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资本结构 财务杠杆利益 影响因素 管理
资本结构是指公司各种资金的来源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是筹资决策的核心问题，筹资决策的目标是确定最优资本结构，以求得公司价值最大化，达到公司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最低。公司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公司的自有资金，它是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负债；对外增加股权基金。相对于负债资金来说，我们把自有资金和股权基金统称为权益资金。因此，资本结构的选择也就是对权益资金和负债资金在整个资金比重中的权衡，以确定本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
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相关因素分析
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指当公司有负债、租赁或优先股时，债务利息、租金和优先股股利等固定支出将会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并对普通股股东收益产生的影响。负债是公司产生财务风险并引发财务杠杆效应的根源，在公司资本总额、息税前利润相同的情况下，负债比例越高，财务费用越大，财务杠杆系数也越大，公司的财务风险也越大，公司可以获得的财务杠杆利益也越大，当公司息税前利润略有增加时，普通股每股收益增加速度也会越大；如果公司没有负债，不承担固定性财务费用，公司就没有财务风险。因此公司负债比例应以多大为宜，这没有也不应该有统一的标准。要看公司能够或者愿意承受多大的财务风险，那些对经济发展前景比较乐观，并富于进取精神 ，喜欢冒风险的企业可以安排比较高的负债比率 ，而那些对宏观经济未来趋势持悲观态度 ，或者一惯以稳健著称的企业 ，则使用较少的债务资金。
经济周期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既不会较长时间的增长 ，也不会较长时间的衰退，而是在波动中发展的。这种波动大体上呈现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的阶段性周期循环，即为经济周期。一般而言，在经济衰退、萧条阶段 ，由于整个宏观经济不景气，多数公司经营举步维艰，财务状况常常陷入窘境，甚至恶化，经济效益较差。在此期间 ，公司应尽可能压缩负债 ，甚至采用“零负债”策略。而在经济复苏、繁荣阶段，由于经济走出低谷，市场供求趋旺，大部分公司的销售顺畅利润水平不断上升。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适当举债用于扩大生产、拓展市场。
市场竞争环境因素
债务融资非常强烈地直接受到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很容易波动，而一旦波动就会使企业陷入不利的境地。即使处于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的公司，因各自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同 ，其负债水平也不应一概而论。因此，一个合理的公司，一个有竞争力的公司首先是内部融资，其次才是向外举债最次的方法是增资扩股。因为只要举债，作为债务人就要受到债权人非常强烈的约束。一般来说，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垄断性行业的公司 ，由于公司的销售不会发生问题，生产经营不会产生较大的波动 ，利润稳中有升，因此 ，可适当提高负债比率 ，以利用债务资金，提高生产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巩固其垄断地位，而对于一般竞争性公司，由于其销售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价格易于波动，利润难以稳定，因此，不宜过多地采用负债方式筹集资金。
企业行业因素
行业因素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行业的竞争程度不同，不同行业的产业壁垒高低不等，产业集中度存在差异，集中度越高，竞争性越弱，就可以有过多的负债，反之负债就越少；不同行业的风险也不同，风险等级较高的行业因为有许多不确定性存在，应适度举债，其负债率较低，反之负债率较高；资产结构能以多种方式影响企业的融资渠道，比如拥有较多流动资产的公司更多依赖流动负债来筹集资金，资产结构中无形资产所占比重较多的公司，其破产成本较高，所以以技术研究开发为主的行业则负债较少。不同的行业，由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内容不同，其资金结构相应也会有所差别。商品流通企业因主要是为了增加存货而筹资，而存货的周转期较短，变现能力较强，所以其负债水平可以相对高一些，而对于那些高风险、需要大量科研经费、产品试制周期特别长的企业则不宜过多地利用债务资金。
公司规模
公司的规模越大，说明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也会越广，业务的广泛性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从而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越小，破产成本也就越低；反之，公司的规模越小，公司破产的可能性越大，破产成本也就越高。Kim 指出，公司的破产成本与公司的资本结构密切相关，破产成本低的公司倾向于负债融资，因此公司的规模应与公司负债融资的比例正相关。
制度因素
制度性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股东结构和激励机制等。股权结构不一样对资本结构的关注点差别很大，即使是同样的行业、同样的财务指标在美国市场，公司决策者可能更愿意选择债务型融资，而在我国可能更倾向于股权型融资。从股东结构来看，国有股、法人股、社会流通股、外资股有着不同的融资方式选择偏好，进而对资本结构有着不同的关注重点。从另一个角度看，控股股东、控市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价值取向也不一样，追求的目标也不完全一样。控股股东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融资，从而尽快收回资产成本，甚至取得盈余，至于融资后公司的经营如何，控股股东有时并不关心。显然这种动机影响到公司正常的融资以及公司目标的实现。控市股东追求的是资产价值的稳定增长，表现为追求股票价格的上涨，所以他们希望上市公司的业绩能够稳定成长。而中小股东的目标基本上是投机，他们不会真正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资本结构的安排会对公司的经理阶层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是与公司的价值连在一起的。
资本结构的衡量指标
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很多，但不同因素对不同公司影响力度的差别是很大的，不同企业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的资本结构，而衡量资本结构好坏的指标一般用财务杠杆利益。
财务杠杆利益是指公司运用负债对普通股收益的影响额。因此，财务杠杆利益就成为衡量企业资本结构，评价公司负债经营的重要指标。其计量公式如下 ：
普通股利润率 =投资利润率 +负债股东权益×投资利润率-负债利率×（1-所得税税率）
由该式可以得出：当公司全部资金为权益资金，或当公司投资利润率与负债利率一致的情况下，公司不会形成财务杠杆利益。当投资利润率高于举债利率时，借入资金的存在可提高普通股的每股利润，表现为正财务杠杆利益。当投资利润率低于举债利率时，则普通股的利润率将低于税后投资利润率，股东收益下降，表现为负财务杠杆利益。因此要取得理想的财务杠杆利益，保持公司较好的资本结构，可以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降低企业负债利率两个方面来达到目的。 因为公司投资利润率与财务杠杆利益呈正方向变动 ，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正财务杠杆利益的提高。 公司负债利率与财务杠杆利益呈反方向变动关系，降低负债利率能增加财务杠杆利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财务杠杆利益并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只是既定财富在投资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分配。
资本结构的管理
由于负债会给公司带来双重影响，适度负债可以使公司获得财务杠杆利益和税收利益，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但过度的负债又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因此，公司必须权衡财务风险与财务杠杆利益之间的利弊关系，确定最佳的资本结构。所谓最佳资本结构就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能使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公司价值最大的资本结构。从理论上来说最佳资本结构是存在的，但在现实中，由于融资活动本身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公司内部状况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难以准确地显示出存在于财务杠杆、每股收益、资本成本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寻找最佳资本结构有是相当困难的，所以选定的资本结构往往只是相对的最佳。公司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确定自己的最佳资本结构：
融资的每股收益分析
每股收益分析是利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进行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又称每股盈余无差别点，简称EBIT-EPS分析法。它是指普通股每股收益不受融资方式和资本结构影响的销售水平或息税前利润水平，是不同融资方式和资本结构下每股税后收益均相同的销售水平或息税前利润水平的均衡点。资本结构的合理与否，通过普通股每股收益的变化来判定，一般来说，能使每股收益提高的资本结构就是合理的资本结构；反之，则表明资本结构不够理想。当公司的销售水平或息税前利润水平正好达到无差别点时，无论哪一种资本结构均是合理的；当公司的销售水平或息税前利润水平高于无差别点时，由于财务杠杆的作用，公司可选择负债水平较高的资本结构；反之，当公司的销售水平或息税前利润水平高于无差别点时，公司则应选择负债水平较低的资本结构。
比较公司资金成本
财务管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然而只有在风险不变的情况下，每股收益的增长才会直接导致股价的上升，实际上是经常随着每股收益的增长，风险也加大。如果每股收益的增长不足以补偿风险增加所需的报酬，尽管每股收益增加，股价仍然会下降。
所以，最佳资本结构应当是在此资本结构下公司总价值最大，并且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比较公司总价值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确定最佳的资本结构。
公司市场总价值=公司股票总价值+公司债券总价值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税前债务资本成本×债务额占总资本比重×（1-所得税率）+权益资本成本×股票额占总资本比重
从上述公式中可以分析出，在没有债务的情况下，公司的总价值就是其股票的市场价值。资金成本就是其股票资金成本，当公司用债务资本部分地替换权益资本时，一开始公司总价值上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下降，当债务资本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公司总价值最高，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此时，再增加债务资本，公司总价值便会下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又会上升。
1 自来水总公司档案管理的现状
广东潮州自来水总公司主要经营供水业务，是一家典型的国有中型企业，承担着为市区居民供给自来水的重要任务，为潮州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供水保障。自1971年以来，潮州市自来水总公司已经下属设有三家自来水厂，全市日供水能力由原来的29万吨增加到44万吨，有效地解决夏季用水高峰期市区供水紧张的问题，不过由于业务量巨大，要求自来水总公司能对自己的业务有效地管理，因此自来水总公司的档案资料管理工作必须做到周全，以方便管理人员随时核查所记录的公司业务。公司档案立卷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第一，上级机关颁发的相应的法规命令、指示决定、决议通知、任免计划、统计年报表、预决算方案以及其它规章制度等；第二，公司给上级部门的请示报告、工作计划和对下级部门的批复；第三，公司同相应单位的业务来往信件、协议合同等；第四，公司党政会议的实时记录、纪要、决定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第五，公司制定的计划方案、统计报表、预决算记录以及工作总结；第六，公司各种专业会议的记录、文件、会议总结纪要以及相应的与会材料；第七，其它具有信息价值的公司材料。当前随着自来水总公司文书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加快，公司档案信息逐步实现数字化和网络化，引入了计算机检索，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
2 自来水总公司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档案资料信息不全面
