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敦煌；公众舆论；民国刊物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8-0024-03
经过跨世纪的持续积淀，敦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在敦煌学领域之外，普通公众对于敦煌历史文化、敦煌艺术、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共性认知和体验对于自身精神世界的影响及其潜移默化的心路历程，可以称之为敦煌接受问题。敦煌学是敦煌文化现象的重要甚至是核心内容，但并非敦煌文化现象的全部，文化现象有一个相对漫长的传播、积淀、发生和公众接受过程。敦煌学作为著名的文化现象，不仅必须具备深厚的敦煌学学术积累，更重要的是还应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深远的社会影响才能经久不衰。“敦煌者，既是吾国学术史上之伤心一页，也是吾国国民对于文化遗产真正意义上的接受之重要开端。”近年来关于敦煌学史的著述陆续问世，但从公众接受史视角入手考察作为文化现象的敦煌似乎尚显不足。事实上，随着清末民初国内学界相关著述陆续见诸于报刊和敦煌学作为学科的逐渐成型，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媒介对于敦煌的关注亦逐渐增多（以期刊为主，亦有游记、文集等），①这些刊物上登载的文章，虽然有相当部分并非严格意义的敦煌学学术论文，同时也不尽等同于一般报纸新闻体式的泛泛报道，而且文章作者除个别之外，本身也大多不是专业的敦煌学学者，包括了记者、官员、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等，但亦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探究大众媒介在早期敦煌公众接受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正值国家最为衰弱的时期，然而，西北的偏远角落里重又燃起一簇不屈的文明薪火，照亮了本已奄奄的民族文化气运。王重民写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是中国最倒霉的一年，那一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在比‘城下之盟’还惨的情状之下订了割地赔款的《辛丑和约》，可是远在西北角上的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千佛洞的第288个石窟里，在这个倒霉的年头的五月二十六日清晨，放出了一线学术上大光明，震动了全世界上的学术界。”②“先是由服务于英国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于一九七年三月，以考察中亚细亚地理来敦煌作第一次之调查，即发见千佛洞画壁，旋闻道士获古本于窟室之事……于是密贿王道人……辇归伦敦……敦煌石室之写本，始喧传于世。法国亦立派伯希和前来搜求，亦满载而归……后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王道士复取私藏未为官厅所搜去者售之，于是千佛洞宝库席卷而空矣。”③这样特殊而苦难的身世，是敦煌引起世人及大众媒介关注的焦点。
当时，于学术界而言，虽然敦煌学作为学科已逐渐形成，但普通民众对于敦煌的认知还相对薄弱。民国刊物作为敦煌的舆论关注点之一，为传播和普及敦煌史地特别是敦煌艺术的历史本真，曾于各地报纸连载、后结集出版的高良佐《西北随轺记》记叙了编者陪同元老邵元冲1935年视察西北的行止，其中“千佛洞”一节详细描述了敦煌石窟的塑像、壁画艺术及其在佛教、美术等领域的价值，并附有敦煌千佛洞调查表。《西北导报》1936年1卷11期刊登《世界著名石刻之一甘肃敦煌莫高窟》一文，称莫高窟“规模宏伟，雕錾精工”，“为我国石窟刻像之始”，并简述莫高窟历史沿革和艺术特色。蒋逸雪在《敦煌之行》一文中，记载了他参观莫高窟和万佛峡并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李香亭、石岩等的晤谈经过，随文辑录了《莫高窟考览记》；对于敦煌地区的开发建设，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安西）三道沟附加，土壤湿润……战后移民，此为理想地也。”④劳贞一在其《现今的敦煌与古代的敦煌》和《敦煌石室的状况与其艺术》两文中，除介绍敦煌遗书和石窟艺术外，对于敦煌史地、历代气候及生态环境变迁等亦有考据，还对敦煌旧城址和玉门关遗址进行了考述。⑤除专文介绍外，民国刊物还较重视敦煌艺术的视觉传播，因“读图”较之“读文”对于公众而言更为直观，震撼强烈，传播效果也更好，因而，敦煌壁画集、敦煌画册应运而生。如陈万里的《西陲壁画集》，收录照片18幅，其中敦煌千佛洞壁画3窟8幅，安西万佛峡壁画5窟6幅，安西万佛峡壁画补遗3幅，瓜州口驿南破屋中残画1幅。⑥《新艺月刊》、《世界华侨月刊》等亦间或刊登莫高窟壁画临本照片。
民国刊物关于敦煌的舆论关注点之二，为反映当时社会舆情，感悟敦煌艺术价值。关于当时公众对于敦煌石窟湮没于黄沙之中得不到妥善保护维修的心情，《世界著名石刻之一甘肃敦煌莫高窟》一文曰：“当时的人们不知所谓艺术，所以千余年前的伟大遗迹却白白被它们摧残了，这和现在一般人只知牟利，而把古物国粹私售于外人的是同样的‘该死’。”明驼《河西见闻记》中对于当年莫高窟上寺、中寺等处和佛像维修工程均有描述，对洞窟疏于管护的现状亦有入木三分的描写。⑦高良佐在《西北随轺记》中写道：“然当时地方政府之昏愦，实应负其责，如民九之安插白俄，亦属失策。殆彼辈心中目中，不知以保存历史文化为重也。最近巴慎思之截留，固足雪前此之耻，然亡羊补牢，已计之迟矣！”关于敦煌艺术的价值感悟，《现今的敦煌与古代的敦煌》一文曰：“千佛洞现在虽然宝藏已尽，然而现在存在国内外的经卷，却永远和现在的千佛洞有着辉煌的联系。”汪滨《敦煌艺展观后》一文曰：“敦煌为中国西北一隅，一般人于曾为中国文化古城的敦煌渐渐地疏远了。更忽略了它对中国在文化上和艺术上的重要地位，莫怪广大西北的进步被窒息了。”⑧美学家宗白华在《略论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指出，（敦煌艺展展出的临本）本身也都具有拙厚天真的美，“我们现代艺术家能从这里获得深厚的启发，鼓舞创造的热情，是毫无疑义的”。⑨
民国刊物关于敦煌的舆论关注点之三，为呼吁保护弘扬敦煌文物及石窟艺术。北平国学书院《国学丛刊》1941年第3册刊文曰：“敦煌石室，清季发见，壁上佛像，皆唐人绘画，衣冠制度，可供参考，至堪珍重，倘无保护之法，日久难免蜕坏耳。”《西北论衡》杂志1941年9卷12期刊登时事评论，就于右任倡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事曰：“于氏倡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不特可以保存石室现存之文物，且可集专家学者于一地，发掘研究，以阐扬吾国固有之文化，立意既善，办法尤美，人民均应同起响应，俾此盛举之得以早日实现也。”抗战时期，作为战略后方的西北越来越引起国人关注，关于开发、建设西北的舆论渐成气候。其中不乏鼓吹发掘西北特色文化资源以鼓舞民心士气、保存弘扬民族固有文化的言论。如李朝礅《开发西北声中的敦煌艺术》一文，开篇即以“地下掘出了新文明”为题，简要回顾了考古学的发展，并指出：“新的文明是由地下发掘出来的，今天我们在开发西北的声浪中来发掘敦煌艺术，特别会使人想起这段人类光荣的历史。”文章曰：“要发挥民族独特的精神，复兴民族固有的文化才能永远战胜敌人，才能吸收和融合外来的素养和刺激，否则外来的文化就有同化我们的力量。”“开发西北先要从事于表彰西北过去的优美文化。”文章对国民政府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调查敦煌文物和举办敦煌艺术展览表示赞赏。并在文中第三部分以“中国的罗马”为题，系统地介绍了敦煌石窟概况及发现经过，感慨“千佛洞艺术的伟大和丰富”，“可以想见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气魄”，同时为“不但不能创作比祖先更伟大的作品，连祖先的遗产都不能守成”而感到惭愧，同时强调，“在抗战紧张的今天，（敦煌艺术）更值得我们爱护和研究了。我们简直可以说敦煌是今日中国的佛罗伦萨、中国的威尼斯、中国的罗马”。文章还呼吁国内学者团结起来，通过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和弘扬，“形成伟大的亚洲文艺复兴运动”。⑩
民国刊物关于敦煌的舆论关注点之四，为向青少年灌输保护文化遗产观念。创刊于1945年的《开明少年》由叶圣陶等著名教育家主编，是当时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少年儿童读物。羊言发表于该刊的《敦煌石窟——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艺术陈列馆》一文，在概要介绍敦煌石窟艺术的同时，还写道：“由于前清政府的昏聩，大批的古物被窃了。遗留下来的那些壁画和塑像，如果不好好地保存、研究，不是一错再错了吗？保护那三百多个洞子，是政府的责任。研究那些艺术品，整理那些艺术品，是考古家和艺术家的责任。”11有的描写敦煌的文章还被列入学校教材成为课文，担负起传道授业、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如向锦江《敦煌道上》和《敦煌千佛洞壁画》两篇文章，分别入选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编辑的初、高级国语文选，前篇记叙三作者积攒半年穷教师薪水远赴敦煌“朝圣”之路的艰辛和沿途见闻，后篇着重以说明文形式记叙敦煌石窟艺术。12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以诗明志的文化传统。当时，无论政府高官、学者文人还是普通的朝圣者，参观敦煌石窟后多有感而发，即兴赋诗。如1941年，于右任视察莫高窟时赋有敦煌纪事诗八首存世。13现择其两首录于下：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拂残龛同怜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于诗前一首固然尚有怀古抒情之意，后一首则直指当时国内敦煌艺术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窘状，反映了作者保存、弘扬国粹的迫切心情。一般而论，作者身份差异导致诗作的社会影响也各不相同，特别是政府高官和知名学者的诗作更易于在特定圈子内流传而间接推动知识阶层对于敦煌的接受。
囿于资料所限，以上列举之例，并不能完全概括和说明民国刊物舆论与早期敦煌公众接受问题的关系，但亦可概要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民国刊物在早期敦煌公众接受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舆论引导和传播造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起公众对于敦煌文物保护和艺术研究之关注的作用。但是也必须认识到，早期敦煌学的受众，除专业敦煌学学者外，与民国刊物的读者群体基本一致，都局限于知识阶层范围之内，尚未形成覆盖广泛的民意。诚如有学者所言，在一个真正的农业社会中，传媒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重要的。14当时的中国社会，大众受传媒影响之广度、深度远不及今日，对于敦煌历史、文化、艺术的接受进程较之知识阶层相对缓慢。这也说明，任何文化符号的形成和文化现象的传播，都有一个由小众而大众的过程。
第二，作为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独特个案，关于敦煌的公众接受途径或模式，于民国时期基本固化并且影响到现当代的敦煌公众接受。由前述民国刊物舆论可知，类似模式主要包括介绍敦煌史地和敦煌石窟营造年代、洞窟数量及形制概况、塑像壁画艺术风格、敦煌遗书发现及散失过程；抒发对于敦煌历史文化和敦煌石窟艺术的理解、感悟；提出关于敦煌历史文化和敦煌艺术保护、传承、弘扬的意见或举措。时至今日，不论关于敦煌公众接受的传播方式日新月异（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舞台艺术作品、网络及新媒体），还是关于敦煌公众接受传播题材的日益广泛，由小众而大众，由写实到衍生，从历史到传奇，似乎并未显著脱离上述这几类模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定势。而且在将敦煌这一文化现象的传承、弘扬融入青少年素质教育方面，民国时期已开风气之先，当代社会较之似乎尚有不足之处。
第三，对于民国刊物舆论和早期敦煌公众接受问题的探讨，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从文化传播学视角阐释作为文化现象的敦煌和作为世界显学的敦煌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或范本，同时也提示我们：一方面，作为文化现象的敦煌，其世界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既毋庸置疑地来自敦煌学这门显学，也源自大众舆论传播背景下的公众对于民族优秀文化湮灭的惋惜和期望其永久保存、永续弘扬的愿望。公众对于敦煌这一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的接受，应该也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分支，甚至敦煌学自身的不断发展、敦煌学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敦煌作为文化现象得到公众普遍接受而导致的间接后果。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变迁和传播理念及手段的发展，敦煌公众接受的方式由早期为数不多的印刷媒介，逐渐发展为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多层次的传播重点、多视角的传播内容，最终形成相对一元化的传播结果，即一代代国人特别是普通百姓对于敦煌的兴趣、热爱甚至膜拜，证明了在几乎不可复制的敦煌“圣地”化进程中，公众的接受和互动始终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如果进行分期的话，则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可以说是敦煌公众接受的发轫期，并且至少在当时的知识阶层心中埋下了敦煌是中华民族文化圣地和精神家园的思想萌芽。
［注 释］
①早期敦煌学研究成果并没有所谓权威学术刊物之说，敦煌学史上的重要文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即发表于并非学术刊物的《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10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曾于2009年整理出版了《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敦煌学研究》（全四册），收录民国期刊中所见的敦煌学著述,分编为综述、书目、语言文字、宗教、经史典籍、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科技等类，收录文章220余篇，涉及民国期刊70余种。但其中几乎没有收录非学术性的、涉及民国时期敦煌公众接受问题的刊物文章。
②王重民：《图书与图书馆论丛》，世界出版协社1949年版，第34页。
③高良佐：《西北随轺记》，建国月刊社1936年版，第222页。
④蒋逸雪：《敦煌之行》，《中央周刊》，1943年第6卷4期。
⑤劳贞一：《现今的敦煌与古代的敦煌》，《读书通讯》，中国文化服务总社读书会，1944年第83期；《敦煌石室与其艺术》，《西北文化月刊》，1947年第1卷2期。
⑥陈万里：《西陲壁画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8年版。
⑦明驼：《河西见闻记》，中华书局1934年版。
⑧汪滨：《敦煌艺展观后》，《青年导报》，1948年第1卷第3期。
⑨宗白华：《略论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观察》，1948年第5卷4期。
⑩李朝礅：《开发西北声中的敦煌艺术》，《新世纪周刊》，1943年第1卷第2、3期。
11羊言：《敦煌石窟—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艺术陈列馆》，《开明少年》，1945年第1～6期合刊。
12《初级国语文选》、《高级国语文选》，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编，台湾书店1946年版。
【关键词】敦煌艺术美学中国美学史
一问题与思考
1.1重写中国美学史
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处于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在此历史的关头，曾经的一切文明成果在给我们以启示的同时，也或隐或显地昭示出某种新的文化症候，那就是——重写！我们更加认同李学勤先生在《世纪之交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一文中的论断，他说：
在世纪交替之际，总结过去，启示未来，本是学术史发展的一条规律……20世纪的考古发现所引起的学术意义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讨论。第一，考古发现改变了传统研究方法与学术观念……第二，考古学改变了有关中华古文明狭隘认识。wwW.133229.COm……第三，大量简帛佚辑的出现，证明中国学术史必须重写。……多学科相结合、从多角度入手，有利于揭示历史的本相。
中国美学事实上也面临这一挑战。我们试图引入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旨在对中国美学施以尽可能还原，将“历史”与“历史学”书写区分开来，以新的实证眼光，佐以理性分析和审美感悟去重新书写中国美学史。
首先，中国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并非出自一种理性的自觉，它伴随着20世纪初“文化维新”运动从东洋日本被介绍进中国，源自德人鲍姆嘉通的“感性学”被修正为“美学”，并为国人所逐渐认识而广泛接受。嗣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译介和学术建设，中国美学已日渐成熟，几度“美学热”风靡中国大陆。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确立不仅需要借助于外来眼光作参考，更要确立自身品格，而这无疑应当从该文化现象之所从出的发源地去找，那就是——中华文化的本土资源！已故考古学宗师苏秉琦先生曾精要地概括了泱泱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色，“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自成系统的几大悠久文明之一，迄今为止，这一文化体系仍然在历史中前行，未曾出现过中断。如果说,“美学”的定义之所以至今没能统一下来，而不能贸然用西方的固有概念来框定中土学科的话，那么，其间至少有两点是不言自明的：其一，中华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审美理念，这一理念渗透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与西方的美学观形成一种双峰并峙的独特景观，形成了人类审美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其二，虽然不同的审美观导致对“美学”的理解歧义，但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其间应该有一些共通的特征，譬如说：追求精神境界的创化意识与和谐的美好情感等。因此，宗教和艺术势必成为人们交流的最佳思想武器。
其次，对于日渐走进“地球村”的当代人来说，文化的趋同性愈是明显，人们内心深处追求“文化个性”的焦灼感便愈加强烈。文化的多元碰撞在产生新的文化“宁馨儿”的同时，文化的“返祖现象”也愈加神秘。“趋同”不是为了“同化”，“碰撞”是为了激起新的“火花”。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类的族性差异不会因为彼此的靠近而消失殆尽。中国美学的历史使命正在于从本土资源出发，从而确立自身的独特品格，而不应该惟他者马首是瞻，在合理汲取异域文化的同时，更新并确立自己的品性。
再次，从文化渊源上看，源自远古时期的“龙飞凤舞”乃至“百兽率舞”的文化因子在一以贯之的文化道统中得到传承，其典型事例莫过于“敦煌学”的兴起与“敦煌艺术”的出场。中国美学将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敦煌艺术——纳入考察和研究的视野，无疑是中国美学重建（或“重写”）的必然，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之双重意义。学科更新不仅需要新的方法论，更应该具有新的学术视野、问题意识和战略眼光。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既是理论的认知，亦是实践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是抛弃历史，正是要融入传统之中的“时代性”；“学术创新”不是割断既有的文化脐带，否则即会失血而丧失生命力。
最后，从敦煌学研究总体布局看，缺少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敦煌美学。季羡林先生主编并于上世纪末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是当下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谓体大思精，举凡一个世纪的所有学术成果均一一作出事无俱细的介绍，可惟独少了一条“敦煌美学”。这难道是一种偶然？虽然曾经有学者制订过类似于“敦煌学研究系统”的学科总表，但自觉而成系统的研究成果与蔚成风潮的敦煌学研究相比，少得几乎不成比例。难怪季羡林先生几乎无法在其主编的皇皇巨著《敦煌学大辞典》中列一条目，因为可堪介绍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少。
质言之，一种自觉的﹑介于敦煌学与美学、艺术学之间的分支学科——敦煌美学一直付之阙如，现在是该建立的时候了。从当下场景来讲，过去没有出现是有历史原因的，而今天我们呼唤其出场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的理由建立在下述几点基础之上：
第一，一门学科的出现及臻成气候需要相关学科的成熟和学术支撑，而作为敦煌美学的主干学科——敦煌学已经诞生了一个世纪【2】，“敦煌学”一词【3】的正式确立也近八十年之久。借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先生的话来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现在敦煌学已濅假成为世界‘显学’。”【4】
第二，与敦煌美学紧密相关的艺术学学科不仅已经建立，且基本理顺了学科关系，这就为敦煌艺术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学科发展的动力和学术支撑。
第三，敦煌学的基础性研究（如研究范围、历史分期、洞窟断代定名、文献归类整理等）也基本完成，从而为敦煌美学的顺利开展基本扫清了障碍。
第四，多学科交叉性研究不仅是当下学科建设走向纵深的标志和趋势，而且已经在敦煌学界取得一定的实绩，如考古图像学、考古类型学、音乐与舞蹈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引入即是明证。
