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研究生教育 特色课程 IT前沿技术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了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校企合作的IT前沿技术系列课程和面向行业的软件特色系列课程建设”（批准号：10JGXM-MS02）的支持。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154-02
软件学院培养的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必须满足技术市场对软件人才的需求。大规模系统或应用软件研发企业不仅要求新员工有较好的软件基础知识、扎实的计算机软/硬件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软件开发经验，也要求他们了解IT前沿技术和最先进的软件开发工具，掌握将从事的相关行业的特色、行业的专业知识和与行业有关的软件开发的特点。
为了让软件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特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能够在相关行业发挥重要的作用，软件学院必须改革现有的软件通才培养体制，培养出能满足21世纪国家科技发展需要的软件人才。如何和业界领先的IT企业合作，开设IT前沿技术系列课程？如何面向特色行业，开设面向行业的专业课程？解决这些问题将大大提高我们培养的研究生水平，满足国家对软件人才培养的需求。以此为目的，中山大学软件学院与著名IT企业合作，开设了系列IT前沿技术课程，帮助学生了解IT技术发展的新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和趋势。同时，软件学院针对行业软件开发的特点，重点强化与落实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环节中的产、学、研结合的能力与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得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具备较强的行业专业知识，从而缩短企业人才培养的周期。我们认为，中山大学软件学院的研究工作为软件学院研究生培养找出了一条新路：以和特色行业的典型企业或机构共建“研究生教育行业实践基地”为基础，挖掘其具有行业特色的实际应用需求，优化专业学位课程建设，开设面向行业的专业课程。
一、软件学院特色课程建设现状
软件学院是一个较新型的办学模式。2001年教育部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教育部文件“教高[2001]3号”）通知后，全国各重点高校都建立了软件学院，积极探索软件学院的办学模式。软件学院作为信息产业人才培养的核心基地和国民经济信息化专业人才培育的摇篮，受到国家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软件学院纷纷对合作办学模式进行逐步探索与实践，希望各走出一条特色化软件人才培养之路[1]。这些典型探索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出的“软件工程硕士开放式教学体系的建设方案”，以改革软件工程硕士培养的教学体系[2]。2009年，中国惠普公司与重庆邮电大学共建“重庆邮电大学惠普软件学院”，将惠普的经实践检验的知识体系引用到高校教学中去，创立更符合企业需求、“方向培养”与“工学结合”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3]。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针对软件工程专业，突出工程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通过院―企合作，加强面向市场需求的工程型人才培养；通过院―院合作，加强Computer+X和X+Info的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以此模式为基础，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教学体系，实现了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创新。该学院通过与企业合作，及时掌握IT企业的最新发展动态，把握人才的最新需求，及时调整现有的教学方案，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4]。深圳大学软件学院以“校企联合，注重实践”为指导方针，大力发展与企业的联合人才培养计划，创造了软件学院办学新模式。该院通过课程认证、联合办班等合作形式，与国家和地方软件园、著名软件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5]。但是，总体来说，这些探索性工作还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业界还没有对校企合作的模式和影响作系统的研究。
将行业专业知识引进到教学中也开始得到重视。已经有些教学者在实际教学中采用此办法展开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果。李儒、王克亮等在“跟踪提高采收率前沿技术，搞好课程教学工作”论文中提出，“在高等院校应该紧密跟踪提高采收率的前沿技术，有的放矢，搞好《提高采收率原理》课程的教学工作，为石油工业提供基础理论扎实、掌握前沿技术的专业人才”[6]。傅延勋等在“对开设‘分离科学与技术前沿’课程的思考”中指出，“在理科化学与应用化学专业研究生中开设“分离科学与技术前沿”课程，可使学生了解拓宽这方面的知识面及其一些最新动态，掌握分离工程领域的最新技术，更好地适应毕业后的工作环境”[7]。汪琨等“在立足教学改革，瞄准学科前沿―“基因工程技术”精品课程建设”中强调了“在基因工程技术课程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和实验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瞄准基因工程技术的前沿，有利于基因工程技术课程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8]。
中山大学软件学院在以上领域已经做了有益的探讨和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校企共建IT前沿技术课程系列”的建设已经展开。其中“SOA原理与实践”课程获2009年度“教育部―IBM精品课程”、“服务工程与实践”课程获2011年度“教育部―IBM专业综合改革项目”、“Web 2.0程序设计”课程获2010年度Google Research Awards （Education Innovation）等。我们在软件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中，与行业特色企业合作，挖掘其具有行业特色的实际应用需求，优化专业学位课程建设，开设面向行业的专业课程的工作得到了重视。
关键词：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共同前沿函数；共同技术比率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4-0154-07
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全球新的趋势。2015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市场和最大的碳排放量国家。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SO2和COD排放减少8%，CO2减少17%；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大幅度提高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有效控制能源、水资源以及建设用地消耗，大幅度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并逐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转变是未来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文献综述
数据包络分析（DEA）由于能够提供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因此被广泛运用到能源效率分析。然而，许多文献[1-2]都是基于径向效率测度方法，由于忽略了松弛变量，导致估计出来的能源效率值过高[3]。为了克服这个问题，Tone（2001）[4]在DEA中引入基于松弛变量的测度方法（ Slacks Based Measure，SBM）测度技术效率，这种方法具有非径向、非导向的特点。Zhou et al.（2006）[5]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到SBM模型对环境效率进行测算。最近的一些文献都采用SBM方法测度中国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碳生产率[6-7]。
尽管相关研究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一个最基本的限制，就是都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的生产技术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测度出来的能源效率值是有偏的[8]。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工业发展差异较大，因此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差距。因此，假设所有的省份都具有相同的生产技术，相对过于严格。而“共同前沿方法”可以克服这些限制，一些研究已经将共同前沿方法纳入到方向性距离函数（DDF）框架里面[9-10]。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SBM和共同前沿方法相结合测度考虑地区异质性的中国工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
二、研究方法
（一）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
本文将每一个省的工业行业视为生产决策单元（DMU），由此构造中国30个省市每一个时期的生产前沿面。根据Fre等（2007）[11]的思路，假设每一个地区使用投入要素
。
根据Tone Cooper 等（2001）[12]提出的SBM处理方法，中国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的SBM模型如下：
b0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要素；ρ*为目标函数；λ表示投入要素权重的列向量；s-、sg、sb分别表示各项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的松弛向量；m、s1、s2分别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个数。当投入和产出约束越松弛，即s-、sg、sb的值越大，则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就越低。当s-=0、sg=0、sb=0时，决策单元的效率值ρ*=1，表示决策单元SBM有效，处在最优解情况下。否则决策单元无效，还可以通过改进，达到最优效率。
（二）Meta-frontier 生产函数
由于我国不同省域之间存在异质性，因此各地区面对的生产前沿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此时，如果继续使用总体样本进行工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评价，将无法真实反映各省区的工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针对这一现象，Battese等（2004）[13]提出共同边界生产函数（ Meta-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的分析框架，其主要思想是：首先依据一定标准将DMU划分为不同的群组，然后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界定所有DMU的共同前沿和各组DMU的群组前沿，测算出共同前沿技术效率和群组前沿技术效率，接着比较两者之间的技术缺口率（Technology Gap Ratio，TGR）。
后来，Battese等（2004）[13]、O’Donnell等（2008）[14]进行了改进，用DEA方法取代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并采用线性规划法构建了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并将共同前沿技术效率分解成群组前沿技术效率（Group Technical Efficiency，GTE）和共同技术比率（Meta-technology Ratio，MTR）两者的乘积。包含了非期望产出的共同前沿技术的集合为：
能够生产出
其中，x、yg、yb分别表示投入向量、期望产出向量和非期望产出向量。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可能性集定义为：
根据经典效率理论，此时共同技术效率等价于共同距离函数，其函数形式可以表示为：
同理，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划分，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群组（i=1，2，3），DMU所在的群组技术集合为：
能够生产出 群组所对应的可能性生产集为：
等价于群组技术效率（Group Technical Efficiency） 的群组距离函数为：
由于共同前沿技术是群组前沿技术的包络曲线，满足 共同前沿框架下的共同技术比率（MTR），也叫做技术缺口率（TGR），反映的是群组前沿跟共同前沿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共同技术比率（MTR）越大，说明群组前沿技术越接近共同前沿技术水平，即实际生产技术效率（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实际生产技术效率（水平）越低。其表达式如下：
进一步可将代表潜在生产技术水平的共同技术效率（MTE）分解成代表实际生产技术水平的群组技术（GTE）和共同技术比率（MTR）两者之间的乘积：
为了分析不同地区生态能源效率差异的内在原因，进一步挖掘各地区生态能源效率提升潜力，借鉴Chiu（2012）的做法，将各省份共同前沿下的生态全要素能源利用无效率（IE）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IE）和管理无效率（MIE）两个部分。
其中，TIE代表的是不同省份之间由于生产技术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无效率，MIE表示的是一个地区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内部管理能力差异导致的无效率。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按照上述理论方法，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剔除以及港澳台地区以外的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市工业部门2004-2014年包含了生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原始数据。数据来源主要有历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EPS数据库以及国泰安金融数据库。相关数据的处理如下：
1. 期望产出。考虑到污染排放总是贯穿于工业生产的全过程，因此本文选取工业总产值作为期望产出，并用以2004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由于从2013年开始，《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改为《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工业总产值的数据， 因此分别利用2012、2013、2014年与2011年“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计算。
2. 非期望产出。本文选取CO2、工业SO2和工业COD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1）由于CO2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燃烧和水泥生产。因此本文根据IPCC（2006）和杜立民（2010）的计算方法对CO2排放量进行了测算。（2）工业SO2和COD排放量从EPS数据库可以直接获取。
3. 要素投入。本文要素投入主要考虑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资本投入：首先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原值减去累计折旧的差值，再以2004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差值进行平减，最终得到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作为固定资本存量的替代变量。劳动投入：选取工业行业职工年平均人数来表示。能源投入：选用地区能源消耗总量来表示。
三、省际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结果与分析
表1是在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下2004-2014年我国30个省市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算结果。可知，我国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总体偏低，区域差异比较明显。在共同前沿下，各群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值（MTE）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其值分别为0858、0614和0482。这表明，如果采用潜在的最优生产技术，东部地区还有142%的效率提升空间；同理，中部和西部地区仍将分别有386%和518%的效率提升空间。从具体群组来看：（1）在东部地区群组中，平均群组技术效率表现最佳的是北京、上海和江苏，这三个地区对应的GTE值和MTE值都达到1000，达到生产的最优状态；表现最差的三个省份分别是辽宁、河北和海南，其对应的GTE值和MTE值都相等，分别为0712、0661和0625。这表明将环境因素纳入生产效率衡量框架之后，无论是与东部地区群组前沿最优生产技术还是与共同前沿最优生产技术相比较，这三个省份在生产上都仍有288%、339%和375%的效率提升空间。同时，东部地区的GTE值和MTE值差距均为零，表明东部地区本身就代表先进能源利用水平。（2）在中部地区群组中，群组前沿效率值均大于共同前沿效率值。与群组前沿生产技术相比较，吉林的GTE表现最佳达到1000 ，而表现最差的山西仅为0559，说明山西在生产上还有441%的效率提升空间。同理，与共同前沿生产技术相比较，吉林和山西两个地区分别有322%和595%的效率提升空间。（3）在西部地^群组中，群组前沿效率均大于共同前沿效率值。与群组前沿生产技术相比较，陕西GTE值表现最佳达到1000，而表现最差的宁夏在生产上还有362%的效率提升空间；而与共同前沿生产技术相比较，两个地区则仍分别有473%和609%的效率提升空间。
