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1引言。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4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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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方创琳主编《区域发展战略论》，科学出版社。2002.
［6］李奇泽、敖明山，对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思考，中国商界，2008年。
一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渊源与现状
西部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有着悠久的贸易传统。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古代的“经济特区”，发挥了对外（特别是对中亚地区）交流的窗口作用。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著名的“丝绸之路”使得我国的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曾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罕见的国际贸易通道，是联结欧亚大陆的动脉、世界发展的主轴、现代文明的母胎，它为欧亚广大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汉代以来，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当时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诸国的贸易往来达到空前规模。至清朝，西北地区与中亚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自由贸易。只是到了近代，西部地区的沙漠化倾向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致使“丝绸之路”辉煌不再。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强国。但是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一度低迷，一直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对外贸易依存度长期偏低，1996年，整个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9.4%，而全国平均水平为35.55%，东部则高达48.49%；其贸易绝对额只有109.75亿美元，约为广东省的1/10，仅占全国贸易总额的3.78%。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地理方向上，首先从进口来看，西部地区处于能源、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的前期，原材料供给较为充足，因而主要进口机电产品、钢材、化工材料、汽车及其配件、化肥、农药等物资生产资料，且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如美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其次，从出口来看，西部地区主要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近年来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上升，出口商品结构已初步完成了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出口工业品为主的第一梯级转换。以较具代表性的甘肃为例，1998年该省出口初级产品比重占11.5%，工业制成品占88.5%，其中，工矿产品占78.4%，农副加工品占12.6%，农副初级产品占9%。迄今为止西部地区出口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对香港、日本、美国、独联体、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就占西部地区出口总额的80%以上。近年来中亚和西亚地区在西部地区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开始加大。
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与东部相对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传统国际贸易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和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国际贸易的根源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得各个国家专业化生产本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而形成国际贸易。比较利益学说指的是：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差异，各国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双方获取最大利益；资源禀赋学说指的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即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因此，各国在生产使用本国最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并参与国际贸易时，可以获得最大利益。这些理论不仅是西方全部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大量经验验证的理论基础。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其原来具备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却日渐削弱，以致于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了其比较优势。那么，相对东部而言，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力成本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表1显示了1996年东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差异，表2则对他们在该年度的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进行了比较。
表1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
地区省份国内生产从业人口从业人口人均职工平均
总值(亿元)(万人)年产值(元)工资(元)
64.53115.6756118930
四川42156464.96519.85010
贵州719.831783.2040324758
云南1491.622186.268236231
陕西1175.381762.766684937
甘肃714.181521.4646945882
青海183.57247.2074266513
宁夏193.62245.3678915635
新疆912.15——5098
西部地区8757.7314326.696112.885888
东部地区37903.223906.4115854.87229.9
全国67795688509846.86210
注：(1)本表根据1997年《中国经济年鉴》编制；(2)劳动力成本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来代替；(3)劳动生产率＝从业人口人均产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地区）从业人口
表2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
地区／省份单位工资产值（元）单位产值工资（元）
西部地区1.030.96
东部地区2.190.45
全国1.590.63
注：本表根据表1编制
由表1可知，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约38%，比东部地区要低61%，而劳动力成本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比东部地区低18.56%。更具体一点说，西部的工资产值偏低，在西部每获得1元的工资只需生产1.03元的产值，而在东部需2.19元的产值，全国平均需1.59元的产值；而同时西部的单位产值工资额偏高，在西部每1元的产值就可获得0.96元工资，而东部为0.45元，全国平均为0.63元。可见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上虽然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此优势还不足以弥补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低的劣势。
（二）西部地区资本、资源的现实比较优势分析
1.资本。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市场不完善，竞争不足，“瓶颈”约束严重等原因，所受到的投入约束往往特别紧，资本不足是这些地区的常见特征。对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国家投资大幅度向东部地区倾斜，使西部的资金短缺问题更加突出。1981年～1995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有单位固定投资占全国比重由45.91%上升到54.27%，15年增加了8.36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另一方面，在1985年～1995年整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东部沿海地区占87.3%，西部地区只有4.2%。与此同时，在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中西部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投资等多种形式流向了沿海地区。
2.资源。在劳动力、资本、资源这几大生产要素中，资源应该说是西部地区目前唯一的丰裕要素和优势所在。(1)能源等矿产资源。西部地区地上虽然贫穷，地下却很富饶。据勘察，西部地区主要的矿产有天然气、煤炭、石油、镍、铜、铅等，其中煤炭保守储量达3009亿吨，占全国总量的20%左右；石油储量为5.1亿吨，占全国陆上总量的23%；天然气的储量为4354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总量的58%；全国近62%的镍、57%的铂储量集中在甘肃，97%的钾盐分布在青海。(2)农牧业等物产资源。西部地区由于具备诸多农林牧物产所要求的特殊的生态条件，如光照、温差、土质、水质等，从而使得其物产资源具有其它地区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天然垄断性。西部的瓜果、药材、皮毛等特产久负盛名，如能深度加工、开拓市场，极有可能成为西部地区的希望产业。(3)旅游资源。西部地区以其悠久的历史与复杂奇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丰富多彩、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在人文资源方面，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有着众多的人类遗址、王朝故都、陵寝墓碑、宗教胜地、石窟城墙等，加之多民族聚居，民风民俗特色突出，由此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在自然资源方面，西部地区大川名湖、奇峰险山、高原盆地、雪峰冰川等自然景观构成了西部地区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基础。以上对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分析是在与东部地区的比较中进行的。而东部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尽管这种优势正在削弱）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西部相对于东部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使西部的这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更为突出，但其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严重的资本约束将极大地制约着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挥。西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虽然较为明显，但是资本“瓶颈”、市场约束、技术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该优势在目前仅能成为一种潜在的优势，而难以演化为商品优势和产业优势。综上所述，依据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分析，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存在着现实比较优势上的不足与缺陷。因此，如何选择一种正确的贸易战略便成为西部开发与开放中的重要课题。
三西部开放中的贸易战略选择
诚然，比较利益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以上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分析也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的。但是劳动、资源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客观上的确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因而上述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并不是要拘泥于静态利益的获得，而是旨在通过对这一影响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的分析，为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提供思路。
（一）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
各国和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些原则或标准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性。笔者认为，西部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既有着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别区情，又有着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因此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应该遵循下列原则和标准：
1.有利于动态利益的获得和可持续性发展。西部地区多年来处于低度开发状态，若在开放中只强调单纯的贸易静态利益，忽视长期的动态利益，那么在短期内可能会由于其资源禀赋、劳动力的成本（尽管因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而被削弱，但仍具备一定相对优势）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一些贸易静态利益，在长期内却丧失了贸易促进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动态利益。同时，过度的、掠夺式的开采资源又会造成对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应有利于获得动态利益，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取得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开发联动效应的开发性收益，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有利于东西协调，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二元经济矛盾突出，而西部、东部地区既要支撑广阔的国内市场，又要共同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时要避免与东部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相冲突，也不能把东部的问题转移到西部，而应该在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分工协作、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使东西经济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
3.有利于充分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多边贸易制度日益自由化的趋势下，西部地区如果不能抓住机遇，不逐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其经济发展的步伐将十分艰难。而且如果其所选择的贸易战略过分倾向于保护，则可能招致贸易伙伴国的报复或贸易冲突，同时也可能给我国加入WTO的进程设置故障，或者在加入WTO以后因违背WTO的原则和精神而招致制裁。因此，如何顺应和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是西部地区在制定贸易战略时应着重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
（二）几种贸易战略在西部地区的适用性分析
贸易发展战略的基本类型主要有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学术界对这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议颇多，但对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和条件缺乏深入的分析，而离开了客观制约因素来讨论贸易战略的优劣是不现实的。应该说各种贸易发展战略都有其自身的有效性和局限性，都有其在特定现实情况下的优越性和适用性。那么，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贸易水平和层次低、现实比较优势不很明显、潜在比较优势较难发挥的落后地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战略呢？
1.进口替代贸易战略。
进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是指以国内生产和保护替代进口、以内销代替出口的贸易战略。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途径之一，它主要以保护来求得本国比较劣势产业的发展并实现工业化。
进口替代战略具有明显的政策特点：在关税水平上，高关税是进口替代实现保护下发展的基本手段。国产进口替代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自己的产业和工业体系；在关税结构上，进口替代对资本产品和部分投入品实行较低的关税，甚至进口补贴，以降低国内生产的投入成本；在外汇、汇率方面，进口替代战略一般对汇率进行高估以降低进口投入的生产成本，同时往往对外汇的供给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以控制进口的总量和进口的商品结构、地理方向；在政府管制方面，进口替代是一种典型的政府统制和保护型的贸易战略。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关税及汇率水平的规定、特殊优惠的提供等都是政府干预或管制行为的体现。
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贸易水平严重滞后的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无疑仍是其必经之路。一方面由于其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各种资源要素投入约束较松，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市场都比较大，当一些资源被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其余的资源用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一来，其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后可能就没有多少用于出口了。因此，西部地区的进口替代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在现阶段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从而获得工业化发展的长远、动态利益。但是进口替代在关税、汇率等方面的政策要求极有可能与东部经济逐步外向化、国际化的趋势相冲突，不利于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且进口替代对比较优势的忽视和明显的保护倾向又不利于顺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还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和制裁。
