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主体，主体价值、主体分类，抽象与具体层面，静态与动态角度
一、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价值和意义
从动态的角度看，法通过调控一定主体的行为，以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最终达到建立和维护一定社会秩序、实现其价值理念的目的。就某一部门法而言，对主体行为的调控主要是通过确定主体范围和设定行为模式两方面完成的，具体地说，就是该部门法明确调整哪些主体的行为，并运用哪些权利义务的组合来规范主体的法律行为。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建立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将这种法律关系转化为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现实行为，使法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
对于新兴的现代部门法——经济法来说，其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经济法主体制度的正确建立和发展。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分类，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又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一方面，经济法主体理论是构建成熟、完备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哪些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与其他部门法有何根本区别）和理念原则（如何指导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逻辑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经济法主体又是衔接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环节性要素：就经济法的制定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层级理论是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经济法律体系和区分具体经济法律部门层级的基础；就经济法的实施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动态角色研究，能够使经济法理念原则得以正确适用，并改善经济法在法律实践中功能受限等问题，[注1]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经济法学作为研究经济法现象的新兴法律学科，是在大胆借鉴国内外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别国市场经济未曾面临的新情况。譬如，怎样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的问题。这些新的变化需要我们经济法学者针对新问题摆脱旧有思维的束缚，加强法律理论的创新研究。
然而不论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还是价值功能来看，由于国内不少经济法学者成长和长成于标准化、模式化应试教育下，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呈现出天然的“贫困”，导致对经济法的本质与现代性认识不足，[注2]表现在经济法主体研究领域，就是不自觉地止步于静态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固守或依赖于民法、行政法既有的主体研究成果，采用“范式”（模式化）的方法论将之迁移到经济法理论中，而没有考虑到经济法的自身特色，造成了迁移来的经济法主体理论水土不服。
比如在民法领域中，民事主体包括平等的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三大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主体凭借意思自治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并根据法律承担以过错责任为主的民事责任。但是对经济法而言，如果从形式上照搬民法这种主体——行为——责任的研究路径，而不加以具体分析，就容易让人产生无法对经济法主体准确定位和分类的困惑，并纠缠于经济法是否应当像民法一样规定法人制度[注3]但又与其相区别，经济法是否应当建立一种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责任制度等枝节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经济法可以设立自己的法人制度，但一定要脱离民法抽象的、形式化的、带有拟人色彩的“法人”窠臼。经济法人制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如何以其社会责任为准则进行经济行为、如何具体合理分担社会责任等问题。经济法人制度的问题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行为和责任的障碍，否则还不如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问题。譬如，思考如何建立主体的“经济责任制”就更有实践价值。[注4]同时，与经济法综合系统的调整方法相适应，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体系是一种包含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社会责任等等的综合责任体系，过于强调各部门法与各种调整方法形式上的对应性，反而会失去经济法的特色。
再如，若模仿关于行政法主体划分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监督主体的分类思路，将经济法主体的基本分类确定为地位不平等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等。或者更简略地划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认为管理主体自然包含了决策主体和监督主体，它们都属于国家主体。类似的困惑同样存在。因为就任何法律规范而言，都有其创制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分类实践意义何在！这只会把我们研究经济法的视角限定于相对狭窄的国家经济管理领域，以自圆其说！这是法律理论对法律实践现状的一种倒退和妥协，而非对经济生活现实需要的一种积极响应。
应当注意到，该种分类的实质是确立了“国家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固定地位，即不管何种经济法律关系，都必须有“国家主体”参与其中，才能称之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而这实际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地位相对恒定的特点如出一辙。[注5]关于“国家主体”提法是否科学的问题，本文随后会有专门论述，这里需要置疑一点：行政主体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中也并非永远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这种连行政法学者也注意到的“恒定”分类法局限问题，为什么某些经济法学者却视而不见，将“国家主体”以管理者的姿态进行到底了呢？虽然很多学者认识到了这种基本分类方法的不足，并对其加以充实改进，例如用更详细的经营主体、消费主体取代笼统的实施主体，用更具体的政府机构取代抽象的管理主体，以平衡原来过分突出国家主体轴心地位的分类，但仍有换汤不换药之嫌，该分类方法对于具体经济法部门的主体类型涵盖性和针对性不强的先天弱点，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善。
事实上，这些研究思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关键，即三类部门法主体设置的逻辑起点并不相同。民商法是市场经济中个体权利的维护者，强调以权利来界定和约束权利，以实现主体在平等秩序下的最大自由和利益。行政法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强调以权利和权力来限定和制约行政权力，以实现政府有序行政的最大效能。而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其主体行为模式更偏重于权利（力）基础上的责任，强调要在主体之间合理分配社会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社会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分配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分配，而是一种需要动用市场的自发力量和政府的自觉力量，以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为基础、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配合的合乎经济理性的分配，政府经济行为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和脱离法制轨道，否则政府就违反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里的和谐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制衡，而是一个远比制衡更加宽广和深入的概念。主体之间只有对抗与制约，而没有合作与协调是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和谐是经济法价值的核心要素，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也是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出发点和灵魂所在。
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并且变动频繁，公私因素逐渐相互交织融合，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包含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层级性，[注6]更需要我们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观察才能完整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否则仅仅套用传统思维固守静态分类的老路子，我们就会陷入与别的部门法学者大打无谓的口水仗、人为扩大或缩小对经济法调整范围认识的误区。譬如，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大民法”与“大经济法”之论战，中期的“经济行政法”理论之兴起和衰落，到现在的“经济法”和“社会法”之争。[注7]所以，对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标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法的横向划分或者行政法的纵向划分思路加以替换，而应当从实践出发勇于创新，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探讨经济法主体的分类层次。
因此，凭借这种全面的、创新的视角，我们要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和本质属性的传统路径之不足，[注8]找到明确经济法的定位、验证经济法独立性的新突破口，最终建立和拓展实现经济法在实践中功能和价值的有效途径，把经济法真正从“应然”的众说纷纭之法转变为“实然”的主客观统一之法。
二、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特征
（一）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我们研究经济法主体的首要目标是在归纳概括现实中各种经济法主体类型的基础上，给出经济法主体一个明确的定义，以确定受经济法规制的主体范围。
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在分析此问题时，习惯性地把经济法主体混同于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走向反面，夸大二者的区别，而忽视了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质。[注9]目前国内学界很少有将经济法主体资格取得者与经济法律关系参加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全面论述。因此，目前国内学术界给经济法主体下定义时也就相应存在着两种不良的倾向：其一，是过于强调国家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将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简单定性为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并机械地规定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只能是国家，有意识地缩小了经济法主体的范围，与实践中政府部门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借国家之名干预经济过于泛滥的非正常现象“不谋而合”；其二，是认为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并不一定由经济法本身设立，依据行政法或者民商法的思维模式，推导出任何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特别是公民）都可能成为经济法主体，这实际上是泛化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这两种倾向未能正确把握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为我们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并且也不自觉地降低了经济法主体的实践价值。
第一种倾向过分提升了“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而没有考虑到国家主体比较抽象，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多种角色，（如国家资产所有者、具体经济关系参与者、宏观经济调控者、维护市场竞争者、经济监督者等角色）需要不同具体主体加以代表，造成了认识上对“国家主体”的定位偏差。实践中，当非国家主体一方的合法利益受到国家主体“合法权力”侵害时，其救济方式往往被剥离为互不联系的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出现原告主体因同一事由在民事诉讼中偶尔胜诉，却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的戏剧性场面，甚至会出现因法院拒不受理而投诉无门的情况。这种“国家”思维的背后是一种法律非公即私的观念：经济法顺理成章地在实践中被划定为纯粹的公法，公法的执行主体又怎能被私法主体随意告倒呢！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些“国家”角色的不同性质而拟定不同的法律对策，就会导致实践中本已十分缺乏的、以维护社会经济权利为目的的经济公益诉讼等保障措施流产。仅在抽象层面上使用“国家主体”这一概念其实质就是无视公私因素融合的经济现实而把经济法定义为“公法”，这种倾向无法解决实践中屡禁不止、亟待解决的地方保护问题和行业和部门行政性垄断的问题。
第二种倾向，由于引进了太过宽泛的法律人格概念，会使我们无法理解个人在经济法主体中的正确位置。实际上，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规范的规定，个人是不能随便成为经济法主体的。具体地说，一方面，个人作为经济法主体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角色和条件，因为经济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注10]不同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质，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创设经济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经济法规制的重心是经济力量强大的组织而非个人，这从经济法现象产生之初以产业法和反垄断法的面目出现便能看出来。[注11]普通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十分有限，所以法律重在通过民事规范对其经济利益加以维护，只要求他们承担与其行为限度相适应的法律责任。只有当组织性要素存在于社会关系中，需要国家意志涉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时，国家才有从经济法层面对某一类个人的经济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譬如，法律对税收关系中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收入类型的个人规定不同的税率以实现国家有组织的资源再次分配职能；再如法律对公司内部经理、董事竞业禁止加以明确规定以加重公司的社会经济责任等。
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即特定利益＋社会责任权利＋义务主体。据此，从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展开对经济法主体分类的研究，这是由经济法主体的“经济利益性”、“纵横统一性”、“责任优先性”等本质属性和“范围的广泛性”、“地位的层级性”、“角色的变动性”等外部特征决定的。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法主体概念：经济法主体就是根据法律确定的社会责任而赋予不同资格的，代表不同利益倾向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
（二）经济法主体的性质和特征
相对于民法和行政法主体而言，经济法主体具有不同于它们的本质属性：首先，经济法主体具有经济利益性，即它应当是某种经济利益的明确代表，是该种经济利益的积极追求和维护者。不论国家主体也好，还是组织主体、个人主体也好，法律对经济法主体经济行为的调控，更多地通过平衡协调的手段控制该类主体行为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完成的。
其次，经济法主体具有纵横统一性，这是由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统一所决定的。对某个具体的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关系性质不同，可能与其他主体处于不同的相对地位，或者居于管理者，或者居于被管理者，也可能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对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法主体来说，如第三部门主体，这几种角色因素可能天然地集于一身，不能简单割裂开来对待。
最后，经济法主体具有责任优先性，即它应当以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定位标准和行为准则，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应当将社会责任作为评价其在法律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所为法律行为的标准。这里的社会责任，从法律层面上，包括了以行政法、民法、刑法等调整方式为主的综合责任体系，但又不仅限于行为责任。社会责任的提出，意味着任何经济法主体在行使权利（力）的时候，必须同时意识到如果滥用该权利（力）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感将内化于每个主体的经济行为中。
