能力培养。国有企业领导要以身作则，发挥自身的引导示范作用，要经常组织政工师学习，全面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养。要在企业内部积极宣传政工师的积极作用，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创新的文化环境，促进政工师宣传新时期的思想文化，深入到职工群众中去，及时解决矛盾与问题，全面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三）加强政工师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其政治素养
在企业发展中，政工师政治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治工作成果。因此在企业发展实践中，要着力加强政工师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及理论意识，促进其将工作实践与思想政治理论有机结合，开展艰苦奋斗和党政方针教育，全面提高政工队伍的政治素养。要积极开展培训活动，提高政工师工作能力。在企业生产实践中，要根据政工师思想认知情况和工作特点，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开展培训教育活动，加强对其进行基础知识、岗位技能及业务管理方面教育，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将多种教学方式融入到教育实践中，根据其思想道德素质及业务能力建设需求开展团队教育活动，促进政工师工作能力得到提升。、
（三）创新人才使用模式
企业要充分发挥出政工师的政治引导作用，提高其工作能力要有意识的创新人才使用模式，拓宽选人用人渠道。要着力开拓政工师精神视野，积极聘用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让能者上庸者下，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管理制度，以全面提高政工师工作效能为基础，聘用专业人才为我所用，将热爱政治工作的人才吸纳到政工师队伍中，提高企业政治工作水平。
（四）健全学习管理制度
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要建立健全以政工人员为基础的学习制度，要将新时期的国家大政方针、先进思想文化成果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要将任务分解落实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让政工师切实感受到自己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构建合理的工作渠道让政工师积极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让政工师了解企业的发展战略及发展目标，从而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工会组织的政治引导作用，鼓励政工师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要不断促进和加强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开展有利于政治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提升的政治活动，在全面提升政工师工作能力的基础上，帮助政工师树立职业发展目标，促进政工师积极工作。
（五）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自我教育与理论学习
对企业政工师而言，马克思主义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掌握根本意义上是自我教育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企业政工师结合外部思想政治理论灌输，学习先进政治理论自我醒悟、自我教育的过程。可以说政工师自我教育的过程是其自觉性与思想认知的高度统一，企业切实围绕政工师的思想认知需求，坚持政治教育方法与理论统一、内容与原则统一，深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让政工师深切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努力转变思维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及认知理念，学会科学利用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
（三）调动政工师学习积极性
企业在政治工作开展中，要注重政工师积极性的激发，在精神和物质层面进行激励，如果仅仅依靠物质激励是很难让政工师保持长久积极性的，必须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统一原则，树立正确的政治教育目标，改变以往的工作方法，促进企业经济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合，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中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转变传统教育思路，让政工师掌握科学化、系统化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不断强化政工师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升其政治工作能力。
意识形态应由管理走向治理
任何制度与体制的变革都取决于观念的变革。从观念上来说，意识形态管理主体首先应当完成从行政管理控制到依法监督治理亦即从“管理”到“治理”思路的转变。
“管理”(administration)和“治理”(governance)虽只是一字之差，其意义却有霄壤之别：管理的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是统辖、监控、管制、操盘、特权，治理的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是协商、参与、协作、合作、民主；管理的支撑是政府权力，治理的支撑则是法律规则；管理的主体重心是管理者的绝对权威，治理的主体重心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的权益；管理目标的实现靠的是权力下的监控，治理目标的实现靠的是民主体制下的运行机制；管理的行政基础是管理者的权威，治理的行政基础是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的社会契约；管理注重的是权力的权威性，治理注重的是程序的正当性；管理隐含的是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的执行、服从关系，治理隐含的是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协商、互动关系。
管理模式的特点是集权化、层级化、命令化、主观化、意志化、官僚化。这种模式下的各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行政指令时只考虑上级部门甚至个别官员的意志而罔顾民众的诉求和相关事实，因而导致理政过程中的权力本位乃至权力寻租现象。在权力本位的情况下，无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提得多么响，管理者在事实上都不会从民众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说话行事，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行政傲慢、独断决策、暗箱操作以及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乱作为等官场怪象正是由此而生，某些官员所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②的荒唐说法即为例证。权力本位的主体思维是唯上是从，报喜不报忧，结果必然是回避事实、掩盖矛盾，当矛盾越积越大，捂不了也盖不住的时候，事情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分权化、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协商化、人性化。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主体以制度本位、社会本位、民众本位为工作准则，以增进公共利益、服务民众诉求为工作目标，使公权力在程序和规则的支配下阳光运作，在施政过程中处处考虑民众的呼声和建议，以及他们的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公正诉求、参与诉求，在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民众的感受，规避暴力执法。在遇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执行者就会站在主体间性的角度，以信息沟通取代行政指示，以协商合作代替强制服从，在不同社会主体间寻找利益平衡点，化解误会，消除怨恨，从而防止事件升级或变质。
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是政府机构行使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和方法的改变，它是在公开、公平、公正、高效的社会基础上，以民主化、透明化、法理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的方式进行决策、协调、处理的新型执政体系和执政方式。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现代治理模式更能促进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开展，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也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
意识形态管理为什么要转向意识形态治理？或者说，意识形态管理转向治理的依据何在？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哲学依据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条件下，信息可以瞬时、瞬间联结，其传播空间可以在若干秒内以几何级数高倍增长。这种瞬时化的信息传播模式使得意识形态的传播来源与传播途径越来越不确定。碎片化、个体化、流动化、多样化的信息让以遵守指令、等候传达为特征的层级管理主体应对迟钝、处理滞后，以致一些具有严重政治影响的事件通过各类新兴媒体迅速传播，并在短时间内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相关部门或机构再想处理为时已晚。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政治依据在于：人民群众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管制对象，而是国家和政府的服务对象；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就应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顺应人民群众自由民主平等的诉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生与民权的改善。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角度考量，意识形态治理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要在社会层面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社会原因在于：思想管制无法有效解决当下社会的思想危机和认同危机，无法回应人们的思想和认识需求，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民智已开的情况下，思想禁言即使不说是坏的施政方式，也至少可以说是较差的施政方式。从历史上看，周厉王弭谤而政权亡，秦始皇坑儒而王朝灭。从现实看，堵塞不同立场的认识和言论，只能引起人们的误解和非议，给持不同政见者留下攻击执政党的把柄。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体制原因在于：若无体制和机制更新，意识形态就无法顺畅治理。在层级化的集权组织模式下，部门主体把贯彻执行上级组织的命令、指示作为工作目标，在上级部门没有明确授权之下，不敢处理意外情况和突发事件，导致工作上的被动局面。若要改变此类情形，就须在“以法理政”的制度架构下，设计与新的世情、国情、社情相适应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机制体系、责任体系，通过权力下移、外包等方式，由全能管控模式转向主体治理模式，从集权、操纵、控制转向分权、共议、协商，从层级化管理转向扁平化治理，从政党、政府双轨主体管制转向社会与市场多元主体共商共治。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思维要求在于，意识形态管理者应当化“对立”“对抗”思维为“差别”“差异”思维。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在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真正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势力和个人均属少数，对不同声音的认识和意见应采用“和而不同”的态度进行相应的行政治理。为此，意识形态管理者必须转变管理思维，放弃以往依靠权力甚至暴力监控、压制不同认识或政见的做法，创新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建立意识形态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
从工作平台来看，意识形态管理者应当从政治管理走向技术管理。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仅仅靠组织和行政力量推行和维系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远远不够，因为传统媒体如纸质的书籍、报纸、期刊等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严重缩水，越来越趋于边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发展迅猛，各类新兴媒体抢滩占位，大大改变了意见空间和舆论场域，成为思想、认识、文化、知识等各类信息的主流传播渠道和影响社会舆情的第一信息源，网络评价则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场域和强力思想集散地。如不能从技术上管理和掌控新兴媒体，意识形态的监管必然落空。
