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职称的流程一般是什么？
提交稿件，编辑部审稿，编辑部审稿通过，下发用稿通知书，编辑部排版，印刷成书，上传至论文检索网站。
②职称结束后，自己如何查询？
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记住期刊刊号查询的流程和页面。对论文检索查询，请根据样书目录页面提供的网址查询，记清楚自己论文检索的流程和网址。因为在职称资料申报的时候会用到期刊刊号的查询页面和论文的检索页面。
③如何鉴别职称论文期刊？
期刊的真伪的鉴别，可以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输入期刊的名称进行查询检索。如果能查到期刊的相关信息，说明期刊的真的，如果查询不到那就是假期刊。
④哪种期刊加分多？
期刊的级别主要分为部级和省级期刊，部级期刊又包括部级核心期刊、部级优秀期刊、部级普通期刊。核心期刊，在部分区域内，加分的分值比非核心的要高一点。
期刊有电子期刊和常规期刊，电子期刊，一般发表后没有样书，作者发表结束以后，手里是没有书的，电子期刊和非电子期刊，在职称评审过程中加分都是一样的。
部级期刊一般加3-5分，省级期刊一般加1-3分，如果遇到价格相差不大的省级期刊和部级期刊，优先选择部级的。
苏财会〔2021〕21号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关于做好2021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苏职称办〔2021〕39号）精神和要求，并商省职称办同意，现将我省2021年度正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申报材料报送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一）2021年我省正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按照《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苏职称〔2018〕2号，以下简称《资格条件》）执行。
（二）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评审。
（三）省内符合《资格条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员（以下简称“申报人”）均可申报。
（四）非公有制企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可根据人社厅发〔2020〕13号文的要求在所在地进行相关申报。
（五）外省或中央驻苏企业、单位及其分支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需在我省申报评审的，须经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同意并提交委托函，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办理委托手续。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准同意后受理申报（详见苏职称办〔2021〕39号文）。
（六）取得高级会计师资格后，有关专业年限计算、继续教育、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工作业绩与成果、论文著作等其他评审材料的具体要求，对照《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
（七）申报职称的资历（任职年限）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论文、学历（学位）证等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31日。
（八）凡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经调查核实确认的，将按《江苏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试行）》（苏职称〔2020〕42号）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关于做好2021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苏职称办〔2021〕39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报送要求及时间
各地、各单位要按照《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苏财规〔2011〕11号）要求，对委托评审的材料严格把关，认真做好审核、公示和推荐工作，确保材料真实、齐全、手续完备。
1．申报人必须先行完成会计人员信息采集。
2．申报人必须登录江苏省财政厅门户网站（czt.jiangsu.gov.cn），通过网上申报系统（在“江苏人才信息港”职称申报评审管理服务平台上也有相应的链接）进行个人申报。网上申报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7月1日9：00至7月30日17：00（具体详见操作指南），逾期不补报。
3．申报人按要求在申报系统上如实填写各项信息，并将相关申报材料原件扫描上传。提交之后，申报人应按时携带本人身份证及所有申报材料前往所在地财政局会计管理部门，办理材料现场核对（受理后当场退回材料原件）和网上缴费等相关事宜（具体时间依当地的安排）。
4. 因评审工作全部在网上进行，申报人不再提交纸质材料。省财政厅会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发文公布评审结果后，评审通过人员自主打印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编号和用印的电子职称证书。
5. 评审通过人员经评委会签章后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末页（需归入本人档案）等相关材料，将统一采取邮寄到付的方式，通过中国邮政EMS从南京送达。
6．省各有关单位应于8月6日17：00 前，携带申报材料原件（包括申报人身份证等相关证书）至省财政厅会计处（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63号天目大厦808、809室）进行现场核对（受理后当场退回材料原件）。
7．各设区市及昆山、泰兴、沭阳县（市）财政局于8月11日前，将经市职称管理部门审核后的《江苏省会计专业技术职务（正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报送省财政厅会计处。
逾期不再受理。
三、收费标准及要求
按照省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每人评审和面试及论文鉴定费500元。申报材料提交并现场核对通过后，由申报人在网上申报系统中直接支付（详见网上申报系统操作说明）。8月6日24：00前未缴费的，视同放弃申报。缴费成功后，不办理退费。需票据凭证的，可根据系统提示自行下载打印电子票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24：00）。
四、其他事项
1．本次评审拟于10月份进行。正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采用评审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最终由执行评委会根据申报人综合情况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
2．《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和所需填报的相关表格，请登录江苏省财政厅门户网站（ czt.jiangsu.gov.cn），在“会计综合管理平台”相关栏目中查询下载。
联系电话：025-83633209
附件：
1. 材料目录及要求
2. 江苏省申报正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
