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生态；社会信用；区域经济
金融生态，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任何一种金融生态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我们把作用和影响金融生态的这些环境条件称之为金融生态环境。树立科学的金融生态观，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这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金融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金融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首先，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才能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金融业掌握着国家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才能把自身的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目前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差，起点低，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搭建平台。
一、完善以法律为基础的生态调节机制
正如自然生态总是在一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并因而具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特征一样，金融生态也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也具有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特征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体现的，因此，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生态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因素。
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是一国金融生态健康发展的保证。目前，针对我国社会信用环境不理想、交易违约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道德风险的状况，需要尽快修改完善现有的《合同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法律，对《刑法》中有关贷款欺诈的规定进行修订，并进一步提高和改进会计准则，规范和完善社会中介机构的服务行为，促进金融机构会计信息透明化，使金融法规真正对违法违规行为发挥最后的“杀手锏”作用，支持和维护整个金融生态的建设和发展。应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加快出台有关金融机构破产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尽快建立起以此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调节机制。
二、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科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要努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是金融生态环境有序运行的前提，社会诚信环境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信用环境建设，信用环境正在优化，但尚未彻底好转，主要表现在：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时有发生；企业改制时将有效资产剥离，“金蝉脱壳”情况在一定范围比较普遍；司法对银行债权的保护力度不够，银行维权的法律成本高昂。
建设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征信公司可以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广泛收集信息，从而减少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信贷机构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客户的信用状况，更有针对性地发放贷款和科学定价，减少逆向选择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信用风险的发生。征信体系大量的信息还可以成为提高金融机构经营决策水平的重要分析基础。金融机构通过对征信数据的深入挖掘，可以发现最有市场价值的客户群体以及不同客户群的增长变化情况，从而进行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定位。目前，人民银行继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后，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也已实现全国联网查询，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全社会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而且有利于商业银行及时全面了解掌握客户信用状况，防范信贷风险。要加快诚信法制建设，尽快出台征信管理、信息披露等法规，完善社会信用征集与评价体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中介机构及人员的责任追究及惩罚制度，提高中介机构的信用，使中介机构成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市场主体。
三、地方政府要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财政、税务、工商、公检法、新闻宣传、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等部门，这就决定了加强金融生态建设需要各部门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形成资金聚集的“洼地效应”。
地方政府应当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加强宣传，营造全社会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的积极氛围。通过有效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认知度，争取社会各方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其次，政府应当着力改善自身行政和工作作风，为金融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政府应当坚持依法行政，打造“诚信政府”，结合地方金融生态建设实际，清理、废除过去不利于金融业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尊重地方金融机构的依法自主经营权，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金融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干预，形成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合力；再次，加强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政府应成立有关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委员会，统筹吸纳银行、企业、社会各界意见及建议，制定金融生态建设的规划、目标、任务、程序，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要充分听取委员会的意见，及时向金融机构通报本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政策、规定。
四、人民银行要提高履责能力和水平
首先，要发挥中央银行的信息优势，加强对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其次，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和有关部门的沟通，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协同开展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整治工作，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发挥作用。再次，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正确引导信贷投向。基层人民银行应当加大央行“窗口”指导力度，对新出台的重要金融政策都应结合辖区经济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落实措施。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方向，切实加强和改善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搭建合作信息平台，真正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协调沟通机制；最后，加大对重点项目、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五、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高锐：关于西部地区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在金融生态链中，商业银行居于中心地位。实践证明，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贷款风险的大小和新增不良贷款的比例，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商业银行重视和共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既有助于商业银行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有助于商业银行发现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点，及早采取措施或抢占市场，或规避风险；还有助于商业银行准确把握并正确运用金融运行规律，实现银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目标。
