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论文耦合 著者耦合 核心期刊 CNKI 文献计量学
〔分类号〕G350
Bibliographic Coupling Analysis of 6 Core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hu Zhengyong Jia Konghan Jia Yuwen Dong Yan
Management School of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116029
〔Abstract〕Based on bibliometrics methods and the data of CNKI,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6 Chinese core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2005, including paper coupling, author coupling, coupling intensity, coupling ratio, the paper of most coupling, so as to provide a reliable and objective criter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se 6 core journals. It also discloses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es.
〔Keywords〕paper couplingauthor couplingcore journalsCNKIbibliometrics
论文耦合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开斯勒(Kessler)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这个定义是以论文本身为基础的，即以被引证文献为耦合链把某些引证论文联接起来，从而体现引证论文之间的相互关系[1]。论文耦合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技文献之间的潜在规律，对研究情报学、图书馆学、文献学，以至科学学和预测学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几十年来，论文耦合的研究始终因其独特之处吸引着不少学者，而且其理论和方法还在进一步完善和深入，但总体而言，我国对论文耦合现象还未全面进行研究，特别是近几年更鲜有所见。
因此，下本文通过统计CNKI的数据，对2005年国内6种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论文耦合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与比较，以期得出一些重要的有益结论。
1统计数量说明与引文基本情况
笔者基于CNKI的统计数据，对其中收录的2005年出版的《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和《情报资料工作》这6种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为统计源，提取其中的4 235篇引文作为统计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与CNKI搜索引擎生成的数据，对样本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统计分析。来源期刊中的“动态”、“通知”、“简讯”等消息性文章不计入统计中。在此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本文统计结果全部基于CNKI收录与生成的引文数据，与6种期刊的印刷版本中的原始数据有一定的误差(见表1)。
从表1 可以看出，2005年6种来源期刊的论文引文率为76.78%，低于2004年6种来源期刊的论文引文率96.12%[2]。这种误差的原因主要是CNKI在论文录入时有引文漏录或CNKI系统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但本文只对具有引文的论文进行耦合比较，不影响结果。
2统计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2.16种来源期刊论文耦合比率
本文通过期刊某段时期论文耦合的篇数占全部具有引文的论文量的比率来反映6种来源期刊的耦合情况，以进行定量的比较。根据CNKI所录的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在内的所有期刊论文耦合比率，统计2005年6种期刊论文与6种期刊2005年以前收录的论文耦合比率及2005年6种期刊的论文耦合比率(见表2)。
《情报学报》和《中国图书馆学报》与其他学科期刊或论文的耦合率最大，分别是6 955%和6 987％，这说明这两刊的研究范围最为宽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更加频繁、渗透更加深入。同时也可看出其余来源期刊与其他学科的论文耦合比率也很高，相差不大，这说明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的著者知识面比较开阔，易于采纳其他学科的新思维、新方法，善于借鉴和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与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管理科学等密切结合，产生了相当多的科研成果，使本学科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大大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2005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与2005年发表的论文耦合比率最高的是《中国图书馆学报》与《图书情报工作》，其次是《情报资料工作》和《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和《大学图书馆学报》却比较低，这说明《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的论文具有比较高的时间上的科研延续性，论文的某种属性较大，相关性较高，包括论文的主题、引证的数据、资料或背景较为相近或具有延续性。相反，《情报学报》与《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耦合率很低则说明其论文的延续性较低，但开创性较高，研究方向比较开阔与宽泛，创新性强。《情报理论与实践》与《情报资料工作》则位于上面两者之间。
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耦合比率的顺序是《图书情报工作》、《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从中可以看出前几种刊物的耦合比率都相差不多，唯独《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耦合比率比较低，这可能与《大学图书馆学报》本身的引文率相对比较低有关。据统计，《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引文率在几种刊物中一直是比较低的。例如，2004年6种期刊的论文引文率依次是:《情报学报》100%、《情报资料工作》99.32%、《情报理论与实践》98.39％、《图书情报工作》97.32%、《中国图书馆学报》96.03%、《大学图书馆学报》82.31%[2]。论文引文率高说明借鉴能力强，反过来论文引文率低也可能是原创性高，当然，这种引文率低也是相对的，《大学图书馆学报》的绝对引文率也是很高的。
从6种来源期刊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论文耦合比率差不多，但相比之下，情报学的论文耦合比率要高一些，特别是在与其他学科的论文耦合上，这说明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联系略强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自身发展演变要快于图书馆学。
2.2耦合强度比较分析
论文耦合强度指被引证的论文的数量的多少，反映了引证论文之间的相关度，耦合强度越大，则引证论文之间的相关度越大。著者耦合强度指被引证的著者数量，揭示了一种学科专业人员在结构成分组成上的相关度，耦合强度越大，则引证著者之间的相关性越高。根据CNKI提供的数据，本文统计出了6种来源期刊2005年刊登的论文的论文耦合强度和著者耦合强度(见表3)。
上。6种期刊中论文与著者平均耦合强度最高的是《情报学报》(1.37)，从中不难看出情报学的论文耦合强度要高于图书馆学的论文耦合强度，说明情报学的论文的相关性要高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者相关度要大于图书馆学，被引证的论文与著者的数量多，也反映了情报学的研究更宽泛一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更强一些。
2.3论文耦合最大分析
期刊中每篇论文与其他论文耦合所形成的相关网络大小是不一样的，对期刊中与其他论文耦合最多的论文进行定性分析，可以看出期刊论文的某些相关属性，为包括文献规律在内的文献研究提供分析基础。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5年6种来源期刊中与其他学科期刊中的论文耦合量最大的是《情报学报》第1期的论文《基于粗糙集加权的文本分类方法研究》(590篇)，作者是胡清华，谢宗霞，于达仁;其次是《中国图书馆学报》第2期的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558篇)，作者是吴慰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6种来源期刊中这两篇论文所形成的相关网络最大，与其他学科或论文的交叉渗透最深，涉及面最广，是2005年图书情报学最为重要的论文之一，其作者也是图书情报学比较优秀的学者，对这个相关网络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图书馆学情报学所涉及的范围。
6种来源期刊2005年的论文与2005年以前的论文耦合量最大的是《图书情报工作》第5期的论文《竞争知识与竞争知识管理――关于情报与情报学本质的探讨》(26篇)，作者是龚蛟腾;其次是《中国图书馆学报》第2期的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作者是吴慰慈。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在各自期刊中的传承性较强，与以前的论文形成的相关网络最大。对这些相关网络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出各自期刊论文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变迁情况，对图书馆情报学的未来发展能做出某种科学上的预测。
6种来源期刊2005年的论文耦合最大的是《图书情报工作》第10期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中的缺憾及思考》(7篇)，作者是陆刚，其次是《情报理论与实践》第3期的《论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作者是向英明。这反映了关于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在2005年的论文中具有最大相关网络，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05年图情学研究的最大热点。
2.4耦合强度最大分析
对期刊中耦合强度最大的论文与著者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期刊中联系最为紧密的论文和著者，能为学科中的论文检索与学者之间的交流提供方便，可以组成相关著者群，为进行学术交流建立通讯网提供线索。从表5中可以看出，《图书情报工作》、《情报学报》、《情报资料工作》的最大耦合强度都为4，《中国图书馆学报》与《情报理论与实践》的最大耦合强度为2，《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凡是有耦合关系的论文耦合强度均为1，因此可以分析出，图书馆学情报学2005年联系最为紧密的是表中耦合强度最大的几篇论文，他们反映出2005年图书情报学研究最为一致的主题。例如《图书情报工作》2005年第7期的论文《当代图书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及应用研究取向》就与第5期的论文《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与合理性》有很强的相关性，两篇论文应该结合起来研究。表5中论文的作者可以建立必要的通讯网，加强之间的学术交流，读者在阅读本主题的论文时，可以集合起来阅读，收益会更大，同时，也可为学科专业课题提供定题检索的途径，提高查准率和查全率。
参考文献:
1文献调研
1.1选择数据库。本文选择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进行检索，从期刊来源、论文年代、核心作者等方面对图书馆知识管理论文进行分析统计。
1.2数据的检索和选择。数据选择的时间跨度为2000--2013年。为了提高查全查准率，检索项限定为题名，确定的检索式为图书馆知识管理计量。
1.3检索结果。根据以上检索条件和检索式，于2014年2月对国内的图书馆知识管理方面的论文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出1708条记录。这些文章主要分布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研究、教育、医学卫生等，通过分类检索，可分别在图书情报学、科学研究、教育分别检索到1506、26、22条记录。
