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 乡村叙事 “新变”
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的乡村叙事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从启蒙到后启蒙，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批评家们不断地变换着概念，尝试去解读乡村叙事这一迷人而眩惑的文学显现，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赵园的《地之子》、范家进的《现代乡村小说三家论》、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叶君的《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等，可以看作是乡村小说叙事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相关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但这些研究也存在某些明显的缺憾，如对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呈现出来的“新变”，没有做充分的确认；在对“新变”进行某种价值确认时，往往拘泥于对“问题”的表层理解，缺乏一种历史的、文化和心理的考察与分析；由此在对“新变”做出预测和指引方面也就有着明显欠缺，如此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勇的新著《“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显示出了它的独特价值。该著围绕着对1990年代以来乡村叙事“新变”这一现象，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心理和文化人格等主体性因素入手，对“新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分析和确认，在这种因素分析、价值分析和历史性梳理的基础上，对“五四”以来的乡村叙事在199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这种显著变化做出非常中肯深入的评析。整部著作扎实厚重，个性鲜明，特点突出。
首先，作者建构了一个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研究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叙事的框架，确立了有效的阐释模式，内容板块及其具体视角都有自己的特点。如上所述，乡村叙事既是作家创作的沃土，也文学研究的热点，如何从旧题中写出新意，不仅是作者面临的难题，也是留给读者的阅读期待。客观地讲，1990年代以前的乡村叙事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和推进，已经相当充分和成熟，作者以1990年代以后的乡村叙事作为研究对象，应该说是一种十分明智的选择，当然也自然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是乡村叙事，也存在文学视点、文化立场、价值取向、叙事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借助作者的说法，相对于90年代以前的乡村叙事的大体统一，90年代以后的乡村叙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解体”状态和“溃散”局面，如何将这些“解体”和“溃散”的乡村叙事“凝聚”起来，从庞多杂乱的乡村小说中清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是作者面临的又一大难题，也是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该著的主体部分，分别从思潮演变、农民的现代主体建构和作家创作心态三个不同角度，对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做出整体性的描述，又选择一些代表作家做典型个案分析，既注重对文本的细致研读，敏锐把握和捕捉小说的特点和具有意义深度的细节，又不是仅仅拘泥、局限于文本解读，而是通过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作家心态的合理追踪和深度剖析，探讨作家的创作困境背后深藏着的某些复杂的因素。宏观揭示与微观分析，整体概括与个案讨论的有机结合，使整部著作逻辑严密，层次井然。
其次，作者始终坚持一种“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原则。一方面，作者在分析文学现象和思潮演变时，不是孤立地分析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叙事，而是以史的眼光，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寻找它的源头与流脉，通过对中国近一个世纪乡村叙事的梳理，指出乡村叙事发展到1990年代以后，在主题、题材、叙述情感、叙述方式等各方面出现“新变”的必然性，同时前瞻性地预测乡村叙事未来发展的走向，使得整个研究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另一方面，作者在论述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叙事的“新变”时，虽然运用了“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解体”、“凝聚”与“逸散”等学术名词，但并不是努力在理论上推陈出新，而是以此作为文本阐释的有效工具，也是文本分析的理论提升。由于作者的阐释和分析始终以文本为重心，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切入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揭示乡村叙事思潮的叙事上的变化，使得著作不仅是史的批评，更是艺术的批评。尤其可贵的是，在分析具体文本时，作者还结合时代背景，透过作家的创作心态，去辨析不同作家在其作品文本中的风格表现，进而寻找出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小说创作上的共性与个性特征。这种知人论世、言文互证的批评方式，又使批评具有了心理或精神批评的意义。有论者将重视文本分析的“形证”、关注外部环境的“史证”、透视创作心态的“心证”归纳为实证研究。当然，这种研究不是将三者割裂开来，只取一点，不计其余，而是强调它们的彼此融合，和互相渗透。该著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实证研究的概念，但自始至终都践行着实证研究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著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再次，作者主体心灵的注入，使该著具有了一种情理交融的批评风格。也许作者出生于农村，对农村和农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因此，作者在论述时，并不满足于一种客观的叙述判断，字里行间往往隐现着作者对乡村命运、农民命运的担忧、同情与困惑。在阅读中，我们能感觉到作者的无处不在，既有对农民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尊重，又有因他们受到歧视却无从反抗的悲叹和怨怒；既有对作家心态迷惘和困惑的体谅和肯定，又有对他们理性能力的不足和文化人格上的缺陷感到失望和痛心。一般说来，批评者主体心灵的注入会带来理性判断的偏颇，使批评失去客观公正的原则，甚至流于没有主见的迁就。然而，作者恰当地把握住了主体情感的介入尺度，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平衡，虽然处处充满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但问题的提出和情感的批判均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因而有了独特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与之形成呼应的是，作者的语言文字也带上了抒彩，如“中国现代以来的乡村叙事者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结中却往往很轻易地便失去了这样一种对‘事实’的贴近和感应，这鲜明地反映在叙事者对于现代化‘观念’的迷恋和盲从以及这种迷恋和盲从所导致的对‘广袤大地上的多数人的绝望、挣扎而丰富的生活’的轻忽上。”这种抽象化的抒情，赋予了评论以情感的温度，因此，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种胡风式的批评风格，正是当下的学院式文学批评所急需的。
何为乡土文化
对我们这些寄生于城市、又在为寄生的城市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乡土与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还是乡土里生乡土里长的那些穷孩子吗？我们还理解生我们育我们的大地吗？
乡土到底是什么？仅仅只是家乡的那片风景？还是那座小院子或在那里生活的父母？抑或是浩荡无垠的田野？乡土文化又是什么？
我又一次翻开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图书馆匆匆拿起过这本书，但仅仅只是翻了几页，就扔下了。那时，我是乡土文化的反叛者，是故乡的叛徒。那时候的大学生几乎都是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都是我们这些乡土子孙们的代言人。我们迫切地想生活在城市。我们极力地批判农耕文化，赞颂海洋文明及在它之上生长出来的商品文化。我们批判忠孝，嘲笑礼义，蔑视廉耻。谁强调道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生活就是如此地不可思议！今天我总在反问，为什么我们当年会那样？而又是为什么我们如今会一点点地重新认识大地，重新亲近自然，重新追寻大地上那些古老的脚印？
费孝通本来生活在江苏吴江县城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他接受过传统教育，也留过洋。在他的胸怀中，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他去过的欧美世界，代表了激进的现代性文化，另一个则是古老的保守的乡土中国。受梁漱溟之邀，费孝通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这使他接触了真正的乡村。这个曾经也是要学医的青年，从乡村出发，去理解整个古代中国。所以，在他的世界里，乡土文化不光是乡村的文化，同时也是整个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就是以那种方式在生存、发展、生老病死。费孝通是以庄子所讲的那种庖丁解牛的方式来解剖中国的。从他的《乡土中国》来看，他对中国乡土文化既是理解的，也是批判的。他不是那种激烈的革命家，什么都要彻彻底底地，他是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格。但乡土中国需要变革，这是费孝通写《乡土中国》的潜在目的，只是他认为应该顺着乡土中国的纹理进行变革。
费孝通把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于《乡土中国》这本薄薄的册子中，它不是那种大而全的通论，而是靠灵感、靠感性的生发而随意勃发的，但它恰恰以这样的随意性柔软地打动了读者。70年后，在深夜，我读着那些仿佛是在田垄间生长出来的句子，格外亲切。是的，乡土不是乡村的代名词，而是一种与大地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与生活。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乡土文化是一种根植于大地，在大地上建立乡村、城镇、礼仪、制度、庙宇，并且以此而建立起自由、幸福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它是有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伦理观的文化，有可供人们学习、思想的一系列经典文化，如《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中庸》《礼记》《诗经》《乐经》等，它帮助人们理解天地宇宙、大地山川、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小宇宙（身体）。