2.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是指通过扩大制成品的出口来带动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贸易战略。它是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政策特点主要有：在关税水平上，出口导向所要求的平均关税水平较低，以有利于降低进口投入品的成本，同时也使进口替代不能在过高的保护下发展；在汇率上，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比较适当的均衡汇率，有时还实行低估汇率，以促进和鼓励出口；在补贴方面，出口导向的首要政策工具就是出口补贴，补贴的形式主要有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等；在政府管制方面，出口导向客观上要求实行自由的贸易体制，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取消贸易壁垒特别是非关税壁垒。
出口导向战略重视比较利益和贸易利益，特别是贸易所带来的动态利益，这有助于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是一种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西部地区若采用该战略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同东部的关系，从而创建整体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对出口的鼓励和扩张则为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和足够的竞争压力，有利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进西部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出口替代主张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大环境。但是对出口的过于重视会导致依赖国际市场而忽视广阔的国内市场，出口过度将造成西部地区贸易条件的恶化甚至贫困化增长，西部在资源方面的潜在优势使得其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这极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从而不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另外，出口替代所极为强调的出口补贴也可能引致贸易摩擦和违背WTO的规则。
3.混合型贸易战略。
鉴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各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有人提出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既通过进口替代保护国内市场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又采用出口鼓励政策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混合型贸易战略”。如果这种有效结合在理论和现实上都行得通的话，那么显然这是西部地区最为理想的贸易战略。然而，尽管许多国家都没有实行单一彻底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但上述理想结合的难度极大、可行性极低。原因在于保护政策会通过经济关联的过程形成对出口行业的转嫁，加重出口的压力和负担。这种转嫁系数据统计低者达0.43，高者达0.95。进口替代既提高了可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又可能提高了不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会使得进口投入品和国内投入品的价格上涨，这相当于对出口产品征税。而出口鼓励政策的实行又会抵消进口替代的保护效用。总之，保护政策的“反出口倾向”决定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战略是不可能结合的。对西部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西部需进口的大多是资本品，技术含量、价值含量较高，对出口产品的转嫁系数更高。
4.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
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就是“以国际比较优势为依据，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适度保护为辅助，全面对外开放的贸易战略”。(1)这种战略强调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外向型发展道路。西部地区尽管现实比较优势不太明显，但还是具备一定的相对比较优势，特别是其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因此在世界经济的广阔背景下挖掘、利用、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自己的出口产业和主导产业，可以保证贸易经济的持续发展。(2)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市场广阔不是拒绝对外贸易的理由，但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市场虽然只占国内市场很小的一部分，但市场潜力很大，东部沿海的一些大型公司和企业甚至一些跨国公司现在都开始把目光投向西部。若西部地区的潜在市场得以开发，将和东部、中部共同组成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国内大市场，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支撑工业化和对外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更多支持与保障。(3)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主张政府适度保护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行为，离不开对一些落后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整个贸易倾向是自由的，总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由此可见，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属于开放型贸易战略，追求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视同仁，适合西部地区现实特点与经济发展需要，总体符合前述的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有利于发挥西部的潜在比较优势，获得动态利益，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东西协调，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有利于遵守WTO基本框架和规则，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从而把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强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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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耀中主编．国际贸易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走出去”战略从提出到写进十六大报告经历了从逐步明确到不断丰富的过程，其基本内涵是组织民族企业到国外投资办厂以开拓市场，其主体是跨国公司，其战略价值取向是弥补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市场之不足，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不断增强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后劲，从而促进国内经济长远发展。我国“入世”近十年来，等国家领导人很好地贯彻了“走出去”这个大战略。十报告要求“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从而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去”指出了具体的努力方向。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借助外资提振本国经济，尤其是爆发债务危机的西欧与希望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为迫切，有利于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优质资产、扩大海外投资。在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走出去”，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规模与水平；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内生动力的更加强大，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出去”工作得到国务院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视，“走出去”观念得到更多认同，政府相关促进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凸显，有关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国外，IMF等国际经济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在新的一年将转向复苏，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稳步上升，跨国并购将恢复增长；世界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对外资的限制有所放宽，有意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与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国合作，西欧债务危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与有形资产。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带来了诸多新问题：民族企业难以适应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术与销售网络，内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国外经营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较差，应对、预警突发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强，熟悉国际规则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有限，运用东道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对国际市场不熟悉而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对外投资决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经营秩序有待规范，许多企业的海外经营存在短期行为，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不善于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境外无序竞争时有发生，“诸侯经济”诱发的“窝里斗”使企业利益受损，也破坏了国家的国际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协作不够，决策越位、监管缺位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中介机构服务意识淡薄、行业组织自律、协调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风险更难防控，恐怖主义、局部动荡与宗教民族冲突等突发事故不断，一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很难改善，突发事故波及范围很大，对中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随时要面对安全考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有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时经常遭到各种歧视，“中国”与“黄祸论”等反华谬论时有抬头。中国经济“走出去”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而挑战较多：对照“引进来”的成就，中国经济“走出去”尚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尚需完善，中介组织尚需培育，企业人才瓶颈尚需解决，行业协会服务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经营主体实力尚需增强，企业品牌尚需开发，企业经营行为尚需规范；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各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部分西方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破坏中国的正常投资并购；少数西方媒体死抱冷战思维不放，蓄意将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政治化，导致中外经济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境外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相关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中国恶性争夺海外资源。对照之下，中国经济“走出去”往往背离世情而异想天开，民间超前而政府滞后，目光短浅而难做长线，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乱而缺乏协调，单兵突进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关之际，针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面对的上述新问题，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还要做好若干承上启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宏观指导，努力完善政府服务，继续强化社会责任。
三、经济下行迫使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逐步恶化，调整“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外投资存在多头审批管理，对“走出去”的民族企业缺乏有效管理；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相应的金融服务不够完善；中国与其他国家尚未建成有效的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2014年，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也从上半年的3.7％下调到3.4％。中国经济“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悲观情绪；国际金融体系更为脆弱，难以为企业投资提供支持；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至于不少国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渐生被兼并之忧。在国内，在稳增长方面，主要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导致阶段性、结构性剩余，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产品出口市场空间遭到压缩，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是一大经济课题；在调结构方面，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积压影响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的提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房地产等行业生产能力供过于求，不少企业经济素质、经济效益低下，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逐步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在更多的国际市场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在促环保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增大，区域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加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着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进一步参与国际环保合作的重要渠道与“倒逼”国内环保建设的必要手段。在国外，面对TPP等各类双边谈判，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又要防范风险。对于中国这类急需扩大国际市场以利用国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必须勇于并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让国内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放开手脚多元发展：美日欧发达国家经济下行尚未触底反弹，中国要抓住机遇反守为攻，加快海外企业并购；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大，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扶持有一定实力的民族企业去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跨国合作，在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同时还要展开公共外交，全面反击污蔑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发展潜力大，经济增长较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有可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前国家市场创造机会，西方国家挑起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对中国利大于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复杂的国际经济工作中，涉外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新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开阔的国际眼光。尤其是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大力培养其战略思维能力，使之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并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对国际经济问题没有战略性思考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不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而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导致国家衰落与民族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次贷危机积重难返，中国各级政府决策部门要加强对外经济风险防范指导，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搞临渴掘井。为了加速国内经济复苏，及时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资源分配中争取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有利于逐步巩固中国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开发与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中国主动地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经济下行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国内企业有必要更为主动地进军国际市场，组建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以获取更多的能源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经济触底反弹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继续保持与拓展北美、西欧与东亚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要着眼于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二是从国外获取资源以缓解国内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三是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