在治理模式下，党政相关职能部门只是意识形态治理的核心主体，而不再是唯一的监管主体，它们将通过权力下放和权力分担实现意识形态监督社会化，并使相关党政部门监理职能转型，从而使意识形态的监督治理在模式上多元化，结构上功能化，过程上互动化，关系上协调化。如此，不仅能有效整合社会行政资源，还能使党政思想监理部门及时转变社会职能，适时调整和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民主，最大程度地消除民众对政府的认识误解与思想对立，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意识形态如何治理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党对意识形态缺乏科学的管理经验，没有机制性、规范性的措施，而是采取运动式的管理风格，导致反右扩大化，致使很多文人学者蒙受政治冤屈，给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伤害。今日的意识形态治理必须吸取这一教训，要防止简单化、扩大化与左倾极端等不良作法。
在治理理念上，要看到意识形态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意识形态传播十分复杂，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环境下，思想传播方式越来越趋于多样化，新闻报道、文化产业、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等皆可传达意识形态诉求，信息、娱乐、艺术、审美、认知、学术等因素与意识形态传导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人们很难对之进行功能切割，把意识形态因素从中剥离出来。如果不能展开辩证分析，把信息、新闻、艺术、学术等方面的问题与政治问题一勺烩，对之硬性封杀禁堵，就会在实践上取消信息、新闻、艺术、学术等的存在，从而也取消了社会主义文化。
在制度层面上，意识形态治理需要管理者创新思维，改进组织和领导方式，在治理的体制、机制、模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思维创新。主体管理部门和机构可以根据需要放权、分权，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意识形态治理，从而优化意识形态治理关系和主体结构，以达平等协商、互补互助、多元共治的社会效果。意识形态治理部门也可通过向社会主体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实现外包化、市场化治理。在权力来源多样化、治理机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扁平化、权力使用制度化、程序运用规范化的背景下，治理主体只需在政策上加以指导、方向上加以引导、组织上加以协调、市场上加以监督，就能建构一个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治理体系。
治理意识形态首须考虑相应的体制保障。意识形态治理事关文艺、政治、宣传、法律、工信、工商、市场等多个领域和行业，要使意识形态治理稳步向前发展，就必须深化文化宣传综合治理功能，创新意识形态综合治理体制，促进文化宣传部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其职能和日常管理行为、管理程序均纳入制度化、法治化渠道，做到信息化、公开化。为此，就要制定意识形态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法律体系，避免过多行政干预与政治定性，用法律和市场营造意识形态表达空间，建立一个党委监督、政府治理、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信息流通机制与文化市场体系。通过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加强监督的方法，完全可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相关问题。
要治理好意识形态还须根据新的社会需要，建立健全其治理运行机制。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系统内部的运行机制自洽、协调时，系统自身才能有效协调、激励、约束体制内的各个运行环节。意识形态要想得到良好发展，就必须建立一整套的治理机制：既要有治理的决策、动力机制，又要有治理的反馈、监管、托管、协同等机制；没有前者，治理无法得到可持续生长，没有后者，治理没法和谐、稳定地运行。
意识形态的治理机制应包括：决策与组织机制、投入与激励机制、反馈与协调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企业托管机制以及相关的规章、惯例、习俗。当然，意识形态治理机制必须有诸多无形的精神资源作支撑，这些无形的资源包括：廉洁公正、言而有信的政府形象，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全体公民的综合素质，个体交往间的诚信度和信任度等。
要建立健全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反馈、通报机制。意识形态治理部门要把最新科技成果运用到意识形态治理中，利用电子平台进行政务处理，以高科技手段建立社会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保持信息、舆情畅通。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治理主体才能够及时了解社会思想状况，及时掌握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分析社会思想的重大动向、矛盾和冲突，及时处理苗头性问题；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治理主体才能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治理才能走上科技化、法制化的轨道；只有这样，谣言才会失去传播的空间和机会。
要建立和完善意识形态、传播的约束监管机制，对于文宣部门无法直接监管的虚拟平台与网络空间，建立企业托管机制，使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相统一，以达到多元治理机制合作互补之效。文学网站、文学论坛、微博、微信、手机等传播空间的直接监管者是企业单位，对此，文化宣传部门应与企业部门签订协议，让企业代为监管其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企业作为意识形态监管主体，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限制性进入与信息，把引发思想混乱、消解伦理道德、制造社会恐慌的言论排除在舆论场之外。③受托的企业应对意识形态传播平台的管理员加强政治教育与管理，因为他们的政治觉悟、诚信程度、审美素质、鉴赏水平、法律水平以及行业自律程度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的监督结果。
仅仅依靠传播平台的个别管理人员是不行的，意识形态治理部门必须帮助企业建立行业规则，以及行业的诚信、自律品质，倡导行业自律和个人自律。在企业的行业诚信与自律充分建立起来以后，通过行业协会进行舆论监督，同时通过加大违规违法的惩治力度，提高违规违法的成本，完全可以使不合法律法规的意识形态对象得到遏制和控制，从而使文宣部门从行政管理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意识形态治理还必须建立灵活的协同机制。意识形态生态状况十分复杂，要治理好意识形态，构建一种既不伤害、影响信息与文化发展，又能有效防止敌对意识形态传播的治理模式，需要高度的思想及政治智慧，这种智慧的生成需要思想、理论、学术、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电视等多个方面协同配合，因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精神系统问题。
只要治理部门转变思想观念，构建起新的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探索出新的意识形态治理方法、措施、手段，就能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只要治理主体改进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避免个人意志和长官意志，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坚持法治、透明、公开、公正，允许人民参与、社会监督，在依法执行过程中与群众互动回应、民主协商，意识形态治理就会科学、合理、民主、高效；只要政府对教育、宣传、政法、行政等权力关口加强制度层面的监督制约，在舆论层面有力监管，在精神层面积极塑造引导，在审美层面提供优秀作品和学术成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就会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意识形态治理如同放风筝，只要有法治这根线，就不怕舆论满天飞。
意识形态的主体治理
意识形态治理首先是对相关主体的治理，因为信息传播的平台、载体终究是由人来控制的。意识形态主体既包括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传播者，也包括意识形态的监管者、领导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正是取决于这类主体。意识形态主体有两类：集体主体(组织、机关、部门、事业、企业、公司等)与个体主体(领导者、责任者、法人代表、网管人员、网评人员、作家、学者、教师、学生等)，这两类主体是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体，他们最有条件运用现代化的媒体或传播意识形态信息。通过对治理主体自身的治理，优化治理主体的组织及运行结构，改进治理主体的工作流程与工作方式，意识形态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才会得以提高。
就集体主体而言，要强化意识形态治理部门的责任，明确这些部门的负责同志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使其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密切关注思想、精神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动向，对意识形态变化保持高度灵敏的政治敏锐性和思想鉴别力，对于社会思想领域里的错误意识形态宣传要及时展开针锋相对的辨析批评。
在意识形态集体主体中，高等学校意识形态的教育治理最应引起关注，因为高等学校是高端思想与知识的集散地，也是知识精英的聚集之所，意识形态最为集中的教育区域就是高等院校里的文学、新闻、艺术、外语、历史、哲学等人文院系室所。高等学校里的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可谓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主体，他们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重大事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们对政治事件或事实所做的价值判断及政治反应会对社会公共舆论产生重大导向性影响，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负判断往往会使普通大学生以及与之相关的交往群体对社会主义思想和价值体系产生怀疑和动摇。
对文艺与人文知识圈的治理也很重要。文艺与人文知识圈是由个性独持的艺术与知识个体组成的精英群体，对这类主体所持的艺术与学术意见不能采用压制的办法，而应当借鉴吸收新的文艺和文化理念，以之为基础对其加以思想和精神引导，而不是以陈旧的意识形态理念强制或硬性管束，那样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要遵从艺术与学术的规律，对文艺创作或研究成果在思想认识上有分歧的对象要作学术上的仔细甄别，不要轻易上纲上线，更不要轻易采取行政措施或惩罚手段。要记住邓小平同志的告诫：“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④更不能对文艺作品的创作主体搞政治围攻。
对高校及人文社科圈进行意识形态治理的积极举措就是加强文化研究和批评引导，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批评队伍。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广大党务工作者：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文化研究和批评专业团队以其特殊的职业身份和专业影响力在知识分子队伍甚至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传播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必须培养和打造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意识形态职业治理人员，以推进意识形态治理的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法治化，而不再是传统的行政化、权力化、强制化。
意识形态传播最快、造成影响也最广泛的社会空间就是虚拟的网络空间，电信企业、网络公司等市场主体无形中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另类权力中心。意识形态控制权在信息化环境中取决于互联网世界的制网权，不同的利益主体或政治势力也正是抓住这一特点，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组织网评水军，干涉、搅扰或左右社会舆情，致使网络舆论常常真假莫辨。因此，意识形态治理部门应当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根据治理需要向移动、电信、联通等企业放权，与之合作，把它们培育成为市场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治理的集体主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文宣部门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⑤正是看准了电信企业、网络公司等市场主体在思想传播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
意识形态的具体治理还要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人员身上，意识形态治理执行者的理论水平、理解水平、认识水平、专业水平、政治觉悟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效果。意识形态治理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是精通意识形态理论及问题的专家，而不是普通的行政官员；同理，意识形态治理的执行者也不能只是能够跑腿办差的公务员：这类人员应当具备较强的理论认识能力、逻辑辨析能力、口头宣讲能力和评论写作能力，否则不足以担当意识形态治理的重任。意识形态治理的从业人员还应当理论联系实际，用群众熟悉、认可的事实以及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现阶段的意识形态教育队伍中，高谈阔论者多，其理论宣传听起来空洞乏味，让人听而生厌、生畏，根本达不到教育的目的。