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钱穆所讲的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相对应的三大文化之一的农耕文化。再说小一些，它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所谓乡土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它不是复古。它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评估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百年的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文化的一种方法论，同时也是在寻找如何克服当今人类面临的宗教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及人的自我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一种方案，当然，它更是我作为中国人重新寻找血脉、重新寻找天地大道的必由之路。
乡土文化的危机
在关于乡土文化复兴的论坛中，我听到很多有志向的学者都在思考如何改善我们的乡村，他们使我再一次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身处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和现状。费孝通说的那个乡土中国还存在吗？如果存在，我们拿什么去改造乡村？又或者反过来让乡村来照亮我们？如果那个乡土中国已然不存在，那么，复兴乡土文化还可能吗？如果连复兴乡土文化都不可能，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从哪里着手呢？
那些青年，那些在城市里长大且在国外学得一身理论的青年，他们思考的很多问题都让我思绪不断，然后便陷入长久的矛盾与思考中。我又一直在想，我们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和今天的“80后”“90后”青年，谈到的乡土文化，还是同一个概念吗？甚至于，我们这代人，与费孝通先生他们那代人所理解的乡土文化，还是同一个概念吗？
显然是不一样的。一切的东西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一切的一切都在流变中。有些东西消逝了，有些东西又生长了，更多的东西则与新的思想融合而形成新的事物了。这世界一刻都未曾停下它行走的脚步。
今天的青年，当他们踩在大地上时，会一样看到那客观存在的乡土，但一定不再是前代人或过去时代人的乡土了。是的，乡土还是一样的乡土，但乡土文化却流散了。当贾平凹在写《秦腔》《古炉》《极花》时，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他在为家乡立传，在为乡村立传。他在一遍又一遍撕心裂肺地唱着乡土文化的悼亡曲。寺庙早被拆了，秦腔没了，维系着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以及道德文化艺术全都一一崩解、散尽了。今天的城市青年，到乡村去只能看到一个萧瑟的大地，早已不是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诗意大地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强调过的人与大地的冲突，也许根本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国。诗意的栖居早已不在了，那么，大地的尺规又在哪里？人类生活的尺规又何以建立？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便应了《易经》中的那句古话，否极泰来。知识分子中终究有一批人开始重新思考乡土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的《白鹿原》便是代表。虽然实对白嘉轩也抱着非常矛盾的心理，但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个正面描写中国乡村儒家文化坚守者的一部小说。然而，我一直在想，白嘉轩在当代中国该如何生活？他又如何坚守儒家的那套道德法则？进一步讲，如果把他放到今天，让他生活在今天，他又将如何生活？他是不是要放弃自己的理想、道德？答案似乎在后面。在实之后，很多作家都重新来审视乡村，但大多都是以缅怀甚至悼亡的心情来写乡村的。在贾平凹的《秦腔》中，代表儒家精神的仁义礼智四兄弟的相继去世，其实也暗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大地上的湮灭。
随着互联网信息社会的来临，时间似乎越来越快，大地也越来越荒芜。大多寄身于城市的人，对天地自然的变化不再敏感，对乡土文化一味否定。现代性带给我们的问题却日渐凸显，尤其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天道未变，可人伦乱了，何也？是因为我们对天道的迷茫。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寻找中国新的命运。而乡土文化的复兴，则是一个大的命题，它应和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乡土文化复兴的可能
事实上，我们发现，即使生活于城市，我们也还是身处于大地与自然之中，我们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宇宙多么浩瀚无边，地球多么渺小，天人合一仍然是我们浑然不觉的存在状态。
所以，乡土文化仍然是我们在宇宙天地间的首选。乡土文化根植于古老的宇宙观，这种观念在今天不但未变，而且得到了更为成熟的论证。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根据经验和智慧，认识到大地与太阳的关系是影响四季轮回、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所以发明了夏历，又分出二十四节气，并根据此创造了一系列的文化，比如《易经》《黄帝内经》等等。这些理论指导中国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回到人与大地、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解决的方法。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乃中国人古老的人生法则。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是从这里得来的。《易经》中的祸福相依、此消彼长、否极泰来等一系列方法论，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法则，也就是中庸之道。中医理论也许不能治疗一切疾病，但它是根植于乡土文化并且对古老哲学进行运用的一种医道，不仅关乎身体，还关乎心灵。这些方法不是来自于某种宗教，而是中国人向大自然学习得来的智慧，也许这才是今天过于倚赖技术的人类所需要的最好法则。
乡土文化所代表的农耕文化是解决今天人类世界一些根本性冲突的良药。宗教冲突、神学与科学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导致的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都是西方文化所无法解决的，但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应对和解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和合观念、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等都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法。联合国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这也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念是今天人类的最高理念。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丧失殆尽，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仍然弥漫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与呼吸中。不仅仅是中国需要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世界也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
一、**地区理论普及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基层理论普及工作，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着眼于振奋精神、激发热情、坚定信心，基层理论宣传做到了基调鲜明、方向正确、效果明显、富有成效。
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相断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热情，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广大农牧民中传播。
二是在基层广泛深入地开展宣讲活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和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围绕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和十六大以来历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从地区到各县(市)，紧密结合实际，开展三下乡、面对面宣讲、特约宣讲员等形式多样、深入持久的宣讲活动，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三是党的基层理论普及的阵地更加巩固。党的十六大以来，通过争取“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东风工程”、“新西工程”、“电视进万家工程”、“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全地区54个乡（镇），已建文化站36个；502个行政村中80%的村已建成水准较高的文化室，党的理论阵地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四是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方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掌握。近年来，各县(市)通过举办各种学习培训班、主题教育活动等，广泛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坚持不懈进行理论宣传普及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基层理论工作依然是理论普及的“软肋”。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固有差异、人才队伍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广大农牧民接触党的最新理论以及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地滞后于城市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党对“三农”工作不断的重视程度的与日俱增，基层理论普及与其它社会事业诸如卫生、教育、科技等一样，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为基层理论普及带来了难得发展机遇。