四、当前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走出去”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建立促进与保障“走出去”的法律体系，给予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逐步简化审批程序，放宽对人员出入境的限制，对资源开发型与科技开发型投资予以特殊扶持，完善信息服务，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有所侧重。由于经营环境与国际化诱因不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既要遵循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般原则，又不可能照搬发达市场环境下的所有经验。特别是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中国的抉择要有与之针锋相对的逆向思维。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中国应以对外投资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促进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国际市场发展空间；鼓励形式多样的劳务输出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将劳务输出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内经济区域平衡等国家战略有机配合，互为促进；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分散金融风险，外汇存底主要用于购买美欧国债而投资渠道单一且依赖性极强，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已连续超过GDP的增长，加大海外投资既可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相适应，亦可解决资金与外汇使用渠道的多元化与合理化等问题；制定特别投资鼓励政策以促进海外资源开发类项目，拓宽海外投资领域以建立获取短缺资源的重要补充渠道；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通过海外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与产品研发技术，将国内成熟而饱和的工业成套应用技术转让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谋利。面对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要充分评估金融创新的复杂影响：信贷市场基础产品创新导致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资本市场衍生产品创新导致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并传导给更加广泛的投资者，风险承担与转移足以加大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对信用衍生产品与资产证券化等信用风险转移技术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研究要高度重视；尽量克服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定价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导致商业道德与法律纠纷问题，资产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与信用衍生产品会导致风险集中、浓缩而加大风险交易的杠杆性，从而使金融危机更易横向“传染”，使国内市场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更脆弱，微观机构的风险管理与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难免冲突，风险定价技术在宏观上极易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沉重利息负担而诱发金融危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有效运行要靠内在动力与技术的支持与监管检查与市场约束；积极应对参与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的挑战性：中国金融界“走出去”难免涉足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而变成全球金融风险转移机制的一个环节，在此环节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国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几家银行受损，中国金融界在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中占优势既有必要又有风险，而充分的人才、技术储备足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与风险配置体系中设定恰当的风险战略，提高金融风险的识别、衡量、定价与转移等现代金融风险管理能力。为了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继续让中国经济“走出去”，中国政府应在定位上更加明确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正当性，围绕中国经济“走出去”加强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与部门协调，积极推进与中国经济“走出去”相关的人才培养，稳步增强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综合能力（例如，加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以争取中国不同产业对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推广公共外交以营造对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利的国际舆论，夯实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建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军队的海外投送能力，通过发展更广泛的各类“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逐步取消对外投资管理审批制，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训服务、海外权益保护与保险服务，减轻税收，完善国内市场法制环境，为重点跨国公司开通绿色通道，改善民族企业的国际舆论环境，建立为民族企业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外交部门要切实加强与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与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建立科学的国家风险预警机制；大力加强经济外交，提高商务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工作中的战略地位，摈弃中国外交传统上重政轻商的积习，提高驻外使馆经商处的人员配备与素质，加大外事部门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服务保障力度；与相关法律部门携手加强外交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研究，用好外交保护法律制度武器，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员工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有效保护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海外合法权益；将公共外交纳入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如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加强与东道国民间机构的沟通，遵守东道国法规，尊重当地人习俗，援助东道国扩大就业、修路建校、参与环保卫生等公益事业，利用媒体改善自身形象、打造品牌知名度，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以增强信息传播的公信力与有效性，利用媒体搞好危机公关，抢占话语权，组织各类公关活动、开展游说活动传播企业理念，培训专业人才调研东道国之政治、军事、文化）；建构经济风险防控体系，加强信息网络、国际经济合作预警制度建设，强化国际经济合作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国际经济合作安全责任及其督导检查，健全国际经济合作应急机制。民族企业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不断完善风险评估体系与规范内部投资决策程序，不断加强对海内外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训与自主创新与标准、专利投入的能力，不断加强保护与积累知识产权的力度；要有备而去，有的放矢，做好前期调研，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适用性与文化差异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扬长补短力争“专而精”，集中力量做好自身优势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进军新领域；要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充分了解国际规则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以间接投资与非国有资产为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控股以尽可能减少阻力，亦可在“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指导下与外国跨国公司携手“走出去”。总之，中国经济要继续“走出去”，民族企业要激发内部建设动力，加快国际化能力升级；政府各部门要完善多样，为民族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相关中介机构要发挥特色优势，为民族企业“走出去”排忧解难。
五、小结
（一）分配结构的僵化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从总量数据看，1999—2012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均在35%—45%之间，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例。与此相对应，企业盈余所占比重长期保持在30%左右。资本凭借其强大的支配地位大量挤占了劳动者所应获取的报酬，如图1所示，除2004—2007年这一经济较繁荣阶段外，企业盈余与劳动者报酬间呈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此外，2007年后，生产税净额所占比重呈相对走高的趋势，固定资产折旧呈不断走低的趋势，这表明资本利得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对劳动者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的挤占，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依据广州统计年鉴的数据，广州近800万户籍人口2007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2万余元，人均年消费17000余元；2011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万余元，人均年消费28000余元。依据受教育程度的合理外推，2012年底，在广州的800余万外来务工人员中，有600余万人均年消费在20000元左右。因而，截止2012年底的1600万登记人口中，有近1000万人口月均消费支出1000余元，这些低收入人口每月形成了100多亿规模的低端需求，该消费结构严重制约了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
（二）劳动市场的分割削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广州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是个不争的事实，并在客观上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蔚为壮观的春运和招商潮。通过对广州“十一五”期间三大支柱产业内部结构和能源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这一现象的分析，不难得出“十一五”期间广州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基本依赖资金和劳动的投入这一判断。同时这一判断也能通过广州固定资产投入变动和人口数量变动的数据得到证实。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广州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依赖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又离不开技术进步。没有必要的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人事和档案管理制度，导致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压制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动力。这一点可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专利授权量的数据来展开分析。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2006—2011年，广州市专利授权量与深圳市相比，一路走低，从2006年占深圳市专利授权量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46.59%。而广州拥有广东三分之二的高校、集中了全省所有的国家重点高校和97%的部级重点学科；汇聚了全省大多数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共有91万专业技术人员。同时，从数据中，我们还能看到，北京市专利授权量除了2011年外，其余年份都比深圳市要低，而北京市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顶级高校、顶级科研机构和极大多数院士。这表明，要素市场的分割和相对固化，导致专业技术工作人员与企业生产严重脱节，使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丧失了自我优化的力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政府的干预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的实施效果看，近年来广州市主导产业选择和培育的效果不明显。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过度和天真地认为政府能引导资源发挥最大作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希望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实际上，只有遵循产业发展客观规律，依据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阶段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并协调利用好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才有可能将规划蓝图变为现实。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广州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具有明显的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这种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有利于经济总量和税收的增长。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具有较强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偏向。
二、加快推进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思路
（一）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有全球视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而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产业和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没有产业和产业群支撑的城市，只能走向衰败。美国曾经辉煌一时的钢铁中心城市匹兹堡、汽车中心城市底特律就是经典案例。因此，广州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紧密结合广州城市定位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摈弃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在历史的图表中、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全球城市竞争力的培育中定位广州，并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二）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立足广州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和“拉美化”现象在全球的肆虐深刻地表明：任何超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赶超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因此，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虽然相关职能部门对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进行过多次研讨，但笔者认为，目前广州工业化阶段的定位依然较为模糊，这也正是近年来广州主导产业屡屡无法转化为支柱产业的症结所在。目前广州是处在加速工业化阶段，还是后工业化阶段？这需要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分析基础上，要以真实数据和系列指标为依托。在目前各种真实数据依然处于相应密级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高校及各种研究机构就只能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州所处工业化阶段的争议，可以考虑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成立三个层面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委政研室、市发改委等一线政府职能部门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社科院、市委党校等介于高校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高校教师为基础的课题组。以统一数据为基础的三个独立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不管是一致的，还是存在巨大分歧，都将为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角。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就必须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做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要实现这一转变，政府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要从目前制定产业扶持规划、选择扶持对象、确定扶持标准的做法转到体制机制创新和提供相关要素等方面。要通过对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相关专业方向的指引和政策导向，为政府倡导的相关产业提供充足、合格的技术工人。利用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春风，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脱离生产和产业的论文式科研转化为围绕政府倡导的相关产业进行特定技术攻关的产业式科研。为此，广州市委市政府可以在市属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推行科研人员进企业战略，让有志于去企业检验自身研究成果的高校科研人员每3年或5年带薪去企业工作一年，通过制度变革激活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积极性，推动高校科研人员和企业的有效结合。
按照经济学一般规律,经济增长往往伴随通货膨胀,失业率降低;经济衰退伴随通货紧缩,失业率上升,这就是所谓”菲力普斯曲线”.菲力普斯曲线第一次失灵是在70年代,出现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经济学家的解释是:通货膨胀预期,垄断价格和垄断工资,外部石油涨价.第二次失灵是90年代美国”新经济”,高增长和低通货膨胀并存,原因是全球化与新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促进;1994年以后的中国,则进入“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并存”的时期.