注：所有均值为几何平均。
注：所有均值为算数平均值。
共同技术比率（MTR）反映了特定群组技术水平与潜在共同前沿技术水平之间的缺口。当MTR越大，表示DMU的实际技术水平越接近共同前沿最优技术水平。由表1可知，三大群组的MTR均值从高到低的排列同样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的MTR平均值都达到了1，表明东部地区的技术水平基本上代表共同前沿最优技术水平，内部不存在技术差距，因此未来东部，如河北、辽宁和海南等地区要着重提高群组前沿下的能源利用效率，充分挖掘节能潜力。中部地区MTR值为0735，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因此缩小技术差距，是提高生态能源效率的关键。西部地区MTR值仅为0560，在三个地区中最小，结合上面的分析可知，技术效率低和技术差距大已经成为西部地区提高生态能源效率的两个重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分析三大地区生态能源效率差距扩大的根源，挖掘生态能源效率提升的制约因素，本文分析了30个省市共同前沿下的生态能源利用无效率（IE）以及技术无效率（TIE）与管理无效率（MIE），具体分解结果见表2。其中东部地区11个省市的TIE值均为0，而MIE均值为0148，说明东部地区拥有最好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环境，能源利用无效率都是因为管理无效率造成的，东部地区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中部地区一方面MIE值在三个群组中最大，达到0166；另一方面TIE值对整个中部群组能源利用无效率的贡献率达到了591%，因此中部地区未来要同时要考虑改善技术和提高管理效率的双重任务。西部地区MIE值在三个群组中最小，仅为0139，而TIE值最大，达到0379。其中，TIE值占到整个能源利用无效率的733%，可见西部地区相对来说能源利用技术严重落后，因此提高能源利用技术环境，积极吸收和引进东部地区先进生产技术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中之重。
四、 中国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指标选取
上面已经通过Meta-frontier方法获得各个地区的群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值和共同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值，但是哪些因素影响地区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在参考相关研究[14-15]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选择以下几个主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indus）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研发投入（rd）采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环境规制（er）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政府干预（gov）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
（二）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由于共同前沿方法测算出来的效率评价值均介于0-1之间，所以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会导致参数估计有偏误。为了克服以上结果，本文采用Tobit截断回归模型，分析外部环境变量对生态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yit为第i个省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解释变量xit为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β为待估参数，υit～N（0，σ2）表示随机效应，εit～N（0，σε）表示随机干扰项。
利用上式，先后采用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分析各变量对共同前沿生态能源效率的影响，最终决定采用随机效应的面板Tobit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产业结构对全国和三大群组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均为负，即工业增加值比重越高，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越低，这反映出我国当前工业发展仍然处于高能耗、高污染排放阶段，工业比重的上升对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其中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影响最大，达到- 1012，其次是西部- 0681，而对东部地区影响并不显著。说明，过去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工业的快速发展；而东部地区由于过去一直不断升级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绿色增长。因此未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提高我国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关键。
对外开放程度对全国、东、西部地区显著为正，而对中部地区并不显著。这是因为扩大对外开放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可以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降低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另一方面也存在将国外一些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内地，成为外资的“污染天堂”。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从全国来说提高对外开放程度能带来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从局部来说，中部地区在加快对外开放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和环境管制要求。
研发投入对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而对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具体而言，全国、中、西部的研发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MTE分别增加4210%、4401%和2130%。这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研发实力较为薄弱，因此研发投入的边际产出绩效较高，研发投入能够对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对全国以及三大群组的影响较为一致，都是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跟指标选择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有关。一方面，工业污染治理是属于环境保护的“末端治理”，并未对生产过程和生产环节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不会直接提高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环境规制越严格，意味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越高，因此企业用于生产和研发的资金相对减少，由此产生的“挤出效应”，限制了企业规模扩大和技术提高，不利于工业企业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选择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环境规制执行标准，才能有效提高我国各地区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
政府干预对生态能源效率的提高均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许多以往的研究结果都认为，政府干预越大越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而降低能源的使用效率。而本文的研究跟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这可能是由于本文在测算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过程中，同时考虑了工业SO2、CO2和 COD三种环境要素，这与以往没有考虑环境因素或只考虑其中一种环境因素所得出的结果不同。其次，能源消费产生的环境污染具有负的外部性，需要政府的引导干预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最后，企业生产需要的一些绿色技术也需要政府的介入才能更好地推广和应用。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在共同前沿分析框架下，利用非参数SBM-Undesirable方法测算了2004-2014年中国各省区工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以及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共同技术比率（MTR），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总体上看我国三大群组共同前沿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MTE）和共同技g比率（MTR）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
（2）而从群组前沿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GTE）来看，三大群组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
（3）生态全要素能源利用无效率均值分解来看，东部群组能源利用无效率都是因为管理无效率造成的，中部群组技术无效率和管理无效率同时显著存在，而西部群组技术无效率最为明显。
（4）面板tobit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研发投入、环境规制、政府干预对共同前沿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都不尽相同。其中：产业结构的影响为负值；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污染效应，有助于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研发投入对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方向为正，且影响力度最大；环境规制对全国以及三大群组的影响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对生态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调整能源供应结构，显著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加快工业发展向高效低碳化转变。其中，东部地区一方面要总结和推广好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管理效率，充分挖掘地区内部节能潜力。中部地区要通过积极吸收和引进东部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技术升级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西部地区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改善能源效率。
（2）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实质性、大力度调整。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方式来显著降低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工业部门或者生产环节的比重。
（3）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促进绿色低碳技术成果产业化。通过集中资源超前部署相关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加强公共研发机构和实验平台建设，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自主化工程、重大项目国产化率等要求，促进绿色低碳技术成果产业化。
（4）完善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的考核机制。将考核重心从过去唯GDP、唯经济总量增长和唯经济效益调整到以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上来。彻底从体制上解决地方政府盲目热衷重化工业发展，绿色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充分释放政府干预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
（5）加大外资引进力度，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一方面要通过制定积极地财政金融政策吸引境外资本流入；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外资进入“绿色门槛”，引导外资向干净清洁、污染小的环保产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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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1-27
关键词：生产前沿； 技术追赶； 创新转型
中图分类号：F2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2-0031-07
Dynamic Traje Ctory of Chinese Catching up the World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Time Trends of Chinese Approaching th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
GAO Xirong，ZHOU Chang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Chongqing 400065）
Abstract：Based on the inputoutput data of 56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1990 to 2010，the multigage
VRS model was adopted to estimate the world production frontier and analyze the distancechange trend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industrial technolo gical frontier，drawing a dynamic trajectory for China to catch up the
global advanced technology.It showed tha both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an represent the world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while Korea follows them p ared with United States，a great gap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vel in China has still existed bu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is being reduced markedly in the recent
years.The Chinese technological catchup processes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the first stage is the
far distance stage apan from th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 in 1990 to 1991；the second stage is the quickly
shorten stage in dist ance to th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 in 1992 to 1994；the third stage is the moderate
shorten stage in distance to th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 in 1995 to 2001；and the forth stage is the close stage
to th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 in 2002 to 2010.According to the dynamic catching up trajectory，China
would reach the average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vel of current Korea in 2018.