3. 论文鉴定申报表
(一)委托理论综述
委托理论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的。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信息的非对称性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一是非对称信息的内容。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ex ante)，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 expost)，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
同时，委托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的是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启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人。
(二)会计本源思想在所有者(委托方)立场反应、监督经济活动 会计作为一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产物，源于对剩余产品的记录并监督、控制其使用。AC利特尔顿在《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中提出了系统的复式簿记产生的七项必要条件:书法、算术、私有财产、货币、信用、商业和资本。其中私有财产条件的内涵则是会计的本源思想，可理解为会计活动本来是对财富拥有者利用其掌握的财富进行经营行为效益性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的视角或立场一定是居于财富拥有者的角度，因为他们才有着对其财富利用效率及效益清楚掌握的内在需求。
(三)会计信息责任人
本文所探究会计信息责任人是指在会计信息的生成、输出、监督中起直接作用的微观主体(暂不考虑政府)。那么会计信息责任人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个体呢?这需要从直接人手来考察。首先是会计信息的生成责任人，即指会计人员 (亦称核算会计人，以区别于利用会计核算信息专司财务管理职能的内部管理人员。由于后者事实属于经营管理者队伍，所以本文中的会计信息责任人未将此类现实中亦称为会计人的群体纳人研究范畴)，即单位组织中日常从事会计核算工作的人员，也就是前文提及的会计人;其次是在会计信息最终形成中的相关责任人以及内部审计人员;再次，在输出环节的重要责任主体则是单位组织最高管理层(包括经营管理者和所有者);最后，在监督环节的责任人则是民间审计机构即注册会计师。
二、会计信息责任人职责现状及基于委托理论的问题分析
(一)会计人员的委托主体不清，会计信息生成随意
会计信息的生成原本是由企业会计人员负责，但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会计人员的委托主体不清。尽管在会计理论中，会计活动以所谓会计主体为前提，但由于会计主体的抽象性，使得真实的会计人根本无从感观主体的现实存在。理想化的要求会计人员以会计主体的立场开展客观反应与依法监督，本身就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具体地讲，会计主体究竟最终又代表真实的资源所有者及使用者两个矛盾对立面哪一方的立场?强调理论的会计主体立场的结果反而使具有现实理性的会计人无所适从，即无立场。现实中的企业会计人员作为内部员工，究竟受托于所有者还是经营者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
(二)内部审计监督随意，职责难以划分
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受启于企业管理层执行内部监督，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发挥初始把关的作用。而在我国所特有的人文背景下，要求身处同一种工作环境下、身受同一委托主体管理的内审人员与会计人员发挥监督职责与承担被监督责任显然是一种极不现实的奢求。另外，内部会计人员的会计工作一旦受制于经营管理者，那么这种内部监督就成为一种形式化产物。造成职责难以明确划分，内部监督缺乏制度基础而随意化的问题。
(三)企业最高管理者签署随意，缺乏基础保障
当前，证券监管部门针对上市公司虚假财务信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根据谁编制谁负责的精神，要求公司高管对对外的财务报告签署承诺。但由于企业高管大多并未对自身产权主体代表的委托主体地位形成利一学认知，并且基本身处企业经营管理之外，加之一般都缺乏会计专业知识，而且企业会计人员事实受管理于经营管理者，即便要求最高管理者发表真实性申明，显然由于缺乏知识基础和事实管理基础而流于形式，造成基础缺乏保障，随意签署的事实。
三、基于委托理论正确定位会计信息责任人职责
(一)实行会计核算外部化，理顺核算会计人的委托关系，避免受控于内部人，真正发挥会计的反应、监督职能让会计能够真正发挥核算、监督职能，首先应理顺核算会计人的委托关系。即实现会计核算外部化。正如笔者曾论:会计核算外部化是以两权分离理论为出发点，建立会计运行机制的一种新思路，是指所有者或产权主体将其会计核算工作通过契约形式委托给外部专业机构执行的方式。
(二)最高管理者明确自身委托主体地位，委托监事会发挥再监督作用，夯实监管职能
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监事会的成员并非完全是由股东大会 (最高管理者、最高权力机构)选聘，其三分之一是由企业职工选出的职工代表。监事会不享有企业控制权，当出现现实中的其不明确对谁负责，主要职责似乎是对董事会(及其下属)行使剩余控制权进行监督现状，其职能肯定无法得以真正发挥。而按照监事会受托于最高管理层(所有者)的形成机理不难看出，其作用应当是发挥强有力的再监督，包括对会计信息形成的客观公允性的申明，最高管理者才有了最终签署报告的基础保障，才能据此确定签署意见的可靠度，形成于两权分离基础上的现代企业监管职能才得以真正夯实。
(三)积极营造职业经理人市场，淡化委派体制，建立良好的竞争机制，从而使经营者对自身受托经营身份合理认知，真正发挥其经营职能
搬货物、查资料、看现场、录数据、在中心库盘点物资和现场理货，在配送中心和业务科室之间奔走忙碌……这是亿金公司大学生乔丹丹近一个月的真实写照，她在为自己的创新论文不断寻找“基础资料”。
据了解，临矿集团“青工创新工作法”评选命名表彰活动以来，受青工榜样激励，亿金公司掀起了“论文热”,大学生纷纷“秀出”工作实践中萌发的好想法。为了增加研究成果的含金量，该公司为在职的80余名大学生提供到一线学习机会，鼓励大学生深入到生产现场，掌握翔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利用工作实践充实研究成果，力求研究成果在继承、创新、提升的基础上，服务于公司经营，将企业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这样的论文绝不会是纸上谈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以及公司效益提升是不言而喻的。”亿金公司领导向记者介绍说。通过让大学生“走基层”，引领大学生实现“创新梦”，这是亿金公司在临矿集团“管理提升”理念下的一项新措施，要求大学生俯下身子、贴近实际、在基层、到现场，通过不断探索实践来提高论文质量。大学生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就是企业管理提升道路上的“锦囊妙计”，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打开亿金公司邮箱，已经收到的创新论文多达20多篇，皆是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次无线条码的研究和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将会对公司经济的再提升提供直接效益。”虽然还没有最终完成论文，但信息中心的大学生已经对自己的论文充满自信，“这次论文写作不仅让我重新梳理了大学四年的知识体系，更对理论知识如何服务于现场生产有了更加清晰的把握。”