档案资料必须做到严谨、规范和准确，然而许多基层部门并不重视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提供的档案资料以图方便为原则，业务记录填写准确度低，原始文书档案的数据有很多缺失，档案资料信息很不全面。
2.2 档案管理信息化程度低且缺少统一管理
自来水总公司业务范围大，完整的档案信息能记录下公司负责的地下管网信息、设备信息、用户信息，为公司业务的顺利展开提供准确的信息参考，所以档案管理必须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然而公司的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很多档案管理仍然依靠传统的纸质档案和手工管理，档案收集整理、档案保管编研以及档案的统计利用过程出现步骤繁琐、人工失误率高等效率低下等问题，而且许多宝贵的公司工程设计图纸等由于保管条件有限而逐步老化遗失。这些问题都必须通过提高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来解决。另外，公司下属的分公司之间的档案缺乏统一管理，许多档案资料只集中于行政部门，工程文件主要在施工部门，这些部门之间档案信息的共享处于闭塞状态，公司需要对档案信息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形成生产、运行、收费以及用户服务一体的专业系统。
3 加强自来水总公司档案管理的创新策略
3.1 重视自来水总公司档案管理
自来水总公司管理层要高度重视档案管理工作。档案管理要实现责任制，管理有明确的步骤、有清晰的任务划分、有合理的责任分配。档案管理的软硬件投入也需要得到保障，软件的保障主要是档案管理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建设要得到保障，硬件的保障主要是公司档案管理设备要及时更新换代，配备扫描仪、计算机、防磁柜等先进的管理设备。档案管理的安全工作也要做好，做好防火、防水和防潮的工作。档案载体要及时更新换代，引入先进的档案载体，如档案盒、光盘档案、优质纸等。
3.2 提高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
信息化时代要求公司的档案管理工作要提高信息化水平。自来水总公司档案管理系统要引入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思路先进、管理功能齐全、管理性能稳定、管理界面友好、管理操作方便，实现档案资料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从而提高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如自来水总公司可为每一台供水机电设备设立相应的电子档案，其运行中的各个参数都能通过电子档案实时查询核对，公司对该设备的运行情况就有全面的了解。
3.3 提高档案管理的使用效率
随着城市供水规模的不断扩大，自来水总公司的档案管理所记录的信息可以为城市供水规模扩大再生产提供信息参考，例如某些供水工程积累下了相对全面的施工设计档案资料，这些可靠的技术参数档案能为再次供水工程的施工设计提供准确参考，从而节约设计工期，提高工效，从而提高了档案管理的使用效率。
关键词：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公司特质；影响因素
一、文献综述
对于公司特质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公司特质则主要包括公司规模、公司业绩和财务杠杆等。Chow，Chee W.和Wong-Boren，Adrian对墨西哥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水平正向影响，而财务杠杆对其影响不大。于团叶、张逸伦和宋小满（2013）以我国创业板公司为例，经实证研究得出公司规模，营运能力和财务杠杆都与自愿性披露水平负相关。Hossain，Perera 和Rahman（1995）对新西兰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以及财务杠杆显著都对自愿性披露有正向影响。契约理论认为为了显示与业绩不好的公司有所不同，吸引资金，业绩好的公司倾向于进行更多的自愿性披露。黄珊珊（2013）对股本排名前100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经过回归分析证明公司业绩越好自愿性披露水平越高。
以上可以看出，对于公司特质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本文将从公司规模、财务风险、盈利能力、成长性以及所处行业五个方面来研究它们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希望能够丰富相关理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公司规模
对于大公司而言，结构复杂，层级众多，因此其委托关系相对于小公司来说更具复杂性。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良后果，管理层更有压力和动力向外界披露更多的信息。
假设1：公司规模越大，自愿性披露水平越高。
（二）财务风险
根据资本结构的MM理论，有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会随着财务杠杆的提高而提高。因此为了降低资本成本，满足外部债权人的信息需求，上市公司有动机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传递良好的盈利能力以及未来预期。
假设2：财务风险越高，自愿性披露水平越高。
（三）盈利能力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理论，一个公司盈利水平越高越有自信向外界传递更多信息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避免股票的价值被市场低估。
假设3：盈利能力越高，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就越高。
（四）成长性
为了达到生存发展的目的，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因而公司管理层将会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以获取更多投资者的信赖和资金。
假设4：成长性越好，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就越高。
（五）所处行业
一个企业所处的行业若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则缺少同行的压力，认为无论怎样都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发展，因此不想费力去披露信息赢得外界的好感。
假设5：所处行业越好，自愿性披露水平越低。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201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A股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从中剔除以下样本：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和ST类上市公司，剩下401个样本。所需数据来源于深证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因变量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完善的考察和评价，考评结果分为A、B、C、D四个等级，本文将这四个等级分别赋值为 1、0.8、0.6和 0.4，用来表示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三）自变量
本文选择用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用长期资本负债率（长期负债/（长期负债+股东权益））来表示财务风险，用权益净利率（净利润/股东权益）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用总资产增长率（（期末总资产-期初总资产）/期初总资产）来表示公司成长性，对于行业变量，本文把所处行业设置成一个虚拟变量，若上市公司属于垄断性行业则取值1，反之取值0。
（四）控制变量
本文加入以下控制变量：国有股比例（国有股股数/总股数）、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数/总股数）和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人数）。
（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数据通过相关分析与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分析后，结果显示数据相关性很好，且没有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因此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所有自变量带入模型中进行计算得到回归结果如表4.2所示。，模型总体调整 R方为0.164，表明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的16.4%，而以前学者的研究模型的拟合度大都在 10%-25%之间，因此，本文的结果是有证明力的。F统计量的值为9.507，而且显著，说明模型具有回归效果，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从表可以看出，公司特质中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因变量影响显著，成长性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因变量影响显著，财务风险和行业变量对自愿性披露水平影响不显著。
（三）实证结果分析：
由多元回归结果可知，公司规模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财务风险和自愿性信息披露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财务风险和自愿性披露不相关，这与Chow，Chee W. 和Wong-Boren，Adrian的研究结果一致。从前面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出，所选样本公司大多数财务风险都不高，这就可能导致企业在进行自愿性披露的时候不会把财务风险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所以造成财务风险对自愿性披露水平没有影响。公司业绩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有正向作用，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公司成长性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所处行业垄断性和自愿性披露负相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实证结果的符号和预期是相符的。这种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深市主板上市的垄断性企业都是一些优秀的企业，虽然外部竞争压力小，但是他们依然有动力披露自愿性信息，展现自身优点，树立更好的企业形象。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成长性是影响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的重要因素，且它们都和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研究发现公司特质中的财务风险和所处行业与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不相关。
根据以上相关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组建投资公司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一种形式，以资产为纽带，整合各镇（含开发区，下同）水厂（公司）的资产。并根据市政府《关于深化市属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政发[]53号）文件精神，坚持规范操作和因事制宜相结合，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资产重组
（一）市城司和各镇自来水厂的资产管理部门，是资产重组的投资主体和组织主体。
（二）各镇自来水厂（公司）的资产需经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评估结果在各企业内部公示。
（三）各自来水厂（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需报市财政局或镇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四）按照政策进行资产调整和剥离，剥离明细需报市财政局或镇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五）市城司和各镇自来水厂资产管理部门以各自剥离后的净资产为股份，合资组建投资公司。
三、资产处置
（一）各水厂欠交的各种社会保险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单位中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补偿金，征土保养工费用，工伤、职业病患者和六十年代下放职工的费用，职工遗属的保养费、职工置换身份安置费等按照市政府《关于深化市属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政发[]53号）办理。
（二）关于各水厂的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的处置：
为了使资产重组在同一平台上实施，凡水厂房屋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不齐全的，需在市自来水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后立即办齐“两证”，权属为市自来水投资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证全部办理为出让土地的使用权证。两证办齐后，再进行股份调整。