2国内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结果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统计与分析。要了解某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首先可以通过该领域学术的时间分布。根据表1来看，从2000-2013年，13年来图书馆知识管理文献量基本呈上升趋势。自2000年以来共发表相关文章1708篇，其中2000年发表的只有7篇，2001年有24篇，2003年增长到近100篇，至2005年达到峰值（全年发文量196篇），2006年文献量与2005年相比，有一定程度的下降，2007年和2008年又回升至接近2005年发文量，在2009年略有下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发文量又有所回升，近两年发文量比起2011年有所减少并趋于稳定。据统计可以得出，2005年发表的论文数是2000年的50多倍，这说明研究学者增加还是比较迅速的。
2.2文献学科类别统计与分析。对本文检索到的1708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共有50多种学科期刊发表了此类文章，其中表1知识管理论文年代分布
图书情报专业期刊(即信息与知识传播学科)发表的有1506篇，占88.17%(见表2)。
2.3发表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论文的图书情报学期刊分析由表2可见，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经济管理等期刊上。其中发文最多的是图书情报类期刊，说明该领域对知识管理研究最为关注，故本文特别分析研究了图情类期刊。通过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发表的1506篇论文进行分析统计，发文量20篇以上的有18种期刊(其中核心期刊8种），发文量为692篇，占46.1%。发文刊物相对集中在《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和《现代情报》，发文量约占29%。其他的10多种期刊发文量差别不大，大多数都在2-6%之间（见表3)。核心期刊中，《情报杂志》，《图书馆学研究》的发文量比较高，而《情报学报》，《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大学图书馆学报》相对少很多，只有3、篇左右。可以看出，目前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文章出现在核心期刊的频率并不是很高，显而易见，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论文质量还有待提高。
2.4核心研究机构分析。本文以作者所在单位的总发文量确定了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机构。在知识管理研究领域发文较多的机构中，以高校信息管理系为主。从表4中可见，郑州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在15篇以上。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的研究者居多，公共
图书馆的作者甚少。可见公共图书馆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不多，说明知识管理的核心机构的分布还不够合理，知识管理的研究还有待成熟和完善。
2.5国内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文献被引情况与分析。本文检索到的1708篇文献为统计分析，发现被引次数大于20次的论文共15篇，其中以邱均平，盛小平居多。其一，文献被引情况与分析。表5列出了被引次数大于20次的文献，其中包括被引论文的篇名，著者，来源期刊，关键词，被引频次等。其二，通过被引情况统计出的研究偏少，仅占总统计量的0.83%。
4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前景展望
4.1知识服务的研究应深人、细化。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将情报定义为:情报是使人原有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一部分知识，即：K「s|+AI=K「s+As|，其中K「s]为原有的知识结构，I为吸收的情报量，K「S+AS]为新的知识结构。图书情报机构提供的服务要从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应加强对知识转移、组织或个人的知识吸收能力的研究。
4.2加强知识管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图书情报界的专家学者要根据自身的实践来研究知识管理，结合宏观和微观层面，使得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得更紧密。
4.3重视对国外知识管理的研究。我国知识管理研究起步相对发达国家比较晚，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要把握世界知识管
核心著者群。本文就在图书情报学刊物上发表知识管理相关文章的作者进行统计，发文在10篇以上的作者共有6人，其中发文最多的是邱均平，共20篇;随后是盛小平，发文15篇。对比表5可见，他们的论文被引频率也很高，可以推断他们应属于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他们推动了图书情报界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同时也为以后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3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3.1重理论，轻实践，缺乏深度和创新。图书情报界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对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关于应用研究不多，并且没有突出学科特色。
3.2对隐性知识管理研究不够。我国图书情报界对知识管理的理解还局限于显性知识的管理，忽视了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并且大多文章都是进行理论探讨，列举实例不多。
3.3知识管理人才缺乏。图书馆比较缺乏实施知识管理方面的人才，这直接影响知识管理的实施进度、成本和效果。将来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热点将会侧重于学科馆员的服务内容，建议加强建设学科馆员制度。
关键词：图书情报学 研究方法 假设检验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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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
自20世纪70年代国外档案学家提出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设想以来，国内许多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也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建设性探讨。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体化构想也不断获得专家的亲睐和论证。本文在回顾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观点的基础上，从对象、目的、功能、属性、管理成本和协调发展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和看法，以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具有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
1.一体化主张的简要回顾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支持者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属性同源。认为图书、情报、档案同出一源，都属于文献信息的范畴，它们不仅载体相同、相似，而且服务性质、管理方法、管理手段都是高度一致的，共同的渊源和广泛的共性为实现一体化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一般而言，属性同源说者并不否认图书、情报、档案三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不过他们普遍认为，差异不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相反，一体化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优势互补。
1.2 资源互补。认为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图书馆、档案馆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和相当重要的互补作用。就是，档案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始记录，是唯一的文献，一旦丢失或发生意外（火灾、水灾）等情况，就无法弥补，就会出现断档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图书资料就尤为重要，可靠性和复本量大，收藏地域宽，各大图书馆都可能查到，就有可能把断档的档案和不足弥补起来，体现了图书和档案的相互依存、遗漏补缺的互补作用。
1.3 资源共享。资源共享可以带来超值利益，其理论根据是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郎菲提出的著名定律：整体的属性与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的总和。提出一体化可以实现资源共享的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图书、情报、档案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系统有利于文献信息由分立到整合，从而产生1＋1＋1>3的效果。
1.4 网络条件。认为目前我国各级网络化建设已逐步完善，为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提供了一个网络化技术平台，只要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解决数据库格式、用户接口以及联机采访、联合编目等标准化、规范化问题，就一定能够完成一体化的构想。
2.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六大质疑
在对肯定性观点做简要回顾之后，提出一些否定的看法或许可以使人们对这一问题会有更理性的认识。笔者认为影响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原因，正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即质的区别。那么图书、情报、档案它们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是文献的内容和范围。因为，它们都是利用文献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离开了文献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下面以图书和档案为例，就它们所收集文献的内容、范围、使用目的以及一体化对三学科的管理和服务方面加以分析，以说明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是不可行的。
2.1 图书馆、档案馆虽然都是以文献为自己的工作对象，但所收集文献的内容和范围却截然不同。图书馆所收集的文献是以人类知识整体为对象，文献的知识信息数量大，学科门类齐全，内容学术性、理论性强。论文格式，情报。而档案馆所收集的文献是以立档单位为对象，是立档单位各项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是对客观事务的直接反映，突出其本源性、可靠性，具有历史凭证作用。
2.2 从文献利用的目的和对象看，图书馆文献主要是为社会广大读者的不同需求服务，使用者利用图书馆文献是为了更加便利快捷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和知识。而档案机构公共服务性不如图书馆、情报部门强，它以特定对象确定自己的服务内容，主要是对部门、机构内部的管理需要服务，使用者利用文献主要为了解决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2.3 从图书馆和档案馆属性来分析，图书馆强调的是其服务性，而档案馆则是保存性。图书馆所收集的文献主要是为了读者使用，所有文献都向读者开放，文献在馆内允许有一个自然损耗。论文格式，情报。而档案馆所收集的文献主要是为保存，以备查用，在使用方面受一定的权限限制，许多文献的保存期都是永久，在保存期内任何文献都不能遗失。