因此，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表现在其外部特征上，同样存在着大致对应的三个方面：第一，范围的广泛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法主体数量庞大，类型丰富，这是主体经济利益性的外在化要求：通过对每种经济利益都有数种具体经济法主体加以代表、维护和追求，实现各种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才能最终达致经济法所要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第二，地位的层级性。这里的层级性和层次性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层级更强调纵向位阶与横向位阶的统一。我们在理解经济法主体层级性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法主体地位“不平等”并非行使国家权力的需要使然，而是源自根据主体各自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小而由法律合理分配的需要，借用经济法“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话说，就是要“以责定权，以责定利”。[注12]如果只看到经济法主体之间存在着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忽视了不同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协作和竞争关系，便会有本末倒置的危险，动摇经济法主体制度存在的基石。
第三，角色的变动性。就具体的某个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在不同经济关系中“角色”的不同，也令其主体外在类型和内涵发生着各种交错和转换，比如一个主体既可能是经营者（相对于生产者而言），或者销售者（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又可能是竞争者（相对于其他竞争者而言），或者被调控者、被规制者（相对于政府而言），甚至是经过授权的行业管理者（相对于本行业其他经营者），等等。这除了是由经济关系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所造成外，主体在不同经济关系中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同才是主体具有角色变动性的根本原因。
经济法主体范围广泛，具有多种多样的类型，是实现经济自由和发展的保障；经济法主体地位不对等，具有层级性，又是保障经济秩序和稳定的需要；经济法主体角色的变动性，则充分体现了经济生活对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和谐互动的一种需要，以及法律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努力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的原因。
三、经济法主体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经济法主体有不同的分类。经济法学的传统二元架构分析方法并不利于经济法主体理论的构建。譬如，有的学者将经济法主体划分为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注13]表面上一目了然、容易理解，但其实质与行政法主体总体划分为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模式没有什么差别。还有的学者不注重对经济法主体类型的归纳，而采取罗列式分类的做法，[注14]由于分类中同时采用了多种标准，又不加以区分和说明，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使得主体分类不具有协调性和对应性，根本无法体现经济法主体分类的实践价值。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是因为传统的主体分类方法存在形而上学的缺陷，仅从静止的角度观察经济关系，而忽略了现实经济生活中主体的利益流动性和多重角色性。例如对于行业协会来说，它既要维护本行业的个体利益，又要使其利益实现目标跳出相对狭隘的个体利益层次，有责任将其提升到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来影响全体成员的经济行为，这才能最终实现行业利益的长期化和最大化，否则就会遭到整个社会的反对和抛弃。我们在分析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时，就应当根据具体的制度环境和经济情况加以判断，不等简单地下结论将其归属于某一类特定的具体利益主体，如市场主体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再比如对一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主体（不论国有也好还是私有也好），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经营者就忽视了它们追求个体利益过程中所负有的公共责任，从而进一步看轻实践中该种主体因为涉及稀缺公共资源的经营和分配而拥有的类似于行政主体的“管理权力”。如果认识不到这种主体扮演的多重“角色”，就会造成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使得此种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出现从行政法领域和民法领域角度看都无法有力规制的问题，令其游离于经济法律的正常约束外。
（一）抽象层面的经济法主体分析
从抽象层面看，经济法主体可以有静态和动态两种角度的分类。所谓静态主体分类，其目的是要揭示预设主体的社会关系，即主体相互利益关系和总体构成；而动态主体分类的目的则是要揭示主体的行为，即主体经济活动和社会职能。
一方面，抽象经济法主体的静态基本分类是：国家主体（政府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市场主体。通过此种分类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法对这三大类主体从总体上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因，它们是三大利益代表群体、也是经济法主体的三大社会本源。
所有经济法主体的行为，最终都应当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标，但由于地位和角色的差异，它们各自实现公共利益的途径是不同的。比如对国家主体来说，更多地是由政府凭借国家权力来实现资源分配，包括各种经济利益的分配，因为政府权力具有扩张性，所以应当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不应让其超越一定的范围；对市场主体则以维护权利、促进权利的实现为主，并对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权利加以平衡协调，通过市场主体对自己利益的追求间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中间层主体则以鼓励扶持外加适当限制为主，一方面令其代表国家行使部分国家主体的职能，另一方面则从法制层面加强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信念和力量。
但是，这种分类只有从抽象层面上理解才有意义，而不能简单地将三类主体与具体经济法部门主体一一对应起来：首先，政府主体既要代表国家管理经济的运行，成为管理主体，又可能作为市场主体进行投资，成为投资主体，或者代表国家进行消费，成为消费主体。因此在不同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中，“国家”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不可能一概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需要从多重角度认识和分析。
其次，市场主体之间仅仅在私法层面具有抽象的平等性，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对抗，以及因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引发的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这些都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畴。尤其在垄断组织或特殊企业形态中，由于涉及经济竞争秩序的维护和公共利益的实现等问题，需要国家意志根据实际情况介入以加重其义务和责任。因此市场主体并不能等同于市场规制法主体，与后者是一种交叉关系，其中包含有不需要由经济法调整的私法意义的平等经济关系主体，也不能涵盖市场规制法中存在的市场监督管理主体等。
最后，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新近涌现出来的经济法主体群落，它们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角色转换，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其具体类型同样十分复杂，并非都能把它们理解为单纯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目前社会中间层的提法尚有其局限性，应当在具体经济法律制度中加以详细区分。
另一方面，为弥补这种静态分类的不足，还有必要从动态的角度入手，将经济法主体进一步分类为：生产主体、交换主体、分配主体和消费主体。
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增量利益的过程，需要法律制度予以规范，需要以经济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经济正义表现在生产环节、交换环节、分配环节和消费环节，就是生产正义、交换正义、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尤其以分配正义为核心，这使我们分析市场经济中的四类传递社会资源的利益“流动”主体具有了深刻的意义。当然，这种分类同样需要从抽象层面上观察才能彰显其意义，与前面所说的静态分类不存在谁包含谁、谁主导谁的问题，构成我们认识主体的相互补充的两个不同角度。
动静结合的经济法主体基本分类标准可以让我们发现，经济法意义的法律关系的产生，主要是围绕着经济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形成、维护和实现进行的，如果离开这个主题，那么所谓市场主体（比如经营者）、经济行政主体（比如地方政府）和社会中间层主体（比如市场中介）或者生产主体（如生产者）、交换主体（如经营者）、分配主体（如政府机构）和消费主体（如消费者）进行的各种“经济”行为什么时候应该属于经济法调整，什么时候应该属于民商法和行政法调整就会显得难以区分。经济利益是永远不变的，但利益主体却因其社会角色发生着不停的变化，唯此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具体层面的经济法主体分析
1.宏观调控法中的经济法主体
一般认为，在宏观调控法中政府主体在法律关系中占有恒定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分，但二者关系也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简单隶属关系或管理关系。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一方虽然是政府，但是政府主体的调控行为是一种综合和间接手段，包含引导、规制、监督等方法，目的是保证社会经济总体的均衡协调增长。而对所谓的被调控主体，也不能作泛化的理解，造成被调控主体因为处于“被动”地位，而没有实践价值的假象。明确哪些主体能成为被调控主体，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主体的宏观调控权力的大小、界限，其取决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主体的经济需要。比如政府机构为了能向具体经济主体提供公共资源，而拥有对它们征税的职权；需要与其他主体一起行使分配职能才能满足各种主体的利益合理分配的需要；为了保障生产和消费环节（最终是为了保障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要素的优化配置）的顺利进行而行使金融货币的调节分配职权，等等。
2.市场规制法中的经济法主体
一般认为，市场规制法主体可以分为管理主体、投资主体、经营主体、消费主体等。
我们认为，首先市场规制法主体不应该包括劳动主体，因为劳动关系虽然也具有财产属性，却具有较强的人身关系和社会公益属性，应当主要由劳动法这样的社会法单独调整，而不应再把劳动者的完整概念纳入经济法范畴中。
其次，不能笼统地把市场规制法主体关系划定为经济管理关系，例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主体之间的核心关系不是经营者与管理者的关系，而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对消费主体而言，其与管理主体之间也并不存在什么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要拘泥于如何完备抽象的主体类型分类，而应当具体到《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来探讨主体分类问题。通过这种分析，我们认识到：主体的相互的平衡和谐是市场规制法主体关系最为显著的特征。
3.“中间地带”法中的经济法主体：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新的经济关系不断涌现，从而形成了一些既不能纯粹归于市场规制法又不能完全归于宏观调控法的经济法新法域，比如有关市场准入、经济监督的法律制度。这充分体现了经济法制内部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本质，更集中体现了经济法现代性。对这些法律制度主体的研究，同样不能生搬硬套经济法主体的抽象分类，而应当从动静结合的角度具体区分。
总之，通过对抽象主体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不同部门经济法之间的协调和联系，而通过具体部门经济法主体的研究，才能使我们深入了解经济法律规范的实际运行机制。
四、未竟的问题：关于“国家协调/干预/调节/管理论”
鉴于国家主体在经济法主体分类中的重要性，我们已数次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述，在行文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再次以国家主体为出发点，对理论界关于经济法的一些学说的基本观点提出置疑，请各位经济法学人不吝赐教。
目前学界在谈到经济法的本质和调整对象时，比较通行的语言就是“国家协调/干预/调节/管理论”，为了经济法的本质究竟是国家协调、国家干预、国家调节，还是国家管理，经济法学者曾经争论不休，最终学者们认识到：协调也好，干预也好，调节也好，这些词的内在基本含义趋向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认为“国家协调/干预/调节/管理论”的错误不在于“协调”、“干预”、“调节”、“管理”，而在于“国家”一词。即片面地强调经济法的抽象主体之一——“国家”，而忽视了经济法的其他主体。在抽象层面上，国家可以作为经济法的主体，但由于国家主体的抽象性，其利益代表主体或具体操作主体终究要归结到以政府机构为代表的具体经济法主体。抽象层的国家主体是经济法的制定者，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也是市场主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者，以“国家协调/干预/调节/管理”来解释国家调控经济法律关系的本质和宗旨，就如同以法律本身来解释法律现象一样，是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研究应始于实践的需要而终于实践的需要，切忌始于实践的需要却终于“唯美感”的理论需要。对经济法主体的归类应当首先源自实践，而后经过理性的整理加工，再以理性的分类方法反作用于实践中，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修正理论。不能为了理论而理论，最终脱离了实践发展的需要。
同样，现代经济法理论的开端始于对国家主体“协调/干预/调节/管理”经济过程的深入研究，但国家“协调/干预/调节/管理”理论并不能体现经济法的全部本质，只有经济法学理论应然的预判与实然的实践相结合，将原始的研究切入点融合到完整的经济法现象中，经济法的本质才得以凸现。
注释：
[1]这种情况也可称为“缺位”，参见拙文《论我国经济法的缺位及缺陷弥补方法》，我国经济法在法律实践中存在缺位现象，表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无庸讳言，这些问题是跟人们对经济法主体的性质和分类认识不清息息相关的，其中尤其以人们对政府主体的角色定位不明确对实践干扰最大。
[2]参见拙文《论我国经济法的缺位及缺陷弥补方法》，经济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话，而是现代社会之法，我们不应当过于关注其产生源头而忽视了其随现代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重要特征；经济法所彰显的价值体系也非套用传统法律理论能够阐明的，这种价值体系是带有层次性的，以和谐为核心的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系统。
[3]参见刘溶沧李茂生主编《转轨中的中国财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P103：“法人制度……本身只是一种中介的而不是最终的所有权，离开了发起和组织法人并为法人财产真正承担风险的那些最终所有者，法人既无从产生，也无法真正生存。”
[4]这里的“经济责任”概念已经与普通的法律责任有了明显区别，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P118－121。
[5]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P86。
[6]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包含纵横因素的经济关系理解为纵向的行政管理关系和横向的民事竞争关系的叠加，这种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成为了不属于由原来行政法和民商法调整的新的社会关系，参见安旻《论构建我国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点》，《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7]当然，经济法学是一门年轻的法律科学，适当的论战与争鸣是有利于经济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也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不过时至今日经济法研究依旧难以脱离过去那种分歧多统一少、基础理论各成体系实践却少有应用的发展怪圈，就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下了。
[8]比如过去学术界一提经济法的本质必谈法的阶级本质和社会本质的模式化套路，就对建立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少有裨益，参见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P19－22。
[9]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对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是有道理的，但其因此淡化经济法主体概念而强调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提法则值得商榷。经济法主体是比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外延更加宽广内涵也更加丰富的概念，本文对经济法主体的性质随后将有论述。
[10]参见前引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二版）》P65－66。
[11]参见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P7－9。
[12]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P65。