我国经济近期难以摆脱通货紧缩局面.1994年以来,消费品物价指数下降25%,垄断价格居高不下今后数年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汽车,住宅的价格,仍旧是下降趋势,大量新产品以高价上市,随着技术进步其无形价值急剧降低,价格迅速下降.垄断价格至少还有50%以上的下降空间,才能够有效地刺激需求真正持续涨价的,主要是石油和服务产品.
货币发行量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升率之和,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通货紧缩,因为经济的货币化需要大量货币发行.近年来,M2向M1的转化表明,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投资收益率低,巨额人民币资本转换成外汇流出国外,90年代中国储蓄大于投资数千亿人民币,资本肯定是净流出的.资本净流出,难道不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不成?即使是经济货币化,特别是产权货币化,也有极大部分是”外币化”,即外商以设备或者美圆投资,获得大量国内企业的股份这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化,虽然需要巨额的人民币投放,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投放之后不能够进入生产领域,一部分进入证券市场投机,一部分换成外币流出国外.
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企业和经济结构调整.国内企业是以国内银行为后盾的,外国跨国公司是以外国银行为后盾的.在外资冲击下,国内企业的破产将十分严重,破产是旧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这就是通货紧缩.外资大量进入将同时造成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效应,这是国际化对于国内经济的冲击.
在通货紧缩的同时,中国经济仍旧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92--1993年的13%逐步下降到1999年7.1%,2000年可望超过8%,这样的经济增长格局,依靠三方面的动力:一是对外开放,即净出口和外资进入;二是国内改革和经济货币化,这两个因素都是继续20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三是发行巨额国债,由政府主导进行投资,如果从带动民间投资的角度看,仍旧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商品货币化已经完成,服务产品和资产的货币化正在进行,房地产,股票,外汇,市场还有数年发展潜力,比如,每年最大容量可以发行1600亿人民币,现在只有年100亿的规模继续维持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格局,并加上每年上千亿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再加上入世对的刺激,进入中国的外资可能由年400亿美圆增加到800亿,我国经济仍旧有强劲的增长动力.考虑到石油涨价和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净出口将有大幅度下降维持20年来基本利益格局不作重大调整,在5年之内估计可以维持6—7%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据左大培等人的估计,却在9%左右.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自然失业率之下,通货膨胀没有加速上升,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增长率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是由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等因素,据我看还不止9%.
很明显,在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下,我国经济已经难以达到潜在的自然增长率的水平.大批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开工率不足50%,外汇过剩,上千亿美圆外流,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下降,上千万工人下岗,数千万农民工回乡-----一切都说明中国陷入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外资的大量引进加剧了生产过剩.每年GDP大于DNP上千亿人民币,就是外资的利润汇出,生产大于收入,就是供给大于需求.政府4年以来,采取无数刺激经济的政策,却只能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8%,达不到潜在生产率的水平,说明中国需要更大幅度的思想调整,战略调整,体制调整和政策调整,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否则5年以后形势将更为严峻:经济货币化基本完成,内外债都将进入”借新债还旧债”时期,工人下岗和农民回乡日趋严重,股票市场处于高位,人民币汇率日益高估,我国可能面临空前尖锐的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和外部矛盾,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甚至出现全局性危机.
二、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以启动内需
为了防患于未然,我认为可以从4个方面进行战略调整.
第一,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以启动内需,包括电力，电讯，民航，居民住宅，汽车和药品。垄断价格过高，将减少社会实际货币总需求，居民支付了较高的垄断价格，就会减少一般消费，造成市场价格的下降，
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也调整供求关系，高价格抑制需求刺激供给，低价格抑制供给刺激需求。垄断价格的需求弹性一般相当高，价格下调可以刺激居民大量增加购买,并产
生连带效应：农村电价的降低可以刺激农民购买家用电器，飞机票降价可以刺激旅游，住宅降价可以刺激家具和装修业，通讯费用的降低可以刺激信息产品的购买，从而全面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垄断价格居高不下,除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整合部门利益以外,主要是垄断价格构成不合理，如机场建设费，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配套费用，实际上是政府将自己应该担负的投资功能，打到价格中向消费者转嫁，强制消费者向这些行业投资，但是又没有承认购买者的产权。应该将投资的折旧部分从产品成本中剔除。至于由权力垄断资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败成本”，比如炒地皮，药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应该彻底清除。
为什么必须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比如把飞机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够启动旅游？因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个人，飞机票贵了，居民承受不了。这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国自1998年开始的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一是外国人（中国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单位购买力，第三是暴富阶层，他们的购买力几乎饱和，而城镇居民买不起住宅和汽车，农村居民买不起家用电器和汽车，这是“总需求不足”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因此，“价格弹性”理论在中国不是失灵，而是有收入分配悬殊的特殊障碍，需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价，价格弹性的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
垄断部门大幅度降价，正常亏损部分应由政府财政补贴，整顿税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将垄断部门改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国家股份的钱补贴价格损失.