2.4 图书馆的文献具有互补性和可代替性，档案馆文献具有唯一性和不可代替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记录人类知识的文献不断增加。图书馆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要收集齐所有文献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所以必须实行多馆联合采购，共同建立一个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以实现文献资源共享。此外，一个图书馆的文献如果一旦全部毁坏，还可以通过其它图书馆的文献来代替，这是由图书出版的多复本量决定的。而档案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只能依靠本馆自身力量来完成，文献具有唯一性，一旦损失无法弥补。
2.5 一体化所追求的资源共享难以带来管理和服务成本的。大家知道，美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资源利用效率。为了使文献信息资源利用达到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美国曾于1948年开始实施旨在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法明顿计划。论文格式，情报。为此，联邦政府与图书馆界投入了大量资金、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十几年后，美国人发现这一计划的实施，并没有在降低成本上显现出他们所期望的优越性，相反，它给美国政府和各成员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无论是人员配备还是资金消耗都已超出了成员馆的承受能力。论文格式，情报。本着对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坚定信念，1966年美国以“全国采购和编目计划”（NPAC）全面替代了法明顿计划，但随后的事实表明，它同样没有给美国人带来预期的利益，该计划于八十年代初由于预算、资金枯竭而宣告结束。论文格式，情报。我国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始于1957年，其标志是1957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论文格式，情报。30年后即1987年，由文化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等15个部委联合成立了全国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成功地组织了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的研究工作，但是在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始终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上述事例表明，在图书馆或图书情报界自身资源共享问题尚未有效解决之前，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必将面临很大的经济风险，另外一体化所需要的管理平台、技术平台和法规平台的搭建也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盲目实施一体化极有可能与它所追求的目标产生背离。
2.6 一体化难以促进图、情、档三学科管理和服务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讲，一体化所追求的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求、提高资源利用率，它对三学科在科学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固有特性以及自身发展模式、要求考虑的并不十分周全。又以档案和图书为例：很多档案其内容要么涉及到国家或企事业单位的机密，要么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不公开信息，根据国家档案法规定，档案的归档、保存、查阅、解密、销毁都有严格的法定程序。相比而言，一般的图书资料其搜集、加工、利用只需遵循具体的业务规程，并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或什么特殊要求，即使将来出台图书馆专门法，也与档案法在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及法律内容上有很大不同，对档案和图书实施“一体化”管理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再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大多数涉及到专利法的知识产权是通过档案的形式予以保护的；涉及到著作权法的知识产权通常又与图书密切相关；而情报――特别是商业情报，又受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按照该法第三款的规定，这样的情报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力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力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显然，将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情报、受专利法保护的档案与一般的图书资料实行“一体化”管理会带来利用和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混乱。
3.结语
对一体化管理的否定性看法并不是对一体化构想的全面否定。无论如何，一体化构想都是对图书、情报、档案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预测或探索，只不过这种预测需要有更为全面的眼光和更加科学的方法。正如一个项目的风险评估是可行性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否定性意见具有防止决策失误、减少风险、避免资源浪费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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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图书情报教育的发展阶段
1.1早期阶段（1911-1937年）
早在1901年，印度皇家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馆长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cfarlane）就组织举办过图书馆日常事务管理方面的培训。随后，该培训课程向其他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开放，甚至向非图书馆工作人员开放。据文献记载，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图书馆培训班是由美国图书馆学家威廉·阿兰森·博登（William Alanson Borden）于1911年在巴罗达邦（the Baroda State）开办的。这标志着印度图书馆学教育正式出现。当时该班计划招收10名学员，学期两年，培训内容包括图书馆工作应用及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具体内容有：图书选择、图书订购、图书验收与登录、分类、借阅、儿童图书馆、移动图书馆、图书馆理论前沿等。后来，培训时间改为5个月。该培训课程一直持续到1924年。
与此同时，1915年，另一位美国图书馆学家阿萨·唐·迪金森（Asa Don Dickinson）在旁遮普大学（Punjab University）开设了培训课程，这是印度历史上乃至英属帝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图书馆课程。该培训课程每期3个月，后增至6个月。旁遮普大学的图书馆培训学院被认为是继哥伦比亚学院之后的全世界第二所图书馆学院，并出版了《旁遮普图书馆初级课本》，这也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本图书馆学教材[2]。
1920年，印度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安得拉邦图书馆协会（Andhra Desa Library Association）也创办了类似的图书馆学校，学制仅一个月，没有任何入学限制。其课程由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讲授，内容包括：特拉古语文献学（Telegu literature）、社会工作、安得拉历史、经济学、图书馆运动等。
1929年，在阮冈纳赞（S. R. Ranganathan）博士的建议下，马德拉斯图书馆协会（Madras Library Association，MALA）开设了图书馆学本科文凭课程班，为期3个月。课程由理论与实践两部分组成，内容包括：图书馆法、分类、编目、流通方法以及图书馆日常事务等课程。这是第一个由地方图书馆协会创办的图书馆学文凭课程班。
值得一提的是，博登和迪金森的学生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培训课程。如，迪金森的学生K. M. Asadullah Khan于1935年在皇家图书馆开设了全日制文凭课程班，并接受旁遮普图书馆学校的指导，两个单位交替办学。该课程班得到了印度政府的认可，1937年的第二期课程班学员来自印度全境。
这一阶段是印度图书馆学教育的引入和推广时期，在各学者及图书馆协会的推动下，逐渐获得认可和接受，其课程内容最主要的还是图书馆业务培训。
1.2接受时期（1938-1959年）
1938年，由MALA主办的每期3个月的培训课程正式停办。在阮冈纳赞博士的倡导下，取而代之的是马德拉斯大学（University of Madras）创办的一年期全日制研究生文凭课程班（postgraduate diploma course）。这标志着印度的图书馆学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化。1946年，德里大学（University of Delhi）图书馆学系的建立是印度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在1947年开设图书馆学研究生文凭课程，于1948年授予第一批文凭证书。同时，德里大学是第一个开设图书馆学学历课程的机构。1949年第一批完成了两年学习任务的学员被授予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就在这一年，德里大学图书馆学系将原先的本科学历教育转变为研究生学历教育，并于1951年授予毕业的学员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德里大学也是第一个构建图书馆学博士学历教育相关规定的机构，D. B. Krishna Rao在1957年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这是印度本土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一个博士学位。1959年，德里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成立，主要目标就是培训公共图书馆员，并制定教学目标及编制教材。至此，印度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图书馆学教育等级体系，形成了“证书——文凭——学位”三种形式的教学目标体系。
这一时期是印度图书馆教育获得普遍认可的阶段，是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体系初步确立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只有两所大学设立图书馆学专业，印度独立时有5所大学设立图书馆学专业。在1948年至1955年期间却没有一所大学新增图书馆专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印度的图书馆学教育才蓬勃发展起来。
1.3发展期（1960-1989年）
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在印度政府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印度图书馆学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仅在60年代就有23所大学新增了图书馆专业。随着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图书馆、教育科研机构的数量快速增多，对图书馆专业人员的需求也逐年增加。此外，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迅猛发展与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UGC）的支持是分不开的，UGC专门成立了考察委员会（Review Committee）用以构建图书馆学教育的教学指导方针及标准，这带来了图书馆学教育模式的变革。1965年，该委员会规定：图书馆学教学人员与学生的比例，学士为1：10，硕士为1：5；教学人员须为全职员工，不得聘任大学图书馆员为兼职教师；取消口语及通识教育要求等。