第五，在此文化转型的新时期，无论是美学还是艺术学、敦煌学研究都面临着深化和开拓眼光，从而发现新的学科增长点诸问题。惟其如此，更需要一门敦煌美学来实施互动式发展。
第六，敦煌学中一些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的解决为敦煌美学的建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关于敦煌艺术各方面工作也基本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尤其是对于历史上曾经令人困惑的某些难题大体具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评价。此外，随着对中国审美文化专题研究的推进，尤其是针对华夏艺术美学精神的深入思考，敦煌壁画及其乐舞艺术等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我们可望通过对敦煌艺术的深入研究来进一步印证此前我们所作的研究论断【5】：
华夏艺术的文明发展使诗歌、音乐、舞蹈走向了独立发展，但以“乐”为本体这一特性并未消散，它仍然体现在诗歌的节奏、动律和音韵上。同理，“乐”仍然出现在舞蹈的造型、旋律与腾越上。不独诗歌、舞蹈如此，华夏文化的其他艺术类型同样体现了“乐”的特性：韵律、节奏与飞动。……这种“乐舞精神”不仅成为华夏文明的生成基因，更在其后历史发展途程中化为华夏艺术的血肉灵脉，从而成为我们解读中华艺术的美学锁钥。
1.2建构“敦煌美学”
敦煌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介于敦煌学与美学之间。从本质命义上言，它更倾向于列为敦煌学的二级学科，是一门重点研究敦煌文物与艺术之美的人文学科。鉴于其丰富而驳杂的学科特性，经过认真思考，我们认为将其置放于敦煌学中来加以研究比较妥当。一方面，我们可以大量利用现有敦煌学研究成果来拓开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加大研究力度，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研究成果（如佛教艺术、建筑史、考古图像学、考古类型学、音乐与舞蹈考古学、艺术人类学等）都能得到有效利用而使其更趋完善；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借助哲学眼光来研究敦煌学中的美学现象、问题与规律等，并以此为契机，丰富敦煌学研究领域和扩大美学研究的观照视野，从而进一步探索其与中国艺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美学史的内在联系等。在此，我们不是简单地利用敦煌艺术来为中国美学作例证，而是将敦煌艺术本身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研究其中的美学问题，从考古实证的角度准确地分析其美学规律，从而丰富我们的美学研究。
当然，学界对于“敦煌学”的认识目前尚缺乏定论。如《中国敦煌学史》一著的作者就认为：“中国的敦煌学、伴随着石窟艺术研究的开始，终于成为一门严整的学科。”【6】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者，则持不同意见，如有学者认为：“‘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7】问题不在于以敦煌文物为研究对象本身，而在于可能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从而导致重心的转移。我们的看法是，敦煌学研究不能自我孤立、自我设限、划地为牢从而自我封闭、自行扼杀敦煌学的生命力，而应当利用各专业不同学科及其方法来研究敦煌学资料，用开放的眼光及平和心态去研究与敦煌学相关的材料，以期达到深化敦煌学研究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随意扩大研究范围，从而游离并偏离主题。具体到敦煌美学这一新兴分支交叉学科而言，我们就可以为它找到一个恰当的研究范围，并在敦煌学体系中为其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8】——它应该是与敦煌艺术学与敦煌文学等处于同一层次的二级学科。下面，我们拟从时限、空间和内涵三个方面为其划定一个大致范围。
第一，时限。敦煌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从属于敦煌文化的，因此，敦煌文化的起迄期也就是敦煌美学研究对象的大体范围。颜廷亮先生在《敦煌文化》一著中认为：“敦煌文化的历史开始于4世纪而终结于14世纪”【9】。这一观点的上限没有多大疑问，因为这一点已经为敦煌学界普遍认同，至于下限为14世纪（元朝）就值得进一步推敲。
我们之所以不认同有些前贤们将敦煌学研究对象的下限定于元代这一观点，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敦煌文化不仅仅指敦煌石窟，还应当包括汉唐时期沿至清朝末年的诸多非物质文化内容，如音乐、舞蹈、文献等。另一方面，如果说敦煌石窟是敦煌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且自14世纪（元朝）以后，其艺术价值几无可称道是历史的事实，那么，艺术价值的不足难道就可以代替其他学术或文化上的价值研究吗？我们难道仅仅依据其艺术价值就视而不见其他学术意义、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吗？难道就应该一笔抹煞14世纪以后的石窟艺术和敦煌文化吗？这种看法无疑是人为地割断历史，阻断了曾经血脉贯通的敦煌文化和敦煌石窟艺术。历史的问题应该历史地去看待，我们不能苛求历史、超越历史去想问题，以所谓“当代人”的眼光去要求当时的境况。这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更不是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我们绝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元代以后基本上没有产生艺术史上的杰作，所以，整个敦煌艺术史就此终止。这是一种未免主观化且不太负责任的举动，不仅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更有悖于我们的治学原则。理由如下：
其一，清代确有一定的造窟与修缮之举，极个别的清塑也自有其时代的特点，虽然同前代相比，其艺术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但就艺术品自身而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并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风貌和尺度，这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敦煌艺术已经呈现强弩之末的势态，清代作为中华封建王朝的尾声，势属必然。我们当然不能把历史的账算在敦煌艺术身上。
其二，我们认为，敦煌艺术的下限既不是元代，也不是民国时期，而应是清末。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敦煌学，是有特定所指的，即历史上创造出来的敦煌文化，而民国时期更多的是维护与研究，而不是创造。我们之所以将其下限定为清末，不仅因为清代有许多维修行为，还有一定的创作，如开凿洞窟，并有一定数量的雕塑、壁画作品（详后）。此外，民国时期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封建专制历史阶段。更有甚者，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就进入了学术层面意义上的新时期，其时虽然略有重修、重绘，更多是出于维修而非主动的创作，中间且掺糅进某些不纯粹的非佛的动机因素等。这种情况很显然与前代造窟、画壁之举相矛盾，已经无形中割裂了优秀的敦煌文化传统。
其三，我们不能将敦煌学的下限截止于元代前后，并无形中受其影响。因为，敦煌遗书当时被封存以后，作为敦煌学之主体的敦煌石窟文化仍然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更有甚者，作为敦煌学分支之一的敦煌文史仍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充分考量敦煌学的内容及其方法论问题，敦煌学实则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三个分支在互相联系的基础上，彼此并不同步。也即是说，敦煌遗书仅止于“藏经洞”中的文物，敦煌石窟的历史则从公元366年建窟伊始直至清代封建王朝的覆灭为止；而敦煌文史则应该从中国历史上敦煌建制开始，即西汉（公元前111年）至敦煌石窟的终止凿造期间所有历史文化内容。因此，从时限上来说，敦煌美学的研究内容应该自公元4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段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巨大时段。
第二，空间。既然敦煌学应围绕敦煌来做文章，敦煌学亦因地名学，那么，其大体空间范围应以历史上的大敦煌地区为主，兼及周边交往十分密切的地域。具体而言，即是以今天的敦煌市所辖地为中心，包括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安西县以及嘉峪关市、玉门市和酒泉市以及新疆的吐鲁番（旧称“高昌”）等。敦煌美学的研究对象即依据上述这一大体空间范围内所产生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中的审美问题来展开的。
第三，内涵。1992年出版的《中国敦煌学史》将敦煌学内容大体分为“敦煌史地”、“敦煌美术”、“敦煌建筑”、“敦煌乐舞”、“敦煌宗教”、“敦煌文学”、“敦煌语言文字文献研究”、“敦煌科技文献研究”与“敦煌版本文献研究”九个分支学科。其中，“敦煌石窟美学”属于第二大类（“敦煌美术”）。李正宇先生1993年发表的《敦煌学体系结构》结构庞杂，共有十一大类分支学科，主要为：“敦煌史地学、敦煌考古学、敦煌艺术学、敦煌宗教学、敦煌文学、敦煌民俗学、敦煌语文学、敦煌文献学、敦煌科技学、敦煌文保学、敦煌学学”。其中，“敦煌美学”位列第三大类（“敦煌艺术学”）中第九项。这一构想是李先生十余年前的研究思路，在此之后，敦煌学又有了新的进展。胡同庆先生于1994年发表的《敦煌学系统工程图》将敦煌学总体划分为石窟艺术、藏经洞出土文物与其他遗留文化及相关史料三大版块，共四十五项内容。其中美学与哲学、心理学共列，与艺术学等并行，成为敦煌学系统的方法之一，以达到“解决有关学科的史或其学科的基本原理，以及借鉴创新等方面的问题”之目的【10】。我们发现，十几年前敦煌学总体设想在逐步变成现实的同时，迄今仍没能给敦煌美学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以至于1998年12月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这一集大成之作竟然无形中取消了敦煌美学，连一个简要的词条介绍都吝于留下。
结合前述内容来看，从《中国敦煌学史》一书的作者们将敦煌美学称之为“敦煌石窟美学”【11】，并将其放置于第二部分（“敦煌美术”，如“敦煌艺术与现实之审美关系”【12】）之举来看，无疑说明了这样三个问题：其一，敦煌学界已经认识到敦煌学的美学问题之存在必要性；其二，敦煌美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尚未成立，而且对其研究方法与内容等具体问题尚缺乏严谨思考，只粗略地以“敦煌艺术与现实之审美关系”的表述方式匆匆带过，诸多深入而具体的美学现象、美学问题和审美规律等并没能得到明确说明；其三，“敦煌石窟美学”一名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即是敦煌石窟中的美学问题，至于其他则被有意识地排除在外。李正宇先生的《敦煌学体系结构》有了进展，出现了“敦煌美学”一词，遗憾的是，他却将其放置于第三大类“敦煌艺术学”之中与部门具体艺术类型并列，削弱了“敦煌美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从而误将原理性学科问题与方法手段等作了不恰当的倒置。应该说，作者认识到了敦煌美学主要研究敦煌艺术这一问题，只是没弄清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学科界限，无形中便剥夺了敦煌艺术之外的美学问题，如敦煌文学、敦煌民俗中的美学问题等等。相对而言，胡同庆比较清醒，他不仅将美学与哲学、心理学并列而将其与艺术学置于平行位置，也明确地从方法论角度来安排其位置。但作者却疏于说明其具体研究对象为何，而且仅作为方法论而不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去考虑，就难以真正从美学角度去展开深入研究，充其量为敦煌学研究增添一些知识信息，并不能切实解决敦煌学中的具体美学问题，从而导致美学学科地位被削弱、消解乃至被其他学科所代替的现象出现。由此，“敦煌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就基本明确了，它主要分为三大领域和两个层次。
三大领域是：敦煌石窟、敦煌遗书与敦煌文史。敦煌石窟为公元366年至清末年间遗存下来的敦煌一脉文化遗室；敦煌遗书则为1900年由“藏经洞”出来的那批近五万件文物；敦煌文史为公元前2世纪敦煌建置开始，敦煌文化产生以后至清末年间产生的各种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及其文献记载下来的全方位内容（无分世俗与宗教）。如果说前两类主要是与敦煌佛教文化为主所产生的历史遗存，那么第三类敦煌文史则是文化的全部内容，是属于敦煌社会文化全景式记录，而并非单纯指宗教艺术。如果尊重历史，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佛教进入彼时的敦煌地区之前，敦煌文化并非空白，而是以汉晋文化传统为底蕴的世俗社会，除了佛教之外，还有其他教派等的流布。因此，带有浓重佛教色彩的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都是彼时敦煌文化（乃至敦煌文史）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即使以佛教为主体的石窟艺术或敦煌遗书，其中也不乏世俗因子，即敦煌佛教与敦煌石窟本身亦存在相关的世俗化内容，这已经为学界所认可。
两个层次是：其一，显层次。敦煌美学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敦煌遗书和敦煌文史中的基本美学问题。其二，隐层次。敦煌美学还要研究敦煌学中各分支学科中所有相关美学问题和带有原理性质的元美学问题。严格说来，这是一种更带有基础性质的原发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敞开学科深层的内应性问题，而不应该仅仅着眼于表象上的具体阐释。敦煌美学的建立正是为了通过现象的解释和说明来揭开曾经的“遮蔽”，找出一种富有规律性的机制，进而说明敦煌艺术（或敦煌文化）的血脉；通过研究，揭示其“美”之为美的生成机制；通过敦煌文化的审美分析来找出其与中华民族精神系统的一致性，进而返观母体自身。
二研究与综述
自20世纪敦煌学研究日渐成熟以来，已陆续出现一些针对敦煌艺术审美特性等研究论文。可见，敦煌美学的建立不是历史的延误，而是一种自然进程。总体而言，关于敦煌艺术（包括文学等）美学研究的动态大体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2.1发轫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
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论著不多【13】，主要围绕如下几个问题来展开：第一，关于敦煌艺术研究的哲学方法；第二，关于敦煌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特点、价值与地位，并与西方艺术相比较来显出其独特审美风韵。论文大多自觉运用美学视野来进行观照；二是扩大了敦煌艺术美学研究的领域【15】，如出现了“飞天审美”、“曲子词审美”、“讲唱文学语言审美”、“乐舞审美”、“服饰审美”等等选题。主要特点是出现了量的积累，理论上的成绩不太突出，尤其缺乏原创性理论分析文章。
2.2探索期（20世纪70-80年代）【14】
本阶段，有关敦煌艺术审美特点的探讨文章逐渐增多，同前一阶段相比，论域有所扩大，某些问题触及的深度亦略有增强,但并没有在质的意义上超过宗白华先生的那种理论高度与学术深度，从而显示出某种繁荣背后的寂寥之感。总体而言，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来展开：第一，关于敦煌艺术中具体形象能否胜任表达抽象思想概念的问题；第二，敦煌美学的存在形式与学科建构问题；第三、围绕“信仰与审美”主题，分析和阐发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第四，关于艺术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2.3推进期（20世纪90年代）
本阶段是敦煌艺术研究的上升时期，成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表的论文大多自觉运用美学视野来进行观照；二是扩大了敦煌艺术美学研究的领域【15】，如出现了“飞天审美”、“曲子词审美”、“讲唱文学语言审美”、“乐舞审美”、“服饰审美”等等选题。主要特点是出现了量的积累，理论上的成绩不太突出，尤其缺乏原创性理论分析文章。
2.4深化期（21世纪初期）
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关于敦煌艺术的美学研究也出现了回顾过去、总结提高的阶段。成绩主要反映在，有关学者通过整理过去曾经发表的相关论文，在原来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修订和充实，从而显出新的认识深度。虽然至今还为时稍短，但出现这一好的势头显示出敦煌美学研究开始步入理性思考。主要论著有：修订再版的张锡厚先生《敦煌文学源流》，以及胡同庆、胡朝阳合作的《敦煌壁画艺术的美学特征》、《论敦煌壁画艺术中的节奏感与韵律》（见《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与《试论敦煌壁画中的夸张变形特征》（见《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三思路与方法
3.1学术转向
从学科发展角度看，当代艺术学、美学研究再也不是相对纯粹的人文学科了，而是与多种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乃至工程技术等学科相交叉而互动共生为一门综合性研究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它们要与考古学联袂登场，从而宣告自己的新生与成长。因此，当下的艺术学、美学研究就暴露出一些不足，如：传统艺术理论的“延宕性”、西方美学阐释的“先在性”、当代考古科学的“即时性”，以及构建人文学科的“迫切性”等。这几点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们目前正从事的工作的尴尬。因为，作为一门系统理解和建构人类艺术史（或美学史）的既有理论现在看起来并非那么完善，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新的解说路径，以尽可能避免一些随时充填和重写的“滞后感”，在材料与释读、客观与主观、个别与整体、主题与时代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夹缝中走出来，去达到一个新的整合，建立一种新的释读方式。
我们在此尝试引入图像志和图像学方式来拾回“左图右史”的中华文化传统，不过分依赖于曾经书写的文字，以免使得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记忆显得残缺不全。正如唐兰先生所言，我们应该重视不断发现的新的历史文物，从而避免“我们的历史学家将必须不断地改写我们的古代历史”【16】这一尴尬的被动局面。也诚如岑家梧先生书中所言，“文献无证，必须利用考古学的资料来补足，假使不懂得考古学就不能谈古代艺术。”【17】我们认为，潘诺夫斯基关于考古学与美学研究关系的精辟论述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他说：
直觉的审美再创造跟考古式研究互为关联，从而又一次形成我们所谓的“有机情境”。认为艺术史家首先经过再创造的综合形成其对象，然后着手考古式研究——就像先买火车票后上车一样，这不符合实情。其实，这两个过程并非鱼贯而行，而是互相渗透。不仅再创造的综合可以成为考古式研究的基础，反过来，考古式研究也可以成为再创造过程的基础；二者互相限定，互相修正。【18】
潘氏一席话击中了当前学界（尤其是艺术学、美学）的软肋。以前我们的美学研究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工作做得太少，现在应该加强这方面认识，并尽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实际上，美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并不是简单的拼接，也不是以某一方为主导的依附性关系，更不是以现在的审美意识去印证历史，而是以一种客观求实的实证精神去复原历史真貌，并以这种分析和看待问题的方法去研究艺术品中本然具备的不同艺术风格之美，从中发掘其科学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价值等。就宗教艺术而言，世界上其实再没有任何其他一门学科是如此地具有亲和力，它拉近了人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跨越了精神与物质的鸿沟，因为艺术就是对人类生命珍重的意识载体，诚如克莱夫·贝尔所说：
虽然没有任何宗教能逃脱教理的缠身的外衣，但是有一种宗教可以比其他任何宗教更容易和更漫不经心地把这些缠身的外衣脱掉，这种宗教即是艺术，因为艺术即宗教。它是思想的表现和表现思想的手段，它和人们能够经历的任何思想同样神圣。现代的思想不仅是为了追求最直觉的感情的完美表现，而且是为了追求生活的灵感才转向艺术的。【19】
艺术既然同属于人类精神之场的灵物，那么，艺术与宗教之间就不会出现本质上的对立，因为艺术总是在不断地改变其形式以适应精神的宗教。贝尔说得好：“再没有别的表现情感的方式和引起心醉神迷的手段像艺术这样好的为人类服务了。任何一种精神的洪流都可以在艺术中找到一条疏泄的渠道。当艺术不成功时，那是由于缺少情感，而不是由于缺少与之适应的形式。从来就没有一种宗教能像艺术这样有适应性和普遍性。”【20】
从宗教学角度看，自佛教输入中土以来，举凡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涂染上了佛学色彩。有意思的是，恰恰在敦煌这个最早濡染佛教文化因子的地方，却显得是那么风格独具——它游刃有余于宗教与世俗之间，不即不离，而又若即若离，恰到好处地融出世与入世于一体，合宗教与世俗于一炉，锻造出一种匪夷所思的艺术奇葩——敦煌艺术！
