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来到好期刊网,发表咨询:400-888-9411 订阅咨询:400-888-1571证券代码(211862)

欧洲经济论文集锦9篇

时间:2023-02-28 15:31:13

欧洲经济论文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1

关键词: 全球化 趋势 影响

引言

联合国国际私法委员会自20世纪末举行了5次海牙国际私法委员会讨论海牙国际私法民商事的管辖和承认问题,依此消除不同法系之间关于民商事的管辖和承认问题引发的管辖和承认问题的法律冲突。

中国政府在2000年二次参加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主持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私法委员会讨论海牙国际私法民商事的管辖和承认国际条约的起草工作会议。由于两大法系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专门管辖和承认执行程序方面不能达成一致,海牙国际私法委员会讨论的海牙国际私法民商事的管辖和承认条约,仍然处于起草讨论阶段。

然而,海牙国际私法委员会主持讨论的海牙国际私法民商事的管辖和承认是以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 EC)的布鲁塞尔1968年条约为蓝本的。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 EC)的布鲁塞尔条约的历史命运,从一个侧面论及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于中国法律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笔者最近两年被政府选派到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经济法硕士,主修WTO规则、争端解决机制和欧盟法律。本文从欧盟法律演变历史这个角度,详细研究了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对中国法律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尤其是研究了在中国入世的条件下,中国法律生态化建设和多元化的法律适应问题。

本文正文分四部分:欧盟及欧盟法律概述,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法律的影响和结语。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文章一定存不少问题,请批评指正。

二、欧盟及欧盟法律概述

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 EC)是一个新型的、独特的区域性国际组织。长期以来,欧洲共同体有两种不同的涵义。广义的欧洲共同体是1952年《巴黎条约》建立的欧洲共同体、1958年两个《罗马条约》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① 狭义的欧洲共同体仅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正是基于关税同盟为基础和具有共同市场为核心的具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职能的国际组织,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 EC)在国际社会和国际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随着1992年马斯特里赫《欧洲联盟条约》的正式生效,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才成为一专有称谓出现在世界舞台(European Union, EU)。事实上,《欧洲联盟条约》的正式生效并没有当然代替《巴黎条约》和《罗马条约》,也没有终止欧洲共同体的存在。相反,《欧洲联盟条约》明确宣布欧洲联盟是在三个欧洲共同体基础上和尊重和确保“欧洲共同体建设既得成绩”(the achievement of the EC‘s structures and the legal )原则下建立欧洲联盟。②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 EC)作为是一个新型的、独特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与一般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不同,有超越国家的特征。表现在它的基本文件和一般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文件不同,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法,几乎相当于内国法,对成员国有直接的法律效力。③ 根据欧共体法院的判决,欧共体法律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经济领域。即不仅规范那些传统的市场经济活动,而且还适用于广播、能源、邮政等方面占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

欧共体的在对外法律权利的几种方式,第一是保权留利(Reserved powers),④ 第二,平行权利,⑤ 第三, 调和混合权利(mixed powers),①第四,排他性的权利(Exclusive power)。②当然,上述权利不是静止不动的,随着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由所不同和变化。③ 在组织结构上,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 EC)有类似国内体制的机关,④有代表欧洲共同体公民利益的和行使立法权的欧洲议会,和由独立法官组成的具有宪法法院地位的欧洲共同体法院,特别是欧洲共同体法律具有优先于成员国法的效力,对成员国有直接的效力。

最近的EU的宪法草案的出笼就是好的例证,也是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又一显现。也就是说,成员国所固有的一部分经济和政治权利已转移个给欧洲共同体,即现在的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uropean Union, EU)。

(一)、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 EC)法律统一的原因和法律特征

在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 EC)实施统一的法律制度的机构有着经济和政治背景,首先在经济上,其次在政治上。1993年1月1日,洲经济共同体实现了内部统一大市场之后,根据欧共体条约第2条,共同体的任务是,通过建立共同体市场,逐步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和谐地发展共同体经济水平,加强成员国的团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因此,从维护有效竞争的原则出发,共同体条约第3条第1款g项规定,共同体市场要建立保护竞争的制度。这一原则条款的具体化即是条约第81条至第86条。这些条款的目的是,禁止卡特尔,⑤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⑥消除进入成员国市场的障碍,推动市场竞争,建立由竞争引导的经济秩序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2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容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三、《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发展理论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调,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第二,《大分流》的东亚发展理论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学术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谓"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机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特殊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

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他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第二,《大分流》的内在缺陷。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九、比较

弗兰克和彭慕兰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诸方面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少的差异。这两位坚决拒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潮或流派(加州学派)下的极有个性的两大学术领军人物(加上王国斌是三位)。

第一,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方面,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提倡从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视角去重构世界历史。尽管他们都树起反西欧中心主义的旗帜,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特色。贡德·弗兰是个激烈派,他的确如张芝联所言:"以典型的反偶像战士的姿态从古反到今,一反到底"。弗兰克企图建立一套"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横向一体化宏观历史"。由此,他以"全球学"的视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5000年世界体系论,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不主张把欧洲从全球孤立开来,去寻找纯粹的"现代性",他也不认为由于欧洲的"特殊性"而成为现代化的策源地。他并没有取消"现代性",但却取消了"现代性"由欧洲独霸的局面(强调"历史的横向联系性"),也取消了认为"现代性"完全由传统断裂而来的思维(强调"历史的纵向连续性")。他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体系决不是1500年以后才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5000年前,其中心是亚洲——非洲,然后逐渐扩大,欧洲到1500年以新世界的白银为资本加入进来。把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又转到了亚洲。彭慕兰则着重研究了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锁定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为"交互比较"的核心区域和有效的比较单位,认为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对于弗兰克和彭慕兰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的评估,诚如王家范所言,他们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第二,虽然都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但《白银资本》偏重的是商业,尤其贸易和货币,而《大分流》却是侧重对农业的探讨。正如张家炎所认为的,它们的总基调都是认为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而《大分流》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更有说服力的是《大分流》。当然,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白银资本》的挑战最为彻底。

第三,《白银资本》和《大分流》都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相对熟练地运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学者指出弗兰克没有经过历史学方法的艰苦训练,大量使用的是二手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甚至身为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彭慕兰也受到相当指责,但正如刘北成和刘禾所言,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其实弗兰克和彭慕兰尽可能地运用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从而避免了进行更多的简单的重复劳动,也避免了走向研究的岔道)。弗兰克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又在各大学进行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方面有较深刻的方法论体验。彭慕兰则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从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开始),在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弗兰克倡导"全球学"(普遍联系史观或全球史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主张对历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代对历史的整体分析,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或综合。部分也不是整体的分割。正如中国各省的历史相加并不就是中国的历史。整体就是整体,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张研究"世界体系"。彭慕兰则偏爱全球比较史观和比较研究方法(强调对"比较单位"和"比较参照物"的审慎选择,提倡"交互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反对拘泥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单位。诚然,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结论

《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对人文社会科学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欧洲特殊论"与"欧洲普世论"的一体)都进行了解构。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经济)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或者说,针对)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与空间上的地域性("现代性"仅仅起源于欧洲),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中心"转移)和空间上的联系性(所谓"欧洲的崛起"是与""的亚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开的)。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整体史观和"交互比较"(或者说,"换位思考")。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3

IssuesdContemporaryWorldSocialismMar.2004AQuiterly,No.1(总第79期)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主义】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张骥闰磊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石家庄050000)

【摘薹1目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正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作为相对于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索而青较为隐性的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其他因素难以企及的影响,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本文试从欧洲统一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欧洲观念的深化发展.歇洲共同的文化政策和在文化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压力面前欧洲的文化抗争问题及文化因素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作用进行论述。・

【关t谭】欧洲一体化;文化认同;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张骥,男.法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同磊,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固厍政清专韭礴±研究生

【中田分类号】A81,DO【文献标识码lA【宣章箱号】1001—5574(2004)Ol一0083—11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已经从最初的6孱发展到如今的15国,2004年将发展成25国,其内涵已从最初的煤钢联营深人劐趣国家机构的建立与共同货币政策及共同外交与安全致策、司法和甓驶事务的政策台作,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对殴洲统一观念、歇洲文化认同、欧洲共同的文化政策和在文化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压力面前欧洲的文化抗争及文化因素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欧洲文化认同与欧洲一体化的形成

“欧洲”或“欧罗巴”一词,源自希腊神话,13世纪以后开始在欧洲典籍中广泛出现。尽管欧湘人把欧洲视为同一文明体系的地理单元,妻张实行欧洲联合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但这种理念是深深植根于古罗马帝国的光荣和基督教的教义之中的。

欧洲一体化的深刻根源在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源于希腊的欧洲古典文明在罗马共。本文为教育部t五规划立项课题‘国际政治文化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号为01JABl0011。・83

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这个时期的“希腊化”进程使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欧洲文明的构架,这两者之间的交汇被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IJcp2”)。罗马文化对后世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曾经照耀着宗教、文化同一的几乎整个欧洲。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共同的宗教信仰则使得欧洲人彼此接近、互相认同。后来罗马帝国分裂。但统一的基督教信仰仍然在精神上联系着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成就使欧洲人难以忘怀,成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灵感源泉。古罗马文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明,更重要的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它把同一种文明推广到整个西欧大陆,给其所属地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无论欧洲的民族和语言如何复杂,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接受了来自同~渊源的文化。随后,“基督教世界”的形成,标志着欧洲完成了从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的过渡,两个文明之间有着巨大的分野,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使西欧保持了文明的一体,这种一体在中世纪还将得到强化。

中世纪以后,查理曼帝国曾经短暂地统一过欧洲西部,但这个帝国很快土崩瓦解,西欧陷入了长期的分裂之中。后来罗马教会曾试图建立普世的统治权。“普世主义”既来自于罗马教会维护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统治的努力,也来自于古罗马帝国经久的魅力。十字军东征(1096--1270),作为西欧国家共同的对外宗教战争,增强了西欧世界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罗马教皇身为东征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着,也太大提高了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感召力及其一统的权威。基督教会的权势因此达到了鼎盛…(”脚-28)。有人评价说;“基督教会通过宗教信伸,通过它的宗教组织系统把当时那个分崩离析的西欧联结在一起,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西欧各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加速了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确立莫定了基础。”【2】(-p5””’尽管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主义”,强调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和教会权力的酱遍性,但终予戤不过王权,最后教会本身也分裂了,然而,谋求统一的追求与梦想覆盖了以后几十代欧洲人的昃魂。

17世纪以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它一方面为欧溯各国人民的交往以及欧洲在世界的霸权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使欧洲的分裂持久化,并导致了连绵不绝的战争。这些战争给欧洲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此时,欧洲的理想主义者提出了各种统一欧溯的方案,以谋求欧洲的和平与发展:

1713年,法国的圣一皮埃尔在<争取欧溯永远和平方案》中最早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的思想;卢梭则认为,只有依据各民族人民的意志,欧洲联合才可能实现;杰・边沁在《国际法原则’中提出了“普遮和永久和平的计划”;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公布了一个永久和平计期;圣西门致力于“重新组织致溯社会”.提出要建立一个议会制的联盟;拿坡仑有过用武力统一欧洲的宏伟计划,他曾表示:“我要把还是计划的内容付诸实现。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人民……这就是唯一的理想结局。”L3J(”16_1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联台的思想获得了新的动力。1925年,法国时任总・84・

理赫里欧明确表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能看到欧洲合众国的出现。”1929年,法国外长自里安向德国政府建议组织“欧洲联邦”.并于1930年向欧洲各国政府提交了备忘录,倡议建立欧洲主权国家的联盟。库当霍夫・卡莱吉认为欧洲必须保持它的个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的欧洲灵魂。他认为欧洲曼魂有三个特性:基督教的深度,希腊的广阔,日耳曼的高度。在这样的欧洲联邦里,每个公民都是一个优秀的本国的公民,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如同人们热爱自己的父母,他们也能热爱他们的父国与母国——欧洲。库当霍夫断言,欧洲联邦是一个精神的领域,并且不能区分其语言、种族或宗教团体[4】(p坤27—83”。

纳粹在德国的上台宣告了欧洲联邦计划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欧洲衰落的过程。在这场战争中。传统欧洲体系的崩溃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通常所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欧洲现已死去,而且无复活希望。往日耀眼的“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5】<p578】。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欧洲人重新审视欧洲联合问题,他们坚信,解决欧洲问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欧洲的统一。战争使欧洲成为废墟,美苏对抗加深了欧洲的分裂局面,以德国为界,欧洲各国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历史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结束,欧洲文明正在沉沦.欧洲人有失去自我特性的危险。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后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创伤后写下了《别了,欧洲历史》。而丘吉尔则发问:“现在的欧洲是什么?它是一堆瓦砾,是一个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发源地。”【6】(p257)

1946年,丘吉尔提出:“我们必须创建一种欧洲合众国。只有这样,几亿辛劳的人民才能重新获得使生活具有价值的快乐和希望。…・一为什么不应有一个欧洲组织,让这个动荡而强大的犬陆上的迷茫的人民拥有扩大的爱国主义和享有共同的公民资格呢?为什么它不应拥有其应有的地位,与其它庞大的群体一起来安排人类的命运呢?必须有一个操多种语言的亿万家庭自觉参加的信仰行动。”【7“耐“)

1950年,好曼计划提出:“欧洲联邦的第一步是发展经济,煤、钢工业的联营立即为它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将改变那些长期从事战争武器制造地区的命运。……为维持和平,欧洲联邦是必不可少的;依靠联合进行基本的生产,依靠设置一个约束法国、德国和其它成员国的高层权力机构,我们的建议将为欧洲联邦的实现奠定第一个坚实的基础。”11]1mIO—it)

1951年,欧洲统一之父——让・莫内在设计欧洲煤钢共同体时也强调了欧洲统一的前景。他指出:“煤钢共同体所属6国的煤钢事业在顺利发展,应该使其顺利发展下去,直到建成欧洲合众国时。才算取得最后胜利。”后来,莫内还在西欧领导了一个名为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运动。奠内后来评价煤钢联营时说:“它本身只是一个技术措施,但其共同机构下的新的程序,使人类的思想悄悄地发生了革命。”[7】《p20’他进一步论述说:“控制别国的思想支配各国的政策达几个世纪,现在我们肴到,欧洲已经克服了这种思想。这一点对我们生活在古老的欧溯大陆的这些人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它还对整个国家和人民将会把同样的心理传给欧洲以外的国家和人民。欧洲这个新的行动方式取代了民族国家的控制企图,它所依靠的是集体适应于新条件的一个稳定过程,这个过・85・

程是一个连锁反应,是使一个变化引起另一个变化的催化剂。”在阐述了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欧共体的远景后,他说:“实际上,当欧洲的统一开始影响到英国、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时,我们看到了这种世界责任感正在增长。欧洲统一不是一个蓝图,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的进程。……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这就是文明的进化。”¨J(p20’由于冷战国际环境的存在,当时许多欧洲政治家谈论的欧洲统一,主要限于西欧地区,不过戴高乐却是一个例外。

1959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关于欧洲前途的著名讲话中提出,欧洲的真正统一意味着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还强调:“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的变化。首先苏联不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这个提法只是一种历史的预见。”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证实了戴高乐这个惊人的历史预见。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冷战也随之结柬。冷战结束为欧洲统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时人们已开始谈论“大欧洲”,甚至整个欧洲国家的统一问题。在苏东演变过程中,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欧大厦”的设想。他认为,苏联对欧洲问题的态度,是由“我们首先是欧洲人这一点决定的”,“欧洲统一的思想应当重新集体研究探索”,“整个欧洲是由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科技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大家都被共同的命运拴在一起。”戈氏的这种思想后来为叶利钦、普京所继承。

“大欧洲”的范围基本上与欧洲的文化与地理范围相吻合,即戴高乐所讲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但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分。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稣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8】(耐“~07)。陈乐民先生指出:“俄罗斯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欧洲。这一点连饿国的‘斯拉夫派’也不能否认。其中原因之一(应当是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说到底是‘欧洲’的一部分,与西欧和北欧同属欧罗巴l东正教虽有东方色彩,桊奉的毕竟是同一一卜基督……俄罗斯文化刨根追底。其至今居于主流者,最终会追到小亚细亚到古希腊这一脉。¨9J(p3”)而且,在欧洲统一观念发展的历史中“有一种不合理的感情因素是不窖忽视的。不合理的感情比冷静的经济、科学或社会学的动力更容易推动大群构A,决定事件的发展。太们可以称之为‘欧洲梦’。它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但丁在他的‘帝翻论)一书中曾描述了欧洲大陆在~统之下得治的模糊愿望。……它从未实现,却也始终没有消失……歇洲是西方种种思想和希望的诞生地,是其故乡。我们要捍卫它们无非是因为我们知道,教有它们,生活就没有过头。”[IO](ppl一2)

欧溯一体化有着深远的文化禺想渊源,二战后,几千年来的统一梦想逐步付诸于实践。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统一的观念以欧洲的同一性和多样性为基础,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思想渊源和文化认同,这是其实现~体化的深层次原因。・86・

二、欧盟文化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整合

欧盟文化政策是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整合,具有战略意义。欧盟对文化认同的构建是文化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国家矛盾和民族利益的反映.它正在推动民族进人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超民族阶段,这一阶段是民族发展的更高层次。它是多元与共同文化层次兼容互动的新民族文化。

文化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文化政策可以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政策难以企及的空间发挥独特作用。文化政策作为政治、经济目的的辅助手段,反映了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探索过程和指导思想,它与政治、经济政策相辅相成,对一体化起到了引导、发展和巩固的作用。

(一)、欧盟文化政策的主要内窖

欧盟的文化政策包括视听业、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艺术、书籍与阅读政策、文化“2000”计划等层面。从资金、政策、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其文化政策的战略内涵包括:l,文化政策作为欧洲一体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经济、政治战略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渗透,弥合、融注和巩固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成果,从而将利益集团提升为具有悠远、广泛的文化理念的共同体,使之具有稳固性;2,欧盟文化政策是欧盟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一是与美国竞争.二是泛欧主义思想的反映,文化政策具有超前性,它在一体化中表现尤为突出;3,参与国际事务,提高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形象与地位,表现在:通过发展影枧业传播欧洲的独特文化,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台作来扩大影响力,还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合作与资助,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欧洲和欧洲人的理念。

欧盟缔造文化认同的政策有:针对个人、群体、国家。泛欧层面。采取不同政策,加强文化认同意识;其途径是:强凋欧洲拥有共同的历史,以历史为纽带,也以欧洲观念来淡化国家和民族意识,通过跨文化对话确立欧洲的地位,形成归属感【111{plz83-87)。