税收支持体育用品业经济活动的实践案例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地处中国三大鞋都之首的福建晋江，秉成“安心创业、脚踏实地”的经营理念，安踏集团从一个地区性的运动鞋生产型体育用品企业，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生产制造与营销导向于一体的综合体育用品企业。2010年销售额高达6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体育用品领域的行业领先者。［5］休闲体育的发展是我国未来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势，［6］安踏生产的体育休闲用品正是契合了这一趋势，安踏自1994年成立以来，凭借自身的体育用品知名品牌和经营业绩享受到了国家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表1)，使其获得更多更快的资本积累。1)安踏自成立之初的1994年始，凭借外资(港资)企业身份开始享受国家税收优惠待遇。如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若安踏出现年度经营亏损可享受5年持续税前弥补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可享受内资企业无法享受的诸如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及40%或100%不等的再投资退税优惠政策。2)安踏充分利用其外商投资企业的身份，依据国家税法来扩大自身的产业规模，2000年和2003年分别在厦门和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安踏(厦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跨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享受在经济特区投资办厂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极大地减轻其税负。3)安踏特别注重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2005年率先在国内成立了首家体育用品业的运动科学实验室，致力于运动力学的研究，每年研发经费投入在其销售收入的3%以上，并先后获得了双重减震技术、服装领域的吸湿排汗技术和“防”功能，新的减震技术持久减震鞋垫、弹力足弓结构，超轻EVA材料等多项国家专业技术专利，被国家分别认定为先进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等5部委联合了2009年第16号公告，安踏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首家获得国家权威认定的国际级企业技术中心，从而获得了更多更广泛的税收优惠支持。如:(1)安踏可按照15%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2)产品出口企业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值70%以上的，可税率减半(7．5%)征收企业所得税;(3)安踏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体育用品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按其研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其无形资产成本的150%予以扣除。(5)企业研发进口设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4)安踏2007年7月10日在香港上市，享受到政府鼓励改制上市的地方教育费附加减免和获得晋江地方政府至少400万的财政补贴。［7］5)安踏热衷于慈善捐赠回馈社会，2009年10月安踏体育的控股股东丁世忠及其家族配股8000万股，募资8亿港元成立慈善基金可享受税前扣除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8］6)福建的厦门、泉州等吸引安踏设立企业研发总部和产业管理总部，给予其多种总部型企业财税优惠政策和企业高管个人所得税返还奖励等。综上所述，安踏能成为当今中国体育用品领域的行业领先者，除其闽南“爱拼才会赢”的努力拼搏“内因”外，国家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的“外因”持久支持，促其做大做强是分不开的。
现行体育用品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体育用品业自主研发薄弱，国家对具有高新技术性质的体育用品企业认定门槛高，难以享受到高新技术业税收优惠待遇在我国1万余家体育用品制造业中，大多数重生产、轻研发，简单地模仿和抄袭知名企业的设计，只要在款式上形似即可。［9］由表2可知，我国体育用品业的科技研发(R＆D)无论从科技研发人数、R＆D平均经费支出比例、R＆D平均研发个数等方面均落后于我国制造业的研发支出水平。特别是体育用品规模以上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比例分别为8．6%和10．3%，明显低于我国制造业平均研发经费支出4%和8．1%，而且仅有0．3‰的体育用品企业拥有科技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由此可见，整体上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研发机构少，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低，体育品牌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2008年国家颁布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同时产品(服务)必须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可见其认定门槛之高。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制造的大多是科技含量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与品牌的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且模仿、抄袭、贴牌严重，体育用品企业很少能够符合国家规定的研发费用支出必须达到60%的标准，更鲜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果了。从表2可知，按照上述标准被国家认定的体育用品高新技术企业只有126家，仅占我国体育用品规模以上和大中型企业总数的13．4%，大大低于我国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46．3%的比例标准。由于新高新技术认定标准的提高，致使我国绝大多数体育用品企业被无情地排除在高科技企业之外，无法享受到国家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待遇，严重制约了众多体育用品企业科技研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育用品业在流转课税生产经营和所得课税赞助支出两方面税负沉重一方面，我国的体育用品业纳税负担重，税率高，需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独立税种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非独立的附加税种。依据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体育用品企业从事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的每一环节所取得的增值额均应按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对于体育用品业提供的台球、高尔夫球、保龄球等体育服务要依照20%的娱乐业高税率缴纳营业税;我国的体育用品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很少能享受到产业税收优惠，需按年所得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培训业和体育中介业等体育服务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体育用品业的赞助和支持，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0条规定，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赞助支出不得扣除。这意味着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的赞助支出应全部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体育用品企业的公益救济捐赠不得全部在税前扣除，而依其年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允许扣除，超过此比例的部分不得在税前扣除，应并入企业的年利润总额中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些都无形中增加了我国体育用品业的税收负担。国家对体育用品品牌等特许经营权征税，致使体育用品等无形资产的保护与支持力度遭受严重削弱体育品牌是体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必须对自身拥有的知识产权予以保护。而现行税制不仅没有制定相关保护与扶持我国体育用品品牌的税收优惠政策，反而还要对其品牌形成的商标权、专利权、商誉、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缴纳各种税收。由表3可知，我国对企业体育用品品牌形成的特许使用权等无形资产需缴纳四种主要税收(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和两种附加税费(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其中营业税是对体育品牌征税内容最多的税种。可见现行税收政策对体育用品品牌的支持与保护十分欠缺与不足，且税收负担重，这对我国体育品牌本已具有的“三低”(档次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特征，以及依靠模仿、假冒、抄袭来获得盈利的体育品牌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不利于我国体育用品品牌等的培育塑造与长远发展。
促进我国体育用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在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层面上，诚信是道德文化的核心，强调的是内在品德修养，追求的是人格高尚，境界崇高，更侧重于精神方面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二字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忠义礼智信"是人们提倡并力求遵守的行为准则。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也。"又说："信则人任焉"。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老子也把诚信作为人生行为的重要准则："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庄子把"本真"看作精诚之极至。这些圣贤哲人的论述，生动显示了诚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在当时社会经济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市场交往不发达，诚信更多停留在"自省"、"自律"程度。因此，重农轻商，重义轻利是其主要特征，诚信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但如今的情况截然不同了，会计诚信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现实物质利益联系如此紧密。
会计诚信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们对于如何建立市场制度的认识很有限，大多是书本知识，经过近20年的实践，使我们懂得了建立市场制度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是"产权明确"，产权不明确就无法交换，资源优化配置就无法实现；二是"交换必须平等、自愿、没有欺骗"，如果不自愿、不平等、不诚信，市场就会提供错误的信号，资源优化配置也无法实现。如果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搞市场制度的目的就没有实现，市场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没有了。因此，不搞欺骗，讲求诚信，是建立市场制度的基础条件之一。
1、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
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诚信在保障交易正常进行中具有重要作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游移于社会经济之外，而具有了更为明显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诚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内容，从道德追求进入到物质生活领域。这种诚信理念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传统文化的诚信强调"克己复礼"，那么现代诚信则强调"互利"和"双赢"。因此，诚信在伦理学家看是道德资源，在经济学家看则是经济资源，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在经济活动中，若道德缺失，信用遭破坏，就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交易链条中断。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环节上，生产、运输、赊购、赊销等都存在委托关系。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使交易链条中断。如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银行，信用就是其发展的基础。离开信用，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也都无法发展。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诚信的作用越重要。
2、诚信是企业取胜的法宝
纵观中外的成功企业，都把诚信作为追求和必备的品质之一，无一不是以诚信为本而发展壮大的。如被誉为"腌菜之王"的海因茨，他成功的哲学就是"忍耐加诚实"。在1875年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为了守信，他赔本收购，后来连自己的企业也破产了，但他坚信"一个诚实的人不会在商场上倒下"，仍在四处借债履行合约。后来他成为商场巨人，他的腌黄瓜、番茄酱全球闻名。他的成功是经营理念的成功，也是品质的成功。
3、诚信既是财富，又是财源，还是财力
"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诚信在会计行业尤为重要，正像中国现代会计先父潘序伦先生指出的那样，"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把信用作为会计工作的生命线，诚信不仅是一种责任，更与重大利益相关。守信者得到利益，失信者必将付出成本。对会计行业而言，诚信既是财富，又是财源，诚信还是财力。诚信是财富，是指它有助于会计业务的开拓，市场的占有；诚信是财源，是指它不仅可以使客户增多，扩大实力，而且可以使同行合作者增多，在合作中取得利润；诚信是财力，是指诚信品牌是一种极大的无形资产。诚信一旦缺失，就意味着失去了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的通行证。
非诚信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是影响会计诚信水平的经济原因
非诚信行为的成本，包括受法律惩罚的成本、受舆论批评的成本和受良心谴责的成本。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体制创建初期，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时期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已不再适用，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尚未健全，这就给不讲诚信的人有空子可钻。北京工商大学曹冈教授曾经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美国人，现在中国办公司。过去我以为他是非常诚信的，例如在微软发行新的操作系统时他买了两套，因为他有一个台式机、一个便携机，绝不为了省钱做亏心事。来到中国以后，别人买盗版电影光盘，他不买，但有时跟着别人看，以后是借来看，现在自已己经拥有700张盗版光盘。如何解释呢？这个人一年间就由道德变得不道德了吗？诚信作为一种人的品质，是具有稳定性的。偶尔或一时的行为，并不足以说明一个人己经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品德。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水土异也。曹教授认为：首先，法律环境不一样，我国只惩罚盗版光盘的生产者和贩卖者，几乎不惩罚使用者，因为法不责众；其次，社会环境不一样，舆论很少批评使用者，使用者人多力量大；再有，周围许多人部这样做，入乡随俗，本人良心上可以承受。不诚信的利益大于其成本，导致了非诚信行为。具有诚信品质的人，也会做非诚信的事。经常做不诚信的事，就会渐变成不诚信的人。因此，与其让人做一个诚信的人，不如让人别做骗人的事。防止发生欺骗行为的办法，就是让欺骗的成本超过欺骗的收益。而我们对于非诚信行为的法律惩罚，总体上力度不够，但还不是关键问题所在。主要是谁承担惩罚的成本有诸多问题。我们的国有、集体单位的产权主体未能人格化，即使是公司制企业，其中属于国有或集体的股份的权利和责任也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由于产权关系不明确，使得惩罚对象不明确。国有企业(法人)受惩罚，实际受损失的人是谁？不清楚。针对会计造假的舆论批评，总体上批评这种现象的多，针对特定企业或个人的少，舆论批评的成本未能"分摊"到具体对象；至于良心谴责成本，由于造假的普遍性，许多人的良知己经麻痹。因此，非诚信行为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非诚信行为的收益包括货币与非货币的收益、当前与将来的收益、有形的与无形的收益等。会计造假的受益人很多，单位的领导和高级管理人员、主管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可以因为"业绩优秀"而谋取更高的职位，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帮助做假的中介机构可以因为"增加业务"而得到更多的收益；甚至职工也可以因为单位"效益好"而多拿工资奖金……，同时，非诚信行为的收益高而成本低、风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能自觉地恪守诚信原则呢？在非诚信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时，非诚信行为就会增加。两者的差距越大，社会平均的诚信水平越低。整个市场诚信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会计诚信水平的下降。
维持和提高会计诚信水平的途径
诚信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不只是一个行业的问题，也是一项紧密联系的社会系统工程。
1、加强司法和政府监管力度，发挥法律和行政力量
加强法制和政府监管，是用非市场力量抑制市场制度的弊端。
（1）从有关会计的法制建设来看，目前需要解决惩治造假的"精确制导"问题。所谓会计法治的"精确制导"是指：明确由什么人启动对会计欺骗的诉讼程序，改变"民不举、官不纠"的局面，使违法企业浮出水面；明确规定会计真实性的具体法律标准，降低名义上的要求，锁定少数违法企业和最恶劣的行为，解放大多数企业；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是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唯一责任人，把会计人员解脱出来，集中打击关键目标；明确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瓦解两者的欺骗联盟。此外，为了改进会计的法制建设，还需要研究司法会计，提高立法和执法的科学性。
（2）从有关会计的政府监管来看，需要解决监管的责任问题。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就是要解决防止造假，惩处造假，以及严格执法问题。过去企业都有上级主管，企业出了任何问题上级都要受牵连。上级对企业的监管是预防性的，逐级监管，有完善的控制系统，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很困难。现在上级没有了，监管的责任转移到综合部门。综合部门的权力很大，但只管"灭火"不管"防火"，只有假冒伪劣商品生产出来，已经上市，甚至死了人或媒体已经曝光，或者领导人有了批示，这些部门才开始行动。预防性的监管责任应当归属于谁?监管部门不作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不明确，就无法改变当前没有人承担责任的局面。
（3）从有关会计的制度规范来看，与会计造假有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频繁的会计制度改革，破坏了会计数据的连续性，每一次改动必然给企业提供一次洗牌的机会和造假的手段。因此，会计技术规范的出台要慎重，要有相对的稳定性。
2、加强社会监督与评价机制，发挥社会力量
是否遵守了道德标准，要靠社会舆论和公众的评价，而不仅仅是法院和政府认定。没有舆论支持的道德标准，只是纸面上的道德标准。目前对于造假账的舆论谴责已经给企业、会计师和审计师造成一定的压力，但这种谴责大多是针对整体而非具体企业，多数是学术性、政策性的而非实用性的。我们还缺乏评价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环境、社会力量和动力机制。因此，要在法律上明确，根据公开的财务报表对上市公司所作的分析，属于言论自由，不构成名誉侵权。应当建立和培植揭露虚假会计信息的市场力量，以改变目前造假力量大于抑制力量的失衡状态。