20世纪70年代，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原子能信息系统（INIS）、农业信息系统（AGRIS）、世界科学信息系统（UNISIST）相继建立。这一趋势直接导致对文献工作及文献服务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印度国家科学文献中心（INSDOC）及国防科技文献中心（DESIDOC）等文献机构开始举办短期的文献信息服务培训。此时，图书馆学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也融合了信息科学成分，新增了系统分析、统计方法、信息存储及检索等课程。到了80年代，电子计算机已经开始在图书馆内应用，信息的收集、存储和提取已经开始计算机化。课程上增设了“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Computer Application in Libraries）”等新科目。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据沙玛（J. S. Sharma）的统计，到1980年印度已有35所大学开设图书馆学学士教育，12所开设图书馆学硕士教育，1所开设图书馆学的哲学硕士教育。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据印度1988年出版的图书情报学校名录显示：66所大学授予图书情报学学士学位，38所授予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4所授予图书情报学的哲学硕士学位，9所大学开设图书情报学的博士课程， 3所大学开设图书情报学学士学位的函授课程，还有两所文献学校[2]。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印度的图书馆学教育也正式调整为图书情报学教育。
1.4现代化时期（1990年至今）
这一时期，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开始席卷全球。印度政府也致力于信息技术的应用，突出表现为软件外包服务的持续增长。21世纪初，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提出的一项议案中也指出：图书情报学教育是促进就业、保障人力资源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为此，大学拨款委员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支持印度的图书情报教育：首先，大力支持各图书馆学校建设计算机实验室以供学生实践和研究；其次，组建图书馆学情报学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标准课程，并提出了6条课程改革意见：①图书情报硕士学制为两年；②需要完成16篇论文，其中包括毕业论文、规划设计等；③教学大纲应涵盖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④传统的图书馆学课程应包括：图书情报学基础、编目、分类、信息技术理论与实践、信息资源与信息服务、学位论文写作；⑤新增课程应包括：地方文献目录编纂、用户调查、信息分析、信息加工；⑥各图书馆学校可根据所处地域的需要，在标准课程基础上灵活安排。
2当前印度图书情报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图书情报教育也遭遇了一些问题和困境：①传统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新增的课程几乎全部蕴含在信息科学的范畴之内，很多学者认为图书情报学教育已经名存实亡；②被授予图书情报学学位的毕业学生缺乏就业竞争力。因而，许多大学图书馆学院系纷纷更名。2004年，马德拉斯大学图书情报系率先更名为信息系。不仅如此，在学位授予上也由科学硕士替代原先的图书情报硕士。对此，印度学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①无论学校的名称如何变化，只要其基本理念是为了促进教学质量及就业竞争力的提高，就应该赞同；②强烈反对更名，要求恢复“图书情报专业”的名称。
正如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家黑姆(K. M. Heim)所言，“要提高课程的中心性，走出封闭与孤立，应着眼于21世纪信息社会的特点，应将图书情报学教育部分改造成未来大学生适应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普通教育[4]。”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也正沿着这一思路改革创新：①改变以往的招生和教育模式，以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为主体。印度的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招收已获其他专业的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者，一般是两年制，一年级开设图书情报本科课程，二年级开设图书情报硕士课程，融合成两年图书情报硕士课程[5]。②增加课程的开放性，将与信息科学的相关课程纳入图书情报学教育体系，并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多变的环境。③过去印度的图书情报教育侧重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注重学术情报的管理，培养的人员主要从事于文献信息工作。现如今已转变为主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适应性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即自适应、自学习的能力。因而，印度图书情报的教学法以讲义为主,依次讲解原文书,采用课堂讨论的方法，研究事例，参观、分配演习任务，工作实习，并对某些学生进行有效的个别指导。
3启 示
从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始终能够快速地对社会情境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并体现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等教育理念上。它建立了层级完善、科学的教学体制，成就了世界一流的信息科研队伍，所培养的图书情报领域的专业人才也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信息需求[6]，对我国图书情报教育的发展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3.1政府部门重视支持
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开始与发展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最早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正是在巴罗达邦大王侯（Maharaja Sayajirao III）的邀请下，博登才赴印开办图书馆培训班。印度独立解放后，各州邦纷纷制定图书馆法律，以保护和促进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并且在印度第5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76年，通过了国家图书馆法。此外，1965年，大学拨款委员会专门成立了考察委员会（Review Committee），向印度各大学推荐了课程方案，作为图书情报学教育质量认证的标准；2001年又成立了图书情报学课程开发委员会（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mmittee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致力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改进研究。政府部门对图书情报学教育的重视与支持无疑为专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资源保障，这也是印度图书情报学始终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而我国政府对本专业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还很有限，社会对图书情报教育的认可度还有提升的空间。
3.2办学机构的多元化
印度的图书情报学办学机构呈多元化趋势，主要包括：政府机构：中央邦中心图书馆、比哈尔邦（Bihar）教育局、喀拉拉邦（Kerala）政府等；图书馆协会：马德拉斯图书馆协会、阿萨姆图书馆协会（Assam Library Association）、孟加拉图书馆协会（Bengal Library Association）、德里图书馆协会（Delhi Library Association）等；大学；大学的附属学院及研究所；其他机构。这些不同类型的组织机构为印度的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巴罗达邦发起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协会和公共图书馆主要致力于图书馆从业人员的培训，大学及学院致力于学历教育，而大学拨款委员则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引领方向。这种办学机构多元化、办学目标明确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体系对于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3.3专家学者的推动
印度的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与完善离不开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的努力，尤其是阮冈纳赞博士，可以说他的影响力始终贯穿于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7]。阮冈纳赞在其40多年的图书馆学教育生涯中，主要从事专职和兼职的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他重视图书馆人员的培训和智力开发，创建了多所图书馆员培训中心；他设立了图书馆学系，为印度的图书馆学教育向高层次发展奠定了基础；他采取了科学的教学方法，为印度图书馆事业培养出许多高素质的人材；他的论著丰厚硕果累累，其中《图书馆学五法则》在国际图书馆界影响深远[8]。此外，印度还拥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如Dr. S Radhakrishnan、Sir Maurice Gawyer、Prof P. C. Mahalonobis、Dr C. D. Deshmukh等。正是由于这些专家孜孜不倦地探索图书馆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全身心地投入到印度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之中，极大地推动了印度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才使印度的图书馆学事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从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次政府所做出的对图书馆学的支持，都是以图书馆学者所做的规划报告为前提的。因而，我国的图书情报教育要有长足的发展，业内学者应积极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推动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教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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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书馆；图书馆情报；比较研究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其学术越来越受重视，为了解河南省高校图书馆学术情况和对图书馆的学术论文评价，我们通过CNKI的“学术文献总库”和“引文数据库”，对郑州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和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1981年至2013年学术论文的发文量、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基金数和学术论文引用率进行了统计。通过对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较研究，提升图书馆在学校中的地位。
一、研究的对象
本文选取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为研究对象，因为三者是河南省高校排名中位列前三名，其科研实力也比较强，能够代表河南省高校的顶尖实力水平。这三所大学的图书馆也是河南省高校图书馆中规模最大、历史悠久和科研实力比较强的三个图书馆。
二、研究数据的来源
本文以CNKI为数据来源，通过CNKI 的“学术文献总库”和“引文数据库”，以各高校的图书馆为关键字，对河南省高校图书馆的学术论文发文量、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基金数和图书馆学术引用率进行了查找统计。
三、研究时间的设定
为准确统计这三所图书馆学术论文的发表量和客观评价这三所图书馆的学术论文，需要设定统一的时间段。文章以1981年1月1 日--2013年10月1 日之间发表的论文和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基金数和该时段被引次数来进行学术论文的比较研究。
四、研究样本的分析