“只有亲身实践的才有说服力。通过企业不断引领，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实现自我的良好环境和平台，为青年人才发展打通渠道，把优秀理论成果转化为企业生产力，实现人才队伍培养和公司效益的双赢，是企业的最终目的。”亿金公司领导如是说。
一、国外的定义
1．西方发达国家的定义。国际职业秘书组织（英文全称：profeionalsecretariesinternational）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秘书组织，它给秘书所下的定义是："具有熟练的办公室工作能力，不需上级敦促即能主动负责、积极进取、干练果断、能在授权范围作正确决定的经理助手。
2．原苏联的定义。认为："秘书是一项普通的职业，其职能主要为机关提供称作秘书的辅、事务性和信息性的服务。"这主要指机关秘书，因为私人秘书不是主体，它强调的是全面辅助领导与为领导服务的秘书职能。这个定义较接近我国的情况。
3．日本的定义。日本学者认为秘书是"帮助与处理各种事务的工作人员"；还有通俗的说法："秘书是全能运动员"。这突出表明了秘书的工作范围是随着领导人的工作范围而变化的，"赋予性"强，是很难明确界定的，同时也强调了秘书为领导人服务的"直接性"。日本社会具有东西交融的特点，它对秘书必须绝对忠于领导的要求特别强烈。
以上国外定义的共性：（1）秘书是一种社会职业，而不仅是一种官职名称；（2）秘书主要是为领导服务的人员。不管要求与权限有何不同，前一点与我国的现状是有差异的，在我国秘书主要地还是一种职务名称，而没有完全社会职业化；后一点则是古今中外秘书的共性，即一切秘书都是为其领导人服务的助手，没有领导就没有秘书，正是领导人的需求，导致了秘书工作的产生与秘书的诞生。
二、我国对秘书定义的各种说法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对秘书的定义进行了探讨，并有所进展，各家界说多种多样：
1．1979年《辞海》秘书词条写道：秘书是"职务的名称之一，是领导的助手。秘书工作是一项机要性的工作，它的任务是收发文件、办理文书、档案和领导交办的事项，各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一般均设有秘书工作部门或秘书工作人员。"
2．1982年毛含德教授在《秘书学概论》（内部版）中说："秘书是一种职务的名称……是在国家政权单位、事业和企业单位中，协助领导综合情况，研究方针政策，密切各方面的关系，办理文书、档案、人民群众来信及其他日常行政事务的人员，也是一种职称。"提出了研究政策问题是正确的，但"职称"只是一种设想。
3．1983年张金安、常崇宜在《秘书学概论》中认为："秘书是一种职务、也应当是一种职称"，"是领导的耳目、助手和参谋。"当时"信息"一词尚未流行，"耳目"实际上指这个意思；另外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参谋"问题。但"职称"之说是不确的。
4．1986年张家仪在《秘书》杂志上撰文认为："秘书是身处领导机构或附着个人，撰制掌管文书，辅助决策，并处理日常事务的服务人员。"并认为"秘书从事的工作也就是秘书职业，秘书职业也就是服务性的，所以秘书决不是一种职务而是一种职业。"
上述秘书的"近身"特点（即"身处领导机构"）是1985年底李欣在武汉提出的；辅是上海楼宇生强调的秘书的本质属性；社会职业化是常崇宜1983年在《秘书学概论》中提出的。张家仪概括较好，反映了秘书学研究的深度。但"附着个人"的提法不准确，讲"秘书决不是一种职务"也嫌绝对化。
5．1987年常崇宜在《现代秘书工作》一书中认为，"秘书是一种职务名称，也是一种社会职业。是领导机关首脑或特定领导人员的助手。各种秘书的具体助手作用各不相同，但都是通过辅助领导，直接为领导服务去体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这是试图对公务与私人秘书、各行业、层次、工种秘书作出的广义定义，其中的"特定领导人员"包括了私人秘书的领导者，正由于是广义，文字概括不精练。
6．1987年刘祖遂、王守福在《通用秘书学》中认为："秘书是社会职务的名称之一，是为领导中枢和领导者提供综合性、辅助的公务人员。"这里明确指出"公务人员"，是一种狭义的定义。
7．1989年董继超在《公务秘书学》中认为；"所谓秘书，就是掌管文书并直接辅助上司全面处理事务的人员。"这里用了"所谓"二字，并沿用了论述秘书活动方式的办法，以及强调了"事务"而未提"参谋"，反映了定义的难度。
此外，笔者所见到的我国秘书界著名学者李欣、王千弓、翁世荣等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没有直接探讨定义问题。1990年袁维园主编的《秘书学》也只讲到秘书"是广泛的社会职业之一"，是"一种行政职务"。
归纳起来，各家说法中涉及的有四个问题：（l）我国秘书是一种职务名称，还是一种社会职业，或者二者兼有？（2）我国秘书的主要职能作用是助手，还是参谋，或者二者兼有，又如何准确表达？（3）对秘书下定义时应主指狭义的办公厅室中的秘书，还是应包括广义的如研究室、局、保密局、档案局等与办公厅室独立平行的机构、甚至业务科室中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4）私人秘书的情况很不相同，但数量正在扩大，要不要包括进去？
三、初步的结论
l．广义秘书的概念；"秘书是领导人的事务与信息助手。"这里的广义，包括了公务秘书、私人秘书，又包括了各行业、层次、工种；领导人既含单数，又含复数--领导集体；因此只能是简明、抽象的概括。
一、国外的定义
1．西方发达国家的定义。国际职业秘书组织（全称：Professional Secretaries International）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秘书组织，它给秘书所下的定义是："具有熟练的办公室工作能力，不需上级敦促即能主动负责、积极进取、干练果断、能在授权范围作正确决定的经理助手。
2．原苏联的定义。认为："秘书是一项普通的职业，其职能主要为机关提供称作秘书的辅助性、事务性和信息性的服务。"这主要指机关秘书，因为私人秘书不是主体，它强调的是全面辅助领导与为领导服务的秘书职能。这个定义较接近我国的情况。
3．日本的定义。日本学者认为秘书是"帮助与处理各种事务的工作人员"；还有通俗的说法："秘书是全能运动员"。这突出表明了秘书的工作范围是随着领导人的工作范围而变化的，"赋予性"强，是很难明确界定的，同时也强调了秘书为领导人服务的"直接性"。日本具有东西交融的特点，它对秘书必须绝对忠于领导的要求特别强烈。
以上国外定义的共性：（1）秘书是一种社会职业，而不仅是一种官职名称；（2）秘书主要是为领导服务的人员。不管要求与权限有何不同，前一点与我国的现状是有差异的，在我国秘书主要地还是一种职务名称，而没有完全社会职业化；后一点则是古今中外秘书的共性，即一切秘书都是为其领导人服务的助手，没有领导就没有秘书，正是领导人的需求，导致了秘书工作的产生与秘书的诞生。
二、我国对秘书定义的各种说法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对秘书的定义进行了探讨，并有所进展，各家界说多种多样：
1．1979年《辞海》秘书词条写道：秘书是"职务的名称之一，是领导的助手。秘书工作是一项机要性的工作，它的任务是收发文件、办理文书、档案和领导交办的事项，各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般均设有秘书工作部门或秘书工作人员。"
2．1982年毛含德教授在《秘书学概论》（内部版）中说："秘书是一种职务的名称……是在国家政权单位、事业和企业单位中，协助领导综合情况，研究方针政策，密切各方面的关系，办理文书、档案、人民群众来信及其他日常行政事务的人员，也是一种职称。" 提出了研究政策是正确的，但"职称"只是一种设想。
3．1983年张金安、常崇宜在《秘书学概论》中认为："秘书是一种职务、也应当是一种职称"，"是领导的耳目、助手和参谋。" 当时"信息"一词尚未流行，"耳目"实际上指这个意思；另外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参谋"问题。但"职称"之说是不确的。
4．1986年张家仪在《秘书》杂志上撰文认为："秘书是身处领导机构或附着个人，撰制掌管文书，辅助决策，并处理日常事务的服务人员。"并认为"秘书从事的工作也就是秘书职业，秘书职业也就是服务性的，所以秘书决不是一种职务而是一种职业。"
上述秘书的"近身"特点（即"身处领导机构"）是1985年底李欣在武汉提出的；辅助性是上海楼宇生强调的秘书的本质属性；社会职业化是常崇宜1983年在《秘书学概论》中提出的。张家仪概括较好，反映了秘书学研究的深度。但"附着个人"的提法不准确，讲"秘书决不是一种职务"也嫌绝对化。