(二l、文化欧洲蠢设簟精对欧洲一体亿的促进

今天的欧洲一体化面临着继续深入和扩大的双重任务。在这种情掘下,文化欧洲的建设便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欧洲之父让・英内说过,如果髓重薪傲起的话,我将从文化人手。文化欧洲建设不仅成为深入一体亿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巩嗣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有力保障。因此,文化欧洲建设的重要性巴越来越受到救溯磐界人士的重视。

近年来默iIIf人谈得较多的一个概念是“欧洲文化”。他们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复数,因此欧洲文化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的组合。”文化欧洲”的实质是主张欧盟各国在其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文纯融合,以便促进默溯一体化的深入和欧洲文明的发展。

在欧溯历史上,形成了多样性的民族文化。鉴于这一特点和历史现实,文化欧洲的建设必然要走一条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的路。脒乐民先生在谈到“欧洲观念”时指出:“欧洲观念”反映了“同一性”和“多样性”两种古义的交织【12】(蝴’2”)。因此.文化欧洲建设必然要选择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87・

近年来,欧盟各国在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它们认识到青年是文化欧洲的希望和未来。因此在教育合作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一些计划,例如70年代将促进外语教学和高等教育合作提上El程,80年代又借“公民欧洲”计划加强了教育台作和培训方面的努力。欧盟一方面强调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也提出,保护欧洲共有的重要文化遗产……在尊重民族和地区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各成员国文化的繁荣。但是,欧盟也认识到文化欧洲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它采取了“政治经济在先,社会文化跟上”的基本政策。所以,关于文化、教育的计划大多是为配合资本、人员跨国界流动而制定的。而且还强调,这些计划的实施都应本着“辅助性原则”,即“自下而上”,尽可能由各国自己负责11川(pp48-52)。

《三)、对文化欧洲建设前景的分析

毋庸置疑,相近的物质经济生活水平巳在大大均质化着成员国的社会文化需求及其基础性的价值观念。成员国间这种超国家的联合已经不仅是国际性经济与政治竞争的客观压力,也是社会公众追求并实现更高质量生活的内在需求。相应地,社会公众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标志及其对政治文化本身的理解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不仅可以容忍一体化进程某一阶段可能暂时带来的物质利益牺牲,也可以逐步接受原有民族化文化与社会认同标志的放弃或将相应的身份识别符号转向更高的层次。所以欧盟委员会的Marcelino0reja呼吁:“为了忠诚于我们的文化遗产和使欧洲一体化与它所表现的理想相一致,我们必须有共同的远见。”u41

从历史上说,欧洲人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实现欧溯统一的历史机遇,欧盟东扩计划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要求。而超国家机构在中东欧地区的扩展,不仅会加快缩小欧盟与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而且能成为一种整合所属区域内社会公众社会需求与价值意识的规范性甚或强制性的重要力量。另外,欧盟深化与东扩的进展不可能是赢线推进的。虽然成员国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利益要求.始终是影响着歇洲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主要因素,但共同体内这种基于经济利蘸的纷争及其最后达成的政治妥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与社会与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某一成员国的主体成员将共同体制定的某些经济与政治性规则槐为对它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传统的成胁时,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些经济与政治规则得到这一成员国的社会甚至法律认可,同样,任何一个共同体范围内的重要推进如条约或协定的签署、决策权限的超国家层次转移、政治机构的建立等等,仅仅政治精英的努力是不够的,更需要各成员国公众的社会与文化屡面的理解与接受。

现在,欧盟成员的数量与地理意义上的扩大带来的冲击更将是全方位的。可以肯定.各成员国将首先致力于重瓤确定自己或小区域在欧盟大家庭中的有利位置,而这几乎必然影响到基于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感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很可能只是一个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燕要进展后的“社会与文化消化期”。卓越的欧洲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也认为:“欧洲一定要从目前模式走下去,从长远来看,欧洲势必走向统一,但这将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而且将会有抵制。"【”】我们认为消化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不仅是必要的,还会成为下一轮一体化周期的重要促动性因素。

目前,在欧盟范围内,文化问题属于各国协调协作的范围,不具有强制性。不过,・88・

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试图通过立法,举办官方文化活动并加大财政投入,以此形成泛欧洲的文化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欧洲的同一性,构建文化认同。欧盟试图打破基于民族国家文化疆界而采取的各种文化交流政策,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从长期来看,仅仅通过官方努力和各国精英合作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官方文化认同还取决于外部条件性,尤其是在面对美国的文化霸权时。

三、应对美国文化霸权与欧洲一体化的建设

历史上,欧洲被称为“旧大陆”,美洲被称为“新大陆”。美国的主体文化实际上就是被移植的欧洲文化,所谓“欧风美雨”,常常被视为同根一体的东西。冷战中,美国扮演了“欧洲保护者”的角色,大西洋两岸结成命运共同体。欧洲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地区,有着特殊和共同的文化自豪感,当美国以一种强势的方式介入和领导欧洲时,引起了不同层面的反弹。二战后,欧洲开始了一体化的整合,欧洲认同逐步形成。除了出于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要求外,欧洲一体化还反映了欧洲人的一种内在心理要求,即通过“泛欧”情结获得~种现实的自尊和自豪。

冷战结束后,“泛欧”情结同美国的“唯美”主义显现了较多的不和谐点。很明显,欧盟在扩大的过程中,蕴涵着谋求强化欧洲政治力量的雄心。克林顿总统把文化称为“可以利用的软手段”,美国向欧洲发起强大的文化攻势。对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分析道:使欧溯感到痛恨的是,美国文化尽管有些粗俗,却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而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后,它就具有十分巨大的战略意义。在其他手段无法企及的层次发挥效果。由于美国主宰全球娱乐、通讯、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美国就在世界上建立了文化统治,美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它在全球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认的性“础-3s)。

在美国文化霸权的挤压下.欧洲意识到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谋求保卫和强化欧澜共同的文化独立性,确保歇盟在未来国际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强调欧洲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同一性的必要。在后,当时的欧共体明显加强了与愿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交往与合作,同时加大了对该地区文化活动的资金援助。目前,欧盟已与东欧国家在文化领域广泛开展了台作。这种接近具有战略意义,是欧洲谋求强大,争取成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重要一援的必要途径,是泛欧思想的具体反映,是欧盟加强自身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影视业、出版业、电子产品等方面,欧盟强调利用统一太市场及文化财富的优势,改良技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传播欧洲的独特文化。欧盟不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来扩大影响,而且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合作与资助,通过组织并参与像“亚欧文化节”、扩大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影响等手段,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欧洲和欧洲人的理念。以此反击英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川(蚪4_B6)。

在抵制美国文化入侵中,典型的事件是“迪斯尼兵败巴黎”。法国的左派示威者们用鸡蛋、番茄酱和写有“米老鼠回家去”的标语来对付剐建成的迪斯尼乐园。一些知识阶层的人士甚至将刚刚诞生的米老鼠和米老鼠公司视为对欧洲文化的污染,他们称之为-89・

可恶的美国文化。

不过,与美国相比,欧洲缺乏共同的理想与意识形态。这对于欧洲是不利的。大多数欧洲政治领袖意识到,欧盟缺乏鼓舞了美国宪法起草者们和那些为美国殖民地的独立作出最大牺牲的人——这是对政治使命感的关键性的考验——意识形态上的热情和人民的忠诚。到目前为止,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愿意为“欧洲”而献身【16】(pp36—43)。

尽管美欧间的不和谐点在增多,但其文化共同性仍是主要方面。也许文化欧洲建设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更有效地对抗美国的文化侵蚀,但其内部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势必将阻碍共同行动的步伐,比如,除法国外,没有几个国家将美国的电影、快餐等当作威胁,而是当作对自身文化的一种丰富。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欧洲需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联合自强;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则应兼收并蓄,尤其是与其同源的美国文化似乎更容易吸收,进而促进欧洲共同的文化繁荣。

四、阻碍欧洲一体把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

不可否认。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很久以来就存在。其他地区的人们往往比欧洲人自己更容易认出它来。但在看到文化因素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文化因索对欧洲一体化的阻碍作用。正如路易吉・巴尔齐尼所肓“是什么隐藏着的力量妨碍西欧像牛奶里放入凝固剂后立即形成鲜美的奶酪那样简单地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呢?有一点是极其明显的,那就是显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敏感的民族自尊心……”[iol(棚”。他认为,各国都一味维护本国的尊严而产生的冷漠气氛阻碍着欧洲情感的自发产生,妨碍着实际统一的迅速实现。正如戴高乐曾经抱怨过的——有多少个成员就有多少种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

目前,欧盟面冁东扩中的文化同一性问题。如果第五扶扩大能够成功,将促进实现欧洲人长久以来的“大欧洲”梦想——一个在经济、敢治、外交、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高度统一融合的欧洲大陆。这样的话,英国主导欧洲事务的髓力和俄罗斯在欧iI}f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欧洲也将成为拥有强大敢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世界一极。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欧盟是其文明归属的“精神家同”,特别是入盟圆了它们的“回归欧洲梦”,改变了其国家属性,彻底摆脱了雅尔塔体系强加的文化撬念,回归它们的哲学和文化及基督教故乡。实现与西默国家文化上的平等。选就将进一步加强默溯抗击美国文化霸权战略的力量,但关键是欧盥如何整合同褥不同流的民族文化,尤其悬当中东欧国家有些是自成体系的斯拉夫文化时。同时还阅藉鲁着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羽纠纷。逸就给欧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认为:“欧洲人希望……最终脱离一种以民族为根本的历史记载,而达到共同的欧洲的历史记载。它不应只局限于事件发生的历史,还应当讲述共同的文化演变。这样就能表明:欧盟尽管如今天常常说的完全是一个‘法律共同体’.但它所涉及的要广泛得多。

相对而盲,共同的文化发展只是较少地触及这个大陆的某些民族和国家。今天的欧・90・

盟15国属于那些被打上欧洲文化烙印的多数国家。现今被列人人盟候选国名单的国家并不一定都属于这一范畴。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斯洛文尼亚属于共同的欧洲文化,塞浦路斯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国家在文化特点方面(除去今天岛上的土耳其部分)与欧盟成员国希腊几乎没有区别0其他人盟候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马耳他的文化归属存在疑问。这里没有提及的尚未成为候选国的巴尔干各民族只是很有限地融人到欧洲的文化连续性当中。

尽管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经历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尽管他们对整个欧洲文化做出过贡献,但他们连同他们的2亿多国民只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圈。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文化圈,这一点毋庸置疑【"l(PP”。17)。

我们可以看到,新一轮的东扩带来了许多问题,不同文化的融台势必更将困难.不仅是新增的个体加大了共同文化建设的难度,而且本身文化属性不属于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也参与欧盟,给欧盟的文化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文化相对于社会制度、民主政体等人盟标准是难以确认和不易改变的,其历史上形成的惯性似乎很难改变。基于不同文化基础的民族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阻碍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其原因在于民族文化决定民族的行事方式,欧洲舞台上代表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者,其行为是各自民族文化的逻辑延伸,因而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欧盟的东扩,各种民族文化差异的矛盾将凸显,并直接影响欧盟内部的合作,进而影响欧洲一体亿的政治进程,欧盟必将承担协调民族文化摩擦和建设欧湘文化的任务。

欧洲有些学者认为,西欧各国在思想、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之大,以致“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问刨建一个13益紧密联盟”的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故他们被称为“欧溯文化差异派”。

欧洲文化差异派认为,民族身分是最重要的身分。“个人、群体和民族的身分蕴涵于行为、态度和道德习俗,即文化”之中;作为独特“生活方式“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确定自己的集体身分或集体认同和民旗身分或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的基石,对。集体人格”(collectiveper,,onalities)和“各种行事方式”舶文化直觉使得人们将本民族的。我们一群体”(we—group)同其他民族加以区别。而且在西殴许多国家内部.地方文化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因此,欧洲文化差异搌强调.。不要因为重视民族文化而低估地方文化的作用,城方型亚文化罴“歌_llIl戈纯话力的骣柬翱削弱民族文化霸权的工具”.是一体化深化的主筹障碍。欧洲文化差异派樗曲精论:“文化是欧洲一体化的迟滞因素,民族文化从不同方面制约和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接受一种欧洲政治模式凡乎是不可能的”118J(tnal-槲。

对欧盟而亩,敢治一体化不仅意味着融合不同的政治文化,也意昧着增加新政治单元中的文化差异。一体他成本的不同会影响公民对一体化现实和前程的态度,并因此而影响政治一体化本身。仅有政治精英的合作、没有公众支持的教治一体化是不可行的。因此,在当今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应当促使人们走出本鼠、本民族的圈子,用新的眼光正视国与国之间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适应和进入一体化进程,鼓励不同文化群体进行合作。如果合作在延续,只要没有过分的破坏或威胁合作者各自的文化价值,合作者之・91・

间就会培育出一种新的共同看法、准则和惯例。

“在现阶段,粗略统计,就可以看到欧盟成员国有大小32个民族,官方语言和地方官方语言至少有21种,在欧盟和其成员国内部,文化是多元的,而且一些成员国正大力强调纯正和发展本国语言文化。所以民族主义问题、特别是文化认同问题是欧盟深入一体化发展的最棘手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彻底消除民族主义、实现民族融合,那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后的事情,只有在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民族融合,实现了民族融合,民族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欧洲联盟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在经济政治加深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还得承认文化民族主义,还得尊重本民族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对欧盟内部的多元民族文化还只能相互认同,互相吸纳,而不能操之过急地进行融合。”【19“旧8】一个明显的例子足以说明现阶段承认文化民族主义的必要性:欧元是欧洲国家经历几十年努力才实现的单一货币,而小小的硬币上却为各国保留了一方“民族天地”,此举意味委实深长。用欧盟一位高官的话说:欧洲人需要团结的欧洲,而不是色调单一的欧洲【20j。欧元货币是欧洲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洲共创未来的象征,但决不意味着各个成员国将失去自我,失去民族特性。

五、结论:如何正确看待文化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影响

综上可以看到,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塑造欧盟的思想文化基础,这成为欧洲一体化深化的重要保障;同时也要看到民族国家文化对共同文化政策的反击,切忌急于求成,唯此,欧洲一体化才能不断深化。

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必将长期共存,但总的趋势是民族主义的东西会逐渐地淡化。或许,留给民族的东西可能是具有各自特性的文化,这种特性,是与各自的历史和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紧密相连的。单从语盲的角度看.亨廷顿明确指出:“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21】l”…一m’欧洲人对基督教普遍信仰,然而却坚持讲本民族的语盲。欧洲各种组织自建立以来一直将成员国的“语言平等”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例如,在2001年的“欧洲语育年”蒎议草案中就明确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看.所有的欧洲语育具有相同的价值和尊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洲联盟具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笔译和Is译服务部门,同时也有专项资金用于维护欧盛内部的“语言多样性”。

目前欧盟组织内部的交流是用十一种语寓进行的,随着欧盟的进一步东扩,势必带来更多的内部交流语言,而歇飘目前就已设有世界上最太的翻译服务机构。何况欧盟的座右铬“在多样性中发展”(Strengthindiversity)亦保证了欧洲人引以自豪的“多语性”,圣经中的巴比塔,岂是容易建成的?其实语言就是概念,概念就是简单化,同种同文的人之间的交流都难免出现误会,何况与“非我族类”交流了。在这一个问题上,亨廷顿却“没有研究西方文明各组成部分之间彼此不能理解的东西。以及具有整合作用的部分,就开始把西方文明放到和人类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去讨论文明的冲突了。”【22】(1,p”-25’因此,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必将长期共存。・92

参考文献

[1]转引自计秋枫《论欧洲一体化的文化与思想渊源》,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2]沈教华、程栋:《论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文化背景》,栽《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

[3]参见赵伯英《“欧洲统一”的源流厦历史遗产》。载《理论前沿)1999年第1期。

[4]PatriciaWeidemer,TheIdeaBehindCoudenhove—Kalergi’sPan—EuropeanUnion,

HistoryofEuropeanIdeas,PergamonPress,,v01.16.

[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6]参见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1000—2000))。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0年版。

[7]李巍、王学玉主鳊:《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8][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三联书店2003年版。

[10][法]路易吉・巴尔齐尼:《难以对付的欧洲人》,三联书店1987年版。

[11]参见丰藏《论欧洲一体化中的欧洲文化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1年第6期。

[12]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3]见马胜利《欧洲一体化的重要任务》,栽《德国研究)1997年第3期。

[14]MareelinoOreja,Foundations

SpeechbyoftheEuropeanCommunity’aCulturalActivities,theEuropeanCommission,FerstelMr.MarcelinoOreja,Memberof

Palace,Veinna,6th

0603en.htmlMarch。1997,http://europa.eu.int/en/eomm/dgl0/oreja/

[15]RobertFrank,TheNewEuropeCulture—Clash:EuropeansSearchfora

tyAmidDarkSharedIdenti—Memories,TheWallStreetJournal,0etoher19,1998

[16][美]布热津斯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欧洲),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17][德]赫・施密特:<谁不属于欧洲>,裁<圈外社套科学文摘)2001年第9期。

[18]参见姚勤率:(民族文化的政治功托——认识欧洲一体化的一十视角》,栽《世界民族》

2002年第3期。

[19]胡瑾等:‘欧洲当代一体化思想与实战研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0]http://www.people.tom.cn/GB/paper66/5094/539515.html

[21][荚]塞缪尔・亨廷埙:<再论文明的冲突>,转引白《新华文辅)2003年第5期。

[22]罔弘:《欧洲文明源采>,载《欧渊)1998年第4期。

f责任编辑:马风书・93

万方数据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张骥, 闫磊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石家庄,050000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ISSU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2004(1)7次

参考文献(22条)

1.陈乐民;周弘 欧洲文明的进程 2003

2.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1998

3.李巍;王学玉 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 2001

4.朱宁 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1000-2000) 2000

5.周弘 欧洲文明源泉 1998(04)

6.塞缪尔·亨廷顿 再论文明的冲突[期刊论文]-新华文摘 2003(05)

7.查看详情

8.胡瑾 欧洲当代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 2002

9.姚勤华 民族文化的政治功能-认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视角[期刊论文]-世界民族 2002(03)

10.赫·施密特 谁不属于欧洲 2001(09)

11.布热津斯基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欧洲 2000(05)

12.Robert frank The New Europe Culture - Clash:Europeans Search for a Shared Identity Amid DarkMemories 1998

13.Marcelino Oreja Found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Cultural Activities,Speech by

Mr.Marcelino Oreja,Member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Ferstel Palace,Veinna,6th March,1997

14.马胜利 欧洲一体化的重要任务 1997(03)

15.陈乐民 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 1988

16.车薇 论欧洲一体化中的欧洲文化政策 2001(06)

17.路易吉·巴尔齐尼 难以对付的欧洲人 1987

18.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1996

19.Patricia Weidemer The Idea Behind Coudenhove- Kalergi"s Pan- European Union,History of EuropeanIdeas

20.赵伯英 "欧洲统一"的源流及历史遗产 1999(01)

