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错。几轮意甲联赛和冠军联赛过去，国米的表现让它的球迷心里那个悬啊。联赛虽然战绩还算不错，但多进球的时候也在多丢球，给人的感觉是球队极其不稳定。而说到冠军联赛……感觉像是国米有史以来在冠军联赛的开局中表现最差的。
并不是4680万欧元在打水漂
回想夏季转会时国米的风光无限，可能又有人会讲老莫（莫拉蒂）在夏天花的4680万欧元又打了水漂了，但球队目前的表现并不在于球员本身的问题。看他们夏天引进的球员的表现：联赛、冠军杯、超级杯，5场首发，2场替补，4个进球，克雷斯波重返国际米兰之旅，以梦幻般的方式起步，这位31岁的射手，毫无疑问成了国际米兰这个夏天最成功的引进（还没花什么代价）。维埃拉如果是世界杯上的那个维埃拉，那么950万绝对是一个“跳楼价”。600万引进的麦肯，已经显示出了超出这笔钱的价值。650万引进的格罗索，可是有着“法切蒂、卡布里尼、马尔蒂尼的灵魂附体”啊，国米在世界杯之前所做的这笔交易是大大的划算。而4680万其中的2480万，国际米兰用在了伊布拉希莫维奇身上，因为他的潜力和年轻，这是一笔现在的投资也是对未来的投资，而伊布拉至少在冠军杯之前的所有比赛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通过自己的努力盘活了全队的进攻。其余的马克斯维尔、M-冈萨雷斯和达科特均没有花1分钱转会费，达科特已经频频获得首发出场，在赛季之初，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预料到这种结果，而达科特用勤恳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M-冈萨雷斯也获得了一定的上场机会，表现中规中矩。现在就只剩下久伤初愈的马克斯维尔，还需要在以后的比赛中证明自己，至少他在阿贾克斯的表现已经能够说明他是一个极有天赋的球员。
单从球队人员结构来看，国米在经过夏天一系列的引进后，已经形成意甲中一家独大的趋势。可为什么开赛以来表现让人提心吊胆呢？主教练曼奇尼是要被“痛贬”一下了。
老曼“罪状”
其一：国际米兰目前的阵容应该说非常强大，足以应付两线作战，但在有些位置上人员囤积过多，对球队的整体管理，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这也是国际米兰一直存在的老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曼奇尼在解决球队的团结、尤其是替补队员的思想问题方面，给人的感觉也是相当稚嫩。最为明显的是托尔多在欧冠第一轮对本菲卡的一次失误导致球队输球，赛后曼奇尼立即宣布将其打入冷宫，启用此前有伤的赛萨尔。也许曼奇尼忘记了：上赛季的意甲联赛。正是由于赛萨尔的低劣表现，导致了国米提前退出了对意甲冠军的争夺（后来由于“电话门”事件将尤文图斯的冠发给国米）。弃用赛萨尔改用之前一直打不上主力的托尔多，且不说两个门将水平谁高谁低，单从曼奇尼对于整个事情的处理上，感觉他过多的将球队失利的责任推加到球员身上。虽然输球之后他也会做战术上的改进，但其对球员的激励、保护方面做的相当不够，导致球队的思想状态、团结性以及精神状态都相当低迷，球队没有什么稳定性。一场好、一场差，甚至是一场比赛中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差，像超级杯0：3落后罗马，到最后的4：3的逆转，还有联赛中对佛罗伦撒和切沃时，前70多分钟的大比分领先，到最后被反扑（虽然这两场比赛都获得了胜利），这些都是球队不成熟的表现。国米本赛季要想获得最终的冠军，曼奇尼必须要好好琢磨一下，什么是一支球队的稳定性了。
其二：国米夏天的引进虽然很成功，但仍然缺少一点理性――也许现在曼奇尼甚至是莫拉蒂都要后悔夏天放走皮萨罗了。坎比亚索的受伤、维埃拉的停赛，导致国米的腰就只剩下达科特一个人了，这也是达科特为什么能频频首发的主要原因（虽然表现不错）。在几场比赛中曼奇尼用菲戈、斯坦科维奇、萨队（萨内蒂）等打后腰的位置，对切沃的时候菲戈打这个位置表现不错，但应该是因为对手比较弱的原因。在欧冠对拜仁慕尼黑的时候，中场无腰可用的问题暴露无遗。中场四度变阵，也就是在这四变之后，国米已经变得不知所措，导致最终的输球。这里还要“痛贬”一下曼奇尼，在对拜仁比赛后的新闻会上他说了伊布拉的红牌，说了裁判，但就是没有说全队的思想状态、身体状态、精神面貌、排兵布阵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就应该是他的责任。有消息说国米希望在冬季转会的时候购买布冯，但其当务之急，应该是再给坎比亚索和维埃拉寻找一个合适的替补。
其三：又是曼奇尼的一个老毛病了。曼奇尼通常会过分倚重甚至迷信某些球员。上赛季的阿德里亚诺，不管怎样曼奇尼都会坚持让他上场。这个赛季目前看来会是伊布拉，伊布拉在打切沃之前的比赛中都有着不错的发挥，打切沃的时候回家看望新生子，缺席了几堂训练课，身体状态没有恢复，在对拜仁的时候曼奇尼就迫不及待的让其上场，结果伊布拉状态不好、心态越来越急、不断越位、频频犯规，最终被红牌罚下。在对切沃的比赛中阿德已经表现出很好的状态回升势头，但这一场依旧被放在了替补席，真不得不怀疑曼奇尼的用人标准。
今年3月24日是科索沃战争十周年。当年的当事人，今天都已淡出政坛，塞尔维亚政客和将军纷纷成为战犯，主战的克林顿和布莱尔早已卸任，那位广受争议的前南斯拉夫联邦总统米洛舍维奇(MilanMilosevic)，3年前更在海牙身亡。然而，这场战争却成了当代国际关系的里程碑，因为它开启了“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是故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回顾与前瞻。
开启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
所谓威斯特伐利亚时代(WestohalianEra)，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术语，指的是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后，欧洲各国开始确立的现代概念。冷战后，不少西方学者提出普世价值应凌驾，认为从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过时，布莱尔的战略顾问库帕(Robert Cooper)正是其中代表。根据库帕的理论，不能弘扬普世价值的国家、或不能成功转型为上述后现代性质国家者，即可能沦为“流氓国家”或“失败国家”，届时其他国家为捍卫普世价值，则应该干涉；至于什么是普世价值，科索沃战争反映得十分清楚：人权应高于。这里指的“人权”，主要是哲学家柏林(Isaiah Berlin)定义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也就是公民免予权利被整体侵蚀的自由；因此科索沃战争期间，塞尔维亚政权被妖魔化为极权。当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误炸”，虽说是“意外”，但也是证明有限论的副产品。上述理论基础，在1999年一度被称为“布莱尔主义”，对后世影响甚大。9・11后布什的反恐方略、先发制人理论，都是基于同一假设。北约得到上述新定位后，也找到冷战后继续存在的原因，避免了失去敌人的尴尬，乃至能够转守为攻。欧盟的共同防卫政策也借用上述理论为指导思想，作为不同国家也能整合立场的实验。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究竟米洛舍维奇等人是战犯、还是民族英雄，依然言人人殊，相关评论也应有尽有。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重温米洛舍维奇的死敌――已故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Franjo Tudjman)成为“国父”之路，和俄罗斯近年如何在高加索南奥塞梯等地区推演自己的“反科索沃模型”，来了解那位塞尔维亚强人何以死不瞑目。
犹太屠杀的历史重构
米洛舍维奇被指控为战犯的主要原因，是他参与巴尔干内战的种族灭绝决策；而这决策，则源自他信奉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图季曼信奉的“大克罗地亚主义”也不遑多让。共产党管治南斯拉夫期间，强调种族融和，它的缔造者铁托元帅就是克罗地亚人，也是二战期间整个巴尔干半岛最出色的军官之一。图季曼原来以铁托追随者自居，后来不满铁托的融和主张，认为克罗地亚利益会被塞尔维亚“和谐”掉、铁托是“克奸”，因此辗转被开除出党，变成异见分子，其所提倡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也就愈走极端。铁托虽然努力维持各族平等，但他死后，南斯拉夫还是迅速塞尔维亚化，图季曼自然进一步将塞尔维亚人宣传为克罗地亚人的天敌。
这样的文宣，少不了重构历史的人为工程。事源希特勒在二战期间灭国无数，但也懂得挑拨国家内部矛盾，扶植亲德的民族主义者搞形式上的独立。他一手催生的新国家，最著名的有从捷克硬生生分离的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它们都在冷战后重新独立。当年克罗地亚人为了脱离塞尔维亚管治，决定和纳粹结盟，极权力大振，当权派是臭名昭彰的Ustase，他们自发执行对犹太人的屠杀，手法在云云纳粹卫星国中最为凶残，盟军估计有70万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遇害。在这样一个小国，该数字是极恐怖的。图季曼身为历史当事人，为了证明历史已经被塞尔维亚人扭曲，在1989年出版广受争议的著作《战争的恐怖》(The Honors of War)，书中考证出Ustase杀死的犹太人“只有”3万，又将犹太人和塞族人类比，叫人想起日本重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修正历史行为。西方舆论一时大哗，令他被评为“纳粹余孽”。近年欧洲有学者因为否定二战出现种族灭绝而被判入狱，尽管只是以学说角度作出推论；图季曼的作品正属于同一类型，虽然当时没有人把他投入大牢，但其立场之偏锋，一叶知秋。
民族主义骑劫普世价值
为了建构所谓“大克罗地亚”，图季曼在1991年领导克罗地亚独立后，除了宣传民族主义、继续制造对塞族人的仇恨，更对“大”这个概念加以弘扬。南斯拉夫原来有6个加盟共和国，理论上，每个都以一个民族为主，但这并非事实。波斯尼亚的多数族群原来就是塞族和克族，不过铁托的联邦政府不希望同一民族主导两个成员国，所以，才将信奉伊斯兰教的塞族人或克族人，变成一个“穆斯林族”，方法简单直接：由小楷“muslims”变成大楷“Muslims”，一个“民族”就这样建构而成。图季曼一直相信所谓穆斯林族，不过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加上二次大战期间，希特勒也将波斯尼亚穆斯林统治区划入克罗地亚，令他更义正词严地参与波斯尼亚内战，希望光复历史的领土。这种以恢复领土为号召的民族主义，学名为“Irredentism”。推导起来，图季曼的“大克罗地亚梦”和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梦”异曲同工。