金融企业应充分认识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首先，金融企业要树立金融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基本理念，正确把握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地方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在支持经济发展中改善金融生态。其次，要加强与政府各部门、客户等的沟通，协调，处理好各方关系，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关系。积极配合人民银行推进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促进同业信息共享，主动向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争取政策支持。再次，要摈弃陈旧落后的观念，努力增强金融服务意识，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主动地去营销贷款。既要积极地支持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成长和发展，还要继续支持正走出困境的企业，把金融生态建设落到实处，为经济金融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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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 劳动力流动 区域差异
引言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这些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生动图景，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自然禀赋明显差异化，且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也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呢？如果是，那么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通过对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特点。然后搜集、整理各地区的历史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相关的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文献综述
自银行出现以来，人们就在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金融发展理论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由于金融在当时的附属地位，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业作为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门发展起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955年、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的两篇论文《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通过建立一种由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金融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的结论，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他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9）中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则是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以及其与实体经济基础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金融发展。他结合了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基本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实证方面，通过对35个国家约100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金融相关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这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以及分析基础。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两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的分别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他们提出的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全面地讨论证明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公认是发展经济学及货币金融理论界的重要突破。他们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加上发展中国家常出现通货膨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另一方面刺激了借贷人的需求，二者均损害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为了让利率真实反映供求，恢复金融机构的配置能力，政府应该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抑制。同时，肖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良好的金融体制能将储蓄有效地引导到生产上去促进经济，同时繁荣的经济也能通过提高个体收入刺激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开创性的工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放弃了原有金融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把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均能包括进来的一般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四个指标测度金融中介质量（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以此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这是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金融中介规模以及功能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
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状况的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也带有突出的差异及不平衡性。特别是1997年后，国有银行开始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大量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向大城市聚集；而欠发达的地区则发展迟缓，金融形式相对落后，金融活动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巴曙松，1998）。
（一）区域金融发展指标
鉴于中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采用金融中介发展相关的三个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即金融中介规模指标，本文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来度量。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包括信贷转换率（SLR）、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Y）两项指标。其中，信贷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中介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促进储蓄逐步向投资的转换，使得剩余资金得以利用，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SLR指标能够有效检验金融中介的效率。
在以往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中，由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小，企业主要把向金融机构的借款作为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学者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但在我国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一指标具有缺陷。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资本边际产出更高，因此如果将资本更多地配置给私人企业，则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使用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的程度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数据无法获得，在对PRIVY指标进行计算时，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使用式子PRIV=Loan-0.1993SOE得到指标值。其中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SOE表示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基本逻辑是从贷款总额中分离出国有企业贷款。