21.沈敏华;程栋 论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文化背景[期刊论文]-社会科学 2001(12)

22.计秋枫 论欧洲一体化的文化与思想渊源 1998(01)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 马风书.任娜 欧洲一体化:一种文化的解读[期刊论文]-现代国际关系2003(9)

2. 姚勤华 民族文化的政治功能——认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视角[期刊论文]-世界民族2002(3)

3. 史晓东.SHI Xiao-dong 文化认同:欧洲一体化的隐性动力[期刊论文]-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9(3)

4. 吴志成.龚苗子.Wu Zhicheng.Gong Miaozi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认同论析[期刊论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5. 张旭鹏 论欧洲一体化的文化认同建构[期刊论文]-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2)

6. 慕怀琴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研究[学位论文]2010

7. 陈春常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多样性[期刊论文]-国际观察2003(1)

8. 臧海蓉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学位论文]2009

9. 林晓娜 从圣经浅析欧洲基督教文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期刊论文]-时代文学2010(7)

10. 陈耀华.CHEN Yao-hua 欧洲文化认同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期刊论文]-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7,28(2)

引证文献(7条)

1.宋娟 认同危机对欧盟一体化深化的制约[期刊论文]-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2.吴志成.蒋方兵 合法性视角下的欧盟东扩[期刊论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3.王小海 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同阶段理论评析[期刊论文]-现代经济探讨 2007(6)

4.王雅梅 试析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对欧盟的重要意义[期刊论文]-德国研究 2007(2)

5.孙洪魁.李霞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文化视角--打造区域合作的文化基础[期刊论文]-东北亚论坛 2006(3)

6.孙建伟 欧盟东扩的文化视角[学位论文]硕士 2006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4

    50多年前,当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签署时,没有人能预料到欧洲一体化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以欧洲各大共同体为第一支柱、以共同的外交与防卫政策为第二支柱、以刑事案件的警务与司法合作为第三支柱,以欧洲联盟为穹顶,一座宏伟的欧洲统一大厦的雏形已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人们的期待,欧洲联盟的出现及其发展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并没有就此止步不前;这种进程仍在继续。目前,在许多领域,人们不能无视欧洲各大共同体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条约存续期限已于2002年届满)、《欧洲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以及后来的《欧洲联盟条约》及其各个修订版本的基础上,为了在这些条约所涉及的领域建立一个内部统一大市场,各个成员国把原来属于内国的一部分主权让渡给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体以及(2002年之前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以及各大共同体的各个机构。目前,在这些机构中,原则上讲,(部长)理事会拥有立法权,欧洲委员会享有行政执行权,欧洲法院负责司法权(包括对各大条约司法解释),欧洲议会享有立法参与与监督权,一个分权与制衡的体制已经逐步形成。成立各大共同体的条约以及欧洲联盟条约及其各个修订后的版本构成了欧洲法的基础,因而被称为是基础性的共同体法 (Primaeres Gemeinschaftsrecht)。各个机构根据基础性的共同体法所颁布的条例、指令、决定等属于派生性的共同体法(Sekundaeres Gemeinschaftsrecht)。这两部分法律规范是目前欧洲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实施欧洲法的过程中,欧洲法院的判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欧洲法院通过先行裁决程序以及其他程序做出判例,就具体案件中适用共同体法的问题做出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所体现出来权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不得不令人联想到“法官造法”这一功能。

    二、欧洲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欧洲法的主线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欧洲法产生、发展的主线。1952年7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正式生效,欧洲煤钢共同体(EGKS)正式成立。从此,各成员国把煤炭钢铁的生产经营管理共同交给一个具有“超国家的”共同体及其“高级管理局”(欧洲委员会在煤钢共同体的名称)来管理,欧洲一体化迈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质性第一步。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EWG)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生效》,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AG)成立。当时,三个共同体当中,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三个共同体中最重要、权限最大的共同体,凡不属于煤炭、钢铁以及原子能范畴的经济事务(比如农业、贸易、货币等)大都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管辖。从此,欧洲各大共同体成为各个成员国经济上紧密联盟的象征,欧洲一体化也向着全面、实质性方向前进。1993年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欧洲联盟条约》生效。根据该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EWG)更名为欧洲共同体(EG)。条约提出了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并对实现货币联盟规定了三个阶段。各大共同体的各个机构被冠名为欧洲联盟的机构。作为第一支柱的欧洲各大共同体与“共同的外交与防卫政策合作领域”以及“有关刑事案件的警务与司法合作领域”等两大支柱共同支撑起欧洲联盟这座大厦的穹顶。自2002年开始,煤钢共同体条约下的产业领域全部被转移到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框架下,欧洲共同体条约调整的产业领域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期间,以启用欧元(EURO)为标志的、在经济与货币联盟方面实现的一体化简直是革命性的。

    与已经签署的各大条约相比,拟议中的欧洲宪法 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目前,欧洲各共同体/欧盟成员国已经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制宪会议,欧洲宪法条约的草案文本也已经初步形成。尽管人们对欧洲宪法的制定存在很大的疑问和争议,但是,欧洲制宪会议与宪法草案的提出,已经表明了欧洲各国把一体化进程继续推向深入的巨大勇气。

    在本书中,沿着这条主线,我们也不难看出:欧洲一体化每向前发展一步,都由相关的条约(或条约议定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下来。因此,研究欧洲法,首先就应当从这些条约所体现的一体化程度入手,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把握欧洲法最新进展。

    2、欧洲法的性质与调整对象

    基础性的共同体法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存在的。从形式上看,这些条约带有典型的国际公法特征:条约的谈判、制定、签署、批准生效等过程几乎与其他的国际条约并无多大区别。从内容上看,基础性的共同体法所规定的各大共同体在煤炭、钢铁、原子能以及上述领域之外的涉及经济事务方面的排他性管辖权则表明它们更接近国内法律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而欧洲各大共同体(及其各个机构)简直更像一个超级国家:它们有着自己完全独立于各个成员国之外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它们在这些领域说一不二、各个成员国按照条约几乎只有服从的份儿!从国家法的角度来看,基础的共同体法的在上述领域的效力高于各个成员国宪法,它们在共同体法律体系中起着类似于宪法的作用;派生的共同体法中条例还直接为个体(成员国国民以及企业)设定了权利义务并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因此,人们很难予以简单界定:欧洲法到底属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的范畴、到底属于宪法还是部门法的范畴、到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的范畴。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人们似乎不能用这些传统的国家与法理论的分类去界定它;似乎所有的界定也是徒劳无益的。在这里,抽象演绎的方法论遇到了难题。

    或许,人们可以从就事论事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欧洲法看成一个特殊的法的类别。它正处在不断地发展演化过程之中。演化的方向大致可以表述为:国际公法——共同体的法——联盟的法——国家的法(包括公法与私法)。其中,国际公法与国家的法都是目前法律的传统类型。共同体的法与联盟的法是过渡阶段的法律类型。这是因为,欧洲法的性质首先是与欧洲各大共同体以及欧洲联盟的法律性质密切相关的。由于主权让渡而产生的各大共同体及其各个机构管辖权限所具备的“超国家”性特征,正是用传统的法的类型来界定欧洲法性质的最大难度所在。虽然,欧洲各大共同体的国际法律人格已经为许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比如欧洲共同体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所承认;但是,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至今为止,尚无定论。本书中提到了把目前的欧洲联盟认定为一个“国家集团”(Staatsverbund)的看法,这一国家集团的发展前途应当是某种具有联邦制(邦联制)特征的超国家联合甚至是“欧洲联邦共和国”。就目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来看,离这一步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作为一个实体,目前的欧洲联盟还不具有国际法律人格以及相应的行为能力。 

    因此——还是要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角度、发展地来看这个问题——目前的欧洲法,尽管把欧洲联盟框架下一些尚属于传统意义上

    国际条约内容的外交与防卫政策以及刑事案件的警务与司法合作也囊括了进去,但是,欧洲法实质上还是停留在“共同体的法”的阶段(其实质的、主要的内容仍然是欧洲各大共同体那些管辖权)。只有欧洲联盟在某一天发展到了具有真正的国际法律人格与行为能力的时候,欧洲法才真正发展成为完整意义上“欧洲联盟的法”——欧洲法。目前,人们正在讨论制定一部欧洲宪法的有关问题。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欧洲宪法中,人们将对欧洲联盟的法律性质做出界定。

    目前,欧洲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调整各大共同体与成员国国家之间在内部统一大市场范围内的法律关系。在内部统一大市场的框架下,它具体调整着共同体机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国家、成员国国家之间、共同体与第三国(或者国际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此外,它还调整着第二与第三支柱框架下的、各个成员国之间在外交与防卫领域以及刑事案件的警务与司法方面的合作型法律关系。

    3、欧洲法的法律渊源、基本原则、基本制度

    上文已经提到欧洲法的两大基本渊源:基础的共同体法(各大条约)以及派生的共同体法(理事会颁布的条例、指令;委员会做出的决定等)。此外,欧洲法院判例也独立构成了一个渊源,这一渊源使得欧洲法带有了一些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特征。

    欧洲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处理各大共同体与各个成员国之间关系的那些基本准则:忠于与信守条约的义务(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0条);经济政策的合作(欧洲共同体条约第4条);歧视之禁止(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2条);辅助性原则(欧洲共同体条约第5条)等。此外,国际公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以及适当性/比例性原则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欧洲法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立法、行政到司法制度、从实体法到程序法、涉及的实体范围从基本权利保护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具体地讲,本书中所论述的欧洲法的基本制度与政策领域主要有:组织制度(介绍欧洲各大共同体的机构组成以及职责)、司法制度(介绍理事会、委员会特别是欧洲法院的相关程序)、财政制度(欧洲各大共同体的财政宪法)、欧盟公民制度、内部统一大市场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市场上的四大自由)、法律的协调统一制度、农业法、竞争法、商业贸易法、经济与货币政策(联盟)、环境法、社会保障法、外交政策等部门法与政策领域。此外还有欧洲联盟第二以及第三支柱下的那些政府间合作制度。

    4、与欧洲法有关的概念的区分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欧洲一体化的经验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带来了许多启示。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应以民间交往与 文化 交流为主要途径逐步培养东亚意识、以能源合作为突破口、以制度建设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为重点、以中日合作为关键,还要坚持地区开放主义,争取美国的支持。

一、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

欧洲曾饱受战乱之祸,然而,二战后,通过一体化的成功实践,欧洲实现了持久和平和长期繁荣。

1.煤钢联营,为一体化选择了正确的突破口。二战后,法、英、西德等国的 政治 家们多次呼吁欧洲各国走联合的道路。然而,欧洲联合从何处入手成了当时最大的难题。围绕煤钢资源,德、法曾展开过百年争夺。要消除战争隐患,必须从西欧各国共同关心的煤钢 工业 入手。1951年4月18日,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巴黎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正式建立了以共同 市场 、共同目标和共同机制为基础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在运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实现了煤钢资源在成员国间的最优配置,解决了德、法长期争夺的煤钢资源的归属问题,使德、法从“对手”变成了“合作者”,为欧洲联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法、德“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推动一体化的核心力量。18701945年,法、德问进行了三次战争,巴黎曾两度被德国占领。实现法、德和解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关键。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指出: “要使欧洲国家统一起来,必须结束长达百年之久的法德间的冲突。”1963年1月22日法、德两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法、德联盟的思想,把联盟关系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使法、德联盟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核心。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法、德两国相互谅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顺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坚持制度创新,为一体化提供持续动力。一体化是人类 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是全新而没有先例可循的。欧洲一体化的每一项实践都可以说是创造,而最大的创造就是它的制度。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其实就是“制度化的一体化”,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确定了一体化的走向,为一体化的深入和扩大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可以说,没有一系列的制度,也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辉煌成就。“概括起来,欧盟制度大体由基础条约、条例指令、裁决判例、议事提案、表决规则等部分组成。”其中基础条约在欧盟制度建设中最为重要,欧共体/欧盟的机构严格按照基础条约的规定而设置。此外,从欧共体到欧盟,在机构设置、机构运作、政策制定与执行、决策程序等各个方面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这个意义上,欧盟也是个法治的共同体。

4.成员国部分让渡,欧盟超国家机构不断强化。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成员国部分让渡、欧盟超国家机构不断强化的过程。通过签订一系列重要的条约和文件,欧共体/欧盟建立了一整套包括立法、 行政 和司法机构在内的超国家机构和决策机制,成员国被部分让渡给了共同体超国家机构。这种让渡是逐步的、相互的,也是自愿的、平等的。在欧盟内部,成员国国家不是最高的。在处理欧洲联盟法同成员国国内法关系的问题上,原则上坚持欧洲联盟法优先地位的原则。欧洲法院在若干个著名的案例中都是坚持这个原则。成员国进行部分让渡,既维护了成员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又保证了共同体超国家机构的高速运转。

5.推行共同结构政策,帮助落后地区,实现“多赢”和“共赢”。随着一体化的逐渐扩大,成员国的数目越来越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突出。为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欧共体/欧盟推行了共同的结构政策,设立结构基金和凝聚基金,帮助落后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 资源 开发、扩大生产性 投资 等。欧盟的扶持对象不是按国别来确定,而是按经济 社会 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德、法等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也能得到基金的扶持,各成员国普遍受益,从而也调动了发达国家的积极性。结构政策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欧盟国别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明显缩小,欧盟最不发达的成员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明显上升,欧盟内部的凝聚力增强,外部吸引力扩大。

二、东亚 经济 一体化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1.东亚各国存在巨大差异。东亚各国在 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政治上,既有 资本主义 国家,也有 社会 主义 国家。在经济上,各国发展水平不一、参差不齐。在文化上,东方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 儒家 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存在,并且影响着不同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东亚国家的 民族 构成相当复杂,跨界民族众多。民族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2. 历史 问题与现实争端并存。欧共体/欧盟各成员国对于历史问题,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早已达成共识。而在东亚,日本与中、韩等国对待历史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修改和平 宪法 、日本国会议员甚至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引起中、韩等国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东亚各国还存在领土争端以及对能源和 市场 的激烈争夺。此外,东亚国家普遍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 发展战略 ,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 工业 制成品上,相互间竞争性较大,不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3.中日矛盾重重。毫无疑问,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的两大力量。如果中日两国能够加强合作,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 台湾 问题、能源问题、归属等问题上存在多种矛盾,在地区合作上缺少互信与协调精神,阻碍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4.合作制度欠缺。目前,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已形成了“10+3”、 “10+l”机制及中、日、韩三国协商机制,并具体落实了一些配套机制和框架协议。但是,这些机制仅限于为协商和讨论问题提供平台,统一的、稳固的、有约束力的制度远未形成。其原因有:第一,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亚洲经济”与“不干涉内部事务”之争;第二,东亚国家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对刚性的制度疑虑较深,更倾向于通过双边协议达成共识。

5.外部影响因素。美国是东亚经济一体化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在东亚地区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美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会无动于衷,美国不希望东亚地区形成排他性的内部市场,它会千方百计地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对东亚经济~体化建设施加影响。

三、欧洲一体化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1.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为主要途径逐步培育东亚意识。建立在共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基础上的欧洲意识是欧洲一体化的精神纽带,也是欧洲一体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也要高度重视培养地区意识。现阶段,应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为主要途径,培养与强化民众对东亚地区的认同感,增加向心力与凝聚力。应积极举办有企业家和学者共同参与的经济论坛,以此带动民间企业的广泛合作;应尽量多地组织文化年、文化周、 艺术 节活动,促进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应加强 新闻 媒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增进民众之间的理解与互信:应充分利用东亚各国 人口 流动 成本 低的优势,扩大地区内的人员交流,提高各国间人员交流的自由度;应在积极吸取 西方文化 有益成果的同时,大力弘扬东方文化,并将东方文化推向世界。

2.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制度创新是欧洲一体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目前,东亚地区存在的“10+1”、 “10+3”及中、日、韩合作机制缺乏制度性安排,仅仅依靠协商、平等、自愿的原则无法保障合作和交流的顺畅开展,更不能对违背者施以惩罚,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应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第一,东亚国家应签订有约束力的国家间条约,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巩固经济一体化的成果;第二,成员国让渡部分国家,由共同机构统一行使,实现跨越国界的资源配置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第三,将“10+1”、 “10+3”及中、日、韩合作机制有机整合,形成统一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合作机制。

3.进一步加强 经济 领域合作,争取“共赢”。欧洲一体化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因为这一领域的合作不涉及、领土等敏感问题,最容易开展,见效也最快。东亚一体化建设也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建立关税联盟、实施共同的 农业 政策、建立经济和货币同盟而逐步实现的,这些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东亚各国应逐步削减或取消关税,以促进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制定共同的农业政策,建立农产品的统一 市场 ,建立农业基金给予贫困地区农民直接生产性补贴;还应该认真吸取1997年亚洲 金融 危机 的教训,加强在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逐步建立经济和货币同盟,稳定汇率机制,抵御金融风险。

4.以能源合作为突破口。欧洲联合以建立“煤钢共同体”为突破口,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目前,东亚地区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中、日等亚洲国家能够在能源这个关系到各国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问题上加强合作,将会有力地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在东亚地区,任何国家都不应以能源问题作为牵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因为在东亚各国经济形成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情况下,利用能源问题牵制他国,等于是牵制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强能源合作,应考虑以下三点:第一,在国际能源开发方面建立适当的开发和协调机制,避免恶性竞争,并在石油储备领域加强合作;第二,东亚各国共同维护中东到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到东北亚的海上通道,确保东亚地区的经济命脉:第三,在东亚各国逐步普及先进的节能技术,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率,还要在新能源开发领域加强合作。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6

[摘要]:近年来,亚洲中心论(Asiacentrism)的研究愈来愈受重视。这个现象揭示了一个长期以来被忽略的研究视角正在日益成熟与浮出台面。虽然短期内这个研究视角未必能够独领风骚,但在广阔的学海之中,亚洲中心论开始占有一席之地的态势却已十分明显。亚洲中心论的意涵为何?是取代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与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sm)的新典范;还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视角开始获得应有的重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与亚洲中心论的正当性与人类的未来发展紧密相关,也是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播与艺术等各种相关研究的立论基础,因此自然是个值得进行深度思考与探索的课题。

Abstract: Asiacentrism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 in recent years. This phenomenon indicates that a research angle, which has been ignored for long time, is now becoming mature and getting more attention in many spheres. Although this new research angle may not become a main academic spher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t has definitely opened a new field for further academic study.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siacentrism? Is it only a replacement for Eurocentrism or Afrocentrism? Or, it just gains the attention it should have long time ago. Exploration on this new sphere is crucial to the research in poli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culture and art study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explored thoroughly first..