意识形态个体主体治理的另一重要对象是企业的管理主体。各类关乎意识形态传播的企业、公司管理人员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因为网络空间的对象、内容及秩序完全取决于相关网络公司或网站的管理员，任何网络对象或网络信息的首先要经过某个具体的网络管理人员的审核，意识形态治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网站管理员对舆论的选择性控制。一般公司和企业在雇佣这类管理人员时，较多考虑的是应聘人员的市场业务开拓能力，而对其政治素质不加要求，在治理意识形态主体时对此不能不加考虑。电信、移动、网通等国有信息产业的信息管理人员应当是既具有过硬的计算机、信息方面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同时又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较高的政治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新兴媒体中的自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其意识形态传播效应亦不可小觑。这类传播工具交互性强(既可一对一也可一对多)，传播速度迅速(瞬间便可传至全球)，传播类型灵活多样(浏览、群发、转发、评论、跟帖、点赞)，传播社会效应巨大(引导、煽情、蛊惑、鼓动)。然而，它们又不像普通社交网站、视频网站、聊天室、BBS、论坛、贴吧那样公开，且其传播过程隐秘、即时，监管起来十分困难。自媒体因其专业性、圈子性，普通技术管理人员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素养，根本无法鉴定传播内容的政治色彩。因此，意识形态治理人员必须熟悉新兴媒体，熟练掌握和运用类型众多的自媒体诸如微信、微博、博客、播客、个人空间以及一些即时通讯工具如QQ、MSN、飞信、易信等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传播工具，以便对相关意识形态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对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传播个体的治理可以和网络公司或企业协商，探索企业托管的可行途径。当然，委托企业进行意识形态治理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电信企业、网络公司，尤其是那些拥有广泛读者的门户网站是否愿意承担意识形态治理的使命？门户网站与各类文学网站、论坛能否有效监管涉及意识形态敏感问题的话题或意识形态立场有问题的作品或论文？这类问题具体操作起来难度不小，因为解决这类问题不仅需要相关话语的语义政治学分析，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支撑，后一因素涉及众多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制定。上述问题解决以后，网商才能从技术上制定和实施虚拟空间意识形态治理计划。
意识形态治理的分寸
有了意识形态治理的体制与机制建构之后，在具体的意识形态治理中，分寸应该如何拿捏，以达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高效化等现代功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意识形态治理者要努力消除冷战后的精神负资产：二元对立、非友即敌的对抗性思维定势。冷战思维让自身在世界上陷入孤立，这不符合我党优良的统战传统。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对不同意识形态对象要把握性质，区别对待：对于故意造谣和抹黑中共领导的敌对观念和思想认识，一经查证落实，坚决打击，封杀取缔；对于不存恶意的认识歧见，以及因各级政府对相关事情处置不当而产生的不满性质的牢骚、怨言、异议，要充分包容、宽容和兼容，同时予以思想解释、心理引导；对于民众批评政府的各类意见，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加以处理，并以之作为了解民意、消除误解和歧见的良机。
执政者需要通过善治、善政改变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而不是通过禁言让其禁声。在网络空间中，对认识异见或负面声音采取禁言、删帖等办法根本起不到治理作用。从技术层面说，网络上的各种认识瞬间就可以出现无数条，网管、网监或网警要从瞬时出现的海量评论中筛选出负面的意见或评论并用手工方式一一删除或屏蔽根本不可能，他们通常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在评论功能中设置敏感词自动过滤与自动屏蔽，而网民们在评论相关事件时运用符号代替方法就可轻易逃避敏感词的过滤与屏蔽。从社会效果来说，敏感词语或话题的过滤与屏蔽并不能封闭认识异见与反对声音，而关闭或禁止评论又有堵塞民众言路之嫌，更会引起人们对执政者巨大的思想恶感和认识反弹。这种群体性的思想恶感和认识反弹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势必会在压抑中蕴蓄成长为巨大的思想破坏力量，一旦受到某个社会事件的诱发，便会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可怕杀手。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治理者不但要维护民众正常的意识形态表达权，还要容忍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苛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党，中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国家与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⑥，确保广大民众的自由与权利不受威胁与剥夺，这也是中共执政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政治前提。不惟如此，思想民主和言论自由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基本前提：思想和言论管控得越紧，社会思想也就越少创造力。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⑦只有明乎此点，我们才能找到“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事实上，认识上的异见、歧见甚至反对的声音并不可怕，因为理越辨越明。即使是错误的思想认识和言论，只要它不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公开反对宪法，就不能对其简单处理，不能“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⑧。要学会并善于引导民众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理性表达，而不是发泄和攻击。我们既然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就要经得住批评。对认识相异或相左一方的批评必须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而不能强行压制。
在意识形态治理中，治理者应当让民众明白：意识形态治理的目的不是不让民众说话，恰恰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现存问题。当然，意识形态的治理者自己应当首先明白：思想问题靠说服而不是压服，解决思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运用逻辑思维，通过民主、平等的讨论去说服教育。执政者引导民众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好办法是政务信息迅速、及时、公开、透明，社会事件的真相要让人民群众知晓，而不是藏着掖着、知情不报、欺上瞒下——信息不畅、不通、不透明、不公开是谣言滋生和横行的温床。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会让谣言不攻自破。政府的公信力与政务的透明度成正比，只有政务公开，才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号召力。网络舆论中“仇官”言语滋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个别地方部门政务信息不及时、不透明，或在客观上确实有庇护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以致民众再也不相信组织和政府。
治理者要讲究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方法，处置或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要看对象与场合，邓小平同志告诫领导干部说：“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⑨只要意识形态治理者不存偏见，诚心沟通，就能和不同社会主体实现对话、回应、交流、互动，从而在意识形态治理方面实现“善治”，即在责任化、合法化、透明化、法治化、有效化、规范化的情况下开明理政。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技术 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3-0020-03
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的系统理解
技术指进行生产活动或其他活动的知识技能和操作技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是指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任务、要求和性质，为更好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的目标、强化其功能、保证其质量，在高校思想政治实践中采取的一切知识技能和操作技巧的总和。
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必然要明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范畴。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方法，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应包括三个子系统：（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其基本内容包括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计划、组织、机制等，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实际，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可以阐述为高校思想政治目标论管理、高校思想政治组织论管理、高校思想政治方法论管理。（2）对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人员的管理。其基本内容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的任用、培养、考核等，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管理，不仅包括在行政系统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以及教辅人员、还包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学生干部队伍。（3）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管理。
在明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范畴的基础上，系统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管理技术，集中探索和阐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系统中建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的技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队伍管理的技术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过程管理的技术，以作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研究水平的落脚点，为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实效性提供技术支持。
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面临的问题
21世纪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与国际社会全方位的交流更加频繁，以各种方式流入我国的西方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加大，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也面临新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多元化和传递网络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意识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私欲膨胀，产生很多消极负面的东西。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坚持和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网络信息量之大、信息传递速度之快、信息内容的良莠不齐对以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为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这样国际风云变幻、信息多样和交流网络化的条件下，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上还存在许多与高校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和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系统内部不够完善