统计图书馆学术论文的基金数和图书馆学术引用率既可以反映出该馆科研人员学术研究积极性，也能反映出高校对图书馆的重视程度；通过统计图书馆学术论文中的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则能反映出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学术水平、图书馆学术气氛浓厚程度和全馆整体的学术成就。
据此我们通过知网搜索相关关键，得到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的统计结果可看出：
（1）在1981年至2013年年间，河南大学图书馆的科研人员发表的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是最高的，另两所大学比例差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河南大学图书馆科研实力，这是因为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的发表要发在一些专业的刊物上，他们对作者的身份和论文的质量要求较高，这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河南大学作为省内老牌大学对图书馆建设的关注和支持。
（2）从非图情论文的发表来看，河南省三所高校图书馆都有非图情论文的发表，通过非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学术论文在非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 为了完成学校的科研任务，获取奖励，发表了一些非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
（3）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单位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中可以看出，河南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占单位发表的总论文的比率最高，达到15.21%，而郑州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占单位发表总论文的比率高于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比例。由此也可以看出，河南大学图书馆的科研实力在河南大学各单位科研实力中是比较强的，而郑州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图书馆科研实力在其单位科研实力中是比较薄弱的，因为郑州大学和河南老公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的数占学校数中比例不高。这一方面反映河南大学人文社科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要求郑州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加强其图书馆科研人员的引进，以及加强对图书馆科研的投入，从而提高其图书馆的科研实力。
（4）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郑州大学图书馆的基金数最多，河南大学的基金数最低，但是河南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今后的科研学术活动中，河南大学图书馆在保持科研成果数量的同时，应该要加强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应该多引进一些有关图书馆科研的专业人才，从而提高其获得基金项目资助的项目，这样才能提升本单位图书馆管理与研究的科研水平。而郑州大学图书馆的科研成果数量虽然不是最高，但其科研学术研究的质量却是三所学校中最高的，获得最多的资金资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郑州大学在河南省内的“211院校地位”，只是在今后的科研道路中，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科研奖励，提高本单位科研论文的数量，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本校图书馆的科研实力和地位。最后，我们可以发现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是最少的，但其基金数也比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基金数多，这说明其科研学术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但一方面可能也存在着和郑州大学类似的问题，即科研奖励不够，难以调动科研人员创作的动力；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受到本校历史和特色的原因，因为本身属于理工院校，可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比较薄弱，虽然有一些专家学者对其图书馆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从整理上来看，发展远远滞后于另外两所较为综合性的大学。
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郑州大学图书馆学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最多，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学术论文的被引用的次数最少。河南大学图书馆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是最多的，但是其被引用的次数不是最多的，但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图书馆发表的学术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数是相同的，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发表的学术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数最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郑州大学图书馆单位的科研质量，同时还反映了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院校的一些学科差异，而这些是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善的。因为，学术论文在其研究领域被引用数量能够反映其对本学科的影响力，可以从一定方面了解其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所以，我们认为郑州大学图书馆学术气氛浓厚程度和全馆整体的学术成就是三所高校图书馆中最好的，但在科研奖励和重视程度上，可能不如河南大学，这是今后要向河南大学学习的一个地方。而河南大学应努力提高自己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质量，争取获得更多的基金数和学术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最后，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可能由于本校的理工特色和学科设置，导致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是最少的，其学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也是最少的，其图书馆的科研质量和数量都亟需进一步提升。
高校图书馆在高校科研教学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其任务就是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服务。图书馆人员只有认真研究学生和教师需要什么，才能真正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提升老师的教学科研水平，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而该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一个高校图书馆的数量和质量上。
本文，通过CNKI，对河南省典型高校的图书馆学术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河南省高校的图书馆单位在学术研究中发展并不平衡，这既与学校领导对图书馆研究与建设重视程度有关，也与学校特色有关。因此，高校图书馆应该结合本校和本馆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学术计划及管理办法，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认真执行各项科研管理制度，确保科研工作的有序进行，这样才能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数量，更进一步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进而更好地为本校师生的学习、科研服务，最终促使高校整体科研、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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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能源和信息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所依赖的核心资源有所不同。在信息社会，核心资源是信息。信息资源已成为国际竞争中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数字化革命将使信息资源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财富，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信息资源不仅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还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战略价值，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凸显重要，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传统的资源观念、调整资源战略、大规模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节约物质资源和能源，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
IRM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产生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就IRM理论的起因而言，一则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信息系统的推广；二则归因于信息资源总量急剧增长所造成的信息供求矛盾的激化，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决信息实践中的种种问题，IRM理论最初萌芽于工商管理和政府部门这两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引入了IRM理论，并与欧洲学者有相似之处，即在引入理论的同时大量地植入了情报学等学科内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IRM理论。现在IRM主要应用于政府、企业、图书情报及民间信息服务等领域[1]。
一门学科的制度化，即形成稳定的学科规则和模式，应包括以下内容：学科职业的制度化、学习和训练的制度化、研究的制度化、交流沟通的制度化及评价和奖励机制的建立[2]。虽然IRM出现时间短，但在20多年中，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我国不仅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业期刊，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地区IRM中心（北京和大连IRM中心等）；而且成立了专门的IRM协会和研究基地（国家IRM北京和南京研究基地，国家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IRM会议和论坛（如2004年人民大学IRM学院举办的“2004年中国IRM论坛”和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信息化与IRM”学术研讨会），有了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和专著；尤其是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得到了发展：最先是一些相关专业开设IRM课程，后来一些研究生专业开设IRM专业方向，发展到设立IRM硕士和博士专业，而本科专业的设置，在2003年浙江大学、2004年四川大学批准开设IRM专业（由档案学、图书馆学合并调整）后，2005年河北师范大学也被获批准增设IRM专业，在此期间也有一些院系改名为IRM学院（系）。
2、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发展