我们认为，敦煌艺术作为宗教的艺术已随宗教的远遁而衰落，而艺术本身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却犹如人类的终极关怀一样长存。例如，我们将敦煌莫高窟初唐时期的第205窟佛坛上南侧的坐式菩萨与盛唐时期第45窟西龛内南北侧的两尊菩萨雕像誉为“东方维纳斯”、或“中国的美神”。观音菩萨的宗教性法衣虽然仍在，但其作为佛教教义上的那个菩萨早已荡然无存了，产生之初的宗教之场早已不复存在，而且观音菩萨在中土早已超出了宗教信仰的阈限而走进了千家万户，打上了浓重的生活烙印。观音还是那个观音，菩萨还是那个菩萨，但早已剥离了宗教的情绪，与中华子民融会在一起了。更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已经中国人改造而华化了，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仍然是一种乐生的爱美情操占据了上风，由于缺乏宗教那真正的终极依托，从而以一种替代性方式将精神追求寄托于华化的佛教文化，将内心深处对爱与美的追求在艺术化场景中去达成。而且，中国人的实践理性与礼教决定了现实宗教的阙如，而只能求助于外置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就不期然地与“以美育代宗教”的信念合拍。既然现实中崇尚美的终极观念，不妨将对宗教的渴望与现实的追求结合起来，于是最终诞生了中国式“美神”——观音，从而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宗教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以美育代宗教”既是一个合理命题，亦是对中华文化真实场景的高度提炼。从这一意义上说，“以美育代宗教”不啻为中华审美文化的准确表述，也是我们进行学术转向的合法依据。
3．2主题确定
敦煌美学主要以敦煌艺术为研究主要对象，其中敦煌石窟艺术是主体。此外，还有敦煌遗书中的有关内容以及历史上的敦煌史地与民俗文化审美等。“敦煌美学”有两个基本特性不可忽视：其一，浸淫于佛教文化氛围之中的艺术造像首重其佛性因素，而艺术的审美性是潜涵因素；其二，敦煌地处多种文化之要津，因此其不同文化杂糅的综合性质远大于审美特性。
对敦煌艺术的深入研究可以解决一个困扰美术史多年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中国美术史研究历年存在着四种倾向，即以汉族为中心，忽视了其他55个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视了周围的边远地区；以文人为中心，忽视了民间美术和宗教艺术；以绘画为中心，忽视了其他美术。这四种倾向积弊太深，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扭曲了我们艺术史的整体风貌，用张道一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其结果造成了肢体不全，不能形成大美术事业的良性循环。即使有所成就，也只能是某方面的，局部的、个体的。如果整体而论，便缺少全面的思考和完整的结构。”【21】当我们选择敦煌艺术作为美学研究的重点时，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缺憾。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正是远居边陲的敦煌地区，由一批批不知名的画家和民间画工、塑工、打窟匠人创造出来的灿烂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是宗教，并为宗教目的服务的；而敦煌地区本就是处于古“丝绸之路”上的前哨和中转站，西域古道上各种文化系统在此汇流，数十国的人们曾在此友好往来、生息繁衍等。
总之，敦煌艺术作为一种宗教艺术、综合艺术、多民族艺术和民间艺术，为我们提供了“大美术研究”的理想范本，从而能够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同时也为中国美学史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实例。
3.3研究方法
我们在遵循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和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等原则基础上，力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由艺术学上升到文化学、美学和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从艺术文化－审美文化－中国文化等展开一种双向展望，并充分考虑到中国艺术的母系统与敦煌艺术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把握敦煌艺术之美的内在理路。其策略与宗旨是实现：
第一，实证考察与文献遗书之间的互证；
第二，文献考辨与图像资料之间的互动；
第三，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之间的结合；
第四，问题意识与原则方法之间的统一；
第五，部门学科与总体线索之间的联系；
第六，传统盲区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张力；
第七，国学积淀与西学眼光之间的互补；
第八，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通。
我们深信，走出传统美学的固有程式将是中国美学史获得重建的必由之路。
注释：
[1]《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著，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第176页。）
注释：
[2]一般以为，敦煌学的成立以正式展开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研究开端为标志。更有人以为，“敦煌学作为一门定型学科在中国诞生于40年代前期”（见《中国敦煌学史·绪论》林家平、宁强、罗华庆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3]《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王冀青，《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第110页。）
《从“敦煌学”的词源谈起》（方广錩，《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第91页。）
[4]见《敦煌学大辞典·序》。
[5]见拙著：《乐神舞韵：华夏艺术美学精神研究》之“理论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06、357页。）
[6]见《中国敦煌学史·绪论》（林家平、宁强、罗华庆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页。）
[7]见《敦煌学十八讲·绪论》（荣新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页。）
[8]参见拙编《敦煌学体系结构》。
[9]《敦煌文化·导论》（颜廷亮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7页。）
[10]《敦煌学研究胡同庆论文集》（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4页。）
[11]《中国敦煌学史·绪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页。）
[12]见前揭，第5页。
[13]本阶段相关论著主要有：
a.《敦煌艺术论略》（傅振伦，《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4期，1945年）
b.《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宗白华，《观察》周刊第5卷第4期，1948年）
c.《敦煌艺术概论》（向达，《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卷第4期）
d.《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常书鸿，同上）
e.《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徐悲鸿，同上）
f.《敦煌在中国考古艺术史上的重要性》（陈梦家，同上）
g.《谈敦煌艺术》（吴作人，同上）
h.《丰富的想像卓越的创造：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成就》（金维诺，《美术》1955年11期）
i.《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谈莫高窟的彩塑》（金维诺，《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2卷2期）
[14]本阶段相关论著主要有：
a.《敦煌艺术》（郭宗纾，中华书局1973年第2版、1982年第3版）
b.《敦煌莫高窟艺术》（常书鸿，《文物》1978年第12期）
c.《神的世间风貌》（李泽厚，《文物》1978年第12期）
d.《形象的历史》（段文杰，《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
e.《美的历程》（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新1版）
f.《敦煌佛教艺术之渊源及其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向达，《敦煌学辑刊》1981年第2期）
g.《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段文杰，《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2年第6期）
h.《早期敦煌壁画的美学性格》（郎绍君，《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
i.《敦煌美学谈》（1-3）（陈骁，《阳关》1983第2、4、5期，1984年第5期）
j.《莫高窟艺术之美》（杨学芹，《西部美术》1985年第3期）
k.《信仰与审美——石窟艺术研究随笔之一》（史苇湘，《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l.《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史苇湘，《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m.《再论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史苇湘，《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n.《从晚唐石窟论敦煌佛教艺术的审美特征》（史苇湘，《敦煌研究》1987年10期）
o.《意象激荡的浪花——试论敦煌美学》（孙宜生，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p.《敦煌石窟艺术中有待探讨的美学艺术学的几个问题》（洪毅然，《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q.《儒家思想及其美学观点对敦煌艺术的作用》（李浴，《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15]本阶段相关论著主要有：
a.《敦煌壁画飞天及其审美意识之历史变迁》（陈允吉，《复旦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b.《敦煌艺术美学巡礼》（谢成水，《美术研究》1991年第2期）
c.《试论敦煌曲子词的审美特征》（张仲仪，《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d.《敦煌讲唱文学语言审美追求》（汪泛舟，《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e.《初探敦煌壁画中美的规定性》（胡同庆，《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f.《敦煌乐舞中的对称美学思想》（高德祥，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提要）
g.《敦煌舞谱的当代审美意识》（陈曰国，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h.《封建专制下的人性精神——敦煌说唱文学的美学意义初探》（傅小凡，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i.《宗白华与敦煌艺术研究——兼谈敦煌艺术研究的哲学方法》（穆纪光，《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j.《“艺术、艺术哲学、敦煌艺术哲学”散论》（穆纪光，《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k.《敦煌壁画服饰审美文化透视》（乔志军，《益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l.《敦煌石窟艺术的美学特征》（方健荣，《丝绸之路》1997年第6期）
m.《试探敦煌俗赋的体制和审美价值》（伏俊琏，《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n.《试论敦煌壁画音乐艺术的美学观》（庄壮，《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o.《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日]高梨隆雄，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
[16］《陕西、江苏、热河、安徽、山西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序》（唐兰，文物出版社1958年第1版。）
[关键词]敦煌艺术；艺术再生；《丝路花雨》
[中图分类号]J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032-02
作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地，敦煌境内有诸多无与伦比、灿耀古今中外的文化瑰宝。莫高窟便是这些星罗棋布的文化遗迹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在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保存有2000余身塑像，4.5万多平方米壁画，另外，还有风格各异的建筑、包罗万象的文书、精美绝伦的织绣和绢画等。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作为佛教艺术的圣地和人类文明的殿堂，有“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等美誉。
一、《丝路花雨》成为艺术再生的成功范例
自1900年藏经洞被偶然发现以来，伴随着一段屈辱、伤痛的劫掠史，敦煌壁画、文书、绢画、彩塑等逐渐走出尘封千余年的洞窟，走进当代人的视野，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关注，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敦煌学已在艺术学、考古学、文学、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重大学科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就敦煌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弘扬来说，学术研究是基础性的，是必要的，但也是有限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寻敦煌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关照当代广大民众精神审美需求的转向以及在文化经济强国的世界浪潮中，如何发展、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就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经典舞剧《丝路花雨》的分析，以求为敦煌文化艺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发展思路、传播理念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丝路花雨》是甘肃省歌舞剧院于1979年编排的一部以敦煌文化艺术为主色调的品牌舞剧。首演以来，经久不衰，30多年来在国内外共演出1800多场，受众达400多万，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2004年10月，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中国舞剧之最”。 2007年，荣获中国国家文化部“首届优秀保留剧目”。王建疆先生通过对敦煌文化艺术的研究认为，《丝路花雨》是敦煌艺术再生的“典范”。
所谓艺术的再生是指“源自经典艺术品作为灵感之源启发新的艺术生成或派生出新的艺术品种，产生新的艺术流派，或使这种经典艺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价值增值”，①敦煌艺术的再生就是“通过敦煌艺术和文化题材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丝路花雨》就是在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敦煌文化元素的有机组合、整体升华，实现了静态艺术的动态复活，宗教艺术的世俗普及，是敦煌原生艺术的再生，使得原生艺术也获得了新生。
二、《丝路花雨》成为艺术再生成功范例的原因
（一） 舞蹈方面
剧中主人公英娘的舞蹈动作就是从100多幅敦煌壁画千姿百态的造型中加工、升华，结合我国古典舞素材精心设计出来的。反弹琵琶造型就是取自112窟南壁伎乐菩萨，经过编导者节奏化、舞蹈化而形成的主要独舞。《霓裳羽衣舞》就是在148窟、156窟启发中再生出来的。第一场中的“百戏杂耍”场景则源自于莫高窟361窟和159窟北壁《宋国夫人出行图》中的画面。其他如“伎乐天”、“荷花童子舞”、“长绸舞”等都是从壁画的造型演化、发展而来。《丝路花雨》在舞蹈方面的创作并不是机械地复原，而是在深入壁画内涵的前提下，灵活、巧妙地进行敦煌壁画舞蹈元素的嫁接、组合、提升，最终形成源于壁画而超越壁画、师古而不拟古、忠实原作而推陈出新的审美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文化艺术的再生不仅产生出《丝路花雨》这样的精品舞台艺术，而且也创造了一种具有独特舞蹈美学价值的中华古典舞蹈优秀品种——敦煌舞。具有现代审美气息的“S”（俗称三道弯）造型是敦煌舞的标志造型，而舞剧《丝路花雨》也通过复活敦煌壁画，创造以敦煌文化为核心、自成体系的舞蹈语汇而誉满全球。
（二）故事情节方面
主人公神笔张就是敦煌千万劳苦画工的真实写照，神笔张的女儿英娘也是根据敦煌文献中记载的艺伎程佛儿的艺术再造，父女二人的命运遭遇则取材于藏经洞中保存的一张典契《乙末年塑匠赵僧子典儿契》（P.3964）。“波斯商人伊努斯遇强盗”的情节以420窟、45窟“胡商遇盗”为雏形。最后一幕“二十七国交易会”是敦煌文献中记载的隋炀帝西巡的真实事件，惩恶扬善的大使有敦煌县令仓慈的影子，也有敦煌节度使裴矩的影子。诸如此类，多不胜举。
（三）音乐方面
《丝路花雨》的音乐是剧组编导们通过对中国古典乐谱《胡笳十八拍》、《阳关三叠》、《浔阳琵琶》、《夕阳箫鼓》、《月儿高》等和日本现存的唐代雅乐录音的研究以及席臻冠对敦煌文献中的古乐谱破译基础上创作而成的。
此外，《丝路花雨》在服装艺术、化妆造型、舞美道具、幕布背景等方面对敦煌壁画、敦煌地域文化的复原和再现也是很明显的。
三、《丝路花雨》艺术再生的当代启示
（一）实现了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共赢
艺术再生伴随着价值增值，这种价值的增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随着再生的舞台艺术产品不断在文化市场上走俏，供小于求的经济规律势必会导致其票房的增加；第二，观众通过对再生艺术产品的享受与接纳，必然会引发对原生艺术的关注，这就会刺激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的复苏与兴盛，从而间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丝路花雨》就是这样，不仅为国内外的观众提供了一场艺术的盛宴，而且也为人们了解敦煌、解读敦煌打开了一扇审美之门。
文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再生的敦煌艺术产品以其新鲜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宠，受到大众的青睐。
不言而喻，再生的艺术品所具有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潜力是原生文化艺术不能望其项背的。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音乐剧《敦煌古乐》，京剧《丝路花雨》，大型民族交响乐《音画敦煌》等一批再生的敦煌艺术的走俏文化市场就是不争的事实。
（二）对当前甘肃文化大省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我国的文化产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省都立足本地文化生态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文化大省建设活动。纵观各省的具体实践情况，几乎没有走出地方文化保护、传播的传统道路，有的地方甚至讲求短期效应，不仅没有实现文化强省的目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脆弱的文化生态。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文化建设理论指导。
显然，敦煌艺术再生理论的提出，对于甘肃文化大省建设的意义是重大的。
首先，它打破了为保护而建设的传统模式，将保护与传承、创意与弘扬、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建设文化大省，首先要研发独创的理论。结合文化大省建设实际，重点关注文化创意理论、艺术再生理论、再生艺术增值理论、冠名保护理论、派生艺术授权理论、文化符号理论、文化元素嫁接创新理论的研究。敦煌艺术再生理论无疑为甘肃建设文化大省开拓出一个全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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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曾在敦煌有着长达数百年（自840年回鹘西迁至于元朝灭亡），甚至上千年（从7世纪初铁勒入居河西直到1687年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被抄写完毕）之久的历史活动。
在对回鹘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之前，我们必须事先说明，本文所述回鹘，除敦煌当地的回鹘外，还包括整个河西回鹘在内。这是因为，汉文传世文献对河西回鹘的记载是极为稀少的，与甘州回鹘有关的汉文资料主要是一些敦煌遗书和题写于敦煌石窟中的铭文，尤有进者，敦煌石窟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甘州回鹘王室成员的画像等。
河西回鹘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早在1911～1913年间，法国学者伯希和、沙畹即著文对甘州回鹘的摩尼教作过考证。[1]在国外，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如法国的哈密顿[2]、德国的宾克斯[3]和日本的桑田六郎[4]、森安孝夫[5]、土肥义和[6]等都发表了不少研究著作。?