主要体现为：（1）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来看，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理论体系不够完善；（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队伍参差不齐。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和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人员多数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其存在队伍不稳定、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存在知识和业务技能上的缺陷；（3）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务过程中的技术有待提高，管理创新能力不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效果难以保证。此外，目前学校思想政治还存在着单向灌输多、双向交流少，集体受教多、因人施教少等不足，实效性不够，各阶段的思想政治重点和特色不清晰，影响了思想政治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 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管理技术是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体系中实用性最强，最贴近实际，对高校思想政治效果影响最直接的要素，也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研究最薄弱的领域。应对新形势、新问题，需从大局出发，克服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利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中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技术、队伍管理的技术和过程管理的技术。要把握思想政治实施方向，优选思想政治内容、方法和途径，减少或纠正思想政治偏差，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1.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的技术
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技术，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方法，从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理论的方法论、目标论、组织论三个方面来确实提高其技术。
第一，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目标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管理是一个围绕确定目标和实现目标进行管理活动的系统工程，要根据党的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订出一定时期内的总目标，然后层层落实，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根据总目标和保证措施，形成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并把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各部门和个人考核的依据。其主要环节包括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目标系统、组织好思想政治目标的实施、依据事先确定的目标做好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检查和评估，如此循环反复，构成一个有序的思想政治目标管理的过程。
第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组织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建立起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的思想政治组织机构，使组织成员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怎样设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结构，是高校组织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切实提高其思想政治组织管理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组织设计上要遵循分工协调和权责相称原则：在设计思想政治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时，做到职能与目标的统一、政令统一，既要明确规定每一管理层次和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做到各司其职，又要赋予其完成自己职责所必需的管理权限，避免责任落空或“瞎指挥”。
第三，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法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法论，就是指导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具体实践的管理观念，它提供的不是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思维方法。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行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践，有助于改善学校的思想政治管理，促进学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现代化。一方面，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的管理技术，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计划决策、自我调节、信息反馈和考核评价几个部分着手。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管理中运用各种方法，从管理科学角度，引入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组织和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
2.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技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承担着选拔、培养、激励、指导、引导、促进和鼓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能，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因素。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管理，切实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选拔任用、培养、考核抓起，提高其技术，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提供人才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队伍不仅包括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师如分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书记、辅导员等，还包括学生干部队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中，学生干部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选拔、培养和管理机制。”选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入口，把好入口关是思想政治队伍建设的基础，建立竞争上岗、择优聘用的队伍管理机制是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育人是用人的基础，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自觉通过自学和实际工作锻炼努力提高自身素质，高校也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地对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教育、培训；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的考核，科学设计考核方案，根据科学公正的考核标准，让思想政治工作者明确自身的优缺点及其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要建立健全的思想政治工作考核制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日常管理，严格考核。考核结果要与职位聘任、晋级挂钩。考核内容包括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程序等，考核优秀者列入学校先进个人的评选序列，并给予奖励。当然，思想政治工作者有时也可能会犯错，要鼓励他们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3.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的技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为落实思想政治教育计划、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诸要素加以监测、改善、控制，使之达到良好状态的过程。正确运用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的技术，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沟通技术。沟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不可缺少的途径，思想政治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教育和控制等管理职能要通过沟通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沟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有效性，沟通技术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技术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施过程中的沟通，要达到交流、加强了解、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的目的。为了使沟通收到预期效果，掌握沟通技术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善于把握沟通的最佳时机。当发现有某些问题的预兆或者刚发生时，要及时沟通，不失时机地通过沟通解决，不使势态扩大。（2）善于选择合适的场合和方式。在注重沟通的说理性、原则性的同时，也注意恰当地选择沟通的场合和方式，发挥环境的特色心理作用，会使沟通事半功倍。（3）要善于控制沟通中的情绪。沟通既是思想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合理地控制情绪、调动感情是使沟通取得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4）要善于倾听。沟通的本质是交流信息，表达是向外传递信息，倾听是向内获取信息。要真诚地倾听他人讲话，要集中注意力，鼓励对方表达心声，并善于从他人的谈话中学习。
沟通的方法，异彩纷呈，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要善于结合自己的工作，灵活地加以运用，在实践中不断去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沟通技术。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授权技术。授权的本质是责任、义务与权利的分解和下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的不同层级有不同的职权，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素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复杂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即时性，使授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会授权是管理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有效的授权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技巧。授权过程进行得是否科学、恰当，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效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必须掌握和不断提高授权的技术。
上级领导要克服授权的思想障碍，选择、培养被授权者，并给予鼓励及协助，扶持他们提高本领、用好权力，做到授权权利、承担责任、应得利益的统一。下级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一线的辅导员，常常接受上级的授权，面对多变的、复杂的实际问题，果断、独立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辅导员一方面在接受上级的授权的同时，自己也应该认真学习和把握授权的技术，善于培养学生干部，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授予学生干部，让学生干部的队伍形成一个网络。当然，下级在大胆工作、不断创新、积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的同时，要主动向上级传递工作信息，接受上级的指导与监督。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授权技术掌握好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疏导工作和人文关怀就时时都在，进而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