5．1987年常崇宜在《秘书工作》一书中认为，"秘书是一种职务名称，也是一种社会职业。是领导机关首脑或特定领导人员的助手。各种秘书的具体助手作用各不相同，但都是通过辅助领导，直接为领导服务去体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这是试图对公务与私人秘书、各行业、层次、工种秘书作出的广义定义，其中的"特定领导人员"包括了私人秘书的领导者，正由于是广义，文字概括不精练。
6．1987年刘祖遂、王守福在《通用秘书学》中认为："秘书是职务的名称之一，是为领导中枢和领导者提供综合性、辅助性服务的公务人员。" 这里明确指出"公务人员"，是一种狭义的定义。
7．1989年董继超在《公务秘书学》中认为；"所谓秘书，就是掌管文书并直接辅助上司全面处理事务的人员。" 这里用了"所谓"二字，并沿用了论述秘书活动方式的办法，以及强调了"事务"而未提"参谋"，反映了定义的难度。
此外，笔者所见到的我国秘书界著名学者李欣、王千弓、翁世荣等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没有直接探讨定义。1990年袁维园主编的《秘书学》也只讲到秘书"是广泛的社会职业之一"，是"一种行政职务"。
归纳起来，各家说法中涉及的有四个问题：（l）我国秘书是一种职务名称，还是一种社会职业，或者二者兼有？（2）我国秘书的主要职能作用是助手，还是参谋，或者二者兼有，又如何准确表达？（3）对秘书下定义时应主指狭义的办公厅室中的秘书，还是应包括广义的如室、信访局、保密局、档案局等与办公厅室独立平行的机构、甚至业务科室中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4）私人秘书的情况很不相同，但数量正在扩大，要不要包括进去？
三、初步的结论
l．广义秘书的概念；"秘书是领导人的事务与信息助手。"这里的广义，包括了公务秘书、私人秘书，又包括了各行业、层次、工种；领导人既含单数，又含复数--领导集体；因此只能是简明、抽象的概括。
关键词：审计动因理论衡量标准经济学完善审计工作
审计动因就是审计产生、存在、发展的原因以及动力。研究审计动因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为什么产生审计，为什么需要审计和为什么审计需要存在和发展。审计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为满足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审计动因的主要理论是目前最流行的受托责任论以及理论、多因素决定论、信息论、经济监督论、公司管理论及职业化需求论。下面就几种主要理论进行论述。
一、审计动因理论及缺陷
1.受托责任论。受托责任论主要观点是：受托责任关系是资源占有人实现对资源有效管理与使用的必要手段和保证机制。当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确立后，客观上就存在于委托者对受托者实行经济监督的需要。而审计恰好独立于受托责任关系双方的当事人，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于是审计便成为受托责任关系能够实现的必要手段和保护机制，从而得出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动因的结论。
实际上，“受托经济责任”只是审计产生的重要前提，并不能说明审计产生的必要性。它无法诠释审计的职能及社会作用；无法解释审计的独立性。
2.理论。理论主要观点是：企业存在契约关系，而契约条款的实施必须通过监督，否则就不起作用。审计就是这种监督方式。在这种理论中，审计的本质在于促进股东和管理者利益最大化。
但理论的不足之处：无法解释企业接受审计需求强制进行这一事实，无法解释理论认为审计是促进股东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利益最大化与审计人员面临的“诉讼爆炸”和“深口袋理论”的经济现象是互相矛盾这一现实。
3.多因素决定论。在美国会计学会基本审计概念委员会的《基本审计概念公告》中，明确阐述审计动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利益冲突产生对公正第三方的需求。（2）当利益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冲突对方产生的防范需求。（3）处理技术上的复杂性使得普通人无法胜任，从而产生对专门人才从事这一工作的需要。（4）空间的距离使得经济业务与利益关系人发生分离，从而产生对特定人士提供帮助的需要。
这种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缺陷：（1）审计产生发展的多种动因中，应该有一种最主要的动因。（2）它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审计动因进行概述，并不具备经济学理论基础，也不利于审计理论学科的发展。
二、衡量审计动因理论的标准
上述各种审计动因理论，大都从某个角度出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衡量一种理论是否能更好地解释审计动因，并指导审计工作、完善审计服务，应当结合审计理论结构进行研究。本文以历史性、逻辑性、系统性为原则，以对审计本质的理解为切入点提出5点判断审计动因理论的标准：
1.由理论可以导出审计本质及审计职能的目的。审计动因理论的宗旨是要解释审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因。因而，审计动因理论是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通过审计动因理论的确立应能导出审计本质以及审计职能、审计社会作用的发展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审计行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这就要求一种合理的审计动因理论应该能够准确、全面地解释审计职能的发展以及审计的社会作用。
2.由理论能回答审计源于并满足了何种社会需求。审计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存在必是源于一定的社会需求，审计动因理论应该不仅仅能解释某一种类型、某一个特殊群体的需求，还应该能解释任何类型的审计及其满足任何群体对审计需求的发展动因。
3.由理论能解释对审计进行监管的合理性。随着审计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无论从横向来看当今国际上审计业务，还是纵向来看审计的发展历史，审计一直是一个法定的工作。各国政府都对各种类型的审计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要求和监管。
4.由理论能解释审计为什么需要保持独立性。审计的独立性是审计最基本的特征，是审计得以存在的根本。审计的独立性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这也是不同使用者对审计人员的共同要求。审计动因理论应该能够对审计的独立性这一根本特性做出合理解释。
5.由理论能解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审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审计动因理论应当将审计活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解释清楚，或者进行抽象性的概括，并以这一抽象性的概括为标准，解释统一本质的审计活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
三、审计动因———基于经济学的观点
根据上文提到的衡量审计动因的标准，本文认为，信息的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审计的本质在于提高财务信息的使用价值，推动资本高效活动。所谓非对称性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外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审计财务信息可以潜在降低信息非对称。