在我国国内，最早对河西回鹘（尤其是甘州回鹘）进行研究的是国学泰斗王国维先生，他在《黑鞑事略笺证》（《观堂集林》，1921年）一文中，论述了甘州回鹘与西夏的关系及其向沙州西南的迁徙。其后的研究逐步增多，荦荦大端者有：
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8期，1953年；
——《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1期，1936年；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9卷6号，1936年（收入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3卷3期，1936年（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册第3分，1937年（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第6卷2期，1936年；
——《误传的中国古王城及其水利利用》，《北方杂志》第41卷17号，1945年；
李符桐《回鹘西迁以来盛衰考》，《东北集刊》第1～2期，1941年；
——《撒里畏兀儿部族考》，《边政公论》第3卷8期，1944年；
陈寄生《考黑番得姓来源》，《风土》第1卷5期，1945年；
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年（1981年由民族出版社再版，本文所据为新版。以下简称《简编》）；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收入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1997年修订本）。
这些著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过河西回鹘的问题，但专门的研究尚未出现。
1978年以后，随着国内敦煌学的迅猛发展与长足进步，学界对河西回鹘历史、文化与文献的研究也随之步入了黄金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关于甘州回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1. 族源 关于甘州回鹘的族源，学界以前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公元840～842年漠北回鹘西迁入河西才是甘州回鹘之始，如《甘肃通志稿》即称“武宗会昌二年（842），回鹘相?职者拥外甥庞特勒（勤）西奔，居甘州西，是为甘州回鹘之始”。这种观点早已为学界所否定。段连勤在《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认为早在公元1世纪初叶匈奴帝国崩溃时，漠北的丁零人（回鹘族的先民）就大批亡匿于河西走廊的金城、武威、酒泉北、西河东西一带。唐则天皇后时，东突厥贵族在漠北复国，进攻回鹘根据地乌德?山，九姓回鹘中的一部分在其酋长的率领下，被迫从漠北迁往甘凉地区居住。说明9世纪中叶以前，河西地区就已是回鹘人的留居地了。高自厚则撰文对这一点作了更为细致的阐述，认为自1世纪到9世纪近900年间，陆续迁入河西的丁零、铁勒、高车、回鹘人数众多，正是他们相互融合才构成了甘州回鹘。[7]其后，陈炳应也撰文对这一问题作了论述，得出了一致的结论[8]。此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甘州回鹘渊源于7世纪，如陈守忠在《公元八世纪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中认为甘州回鹘的族源应该从初唐（7世纪）移居河西的回鹘、契?、思结、浑等部族算起。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陆庆夫《思结请粮文书与思结归唐史事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则专就铁勒（包括契?、思结、浑）在河西的活动进行了论述。李萍在《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中也认为“最早只能自公元7世纪至8世纪初，才能说河西有回鹘人的活动，而其中以突厥复兴时迁往河西的回鹘部落为较真实可信的史实”。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也持这种观点。钱伯泉在《甘州回鹘的渊源及其建国初期的史实》（《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1～2期）中认为甘州回鹘民众大多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两度从漠北南迁甘、凉地区的回纥族人，并非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而投吐蕃的那一支回鹘部落。近期，刘再聪又撰《隋唐时期河西地区内迁的回鹘——兼论甘州回鹘的渊源》（《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更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河西回鹘的渊源。
2. 甘州回鹘立国的时间 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总第4期，1983年）认为“回鹘进入甘州建立政权的时间早于中和四年（884）”；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认为872年是“甘州回鹘政权开始成立之年”；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认为“回鹘人在张议潮死后据甘州，立有可汗”；《裕固族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也认为在张议潮死后不久，回鹘人就攻占甘州，遂移牙帐于甘州。从其引用的资料看，二者都是把872年作为张议潮卒年的；苏北海、周美娟《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则指出，自867年张议潮去唐中央任新职后，再未返回，后于892年死于长安，他们认为甘州回鹘的建立当在894年；第四种意见中认为甘州回鹘的建立大约在890年[9]；第五种意见则称其立国当在10世纪初期；第六种意见认为可以肯定在895年至900年之间，甘州回鹘政权已经建立，至于具体时间要更早。[10]最新的一种意见是荣新江在《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中提出来的，文中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的正式成立应在884～887年。但据894年所刻《李氏再修功德记碑》，此时甘州尚在归义军手中，故此说亦受到质疑。[11]
3. 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 国内学者最早表列甘州回鹘可汗世系的是《简编》一书，列甘州回鹘可汗世系为十世：一世庞特勤、二世仁美、三世仁裕、四世景琼、五世密礼遏、六世禄胜、七世夜落纥、八世夜落隔、九世夜落纥归化、十世夜落隔通顺。其后，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关“夜落纥”与“夜落隔”的问题，高自厚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刘建丽在《“夜落纥”与“夜落隔”——读史札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中认为二者实为一人，都是姓氏而非真名，史料中是以姓代名，况且“纥”与“隔”只是音译的不同。?
对于禄胜，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并非甘州回鹘的第六世可汗，而实际上是西州回鹘的可汗。[12]钱伯泉则认为此禄胜实系龟兹回鹘的可汗。[13]?
关于甘州回鹘的末代可汗，林??14]、高自厚[15]等采纳《简编》的意见，将之推断为夜落隔通顺。李萍在《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中认为，在夜落隔通顺之后，还有一位宝国夜落隔，又作宝国伊噜格勒。其后，汤开建在《甘州回鹘史二札》（《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苏北海、周美娟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中则进一步指出，在宝国夜落隔之后还有一位伊鲁格勒雅苏，他才是甘州回鹘的最末一代可汗。?
庞特勤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简编》将其列为甘州回鹘的第一代可汗，此说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16]，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庞特勤实为西州回鹘的可汗。[17]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认为“庞特勤率众西迁后他本人并未住过甘州，也不是甘州回鹘的始祖”。但在此文发表之前的前一年他所发表的《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徒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收入氏著《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文中曾将庞特勤列为一世，这大概是所持观点有所改变吧。刘义棠认为，甘州的庞特勤与西州的庞特勤是两人。前者是7～8世纪初行至甘凉的回纥人的后裔，与840年西迁的安西回鹘的庞特勤并非一人。[18]还有一种意见甚至认为庞特勤应是喀嘞汗王朝的创立者。[19]钱伯泉在《试解“仆固俊”之迷》（《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甘州回鹘的第一任可汗是仆固俊而不是庞特勤。汤开建《庞特勤居甘州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还进一步考证说：“庞特勤并未居住甘州，而是在安西建立政权称可汗。”此后，高自厚撰《论庞特勤为回鹘共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提出了庞特勤为回鹘共主的假想，认为庞特勤是衰奔时期整个回鹘人的可汗，而非某一部分回鹘人的可汗。最近，他在《甘州回鹘汗国的创建者》（《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明确地提出，甘州回鹘汗国的真正创建者是英义可汗仁美。
在仁美之后、景琼之前到底还有几代可汗，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二者之间只有一位可汗，此说以《简编》为代表。此外，林?帧痘伧轿髑ǹ悸浴罚ā豆?⒈逼窖芯吭菏费Ъ??返?卷第1期，1936年）、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等亦持此说。苏北海、周美娟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中进一步强调“实际狄银阿咄欲和仁裕是一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仁美至景琼之间有四位可汗，即狄银、阿咄欲、仁裕（顺化可汗）、仁美（奉化可汗），此说以法国学者哈密顿氏为代表。[20]陆庆夫亦撰《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予以支持。
第三种意见是汤开建在《关于“狄银”之辩析》（《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来的，认为“仁美之后狄银，狄银之后阿咄欲，阿咄欲是否就是仁裕，那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第四种意见是《简编》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仁美之后是狄银，狄银之后是阿咄欲，阿咄欲之后是仁裕，他的封号是顺化可汗和奉化可汗。此说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赞同。在此基础上，孙修身撰《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进一步依据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和题名结衔，排比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可汗之间的姻娅与辈分关系，以支持这一见解。
4. 甘州回鹘的疆域 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等文笼统地将整个河西走廊称作甘州回鹘的疆域。李萍《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则具体指出，当时甘州回鹘的势力虽然相当强大，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对整个河西的统治，凉、瓜、沙地区存在着独立的政权实体，不属甘州回鹘所辖，更勿论鞭长莫及的贺兰山回鹘了。
5. 甘州回鹘与丝路贸易 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如高自厚《甘州回鹘与中西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2期）、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钱伯泉《甘州回鹘国的“国际”关系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孙修身《试论甘州回鹘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北方文化研究》第2集，哈尔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编印，1989年）、李德龙《敦煌艺术S.8444号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收入氏著《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甘州回鹘在中西方丝路贸易中的地位，认为甘州回鹘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交通》（《敦煌研究》1989年第3、4期～1990年第1期）系统地探讨了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关系。?
6. 甘州回鹘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高自厚《甘州回鹘与西夏》（《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汤开建《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分别探讨了甘州回鹘与西夏和高昌回鹘王国之间的关系。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总4期，1983年）则论述了甘州回鹘与瓜沙曹氏及肃州龙家的关系。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P. 3633的研究，论述了唐末五代时期西州与甘州回鹘联合行动，与沙州汉人政权及吐蕃争夺河西的经过。此外，相关的论文尚有下述：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
刘美崧《论归义军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敦煌邈真赞所见归义军与东西回鹘的关系》，《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钱伯泉《张淮深对甘州回鹘国的颠覆行动》，《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苏北海、丁谷山《瓜沙曹氏政权与甘州回鹘于阗回鹘的关系》，《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苏莹辉《敦煌壁画回鹘公主陇西李氏等供养像考略》，《故宫文物月刊》第13卷10期，1996年；
陆庆夫《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关系考论》，《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
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以P. 2915卷为中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
——《敦煌石窟所见天公主考辨》，《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这些论文利用敦煌遗书、敦煌石窟壁画，乃至相关的题记资料，对甘州回鹘与归义军，尤其是张淮深和曹议金时期二者的关系作了探讨。孙修身《试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之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将瓜沙曹氏归义军政权和甘州回鹘交往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互相关系的历史特点作了论述。
7. 甘州回鹘政权灭亡的时间及其社会原因 林?帧逗游骰伧铰月邸罚ā渡缁峥蒲А?981年第3期）、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陈守忠《论河西回鹘》（《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等认为是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汤开建《甘州回鹘史二札》（《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则认为应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此年西夏复占甘州，甘州回鹘政权遂亡。关于甘州回鹘亡于西夏的社会原因，高自厚在《甘州回鹘失守甘州的社会原因——兼论甘州回鹘的社会制度》（《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研究，认为甘州回鹘社会中的病症导致了在与西夏斗争中的失败。
8. 甘州回鹘灭亡后余部的去向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甘州回鹘向外流徙的主要部分投向居住于湟水流域的?g厮罗政权，又向西北方向迁徙，后被称为黄头回纥。如祝启源《北宋时期吐蕃与甘州回鹘关系简述》（《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均持这种看法。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灭亡后，“除一部分留居甘州之外，大部分甘州回鹘西南遁入祁连山南麓、柴达木盆地西北部”。[21]而汤开建在《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一文中则认为西夏占甘州后，甘州回鹘余部分两支外迁，一支向西，先至瓜沙，尔后进入西州；一支向北，沿着黑水进入古居延海地区。高自厚《黄头回纥与河西回鹘的关系》（《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认为甘州回鹘余部既有投?g厮罗的，又有退至西州的，还有降于西夏的，但其主体则是流徙于沙州西南，游牧于甘、青、新交界处疏勒河下游的那部分。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徒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收入氏著《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则认为外迁的甘州回鹘可分为三支，一支投?g厮罗；一支投北宋，居于秦陇间；一支徙于沙州之南，而后西迁至罗布泊一带。
9. 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汉文文献的研究 对敦煌发现的相关汉文文献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成为热点，学者们对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献逐一作了考释，澄清了其中的许多问题，比较重要的有：
高自厚《敦煌文献中的河西回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从两件敦煌文书看河西回鹘》，《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孙修身《敦煌遗书P. 2992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敦煌遗书P. 3016号卷背第二件文书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跋敦煌遗书P. 2992号卷背几件文书》，《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P. 3718〈李府君邈真赞〉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
——《P. 2155〈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时代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90年第4期；
杨圣敏《敦煌卷子P. 3633号研究》，《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苏哲《P. 2992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 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1995年，等。?
10. 对敦煌遗书中有关于阗文文献的研究 在敦煌于阗文文献中，与甘州回鹘有关者不少，黄盛璋先生对其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撰写了多篇论文，如：
《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关于甘州回鹘的四篇于阗语文书疏证》，《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
《敦煌于阗文书与汉文书关于甘州回鹘史实异同及回鹘进占甘州的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9年第1期；
《敦煌于阗几篇使臣奏稿及其相关问题综论》，《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
《敦煌于阗文P. 2741、Ch. 00296、P. 2790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这些论文以敦煌出土于阗文文献为基本依据，结合史书的记载，对甘州回鹘史事作了多角度而有价值的论述。只是由于文中所据文书是据英国学者贝利很不完善的英译转译成汉文的，且译释尚有不尽确切之处，故对于其时代的考订前后也有矛盾，故参考时应引起注意，不可盲从。
（二）对沙州回鹘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
沙州回鹘是90年代初以来才开始广为人们注目的热门研究课题，发其轫者为日本学者森安孝夫，他在《回鹘与敦煌》（《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一文中对回鹘在敦煌的活动进行了论述，认为敦煌回鹘既有可能来自于甘州回鹘，也有可能来自西州回鹘。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则认为沙州回鹘应直接来源于漠北回鹘汗国，840年回鹘西迁时就有一部分进入到瓜沙地区。1028年甘州回鹘灭亡后，又有一部分回鹘人迁居于此，进一步壮大了沙州回鹘人的力量。
关于沙州回鹘是否曾在瓜、沙一带建国立邦的问题，是近年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在过去，学术界有不少人都认识到回鹘集团的存在及其对沙州地区的统治，但未能确证其作为一个政权实体的存在，如森安孝夫《回鹘与敦煌》认为最晚在11世纪初或12世纪前半叶沙州确有回鹘集团存在。起初，这个集团曾操纵曹氏政权，之后取而代之。1052年后彻底统治了沙州；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则认为，1030年时，沙州发生了一场突变的政治动乱，结局似乎是沙州回鹘取代归义军曹氏。但1036年西夏统治沙州时，沙州回鹘曾企图西夏在河西的统治，但最终未得实现，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在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钱伯泉提交了《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不仅探讨了甘州回鹘的兴衰及其与归义军的关系，而且还研究了沙州回鹘的强盛及其在敦煌的统治。接着他在《沙州回鹘研究》（《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中认为，从9世纪中叶到13世纪末叶，回鹘对敦煌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自1014年曹贤顺为归义军节度使起，至1146年金以边地赐西夏，沙州回鹘附属西夏止，沙州回鹘直接统治敦煌达130余年；自1147年至1226年，沙州回鹘虽附属于西夏，但仍以当地统治者的身份存在了80年。这里应当指出的是，钱伯泉对沙州回鹘是这样理解的：“安西回鹘、龟兹回鹘、沙州回鹘无疑是指同一支回鹘”、“沙州是龟兹回鹘国的统治中心，龟兹回鹘又称沙州回鹘”、“沙州回鹘即龟兹回鹘和撒里畏兀”。对这种说法，杨富学在《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沙州回鹘实际上指的是以沙州为中心，统治着瓜、沙东部地区的那一部分回鹘，与龟兹回鹘并非一码事，它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1990年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列举了十条证据证明瓜沙曹氏于1036年灭亡后，西夏并未在瓜沙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直到1067年。在这一时期，统治瓜沙地区的实际上是沙州回鹘政权。后者则指出大致自10世纪初开始，沙州回鹘集团的势力就已经逐步壮大起来并逐步控制了沙州，大致于1036年建立沙州回鹘国。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外，在回鹘文文献中也常可见到沙州回鹘王子、可汗的称号，尤其是1036年攻克沙州的“镇国王子”一名亦可见于沙州回鹘文献中，全称为alp qutluγ uluγ bilgä uyγur tängri uyγur xan（合·骨咄录·羽禄·毗伽回鹘天可汗）。在沙州回鹘洞窟中，亦常可见到回鹘王者像，说明沙州回鹘确曾在瓜、沙地区存在。其灭亡的时间大致在11世纪30年代末。
1995年，杨富学、牛汝极合著《沙州回鹘及其文献》，作为《敦煌学文库》之一种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书中除收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献42件外，同时对沙州回鹘问题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对沙州回鹘的政权组织、社会性质、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及沙州回鹘时代开凿的佛教石窟等进行了系统论述，进一步确证沙州回鹘国的存在。
沙州回鹘说的提出，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赞成者有之，如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苏北海《〈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评介》（《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薛宗正《回鹘史研究新进展——评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96年第6期）、颜廷亮《敦煌文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李树辉《Sarïγ Ujγur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但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如森安孝夫《沙州回鹘国与西回鹘国》（《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陈炳应《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等。亦有的先反对，后赞成，如刘玉权在《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认为：“瓜沙二州自公元1036年被西夏攻陷之后……西夏对瓜沙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227年被蒙古消灭。”后在《沙州回鹘史探微》（《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改变初衷，指出：“公元10世纪中叶前后，在中国西北角出现了一个以回鹘人为主体、以敦煌为中心的民族政权——‘沙州回鹘’。”这些说明，由于受材料所限，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尚难达成统一。
（三）对敦煌回鹘文文献的研究?