为什么要以出售国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来承担政府投资的费用？这也是目前情况下“不得已求其次”。反过来说，政府也必须以各种政策支持股市长期走牛。我的建议是放弃上市公司30%的国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运转，一半向股民无偿配售。这是政府放弃国有股的收入给股民的好处，同时将垄断部门的投资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垄断部门改制“三赢”结果。
三.适当时机贬值汇率以克服通货紧缩
第二,应该从国内外经济双平衡的全局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是共同起作用的，前者从贸易角度，长期起作用，后者从资本角度，短期起作用，外汇管制并不能够消除利率平价的作用，在中国90年代尤其如此。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高利率国家的汇率必然产生贬值预期，而产生贬值预期的条件是，汇率“超额升值”，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
计划经济的政府也应该按照此规律，及时调整计划汇率或者固定汇率。1994----1997年，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圆，人民币汇率应该“超升”一次，比如升值到1：6，然后产生贬值预期，并逐渐贬值。但是政府为了集中外汇，促进出口，不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办法是收购全部多余外汇。好处是将国家外汇储备从200亿美圆增加到1400亿美圆，坏处是不能产生贬值预期，巨额国际投机资本内流，进行各种投机，造成国际收支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外经济平衡的形势发生的相反的变化。周边国家汇率贬值使按照贸易权数计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5%左右，但是国内物价的下降,和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构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保证了中国大陆的出口没有大幅度下降，而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稳中有升则有助于香港和亚洲经济复苏，中国大陆的出口随之在1999年下半年强劲回升。
这一时期，人民币利率从11%降低到2。25%，加上利息税因素只有1。18%，大大低于美圆利率。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应该“超额贬值”一次，比如贬值到1：11，然后产生升值预期，才能够维持国内外经济平衡。但为了维持亚洲经济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贬反升，同时采取贬值实际汇率的办法维持出口，虽然对于出口无碍，但是不能够阻挡进口，并产生严重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导致国内外经济不平衡，资本大量外流。
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浮动”，中国政府在1994年就已经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问题，只要在实际上放松政府干预，将汇率波动幅度放大到1%以上，就可以了。关键问题恐怕还是把握不住浮动以后的汇率走势-——是上浮，还是下浮？
固定汇率下货币对外价值的变动称为“升值，贬值”，浮动汇率下，按照直接标价的定义，贬值称为上浮，升值称为下浮。决定人民币走势的关键是未来国际收支的变化。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1600亿美圆之巨，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我以为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将会减少：出口将受美国经济调整和自身统计同比方法的影响，在2000年下半年从顶峰跌落下来；进口将会持续增长，这不仅是因加入WTO降低关税，且由于国内经济的启动，特别是国防的需要，战略产业的培植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扩大进口需求。
外资的进入会改善国际收支，但在数年之后资本将会大量流出，甚至有触发货币外汇危机的风险，即使限制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也难以避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内销以后的人民币利润，早晚是要兑换成外汇汇出的，这才是真正的“出让国内市场的代价”我预计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将会达到20000亿人民币，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币债权或者股权，在数量上相当于中国政府的海外债权（即国家外汇储备）。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如果在突发事件下外商集中兑换外汇，就相当于1997年泰国的危机。
我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5年之后中国达到外汇货币危机临界点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把未来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可控范围内。提前化解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疏导，而不是继续强化管制，这样将矛盾越积累越多，往往适得其反。我建议在5年之内，主动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不要怕资本外流，实际上90年代中国能够外流的资本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外汇制没有能够有效阻挡资本内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碍了涉外经济的效率，得不偿失。要知道，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是无法完全分清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兼有贸易和投资双重性质，如何能够在长时期内一个自由兑换，一个由政府管制？
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在机制和数量上两大市场化难关，还涉及利率市场化和远期汇率形成等问题，都有条件在近年内解决。大家目前所担心的是：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的风险如何？会不会导致资本外流和大幅度贬值？
必须指出风险和预期的关系：价格改革，只能够在通货紧缩预期下进行，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价格改革，必然引起抢购，如同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汇率也是一种价格，是货币的国外价格，如果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升值预期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在贬值预期下进行，的确有风险，可能出现股票市场的崩盘，外汇的抢购或者银行危机。如何把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办法非常简单：改革以前先将目前的人民币固定汇率“超贬”一次，比如贬到1：10。这是在宏观经济健全稳定时，由政府主动贬值汇率，出口和外资进入都会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产生。然后果断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没有风险。不会产生泰国那样宏观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国际资本有准备地冲击，资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汇率贬值以后再贬值，出现挤兑银行的崩溃局面。
最后，美国股票市场进入波动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进入持续牛市，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和自由兑换的最好时机。中国股票市场一直吸引着国内大户的巨额资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
级市场中申购新股，毫无风险可获得年15%以上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挤兑，没有去兑换外汇外流，这从外汇黑市不活跃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和新经济的扩散，正在改变90年代全球资本单边流入美国的形势。人民币在超贬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正是吸引资本流入的契机。当然资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时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时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和监管能力问题，正确的宏观判断和决策，也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贬值,可能是解决通货紧缩的有效办法.如果我国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就说明人民币汇率高估,不贬值就难以摆脱通货紧缩,而且会陷入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有两种,一种是贬值名义汇率,一种是贬值实际汇率,即提高出口退税率,或者降低国内物价----后者正是通货紧缩.我国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稳定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的政策,不自觉地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而当通货紧缩持续到企业和社会不能容忍时,或许只有贬值一法.
四.扩大国防投资的重要意义
第三个重大战略措施是增加国防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怀内斯综合83个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军费增长与GN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899。在发达国家，投资于国防（均指一定范围内）的就业乘数为1.8,而投资于民用的就业乘数为1.6,国防工业产业关联性强于民用工业。约翰.E.林奇计算,美国每10亿美元军事采购可增加35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非军事采购为25000个。希奇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比更明显；同时，国防投资可以使私人部门从中得到高额利润。美国西部地区即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弗罗里达、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这些地区人均军费开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国防采购给这些地区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40万个就业岗位。80年代里根政府的SDI计划中仅6种核武器系统，就在这些地区雇工人数占全国雇员人员的30％多。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费的下降，使这些地区经济进行调整期，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登.亚当斯写下了《转产：一种死胡同的战略》一文，痛陈军费开支下降对地区经济不利影响，要求军事工业复合体对政府施压，以战争及军品外贸维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仅科索沃战争追加直接国防费80亿，预计给这些地区增加就业近20万。美国1999年出口武器300亿美圆,占全球武器贸易的40%,即使是俄罗斯,也还有48亿美圆的武器出口.1996年,以美国带头,全球一轮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军费每年平均增加6%.
我国西部大开发,最根本是从青藏高原调水,进入黄河,然后大规模向边疆地区移民,这需要至少10年时间才能初步成效.政府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政府希望沿袭深圳模式,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内外资金.这可以使某些中心城市发展起来,但潜力有限.处于调水移民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是发展国防产业.
中国百年来生产力布局两次向西部大倾斜都是在外部战争环境下逼出来的.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比例,从3%上升到50%,从此结束原始农业社会,进入二元结构社会.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投入2000亿，增量投资占国家新增投资的1/3，西部地区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仅四川，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变为制造业与电子产业为主，成渝、宝成、川黔等干线铁路通车,铁路从5000公里发展到80000公里.围绕国防工业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贡、内江、德阳等60多个中小城镇。大型军工企业集团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支柱产业,如西飞、成飞、长虹、长安、黄河、嘉陵、建设等,目前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仍旧占30%,贵州占45%.
国防大学经济学博士卢周来指出,1979—1994年，我国国防费绝对值年增6.22％，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均上涨7.3％，国防费用每年降低1.08％;占GDP的比例,从5.57%下降到1999年的1.2%.而世界平均比重为3.4%,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为3%左右.发展国防产业,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必须,对于启动内需和开发中西部,也有直接的意义.不应该把发展国防产业与发展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实际上,国防产业的核心是高科技和基础设施,国防产业也必然需要广泛的采购,合作和配套,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比如我国规模庞大的航空产业在利润导向下,大批生产民用产品,70%的收入来自于非航空产品.如果能够以国家力量支持集中生产飞机,就可以给民营企业让出巨大的空间.
表1：1997年度中国国防费与部分国家国防费比较（单位：亿美元）
国家国防费美国2671．8俄罗斯160英国356法国367日本430韩国172中国98
（汇率按1美元＝8．29元人民币）
表21978—1997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
年份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19784．63％19804．29％19832．98％19861．97％19881．46％19911．53％19931．23％19971．09％
表3.1937---1942年四川工业在全国的地位
1937年工厂占全国（%）工人数占全国（%）资本千元占全国（%）
四川1152。93130192。8521450。58甘肃90。2311520。252950。08贵州30。082290。051440。04陕西100。2546351。0127570。74
1942年
四川16544410820544。70223001252。28甘肃1393。6978883。26619。63。19贵州1122。9845782。89462642。39陕西38520。24235109。741053195。43
五、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按照改革收益分担改革成本
上述措施,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仅靠国债是不行的,根本在于精简政府机构,整顿税收,清除腐败,控制高消费和奢侈消费,将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益的方面来.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仅要注意经济发展,而且要注意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不能再强调效率第一,而要将效率与公平并重;不能够让少数人利用权力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向社会大众转嫁.应该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方法,迅速有效地遏止腐败势头,将腐败分子”偷,骗,抢”来的财产收归国有.