图季曼管治铁腕，对国内一应大小事务、包括国内足球队的领队名单也要干涉，但也算得上文武双全，不但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历史学者，他的军事思想更一度成为前南斯拉夫军官的学习素材。按当代标准，他的经典作《以战养战》(War agmnst War)，介乎教导游击战和恐怖战之间，几乎是国内大热作品《超限战》一类。他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结合了理论和实践，对敌方平民毫不留手，这已可算作恐怖主义行为。战争期间，米洛舍维奇固然大力支持塞族将领，涉嫌鼓励他们搞种族灭绝，但图季曼支持的将领(一说甚至是他本人)也曾亲自下令清洗塞族人，好维持“大克罗地亚”的纯正。图季曼对在波斯尼亚境内作战的克族将领同样不离不弃，对被列为战犯的同胞将军，保护得更胜米氏一筹。在塞尔维亚人眼中，图季曼才是真正的战犯，海牙法庭也曾下令调查他的谈话记录，不过为了“以克制塞”，始终没有对他动手。这对作为普世价值话语权重镇的海牙'无疑是一大讽刺，反映普世的定义，依然明显受制于民族主义。
1999年，图季曼在克罗地亚病逝，得享国葬，今天已经成为克罗地亚国父。7年后，米洛舍维奇死在监狱，身份是一名审判中的战犯，但在某些塞尔维亚人心中，他也是塞尔维亚国父。不久，塞尔维亚的最后盟友黑
山，也宣布彻底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去年科索沃亦终于单方面宣布独立，作为整场科索沃战争的终曲。对非西方阵营而言，这些与普世价值的弘扬更没有关系，其中的俄罗斯，终于在“后科索沃时代”作出了戏剧性反弹。
俄版科索沃实验亦言普世价值
俄罗斯的反弹，表面上简单直接，就是鼓励各国境内的亲俄分离主义者效法科索沃单方面独立，并牵头予以承认，以示抗衡西方。摩尔多瓦的德河沿岸共和国、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共和国、乃至东乌克兰地区，都是俄国有力催生的单方面独立反例；早前爆发战事的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共和国，更是个中典型。及至后来莫斯科正式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理据也是普世价值：俄国侨民在当地生活欠佳，因此要协助他们改善人权。然而，这里的“人权”，和科索沃战争期间西方定义的人权不尽相同，更多是强调柏林定义的“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也就是公民随心所欲改善生活的自由，因为这些侨民毕竟说不上受到所在国的制度歧视，也没有受到种族清洗威胁，更多只是希望改善生活条件。换句话说，就是俄罗斯真正的尺度是基于民族主义支援境外兄弟，使用的名目，却也是普世价值，而一般人也不会用心分辨两种自由概念的差异。
其实，俄国对南奥塞梯一类“半独立卫星国”的掌控，比西方对科索沃的影响更为严密：派军“协助”驻防、为不获国际承认的准国家提供俄国护照、安排福利制度予该“国”人民，都是莫斯科确保他们不会脱轨的手段。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人民，早已像俄国人一样生活，根本没有受所在国政府压逼。然而，俄罗斯并不希望他们得到真正的独立，只希望以之为附庸，作为制衡邻国的棋子；它们完全独立了，反而会给予借口，让西方的可以渗透。同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也顶着境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建议，不急于将这些准国家并入俄罗斯联邦，以免挑动西方神经，而情愿以普世价值的名义作境外支援。上述种种，可说是俄国研制的反科索沃模型、或称“南梯革命”模型：目的是将俄罗斯联邦的真正版图和有效管治区域扩大到境外，并以这些境外单位作为影响地缘政治的杠杆；手法就是通过鼓吹地域主义领袖搞“革命”划江而治，来抵消西方以弘扬普世价值为名的的效果；论据同样是弘扬普世价值，不过是俄国自己定义的普世价值。因此理论上，每个出现的国家倒向西方后，或每个新科索沃出现后，俄国都可以照办煮碗，弄一个南奥塞梯出来。久而久之，说不定西方见的经济成本原来也不低，就懒得搞了，似乎，这正是普京思考数年制衡西方普世价值话语的心得。
中国华侨与后科索沃时代
上述理论框架，对中国也有相当启示。西方教科书常说，全球化时代将迈向无国界、跨民族整合；不少第三世界学者则一直认为这只是西方的宣传，相信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将更加炽热。无论是耶非耶，现实是发达国家都面临人口萎缩的危机，都担心不能同化新移民；发展中国家则面对人口过分膨胀，都在寻找解决之道。假如“南梯革命”能不断被复制，中俄等大国都能成功建制自己的普世话语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持境外侨民，的绝对值同样可被修正，这自然成了西方的噩梦。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索沃战争后，修正的潘朵拉盒子已被打开，不少境外的中国者对数目庞大的境外华侨更不放心，担心他们会成为本国的第五纵队，害怕中国会以普世价值、积极自由之名驰援，这也是东南亚国家经常排华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的反例，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一个启示：在科索沃战争衍生的、被淡化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依然不可能真正地普世，依然不断被其他价值或利益计算修正。世上是否只有一种自由、一种民主、一种人权，依然是学术辩论热点问题，各国、各学派态度至今南辕北辙。要到什么时候，人类社会才有普世共识的价值，答案似乎依然可望而不司及。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系研究计划主任)
尊贵、革新、梦想
不选最好的，只选最适合的，公牛队用一宗买一送二的超值签约诠释了这句话。
得意之作
在经历过今夏的巨变后，公牛急切地盼望新赛季的开始。虽然布泽尔不慎在家中摔倒，伤到了右手掌骨，将缺席八周，但这并不会影响芝加哥人的总成绩，尤其是对原盐湖城的佣兵三人组的期待――布泽尔、布鲁尔和科沃尔，他们加盟后，公牛队已经装备完善了。 “卡洛斯不是安慰奖，这一点我非常肯定，他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公牛新任主帅锡伯杜说道，“有了罗斯的控球和组织，布泽尔的掩护和策应、诺阿篮板和防守、鲁尔・邓的无球跑动、科沃尔的外线投射、布鲁尔的防守……我们得到了成功球队所需要的每一块拼图。”在他看来，各具特点的爵士三人组正是球队一直需要，却总是失之交臂的那类球员。所以今夏的这三笔签约成了总经理加尔・弗尔曼的得意之作，他现在可以把iPod里塞满了喜欢听的歌曲，然后坐在场边等着胜利的到来了。
当然，芝加哥在休赛期的最大收获非布泽尔莫属。上赛季季后赛他以场均13.2个篮板领先全联盟，将霍华德、诺阿、加索尔等篮板高手都甩在了身后。布泽尔的能力毋庸置疑，他已经在克利夫兰和盐湖城证明过自己，今后的目标除总冠军外再无他物。但如何快速融入到公牛队以罗斯为核心的战术体系中，这是布泽尔和公牛队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愿埃尔顿・布兰德的悲剧别在他身上重演。而狡猾的弗尔曼再一次找到了捷径，他将注意力放在了同样成为自由人的科沃尔和布鲁尔身上。在盐湖城，除了德隆之外，科沃尔与布鲁尔是与布泽尔配合最默契的两个战友，他们一个善于埋伏在底角投射三分，一个在底线空切得乐此不疲，这两个点都是布泽尔准备传球时潜意识里的第一选择，“盐湖城三人组”已经用这种熟练的配合撕裂过29支球队的防线。而现在，弗尔曼轻描淡写间就将这个“铁三角”直接搬到了风城，这让他们看上去已经有成为东部顶级球队的实力，甚至已经有底气与热队、凯尔特人和魔术叫板了。
强力升级
“我很高兴成为这里的一员，而且我在这里也看到了前进的动力。”28岁的布泽尔非常自信，“我非常适合这里的战术，并能在其中找到最适合我的位置。我擅长为队友创造进攻空间，并利用身体赢得得分机会，传球对我来说也不是难事。” “能够严格执行战术，还能轻松得分的大个子球员越来越少了，我们获得了其中最优秀的一个。”弗尔曼说道，“卡洛斯总能保持充沛的精力，而且他足够无私。我认为他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最高水平。”的确，布泽尔总是能和不同类型的球员配合默契，尤其是当他身边有一个传球大师时。在爵士的五个赛季，他与德隆・威廉姆斯一起成长为联盟最顶级的球员。现在到了芝加哥，布泽尔也对与罗斯的组合充满信心。
布泽尔的渴望并非一厢情愿，罗斯对他的到来也充满喜悦。在健康的前提下，布泽尔提供的低位得分能力和诺阿的运动天赋是很好的互补，而且他也会获得更多出手机会，场均得分维持在20以上应该不是难事。同时，布泽尔能为罗斯提供质量非常高的掩护，然后利用向弱侧的游弋为后者拉开突破空间，罗斯就有机会直冲篮下，之后精于三分的科沃尔和善于中投的鲁尔・邓都将获得更多空位出手机会，诺阿和布鲁尔的顺下和空切也将发挥威力。
上赛季全联盟只有十人能够拿到场均两双的数据，而布泽尔就是那十分之一。现在他显然需要追求的是一个新的高度了，所以公牛打动了他。当被问及2010-11赛季公牛将列在东部第几位时，布泽尔无视新三巨头组成的热队和其他豪强，将“第一”那个单词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只要你上场就要贡献出全部，并且不惧怕任何人。”布泽尔说道，“如果你因为他们有几个非常强的家伙就心存惧念，那你将永远无法战胜他们。我们必须去战斗，变得更有攻击性，无论对手是谁。” “经历是最好的老师。”布泽尔说道。“我们有很多办法让自己变得充实，你可以读书，也可以倾听别人的故事。但如果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生活上，你会发现你所经历过的一切才是上帝为你准备的最好的一课。”这就是布泽尔总能在最好的时机做出最佳决定，并时刻保持自信的原因，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会了冷静、睿智，并向着新的目标不断努力。