从有关会计诚信现状来看，加快建立社会信用监督体系，是我国目前迫切要完成的大事。规模先进的信息数据库将记录着大量企业与个人的资金往来与商品交易的种种资料，可以提供客户查询，一旦有不良信用的记录，在工商注册、银行贷款、消费贷款、个人信用卡服务以及人才聘用等，将受到制约。相反，为鼓励获得守信等级高的企业将可优先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或为其提供高额度的贷款。一些专家还建议，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现实情况，制订可实际操作的《信用法》。尽管这需要时间，但是势在必行。就现阶段而言，要很抓行业监管，查处虚假行为，增加失信者的成本。
经济学家萧灼基讲过一则小故事，颇有意味：一位留学生在国外乘公共汽车逃票，当时并没对他罚款，他自以为洋洋得意，谁料毕业找工作时才发现已被记录在案，虽然学习成绩优秀，求职却遇到障碍。他因小失大，后悔不及。
这则故事令人回味，也令人深思，相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之后，我们的信用制度也会完善，到那时人人讲诚信，社会将是何等公允、公正、公平？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3、加强社会教育机制，启发行为人的良知
诚信在多大范围和什么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取决于诚信的宣传和教育。要让人们认识到，诚信是重要的并且有益的，诚信是必然趋势，不诚信的人终究要倒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取之有害"。非诚信行为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是饮鸩止渴，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
会计诚信教育的主要对象，应当是掌握着会计诚信水平支配权的强势集团，包括企业负责人，能够控制企业负责人的政府官员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会计人员。我们长期以来企图通过提高会计人员地位和业务水平，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事实上收效甚微。用提高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准来减少会计造假，是隔靴搔痒，作用将十分有限。
论文摘要：信息时代，信息资源的占有率已成为影响一国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世界各国对经济信息的争夺加剧。完善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体系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生产力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对经济信息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通过分析我国经济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现有法律保护的不足，提出完善经济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经济信息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 信息化 法律保护 一、信息化挑战我国经济信息安全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体系非常脆弱，对于经济信息安全的保护更是一片空白。国家经济数据的泄露，泄密案件的连续出现昭示着我国经济信息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对经济信息的争夺日益加剧 经济竞争的白炽化与信息高速化在推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业已存在的窃取经济信息活动更为猖獗，无论是官方的经济情报部门还是各大财团、公司都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世界各国在千方百计地保护本国经济信息安全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获取他国的经济情报。目前我国正处于泄密高发期，其中通过计算机网络泄密发案数占泄密法案总数的70％以上，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在商业活动中，商业间谍与经济信息泄密事件频繁发生，据业内人士透露泄密及损失最渗重的是金融业；其次是资源行业，大型并购很多，而十次并购里面九次会出现信息泄密事故；高科技、矿产等领域也非常严峻，很多行业在经济信息安全保护上都亮起了红灯。 (二)窃密技术先进，手段多样化 一方面，发达国家及其情报组织利用信息技术优势，不断监听监视我国经济情报，非法获取、篡改我国信息或传播虚假信息造成经济波动，以获取经济乃至政治上的收益；另一方面，除技术手段，他们还通过商业贿赂、资助学术研究、举办研讨会、派专人在合法范围内收集企业简报、股东报告甚至是废弃垃圾通过仔细研究，分析出有价情报等方式大量收集我国经济信息。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一位中国专家认为：“在中国，当前贿赂最主要的形式不再是支付现金，更多可能由公司付费途经洛杉矶或拉斯维加斯到公司总部考察。这种费用可以被看做是合法的营业支出，也可以为官员设立奖学金。”窃密技术日益先进与手段日趋多样化、合法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特别是经济信息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三)经济信息安全保密意识淡薄 近年来，每当政府机构公布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前，一些境外媒体或境外研究机构总是能准确“预测”；许多重要的经济信息，包括经济数据、经济政策等伴随学术报告、会议研讨甚至是一句家常闲聊便被泄露出去；载有核心经济信息的移动存储介质被随意连接至互联网导致信息泄露等问题严重。有调查显示，我国有62％的企业承认出现过泄密现象；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为商业秘密管理所设立专门机构的比例不到20％，未建立任何机构的比例高达36．5％；在私营企业中，这样的情况更加严峻。经济信息安全保密意识的薄弱已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二、经济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的缺失 安全的实质是一种可预期的利益，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主张。保障经济信息的安全是信息时代法律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利益之一。法律保障经济信息安全，就要维护经济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以及可控性，这是由信息安全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然而，由于我国立法上的滞后，对经济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仍存在相当大的漏洞。 (一)缺乏对保密性的法律保护 保密性是指保证信息不会泄露给非授权者 ，并对需要保密的信息按照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等级，有针对性的采取不同力度的保护。现行《保密法》对于国家秘密的范围以及分级保护虽有相关规定，但其内容主要针对传统的国家安全，有关经济信息安全方面仅出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这样原则性的规定，对经济秘密的划定、保密范围和措施等缺乏相应条款；对于跨国公司或境外利益集团等窃取我国经济政策、产业关键数据等行为也缺乏法律上的界定，以至要追究法律责任却没有相应法律条款可适用的情况屡屡发生。 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上，法律规定分散而缺乏可操作性，不同部门对商业秘密的定义不统一，商业秘密的概念模糊而混乱，弱化了商业秘密的保密性；①另一方面，与TRIPS协议第39条规定的“未披露的信息(undiscoveredinformation)”即“商业秘密”相比，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商业秘密须具有秘密性、价值型、新颖性与实用性且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并将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局限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样的规定不以商业秘密在商业上使用和继续性使用为要件，使不具实用性却有重大价值或潜在经济价值的信息得不到保护，不利于经济信息的保密。此外，人才流动的加快也使商业秘密伴随着员工的“跳槽”而流失的可能性激增，但对商业秘密侵权威胁(ThreatenedMisappropriationofTradeSecrets)我国尚无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对于泄露或窃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刑法》第219条虽增加了刑事处罚，但处罚力度过轻而又缺乏处罚性赔偿规定，导致权利人的损失无法得到弥补。 (二)缺乏对完整性的法律保护 完整性是指信息在存储或传输过程中保持不被未授权的或非预期的操作修改和破坏，它要求保持信息的原始面貌，即信息的正确生成、正确存储和正确传输。目前，我国保障信息与信息系统完整性主要依靠《刑法》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总体而言层级较低又缺乏统一性。《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4条规定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重点维护国家事务、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但在第23和25条却只规定对破坏和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造成财产损失的承担民事责任，并对个人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5000元以下罚款的较轻处罚规定；现行《刑法》第285条也只规定入侵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就是说，行为人非法侵入包括经济信息系统在内的其他信息系统并不构成本罪。可见，法律对信息安全的保障依然侧重于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而忽略了对经济信息安全的保护。 (三)缺乏对可控性的法律保护 可控性是对经济信息的内容和信息的传播具有控制能力，能够按照权利人的意愿自由流动。网络的盛行使得经济间谍、商业贿赂等窃密手段的频繁出现而使得经济信息不能按照权利人的意愿流动。面对日趋“合法化”的窃密行为，《刑法》第110条的间谍罪与第11l条的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罪都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和“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缺乏有关经济间谍罪的专门规定；而《国家安全法》也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国家安全整体的法律条文，并且侧重的是传统安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对于经济安全，尤其是经济信息安全这样一个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存在的威胁仍缺乏适当的法律规制。 除了经济间谍外，跨国公司对我国实施商业贿赂获取经 济信息与商业秘密的案件不断增加，经济信息的可控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在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威胁着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目前我国尚无一部完备的《反商业贿赂法》，对于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刑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上。然而，现行《刑法》并未直接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罪行定义，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虽然规定商业贿赂的对象既可包括交易对方，又可包括与交易行为有关的其他人，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却又将商业贿赂界定为“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缩小了商业贿赂对象的范罔，将除交易双方以外能够对交易起决定性作用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单位或个人被排除在外。另外，对于商业贿赂的经济处罚力度畸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22条，不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但事实上，通过商业贿赂手段所套取的经济信息往往可以带来高达上百万的经济利益，过轻的处罚完全不能发挥法律应有的威慑力。与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和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相比，我国对于商业贿赂，特别是跨国商业贿赂的治理仍存在不足。三、完善我国经济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的对策 法律保护经济经济信息安全，既要求能预防经济信息不受侵犯，也要求能通过国家强制力打击各种侵犯经济信息安全的行为，从而达到经济信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经济主体主观性不存在恐惧的安全状态。因此，维护经济信息安全需要构建全方位的法律保护体系。 (一)修订《保密法》，增加保护经济信息安全的专门条款 《保密法(修订草案)》增加了针对涉密信息系统的保密措施以及加强涉密机关、单位和涉密人员的保密管理等五方面内容，总体上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但仍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斟酌与完善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经济领域的信息安全保密问题，应增设专门条款明确规定经济秘密的保密范同，明确哪些经济信息属于国家经济秘密，通过明确“密”的界限强化保密意识，维护经济信息的安全。因此，在修订《保密法》时，我们可以在保证法律的包容性与原则性的基础上，可以借鉴俄罗斯的《联邦国家秘密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属于国家秘密的经济信息以法律的方式予以规定，将对国家经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过早透露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的包括财政政策、金融信贷活动以及用于维护国防、国家安全和治安的财政支出情况等经济信息包含在内，以具体形象的样态将国家经济秘密明确的归属于法律控制范畴，避免因法律缺乏明确性与可操作性而带来的掣肘。 (二)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完善商业秘密的保护 针对我国商业秘密泄密案件的日益频繁，商业秘密保护立法分散的问题，尽快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是维护经济信息安全的重要措施。在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时，可以借鉴国外以及国际组织的先进经验，但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在对商业秘密进行界定时，应采用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体例明确商业秘密的内涵。同时在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中剔除“实用性”的要求，使那些不为本行业或领域人员普遍知悉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具有“经济价值”以及“潜在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合理保护措施的信息也能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2)要明确规定各种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由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是一种暴利行为，但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却往往十分巨大，如不以刑事责任方式提高违法成本便难以遏制其发生；(3)在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时应当引入不可避免泄露规则(InevitableDisclosureDoctrine)。该原则主要是针对商业秘密潜在的侵占行为采取的保护方式，旨在阻止离职员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泄露前雇主商业秘密的问题。引入不可避免泄露原则更能有效地保护商业秘密，避免因人才流动为保密性带来的威胁。 (三)制定统一《反商业贿赂法》，确 保经济信息的正向流动 随着信息在经济活动中作用加重，商业贿赂的目的不再局限于获取商品销售或购买的机会，通过商业贿赂获取竞争对手经济秘密已成为信息时代非法控制经济信息流动的重要手段之一。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将分散在各法律法规中的有关条例加以整合，实现对国内外商业贿赂行为的有效监管，是堵截经济信息非法流动、维护我国经济信息安全与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因此，在制定统一《反商业贿赂法》时首先应当对商业贿赂的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借鉴《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将商业贿赂定义为经营者通过不正当给予相关单位、个人或密切相关者好处的方式，获取优于其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④其次，对于商业贿赂的管辖范围应当适当扩大。根据《经合组织公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应确立跨国商业贿赂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制度，对故意实施的跨国商业行为予以制裁。因此，制定《反商业贿赂法》要求将我国经营者或该商业活动的密切相关者无论是向国内外公职人员、企业、相关个人以及国际组织官员行贿行为或是收受来自国内外企业、个人的财务或其他利益优惠的受贿行为都应列入该法管辖范围内，并针对商业贿赂这种贪利性违法行为，完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此外，在立法时还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大制裁力度，取消现行法律中固定处罚数额的不合理规定，采用相对确定的倍罚制，并制定对不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的资质罚(指取消从事某种职业或业务的资格的处罚)，使得经营者在被处罚后不再具备从事相同职业或业务再次进行商业贿赂的条件，从而有效遏止商业贿赂行为的蔓延，以确保经济信息的合理正向流动。 (四)完善《刑法》，维护经济领域信息安全 “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要领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故此，完善《刑法》并加重处罚力度，是维护经济领域信息安全的必要保证。 