回鹘文是8世纪左右漠北回鹘根据中亚粟特文字母而创制的一种文字，用以书写回鹘语言。其创制虽早，但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文献却几无留存。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期回鹘语文献，大多都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所出，另一部分则出自464、465等元代洞窟。前者均为早期文献，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沙州回鹘时期或稍后，后者则主要是蒙元时代的文献；前者主要是一些残篇断简，后者则有不少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佛教著作；就学术界的研究而言，重点主要集中在后者，而对前者则很少研究。[22]
现知的早期回鹘文献主要庋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中。1985年，日本学者森安孝夫首先著文对这些文献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23]，接着，法国学者哈密顿即出版了他的2卷本《九—十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巴黎，1986年）一书，刊布了其中的36件早期回鹘文献。这些文献的内容丰富非常，包括书信、牒状、帐单、诗歌、谚语、格言、词汇表、发愿文、颂词、礼赞三宝文、观音赞、礼佛文、佛经、摩尼教文献和待考宗教文献，全面地展示了沙州回鹘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成为敦煌回鹘文献研究的扛鼎之作。
我国对早期敦煌回鹘文献的研究是以哈密顿此书的出版为契机的，主要成果有：
牛汝极《四件敦煌回鹘文书信文书》，《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四封9—10世纪的回鹘文书信译考》，《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从两件回鹘文残卷看早期维吾尔诗歌的特点》，《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研究》，《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
——《七件回鹘文佛教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牛汝极、杨富学《五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考释》，《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敦煌出土早期回鹘语世俗文献》，《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杨富学《巴黎藏敦煌本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文译释》，《敦煌学》（台北）第16辑，1990年；
——《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收入氏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敦煌出土回鹘语谚语》，《社科纵横》1994年第4期；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李经纬《敦煌回鹘文遗书四种》，《吐鲁番学研究专辑》，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印，1990年；
——《敦煌回鹘文遗书五种》，《新疆文物》1993年第2期、《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敦煌回鹘佛教遗书三种》，《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敦煌Or. 8212(170)号回鹘文文书的译文质疑》，《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P. O. I号敦煌回鹘文佛经残卷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此外，他还发表了《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徒忏悔词〉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惟一一件用摩尼文字母写成的早期回鹘语摩尼教文献进行了译释。该文献的另外两个本子在新疆亦有出土，3个写本各有残缺，但又可以相互补充，成为研究早期突厥语言史和摩尼教的重要文献。
敦煌出土蒙元时代的回鹘文文献较多，除了少数世俗文献外，大多与佛教有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常啼和法上的故事》、《吉祥轮律仪》、《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俱舍论颂注》、《说心性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妙法莲花经玄赞》、《阿毗达磨俱舍论》、《阿含经》、《师事瑜伽》、《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注释本）、《入阿毗达磨论注释》、木刻本《八十华严》断简及回鹘文佛教部派残卷、佛教诗歌集和书信等，其中以《金光明最胜王经》和《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篇幅最大，保存比较完整，显得特别重要，只是由于后者写本太草，加之文义深奥，学界至今尚无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前者，我国学者的研究则较多，如：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汉文翻译家僧古萨里》，《图书评介》1978年第2期；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1986年第3期；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收入《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李经纬《关于回鹘文〈金光明经〉》，《图书评介》1979年第3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张铁山《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七品研究》，《喀什师范学范学报》1988年第5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四卷第六品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品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周北川《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十四品〈如意宝珠品〉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阿力肯·阿吾哈力《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十三品研究》，《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三十品研究》，《耿世民先生70寿诞纪念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
除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外，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投入精力对其他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进行研究，发表了较多的成果，举其要者有：
Geng Shimin, Qädimqi Uygurcä buddhistik äsär "Ārya-Trāra-buddha-mātrikavimsati-pūga- stotra- sūtra" din fragmentlar, Turkluk Bilgisi Araştirmalari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3, 1979；
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牛汝极《伯希和藏品中一件回鹘文皈依佛教三宝愿文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
张铁山《从回鹘文〈俱舍论颂疏〉残叶看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娣丽达·买买提明《回鹘文佛教文书研究：〈师事瑜伽〉与〈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上述文献今天都庋藏于海外图书馆、博物馆或各种研究机构，国内学者只能借助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刊本或照片进行二次性研究。而对于我国收藏的回鹘文文献，有关人员则投入极大热情与精力进行释读、刊布，涌现出如下研究著作：
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2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卷研究》（1～2） ，《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1～2），《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英文载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1/2,1989）；
——A study of one newly discovered folio of the Uighur "Abhidharmakośaśāstr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1/2, 1989;
杨富学、牛汝极《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
——《三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叙利亚文文书中回鹘文部分的转写与翻译》，《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遗憾的是本文之回鹘文转写被全部印错）；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
P. Zieme、牛汝极《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译释》，《中亚学刊》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又载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本载Türk Dili Araştirmalari Yillgi Belleten 6, 1995）；
牛汝极《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回鹘文佛教双语写本再研究》，《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雅森·吾守尔《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这些文献尽管其篇幅要比《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小得多，但因它们都收藏于国内，对我国的回鹘学研究来说，尤其珍贵。
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中，保存有不少回鹘文题记，据笔者普查，计有300余条，其中尤以安西榆林窟为数最多，也最为集中，据初步调查统计，在榆林窟的41个洞窟中，有20个窟都有回鹘文题记留存，计有190余条，590余行。[24]近来，牛汝极、杨富学与法国学者J. Hamilton合作对这批珍贵的回鹘文资料进行研究。[25]?
（四）河西回鹘文化宗教研究
关于河西回鹘的文化与宗教，王日蔚在《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1期，1936年）中已略有涉及，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则对其作了更细致的描述，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以汉文传世史籍中只言片语的记载为依据的，故无法深入回鹘文化的内核。其实，除了汉文史书的记载外，回鹘文文献、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回鹘壁画、回鹘文题记等对此也都有较多的反映，杨富学撰《九～十二世纪的沙州回鹘文化》（《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就是用这些材料写成的。
在敦煌发现的古代回鹘文献中，内容最为集中的是佛教，杨富学曾以西域、敦煌诸地出土的回鹘文写、刻本为依据，著成《西域敦煌文献所见回鹘之佛经翻译》（《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26]通过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的考察，结合石窟壁画，杨富学、杜斗城撰《河西回鹘之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以专论河西回鹘佛教的兴衰。至于景教，虽未发现专门的文献，但从其他文献中出现的基督教徒名字中可以推定，在9～11世纪间，沙州回鹘中是有景教徒存在的。[27]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有7件，其中3件提到了回鹘的可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摩尼教与回鹘王室关系的密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1件提到高昌回鹘的夏都别失八里设有摩尼教教皇，这一记载不见于其它文献，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28]在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解梦书》尾跋中，曾谈到敦煌曾有摩尼寺之设，其时约在9至11世纪间，颇值得注意。[29]此外，钟进文还撰文探讨了摩尼教在甘州回鹘中的流行及其与东西方贸易的关系问题。[30]
与佛教之盛行相适应，沙州回鹘也开凿或重新修复了不少洞窟，对此学界研究成果较多。早在40年代时，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即从莫高窟中划出5个回鹘洞窟。[31]在此基础上，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篇》，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一文通过进一步研究，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中共划出23个沙州回鹘洞窟（其中莫高窟16个、西千佛洞5个、榆林窟2个）。作者还把这些石窟的相当年代划分为前（11世纪初至后期）、后（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二期。对于这种分期法，杨富学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8-1, 1994）认为前期的相对年代与沙州回鹘国存在的时代大致相当，是可信的，但后期的相对年代就不一定准确。如后期中的莫高窟第409、237和148等窟中都有回鹘可汗、回鹘王子或回鹘汗妃的供养人像，说明这些洞窟都是属于回鹘王室的，故不可能开凿于沙州回鹘王国灭亡之后的西夏统治时期。对沙州壁画艺术的特色，刘玉权在《沙州回鹘石窟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一文中作了探讨，认为沙州回鹘壁画，前期基本沿袭归义军曹氏格调，少有自身特色，诸如莫高窟第363和306、308等窟以及榆林窟第39窟等都是如此。后期学习吸收了高昌回鹘画风，探索民族艺术新路，使壁画初具民族风格，这可以莫高窟第245、207窟和西千佛洞等4、13等窟为例。
论及河西回鹘文化，不能不提到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32]1908年2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 Pelliot)在敦煌考察，在莫高窟464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中发现了大量的回鹘文木活字，计有964枚之多。他将其全部携往巴黎，庋藏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后有4枚流散入美国。程溯洛曾就这4枚活字在古代回鹘印刷术上的意义作过简略论述。[33]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他对回鹘文木活字的认识存在着不少偏差。另有消息称，在伯希和之后，俄国探险家也在莫高窟发现了数百枚的木活字，因未见正式刊布而不得其详。
今天我们在国内所能见到回鹘文木活字数量有限，仅有敦煌研究院珍藏的54枚。其中6枚早在1949年以前即已入藏，另外的48枚是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近年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时陆续发现的。48枚中，有19枚同出464窟，其它则分别出自B56（1枚）、B59（16枚）、B162（2枚）、B163（10枚）等洞窟中。[34]杨富学先后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和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二文通过对这6枚木活字的识读和对莫高窟北区新发现回鹘文木活字及法国收藏品的全面考察，结合敦煌地区回鹘民族活动的历史情况，认为这些木活字的创制当早于1300年，至少不会晚于王桢所创制的汉文木活字，说明木活字是古代维吾尔族首先使用的。
通过对回鹘文文献、回鹘文题记及回鹘文木活字的系统探讨，牛汝极、杨富学撰成《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以阐述敦煌之回鹘文书法艺术，指出敦煌回鹘文献的书法可分为写经体、行书体、草书体、刻本体、硬书体和活字印刷体等6种，其形成原因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
对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献语言的研究也于近年取得了重要进展，邓浩与杨富学合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的语音与词汇》，《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论回鹘文献语言的内部差异》，《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词法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
《论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的句法》，《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中的动词及其用法》，《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条件式形式的演变》，《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随后，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经过系统整理与进一步研究，撰成《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一书，于1999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刊行，并于2002年再出修订版。同在1999年，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合著的《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也由新疆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双喜临门，堪称可喜可贺之事。
[1] 伯希和、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3～104页。
[2] 哈密顿著，耿?N、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1-2, Paris, 1986.
[3] E. Pinks, Die Uiguren von Kan-chou in der frühen Sung-Zeit, 960-1028, Wiesbaden, 1968.
[4] 桑田六郎著，钟道铭译《唐宋诸代回纥衰亡考》，《国闻周报》7卷1～期，1930年。
[5] 森安孝夫《关于回鹘的西迁》（陈俊谋摘译），《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回鹘与敦煌》（高然摘译），《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但译文疏失甚多；《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6] 土肥义和著，刘方译《敦煌发现唐回鹘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残片考》，《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193～209页。，
[7] 高自厚《甘州回鹘渊源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8] 陈炳应《也谈甘州回鹘》，《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
[9]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368页。
[10] 孙修身《试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之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11] 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
[12] 顾吉辰《禄胜非甘州回鹘可汗考》，《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李萍《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376页。
[13] 钱伯泉《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14] 林?帧痘伧轿髑ǹ悸浴罚?锻回视牖劓??仿畚难〖?废虏幔?本?褐谢?榫郑?987年。
[15] 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16] 如林?帧逗游骰伧铰月邸罚?渡缁峥蒲А?981年第3期；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17] 张炼《维吾尔族族源问题札记》，《史学文丛》第1辑，1983年；苏北海《从车师族到高昌回鹘》，《西北史地》1983第1期；钱伯泉《喀喇汗王朝是庞特勤建立的吗?》，《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18]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164～165页。
[19] 魏良?|《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50页。
[20] 哈密顿著，耿?N、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第153～154页。
[21]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505页。
[22] 杨富学《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价值》，2002年3月提交中日敦煌佛教学术会议论文。
[23]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语文献”，《敦煌胡语文献》（=《讲座敦煌》第6卷），东京，1985年，第1～98页。
[24] 杨富学、牛汝极《安西榆林窟25窟前室东壁回鹘文题记译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25] 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26] 该文后经修改，被收入杨富学著《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2～150页。
[27]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第70～71页。
[28]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第211～214页；李旭东《从出土文献看沙州回鹘之摩尼教》，《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29] 杨富学《敦煌本突厥文Ïrq书跋》，《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4期（收入氏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30] 钟进文《甘州回鹘与摩尼教——兼述东西贸易中的宗教因素》，《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
[31] 张大千《漠高窟记》，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年。
[32] 雅森·吾守尔《敦煌出土回鹘文木活字及其在印刷术西传中的意义》，《出版史研究》第6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2012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暨丝路历史文化研讨会”于8月3日至5日在乌鲁木齐博物馆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承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理事、代表和10余家媒体记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分学术讨论会、理事会会议及参观考察三部分。会议第一阶段由20余名学者围绕“丝路历史文化”主题报告论文进行交流，内容涵盖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域史地与考古、佛教艺术等多个方面。
此次学术讨论会发表的关于敦煌吐鲁番等文献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黄正建《吐鲁番文书中的〈辩〉》、刘屹《德藏吐鲁番双语文书残片Ch/So10334（TIα）v的道教内容考释》、马德《〈张淮深碑〉的作者再议——兼及敦煌写本之张球、恒安书体比较》、李小荣《王梵志研究三题》、金滢坤《国图藏敦煌本“策府”研究》、张小艳《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词语辑考》、孙继民《黑水城所出金代汉文〈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的复原》、王冀青《伯希和与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孟嗣徽《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几件敦煌文献》、曾良《〈金刚经〉三十二分探讨》、陈菊霞《陷蕃前的敦煌文书——S.11287新探》、索南才让《吐蕃时期敦煌发现汉藏互译佛经文本的比较研究》等；西域史地与考古方面，有冯培红《汉唐敦煌大族与西域边防》、陈楠《吕光出兵西域原因新考》、李并成《塔里木盆地尼雅古绿洲沙漠化考》、伏俊琏《徐松的〈新疆赋〉》、贾应逸《从新疆出土毛织品图案看丝路上的中外交流》、王博《2006年阿斯塔那墓地颅骨的人种学研究》、吴艳春《丝绸之路与西域舞乐文化》、鲍娇《丝绸之路体育文物钩沉》等；在佛教艺术、西域文化、编辑出版等方面，有李翎《吉美博物馆藏敦煌纸画五佛冠》、柴剑虹《探寻历史文化传承的踪迹与规律——新疆文物学习札记》、张先堂《龟兹石窟与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比较再探》、杨秀清《追寻儿时的足迹——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古代儿童生活研究之二》、张小刚《敦煌“维摩方丈故事画”辨正》、王友奎《佛教艺术中的怪兽背屏装饰》、府宪展和吕瑞锋的《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等。学术研讨结束后，郑阿财先生作了简短的总结发言。
在第二阶段的理事会会议中，学会理事代表讨论通过了修改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章程》，确定了为纪念学会成立30周年于2013年在北京举办国际学术会的活动方案。
随后，主办方组织与会理事和代表参观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标本室、新疆博物馆库房、新疆地矿博物馆、北庭故城遗址等文博单位。