图书馆、情报、档案学科同宗同源，图书馆和档案馆最初是合二为一的，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三门学科进行了分流，经过各自独立的发展阶段，又各自为政地形成了三个系统。19世纪初出现了图书馆学，19世纪末档案学开始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文献学，20世纪中期诞生了情报学。这四门学科最初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图书资料，档案学研究文书档案，文献学研究期刊论文，情报学研究科学文献情报的机械检索。由于出发点不同，并且从产生之时就朝着建立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方向迈进（特别是情报学），因而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呈现出强烈的“离心化”发展趋势。可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图书馆、档案、文献和情报工作的对象逐渐出现了趋同趋势——它们都要处理图书、期刊及其他各种数字文献。由于这些学科研究的对象都是文献，只是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不同，在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必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在当代它们之间出现了“集成化”趋势。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技术、新方法的老化周期愈来愈短，现代科学日益向微观方面纵深发展，分支学科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也越来越多，科学研究方法也在向整体化发展，这标志着科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级的综合阶段，“大信息观”的出现正说明了这一现象。
三个学科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已露端倪。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与科学名词委员会”改名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1974年9月，该组织又在巴黎召开了全面规划国家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基础结构的世界科技情报服务系统大会，提出了建立“国家情报系统”（NATLB）的计划。许多国家据此采取了推动图书情报档案综合发展的相应措施。由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对象不论是机构、工作流程，还是资源和事业都有共性，所以它们的一体化自然顺理成章。特别是现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的问题的出现，三个学科更是错综复杂，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主要表现在：①研究对象的同一化；②研究人员的一体化；③专业教育的融合；④专业期刊的交叉。叶继元教授甚至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基本重合，作为过渡性名称，可以称为“图情学”[3]。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机构进行了三者的一体化，从其表现形式分：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档案集中到某个部门管理，实现全部的一体化，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图书、手稿档案（包括23位美国总统的手稿）和科技报告等，所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既是图书馆，又是档案馆，还是情报研究机构；另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和档案相互交叉地保管在一个部门，实行部分的一体化，例如，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实现一体化，这种模式比较普遍，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图书馆等；也有的将图书馆与档案工作合在一起的，如玻利维亚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柬埔寨国家档案图书馆。但在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2.1 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
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将是失败的实践。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分别指导着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然而，那种追求自我完善的学科建设现状是无法为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理论指导的。目前，少数图书、情报和档案单位进行了一定的一体化实践，但其中大部分仅仅是三个机构合在一起，挂一块牌子，而内部仍然是各行其是，其实是有名无实；而另一些单位则把档案、图书、情报资料无条件地合到一个地方去管理，这又属于一种混合。这些做法与一体化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随着科学发展综合化趋势的日趋加剧，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加强横向联系的趋势也日趋明显，而作为这种相互惨透、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是将出现一门研究它们的共同规律，以指导这些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新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几种理论，代表性的有文献交流学、文献信息学、文献信息管理学及后来的IRM学等，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都没有很好地应用。
2.2 宏观管理无力
宏观管理的一体化是一种战略管理的过程，是图书、情报和档案三个独立的系统改变封闭、孤立状态，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协调、协作，组成全国统一网络的过程。只有实现了宏观管理的一体化，才能使三个独立的工作系统在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协调发展下，建成统一的国家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实现宏观管理的一体化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协调咨询性质的机构和系列的规章制度。目前，三个系统从上到下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缺乏横向联系。图书馆系统基本上属于文化部和教育部管理，档案系统由国家档案局指导与协调，而情报系统则主要由国家科技部管理。因此，成立全国性的以及各省市、各行业的图、情、档协调机构和统一的规章制度是一体化的核心内容。
2.3 专业设置不合理
我国对信息资源类学科的专业设置经历了一段混乱局面，这种混乱主要表现为：学科的名称不规范而且不稳定；多种分类标准并行，学科设置交叉重复；对学科的归属缺乏长远、一致的考虑，没有一个合适的学科名来统一三个学科的上级一类学科。例如，在历史上，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学科性质无一定论，经历了好几次的学科属性变更。在1998年教育部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中虽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但把情报学删除，而图书馆学、档案学和新增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与行政管理、旅游管理及土地资源管理等共属于管理学门类，很显然，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关系与其他管理学门类中的学科关系更密切。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指南和1992年制定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及图书情报文献学其他学科等学科作为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取名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种取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现在，社会需要新型知识结构的信息人才，这些人才应是一专多能的，是综合性人才，他们在宏观上能从事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在微观上能精通某方面的业务工作，并能够推动信息综合管理的发展。在实际的专业人才培养中，这三个学科各自为政、独树一帜，大多数学校这三专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培养出来的人才，要么是过于专业化，适应面不广；要么对一些知识仅学到了一点过于广而泛的皮毛，显得空洞。这迫切需要三个学科求同存异、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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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IRM体系框架中三学科的一体化
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研究图书馆、情报学、档案学三者协调发展及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理论与方法，构建统一的IRM学科体系框架，探索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途径，已是一件迫切的任务。
3.1 在IRM体系框架中一体化的理由
钱学森在《论系统工程》一书中指出[4]：“情报、图书、文献和档案都是一种信息”。信息是三者的本质，是相互联系的纽带，是共同的基础和出发点。图书、情报、档案信息都属于知识信息；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工作均属提供知识信息的服务工作；图书、情报和档案都是社会信息资源的组成部分，新的数字化环境下，在三学科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通过对国内众多的关于IRM论著的了解，从其发展历程、定义、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管理过程来看，IRM作为三学科的上一类学科是合适的。
IRM体系框架中一体化可以较好地解决一体化过程中的问题：①IRM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理论，1993年，卢泰宏在其所著的《国家信息政策》中，指出[5]：“IRM是信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IRM的内容构架，认为：“尽管关于IRM的阐释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众所一致的，即IRM是信息管理的综合，是一种集约化管理。”可通过IRM理论来指导一体化工作。②可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全国性和各地区性的IRM中心，以确保信息资源的充分开发、有效利用以及信息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有关于IRM科学、完备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实现统一的宏观管理。③在学科的设置上，可把IRM 作为三个学科的上一类学科。为适应社会现代化、信息化对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大学课程设置遵循“淡化专业、强化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实践”的原则。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专业可实施按系招生，按“2＋1＋1”或“1＋1＋2”方案组织教学，把这三个学科统一按IRM学科招生和培养，把大学四年分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统一进行政治理论课、外语课、计算机基础课和科学文化基础课综合教学，第二部分共同实施IRM专业课教学，第三部分依照学生自愿分专业，按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专业实施各自专业教学，组织毕业实习和完成毕业论文（设计）。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可遵照上述原则，在统一的IRM学科下，再细分专业和方向。