四、关于置换职工身份和经济补偿
（一）市自来水公司的职工身份为市属全民或大集体性质，七大镇水厂职工置换身份经济补偿标准按政发[]53号文件执行，其他各水厂置换职工身份由各镇根据各镇企业改制政策实施。职工安置补偿费从净资产中一次性剥离。
（二）市城司负责市自来水公司职工身份置换和经济补偿工作，其他各自来水厂职工身份置换和经济补偿工作，由各镇负责。
五、公司创立工作
关键词：高管薪酬；成本；公司治理
引言
人类社会的分工总是在不断瓦解和细化。对于那些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便管理公司的权利所有者，他们常常从经理人市场中寻找具有相对优势的人，将经营权让渡于他们，以换取他们的精力和能力来保证公司的运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委托关系。在企业的委托关系中，成本是委托人和人双方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有效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成本，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契约常被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公司的成本水平是否与高管薪酬水平之间存在联系？高管获得了激励后是否会努力降低成本？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就2013年的A股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展开研究，考察高管薪酬对成本的影响，研究成本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自私人假设和激励两个角度出发研究高管控制权、高管薪酬水平和公司成本之间的相关性。
一、文献综述和假设提出
（一）委托理论和成本理论
由于委托人与人的天然利益存在差别，在两者的利益冲突在得不到有效的制度安排调节的情况下，人管理者的行为就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会造成危险：公司管理者可能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牺牲了股东财富；管理者们可能会利用控制权将自己的薪酬水平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之上；可能实施没有收益但可以增强自身权力的投资等等。而这些危险形成了成本。
面对上述委托关系当中的危险，委托人通常通过设计监督机制和激励契约去解决它。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随其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使得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和激励契约本应发挥的激励作用大打折扣，这无疑又增加了成本。
（二）关于高管薪酬与成本的研究综述
Jensen和Meckling（1976）主张高管的薪酬激励正是控制公司成本的良药并指出高管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利益。但Morck等（1988）、Jensen（1993）质疑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高管的薪酬契约并非完全有效。而在Bebchuk等（2002）、Bebchuk和Fried（2003）的研究中，高水平的高管薪酬更可能是来源于高管的自私人行为的结果。国内诸多学者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加深对成本与高管薪酬之关系现状的了解。如李增泉（2000）发现，持股制度虽然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但大部分的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都比较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研究假设
由于对高管起激励约束作用的激励契约中大部分形式难以量化、数据不便获取，因此本文选取了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高管股权性报酬来对高管薪酬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高管的自利动机和激励角度出发，研究高管所获得的货币性薪酬和高管股权性薪酬的对总资产周转率的影响，从而研究对成本的影响。
在激励合同的设计过程中，股东通常可以通过自己的控制权力来使自己的利益和高管的利益一致，约束和激励高管按照自己所期望的策略行动。同时，激励合同还会受到人的议价能力和来自于市场的平衡力量的限制。在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激励制度的安排趋于最优。如果契约达到最优水平，在委托关系当中高管的薪酬水平应当与公司业绩无关。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基于最优契约理论，高管薪酬与成本无显著相关。
并不是所有的激励合同都能达到股东的预期，降低成本水平。由于高管获得的补偿水平是由相关的会计收入所决定，在同样的薪酬水平之下，固定工资收入能给高管带来比股权收入更大的效用，因此高管们更青睐风险较低、固定现金收入较高的风险项目；另一方面，股东的财富来自于投资组合多样化的收益，他们不满足于稳健的投资项目，追求较高水平的投资回报率，因此股东们的风险规避态度是中性的。
为了使高管的行为结果符合自己的预期，股东可能将公司的剩余索取权赋予高管，促使他们在那些收益较高风险较大的项目上下功夫。Anget.al.（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成本与高管获得的股票基数补偿呈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Frye（2001）发现并且给出了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会因为较多的股权激励得到优化的证据。由此，本出以下假设：
假设二：根据自私人假设，高管从货币性薪酬中得到的补偿越大，成本越高，即高管的货币性薪酬与成本正相关。
假设三：从激励角度出发，高管从股权性薪酬中得到的补偿越大，就越有降低成本的动机，即股权性薪酬与成本负相关。
二、研究设计和样本选取
（一）变量设计和说明
成本变量使用总资产周转率（Sales/Assets）来衡量，为总收入和总资产之比，用来衡量高管对资产使用的效率，此方法是用资产的无效或低效率使用造成的损失来替代成本，是成本的反向替代变量。
高管薪酬变量使用高管总薪酬（T）、高管货币性薪酬（Cash）、高管股权性薪酬（Stock）来衡量，它们分别表示高管货币性薪酬与高管股权性薪酬之和，公司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总额，高管持股的期末市值。
控制变量使用资产负债率（D/A）、员工总数（E）、公司规模（Size）和股东总数（Shareholders），它们分别表示公司年末的负债总额同资产总额的比率，年末公司的员工总数，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和年末股东户数。
随机变量用随机误差（μ）来表示，代表线性回归分析中由于解释变量被忽略、变量观测值的计量误差等问题产生的误差值。
（二）模型设计
针对前文提出的三个假设，本文设计了如下几个模型以供验证。为了验证假设一，本文选择分别以资产周转率为被解释变量，以高管总薪酬为解释变量，以资产周转率、员工总数、公司规模、股东户数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Sales/Assets=λ0+λ1T+λ2D/A+λ3E+λ4Size+λ5Shareholders+μ
为了验证假设二和假设三，寻找不同形式的高管报酬与成本之间的相关性，本文选择以资产周转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以高管货币性薪酬和高管股权性薪酬为解释变量，以资产周转率、员工总数、公司规模、股东户数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Sales/Assets=λ0+λ1Cash+λ2Stock+λ3E+λ4Size+λ5Shareholders+λ6D/A+μ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2013年所有的A股（非ST）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剔除了高管薪酬为零的，数据存在明显缺失的，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多元金融等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的数据。最终本文确定372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iFinD，使用的数据处理软件和统计软件是Excel2007、Access2010和SPSS19.0。
（四）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1显示，本文所选取的1765个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中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平均值为510.24万元，而股权性报酬的平均值大大高于前者，为83122.34万元。从成本的反向替代变量来看，总资产周转率的平均值为0.474332，反向说明了成本还处于较高水平，公司治理效率并不高。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回归分析
在将收集到的数据集输入统计软件SPSS19.0后，本文对前文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首先考察总报酬与成本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又针对高管货币性薪酬、股权性薪酬与成本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
表2的结果显示，总报酬与总资产周转率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其系数为负值，表明了总薪酬激励会导致成本的增加。通过表3我们可以看出，高管的货币性薪酬与总资产周转率存在负相关关系，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二，即高管货币性薪酬与公司成本存在正相关关系。
解释变量“高管股权性薪酬”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了尽管在当前股权性激励力度大、水平高的情况下，股权性薪酬对提高公司治理绩效的作用并不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股权激励的形式多种多样。这说明了仅从数量水平上提高高管股权性薪酬是远远不够的，要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也许还应当从股权性薪酬结构的改善入手。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总薪酬激励、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①我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总报酬与成本的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总报酬设置是失效的，其金额虽已达到较高水平却未实现相应的激励作用。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当前薪酬机制的深思，尤其是那些一味地依赖涨薪酬以期提高公司治理绩效的股东们。
②数据和实证分析告诉我们，不同形式的高管薪酬与成本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同的。高管股权性薪酬所带来的激励与成本是负相关的，这说明了报酬总额固定的情况下，提高高管股权性薪酬可以降低成本，尽管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高管股权性激励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当前的股权激励结构设置不当。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货币激励方式对成本是有显著影响的，并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提高货币性薪酬并不能促使高管提高公司治理绩效。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降低高管的货币性薪酬，使其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从而使成本减少公司价值获得提升。
本文的研究试图从理论方面和实务方面为国内高管薪酬研究贡献微薄之力。首先，本文所进行的分析过程以及结论可以为反驳当前希望不断提高高管薪酬的论调提供依据。从自私人假设出发，若高管通过利己行为控制自己的薪酬水平将其提高，那么高水平的薪酬便不会带来相应的激励效果，故成本也不会因此被降低。其次，从薪酬的构成角度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货币性与股权性薪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并对进行货币激励和股权激励的具体形式进行深入思考。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探讨了高管薪酬对成本的影响，并未就如何建立一个有效激励的高管薪酬制度给出具体的改进的建议。
参考文献：
[1]吴育辉，吴世农.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会计研究，2010，（11）.