二是文化资源整合成为理论普及的“重点”。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着力加强农牧村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地区基层农牧区的宣传文化投入逐年增加，国家、自治区、地区、各县(市)对基层阵地“四位一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基层群众读书看报难、看电视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基层文化阵地管理相对滞动，需要有效地进行整合。如文化资源条块管理、各负其职、缺乏有效的整合和管理，中央、自治区配发下来的各类书籍往往被“束之高阁”，借阅使用率低；一部分农牧村喇叭、宣传橱窗成为摆设；村文化活动室还需在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功夫。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是基层理论工作的“焊点”。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关键在干部，在队伍。据我们调研了解，目前各县(市)乡(镇)一级的宣传文化干事存在年龄结构老化、在编不在岗等情况。村级专兼职宣传员情况不一，近年来地区招录的大学生充实到村后，状况有所好转，但缺少必要的学习培训。
四是打造乡村文化成为理论普及工作的“终极”。在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在党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的倡导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各种思想碰撞、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归结到“先进文化”上来，更加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村文化等等。从理论的层次上讲，基层理论普及当属乡村文化范畴。先进的乡村文化是理论普及的生存发展“土壤”，先进的理论离不开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科学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乡村文化，使其朝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发展。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二、加强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的对策
从2008年3月起，地委宣传部理论宣教科开始着手加大基层理论的普及力度，我们先后在福海县的解特阿热勒乡、**市切木尔切克乡等地开展调研，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充分借鉴昌吉州的做法，草拟了《**地区基层理论普及示范点的创建管理办法》，各县(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推进基层理论普及的试点工作。
通过近一年的调研了解，我们认为基层理论普及关键要抓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乡(镇)党委中心组学习。现在每个农牧业村都有一名乡(镇)领导挂钩，乡(镇)党委中心组的良好学习风气，必将带动农牧村理论普及。第二个重点：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来占领党的基层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为了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笔者认为应做到五个“着力”
一是着力搞好农牧村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公益性文化设施是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必要物质载体和重要阵地。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着重搞好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以适应广大群众就近，经常参加各类政治学习、培训、文化活动的需要。
二是着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农牧村文化队伍。县、乡、村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稳定和发展专、兼职结合的农村文化队伍，逐步提高农村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每一个乡镇要有一支专兼职的文化演出队伍，在农牧村中组建起戏曲队、腰鼓队、秧歌队、阿肯阿依特斯弹唱队等群众性自娱自乐的文化队伍。县文化局通过分流、返聘等多种措施，保证创建乡镇有一名文艺辅导员。乡(镇)文化站按照至少“一人一编”的标准配备好专职人员，行政村有一名村干部负责兼管文化室。村办公室大喇叭、宣传橱窗要充分运用，及时给农民传递党的方针政策和致富信息。
纵观21世纪初的整个人类社会，大多数国家都是口头上宣称文化多样性教育，但实际上执行的却是一体化教育。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中心的政策模式已经造成了很多问题。当我们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诉求的时候，社会经济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可能会被破坏，社会发展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我在借鉴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国外“文化多元一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也可称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起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内容，除了主体民族文化外，还要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一方面，少数民族不但要学习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学习主体民族文化，以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适应主流文化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另一方面，主体民族成员除了学习本民族文化外，还要适当地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民族平等和民族大家庭的意识。
在中国，要实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一般而言，基础教育宏观课程结构大致由三个部分构成：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国家课程是根据公民基本素质发展的一般要求设计的，它反映了国家教育标准，体现了国家对各个地方中小学教育的共同标准。国家教育目标是制订国家课程标准的基本依据，因此每个区域、每所学校都应认真贯彻实施国家课程，以保证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地方课程则主要是根据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实际情况与地域特点设计的课程，它是国家课程的补充。校本课程必须在贯彻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以地方课程方案为依据来加以设计。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者的关系及其比例不同，宏观课程结构的状况就有差别。在中央集权课程管理体制条件下，国家课程在宏观课程结构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国家课程规定的是国家教育最高标准而不是起码标准，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没有应有的地位。而在地方分权课程管理体制下，国家课程门类较少，且它仅仅规定着中小学教育应达到的起码标准，而非最高标准。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地方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基本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国家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强调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为培养统一的国民素质和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国家对学生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共同质量标准。可以说；建国60年来，中国大约有三十多年是“一纲一本”的时代，这个阶段中国的课程结构实行的是“过度的”国家普世主义教育。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高度统一的课程结构开始松动，出现“一纲多本”的现象，但这个阶段的课程结构仍然贯彻的是国家普世主义教育理念，只是将国家权力下放到了省级地方政府，县市以及基层学校课程开发的权力较小。一直到21世纪初期，我国才正式确立“三级课程管理体系”。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文件的出台为地方性课程、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促进了我国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开发。但很遗憾，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理念至今仍未充分进入教育领域，也未引起课程专家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普遍缺少跨学科专家的参与。这导致到目前为止，我国开发的大部分地方性教材和校本课程质量不高、理论意识不够。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重新制订乡土教材开发的政策，尤其在乡土教材的开发过程中需要专家学者给予理念上的指导和培训。
为了加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推动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近五年来，我带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学术团队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该项目得到国家“985”工程项目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它以文化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个案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一般范式，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经验支持和参考范例。该项目选取了两所分别代表西北高原牧业和西南丘陵稻作经济文化类型的学校开展实验。我们首先对当地社区进行经济文化类型调查，根据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观点确定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最有用、最有价值的知识，然后选择哪些内容进^乡土教材，怎样进入，进入多少，同时考虑文化变迁因素。该项目已实施将近四年，历经“经济文化类型田野调查”“制定校本课程标准”“开发校本课程教材”“教师培训与实验教学”四个阶段。