Key words：production frontiers；technological catchup；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自1840年伊始，赶超世界先进技术一直是我国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乃至全体国民
的共同梦想。经过人们的共同努力，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精神得到
了全世界的公认。然而，一旦以人均经济指标来衡量，我国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便立即显
现出来。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明
显的差距，未来的追赶道路仍然十分艰苦和漫长。
为了形象地刻画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动态轨迹，定量地测算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生产技术差距，科学地预测我国未来的追赶道路，本文将从产业技术前沿的视角来进行相应
的探讨，希望以此来客观地评判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状态，并澄清可能存在的模糊认识，为
我国加速赶超世界先进生产技术提供决策参考。
1 文献综述
在经济理论中，生产技术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Solow将技术作为外生因素，测
算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认为经济增长的80%以上来源于技术的贡献[1～2]。
Arrow、Romer、Lucas等进一步将技术内生于经济增长之中，构建了基于技术内生的新
增长模型[3～5]。随着对技术进步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注意到了技术赶超现象，即先前的落后国
家通过技术追赶而接近乃至超越原来的领先国家。技术赶超最早由Gerschenkron提出[6]，之
后Nelson和Phelps作了进一步的发展[7]。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技术赶超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也就吸引了国内学者对技术赶超的高度关注。 贾嘉等认为技术赶超是指在一个固定的技术轨道上，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具有更快的相对速度[8]。吴晓丹等认为技术
赶超是跟随者与先行者之间相对运动的速度和位置关系[9]。郭根山认为赶超战略是经济
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赶超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其
本质在于强调战略的目的性和赶超意识[10]。
关于技术赶超的可能性，Posner认为由于经济体间存在着技术水平差距，那些拥有
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的经济体能够通过模仿领先者的生产而出现追赶现象[11]。
Nelson和Phelps认为国际间的技术扩散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技术赶超的主要原因[7]。
袁泽沛等认为技术上的“势差”（即技术差距）作为技术扩散的充要条件，为落后国家带来了特殊的发展
机会[12]。
关于技术赶超的实现条件，张国胜认为技术赶超是国家经济赶超的基础，但成熟
的技术轨道上并不存在赶超的机会，只有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才
能带来赶超的机会窗口[13]。Griffith等对生产效率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落后于产
业前沿的企业经历了一个更快的生产率增长过程，且在地理位置上与前沿企业越接近则赶超
更快[14]。Serranito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的赶超过程如果尚未结束，则长期收敛效应假设仍然
成立，落后国家将会比先进国家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但此类增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小[15]。
关于技术赶超的影响因素，杨文举等认为技术追赶的实现需要建立在诸如技术
差距的存在、落后经济体拥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之下[16]。
邹薇和代谦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经济赶超，是
因为其人力资本水平低下[17]。生延超通过探究日、韩两国技术赶超的过程及经验发现，后
发国家技术赶超方式是与其拥有的技术能力密切相关的，技术赶超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技术能
力不断提高的过程[18]。Drine认为法律法规、投资环境等制度体系对于缩小技术差距、加
速技术赶超非常重要[19]。Manca认为国家之间的技术赶超过程，拥有更好制度体系的国家
呈现出了更高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和更快的技术采用率，并能更快地接近生产前沿[20]。
Camilla等认为进口和FDl对于效率外部性的扩散有着显著的影响，进而加速了欧洲国
家的技术赶超，且进口在短期内的作用更加显著，而FDl的长远影响更重要[21]。
关于技术赶超的成功案例，陈一博认为美国和日本都是从技术后发国成功实现赶
超，并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的典范[22]。朱美光研究了我国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带的“技术
追赶”经验[23]。Park研究了韩国公共部门对数字无线通信技术的追赶与引领跃迁战略[24]。Joo和
Lee等研究了三星电子对索尼技术能力的成功赶超，并分析了赶超过程中两个企业技术特
征的多方面变化[25]。
从现有的文献看，尚缺乏对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技术动态过程的刻画、测算、分段与预测，而这正是本文重点关注和准备探讨的问题。
2 研究方法与数据结构
2.1 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任务是估计世界生产前沿，分析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距离，并考察这种距离的时间变化趋势，据此来判断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动态轨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一方面，不同经济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往往是不同的，
因而难以设定一个统一的生产函数；另一方面，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所选择的主要经
济体限于56个主要国家，样本容量受到限制。在此情形下，SFA的采用条件不充分，因此，
本文选择DEA方法来计算世界生产前沿。
DEA分析是根据投入-产出数据集来确定实际生产前沿，在数据真实且无过多奇异的情
况下，可以得出更加接近于现实的结果。DEA方法并不直接对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决策单
元的效率与投入、产出指标的量纲选取无关，且对各变量无须作主观权重预设，因此该方法
在处理多产出-多投入的有效性评价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在众多的DEA模型中，本文选用Coelli提出的“多阶段可变规模报酬”算法[26]。该算
法对于松弛变量的计算更加精确，并且不需要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投入导向的“多阶段可
变规模报酬”DEA算式如式（1）所示。
Mθ，λθ
s.t. -yi+Yλ≥0，θxi-Xλ≥0，N1′λ=1，λ≥0（1）
式（1）为第i（i=1，…，n）个决策单元的DEA效率算式。其中，θ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DEA
效率值， xi（xi=x1i，…，xri）′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向量，yi（yi=y1i，…，ysi）′为第i个决策单
元的产出向量；X（x=x1，…，xn）′为所有n个决策单元的投入矩阵，Y（y=（y1，…yn）′为所有n
个决策单元的产出矩阵；λ（λ=λ1，…λn）′为参数向量，N1（N1=1，…，1）′为n维单位向量。式（1）
所计算出的DEA效率是单个时期的DEA效率，通过考察n个决策单元在某一时期的DEA
效率，可以找出该时期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再由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即可构造出该时
期的DEA有效前沿。
在有效前沿的估计中，投入向量中的资本存量K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K=It+（1-α）Kt-1（2）
式（2）中，It为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Kt-1为上期的资本存量，α为综合折旧率。折旧率
α的选择，范巧认为通过设置较大的资本折旧率可以降低基期资本存量K0对式（2）计
算结果的影响[27]，据此本文拟采用10.96%的折旧率[28]。基期资本存量K0计算公式为：
K0=I0/（g+α）（3）
式（3）中，I0为基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本文的样
本期为1990～2010年，但为了减少基期资本存量的影响，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拟将
基期前移至1970年。
基于有效前沿的估计，可以计算两个国家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某一时期两个国家之间
的生产技术距离可按公式（4）计算。
D=（Uit-Ujt）2+（Vit-Vjt）2（4）
式（4）中，Uit和Ujt分别代表i、j两个国家在t时期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量，Vit和Vjt分
别代表i、j两个国家在t时期单位产出的资本投入量。
此外，本文在考察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距离的动态变化时，采用了非线性回归分析；
在对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时间趋势进行阶段划分时，采用了聚类分析方法。
2.2 数据结构与来源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以及避免数据缺失的考虑，本文原始数据取自5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
1990～2010年期间的投入产出数据，其中，产出数据为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投入数据为劳
动力人数L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I。基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I，可按式（2）、式（3）计算得到
资本存量K。所选5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在1990～2010年期间的投入产出数据是完全数据，
即不存在数据缺失，且完全足以估算世界产业技术前沿本文所取5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美、欧、日等全部发达国家，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准发达国
家，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大国。样本的国家数量尽管只占全球国家数量的30%，
但因包含了所有的发达国家、新兴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也超过了全球的90%，因此并不
影响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估算。。数据结构及来源参见表1。
3 世界产业技术前沿估计
根据表1所列5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1990～2010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公式（1）计算
样本中各国在各年度的DEA效率。其中，年度DEA效率等于l的国家即为该年度DEA有
效的国家，各年度DEA有效的国家就构成了该年度的DEA有效前沿。表2列出了1990～2010
年间全部11个偶数年份的生产前沿构成国从有效前沿的图形上看，部分生产效率等于1的国家实际上是位于有效前沿图形的内部，删除这些国家并不影响有效前沿的分析，故表2中未包含这类国家。。
从表2的结果看，美国、日本一直处于世界生产前沿，表明可以用这两个国家来代表
1990～2010年期间的世界产业技术前沿。此外，多年处于世界生产前沿的国家还有英国、冰
岛、卢森堡等，但它们并不是一直处于世界生产前沿，因而不适合作为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
标志性国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处于生产前沿上的经济体未必一定是发达国家。正如表2所示，相
对落后的经济体只要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技术资源，也能够取得有效率的产出水平。Kumar
和Russe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9]。实际上，舒尔茨早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译本）一
书中就已经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即传统农业的生产活动也可以是有效率的[30]。
4 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距离计算
由表2可以看出，美国无疑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创新型国家，日本则是追赶美国最为成功的
国家。本文的计算还证实，韩国也是紧追美国的国家，尽管它尚未进入世界生产前沿，但
距离已经很近了。日本、韩国无论是在人种、文化还是在历史、地理等方面，都与我国
有着巨大的相似性。100多年前的日本、50多年前的韩国与我国并无太大的区别，但它们经
过一段时间的奋力追赶，成功实现了由模仿到创新的转型，并跻身于世界发达工业化国
家之列。那么，日、韩的经历能否在我国重演，即我国是否也能够在不长的时间之内赶上世
界经济强国呢？为回答这一问题，下面将从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距离来进行阐释。
4.1 基于市场汇率的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距离
基于表1的数据，运用公式（4）计算1990年以来中美、韩美的生产技术距离，结果见图1。由图l可看出，自1990年以来，韩国与美国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一直很近，韩
国落后美国的距离数值一直保持在0.5～1.0之间，这说明韩国最近20年的生产技术水平已
经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再看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1990年我国落后美国的距
离数值高达14以上，超过了同期韩美距离的20倍；但中美之间的距离在1990～2010年间一
直处于不断缩小的进程之中，到2010年我国落后美国的距离数值已经缩短到2.5，
已不到同期韩美距离的5倍。这表明：一方面，我国近20年来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了一个持