1.信息的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各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非对称性的。所谓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遇见一切；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不正确性，人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包。所谓信息非对称性是指一方持有与交易行为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不知道，而且不知情的一方对于他方信息的验证由于成本昂贵而放弃。
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向内部和外界提供财务信息以影响投资者决策。由人的趋利动机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就产生了一种社会需求，即需要具有专业技术和方法的会计师对企业管理部门编制的反映其经济业务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和判断，作出鉴定证明，以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确保其真实公允地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向利益相关者报告。这样通过审计可能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价值。若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审计假设理论体系中，关于审计产生原因的假设，如“信息不对称假设”、“信息不确定假设”等等，实际上丰富了信息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这一论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可以满足任何需求者对于提高财务信息可信度的需求。
2.信息非对称性导致道德风险对审计监督职能和独立性的解释。在经济学中，道德风险界定：订立契约的双方中一方未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以监督另一方的行为，从而后者可能据此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侵蚀前者利益。用经济学道德风险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受托责任认为审计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这实际上从委托关系的角度反应审计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才导致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在道德风险模型下，委托人就应该设计一种激励监督合同以诱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潜在发生的情况下，需要一个机构来解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人不偷懒、说真话的问题。于是审计的产生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这种情形下，审计被要求具有独立性的特征。审计独立性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3.信息非对称性导致逆向选择是对审计存在必然性的真实解释。在经济学中，逆向选择来自于保险市场的理论研究。是由阿克劳夫运用旧车市场模型开创的。其问题来自于买者和卖者间关于车的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经过一系列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只有质量低的车能成交甚至可能导致市场萎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会计信息市场上会计信息提供者知道的信息总是比信息需求者多。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他可能提供一种不完全信息或虚假信息的倾向。在这种会计信息市场上，一些绩劣公司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来满足自身利益。信息需求者或者因不具备条件或者不愿付出高额的成本代价来鉴别这些信息的真伪，盲从跟从这种信息，就会导致有限资源流向绩劣公司，而真实披露会计信息的公司将退出市场或也采取披露虚假信息的措施。这就是会计信息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会计信息可能由此而萎缩。因此，就需要具有独立性的审计对会计信息进行鉴别，提高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价值，即对利益相关者决策的正确程度。由此可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审计可以导出审计的本质在于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
4.信息非对称性对审计期望差距存在的合理性的解释。审计期望差距指公众对审计的需求与公众对目前审计执业的认识之间存在的差距。它既包括由于审计能力不足而形成的差距，也包括了由于公众的认识错误偏差而形成的差距，正是信息固有的非对称性导致社会公众对审计的需求，同时，又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是绝对的所以审计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而不可能使之完全消除。于是，在公众需求和审计之间就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期望差距。信息的非对称性很好地解释了审计期望差距存在的必然性。
信息非对称性是绝对的，但是信息非对称性的程度在不同环境下是不同的。信息非对称性的程度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性以及审计自身内部环境发达与否等因素。所以，随着审计对信息非对称改变程度的不同，审计工作期望差距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而有所差异。这也就很好解释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审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
四、基于经济学的角度，完善审计工作、建设审计理论体系
从本质上讲，审计过程也是一个信息系统。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之间、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审计机构与社会有关各界之间存在着双向信息交流关系。审计通过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将经过审计了的、增殖的财务信息提供给信息的需求者。运用经济学知识可以从根本上对审计本质进行解释，从而解释为什么需要审计，审计如何能更好地发展，以及审计的目标、职能、质量特征等。人们在规范、建设审计理论体系的时候，就能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基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审计动因，对于指导审计实务、完善审计工作、提高审计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审计活动就是站在独立第三方的角度通过审计来增加信息的价值，这样，审计实践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规范甚至连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标准都得到了规范；另一方面，审计工作从降低信息不对称着手，有助于改善审计内、外部环境，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时展。世界审计史[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