Key words: Asiacentrism; Eurocentrism; Afrocentrism

亚洲虽然是世界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是西方学术界以亚洲为主体进行的系统化研究并没有很长的历史。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几乎都是从西方的观点所进行的负面批判。例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中国晚清史为样本的长期研究,就以“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模式作为总结,认为中国缺乏内在的自省能力,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无法凭借内在动力推动社会进步;只有接受外部刺激后,才能完成各种社会变迁的推动(叶哲铭,2005:79-84)。这种缺乏亚洲自身观点的研究取向,似乎很难逃避“主观价值判断”的批评,因为观察的结论几乎都是从“西方人的眼睛”中产生的。再者,这些著作也都大多是以西方文字撰写并以西方社会为主要传播范围的,对于被观察的亚洲来说,不但失去了参与的机会,也丧失了辩白的权利。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柯文(Paul A. Cohen)发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出版后,这种偏颇的观察视角才稍有改变。柯文强调的是从亚洲观点来研究亚洲的重要性,他以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例,主张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型态结构;并且认为这种研究应该以多学科性的协作方式进行才更为恰当(张芳霖,2002:232-234)。不论柯文研究结论为何,他的研究主张至少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呈现了更为全面性的视野。

当柯文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西方学者的身分进行反思的同时,亚洲本身也对长期以来的西方观点垄断产生了一些微弱的反击。除了少数学者的努力之外,港星李小龙(Bruce Lee)[1]的电影在当时可谓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反击行动。李小龙这个出生于美国,成长于英国殖民地香港,后又返美学习东方哲学的年轻人,并没有在西方式的成长过程中被同化。相对于此,他对于中国,这个饱受磨难的母亲,所遭受到的种种磨难忿忿不平,于是他勤习武艺,希望藉由发扬中国武术来告诉西方世界,中国不是那么积弱不振,陈腐不堪的劣等民族。

对李小龙而言,最为可恨的是同属黄色人种的日本人。日本是亚洲国家中率先推动全盘西化(Westernization)的国家。经过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日本首先脱离殖民帝国主义的桎梏。但是,维新之后的日本不但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而摇身一变,立即加入殖民帝国主义的行列。成为英国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所说的“新生殖民国家”(阎沁恒,2006),与西方列强一起对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大肆掠夺。这是李小龙在他的作品《精武门》中,特别以陈真[2],一位传说中的民族英雄,所采取的暴力抵抗行动来宣泄他对中国长期以来被列强,特别是日本欺凌的怨气。电影中,陈真踢碎了挂在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并逼迫日本武馆的武师将书有“东亚病夫”的纸质横幅,撕碎吃下肚子。这个镜头让全球多少的华人热泪盈眶,大声叫好。

其后,李小龙在下一部电影《猛龙过江》中,更将挑战的场景拉到了罗马,直接对西方长久以来的优越意识进行挑战。李小龙的电影不但深深感动华人,也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华人风”。霎时间,穿唐装,耍双截棍,学中国功夫成为时尚,甚至连英文字典中都增加了Kung Fu(功夫)这个新的字眼。可惜好景不常,这股“李小龙旋风”,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年,就在1973年因为他的猝逝而后续无力,迅速凋零了。

李小龙从事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电影艺术,但是他表达的精神却是长期受压抑的“中国情感”。这是他能够带领香港电影冲出藩篱,迅速打进国际市场,创造高额票房的原因。这种对中国情感的压抑当然不只是在电影这个层面,而是充斥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艺术等各个领域。只不过在这些层面中,中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具体有力的行动来有效地反映与抵抗这种压抑而已。此外,李小龙的电影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对于其他亚洲国家(日本除外)被压抑的民族情感是没有彰显的。真实的情况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兴起之后,亚洲大部份的国家,从十九世纪开始就逐步的为西方国家所瓜分与统治。所以,西方殖民国家对于亚洲国家的压制其实是个普遍的现象。

值得提出的是,李小龙的意识形态反扑基本上是从“以暴制暴”的思维出发的。虽然他在战胜敌人(西方人与日本人)之后,总是以较为彰显中国“恕道”的手法来处理剧情,但是这并不能抹灭他是从“以力抗力”的竞争方式,藉由粉碎西方霸权,来建立中国强者地位的思维。这种替换式的思维能否真正体现亚洲价值观?如果是,那么这种“以力服人”的逻辑,又与西方霸权的建立基础有何不同?是不是当亚洲成为中心之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与国家就会像过去的亚洲和非洲一样,沦为附庸地位?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争夺显然不是亚洲中心论应该诉求的。那么亚洲中心论的真正意涵应该为何?关于这些议题的思考,应当可以从欧洲中心论的发展过程与非洲中心论的反击过程中找到线索。

一、欧洲中心论——唯我独尊的单元论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出现于十八世纪中后期,在十九世纪得以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思想偏见。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因此欧洲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先锋,也是非欧地区迈向现代文明的灯塔。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让欧洲无视于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因而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最终造成整个世界,包含学术界在内,长久以来都是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任东波,2006:41-52)。

发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催生欧洲中心论的温床。工业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化道路的序幕。随着西欧各国的逐渐兴起,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于焉展开。十九世纪时,欧洲已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对各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慢慢变成了全面性的占领。将世界踩在脚下的欧洲,认为这种扩张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文明优越性所致,而造成这种优劣差异的基础在于人种的不同。就是基于这种民族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逐渐成形。这种史观的主要论述是把西欧的历史进程作为标杆,并认为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与遵循这个模式。尽管这种历史规律,后来被抨击的体无完肤,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主张的确在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思想领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J. M.布劳特,2002:8-9)。约莫同时,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观点也在科学界掀起了物种进化的争论。因此,十九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的看法,为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多层面的立论基础。

当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欧洲与非欧地区发展(进化)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文化差异来自于人种的差异,所以非欧地区的落后是命定的,是不可逆的,因为人种的优劣是无法改变的。在这种优越感的作祟下,对非欧地区的轻视与嘲笑就成为正常且可以理解的。例如:1824年,美国诗人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就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是木乃伊的声誉;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那令人敬仰的单调,那古老的痴呆,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揉制了茶叶。”(柯文/著,林同奇/译,1989)这段陈述清晰地反映出一个欧洲中心论者的傲慢;但是也突显了他的无知,因为揉制茶叶的技术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发明。

欧洲中心论的标杆学者之一,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王造时/译,1957:144-161)认为世界历史虽然以东方为起点,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落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之中。他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东方社会对他来说,仅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插曲和陪衬。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则无视于非欧地区的存在,单纯地将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主体。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以欧洲为主体的;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是这个主体的二个主角;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这二个民族相互斗争与融合的过程。由于武断地认为世界历史的演进与这二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兰克更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所以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柯林武德,1986:148)。

孔德(Auguste Comte)则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为了研究的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夏基松,1998)。孔德对于非欧人种的排除,明确地彰显出欧洲中心论的霸权心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于晓/等译,1987)更宣称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特产,并且认为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韦伯写了许多专著来宣扬欧洲的独特性,成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此后,欧洲至上的观念逐渐普及,并成为全球主要思潮。从以上的各种论述,可以清楚地理解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文明的意义与价值都必须由欧洲界定,因为只有欧洲的发展是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世性。这种以欧洲为标杆的发展观,虽然明显地曝露出忽视其他文明的谬误,但是却为欧洲的全球政治与经济扩张建立了合理性,因此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接受与支持,并且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建立“亚利安神话”的根据,及日本借用为推动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立论基础。

这种狭隘的种族优越论当然是经不住考验的。除了二战后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学术界也逐渐对于这种以欧洲为尊的思维开始反思,且这种反思一直延续至今。除了柯文呼吁以中国观点来研究中国之外,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B. Max,2006)则企图从全球的与生态的视角,对现代世界的起源进行非欧洲中心论的阐释。罗伯特认为,欧洲中心论是不同于一般种族主义的。纯粹的种族主义论者至少承认世界是由许多不同民族和文化所构成的,他们所思考的只不过是如何让自己的种族发展的比其他的种族更好而已。但是,欧洲中心论者所主张的是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动创造者,是世界历史的本源,因此只有欧洲能够发出行动,世界其他地区只能做出反应。换言之,欧洲是能动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被动的,所以只有欧洲具备创造历史的能力,世界其他地区在与欧洲接触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欧洲中心论者认为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发展起来得,而其他地区都只是其。

这种透过贬抑其他人种来强调自我优越性的价值观当然是无法站稳脚跟的。就以西方自诩的“现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为例,片面地认为任何国家都可以透过工业化的手段来提高经济能力,而经济的果实会因为经济活动的频繁而自动“下滴”(Trickle Down)到社会各个层面,最后带动各种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全面性发展。这种线型逻辑的发展模式,早就因为忽视了世界的多元本质及各人种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被攻击的体无完肤(谢立中,2002)。再从今日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欧洲发展观的缺憾更是显露无遗。首先,工业化引起的温室效应、空气污染、水资源匮乏、气候不稳定与资源争夺等现象,正是带来今日世界各种危机的主要根源。其次,资本主义,这个欧洲发展观所强调的另一项卓越思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遑多让。无限制的杠杆运用及个人欲望的刺激,不但在1929年带来了“经济大萧条”(迪克逊麦克特/著,秦伟安/译,2008),近来更引发了席卷全球的“次贷风潮”及“金融海啸”,结果是“西方梦”的破碎及全球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惶恐。即便是欧洲价值观中最强调的民主生活方式,在全球的扩展也并非尽如预期。尤有甚者,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下,民主制度反而成为引发各种宗教、种族、政治与社会冲突的理由。据此,可以体会欧洲中心论的各种主张即便不是全无价值,也对人类的文明做出过些许贡献,但是要将其视为放诸四海皆准的发展模式,且武断地认为以欧洲中心论为核心的史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却是个不合现实的观点。

二、非洲中心论——以文明起源为争论的反扑

欧洲中心论的专断,随着殖民帝国主义在二次战后的衰败而渐渐遭致批判。尽管这些新兴独立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制约,但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取得了国家主权,因此对于长期以来唯我独尊的欧洲中心论展开了反扑。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非洲本土学者的史学著作陆续问世,标志着现代非洲史学的诞生。不过,这群学者的研究主题主要在于非洲断代史、区域史或族体史,只有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的探索专注于非洲历史和文明的源流问题。迪奥普的首部著作《黑人民族与文化—从黑人一埃及史前文化到当代黑非洲文化问题》于1954年发表。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回击黑格尔等欧洲中心论者,对黑人能力的蔑视及对非洲历史的歪曲(张宏明,2002年:48-53)。

黑格尔认为非洲的探索应该从其地理意义开始;他将非洲分为三个部分:(一)非洲本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二)非洲大陆北缘——被视为欧洲的延伸或欧洲的非洲;(三)尼罗河流域——被视为亚洲的延伸或一部分。黑格尔认为上述三个部分中,惟有与世隔绝的非洲本土是处于野蛮状态及有意识的历史之外的。对于黑格尔来说:非洲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的轨迹。简言之,非洲就是个原始蛮荒且毫无进步可言的地区。至于非洲大陆的北部及尼罗河流域的变化与发展,是欧洲与亚洲进化的延伸,而不是非洲自发的进化。基于这个立论,黑格尔断然地将黑色非洲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认为非洲本土不存在任何文明,对世界文明也没有任何贡献(黑格尔,1963:135-144)。

透过大量挖掘考古学、人类学、人种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证据,迪奥普以古埃及语与非洲黑人语言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得出下述结论:“古埃及人的主体是尼格罗人种,且史前惟一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其实是由黑人所创造的。”据此,迪奥普宣称黑格尔所说的非洲本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但是有历史的,而且非洲的历史同欧洲的一样,都是有意识的历史。他同时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述非洲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科学、机械、建筑、农业、社会组织、哲学、宗教、艺术、文字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迪奥普呼吁非洲学者通过艰苦的科学研究,来揭示非洲历史的源流;以免黑色文明的历史被继续扭曲或消失。

迪奥普的观点与欧洲中心论者可说是大相径庭,自然也就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辩。基本上,加入争辩的双方阵营学者还是以种族为划分的。尽管这些争辩没有得出具体结论,但是却让长久以来,将欧洲中心论视为学术定理的视角产生了变化。例如:朗萨纳凯塔(Lansana Keita)认为迪奥普和黑格尔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他们二人对非洲历史的观点可说是南辕北辙的。阿玛蒂迪昂(Amady Aly Dieng)则指出,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迪奥普与黑格尔势不两立,他们一个是非洲中心论者,一个是欧洲中心论者,二个人都试图在各自生活的大陆中找寻到文明的起源。对黑格尔来说,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希腊;对迪奥普来说,则是埃及。迪奥普的非洲中心思想与当时的史学主流观点截然不同。欧洲中心论认为古埃及的居民是白色人种,因此不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在希腊,还是埃及,人类的文明都是由白色人种所创立的。希腊文明历来被欧美学者视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迪奥普的立论及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自然是对欧洲中心论最根本且最全面性的挑战。这种理论基础上的翻转必然让欧洲中心论者坐立难安,因为迪奥普的观点如果成立,那么长久以来将古希腊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种族的说法,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术错误,让所有以欧洲中心为观点的研究站不住脚。

相对于此,迪奥普的观点却得到了大多数非洲学者的褒奖。例如:埃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就认为,在我们对黑色非洲与埃及的认知进程中,迪奥普起到了极其关键性的作用。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将古埃及文明与含米特人(Hamite)[3]联系在一起,而完全将黑人因素排除在外。泰奥菲尔奥邦加(Theophile Okenga)则认为,迪奥普关于古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黑人的发现和科学论证,对非洲编年史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猛烈地冲击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关于黑非洲大陆没有历史的臆断,并由此奠定了非洲黑人的历史意识(张宏明,2002:48-53)。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将西方文化霸权作为对象的批判风潮日渐高涨。例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黑色阿西娜》,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等。都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理论上批判。其中,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阿西娜》可说最为直接。顾名思义,《黑色阿西娜》的中心观点即在申明雅典是黑色的。根据大量史料的缜密考证,伯纳尔得出的结论是:“在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其重要源头。”换言之,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杜撰出来的欧洲中心论神话。

除了学术上的争辩,非洲中心论在美国等西方社会也引起巨大的震荡。根据人类历史的发祥地应该是在非洲,黑人才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的看法,非洲中心论者认为,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书上所写的关于古希腊的辉煌文明,诸如哲学、艺术、科学、政治理想与法律观念,都是古希腊人从黑人那里偷来的。因此,欧洲中心论只不过是欧洲白人历史学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意编造的神话,应当予以推翻,并重建以非洲黑人为中心的世界史观。非洲中心论者因此认为必须用新的史观来修订美国学校中的历史课本,并且改造原有的历史课程设置方式;因为这样才能增强美国黑人的自信心及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姑且不论非洲中心论是否拥有足够的历史证据支撑,但是基于非洲可能是人类历史的起源,就对现有的体制进行大幅修改的主张,似乎也隐含着某种因为长期压抑而产生的报复性情绪。虽然也有西方学者指出,非洲中心论是以极不充分的史料和牵强附会的解说为基础的,但是非洲中心论仍然持续在美国社会的许多层面造成巨大的冲击。例如:一个半世纪前,首开美国黑白学生同校上学风气之先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日后却成为分裂的典型。为了照顾亚裔、犹太人、拉美裔和黑人的民族情感,学生依据种族被分配在不同的宿舍中生活,甚至连同性恋者也按族裔分成不同的团体,结果是奥伯林学生的思考、学习、行为、居住完全分开,大学失去了它应有的普遍性。这种以种族链接文明起源的逻辑,更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的社会与教育层面。例如:大学所开设的族性理论和历史的课程,只有具有同一族裔背景的教授才有资格讲授;只有女性才能讲授妇女课程;只有同性恋者才能进行有关同性恋的相关研究等。这种以种族切割的方式也波及到了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种族迷信使学生相信,只有与自己的同胞才可能进行真正的交流,于是美国大学校园像贝鲁特一样,分裂成为各种文化充斥却彼此没有交集的飞地”(任东来,2008-09-16)。

虽然非洲中心论所提出的论证值得深思,但是这个理论所引发的社会反应却太过情绪化,也对社会融合及个人发展没有好处。例如: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jr)就以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领袖人物为证,来说明被指责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人文教育并不会妨碍培养出伟大的黑人。他更进一步指出,犹太裔和亚洲裔的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出色表现,绝不是因为他们多学了什么犹太中心论或亚洲中心论的课程。在这个基础上,小施莱辛格认为非洲中心论已经沦为服务斗争需要的历史方法。他认为这种方式根本达不到增强黑人自豪感的目的,因为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从未认同过非洲的文化,也不关心非洲。他借用一位黑人专栏作家的话说,非洲中心论的教育只会让使黑人的孩子在一个他们必须参与竞争的文化中处于劣势。小施莱辛格认为非洲中心论的发展,至此已经沦为种族迷信的依托。面对这个分裂的现象,小施莱辛格痛心疾首地说:“种族迷信夸大了各族裔之间的差别,加深了不满与对立,扩大了各种族和民族之间交恶的鸿沟,结果只会是顾影自怜和自我封闭。”(Schlesinger,1992)

非洲中心论的影响还不只于此。鉴于非洲中心论在美国社会的推进成果,一些多元文化论者认为强迫移民放弃母语和学习英语,无异于一种政治压迫和文化剥夺。于是他们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从未规定过英语是官方语言这一点,援引1968年的《双语教育法》为依据,倡导“双语运动”(Bilingualism Movement),并要求公立学校向移民(主要是拉美移民)提供以西班牙语讲授的课程。这种价值观上的冲击,后来更进一步演化成为政治层面的抗争。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任何人的言行都不能对他人构成任何公开和潜在的冒犯,否则就会被冠上种族歧视的大帽子。固然对于各个族群的尊重是必要的,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尊重就可以推翻现有的一切,让整个社会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却也是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尤其是,将种族意识作为控制教师与课程设计的工具,更是让学术与教育的发展无所适从。在缺乏共同观点的状况下,即使是课程名称的制定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辩。

小施莱辛格认为这场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其实是一种精英而非民众的运动,其目的是大学中的激进派,为了争取终身教职而对白人进行的恐吓行动。虽然他却坚信这些激进种族主义份子的梦想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无法获得自己种族的全面支持,不过他却担忧这些种族对抗行动,会影响大学教育的运行,最终对美国的未来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Schlesinger,1992)。也许小施莱辛格的抨击带有为西方文化与价值观辩护的意涵,但是他对历史实用主义的批评确也值得深思。当看到纳粹德国为了鼓吹日耳曼人的伟大而编造历史的恶行,日本官员和文人修改其侵华历史教科书的丑行,及近来韩国学者主张孔子、西施、李时珍都是韩国人的谬论,就可以理解小施莱辛格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据此可知,任何民族珍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意愿都应该被尊重,但是这种尊重却不能因为提振种族自信心的原因而无限上纲,甚至削足适履,扬善隐恶,成为分化社会与制造纷乱的借口。以非洲中心论为例,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到当前的社会与教育所展开的全面性抗争,除了制造社会的纷扰与教育的错乱之外,并没有解决任何的实际问题。相对于此,经由源自于希腊的民主制度,美国最近选出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为第一位的非洲裔总统。这说明了历史的功能不在于提供争辩的火种,而是提供经验与教训,让人类能够在相互尊重,彼此学习的氛围中,共同迈向更好的生活质量。