（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
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图1表示几个主要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国内总额比重，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约占全国存贷款总额一半左右，且所占比重持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东北地区比重最低。
由于不同地区包含的省市数量不同，直接影响存贷款总额，因此通过省市数量对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进行平均。如表1所示，四个地区的存贷款平均值均呈上涨趋势，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2000年前，平均值接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后，仍高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对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机构规模上，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信贷转换率（SLR）。从图2可以看到，2000年前东部地区信贷转换率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比较明显。2000年后，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这有可能与地区经济状况及政策相关，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东部地区大力扶持，贷款增加使信贷转换率变高；而之后，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力度，使得其贷款增加，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存款水平较低，因此增大了信贷转换率。
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图3反映的是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另一指标，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同上面两个指标一样，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PRIV值最高，且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虽然PRIV指标是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能够更真实反应金融中介效率情况，但是由于是与GDP做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指标产生了影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及GDP较低，因此拉大了PRIV指标。
通过本文运用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从金融中介规模、金融中介效率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的衡量，可以看出，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并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资金供需状况、政府的行为以及法律和社会信任状况等，每种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概况
（一）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
从表2、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流动呈持续扩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53.3万提高到2009年的2.11亿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从1990-1995年的2076.9万上升至2000-2005年的4779万，整体规模扩大了一倍。
（二）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表3显示，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1990-1995年的71.52%上升到2000-2005年的90.95%，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58.29%上升到85.5%，同时，东部地区省份内部流动的比重由63.46%上升到70.54%（东部地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与金融发展部分划分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分析）。
图5更直观地表现了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箭头所指为劳动力流动方向，箭头的宽窄大约代表相应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并且越来越宽的箭头也显示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逐年递增。由此可以概括出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所表现出的特征：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省份流动，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各地迁出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计量方程的设定与结果
为验证金融发展因素对省际劳动力流动产生了何种作用，本文设立基本的估计方程如下：
Ln（Mij/Mii）=α0+α1 ln（RWj/RWi）+α2 ln（Disij）+α3ln（Unemj/Unemi）+α4 ln（openj/openi）+α5 ln（Financej/Financei） （1）
其中，ln（Mij/Mii）表示从i地迁移到j地的劳动力人数/从i地迁移到i地的劳动力人数； ln（RWj/RWi）表示迁入地j地的实际工资与迁出地i实际工资的比值。这一变量表示的是预期收入。本文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除以CPI指数得到各地的实际工资水平；ln（Disij）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一致采用各省省会之间的铁路里程来表示两省之间的距离。ln（Unemj/Unemi）表示迁入地j失业率与迁出地i的失业率之比。这一变量用来表示两地的就业情况差异；ln（Openj/Openi）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比值，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两个地区间对外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本来归纳的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影响作用机制中包括贸易效应，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对地区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即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ln（Financej/Financei）表示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和迁出地发展水平之比。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可以表示金融中介规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三个指标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同期全国总存贷款额ln（SHCRj/SHCRi）；信贷转换率（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ln（SLRj/SLRi）；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ln（PRIVj/PRIVi）。