关键词：区域发展战略不平衡发展战略区域经济
战略这个词本是军事上的用语。它泛指带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谋划。它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层次性的特征。而区域发展战略是战略中的一种，是指对区域整体发展的分析、判断而做出的重大的，具有决定全局意义的抉择和谋划。它的核心是解决区域在一定时期的基本发展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对推动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式形式多样，就其类型来说，大体上可分为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和空间发展战略模式两大类，它们又是互相交叉和相互关联的。本文就和大家探讨一下空间发展战略模式中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1.不平衡发展战略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不平衡发展战略是指由于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产业进行倾斜的一种空间发展战略模式。
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是：平衡是有条件的，相对和暂时的状态。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的，绝对的。没有高差的地方的水是静止的，没有活力的，而有高差地方的水是汹涌澎湃的，充满活力的。区域的经济发展要想有活力，就必须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发展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由于人类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帝王将相为了追求享乐，一般都将精力和财力投往都城以及能为国家创造积累财富的地方，再加上当时世界动荡不安，战火绵绵，对于那些边远地区发展的投入少之又少。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剥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依附关系束缚了落后地区的发展。这都导致了区域间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十分悬殊,从而为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奠定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1.1经济发展条件的地区差异
世界上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资金和人才等往往会被吸引到区域条件较好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地区的发展潜力大，资金投入的回报率高。而这些地方往往就成为该区域的增长极，它的发展速度会比周边地区快，由于它的迅速发展，对资金、资源和人才的需求会增大，这就会将周边地区的资金、资源和人才等进一步吸引过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边缘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极周边地区的发展就会受到增长极的抑制，从而导致了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以1985年我国各城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实际平均税率为例，浙江省平均为34.2%，相当于江西平均（18.0%）的1.9倍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均（10.3%）的3.3倍。上海市平均资金利税率为58.5%，长江三角洲铁路沿线的其他城市多在30%--40%之间，而苏北的徐州、连云港和浙南的温州、椒江等市却只有10%--20%。同样是以开发煤炭资源为主的煤炭城市，大同市的平均资金利税率（12.0%）相当于淮北市（2.4%）和淮南市（2.8%）的4--5倍。由此可见，要使我国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在空间安排上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选择经济技术基础较好或区位优势较突出的地区进行重点开发，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
1.2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差异
由于各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同，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组合不同，各地的产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也不同，因此各地经济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引起了投资环境的不同。投资环境好的地方，资金投入产出率高，产业布局就会发展较为完善，从而该地区就业率就会高，而同时就业机会高，对人才需求量大。反之，投资环境差的地方，其就业率就低，就业机会低，人才往往被吸引到投资环境好，经济增长潜力大的地区，使得经济增长潜力小的地区的发展受到约束。在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投入条件下，由于增长潜力的大小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差异，导致区域产生不平衡发展。
1.3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促成作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中获益，使其在地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各种产业分布有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趋势，而这些企业的集中，又会导致那些为它们服务及它们为之服务的前导及后导型产业也向这些地区集聚。这一切的结果是使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这又为大量的服务行业向该地区集中创造了条件。这样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乘数效应增长，导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越加严重。以当今的大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明这点。大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聚集效益。由于大城市的诸多优势，如悠久的经济发展史，完善的经济结构，成熟的市场与雄厚的技术力量，使他们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比中小城市体现的更加显著，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递增，这样导致各种要素向大城市聚集，城市越大，这种聚集能量越大。正因为如此，美国纽约拥有了全美最大工业企业1000家的116家，占11.6%；日本东京拥有全国最大工业企业1500家中的794家，占52.9%。
2.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终极循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那么在不平衡发展中，会不会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关系越来越严重呢？对此，学术界有两种见解：
2.1不平衡发展可以达到平衡发展的目的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不平衡发展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使地区发展不平衡趋向平衡，其主要动力是：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劳动力与技术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区域发展趋于均衡。
(2)经济扩散作用，推动地区平衡
(3)区域开发过程的交替变化，促进地区平衡发展
(4)区际间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调整，推动地区平衡发展
2.2不平衡发展会造成恶性循环，贫富更加悬殊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具有超稳定性的经济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不易改变。纳克斯在研究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时曾提出过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贫困恶性循环现象。一是落后地区资本贫乏，造成低水平的供给，又造成低水平的需求，在需求方面对投资缺乏引诱力，在供给方面又由于资本不足，缺乏增长的动力;二是需求方面的循环和供给方面的循环是同时发生作用的。
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有其道理，值得借鉴。然而不平衡发展，产生的后果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都会得到发展，但不会趋于平衡状态也不会产生贫富更加悬殊,而应该是经历短暂的平衡状态，又出现了不平衡发展，但这种不平衡发展不再是低层次的贫与富的不平衡发展，而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2.3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终极循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位条件好的地方经济发展会较之区位条件差的地方更为迅速，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发达地区的发展会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时，不发达地区为了摆脱困境会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与发达地区竞争，这就会形成一种合力使得两者不会将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大市场供求来看，不发达地区是发达地区的市场，同时发达地区也是不发达地区的市场。由于“回旋镖”效应，一些发达地区的优势产业会逐渐丧失优势，向不发达地区转移。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只有不断创新其新产品，而这些产品价格一般随着科技含量的增多，价格偏高，这些产品要想有市场（不发达地区），就必须建立在不发达地区能消费的起的条件上，这就要求两个地区的差异不能太大，否则只会导致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这就使得发达地区要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带动不发达地区发展。而发达地区同时又是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在发达地区生产的产品是发达地区没有比较优势但又必须需要的。所以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是相辅相承，息息相关的，不可能会出现差距越拉越大的恶性循环。
发达地区是一种创新经济，不发达地区是一种模仿经济。创新经济是非常艰难的，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就要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产品，而创新产品优势随着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起步会逐渐削弱；模仿经济是充满活力的，随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接受新科技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经济发展也会随之越来越快，这就会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最终达到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一种共同富裕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一种暂时的平衡。因为发达地区在艰难的创新中，会导致元气大伤，创新能力失去优势而一般产品的生产优势也随之丧失。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却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着资金的积累。同时，它们也在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这就可能会产生原来的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区域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发展，一种高度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3.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建设中的运用
建国后，50年代初，我国便提出了有计划的均衡地在全国布置工业的指导方针。力求促使全国经济生产水平均衡发展。然而，实践结果表明，平衡发展与经济效益是很难统一的。我们知道平衡发展，必然要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而一个国家的资金是固定的，这就势必要减少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根据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区域条件的差异，资金，人才等一般都会注入那些区域条件好的地方，国为那些地方的投入产出大，经济回报高。而建国初的中国正处于战后经济复苏，区域发展起步阶段，为了片面的追求区域的平衡发展，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那些基础薄弱，投资环境差的地区，结果经济效益较为低下，而发达地区的投资必然减少，又束缚了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影响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根据乘数效应，对一个地区投入资金，是会得到倍数的收益的。而发达地区的系数高于不发达地区的系数。所以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平均速度降低了，使全国和区域系统的整体效益，受到了影响。平衡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尖锐矛盾，不得不使人们重新思考平衡发展目标的合理性，并引起对平衡布局原则的批判，转而追随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战略。
一九七九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号召，我国开始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国家对广东省特别是深圳特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增长极，广东省的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显著的提高。实现了邓小平同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同时，广东省经济的腾飞也为振兴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四川，江西，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的民工涌进广东。他们不仅解决了广东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为家乡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1992年贵州省输入广东省的民工达60多万人，他们仅通过汇款方式就寄回现金5亿多元，接近1991年贵州省乡镇企业所创6亿元利税总额，超过该省一年农业税收1.9亿元的1.63倍（南方日报，1994－01－03）。随之后来，我国趁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将第二个经济增长极选在了上海，浦东的开发同样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实行是成功的。如今，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龙头，中部地区也受到东部经济发展的带动，逐步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而西部各省由于受到地理区位条件的影响，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很大的起色，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要重视如何使全国各地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在强调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西部作为东部的经济市场，它的发展对刺激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快的实现共同富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口号，将投资的重点从东部转到了西部，实行了平衡发展的战略模式。然而，实质上这还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一方面，在发展的区位选择上，其实中部和西部的经济较之东部都不发达，而国家本着战略的眼光，选择了西部大开发；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也就是说要选择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优先发展形成增长极，从而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不能遍地开花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益。而此时的平衡发展战略会不会影响东部，中部经济的发展呢？西部大开发的意义何在呢？随着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东部经济得以健康、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它的进一步发展对国家的依赖性已经很弱，并且它也具备了向不发达地区进行投资的能力。为了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也为了提高不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促使全国经济健康良性发展，对西部进行大开发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处于东西部之间的中部地区也会因此而成为最终的受益者。一方面，中部地区受到东部地区经济扩散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西部与中部的合作也会更加紧密。在这两股合力的作用，最终会使中部经济同样快速发展，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加快，从而更快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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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森等.发展战略与区域规划.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TheUnbalanceDevelopmentStrategyInRegionalDevelopment