[2]林浚清等.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公司绩效和治理结构[J].经济研究，2003，（4）.
[3]杜胜利，翟艳玲.总经理年度报酬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J].管理世界，2005（8）.
【关键词】 自由现金流； 公司负债； 股权集中度； 两职合一
一、引言
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股东和管理层的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都在致力于减少成本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股东和管理层的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路变得更加清晰。例如，廖理、张学勇（2008）实证研究了家族企业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与过度负债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分离度越高，过度负债越严重，并且他们认为过度负债是大股东掏空的手段之一，而分离度的提高则增强了大股东掏空的动机。肖作平（2010）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关系，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关系是因为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使得其在筹资中避免债务约束。此外，公司治理结构的低效也使公司的债务筹资成本增加，获得负债较为困难。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风险的动机与公司负债融资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考察了自由现金流与公司融资决策的关系，并检验了内部人控制程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从而在理论上为加强公司治理，更好地解决公司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问题提供了参考。
二、文献回顾
Jensen & Meckling（1976）从产权理论和理论角度对在股权分散条件下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股权分散的条件下，由于经理人只持有公司的一部分股票，所以他们只享有了付出自身努力而使企业价值增加的部分收益，同时也只承担了耗费公司资源获得利益而产生的部分成本，所以，经理人手中的股权比例越低，其付出自身努力增加企业财富的动机越弱，挪用公司资源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动机就会越强，成本就此产生。国外很多文献对在股权分散条件下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成本的机制进行了研究，比如薪酬激励计划、鼓励并购的协议、使用负债融资提高破产的可能性、利用利息支付或股利支付来减少自由现金流量以及引入大股东克服小股东的“搭便车”问题等等（Grossman and Hart，1980）。
之后的研究发现，股权分散化的假设条件其实并不一定成立。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中，也存在持股比例超过50%的大股东（Shleifer and Vishny，1988）。Shleifer & Vishny（1986）认为大股东有足够的动机来监督经理人员，从而克服搭便车现象，并且大股东可以通过足够的投票权对经理人员施压，以权斗争和接管的方式惩罚经理人员。但是，股权的集中又可能导致大股东以侵害中小投资者的方式获取自身利益，尤其当控制权超过现金流权时，这样的动机就会变得比较强烈（Shleifer and Vishny，1996）。
La Porta et al（2000）把管理者和控股股东称之为“内部人”，外部投资者（包括债权人和少数股东）面临着投资收益被内部人侵占的风险，而有效的公司治理则作为一种制约内部人和保护外部投资者的机制，使得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受到内部人的侵占。
负债约束经理人员、降低股东与经理人员的成本的作用被称之为负债的公司治理效应。Grossman（1982）认为，负债融资增加了公司破产的可能性，为了避免公司破产，侵占股东利益的经理人员就必须作出符合股东利益的决策。Jensen（1986）认为，经理人可以将自由现金流进行无效率的投资，并从中获取私人利益，而负债迫使经理人将多余的现金流以利息形式支付，从而降低了自由现金流的成本，在这个方面，负债相比股利支付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在银行信贷作为负债融资主要形式、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银行作为大投资机构，能够发挥对公司更加专业以及更加有效的监管作用（Shleifer and Vishny，1996）。
三、研究假设
Jensen（1988）认为，企业留存的大量的自由现金，增加了经理人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经理人有可能把这些现金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从而扩大企业的规模，构建“个人帝国”，获取私人收益。因此，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可能增加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成本。股东为了减少这样的成本，一般会要求以股利的形式把自由现金流返还股东手中，但股利的支付并无强制性，股利政策也可以变化，对经理人的约束效果并不理想。负债具有还本付息的强制性，负债融资可以使自由现金以利息和本金的形式流出，从而限制了经理人可以自由支配的公司资源，并且，负债的增加导致企业破产的风险加大，从而迫使经理人员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而不只是短期私人收益的提高。
如果负债作为一种对经理人员的约束机制减少了自由现金流，那么当经理人员的权力较大或者“内部人控制”程度较高时，自由现金流提高所带来的负债水平增加的效应将会被削弱。内部人控制程度可以从股权集中度和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这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在股权集中的条件下，控股股东实质上掌握了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因而可以基于自身的利益对公司的财务决策施加影响。同时，控股股东为了保证自身对公司事务的表决权，就会避免股权融资所带来的稀释效应，由此倾向于采用负债来解决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Harris and Raviv，1988）。但是，负债融资也可能会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限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掏空动机的控股股东便会有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动机，这也是对Jensen（1986）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拓展（Du and Dai，2005）。由于股东的有限责任，终极控股股东可能会利用业绩不好的子公司的破产来保护并增加其他子公司的价值（Bianco and Nicodano，2006），并且，负债可能难以有效约束终极控股股东，在银行信贷监管效果较差的环境下，大量的负债不仅未能有效制约控股股东，反而增加了控股股东的控制资源，助长了掏空行为（Faccio et al，2001）。Shleifer and Vishny（1996）认为，当公司股权集中，大股东的存在能对经理人形成有效的制约与监督，而股权的分散会使经理人掌握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内部人控制随之被增强。
Fama（1983）认为，在普通股剩余索取权类型（common stock residual claims）的企业中，如果把“批准与监督的决策”和“发起与执行的决策”相分离，就可以起到有效减少经理人道德风险的效果，而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监督是一种很重要的机制。因此，当两职合一时，即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由同一人担任时，经理人员间的制衡和监督就会被削弱，内部人控制就会被增强。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和相关理论分析，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假设1：随着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公司负债水平上升。
假设2a：股权集中度越小，自由现金流提高所带来的负债水平增加的效应将会被削弱。
假设2b：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导致自由现金流提高所带来的负债水平增加的效应将会被削弱。
四、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样本为我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时间区间为2007—2010年。按照惯例，剔除了相关变量不全的样本，剔除ST和PT样本，并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做了Winsorize处理。本文涉及的主要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使用的统计软件是Excel2007和Stata11.0。
（二）模型设定
由于负债中存在大量的商业信用即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应付款项，而这些不能反映管理层在投资项目中的融资决策，因此本文拟使用短期借款和长期负债之和在总资产中的比例对负债水平进行衡量，即以其作为被解释变量。
为验证假设1，构建模型1如下：
Ltdi，t= ？琢 +？茁1Freecashi，t +？茁2Assetmti，t + ？茁3Operroai，t + ？茁4Clri，t
+？茁5Growi，t+？茁6Ici，t+？茁7Taxshdi，t+？茁8Sizei，t+？茁9Qi，t+？茁10Riski，t+？孜i，t
为验证假设2a和假设2b，引入两个股权集中度、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自由现金流的交互项，由此构建模型2如下：
Ltdi，t=？琢 + ？茁1Freecashi，t +？茁2Sh10i，t + ？茁3Duali，t + ？茁4Freecashi，t
×Sh10i，t+？茁5Freecashi，t×Duali，t+？茁6Freecashi，t×Sh10i，t×Duali，t
+ ？茁7Assetmti，t + ？茁8Operroai，t + ？茁9Clri，t + ？茁10Growi，t + ？茁11Ici，t
+？茁12Taxshdi，t+？茁13Sizei，t+？茁14Qi，t+？茁15Riski，t+？孜i，t
对于负债的影响因素，西方学者不仅从基于MM理论的节税收益和破产成本出发进行了研究，还从行业特征、公司规模、盈余波动性、经营杠杆等公司特征以及行业特征进行了分析，因此本文采用以下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解释如下：Ltd：短期借款和长期负债之和在总资产中的比例；Freecash：自由现金流；Sh10：当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低于25%分位数时取1，否则取0；Dual：当公司年度样本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取1，否则取0；Assetmt：资产的期限结构；Operroa：总资产经营利润率；Clr：资产的可抵押率；Grow：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Ic：利息保障倍数除以100；Taxshd：非债务税盾（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Size：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Q：托宾Q；Risk：净利润的在样本期间的标准差与期望值之比除以100。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本文拟采用混合面板的估计方法，面板数据包含了1 064家公司，其中拥有连续数据的公司占15.62%，缺一年数据的公司占29.51%，其他缺失类型的公司占了54.87%。对基本模型进行F检验，P值小于0.0000，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还发现，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0.4，说明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四）实证检验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自由现金流Freecash的系数显著为正。一方面，我国的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大多处于控股股东的超强控制下，自由现金流增加了经理人员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控股股东（或作为控股股东的政府部门）为了约束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便会使用负债来降低成本，在自由现金流较高的企业中，会进行更多的负债融资。另一方面，自由现金流较高的企业，基本上是成长性较低，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本身信贷风险相对更低，银行信贷的成本也就相对更低，从而会更倾向于负债融资。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即自由现金流越高，负债水平越高。
接下来，为验证假设2a和假设2b，采用两个指标度量了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人控制”程度。使用Shrhfd10表示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并构建Sh10虚拟变量，当Shrhfd10低于25%分位数时取1，表示内部人控制较强，否则取0；构建了Dual的虚拟变量，当公司年度样本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取1，否则取0。回归结果见表3。