续性的提高，与世界生产技术前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另一方面，我国与世界生产技术
前沿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距。
图1 中、韩两国与美国的生产技术差距
4.2 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距离
表1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资本存量数据是利用2000年市场汇
率换算出来的2000年美元价数据。市场汇率是外汇交易市场上货币供需平衡的结果，而且
还受到各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因而并不能真实反映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人们普遍
认为，若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则人民币明显被低估。Chou与Shilh从购买力平价角度考
察了人民币均衡汇率的问题，认为在1990年代初人民币大约被低估10%[31]；Preeg认为我国
政府对货币的操控导致人民币大约被低估40%[32]；Goldstein和Lardy认为人民币相对美元被
低估了15%～25%[3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和韩元的购买力平价推算，人民币对美元
的市场汇率平均为购买力平价标准的2.32倍；而韩元对美元的市场汇率平均为购买力平价
标准的1.43倍。
为避免市场汇率对计算结果的干扰，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本文
将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对中美、韩美的生产技术距离进行修正。具体来说，就是以2000年
为时间点，人民币在2000年被低估2.52倍，韩元在2000年被低估1.49倍，人民币相对于
韩元被低估169倍。从相对关系上看，我们不妨保持韩美距离不变，只是将我国的单位产
出劳动投入除以1.69表1中国内生产总值和资本存量的计量单位均为2000年亿美元，二者同时乘以1.69后的比值不变，
因此，不需对单位产出资本投入进行修正。，再求中美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修正后的结果见图1。
经过购买力平价修正之后，中美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明显缩小了。到2010年，中美生
产技术距离已降低至韩美生产技术距离的两倍，比修正前缩小了2.5倍。
5 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阶段划分
由图1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在1990～
2010年的21年间，经历了一个不
断缩小的过程，从最初的
距离遥远发展到目前的距离逐渐接近。中美生产技术逐渐接近的过
程，也就是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过程。从图1的曲线可以看出，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
术前沿的过程存在着阶段性的特点。为了确定这种阶段性特征的表现方式，下面拟采用聚类
分析的方法来进行阶段划分。
5.1 运用系统聚类法判断合适的阶段分类数
采用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数
据，对我国1990～2010年间的技术追赶过
程进行系
统聚类分析，其中，距离测度采用欧式距离法，聚类方式采用Ward法。最终的系
统聚类结果树状图见图2。
图2 1990～2010年中美生产技术距离变化过程的系统聚类树状图
从图2可见，1990～2010年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过程应划分为四个阶段。
如果只划分为两个阶段或者三个阶段，则会出现15个年份聚为一类、剩下6个年份聚为一
类或者两类的不平衡状态；如果划分为五个以上的阶段，则划分过于破碎，不同阶段之间的
区分度会下降。因此，将21个年份划分为四个阶段是最好的选择。
5.2 运用K-均值快速聚类法进行阶段划分的统计检验
为了在统计上评价阶段划分的合理性，本文按照四个
阶段的划分标准，对我国1990～2010
年间的技术赶超过程进行K-均值快速聚类分析，数据仍然采用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中美生
产技术距离数据。K-均值聚类法计算出四个阶段的聚类中心值，并对聚类结果作了方差
分析的F检验（见表3）。从表3方差分析的F检验结果可见，K-均值聚类法的四个阶段
划分满足统计上的显著性要求，即四个阶段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满足统计上的区分度
要求。
表3 基于K-均值聚类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的变化阶段划分
基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认为，我国1990～2010年间的技术赶超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
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1990～1991年，其聚类中心值为8.10，属于距离遥远阶段；第二阶
段为1992～1994年，其聚类中心值为618，属于距离快速缩小阶段；第三阶段为1995～2001
年，其聚类中心值为4.02，属于距离中速缩小阶段；第四阶段为2002～2010年，其聚类中心
值为2.13，属于距离接近阶段。
6 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趋势预测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关键时期。一方
面，我国正在不断地接近世界产业技术前沿；另一方面，我国接近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速度
正变得越来越慢。为了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发展趋势，下面拟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
6.1 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曲线的非线性估计
本文仍然以经过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为考察对象。从图l所示的形状来看，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曲线的走势大致遵从负指数函数形式，据此，可将该曲线的时间趋势模型设定为：
zt=ae-b2t（5）
式（5）中，zt为经过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的时间序列；t为年度变量，
1990年是t的起点，即t1990=1；a、b为待估参数。基于图1中修正后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6.0对模型（5）作非线性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4。
以上，这说明模型（5）对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时间序列的拟合效果很好。将表4的估计
系数代入式（5）即为中美生产技术距离的时间序列函数形式：
zt=8959454e-0088387t（6）
6.2 我国未来生产技术的赶超预测
运用式（6）得到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的时间序列函数，可以预测我国未来生产技术的
赶超趋势。鉴于预测的误差会随着预测时间的前移而迅速放大，为了控制误差的放大程度，
本文拟选择与我国技术差距较小的韩国作为未来的赶超目标，测算我国按照目前的
发展趋势何时可以赶上韩国。
考虑到韩国与美国的生产技术距离自1990年以来一直比较稳定，不妨对1990～2010年
间韩美生产技术距离求平均值，以该平均值作为我国近期技术赶超的目标。经计算，
1990～2010年间韩美生产技术距离的平均值为0721，据此，可令zt=0.721，并代入式（6），
求解出t=28.5。根据前文t1990=1，则t=28.5所对应的年份为2017～2018年之间。这就是说，我
国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大致可以在2018年达到韩国的平均生产技术水平（见图3）。
鉴于2018年这一时点离2010年只有8年，时间跨度不算太长，可以认为预测误差是不大的，因此，预测结果应该是较为准确的。
图3 我国赶上韩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时点预测
7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5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1990～2010年间的投入产出数据，采用柯利提出的“多阶
段可变规模报酬”算法，估计了世界生产前沿；参照世界生产前沿，分析了我国与世界产业
技术前沿的距离，并考察了这种距离的时间变化趋势，由此勾绘出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
动态轨迹。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1）1990～2010年期间，美国、日本一直处于世界生产前沿，据此可以认为，美、日两
国代表了世界产业技术前沿。韩国的生产技术虽未达到世界生产前沿，但一直紧追美、日，
据此可以将韩国作为我国近期的追赶目标。
（2）观察中美生产技术距离的变化过程，一方面，我国近20年来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了一
个持续性的提高，与世界生产技术前沿之间的差距在大幅度缩小，从最初的距离遥远发展
到目前的距离逐渐接近；但另一方面，我国与世界生产技术前沿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
差距，未来仍然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追赶过程。
（3）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过程具有阶段性特点。我国1990～2010年期间的追赶
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1991年的距离遥远阶段，第二阶段为
1992～1994年的距离快速缩小阶段，第三阶段为1995～2001年的距离中速缩小阶段，第四阶
段为2002～2010年的距离接近阶段。
（4）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曲线的动态走势遵从负指数函数形式。运用该函数式预测我国未来生产技术的赶超趋势，结果显示，我国大约可以在2018年达到韩国目前的平均生产技术水平。
（5）本研究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创新转型的临界阶段，此时，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及时推进创新转型，则赶上世界产业技术前沿指日可待。如果未能抓住创新转型的战略机遇，则极有可能长期陷入“发展中”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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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区域技术效率 资源利用 随机前沿
技术效率指标，可以从衡量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来解释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对城市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质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中观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区域经济的典型代表。能够反映城市经济的发展指标有许多种，有体现经济数量增长方面的指标，也有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方面的指标。盲目的追求数量式的增长，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会导致后劲不足，一旦投入资本降低，城市的发展势头必然受到严重打击。
一、基于随机前沿的测度模型
建立具有一般性的技术效率影响模型。
lny=？茁0（？茁LlnL+？茁klnK+？茁ElnE）+■[？茁LL（lnL）2+？茁KK（lnK）+？茁EE（lnE）2]+（？茁KLlnKlnL+？茁kElnKlnE+？茁ELlnElnL）+？着it
？着it=vit-uit
TEit=exp（-uit）
uit=？茁t・ui
？茁t=exp[-？浊（t-T）]
？酌=■
其中，i为城市序号;t为时间序号。y为城市生产总值，L为年末从业人员，K为资本存量。？茁0为截距项，？茁K、 ？茁L、？茁KK、？茁LL为待估计的参数。？着it代表误差项。TE表示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m为各区域不同时期技术非效率的程度;？酌为技术非效率在误差项中的比重。
二、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应用Frontier，得到假设检验结果，见表1。
从假设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因为对零假设的拒绝，显著存在着技术非效率，SFA技术的使用是有效的。构建模型选用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是有效的。随着时间的变化，技术非效率也是随之变化的。所以研究构建的模型对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映。
三、辽宁省技术效率测算
以辽宁省14个城市13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利用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测算，得到最大似然估计结果和技术效率结果，见表2。
从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中，可以得知：第一，在随机扰动项中，有86.45%的成分是由技术非效率所导致，即y与前沿面的距离主要由统计误差等因素造成。第二，参数？浊=0.0613>0，对？茁t来说，来自于时间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说明各个城市以0.0613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加速下降其所面临的随机因素。
从测算结果来看，第一，站在13年发展的总体角度，辽宁省全省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85，这个数值刚刚及格，显示辽宁省整体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是很高，社会的实际产出与理论的产出前沿面还有很大的距离。现有技术和现有资源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有相当一部分资源被搁置甚至被浪费了，不论是资本投入还是劳动力投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还存在很大的蓝海区域，还有很大可以挖潜的空间。
第二，从面板数据横截面来看，技术效率数值，也就是资源利用的水平，都以一种逐步上升的趋势在发展，见图1。
可以看出，2000年辽宁省平均技术效率为0.588，2007年平均技术效率为0.771，上升了31个百分点;2000年中部城市群平均技术效率为0.631，2007年中部城市群平均技术效率为0.796，上升了26个百分点;2000年沿海经济带平均技术效率为0.585，2007年沿海经济带平均技术效率为0.770，上升了31个百分点;2000年辽西北地区平均技术效率为0.631，2007年辽西北地区平均技术效率为0.796，上升了39个百分点。随着时间的发展，各个城市各个地区对于资源的利用水平都在稳步的提高。