关键词：莫高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5-0031-05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Cave Temples of Dunhuang： History， Art and Materiality”held in the Getty Center and UCLA from May 19 to 21， 2016. Based on nearly thirty year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and Dunhuang Academy， this symposium complemented the exhibition“Cave Temples of Dunhuang： Buddhist Art on China’s Silk Road”held in the Getty Center in honor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Professor Fan Jinshi， who has devoted her lifetime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Dunhuang caves. Twenty-two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 Heidelberg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Dunhuang Academy attended this symposium and shared their ideas and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greatly contributing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Keywords： Mogao Grottoes； Dunhuang Studi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ilk Road
为弘扬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与敦煌学研究成果、加强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所在文物保护与遗产地管理方面的合作、促进国际交流与学习，在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大型敦煌艺术展和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洛杉矶成功地举办了。2016年5月6日，由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主办的“敦煌莫高窟：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展览在洛杉矶盖蒂中心隆重开幕。此次展览分为复制洞窟、藏经洞文物和保护专题展示三大部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同时，英国图书馆、英国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吉美博物馆等机构的43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精美文物，也为本次敦煌艺术大展增色不少。展览得到了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美国华美银行、中国远洋海运、美国敦煌基金会、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美国鲁斯基金会、美国yU+co公司等的赞助支持。
为配合敦煌艺术展览，5月20日晚，在盖蒂中心威廉姆斯大礼堂，来自加州大学孔子学院与世界音乐中心的音乐大师以及音乐专业的学生们倾情奉献了一场以敦煌乐、印度乐、中亚以及中东音乐为元素、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听觉盛宴，将沉寂的丝路历史与静止的敦煌壁画转化为形与灵兼备的高雅艺术表演，为此次敦煌展览与学术研讨会增添了精彩的一幕。
以这次敦煌艺术大展为契机，2016年5月19―21日， 由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敦煌莫高窟专题研讨会在洛杉矶盖蒂中心及加州大学举行，会议的主旨是向樊锦诗女士一生为莫高窟的奉献致敬。此次学术研讨会以更深入的视角向观众介绍了莫高窟和藏经洞文献的相关研究，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会议前期在盖蒂中心举行，后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22位学者发了言。负责现场会议分环节的主持人分别为盖蒂研究所特藏与特展部副主任马西亚・里德女士（Marcia Reed）、盖蒂保护研究所中国项目负责人内维尔・阿根纽博士（Dr.Neville Agnew）、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格曼教授（Prof.Burglind Jungmann）、李惠淑教授（Prof.Hui-shu Lee）、威廉.贝德福德教授（Prof.William Bodiford）、洛杉矶县立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负责人史蒂夫・利特尔先生（Mr.Stephen Little）、加州大学佛教研究专家及韩国东国大学佛教研究学院创始人罗伯特・巴斯维尔教授（Prof.Robert Buswell）。为两个分会场会议作总结发言的嘉宾分别为美国敦煌基金会主席倪密・盖茨女士（Ms.Mimi.Gate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扣岑考古学研究所副所长罗泰先生（Mr.Lothar von Falkenhausen）。
首先，有七位学者就敦煌莫高窟的价值、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的成就以及莫高窟未来的发展作了演讲。
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教授（Prof.Victor Mair）作了题为《敦煌，中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的演讲。他解释了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无形的丝绸之路之间的联系。唐朝时，敦煌为连接欧亚文明曾起过重要作用。这一佛教与艺术中心地处河西走廊，不同语言与不同民族的人民在这里完成商品与文化的交流。佛教沿丝绸之路的传播，加上民族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敦煌莫高窟的产生和发展。莫高窟是一座具有丰富内容的宝库，藏经洞出土文献包涵着非凡价值与意义。
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作了题为《敦煌城与莫高窟的历史概观》的演讲，讲述了敦煌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莫高窟独一无二的历史意义。从敦煌最早的佛教痕迹，一枚有“小浮屠里”字样的东汉汉简（公元1世纪）开始，直到清朝藏经洞的发现，敦煌这座沙漠中的城市与莫高窟一起几经兴衰荣辱，最终从历史中保存了下来并回归人类的视线，并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它的重要性。
应这次学术会的特别要求，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研究员发表了《简述敦煌莫高窟保护管理工作的探索和实践》的演讲，讲述了她本人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的53年中，与莫高窟的工作人员一起致力于莫高窟遗产地保护现状的提升，从最初的管理摸索，到通过逐步引入先进的管理和保护理念、与盖蒂保护所等多家国外文物保护机构合作，最终将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与旅游管理工作做到全国领先乃至世界瞩目的水平。这是数十年所有参与莫高窟保护工作的国内外专家们坚持与努力的结果。演讲结束时，她向所有为莫高窟的保护作出贡献的人们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佛罗里达大学来国龙教授作了题为《敦煌在当代中国遗产保护史上的重要作用》的演讲。他开篇提到，藏经洞流散的文物是文化强权下的牺牲品，但莫高窟也正是这种文化强权的终结之地。1907―1908年，斯坦因、伯希和掠去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后，1909年，清政府民政部颁布了《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中国第一部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条文）；1924年，美国探险家兰登・华尔纳掠去莫高窟洞窟的壁画、彩塑文物后，国民政府在1930年颁布了《古物保存法》，确立了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律框架；上世纪40年代，向达、夏鼐到敦煌考察以及常书鸿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启了莫高窟作为中国当代遗产保护的专业化及机构化的先河；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合作，成为中国遗产保护界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化与专业化方面成功的合作典范。
美国盖蒂保护所从事文物保护的首席项目专家内维尔・阿根纽博士（Dr.Neville Agnew）的演讲题目为《客观真实性：莫高窟保护与管理中的文化与合作问题》。报告讲述了盖蒂保护所与敦煌研究院近30年来的合作，通过一系列斯坦因、伯希和时期的老照片，展示了20世纪初莫高窟脆弱的保存状态及遭受的各种破坏，最初80年代末的文物调查工作，对莫高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对文物本体逐步形成系统化的保护甚至将保护工作延伸到游客管理的领域，并出版了多部关于莫高窟保护方面的著作，为现在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开创出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盖蒂保护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多年来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盖蒂保护所与敦煌研究院的合作使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莫高窟不只是单纯的文物保存的场所，它更是一种特殊文化的载体。双方是以保存及延续莫高窟的文化为共同目标而努力至今的。
英国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IDP）”的负责人魏泓女士（Ms.Susan Whitfield）作了题为《信仰、艺术及贸易：敦煌的佛教环境》的演讲，讨论了全盛时代莫高窟与佛教、艺术及贸易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如何成为促进莫高窟及其周边佛教遗址建设、维护和保持信徒连续不断前来膜拜的必要条件。她还从更广泛的视角，结合中亚、印度来看待更大佛教环境下的莫高窟。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博士的演讲题目是《守望敦煌》。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经历了71年的风雨历程，80年代开始与盖蒂的合作使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走上崭新的台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今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进入了基于风险监控、预警系统的“预防性保护的新阶段”。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加快“数字敦煌”项目的进程，已完成了对一些重要洞窟的数字化存档；将进一步完善敦煌研究院数字资源的分享与开放；计划吸引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不同地区、民族、宗教）来敦煌做研究，促进文化的多元化研究；继续弘扬敦煌艺术，在提高遗产地游客的参观体验的同时，推进敦煌文化进校园项目（国内、国外高校），并利用网络发展在线敦煌项目。敦煌研究院的目标是计划在未来10―15年内搭建出一个敦煌学研究与文物保护的国际平台，而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与持续不断的帮助。
有九位学者做了有关敦煌石窟本身保存的壁画、塑像以及相关文化的研究报告。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博士发表了《莫高窟隋代菩萨像研究》，分析了莫高窟隋朝菩萨的一些特征，探讨了隋朝统一中国之后，在东方（中原地区）和西方（印度与中亚）影响下敦煌艺术的发展状况。考察分析隋朝菩萨的头冠、飘带、璎珞、上衣和裙子等的表现形式，综合分析三个阶段的情况，指出隋代的敦煌所受影响并非全部来自中原，也受到了印度和中亚的影响。但敦煌又是一个佛教文化传统极为深厚的地区，一些敦煌本地的艺术家仍然按传统的方法进行创作。
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Prof.Eugene Wang）的演讲题目是《洞窟中的图像如何禅定》。禅定是某些敦煌壁画的主题，但通常来说，禅修并不需要观壁画，洞窟里展示的壁画内容并不是为了教授人们如何禅定，洞窟营建的最初目的也并非为了禅修。汪教授试图解开人们的一些困惑，即如果禅定只是出现在洞窟内的一种图像，那么是谁来实现禅定的行为的，这些人如何禅定，为何在没有禅定者的前提下要修建有禅定内容的洞窟，什么是洞窟中的图像禅定等。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学者克里斯汀・莫里尔女士（Ms.Christine Mollier）发表了《画笔的魔力：保佑敦煌及其居民的护身符》。她关注的是敦煌地区产生的护身符的类型和功能。从相关的研究资料来看，这些护身符不仅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还反映了当时的宗教理念与占星学理论体系。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娜塔莎・海勒女士发表了（Ms.Natasha Heller）《敦煌壁画中的儿童形象与宗教想象之间的关系》的演讲。她将敦煌壁画中的儿童形象与其相关的文学作品，如《千字文》、《开蒙要训》、《百家姓》、《阿弥陀经》、《父母恩重经》、《法华经》相结合进行分析，阐释了这些儿童形象是如何进入人们的宗教想象中，深化了人们对宗教宣传与教育的理解。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学者佩特拉・罗彻先生（Mr.Petra R？isch）发表了《在敦煌石窟、中原石窟及南方石窟中并存的告解与忏悔现象》的演讲，指出敦煌石窟、中原石窟及南方石窟中的千佛、五十三佛、三十五佛，同时结合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碎片，就敦煌不同类型的组佛形象与中原及南方石窟中的组佛形象之间的联系展开了讨论，认为这种图案的出现与告解、忏悔有关。他还针对5世纪至今的告解与忏悔仪式之可见证据共时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蜜雪儿・麦考伊博士（Dr.Michelle McCoy）发表了《莫高窟文殊堂中的炽盛光佛形象》，阐述了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形象的独特性及其出现的历史背景，说明在11―14世纪时，炽盛光佛在中国内地广泛流行性和产生的影响，对壁画的结构与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并推测了这幅壁画被毁掉的下半部分的内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沙尔夫教授（Mr.Robert Scharf）发表了《有关莫高窟的宗教仪式功能》（On the Ritual Function of the Mogao Grottoes）。他认为，莫高窟除了具有人们通常认为的僧房窟、禅窟、礼拜窟等几大功能之外，还应具有宗教仪式的功能。一些洞窟的功能更接近于家族的祠堂，既是死去的祖先永恒安息之所，又通过礼拜、供养等行为的介入，为家族及家族后代子孙求得福荫。
南加州大学学者索尼娅・李女士（Ms.Sonya Lee）发表了《开悟之地：敦煌石窟艺术与大足石窟艺术中出现的山川、森林以及佛教徒的苦修场景》（The Locality of Enlightenment： Mountains，Forests，and Buddhist Asceticism in the Art of Dunhuang and Dazu Cave Temples）。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在山林中修行是整个亚洲佛教修行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许多修行者来说，苦修是为了摒除肉体最基本的需求或者说对肉体进行伤害使其痛苦，以期战胜肉体的桎梏，从而达到灵魂的超然境界。作者从视觉文化的角度，着重收集来自敦煌石窟和大足石窟的物质证据，说明人们对此类修行方式的广泛接受度、世俗人如何及为何表现这些苦修生活。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胡素馨教授（Ms.Sarah Fraster）发表了《历史上曾在西北地区做过的保护与临摹工作：20世纪40年代在敦煌的策展、绘画与摄影活动》。她讲述了敦煌上世纪40年代出现一个临摹创作高峰期的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敦煌这样一个文化宝库未受到任何外界现代文明的影响，保存了“纯粹”的原始状态的原因。她还介绍了当时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如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以及摄影家罗寄梅到敦煌考察并进行艺术创作的经过。
有五位学者的研究是关于藏经洞出土文物包括绘画、写卷，一些写卷和绘画正好在此次展览中被展出，如印沙佛板、《劳度叉斗圣变》纸质卷轴画和《金刚经》等。
纽约大学沈雪曼博士（Dr.Hsueh-man Shen）发表了《宗教仪式中的印章和印章图案》（Ritual Stamping and Stamping Impressions），围绕藏经洞出土的一个印沙佛板及一卷可能由此印章重复盖印而制作的纸质卷轴展开论述。作者尝试证明在纸张上或沙上盖印的做法与宗教仪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在纸上或沙上留下佛的印章图案能够将修行者本身与诸佛联系起来，而留在纸卷或沙上的印记是为证明这种神圣连接时刻而保存的痕迹，包含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同时他还结合藏经洞出土的《千佛名经》，尝试解读这些带有印章图案的写卷可能存在的特殊用途。
芝加哥大学保罗・科普教授（Prof.Paul Copp）发表了《敦煌的宗教祭祀礼仪》（The Ritualist's Craft at Dunhuang），着重关注佛经和佛咒的念诵仪式，并尝试解答这样一个疑问：我们能从藏经洞出土的《金刚经》、《大悲咒》手写祷告文的设计与内容中看出有关其仪式文化的何种本质。作者还指出，祈祷文有三个特点：仪式设计的本质是从念诵仪式的重点部分产生的；仪式设计的产生是建立在对已存在资料的借用与改编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些佛经语言暗示的理解是产生于修行过程之中的。
法国吉美博物馆瓦莱丽・扎莱斯科女士（Ms.Valérie Zalesk）发表了《对敦煌壁画中出现的着僧袍菩萨像的鉴定》（Toward an Identification of Some Bodhisattvas in Monks’ Robes in Paintings from Dunhuang）。她希望通过对法藏的一些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菩萨像绘画的再研究，得出更精确的鉴定结果。在绘画缺少相关文字记录的前提下，将克孜尔、巴米扬、卡克拉克、高昌故城以及藏经洞出土的绘画进行比较，得出这些戴头冠、着僧人装的菩萨像可能是弥勒的结论，并尝试分析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
剑桥大学高奕睿博士（Dr.Imre Galambos）发表了《敦煌写卷〈孝子传〉》。敦煌文献中至少有5件有关《孝子传》的写卷，其中3件保存在巴黎（伯希和中文编号2621、3536及3680），2件保存在伦敦（东方8210/斯坦因389和东方8210/斯坦因5776）。这5件文献的内容都不完整，其内容与中国流传至今并具有相同名称的《孝子传》大相径庭，而且也许是世界上仅存的版本。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想要弄清这些写卷与其他相关孝子内容的写卷以及遍布中国古代墓室画中的孝子故事之间的联系。
法国国家图书馆学者蒙曦女士（Ms.Nathalie Monnet）发表了《对伯希和第4524号汉文写卷中狮牛相斗图案的研究》。P.4524写卷是一幅非常精彩的《劳度叉斗圣变》的经变画，其中劳度叉与舍利弗斗法中出现的狮牛相斗的图案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的苏美尔时期，也曾在地中海的艺术品上出现过，之后又传入波斯和阿拉伯以及巴洛克时期的欧洲和中国。这个图案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不断接受赋予它的新文化内涵。它在敦煌的出现无疑能够证明这个绿洲城市在当时与世界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同时也体现出图案本身强大的传播力量，从一开始它就从未停止从它必须适应的文化环境中跳脱出来，独立地吸引着艺术家们的注意力。
还有一位学者的报告是关于古代丝绸之路经济的，这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理查德・格莱恩博士（Dr.Richard von Glahn）。他的演讲题目是《钱币与丝绸之路上的经济》。从最初的丝绸之路贸易产生开始，钱币的存在就是必不可少的。他通过梳理丝绸之路上从秦汉时期到11世纪的货币流通历史，最终得出结论：即使在商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丝绸之路上，货币的传播也是相当本土化的。本地贸易通常由本地货币来支持，包括那些货物货币。在漫长的丝路贸易史中，从未有一种统一的货币能跨越整个丝路并被固定使用。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特例，那就只有丝绸了，它是丝路上最通用，且通用时间最为长久的货币。
每组学者发言后，听众踊跃提问。听众的提问涉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对莫高窟造成的影响，对莫高窟保护工作的关注以及对各自专业研究的问题。不少美国高校的学生也表现出对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浓厚兴趣。
一、政治与制度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与制度的研究从高峰期向下回落，相关的论文题目急遽减少，除一部分重复旧说外，有些论文呈现出新的视角并使用了新的方法，值得注意。
韩?N对隋代政治提出新解，在《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学术研究》2000—2）一文中，他重新探讨了隋文帝弑周宣帝及被其子炀帝所弑两件公案，通过排比分析相关史料和考证解释，得出二说均不能成立的结论。他的《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2）揭示了隋文帝断然采取积极抵抗突厥的隐秘动机，指出隋文帝在国内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积极主动与突厥开战，不仅具有抵抗外侮、富国强兵的目的，还具有重组军队、巩固政权的意义，在其背后，更有通过抗击突厥来刷新政治的意图。王光照《.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突厥简论》（《安徽大学学报》2000—1）则指出隋炀帝大业初年 ,王朝北境的东突厥汗国已处在方生方成势力复兴之历史当口 ,而东突厥复兴抑成为隋之北疆防务及其东北亚战略发展一主要问题。鉴于此 ,隋炀帝亲临启民可汗牙帐 ,确认并重申开皇十九年 (599)隋与东突厥建立的宗藩盟约，并颁下《褒显启民可汗诏》以实现有隋对东突厥的有效羁縻。沈世培《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4）认为，隋朝对高丽总的方针是羁縻方针 ,把高丽作为它的附属国 ,并围绕这一方针来调整对高丽的和战政策。文帝时期实行的是和好的外交政策.，炀帝大业七年前是从抚慰到征战的转变，大业七年后是征战政策 ,这一过程与炀帝的个性特征和高丽的疑忌心理是分不开的 ,并因此而把隋朝推向灭亡。
有关唐代政治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各具特色。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事变”》（《敦煌学辑刊》2000—2）从敦煌写本唐《唐太宗入冥记》入手，指出在玄武门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该文还考论了唐太宗在玄武门事变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力图洗掉史书中对李世民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牛致功《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中华文史论丛》62）根据文献及新出土的碑文和墓志铭，探讨了房玄龄、杜如晦等17个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并分析了他们的作用，指出，玄武门之变决非偶然事件，而是有预谋、有准备、有安排、目的明确的政治事变，李建成等的败亡，是这次事变的必然结果。刘树友则认为，李渊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采取了看似畏首畏尾无为，其实为中立的态度，遂使事态遽变，玄武门之变骤然发生（《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探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1）。
唐刚卯对开天政治的研究采取了从社会风俗入手的新角度，他的《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东城老父传》读后之一》（《唐研究》6）指出，玄宗好斗鸡，与其十二辰信仰及社会传统的阴阳学说有关，玄宗以十分宠??安禄山为掩护，却寄希望于隐秘地用“金鸡障”的荒谬方法来“压弭”安禄山。由于其对“压弭”法的迷信，未采取有效遏制安禄山势力的方法，促进了安史之乱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贾艳红分析了德顺时期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认为顺宗即位前，主要是官僚集团与宦官的较量，顺宗上台后，演变为顺宗支持的革新派与宦官及守旧官僚的斗争（《论唐代德顺时期的立储之争》，《山东师大学报》2000—2）。卢向前研究了甘露事变后，“惜训恶注”的时人心态，他从其人作为、出身、入仕途径三方面，分析了这一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唐研究》6）。李斌城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及《监送真身供养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结合唐代史籍与墓志资料，考察了参与懿、僖二宗迎送佛骨的僧侣集团，从而揭示了二宗迎送佛骨的真相及这一重要佛事的深层内涵（《唐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僧俗考》，《论集》）。何灿浩分析了黄巢起义后唐末藩镇的状况（《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樊文礼《李克用的尽忠唐室及其背景分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1）对李克用与唐廷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其间关系可用“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一句概括，其中“勤王之绩”是主要方面，这虽与沙陀风俗、李克用个人品格及汉族官员的影响分不开，但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李克用要借助唐廷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2000年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陈氏关于隋唐史种族文化说、集团说等都得到进一步的论考。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以唐末五代李克用为首的代北三部落及融合突厥、回?、吐谷浑、奚、契?、鞑靼等五部之众和部分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军人集团为研究对象，从沙陀的族源、内迁，代北集团的形成，其在唐末的政治影响，在沙陀三王朝中的核心和骨干地位，代北集团的消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代北集团”为作者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作者研究唐末五代史的新视角，值得重视。马驰利用石刻墓志研究了契?部在隋唐五代迁徙分裂的历程，并考察了契?何力家族的文化特征、籍贯变迁、婚姻状况、七代蕃将世家等（《铁勒契?部与契?何力家族》，《论集》）。杜文玉主要利用墓志资料，对史界少有注意的唐代宦官婚姻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唐代宦官婚姻具有稳定性、合法性、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了宦官之间尤其是高级宦官联姻对唐后期政治的影响（《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他还细致研究了唐后期绵亘数世的大宦官杨志廉、刘光琦家族（《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论集》；《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1）通过刘晏三次任使理财的过程，揭示了以往不曾注意的刘晏成功的身后背景和唐代财政运作本身更隐蔽、更复杂的层次，她指出，肃宗、代宗二朝，刘晏相继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刘清潭建立特殊关系，其理财生涯和政治沉浮与内廷权力的交替密不可分。财政使职结交宦寺及成为皇帝私人，主要是因为羡余直入内库及内廷对国家财赋的分割和监控，成为两者的基础。王力平《地域分野难以界说党派之争：〈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商榷》（《历史研究》2000—4）对李浩在《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4）一文中所提出的牛李党争乃士族圈内山东与关陇两大郡姓之争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在唐后期关陇集团不复存在的背景下，用郡姓出身的标准了划分两党，很是牵强，认为牛李党争应从当时特定的社会矛盾来考察。