综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涉及面广，既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本质、原理、内容和机制的实现，依赖于管理技术的落实和提高。因此，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作了系统的理解后，对其三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理论技术、队伍管理技术和实施过程管理技术作了些探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升华、创新发展，从而提出更好的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新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新华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吴起华.高校德育管理研究[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5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管理模式 网络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2-0180-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能够帮助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了解社会，认识国情，体验社会变革和变化，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自身使命感和责任感。近年来，虽然国内各大高校在“05方案”的指导下，普遍加强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视，然而，在实践教学实际开展过程中，由于主管部门重视不够，师资力量不足，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部分院校的实践教学停留在走形式的层面。加之利用网络技术较少，难以精细化管理，导致实践教学实效性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是当前高校教学管理模式创新的必然趋势。笔者认为，以网络化为背景，积极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管理模式，把网络信息技术运用于构建科学的管理机制，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成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管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对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化管理模式构建的前提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化管理模式的构建，必须以界定实践教学的内涵和明确其定位为前提。
（一）界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内涵没有准确的定义，在认识上也存在着误区，主要体现在，对“实践教学”内涵的界定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教学”就是和课堂教学对立起来的，区别于理论教学的，特指学生参与课堂以外的社会实践活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实践教学”可以包含诸如课堂讨论、自学作业、自学自讲、回答问题、课堂辩论、观看音像资料等形式的课堂实践，以及撰写课堂演讲稿、命题论文、讨论提纲等形式的科研实践。[1]
笔者认为，如果“实践教学”的外延太窄，仅仅从实践教学的形式出发界定为课堂之外的社会实践教学，那就极大地限制了实践教学的范围和渠道，由于受时间、空间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学生走出校门参与校外实践是很难常态化的。所以，有学者据此把实践教学的内涵界定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一种教学活动，实践是达到教学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而途径和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它应是除了理论教学之外的所有与实践相关的教学活动。[2]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应该是立足于思想政治课理论体系的。具体开展形式可以是丰富多样的，以实现教学目标的和学生可以广泛参与为目的的一切教学方式，包括课堂内外的和理论教学不同的一切实践活动。
（二）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定位
随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地位和作用正在凸显出来，为了进一步了解实践教学环节在高校的实施情况，笔者对某市的15所本专科院校做了调查。调查发现，大部分高校的实践教学环节几乎流于形式，很多学校没有单独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在调查的15所学校中，有13所学校没有设定单独的实践教学环节），有的学校没有相应的学时和学分，有的学校无实际的教学内容，部分学校的实践教学环节只是纳入课堂教学完成。教师热情不高、学生参与不足、形式陈旧单一、教学体系混乱等现象在很多学校普遍存在。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造成实践教学流于形式，有名无实，形同虚设的原因，主要源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定位不准确。
笔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该区别于学校其他部门开展的德育教育实践。前者应该是以教材为基础，有效的延伸着理论课教学的空间，充实着理论课程教学的资源，更好地体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社会小实践”；后者则是依靠党、政、团等学校德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如暑期“三下乡”活动的“社会大实践”。前者可以融入后者完成，但是又不能和后者的工作完全重合。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环节，应该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为基本依据，纳入教学计划，制定教学大纲，设立单独的学时和学分，编写完整的实践阶段和内容，拟定相关规章制度，从而使实践教学科学有序地进行。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化管理模式构建的意义
随着全球信息一体化的不断深化，现代教学技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广泛运用，可以有力促进教学管理模式的改革，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加之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性，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管理必须与信息技术发展相接轨。
（一）教学管理的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教学系统，需要从管理层面上建立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管理模式，此模式是实施实践教学的前提、基础和保障。但这样的管理模式构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面对众多的实践教学对象，单纯依靠数量有限的思政课教师去指导学生实践是难以组织实施的。因此，依托网络建立运转灵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管理模式，把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纳入教学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双重轨道，在管理机制上实现整体配合，全员育人，进而解决由于现实原因造成的困境。
（二）教学内容的要求
笔者调查发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内容设计单一是很普遍的问题，因为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几乎都停留在以参观走访的实践形式和提交心得体会或实践报告的实践成果的层面。那么，如何在常规的实践教学环节内容设置中，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全方面锻炼自己。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信息资源平台建设，给学生提供一个拟态的实践环境，以到达实践的目的。
（三）教学效果的要求
要确保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教师的精心组织、学生的积极参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实践教学活动要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组织、监管、评估体系。然而，有的高校在实践教学实际开展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考核目标和标准，只是在上级检查时才做些表面工夫，而在不检查或者实践教学经费不充足的情况下，任意缩减实践教学学时。[3]利用网络化信息系统，能够使学校主管部门对实践教学的内容进行定期探讨和筹划，对实践教学实施环节进行监督管理，对实践教学成果进行评估。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化管理模式的具体实施
此套管理模式在充分考虑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内容设置以及教学效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网络化管理平台。
（一）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网络化管理机构
严格的管理和健全的制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保证。在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过程中，如果没有一套相应的管理机构，就不能形成规范的实践教学。因此，该机构构建的基础是形成一套至上而下的规范化网络管理体系。具体包括：成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领导小组（该机构由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副书记或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负责）；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组织机构（该机构由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负责人负责）；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机构（该机构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各学院（系部）党支部书记、团支部负责人具体组织实施）。在领导、组织、实施的三维管理机构中，由相关的人员负责推进实践教学环节实施的制度化、常规化，主要包括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环节的安排以及教学成果的检验。相关负责人可以通过一个指定的账号登陆完成各自负责的环节。利用网络技术将党、政、团、教等各方面力量组合起来的纵向管理体制，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也加强了学校层面对实践教学各环节的领导、管理和监督，确保了其实效性的发挥。
（二）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网络化实施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内容设计是基于网络的信息资源平台，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与德育性为基础，把实践教学环节设计成为区别于课堂理论教学的项目教学法。此方法以学生自主或者合作完成为导向，把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分解为具体的事件（每个事件为一个单独的项目），设计不同的项目完成方案。学生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可以是自主的，也可以是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不同的实践教学项目。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以及提高其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项目教学法的特点在于它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教学，而是把具体的实践教学环节以项目的方式要求学生自主完成，学生由以往的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研究学习。因此，此方法是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它依靠网络信息资源平台的优势，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的信息模拟的交互平台，以此达到受时间、空间、人力等因素限制学生不能完成的实践环节。学生可以在网络平台提供的项目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观点，通过不断实践来强化创造性思维能力，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达到高层次认知学习目标。
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课程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在2011-2012学年在计算机科学系开展了该课程实践教学项目化试点工作，建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专题网站，达到较理想的实践教学效果。
（三）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化评价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长效性，来源于其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因此，为增强其实效性和长效性，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长效机制，应该有组织管理机构定期对实践教学的质量进行评估。因此，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平台的优势，可以设立专门的实践教学成果展示、在线留言、数据统计、师生讨论等板块。学生实践教学的成果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展示，教师和学生可以参与评价，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和互评相结合，形成相互学习、相互监督的氛围。通过在线留言、数据统计、师生讨论等板块，达到实践教学环节运行监控、教学质量分析和问题反馈的效果，确保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4]
【参考文献】
[1]焦凤梅.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成效探析[J].新闻大学，
2010（7）：96-97.
[2]王红芳，朱瑾.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57-58.