第三，从面板数据纵截面来看，辽宁省14个城市之间的技术效率水平不均衡，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是省会――沈阳市，2012年的技术效率为0.917，说明省会城市对各项资本投入利用的水平较高，与生产前沿面的差距很小。资源利用效率最差的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市，2012年的技术效率为0.670，说明阜新市对于各项资本投入利用的情况不好，与理想前沿面的距离差距很大。具体见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出：资源利用效果最好的城市有沈阳、鞍山和锦州;资源利用效果中等的城市有大连、朝阳、辽阳、丹东、葫芦岛和盘锦;资源利用效果最差的城市营口、本溪、抚顺、铁岭和阜新。第一层次的城市集群，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都在0.8以上，第二层次的城市集群，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都在0.6―0.8之间，第三层次的城市集群，其平均技术效率都在0.6以下。利用效率低的城市应该内部寻找原因，注重资源的利用性，利用效率中等的城市要技术效率和创新共同发展，利用效率高的城市要利用技术创新，使理论前沿面再度提高，以此来刺激城市的更好发展。
第四，为了从集群的角度来研究辽宁省经济发展，所以，将各个城市分为三大领域，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区域是中部城市群，其平均技术效率为0.7193，比全省数值还高出3.5个百分点;资源利用效率居中的区域是沿海经济带，其数值为0.684，约等于全省的平均数值0.686;资源利用效率最低的区域是辽西北地区，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0.6332，与辽宁省其他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各个区域的技术效率名次基本不变，说明在短时间内，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相对稳定的。
四、结论
本文对辽宁省城市的技术效率进行了研究，利用随机前沿函数（SFA）构建了具有一般性的模型，并对数学模型进行了假设检验。利用14个城市13年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实际测算，可以得知：辽宁省全省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85，表明辽宁省整体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是很高，社会的实际产出与理论的产出前沿面还有很大的距离。从面板数据横截面来看，技术效率数值，也就是资源利用的水平，都以一种逐步上升的趋势在发展。从面板数据纵截面来看，辽宁省14个城市之间的技术效率水平不均衡，资源利用效果最好的城市有沈阳、鞍山和锦州;资源利用效果中等的城市有大连、朝阳、辽阳、丹东、葫芦岛和盘锦;资源利用效果最差的城市营口、本溪、抚顺、铁岭和阜新。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区域是中部城市群，资源利用效率居中的区域是沿海经济带，资源利用效率最低的区域是辽西北地区。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基于效率视角的辽宁省经济增长差异测度及评价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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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技术前沿；考评方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7-0260-02
一、引言
在高校教学工作中，考试是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教育评价和考核反馈，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与学校教学质量、人才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密切相关[1]。现代生物技术是以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将生命科学与工程技术有机结合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被誉为21世纪高科技革命的核心生产力。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是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群体的基础条件，为适应当前发展趋势，我校生命学院为生物技术专业学生专门开设了《生物技术前沿》课程。该课程涉及领域宽，涵盖范围广，由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和酶工程等内容组成，是自然学科中最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具有直接和长远的影响。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理论、新技术的出现日新月异，尽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断更新与完善，但现行课程考试制度还存在着如考试方法单一、重结果轻过程等诸多问题，不能全面考核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不适应创新型教育的需要，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建设的总要求，结合我院的学科特点，以素质和能力为导向，在《生物技术前沿》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基础上，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并将新的方式方法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学质量。
二、《生物技术前沿》课程传统考核方式存在问题
1.考试结果的局限性。考试的目的之一是能全面充分地发挥其反馈功能，包括学生对教师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反馈，也有教师及时发现问题，重点教授、解惑的回应。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过程考核往往是比较注重结果，而对学习过程却没有足够重视，整个考核过程比较注重对知识点的掌握与理解，仅通过一份理论试卷来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及课程内容掌握程度作为反馈，从学生的答题中反映出来的教学效果及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分析具有局限性，不能全面客观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专业素质。《生物技术前沿》课程是一门前沿学科，在课堂教学中除了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外，还引导学生通过查询国内外最新文献学习生物技术领域出现的新知识和新理论，拓宽知识面。如果采用常规的期末笔试考试，只能反映学生对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抑制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和创造力的培养，不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
2.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的片面性。《生物技术前沿》课程涵盖内容多，知识点广，课程考试通常安排在每个学期末进行，期末成绩占80%，平时成绩仅占20%，课程考试主要以任课教师出题为主，而考试内容侧重于课外教材与课堂笔记，局限了学生学习的范围，容易造成学生死记硬背，学习兴趣降低，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课程期末考试形式单一，实行100分的满分制，考题通常为名词解释、填空、选择、简答题等常规题型，且客观题所占比例较大，而综合性思考题、分析论述题等主观性试题较少，试卷容量时间有局限性，学生成绩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期末考试成绩。常规考试的检测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对课程知识掌握程度的有效反馈，不能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完整的教学过程，也间接影响了课程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生物技术前沿》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与初探
一个科学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能全面反映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专业综合能力以及专业素质等方面，并将这些反馈信息即时融于教学过程中，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我们根据《生物技术前沿》这门专业课程的特点，结合我院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的培养方向，以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为导向，在教学大纲范围内制定新型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并进行了初步尝试，得到了很好的反馈效果。
1.明确考试目标，树立科学的考试观念。更新考试观念是考试制度改革的前提，科学的考试观是从“人”出发，着重强调人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考试目的不仅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所学的知识，而是更强调通过考试的形式让学生学会学习，增强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因此，我们在《生物技术前沿》课程开课之初，让师生明确考试目标，树立考试不是为了获得学期成绩，而是作为前期学习效果的总结；不是一门课程的教学结束，而是对课程教学的一种互动等新的科学的考试观念。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改进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提高教学效率。以客观有效的考核形式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而良好的教学效果又完善了考核评价体系。
2.更新考试内容，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生物技术前沿》是我院为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涉及领域宽，包括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及细胞生物学等多门课程；涵盖范围广，由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和酶工程等内容组成，对学生掌握知识能力的要求较高。由于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迅速，课程内容更新较快。开放性、个性化的考试设计不仅对教师有更高的要求，对课程内容有熟练的掌握并有深入研究，同时，考试内容应还以学生的个性特长发挥，给学生较大的选择空间，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我们结合本学院生物学科的具体情况，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综合素质，考察创新能力为原则，从考试内容与命题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与研究。考试内容改革要突出前沿性与开放性，考试内容除了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外，还包括对学生创新能力与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的测试。如在考试中我们尝试采用“谈谈现代生物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等开放式试题，答案开放，无标准答案，学生可根据自己对生物技术的理解程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我们提高过程成绩的比重，占总成绩的40%，包括学生平时的课堂纪律、出勤次数、学习态度、课堂作业的完成、相互合作能力以及实验室操作规范的掌握程度等。如，引导学生养成课后查阅专业领域最新文献的习惯，把一些前沿性知识用PPT在课堂讲授，并相互提问展开讨论，这种学习兼考核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我们在过程考核中发现学生掌握知识能力有一定的差异，有的学生学习能力强，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渊博，答题有深度；而有的学生的知识则相对薄弱，我们以人为本，结合每个学生自身的特点进行辅导，同时根据学生学习进度不断完善课堂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班级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学生中反响很好。
3.丰富考试形式，注重过程学习。现代生物技术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生物技术前沿》课程选择科学、合理的考试方式。本课程采用闭卷与开卷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以学生主动学习为目的的整体客观评价体系，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学习过程与结果评价相结合、自我评价与教师考核相结合，丰富考核形式。如，让学生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深入分析现代生物技术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撰写专题论文，文章格式按照统一要求，在强调自主性的同时培养学生检索资料的能力；让学生任选其感兴趣的一种前沿技术，采用多媒体形式在课堂上互动交流，主要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改变期末一次性考试方式，将课程考试分阶段进行。在每章结束后均布置作业或思考题，注重学习的过程化；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让学生走进实验室考察其动手能力。在单一的笔试考核基础上，丰富多种考核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过程的主动性，提高了专业课程教学质量，使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得到发挥，潜在的学习能力得到激发。
4.完善考分评价体系，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我们树立现代教育观、人才观和考试观，不能把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唯一标准，不能单纯以课程和教材知识的难度、深度和考试的分数来衡量学生的学业成绩，以拓宽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最终目标。