首先，计算机与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成为影响经济信息安全的关键因素。面对《刑法》对经济领域计算机信息系统保护的缺位，增加维护经济信息安全的专门条款是当务之急。因此，应首先对《刑法》第285条进行调整，规定凡侵入具有重大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科技价值与政治价值等)或者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同时，针对目前窃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不属于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但却具有知识性或重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的数据、资料现象日益严重，《刑法》中还应增设窃取计算机信息资源罪，对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手段，以窃取他人信息资源为目的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规制；此外，在《刑法》还中还应增设财产刑、资格刑，适当提高法定刑幅度，从多维角度预防和制裁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 其次，在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上，应完善相关刑事责任与刑事诉讼中的保密规定。现行《刑法》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但在刑罚的表述中并没有详细的划分。纵观国外立法，大多根据侵权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规定了多种量刑幅度。因此，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设置应根据危害程度的不同规定不同的刑罚，对侵犯商业秘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者从重处罚，确 保罪责刑相适应的同时保证法律的威慑力。此外，针对目前在审理涉及商业秘密案件除规定不公开审理外，没有对参与商业秘密的诉讼人员规定保密义务的问题，在刑事诉讼中还应设置相关保密义务条款，在司法解释中也应规定配套的保密措施，以确保权利人在伸张权利时其商业秘密的保密性不会因法律的漏洞而丧失。 最后，借鉴美国《经济 间谍法》，在《刑法》中增设经济间谍罪。与侵犯商业秘密罪不同，经济间谍罪重在预防和制裁图利于外国政府、外国机构或外国政府的人且使之获得不局限于经济之上的利益的行为。因此，增设经济间谍罪，应明确经济间谍罪的界定、构成要件、刑罚以及及于域外的法律效力等，从立法的价值取向上注重从国家安全角度保护商业秘密，特别是经济信息类秘密，对经济间谍行为予以严惩，维护国家经济信息安全。 总之，以法律预防和制裁各种侵犯经济信息安全行为，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生产力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针对信息安全的基本特性，建立健全经济信息安全法律保护体系，实乃理论界与实务界当务之急。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损害赔偿是民法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民法典关于损害赔偿规范的设计和构成，可以反映出起草者对于损害赔偿的认识程度，可以作为评价民法典优劣的一个尺度。法典化本身是大陆法系的特色之一，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也应当遵循大陆法系通常的做法，即通过层次结构和提取公因式的技术，使法典简约化。本文准备先考察、整理和分析我国现行的损害赔偿法的体系构成，揭示其存在的不足及问题；考察已存在的民法典官方草案与学者草案（分别由梁慧星、王利明、徐国栋主持的三个学者草案） ，分析其得失、评价其优劣；最后就损害赔偿的基本问题，提示若干自己的考虑。 中国损害赔偿法的体系构成及现存问题在现行法上并无称为损害赔偿法的法律。所谓损害赔偿法系指关于损害赔偿诸法律的总称，乃法学上的用语，旨在建构损害赔偿制度的体系。外在体系系藉着一定的概念，呈现法律逻辑形式的关联，以提升规范的透明度，维护法秩序的安定。内在体系则在实践法律原则及价值。（1）损害赔偿法的外在体系由二个部分所构成，一为损害赔偿的发生原因（责任成立原因） ，一为损害赔偿内容。前者有称为责任法，多用于侵权行为。后者称为损害法，以损害赔偿的范围及方法为内容。（2）对于中国损害赔偿法的外在体系，也可以分别责任法与损害法两个方面观察。 （一） 责任法 责任法所规范者为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原因，也就是规定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发生损害赔偿问题，这类法律规范大抵是分散着的，难以统一规定，何以如此？ 其背后实寓含相当的道理：只适合随类赋形、因事制宜。 1. 债权法领域 首先，在债权法的领域，首推侵权行为法。民法通则于第六章民事责任第一节一般规定中，明确奉行过错原则，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06 条第2 款）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06 条第3 款） .显示该法同时肯定了若干无过错责任的存在。民法通则第六章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第117 - 133 条） ，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原因，包括侵害财产（第117条） 、侵害知识产权（第118 条） 、侵害公民身体（第119 条） 、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第120 条） 、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侵权（第121 条） 、产品责任（第122 条）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第123 条） 、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第124 条） 、施工致人损害（第125 条） 、建筑物等致人损害（第126 条） 、动物致人损害（第127 条） 、共同侵权致人损害（第130 条） 、当事人无过错时的分担责任（第132 条） 、监护人责任（第133 条） .另外，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等，构成侵权行为法的法源，其中也有大量的属于责任法的规范，比如国家赔偿法（第2 - 5 条、第15 - 17 条） 、产品质量法（第41 - 43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 条、第104条第1 款、第105 条等） 、著作权法（第46 条、第47条）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 条、第46 - 47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03 ]20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 ]7 号） 等。 在债权法领域中，与合同相关的损害赔偿亦 非常重要。自责任法的角度，合同法围绕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等，规定了大量的损害赔偿的发生事由（第42 条、第43 条、第58 条、第97 条、第107 条、第102 条、第179 条、第180 条、第181 条、第183 条、第189 条、第191 条等等） .另外，拍卖法（第61 条） 、招标投标法（第54 条、第60 条） 等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事由。 2. 在物权法领域 在物权法领域，也有一些法律法规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原因，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4 条、第59 - 61 条）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4 条） 、土地管理法（第78 条第2 款） 等。 3. 在婚姻法领域 在婚姻法中，也有损害赔偿责任法的规范（第46 条） ，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4. 在商法领域 公司法（第63 条、第97 条、第118 条第3 款、第198 条、第214 条） 、票据法（第66 条第2 款、第104 条第2 款、第105 条第2 款） 、证券法（第42 条第3 款、第63 条、第192 条、202 条） 、海商法（第46条、第50 条等）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5 条第2款）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56 条第2 款、第83 - 84条、第87 - 91 条） 等均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原因。 5. 在经济法、社会法等领域 规定了损害赔偿发生原因的法律也有很多，比如：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8 条） 、商业银行法（第84 条、第86 条第2 款、第88 条等） 、电子签名法（第27 条、第28 条） 、劳动法（第89 条、第91 条、第95 条等）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2 条） 、可再生能源法（第29 - 31 条）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8 条） 、种子法（第41 条、第69 条） 、渔业法（第35 条、第39 条） 、农业机械促进法（第14 条、第24 条、第32条） 、草原法（第63 条第2 款、第66 - 70 条） 、农业法（第76 条、第90 条等） 、信托法（第22 条） 等。 6. 在公法领域 规定了损害赔偿发生原因的法律有刑法（第36 条） 、行政处罚法（第6 条第2 款、第59 条、第60条） 、义务教育法（第16 条第4 款） 、公务员法（第103 条） 等。 （二） 损害法 损害赔偿责任一旦成立，便遇到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这正是“损害法”所要规范的问题。损害法规范赔偿内容，包括损害赔偿的方法、赔偿范围等内容。关于损害法，大体可区分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前者可一般性地适用于所有的损害赔偿责任，后者则仅于特别场合或者仅对特别事项适用。 1. 关于损害赔偿方法 （1） 一般规定。损害赔偿的方法，在立法例上有两种主义：一为回复原状主义，一为金钱赔偿主义。二者各有优劣。就中国法而言，于损坏财物场合，民法通则称前者为“恢复原状”，称后者为“折价赔偿”（第117 条第2 款） ，二者居于并列关系，在适用上并无必然的先后顺序。（3）惟应注意的是，在民法通则中“， 恢复原状”是与“赔偿损失”相并列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民法通则第134条） ，而未作为赔偿的一种方法纳入赔偿损失范畴。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民法通则对“赔偿损失”虽未明文规定其方法，解释上向来以金钱赔偿为当然。或者说，民法通则中的“赔偿损失”指的就是以金钱赔偿损失。 另外，物质损害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一次性给付（法释[ 2003 ] 20 号第31 条第2款） ，例外场合也可以承认定期金。赔偿义务人请求以定期金方式给付的，还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法释[2003 ]20 号第33 条） . （2） 特别规定。国家赔偿法第25 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1 款）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2款） .”可见，国家赔偿是以金钱赔偿为“主要方式”，言外之意，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也就成了“次要方式”或者“补充方式”。 2. 归责原则 （1） 过错责任。民法通则第106 条对于民事责任（主要是损害赔偿） 的归责原则作了统一规定。关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采纳过错责任原则（第2 款） ，学说并无歧见。关于违约损害赔偿，是否亦采纳过错责任原则，法文不明，学说存在分歧，通说仍以为民法通则采纳的是过错责任，惟对于过错实行过错推定而已。（4） 1999 年合同法生效以后，第107 条改变既往 的过错责任原则，采纳所谓“严格责任原则”，惟分则中仍保留有大量过错责任，不可不察。 （2） 无过错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6 条第3 款） .可见，在我国法律中，无过错责任原则上以法律有规定为前提。关于侵权责任，民法通则规定了若干具体的无过错责任。学者存在不同见解的，是所谓“公平责任”。公平责任亦不以过错为要件，自此以言，仍不妨归入无过错责任，成为其中的一种类型。关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自合同法生效以来，实以无过错损害赔偿责任为原则，并由此带来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统合， （5）最值注意。虽然如此，无过错违约损害赔偿责 任，对于结果债务可行，对于手段债务则不可行，因而，医疗服务合同中的诊疗债务的违约赔偿责任，仍须以存在过错为前提。 3. 免责事由 （1） 不可抗力。民法通则第107 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 正当防卫。针对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128 条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3） 紧急避险。针对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129 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4. 关于损害赔偿范围 （1） 一般规定。关于赔偿范围，我国现行法未设统一的确定赔偿范围的一般规则（比如相当因果关系或者可预见性规则） ，而是分别“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与“侵权的民事责任”加以规定。以下分别提示其相应的一般规定。 关于违约的赔偿范围，除民法通则之外，还有合同法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依据这些规定，赔偿范围“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的损失”（民法通则第112 条第1 款） ，“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合同法第113 条第1 款）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13 条；合同法第120 条与之相当） .并规定了减轻损害规则（民法通则第114 条；合同法第119 条） . 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现行法亦未作统一的一般规定，而是分别情形而有不同的规则。侵害财产（民法通则第117 条） 场合，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6）另依司法解释，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受害人以被损车辆正用于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经营活动，要求赔偿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予以赔偿。（7）如属毁坏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尚可发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释[2001 ]7 号第4 条） . 侵害知识产权（民法通则第118 条） 场合，可以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因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数额（参照专利法第60 条，商标法第56 条第1 款与之相当） ；如仍难以为济，则可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专利法第60 条） . 侵害人格权利（ 民法通则第120 条； 法释[2001 ] 7 号第1 条第1 款） 或者人格利益（法释[2001]7 号第1 条第2 款） 、以及损害亲子关系或者亲属关系等场合，以造成严重后果为前提，可发生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赔偿的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加以确定。 民法通则对于侵害身体、生命（第119 条） 虽具体列举一些损害项目（比如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 ，仍比较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 ]20 号） 使之有了相当巨大的改观。关于赔偿范围，从“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两个方面进行界定。积极损害是指： （1） 因治疗损伤支出的费用：如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康复费、整容费等； （2） 因生活 上增加需要支出的费用：如配制残疾用具、长期护理依赖支出的费用等；消极损害是指：因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未来收损失。（8） 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我国法上还有过失相抵规则（民法通则第131 条等） . 2. 特别规定 （1） 国家赔偿法分别规定了侵犯人身自由（第26 条） 、侵犯生命健康权（第27 条） 以及侵犯财产权（第28 条） 的赔偿计算标准或处理办法。 （2） 关于惩罚性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 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的司法解释（9）有规定，均属特别规定。 （3）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权衡患者和医疗机构双方的利益，对医疗事故赔偿作了特别规定（第49 条、第50 条） .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该条例属于特别法，故优先适用。 （三） 中国损害赔偿法的现存问题 中国损害赔偿法基本的体系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因而，在审判实践中，涉及损害赔偿问题时，“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已经达到。进一步要分析和探讨的，是中国损害赔偿法的体系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改进。就现存问题而言，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规范的效力层次不一，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等法律是主干，另外也有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诸如人身损害赔偿，由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实属无奈之举，理想的做法是制定民法典，使得民事基本问题能够在民事基本法中有所依据。 2. 规定的不统一，寄望于民法典加以统一。比如医患关系是否属于消费关系、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认识并不统一，并且已有十多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大通过地方性法规，明文肯认医患关系为消费关系。（10） 3. 规范的精细和完善，需要通过民法法典化来实现。首先，目前的损害赔偿法的体系还比较零乱，体系化、抽象化的层次不高。