将政治与学术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永贞革新，成为值得注意的现象。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对这一事件给中晚唐文学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永贞革新是南方寒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以革新姿态向盘踞中枢的北方门阀士族进行的挑战，“标志着唐代文武联合政治向文官政治过渡的一次突进”。而寇养厚探讨了中唐新《春秋》学及其代表人物陆质的思想观点对柳宗元及永贞革新集团诸成员的影响（《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东岳论丛》2000—1）。
宁波天一阁宋《天圣令》的发现，为学界引人注目的大事，戴建国以《天圣令》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成为中日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成果。.他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2）以其发现的《天圣令》所附唐《田令》48条为基础，探索了唐田令的构成、内容等，还研究了《田令》令文是否完整及令与其它法律规范——律、格、式的关系，并提出唐令是唐法律体系主干的观点。在《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上）》（《文史》53）一文中，他又整理刊布了《天圣令·赋役令》50条，其中《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赋役令》的令文27条，为唐令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文中他梳理了23条宋令，得出“北宋前期，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唐开元时期赋役令的内容”的结论。黄正建《唐式摭遗（一）——兼论〈式〉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关系》（《论集》）据日本古籍《倭名类聚钞》辑出唐式佚文，并探讨了唐式的特点及其在唐代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唐代法律研究中对令式原典复原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日本学界律令制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官制研究中，中枢决策机构的研究日渐深入。方本新《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0—4）认为，“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对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运作的框架性特征，刘后滨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6）一文中，他考察了敕牒的特性及应用，认为敕牒是集中反映中书门下体制特征及体现宰相政务裁决权的公文书，是中书门下体制下产生的新形态的中央命令文书。他的《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考证分析了堂帖、堂案和五房、堂后官、堂头、堂吏等，指出中书门下不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简称，而是宰相裁决政务的具体化的相府，它有处理公务的文书堂帖和堂案，及常设的办公机构五房和专门的办事人员堂后官。沙宪如则认为中书省的政事堂议政是政事堂制度的破坏，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是政事堂制度的瓦解（《唐代政事堂制度的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6）。曾维君对自唐代宗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各个时期枢密院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枢密院权力的起伏变化是受着唐代末年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与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影响的（《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山东社会科学》2000-—6）。戴显群《五代的枢密使》（《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全面考察了这一中枢要职，总结了五代枢密使在由内廷班子向外朝机构转化、向掌管军事的外朝机构转化的过程中变化发展的规律。
使职、吏制研究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势。石云涛《唐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使府体制新探》（《论集》）考论了开天幕府构成及僚佐职名职掌，指出开天边镇幕府之僚佐系统是从前期行军总管府历镇军统帅府脱胎而来，而幕府体制与性质是当时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所造成的。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同上）据出土墓志，汇集了有关十将的史料，澄清了一些有关十将的模糊认识。赵雨乐追溯了唐五代武德使、皇城使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唐宋变革期内使职与机构的过渡问题（《从武德使到皇城使——唐宋政治变革的个案研究》，《唐研究》6）。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论集》）考察了市舶使的充任者、设置地点等，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市舶收入对唐朝内库乃至国家财政的影响。王川论述了市舶使、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2）。李锦绣《试论唐代后期的三司胥吏》（《论集》）指出，有官的吏是唐代后期财政机构的主要维系者，官领吏职始于刘晏改革，改变了财政官员的构成及财政机构的运转方式。唐后期三司胥吏分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奉行文书三类，前两类职权更重，由勒留官及商人充三司胥吏，是三司胥吏构成中引人注目的特色。冻国栋《汉唐间“伍伯”浅识》（《资料》17）考察了汉唐间伍伯及其演变诸问题。汉伍伯为“官供力役”，唐则泛称呵辟行路、主行杖之人为伍伯，实以“问事”之名取代之，因两者任役相当，诸种文献或时人习惯上多沿旧称，问事或伍伯在唐属职掌中杂任役之一。
翰林学士成为新的研讨重点。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一书对其形成过程、建制、职能作用、地位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对翰林学士人数、学士职责、学士权力大小、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等提出新解。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4） 以翰林学士的起始阶段，即玄宗、肃宗两朝的翰林学士作一个案分析，并与当时的中书舍人等作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翰林学士的政治环境及相应的社会作用。许辉认为，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至德、宪宗时,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科举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彭万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6）从地域、仕第、交游、德才与文学五个方面对贞元八年榜作了综合考察，展示了这一榜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刘海峰《.唐代俊士科辨析》（《中国史研究》2000—2）认为，唐代俊士科并不是以四门学俊士生为取士对象的贡举常科,而是面向庶民的四门学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拔考试科目。俊士即俊士生,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其存在时间不是止于天宝十二年而是一直实行到唐末。俊士科或俊士制具有某些类似科举的性质,它的设立和衰微反映出参政权向平民开放和教育机会下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何敦铧,林剑华《略论唐五代福建人士登科及其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4）统计福建人士有123人在唐五代科举中陆续登上科第，并考证了福建人士最先登上科第的第一位进士。有关科举制的文章尚有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6）等。
二、经济与财政
土地制度仍有新见提出。卢向前《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论集》）从授受田额、式的规定性、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受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了西州田制可视为狭乡田制代表的结论，将西州田制与全国土地制度联系起来。乌廷玉回顾了“庄园”说产生的历程，认为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从日本学者开始，中国史学界唐朝庄园说深受日本学者（尤其是森谷克己）的影响。作者经过分析有关唐朝庄园的史料后指出，唐朝只有地主田庄，没有包括多种产业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也没有“庄园经济”（《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史学集刊》2000—3）。这一结论与刘红运对敦煌文书“庄”、“田庄”分析后所得的结论相同（《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2）。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分三编十章考察了唐前期土地制度及在中唐的演变。该书指出，唐前期土地制度是一个三极结构的土地所有制体系，中唐以来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它使封闭性的土地所有制演变为开放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此后的中国土地制度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 《法门寺织物的保存状况和已揭展部分的初步研究》（《论集》）研究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织物的保存状况及工艺技术价值，值得重视。郑学檬《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同上）及唐刚卯《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资料》17）、《“库露真”与“襄样”》（同上）研究了唐代金银器工艺技术、家具、漆器等，均呈现出唐史研究扩展视野的新趋势。
陈明光对唐代商业活动进行了细致分析，《略论唐代官私借贷的不同特点》（《中华文史论丛》62）探讨了纯经济性质的私人借贷与县财政属性的官府借贷在债务人身份构成、借贷形态、借贷原因、政府管理乃至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并进而指出，唐代官府借贷社会影响有一点不同于私人借贷之处，即助长商人势力的发展，中晚唐 富商大贾势力明显发展，得利于“置本兴利”财政措施下对“捉利钱户”的种种优惠。他与毛蕾合写的《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中国史研究》2000—4）通过阐述唐宋时期牙人从事田宅买卖中介的行业习俗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指出牙人参与田宅典当买卖，加剧了自耕农的佃农化。谷更有分析了船商的复杂生活，他认为，唐代船商以客贩为主要经营方式 ,他们贩运四方行踪不定 ,逐渐使他们淡化了“恋家”观念 ,导致了多数船商家庭的不稳定。同时,虽然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 ,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以致做下了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试论唐代船商的社会生活》，《思想战线》2000—6）。
吴丽娱关于唐代盐法及物价的系列论文值得重视。她的《浅谈大历高物价与虚实估起源》（《论集》）、《试论唐代后期盐钱的定额管理》（《中华文史论丛》62）、《试论唐后期物价中的省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3）对唐后期重点难点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虚实估起源于乾元、大历，与盐专卖及国家政策有关；元和省估与大历物价不同，是虚实各半的比价；盐钱与两税同样，存在着以省估计算的定额，定额支配着盐钱的收入支出；唐后期物价既受商品经济发展，亦受政府试图支配市场、国家财政部分商品化的双重影响，但最终虚估向实估靠拢，仍体现经济规律的特点，从而为唐后期的物价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外，她的《唐后期五代财务勾检制探微》（《唐研究》6）提出以往几无学者涉及的唐后期勾检制问题，通过大量的考据勾勒了唐后期比部衰微和使职管理系统下勾检制发展取代比部的线索及方式，从而揭示了唐宋之际勾检制度变化的趋势和过程。《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与政权移替》（《春史》）分析了乾符以后，围绕两池盐池的归属，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之间、中央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和拼杀，得出了“对于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最终鹿死谁手”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柳斌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 ,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于清华《唐后期“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评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2）分析了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该文指出，唐后期山东地区受藩镇割据的影响，赋税总量较前期有所下降，但幅度有限，全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只是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南方而已。
此外，黄正建关于唐代社会生活研究的系列论文也颇具新意。他的《试论唐代前期皇帝消费的某些侧面——以《通典》 卷六所记常贡为中心》（《唐研究》6）通过对土贡物品的分析，指出贡物除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或礼仪意义外，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贡物如实反映了某一时期皇帝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需求或消费倾向的一些侧面，进而解释唐前期整个社会的消费状况。《S.9641V号文书与唐代兵士的春冬衣》（《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在研究了该件文书的性质、唐代春冬衣发放制度、当时成套衣服的称呼如“事”、“具”、“对”、“副”等问题后，充分利用文献和文物资料详细研究了兵士一套春冬衣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唐代兵士的衣物消费状况，对研究唐代军费支出和兵士生活也有帮助。
三、军事、交通、民族与对外关系
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利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材料与史籍相互参证，探讨了关涉唐朝全局性的若干军事制度，如府兵装备、府兵的征行制度、兵员制度、行军制度、军镇制度等，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总结之作。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全面论述了唐朝朔方军的崛起、发展、分解及衰弱过程，分析了这支军队兴衰的基本原则。该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德宗时为朔方军的衰弱期，德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也终于完成了对朔方军的分割和西北防务的重新设置，从而使西北对吐蕃的防御变得持久而有力。该书论述朔方军与神策军关系、外部民族环境与朝廷政策的关系、交通道路与防区条件等，也有新意。郭?ゴā堵鬯逄?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4_1.shtml>政治制度与军事政策》（《学术集林》17）对隋唐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新解，认为唐代基本上是一部由军事操纵政治的历史，唐统治者不重视儒学，以武力得天下，并征服四夷，致使武人坐大，唐因之灭亡。作者又指出，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隋唐上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大都由武人坐天下的余绪，下启五代十国藩镇割据之乱局。程存洁《略论唐王朝对西北边城的经营》（《论集》）分析了河西走廊及伊西北庭等地的边城设置和分布情况，并探讨了唐王朝建城对西北边城建置的影响。黎虎《唐代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权能》（《史学集刊》2000—4）一文指出，唐代缘边地方政府在前期为州县二级，后期为道州县三级，它们是唐王朝的外交门户，并分析了其外交职能和特点。王援朝《唐代啄锤考——兼说唐代的戈》（《唐研究》6）认为，唐五代时期的啄锤是一种类似于短柄戈以啄击为主兼有劈砍功能的兵器，为步兵骑兵使用，唐文献中的啄锤与戈异名同物。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成为唐代交通史研究的显著特色。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篇》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清晰展现了高昌通往中原的四条道路、高昌与三个中央政府、十多个割据政权、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交通的历史。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将汉简、出土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过所的起源、唐代过所制度、过所与公验的嬗替、公验过所反映的关防及国家统一、交通贸易及社会关系等。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资料》17）将镇戍、烽所与馆驿、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析，体现了对各地所藏吐鲁番文书综合研究的新趋势。
民族史研究中，有关突厥、回?的成果较多。吴玉贵认为史籍中关于唐初与突厥交往的史实有所避讳或语焉不详，他的《唐朝初年与东突厥关系史考》（《中亚学刊》5）指出，在唐朝消灭或吞并北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东突厥的重要影响，唐朝在北方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突厥有关，或者是得到突厥支持的结果，或者是与突厥妥协的产物。杨铭《〈大事纪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同上）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为线索，联系藏汉文资料，考实唐代吐蕃与突厥的关系，指出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吐蕃为其向西北发展的战略需要，曾先后与突厥十姓部落、后突厥汗国、突骑施等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往形式有互派使节、联合行动、缔结婚姻等。刘安志根据吐鲁番文书，探讨了8世纪初在西州活动并定居的突厥人的来历及他们在西州的活动情况（《唐代西州的突厥人》，《资料》17）。田卫疆一两篇文章研究回?史，其《漠北回?在西域诸地的活动及其后果》（《西域研究》2000——2）指出，回鹘西迁之前，漠北回鹘汗国依靠所控制的“回鹘路”，已插手北庭诸地事务，并于贞元十一年以前击败吐蕃，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迄庞特勤率诸部落居焉耆一带，创建安西回鹘政权，都是早先漠北回鹘汗国在西域诸地活动的直接后果。另篇《“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民族研究》2000——3）认为,“卜古可传说”实际上是唐朝咸通七年（866）回鹘部落联盟中的仆固家族建立西州回鹘国的历史折射，西州回鹘国的创建者仆固俊就是所谓“卜古可”的人物原型。
关于其他民族，杨 《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宁夏大学学报》2000——4）指出，羁縻府州制度.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央王朝实力之盛衰,党项羁縻府州制度的控制力呈现相对的强弱反应。该制度是唐朝与党项利益认同的产物。石硕通过对后弘期藏文史料、吐蕃时代藏文史料和汉文史料三者的相互比照与参证，对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详细的甄别和考订 ,其结论认为 ,后弘期藏文史籍中所载金城公主出嫁对象之情节虽具某种史实背景,但实则缘自一种对史实的误传与讹变 ,是将金城公主入藏前后的吐蕃赞普父子关系弄颠倒而衍生的一个结果（《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民族研究》2000—4）。周佳荣与.龚荫均论及和亲，前者统计在唐代289年间, 正式请求和亲的活动达40余次之多，最终有16位公主分别嫁给了7个少数民族。虽然实现和亲的情况比预期和亲的要少,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盛事,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和亲”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后者认为，到了唐朝 ,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 ,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南诏等 8个族 (国 )共计和亲 2 8次 (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 ) ,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唐代和亲政策述论》，《思想战线》2000—1）。何灿浩阐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湖南地区蛮族的分布、蛮族的活动以及湖南政权同蛮族的关系与政策，认为蛮族的活动对湖南政局有重要影响，湖南政权与蛮族保持了羁縻的关系，但政策思想却有某些变化（《.唐末五代湖南地区的蛮族活动及其它》，《宁波大学学报》2000—3）。
华涛较多地直接利用阿拉伯、波斯语史料，丰富了西北史地的研究内容。他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在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文字资料，描绘了八至十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的活动历史。他的《北庭之战后的回?、吐蕃和葛逻禄》（《中亚学刊》5）结合汉文、阿拉伯文、粟特文史料，认为九姓回?可汗碑关于回?最终夺回北庭、沉重打击吐蕃和葛逻禄的记载是可信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也在回?的控制之中，这为840年灾难后回?西迁天山东部地区埋下了伏笔。薛宗正为怛逻斯之战定性为，从 651年大食首次向唐遣使 ,就同唐朝出现了外交上相背走向 ,大食的河外扩张实质上是对唐朝西域政治的严峻挑战。公元751年爆发怛逻斯之战 ,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 ,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4）。
关于东北亚，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6）认为，统一新罗时期唐罗维持亲密盟好关系，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韩?N对《隋书·倭国传》进行了考释（《〈隋书·倭国传〉考释》，《中华文史论丛》61）。
四、社会、文化与中外交流
婚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志生《唐代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取向考析》（《北大史学》7），通过对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的分析，指出其具有重与皇室联姻的不同于山东旧族的通婚观念，并指出随着时代的改变，其通婚观念出现了从初唐重家族政治背景、到中唐家族政治背景和人物并重、再到唐后期重人物的变化。孙顺华认为，唐朝妇女观大体经历四变，其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文史哲》2000—2）。
盖金伟从唐代郊祀活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出发，集中论述郊祀活动中关于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政府诏令、赦文、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变迁，拟从郊祀祭享这项重大典礼的角度展现唐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以丰富和加深对唐代总体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1）。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朱海指出，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忠先于孝,“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0——3）。葛承雍《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作者》（《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考察说，在中国历史上 ,唐代是移民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民族最杂的一个社会, 唐代人口迁入的特点是周边各族与各国向内地大量迁移 ,而迁出的特点则是狭乡人口向宽乡迁移 ,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移 ,以及时多时少的逃户和动乱时期的南迁。傅玫据出土墓志研究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俨师唐墓所反映的一些唐代社会状况》，《春史》）。