4月18日凌晨，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方方在微博上发出长文，称收到湖北一位“T诗人”的短信恐吓，原因是在2013年10月湖北省作协的职称评定中，方方不同意其晋升正高二级。这一长篇质疑书还直指湖北省人社厅“在批复高职指标方面，粗糙而轻率，甚至可能存在暗箱操作”。其中一些细节，直指湖北省作协副主席、2007年鲁迅文学奖得主田禾，或有贿赂行为。田禾对记者说：“她这是诽谤人、污蔑人，我从来没有给人社厅的人打过一个电话，你们可以查我的通话记录。”双方各执一词。关于事件的真相现独立第三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其中对湖北省人社厅的质疑中前几条分别是：文学专业职称升级的条件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准则制定出台的？有关省作协（或文学类）的职称升级在出台前有没有征求过文学专业人员意见？省作协高职定额指标的决定有什么样的标准？决定权是什么人？一个鲁迅文学奖，可以反复用来评职称，这个规定是谁制定的？
由一条微博引发的讨论
此微博一出，关于作家评“职称”的话题在众多媒体间展开了讨论。
《京华时报》题为《作家要职称有用吗？》一文中借以此事称公众衡量一位作家的作品标准主要是其文风、题材，而与职称关系不大；并举出很多优秀作家是没有职称的，比如王朔、郑渊洁，这些作家当中，不乏以自由写作者身份自豪的人；职称却可以特别鲜明地区分作家在体制内地位的高低，甚至为这些离开职称以后的作家活路做出担忧。显然，此文对作家评职称是持反对态度的。
腾讯文化网的评论一开始就将作家评职称论为“酸腐之事”。语言客观犀利，抛出讽刺现状：“当你称自己是几级作家时，何曾赢得过几许尊敬？报以“呵呵”已算客气了。”称除了作品本身、读者褒贬为标准之外，其他与数量、学历、经验、时间全无关系，职称制度只会进一步衍生文坛腐败。
《人民日报》报道著名作家“铁流”（著有中国第一部反映“城中村”农民生存问题的报告文学《支书与他的村庄》）真实的职称故事：12年来天天趴在电脑前备战职称考试，却屡战屡败。计算机和英语，就像是两道高不可逾的门槛，无情地把他挡在副高职称门外，因而占据了他大把的创作时间。但是看着同辈作家大多已经跻身一级作家（正高级职称）行列时，铁流依然只是中级职称――三级作家，心中难有不平。
“同样的例子，让人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当年范进连续考了多次，直到54岁才考中一个秀才。但相比之下，范进是幸运的，因为铁流能否跨过计算机和英语这两道门槛，成功获得副高职称，还是个未知数。”《福建日报》对于作家职称并没有完全否定：认为亟待解决的是对职称评定系统的改革、修改和完善，让它能够在对作家起到激励作用的同时，不耽误作家文学创作，耗费过多的时间精力。那样，无疑是本末倒置，失去了职称评定的本来意义。
同样，《北京晚报》也认为关于作家职称评定关键应改变职称评定制度。可以考虑在现有的基础上再适当增加其他的考核方式，比如实践能力测试的部分，即兴创作文章等，同时也要求评审人更加的公平、公正。
综上，各家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作家评职称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作家职称作什么用？
全世界范围内，职称都是某一特定领域内对专业技能水平的客观认证体系。一个领域内从业人员应获得何种等级的职称，通常取决于专业技能水准，当然也会参考从业时间、经验等等从属因素。通过职称大致可以判断其业务能力，以及他可以享受何种工资福利待遇。建立职称体系的另一个目的，是让一个专业团体减少内部摩擦，实现有序合作，不一定所有行业都适合评职称。单就文艺创作而言，给作家评定职称，是表明对其文学创作的肯定，象征身份和荣誉。
但在中国的现状下，职称也代表了社会地位，同时对应享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福利待遇。比如评选中青年专家和享受国务院津贴，职称必须副高以上。职称上一个台阶，工资即福利待遇也跟着提升。
综观世界文坛，似乎只有中国大陆文坛有此制度，这与我国特殊的政体、国情是分不开的。
从本质上来讲，评职称要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职称考试，是一种行政许可，是人才管理、评价行政化的表现。它直接影响劳动者的资质，没有通过职称考试，就无法获得相应的中、高级职称，由此影响聘任。
在反思中前进的“作家职称”制
古往今来，多少传世名作被我们所钟爱。有多少传世名作是依靠职称写出来的？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职称之说。但是，却没有因为一部书的作者是朝廷官员而成为名著。能够流传开来的恰恰是草根作家书籍。蒲松龄一生多次应试，可是屡屡受挫。正是因为他的草根身份，才有了《聊斋志异》。没有身份的作家，没有名头所指望，他们不能与其他人比名气、比身份，能够比的也只是手中的笔。
恰恰是没有了很多可比性，才让他们的创作少了功名利禄的骚扰，没有了功名利禄的写作，才是真性情的写作，真性情的写作也就有了群众基础。
他们虽然不能像有身份的人那样刻印更多书籍，使用更好纸张，可是他们的书籍却都成了名著。说到这里，还不得不说写出了《西游记》的吴承恩。由于一生贫寒，他的书籍多散落民间，没有一次像样的刻版印刷，却比那些刻版印刷的豪华书籍还有受众。
现代职称体系非常精细，偏偏遇上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个三级作家又怎么会心服口服于跟一个二级作家存在一级差距？即使把此制度放在古代，估计也会有不少文人志士“就范”吧。何况中国人好面子，为了面子不择手段者不计其数，中国文人也不例外。现代的职称考试与岗位的实际要求以及人才的工作能力到底有没有必然关系，比如，当作家的应该由作品说话，与他能不能说英语，会不会计算机，有什么关系？一个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因为不能通过计算机考试，就不能评高级职称？该不该加入一些文章即兴创作之类的考量？这都是需要反思的地方。
整个文坛需要反思
此次事件中，方方指责T诗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评上高职二级（相当于二级教授）的职称，也不一定有说服力的。以作品本身之外的因素来评定是不靠谱的，一个人的学历水平与写作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低学历的人写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高学历的人写作才能很平庸，都是常事。
[论文摘要]路德宗和加尔文派是新教改革的两个重镇。从宗教伦理的发展角度进行考察，新教改革经历了一个由天主教“善功获救”的“外向性格”，到路德宗“唯信称义”的“向内用功”，再到加尔文教“预定”论“内信外证”的变迁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选”说分别赋予世俗职业和从事职业的劳动者以神圣的意义。这两者前呼后应．形成了韦伯称之为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经过研究认为：新教中的教义和伦理思想——特别是人世禁欲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促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里的新教泛指14、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随着宗教改革脱离天主教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宗教，主要有发生在德国大部和北欧诸国的路德宗，瑞士、荷兰、苏格兰和德国一部分的加尔文派以及英格兰的安立甘宗。本文试图以新教改革的两个重镇——路德宗和加尔文教为例，对新教伦理的变迁过程本身作一历史的、逻辑的理析。