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信息技术在三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强大的整合作用。这三个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信息及其载体的传播、搜集、选择、整序、存储、服务及利用。IRM学科在包含三个学科的基础上融合了新闻学、传播学、咨询学、编辑出版发行学等其他多个学科理论。IRM学科是这些学科在更高层次的集合和发展，这非常有助于促使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图书馆学、情报学也能够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知识与方法支持。信息技术在促进学科整合的同时还促进了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共同进步。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若干新兴分支学科和交叉领域的产生，例如信息经济学、信息社会学、信息生态问题、信息法学等。这些分支学科和交叉领域是本学科体系成长与发展的重要表现，也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发生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其一体化提供了积极因素。
总之，用IRM来统一它们可谓名正言顺。当然，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都有各自特色，一体化并不是要取消和瓦解这三门学科，而是要在IRM这个统一的框架中促其协调、系统地发展；统一于IRM体系框架中，也可扩展和深化三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使它们得到新的发展。
3.2 IRM体系框架的构建
现在，必须打破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创设IRM学为一级学科，并将相关学科统一列入到该学科之下，形成一个新的学科群。信息类学科可以从宏观上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属基础理论研究范畴，属于探索未知，主要研究信息的本质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生物内部的信息机理问题，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和由这些学科以及其他各学科中派生出来的信息理论研究学科；第二类属技术科学范畴，重点是为信息工作研制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主要包括计算机科学技术、通信网络技术等，通常称它们为信息技术；第三类属应用科学范畴，主要是运用第一类学科的理论和第二类学科的手段来解决具体的信息问题，这类学科中的以信息资源的建设、开发、管理和利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就是IRM学，其中主要包括图书馆、情报、档案学，也包括一些新兴学科。
IRM学的学科性质是其基本理论之一，从其形成背景及研究对象来看，IRM具有交叉学科、管理学科、应用学科的性质。IRM横跨信息科学、资源科学和管理科学三大领域，是在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性质应为综合性学科。
IRM的学科体系结构，有众多学者在相关IRM专著和论文有表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霍国庆和谢阳群提出的体系[6]。在新的环境下，结合已有的体系，按学科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本文提出了有图书情报特色的统一的IRM学科框架（如图1），较具体的适用的学科体系则有待进一步拓展。从整个学科体系来看，作为一门学科的IRM应归属到管理学门类下。在理论研究中，一般理论研究主要是对IRM基础性理论的研究，它也是该学科确立的基本条件；专门理论则是指导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特色理论，除图书馆、情报、档案学外，主要还有文献学、编辑出版学等。在应用研究中，IRM活动首先是一个过程，作为信息需求分析到信息服务的系列过程，IRM是由若干相关而有序的环节组成的；IRM活动也是一种宏观调控行为，一般通过行政和法制来规范，IRM法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包括一些标准和政策法规体系：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信息采集的政策和法律、信息公开的政策和法律、信息传播与利用的政策和法律、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其他相关政策和法律；IRM活动还是一种技术行为，利用多种信息技术和IRM本身的专业技术来实现其目标；IRM是应用广泛的学科，可以渗透许多领域，对特定领域的信息资源进行高效的管理。
一门学科兴衰的内在规律，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存在新的足够多的有价值的问题可供研究。作为新兴学科，IRM也存在很多不足和有争议的地方，面对信息化进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也是IRM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其框架中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也必然会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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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图书馆 文献计量分析 CNKI 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 G250.76；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5-0072-06
1 引言
数字图书馆是对图书馆的虚拟化，不仅可以实现纸质图书、期刊文献的电子化，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文献信息的跨时间、跨区域交流。因此，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的一次革命性转变，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图书馆的时空限制[1]。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首次提出数字图书馆这一概念以来，数字图书馆的相关技术研究就迅速进入学术研究的视角，我国从1994年开始对该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技术进行研究[2]。本文基于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拟从论文文献的年代分布特征、高被引论文的期刊分布、高产作者分布和高频关键词分布等角度分析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现状，强调数字图书馆相关技术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向，从而为国内的研究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为促进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快速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支持，以推进数字图书馆研究的进一步突破。
国内已经发表了一些和数字图书馆文献计量分析相关的文献，从这些文章的研究内容来看，《近十年我国数字图书馆学术论文的计量分析》对2000～2010年数字图书馆领域发表的2062篇学术论文进行了作者、主题、时空分布分析[3]， 《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从年代分布、主题分布以及作者分布角度分析了2002～2011年的997篇期刊文献[4]，《国内近十年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热点分析——基于共词分析》基于1999～2008年CNKI数据库收录的1356篇学术论文重点进行了关键词共词分析[5]，《基于Web of Science的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定量分析》统计了1993～2004年SCI和SSCI数据库收录的819篇文章的时间、期刊、被引频次、作者分布情况[6]，《近6年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定量分析》对1996～2001年间24种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发表的618篇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论文年代、主题、来源期刊和作者分析[7]，《1999～2008年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的计量分析》则选取了1999～2008年间CNKI收录的13727篇论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核心作者群、高产作者群、关键词分析[8]。
可见，这些研究主要局限在2008年以前的论文分析，缺少对我国数字图书馆近期成果的分析。另一方面，多数论文的分析主要针对某一个方面，如仅以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或仅针对国外文献的分析，为了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针对2008～2012年CNKI中发表的数字图书馆论文展开分析，以帮助学人了解我国数字图书馆领域最新研究状况，促进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实践更加健康快速发展。
2 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我国收录学术信息最为全面的数字资源。选择CNKI作为数据来源分析我国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但是由于《数字图书馆论坛》、《情报学报》等期刊并没有收录在CNKI中，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研究数据的完整性。为了弥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期刊收录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情报学报》、《数字图书馆论坛》两本期刊进行了全面的数据调研。两种期刊在2008～2012年间共收录数字图书馆方向的文章267篇，其中《数字图书馆论坛》的载文量达到245篇。
考虑到研究国内数字图书馆发展现状的时效性、精准性和全面性的要求，本文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将主题字段“数字图书馆”和中图分类号字段G250.7进行检索或运算，发文年代限制为2008～2012年，同时选用期刊全文数据库将文献类型限定为论文类型，共检索得到有效文献数20152篇。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及共词分析法进行研究。文献计量学方法是基于数学、统计学等学科，对文献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而共词分析法则是一种利用专业术语（通常选择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以揭示内容结构特征的文献统计学方法。
本文使用的辅助软件工具是一种基于.NET平台和c#高级程序语言的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这种统计分析软件可以实现导入并处理EndNote格式、NoteExpress格式及NoteFirst格式的国内文献题录信息和HTML格式的WoS国际文献题录信息。同时还可以利用该软件进行数据格式的转换、字段信息的抽取、词条频次的统计和知识单元共现矩阵、词条频率逐年分布矩阵及文档词条矩阵的构建[9]。
3 定量分析
3.1 文献年代和学科分布
通过一个研究领域的文献年代分布研究，可以分析出该领域的研究走势。根据文献增长规律特征，一个领域在研究初期文献量呈指数增长，发展到鼎盛时期增长变缓，成熟后数量会逐步下降。为了考察数字图书馆研究的成长性，本文统计了2008～2012年CNKI收录的数字图书馆的期刊论文（见表1）以及其年化分布趋势图（见图1）。
由表1可以看出，2008～2012年我国数字图书馆领域每年的发文总量都在3600篇以上，2008至2009年的发文量更是突破了4000篇。但是2009年以后每年的发文量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由图1可以发现，2009年是2008～2012年数字图书馆发文量最多的年度。自2009年之后发文量出现明显下滑。本文查阅文献[10]后发现，在2000～2008年期间，数字图书馆文献一直处于上升期，但后几年的上升出现了缓慢情形，因此2009年应该是数字图书馆发展的顶峰时期。技术的发展标志着将会有新的技术取代数字图书馆，就像10多年前图书馆自动化被数字图书馆所取代一样，所以在未来的数字图书馆发展历程中，云图书馆技术也许会取代数字图书馆技术。