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自由现金流Freecash的系数显著为正，而自由现金流与股权集中度的虚拟变量的交叉乘积项F*Sh10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股权集中度下降时，削弱了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带来负债水平提高的效应。另外，自由现金流与两职合一的虚拟变量的交叉乘积项F*Dual的系数不显著，表明两职合一对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带来负债水平提高的效应影响不显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F*Sh10*Dual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两职合一的情况进一步增强了股权集中度对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带来负债水平提高的效应的削弱程度。负债融资可以作为控股股东制约经理人员道德风险行为的方式，控股股东对经理人员的制衡显著，当股权较为分散时，内部人控制程度上升，自由现金流增加带来的负债上升的效应被削弱，而当两职合一时，经理人员的内部控制程度加大，会进一步削弱这种效应。但是两职合一本身对自由现金流增加带来的负债水平上升的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假设2a和假设2b基本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稳健，在反映内部人控制程度的变量上，变更反映股权集中度的变量，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进行验证，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所以可以认为本文所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理论早已成为当今经济管理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如何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更好地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现债务治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股东与管理人员的问题中，由于债务水平可以降低管理者的自由现金流水平，并给予管理人员经营压力，从而从客观上达到一定的治理作用。
本文的研究证明，负债作为一种对经理人员的约束机制减少了自由现金流的成本，当经理人员的权力较大或者“内部人控制”程度较高时，自由现金流提高所带来的负债水平增加的效应将会被削弱。随着自由现金流的增加，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动机上升，负债水平越高。但是，内部人控制对这一影响效应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用股权集中度和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来衡量内部人控制的程度。即股权集中度下降会使负债水平随自由现金流的上升而下降；两职合一后，管理人员的控制能力上升，使得这种效应也进一步下降。本文的结论为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减小内部人控制，进一步更好地解决股东与管理层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胡援成，刘明艳.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面板数据分析[J].管理世界，2011（2）.
[2] 胡奕明，谢诗蕾.银行监督效应与贷款定价[J].管理世界，2007（5）.
[3] 李明辉.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对股权成本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6年数据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9（2）.
[4] 廖理，张学勇.全流通纠正终极控制者利益取向的有效性——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8（8）.
[5] 沈红波，张春，陈欣.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公告的信息含量——自由现金流量假说还是优序融资假说[J].金融研究，2007（12）.
[6] 汪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J].经济研究，2003（8）.
[7] 肖作平，廖理.大股东、债权人保护和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10）.
[8] 肖作平.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政府干预与资本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0（5）.
[9] Andrei Shleifer and Vishny.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7（52）：737-783.
[10] Fama E F， M Jensen.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88）：301-325.
关键词：河北省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公司价值怎么
怎么
一、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设立股份制企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成立分别于1990年12月，1991年4月成立，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开始。河北省首家上市公司于1994年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自此河北省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股份制改造以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截至2009年12月31日，河北省共有正常上市公司36家。河北省企业虽然较全国其他各省上市较晚，但发展迅速，现代企业制度日趋完善，对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本文以2001年~2009年期间的河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这些公司的内部治理状况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二、 研究背景
所有权结构是公司内部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公司控制权的分布及委托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公司的价值。现有文献中，关于所有权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关系尚有争论。早在1932年，Berle和Means就提出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虽然被很多学者得以证实，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Demsetz（1983）则认为所有权结构是公司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进行博弈后内在选择的结果，与公司绩效间并无明确的关系。
董事会在公司的经营决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内部治理机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董事会的特征研究包括许多方面，比如董事会的规模，董事会的独立性，领导权结构及董事会会议次数等。Mork，Shleifer和Vishny（1988）发现董事会的规模与公司价值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Yermack（1996）研究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托比Q值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MacAvoy和Millstein认为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公司价值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董事会的重大事项都是通过董事会会议实现的，董事会会议的频率和效率直接影响着公司治理水平和公司的价值。Lipton和Lorsch（1992）认为董事会会议与公司价值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Jensen（1993）则认为董事会会议往往是于事无补，与公司业绩无关。
公司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交易契约所形成的一种法律实体。在这些契约关系中，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关系则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经营者的首要责任就是对所有者负责，既要维护股东利益，又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股权结构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大股东与高管层之间两股势力相互斗争、相互妥协，如何通过高管层薪酬设计实现股东的目标则成为研究的另一个焦点。大部分关于高管薪酬与公司价值关系研究的文献都是基于委托理论：通过薪酬安排，可以使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趋同，通过减少二者的利益分歧而降低成本，从而实现公司价值的提高。因而高管的薪酬与公司业绩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对高管人员有着显著的激励效应（Barro，1990）。
三、 研究方法
本文着重运用非平衡面板模型来研究河北省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
1. 数据来源。为研究河北省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河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文章以2001年~2009年期间河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共有公司37个，共计290个样本点。分析数据均来源于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国泰安数据库，从中提取出2001年~2009年的数据,经过加工整理后形成本文的分析数据。为了尽可能确地发现河北省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包括所有权结构、董事结构、高级管理层激励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运用stata10.0进行回归分析。
2. 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为进一步检验河北省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与公司价值的内在关系，利用河北省上市公司的面板经验数据，本文建立以下多元回归模型：
TOBINQit=α0+α1LNSIZEit+α2LEVit+α3SSRit+α4DUALit+α5INDEit+α6BSIZEit+α7MEETit+α8INCOMEit+α9MSRit+ε（1）
其中：i=1，2，…，37；代表第i个截面观察单位。
t=2001，2002，…，2009；代表第t个时间序列观察值。
TOBINQ为托宾Q值，为被解释变量，用于衡量公司价值，用年末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价值。
SSR，DUAL，INDE，BSIZE，MEET，INCOME，MSR均为解释变量。本文主要从所有权结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激励三个方面考查河北省上市企业公司内部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SSR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DUAL为虚拟变量，衡量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以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作为衡量基准，当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是，赋值为1，当两职分离时，赋值为0；INDE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衡量董事会的独立性；BSIZE为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当年末公司董事正式成员的人数，衡量董事会规模；MEET为公司年度董事会会议的次数，用于衡量董事会的执行强度。高管层激励一般存在两种形式：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INCOME为公司高管前三名的年度薪酬总和，衡量高管层的薪酬激励水平；MSR为公司高管层持股比例之和，衡量公司高管层的股权激励水平。
LNSIZE，LEV均为控制变量。LNSIZE代表公司规模，用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LEV为财务风险，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定义为公司年末总负债与年末总资产的比例。
四、 实证研究结果
1. 描述性统计。股权结构方面，河北省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47.57%，以国有股为主，股权高度集中。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比例较小。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情况较少，290个样本中，只有21个样本存在着二职合一，93%的公司都是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会的人数介于5到15人之间，平均值为9.38，符合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大于5人小于19人的规定。其中49个样本公司董事会人数为偶数，占总样本的16.9%，241个样本公司董事会人数为奇数，占总样本的83.1%。为避免重大决策表决时出现僵持局面，国际上流行采用奇数规模的董事会人数。独立董事的比例为31%，其中2006年以前样本有148个，其均值为27%，2006年之后（包括2006年）样本有142个，均值为35%。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新公司法第123条要求“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新公司法定对独立董事职权、责任体系、比例等有了更明确的规定，因而独立董事的比例有了较大的提高。董事会的会议次数均值为7.8次，最少的为2次，最多的为31次。2. 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本文采用计量非平衡面板数据的非平衡面板模型（Panel Least Squares of Unbalanced）来估计公司内部治理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以克服平衡面板数据模型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对上述结果进行了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选择的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适用于本文的计量问题。