一、天主教“善功获救”的“外向性格”既使信仰与世俗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又给教会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这成为新教改革的一个基点
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介入了一切领域。当时，不但世俗皇权源于教会，而且天主教通过教会、修道院等一系列的组织和制度，对西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罗马天主教曾经一度扮演了西欧统一的角色，教会占据了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包揽了其时西欧各国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系列重大事情，修道院成为贯穿于中世纪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在信仰领域，罗马的天主教通过攫取对圣经的解释权，以教皇的权威代替了圣经的权威，圣经主张“义人因信而得生”，但罗马教会通过神化教皇，抬高教会权力，阻断了上帝和教徒之间的沟通，罗马天主教俨然成了上帝的代言人，掌控着人们死后灵魂是否得救的大权。
14世纪开始，罗马教会便以出售赎罪券的方式推行赦罪制度，并逐渐发展成为善功获救的重要形式。在基督教历史上，赎罪券最早出现在时期(1096—1291年)。当时罗马教廷为了诱惑西欧的基督徒参加十字军，发动对地中海东部的侵略战争，宣布凡参加十字军的圣战者，均免除一切罪责，死后灵魂可直接进入天堂，并发书面的赎罪证一张，这就是最初的赎罪券。后来，教会为了进一步敛财，制造了“善功圣库”的理论，其内容是，耶稣为世人赎罪而死，功德无量，这无量功德由教会保管在“善功圣库”中，有罪的基督徒可以通过做善功兑换耶稣的“功德”，偿赎自己的罪责，使自己获救。这就是“善功获救”理论的基本内容。当时罗马教会对做善功的要求花样繁多，有朝圣、施舍、瞻仰圣物和遵守圣礼等。14世纪以后，购买赎罪券成了善功获救的主要形式。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时(1334—1342年)，还制定了一个公开的赎罪价目表，对不同的罪行，规定了不同的价格：
罪名
赦免价
杀人罪
8个金币
谋杀双亲或兄弟姊妹
6个金币
在教堂犯奸污罪
6个金币
伪造文书
7个金币
……
……
到了16世纪初，罗马教廷发售赎罪券不仅在名目上不断增加，而且次数也日趋频繁，就在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前夕的1500、1501、1504、1509年均发售了赎罪券。当时，教会流行着一句响亮的宣传口号：只要金币“叮当”一声落入赎罪箱，你的灵魂就进入了天堂。赎罪券这种“善功获救”的典型形式，使“灵魂得救”这种上帝的“神恩”变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客观上它的产生和14、15世纪以来西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商品交换的原则在信仰领域就人的灵魂救赎问题的具体运用。赎罪券制度推行的最大和最直接后果是它开启了人性泛滥的大门。正如韦伯所说，中世纪时一般天主教徒的生活伦理，就是所谓的“现挣现吃”。他们的善行未必会形成有关联的系统活动或合理化的系统生活，而依然是一连串的个别行为。这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感”有许多释放的途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利用那些善功去偿赎某些罪孽，或者购买赎罪券，为他们死后灵魂进入天堂交纳一笔保险金。天主教“善功获救”的“外向性格”在使信仰与世俗生活发生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也给教会的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将教会储备的“神恩”，转换成源源不断的金币。据1522年纽伦堡宗教会议估算，当时德国教会的财产为全德财产的1/2。16世纪的宗教改革，就是从马丁·路德反对教皇利奥十世以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肆无忌惮地兜售赎罪券开始的。
二、路德宗的“唯信称义”理论，使信仰走上了“向内用功”的道路，然而“天职”观念却又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圣的意义
马丁·路德知道，要想真正地取缔天主教的“赎罪券”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天主教的神学理论及其支柱。中世纪，天主教信仰宣扬人是有罪的，所以必须拯救自己的灵魂；而罗马教廷是基督在现实世界的代表，所以人们只有参加神职人员主持的圣礼、行善功，才能受到上帝的恩宠，才能获救。1620年，马丁·路德以一泻千里之势写下了他的三大名著：《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在书中，他全面阐述了他的神学思想，提出了划时代的“唯信称义”理论，从而摧毁了神职人员是“神人中介”和“善功获救”的理论支柱。这一理论认为，内在的信仰是人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人”、获得拯救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外在的形式化的事功对于人的“称义”是无效的。路德将这一理论溯源到《圣经·罗马书》中保罗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思想。保罗反对仅仅依靠遵守律法、礼仪、行割礼等行为就能获得救赎，认为由于人类的“原罪”，亏欠于上帝，所以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宠和人类的信仰，才能重新与上帝修好，路德突出了《保罗书》中“因信称义”的思想，并逐渐趋向于信仰决定救赎，他认为在德语中“因信称义”只有译为“唯信称义”才符合圣经的原意。他说：“上帝的道不是借什么行为所能领受，所能爱慕的，乃是单借着信。因此灵魂围着他的生命与义所需要的既然只是信。这样，灵魂显然单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因此，真信基督就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宝库，贮藏一切救赎，救人脱离一切恶事，如同基督在《马可福音》末章所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谈到教会职分的时候，马丁·路德强调，由于耶稣十字架上的赎罪，人和神之间的阻隔已经排除，人类可以直接领受上帝的恩典，信徒凭借信仰就可以和上帝沟通，无需教会和神职人员来充当中介；教会只是用《圣经》的教义来教导人，并没有掌握着人们死后灵魂上天堂的权力。
路德的宗教改革，从一开始反对“善功获救”而提倡“唯信称义”，就具有了“向内用功”的倾向，客观上，他引导教徒逐渐从外在的行为(善功)转向属灵的、内在的信仰，并且最终认为“唯有信仰决定救赎”。到了路德的晚年，他的宗教更具有了神秘主义的内在倾向。他认为基督徒最高的宗教经验就是人与神的“神秘际会”，在这个过程中，信仰者能够体会到一种与神同在的情感，上帝也真正走进了信仰者的灵魂世界，使信仰者获得了救赎。然而，这样一种，正如马克思站在无神论的角度分析的那样，他在把僧侣变成了俗人的同时，也把俗人变成了僧侣；把人从外在的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
也许，没有“天职”观念，路德宗可能永远关上了通往外部世俗世界的大门。然而，正是“天职”观念决定了路德宗教徒最终不能关起门来，过一种与世隔绝的冥想式的修道生活，而必须与世俗世界发生联系，这也就是以后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伦理。