三、亚洲中心论——强调和谐的发展观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非洲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展开激烈争辩的时候,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正在快速推进。特别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面积加起来不到世界总面积的1%;人口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4%,但是却能在天然资源匮乏且技术相对落后的状况下,与欧洲及北美共同成为全球现代工业社会的三大支柱的现实,为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亚洲的热潮。东亚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引发了各种评论和解释。有的学者主张,东亚的成功是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强大的国家发展意志的结果;也有的学者指出,这与东亚独立的传统密不可分,而且东亚国家的经济规划者都认为自己的经验与欧美不同,并且这些经验也具有其他国家可以效法、吸取教训和启示的普遍性。无论是那种观点,都显示了东亚经济的腾飞带动了亚洲价值观的成长,也激发了亚洲创造不同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热情。

亚洲价值观的成长与壮大显示出亚洲人越来越有自信;他们在铸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思想和意识领域中辛勤耕耘,希望创造出自己的文明发展观。这种努力具有同时提升国际地位与强化国家政权的双重意义。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对长久以来被奉为真理的西方意识形态带来了另一项挑战,也为逐渐成形的亚洲中心论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盛邦和(1988:222)认为亚洲中心论的出现代表了东方学的衰退和东亚学的兴起。东亚学的前身是东方学。东方学是伴随西方殖民帝国的扩张,而产生的一种从西方视角对东方进行认识的工具性学科。这个视角以二分法的方式,从东方代表传统,西方代表现代的对立角度来审视东方,结果产生了全面否认东方价值,把东方视为历史陈迹的殖民主义思维,并据此认为西方侵略东方、统治东方、改造东方是具有正当性的历史必然。

东方学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随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鼎盛而臻至繁荣。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王宇根/译,2007)认为:“东方学的实质是西优东劣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区分”,因此,“将东方学理解为一套具有限制或控制作用的观念,比将其理解为一种确实的学说要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殖民国家的内部倾轧与自相残杀,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让西方遭受严重的物质损伤和心灵创伤,从而出现了对自身的反思和对东方的期望,于是东方学出现了向东亚学过渡的趋势。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张兰平/译,2008)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就反映了这种倾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让东方学裂变为东亚学和伊斯兰学,其中东亚学的勃兴格外引人注目,更导致了学术界的结构性改变。例如:美国各大学的东方研究系所纷纷更名为东亚研究系所。这些系所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东亚的现代化,特别是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本世纪初以来,美国国内甚至有人认为美国关注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欧洲移转到了东亚。至此,东亚学的研究成为显学,对全球学术界产生深刻影响(任东来,2008-09-16)。

亚洲中心论与东亚学和亚洲价值观一脉相承,其意义可以分为二个层面:(一)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范式转换——从西方中心取向转向亚洲中心取向,从亚洲的内在发掘推动亚洲发展的成长机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就是揭示西方和日本学术界转换研究范式的代表性著作。(二)对亚洲发展的未来定位——根据上个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以来的亚洲经济与社会发展趋势,推论二十一世纪是亚洲崛起并重新主导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纪。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亚洲大趋势》和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奈斯比特宣称,亚洲巨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进程。不论对亚洲还是对全球而言,它正在一天天逼近。本世纪亚洲的现代化进程必将更新这个世界。他指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亚洲从贫穷走向了富裕。这期间亚洲人口总数增长了四亿,而贫穷人口却从四亿减少到了一亿八千万。因此,奈斯比特认为,当今西方需要东方远胜于东方需要西方;世界一词过去曾意味着西方世界,但是今日的全球化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弗兰克也特别瞩目亚洲的重新崛起,他认为当代东亚的经济扩张首先从日本开始,继之体现在东亚的新工业化经济体,现在也明显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这可能预示着亚洲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会重新承担起它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曾经承担的领导角色。弗兰克自信地预言,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re-orienting,重新面向东方),中国正准备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再次占据它过去曾经拥有的支配地位。弗兰克对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东亚经济奇迹,以及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进行了审慎的历史观察之后,告诫西方不要低估东亚,因为亚洲,尤其是中国,很可能会在短期内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面对东亚的崛起,即使是被弗兰克指责为欧洲中心论者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2002:184)也同样对东亚的兴起充满信心。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危机四伏,行将就木。”不过,沃勒斯坦认为东亚的崛起势必牵动世界体系的变动,至于变动中,东亚是否能够有效因应,并因此而获利,则是个需要进一步观察的课题。

从以上西方学者的论述,可以明确地知道东亚的崛起,及从亚洲内部来探索创造这个快速成长的动力,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亚洲价值观是亚洲中心论的核心;而亚洲又是一个充满各种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地区。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共通点,则对于亚洲价值观的探讨就很难具有普遍性。李秀石(2002:25)认为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所在,但是这种思想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演绎与解释。在这个基础上,他将亚洲价值观细分为四种类型:(一)港台新儒学;(二)日本、泰国、韩国的儒学演绎;(三)东南亚国家的亚洲意识;(四)欧美与日本学者总结的儒教发展模式。关于这四种类型之间的关系,李秀石认为亚洲价值观始于港台新儒学的努力,终于对儒教发展模式的探索中的理性化。

新儒学是亚洲价值观的基础;它发展于港台地区,目的是为了反省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及重振中国哲学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了六十年代末,新儒学开始走向世界;其影响迅速地扩展到东南亚各国、韩国、日本及欧美,形成国际性的思潮。根据1958年由港台的新儒学人士联名向世界的,可以知道新儒学人士的诉求是争取东方文化的平等地位。他们认为东方与西方以平等眼光相互对待的时候到了;透过对西方文化是否能够继续领导人类前进的质疑,新儒学人士呼吁除了东方人应该向西方人学习,西方人也应该向东方文化学习。与欧洲中心论认为西方是世界的前进的动力;及非洲中心论宣称非洲才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不同,新儒学主张人类应该相互接纳与融合,以同心同理之精神,来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苦难、缺点及过失,才能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开创出新的道路(约瑟夫派恩,詹姆斯吉尔摩,2003:301)。

新儒学认为现代化不能等同于科技进步,更应该将人文、伦理和道德的进步包含其中。儒家文化注重人伦道德,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缺陷,为中国的现代化指引航向,因此人类文化的前景在于综合中西文化。一方面,东方文化必须西化,从西学中吸取富国利民的外在成就,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必须东化,从东方文明中获得走出迷津的启迪。随着上个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新儒学终于成为颇具影响的国际思潮,并且也得到了内地学者的响应。至此,海峡两岸及全世界的华人学者几乎都认同了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意东亚经济起飞的多种动力之中,儒家文化是一种深层动力。

这种将儒家思想视为发展深层动力的看法甚至可以覆盖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例如:日本作家摒屋太一(1993:219)就认为,日本工业社会与根植于个人主义基础的西方工业社会不同;除了与西方一样重视物质生活之外,更重要的动力是重视教育、尊重历史传统,官民一体的思想,勤劳的哲学与易于治理的人民等因素,因此,日本的重新崛起不是单纯地模仿西方现代化,而是包含有东方式创新的成分。这样的看法也获得了日本企业家的认同。例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横山亮次及立石一真认为,“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都是“礼”的思想体现;企业内的工会则是和为贵的思想体现,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仍然有机地存在于日本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中,并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起到了巩固和推进的作用。

除了日本与中国之外,新儒家在泰国与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演绎也十分显著。例如:1984年泰国华人郑彝元在曼谷出版了《儒家思想导论》,企业家郑午楼在序言中就指出:“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所提供的新经验证明,保持儒家传统,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敬业乐群精神,创造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李秀石,2002:25)。尽管韩国虽然近年来,积极地希望创见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就连韩国总统金大中也不得不重视新儒学的力量,倡导应该从亚洲的传统思想中发掘民主传统。韩国学者金日坤则提出了“亚洲儒教文化圈”的概念,认为可以将家族集团主义的社会秩序与西方政治体制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西方所不具有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金日坤,1991:157-158)。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新、马、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所倡议的亚洲意识,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植根于儒家经典理论的。虽然新加坡的开国者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所大力提倡的亚洲价值观被批评是具有权威主义特色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根据相关的官方论述及意见接近的学者的诠释,李光耀和马哈蒂尔的亚洲价值观强调的是在政治和社会管理方面的非西方性,也就是不赞同各国都要奉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因此这种亚洲价值观被认为是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社会上的多元主义和文化上的儒家主义的综合体(吕元礼,2002)。这种理念与日本、韩国、菲律宾、香港及台湾地区的价值诉求并不相同。不过,尽管亚洲价值观在各个东亚国家都被赋予不同意义与诠释,但是被视为是促进东亚各国现代化的深层力量,却是获得普遍性认同的。例如: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博格(Peter Ludwig Berger)使用“儒教资本主义”来解释东亚的经济活力。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在《四小龙》一书中也专门论证了儒家思想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

四、结论

虽然对于亚洲价值观的探索与辩论仍在进行之中,且正反双方的意见仍然相互拉锯,但是根据以上的论证,已经足以发现以亚洲价值观为核心的亚洲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和非洲中心论的诉求是大不相同的。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差异,或许会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重大的转折。质言之,主要的差异如下:

1. 意识形态上:欧洲中心论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与正确性;非洲中心论主张自己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历史优越性;亚洲中心论则认为文明应该是融合的;是相互借鉴与学习的;是可以依据不同的状况,因地制宜与兼容并蓄的。

2. 政治理念上:欧洲中心论强调民主与制衡,认为政府必遵循民意,且其权力应该被抑制,以避免其专断;非洲中心论则认为过去的压抑应该获的舒缓,因此过去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应改加以改正。于是在多元化的诉求下,非洲中心论透过政治与法律的途径,将社会不断分割,最后导致社会分裂;亚洲中心论主张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尽管受到压抑,也不能为此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不过,亚洲中心论却不是绝对的威权与专断。在国家发展与社会能够稳定的前提下,政府的态度是求同存异,协商共识。这也就是李光耀所谓的“好政府”;而创造这种好政府的前提是马哈蒂尔所说的“儒家修身哲学”。

3. 社会结构上:欧洲中心论从上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的理想与权利是不应该被牺牲与剥夺的;非洲中心论虽然也强调群体利益的重要性,但是迄今为止,非洲仍然没有发生能够证明其社会结构足以引领他们进入现代化生活的案例;亚洲中心论在同样注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主张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强调关怀扶持,同舟共济;并且在东亚国家的实践过程中,重复地展现了其可行性。

4. 种族宗教上:欧洲中心论在唯我独尊的意识下,认为白色人种是最优秀的,所以基督教也是最优秀的。为了感化其他的次等民族,欧洲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将自己的宗教与生活方式强行加诸于其他的民族身上。非洲中心论者固然强调自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崇尚和平,也具有悠久的宗教与传统,但是除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发动的社会运动外,并没有在宗教上着墨太多;亚洲中心论在种族与宗教上的态度,就相对开放许多。事实上,作为世界种族与宗教最为复杂的区域,亚洲并没有因为种族和宗教产生过许多的争斗。这种注重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态度,是稳定社会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是佛教、道教、印度教、回教、神道教等宗教能够在这个区域内同时存在的原因。

综合以上,可以发现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亚洲价值观,所强调的是:(一)尊重传统,但是不囿于传统;(二)主张以本土意识作为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量;(三)重视群体与家庭的利益;(四)民主应该建立在人民对团结的责任感之上;(五)和谐是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石;(六)主张兼容并蓄的融和,而不主张绝对竞争;(七)强调儒家的修身哲学,而不是权力的制衡。虽然以上各点有些也曾经被欧洲中心论者与非洲中心论者提及,但是在形成整体性的思想体系与具体的实践上,仍然是以东亚的战后发展最为全面,也是最有绩效的。据此,应该可以宣称以亚洲经验与亚洲价值观为基础的亚洲中心论,所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创造经济奇迹的新典范,而是一种与欧洲中心论和非洲中心论截然不同的新思维。这种新思维虽然是建立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家思想之上,却是与时俱进,兼容并蓄,因地制宜,更符合下一阶段人类发展需要的;而其核心理念与欧洲中心论及非洲中心论的最大差异,也许就落在孔子说的“王霸之别”上。

[注释]

[1]李小龙(1940年11月27日-1973年7月20日),原名李振藩,乳名细凤,祖籍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身高173公分,体重64公斤,著名武术技击家、武术哲学家、武打电影演员、世界武道改革先驱者,也是截拳道武道哲学的创立者。

[2]陈真系小说家倪匡,以刘振声的事迹为原型所创作的虚构人物,始见于电影《精武门》(由李小龙饰演),这个角色被设定为中国清末武术家霍元甲的弟子,在为被日本人害死的师傅报仇之后,陈真被日本人杀死。

[3]旧译含族,又称哈姆人。昔日非洲学中,含米特人一般被分为北支和东支:北支指柏柏尔人,东支指古埃及人、科普特人和库希特各族。根据近现代的研究证明,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含米特语族,旧称含米特诸语言应分成古埃及语、科普特语、柏柏尔语族和库希特语族。而使用这些语言的各民族甚至不能构成统一的种族,埃及人和柏柏尔人属于欧罗巴人种(白种人),库希特人属于埃塞俄比亚人种(黑白混合种人)。认为黑人低劣、黑非洲文明由外面传来的含米特论,实属种族主义的偏见,在非洲学中已被否定;含米特人一词也已很少采用,而改用它原来所包含的各个民族的具体称谓。

[参考文献]

[1]陈国明(2004).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出版社.[Chen Guo-Ming(2004).Theories and Principle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Taipei: Wu Nan Press.]

[2]赵晶晶(2008).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J.Z. Edmondson (2008).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3]叶哲铭(2005).在西方中心与中国中心之间——论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费正清的史学研究模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6).[Ye Zhe-Ming(2005).Between Western Centrism and Chinese Centrism-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Fairbak in Lat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6).]

[4]张芳霖(2002).对美国传统史学模式的挑战——读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江西社会科学,(2).[Zhang Fang-Lin(2002).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American Historical Mode-Reading Cohen’s Exploring History in China:The Rise of Chinese Centrism in America. Jiangxi Social Science,(2).]

[5]阎沁恒(2006).汤恩比的历史研究与文化史观.稻乡出版社.[Yan Qin-Heng (2006).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View of Arnold Toynbee. Rice Country Press.]

[6]任东波(2006).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Ren Dong-Bo(2006).Eurocentrism and Global Historical Research. Theories of Historical Research,(1).]

[7][美]J. M. 布劳特(2002).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J. M. Blaut(2002).The Models of Global Colonist:Geographic Communication and Eurocentrism (translated by Tan rong-gen). Beijing: Social Science Press.]

[7][美]柯文(1986).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Paul A. Cohen(1986).Exploring History in China: The Rise of Chinese Centrism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Lin Tong-Qi). Beijing: Chunghwa Press.]

[8][英]柯林武德(1986).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oltingwood, R. George(1986). Concepts of Histo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9]夏基松(1998).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上、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Xia Ji-Song(1998).New Teaching Handouts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0][德]马克斯韦伯(1987).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Weber Max(1987).Introduction to New Christian Theory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Yu Xiao etl.). 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1][美]迪克逊麦克特(2008).大萧条时代:1929-1941(秦伟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Maxtor,Madison (2008).The Great Depression:1929-1941(translated by Qin Wei-An).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2][美]罗伯特.B.马克斯(2006).现代文明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北京:商务印书馆.[Marx B. Robert(2006).Origin of Modern Civilization-Global and Ecological Statemen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3]张宏明(2002).非洲中心主义——谢克安塔迪奥普的历史哲学.西亚非洲,(5).[Zhang Hong-Ming(2002). Afrocentrism-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Cheikh Anta Diop. Bimonthly of Western Asia and Africa,(5).]

[14][德]黑格尔(1962).历史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Hegel(1962).Historical Philosoph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5]任东来(2008-09-16).族性迷信与历史的意义. history.nju.edu.cn/showinfo.php?id=577.[Ren Dong-Lai(2008-09-16). Racial Superstition and Meaning of History. history.nju.edu.cn/showinfo.php?id=577.]

[16] Schlesinger, Arthur M., Jr.(1992).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Co.

[17][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02).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Wallerstein Immanuel (2002). End of the Known World-Sociology of the 21st Century. Beijing: Social Science Press.]

[18][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2008).西方的没落(张兰平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Oswald A. Spengler (2008).The Lost of the West (translated by Zhang Lan-Ping). Xi’an: Press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19]盛邦和(1988).内核与外源——中日文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Sheng Bang-He(1988).Core and External-Discussion of China and Japan Culture. Shanghai: Xue Lin Press.]

[20][美]爱德华萨义德(2007).东方学(王宇根译).上海:三联书店.[Edward Said (2007). Orientalism (translated by Wang Ze-Gen). Shanghai: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1]李秀石(2002).亚洲价值观的形成与其发展.欧亚观察,(3).[Li Xiu-Shi(2002).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sian Value. Observation of Europe and Asia,(3).]

[22][美]约瑟夫派恩,詹姆斯吉尔摩(2003).体验经济时代.台北:经济新潮社.[B. Joseph Pine II, James H. Gilmore (2003).Experiencing Economic Era. Taipei: Economic New Wave Press.]