学风思想政治理论课对策教育部关于本科教学评估的指标体系中，将学风建设作为一级指标加以规定。学风建设是高等院校办学质量、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而新建本科院校办学历史以高职高专为主，本专科学生同时在校就学，教师学生学术视野有待拓展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学风状况不理想的情况普遍存在。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风情况，我们调研组对河套学院本专科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包括学风整体状况、学习动力、课堂纪律与学生旷课情况、对待考试态度等几个方面。
一、河套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21份，有效率为92%，是有效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56%的被调查者认为河套学院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良好，41%认为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一般，3%认为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较差。从以上数据显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现状不容乐观。专科和本科学生学风差别较大，本科生的学风状况明显要优于专科生，其中整体比例可以高十一个百分点（被调查的本科生中67%认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良好）。
配合在学生中开展的访谈，我们发现，我校学风状况不理想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同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浓厚的兴趣（占56%），导致学生学习消极、被动，但调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毫无兴趣的同学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占13%），这一部分学生要重点关注，加强对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不理想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调查，主要问题集中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学习动力（占82%），学生迟到旷课现象严重（部分专业达到8%）；课堂学生学习纪律性较乱（被调查学生中62%的学生认为课堂学生学习纪律性较乱，需要教师不停地中断讲课维持课堂秩序）；考试前突击复习（占64%）；考场作弊等现象。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不良的主要表现
河套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的总体是良好。特别是升本以来，本科生生源素质较好，学校对学生的专业指导及时深入，常规教学管理更加规范，部分学生又有考研的压力，大部分本科学生对待专业课程学习能积极进取，勤奋好学，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上也有明显体现，但作为艺术类专业的本科生和大部分专科专业学生，学风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目的不够明确
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影响下，脱离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进入相对宽松的大学学习，使学生产生学习惰性，对专科生来说没有了进一步升学的压力。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重要途径之一。部分学生意识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其提高政治理论素养的重要作用，学习的功利性较重，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未来职业没有用，就不愿意学。也有部分学生的功利性表现在为了得到奖助学金而不得不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基于全面和谐发展，素质的综合提高的角度思考问题。学生中普遍存在只对专业课有较浓厚的兴趣，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素质课或公选课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学习目的不明确，学生会表现出消极被动、对教师授课，布置作业等抵触。
2.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和中学相比大学教育没有了升学压力，部分学生没有端正学习态度，只追求成绩合格。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性质特殊，这类课程更强调意识形态性，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敏感度，因为不具有专业课程的直接实用性，部分学生学习上缺乏好学勤奋刻苦钻研的精神，消极学习，课堂上听讲不认真，笔记懒得做，应付课后思考题和课下作业，考试存在侥幸心理，希望有作弊机会。这一部分学生严重影响了学风的健康发展。
3.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纪律较为松懈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存在学生纪律观念淡薄，自由散漫，迟到、吃早餐、旷课、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随意说话聊闲天，玩手机，看小说等现象时有发生。
上述情形在不同专业年级和不同学生上表现程度有个体差异，其中艺术类学生和专科生学风问题更加突出。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不佳的原因分析
河套学院作为新建本科院校，学风问题不仅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各个专业的专业课教学中也有所体现。由于各高校的扩招计划，使河套学院招收的学生普遍文化课成绩较低，作为大众化教学为主学校，均存在生源文化素质较低的现象，这些学生中部分在中学时就没有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就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的学风，做以下几点分析：
1.社会浮躁的负面影响
当今社会正在转型期，价值多元化价值取向，使学生难免产生思想困惑与冲击，在现实中不切实际想法的落空带来信仰危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阵地。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片面理解，不主动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理论缺乏兴趣，学习动力不足。
市场经济使人们的物质欲望膨胀，也使社会成员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剧增，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学生也不同程度上受社会的影响，急功近利，社会的浮躁反映在学生身上希望快速成功，不愿意付出辛勤努力，不肯坚持不懈艰苦的学习上。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新状况是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改进教学。
2.学生管理教育方面缺乏齐抓共管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不佳，和学生管理的观念不统一有关系，专业任课教师多强调专业的实用性和重要性，专业学习似乎只为了学习一门谋生的技能，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与各自的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对今后的职业发展没有直接影响，学不学关系不大。甚至有同学还觉得，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类似的政治教育类课程，所讲的道理和理论大家都知道，上不上课无所谓，学了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在院系学生教育管理中缺少细致深入的思想教育，全方位育人的观念没有在教育中体现，对那些纪律松懈的学生没有进行引导教育。
现存的学生评教和教学评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观公正性，教师严格要求学生，工作认真负责的老师评教结果，不如放任学生管理，工作不认真的老师，放松学生纪律管理的课堂和学风不良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学生评教的成绩排名会影响教师对学生管理的严格性。
另外，平时成绩在结业考试的比例、对考试的重视程度、补考和重修的严格性这些常规教学管理，也对学生良好学风的建立有一定的影响。
3.教师教学中没有建立学生主体机制
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性、政治性较强，教学内容为教育部规定的固定内容，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期望学生入心入脑，现在的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兴趣低落，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有逆反心理。教师的教学需要找到政治理论讲解、现实社会、学生实际生活状况的切合点，如果教学内容枯燥无味，学生自然缺乏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部分教师教学方法单调，填鸭式满堂灌，不讲究改进教学方法手段，如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参与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个别教师忽略了课堂纪律的管理，没有课堂考勤记录，对学生的不守纪律的表现放任不管；考试提前划范围划重点，降低试卷难度。直接导致忽略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导致学风不良的现象出现。
4.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有待建立
从河套学院学情状况分析，学生在学习动力和良好学习习惯还存在欠缺的地方。学生学习动力不足，主要源于对自身社会责任和未来激烈的社会竞争没有充分认识。普遍缺乏对自己职业生涯的系统规划，没有终身学习的意识，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进取的要求，没有独立意识，在学习上表现为没有学习动力，没有良好的预习复习的习惯，自学能力差，没有阅读专业论文和专业书籍的意识。部分学生学习能力不强，表现在政治素养低，人文知识积累不够，热衷于快餐文化和网络阅读。学习自律性差，大学教育的宽松和学生管理不严格，自我惰性的支配下，学生必然是不爱学习、课堂纪律松懈。部分学生不追求真才实学，而把学习成绩作为评奖助学金的基础；对思想政治理论考前死记硬背的学生数量很多，突击式学习，使大学生理解理论的能力较低，进一步提高能力受到限制。
四、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不良学风的对策分析
1.系部齐抓共管，加强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学风建设重点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用正确的观念抵御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明确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让学生摆正大学学习和未来职业生活的关系。通过学生所在院系学习指导、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多层教育引导下，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调动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针对社会思潮和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改变浮躁思想，让学生了解个人发展没有捷径，未来要依靠真才实学，让学生了解大学学习是终身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
建立教务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和一线辅导员的联系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及时就学生学风动态进行沟通和合作，对出现的问题探讨改进措施。把监督和日常管理结合，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及时调查研究，及时协调解决。
建立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联系制度，双向沟通交流，任课教师就班风学风、经常迟到旷课学生等情况及时与辅导员反馈。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为多班授课，任课教师对学生没办法深入了解，可以通过和辅导员的交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学生管理。
多渠道全方位的教育引导，要统一到以学生为主体和教书育人的大前提上。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开展文化周文化月活动，提高教师学生的文化品位，经常举办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培养良好的育人、治学环境。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作用，进行学风优秀集体和学风优秀个人的评选，明确正确的学风导向，树立学生学习楷模。通过辅导员班主任组织主题班团会，主题演讲，主题竞赛、读书会和课堂强化教育等方式，促进良好班风学风的建立。
2.加强教风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
教风是学风的前提，通过深入开展教学、科研评比，培养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教师跟踪学术前沿，更新知识结构，参加学术交流和教研科研活动，以科研促进教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要用渊博的专业知识，很强的质量意识，严谨治学态度，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鼓励教师参与教学改革，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吸引力，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成为学生成才的引路人。
在课堂教学中以教师为主导，坚持因材施教，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让课堂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培养能力。教师需要充分挖掘教材内容，精讲多练，确保学生有足够的主动学习和实践的时间，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严格要求学生，进行课堂考勤，及时组织教学整顿课堂纪律，严格考试制度、严格按照规定评定学生成绩。
3.抓学生学习，培养良好学风
首先，抓学生学习，要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在学生管理中，教学管理中和授课课堂上等多方位多渠道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历史使命感和个人成才意识，让他们自觉将个人成才与民族复兴和人民富强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对待学习。
其次，抓学生学习，要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对刚入学学生做好专业思想导入，让学生及时知晓人才培养目标和计划，行业发展方向与前景。让学生了解学校学分制度、主修辅修制度，明确学习的方向、重点和兴趣点。让学生很快了解我为什么学和怎么学，明确大学学习要依靠自修研得，努力开拓学术视野。解决学生生活和学习上的困惑，通过辅导员、任课教师引导，优秀学生影响等逐渐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再次，抓学生学习，还要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我校为新建本科院校，学生入学成绩较差，部分学生学习习惯较差，学习能力较弱。要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对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程均要课前预习，掌握重难点，有针对性的听课，加强课堂自我调控能力，学会记忆和自主思考，提高学习质量。高质量完成作业，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知识。引导学生拓展课外阅读，提高人文素养。
4.建立有效的学生考核制度和教师考核制度
要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管理，平时考勤考核、学习过程考核。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规范教学管理，在考勤考核，课堂提问、学生项目任务完成情况、课堂纪律表现，作业，结业考试等方面，并鼓励教师创新考核考试方法，如面对面答辩等方式，综合评定学习最终成绩，让学生更重视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的最终成绩。改革学生评教制度，不是单一的学生评价表或者单一的学生座谈来评定考核教师，通过部系听课评课、教案、作业、试卷等教学文件的规范管理，学生座谈会、教师座谈会等多种方法，平衡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关系，达到改善学风的目的。
优良学风对学生会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对学校育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学风建设是学校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良好学风的培育，需要常抓不懈，需要综合协调和动态管理。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
[2]顾海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3]陈占安.对进一步推动“两课”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2）.