本文所使用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来自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省间距离数据来自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货运里程表》；金融发展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宏观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对于PRIV指标的计算，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由于劳动力流动数据来源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抽样调查，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分为三个时间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同时本文对每个时间段的实际工资、失业率、开放度等指标进行了平均，进行检验的数据由平均所得。本文所有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份，但由于金融发展数据有缺失忽略不计，且重庆1997年才从四川分出，因此共包括29个省，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金融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促进作用是在地区社会经济具有显著差异基础上发生的，只要这种差异状况不改变，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将会持续。对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且迁入人口较多的东部地区，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大量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迁出人口较多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为了解决劳动力资源严重外流的问题，不仅要做到通过各种政策及措施留住人才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更要提高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要充分重视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其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缩小地区金融差异，构建动态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第一，要逐渐调整我国的金融发展战略，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必要重视落后地区的金融经济发展，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倾向于东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金融约束严重，造成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应受到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第二，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加强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协调，建立机制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反哺。第三，在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实施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有差别的货币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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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排斥，区域保险区域差异
一、金融排斥理论研究现状
金融排斥性是近十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在稍早的研究中，人们一般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对金融排斥性进行探讨，即研究居民到金融服务网点（尤其是银行零售营业点）的实际距离对居民获得金融服务便利性的影响（Leyshon和Thrift，1993；1994；1995）。这个时期对金融排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过去几十年受住房政策（将贫困人口集中于城市郊区）的影响，大量金融零售网点在贫困社区的撤并；二是研究银行和住宅互助协会①的分支机构在贫困社区的关闭；三是研究贫困社区居民因到金融服务网点较远和交通不便而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随后的研究表明，金融排斥性并不仅仅因金融服务网点在某一地理区域的撤并而存在（FSA，2000），一些人群如果有获得金融服务的需求，但却因社会经济因素和金融服务市场因素而很少或从未获得金融服务也应视为受到了金融排斥。一般认为，容易受到金融排斥的人群往往是从来没有使用过金融产品的家庭、低收入居民、老弱病残人士、居住在边远和落后地区的居民（FSA，2000），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弱势群体。基于此，Sherman Chan（2004）在其会议论文中将金融排斥性界定为：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缺少分享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区域保险区域差异，这包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至于如何判定是否存在金融排斥性，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是根据Kempson和Whyley（1999）提出的五个指标：（1）地理排斥性；（2）条件排斥性；（3）价格排斥性；（4）市场营销排斥性，；（5）自我排斥性。显然，这样的判定方法更能够从金融机构的经营层面对某一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价，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鉴于此，本文也将参考和借鉴这些指标探讨我国保险业区域中存在的金融排斥性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保险业区域金融排斥现状分析
1．地理排斥。一般来说,一个地区金融机构的分布与金融排斥程度呈负相关关系,金融机构网点分布越多,居民越容易获取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金融排斥程度越低,反之亦然。截至2009年年末，全国共有保险集团公司8家，保险公司121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0家。其中，北京地区共有保险分公司及直接经营业务的总公司83家。河北省，辖内共有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40家，分支机构3625家，保险专业中介法人机构101家，保险兼业机构3733家。上海保险机构总数为105家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江苏69家；浙江56家；安徽36家；江西2390家；山东56家；湖北3146家；重庆46家；四川45家；贵州854家；青海219家；宁夏290家；新疆519家。可见，保险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少数中西部地区，保险机构的区域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2．营销排斥，即一些人被排除在金融机构产品营销目标市场之外。保险机构为了获得盈利和发展需要一定的从业人员对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营销。从业人员是营销活动的重要载体,从业人员的多少对金融机构营销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11个省份中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数目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黑龙江、山西、河南以及湖北的从业人员人数和东部地区相当，其余地区和东部区域相比相差较大。尤其是西部地区除四川省从业人数较多之外，其他省份远低于东部地区。
表1 2009年我国各地区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东
部
北京
64062
东
部
海南
12828
天津
41546
辽宁
134890
河北
200000
广东
253800
山东
402100
中
部
黑龙江
113000
江苏
235000
山西
110416
浙江
143000
河南
263300
上海
21300
安徽
19991
福建
131873
湖北
134879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中
部
湖南
14800
西
部
四川
172600
江西
70000
贵州
9421
吉林
87051
陕西
73774
西
部
内蒙古
67704
西
部
新疆
12703
广西
65000
青海
15325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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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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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65000
关键词：金融资源；经济增长；地区差异
一、文献综述
在经济学文献中，最早提及“金融资源”概念的西方学者是戈德史密斯（1955）在《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书中谈到的“本书应该探讨金融资源和传递渠道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性质的影响”。可惜，这一概念的理论含义,是偶然的和非系统的,没有在西方金融学界引起重视。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1998）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系统性地提出“金融资源理论”，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揭示金融本质属性或特征，他认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解释了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内在的依存性。在白教授之后，一些学者先后对金融资源进行研究，其中，崔满红教授和孔祥东教授（1999）研究了金融资源社会性、层次性等，将其分成四个层次。王振山（2000）通过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金融效率论运用到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探讨中，研究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通过以往学者对金融资源的研究，笔者认为金融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资源应该是包括金融环境、金融制度在内的涉及金融的各种因素；狭义的金融资源是可以用货币表示的如金融机构存贷款、保费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等对经济有影响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等。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的金融资源。