数字图书馆的发文情况还可以从学科角度深入分析。每年数字图书馆领域发文的学科分布除了可以了解热点发文年限，还能够更深入地着眼于其多学科性质和重点学科的研究。基于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学科统计功能，图2形象直观地显示了2008～2012年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和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学科的发文情况。根据CNKI学科类别载文量的统计，这两个学科的总发文量是每年最多的，占全年数字图书馆领域发文量的90%左右，因此选择这两个学科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图2可以看出，2008～2012年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学科的发文量比较稳定，基本保持在3500篇左右。但是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学科的发文量变化波动比较明显。尤其是2010年以来，在数字图书馆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有所下降，2012年的发文量甚至不足500篇。从学科角度可以看出，数字图书馆的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计算机领域在探索并考虑如何用新的技术和理念取代数字图书馆，这也和数字图书馆的成熟以及论文数量的下滑形成呼应。
3.2 代表性期刊分布
代表性期刊分布可以有效地引导研究者的阅读方向，研究者可以反复研读和参考这些业内的权威期刊，在把握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获取学术灵感和潮流化的研究主题。表2直观地显示了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数字图书馆领域篇均被引排在前20位的核心期刊以及通过万方数据库检索得到的《情报学报》和《数字图书馆论坛》两种期刊。这里的篇均被引频次指标，是通过期刊2008～2012年数字图书馆领域的总载文量和这些论文的总被引量相除得到的。
由表2可以看出，这22种期刊都是图书情报领域期刊，大多数是图书情报领域的核心期刊。这些期刊的数字图书馆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基本在两次以上，最高的甚至达到10次左右。另外根据CNKI的期刊发文量统计，仅仅2008～2012年，数字图书馆领域载文量在115篇以上的期刊就有40种，其中包含了《医学信息学杂志》、《中国科技信息》、《科技咨询》、《农业图书情报学刊》等多学科方向的各种期刊。
这些数据有力地证明了数字图书馆研究是图书情报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图书情报学期刊非常重视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同时数字图书馆研究也受到其他学科相关领域的重视，具有实用性和多学科性的研究特征。
3.3 高产作者分析
高被引文献的作者一般都是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在自己的专攻领域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建树，所以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因此，了解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主攻方向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8～2012年的统计数据，数字图书馆领域的高被引文献作者的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其中篇均被引频次指标是通过CNKI高发文量作者的详细发文情况列表，统计出发文总量和被引总量，然后相除得到的。
根据表3，这些学者五年来的发文量基本都在10篇以上，篇均被引频次保持在4次以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职务基本都是大学教授或是图书馆研究员。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这些专家学者在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已经有学者大量参考和引用他们的学术成果。另外还可看到，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是高度重视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机构。因此，重视这些专家学者的成果以及密切关注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动向，将有助于数字图书馆相关技术的研究突破。
3.4 国家基金项目资助情况分析
针对某一具体研究主题的基金项目资助情况分析，尤其是部级项目的支持情况分析，可以挖掘出相应主题的学术地位以及受重视程度。基于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基金项目统计功能，表4统计了2008～2012年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部级基金项目数量变化情况。
从表4的统计数据来看，尽管部级基金资助项目的总量出现一定的波动：2009～2011年三年来国家基金支持的总量明显下降。但从2008～2012年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国家对数字图书馆研究的支持并没有大幅度削减，尤其是2012年，的总量又重新回升至120篇。这些数据表明国家并没有减少在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的投入，数字图书馆领域仍然是国家较为关注的前沿研究方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国家支持基金中的两大具有代表性的基金项目。从表4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总量要显著高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在数字图书馆领域，自然科学关注更多的是技术的实现，而社会科学则更多地从管理角度着手进行研究。因此，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量的下降并不说明数字图书馆研究重视度的下降，因为要在现有完善的技术层面上取得突破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以及更有新意的选题。
3.5 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往往是文章的核心切入点，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全面把握文献的内容结构，同时还可以推断出某一具体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方向，给予研究者在学术选题方面一定的参考，更好地着眼于前沿研究主题。表5统计了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域使用频次在160次以上的关键词并且进行了关键词的简单整理：将同义的关键词进行合并，同时将“管理”、“服务”等不具实际含义的关键词排除。
根据表5的统计数据，可以简单地概括出2008～2012年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热点。云计算、数据库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知识服务、个性化服务、元数据、信息资源共享、数据资源管理等主题一直是2008～2012年备受欢迎的研究主题。另外高校图书馆作为数字图书馆的一种，也成为学界较有影响力的研究热点。当然，仅仅从关键词频次的角度来推断某一具体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还是远远不够的。研究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构建出关键词内容之间的网状关系结构对于分析相应主题领域的研究热点是个很好的补充。因此，本文使用ucinet和sati软件对五年来被引频次在10次以上的文献关键词进行两两共现关系统计，构建出使用频次在8次以上的四十个关键词共词矩阵，并通过ucinet的可视化制作软件利用有向性指针呈现出来，如表6所示，其中节点数字分别表示关键词频次降序排列的序号。
根据共现知识图谱（见图3）可以看出，数字图书馆处于网络节点的中心位置，其中介中心性最大，是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其他节点围绕中心节点紧密联系[11]。根据图3中有向性指针的标注情况，一些重要的共现关键词显而易见。基于高频关键词统计表和知识图谱可以归纳出2008～2012年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热点：
（1）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学术成果的交流，因此知识服务成为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的一大热点。知识服务的研究重在服务模式的构建和个性化服务的研究。
（2）云计算、RFID、开放存取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是数字图书馆研究过程中重要的技术支撑。从知识图谱可以看出，在进行数字图书馆具体技术研究时，这些新兴技术往往被同时涉及。云计算的研究强调数字图书馆的移动性，而开放存取技术的研究注重一个重要概念——机构知识库，以便推动信息共享空间的进一步扩展，RFID技术的研究则着眼于现有的网络环境。总之，对于新兴技术的研究也是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的热点主题。
（3）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高校数字图书馆、移动数字图书馆、泛在数字图书馆、手机图书馆都是较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无论是手机图书馆、移动图书馆、还是泛在图书馆都强调在3G网络环境下，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享。而高校数字图书馆更偏向于个性化信息共享服务和图书馆联盟方式的研究。
（4）数字图书馆最重要的是数字资源管理，因此信息资源整合、信息资源的共享、特色数据库的构建成为数字图书馆领域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些数据服务研究趋向于一种趋势——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联盟建设，尤其是高校图书馆。至于具体技术的实现，有些专家学者将其与云计算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
4 结语
在信息化时代，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本文选取了2008～2012年度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学术期刊数据库的文献数据，并对其进行年代、学科、高产作者、代表性期刊、高频关键词、项目基金支持情况以及热点研究等方面的定量分析，用数据说话，客观地揭示了五年来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发展现状和研究热点，以便给予研究专家一定的学术参考，从而取得更大的学术突破，进一步推动国内数字图书馆的研究进展。
从2008～2012年五年的文献数据来看，2009年是数字图书馆发文的峰值年，发文量是五年来最高的，此后的文献量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因此，2009年是数字图书馆研究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在这种文献背景下，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很有可能出现研究角度转移的趋势，就像10多年前图书馆自动化被数字图书馆所取代一样。另外，数字图书馆的研究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图书情报学科主要着眼于理论方向的研究，许多研究成果刊载在本学科的核心期刊上，而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学科则更多关注数字图书馆技术层面的研究。从这两个学科每年的发文量可以看出，随着数字图书馆实现技术的逐步完善，理论方向的研究开始处于主导地位。当然，数字图书馆研究的不断突破离不开一批专业知识深厚、投入全部研究精力的专家学者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对数字图书馆研究也表现出高度重视，每年由国家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数高达百篇左右。
综上所述，专攻数字图书馆研究的专家学者如果对选择的主攻方向始终满含自信，并着眼于当前数字图书馆的研究热点，从中找出新的突破点，不仅能够实现个人研究的飞跃，还能从宏观上推动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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