[4]王炳林.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概论”课教学的实效性[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10）.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乡村民主建设中的境遇
所谓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思潮在公共管理领域里的体现。用它的原始命名者胡德的话来说,是一个为方便起见而做的标签。[1]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极端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其主张是以宪政保障个人权利并限制政府权力,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本位。二是以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特点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政治和政府管理问题。这两种理论思潮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欧美国家广泛的“民营化”改革,90年代后逐渐掀起整个世界公共领域的改革浪潮并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作为西方理论界广泛使用的热门概念,新公共管理已成为指导越来越多国家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理论和新理念。
然而,作为一种外来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究竟是否适用仍需考验。一般来说,多数学者赞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并且已有学者正尝试用其分析中国的实践,尤其是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村民自治方面。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适用性问题。
尽管如此,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工具或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因其宏观理论层面的困境而失去效力。具体到我国的新公共管理研究,我们可暂时放弃其某些宏观关怀,“在微观意义上(尤其在地方层面上)说明我们正面临何种不可治理性,是什么导致了必须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某种新组合来克服这些不可治理性,哪些组合方式(在何种条件下)是可复制、可模仿的,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分析理论模式。”[2]所以,中国的公共管理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必须对其进行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本土式改造,才能与我国的实际相契合。
二、当前乡村民主建设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虽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虽然新公共管理运用到中国的乡村治理中进行民主建设时会遇到一些理论和实践困境,但其包含着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政策资源,无疑已成为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论和新理念。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对其加以吸收和运用。
首先,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渊源之一是极端自由主义,这一渊源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社会中心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许多国家的实践(如现在的希腊、意大利等)已经表明,这种政治倾向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其次,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它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基础出发,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的多中心、管理主体与社会的互动等。其“所勾画的现实社会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在分析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时尤为明显”[3]。所以,对处于世界发达与落后之间的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最后,从文化土壤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真正精神是以公民素质较高而形成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理念,这一理念深深地蕴藏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文化之中。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在缺乏作为制度基础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而破坏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时,应明确认识该理论的适用性。
当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乡村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都面临着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瓶颈束缚,而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消除这些瓶颈束缚大有裨益,借鉴其破解难题,关键是抓住整个初级阶段尤其是当前中国乡村的实际,对我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与研究,找出当前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从而对这些问题标本兼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4]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传统乡村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弊端导致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无疑对乡村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们解决这一课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当前,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结合,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5]
这为我们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就我们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来说,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努力协调基层政权与乡村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要发展乡村基层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轨道,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6]就必须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主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乡村自治组织、乡村社会中介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使基层政权在农村地区提取的资源能够有助于促进整个乡村地区的发展。就乡镇政权来说,应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乡村公共资源,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其次,着力理顺乡村关系,促进基层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发展的核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发展。只有这四个民主协调运转,乡村公共权力格局均衡合理,才能保证乡村民主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2010年10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理顺乡镇政权、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在乡镇层面上,要突破乡镇政权对传统集权模式的依赖,构建“乡(镇)村一体化”的地方民主自治结构,以减缓政府职能扩张与市场秩序、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等多重矛盾和冲突。
在村庄层面上,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构建民主合作的村庄治理结构,一方面,村党支部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由此,推动基层民主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实现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奠定基础。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乡村民主建设中的境遇
所谓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思潮在公共管理领域里的体现。用它的原始命名者胡德的话来说，是一个为方便起见而做的标签。［1］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极端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其主张是以保障个人权利并限制政府权力，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本位。二是以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特点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政治和政府管理问题。这两种理论思潮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欧美国家广泛的“民营化”改革，90年代后逐渐掀起整个世界公共领域的改革浪潮并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作为西方理论界广泛使用的热门概念，新公共管理已成为指导越来越多国家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理论和新理念。
然而，作为一种外来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究竟是否适用仍需考验。一般来说，多数学者赞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并且已有学者正尝试用其分析中国的实践，尤其是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村民自治方面。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适用性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自身对传统官僚制的态度也不一致:一方面批判传统的科层制，另一方面又将其作为新公共管理体系的核心和唯一稳定部分。新公共管理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是多元参与式民主的不足可能是，“少数有特殊利益需要的公民在某些主题中的参与行为可能被政策制定者误解为大众的共同意见，并且更糟糕的是，这会给公众留下政策议程被特殊利益所左右的印象。”［2］因此，多元参与式的民主能否冲破传统科层制的桎梏还是一个疑问，若不能，则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仍会是公共管理的主要模式，指望新公共管理较为彻底地改变既定制度安排就尚需时日。
尽管如此，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工具或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因其宏观理论层面的困境而失去效力。具体到我国的新公共管理研究，我们可暂时放弃其某些宏观关怀，“在微观意义上(尤其在地方层面上)说明我们正面临何种不可治理性，是什么导致了必须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某种新组合来克服这些不可治理性，哪些组合方式(在何种条件下)是可复制、可模仿的，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分析理论模式。”［3］所以，中国的公共管理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必须对其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本土式改造，才能与我国的实际相契合。
二、当前乡村民主建设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虽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虽然新公共管理运用到中国的乡村治理中进行民主建设时会遇到一些理论和实践困境，但其包含着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政策资源，无疑已成为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论和新理念。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对其加以吸收和运用。首先，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渊源之一是极端自由主义，这一渊源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社会中心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许多国家的实践(如现在的希腊、意大利等)已经表明，这种政治倾向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其次，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它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基础出发，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的多中心、管理主体与社会的互动等，其“所勾画的现实社会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在分析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时尤为明显”［4］。所以，对处于世界发达与落后之间的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最后，从文化土壤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真正精神是以公民素质较高并形成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理念，这一理念深深地蕴藏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文化之中。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在缺乏作为制度基础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而破坏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时，应明确认识该理论的适用性。当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乡村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都面临着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瓶颈束缚，而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消除这些瓶颈束缚大有裨益。因此，在理论上，就存在着如何将新公共管理理论同中国乡村的实际有效衔接的问题，即如何使新公共管理理论变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文化特征的理论从而指导中国的乡村改革与发展。在实践上，表现为如何将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实践实现创造性结合。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关键是抓住整个初级阶段尤其是当前中国乡村的实际。
执政者理应更加注重目光下移，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对接起来。这固然有赖于基层自身的创新和努力，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经济与民生、发展与稳定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共服务最优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实现基层善治，从而达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乡村民主不断发展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我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与研究，找出当前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从而对这些问题标本兼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5］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由于传统乡村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弊端导致乡村治理面临诸多困境，无疑对乡村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应努力破解这些困境，寻求符合我国乡村实情的乡村民主建设新路径。在此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乡村民主建设的整个过程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二是乡村民主建设必须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重塑村民对村庄的认同。而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提供的历史契机，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们解决这一课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新公共管理理论反对传统的政府中心论，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和个人等;主张从政府、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等多维度、多层面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克服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强调管理过程、管理方式与手段的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oflaw)、回应性(responsiv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强调“善治”应对公民的权利和地位给与更多的重视，应有更多的民主要素。当前，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结合，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其实，中央决策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6］