就损害法而言，关于损害赔偿的方法、损害赔偿的范围，均缺乏统一的规定，侵权行为法与合同法（损害赔偿法并不仅限于此二领域） 各行其事，比如合同法中违约损害赔偿适用可预见性规则，而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就不适用可预见性规则；对于违约损害赔偿有减轻损害规则，而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就欠缺明文的规定；对于侵权损害赔偿有过失相抵规则（民法通则第131 条） ，而对于违约损害赔偿则欠缺明文的规定。如果奉行法典化的理念，上述损害赔偿法共通的问题，就应当有统一的规则。就责任法而言，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事由各式各样，尤其显得零乱。当然，民法典也不可能完全统一责任法的内容，毕竟，通过制订民法典，尽可能地使责任法相对地整齐一些，是件好事。其次，有些损害赔偿法的规则，在现行法上还欠缺明文规定，比如损益相抵规则，尽管这种欠缺并没有影响实务界的应用，毕竟有明文规定总比没有好，而台湾债法修正时增订损益相抵规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几个民法典草案关于损害赔偿的立法方案 （一） 官方草案 2002 年12 月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总计九编，依次为：总则、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特点之一是不设债法总则。 第一编总则中，第六章民事权利，第86 条规定：“自然人、法人依法享有债权。”“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债权债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第87 条规定无因管理，第88 条规定不当得利。第七章民事责任，第92 条规定：“自然人、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93 条规定民事责任方式，包括了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第94 条规定不可抗力之免责。第95 条规定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 第二编物权法，（11）第三章物权的保护，第36条规定：“任何人造成他人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第39 条规定：“任何人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该编中有若干条文，具体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原因。比如第100 条规定：“善意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买盗窃物、遗失物等，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 人可以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不得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第329 条第1 款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夺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因侵夺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第三编合同法，基本是将现有的合同法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惟于最后删除“附则”，增加第24 章“保证合同”。 第四编人格权法，第5 条规定：“侵害自然人、法人人格权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支付精神赔偿金等民事责任。” 第五编婚姻法，基本是将现有的婚姻法原封不动地照般过来。第46 条规定有离婚场合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第六编收养法和第七编继承法，也是照搬现行法，法条未涉及损害赔偿问题。第八编侵权责任法最值 注目，总计十章，依次为：一般规定、损害赔偿、抗辩事由、机动车肇事责任、环境污染责任、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责任、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物件致人损害责任、有关侵权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第一章“一般规定”中，第1 条规定过错责任原则；第2 条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第3 条规定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第4 条规定侵权责任方式；第5 条规定因果关系的证明；第6 条规定受害人死亡场合的责任请求权人。 第二章“损害赔偿”，第8 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侵权人应当赔偿损失。”第10 条：“侵害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等合理的费用。致人残疾的，并应当赔偿残疾用具费、残疾赔偿金；致人死亡的，并应当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第12 条：“受害人得到赔偿后发现新病情或者健康严重恶化，赔偿数额明显难以补偿损失，如果证明与侵权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的，受害人有权请求增加赔偿费用。”第13 条：“侵害他人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侵权人应当按照因此获得的利益给予赔偿，也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给予十万元以下的赔偿。”第14 条：“侵占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坏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权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第15 条：“妨害他人行使物权造成损害的，侵权人应当赔偿损失。”第16 条：“侵害他人的人格权或者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品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第18 条：“损害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定期支付。”第19 条规定损益相抵。第20 条：“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损失。” 第三章抗辩事由，第21 条正当防卫；第22 条紧急避险；第23 条自助行为；第24 条过失相抵。 （二） 梁慧星教授草案 梁慧星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完成于2002 年8 月，2003 年5月出版同名正式出版物，计七编八十一章，1924个条文。七编依次是：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12） 第一编总则，有若干条文规定了损害赔偿的发生原因。比如第26 条第2 款：“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因自己的过错而导致失踪人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2 条：“利害关系人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被宣告死亡而取得财产的，除应返还原物及孳息外，还应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第171 条：“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78 条：“（一） 以人身份实施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如不能证明其有权，而被人又拒绝追认的，相对人可以要求无权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 无权人不知自己无权的，仅对由于相信其有权而遭受损害的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其赔偿额不得超过相对人在合同有效时可以得到的利益。”“（三）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人无权的，无权人不承担责任。” 第二编物权，亦有若干条文规定了损害赔偿的发生原因。比如第270 条：“在第268、269 条的情形，物权人受有损害时可以继续向侵害人请求损害赔偿。”（此条规定于“第三节物权请求权”的标题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尚值得推敲） 第332 条第1 款：“水源地或水井的 所有人、使用人，对于他人因进行工事而杜绝、减少或污染其水时，无论其有无故意、过失，皆可请求损害赔偿。？？”第353 条第2 款：“建造的房屋或其他工作物有妨碍相邻方房屋或其他工作物之通风或采光的危险时，相邻方有权提出异议，并可请求采取避免阻风、遮光的措施；造成损害的，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第三编债权总则，内容包括第20 章通则，第21 章债的原因，第22 章债的种类，第23 章债的履行，第24 章债的保全，第25 章债的变更与移转，第26 章债的消灭。其中，第22 章债的种类与台湾地区民法第二编第一章通则第二节债之标的相当，但未如台湾地区民法针对损害赔偿之债规定损害赔偿之方法（第213 - 215 条） 、损害赔偿之 范围（216 条） 、损益相抵（第216 条之1） 、过失相抵（第217 条） 、因赔偿义务人生计关系之酌减（第218 条） 及让与请求权（第218 条之1） .草案第650 条第2 款规定：“第三人故意违背善良风俗侵害他人债权，使债权人受到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其请求损害赔偿。”草案第23 章债的履行，第2 节不给付，第736 条规定：“债务人不为给付或者不能给付，或者其给付损害债权人的人身或者其他利益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规定了履行不能、拒绝履行、迟延履行、瑕疵履行、加害履行，相应地规定了一些赔偿原因（如第747 条替补赔偿） ，并于第751 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有瑕疵，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应当适用本法合同编的有关规定。”第753 条规定了让与请求权。第758 条规定了受领迟延的费用及赔偿。 第四编合同，其中合同总则部分责任法的内容包括：缔约过失责任（第871 条、第872 条） 、合同无效的后果（第877 条） 、合同解除的效力——损害赔偿（第887 条） 、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定（第905 条） 、瑕疵履行的损害赔偿（第914 条） 等。损害法的内容包括：第908 条（不可抗力） ；第916 条（损害赔偿请求权） ：“当事人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对方有权请求赔偿，但依当事人的特别约定或者依法律规定可获免责的除外。”“可获取赔偿的损失除现实的财产损失外，还可包括： （一） 非财产损失； （二） 合理地将要发生的未来损失。”第917 条（完全赔偿） ：“违约赔偿以使受损害方处于合同正常履行时所处的状态为标准，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第918 条（可预见性规则） ：“违反合同一方的损失赔偿额不得超过其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另外，规定了过失相抵规则（第919条） 、减轻损害规则（第920 条） 、损益相抵规则（第921 条） 、损害赔偿的计算：替代交易（第922 条） 、损害赔偿的计算：时价（第923 条） 、金钱债务的迟延赔偿（第924 条） . 第五编侵权行为，内容包括：第63 章通则、第64 章自己的侵权行为、第65 章对他人侵权之责任、第66 章准侵权行为：无过错责任、第67 章侵权的民事责任。 第63 章侵权行为通则规定了侵权行为的定义与归责事由、责任能力（第一节） 、损害（第二节） 、因果关系和共同侵权行为（第三节） 、抗辩事由（第四节） 、其他规定（第五节） . 值得注意的是第67 章侵权的民事责任第二节损害赔偿，规定有完全赔偿原则（第1628 条） 、一次性赔偿（第1629 条） 、定期金赔偿（第1630条） 、过失相抵（第1631 条） 、损益相抵（第1632条） 、基于公平原则的减轻（第1633 条） 、惩罚性赔偿（第1634 条） 、责任保险与赔偿（第1635 条） 、损失的分担（第1636 条） . 第六编亲属，亦存在关于损害赔偿原因的规定，比如第1672 条：“因结婚无效或者婚姻被撤销而受到损害的无过错一方，有权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第1720 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并归入离婚“救济”范畴。第1826 条规定了监护人的责任。第七编继承，也有关于损害赔偿原因的规定，比如第1892 条规定了遗嘱执行人的责任。另外，第1915 条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 （三） 王利明教授草案 王利明教授于2002 年12 月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同名正式出版物于2004 年11 月出版。（13）该草案共分八编，依次为：总则、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法总则、合同、侵权行为。 就损害赔偿而言，责任法的规定散见于草案各编当中，暂不详细列举。就损害法规范，该草案在第六编债法总则中未设规定，而是分别规定于 第七编合同 第六章违约责任，以及第八编侵权行为 第八章损害赔偿。 违约责任部分的规定，基本上是照搬了合同法违约责任一章的内容，包括赔偿损失（第1342条） 、不可抗力（第1346 条、第1347 条） 、减轻损失规则（第1348 条） 、责任竞合（第1351 条） . 侵权损害赔偿部分的规定，分为五节，第一节一般规定，内容包括：损失（第2008 条） 、实际损失（第2009 条） 、可得利益损失（第2010 条） 、精神损害的赔偿（第2011 条） 、损益相抵（第2012 条） 、过失相抵（第2013 条） 、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第2014 条） 、追偿权（第2015 条） 、赔偿权利人的范围（第2016 条） 、侵害胎儿的身体健康（第2017 条） 、债法总则的适用（第2018 条） .第二节财产损失，内容包括： 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一般范围（ 第2019 条） 、致残的财产损失（第2020 条） 、死亡的财产损失（第2021 条） 、医疗费（第2022 条） 、误工费（第2023 条） 、护理费（第2024 条） 、交通费（第2025 条） 、伙食补助费（第2026 条） 、营养费（第2027 条） 、住宿费（第2028 条） 、残疾赔偿金（第2029 条） 、残疾用具费（第2030 条） 、丧葬费（第2031 条） 、死亡赔偿金（第2032 条） 、赔偿金的定期支付和一次性支付（第2033 条） 、赔偿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之间的关系（第2034 条） 、赔偿数额的变更（第2035 条） 、对残疾人的健康损害赔偿（第2036 条） 、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损害赔偿（第2037条） 、侵占（第2038 条） 、毁损（第2039 条） 、可得利益赔偿（第2040 条） 、妨害物权行使的损害赔偿（第2041 条） 、商品化的人格权（第2042 条） 、知识产权（第2043 条） .第三节精神损害赔偿，内容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条件和请求权人（第2044 条） 、侵害特定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第2045 条） 、救济精神损害的其他民事责任方式（第2046 条）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移转（第2047条）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第2048 条） .第四节特殊的损害赔偿，内容包括：虚假陈述的损害赔偿（第2049 条） 、内幕交易行为的损害赔偿（第2050 条） 、操纵市场行为的损害赔偿（第2051 条） 、国家赔偿标准（第2052、2053 条） 、国家赔偿的时效（第2054 条） 、赔偿请求权的特殊保护（第2055条） .第五节附带的损害赔偿，内容为附带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第2056 条） . （四） 徐国栋教授草案 徐国栋教授承担司法部科研项目，组织起草《绿色民法典草案》，其同名正式出版物于2004 年5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4）该草案内容包括：序编、第一编人身关系法、第二编财产关系法（具体分编包括：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法总则、债法分则） 、附编国际私法、尾题。 就损害赔偿而言，责任法的规定散见于草案各编当中，暂不详细列举。就损害法规范，该草案同样未在债法总则部分规定损害赔偿，而是在债法分则当中，分别于合同之债中的“违约责任”及侵权行为之债的“一般规定”和“侵权责任确定”中加以规定。违约责任中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大体与现行合同法的规定相同（第124 条等） ，增加规定了损益相抵原则（第131 条） .债法分则第三题“侵权行为之债”包括四章：一般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侵权责任确定（第一节方式及范围，内容包括：损害赔偿责任的实现、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第二节责任竞合） . （五） 存在的问题 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损害法这一最有可能也最有必要统一规定的损害赔偿法内容，在上述诸草案中，均没有作统一的规定。 由于是分裂规定，有些内容不免重复，比如分别规定过失相抵规则。如果这还可以算是有必要的话，而有些则是没有必要的，比如在合同和侵权两部分，均规定责任竞合，发生此问题的有官方草案（15）和徐国栋教授草案（16）。 中国损害赔偿法的立法问题 贯彻法典化理念，对于损害赔偿法中可以统一规定的内容，就应当统一规定。以下分别责任法与损害法分别说明。 （一） 责任法的立法问题 1. 形式问题 对于责任法，显而易见，集中于某一编章规定，并不可行。就民法领域的内容，也只宜分别于合同、侵权、亲属等编中加以规定。 2. 实体问题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格权利遭受侵害场合，也应当可发生非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现行司法解释对此持否定意见（法释[2001]7 号第5 条） ，应 予改进。 （二） 损害法的立法问题 1. 形式问题 对于损 害法，是最易于而且也最应当统一立法的。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损害法中的一般问题：损害赔偿的方法、归责原则、赔偿范围等，均应当尽可能地抽出共同的内容，统一立法。应当于民法典的什么位置加以规定？ 像德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是将损害法的共通规则置于债法总则当中。损害赔偿问题正如责任法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民法债编涉及，总则编、物权编、亲属编也涉及；不仅私法涉及，公法也涉及。因而梅迪库斯教授认为，损害法（德民第249 条以下） 也可置于《民法典》第一编（民法总则） ，甚或置于一项更为一般的法律之中。（17）应该承认他的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笔者认为置于债法总则中规定，仍有相当的理由。主要是损害赔偿毕竟是一个债之关系。因而，这一问题也印证了，债法总则的设置确实是有必要的。 可否在合同编或者侵权行为编集中规定呢？这种构想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由于不在债法总则中，无论是在合同编，还是在侵权行为编规定，都不会当然地对另一编的损害赔偿问题适用，这样，要么在另一编中重复规定，而丧失简约价值；要么在另一编中大量规定“准用”条款，而这样又会带来法律适用上的繁琐。 可否于民法总则中规定？ 2002 年官方民法草案于第一编第七章规定“民事责任”，可否在此章中规定“赔偿法”呢？ 