在新型考核体系构建中，我们尝试改变以往单一的评分标准，实现人性化的评分标准。评价的核心以学生主动学习、创造和综合能力的培养为主。评分标准的人性化使得学生在考试过程中成为一个与教师平等对话的个体，为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体现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在进行评价时应把学生是否积极、自主参与课堂教学过程，是否独立思考、创造性的解决问题，是否有效开展合作学习等作为主要指标内容。改革评分方式、淡化分数，实行实质性评价，实现考试评价标准的科学化。突出人性化的评分标准，区别与以往单一性的评分标准，如学生根据教材内容或课堂笔记完成的答案不能获得满分；而通过自己的研究或者查阅文献总结，得出有创意合理的答案可以获得高分，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综合能力的提高。评分标准的人性化使得学生在考试过程中成为一个与教师平等对话的个体，为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体现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四、结语
我们在《生物技术前沿》课程考试中采用新建的综合考评体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显著的提高，课堂气氛活跃，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提高，学生能全面掌握和运用所学的知识及技能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真正达到教、学、考三者的和谐统一。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公平，有导向性，可操作性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对提高教学质量、引导学生掌握正确学习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苏北沿海是革命老区,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中的不发达区域。苏北沿海发展的相对落后,致使其成为全国沿海发展“洼地”。江苏沿海发展战略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基于江苏盐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为例,以江苏沿海发展战略为背景,分别从非均衡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错位发展理论三个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中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途径。
关键词:沿海开发战略 区域经济 战略 发展
苏北沿海是革命老区,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中的不发达区域。过去因为长江天堑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原因,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开发。长期以来,江苏省主要把自己定位于沿江省份,而不是作为沿海省份来定位自身。在战略层面,江苏重视沿江开发,重大生产力布局沿长江岸线一字排开;把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苏南和苏中沿江的8市, 把苏北振兴的希望放在沿东陇海线战略的实施上。相对忽视了苏北沿海港口和城市的建设与开发,忽视了临海重大工业项目的布点和发展,致使苏北沿海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国际化进程缓慢,这也是江苏省沿海成为全国沿海发展“洼地”的主要原因。
加快江苏沿海地区的开发事关发展全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07年4月21日“江苏沿海开发工作会议”在盐城召开,标志着江苏沿海开发正式成为省级发展战略;2009年6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开发开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江苏省沿海三市之一,地处苏北的盐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由此站到了国家战略的新起点,开启了由“内陆经济”向“沿海经济”转型快速发展之路。
本文以盐城市为例,分别从非均衡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错位发展理论三个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中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途径。
非均衡增长理论与发展优势产业
非均衡增长理论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针对均衡增长理论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制约,产业或地区的全面均衡增长是不现实的,地区的经济发展只能选择一些部门或区域进行,其他部门或区域通过这些部门或区域发展的扩散效应而逐步得到发展。非均衡增长理论强调了先集中后扩散的效应,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模式。
盐城沿海地区的发展基础和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目前盐城沿海地区的区域投资优势也非最佳。作为一个沿海滩涂资源大市,盐城市沿海滩涂开发的水平和层次还比较低,沿海滩涂开发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与其资源总量不相称,滩涂资源开发的主导模式和滩涂经济的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沿海滩涂开发的潜力和空间仍然很大,沿海滩涂是今后盐城经济发展的最大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而在全球的沿海沙滩中,仅中国大丰、东台、如东海域和英国莫克姆海湾有大规模淤长型辐射沙洲,其中位于盐城市的大丰、东台海域的优势更为显著,且每年以100米左右的速度向大海延伸,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浅海辐射沙洲具有独特的风力发电资源优势,大部分沿海岸线和滩涂均可成为建设风电场的基地。特别是沿海辐射沙洲,具有优良的风能资源,其中东沙辐射沙洲是江苏沿海最大的沙洲,总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是目前难得的建设大型海上风电场的理想场区。
现实的资源禀赋和区域条件决定了盐城市沿海开发不能实施全面开花战略,而非均衡开发应是合理、科学的战略选择―即优先开发沿海滩涂,重点支持风电能源等产业。发展风电产业可为长三角地区提供强大的绿色能源。长三角是我国五大经济增长极中经济实力最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然而它同时又是资源最缺乏的地区。能源的缺乏和日益恶化的环境已经成为长三角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2005年长三角用电负荷最高时达8000多万千瓦。2006年底江苏电力装机容量达5000万千瓦,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和“两个率先”的实现,江苏的用电负荷还将大幅上升,然而环境瓶颈已不允许再像“十五”期间那样高速发展火电了,这就为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及其风力发电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同时带动风电产业上下游发展,形成门类齐全的风电设备产业链,打造中国最大风电设备科技产业园。还可通过其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联系,带动区域内和邻近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将其先进的技术、人才、管理等也渗透到其他产业,提高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风电产业的发展还可降低区内其他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地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现盐城地区经济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的转变,从而促进地区内经济合作、生产效率提高,大力加强对现有企业资源的整合,以政府为指导、以资本为纽带、以改革为动力,加强企业的横向联合和纵向联合,走集团式发展道路,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佳配置。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构建产业集群的优势体系,从而为盐城发展提供有效的产业集群竞争力。
比较优势理论与发展传统产业
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比较成本贸易理论,被后人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的程度不同,处于优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优势的程度不同,则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劣势较轻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在优势较大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两个国家分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则两国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利益。这就是比较优势原理。也就是说,两国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通过“两利取重,两害取轻”,两国都可以提升福利水平。
盐城作为江苏省的沿海城市, 同时也是江苏的欠发达地区,其传统产业的发展可以为新兴的资本密集型进而为技术密型产业逐步积累必要的资金和技术, 从而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实现盐城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 继而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从而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传统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同样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盐城劳动力资源丰富,而盐城地区的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具有就业容量大、技术要求低、市场需求广等特点, 符合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要素禀赋优势。因此, 传统产业的发展壮大对于消化吸收当地剩余劳动力, 从而增加当地就业, 提高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盐城全市总面积1.70万平方公里是江苏省面积最大的城市,同时又是江苏第二人口大市,2008年人口数达811.71万。所以充分发挥盐城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是盐城地区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产业的重要依据, 也是今后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但是, 如果忽视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规律, 没有及时地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会随着国际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饱和,而日益降低其国际竞争力。因此,必须立足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针对盐城传统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步伐, 积极实现传统产业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
(一)发展和提高纺织业竞争力
纺织业是盐城市的支柱产业之一,发挥本地棉花、蚕茧资源优势,利用国内纺织产业转移契机,围绕原料、面料、终端产品等三个环节,提高原料、高档面料生产技术水平,突破印染后整理技术瓶颈,重点发展品牌服装、装饰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提高产品档次。同时推动品牌建设。市场竞争既是产品、技术竞争,更是品牌竞争。所以要着力培育、积极提升的重点产业,引导企业实施名牌战略,扶持、保护和发展一批技术含量高、产品质量好、市场份额大、品牌信誉好的名牌产品。改善纺织业产业结构,提高核心竞争力,打造一批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加快发展和提升产业用纺织品,把盐城建设成为具有较强优势的现代纺织基地。
(二)着力发展粮油食品工业
盐城幅员辽阔,农业资源丰富,其主要农作物产量如粮食、油料、棉花等产量是全省最高的,此外,肉类、水产品等产量也是江苏省最高的(见表1)。依托盐城粮食、油料资源和临海区位优势,以乳制品、肉制品和油脂加工等为重点,积极提升粮油食品工业,建设部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发挥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带动农业的作用。利用盐城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加快传统食品加工向现代食品制造业升级,提高精深加工水平。结合当地资源,积极发展优质面粉、稻米、食用油、果品、蔬菜及水产品等农产品加工业。这对确立盐城在江苏沿海开发中的地位,促进盐城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
错位竞争战略与发展特色产业
错位竞争,是企业避开竞争对手的市场优势,以己之长击彼之短而确立相对优势竞争地位的一种竞争策略。国内外经验表明,错位竞争策略用得恰当,不仅可以“顺推”得势,而且可以“逆转”取势,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区域竞争中,选择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同样是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快速、“逆转”取势的有效战略之一。
江苏沿海早在“六五”期间就进入国家重点发展的对象,2009年6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连云港、盐城、南通三市的产业基础和自然人文条件等,同中有异。三市都处在江苏沿海一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东部沿海的经济洼地。但连云港是国家确定的江苏沿海开发战略的着力点所在。这确立了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地位和连云港的国家战略定位,将连云港确立为江苏沿海开发的龙头。而南通因其前几年迅猛发展已经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其中船舶修造及配套产业、电子产业、纺织业、电力能源产业、建筑业已有相当的基础。而盐城的特点是空间大、后劲十足,沿海开发中资源优势非常明显且有待开发。一旦形成生产力后,将成为江部沿海经济新增长中最具有持续发展力、空间最大、后劲最足的地区。未来10年到15年,盐城的发展将是江苏沿海开发的非常重要一极。