黑白双煞
在公牛队签约布泽尔的新闻会上，当被问及科沃尔来公牛的几率有多大时，布泽尔面露得意的笑容。不久之后，科沃尔如约而至，与公牛签订了一份三年合约。这份合约对他来说并不只意味几百万美元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职业生涯的新机遇。长期以来，公牛都被认为是一支缺乏三分能力的球队，而专于此道的科沃尔必将在这里得到重用，成为罗斯和布泽尔身边最有威胁的外线杀手。
上个赛季在爵士，29岁的科沃尔刚刚打破了联盟但赛季三分球命中率的纪录――53.6％是联盟自1976年开始启用三分线以来的最高值。在过去的七个赛季中，无论在76人还是爵士，科沃尔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线手感和出色的无球跑动意识，41％的三分命中率和88％的罚球命中率让他总能成为球队轮转中的重要一员。但所有球队都在外线无人时才会想起这个白人射手，然而在新赛季，一切或许会有所不同。
在相继失去了本・戈登和科克辛里奇这两个外线支柱之后，公牛队的进攻像是断了一条腿，所以他们选择了科沃尔。虽然没有前者得分的爆发力和后者的组织能力，但科沃尔却可以在空位对对手产生威胁，这是他的优势，也是他更适合罗斯的地方。
“有的人富而不贵，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暴发户的尴尬形象。中国的品牌对外影响力现在还是不够，但是后劲儿还是有的。”老人言辞质朴，流露出见惯大世面的自信。如果在参加论坛的商业巨擘和政府高官身上寻找共同点，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都喜欢穿这位名叫李桂莲的乡镇企业家生产的“创世”牌西装。
她的成功，也成为大连六年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中最典型的案例。先是巴菲特免费为她做广告，还推荐给自己的好朋友比尔·盖茨，之后，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也穿上了“创世”。最近几年，不断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的领导人也喜欢穿“创世”西装。今年5月，国家主席访问美洲期间，就有媒体说他的西装来自该品牌。随后，公司了一则模棱两可的澄清公告：“所穿服装是否为我公司生产的‘创世’品牌难以确定。”李桂莲的秘书解释说，这是因为公司要为客户名单保密，但她同时向新华网透露，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重要场合时确实曾穿着该品牌的服装。 2013年5月6日，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一起接受福克斯商业网的采访。
在论坛现场，李桂莲的发言异常简短。主持人胡一虎调侃道：“看看李董事长有没有这个本事，让爱德曼总裁也穿上您生产的服装呢？”李桂莲提高嗓音对爱德曼说：“咱俩刚刚换了名片，咱们说好了，我今晚派人到你下榻的酒店去给您量体裁衣。”爱德曼笑着说：“没问题。”
这位总是留着蓬松短发、戴着金边茶色眼镜、貌不惊人的中国老太太，管理着一个拥有1.5万名员工的时尚帝国，每年生产至少1000万套西装，其中许多用于出口。2008年和2012年两届奥运会上，美国奥运代表队的出场礼服都出自她的工厂。“创世”则是集团旗下面向高端客户的独立品牌。
该品牌最著名的客户，从巴菲特、比尔·盖茨、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到中国的党政高官们，都不以时尚品位著称，但他们正是“创世”的目标客户：就是坐在达沃斯论坛贵宾席上的那些人。
近几年来，巴菲特一直是“创世”品牌最积极的推广者兼免费的形象大使。
那是2007年，巴菲特来大连参加一个自己投资企业的开幕仪式。大杨创世全球营销总监大卫·玛格丽特的一位好朋友正好在那家企业工作，大卫找了个机会，说服巴菲特试试创世的定制西装。
后续进展充分展现出李桂莲的行事风格。巴菲特后来接受采访时如此回忆当天的情况：“我进了酒店刚刚五分钟，就有两个人冲进我的房间。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把卷尺绕到了我的大腿上。对我来说，这有点儿过于亲密了。不过后来他们把衣服送了过来，找不到一点儿不合身的地方。”
同时，李桂莲从农村妇女到时尚大亨的致富故事也深深地吸引了巴菲特。她出生于大连市周边的乡村，从18岁开始种地。1979年，她贷款3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几十台缝纫机，雇佣邻居们来生产桌布和围裙，这就是大杨创世集团的前身。之后，这家乡镇企业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西装生产和出口企业之一。
巴菲特对这几件西装以及李桂莲本人都着了迷。看过巴菲特自传《滚雪球》的人，都会了解到他是个对穿着打扮完全没有兴趣的人，甚至连两只脚穿了不同的皮鞋都毫不在意。但他对“创世”西装的感情却有所不同。他写信感谢李桂莲，并在2009年5月，邀请她到美国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 一直到现在，“创世”这个品牌依然略显神秘。它只在中国北方开设了30多家门店，其中一家位于北京京西宾馆。
李桂莲没料到会受到如此热情款待，兴奋地称呼巴菲特为“新朋友”。她不懂英语，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们交流时，还像在国内一样热情地握住对方的手或紧紧抓住对方的胳膊。在美国，创世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四位董事量身定制西装，其中包括比尔·盖茨。
[关键词]麦克卢汉；媒介生态学；媒介与环境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246－07
兰斯-斯特拉特，福德汉姆大学新媒介计划专业研究中心主任，传播学与媒介研究教授，媒介生态学协会创始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生态学。
胡菊兰(1959－)，女，河南大学大学外语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翻译学。(河南开封 475001)
一、媒介生态学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媒介生态学：它是源于古代社会的一种知识传统，这种传统在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传播和技术革命做出回应的过程中与之融合，并逐渐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学识成就代表了一个最初的伟大综合体，这一综合体由构成媒介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不同研究线索组成，并且就其本身而言，麦克卢汉的研究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和中心。这并不意味着媒介生态学的所有研究都与麦克卢汉的思想有关，也不是说麦克卢汉所写的一切就一定是媒介生态学的内容。这仅仅是说在此领域，麦克卢汉的著述是最常被人引用的作品，尤其是其《理解媒介》一书；同时也想表明：在所有从事这一知识传统研究的学者中，麦克卢汉的思想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同样，我们还可以这样说，用媒介生态学来概指麦克卢汉的观点和主要研究成果，在表述上最为准确，它比用媒介研究更具专有特性。
除麦克卢汉之外，在此领域还有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即沃尔特·昂(Walter Ong)和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他们深受麦克卢汉思想的影响。对沃尔特·昂而言，媒介生态学是一种可以使他称作“生态关怀”(ecological concern)的内容得以具体化的观念，他把“生态关怀”描述为“一种新型观念，最根本的开式生态系统(open—system)的意识。它的主要动力(thrust)是书写与印刷相脱离之动力(thrust)的辩证对立”。沃尔特·昂还认为：
生态关怀的当代问题乃是达尔文著作中达到极点的早期思想的回响——这种早期思想表明了，为何那些早期被认为是生命闭合式生态系统(closed—system)的基础、并在哲学思想中被作为主要基础的物种自身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个体与环境之间开放式交互作用所带来的自然选择的进化。新近在哲学上出现的对由电子传播媒介、电话、无线电设备，以及后来电视所孕育的开放性(openness)的关注，似乎与先前处于孤立之中的人类族群之间的相互开放(opening)并不是没有关联的。
在其他著作中，沃尔特·昂还提出，电子媒介环境已经上升成为一种新型的互联文化，以及一种新型生态时代：
现在，我们对各种生态学的入迷，与标志着我们时代特点的信息爆炸是一致的。……由于信息爆炸，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周围宇宙中各种生物和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随着我们对宇宙和有机体的进化有了愈来愈详细的了解，我们也最终意识到在对生命的建构和以生命为中心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然而，对我们而言，终究还是要落到对人类生命的意识当中。当然，人类的生存环境不仅仅只是地球而已，而是整个的宇宙，其广袤的区域依然无法计量，其时间大约已有120亿到140亿年之久。这才是人类出现之后至今仍然生存的真正的宇宙空间。
生态关怀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来说至关重要，正如他在其《理解媒介》一书第二版前言中所解释的那样：
1．布尔特曼（Н・ Буртман）与。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使用的材料基本上相同，即A・A・缪勒尔的回忆录。缪勒尔是苏俄军官，在苏俄内战时期参加打击白匪高尔察克的战斗。他奉苏军方派遣，于1919年初经满洲里来到中国，在哈尔滨接触过孙中山的代表李某(疑为李章达)和当地的游击队头领马占山。 这位李某，同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片山潜有联系，他们三人对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看法相同。