另一方面，在香港乐施会、国家“985工程”的资助下，我们还开展了“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项目，抢救性地搜集、整理从清末以来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乡土教材。这些乡土教材记录并承载了当时当地的乡土文化知识，既是有形的资产，也是无形的遗产。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协同努力，我们形成了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搜集、研究队伍。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收藏了3000多册乡土教材，其中既包括清末、中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乡土教材，也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字乡土教材以及台湾地区的乡土教材。搜集乡土教材是保留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希望所有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收藏工作。在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应关注乡土知识，保证乡土文化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样，既贯彻体现了我国教育的国家意志，也充分展示了文化的多样性。
亨廷顿的城乡差距理论及其启示
作者：李奕潼 杨岭华
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05期
[摘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和乡村居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主要来源于现代化。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在现代化的早期，广大农村依然处于传统社会之中。这就必然导致二者的差距；城乡差距，特别是过大的城乡差距，将会加剧城乡间的对立，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为消弭这种不稳定，现代政党及其领袖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式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
[关键词]现代化；城乡差距；政治稳定；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C9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077-03
亨廷顿作为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政治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以其宽阔的视野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和论证。特别是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主要是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而进行的客观描述和理论概况。深入挖掘亨廷顿城乡差距理论，对于全面把握亨廷顿的现代化或政治发展理论，以及正确处理当下我国的城乡关系，不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城乡差距的表现
一、加强思想引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通过做好专题党课学习，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做到“四讲四有”即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切实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引领。近年来，xx乡每年都在年初、七、一期间邀请党校老师和县委传部理论学习室相关讲师为全体党员干部和‘两代表一委员’讲专题党课，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建设‘美丽xx，富裕xx，平安xx，文明xx’总体目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时代主旋律，倡导文明新风，传播正能量。今年，我乡在一月份邀请了县委党校王辉老师为全体党员干部讲解，七一邀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苗坤为全体党员，两代表一委员讲解了《宪法》。
二、开展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一是完善组织管理。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学习领导小组，做到领导带头学、带头讲、带头用的工作格局。二是完善学习制度。为确保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有计划的开展，年初结合上级理论学习安排，制定了2018年xx乡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指导全乡的理论学习。有效开展学习型机关活动，把每周三定为机关‘学习日’每月至少学习四次。三是理论学习与时俱进。党委中心组结合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两学一做”“三严三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组织开展了专题学习。四是有效开展学习型家庭活动，推进《弟子规》等传统文化进家庭，构建起家庭、学校和社会三结合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网络。二是有效开展学习型乡村活动，加强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开展经常性送知识下乡和农民学习培训活动。各村文化室、文化广场活动开展内容丰富多彩。五是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习模式。3月4日请烟叶公司的技术人员为全乡烟农上了一堂技术培训课。7月6日，乡党委政府组织第一书记，各村支部书记，全体班子成员到天德、郜家店、凉泉学习产业发展，学习兄弟乡镇如何壮大发展集体经济，如何推动产业发展助推扶贫攻坚。
三、开展先进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开展文艺汇演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村民增强奉献意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xx乡现有文化广场十个，农村书屋十个，十四支秧歌队，每天晚上各村的文化广场都非常执闹，村民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全乡共有八支秧歌队在中心村xx村组织了‘庆三八秧歌汇演’，展现新时代农村妇女形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在父亲节的时候，组织六只秧歌队在敬老院为老人们奉献了精彩的秧歌表演，关爱老。在六月份参加了县委宣传部组织的‘2018年西丰县先进文化进万家广场舞大赛’，xx村秧歌队获得乡镇组第二名，展现xx人民美好的精神面貌。xx秧歌队在去年铁岭市邮爱杯中老年广场舞大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二是通过‘身边好人’树立‘道德模范’，引领文明乡风。
近年来，xx乡树立了张良梅孝道典型，张艳波带领群众致富等一批道德模范典型，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推动文明乡风建设。乡宣传部门还专门为张良梅拍摄了孝敬父母的宣传片。为繁荣乡村文化，树立文明乡风拍摄了xx乡精神文明宣传片，这些短片先后传到乡村两级的微信群，为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以党建带新风，通过驻村第一书记抓党建，以党建推动乡村社会风气向健康发展。
xx村第一书记礼广成邀请沈阳工程学院的鲍杰秋老师以《触电预防和触电急救》为题，为小学生们讲授安全用电常识和触电急救等内容，今年以来沈阳工程学院驻村工作队相继邀请了辽宁电视台主持人怿明团队为xx村中心小学教师进行专业培训、铁岭爱尔眼科医院为村小学学生进行如何科学预防近视讲座，在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达成村第一书记刘天一为党员干部讲党课，进农户，深入了解农民生活状况，以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深入民心。福巨村第一书记王立成关心群众，付立强因为患有脑血栓瘫痪在床无法去银行取钱，王书记亲自联系银行上门服务受到群众好评。第一书记以党建推动了社会风气向健康方面发展。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实践；当代价值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20 世纪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乡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他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之后，从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特点出发，从乡村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融合中西文化之优点，进行的重构民族新文化，重建中国社会组织，为民族谋求新的出路的尝试。他的乡村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提出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改造以及对西方当代文明的撷取。他的乡村教育理论就是以其东西文化观为基础而形成的。早在1921 年，他出版了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该书中，他认为世界文化发展有三条不同的路向：第一路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第三路向则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三种文化无所谓好坏，只不过走的路向不同而已。
根据这一东西文化观，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构造和现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构造很“特殊”，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新的政治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经济陷入破产，礼俗秩序被破坏殆尽。这一切都缘于文化的失调。梁漱溟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救治的办法就是进行乡村建设———开展乡村教育。他明确指出乡村建设“顶要紧的”就是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
梁漱溟极其重视我国古代的“乡约”制度。所谓“乡约”就是同乡的人共同遵守的规约。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无论从内容、形式上还是从精神实质上都取法于“乡约”，这从他所设立的乡村建设的基本组织———乡农学校+ 乡学、村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所设立的乡农学校和乡学、村学以“向上学好”为目标，乡农学校的校长、常务校董、学众（即学生），即相当于乡约中的约长、值约和约众。梁漱溟把他们融为一体，使其乡农学校成为一个集教育、政治、合作、自卫训练等功能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复合体。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改造整个社会、创造新文化的使命。