三市要协同合作共同推进沿海铁路、沿海高等级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沿海集疏运体系;共商统筹规划产业布局,着力实现产业优势互补的格局;进一步加强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协作,形成科学合理的沿海生态链;在产业发展方面,既要相互合作,又要错位竞争。如港口,盐城的港口将主要围绕连云港港做组合港,做产业港、企业专用港等;连云港做核能,南通做液化天然气,盐城做风能等新能源;南通有川崎等造船大企业,做的是特色船、专用船等。旅游业,连云港发展滨海旅游区,盐城开发滩涂旅游区,而南通就做江海旅游区,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品位高、吸引力强、效益好的旅游精品工程;通过区域联动、行业联合、企业联手错位互补,建立沿海地区旅游统一大市场,形成江苏沿海生态旅游走廊。实现产业结构层次上的错位发展,三市就形成了整体优势。因此在这一轮沿海开发中,盐城要重新思考定位,充分发挥盐城空间大、后劲足,在沿海开发中资源优势非常明显这些优势,实施错位发展战略。
(一) 建设生态旅游城
从湿地资源这个极为重要的市情出发,把盐城定位为沿海湿地生态旅游城市,是盐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来考虑,盐城以湿地资源为依托,在充分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生态旅游,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又体现了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从区域经济发展大趋势看,盐城地处世界上目前最大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内,随着铁路和高速公路网建成,盐城即将作为大都市圈的生态后花园。这个优势在大都市圈内独具一格,非常具有吸引力,是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盐城的历史文化处处体现出湿地、水网、鱼米之乡的特色。盐城的“盐”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盐城的地域特色,盐滩、盐场、盐灶等很容易勾勒出一幅幅生态旅游的场景。而湿地生态景点开发将形成富有渔民文化特色的游览胜地。
(二)大力发展海洋产业
盐城海洋资源丰富,滩涂养殖和海水养殖发展较快但效益不高,需要积极调整渔业内部结构, 突出发展海水养殖和水产品深加工工业,开发高价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围绕百万亩滩涂开发工程, 积极发展滩涂种植业、滩涂林业、畜牧业和养殖业。对沿海农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水果业, 增加品种、发展特色、改善质量, 培植新型主导产业,构建区域特色。
(三)打造新能源基地
新能源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盐城市拥有广袤的滩涂,风电产业和光伏产业优势明显,因此盐城要重点培育发展为风电配套的装备制造、零部件产业;对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进行整合优化,加快建设太阳能光热利用技术创新基地,突破光热利用关键技术;主攻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控制系统的核心技术,争取在盐城建设风电科技创新支撑平台,提升产业配套水平,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能源动力技术群。大力发展能源电力设备,加快建设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特色鲜明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对外通道优势,规划建设沿海物流产业,推进物流信息化。
(四)着力建设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新型工业基地
盐城经济相对较弱,弱在工业。增强盐城地区经济实力,潜力也在工业。所以要在全力推进沿海经济带、沿东陇海线产业带建设的同时完善盐城汽车产业结构,加快发展轿车、中高档客车和专用车等整车产品,积极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促进汽车零部件配套本地化,重点扶持大企业如悦达集团、中大集团、森达集团、江动集团、飞驰集团等,使之成为重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形成汽车零部件产业群。依托盐城本地已有骨干企业,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适应能力强、具有明显出口竞争优势的轮式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园林机械等整机及配套产品。
积极发展纺织机械、医疗机械、建材机械、煤矿机械等整机产品。以盐城模具产业园为突破口,加快模具开发制造,提升发展水平。按照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模式,重点发展精密轴承、液压件、气动元件、精密模具、低压电器和大型铸锻件等关键基础零部件,形成若干个基础零部件集聚区,提高产业经济集中度。同时依靠内生动力加紧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研发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盐城市的区域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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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研究生课程体系是研究生培养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结合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在课程体系构建方面的做法，阐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的目标、任务以及主要方法。
关键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研究生；课程体系
第一作者简介：钱程东，男，满族，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应用，cdqian@hotmail.com。
0 引言
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构建是研究生培养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订、培养目标的实现以及培养模式的改革，对夯实研究生学科理论基础，强化学科专业知识，培养理论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作为发展最快的学科，在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构建和实施上有着自身的特点，笔者将从课程体系构建的目标、课程内涵、实践教学、教材建设等角度阐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课程体系的构建方法。
1 确立课程体系构建的目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特点决定了人才培养尤其是研究生培养的特点。相关院系在构建研究生课程体系时应把优化研究生课程设置、改革教学内容作为核心，把学科核心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作为重点。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在构建研究生课程体系时，提出“加强基础、突出前沿、强化实践、引导创新”的课程体系构建原则，重点提高课程内容的学术水平，加强研究型教学模式改革，强化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建设过程中，我们采取系列课程整体立项的建设模式，统筹考虑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建设高水平教材并外聘名师授课，着力提升研究生课程体系和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
2 课程体系构建的思路和方法
2.1 按照一级学科设置课程系列
按一级学科培养高层次人才和授予学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2]。在一级学科下招收并培养研究生，可在更宽的范围内更灵活地选拔人才，满足培养具备坚实的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的要求，有利于改变研究生教育中“只专不博”的不足，这既可提高培养质量，也可为导师和研究生提供更广的学术活动和继续发展的空间。坚持一级学科发展思路重在强调拓宽学科建设和发展空间，更加有利于探索科学和技术的前沿，寻求各个学校的学科特色，创建高水平的学科和学校[3]。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在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根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的内涵以及人才培养需求等特点，将学科凝练成5个专业领域和12个研究方向，各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关系见表1[4]。
根据本学科各专业领域的知识结构和特点，学院设置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科核心课程并明确设为必修课，各专业领域对应的核心课程见表2。
为确保研究生所修课程成体系，同时又具备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学院要求学生在修读课程时必须达到如下要求[4]：一是至少选修1门计算机科学专业领域的核心课程和1门本专业领域的核心课程，以达到知识深度的要求；二是覆盖至少2个专业领域不少于6学分的核心课程，以达到知识宽度的要求。与此同时，为提高硕士生的军事和人文素质，学院还要求每个硕士研究生至少选修1门军事类课程和1门人文类课程，并分别获得至少1个学分。
2.2 分级确定课程类型和内涵
课程分级是国内外许多高校的通行做法，便于区别不同课程的类型和内涵，便于导师指导学生选课。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在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中根据课程类型和内涵设置了4个不同的级别。500级课程定义为学科基本理论和技术基础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层次的理论或技术基础课程以及本学科公共的研究生层次的实验技术课程等；600级课程定义为学科专业课程，包括本学科研究生层次的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以及本学科研究生层次难度较大、较专门深入或涉及前沿的课程，或为特定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设置的专门文献阅读、讲座或实验技术课程等；700级课程定义为学科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课程，包括本学科前沿高新技术的理论基础或专业课程等；800级课程定义为高级讲座与研讨课程，包括反映本学科前沿和最新发展的系列讲座类课程等[4]。在5个专业领域中，学院共开设了78门不同级号的课程，其中500级课程20门，600级课程32门，700级课程21门，800级课程5门。表3列出了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领域的课程设置。
可以看出，课程涵盖了专业领域中基础课程、实验课程以及前沿研讨课程，课程基础性和难度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区分。
2.3 提高实践课程比例，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能力培养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环节。根据课题研究需要，提高实践课程比例有助于研究生更好地开展课题研究。我们在进行课程体系建设时，特别强调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比重（包括实验课程和课内实验学时）应占学生整个学时比例的15%20%。
在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课程体系中，除研究生入学入伍教育、军事理论教学与实践、军事技能体能训练、军人素质养成等军事类教学实践活动外，我们还在课内设置了若干门综合实践项目以及按照专业领域专门设置的综合性设计类实验课程。5个专业领域共设置计算机体系结构实验、面向体系结构的软件优化实验、计算机网络协议实现、新型软件开发方法实验、软件测评实验、智能计算实验、嵌入式系统实验、信息系统分析与集成实验、计算机安全技术实验等9门综合性设计类实验课程，要求每个研究生必须完成1个实验课学分。实践表明，通过修习这些实践课程，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为开展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打下良好基础。
此外，为加强学术交流，我们还提高了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等级和次数要求，要求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一定数量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2.4 瞄准国际前沿，强化教学内容改革
在设置计算机学科课程体系时，学院要求教师必须时刻跟踪本领域相关技术的发展，把最新成果体现在课程教学中；同时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跟踪相关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消化和吸收国际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力求充分反映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深度与广度，确保理论内容的基础性、研究性和前沿性。
2.5 引进与自编相结合，加强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是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材建设上，国内各高校始终坚持“选用+自编”相结合的原则，选用国际公认的优秀原版教材作为课堂教材，同时在学习、分析、借鉴国外教材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科研实际自编高水平教材，如我们开设的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一直跟踪选用John L. Hennessy和David A. Patterson编著的《计算机体系结构量化研究方法》，目前已用到第5版。自编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系列教材也被湖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同济大学、海军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大学等多所学校选用，作为相关课程的教材。
同时，考虑到研究生教育的前沿性，我们把与各课程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论文集、国际顶级期刊上的论文作为教材的拓展和参考资料。
3 课程体系建设效果
3.1 课程体系得到进一步优化
学院按照一级学科思路加强课程建设，按照专业领域进行课程设置，强化了学科核心课程的地位，同时兼顾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将硕士、博士课程打通，精简了原课程体系中的课程门数，提高了课程学分的含金量，有效地消除了低水平课程和冗余课程。
经过调整建设，我们将硕士研究生修课学分从32学分精简到24学分，并在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上分别作了限制，较好地适应了“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需求。在高水平研讨课方面，学院通过跟踪技术发展趋势，聘请国际国内高水平教授参与授课，明显提升了课程的内涵和品质。如软件工程前沿课程是一个800级研讨课程，每年授课教师都会将本领域最新前沿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引入课堂，同时邀请本领域专家一起参与授课和讨论，效果明显。