布尔特曼也经由同样的路线，受秘密的俄共（布）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的派遣，约于1919年3月份到达天津，供职于美籍俄裔大实业家办的企业石德洋行（Штейнберг）。
当时布尔特曼还是个学生，“是一个热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他大致在1919年前后认识了。现将缪勒尔的有关回忆翻译如下，这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同布尔特曼关系的唯一史料：
缪勒尔回忆说：“布尔特曼广交京津两地高校和专门学校的进步中国知识分子，与有私交。布尔特曼认为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在1919年5月北京学生反对帝国主义行径、反对凡尔赛和会上把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让给日本而举行的激烈抗议和罢课之后，各大城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天津也一样，布尔特曼直接参加了这里的运动”。
“1919年9月我认识的时候，我们同学生们的联系依然在持续中。他们今天一拨，明天一拨，几乎天天都到我们的住所来。”
“我们向中国学生介绍了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经常谈论关于中国的问题，分析孙中山的学说，介绍工人阶级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我们不难让学生们相信，他们必须同天津的纱厂工人和码头工人建立联系，必须组建工会，当时天津还没有工会。这也是布尔特曼同两次谈话的内容”。
“1920年1月初我们离开中国前夕，有四名学生已经同码头工人建立了联系并着手实际建立码头工人工会的工作”。
缪勒尔介绍布尔特曼当时的打算说：“我向布尔特曼介绍了满洲的游击队和我们在那里会见过的一些出色的人才。他特别赞赏马占山。‘他到哪里去了？他不该在满洲，他应当在内地，到大企业来；他会大有作为的。要是能让他认识就好了。马占山没念书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勇敢的鼓动家和宣传家’。”
1920年1月15日，布尔特曼离北京经蒙古回苏俄。石川教授据《东方经济学家》编辑的《致三浦铁太郎的信（1920年11月4日）》验证了布尔特曼的情况。综合俄日两国档案可知，布尔特曼是俄共远东局东方民族部委员，1920年6月初到伊尔库茨克，在远东局工作，8月成立远东局东方部，他为主任，主管哈尔滨和中国内地的活动。1921年死于手枪走火。
2．在上海秘密活动的苏俄人士最早的当推M・波波夫（Михаил Попов）。
关于此人，根据上海档案馆所藏工部局《警务日志》（Municipal Daily Report ）的零星记载，知道其别名叫Smolsky。来华前的身份是俄国阿穆尔军区现役军人，上校军衔，受该军区党组织派遣，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上海考察，会见过孙中山。石川教授做了远较我们深入的挖掘，他说此人最初出现于1928年出版的查普曼（Chapman）著《中国革命》一书中。五年后，即1933年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的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第39页也记载了同样的内容。
石川教授介绍波波夫来华的情况是：波波夫受俄共（布）或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沃兹涅先斯基（Вознесенский）派遣，于1918年5月与苏俄人士波德沃依斯基（Подвойский）同到上海。以石川教授的书为线索，笔者为自己手中的英国档案找到了“家门”。学界同仁、旅英的李丹阳女士、刘建一博士赠予的珍贵史料证明了石川教授的说法。英国外交档案记载：
“（沃兹涅先斯基）不会到东方去，他要派遣波波夫和波德沃依斯基去建立一个情报局，以研究上海和北京形势。”
“布尔什维克使者波波夫到了中国，近已到沪。5月18日他用化名向《密勒氏评论报》提供了一份《俄国无产阶级呼吁书》，抨击日本和旅沪俄侨的‘反动头目’。他确已赴哈尔滨”。
关于此人，英国档案介绍说：“他在彼得格勒学过日文和汉语；通晓汉语，能用日语读写说。” 石川教授说，波波夫在前后第二次来中国。从1918到1920年7月先后四次出入中国。从英国档案“1920年8月的《每月报告》”可以知道他当年来中国的情况：
“符拉迪沃斯托克政府的秘密使者米哈依尔・ 波波夫上校于7月中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沪”。像当时其他莫斯科使者一样，他也把《俄文上海生活报》当作联络点，并且参加了该编辑部的部分工作，9月28日对部分“俄国激进分子发表演说”。
石川教授据日本档案介绍了波波夫1921年春的情况，说他由上海到北京，后来可能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也许又来过中国。他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了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对华工作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波波夫试图在上海设立情报局一事引起中外各方注意，所以石川教授使用的日本史料和李、刘二位查阅的英国档案对此都有记载，两份史料明确提及他先后接触的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张墨池和景梅九。
3．与波波夫同时活动的还有阿加廖夫。除了我们知道的《谢觉哉日记》，以及李达、邓文光等人的回忆录外，石川教授使用的新材料是1920年3月日本驻上海武官和总领事报告。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人名，经石川教授的细致工作，使我们得知，那个同波塔波夫接触并且翻译苏俄法令和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李林尼，原来就是李人杰，即李汉俊。
经查证俄国史料，阿加廖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局主席”，石川教授据一个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介绍说，阿氏到上海后与李汉俊、吕运亨（1885－1947）商谈出版俄文中文双语《劳动》杂志，并同中国倾向苏俄的人士接触。阿于1920年经天津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又来中国，经北京回符拉迪沃斯托克，此期间经常活动于远东。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俄国的官方档案，还不能说他们就是由布尔什维克派遣的正式代表。但是石川教授据已经掌握的史料说：这些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毕竟还是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这个结论应当是能够成立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说，他们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国际联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4．亚历山大・斯杰潘诺维奇・波塔波夫（A・C・Потапов）。石川教授比较全面地对照中外文史料，说明早在1919年中国就知道这个人。就其接触的人和活动范围而言，波塔波夫比前三个人更加广泛，目的也更加明确。
波塔波夫是一名沙皇军官。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他正在中国，得到关于俄国事态的消息后，他宣布拥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并且在没有领受任何指令和任务的情况下，自觉地为苏维埃政权工作。
苏俄1919年7月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于1920年3月传到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对苏俄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这时在上海的波塔波夫非常兴奋，自动在中国进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宣传苏维埃革命。他在上海联络“农工商各界及军队”，且已经“与各界联合会代表陈家鼐、姚作宾、曹亚伯、许德珩等接洽”。他还在这个舆论集中之地组织了许多次会议，向中国朋友介绍十月革命。中国的“要人孙伯兰、戴天仇等”早些时候也曾经参加过波塔波夫派遣的代表罗萨诺夫于1920年3月初组织的秘密会议。
从魏金斯基（吴廷康）的报告可知，波塔波夫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准代表”了。魏金斯基正式奉派前来时，已经知道波塔波夫在中国，不过他们没有联系上。
据史料记载，波塔波夫与罗萨诺夫当时已经考虑在上海组织一个总机关，刊登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文章，以期使“一般人洞悉过激主义之精神及共产之利益”。北京政府内务部探测到这个“保的波夫”的活动，知道他接触的人中有上海工界协进会的主任陈家鼐、曹子祥等，他们还与这些来自苏俄的人士共同商定，要在各县遍设工商联合会及农工联合会，组织各省的农工商演讲团，赴各村镇演说平民主义，拟先从西南各省实行，并拟将领导机关和办事处设在上海。由此可以看出，与前三人相比，波塔波夫的活动带有更加明确的组织中国革命力量的目的。
石川教授概括波塔波夫在中国的经历：向苏俄提供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情况（1920年5月1日上海盛大集会的情况就是通过他传达转给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他与上海学生运动领袖的接触；同莫斯科正式或非正式使者的接触；受魏金斯基资助在上海开展活动以及他对前者的间接帮助。