数据模型选择的样本包括2001年间~2009年间有完整数据的河北省上市公司，最终得到这样的公司共37个,九年共计290个样本点。
根据回归结果，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的价值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河北省上市公司以国有股权集中为主，国有股权的集中对提高公司价值有正面影响。290个样本中，只有21个样本存在着二职合一，93%的公司都是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回归结果并未发现二职合一与公司价值虽然正相关，但并不显著。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价值也是正相关，但不显著。董事会的规模与公司的价值在负相关，但并不显著。董事会的会议次数与公司价值在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在0.05水平显著正相关。高管层的薪酬与公司价值虽然正相关，但并不显著。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河北省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与公司价值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现有文献相一致。河北省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以国有股、国有法人股为主体，“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明显，说明政府依然在企业治理过程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随着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建立，河北省上市公司能够随着环境变化不断自我调整，结合企业自身情况进行必要的组合、制度安排和创新，治理机制更加灵活、开放，更能适应企业经营社会化。虽然具有一股独大的典型特征，但并未影响公司的发展，反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如何将企业的竞争优势保持下去，继续结合企业的具体内外部环境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独特的符合市场竞争机制的内部治理机制则尤为重要。
研究表明，董事会建设方面，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价值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我国，频繁的董事会可能是企业经营业绩不佳的表现，根据谷祺和于东智（2001）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在绩效下降后通常会增加董事会的会议。据此可以推断，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更倾向于因公司绩效下降而开会。可见，董事会会议不是一种主动行为，而是一种被动行为，高频率的董事会会议可能是对公司业绩下滑的一种反应（Vafeas，1999）。针对这一普遍现象，董事会会议应从被动逐步向主动调整，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河北省大部分的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都是二职分离，两职分任能避免权力的过于集中，有效的保证董事会和经理层履行职能,增强两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中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日趋规范的过程，随着2006年新公司法的实施，独立董事职权、责任体系、比例等有了更明确的规定。2006年之前，河北省上市公司的的独立董事平均值仅为27%，2006年之后，这一比例提高到35%，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明显。公司价值与董事会规模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公司价值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而下降。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加，会议上董事们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就要增加，决策耗时则更长，成本则更大。基于此，对于河北省上市公司而言，董事会的规模应该根据公司的行业性质，公司的规模等因素进行合理调整，既要考虑到决策的科学性，又要兼顾决策的时效性和协调效率，以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
河北省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薪酬水平与股权激励水平平均值都不高，但差距较大。管理层持股对公司价值有着显著的影响。通过股权激励，经理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得以提高。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及经营环境的要求，建立起符合实际需要的激励机制，降低成本，最终实现公司价值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Nikos Vafeas. Board meeting frequency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9, （53）： 113-142.
2. Yermack, D.. Higher Market Valuation of Comp- anies with a Small Board of Directo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6,（40）：185-211.
3. 陈勇，廖冠民，王霆.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5，（2）：158-159.
4. 谷祺,于东智.公司治理、董事会行为与经营绩效.财经问题研究，2001，（1）.
5. 胡勤勤,沈艺峰. 独立外部董事能否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世界经济，2002，（7）.
6.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与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4,（2）:63-74.
【关键词】广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关于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Fayez A.Elayan,lammy S.C.Lau和Thomas Meyer(2001)的研究表明CEO收入水平与公司规模、杠杆使用和业务风险正相关。Weisbach（1988）John和Senbet（1998）发现，由于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往往在董事会中占有席位，所以在薪酬问题上最能起作用的是独立董事。Santerre和Neun（1986），Dyl（1988），Firth（1999）的研究表明，股权分散会导致管理层的权力更大，他们会倾向于给自己更高的报酬。Korr&Kron(1992)，Mehran(1995)利用不同行业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了经理薪酬和股票期权与产业收益、市场收益以及持股者虚拟变量之间的关系、经理报酬结构、索取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等。Westphal与Zajac（1994）研究了政治和社会因素对CEO薪酬的影响，并用其来解释采取长期薪酬激励计划的原因。
国内学者关于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魏刚（2000）通过分析1999年4月30日前公布年报的816公司的数据，认为年度报酬、高管持股和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相关，公司规模与高管人员报酬显著正相关。刘国亮、王加胜（2000）分析了199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年报，认为董事会构成对经理报酬有显著影响；经理报酬受高管人员持股水平和公司绩效影响比较显著。李增泉（2000）研究了1998年上市公司年报中具有高管人员薪酬数据的公司，他认为经理人员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并不显著；资产规模对年度报酬有显著影响；行业因素影响高管持股比例，但不影响年度报酬；国有股比例影响年度报酬。赵西萍（2002）分析了1998和1999年首发股票的上市公司121家，认为董事会构成对经理报酬有显著影响；高管薪酬受高管人员持股水平和公司绩效影响比较显著。刘斌等（2003）分析1997-2000年披露高管人员薪酬和相关业绩数据的上市公司共76家，CEO薪酬变动率与总资产净利率变动比率、营业利润率变动比率有显著相关；营业利润率变动影响CEO薪酬增长，总资产净利率变动影响CEO薪酬下降。
从现有国内外文献上看，关于高管薪酬水平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公司业绩、公司规模、高管持股比例等指标的选取方面，实证检验不够全面，检验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大多数学者都选取全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直接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但事实上，高管薪酬的地区差异性很大，全国样本的检验结果不一定适用于各个地区，而且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直接采用多元回归法会影响某些因素的解释力。为了减少这种局限性，本文以2001―2006年广西上市公司为样本，先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因子，再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主因子与高管薪酬水平的相关关系，通过广西上市公司6年数据的检验，发现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因素，为制定高管薪酬激励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提出假设
本文根据2001―2006年广西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01、02年19家，03年21家，04―06年22家），手工收集所需的财务数据。研究样本涉及通讯业、化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能源电力业、食品加工业、医药制造业、旅游业、零售业、机械制造业及综合类等十一个行业。
根据高管薪酬的相关理论和参考现有国内外学者对高管薪酬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委托―理论和分享理论都认为公司业绩是衡量高管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管理者应通过提高公司业绩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2002年证件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也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应建立人员的薪酬与公司绩效和个人业绩相联系的激励机制”，“上市公司对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应当成为经理人员薪酬及其他激励方式的依据”。因此，提出假设：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公司负债规模与高管薪酬水平存在相关关系。
根据委托―理论，作为委托方的股东总是试图降低其与人之间的成本，而适当举债使资产负债率偏高，有利于抑制管理者的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给管理者造成一定的偿还压力，降低成本，影响管理者薪酬水平。因此，提出假设：公司负债规模与高管薪酬水平存在相关关系
假设3：公司风险与高管薪酬水平存在相关关系。
从理论上，管理者承担的风险越大，收益就越高，但如果公司风险很大，被合并或破产的可能性就很大，这是委托人股东不愿意看到的，这就会加剧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影响到高管的薪酬水平。因此，提出假设：公司风险与高管薪酬水平存在相关关系。
假设4：公司市场价值与高管薪酬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根据委托―理论，市价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成果，这也决定了管理者的薪酬水平。另外，效率薪酬理论认为高管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是实际薪酬的函数，既然市价的提高与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密不可分，那么市价会影响高管薪酬也就不言而喻。因此，提出假设：公司市场价值与高管薪酬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5：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水平存在相关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很多方面，如从两职合一（即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上看，众多研究表明兼任将导致总经理获得更高的报酬；从董事会规模上看，Core等(2005)发现董事会规模越大，外部董事的年龄越大，外部董事在三个以上公司兼任董事的时候，高管的报酬更高；从监事会规模上看，能够反映出普通职工对薪酬决定的参与能力；从独立董事的比例上看，如果比例大，董事会的独立性就强，可以减少内部人控制的机会，过高的薪酬水平就可以得到控制；从董事长领薪上看，如果董事长不在公司领取报酬，那么他与公司的利益关系就会减弱，薪酬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提出假设：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水平存在相关关系。
假设6：公司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水平存在相关关系。