这为我们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为有效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乡村民主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必须恰当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实现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就我们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来说，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努力协调基层政权与乡村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要发展乡村基层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轨道，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7］就必须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主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乡村自治组织、乡村社会中介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改革、完善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就必须使基层政权在农村地区提取的资源能够有助于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促进整个乡村地区的发展。就乡镇政权来说，应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乡村公共资源，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其次，着力理顺乡村关系，促进基层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发展的核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发展。只有这四个民主协调运转，乡村公共权力格局均衡合理，才能保证乡村民主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2010年10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理顺乡镇政权、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在乡镇层面上，要突破乡镇政权对传统集权模式的依赖，构建“乡(镇)村一体化”的地方民主自治结构，以减缓政府职能扩张与市场秩序、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等多重矛盾和冲突。在村庄层面上，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构建民主合作的村庄治理结构。一方面，村党支部应按照中国共产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利;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由此，推动基层民主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实现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奠定基础。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管理 制度化
社会实践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突出的特点和优势。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要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搞好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要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由于实践教学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和主体性等特点，所以实践教学的高效管理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各高校应当依据实践教学的特点，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整体部署，统筹规划，在动力激发、制度规范、组织协调、资源整合和特色凸显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管理机制，从而不断增强教学实效。
一、独立设置课程，确保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制度化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及其实施方案要求，“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构建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建立健全、规范的实践教学制度，确保其作为课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管理创新的首要环节，应当从课程设置、组织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三个方面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作为必修课程的地位和功能。
首先，独立设置“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课，确保其必修课的课程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已经明确要求各高校将实践教学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与其他大学课程一样需要科学地计划和系统地培养。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一切教学目标、教学方式都必须适合或不超越大学教育规律、教育体制本身，它的教育功能必然是在规范的教育功能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由此，从课程的视角来开展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才能不被边缘化，发挥其育人的各项功能。
当前，各高校主要有两种组织管理方式：一是将实践教学的任务和课时分解到“原理”“概论”“史纲”以及“基础”等四门课程中，以课程为单位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二是将实践教学任务和课时单列出来，由专门的教研室来负责组织实施。从教学管理的角度来看，单独设置实践教学课更利于发挥实践教学的整体功能，提高教学效率。同时，单独设置课程能够凸显其课程地位，提高教学的组织效率，便于整合校内外的教学资源。由此，比较好的做法是把每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学时统一起来，单独开设一门新课——“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课”，按照必修课的标准实行规范化管理。教务处将其作为必修课排进每学年下学期的课表，下达教学任务，规范教学要求，健全教学制度，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实践教学随意性大的现象，实现实践教学的长效化和规范化。
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成立专门的教研室，负责“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课”的组织管理工作。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必修课程，实践教学牵涉面广、教学方式灵活、教学人员较多，需要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整合校内外各种教学资源，从而实现权责明确、管理高效的目标，有效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推诿、相互扯皮以及各自为营的现象。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教研室，负责“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课的组织、实施和管理，配置适量的专职教师，下拨相应的教学经费和办公经费，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
最后，严格按照必修课程的要求，制定和完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为了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学校管理层面应当按照必修课的要求，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指导方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进一步制定《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课实施方案》《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课教学大纲》等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实践教学的目标、步骤、要求、考核等各项教学环节，要求任课教师按照教学大纲组织实践教学，进行成绩考核，并制定相关的奖惩措施，从而做到有章可循。
二、创新内容形式，实现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规范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和主体性等特征，因而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尤其需要处理好规范化和灵活性、主渠道和其他路径、主体『生与主导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处理好实践教学内容与形式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既保证实践教学作为课程的规范性，又凸显实践教学的灵活性。在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组织实施中，一方面要体现课程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有稳定而持续的教学内容、规范的教学形式、严格的教学管理、相对固定的实践教学基地等方面。另一方面要体现实践教学的灵活性和变化性，主要体现在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特点，抓住重大时事、重大节庆的机遇，不定期地组织开展实践教学。要实现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关键是要努力实现三个结合的统一，即一是要结合大学生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确定实践教学的主题和形式；二是要结合院校特点、大学生思想实际和培养目标选择实践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三是要结合大学生的学科专业特点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
其次，处理好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与其他实践活动的关系，既凸显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课程特色，又整合其他实践活动为实践教学服务。当前，在各高校中，社会实践分为教学实践、专业实习、军政训练、暑期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公益活动、科技学术活动、大学生社会工作、勤工俭学、校园文化活动等九大类型。这些实践形式是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可以利用的资源，但不能以上述实践活动替代实践教学，需要对其进行价值整合和意义升华。因此，需要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为原则，注重对以上资源的整合、提炼和升华。从教学管理的角度而言，需要在组织制度上提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与学生处、团委等相关部门经常沟通的渠道，由主管学校领导负责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与团委、学生处的协调机制，一方面聘请学生处、团委等符合资格的教师承担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聘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担任实践活动的指导教师，从而创造了实践教学与实践活动相互结合、良性互动的前提条件。
最后，处理好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自主性的关系，既发挥教师的积极引导作用，又鼓励学生发挥自主性。在确立实践教学内容和形式时，需要坚持学生自主性与教师指导性相统一的原则，一方面需要鼓励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让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去发现实践的具体内容，开展相应的研究、调查和活动；另一方面也需要教师进行相关的指导，帮助学生确立价值大、有创意的调查研究内容与实践内容。在开展实践教学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教师结合理论教学的内容，给学生指出实践教学要达到的目标，从而为整个实践教学提供方向指引和评价系统；另一方面需要以教育者、教育对象平等关系作为基础，构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相互交流、共同参与的活动平台和活动方式，尽可能激发出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教育对象的亲身体验、实际参与来达到教学效果。
三、争取保障条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长效化
有人认为，实践教学“费时、花钱而无实用价值”，将轻视乃至忽视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所谓“理性”的选择，从而导致了实践教学保障条件的缺失和不完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为争取实践教学的保障条件，需要激发重视实践教学的动力。这种动力有时是自上而下的，有时也是自下而上的，一方面源于上级部门的压力和学校领导的正确观念和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源于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良好效果，吸引学校投入更多资源。对实践教学的管理者和组织者而言要树立“品牌意识”，通过实践教学的突出成绩激发学校落实、改善教学保障条件的强大动力，实现“以保障条件促成效，以成效促进保障条件的改善”的良性循环，从而形成比较健全的教学保障机制。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方面落实实践教学的保障条件： 首先，构建协调、高效的组织领导机制。应按照“05方案”的要求，建立由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建立实践教学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由学校主管领导牵头，每学期末召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教务处、学生处、人事处、团委、宣传部、财务处以及相关二级学院领导参加的专题会议，讨论和部署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相关工作。
其次，组建结构优化、素质精良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和管理制度，建立一支由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体，学生政工干部、辅导员、专业课教师、社会各界有关人士广泛参加的社会实践课程师资队伍。以社会实践教育学科建设为载体，以专业化课程建设和集体备课为手段，以干部、教师职业化发展为途径，以聘任校外兼职教师为补充，使实践课程教师的力量得到有效保障。加快师资队伍的培养力度，提供外出考察、学习交流、进修提高的机会。明确指导教师的工作职责，确保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密切联系。
最后，切实落实经费保障。从教学管理的角度来看，要让实践教学经费落到实处，需要树立以下几个意识：一是大局意识。既包括学校领导对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地位的高度重视，也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部从学校人才培养的大局出发，积极提升实践教学的实效，促使学校领导舍得投入和乐意投入。二是多渠道筹措的意识。学校专项拨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经费的最重要来源，此外，也可以通过智力输出的方式与有关企事业单位、实践教学基地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筹措经费，以弥补专项经费的不足。三是效益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经费来之不易，要保证专款专用，把有限的经费真正用在“刀刃”上，发挥经费的最大效益。
四、整合教学资源，凸显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特色化
树立正确的资源意识，积极整合教学资源，是实现实践教学特色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关键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没有树立正确的资源观，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比较低，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缺乏洞察力，发现不了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二是缺乏主动性和效益观。很多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处于原始、低效状态。一些教育者在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时，既不考虑如何将各种资源搭配形成合力，也不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培植和保护，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处在一种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管理者和教师应当树立品牌发展意识，以系统的眼光发现、利用和整合教学资源，并立足实际，打造和完善实践教学特色。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需要走特色发展之路，从而有利于避免当前出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趋同和形式化现象，切实增强实践教学资源对高校师生的吸引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而要走特色发展之路，就需要从实际出发，在资源整合中不断凝练出一个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相融合、本土资源有高效利用的、对学生思想品德素质发展效果显著的、相对稳定的实践教学模式。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