二、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经济建设上,梁漱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发展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力求摆脱和超越西方和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以避免欧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工业剥削农业、城市掠夺乡村，生产与消费相脱节的种种流弊。
（一）要走“促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阶级斗争和暴力手段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持反对态度，而只主张通过合作“, 达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经营的合理化。”在具体步骤上，他主张先依靠政府用立法的形式“, 设为种种限制，裁抑地主，终使其土地出卖”。同时，梁漱溟还设想建立起一个农村金融系统，给农民提供长期贷款,鼓励他们购买土地。
（二）在政治建设上，梁漱溟虽然认识到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所谓新政治习惯仅指的是“团体生活的习惯”，并且这种“团体生活的习惯”之培养，在他看来也“必须合乎旧伦理精神”，合乎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之社会结构。
（三）在文化建设上，一方面，梁漱溟认为乡村的“精神破产”是中国文化或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所引起的价值判断的丧失造成的，而所谓价值判断，据梁漱溟解释，就是中国社会“传之数千年而不变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梁漱溟开的解救乡村“精神破产”的药方，是“启发农民的智慧”，让他“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已失去的合理观念恢复起来，把传统的观念变为自觉的观念”。
三、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践
（一）乡农教育实验的主要内容
1931 年,梁漱溟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的支持下,到山东省邹平县办起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一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一面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该研究院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实施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区。1933 年,山东省政府遵照政府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的决定,将邹平、菏泽两个县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实验区将全县划分若干区,各区成立“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农学校。“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他指出：乡农学校一面为社会教育民众训练机关，一面又是下级行政机关。也就是“政教卫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梁漱溟的乡农教育实验主要是通过乡农学校的组织机构展开的。
（二）乡农教育的目的
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即在如何实现此理想的新社会。
初步就百余户至三四百户之区域,成立“乡农学校”,化社会为学校,目的在推动社会,组织乡村。关于乡农学校的系统理论上比较缺乏,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刊行的《乡村建设旬刊汇要》有这样的言论:乡农教育是什么?是中国大众的全人教育。我们说“: 以乡农教育推进乡村建设”,我们的意思是要指明乡村建设与乡农教育是不能分离的。乡农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改造乡村生活；乡农教育的方法也只有一个———去与乡农生活。
四、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教育是梁漱溟用于乡村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他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办学兴教。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也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
（一）当前乡村教育的现状
1.农村辍学率令人担忧。理论上经济越发展，教育会越普及，义务教育越有效果。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近些年在乡村调查，有的地方辍学率已达6.67%，还有的地方高达10%。农村孩子之所以辍学，读不起书和读书无用论双双起了作用。一是因为农民贫穷无力让孩子读书；二是因为对读书“前途”无望。自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大学学费增长幅度较快。对于当前的高校收费，大部分的家庭认为已达到了承受的极限，甚至有所超出。虽然国家有助学贷款，但不是理论上那么简单。一些农村青年读了中专，但找不到工作，有些师范毕业的农村青年到学校教书，要交数千至数万的就业金。每年全国有130 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农村青少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从1985 年的22.3%降到1999 年的18.6%。数据映射出的问题触目惊心。
2.农村教育的条件严重滞后于城市教育。城乡差距大，农村地区学校条件差，1999 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1492.2 元，而农村是476.1 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671.2 元，农村是861.6 元。农村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和教育落后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不足是限制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直至目前，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以及校舍改造等基本办学设施的建设。这也是教育行政部门验收农村中小学校是否合格的主要标准。即使这样，农村教育的办学条件也只能满足学科教学的基本需要，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相去甚远。同时，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得不到保障，部分农村教师处在半工半读状态，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3.农村教育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成人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从机构、教师、培训人数看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以及业务技能远远滞后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入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变成了沉重的人口负担。
（二）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1.我们必须走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两不相干的农村教育误区。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强化在使乡村社会不断被边缘化、使乡村与城市进一步疏离的同时，也使乡村教育游离于中国教育之外。乡村学校正在不断丧失着它改造乡村社会的功能，正在创造着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新的疏离。在高考指挥棒和升学率以及政策导向的作用下，城市教育迅速成为乡村教育的样板和被迫效法的榜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完全忽略了乡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根本没有考虑乡村教育对乡村社会的作用，根本没有认真反省目前在全国范围迅速推开的新课改是否适合于乡村教育，根本没有考虑是否应该把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中国乡村教育，从根本入手，乡村教育之路就是坚持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携手共进，使乡村教育与乡村发展融为一体，将农村教育与解决“三农”问题一并考虑。
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必须完全承担起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因为单靠本来就极端贫穷的农民集资，根本无法维持教育发展的需求，而依靠社会的慈善捐助来发展乡村教育不仅是杯水车薪，而且只能是权宜之计；必须对城乡的基础教育区别对待，努力探索一条适应乡村发展的基础教育之路。应尽快研究探讨乡村教育的发展战略，使乡村的孩子即使就业无门，也能够脚下有路，使广大农民和他们的子女树立起对教育的信心。
3.农村师资队伍与教育发展需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农村师资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80 年代初的一批中师生，他们通过函授或自考取得大专文凭，现已人到中年，知识更新与当代教育改革和创新要求有落差；二是占一定比例的“民转公”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的教龄不短，年龄偏大，有一定教学实践经验，但大部分没有接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素质参差不齐；三是近年来毕业的一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新教师，教学经验尚有待积累。
4.进一步提高师资水平。高水平的师资不足，导致农村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在农民对优质教育需求提高的形势下，有些家长就把孩子送到师资强的县城学校，造成农村学校生源不足，而一些县城小学则出现大班化，班额普遍在70 人左右，最高班额竟达110 多人。现在教师流向基本上是往人才集中、物质条件好的地方汇集，这个状况要扭转，关键是加快发展地方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真正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总之，梁漱溟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到农村去办，身体力行的从城市来到农村，践行知识阶层与民众结合的愿望，精神可嘉，而且他也将当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入了落后的农村，对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做出了
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郑世兴.我国近代乡村教育思想和运动[m].台北:正中书局,1977:17.
[3]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力最后觉悟[m].村治月刊社,1932:97.