[23][日]摒屋太一(1993).知识价值革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Bing Wu Tai Yi(1993).Revolution of Knowledge Value.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7

一、衰落的含义及衡量衰落的尺度

如果把文化相对主义推到极端,一个文明,或者说一个社会,就没有什么“上升”与“衰落”之分,当然也就用不着去讨论欧洲是否衰落。另外,如果你是极端的制度决定论者,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优于一切的决定因素,那么,现在欧洲的民主制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当然也就不存在衰落问题,也用不着讨论了。所以,我们要讨论欧洲是否衰落,一定要有一套尺度,在这套尺度的测量下,文明或社会是有优劣,有进步与衰退之分的,而且在它测量出来的优劣、进步与衰退,是比较多的人能够认可的。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选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那套尺度。

伊恩•莫里斯在其名著《西方将主宰多久》中首先定义了什么叫做“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就是人们赖以衣食住宿的技术、物质、组织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人类以此繁衍后代,解释周围的世界,解决集体内部的纷争,以其他集体为代价拓展自己的实力,以及保卫自己应对其他集体拓展实力的尝试。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发展衡量一个集体达成某项目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理论上是可以跨时间和地域来比较的。”我认为这个定义是恰当的,虽然他不完全符合当今在中外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政治正确性――比如说,“以其他集体为代价拓展自己的势力”,当然就包括战争,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包括战争能力的发展。另外,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定义里面,讲的是结果,即“成就”,这个“成就”里面却不包括政治制度。这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政治制度本身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结果本身,不是“成就”本身,这样更能获得比较一致的认可。然而,即使有了“社会发展”的定义,你又如何去测量它呢?伊恩•莫里斯主张用四个尺度来测量。1.能量获取,具体的测量尺度是人均日能量获取。2.组织能力,具体的测量尺度是城市化程度。伊恩•莫里斯说:“支持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组织能力令人乍舌”,但由于伊恩•莫里斯的测量任务包括远古,所以他使用了一个社会的最大居住地规模,即其最大的城市的人口。3.信息处理。4.发动战争的能力――若无此能力,则前面的能力都是虚幻的。关于后两个能力,我认为伊恩•莫里斯的具体测量尺度也是比较模糊的,远不如前两个具有可操作性。然而,这四个尺度确实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参数,其测量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在处理我们的具体问题时,必须加以修正,因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在时间跨度上跟伊恩•莫里斯是完全不一样的。譬如第一条“能量获取”,如果按这个尺度,那就是越消耗能源越好,完全无视利用效率问题。所以,利用能源效率最高的当代日本的得分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这明显是不对的――利用能源效率高应该是得分而不是失分。如果要测量几千,甚至几万年的大跨度历史时期,也只能用伊恩•莫里斯的这个尺度了,但针对我们的问题,则这个指标完全可以用经济规模指标来代替(有没有必要使用人均指标则视所针对的问题而定)――以我的观点,则会用制造业规模的指标来代替,因为我认为,在对于“一个集体达成某项目的的能力”的贡献上,金融等行业所体现的GDP相当虚幻,与制造业不可同日而语。

毫无疑问,伊恩•莫里斯的这套评价、测量体系争议极大,但我们要讨论问题就得有这样一个评价、测量体系,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体系了。

在基本上说明了在本文中什么叫做“社会发展”,什么叫做“进步”、“上升”、“衰落”之后,我们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谈论欧洲社会的衰落时,是跟谁去比。跟欧洲自己过去的绝对指标去比吗?如果跟自己的过去比――简称“纵比”,欧洲没有衰落,有时还在进步,我们最多能说,进步得比较慢,或者是比较停滞,毕竟今天的欧洲距离像罗马到中世纪那样的滑落是非常遥远的。然而,在当今迅速变化发展的世界中,这种比较能有多大意义?很显然,我们讲欧洲的“上升”、“衰落”,主要还是跟其他国家比,是讨论欧洲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的“上升”或“衰落”――简称“横比”。当然,“纵比”也不是一点都不需要,我在后文中也会做一些“纵比”。

讲明了我们是在拿欧洲和其他国家比较还不够,还有一个跟哪些国家比较的问题。我认为显然不应该是和除中国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究竟还算不算第三世界国家,一直争议很大,姑且还算吧,所以我说“除外”)比――这些国家和欧洲的差距至今还非常巨大,虽然其中不乏有发展速度比欧洲快的,但如此巨大的差距横亘在那里,作比较的意义不大。所以,要比较只能是跟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比。其中,跟中国的比较尤为重要,这是因为1.从当代现实说,美国和日本是欧洲的盟国,一家子人相互之间的比较意义不是那么大,而俄罗斯则明显尚未从先前的败落中恢复过来;2.从人类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发展史说,一个西方文明核心,一个中国文明核心,最具有可比性,或者说比较的意义最大。伊恩•莫里斯的那本书里所做的比较,基本就是这两大文明的比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尊重地球上存在过的所有伟大文明,但在作比较时,也要实事求是,不必太伪善。

二、欧洲处于衰落之中

信息时代,各种统计数据、时事新闻报道的获得都不再是一个难题。所以,在讲清楚了评价、测量框架之后,把各种数据填进去就不再是难事,只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篇幅,我们能填进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数据。所以,我在这里不会做大量的数据、事实的陈列来证明自己的结论,而是简略选取一些,够用即可,读者可以自行查阅更多的数据和事实,看看能不能用它们来我的结论。

先讲第一条,前面说过,我将用经济指标来代替单纯的能量消耗。从经济指标比如说GDP(还是那句话,它不能说明一切,甚至很有问题,但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指标)看,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欧洲的发展都是缓慢的,年增长率能够达到两个百分点以上,就算是非常不错的指标,这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另一方面,欧洲毕竟是已经攀爬到GDP高峰的国家,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的缓慢增长看成是不需要我们还得站在它的脚下仰望。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不完全对。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西方――当然包括欧洲――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最近这几年,更多的人才看清楚,原来不是这么回事,至少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冰岛、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后来又加入了爱尔兰),甚至英国和法国,都陷入了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又反过来加重了经济问题。以现代化的开创者,曾经的世界秩序主宰者英国为例,2011年8月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是250万人失业,100万16岁~24岁的年轻人失业,占年轻劳动力的20%,同时,食品、电力、煤气、交通费用暴涨(远远超过中国的数字,而我们已经很难受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补救或掩盖英国所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哪怕它的社会福利制度:英国后来爆发的大规模社会骚乱证实了这一点。

在重要的欧洲国家中,只有德国的经济表现最好。作为欧洲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它是欧洲的一线希望,但德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依靠的不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联系,而是与中国,恰恰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给了德国订单。

欧洲在经济方面的衰落还体现在其经济结构上。曾被抬得很高的“金融创收”在一些欧洲国家的超高比例,今天已被证明不是其长处而是巨大缺陷。人类发展指数多次排名世界第一,被一些非常优秀,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确有非凡洞见的的学者,如杰拉德•戴蒙德奉为人类发展的希望和样板的冰岛,在金融危机中显出了原形:原来它的绿色、无烟的高生活水平,只是建立在开骗别人钱(包括骗英国的钱,英国一度曾愤怒到想引用反恐法条来制裁它)的基础之上的。英国也因为其经济结构的“高端化”,即金融业所占比例高,而备受折磨。可以这么说,金融业所占比例越高,经济就越虚拟化,越脆弱。简而言之,制造业――而不是金融业――过去是,今天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经济中真正体现靠得住的实力的部门。欧洲,也包括美国,制造业的份额严重下降,经济向所谓的“高端”金融业移动,本身就是其衰落的表征,绝不值得羡慕。

作为对于长期趋势的一个总结,从经济发展看,欧洲毫无疑问处于衰落之中,不仅相对于发展速度极快的中国是处于衰落之中,就是相对于美国,以及印度、巴西等,也是如此。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欧洲在工业技术、科研等领域还有一定的储备,所以,即使衰落,其他国家想赶超上去,还需要时间。然而,经济衰落是最根本的衰落,它必将引发科技、军事、社会生活,甚至文化的衰落,只是所需要的时间不同。

第二条,社会组织能力,欧洲的表现如何呢?长期以来,欧洲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优秀典范,其福利制度保障了社会各阶层的安定团结,是世界各国的榜样,我们认为它在这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经济,GDP,是决定其他因素的决定因素。经济危机一来,欧洲社会的安定团结轰然倒塌,罢工、骚乱,乃至暴乱风起云涌,连优等生德国都不能完全避免。在英国的暴乱中,那些青少年将老太太的衣服剥得精光抢走,连条内裤都不留。这真是人类社会的道德沦落到极点的象征。英国首相卡梅伦被无数这类场景所激怒,认为这是纯粹的犯罪,不存在任何社会剥夺的借口――但我们知道,这里面就是有“社会剥夺”的因素,前面所引的英国失业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卡梅伦主张剥夺那些参与暴乱者及其家庭(这有点株连的意思了)的政府补贴住房。当被问及他们无家可归怎么办时,卡梅伦回答:“他们在入室抢劫之前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当被问及在如此严厉的惩罚下他们怎么活下去时,社区与地方政府大臣回答:“他们可以去找工作。”卡梅伦首相和社区与地方政府大臣并不是唯一被激怒的人,法官们也一样。一个黑人青年因舔了一口(英国媒体都是这么报道的)偷来的冰激凌而被判入狱16个月。还有其他许多“严打”的例子,欧洲社会长期以来的宽刑化潮流因为目前的严重社会乱象而在一夜之间就被扭转。

不用再举例子。我们可以做一些结论了。首先,平心而论,欧洲的社会组织能力在世界范围看还是优秀的;虽然出现了社会乱象,但这种社会乱象与阿拉伯世界及非洲很多国家的乱象仍旧不可同日而语,还远没有到导致社会崩溃的地步。那么,和中国比怎么样?从眼前看,比中国还乱,但从长远看,不知道。因为中国也确实有着自己的很多社会矛盾,而其制度建设,公民社会的发育,还远远比不上欧洲。制度决定论者会因此下断言:中国远不如欧洲,中国社会的崩溃就在眼前。我则没这么确定,我绝不认为中国比欧洲强,但关于中国社会的崩溃就在眼前的断言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这个“眼前”却还没有来。

我们应该看到,欧洲也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问题,其根源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因素,另外还有新移民,及其带来的种族、宗教的矛盾(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那个挪威杀手布雷维克的实践与理论就集中反映了这些矛盾――他的那个长达1518页的《2083欧洲独立宣言》将通过这次杀戮而广泛传播,并对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种族矛盾产生深远影响,这已经是无法阻挡的了。回到欧洲是否衰落了的问题上来,我可以说,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讲纵比,则欧洲是在衰落无疑,讲横比,则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强,我们无法下结论。其实,如同我常说的那样,在社会组织能力上,这个世界是在“比烂”,现在不是比谁进步的问题,而是比谁退步得慢,那个退步得最慢,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赢家,就获得了下一步大踏步前进的机会。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决不能说中国有什么优势,但是,中国必输的结论无疑也是过于武断的――从制度层面讲,中国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在这里要强调“中国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中国真是一成不变,那么从长远看,中国比不上欧洲有韧性的可能性也很大。可是,我认为这种几率并不高: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大文明,别看现在的精英层好像很颟顸,中国有的是聪明人,做出及时而适当的反应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许还有后发优势:恰恰是因为制度层面一直处于未完成时态,我们可以不像欧洲那样受到已经固化的现行体制的束缚,重新设计、选择更好的制度。让我们拭目以待,有志者则可努力争取符合中国国情的变革。

那么,信息处理方面我们应该怎么评价欧洲呢?如果对信息处理做狭义的理解,则在硬件方面,如人均计算机台数、人均手机台数、网民比例等,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差距正在被迅速拉平。如果做广义理解,则信息处理还应包括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在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方面,欧洲以及美国,整个西方,仍旧处于不可撼动的地位。我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一个西方人所建立的衡量尺度来讨论欧洲的衰落问题,而西方人恐怕不会使用一个中国人所建立的衡量尺度――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能做这种衡量的尺度。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好书基本上都是西方人写的,这就已经足够证明他们在信息处理方面的巨大优势了。欧洲在科技方面,在社科、人文方面,在艺术、娱乐、时尚方面,仍旧领先除了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很多。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一般总是滞后于经济地位的变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欧洲的文化地位也会随着其经济地位的衰落而衰落,但会晚不少年,所以今天还谈不上衰落。而中国的文化地位的恢复则还需要很多年经济发展的带领,急不得。现在就着急把中国的文化“打出去”,纯属虚妄。

谈到文化影响力,则我们也许避不开“民主、自由”的话题了。在前面我们曾提到,可以把“民主、自由”看成是手段,而不是“成就”本身。这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恐怕都是对的,但到了现在,由于技术和财富的积累导致了人类的识字率大大提高,而识字率的提高又大大增强了普通人对于政治、国家大事的参与意识,“民主、自由”本身就可能是目的了,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了。欧洲“普世价值”的影响力,当然大大优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就是在中国国内,其影响力也大于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文化影响力是欧洲最为强势的部分,迄今并没有呈现出太多的“衰落”迹象,但文化影响力还是跟着经济走的,只是滞后一段时间而已。

最后,我们要讲到发动战争的能力了。近代以来,欧洲人的军事力量远远超出非欧洲人之上,讨论欧洲人与世界其余部分的战争没有太大意义,基本上是单纯的屠杀,只有欧洲人自己之间的战争才值得讨论。后来加入了实际上是欧洲人后裔的美国。非欧洲人对欧洲人的军事力量的真正挑战来自东亚,首先是日本,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又在二战中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战争,虽然战败,但已经不能说是完全一边倒的被屠杀了。之后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成平手。但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也还是离不开一个欧洲国家――前苏联――在武器装备上的支援。如果我们仍旧把美国人算作欧洲人的一部分,谈北约,那么现在谈欧洲在发动战争的能力方面的衰落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范围只限于欧盟成员国,那么,其军事地位已经非常明显地下降了。

在欧盟中,军事地位最高的无疑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核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以这两个国家的情况看,其在军事上的相对地位、武器装备,在实战中表现出来的战争能力,都在明显衰落。英国新航母将“裸奔”,即无舰载机的消息,已经是人所共知了。无论怎么作解释,这都是英国这个称雄世界海洋500年、主宰200年的海军超级大国明显衰落的标志。去年11月,英法两国首脑在伦敦签署了一项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节约国防开支。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已经越来越无力独自负担一支能够维持原来水平的威慑和作战能力的军队了,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勉强维持。用一些军事专家的话说:这是两个穷人抱团取暖。那种认为“(英法)如果能把一体化推进到空军、海军,将对欧盟一体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而美国是十分害怕欧盟军事一体化的”说法,是想当然的陈词滥调――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美国现在不是担心欧洲的军事力量太强大,会脱离自己,而是忧虑欧洲太虚弱,总是靠在自己身上。

当然,还是那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英法在国防工业领域也还留有一定的储备,同时也还具备一定程度的远程投射力量的能力,这些方面它们仍旧领先于中国。似乎是急于表明自己“虎瘦雄心在”,英法2011年3月发动了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战争。然而,恰恰在这场战争中,英法,更广义地说是欧洲,其战争能力的衰落暴露无遗――他们离开了美国实际上什么都干不了。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曾在布鲁塞尔北约的一次会上发飙大骂欧洲盟国:“(北约)这个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打一个武器装备可怜、人口稀少的国家,只打了11个星期,很多盟国居然就没有弹药了,它们又来要求美国给补上缺口”;“坦率说:很多盟国坐在球场外,并不是它们不想参加,而是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它们根本就没有军事能力”;北约的前景“即使不是令人沮丧的,也是暗淡的”(“Defense Secretary Warns NATO of ‘Dim’ Future”,《纽约时报》网站,2011年6月10日)。在北约部队与叛军一起攻占的黎波里之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再次强烈抨击欧洲盟国过于令人失望的军事能力(“NATO’s Teachable Moment:The alliance helped topple Qaddafi ― but had to struggle to keep up the campaign”,《纽约时报》,2011年8月30日)。

有些人可能会给欧洲的军事能力作辩护,说今天的弱化是因为当今这个相对和平的世界不需要其保持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当然有一定道理:欧洲之所以敢放任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此下滑,当然与其当今所面临的威胁不大有关,但其经济发展的停滞加上超前消费限制了能够投入国防领域的资源,则是更为根本的限制因素。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一旦国际局势发生变化,重整军备可不是那么容易。

简而言之,如果你同意讨论社会“发展”、“进步”、“退步”、“上升”、“衰落”是有意义的,并且也同意所谓的“社会发展”,就是操控局面,使之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是可以用我在这里所引用的体系测量的,则欧洲当然是出于衰落之中。

三、衰落的根源

欧洲衰落的根本原因,一句话就能说明白,就是它的福利社会、它的高消费超出了它的生产能力。美国只有高消费而无福利社会,尚且支撑不住了,欧洲还要加上一个福利社会,况且福利社会不仅仅需要很大的支出,它甚至会妨碍生产能力――说白了就是人在福利社会中会变懒。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人会反对福利社会: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难道不好吗?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把欧洲的福利社会看作是人类的样板。福利社会当然很好,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负担得起。我们中国人曾经以为欧洲人绝对负担得起,欧洲人自己也这么认为――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做调整呢?人们认为:如果说,福利社会导致了欧洲经济增长的缓慢,那也是因为人人已经都在福利之中了,不需要更快的增长了。直至2008年的某一天,残酷的经济现实告诉我们:地球上不存在人间天堂。

欧洲今天的福利社会,是冷战的产物,是为了应对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极盛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乃至相当一部分民众,普遍为前苏联社会主义式的社会保障所倾倒。如果不能应付这种挑战,则欧洲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危在旦夕。但是,欧洲的政治体制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政治学家房宁曾经说过:过去的政治统治都是压制性的,但到了近几十年,政治统治的基本特征成了“给甜头”,无论是什么政治体制的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给甜头”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形成了“给甜头政治”,这是十分中肯的。其实,我在前面所说的欧洲社会福利体制的很多特点,当然也是其他政治体制国家的政治特点。

给甜头当然比压制好,但是,只给甜头而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能够产出越来越多的甜头的机制,必然会在满足社会对于基本甜头的要求之前就造成经济崩溃――发达国家尚且如此,遑论发展中国家。前面提到卡梅伦首相说:“不存在任何社会剥夺的借口”,这话也对,也不对。说他对是因为英国确实已经建立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说他不对,是因为即使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制度,失业而依靠福利过活仍旧是一件不怎么舒服的事情。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一个典型的英国失业青年是住在政府补贴的房子里,每两个星期从政府那里拿到125美元的救济金的人(“Riots Spotlight London’s Troubled Youths”,《纽约时报》,2011年8月10日)。从救济金的数额以及英国的高物价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生活不会是很舒服的。而当今的经济困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简而言之,这个原本人们以为是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养出了很多懒人,却不光令勤快人不满意,令懒人也不满意。

现在,欧洲各国的社会不安定已经形成了对于其社会组织能力相当程度的挑战,今后也未必能向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如何应对?一个是给更多的甜头维稳――这在经济上实在有困难;一个是放任――直至社会落入更为严重的失序;一个是走向更严厉的管制,少给甜头多压制――说得危言耸听了就是法西斯化。从英国的情况看,以卡梅伦首相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显然是想采取最后一项策略。然而,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下,卡梅伦的主张不大可能实现――现在来自工党和自由党的反对声已经相当强大。所以,暂时的大趋势是第二个可能性。当社会失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则前面所说的“法西斯化”就不再完全是危言耸听了。

欧洲的教训是中国必须汲取的。当今世界,民主、社会福利都已经是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没有这两样东西的社会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很多世界很多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大变局已经充分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但是,在这两个方面做过了头,也会带来不可持续的问题。为了能给予社会成员更多的民主和社会福利,更多的甜头,当务之急还是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了保持健康的经济发展,合理的奖勤罚懒是必须的,合理的缩小收入差距也是必须的。没有前一条,劳动效率不可能有,没有后一条,社会不公的感受将导致社会冲突,更何况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养成的豪富阶层往往是更没有效率的。这里的尺度把握对于政治家、社会管理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起统治精英集团的治理水平,恰当的政治制度安排当然是更重要的:需要作出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既能避免给甜头过度造成社会的普遍懒惰,又能避免少数权贵凌驾于社会之上,造成社会愤懑和精英腐败的低效率。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项共同的挑战。