至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有关的人士和活动，石川教授说，波塔波夫也参加了向中国知识分子提供共产主义文献的工作。例如，他曾向李汉俊提供了小册子，李译为汉语；托洛茨基的文章也通过他发表于共产主义刊物《新青年》1920年11月8卷3号上。石川教授的研究结论是：波塔波夫“肯定是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魏金斯基……（作为主要渠道）活动的一个侧面，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他在中国活动和得到的情报肯定受到俄方重视和运用，并说这是波塔波夫与布尔特曼、波波夫的不同之处。
此外，波塔波夫在中国的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他在1920年4月底5月初访问孙中山和陈炯明。他带回了许多情报，如访问孙中山的报告、陈炯明致列宁的信、陈炯明致旅俄华工的信、南方政府参谋长致苏俄代表的信、黄介民致劳农政府的信（1920年5月22日）等。这些文件，受到莫斯科领导人的重视，对当时一度存在的褒陈贬孙趋势的形成不无作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上把陈炯明称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更有甚者，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1年年底，陈炯明及其所在的漳州还被称为“中国革命党的摇篮”，中国的“精英，革命分子”趋之若鹜的地方。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1922年6月陈炯明同孙中山的矛盾公开化。
5．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早在1919年8月，他就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在东亚民族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并且得到后者的批准。政治局给他拟定了在远东实际工作的指令，其主要内容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立足于让日本、美国和中国发生利益冲突，即利用各种手段激化他们的矛盾；唤起中国、蒙古、朝鲜广大人民群众为摆脱资本压迫进行自觉的运动；支持东亚人民的革命运动并通过出版一些宣传品加强鼓动工作；帮助中国游击队的建立等。
为落实上述指令，他于1919年9月初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同中国、朝鲜革命组织的代表建立了联系。与之联系的中国代表是自行到俄国远东的姚作宾，时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5月，他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临时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名为“第三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其中，中国支部的“工作开展比较顺利”，出版事业也初见成效，北京和上海尤其突出。当时，倾向苏维埃政权的俄侨1919年起在上海创办了《俄文上海生活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也同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有联系而且得到后者的支持。上海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开展活动，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于7月5日，即他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同在京的俄国共产党员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议，除了总结工作外，他们还专门就“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交换了看法。可见建党工作已经提到了日程之上。
从该书记处工作覆盖的范围――中国、朝鲜、日本来看，它同后来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肯定有一定关系。派遣他到中国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该部于1921年1月划归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1年1月1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驻地在伊尔库茨克。原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员都并入该书记处工作。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活动也相应地在这个框架之内。
由此已经十分清楚，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不仅正式领有俄共的指令，而且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了正式报告。他与我们下文要介绍的魏金斯基同是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派遣。故此，在中共建党的筹备工作中他也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人物。
6．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原名札尔欣（Зархин）。据文献记载：他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下设的“外交科”派遣前来中国。当时的化名是格里戈里耶夫，身份是“全权代表”。时间是1920年4月。与他同行的人有：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院毕业的季托夫和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勃里亚科夫。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关于这个举措的意义，正式文件告诉我们：“此举奠定了我们对远东国家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基石”。为了全面推进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建设，俄共上述机关“同时从哈尔滨往天津派遣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斯托杨诺维奇（米涅尔）。
魏金斯基一行到中国后的具体工作成果是：在上海建立了由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内中除魏金斯基外还有四名中国革命者。该委员会下设出版、情报鼓动和组织三个处。出版方面重要的成果是创办了《劳动界》和发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读物，组织方面是：8月前米涅尔在北京同鲍立威一起组织在北京的中国共产主义者，8月后米涅尔又奉魏金斯基派遣到广州，建立与北京相同的革命委员会。情报处的主要工作成果是建立华俄通讯社，由其向31家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俄的信息。1920年8月17日后苏俄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团优林接过了这一行人同上海的联系。斯内夫利特（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时，认为由于魏金斯基在中国期间的活动，“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织……这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 他为筹备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做了直接的工作，但是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石川教授用了很大篇幅系统地介绍了魏金斯基在中国期间同各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系。
据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斯内夫利特档案可知，魏金斯基以共产国际正式代表使华是在1923年。是年1月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他和斯内夫利特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魏金斯基从最初作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下属机构的代表，到1923年1月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应该说他的地位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已经上升了很多。
7．首次由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遣的正式代表是亨・ 斯内夫利特（在中国曾用马林、孙铎、Sentot、Simons等化名）。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贫婪的商人＝足球经纪人?