（一）国际视野：城乡教育公平研究要重视文化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一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表现在三个维度：政治的民主、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文化与教育的进步。民主不仅要体现多党执政的制度，而且还要体现对权力的限制；商品经济不仅要体现市场的繁荣，而且还要体现人民生活的幸福；文化教育的进步是一种思想启蒙，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对美的追求、对善的渴望和对真的向往。①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时展的主题正在发生转换和调整。20世纪50年代，民族独立和政治自由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这一主题在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被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所替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主题则转向了对人和文化的发展，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文化维度。②我们所处的知识经济、后工业、冷战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向“文化时代”迈进，文化正逐渐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正如伏尔泰所说的那样：使人获得思想解放的力量，莫大于文化与教育。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教授，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已不如以前，而文化和制度变化的作用正在上升。③在这个文化作用日益提升的社会中，人的文化性逐步彰显，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日趋强烈。一方面，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在塑造着人，人从一个普通的自然之子，在文化的浸染下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自我走向他者，人在文化的武装下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塑造了自豪的今天，人正在充满自信地走向美好的未来。文化像一张无形的网，在各个方面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历史上没有像今天这样更注重文化的价值，人们在谈论、研究、学习、选择、传递、创新着文化，在体验着文化带来的幸福与快乐。另一方面，人们更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和教育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危机。从全球化表面来看是经济的全球化，其深层和本质的因素是全球不同文化的全面交锋、碰撞、融汇和整合。环境污染、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文化有关，这些问题大多数都是由于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价值的思维方式的错位造成的以及由于人们不当的态度、行为方式引发的。1993年，欧文•拉兹洛等专家在《多种文化的星球》报告中指出，文化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文化的力量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文化决定社会系统进化的轨迹和人们的命运。④从这一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把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对多样性文化的整合作为全球化社会的首要问题。人们正在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文化时代的到来、人的文化性的彰显给以人为对象、由人来实施、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通过学习获得并成为后人学习和传递下去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⑤文化作为我们人类共有的财富和精神家园，如何关注文化影响、汲取文化力量，如何实现城乡教育公平和教育改革，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二）国内审视：文化意识的觉醒，促使城乡教育公平研究注重文化关怀早在一百多年前，日本现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就指出，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物器与经济的改变。改变这三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人的心灵，然后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从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是走不通的。⑥近代日本教育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预言走不通的路。中国最早打开国门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照此进行制造，但最终发现仅仅依靠这些远不能实现国家的崛起与复兴，还需要创新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政治体制变革。梁启超在反思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历程时，曾这样总结，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物器时代、制度时代和文化变革时代。⑦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人类社会就其发展形态可以分为“政治本位社会”、“经济本位社会”和“文化本位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是经济本位社会走向文化本位社会的过渡阶段；文化本位社会是以人的文化素质取代GDP，然后将人的文化素质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第一标准。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60年（即1949－2009年）的发展历程的考察基本可以得到印证：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我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30年的发展阶段，这是两种驱动社会的不同力量，或称之为两架不同的引擎：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30年基本是政治引擎驱动、坚持“政治挂帅”的年代，人们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国家呈现出一派狂热的政治氛围；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至2009年，这一个30年基本是经济引擎驱动，人们表现出强烈的经济意识，我国经济呈现出持续高速增长的喜人局面，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不可否认，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同时还应认识到，无论对个人、团体，还是对民族、国家而言，要实现人与社会的持续、健康、全面、和谐发展，最深厚、最持久的支撑力和驱动力仍然是文化。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一定要重视文化的。我国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人们在文化方面开始全面觉醒，立足变革时代，放眼美好未来，认真谋划文化复兴之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目标，为把我国推向一个文化引擎驱动的时代打下了基础。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公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2009年，我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我国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从战略上对文化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这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移和调整，是从经济建设到文化建设———从经济立国到文化立国———从经济强国到文化强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已成为时展的主题。一个以文化重构与振兴为标志的深层次社会变革时代正在到来，我国已开始向文化本位的社会迈进。我国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的出台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文化意识的全面觉醒，尤其是在我国全面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以来，在物质条件已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不再仅仅表现为物质条件的差距，更多地体现出办学观念、学校文化、育人特色等方面的差距。（三）教育思考：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型为城乡教育公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哲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立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危机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的文化哲学正在成为哲学的主导精神。有研究者认为：“当代哲学，作为一种智慧，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意识，即一种综合性的和前导性的研究。”②当代哲学正在从意识哲学转向文化哲学。③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也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化已成为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非常明显关注的对象”。④当代文化哲学研究，从人的发展条件、途径、方向、认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反思。当代社会学从价值、信仰、意识形态、语言、社会实践等视角，揭示了文化与人的个体社会化、个体身份、地位和角色变化等方面的关系，以及揭示了文化与宏观社会结构的整合等方面的关系，形成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社会建构主义、解释学、后结构主义等多元的文化理论流派。哲学和社会学的文化转型对教育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教育出现了三种教育研究范式的两次转换：政治教育范式转向绩效主义范式，绩效主义范式转向文化学范式。“文化学范式是以人为中心，从文化出发来研究人、从人出发来研究文化所形成的研究范式。文化学范式正在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主导或主流范式”⑤。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对城乡教育公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城乡教育公平作为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对其文化价值取向等进行反思、批判、剖析、比较和选择，以确立其正确的发展方向，进而不断深化城乡教育公平理论研究，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实践的探索，认识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文化制约性，揭示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及二者复杂的互动关系，探求城乡教育公平发展的策略。（四）自身反观：城乡教育公平的文化性与城乡教育公平文化研究的薄弱性，使城乡教育公平研究的文化价值走向成为必要与可能教育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无时无处不受文化的影响和浸染。城乡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处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乡土文化等不同文化影响、博弈中的教育形态，其自身有着鲜明的文化性，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其本质是，不同教育个体、群体、阶层处在城乡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内，这使他们在教育起点上、教育过程中对文化资本的占有量有差距，这导致他们在教育成就等方面也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可以不断复制并产生代际传递。二是城乡教育公平问题有鲜明的文化表征。在宏观层面，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城乡教育公平的研究和实践。西方有注重公平、民主的文化传统，他们对城乡教育公平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比较系统、深入，同时，西方教育研究也重视文化等隐性因素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柯林斯的“身份文化”、韦伯的“身份集团”、伯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等，都是从文化视角对城乡教育公平问题进行的研究。而我国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影响、制约，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从文化视角对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度不够、研究不足。