欧洲的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就是移民问题。法国社会因移民所带来的分裂,如极右翼国民阵线、2005年的大骚乱、穆斯林妇女的盖头问题等等,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德国的土耳其移民问题、英国的南亚移民制造恐怖主义事件以及这次的骚乱(虽然各个种族都不乏参与者,但也确实存在种族色彩),对于我们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最近,最血腥的反对移民的事件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挪威杀手布雷维克所制造的杀人案。这些事情都反映了欧洲社会的移民问题已经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身份认同、社会整合等问题。不能说欧洲各国这些年来的多元文化政策是不成功的:在现实状况是外来移民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不搞多元文化政策会造成激烈的种族、宗教对抗。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多元文化政策最多是缓和了一下对抗,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大量移民所带来的社会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宗教可以慢慢融合,但究竟是融合走在前面,还是分裂走在前面?以目前的情况看,形势不容乐观。

欧洲国家也并不是单纯的慈善家,其之所以接受这么多的移民,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本国主体民族生育率低、劳动力匮乏,特别是愿意干艰苦工作的本国劳动力匮乏。一个是英法这样的老牌殖民国家想用对自己的前殖民地人民相对开放移民的办法来维系自己在那些地方的影响力,维系自己正在逝去的世界大国地位。也许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个因素,这就是欧洲的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反对采取拒斥移民的政策。第三个确实有慈善的意味。我们从第三个说起。人们会说,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反对采取拒斥移民的政策难道不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是的,这是一种人道主义,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但当移民问题造成了社会负担过重的时候,仍旧推行这种主张,其最终结果是激化矛盾而造成强烈反弹,这个事情是不能做过头的。个人有可能执著,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特别是民主制的,基本上没有可能执著。当欧洲的移民问题进一步严重下去的时候,反对采取拒斥移民的政策的思潮最终还是会退潮。所以第三个因素也未必是不能调整、消除的因素。至于第二个因素,当世界大国的架子实在撑不起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接受现实,这个因素也是可调的。比较硬而难以调整的,是第一个因素。根据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欧盟研究所在新浪的官方微博的欧洲人口普查结果:德国18岁以下人口仅占8100万总人口的16.5%,是欧盟成员国里儿童比例最小的国家;而土耳其7200万的总人口数量中,18岁以下人口占31.2%,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上的巨大差别,决定了土耳其移民――他们的孩子往往是不会进大学的――涌入德国是一个很难扭转的大势。一方面是移民与本土原居民难以妥善融合,另一方面是移民涌入得越来越多,根本制止不住。实际上,即使新的移民不再涌入,欧洲现有的移民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

伊恩•莫里斯把移民称作将发达的文明社会打回原形的“五大天启骑士”之一(其余四个是气候变化、饥荒、国家灭亡和疾病);是中国的康熙皇帝(他是最早敏锐地感觉到农耕社会通过缓慢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在军事上超越游牧民族的阶段的人)在17世纪与俄罗斯联手(签署中俄尼布楚条约)关闭了欧亚草原大通道,高效地消灭了移民这个“天启骑士”,才使得东西方文明核心摆脱了大幅度倒退的威胁。类比总是不准确的:此移民非彼移民,此迁徙非彼迁徙。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移民问题,当然不会是历史上将文明社会打回原形的那种,但其对欧洲的社会凝聚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仍旧是深远的。我们希望欧洲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从而为人类社会树立一个好的样板,但在将来可预见的范围内,它仍将是欧洲衰落的一个因素。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8

【关键词】经济转型;加州学派;

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中,王国斌先生一直用计量和数据支撑着整本书的经济理论,这一点无疑让整本书都站立在了极其坚实的基础上。通观全书,王国斌先生对于中国和西方经济共性的归纳,可以囊括为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明清及近代中国经济变化。

以往的假说通常指出,“中国市场的斯密型动力是因为国际贸易的开展特别是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扩大了中国的市场从而产生了劳动分工和高效”,却不知中国产品主要由市场驱动产生,而这仍然属于斯密型动力的变种,且外来推动力总是有限的,所以斯密型动力并非由欧洲引入而是中国自发产生。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在经济发展的商品行业侧重、交易方式和消费文化等有诸多不同,但背后支持这一系列经济行为的动力是相同的,即大家都在斯密型动力的内核下发展经济。

而上述时代的中国与西欧,共同处于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中,两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所组成的经济循环中。同样的发展动力必然导致同样的发展瓶颈,中国与欧洲同时有落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可能性,即人口压力带来的资源匮乏的经济困境。

第二,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工业扩展的动力。欧洲由早期的城市手工业时期逐步发展为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并为后期的城市工厂机械化工业时期打下基础。在欧洲,农村工业是其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向,通常产生于那些市场机制良好、耕作地块狭小的地区。而在16―18世纪的中国,尤其是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与欧洲相似,越来越多农民转向纺纱织布或丝织。

可以看出,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不同地区背景下呈现了类似的经济变化过程,即商人长途贩运小家庭生产的产品。对于欧亚农村居民来讲,农村工业创造的经济机会也明显相似:农村居民没有普遍把劳动力转移到乡村以外,但却可以得到非农业性质的收入来源。

第三,从欧洲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欧洲的国家力量起了更为活跃与积极的作用。例如,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保护了欧洲大陆市场,使之免于英国的竞争,不仅促进了法国的工业化也促进了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业发展;德国取消地方关税的关税同盟导致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兴建交通运输基本设施以及将货币标准化都促进了德意志国家的形成。

当然,仅靠自身并不会创建新的基础设施,调集资本的新工具不可缺少,同时财政制度的发展又将私人和政府两者卷入其中。因此,在造就欧洲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既包含了纯粹的私人动力,又包含了国家积极性。对于后进国家来讲,国家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扩大了。

基于这种共性,作者否定了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而“加州学派”另一位领军人物彭慕兰先生也持有与王国斌先生一样的基本立场,归结起来即:18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模式基本类似,都没有独有的内生优势。欧洲发展主要是“意外造就”,如美洲的发现、煤矿的分布等,随之带动欧洲脱离了马尔萨斯所预言的发展极限。而中国在本质上并无先天劣势,“没有发展的增长本来是常态,只是偶然被打破”。

相比较彭慕兰先生,王国斌先生采用了比较的时空双向性,即“对称性观点”(Symmetric perspectives)----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和“回顾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在时间方面,不仅站在近代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在这三点之外,作者还大量运用了“途径相依”(Path-dependent,指现在的某种特定情况或决定对未来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通常用来解释技术性决策的意涵)的探究方法。

如果说中国与欧洲的关键性差异出现在哪一步,我想应该是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欧亚各地对所谓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增长极限”的反应了。欧洲的成功,首先就表现在推迟了斯密所说的“增长极限”的到来,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创造的资源基础远远优于中国人开垦荒地创造的资源基础。其次,更重要的,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找寻到了规模巨大位置优越的煤炭资源。基于资源和资本的超常规积累,欧洲的“奇迹”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通观全书,王国斌先生构筑了一个较为宏大的逻辑构架,走出了“欧洲中心主义”;建立了一个较为宽广的比较格局,把分析集中于差异,比较各中心地带及其地区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导出核心观点:“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而是在于中心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一种偶然联系”;推广了一个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可能性和现实性同等并列,把比较经济史的研究热点不偏不废的一一阐述清晰。

对比“加州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彭慕兰先生以及他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聚焦在基于地理因素纯技术层面的工业革命,而王国斌先生以及他的《转变的中国》则聚焦于制度、资本、地理等多元复合的经济转型。

总而言之,作为经济史学在新世纪的“新意之作”,《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深入探讨了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与西方双方各自的内外部动力与制约,是基于数据实证的理论构建的尝试。更重要的,作者所持有的“平行化”的经济观点,其实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史学界,更可运用于经济学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 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 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3] 道格拉斯.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作者信息: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9

自2000年《大分流》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围绕它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对中国的史学界的震动不小。该书被公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新颠覆”。“中国经济史论坛”曾专门邀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讨论如何评价彭慕兰及其加州学派。学界虽说好评如潮,针锋相对者却也不乏其人。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评论说,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发表长篇书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回应彭著观点并阐述自己观点,彭亦予长篇回应。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james lee)、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发表的文章与下述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相同)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研究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与会者达百余人。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arth wolf)、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讨论会激起剧烈论战。黄宗智的发言有《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译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有《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中译文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黄宗智又有《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有《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彭慕兰又有《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杰克·戈德斯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黄宗智还有《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武雅士有《晚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李中清、康文林、王丰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张家炎先生现场观察,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i] 

 一、学术界关于《大分流》的整体研究状况

虽然有《白银资本》在前,《大分流》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这一前一后解构“欧洲中心论”的著作,在欧美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则刮起了学术飓风。[ii]或许,正如周武所言:“围绕《大分岔》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iii]。尤其是在彭慕兰和黄宗智[iv]之间关于“大分流”与“内卷化”的论战使得有关《大分流》的讨论进入白炽化的程度。[v]在中国大陆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vi]主要有: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信息沙龙上的演讲 》(《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7月2日);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vii](《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对于围绕〈大分流〉之争论的补正》(《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王家范《〈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文汇报?学林》2003年2月9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子余《〈大分流〉与“分水岭”》(《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仲伟民《“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9月30日);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莱斯利?豪纳[viii]《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2月14日);郭慧英《评〈大分岔〉》(《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1月28日);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2月18日);陈君静《全球范式与欧洲中心范式——评彭慕兰〈大分流〉及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会议(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与《白银资本》一样,关于《大分流》的研究和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本文从缺陷和贡献两方面来介绍学术界对《大分流》的主要观点。

 二、主要从缺陷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ix]从“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没有认真对待西方主要学术成就”、“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等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x]

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文章《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xi]主要从理解经济体的结构方面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xii]。而同期江南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xiii]。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点。[xiv]

葛以嘉从研究框架(“中心——边缘框架”)方面提出批评。他认为,彭慕兰关于中心及边缘关系的简明、精妙的论述,虽然对倾向于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中心论是个很有价值的矫正,但它并非无可挑剔。中心——边缘框架,从总体上来说,低估了国家、军队、以及由经济和政治精英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彭慕兰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着重论述这些论题的第四章,他经常提及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差异存在。例如,中华帝国,当时非常热衷于发展海外及远程贸易,但绝不会支持,至少不会推动殖民地的建立。那些愿意选择永远定居在远离国土的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方的帝国子民,被视为不忠与背叛,而不是对帝国的延伸与扩张。在中国很难找到例如欧洲海盗商人、东印度公司这样受国家允可,混合了军事及商业活动的组织团体。总的来说,在李鸿章之前,中国军队一直不能实现经济上的充分自足,更不用说获取利润了。因此,彭慕兰虽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欧洲的海外贸易商永远不可能预测到他们所霸占的这些地区在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时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没有特定的国家制度及政策,这个所谓的“大分流”则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xv]

张家炎主要从学风(“标新立异”)和史料(“依赖二手文献”)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19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xvi]

史建云[xvii]主要从论证方式方面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尽管我没有看到能全面驳倒彭慕兰观点的批评,但并不等于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彭慕兰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他论证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有道理。他把西欧中心论的种种因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欧独有的内生优势,因而不是西欧能够独自优先现代化的原因。他的逻辑是,如果你具备的条件我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你独有,你成功了我失败了,这个条件就不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假如英格兰的所有优势,江南也都具备,这种逻辑自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他的比较并不限于英格兰和江南。他的比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假如英格兰的某个先进因素江南不具备,就与日本比较,日本也不具备,就去看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拿英格兰与全世界这样比较的结果,英格兰就一项内生优势也没有了。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具备了最多的优势、最多的促进现代化的条件,江南略次于英国,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备一两项。即使英国一个自己独有的内生的因素都没有,它的现代化仍然是顺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备的那些优势很可能并不重要,单独看没有什么决定性可言,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英格兰的真正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英国具备了最多的条件这件事本身,视为英国独有的内生优势。当然,煤矿和新大陆的确是江南不具备的因素,把它们当作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也有道理,就这一点来说,彭慕兰的观点目前尚不能动摇。但它们能够起重大作用,是与其他因素(包括江南同样具备的那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分不开的。最后要说一点,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史著作,彭慕兰的比较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里面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等。[xviii]

王家范主要从缺乏制度分析进行批评,他认为,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此其一。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亚当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该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由此,我对同行忽视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解。[xix]假若“反欧洲中心主义”变成了否定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就是矫枉过正。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以谁为“中心”这话本来就不妥,但相对的强弱优劣,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随时而变。我对《大分流》不满意的地方,也在这里。[xx]

陈昆亭分析了在英国和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十分类似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英国爆发。在建立的农业和工业两部门模型中,将文化制度的影响体现在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上,从而改变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通过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文化制度是导致“大分流”的原因之一。[xxi] 

三、主要从贡献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主要从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一定的认可。他认为,彭慕兰做出了有用的贡献。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颇为艰巨的目标,要与两大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对话,不把英国——欧洲或中国化约为一个理论抽象。他这样做有助于提出迄今为止尚被忽视的问题,而且也促使了欧洲专家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欧洲经验。此外,中国研究学者绝不会否定他“去中心化”欧洲、“中心化”中国的努力。我们都会认可这些很好的目标,也能体会到充分掌握两个领域的困难。他的书中的许多错误和弱点都可以因此谅解。至于将来的研究,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跨领域的合作,并同时要严谨地对待经验研究。[xxii]

葛以嘉从学术旨趣、学术视野、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肯定。他认为,在一本只有300页的薄薄的小册子里,彭慕兰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简直是属于赫拉克勒斯[xxiii]的任务。彭慕兰努力阐释了——大约是正确的——欧洲及亚洲的(主要是中国的)两条经济发展道路什么时候及怎样开始分道扬镳的。如此艰巨的任务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彭慕兰似乎早已做好充足的准备,先饱飨了一顿大餐,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史都成了他餐桌上量大惊人的大菜,而印度与日本经济史则是两道份量也相当大的小菜。毫无疑问,彭慕兰对这个领域的一个巨大贡献是用视野广阔的知识将欧洲与亚洲的经济史联系到了一起,使那些典型的持欧洲中心论的经济史家也开始关注于此。《大分流》一书充满了对比,其中许多都相当精巧,它们都得自对略微细小的数据的处理。但是这些特定的对比本身的严谨性可能不如把它们组织起来的大框架那样恰当、充分。这是彭慕兰的最大贡献,可能也正是他的某种缺点。当绝大多历史学家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攻击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为什么英国成功了而丹麦或中国失败了?)或是在总体上讨论各洲及区域之间区别时(为什么欧洲式的制度会胜过亚洲的?),彭慕兰却把分析集中于差异,进而比较各中心地带及其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引导他得出了他的核心假设:即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美洲所提供的额外土地资源,以及此区域由于疾病所带来的人口减少和通过奴隶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再生都为英国的中心地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地带。通常来说,“旧世界”地带经济的发展经常会夹杂着一个逐渐从土地集约型生产向类似中心地带的、增值生产的行业(譬如手工业)转变的过程。这种劳动集约型的道路意味着随着边缘地区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用一些他们自己的原材料进行增值生产并且减少从中心地区进口加工好的成品。但这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那种或是有利可图或是可能带来发展的情况。工业资本主义总是依靠一个具备如下条件的地带:1、能提供充足的土地集约型投资(如美国南部的棉花为英国兰开夏地区的工厂提供原料);2、一个规模庞大、依赖性强的能消费中心地带生产成品的市场(如种植园制统治下的美国南部及十九世纪中晚期的印度)。美洲,或多或少有点偶然性的,结束了给欧洲中心地区充当这种标准的区域时,反而推动了这种体制从土地的限制中摆脱出来。这转而使英国中心地带能充分利用它的第二个具有偶然性的优势条件,不易自燃但易富含水份并且位置临近的煤矿的存在,推动了对打破能源限制起着关键作用的蒸汽机的发明。当然,以上的这种论述可能对彭慕兰的关于煤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作了非常蹩脚的、过分简单化的浓缩。彭慕兰在恰如其分地评价他所处理的一系列历史学家的著作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此外,他还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亚洲与欧洲经济之间的一种历史性的互动作用,指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通过提供大量的奢侈商品及刺激白银需求的市场,在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轨道。[xxiv]

马开伦主要从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肯定。他认为,任何人如果目睹某些西方学者的傲慢无知,或者对上个世纪东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有所了解,他就会同情那些对旧的“欧洲奇迹”理论的攻击。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没有、而欧洲的知识系统却能够在1200到1800年这段时期发生革命,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很容易导致各种令人不愉快的解释。它会鼓励“目的论”式的思考,似乎西方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命中注定要高人一等。它也会鼓励某种准种族主义,好像西方人更能发明、更富独创精神、更加有天份、更具创造性等等。从消极方面,往往又导致人们把中国、日本这么伟大的文明视作是停滞不前、向后看的、压抑型的等等。随着对这些文明了解的增多,我们觉得以上观点都站不住脚。中国和日本几百上千年以来也都是趋于多元、有创造力、向前进的,但却没有发生知识革命。所以,我们怎么能想出一种理论方法论,它既离弃了目的论,又不将我们置于纯然的偶然和机遇的领地;它既承认达·芬奇、伽利略、牛顿是改变了世界,又不将根本原因归为他们比中国或日本的同行更有天赋。如果我们不赞成目的论的解释,看不出有什么设计或目的,那么,是什么情况促成如此重要的事件呢?而且,我们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物质原因,说是世界的某一部分地区具有特殊的经济或生态资源,我们也同样也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某种更高的合理性或者某种更加丰富的文化。[xxv]

杰克·戈德斯通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同意加州学派的观点。认为,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戈德斯通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xxvi]

莱斯利?豪纳(leislie horner)认为,《大分流》对历史领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但是,总体而言,彭慕兰的论证确实是有缺陷的,而这些批评[xxvii]也确实对彭慕兰的论据和结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xxviii]