足球经纪人总是在幕后策划着切，并获取金钱。作为一种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职业特征，其贪婪的本性使得俱乐部的运作成本越来越高。
8月15日，又是一个支付工资的日子。在这一天，罗根体育管理公司的老板罗杰・维特曼心情想必不错，因为又有10万欧元的进账。这笔款项是该公司控制的巴西球员克里斯与法兰克福队基本年薪的10％。
每一位像克里斯这样的球员就像是一只下蛋的金鸡，维特曼是前德国著名球星马里奥・巴斯勒的连襟。公司总部坐落在德国西南部城市，美丽莱茵河畔的路德维希港，现在运作得十分顺利，并在德国科隆、捷克首都布拉格、巴西里约热内卢、阿雷格里港以及萨尔瓦多拥有分支机构。自从克里斯在2003年夏天从圣保利队转会法兰克福后，每个赛季之初，法兰克福都要向罗根体育管理公司按照球员的基本工资支付一笔佣金。对于维特曼来说，在公司的球员名单上，克里斯只不过是42名中的普通一员，从阿尔滕托普到蒂姆・维泽，不乏德甲大牌明星。
又如在2008年1月共花费440万欧元，把效力瑞士的巴西球员拉斐尔引入德甲的交易，经纪人迪诺・兰柏迪的FairplayAgency Ltd得到了共计65万欧元的佣金。作为比较，从2008年1月到今天，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共才领到了39万欧元的薪水。
为了说明其中存在的不均衡性，我们来和所谓的德国商业精英做下比较，例如马丁・不莱兴，德国商业银行主席，作为德国第二大银行的总管家，必须要通过16个月时间的艰苦努力，组织一个拥有两万名员工的庞大机构，保证一切平稳有序地运作。而为了同样的薪金回报，足球经纪人往往只需要几次简单的谈话就能把一切搞定。
经纪人约格・内鲍尔，与维特曼在此行业中比肩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在过去的三年中，仅仅从柏林赫塔的德国国脚弗雷德里希那里就得到了57万5千欧元，从德青队成员埃伯特那里得到了32万，从马克・斯泰因那里得到了19万5千欧元――仅仅从运作三位柏林赫塔球员那里就得到了一百多万欧元，这样算来，从阿德勒到沃尔贝克，与之相关的共49位签约球员所涉及的金额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与普通蓝领或者白领阶层来作比较则更加凸显出收入的贫富差距。
据德国足球联赛有限公司统计，仅仅在上个赛季，德国的各家俱乐部总共向各类足球经纪人支付了将近六千万欧元的薪水。这笔钱，相当于德甲波鸿、科特布斯和卡尔斯鲁厄三支球队从赞助商那里、从电视转播收入和球迷的门票收入的总和。这笔巨款就这样从德国足球货币流通体系中流失掉了，而且，除官方数据以外，每个赛季还有一些额外的报酬支付给了经纪人、球员的家人和朋友们，隐秘金额总和据信共计约一亿欧元。
现代商业足球产业的高度发展，创造出了阵容庞大的职业规模。仅在德国，就有大大小小，经国际足联官方注册的经纪人255名。世界范围内据统计共有约2000名注册经纪人，这还不包括许许多多的非法经纪人。国际足联的Jerome Vaicke曾说过，在所有球员转会中，只有25％是通过国际足联注册经纪人进行的，布拉特和普拉蒂尼6月初在巴哈马首都拿骚举行的大会上对于足球经纪人中存在的胡作非为给予了高度重视。
对于国际足坛现状，普拉蒂尼曾当众做过这样一个论断：“如果把一个男孩远渡重洋运送到欧洲，让我说，就是现代社会中的又一桩儿童贩卖案。”对于有关18岁以下球员的转会问题，二月底他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上也曾进行过相关报告并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在接下来的国际足联大会上，被明确说明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于那些贩卖儿童问题必须要予以有效控制。国际足联考虑将实施一项政策，规定今后向欧洲引进少年球员的最低年龄将限制在18岁以上。但这一规定将与欧洲现行的劳工法相抵触，因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一个人如果年满16岁，就应该得到工作许可。
现实一贯如此，从口号到实施往往会经历一段曲折的过程。尽管根据国际足联规则，对于那些非法经纪人将课以重罚(从巨额罚款到对球员进行禁赛，甚至于取消俱乐部比赛资格)，但在现实运行中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实现。其中一例：马克・舍尔曼，庞大经纪人群体中的普通一员，刚刚完成了球员约瑟夫-莫卡特拉从法兰克福到Greuther Fuerth的转会。事实上，尽管他没有任何的从业资格，却仍然可以公然在媒体中高调亮相并发表评论，而且并没有受到任何方面的干预。这是为什么呢?按照法兰克福俱乐部经理的说法是，现有的规定在现实中并不普遍适用。
舍尔曼在上个赛季得到了一纸体育场禁入令，这位足球经纪人在比赛时试图进入法兰克福球场工作区域，并和那里的保安人员说，他有德国足球有限公司的证件，但并不想向保安人员出示，只是晃动着手中的信封。他被保安人员请了出去。但舍尔曼先生也毫不含糊，公然威胁保安人员说，如果他想的话，可以让这位保安人员失业。他试图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他能对球员产生影响，进而可以影响到球队的保级或者降级，以至于会掌控俱乐部……
那些注册经纪人会很自觉地与那些非法经纪人保持一定距离。在圈子里，那些黑中介被称作是“黑羊”。迈克尔・贝克尔博士，作为德国国家队队长巴拉克的顾问和私人朋友，十分自觉地和那些所谓的经纪人协会保持一定的界线。“我不是什么经纪人，只是一名律师，并对我的球员进行职业上的合理建议。一个经纪人的工作往往是进行一次球员的转会或者是续签合同，并从中获取佣金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些球员，他们对于情况不甚了解，对于他们的经纪人能从俱乐部手里得到些什么一无所知。并且，现实情况是，从非洲、南美洲或者东欧球员身上，经纪人往往能得到比球员自己还要多的报酬。这些非法经纪人甚至为每个球员都准备好了一份内容相同的合同，上面明确地标明了经纪人的酬劳和种种不合理的剥削条约。
“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贫困地区的球员，也就是已经长时间和那些非法经纪人打交道的球员才会对相关法律略知一二，但大部分人实际上对几乎所有事情都一无所知。”勒沃库森体育主管沃勒尔解释说。而且这种情况也很难改变，因为人们有奉行惯例的习惯，也就是说，既然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不合理的开始，那么接下来的人就只能延续。多特蒙德的总缀
理瓦茨克形容目前通行的这种骗术为“一个时代的错误”。
“这里需要的其实就是团结一致，”作为霍芬海姆的赞助人，德国亿万富翁霍普对于那些所谓的经纪人也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往往会搜刮到令人难以想象的金钱：用厚颜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他建议采取一种固定收取佣金的制度标准，就像建筑师或者律师一样明文规定收取相应的报酬。
克里斯蒂安・塞弗特，德国足球联盟主席，向人们描述了德国足球的现实情况，实际上，经纪人收取着三方面的佣金：从转出俱乐部、转入俱乐部和球员本身。
建立一种足球佣金制度标准，就像霍普先生建议的那样，看起来比较可行。严格的规章制度必须要彻底地贯彻执行，以保持一个统一有序的足球环境。俱乐部和足协要负起报告监督不法经纪人的责任。佣金制度化真的可行吗?法兰克福的主席布鲁哈格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据我所知，当球员的父母们观看儿子们的比赛时，讨论的话题，比起孩子们在球场上的表现，更多的则是讨论他们各自的经纪人从中获得的酬金是多少。”
足球大腕也需要顾问?
不光是球员，像球队经理和教练一级的人物，比如前拜仁主帅克林斯曼，也有他们自己的私人顾问，而幕后牵线的隐秘人物，他们又有什么作用呢?
德国足协秘书长内斯巴赫曾表示过十分诧异，在表面现象的背后竟然会存在着那么多的内幕运作，他对此并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或许是难以开口吧。就像曾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刊登过的，一次对于萨默尔的授权采访，在这次采访中，他对于U21国家队的权力之争，国家队主帅勒夫和比埃尔霍夫之间的内幕进行了种种暗示，引发的各种猜想，使得国家队管理层被重新定义。
6月13日，采访刊登后的第四天， 场大辩论被正式引爆，并随后在6月20日由德国足协官方披露，使得这个国际上著名的足球专业协会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怀疑。德国足协主席旺齐格博士宣称：“我想知道事件的真相，我绝不允许德国足协被人操控。”博士在对《踢球者》的采访中承诺，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将和比埃尔霍夫、勒夫等人进行交流，“我们必须就内容和背景进行深入的讨论。”
是谁在背后进行着操作?