内容提要：今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些回稳的迹象，但基本面仍然是喜忧参半。出口强劲和消费增长，物价降幅收窄，通货紧缩趋缓，以及股市稳定攀升，资本市场快速成长，是经济运行的亮点，但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就业形势日渐严峻，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股市的攀升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体制调整和政策利好的基础之上，而金融渠道堵塞和金融集中化趋势加强则是由于银行体制改革的滞后，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不活跃与对投资征高税的税制关系很大，而出口和消费的增长体现了相关政策的作用。总之，两年多启动内需扩张经济的实践表明，体制和政策联动，甚至体制调整先于政策和重于政策，是取得进展和成效的关键。面对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有有效的应对措施和新的开发思路，前者需要在坚持对外开放先对内开放的前提下，尽快改变现有一系列歧视性安排和政策，进一步打破金融、电信、民航、教育等领域的行政垄断，降低和取消进入和退出壁垒，同时又要支持战略产业的发展，后者需要着力于变单纯的政府行为，为政府参与和政策支持下的企业行为。
一总体态势
今年1季度的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某些回稳迹象，基本的方面仍然是喜忧参半。从宏观经济三大指标的走势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经济增长略有减缓，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出现了正增长，但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零售物价指数下降的态势还没有彻底扭转，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从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指标来看，投资、消费、外贸出现异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骤然下降；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净出口有所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加快。
经济增长同比趋缓，环比上升。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而比去年第4季度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第二产业增长9.3%，第三产业增长7.5%。工业增加值完成5012亿元，同比增长10.7％，比去年同期上升0.6个百分点。按经济类型划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3009亿元，增长8.6％；集体企业完成696亿元，增长7.7%；股份制企业增长986亿元，增长13.3%；三资企业1085亿元，增长14.4％。集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幅表现为依次是递增的态势。从月度指标走向看，头三个月的累计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呈现上升的态势，分别是8.9％、10.4％和10.7％，与去年逐月下降的态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产业结构看，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高于轻工业1.7个百分点，达到11.5％。与高薪技术产业相关的信息通讯产品载波通讯设备、光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电子计算机、微机以及集成电路等增长尤其迅速，增长率分别在16.3%至73.1％之间不等。移动电话增长了1.4倍，发电量增长8.7%。另外，工业销售产值快于工业生产产值增长1.4个百分点。库存增幅有所下降。
物价降幅收窄，通缩趋势减弱。1－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比去年同期上涨0.1％，其中，1月份同比下降0.2％，2月份同比上涨0.7％。值得注意的是，2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水平的正增长，是在1998年4月以来22个月的连续下降后首次出现的。在消费品价格出现正增长的同时，零售物价指数降幅继续收窄，但是，其持续下降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第1季度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1.9％，其中，1月份同比下降2.1％，2月份同比下降1.4％。消费价格水平转降为升与鲜菜和服务项目价格大幅度上涨有很大关系。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以及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仍低于去年同月。2月份，国内生产资料市场在1月份开局良好的基础上，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月实现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309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总水平趋于稳定。2月份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同比指数，虽仍呈降势，但降幅已从1月的1.4％缩小到0.3％。从各大品种情况看，石油及成品油、有色金属受国际价格影响，继续呈现显著上涨，煤炭、木材、建材、机电设备、汽车等稳中有升。
二、因素与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低迷。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2235亿元，同比增长8.5%，增幅下降14.2个百分点。与头两个月的增长率（8.6％）差别不大，增幅下降（19.7个百分点）缩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235亿元，增长4.7％；更新改造投资377亿元，增长12.6％；房地产开发投资535亿元，增长20.4％。
对外贸易高速增长，顺差扩大。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达982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其中，出口517亿美元，增长39％；进口465亿美元，增长41％；累计实现贸易顺差5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亿多美元。一季度外贸的主要特点是：一般贸易出口增长（52％）快于加工贸易增长（30％）；国有企业出口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分别是38％，36%）都较快。另外，今年前2个月，我国对美国、日本、欧盟等10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速度均在30％以上；其中对香港、韩国和俄罗斯的出口分别增长了52％、54％和110％。
在进口方面，突出表现在一般贸易进口的快速增长上。一般贸易进口126.5亿美元，增长69.8％。1－2月我国初级产品进口的迅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原油等石油产品进口的大幅增长。其他进口较多的初级产品还有：原木、锯材、纸浆、铁矿砂等。
出口强劲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去年第一季度出口下降7.8%，使今年一季度同比基数低；二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三是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政策的作用。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加快。1-3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实现83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比上年第4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其中，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2.9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11.3%；2月份2804.9亿元，同比增长10.5%。销售额及其增长幅度逐月下降。消费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得益于春节的“假日效应”，另一方面也与去年为工薪阶层加薪等刺激消费的政策有关。
货币流动性在高位运行。三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22580.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同比下降4.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45158.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7％，比上年末上升3.8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13235.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7％，同比上升5.5个百分点。一季度累计净回笼现金220.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回笼357.6亿元。三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95776.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13.4％。一季度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2650.6亿元。
一季度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12320.2亿元，增长13%。其中，企业存款余额为36011亿元，增长15.7%。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比去年第四季度出现明显回升，余额达62492.3亿元，同比增长8.1%，下降较大。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广义货币继续回落，货币流动性继续增强，居民储蓄虽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因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活跃，居民手持现金的动机仍然很强。
股市稳步攀升。今年第一季度，深沪股市股指呈分阶段稳步上扬的态势。至3月31日收市，深沪两市综合指数分别为560.99点和1800.21点，经过三小波的上升，分别比去年底的402.18点和1366.58点上升了39.48%和31.73%；深沪B股综指分别上升了11%和10.39%。在分类指数当中，深市以综合分类指数升幅最大，达到96.71%；金融分类指数升幅最小，只有5.27%；而沪市则以商业分类指数升幅最大，为48.02%；综合B股指数升幅最小，只有10.39%。
随着股指的上扬，深沪两市股票总市值也显著增大，至3月31日收市止，已经达到37891.89亿元，其中，深市总市值为17657.06亿元，沪市总市值为20234.83亿元；扣除今年新上市的股票市值767.12亿元之外仍比去年底增加了34.65%；今年第一季度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已达到962家，比去年底增加15家，上市股票共为1046只，其中A股936只，B股108只。
在股价飙升的同时，成交量也急剧放大。两市A股成交总额为18883.21亿元，平均每个交易日达349.69亿元；成交总量为1434.65亿股，平均每个交易日成交26.57亿股。另外，上市公司积极参与资产重组和互连网业务是今年第一季度股市的一大特点。因资产重组而正式公告变更第一大股东的深沪上市公司达51家，表示参加互连网业务的共24家。
税收大幅增长。到3月20日为止，全国实现税收收入233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8%。其中，前两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迅猛增长，完成70.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60.40亿元。由于税务部门加强了征管检查，税款查补入库35.18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1%。税收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410.81亿元。照此发展下去，2000年国家预算安排全国税务系统税收增加751亿元的目标有可能提前半年实现。
三政策及效应分析
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运行既出现了回稳的苗头，又显露出某些矛盾的迹象。这是连续两年实施扩张性政策效应积累和体制调整的结果，也提出了体制和政策联动，甚至体制先于政策进一步调整的要求。
在第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外贸易的超高速增长。这虽然与去年同期贸易的负增长有关，但也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原因。一般来说，影响出口的因素主要有国外需求、汇率和有竞争关系国家的汇率的相对变动，目前，国际经济形势看好（包括亚洲经济复苏、美国经济继续走强、欧共体经济回稳），外部需求增加。从政策层面来看，提高出口退税起了重要作用，在内需不振和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出口退税等于实际汇率贬值，与此同时，周边国家随着经济复苏而来的汇率升值，也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相对贬值，这既减轻了汇率的压力，也促进了出口。虽然进口的增长比出口还快，但贸易顺差（5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42.7亿美元）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也许比这些数字表明的要大。在这里打击走私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以前，我国海关走私活动十分猖獗，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虽然名义关税税率很高，实际关税水平不过进口额的3％。大量高税敏感商品，如汽车、石油等通过走私进入中国，一方面造成关税流失，另一方面由于走私货物不计入官方经常帐户，造成巨额贸易顺差。1999年以后，随着打击走私力度的加大和征税手段的强化，过去走私的商品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国内，海关税收增加到进口额的8％左右，官方贸易顺差随之下降。从理论上讲，影响进口的因素主要是本国的国民收入、汇率和国内外相对价格水平。我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上固定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下滑之中，国内通货紧缩在持续，这三个因素都不构成进口快速增长的理由。我们估计，如果按照可比口径，目前实现的贸易顺差至少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50％。不过，净出口的增长及其贡献度的增加，反过来说明启动内需的目标尚未达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的加快是经济回稳的另一个迹象。这说明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根据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理论，在没有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可根据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按照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去安排自己的消费。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启动消费有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让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加有一个持久而稳定的预期，另一个是消除妨碍消费者平滑消费其总资产的流动性约束，前者要求收入有一个持久的提高，后者要求金融部门建立可靠的信用体制。去年下半年，国家财政拿出540亿元为8400万公务员、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提高30％工资和支付社会保障金，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使公务员工资翻一翻，这些措施对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有明显的作用，去年第四季度以后的消费增长态势显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虽然消费属于个人理的范畴，但是，政府政策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面对下岗失业的增加，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的根本好转，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制约消费的金融服务因素集中体现在金融机构缺乏居民收入数据和信用记录，消费者苦于金融机构复杂的贷款手续，所有这些都妨碍了消费信贷的发展。于是，建立居民可靠的信用记录就成为发展金融服务的迫切要求。好在居民储蓄存款实名制已经于4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这项制度将有助于重建消费者信用管理体系，对启动消费意义深远。不过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有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规（如保密法）出台。