在中观层面，城乡文化的异质导致了城乡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文化资本的差异，城乡文化资本的差异对处于城乡两个不同区域的个体、群体和阶层有着不同的影响；微观层面，课程、教学、评价和政策的城市化倾向，对城乡差别的漠视，对农村教育弱势补偿措施的羸弱、不足乃至缺失是导致城乡教育不公平现象产生的重要的文化根源。三是文化既是导致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城乡教育公平实现的重要力量和资源。关注文化影响、重视文化研究、加强文化建设、整合文化资源是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目标的重要手段。不可否认，加大经费等的投入是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外部的有形投入和硬件的标准化建设，为城乡教育公平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如果仅靠这些，那么，城乡教育公平实现的仅仅是一种基础条件的公平。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作用正在彰显，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教育公平的发展正在从显性逐步转化为隐性。“从隐性的文化因素对教育公平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文化资本对儿童教育的影响是最不容易受外界条件干扰的先赋因素之一，文化资本的影响持续上升。”①我国教育正在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期：从满足基本需要转向追求更好、更理想的教育。教育问题正在逐渐从外部转移到内部，教育发展正在由硬件建设转为以软件的更新、提升为主。②新的发展阶段具有新的发展特征，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教育从以扩大数量、速度、规模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提高质量和水平、增强文化软实力为主的发展方式。内涵式发展方式的核心是提升教育的文化内涵，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来提高教育质量与水平，增强教育综合竞争力。③无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来看，无论是从社会的发展还是从教育的发展的视角来看，我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文化时代”。④在这样一个重视文化引领、文化影响、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的时代，城乡教育公平同样深受文化的影响。城乡教育公平自身的文化性，教育公平文化研究的滞后、薄弱，决定了深化城乡教育公平研究、实现城乡教育公平、均衡和优质发展必须关注文化的影响，强化文化研究，推进文化建设。
城乡教育公平的文化本质及加强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内涵分析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复杂。文化，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我国传统的文化与西方传统的Culture有着明显的区别。我国文化的本义是身上雕有花纹的人，强调的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偏重于精神领域。而西方的Culture则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进而引申到社会和精神领域，它的本义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⑤这里所指的文化偏重于精神、观念层面，指的是不同类型、不同层面文化的互动与协调。文化的类型主要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划分：从历时维度来看，主要是指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从共时维度来看，主要是指城市文化、乡村文化以及城乡两个不同文化圈的家庭文化、学校文化、社会文化等。文化的层面主要是指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研究和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二）文化与城乡教育公平关系解读城乡教育公平有着鲜明的文化性。教育的文化性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一是教育与文化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本身即文化，而且是高层次的文化。①教育担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文化是教育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实现城乡教育内涵特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文化对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化的差异是导致教育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城乡教育公平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城乡教育公平与城乡文化密切相关，城乡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城乡教育差异的重要因素。实现城乡教育公平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是造成城乡教育差异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由于城乡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样态而产生的限制因素，充分发挥它在推进城乡教育公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三）文化视角下的城乡教育公平本质的诠释文化是影响城乡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的重要力量。文化视角下的城乡教育公平的本质，是由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处于城市、乡村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处于这两个不同文化圈的家庭文化、学校文化和社会文化也有着显著的差距。而当前的教育内容设计、教育评价制度等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上述种种差距和城市化倾向对处于城市、乡村不同区域的教育个体、群体和阶层的教育起点、教育过程产生了不同影响，这种不同的影响明显对城市的孩子更为有利，这种影响、差距不断累积和叠加导致城乡文化资本的占有量产生了差距，同时，这种差距不断加大，进而造成城乡学生获取学业的机会的差距不断加大。美国学者沃尔特说：“没有接受本民族文化教育的学生固然可能产生疏远感和无根感，但缺少主流文化教育的学生将会失去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性的机会。”②这是导致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产生的深刻的文化根源。（四）城乡教育公平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城乡教育公平文化研究对城乡教育公平研究和实践产生的意义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从不同的政策、经济等文化视角对城乡教育公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城乡教育公平的文化研究，拓展城乡教育公平研究视阈，丰富城乡教育公平理论研究成果。二是从文化视角认识、破解城乡教育公平问题，探求城乡教育公平研究的新路径，开展城乡教育公平实践。三是系统、深入地探讨不同文化与城乡教育公平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构建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的策略，推进城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城乡教育公平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基础条件公平，主要是指依靠外力，以有形的物质投入、标准化建设及外在条件弥补的方式，实现城乡、区域、校际的硬件设施、师资水平等这些有形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公平，追求均等化、规模化和标准化。二是城乡教育高位均衡，实现教育公平，主要是指根据各地区学校的办学基础和优势，通过深化内部改革、加强文化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特色发展，促进城乡、区域、校际教育互动交流、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实现教育的自主创新、多元化、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奋斗目标。
以文化关怀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的对策思考
1 引言
乡村有景观吗? 乡村有园林吗? 乡村需要景观园林吗? 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 在大地景观开始深入人心的现代, 对于中国规划建筑界, 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众所周知, 乡村既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细胞, 也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乡村园林以乡村景观为背景, 乡村景观在客观方面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水、土、气候、动、植物、人工物等, 在主观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生活习俗, 乡村园林正是在这种综合的景观中孕育、演变、发展、生成, 所以乡村园林与乡村景观密不可分, 故而, 乡村景观园林也就成为本文的论题。根据人类聚居环境学理论(刘滨谊1999) , 作为乡村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背景, 乡村景观园林作为乡村规划的基础背景, 它对整个村落的布局、特色的塑造和生态环境的保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它的面貌、格局、规划、建设决定着乡村环境的生死存亡。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 表面看上去朴实无华, 然而在“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展” 的基本原则指导下, 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耐人寻味的, 其中, 不乏有许多优点而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当今中国,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乡村景观园林在乡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日渐重要。对于迅速城市化的乡村地带, 乡村景观园林正处于十字路口, 迫切需要予以定位、定性、定向、定型, 而对于当今那些步入病态衰败的城镇, 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无疑将成为“ 治病” “健身” 的一帖灵丹妙药。
在学术界, 德国、荷兰、奥地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先进国家早已关注乡村景观园林这一领域, 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2 乡村景观园林的含义
“乡村景观园林” (rural landscape and garden) 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对其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 目前还尚无完整而确切的定义。单单从字面上看, 它由“ 乡村” 和“景观园林” 两个概念组成。这里用“ 乡村” 而没用“农村” 一词, 主要因为农村是与农业产业联系在一起的, 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 如今在农村, 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 有一部分并不一定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事活动, 因此, 用“农村” 来界定范围具有一定的难度域概念, 泛指城市和原始无人聚居地带以外的一切地域, 特指城市(包括市和镇) 建成区以外的地区, 是一个空间的地域系统。“ 景观园林” 的定义可以分解为“ 景观” 和“园林” 两个方面。对于“景观”, 从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角度, 笔者曾有阐述: 扼要地讲, 景观包含着地球表面自然的、人工的人类聚居环境, 并且与社会、文化、习俗、人类精神、审美密不可分(刘滨谊1990 , 1996 , 1999) 。对于“园林”, 张家骥先生在《中国造园论》一书中汇总了许多专家学者对“ 园林” 的理解和定义(张家骥1991) , 并在此基础上对“园林” 下了定义: “ 园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思想, 以花木、水石、建筑等为物质为表现手段, 在有限的空间里, 创造出视觉无尽的, 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因此, 广义的乡村景观园林是非城市化地区人类聚居环境, 其以大自然真山、真水等自然材料而形成的具有审美价值、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景观园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 过去许多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目前已成为城市园林, 它们不在笔者所研究的范围内。
3 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目标
乡村景观园林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 传统乡村景观园林伴随着农耕文明而出现, 随着工业文明及当今后工业文明的进化, 乡村景观园林同样也在走向现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力是乡村人们生活的演变, 乡村景观园林始终与广大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 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和规划设计界的关注重视。