这样的构想正应了梅迪库斯先生的观点，当然也有其道理。这样的安排比置于债法总则中更提升了一个层次，我以为亦未尝不可。 2. 实体问题 （1） 赔偿方法。宜规定以金钱赔偿为原则，以恢复原状为例外。 （2） 归责原则。原则上仍采二元制，同时规定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 （3） 免责事由。不可抗力，可以在债法总则部分统一规定。惟现行法上对于不可抗力的构成，要求甚严，即“三个不能”居于并存关系（and） ，是否向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学习，使之居于择一关系（or） ，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至于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可以继续置于侵权行为法部分规定，不致滋生困难。 （4） 赔偿范围。在合同领域，现行法学习国际公约及模范法，采纳可预见性规则（合同法第113条第1 款） ，此一立场已被国人接受，不宜随便变更，只宜继续坚持。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中的损害赔偿问题，也应当以可预见性规则加以限定。在侵权领域，我国法向来没有采纳可预见性规则，因而不必强求统一。现行法的做法，区分不同的损害对象，具体罗列损害项目，分别累计计算，仍可继续坚持。这样，岂不是维持目前合同与侵权两在领域的分裂现状吗？ 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债法总则部分的统一规定而言，仍不妨规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所受损失与所失利益两方面。肯定完全赔偿原则。而合同与侵权各自损害赔偿的基本限定手段，则不妨分别于合同编与侵权编规定。 关于过失相抵规则，应当统一规定于债法总则，以对各种损害赔偿责任，均有适用余地。是否同时规定减轻损害规则，涉及减轻损害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的关系。在立法论上，是继续保持二者并立的局面，还是加以统合，去掉减轻损害规则，使之纳入过失相抵，确实值得进一步探讨。减轻损害规则虽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同时也应当注意，赔偿权利人通过减轻损害所形成的利益，悉归赔偿义务人享受，故自经济分析的角度，确实不具有激励因素。（18） 损益相抵规则，也应当统一规定于债法总则。 （5） 非财产损害赔偿。应当于债法总则中加以规定，这是因为非财产损害赔偿并非仅对于侵权行为始有存在的问题。就此，中国通说仍固守错误见解，以违约不生非财产损害赔偿问题，构成立法上的障碍，必须在观念上加以澄清，在行动上予以克服。 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与继承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03 ]20 号） 第18 条第1 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时，有固有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又依同条第2 款，“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 法院起诉的除外。”原则上强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专属性，不得让与或继承。例外于赔偿义务人已以书面承诺或者赔偿权利人已向法院起诉场合，可以成为继承的对象。这一立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自抚慰金的目的而言，是在于以金钱对受害人予以抚慰。金钱虽不是万能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没有金钱则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以受害人已死亡，而否定其固有的抚 慰金请求权可以构成遗产的一部分而由其近亲属继承，显然不合于受害人的意思，而使加害人受益。于此场合，建议借鉴德国法、（19）日本判例的立场，（20） 同时肯定受害人的抚慰金请求权及其近亲属固有的抚慰金请求权，于受害人死亡场合，其抚慰金请求权（作为一项财产权） 构成遗产的一部分，由其继承人继承。又非财产上损害，不仅对于自然人可得发生，对于法人或其他组织，亦有可能存在。司法解释不承认对于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谓法人无精神损害尚可，谓法人无非财产上损害，则不免极端，步入误区。 （6） 关于惩罚性赔偿。损害赔偿以填补损害为原则，因而，惩罚性赔偿在大陆法系不获承认，实有其相当的理由。惟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已然承认了惩罚性赔偿。在制定民法典时，如何回应这一问题，实值得深入思考。我个人以为，在民法典中似可不加规定。如果规定，也只宜作一宣示性表述：惩罚性赔偿，仅于法律有明文规定场合，始得请求。 结 论 笔者通过上述考察与分析，所要说明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对于损害赔偿法中的共通问题（损害法） ，可以而且应当作统一的、集中的规定，应当统一和集中于债法总则编。另外需要特别指出，文中的“损害赔偿法”只不过是学术分析用语，并非要独立成编并以此取代“侵权行为编”或“侵权责任编”。 注释： （1）（2）参照王泽鉴《损害赔偿法的体系、请求权基础、归责原则及发展趋势》，《月旦法学杂志》2005 年第119 期。 （3）与此立场保持一致者，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 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4）可参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688 —690 页。 （5）参阅韩世远《构造与出路：中国法上的同时履行抗辩权》《， 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3 期。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震波诉叶润忠返还财物（邮票） 纠纷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复（1992 年4 月8 日〔1992〕民他字第12号） 可作参考，略谓：叶润忠不返还珍贵邮票，是侵害财产权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7 条和134 条的规定，应令叶润忠将所借珍贵邮票限期返还胡震波。如果逾期不还，可按略高于市场的价格折价予以赔偿。 （7）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5 号） .该批复阐明了所谓“纯粹经济上损失”于物之损坏场合亦得列入赔偿范围，实具意义。 （8）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会上的讲话（2003 年12 月29 日） .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 ]7 号） 第8 条和第9 条。 （10）比如重庆市、广东、吉林、浙江、西藏、云南、新疆、内蒙、辽宁、甘肃、安徽等的地方性法规。 （1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 》已于2005 年7 月10 日向社会公布，见于中国人大网，条文内容与2002 年的草案相比，已有一些变化。不过，最新草案第一编总则第三章规定了“物权的保护”，涉及损害赔偿问题，其他部分也有一些涉及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 （12）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13）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年版。 （14）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5）第一编第七章“民事责任”第95 条，以及第三编合同法第七章“违约责任”第122 条。 （16）第八分编“债法分则”第一题“合同之债”第十章“违约责任”第133 条，以及第八分编第三题“侵权行为之债”第四章“侵权责任确定”第二节“责任竞合”。 （17）参阅[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29 页。 （18）可参阅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379 页。 （19 ）就德国法而言，于致人死亡场合，抚慰金请求权也是在被继承人身上已经发生，自从1990 年7 月1 日以来，这种请求权可以积极地继承。参照[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第500 页。 （20）在生命侵害场合，日本民法第711 条规定了遗属固有的抚慰金请求权；另外，日本的判例也认有死者自身的抚慰金请求权，并肯定对于该请求权的继承。参阅[ 日]潮见佳男《不法行为法》，信山社1999 年版，第345 页； [日]吉村良一《不法行为法》，有斐阁2000 年第二版，第116 —124 页。
【论文摘要】：诚信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它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要通过建立诚信制度和信用体系来构建诚信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化，诚信建设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目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非常突出的失信问题，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着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我国社会稳定，政通人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经济增长和道德失范的矛盾就是其中之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诚实守信问题又是经济道德矛盾的焦点。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诚信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进入市场经济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只有把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才能使资源的流动和社会财富的交换有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才能使市场经济更加发达。所以要实现市场经济秩序的根本好转，从本质说就是要建立和完善诚信机制。
一、诚信缺失的根源及其表现
诚信是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但是近年来我国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诚信危机，给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等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1）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成熟，法律体制不健全
在我国诚实守信已有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然而，建国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很少有真正的社会信用关系。加上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导致信用市场发展缓慢、滞后、不发达；因此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缺乏对信用意识的重视，使失信者有机可乘，再加上市场自身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尚未建立，产权不明晰责任不明确。虽然我国在加强法制建设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总体上来看，法律在信用经济的运行方面还没有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在立法方面我国在《民法通则》、《合同法》法中虽然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于刑罚的规定，但这些都不足以对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针对信用方面的立法还是比较滞后，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也相当的严重，在一些失信和诈骗案件的审理中，还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某些基层执法部门受到当地企业和政府的影响，在司法过程中有意偏袒本地企业而损害他人利益，致使社会上缺乏严格而规范的失信惩罚机制。
（2）政企不分，国家和企业法人代表职责不清也是诚信缺失的一个原因
在现在的国有企业，一些企业领导者具有行政级别和企业管理者双重身份，企业即使破产也可以换一个地方继续任职。
政治方面，政府信用降损，一些违反诚信原则瞒上欺下，等现象屡禁不止，少数领导干部为表现自己政绩和能力，捏造数据，虚报政绩，对人民急待解决的问题视而不见。由于转轨时期政府政策的不稳定和不连续，使公众对政府政策和承诺的信任度下降，政治领域中的"诚信危机"与政治腐败相助相长，成为政治腐化的一大症结。
经济方面，集中体现在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欺骗上，某些企业利用生产环节远离消费者而"暗箱操作"，在生产中违反诚信，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同时又通过商业欺诈、会计作假、偷税漏税、虚假广告等各种不正当手段得到非法收益，严重违反商业道德，致使诚信的缺失已给我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不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也严重削弱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信心。
思想文化方面，个人信用的缺失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道德失范，信仰危机，社会风气败坏，文化市场上出现前所未有的造假，盗版之风，就连学术界也出现了肆意抄袭，剽窃的学术腐败现象。
（3）执法不严，经济市场的监管缺失
一个国家的清正廉洁、严明自律的司法、执法系统是这个国家经济主体拥有一个长期预期的稳定器。假如缺了这个保障，人们很难有一个稳定的长期预期，我国在这个方面尤其滞后，是最需要加强的方面。
首先，法律不健全，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力，会大大影响人们对未来财产拥有权的长期预期；第二，司法和执法方面的种种问题，更是令很多人对长期的、好的预期的有利保证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在我国由于缺乏专门的信用法律和管理制度体系，以及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使众多失信者还逍遥在诚信法则之外，有的人视法律为儿戏使法律失去应有的尊严，使国家强制力失去强制性。诚实守信的企业和个人，因为没有客观的信用评级制度，也无法与失信企业区分，守信收益低，导致失信者的市场风险更加恶化了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这种局面不仅是对守信者的一种不公平，更会对其产生一种心理暗示，使人们追求利益的本性驱使他们走向失信。第三，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发达的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得信用记录和监督制度，对企业信用及经济行为的记录和监督分散在工商、税务、银行等不同部门中尚未形成完整的信用记录，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且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未最终形成，市场经济的机制，规则秩序尚在摸索和完善中。在这一过程中，政策的多变性难以避免。
二、解决诚信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一）构建"诚信社会"要发挥道德示范作用，进行诚信道德教育，培养公民信用观念和意识
第一，要树立诚信观念、规则意识。有了规矩而不遵守，规矩也会失去应有的作用。一是不懂规则，犯了规还不知道症结在哪里;二是不按规则办事，犯了规还强词夺理。所以在我国治理诚信缺失需要法律的支持，要以"法治"为主，但法律手段也有自身的局限。道德教育是对心理动机的自律性约束，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往往能起到"法治"不能起的作用，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在治理我国诚信缺失的过程中，应该是"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诚信道德教育。
第二，要培育以"诚信"为核心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首先，要认真贯彻执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进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把诚实守信作为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其次，要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契机，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基础上，使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经过长期系统的宣传教育，用诚实守信将人们的道德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诚实守信真正成大多数人所认同与遵循的行为准则。
（二）加强和改善诚信教育，营造诚信德社会大环境
传统的说教和诚信教育远远的滞后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新的诚信制度和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甚至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原有的道德诚信也发生了变异，尤其是道德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与时俱进。因此，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诚信意识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没有形成"诚实为荣，失信为耻"的社会风气。所以要大力宣传市场经济中的诚信思想，建立诚信教育，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准和个人诚信道德，要通过广泛的诚信教育，宣传活动，倡导言行一致，有信无欺的道德情操。要建立起一套以诚信为核心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伦理体系，既要吸收古今中外文化积淀中的合理因素，又要结合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既要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又要充分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既要倡导竞争意识，效率优先原则，又要发扬协作精神；既要肯定和充分追求个人的局部利益，又要强调社会责任和全局利益，形成一套符合实际的道德评价标准。
（三）重新树立政府诚信，转变政府职能
一个具有良好诚信的政府必然示范和影响整个社会。当前各级政府要规范自身行政行为，重塑政府的良好形象，引导整个社会诚信规范的恢复和重建。因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制定交易制度和法律，扶持和监督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并保证政府各部门的公共信息向社会开放，同时监督市场经济主体之间依法公平、公正的批露信息和取得信息的义务，权利得以实现，保护公平竞争。
参考文献
[1]杨丽萍.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建设问题[J].《前沿》,2004.9.