与外贸和消费的增长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投资增长大幅下降，财政启动投资并没有得到民间投资的响应。1999年，尽管政府为刺激经济的增加的开支比1998年高出2253亿元，相当于当年GDP增量的59.4%，但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只增加了6.3%，民间投资增长更慢，致使去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下降到5.2％，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今年一季度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2百分点。因此，启动民间投资已经成为当前扩大内需的焦点。我国目前的税制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购进不抵扣增值税，人为地压低工资成本，如北京只能按800计成本，超过部分当作所得纳税。这一切就挤压了企业的利润边际和利润预期，削弱和损害了民间的投资热情，甚至《个人独资企业法》出台也没有得到社会的积极响应。因此，实施减税政策看来是启动投资的有效选择。鉴于一下子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影响太大，难以承受，可以分步实施，先改成收入型增值税。从货币政策来看，M1的快速增长似乎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但投资下降，实质经济启动不了。与此同时，社会上非法集资的现象又有所抬头，说明正常金融管道堵塞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此，不能仅仅从“货币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就认为货币供应量充足，因为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随着货币职能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要满足GDP的交易需求，而且要满足资产证券化、资产货币化以及相关二级市场交易的需求，甚至不计入GDP的地下经济如色情、走私等活动都需要大量现金流的支持。考虑到以上因素，目前的货币供应量仍不能满足实际经济的需求，难以支持动员大量下岗、失业人员走向工作岗位的要求。
新年伊始，国家统计局决定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的主要监控指标。本着与国际接轨的精神，这一改革措施原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全国上下期待走出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出台，难免有回避通货紧缩之嫌。目前，服务品价格受政府管制较多，其价格变动并不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因此，从市场机制变化的角度看，包括服务价格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市场的反映比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要弱。列为服务消费价格统计中的主要项目，如公共交通、居民服务收费、房租、燃气、水电、取暖、教育、邮电通讯、医疗服务等，政府干预较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如水电、燃气、公共交通、航空、房租、教育等服务品价格的上升是政府提价和行业垄断的结果，而不是市场需求拉动的结果，如1999年中国民航在载客量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盈利，就是民航局垄断定价的结果，这是以牺牲民航业的经营竞争力为代价的，纵然能呈一时之强，却不能达久远。由此可见，消费品价格指标与国际通用指标接轨，并不等于价格机制市场化的发展。就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即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再下降，也不能说我们已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扰。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有必要继续重视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化，因为它能更好地反映自由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远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内需，我国外贸出口的大幅增长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这种全面外向型经济的负面效应也正逐渐显现出来。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战略各有利弊，如何促进两战略的融合，为我国经济发展所用，以摆脱可以预见的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对外贸易，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复合型”战略
1对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利弊分析
“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该战略是根据国际比较利益的原则，通过扩大其有比较利益的产品的出口，以改善本国资源的配置。从中获得贸易利益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将本国产品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其优点是比较显著的。以这种方式发展的国家，大都取得了实绩优良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一事实成功地了传统的工业发展只能通过进口替代来实施的观点。
在一个资金、技术缺乏，市场狭小和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的不发达经济中，选择出口导向型战略：(1)可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并与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缓解一国的外汇压力；(2)可以在国际分工中节约劳动，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获取因分工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I(3)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互通有无，使本国居民享受到更多的经济福利，提高其生活水平，等等。
但同时应该看到，出口导向战略也存在以下三个弊端。
(1)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于大国和小国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小国因地域狭小，人口总量不大，市场容量较小，如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积极扩大外贸出口，就可以使其产品生产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2)会增加本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更易受到外部市场的摆布，这对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水平受制于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决定了即使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了全面的对外开放，其水平和层次也不会很高，这必然会降低其在开放中所能获取的比较利益。
(3)其作用受到市场发展的制约。亚洲一些国家所奉行的出口导向型是以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又是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为重点的。在20世纪70年代，正值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潮，西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得一些传统产业逐步退出其市场，这时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将大量传统产业打入发达国家市场，正好适应了其市场上传统产品不足，需要填补的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增多，并加入传统产品的生产行列，这时，所有实施该战略的国家就不仅要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对手的竞争，还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这就使得其出口增长下降成为必然。
2对进口替代战略的利弊分析
进口替代是指用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来替代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制成品，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在国际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农、矿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而发达国家生产的消费品价格不断上升，不平等贸易关系日益突出。为了克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贸易，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一些原来依靠进口的货物的生产以供国内少数富裕阶层的消费从而实现进口替代。进口替代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建立和发展一批最终消费品工业，如食品、服装、家电制造业以及相关的纺织、皮革、木材工业等，以求用国内生产的消费品替代进口品；第二个阶段，进口替代由消费品转向国内短缺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如机器制造、石油加工、钢铁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工业。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日趋成熟，为全面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伴随着贸易保护政策的落实，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关税保护，即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对生产最终消费品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征收低关税或免征关税。进口配额，即限制各类商品的进口数量，以减少非必需品的进口，并保证国家扶植的工业企业能够得到进口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降低它们的生产成本。升值本币，即降低进口商品的成本，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
根据上述分析，进口替代战略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进口替代战略将有助于刺激国内需求。进口替展战略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借助某种程度的国家干预和保护，利用本国资源从事在国内具有较大需求的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一旦实施该战略，就意味大规模的国内生产和投资行为的开始，这将对国内的投资需求产生极大的刺激作用，如果实现了成功的替代，就意味着将实现由过去对国外市场同类产品的大量需求向对国内市场大规模需求的转变，这对于开拓国内市场并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进口替代战略将为本国发展战略产业和实现工业化创造必备条件，既可以在不断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为本国培育大量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逐渐促进国内工业的多样化和现代化，实现某些产品的自给自足，又能在摆脱对同类产品过度进口的同时，减少外汇支出，积累国内建设资金，可以进一步发展国内的战略产业，并转而出口创汇。
最后，进口替代战略将有助于提高一国的对外贸易水平。通过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国内市场的开拓，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企业提供稳固的国内保障，并且，随着国内企业的成长，有助于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改善一国的对外贸易的结构和条件。提高一国的对外开放水平。
3两种战略的双重选择
通过对这两种贸易发展战略的比较，我们可以认为，这两种战略各有优缺点，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今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关键取决于选择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贸易战略，并根据国际环境和世界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而对于我国来说，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更是必要的。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使得居民个人收入大幅提高。从而提高了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这就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如果只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商品来满足国内市场消费市场的需要，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关键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战略
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行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后的十多年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根据国家商务部的数据，2005年已经达到750余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其在华研发的战略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别从投资规模、区位特征、组织特征和功能特征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投资规模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刚开始的资本投资规模都较小（从科研人员的数量看），研究人员一般只有十几到几十人,但最近几年规模增长较快。比如，摩托罗拉在华科研人员已超过2000人、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一期招聘科研人员500人、西门子（南京）公司2005年扩招200名研发人员。另外，母国来源不同，研发机构的规模不同。从主要几个母国来源地看，欧美公司的研发机构规模较大，日本、韩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规模次之，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公司的研发机构较小。比如，2003年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名的公司中，除日本丰田公司排第五外，其他都是欧美的公司。
二、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区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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