从历史的演变着眼, 就乡村景观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而论, 乡村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地位也不容低估。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中国传统园林起源于古代帝王的苑囿, 这是极为片面的。根据不断的考古发掘和对古代诗歌的深入研究, 人们发现, 其实全世界最早的园林应该是原始聚落中及周边的园圃和树木绿化等实用性的园林化的土地, 它也是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 并对后来发展起来的恬淡素静的文人村居园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就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园, 也不断从乡村园林中得到启发, 从中汲取营养(刘天华1994) 。因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乡村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 起着基础和源泉的作用, 尤其是乡村园林为江南文人园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素材、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 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现代人类聚居环境建设入手,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进程中, 村镇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截止1998 年底, 全国有建制镇17015 个(不含县城关镇), 集镇29118 个, 村庄3557700 个, 随着撤乡建镇和拆村并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建制镇比上一年增加480 个, 集镇减少1206 个, 村庄减少101635 个(1998 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 。这种乡村城市化不是意味着把乡村变为城市, 而是在于节约用地和提高乡村居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因此, 随着乡村城市化的不断进行, 乡村居民的居住方式、居住文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许多传统的聚居村落也将随之消失。乡村城市化使乡村景观园林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一方面, 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已经或将要遭到扼杀的命运; 另一方面, 乡村城市化已经或将要产生出新型的乡村景观园林。新一代的乡村景观园林应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乡土文化, 创造出具有乡村特色而非城市发展模式拷贝的现代乡村景观园林, 以改变当今新建村落的平庸无味、千村一色的状况, 这是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基本目标。
4 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动态
国外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如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美国和日本在乡村景观(rural landscape) 、乡村地区的规划与建设方面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由于现有的资料和技术手段有限, 对当前国外在乡村景观园林领域的研究成果没有更详尽的资料, 但仅此还是可以看出, 国外非常注重对乡村景观的系统研究。
在国内, 有关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和发展, 尤其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片空白。长期以来, 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尽管如此, 仍然存在与之相关的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4.1 传统地方性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结合农村园林的实例对江河流域的农村园林的产生原因及其特色分别进行了阐述(舒楠1997 , 陈志华1999) 。此外还有对徽州古典园林有较为详细的研究( 程极悦1987 , 肖国清1988 , 殷永达1993 , 张浪1996) , 这些文章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例。
4.2 传统乡土建筑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彭一刚院士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彭一刚1994) 为代表, 该书的视点不只停留在乡土建筑上, 而是切入到传统村落的研究, 对村镇的景观进行了分类和分析, 其中包含了构成乡村景观园林的一些要素。此外, 陈志华教授等人编写的《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和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的《诸葛村乡土建筑》两套乡土建筑丛书的有关章节也阐述了乡土文化和乡村景观的关系(陈志华1998) 。
4.3 历史文化传统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古村落: 和谐的人聚空间》两本书为例(刘沛林1995 , 1997) , 作者从风水的角度阐述了风水思想与风景、园林、建筑及城市设计的关系, 在风水对园林规划的启示”一节中, 着重论述了乡村园林的一种类型—水口园林。在中国古村落的景观建构中, 分别就村落“八景、“十景、水口园林、村落点景建筑等进行了阐述。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 虽然有一些与乡村景观园林有关的研究成果, 但不成系统、很不完善。乡村景观园林尚未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课题来研究, 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调查、分析论证。
4.4 空间格局演变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从人类聚居环境学的角度, 选取从古至今的村落实例, 分析乡村景观的构成元素, 对空间化、时间化等可以量化的元素予以量化, 分析其演变发展(刘滨谊, 毛巧丽1998) 。
4.5 现代人类聚居环境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书为例( 刘滨谊1999) , 以生态意识、大地景观等现代思想为世界观, 以“设计结合自然、现代宏观区域景观规划等理论方法为导向, 书中重点分析阐述了欧、美等国现代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与实践。
5 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内容
虽然乡村景观园林只是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它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乡村景观园林所要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历史、地理、建筑、民俗、社会结构、景观、环境、艺术等等。综合上述分析, 笔者提出了下列乡村景观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5.1 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5.2 乡村园林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地位和作用。
5.3 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乡村景观园林所造成的影响冲击。
5.4 乡村景观园林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
5.5 乡村景观园林与乡村经济的内在关系。
5.6 乡村景观园林与乡土文化的内在关系。
5.7 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5.8 乡村景观园林的空间格局特点。
5.9 乡村景观园林的艺术处理。
5.10 乡村景观园林的未来发展模式。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重点不在于保护传统的乡村园林, 而在于寻求乡村景观园林规划建设的规律和特点, 尝试地探索未来乡村景观园林的发展模式, 以便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今后乡村规划中的乡村景观园林规划设计, 创造出超越城市的自然而和谐的乡村人类聚居环境。
6 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方法
国内有关中国造园理论的论着很多, 在此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 文献资料是了解乡村景观园林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途径, 它包括地方史书、地方志、家谱等, 这些文献资料对村落的选址、布局、发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目前乡村景观园林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研究, 这就必须建立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 然后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进行分析、比较, 找出规律。由于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大多遵循自然法则, 随着村落的布局而形成, 很少受到来自外界人为规范的约束。因此, 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实地调查和测绘, 并结合对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 了解他们在居住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变化, 以及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 受到来自村镇规划标准和农村土地使用政策的影响, 因此, 还需要认真领会政策、法规的精神。通过对乡村景观园林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通过实证对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和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分析、比较, 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内容和形式的演变; 总结归纳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分析乡村景观园林的构园特色; 找出乡村景观园林成园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乡村景观园林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 它在景观建筑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7 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意义
乡村景观园林有别于城市景观园林, 城市景观园林是通过人工再现自然, 而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运用自然, 更为朴素地保留着更多的自然真迹, 从艺术追求而论, 如果说, 城市景观园林是“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那么, 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虽由天作, 宛自人开”, 各自的艺术倾向不同, 并无艺术的高下之分。但是, 倘若从自然美的角度来看, 乡村景观园林远比城市园林自然优美。“师法自然”只有从乡村景观园林中才能获取第一手的灵感源泉, 而目前国内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界在这一领域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 因此, 对于乡村园林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7.1 建立乡村景观园林的观念意识
乡村园林虽然早就出现, 但是由于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 对乡村园林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 以致于长期以来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 通过建立乡村园林的概念, 使人们对乡村园林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从而激发更多的人从事乡村园林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以填补国内在乡村研究领域的空白。
7.2 发掘保护传统乡村景观园林环境
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大多为明清时遗留下来的, 而乡村园林由于长期以来受外界干扰少, 因此, 有的乡村园林还保留着宋元时期的风格, 这对中国传统园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713 创造现代中国乡村景观园林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 探讨乡村居民对园林的需求, 以及乡村园林对大地景观环境和改善生态的重大作用。乡村园林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美, 而且它和人们的平凡生活保持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 因此,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 根据乡村的功能要求、景观要求和经济条件, 创造出优美的乡村园林艺术形象, 这对于我国未来乡村规划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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