现在的足球大腕都有着各自的顾问团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现任德国主帅勒夫的私人顾问是埃特尔，前体育记者，自从1990年开始就是克林斯曼的私人顾问和朋友，自此为其大大小小的事情负全责，2006年世界杯期间，为当时的国家队主帅克林斯曼及其助手勒夫服务。球队经理比埃尔霍夫自从今年春天开始聘请前体育记者弗洛姆维特当顾问，后者当年曾作为社会公共关系负责人专为德国电信旗下的职业自行车队负责，几周前新任的德国汉堡主帅拉巴蒂亚也成为了其客户。35岁的霍弗尔是贝肯鲍尔的私人助理，足球皇帝是否上电视台的节目也要听从其安排。
“我既不是幕后操纵者，也不是足球经纪人，而是一个为客户提供公共关系交流服务的顾问”，弗洛姆维特对此解释说，他欣赏的是坦诚和透明度，希望他的合作伙伴也要有一定的责任感，一种对于公共形象的责任心。
虽然如此解释，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国家足球队经理也必须拥有一位私人媒体顾问，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作为德国足球权力中心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常人的眼中，他们应该算作精英人物了。但是弗洛姆维特的看法完全不同，“为什么一个董事会主席会需要一位顾问?因为外界的看法非常重要，因为不论是谁，并不能对于所有事情都有百分百的把握。”
他的工作内容是，为比埃尔霍夫进行日常和幕后的准备工作，例如为其准备报告和研讨会资料，但对于德国足协内部事务这一话题，用他的话来讲，“绝对是一个”。在德国的美因茨，弗洛姆维特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他曾在2007年春天成立了个叫做“B计划”的机构，曾经为德甲教练克洛普和拉巴蒂亚进行服务。以何种形式呢?“我无权奉告”弗洛姆维特回答说。但据拉巴蒂亚在一次访谈节目中透漏，这位前勒沃库森教练描述了德国杯决赛的前一天，弗洛姆维特一伙人已经开始进行着酬金分配的计算了。
对于这次丑闻，勒沃库森体育主管沃勒尔绝对的言辞犀利：“这让人呕吐。为什么他需要一位媒体顾问7”沃勒尔还攻击了他的老冤家比埃尔霍夫，“比尔和拉巴蒂亚一样拥有同一个顾问，这绝不是一个偶然。”拉巴蒂亚转投汉堡的事情值得关注，而交易是由米歇尔・塞尔完成的，正如汉堡的董事克劳斯向《踢球者》证实的那样，这位现在的经纪人，拉巴蒂亚在劳滕的前队友是一位没有注册资格的顾问。
当克林斯曼在4月27日被拜仁解雇的那天，他的朋友埃特尔也在场。他在会议室外静静的等候着，在会议室里，拜仁的董事会秘密地对克林斯曼宣布了俱乐部的决定。当会议室的门打开的时候，鲁梅尼格和俱乐部经理霍内斯不约而同地指责起这个在门外等候的顾问，说他要为克林斯曼的失误负很大责任，而其对此的反应是，“他们言过其实”。
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出生在马来西亚，读小学时就受排挤（他心里也一定有帕慕克的同感吧），结果小学就留了两次级，被叔叔嘲笑为“四分之三”，意思是脑残，智商是正常人的四分之三。后来黄有光就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成绩也只有六七十分，经常逃课，老师也不要看他。这个“四分之三”闲来没事就在当时世界经济学界最顶尖的期刊《政治经济学期刊》写点稿子玩玩，他发表了《为什么人们买——含有风险决策与支出的不可分性》，这篇论文让编辑十分震惊，以至于用稿通知上端端正正写着“黄有光教授”。这以后，那些教师都很汗颜，黄的考卷看也不看直接给高分。
黄有光后来被悉尼大学破格录取，学校跟他说，你这程度硕士你别读了，直接读博吧（把小学留的级补回来了）。后来黄有光成了经济学界的巨星，解决了“阿罗不可能定理”，并且他没事还写写武侠小说玩玩。
克鲁格曼在麻省理工学的是经济学，不过他对此不大感兴趣，整天去扑历史课，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偶尔看到他的文章惊为天人，立刻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克鲁格曼完成博士论文后去耶鲁任教，但在那里也郁郁不得志，连研究奖学金也丢了。有一次在一个国际顶尖的会议上，克鲁格曼读着自己的论文，谁也不注意他，都自顾自在交谈，可是慢慢地，会场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被吸引了，天呐，这人是个天才。这一刻，克鲁格曼成功了。
福利经济学有两个最有名的词语，其中一个是“埃奇沃思盒子”。它的创造者埃奇沃思的成功和克鲁格曼也很相似，在他毕业那会儿要参加一个口试，其中有个特别艰难的问题（估计是老师恶意刁难，他们自己都不会），他看了一眼就回答说，要俺说得简短点还是详细点？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整整半个小时，在场所有老师都目瞪口呆。
纳什17岁进入卡耐基·梅隆大学，先是学化学工程，可是他对机械制图什么非常不感冒；又转而学化学，又在定量分析上遇到麻烦。干哪行砸哪行。有个好心的老师说，那么你去学学数学吧。不久他就在顶尖的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发表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讨价还价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讨价还价对象居然是玩具、球和小刀（真是个孩子），编辑试图说服他改个例子也毫无用处。
提起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这“后贾巴尔时代”期间的雄鹿队，你会想到谁？鲍勃・丹德里奇？马奎斯・约翰逊？西德尼・蒙克利夫？
没错，这三人分别在不同时期都当过雄鹿队的领袖，且还都拿过球队得分王，应当被后人所铭记。布里奇曼跟他们都做过队友，从来没有拿过得分王，职业生涯最巅峰的赛季场均得分也不过就才17.6分而已。可是，在2008年雄鹿队建队40周年庆的队史20大球星评选当中布里奇曼却高居第7位，甚至排在了丹德里奇（11）和约翰逊（12）的前面，缘何如此？
想必，只是因为他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地一次次从板凳上站起，然后将全部青春都挥洒在了密尔沃基这块冰雪腹地上的缘故吧。
1953年9月17日，布里奇曼出生在位于印第安那州西北部的小城东芝加哥。东芝加哥始建于1865年，距离芝加哥只有大约28公里，濒临密歇根湖，人口3.9万（1980年），以钢铁、铸工、炼油、电车和运输器材等为支柱产业。1967年，不到14岁的布里奇曼进入家乡当地华盛顿高中学习，并且成为了参议员篮球队的一员。头一个赛季，他就帮助球队取得了29胜0负的战绩，然后顺利夺得印第安那州高中篮球锦标赛冠军。在那支冠军之师中，除了布里奇曼外当时还有他的哥哥萨姆・布里奇曼以及皮特・特洛戈维奇（后来就读于UCLA，在约翰・伍登教练手下打球）、蒂姆・斯托达德（此人后来作为投手在MLB有着相当成功的职业生涯）等，堪称是球队历史上的黄金一代。
四年后，布里奇曼从华盛顿高中毕业，他也终于第一次彻底远离了自己的家乡――路易斯维尔大学相中布里奇曼，然后他便背起行囊奔赴肯塔基州，成为了“红雀”当中的一员。
在路大，四年时间里布里奇曼总共代表球队打了87场正式比赛，场均出战32.4分钟，贡献15.5分、7.6个篮板，其中投篮命中率51.7%、罚球命中率77%。纵观“红雀”队史，似乎也就只有韦斯・昂塞尔德与达瑞尔・格里菲斯两人的成就比他高了。惟一的遗憾是，由于身边实在缺乏得力帮手，布里奇曼自始至终也没能带领球队创造历史，直到1980年，暴走的格里菲斯才帮助“红雀”赢得了校史第一个NCAA锦标赛冠军。
1975年夏天，就如同大多数天赋异禀的大学篮球天才一样，布里奇曼也在毕业后选择了站上NBA的选秀舞台，他在首轮第8顺位被湖人队选中。不过，这名身高1.96米的锋卫摇摆人却并没有代表“紫金军团”打哪怕是一场正式比赛便就被交易了。那是一次足以使联盟随之震动的交易――1975年6月16日，湖人在选中布里奇曼仅仅18天后就将他与戴夫・梅耶斯、埃尔默・史密斯、布莱恩・温特斯一起打包送去了密尔沃基，然后从雄鹿换来“天勾”贾巴尔和沃尔特・韦斯利。布里奇曼长达十年的雄鹿生涯也就这样开始了。
菜鸟赛季，布里奇曼就受到了主教练拉里・科斯特洛（这家伙曾经缔造过一项NBA纪录――在没有投失任何一球的情况下连续得到32分）的重用，他在常规赛期间出战81场，场均登场20.3分钟，贡献8.6分、3.6个篮板以及1.9次助攻。随后，从第二个赛季起，伴随着对这个赛场的逐渐适应，布里奇曼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高效超级替补”模式――在场均登场时间始终不超过30分钟的情况下，连续五个赛季总得分都超过了1000分（如若不是因为在1981-82赛季因为遭受伤病困扰只打了41场比赛的话，那么这一数字应该是九），其中最多的一年甚至还迫近了1500（1423）。