张弓分析了自贞观至元和七次佛经翻译参译朝臣的家世、起家以及参译前后的任官经历，指出参与儒臣具有应举登第多、官至宰相多的特色；唐译场选派第一流儒臣参译，反映了唐王朝对译经所完成的华梵文化转换工程的认真与郑重，这体现了唐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也体现了唐皇室的文化高品位（《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议》，《论集》）。许敬宗是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和史官，曾经领导和参与了唐朝国史、实录等多种史书的修撰。岳纯之《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0—1）指出，.无论从唐朝实录、国史修撰史和许敬宗个人品质，抑或从史料证据来看，许敬宗之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都很难否定。许敬宗篡改实录、国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与唐朝的政治现实、尤其与唐高宗关系至密。
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提出唐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格局可大致分为神观念、鬼观念和佛教的民间化等主要方面，在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佛教与民间信仰彼此的双向作用。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王永平《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史学月刊》2000—5）提出，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贾二强《唐人本命观是佛教》（《论集》）研究了原是佛教说法的本命在流传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干支纪年纪日法融合为一体，形成颇具影响的民间禁忌的历程。严耀中也注意探讨佛教对民间信仰、社会观念的影响。他的《〈新唐书·惠庄太子?执?抵械摹拔魍潦魃瘛薄罚ā堵奂?罚赋觯?拼?魃袷峭ü?鸾桃?氲纳耢螅??魃窀拍钍怯《让窦涑绨荻苑鸾逃跋斓慕峁?K?摹抖鼗臀氖橹械摹捌降却笸酢焙吞扑渭涞木?剿枷搿罚ā短蒲芯俊?）认为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是当时流行的平等观念成为社会思潮的产物，这种观念随佛教西来，流播中土，同时该文还探讨了唐宋间平等观念在民间流行的社会背景。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唐研究》6）通过对初唐时齐士员献陵造像碑铭及早期阎罗王图像的分析，探索了初唐佛教信仰及宗教观念、艺术图像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有关道教的研究中，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论集》）与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6）值得注意。前者通过分析道教在唐前期对外民族交往和对内民族交流中的主要事迹，得出道教在唐代并没有随唐帝国声威而远被四夷的结论，指出道教在唐初没有走上“世界主义”的道路，以后就加剧走向“民族主义”的倾向，日趋自我封闭与没落。后者分析了6种21件唐代道教镜实物纹饰，将其内容分为三类，指出道教镜或多或少或偏或全地体现着道教某种思想或某一观念。张萍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推崇 ,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饮食当中 ,统治者将道教禁食鱼、肉的教规推广到普通百姓之中,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 ,道教节日与节日饮食习惯传入民间 ,道教养生食品受到普通百姓的推崇,这一系列现象反映出唐代饮食文化独具特色的一面（《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2）。
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分“文献考释”（包括“粟特文考释”及“回?考释”）、“专题研究”两部分，对吐鲁番摩尼教及中亚摩尼教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荣新江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一文，对某些学者提出的摩尼教七世纪中叶在吐鲁番传播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803年漠北回?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摩尼教渐广泛传播。葛承雍还研究了唐代的景教（《论唐长安景教传播的兴衰》，《春史》）。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交流》把实地考察、语言文字研究和各种文献综合起来，把对西域文明及中外交流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葛承雍指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炎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唐人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天下国家”盛唐气象》，《今日中国》2000—1）。周尚兵认为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出现是唐继承历代政权的必然结果（《唐代对外开放政策的历史渊源》，《人文杂志》2000—6）。
在唐代 ,中亚有“曹国”、“西曹”、“东曹”国之分 ,而唐代文献混淆了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并把相关史实混淆了。 许序雅《〈新唐书·西域传〉所记“曹国”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 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考古资料 ,.考证了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东曹、西曹的道里方位等。邓文宽《史道德出西域胡人的天文考察》（《论集》）用古天文知识对史道德墓志中相关文句加以释读，指出其用隐晦文字曲折的表达了史道德出于西域胡人。吴倬《尉迟乙僧综考》（《中亚学刊》5）考察了唐初来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林梅村进一步较释了《大唐天竺使出铭》并考证了相关史实（《〈大唐天竺使出铭〉较释》，《中亚学刊》5）。林英着重分析了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提出犹太人或对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的论点（《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2000—1）。苌岚通过分析日本奈良时代寺院资财帐及传世或考古发现的佛具、供养具，探讨了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奈良寺院资财帐所记唐物及发现的相关文物》，《论集》）。荣新江 、段晴认为，图木舒克出土文书所用的伊朗语，不应定名为“图木舒克语”，更不能称作“疏勒语”。根据文书所反映的唐朝羁縻州统治下的年代特征及同书汉文文书属于唐朝时期等理由，将这些文书年代断于据史德城统治时期，其语言应成为“据史德语”（《据史德语考》，《中亚学刊》5）。
有关资料考证校补的论文主要有：李方《唐西州仓曹参军编年考证（上）、（下）——唐西州官吏考证（五）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4、5），牛继清《〈隋书〉时误校补（一）～（五）》（《文史》50），贺忠辉《〈唐刺史考〉增补》（《文博》2000—2），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金部郎官补正》，《淮阴师院学报》2000—1），彭万隆《〈登科记考〉订补八则》，《阜阳师院学报》2000—1）等。
五、敦煌学
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有关敦煌学的论著、论集、论文等如雨后春笋，其中较大规模的论文集有8种，即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以上三种均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荣新江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柳洪亮主编《吐鲁番学研究》创刊号等。专著、个人论文集38种，包括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陈永胜《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雷绍锋《归义军赋役制度初探》（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刘进宝《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柴剑虹《敦煌吐鲁番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张涌泉《旧学新知》（浙江人民出版社），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陆永锋《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牛汝极《回?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文佛教文献》（新疆人民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主撰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方广?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宗教文化出版社），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杨宝玉《敦煌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裴智勇、孙铁《大梦敦煌——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新疆人民出版社），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黄征主编《敦煌传奇故事》、《敦煌佛教故事》、《敦煌孝道故事》、《敦煌智慧故事》（以上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化丛书”包括：汪泛舟《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高金荣《敦煌石窟舞乐艺术》、刘进宝《敦煌历史文化》、《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谢生保《前世善行——敦煌壁画本生故事》、伏俊琏《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谢生保《成佛之路——敦煌壁画佛传故事》、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颜廷亮《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伏俊琏、伏麒鹏《石室奇谐——敦煌小说选析》等。译注有王克孝译《敦煌汉文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赵燕等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邦维、荣新江 、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看它的印度起源》（燕山出版社）等。敦煌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刊布也大量增加，主要有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罗国威《敦煌本文选笺证》（巴蜀书社），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林世田、申国美编《敦煌密宗文献集成》（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彭金章、王建军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文物出版社），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浙藏敦煌文献编纂委员会编《者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部、上海龙华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卷7《法华经画卷》，卷9《报恩经画卷》，卷12《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此外，尚出版了一些大型画册，如段文杰主编《敦煌图案摹本》（江苏古籍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健主编《中国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吴健摄影《艺术的敦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约数十篇，以下简要介绍如下：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陈垣、刘铭恕、王重民原编的基础上，对北京、伦敦、巴黎所藏敦煌写本逐一著录定名，过录写本题记，加注说明，为敦煌学者必备的工具书。《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包括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在英国的收藏与编目、英国收藏敦煌文献叙录、英藏敦煌文献研究四部分，收录了宋家钰、刘忠、吴丽娱、杨宝玉、张弓、马继兴等论文数十篇，反映了敦煌研究的最新成果。
敦煌――一个艺术的殿堂，公元4至11世纪的壁画与雕塑带给人们极具震撼力的感受。
敦煌――一个文献的宝库，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源。
2011，敦煌文化约会上海。盛唐到西夏的莫高窟著名洞窟、按照4：5的比例复制的巨型涅卧佛、华丽的藻井、辉煌的飞天……令观者无不流连忘返。不仅如此，在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以敦煌文化为代表的甘肃省还带来了大型乐舞剧《敦煌韵》、音乐剧《花儿与少年》、天天演世纪广场歌舞专场《西部风情》，以及文化讲座和演出交易等。
这是一次感受甘肃文化神韵的千载良机，这是一场享受甘肃文化精髓的饕餮盛宴。甘肃文化在上海的舞台上将擦出怎样的火花?穿越时空隧道，让我们带您共同重走丝绸之路……
初揭敦煌展神秘面纱
10月25日至11月18日，上海观众期待已久的《敦煌艺术展》在世博会城市足迹馆成功举办。早在开幕前的两周，敦煌展就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展工作。考虑到此次展览的规模较大，不仅有敦煌的10尊彩塑复制品、30幅壁画临本、10件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真迹以及大量的图片资料，而且要按照一定比例还原3个最具代表性的窑洞，原有的展厅可能无法容纳这些“庞然大物”，博会城市足迹馆的工作人员绞尽脑汁，经过几番头脑风暴后，想出了把展览开在大仓库的办法。搭展台，刷墙漆，安置展品，制作产品介绍牌……在时间极为紧迫的情况下，要把空无一物的大仓库改造成充满敦煌气息的展厅，世博城市足迹馆的工作人员与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展开了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10月22日，距离敦煌展开幕的日子仅有三天。此时上海的天气已渐渐转凉，布展的仓库温度较室外更低，布展的工作人员却忙得连脸上滴下的汗水都来不及擦。笔者看到，空旷的仓库已在工作人员的改造后华丽变身为极具敦煌韵味的天地。充满着敦煌色彩的九色鹿壁画，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欣赏价值的敦煌彩塑，按照4：5的比例复制的巨型涅卧佛……置身其中，仿佛时间已静止，心灵的震撼令身处繁华都市的人们产生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要说此次大展极具特色的地方，绝对要数要数按照4：5的比例复制的著名的第158窟巨型涅卧佛。这尊佛像安卧在展厅中央，处于整个展厅最醒目的位置，它向世人展示着佛教艺术的博大与神秘。站在涅卧佛旁，仿佛可与它亲切的对话。它安详的神态展现出的是一种极致脱俗的美感，而且美得那么没有距离感，即使离数米远，也能真切感受到佛祖慈悲为怀的广阔胸襟。与此同时，佛榆林窟第29窟也是这次敦煌展复制三洞窟之一。它是首个全部用矿物颜料临摹复制的洞窟，观众可以近距离一睹那些难得一见的壁画，切实感受敦煌石窟的恢弘气势。除此之外，此次敦煌展的展品还包括10尊彩塑复制品与30幅石窟壁画临摹品。这些都是敦煌石窟不同时期的精品，从题材内容上看，有佛经故事、佛像、经变、供养人等。其中不乏鸿篇巨制，如《都督夫人礼佛图》、《观无量寿经变》、《张议潮出行图》、《千手千眼观音》等都是面积达数平方米的展品。
穿梭在《敦煌艺术展》的各个展品之间，细细品味这些经典的作品，使人不禁觉得仿佛置身于敦煌文化的殿堂，身心都得到了一次洗礼。在欣赏与赞叹的同时，笔者的脑海中也浮现出很多问号。这些堪称“庞然大物”的临摹品是用什么材质制作的呢?又是怎样从敦煌运输到上海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请教了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原来，包括莫高窟第1 58窟复制窟展示的4：5的比例复制的巨型涅卧佛在内的佛像，都是用玻璃钢材质制作而成。选择这种材质是因为考虑到它轻便和遇水不变形这两个显著特点，既便于运输和搬运，又能避免泥塑遇水变形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身长15.8米的巨型涅卧佛因体积过于庞大，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特地将它切割成三部分，分3辆车装载并走高速运到上海。到了上海，经过刷漆的拼接后便丝毫都看不出被切割的痕迹了。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还向我们介绍，此次在上海将展出的10件真迹文献，均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国家珍贵文物。其中《三国志・步骘传》残卷，据考证为公元4世纪东晋时期的抄本，是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早期写本之一。另一件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手书的《酒账单》，记录的用酒账单，反映了敦煌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细细观摩每一件展品。除了心灵上的震撼，更多的是弥补了自己原本对于敦煌文化的肤浅认识。在这些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面前，我们显得那么的渺小。但是作为浩瀚宇宙中的匆匆过客，人类绝对不是走马观花一场，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记录下了对这个世界每个时期不同的深切感受。无论寄托于哪种载体，都烙着沉甸甸的思想文化印记，就如这些珍贵的敦煌文物一般，每一件都渗透着敦煌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流传至今的它们正在向世人传递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种种憧憬……
再度重温敦煌历史
《敦煌艺术展》此次约会上海，随之也掀起了一股“敦煌热”，在目睹了敦煌石窟盛况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敦煌深厚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众所周知，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荟萃和集散之地，也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建立敦煌郡以来，敦煌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处的地区。欧亚大陆诸文明及多重交通网络在此交汇，这里也成为中国一体多元的区域文化重镇，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交往频繁、影响深远的地区。
有人说：“敦，大也；煌，盛也。”美丽的敦煌，在多数人眼中都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罗布泊，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在这个靠近沙漠戈壁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社会安定民风古朴，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敦煌历经了鼎盛时期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历史文化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10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和“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
无论你是被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的壮美景象所吸引，还是被它的李广杏、敦煌瓜、阳关葡萄触动了味蕾，或是被四月八庙会、滑沙节的热闹场景勾起了热情，敦煌都在向世人展现它独特的韵味、独特的美。这种并不刻意的自然流露，向世人展现出的不仅是丰富的历史文化， 更是一种宽广博大的胸怀。
无法终结的敦煌情
近一个月的《敦煌艺术展》于11月18日在世博会城市足迹馆华丽谢幕，告别了上海的舞台和观众。这其实并不是敦煌文物第一次走出大漠，也不是敦煌展品第一次登陆上海。2010年的时候，敦煌的珍贵艺术品就曾被“请”到上海，与上海观众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一年后，敦煌再次约会上海，重现敦煌石窟艺术的盛况，融学术性与观赏性于一体，上海观众足不出门便可领略大漠戈壁的苍茫，欣赏珍贵的出土文物。可以说，这次的《敦煌艺术展》不仅是一次敦煌文化的再现，更是为上海与敦煌两地建立友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搭建了平台。
当我们沉浸在敦煌艺术品的海洋中，观赏到的不论是临摹品还是真迹，都是那么的具有神韵。无论是壁画还是雕塑，都仿佛刚刚从大漠出土一般，身上还带着一股大漠独有的味道。殊不知，这些临摹品和真迹能完美地呈现出我们所看到的这般神韵，源自于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们倾注的无数心血与汗水。从成立保护管理机构起，他们就开始了壁画的临摹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汇聚了几代敦煌美术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心血结晶，真实还原与再现了当年敦煌艺术的神韵，并总结出从起稿、上色、整体调整、完稿等一整套临摹技法，建立了以客观临摹、整体临摹和复原临摹为基本方法的敦煌壁画临摹体系。“壁画临摹是敦煌艺术研究和传承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兼具保护、展示和传播功能，把敦煌艺术的形象传达给没有来过敦煌的人们，是我们的责任。”敦煌研究院的美术工作者这样对我们说。
如何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敦煌的历史文化，已成为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当下应该严肃思考的课题之一。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履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如何在当代续写传奇?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这些历史的印记又该如何保护与传承?我们是多么希望敦煌这座古城流光溢彩，多么希望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又多么希望金黄色的大漠更加浩瀚，更加辉煌。
面对古人留下的巨大历史遗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护与传承的义务。保护遗迹和文物，并不只是文物工作者的责任，而是应该扎根于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中。72岁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委员作为一名连续4届当选的老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上的提案还是离不开令她魂牵梦绕的敦煌。她建议，敦煌应积极利用太阳能资源，发展光电产业，走新能源开发利用的道路。在此次《敦煌艺术展》的同期，樊锦诗还做了有关敦煌文化的主题讲座，让中外嘉宾感受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的独特魅力，唤起对西部自然风光、雄厚历史文化的神奇向往，也自然地唤起大家对于保护与传承敦煌文化的责任感。
《敦煌艺术展》与上海仅仅是短暂的相会，却带给了我们无限的回味。我们感谢，感谢辛勤的敦煌研究院学者和世博会城市足迹馆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奉上的这场饕餮盛宴；我们期待，期待敦煌与上海的下一次相会，期待敦煌的宝贵文物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我们憧憬，憧憬更多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优秀民族文化和原创作品能通过艺术节等平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惠民昆曲 一饱眼福“兰韵雅集”2011金秋昆曲推广日活动
今年是中国昆曲艺术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和口头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十周年。上海昆曲团为了更好地向市民普及推广昆曲这门高雅艺术，特别推出“‘兰韵雅集’2011金秋昆曲推广日”活动。演出包括上昆近年来倾力打造的精品剧目精华版《长生殿》。此次演出为了体现昆曲的传承精神，由青年昆曲表演艺术家黎安、余斌担纲主演。老艺术家不辞辛劳地手把手教戏传授，在传承中培育了昆曲舞台上新一代的唐明皇、杨贵妃。此次演出也是传承后的首次正式公演。
奥美零空间2011秋季展“幻想童年”开幕
2011年11月3日，北京奥美零空间画廊(OGallery)2011年秋季展正式开幕，成为今年继“庆祝大卫・奥格威百年诞辰暨奥美员工百件作品展”之后的第一次展览。
以“幻想童年”为主题的秋季展邀请到了李展、刘坚、杜艳芳、袁摇⒀铉妗⒑嘏翮髁位年轻的大陆艺术家，分别从雕塑、版画、摄影、油画、铅笔画等诸多艺术形式，诠释其对童年的各异遐想。
奥美零空间策展人韩从武先生说：“参展的六位艺术家均来自中央美院，除李展明年由雕塑系研究班毕业之外，其余五位艺术家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由于艺术行业竞争激烈，青年艺术家在刚刚步入社会之际往往需要更多的机会与平台展示自己，这将对他们未来在艺术行业的发展与造诣带来莫大的鼓励。”
寺上美术馆开馆展梳理中国当代雕塑三十年
2011年11月5日，北京顺义区的一家民营非盈利性美术馆――寺上美术馆在经历了两年多的改造后，终于迎来了它的开馆展“清晰的地平线――1978以来的中国当代雕塑”。展览由青年策展人何桂彦策划，艺术史学者易英、艺术批评家殷双喜任学术主持。
寺上美术馆是由过去的一个胡萝卜食品加工厂改造而成的，就如很多艺术区以工厂打造文化基地一样，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寺上美术馆是这胡萝卜加工厂经历了两年改造之后展示在大众面前的第一个成果。此次寺上美术馆的开幕展也作为胡萝卜艺术区的启动仪式。
著名艺术家隋建国与建筑师王晖根据寺上美术馆的地理位置与外部环境量身打造了大型景观雕塑作品《寺上-94度8分》，以红色脚手架组成围墙的形式安装在寺上美术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苏黎世美馆将展“呐哈德收藏”藏家曝家庭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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