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有几方面，从国有股比重来看，国有股比重大，必然会对高管薪酬的制定有限制作用；从股权集中度来看，股权越分散，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就越大，往往能得到优厚的报酬；从管理层持股比例来看，魏刚（2000）发现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水平与所持股份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提出假设：公司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水平存在相关关系。
假设7：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规模大的公司高管人员的管理工作要比规模小的公司更加复杂，并且承担的责任更大，根据公平理论，一个人会将自己的报酬与付出投入程度相比较，只有相当时才会感觉到满意，因而高管会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偿，相应的，公司也有能力支付较高的报酬以激励高管。因此，提出假设：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设计
本文将对高管薪酬的内部影响因素做实证研究，由于内部影响因素较多，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为了避免直接多元回归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首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主因子，以便用较少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尽量做到指标之间彼此不相关，各指标代表的信息不重叠，然后再用提取后的主因子即公共因子与高管薪酬总额做多元回归分析，以发现公司内部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根据上文的假设，设计了相关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如下表所示：
三、实证研究
（一）因子分析模型
设原始变量x1，x2，…，xm，这m个变量可以归结于n个方面，每个方面即为一个因子，于是有n个因子：F1,F2,…,Fn(n≤m)，则各因子与原始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成：
X1=b11F1+b12F2+…+b1nFn+e1
X2=b21F1+b22F2+…+b2nFn+e2
┆
Xm=bn1F1+bn2F2+…+bnnFn+em
写成矩阵形式为：X=BF+E。其中，X为原始变量向量，B为因子负荷矩阵，F为公共因子，E为残差向量，表示某个变量不能被公共因子包括的部分。
（二）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2可知，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为816.099，达到1%水平显著，表明总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值越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表2中KMO值为0.559>0.5，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袁季和王丽萍,2008）。
从表3可以看出各变量和因子的方差贡献情况，在默认值下，系统要求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故从16个原始变量中提取了6个因子，其解释原始变量的程度达到79。043％，可以认为这里对因子的提取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表4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中的前四个变量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表明第一个因子只需由年末负债、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年末市值这4个变量加以解释；同理，第二个因子需由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这两个变量来解释；第三个因子需由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流通股比重这三个变量来解释；第四个因子需由财务风险、总风险这两个指标来解释；第五个因子需由董事长是否领薪、管理层持股比例这两个因子来解释；第六个因子只需由两职合一这个指标来解释。为了方便对主因子命名和解释，我们选取解释力较高的原始变量作为命名主因子的依据，具体因子命名如下表：
（三）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得到主因子后，以6个主因子为自变量，高管薪酬总额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方程：Y=a0+a1F1+a2F2+a3F3+a4F4+a5F5+a6F6+e，其中e为随机误差项，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法)进行检验。
（四）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公司规模F1、公司业绩F2、高管对公司的关注度F5与高管薪酬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公司规模越大，业绩越好，高管对公司的关注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越高，而高管规模F3、公司风险F4、两职合一F6等因素对高管薪酬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四、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一）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关系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年末负债、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年末市值等因素能够很好的解释公司规模，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影响高管薪酬水平的因素中，公司规模的影响最大，并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7成立。这个结论与国内外学者的检验相一致，如Fayez A.Elayan,lammy S.C.Lau和Thomas Meyer(2001)的研究表明CEO收入水平与公司规模正相关，魏刚（2000）通过分析1999年4月30日前公布年报的816公司的数据，认为公司规模与高管人员报酬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的扩大，必然会伴随着资产、负债、收入、市值的增长，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经营范围都不是单一的，涉及到众多行业和领域，而作为掌握经营管理决策权的高管人员来说，也热衷于通过收购、兼并、举债、扩股等方式扩大公司规模，这是追求高薪酬的一种心理驱使。广西上市公司同样也反映出这种特点。
（二）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关系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每股收益与净资产收益率能够很好的解释公司业绩，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1成立。这个结论与魏刚（2000）、李增全（2000）、刘善敏（2003）等的检验结果不一致，他们认为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相关，而Lewellen等(1970)、Mehran,H. (1995)等人实证研究支持理论的主张，高管人员的薪酬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相关。这说明用不同时间、地区的数据检验，结论不一定相同，薪酬水平受区域影响显著，2004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上市公司排行分析－公司高管薪酬排行》中，也证实了在经济发达地区，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不显著，而在广西等地区，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也说明了在广西，高管薪酬水平能够体现公司业绩，薪酬激励效果较好。
（三）高管对公司的关注度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关系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董事长是否领薪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能够解释一个主因子，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若董事长在公司领取薪酬，则高管薪酬会提高，原因是如果董事长不在公司领取报酬，他与公司的利益关系就会减弱，相对而言，他对公司的关注可能会减少，其薪酬也会弱化。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呈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高管持有股份后，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和公司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就会尽可能投资回报高的项目，以获得超额报酬。这个结论得到了张俊瑞等人（2003）的证实。
（四）高管规模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关系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董事会规模与监事会规模能够很好的解释公司的高管规模，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对高管薪酬无显著影响。这个结论与古灯晖（2007）的检验不一致，他认为，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与董事会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与肖继辉（2005）的一致，董事会规模对高管人员的薪酬没有影响。对于监事会规模的实证结论与我国大多数学者对此的检验一致，监事会的治理效率不高。董事会规模与监事会规模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检验结果表明：广西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治理机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董事会的运行流于形式，并没有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行使决定高管薪酬水平的职权，监事会的监督作用也没有体现出来，弱化了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
（五）公司风险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关系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财务风险和总风险能够很好的解释公司风险，其中，总风险是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综合反映。回归结果表明公司风险对高管薪酬无显著影响。这与Fayez A.Elayan，lammy S.C.Lau和Thomas Meyer(2001)的研究不符，他们认为CEO收入水平与公司规模杠杆使用和业务风险正相关，周立(2003)也认为经理人运用财务杠杆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理应得到更大的经理人补偿。这说明，在投资决策中，广西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小的项目，以规避风险带来的经营压力。但从回归来看，风险影响高管薪酬的能力不强，可能是由于衡量风险的指标在计算上的误差造成数据带入模型后显著性弱化，也有可能是因为广西上市公司数量较少，涉及的行业却很广，不同行业的风险差异较大，作为混合样本放入模型使得风险因素解释力受到影响。
（六）两职合一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关系
根据回归结果，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则高管薪酬水平会较高，两着成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公司，由于决策比较集中，从而公司有较高的绩效，因而获得更高的薪酬。但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显著。从样本量的统计来看，广西上市公司两职合一的情况很少，有的上市公司是根据国有公司改制形成，大多数高管人员是行政任命，即使两职分离，也只是形式上的分离。另外，董事长或总经理通常兼任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决策的最高领导者，具有绝对权威，这导致董事长与总经理依然是实质上的“两职合一”，因此，两职合一不能显著影响高管薪酬水平。
参考文献
[1]Coles.J.L.,N.D.Daniel,and L.Naveen,Boards:Doed One Size Fit All[D].2005,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Lewellen,W.G.&Huntsman,B..Managerial pay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710-720.
[3]Mehran,H.Executive compensation structure,ownership,and firm perform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5,38:163-184.
[4]Michael Tracey，Mark A Vonderemse.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Strategy Formulation:Keys to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1999(17):411-428.
[5]古灯晖.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人员薪酬影响的实证研究[N].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
[6]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3).
[7]肖继辉.有关经理报酬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5(5).
[8]袁季,王丽萍.我国股市泡沫的衡量及预警监控体系的构建[OL].中国证券网，2008(3).