国内研究金融资源分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并不太多。张军洲（1995）是国内较早研究金融资源地区分布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以中国区域金融为题探讨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王子明、胡鞍钢（2002）对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强相关，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艾洪德，徐明圣（2004）通过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基础上认为东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而中西部存在负相关，进而得出过度开放金融竞争和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可能对欠发达地区不利的结论。王纪全、张晓燕、刘全胜（2007）通过计量的方法测定我国地区金融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我国应该一方面做大金融资源总量，另外一方面应该完善金融资源地区结构。
二、我国各地区的金融资源分布情况
本文选取的金融资源是一个混合指标，包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选择以上指标，是因为以上指标总量之和达到全部金融资源总量的90%以上，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另外，数据跨度为1995—2007年，之所以选择从1995年开始是因为1994年存贷口径做了重大调整，同时，我国也在1994年进行了汇改，这对前后期的实际利用外资额的统计会产生偏差。
我们对人均金融资源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人均拥有量，东部地区都远远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差距在不断的拉大。2007年的数据表明，人均金融资源东部地区达到了10.57万元，而中部地区只有2.54万元，西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为2.87万元。可以看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人均金融资源差距竟然达到4倍多，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金融资源的增速也在不断的拉大，东部地区2007年的人均金融资源是1995年的8.69倍，中部地区是5.08倍，西部地区则是4.79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均金融资源差距从1995年的大约2倍多上升至2007年的大约4倍多。
总之，可以看出，经济发达的地区集中着全国大部分金融资源，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较为稀缺，我国的金融资源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均匀的特点。
三、实证检验
（一）相关性检验
首先，我们需要证明金融资源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本文以全国1995—2007年的时间序列来研究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这种关系是线性的，并且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单位万元）为因变量，人均金融资源（pfr）为自变量。
采取人均数据是因为这样可以剔除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因此能够更好的反映宏观经济和金融资源的关系。
对人均gdp(pgdp)和人均金融资源（pfr）进行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pgdp = 0.3204275572*pfr + 0.1822353398
可见，人均金融资源和人均gdp之间存在着重要和显著的相关性，人均金融资源每增长一个单位，能使人均gdp上升0.32048个单位。另外，观察拟合优度和调整后的，发现其值分别为0.994107和0.993572，均大于0.95，证明方程拟合的非常的好。
另外，对人均金融资源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人均金融资源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990797。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我们选择两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研究金融资源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向量自回归的基础上再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研究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化不会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文中，lnpgdp、lnpfr分别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金融资源的对数值。
（1）单位根检验
采取adf法对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采取的软件为eviws3.1,其中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项由aic和sc原则确定，得到以下结果。
从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和各地区的lnfgdp和lnpfr都是不平衡的，但是经过二次差分之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平衡，即中国及各个地区的时间序列为二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由第一阶段的单位根检验得到的结果，中国及各个地区的时间序列为二阶单整序列，符合进行协检的条件。我们对全国和各地区的数据进行协检，根据aic和sc原则，滞后期取1，得到如下结果：
可以看出，全国和东部地区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却因为某些原因而不存在这种协整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协整检验我们得知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均衡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要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滞后期同样取1，得到以下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就全国来说人均gdp构成了人均金融资源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说就全国而言，经济的增长拉动了金融资源的增长，而人均金融资源不构成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在东部地区，得到了和全国相反的结论，人均金融资源成为了人均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人均gdp不构成拉动人均金融资源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均gdp和人均金融资源不构成任何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数据和实证的研究，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一）我国的金融资源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均衡状态；（二）金融资源和经济增长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但是金融资源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并不相同。
为了丰富我国金融资源总量以及均衡各地区之间的分布，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要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给金融资源的发展和丰富提供良好的环境。其次，政府在政策施行上要对中西部地区有所倾斜，实行适合中西部实际情况的金融政策，尽量避免“一刀切”的政策手段。再次，要大力丰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票据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等等。鼓励本地企业多元渠道融资，向资本市场发展。总而言之，我们不仅要发展金融资源总量，而且要均衡金融资源在各地区的分布，促进我国经济均衡而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白钦先.白钦先经济金融文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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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可持续发展；测度；比较
0 引言