关于长时间打替补这件事，很多人都会问布里奇曼：“你不感到厌倦么？”对此，当事人自己倒是不觉什么，并且乐得其中。“嗯……是这样的，在NBA里总是会有这样一大群人，他们不是疯狂追星族的目标，更不会长时间为球迷们所津津乐道，但是却必不可少。我自认不是那种聚光灯时时都要对准的球员，所以甘愿做这些家伙身边的绿叶，并将它尽力做好。”布里奇曼说。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那个年代，雄鹿队在锋卫摇摆人这个位置上始终不乏好手，从丹德里奇到马奎斯・约翰逊，他们都比布里奇曼天赋要出众，得分能力要更强。尤其是约翰逊，他在密尔沃基足足压制了布里奇曼七年！当此情况下，后者还能一直做到赛季场均得分上双，不得不说，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雄鹿队一直都是NBA里东部的“准王者”，他们动辄就能闯进分区半决赛、决赛，却又每每总是栽倒在76人、凯尔特人的手里。1983-84赛季，密尔沃基人在东区决赛以大比分1比4不敌绿衫军进而与总决赛擦肩而过，这也让球队高层下定决心再次进行洗牌重建，布里奇曼就在这次的清洗大名单当中。1984年9与29日，时任雄鹿队主教练兼总经理的唐・尼尔森将布里奇曼与马奎斯・约翰逊、哈维・卡金斯一起打包，然后再加上部分现金集体送去洛杉矶，从快艇换来了特里・卡明斯、克雷格・霍奇斯以及里基・皮尔斯。当初选秀时布里奇曼就是被“天使之城”的球队选中，在外漂泊九年后，他还是又回来了。
可是……细心的球迷怕是也注意到了，布里奇曼仍然是同约翰逊在一起！在洛城他仍旧是只能作为这个职业生涯场均都能贡献20+得分家伙的替补。1984-85赛季，布里奇曼场均贡献13.9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得分上双。从1985-86赛季起，这位超级替补就再也不能全身心的将精力都放在赛场之上了，因为除了年龄增大、状态下滑等因素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接替鲍勃・兰尼尔，成为了NBA新一任、同时也是史上第六任的球员工会主席。
在1985-1988年间，布里奇曼总共在工会主席这个位子上工作了将近三年，期间虽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作为吧，不过他继兰尼尔之后继续监督“工资帽制度”的施行情况，直到阿利克斯・英格利什、伊塞亚・托马斯相继接任，却也很好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就如同在赛场上一样，在这个舞台布里奇曼仍旧只是一片绿叶。
1986年8月，在为快艇效力了整整两个赛季之后布里奇曼又被交易了，这次他来到萨克拉门托。可是在这笔交易发生仅仅两个多月之后国王队就将他裁掉了，待到新赛季开始，布里奇曼顶着球员工会主席的头衔，但却无球可打。
这样尴尬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隔年年初，还是老东家雄鹿向自己的这位昔日功勋替补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同布里奇曼相继签订了两份短合同，期间布里奇曼总共出战34场，场均出战12.3分钟，贡献5.1分。赛季结束后，33岁的他正式宣布退役，留下的是12年职业生涯总共得到11517分、抢下2995个篮板、送出2066次助攻、685次抢断、220次盖帽，这样一串数字。其中10个赛季效力于雄鹿，至今布里奇曼都还保持着代表雄鹿队出场场次最多的纪录（711场）。另外，在总得分（9892）、总抢断（607）、进攻篮板总数（826）、防守篮板总数（1816）、投篮命中总个数（4142）这几项技术统计榜上，他也都能排进队史前十。
退役后，布里奇曼又在球员工会主席这个位子上工作了半年多时间，待到1988年2月新任主席英格利什正式走马上任，他才暂时脱离了和NBA这个圈子相关的一切工作。可是离开赛场后又该干些什么呢？布里奇曼再次陷入了思索当中。“对我而言，我不想一直就那么呆着或是靠打高尔夫消磨时间，必须要参与到一些事情当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感到自己还有价值，这也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于是，布里奇曼将目光对准了商界。过去一直身处在NBA这个大染缸当中，他见到了太多的金融失败――很多球员在运动生涯内赚了不计其数的金钱，但在退役后却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布里奇曼不希望自己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同时他还想用自己的经历给后代球员们一个正确的生活引导。
“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布里奇曼说，“因为当你在35岁选择跳到商界时，你的同龄人都已经在这个圈子里有10到15年的经验了，该怎么尽快缩小这个巨大差距？需要想些办法。”
不得不说，布里奇曼端的是一个有头脑的家伙，他找到了前雄鹿队老板吉姆・菲茨杰拉德――后者是个一直都同NBA有着密切联系的成功商人，并曾在1976-1985年间拥有雄鹿，几乎是与布里奇曼的效力同步，两人之间的私交也非常好。布里奇曼问菲茨杰拉德如果投身商界的话那么自己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然后这位当时已经是勇士队老板之一的大佬一针见血地指出：快餐！并点名说看好Wendy’s的发展前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快餐业的竞争在美国日趋激烈，麦当劳为保住自己老大的地位，可谓是花费了不少心机，这也让Wendy’s的创始人迪布・汤姆斯很难有机可乘。后来，汤姆斯改为选走隙缝路线，既然麦当劳把自己的主要顾客定位于青少年，那么Wendy’s就把顾客定位在20岁以上的青壮年群体。同时，为了吸引顾客，汤姆斯还在汉堡的肉馅重量上做足了文章每个汉堡上，他都将其牛肉含量增加了零点几盎司。看起来是个不怎么起眼的改变，可就是这一举动为Wendy’s的成功带来了契机，并逐渐成为了日后与麦当劳叫板的有力武器。
而布里奇曼，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按照菲茨杰拉德的指点成立了自己的专属食品公司――布里奇曼食品责任有限公司
起初，布里奇曼只是致力于和那些资金并不雄厚、运营也不够成熟的同行业小公司展开合作，待到羽翼渐丰之时，他才开始向Wendy’s进军。1995年，Wendy’s的年营业额达到37亿美元，已经发展到了在全球拥有3200多家连锁店，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上升到了15%，直逼麦当劳坐上了全美快餐业的第三把交椅。布里奇曼呢？他则也拥有了16家Wendy’s分店的特许经营权。从1987年正式宣布退役起只是过了不到十年时间，布里奇曼就从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到攀上这样的高度，发展如此之快也让那些已经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家伙们对其赞不绝口。比如Wendy’s时任的首席执行官艾美尔・布罗利克就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非常荣幸能和朱尼尔・布里奇曼先生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管理者。”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1988年，雄鹿队还在MECCA中心为布里奇曼昔日所穿的2号球衣举行了退役仪式，也算是对这位兢兢业业为密尔沃基篮球奉献了十年青春的老兵给予一种回报吧。
投身商界近30年，如今布里奇曼已经60岁，他的产业也是越来越大，公司已拥有超过11500名员工。去年，布里奇曼与今年夏天刚刚宣布退役的前活塞队球星昌西・比卢普斯又联手收购了位于圣路易斯地区的30家Wendy’s餐馆，这也让他所拥有的Wendy’s分店个数来到了196家，为Wendy’s公司第二大加盟商。如若再加上Chili’s与Fazoli’s呢？2012年，布里奇曼还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了全美第18富的黑人。可以说，迄今为止恐怕还没有哪个NBA球员能在退役后在商界取得像布里奇曼这样的成功吧？以至于连他昔日在雄鹿的队友帕特・卡明斯甚至都怀疑说：“朱尼尔到底是更适合打篮球呢还是经商呢？我疑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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