吴承明主要从方法论创新的角度对《大分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最大贡献是在方法论的创新上。他对方法论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对中西研究中比较目标的创新,二是比较方法的创新。通常我们是以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作为比较的目标。由于中西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不同,这种比较难得共同的标准。麦迪森统一用gdp的增速来衡量,而十八世纪的gdp,他自己也说只是guestimate(俚语“瞎猜”)。又,这种比较是一个时间点的静态比较,不能反映某个经济体系的实力和前景,并会因双方所处景气周期的相位不同而失衡。对此,彭慕兰提出了另一种目标。既然十八世纪以前双方都是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他以极大的力量考察了双方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他认为江南略有优势的判断就是从这种比较中得来的。斯密型增长有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将会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生产的劳动密集化或内卷化,终致陷入马尔萨斯危机。因而彭慕兰十分重视生态问题。他强调美洲殖民地供给棉、木材、食品等土地生产品的作用,即因这等于是欧洲把劳动密集化生产转移到海外,解除自己的生态瓶颈。而中国江南须从遥远地方取得能源,实际是加重了自身的生态失衡。彭慕兰估计,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和江南都面临着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和走向内卷化的危险。于此,他提出又一个比较的目标,即看哪一方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则。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更接近于这个原则,就意味着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这主要是在欧洲十七世纪的原始工业化地区和清代江南农民家内纺织业之间进行比较的,彭慕兰还为此作出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农并不是在边际收益递减下劳动,江南妇女的纺织劳动也并非是零机会成本。他的结论是:英国和江南都远未达到新古典主义劳动原则,但江南比较更接近一些。以上是方法论中关于比较目标的创新,再看关于比较方法方面。这里,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王国斌在比较中西政治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彭慕兰将它们用于经济史,并有实质性的发展。历史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发展过程中的“异”,又要找出“同”,对之作出评价。由于没有一个独立于双方的客观标准,一般是以西欧经济发展的道路为标准。这样,凡是偏离于西欧道路的即属异端,而不管双方的同。这样做出的评价必有偏颇。新的双向比较方法则要求: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用中国的经验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从“交互偏离”中做出比较(不是绝对)客观的评价。彭慕兰用这种方法评价十九世纪欧洲的巨大发展即工业化,认为它并不是根本性的变革,而是历史的一种断裂,因为它并没有解除生态制约,反而加重了生态失衡,产生了日趋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反观迟到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式的工业化,或许能够。至少是期望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人们对于历史的解释,通常是就已出现的重大事件回溯其所以发生的条件和动力,展现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回溯分析是必需的,例如工业革命,只能在它出现以后才能进行研究。但回溯分析是从结果推论原因,很容易陷入决定论或目的论。例如欧洲传统文化优越论,就是在回溯分析欧洲工业化这个巨大成就中形成的。彭慕兰还指出,所谓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革命”,实际是从十九世纪的农业大发展成果中推论出来的。为弥补这个缺点,应当将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前瞻分析是指在重大事件开始的时间点上,设想几种可能发展的情况,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承认历史上常有的偶然性。例如十七世纪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就当时的条件分析,它可能是城市大工业的先驱,而更有可能的是使本地区走向内卷化。这样,在对十九世纪西欧巨大的工业化成果作回溯分析时,就有理由相信它主要是由两个非历史必然的原因造成的,即新大陆的发现和煤与蒸汽机的利用。[xxix]

张芝联从重视生态环境和地理因素的学术取向和利用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史料敏感性方面对《大分流》作了认同。他认为,《大分流》在对比中国和欧洲(主要指西北欧)经济发展道路时,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以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不大注意到的。[xxx]另外,彭慕兰相当重视地理因素,譬如英国的工业发展地区恰好与煤矿所在地邻近,而中国的煤矿则远离核心地区,运输困难,因而造成严重的生态不平衡。另一个例子是殖民地的金银,如果西欧国家没有从拉美获得这两种宝藏,它们能拿什么与东方贸易,来购买中国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呢?因此,棉花、木料、蔗糖、煤、金银等等促进了西欧工业商业的发展,于是出现了金融垄断机构和贸易公司(各国东印度公司),加上民族国家的支持(虽然彭氏对这方面写得不多),使西欧,特别是英国、荷兰,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起,大踏步向前迈进。所谓“大分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西方逐渐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东方甩在后面。在彭氏看来,殖民地对西欧来说是关键因素,其他(如煤矿的地理位置)则带有偶然性。彭著所列参考书目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没有多少第一手史料,但确实利用了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无力判断他所举的关于中国人民衣食住行及生活消费的数字的准确性,只能感叹当代经济史研究的巨大发展。但无论如何,这些数字用来说明直至1750年或更晚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西欧最发达地区,则是绰绰有余的。[xxxi]

王家范虽然并不认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打破了欧洲中心论,但还是肯定了他们在解构欧洲中心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认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认为,世界史学一直被一种叫做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占据着。我也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是从欧洲历史的归纳中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欧洲历史的因果关系变成了一切国家都必须这样而不那样发展的普遍公式。这种多少有点霸权主义色彩的理论,致命的弱点便是舍弃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元发展的复杂性。现在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历史,有许多就是跟那些教条不符合的。历史上,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从来不缺乏经济理性的考量[xxxii],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成见;但这种经济发展在制度环境方面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因此虽不断有发展,但发展是有限度,而且充满隐患的。[xxxiii]

史建云主要从比较研究方法和创新性思维方面进行肯定。她认为,在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最经常的一种感觉就是震惊: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研究的,原来东西方是可以这样比较的,原来问题是可以这样提出的,原来事物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从来没有一本书如此刺激我的评论欲望,借用吴承明先生的话:《大分流》是“近代史上中西比较研究的新贡献”,是“研究中西比较史最值得通读的一本书”。[xxxiv]《大分流》的结论固然惊世骇俗,但最有价值的却是对东西方的各种比较,在一系列因素的比较过程中,作者对中国和西欧历史上很多经济及政治现象提出了与学术界(不仅是中国学术界,也包括国际学术界)传统观念不同的看法,极具启发性,一些比较方法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xxxv]

崔之元主要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对《大分流》坚持的“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理论作了充分的肯定,对《大分流》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大分流》一书是西方史学界继弗兰克《白银资本》之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部力作。针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学说的困境,肯尼斯·波梅兰兹(即彭慕兰)别辟新径,指出“生态缓解”而非原始积累,才是英国从海外奴隶贸易中获得的最大收益。英国从海外殖民地中得到的“生态缓解”,要比“原始积累”更为重要。因此,“原始积累”对英国工业化的资本形式的数量贡献不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工业化的关键作用。为了更充分地讨论这一点,波梅兰兹考察了技术革新对于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化的作用,发现在没有“生态缓解”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美洲新大陆提供的“生态缓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xxxvi]波梅兰茨进一步考察了“生态缓解”的制度基础--奴隶制。他注意到,中国江南也从东北等地输入粗棉,大豆等有“生态缓解”作用的产品,并对它们输出纺织品。但由于中国劳动制度不是奴隶制,东北等地在自身人口压力下可以进行进口替代,发展本地的纺织业。徐光启已经注意到江南纺织品对直隶的输出因后者的进口替代而减少。而美洲新大陆的棉花和糖的生产完全以奴隶制为基础,进口替代无从谈起,因而“核心”(英国)和“边缘”(美洲殖民地)的分工得以固定。一方面,英国需要棉花和糖的进口以缓解生态压力,另一方面,奴隶没有自给自足的生产,必需依靠进口英国的制成品。这也些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才成为美洲殖民地的制度形式——因为在东欧农奴制下,农奴仍有一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完全依靠进口制成品。至此,我们看到,波梅兰茨关于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内在联系的论述,比弗兰克深入、有趣的多。[xxxvii]在今日史学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波梅兰茨发挥了综合文献的作用,提出大胆新设想,是难能可贵的。[xxxviii]

周武主要从《大分流》对“欧洲中心史观”的强烈批判性(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方面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他对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西方流行思路很不以为然,在他的书中以大量的史实批驳了琼斯所谓的欧洲在政治制度、生产力、生态等方面全面优于亚洲的看法,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内卷的趋向。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论证也并不都十分有力,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有启发性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xxxix]

乔新华主要深化历史研究的角度进行肯定。他认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所展开的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争论,无疑也会深化中国史的研究。该书不是把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而是把所有的比较对象(英国、西欧、日本、印度)都进行互相对照。[xl]

仲伟民[xli]主要从“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和“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两方面作了肯定。他认为,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大分流》一书中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比较笼统,尤其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更是如此,学者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方式,仔细推敲,这样的比较都是很成问题的。《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尽管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的比较是本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与中国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之所以大异其趣,是由于各自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xlii]

综上所述,学术界主要从“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创造性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目标和比较方法的创新”)、深化历史研究(“重视生态环境和地理因素”、“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等方面对《大分流》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对它“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忽视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的基本看法是:《大分流》是实证的经济史著作,更应该看作经济发展理论著作。因此,既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它,更应该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认识它。伴随着西方现代化向更高一层次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进展,尤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的提速,发展理论将会向更复杂更深刻的方向迈进。《大分流》(《白银资本》也一样)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尝试。

[i] 以上信息综合参考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2月14日;《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

[ii] 马克垚指出,近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频出,但他们“更关注的是我们的资料,却不接受我们的理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差异使中国的历史研究与国外的学者并不能真正地对话。如以中西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比研究为例,美国加洲大学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出版后,在国外史学界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讨论。而在中国,虽然学界也对这一争论有所关注,但是直到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回应和讨论出现。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需要跨越的障碍,中国史如此,世界史亦然。参考2004年10月21日全国博士学术论坛秘书组对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垚的访谈《平实谦和 博学高识——访著名世界史学家马克垚先生》。

[iii] 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iv] 黄宗智(philip huang),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

[v] 彭慕兰认为,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限制,且在根本上迥异于欧洲的各家理论中,最有名的是黄宗智的“内卷化”(赵冈及jack goldstone曾提出不同但相关的理论)。大致说来,黄宗智认为中国人口极度稠密,以致当人们试图在其日渐缩小的农场上维持固定的消费目标时,他们便需进行自我剥削的生产方式,即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得微薄的报酬。但由于稻米的亩产量比小麦为高,18世纪中国的土地需求并不会比大部分的欧洲严重。黄宗智的理论比较可能成立的部分则是,中国社会并不鼓励妇女出外工作,因此她们无法在市场上出售她们的劳动力;无论如何,她们都必需赖家庭维生,故一般农村家庭便迫使她们延长工作时间,从事家庭内报酬率低的生产(大部分是纺织品),面无需购买物品以减少家计负担。因此,这里所说的劳力密集并不是为了回应市场需求(或专业化)所作有意义的时间重分配,没有产生手工业制品的大众市场。结果,这导致了经济内卷,而非发展。黄宗智的理论很有争议性。不过从我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再加上去讨论黄宗智的看法。第一、上述的消费估计使我们怀疑在175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程度。第二、黄宗智所估计的纺织所得是根据1690年代的资料,此时棉布价格是1450至1850年间的最低点,而原棉价格达到同时期的高点。如果把黄氏所估计的实际生产力与18世纪一般的价格水准相比,则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参考彭慕兰:《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关于彭慕兰和黄宗智之间的论战参见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85——100页。

[vi] 关于《大分流》,有较集中讨论的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有《中国学术》、《清史译丛》(第一辑)、《近代中国研究》网、《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等。

[vii] 该文最早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号,是对二十年来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的评述。

[viii] 作者系美国康乃狄克州立大学研究人员。

[ix] 彭慕兰在回应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一文时强调,我特别希望读者能够知道,在对黄宗智的回应中,我广泛引证了相关的著述,表明他的好几处批评都源于对我和别人的论点的错误表述(《亚洲研究杂志》61卷第2期2002年5月号第552-553,562-567页)。我还表明了,黄宗智自己所使用的数据,并不能够支持他关于江南和英格兰的相对生产力的论点(第543-551页)。我也表明,他关于布匹消费——这是他的论证中的关键问题——的论断,所依赖的数据是由假定十八世纪的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才得出来的,而没有使用清代的任何确凿材料;他以此种方式得出的估计,与其他学者的论著直接冲突,而那一论著被他在别的地方称作是“广阔趋向的一幅有说服力的画卷”。(第567-571页)再就是,李中清(james lee)、坎贝尔(cameron campbell)和王丰已经就黄宗智对他们著作中的历史人口统计(那是我自己在人口统计方面的论点的依据)所进行的批评,作出了详尽的回应。撇开别的不论,他们表明,按黄宗智对人口统计数量的假定,假如1700年中国人口约为2亿,那么,到1900年,人口总量就会到100亿了(第603页)。最后的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是, 如同豪纳女士所注意到的,黄宗智教授在计算织布一天的收入时,犯了出入10倍的错误,这个错误比之人们从豪纳女士的概述中所能得到的印象更具根本意义。这一错误(见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年》[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990:第84-86页,我的文章中第560-561页对此进行了讨论)出现在关键之处:这是黄宗智所唯一作过的估算,意在从经验上证明,纺织业的劳动回报比之农业要低得多。一经认识到这一估算基于运算错误,黄宗智就没有什么经验证据来证明“内卷化”的存在了。这些以及别的一些错误,是对豪纳女士所提到的黄宗智的批评中存在问题的补充。参考彭慕兰:《对于围绕〈大分流〉之争论的补正》,《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

[x]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i] 对于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批评,彭慕兰《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几乎予以全面否认,首先,他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有关英格兰与江南经济体差别的某些陈述,如他否认英国有市场竞争的租佃市场,否认英格兰低生育率与社会产权系统之间的联系,否认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等。他认为是总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农业中分流出的人口为新工业提供了人力,而且这种“释放”量也比江南强不了多少;英格兰地主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并没有都投资在工业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1500—1750年间英国土地所有权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对江南在人多地少压力下为糊口而投入劳力更集约的纺织业生产的说法,他认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农,其剩余仍超过最低生存所需;且纺织业所得不比农业所得低。江南纺织扩展的原因与几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比较优势使得江南能进口长江上中游的米而生产其它东西。第三、彭从根本上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以农业产权关系解释江南、英格兰经济1750年时巨大差别的观点。他反复强调以人均农业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而言,18世纪的英国农业无多大优势,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总之,彭认为迟至1750年,英格兰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流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来自于农业之外。参考《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ii] 英格兰农民作出生产决定时要考虑竞争租佃权,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能在增加总产量的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认为大农场更有效,不愿由于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

[xiii] 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永佃权、田面权等),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率不是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

[xiv]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v] 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徐兰君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xvi] 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xvii] 史建云对《大分流》的系统批评可以参考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viii]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ix] 王家范:《“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

[xx] 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i] 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

[xxii]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xiii]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据说神勇无敌。然而,鉴于他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分析,所以这里恰当的神话人物可能应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巨神——原编者注。

[xxiv] 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徐兰君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xxv] 马开伦力图运用一种新方法来克服困难,从而对老问题提供全新的洞察力。他认为,我们一方面消除了文艺复兴跟科学革命之间的界限,把它们都看作是朝着更可靠的知识迈进的这样一个运动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把从物质着眼的和从思想着眼的解释联系起来,探索一种三角形的或环形的观念,以把生活中思想、物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整合起来。采取这样的探讨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宏观的历史问题,而不至于心中不安。我们承认差异,在欧亚两端的歧异比彭慕兰等人提出的两百年更深刻。我们承认从技术上讲一些制度比其他一些更高出一筹,但这并不表示种族或其它方面的优越性。我们承认历史上偶然事件的作用,但不把整个历史进程看作是机遇的结果。我们也考察思想与审美的领域,而不是将其完全化约为经济和社会的因素。我们可以指出在差异背后隐藏着的漫长的因果链条,但同时世界历史上很多最重要的事件都是人们不曾图谋过的事件序列所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巨大的偶然事件,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又能找出其发生的原因。参考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王湘云译,《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xxvi]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xvii] 指黄宗智、罗伯特?伯伦纳(robert brenner)和克里斯多弗?依赛特(christopher isett) 提出他们的证据以表明欧洲在诸如农业、人口、资源、市场结构,以及生态这些方面都更适合于工业化,并批评彭慕兰对他的证据的运用。当然,莱斯利?豪纳认为,这些评论并未全面怀疑彭慕兰的重要著作,而且他也能对他们的某些意见做出反驳。参考莱斯利?豪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田嵩燕译,《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viii] [美]莱斯利?豪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田嵩燕译,《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ix] 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x] 张芝联认为,18世纪中、欧都感受资源匮乏之苦,这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西欧在美洲的殖民地不仅提供大量金银,而且利用奴隶劳动向宗主国输送木料、棉花、蔗糖,反过来殖民地又大量吸收西欧的制成品。这样的双向运动不仅解决了西欧的原料来源,又省出了本来应用于种植棉花的土地。据彭氏计算,英国约省出2300万英亩土地从而化解了生态危机;而当时中国的核心地区(江南)则因内地人口增多的需要,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得到所需的棉花和粮食,反而加重了生态危机。参考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i] 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ii] 王家范先生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体验,深有感触地说,历史上许多实例无一不在说明,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倾向,马克斯·韦伯说的“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古人身上并不缺乏。太史公对经济的认识,诸如“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特别是认为人追求物质利益是任何大道理都不能改变的,最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其次是教育、规范和管理,最差的就是与民争利。假若隐去其名,用新式“话语”修饰得更难读些,简直完全可以冒充某某“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由此可知,对市场需求的感受,对价格波动的认识,对赢利的机智追求,欧洲人并不是先天性地就一定独占“花魁”,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一点也不落后(明清的商人书籍可以继续证明这一点)。参考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xiii] 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xiv] 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v] 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史建云:《〈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 2004年7月2日。

[xxxvi] 为什么呢?彭慕兰强调,马尔萨斯的四项必需品——食品,燃料,纤维和建筑材料——均要占用土地来生产。当纺织机械的革命新增加了对于棉花纤维的需求后,必相应减少了食品,燃料和建筑材料所能占用的土地(假定棉花由英国本土生产),从而提高了食品和燃料的价格。当食品和燃料的价格高于工资后(这的确在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了),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也无法使工业革命持续下去。可见,孤立的技术革新无法形成持续的工业革命。

[xxxvii] 崔之元并不肯定彭慕兰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他认为彭的观点未能回答下述两个关键问题。(1)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是比“生态缓解”更重要的促进英国工业革命的因素?(2)英国军事力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基础的是什么?(他倾向于用天花等疾病被欧洲人带入美洲来解释美洲原住民的大部分灭亡)。

[xxxviii] 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ix] 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l] 乔新华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二是从“中国中心观”到“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的转变。前者以柯文为代表,探讨了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后者以加州学派王国斌、彭慕兰等为代表,探讨了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中国中心观”蕴涵的方法论意义即是要摆脱中国史研究中被动、片面而绝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强调从中国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进而探讨隐藏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意欲重新检讨中国史研究始终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的依附局面,它推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但“中国中心观”因过分注重内在因素而对外在影响重视不够而遭遇尴尬,且在本质上未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王国斌等人的“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对称性观点”、“前瞻性分析”、“回顾性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李伯重把它归纳为“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而在时间方面,则不仅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点看后来。”简言之,“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相结合,同时“从今察古”和“由前思后”相并行。较之以往那种时空分离和单向性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更为全面和科学。)则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有助于学界走出不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观”在某种程度上所导致的尴尬局面,从而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透视中国的新视窗,标志着世纪之交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又一新转向。参考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日。

精品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