从现实来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动荡与重整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金融业受到严格监管，对外开放度较低，受到的外部冲击较小，但是制约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和隐患普遍存在。从理论来看，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证研究仍然偏少。因此，研究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文旨在构建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四大地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相对程度进行测度与比较，并据此提出提升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1 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标准
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之前，首先需要确立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标准，否则，评价指标体系的涉及便无依据，定量分析亦缺乏规范性。本文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出发来确定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角度与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来选取合适的单项指标。
根据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必须兼顾量性金融发展和质性金融发展。金融可持续发展对量性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业规模的扩张，对质性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是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效率的提升以及金融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本文认为全面的金融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金融规模方面、金融结构方面、金融效率方面以及金融外部环境方面，而且我国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水平应该是由这四个方面有机构成。
2 金融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的选取
确定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标准后，也就确定了金融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接下来就可以选取金融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各自的单项指标。
2.1 金融规模方面
根据白钦先（1998），本文选取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存贷款、金融市场交易额、保险深度、保险密度等五个指标来衡量金融规模的发展程度。
2.2 金融结构方面
根据吴晓求等（2006），本文选择金融市场交易额占金融机构存贷款的比重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发展程度。
2.3 金融效率方面
根据李扬（2007），本文采用储蓄率来衡量金融效率的发展程度。
2.4 金融外部环境方面
根据R.La Porta等人（1998），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万人三种专利授权数量等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外部环境的发展程度。
3 我国各地区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测度与比较
3.1 测度方法介绍
本文中使用的计算金融可持续发展单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参考了樊纲等（2006）。下面给出具体的计算公式。
为了使各地区的指数指数可以同以前年份相比，从而反映金融可可持续发展的进展情况，本文设定2000年为基期，对于各年份的单项指数得分的计算，具体公式如下（适用于正向指标）：
第i个指标年得分
其中脚标（t）代表所计算的年份，脚标（0）表示基期年份。
对于各年份负向指标的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第i个指标t年得分
形成金融可持续发展各单项指数为各方面指数和总指数提供了基础。而形成方面指数和总指数的关键在于如何为各单项指数选取权重。本文采用算术平均法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用这些权重来相加得到方面指数；并用相同的方法确定金融可持续发展各方面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总指数。
3.2 研究结果分析
3.2.1 总体进展比较
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进展上，从2010年与2000年总体评分的变化幅度来看，四大区域的总体评分都有显著提高，变化幅度由高到低分别是：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从各年间四大区域间总体评分差距来看，东部与其它三大区域总体评分的差距有扩大，说明东部地区与其它地区金融可持续发展进展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性更加显著。
3.2.2 四个方面进展比较
我国四大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的进展上，金融规模方面，四大区域的评分都稳步上升，总体上在所有年份呈一种梯度：东部最高，东北第二、中部第三，西部最后，说明金融规模方面的进展也呈东最好、东北第二、中部第三和西部最后的态势；金融结构方面，四大区域的2010年比2000年评分增幅较小，各年间起伏较大，东部地区虽然在所有年份均要高于其它地区但差距较小，说明四大区域在金融结构方面进展较小，而且不够稳定，东部地区的优势不明显，四大区域呈现一种低水平的平衡格局；金融效率方面，四大区域的2010年与2000年评分增幅较小，各年间有所起伏，东中西由高到低呈一种梯度，东北地区评分波动最大，在2007年以前要高于东部地区，之后低于东部，但四大区域差距较小，说明四大区域在金融效率方面进展较小，而且不够稳定，尤其是东北地区起伏最大，差距较小，呈现一种低水平的平衡格局；金融外部环境方面，四大区域的评分都稳步上升，总体上在所有年份呈一种梯度：东部最高、东北第二、中部第三、西部最后，说明金融规模方面也呈东部最好、东北第二、中部第三，西部最后的态势。
4 提升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两方面有待加强，因此从这两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4.1 优化金融结构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使其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最有活力的核心， 发挥其对现代经济体系的杠杆推动作用；大力发展创新银行业务，通过提供收取费用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扩大银行利润；
4.2 提升金融效率
强化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提供金融机构素质，金融效率的提高，其基础作用的是金融机构的高效率；加强金融监管，改善金融调控方式，加强金融监管，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1998.Law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 1113-1155.
[2] 白钦先.再论金融可持续发展[J].中国金融，1998（7）：19-20.
[3]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度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 李扬，王国刚，刘煜辉.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06-200
关键词：金融发展 资本形成 面板协整 FMOLS
一、引言
金融发展(Financial development)指金融系统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综合发展，具体包括金融体系数量规模的扩张、功能作用的增强、系统品质的改善等。资本形成则是指非金融生产资本的积累，其规模、速度和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有重要影响。目前，国外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资本形成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从我们了解的国外研究文献来看，Fritz Machlup(1940)研究了证券市场和信贷与资本形成的关系，结果发现证券市场的发展和信贷体制的完善是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Choi，Smith和Boyd(1995)研究了通货膨胀、金融市场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高通货膨胀率之所以对实际经济有不利影响，是因为高通货膨胀率通过引起金融市场摩擦，从而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分配，并最终对长期的资本形成和实际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国内学术界有很多学者研究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宁智平(1993)通过对资本形成理论与金融深化理论的比较分析，探讨了金融发展同资本形成、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得出经济结构优化、金融功能强化、资本形成过程加快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沈天鹰(1995)分析了储蓄影响资本形成的机制，认为资本形成作为储蓄到实际投资的一种转化结果，可以把储蓄视为资本形成的供给，而把投资看成是资本形成的需求，因此，资本形成由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联合决定。沈坤荣和孙文杰(2004)运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资本形成水平，结果显示金融体系对我国资本形成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王少国(2005)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资本形成的影响，认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资本形成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金融部门促进资本形成的效率不高，因而我国需要进行通过金融创新来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的正效应。