[2]梁晓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问题的思考[J].运城学院学报,2006.6.
[3]殷建国,郭兴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问题[J].金融与实践,2005.1.
[4]蒋旭.我国诚信问题研究综述[J].兰州学刊.2005.6.
[5]吴学军,朱文兴.经济信用机制的缺失与建立[J].经济改革与发展,2003.4.
【关键词】环保，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政府的力度
一、我国环境现状
根据国家环保局资料显示，当前国内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七大水系、部分湖泊和近岸水域的污染趋势没有得都有效的控制。煤烟型污染十分严重，空气中的污染物质递增，空气质量有明显的下滑趋势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源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声污染、食品污染、不适当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五大类。全国688个城市的大部分都存在水源、城市垃圾和噪音的污染、森林草原的回复调节功能急剧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锐减.，真不敢想象，我们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这个世 界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惨景呢？地上寸草不生，天空尘沙弥漫，人类将在魔鬼般的尖叫声中化成堆堆白骨。到那时我们只能说，人类曾经属于过地球，但地球将永远不会再属于人类了。.
在联合国评出的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的城市占了一半以上，首都北京也位居前列。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戒所说：“发达国家在一百年里出现环境问题，在中国二十年就集中出现了。由此可见我国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这一切都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温室效应的主要祸首二氧化碳，我国就是世界第二大排放国，而目前二氧花硫的排放已是世界第一、燃烧化石燃料而排出的三废等等都在时刻威胁着地球生物的健康，让清澈的水变成了一滩死水、让蔚蓝的天空变得灰蒙蒙。我们必须拿出我们的勇气和力量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地球环境，让地球恢复生机。
二、我国环境保护的重点和难点
我国经济项目的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项目的 猛进，大量的建设投资，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带来了环境污染的一系列问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环保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城更美”，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
江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强调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环保的重点在于以下三点：
（一）防治污染、控制和消减污染总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只要能有效的控制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量。在空气、水质、土壤方面的污染将大大降低，而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改善环境质量迫在眉睫。
（二）保护生态环境，防止人为的迫害：我们生态环境有着很强大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一定的污染范围内可以自动调节恢复生态的平衡，但是由于有些唯利是图的人为了获取利益而不惜破坏我们的自然界。乱砍滥伐但森林面积减少，全世界每年有1200万公顷的森林消失，而我国年均消失天然林40万公顷，且按近十年的平均采伐和毁坏森林的速度，到5055年将失去全部森林；我们的环境危机严重，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保护我们的地球。
（三）加强核燃料等的安全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国家的发展需要很大的动力，核能源是极为强大的动力，所以安全工作极为重要。 我国环境保护的难点在于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资金的投入、高科技的缺少、政府的监管力度、人类的自觉性等等。
三、环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人类的世界文明都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我们的文明之间会不时的发生矛盾。例如：农业文明导致了人类与自然彼此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水土流失和沙漠化，以及由于过度使用化肥而造成的土地肥力下降，，世界上沙漠正已每年600万公顷的速度侵蚀土地，而我国每天都有500公顷的土地被沙漠吞食都会大大的影响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好的环境。因为有了好的环境才有了和谐的社会，有了和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才有意义。经济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份，但是我们的经济行为不能超过两个界限：
（一）从自然界取得，不能超过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如自然资源（煤矿、石油、金属）的开采。
（二）释放到环境中的生产废弃物不能超过环境的净化能力。 我们人类的经济行为应从单纯的利益目标向环境经济协调发展，以最低的消耗、最低的污染取得最高的利益。所以环保与经济发展之间一个也不能小看，加强环境保护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建立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刻不容缓。
四、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环境，发展我们的经济呢？应从以下几点 出发考虑：
（一）完善和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为什么我们的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呢？ 就是因为有关的部门和有关人员没有履行应有的职责，徇私枉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喔们的大自然。国家政府部门应重点完善污染防治各单项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及时补充和修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环境保护需要达成共识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将修改环境保护法，强化行政责任和问责制度。
一、资产减值会计研究背景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于1996年6月作出制定资产减值国际会计准则的目的是：第一，目前许多国际会计准则都涉及到资产减值问题，如存货、投资、固定资产、建造合同、职工福利、所得税等，就资产减值制定国际会计准则，有助于保持资产减值会计核算方法的一致性。第二，国际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减值的现行规定不够具体，不能保证各企业采用同一的方法进行资产减值的认定、确认和计量。因此，在客观上要求就资产减值制定国际会计准则，就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作出系统规定。
1997年4月，该理事会通过了第55号征求意见稿（E55，资产减值），并对征求意见稿的有关建议进行了实地测试。10个国家从事不同行业的20多家公司参加了实地测试活动。1998年4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批准该准则，并于同年6月。
我国财政部1998年1月27日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第一次对股份有限公司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根据该制度，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以及在境内发行外资股的公司必须在会计期末根据实际情况对应收账款、存货、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但对于其他上市公司（即仅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以下简称A股），除必须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外，是否确认存货跌价损失、短期投资跌价损失和长期投资减值损失，《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并未作出强制性规定，而是由公司自行确定。由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以前年度大多从未提取过减值准备（坏账准备除外），因此，减值准备的提取对企业当年度的利润将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纯A股上市公司一般不会自愿选择采用四大减值政策。基于此，财政部于1999年第四季度末先后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补充规定》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问题的解答》。明确无论是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境内发行，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外资股的公司，还是其他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均应按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对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境内发行外资股公司规定的提取“四项减值准备”的要求，计提相关资产的损失准备，还将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扩充到应收账款以外的其他应收款。同时，还要求企业对由于采用补充规定而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很显然，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会计政策变更，是将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分布在相关年度，而不是会计政策变更的当年。因此，企业根据《补充规定》执行资产减值政策对1999年度的利润影响并不很大，相反，倒是一些上市公司由于将多年累积起来的不良资产在1999年报中得到集中释放，资产中的“水分”被挤干，相关资产的质量得到提高，从而为以后创造更好的经营业绩提供了保障。
二、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依据
按照传统会计理论，资产计价的目的是：（1）反映资产的价值，展示会计主体的经济实力；（2）反映资产购置中的成本费用支出；（3）作为费用分配和损益计算的基础。这是一种以成本为中心的资产计价观。这种观点把损益表作为重心，而置资产负债表于次要地位，它强调会计本质上不是一个计价的过程，而是收入和成本费用的配比过程。在这种观点下，资产负债表面目全非，挤进了许多不纯的项目，沦为成本摊销余额表，不能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不能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引发的会计信息相关性降低及账面价值与市值存在巨大差异就是很好说明。
其实，会计学意义上的资产，与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资财”等概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其真正的价值在于目前及未来利益。将资产定义为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就把财务会计的重心由损益表转向了资产负债表。虽然，这一定义是否完全适用于“会计学”，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它概括了资产的本质，应该说比较符合企业持有资产的目的，因为，从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来说，它持有资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从理论的角度讲，如果将资产定义为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那么，当企业的账面成本高于该资产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时，记录一笔资产减值损失是符合逻辑的，这就是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
三、资产减值会计的两难选择
资产减值政策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职业判断的权利，目的在于使企业更稳健地确认当期收益，更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但不可否认，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因职业判断所依据的条件和衡量的标准不一样，或出于某种需要（如保配、扭亏等），新政策也有可能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尤其在实施新政策的第一年（即1999年），企业可以利用“追溯调整法”将当年度或以后年度的损失追溯到以前年度，或将以后年度的收益提前在本期确认，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当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提取方法的选择，少提或多提减值准备，以影响当年度的盈利。
因此，准则制定部门应谨慎赋予企业会计选择权。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企业会计选择权的监管力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由于我国目前股票市场的稀缺资源仍然主要依据政府对上市公司“报表业绩”进行配置，这就难以避免许多公司在无法通过“实质业绩”实现“报表业绩”，从而丧失资源配置的资格时，往往利用会计选择权重组“报表业绩”，以实现其在股票市场上的再筹资。因此，证券监管部门应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加大监管力度，强制上市公司披露会计选择对利润的影响程度。
当前对外经济合作财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1)时间：2000年07月23日对外经济合作在短短二十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成绩并不能掩盖问题，对外经济合作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不够稳定，结构过于单一。一方面表现在市场不当前对外经济合作财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1) 时间：2000年07月23日 对外经济合作在短短二十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成绩并不能掩盖问题，对外经济合作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不够稳定，结构过于单一。一方面表现在市场不够稳定，1998年新签合同额117732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3.7%，落后于1997年的增长幅度6.8个百分点，呈放慢趋势；另一方面市场结构单一，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如亚洲、北非等地区，效益普遍不高，而发达国家如欧美日等国家的经济合作由于技术要求较高，其市场难以打入。 2、投资管理不力，效益不够理想。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的经营战略，但是现在有些公司随意投资，到处撒钱，变成以多种经营为主，主业为辅的局面。由于多头投资，资金分散，而且投资可行性研究不够，致使大量资金沉淀，投资效益很不理想，甚至投资都难于收回。境外投资缺乏制约，管理混乱，也是效益不好的一个原因。个别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了巨额亏损。近几年，外经企业营业额每年递增都在10%以上，而当年利润增长幅度都大大低于营业额增长幅度。甚至是负增长。外经企业1997年同1996年相比，资金投入增长了40%，但同期利润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重规模、重速度、轻效益、轻管理的思想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的外经企业由于一味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大，不考虑自己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多头投资，造成资金愈发紧张和管理上的失控，导致发生项目巨额亏损。 3、资金问题制约着外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当今国际承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主条件越来越苛刻，带资承包项目非常普遍，能为业主解决项目资金往往成为夺标的关键。目前外经企业资产负债率已达近73%。由于资金匮乏，导致外经企业不得不放弃许多很好的项目。外经企业资金紧张，从自身因素来分析，那就是有的企业内部资金调度不合理，占用不合理，导致资金周转缓慢，甚至呆滞。 4、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意识淡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经济效益的好坏是企业业务部门的事，与财务部门无关，财务部门只负责记帐算帐，这种思想导致了重业务轻财务轻管理。个别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一些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会计核算不实，成本费用控制不严，资金周转慢，资产流失严重。 5、对外经济合作的科技含量尚待提高。一般而言，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中，对外承包工程等业务体力劳动的成分较大，因此科技含量相对较低；而设计咨询业务脑力劳动成分较大，需要的知识水平较高、科技含量相对较高。1998年我国科技含量较低的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所占比重最大，均占到76%以上，说明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科技含量尚处于较低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今后外经企业发展的方向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运用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提高竞争能力，更好地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不仅肯定了外经企业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后外经企业发展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上述出现的问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努力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1、稳定老市场，努力开拓新市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早在90年代初，我国有关部门就提出市场多元化战略，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国内外、主客观等种种原因，市场多元化战略落实尚不够到位，收效也不大。市场问题是对外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对外经济合作首先必须巩固住已占有的亚洲、非洲市场，没有巩固就谈不上发展；其次，国家要大力支持新市场的开拓，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和深度拓展美欧日等市场。 同时，国家可以给予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优惠的财税政策、建立市场开发风险基金或帮助培训市场开发人员等措施，加速实现市场多元化。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加快实现“两个转变”。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方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向管理要效益，重点是要抓好企业内部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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