20__年市城管局成立以来，根据国家、省、市出台的一系列推进市政公用行业改革的政策文件，通过学习研究，我们逐步明确了局系统市政公用事业改革的思路，03年开始初步启动了局属单位的改革工作。一年多来，省建设厅领导多次深入我局调研市政公用改革情况，对我局改革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这次接到省建设厅召开“全省城市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工作会议”的通知后，我局领导非常重视，组织专门人员，将近年来市政公用事业改革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汇总整理，并认真研究了20__年的工作安排。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局市政公用事业改革主要做法
（一）组建专门机构，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并制定改革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及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我局连续两年将改革列为全局工作重点，成立了由局长崔金刚挂帅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局机关和局属各单位成立专门机构。为推进局改革工作，近两年来，就市政公用产业化经营、供水公交等公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出让、市政维护及环卫作业方式等问题，我们多次有针对性地赴外地调查研究学习取经。在此基础上，经反复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局及所属各单位提出具体改革设想和方案，初步启动了全局事业单位改革工作。
（二）以供水公交两家企业改制为突破口，摸索积累经验，推动全局公用事业改革
20__年开始，按照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我们明确了以供水、公交两家公用企业的改制工作为突破口，带动全局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工作的思路，开始积极探索供水、公交两家公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通过省市经贸洽谈会和省香港投洽会以及各种渠道，供水、公交开始同国内外投资商广泛接触。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供水、公交分别确定了合作伙伴，两家企业改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供水总公司于20__年4月与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签定了合作意向书，并于04年12月26日正式签定了出资协议书。20__年11月初，在我市首界投洽谈会上，公交总公司与香港仲良签定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市公交总公司整体改制。
（三）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全面启动局属事业单位改革工作
04年6月和9月，省市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城市市政公用事业改革的意见》（省政府33号）及《关于加快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石政发[20__]61号）两个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市政公用行业及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的原则、时间、配套政策及改革程序等，对推进我局改革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抓住这一重要机遇，采取分类指导、一事一策、依法推进的办法，启动了局系统事业单位改革工作。
(四)积极探索，多措并举，创新内部机制，改变作业方式，全面深化市政公用行业的改革
在以公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启动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工作的同时，我们在建立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也进行了认真研究。
一是在改革环卫及市政养护作业方式上进行了有益尝试，初步探索了管干、管养分离。市环卫管理处大力推进环卫作业市场化改革，去年共完成了600万平方米民办道路清扫保洁权的拍卖，从而在民办道路清扫保洁领域结束了过去政府部门统揽包干、管干一体、运动员裁判员不分的历史，提高了城市管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清扫质量。去年我局还创新了道路维修管理办法，对市政设施日常维修实行项目管理，通过改革过去沿袭多年的维修模式，大大提高了维护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市政设施的完好水平，实现了市政管理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根本性转变。
二是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招商引资，带动事业发展。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总场积极谋划了沼气收集利用项目，将填埋气体收集后发电，经过几轮洽谈，已和韩国东国珠式会社达成了初步投资意向，该公司拟投资48亿韩元（3000万人民币）。若合作成功，初步计划今年底完成一期工程。
三是在部分单位转企改制、全面推向市场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从改革内部分配、用人用工制度入手，创新机制，为将来走向市场打下基础。二环路管理处面对二环路收费暂停、大量人员无事可干、冗员过多的形势，没有上交矛盾，而是将管理处、收费站两个机关进行了合并，压缩机关人员，充实一线；用人上，实行了竞争上岗、择优聘用；分配上，采取企业化管理的办法，将干部职工的工资卡收回，根据绩效进行二次分配；用工上实行流动式管理，极大地激活了内部管理机制，增强了干部队伍的紧迫感和 危机感，提高了干部队伍应对市场、谋求发展的能力。
三、市政公用各单位改革进展
1、供水总公司
市供水总公司属国有大型二级企业，截止20__年底，共有职工3391人，资产总额14.68亿元，总负债6.51亿元，净资产8.17亿元。20__年6月，改制方案正式形成，并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其基本框架是：成立母子公司式的供水集团公司，下设供水有限公司、供水实业有限公司、水业科技有限公司、给排水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和供水物资有限公司。通过引资和职工持股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有资产进行产权多元化运作，初步拟定占公司资产量最大的主业子公司，即供水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及比例为：国有51，社会投资者33～35，内部职工14～16。完成国有资产的产权置换后，可盘活国有资产4.67亿元，占供水集团公司净资产总额的49％。
20__年10月，经过政府有关部门论证和修改，原市体改委预批了供水总公司的改制申请。目前，已完成清产核资工作，除不良资产的核消正在按程序进行及部分土地未办完手续外，资产评估工作基本完成。经过多轮的磋商洽谈，合作伙伴已确定，由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购买供水总公司33的国有资产，20__年12月26日，___市供水总公司、省建设投资公司及供水总公司职工代表三方正式签定出资协议书，臧市长、艾书记、蒋市长等市领导出席了签字仪式，供水总公司的改革工作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目前，新公司正式改制方案和集团公司章程已拟定，并报国资委审核。劳动合同和子公司章程等正在同律师共同审议修改，近期就劳动合同事宜与劳动部门协商。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国企改革有关程序加紧后续工作。
2、公交总公司
市公交总公司属国有中型企业，截止20__年底共有职工5411人，营运车辆1619辆。公交总公司通过外方控股的方式进行改制。20__年11月初，公交公司与香港仲良集团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市公交总公司整体改制。基本框架是：利用外资和职工出资，将公交总公司的国有资产进行置换，整体改为由外资控股的集团公司。改制后香港仲良持股51％，公司职工持股29％，国有参股20％。香港仲良以人民币等值外汇出资，公交职工以现金出资，国有以实物出资。
公交总公司的改制方案04年6月17日由市国资委进行了预批，改制方案及职工安置方案已经过公司职代会通过。目前清产核资工作已基本完成，国资委对清产核资损失核销情况作了批复，专项审计报告已报国资委。资产评估工作正在进行，除土地额两块涉及分割的问题外，其余现场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按国企改革程序继续进行：一是尽快完成土地评估和资产评估工作。二是与香港仲良公司尽快研究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注册资金、权利和义务等合资企业合同和章程有关内容，为完善改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职工持股方案奠定基础。三是律师事务所完成改制文件后，尽快上报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3、市政建设总公司
根据省市有关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指导意见及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文件精神，借鉴省内外市政同行转企改制的实践经验，结合公司实际，采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一步到位，国有资产全部退出，改制为民营公益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拟定4000万元，经营范围不变。改制后的新公司将按照经营者持大股、骨干多持股、职工自愿参股入股的原则设置股权结构。
市政建设总公司的改制请示经我局初审后已报市政府，发改委同意后，主管市长已批示同意，我局根据事业单位改革程序已预批同意筹备，今年我们将按照程序进行下步工作。
4、市政设计研究院
市政设计研究院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初步提出了改制设想。一种方案是国有资本完全退出，设计院整体改制为民营科技型有限责任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拟定200万元，经营范围以市政工程设计咨询为主，改制后的新公司按照管理层持大股、骨干层持中股、员工自愿入股的原则设置股权结构。另一种方案是在现有人员基础上，重新组建设计公司、造价咨询公司、监理公司、审图公司、综合服务公司等几个公司。目前，最后方案尚未确定。
5、桥西污水处理厂
根据国家、省、市关于污水处理行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我局排水管理处所属的桥西污水处理厂计划进行改制，04年底以来，排水管理处与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进行了多次接洽，双方就合资合作事宜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按照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兼顾国家、单位、职工三者利益的原则，拟由省建投、排水总公司(排水管理处)、职工共同投资经营桥西污水处理厂，三方原则上按照6：2.5：1.5的股本比例合资组建污水处理公司，由新公司收购桥西污水处理厂固定资产净值，并投资建设桥西污水二期工程。这个方案我们已报市政府待批。
另外，市环卫处下属的环卫机械厂、服务公司、洗车公司等经营性事业单位也已研究制定了本单位改制方案，改革设想为国有资本全部退出，转企改制一次完成，组建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正进一步修定完善。
四、存在问题
省政府33号文件和市政府61号文件印发的非常及时，也有一定的操作性，但在个别地方也存在衔接问题。比如33号文第十九条规定：“城市市政公用各行业国有资产处置、变现的收益，应首先用于支付本行业的改革费用，剩余或不足部分，在城市市政公用各行业之间统一调剂使用，行业之间统一调剂仍不够的，用改革专项资金解决。”但在市政府61号文件中关于改制成本支付上没有这样的精神。单位效益较好的，能如数上缴各种费用的按照程序进行没有问 题。但我局市政建设总公司等单位，家底薄、效益差或无净资产，无力支付改制成本，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会影响到事业单位改革整体进程。另外，我局各单位普遍担心相关部门对文件执行问题，尤其是劳动保障部门。
五、20__年工作设想
20__年全局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总体设想是：通过开放资本市场、市政公用行业经营市场以及养护维修和环卫作业市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途径多样化，初步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过政企分离、管干分离、经营与执法分离，创新市政公用行业管理机制和运营机制，提高市政公用行业整体效益；通过建立规范的市场监督体系、有效的监管措施，发挥好政府监督调控作用，调动起投资者积极性，推进市政公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05年具体目标为：
1、按照国企改革程序，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完成供水总公司和公交总公司两家企业的改制工作。
2、争取年内完成桥西污水处理厂改革工作。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