从目前对金融发展与我国资本形成关系的研究来看，除了沈坤荣和孙文杰(2004)外，其他都是在理论上定性分析金融发展影响资本形成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影响我国资本形成的金融因素。目前，这种研究框架无法从定量的角度反映金融发展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无法反映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资本形成关系的内在结构特点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我国目前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旨在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金融发展是促进资本形成以及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金融发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有无促进作用？促进作用有没有差异？差异有多大？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统称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协整模型(Panel Cointegration)，采用Pedroni(1999，2000)提出的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研究金融发展对我国资本形成的长期效应及其地区差异。
二、模型的建立
（一）数据来源
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相关年份以及《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选取了除以外的我国30个省市1985~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资本形成总额(CA)、存款余额(DEP)、贷款余额(LOAN)以及CPI指数的数据。重庆市作为一个直辖市成立较晚，将其数据归入了四川省。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对各省市的GDP、资本形成总额、存贷款余额数据均用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了调整。
（二）模型说明
根据研究目的，我们建立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LNCAit=β0 +β1LNDEPit+β2LNLOANit+uiti=1……N，t=1,……,T(1)
其中：LN表示自然对数，uit为误差项。CA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DEP为存款余额占GDP的比例；LOAN为贷款余额占GDP的比例。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是M2/GDP。本文研究的是我国各个省市的金融发展水平，由于各省市没有M2的统计数据，本文采用周立和王子明(2002)的方法，用年末存贷款余额/GDP度量的存、贷款规模来衡量各省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定义的DEP和LOAN分别从存款规模和贷款规模两个方面衡量了各省市的金融发展水平。
三、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为了考察以存贷款规模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资本形成的长期效应及其地区差异，根据模型（1），首先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面板进行分析，然后将全国除外的30个省市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市；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1个省市，对三大地区分别建立子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
(一)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
本文使用WinRats7.0软件，分别采用IPS检验、MW检验、CHOI检验，对模型(1)中的变量CA、DEP以及LOAN的自然对数及其一阶差分值进行面板单位根(Panel unit root)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三种检验均表明变量LNCA、LNDEP以及LNLOAN的水平值为I(1)过程，其一阶差分值平稳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
（二）面板协整检验
由于模型（1）中变量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则结果可能是伪回归。因此，本文对这些变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如果面板协整关系存在，则可以避免伪回归。根据Pedroni(1999)提出的7种形式的协整检验统计量，本文的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给出的面板协整检验各统计量的估计值和p值可以看出，7种检验形式的协整检验统计量都在4%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模型(1)中的变量LNCA、LNDEP、LNLOAN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
（三）协整向量的FMOLS的估计结果
我们使用Pedroni(1999，2000)提出的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估计协整向量，结果见表3。
表3中，β1度量了以存款规模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形成的长期效应。就全国总体而言，存款规模每增加1个百分点，资本形成额会增加0.268个百分点。就各地区而言，存款规模每增加1个百分点，东、中、西部的资本形成额分别会增加0.324、0.232个和0.129个百分点。β2度量了以贷款规模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形成的长期效应。贷款规模每增加1个百分点，全国的资本形成额增加0.329个百分点；对各地区而言，将使东、中、西部的资本形成额分别增加0.288、0.315个和0.345个百分点。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从以存款规模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形成的长期效应来看，对全国总体和中、西部的资本形成都有显著的正效应，且这种正效应呈现出对东部地区较大、中西部地区相对最小的地区差异。2.从以贷款规模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形成的长期效应来看，对全国总体和东、西部、中部地区的资本形成都有显著的正效应，且这种正效应呈现西部地区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的地区差异。我们认为，造成这一地区差异的原因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越发达，货币化程度就越高，储蓄与投资的分离程度也就越大。因此，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经济社会货币化高，企业直接融资较为便捷，投资对储蓄的依赖就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货币化程度较低，资本形成必须的融资渠道较为有限，所以贷款就成了中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的主要资金来源。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觉得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来发挥金融发展对我国资本形成带来的正效应，并尽量缩小正效应在不同地区的差异：1.由于存款和贷款规模的扩大对我国总体及各地区资本形成的长期效应都为正，所以应该通过引进竞争机制，促进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并逐步减少来自各方面的人为干预，从而提高金融中介活动效率，通过合理扩大存贷款的规模，以达到促进资本形成的目的。2.从贷款规模对各地区的资本形成效应的地区差异的情况来看，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有效政策进行鼓励生产性投资，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减少金融发展程度不同对各地区资本形成的地区差异，从而减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和谐健康发展。3.通过金融改革来改善金融体系功能低下的现状，积极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逐步改变银行业贷款投放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地方政府主导项目过度集中的现状，促进银行信贷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大对非公有经济的信贷投放，促进我国的金融发展，并进而促进各地区的资本形成。
参考文献：
[1]宁智平.资本形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J].世界经济文汇，1993，(4)：1-8．
[2]黄明．金融深化、资本形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韩国与泰国实践的反思[J].经济评论，1999，(1)：86-107．
[3]王少国．我国的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分析[J] .环渤海经济望，2005，(10)：26-29．