16世纪以前，“上帝听不懂日耳曼语”，《圣经》只有拉丁文一个版本，路德宗教改革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了日耳曼语。诚如韦伯所关心的，我们也对路德在翻译《圣经》过程中怎样把“天职”观念凸显出来，赋予它全新的意义，进而催生出后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很感兴趣。在《圣经》翻译中，路德刻意选用了“Beruf”一词来表达《圣经》中和职业有关的文字。据韦伯考证，“Beruf”一词在德语中，本身就具有宗教的含义。即可以理解为“上帝所安排的任务”，而这一意义并非来自《圣经》原典本身，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语汇中也没有发现能够表达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天职”一词含义的词语，这完全是翻译者的精神。韦伯考证，在耶稣传导书(Jesns Sirach)第十一章第二十、二十一节的地方，路德“首次完全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这个术语”——此后，这个词在所有新教国家的语言中被广泛地运用了起来，比如，英语中含义更清楚的“Calling”一词——这样，“Be—ruf”这个词语在《圣经》中就有了双重含义：一是指来自上帝的蒙诏和神圣的救赎而赋予的和每个人身份相符的任务，即天职；二是指尘世的职业。当这两层意义合起来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等式：世俗职业=天职，即变成了人类所从事的世俗职业，是荣耀上帝的天职，为上帝所喜悦。正是在这一点，路德宗对世俗工作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否定到肯定，并赋予了日常世俗行为以宗教的意义。韦伯所谓的“带上了现代的意义”，笔者认为，就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诠释。
路德提出“天职”观，本来是为了让广大的基督徒安分于上帝赋予的每个人的身份，即使身为奴隶也应该做好自身工作，以荣耀上帝。但始料未及的是，“天职”观给了世俗职业以“合理主义”和神圣化的解释，从而有了人世的倾向，并和加尔文的“预定”论遥相呼应，一起孕育了后来启动“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世禁欲主义”。
三、加尔文教“内信外证”的“预定”论在更高层次重新肯定了善功的重要意义，凸显出入世的品格
加尔文是较路德稍晚的新教改革领袖。和路德“唯信称义”教义相比，加尔文采用了更为严厉的理论形式。威尔·杜兰称其是“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历来思想家中，中世纪思想最浓厚”的，这似乎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文主义思潮有些格格不入。
加尔文的“预定”论可溯源至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奥古斯丁认为，“原罪”不是我们犯的，而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犯的，所以，救赎不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所能实现的，而必须依靠上帝的旨意和恩典。加尔文继承和发展了奥古斯丁的理论，认为人类的“原罪”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决定了，人类由于堕入了罪恶状态，已经彻底丧失了追求任何获救所需的精神和意志力量，所以，一个自然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救赎。人之获救，唯一的可能，就是上帝之子耶稣用他自己鲜血的献祭来为人类赎罪，但获救的仍不是全人类，而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是由上帝所拣选的，任何人类的祈求手段都改变不了上帝的旨意。在我们呱呱坠地之前，上帝，就以其超乎于我们善恶功罪之外的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谁该获救、谁该沉沦，这是上帝的意志。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引述的1647年《维斯敏斯特宣言》中一些权威性的句子，足以证明加尔文“预定”论的这一特点，现摘录如下：
“第五节……在世界奠基之前。上帝已按照他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意志以及意志的暗启和善愿，已经挑选基督赋予永恒的荣耀。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慷慨、恩宠与爱，而并未以预见信仰虔诚或善行或两者之一坚守不渝……”。
“第七节，为了显扬对其创造物的无上权力，上帝如愿施恩或拒绝施恩，因此，对其余众生，上帝根据自己意志的启迪置之不理，且规定彼等因罪孽而受屈辱和遭天遣，以显扬上帝的光辉正义。”
“第十章(论有效的召唤)，第一节。凡上帝已经注定永生的人，而且只有这些人，上帝乐于在他指定和满意的时候通过他的话语和精神有效地进行召唤(召唤他们脱离生来所处的罪恶和死亡状态)……
至于问及上帝凭什么来确定人之沉沦和获救，加尔文借保罗之话回答说“他(上帝)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在获救这个问题上，路德虽然否认了人在道德实践层面——善功领域中自由意志的作用，但却认为在精神层面有且只有个人信仰对获救起着决定作用；而加尔文教则完全否认了人的一切自由意志对获救的可能性，个人是否获救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拣选。加尔文也承认，“预定”论看起来似乎是不近人情的。在这一理论中，上帝是冷酷、无理、高高在上的，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王者，救赎成了上帝完全自由的、无从解释的恩宠和赐予。这和《新约》中慈爱、宽厚、有人情味的上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怪不得韦伯引用密尔顿说：“尽管我可能因此而进入地狱，也决不能迫使我尊敬这样的上帝。”
加尔文的这种非理性的“预定”论把人从上帝的庇护中赶了出来，而又不得不走进茫茫的宇宙，踽踽独行，走向那似乎早已被决定了的归宿。韦伯说，这种教义“由于极端没有人性，肯定对折服于其完美一致的一代人的生活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后果”。韦伯提醒我们要试图去理解，在宗教改革时期，对于基督徒来说，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获得救赎，而前述的教义让他们失去了依靠自己和外界力量获得救赎可能的现成的道路和方式。没有人帮助他，牧师、教会帮不了忙，因为从路德宗开始就已经拆除了神人之间的中介，教会和牧师只承担了根据教义教化人的功能；圣礼仪式和行善功也不是获得恩典的方法和条件，甚至于不能起到任何辅的作用；对于那些“弃民”，只有注定不被获救这条道路……至此，加尔文教徒陷入了深深的“宿命论”，即获不获救是由上帝已经决定了的。
一方面加尔文教徒把救赎看作是现世生活最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人是不是能够获救又是上帝所拣选和预定的，于是，这两者间形成了空前的紧张——能不能确定自己是被上帝拣选的成了每个基督徒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加尔文教徒们只知道，上帝拣选了极少一部分人让他们获救，而绝大部分则沦为“弃民”，但至于哪些人是“选民”，上帝也不会透露这个“天机”，任何的巫术也无计识破这个“天机”；若以人类的有限去妄加揣测无限的上帝，或以人间的所谓的“公正”的标准去衡量上帝的最高裁定，则既不可能，又是对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一种“僭越”和亵渎。结果，加尔文教的这种几乎否定所有的靠外界力量确认自己是否获救的做法，又大大加深了“选民”的不可知性，给加尔文教徒带来了深重的不确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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