[4]沈天鹰．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形成与货币金融[J].南开经济研究，1995，(3)：28-34．
[5]沈坤荣，孙文杰．投资效率、资本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6)：52-63．
[6]黄晓东.我国农村金融压抑中的资本形成[J].广东社会科学，2005，(5)：32-37．
关键词：金融集聚；产业竞争力；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显著，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相关的金融业应该以更高的水平来适应和支撑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产业集聚的发展，金融业越来越多的集中于某个区域发展，逐步形成金融集聚地，如纽约、伦敦、东京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集聚程度的增加，社会各界对金融集聚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渐的增加，出现了金融地理学、区域金融学等理论。而将研究重点侧重于金融集聚与金融产业竞争力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分析的过程中，国外学者将研究的侧重点集中于研究金融产业组织问题，或者重点研究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产业角度研究金融产业的属性、含义等。而国内的学者大多数学者将对金融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集中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论文结合2001-2012年的数据分析了金融集聚对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进而促使金融集聚程度加深的同时提高金融产业竞争力。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理论对金融产业竞争力的研究相对匮乏，研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对金融产业进行的定量分析较少，缺乏客观的评价指标及体系；第二，研究范围相对局限，要么是以国外的金融产业为研究对象，要么是以国内发展较迅速地区的金融产业为研究对象，相对来说对不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第三，将金融集聚与金融产业竞争力结合的分析相对较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全国各省市的层面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省市金融产业竞争力进行测度、比较和聚类分析，进而得出金融集聚与金融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二、指标选取
在现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2013年的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各省市作为研究对象侧重研究金融集聚与金融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在表示金融集聚程度时，主要采用区位熵进行测量。所谓的区位熵又称为专业化系数。区位熵的表达式定义为：LQ=Pki/PiPk/P，其中Pki表示某地区金融产业值，即金融产量，Pi表示该地区生产总产值，Pk表示全国金融产值，P表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其比值大于1，代表金融集聚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表示金融集聚化程度较弱。
在描述金融产业竞争力时所采用的指标主要包括：第一，金融产业增加值X1；第二，金融机构年贷款总额X2；第三，金融机构年存款余额X3；第四，保险费收入X4；第五，上市公司的数量X5；第六，证券市场年交易量X6；第七，地区财政收入X7；第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8；第九，金融效率竞争力的相关指标。在衡量金融产业效率竞争力时主要采取三个相对值，即：金融相关率X9、金融贡献率X10以及保险深度X11；第十，外商直接投资额X12。
所选指标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各省市金融年鉴。
三、实证分析
在分析的过程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描述金融产业竞争力的指标进行处理。所谓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众多的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为一组新的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综合指标，它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研究如何通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揭示多变量之间的内部结。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对所提取的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本文采用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代入各省市2001年数据，得到如下结果：
通过上表分析可知，KMO统计量等于0.78，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说明本文中的数据比较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取将所有大于1的特征根，显示结果如下表所示：
结果显示有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分别是7.34、2.568。其累积方差贡献已达到82.562%，这说明这两个因子已经可以解释原始变量的82.562%的方差，即包含了数据中的绝大多数信息。本文提取因子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的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的相关系数矩阵，并且进行旋转，进而使因子模型更加明显。在对矩阵进行旋转之后，各因子所包含的指标主要如下表所示：
因子F1在地区财政收入X7、金融机构年贷款总额X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8、金融机构年存款余额X3、金融产业增加值X1、外商直接投资额X12、保险费收入X4、上市公司的数量X5、证券市场年交易量X6有较大载荷。
因子F2在金融贡献率X10、金融相关率X9、保险深度X11有较大载荷。
根据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计算出各因子得分，如下表所示：
结果显示：自变量X和控制变量X12都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P
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的研究金融集聚与金融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现将中国各省市按照传统的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其中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六个相邻省份；西部地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南、贵州、四川、陕西、重庆、广西、内蒙古；东部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各个地区的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人力资本存量与东部地区金融产业竞争力在5%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金融集聚程度、人力资本存量对金融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其中人力资本存量所起到的作用较为明显，而科技水平、个人消费需求与东部地区金融产业竞争力之间相对不显著；就中部地区而言，只有科技水平与金融产业竞争力之间相对显著，但是科技水平的发展并不能促进金融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就西部地区而言，人力资本存量与地区金融产业竞争力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促进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发展。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全局、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金融集聚与金融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为止，金融产业集聚对金融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起到的作用不是很明显，甚至，人力资本存量、科技水平、个人消费水平等对金融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都不是很明显，因此应该大力发展金融业，进而提升整个金融产业的竞争力，最后促进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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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增长。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近年来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现状，从而促使金融创新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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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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