3.2 研究生实践动手能力得到提高
新的课程体系特别注重对研究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大部分课程设置了综合实验项目。研究生通过参与课内综合实验以及选修综合性实验课程，实践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为进入课题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通过入学入伍教育和军事基础素质教育，研究生的军事素质得到显著提升。在学术交流方面，学院鼓励研究生参加本领域高水平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自己的论文和研究成果，鼓励他们和国内外同行进行广泛交流和研讨，不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通过参与各类学术活动以及出国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3.3 教学模式改革初见成效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我们把教学模式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瞄准国际一流与军事特色相统一的建设目标，我们着重开展了研究型教学和案例型教学模式的改革，实施3小时研究生课程教学单元，使高水平科研人员有时间参与到教学实践中。同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积极选派主讲教师赴国外高水平大学进行学习深造，聘请国外高水平教授参与课程授课，近年来，学院每年都会选派510名教师赴国外高水平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要求这些教师在访问学习期间跟踪学习1门和自己专业领域相同或相近的课程，通过听课比较，促进自身课程建设水平的提高。此外，学院每年会邀请100余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学院讲学，参与授课和教学研讨，提升了课程整体建设水平。
4 结语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构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研究生课程体系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课程分级设置，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较好地区分，学生选课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实践环节的加强，使研究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得到了有效地提升；课程内容与国际技术前沿接轨，高水平教授一起参与授课，这些使得课程的整体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课程体系建设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紧密相关，这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每所学校都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不断探索和建设适合自身人才培养需要的课程体系，建设富有内涵的学科核心课程，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课程体系建设的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确保课程体系运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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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效率 测度 理论 方法 优劣势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7年度浙江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和浙江海洋学院校级计划项目“市场运行效率及公共基础设施对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美丽（1980-），女，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一、基本理论
经典的厂商理论将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企业视作黑箱，忽视其内部运行和内部效率，主要从技术角度定义企业，将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函数，在技术和市场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该框架下，给定生产要素和产出品价格，企业只有选择投入成本最小化组合、产出收益最大化组合和适度经济规模，并在生产过程中对投入品和产出品具有强处置能力，才具备微观经济效率。此时，企业生产函数被唯一确定，其描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被称为生产前沿面。
但是，实际的生产过程并不全在最优状态进行。即使最优秀的企业也不能长期处于最优生产状态。因此，生产前沿面是一种动态的短期的概念。
由此，1970年代始，学术界开始对描述有效生产前沿面的生产函数进行研究，并称之为前沿生产函数或边界生产函数。由于前沿生产函数构成产出包络面，所有实际产出都只能位于其下方或处于生产前沿面上。因此，给定技术条件，企业实际生产与生产前沿面总是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反映的即为低效率。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Farrel最早对企业低效率问题进行研究，并从投入角度，提出总经济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效率生产函数等概念。Farrel认为：总经济效率，也称成本效率，指市场价格不变、产出规模不变条件时，按照既定要素投入比例所能达到的最小生产成本占实际生产成本的百分比；技术效率指既定生产投入数量下，实际产出与最大理论产出的百分比；配置效率指给定价格时企业以适当比例使用各种投入的能力；总经济效率等于技术效率乘以配置效率。如厂商能在一定投入组合条件下实现产出最大，则厂商实现产出面技术效率；如厂商能在产出一定条件下实现要素投入组合最小，则厂商实现投入面技术效率。进一步的，考虑规模收益，则技术效率可细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中，纯技术效率测度规模收益可变时被考察企业与生产前沿面间的距离；规模效率考察规模收益不变时生产前沿与规模收益可变时生产前沿间的距离。一般的，规模收益不变时，要素价格比等于要素边际技术替代率，厂商实现最优要素投入量，达到成本极小化，平均产出线与生产前沿面重合；规模收益可变时，企业扩大规模或缩减规模可提高微观经济效率。
但是，经典厂商理论建立在“经济生产会尽可能地在技术上达到效率最优”基础上。针对经典厂商理论无法解释的非技术原因导致的企业低效率问题，美国哈佛大学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概念（内部低效率理论）。之后，大量经验研究表明：X-非效率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所有企业都追求成本最小化，也并非所有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并非所有企业都按照边际分析原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获利机会，在生产可能性边界进行生产；也并非在有利可图时，所有企业都会进行技术革新等活动，从而获取更高效率。后续研究进一步表明，企业内部利益集团的目标不一致、组织规模扩大导致的组织层次增加、信息沟通的不畅和管理成本上升、外部竞争压力缺失和成本最小化动机的缺乏等组织和行为因素是导致X-非效率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X-非效率的测度，研究者们没有能够给出系统化的理论解释。
二、基本方法
企业效率的测度经历了由单一指标评价到多指标综合测度、由参数分析到非参数分析的演化过程。
（一）单一指标评价法
经典厂商理论对企业效率的测度通常从利润率着手。
利润率衡量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厂商的单位投资所获取的利润大小。其基本数学形式为：。其中，、、分别为为会计利润或经济利润、投资额、会计利润率或贝恩指数。一般的，较高，则企业微观经济效率较好。
靳纳指数通过测度企业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度来计量企业效率。计算公式为：。较小，则企业微观经济效率较高。
托宾值通过测度企业资产的市值与其重置成本的比率来测度企业效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分别为托宾指数、股票市值、债券市值和企业资产的重置成本。较大，意味着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较高。
以上指标中，建立在对和的静态比较之上，只用于衡量静态效率；由于难以准确获取，常用平均成本替代，使其估算存在较大偏误。托宾值避免了计算中的估计困难，但却需对、、进行精确估量。因此，实际中，更常用测度企业微观经济效率。
（二）多指标综合测评法
以利润率为出发点的单一指标体系衡量了企业静态效率的大小，但是，不能反映企业动态效率的提升途径。由此，一系列的方法被探讨并被广泛运用。
1．作业基础成本法（ABC）――Activity Based Costing
ABC法是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核算。ABC法认为，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是一系列作业的结果。一方面，作业消耗资源，形成成本或费用；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作业都可增值。ABC法将作业分为增值作业和不增值作业，将以产品为中心的成本核算转为以作业为中心的成本核算，使企业更直接的看到作业和成本耗费间的联系，更直接的分辨有效作业、有效成本、无效作业和无效成本，更好地从财务角度进行成本管理，提高效率。
2．财务综合分析法
包括ABC法在内的传统的企业效率评价由纯粹的财务指标构成，其最初形式为单一指标，如利润率、投资报酬率等。当单一财务难以全面评价企业效率时，便衍生出多指标体系。其中，运用最广泛的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The Du Pont System）和沃尔比重评分法。
（1）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以权益资金利润率为源头，利用各个财务指标间的内在联系，对企业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其主要指标间的关系为：
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
主营业务净利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权益乘数=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 =1/（1-资产负债率）
（2）沃尔比重分析法
沃尔比重分析法于1928年由亚历山大・沃尔提出。它将选定的财务比率用线性关系结合，分别给予一定比率，然后与标准值比较，确定各项指标得分及总体指标累计分，从而对企业效率进行测评。
财务综合分析法避免了单一财务指标评价的片面性，但是，面对现实企业经济，仍力不从心，主要原因为：1）财务综合分析法主要以会计利润为基础，只考虑债务成本，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和权益资金成本，其成本的核算不完全；同时，难以准确计量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商誉、企业员工专业技能和忠诚度、客户满意度等的企业资产，其资产的核算不完全。因此，效率测度存在偏差。2）财务综合分析法只注重微观企业内部生产运作过程的短期效率评价，忽视企业外部因素和企业内部管理因素对企业效率的长期影响，因此，对提升企业长期效率意义微弱。
3．平衡计分卡（BSC）――Balance Score Card
BSC法源于1990年美国诺顿研究所“未来组织绩效衡量方法”研究计划。BSC法保留了传统财务指标体系，增加了客户需求、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等三方面非财务指标体系。既对财务角度企业效率进行测度，也对无形资产等影响长期效率的因素进行测度，显示出其优势。但是，BSC法也存在一定缺陷。如，难以准确计量客户满意度等指标，也难以有效结合企业X-非效率等问题。同时，BSC法强调在长期与短期目标、外部计量（股东和客户）与关键内部计量（内部流程/学习和成长）、客观测量和主观测量等方面保持“平衡”。但是，在关键指标的确认及标准值的设定上存在较强主观性，一定程度上，研究受限。当然，为避免在关键指标的确认及其标准值的设定上存在太强的主观性，研究人员往往采用德尔菲法、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加以规避。
4．经济增加值法――EVA法
EVA法于1993年由美国思腾思特咨询公司正式提出。其公式为：EVA=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其中：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率*公司使用的全部资本。EVA法强调对成本的完全计量，不再对无偿性使用的权益性资本与有偿性使用的债务性资本进行差别对待，因此，EVA法衡量的是企业的经济利润，而不是传统的会计利润。此点上，EVA法显示出其优势。但是，EVA法同样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EVA法仍依赖于会计估计，实质上，是会计利润的另一种形式，只能反映企业静态效率，不能揭示企业经营风险，无助于企业长期效率的提升。再次，EVA法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帮助企业找出X-非效率的原因。
5．模糊综合评价和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HP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由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A・L・Saaty于1970年代中期提出。它将多层次的企业效率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素，形成多目标、多层次的有序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确定层次中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评估，确定各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特别适用于对决策结果难以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
模糊综合评价法由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L.Azdah教授于1965年提出，是基于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将定性评价转为定量评价的一种多目标评价方法。它从影响企业效率的多因素出发，确定多因素从优到劣的若干等级的评价集合和权重，形成相应的模糊评价，确定相应的隶属关系，形成模糊判断矩阵，并将其与权重矩阵进行模糊运算，最后得到定量的效率评价结果。此法具有结构清晰，系统性强的特性。能较好解决模糊的、难以计量的问题，非常适合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效率评价。
但是，AHP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均需主观设定指标和权重，因此，存在较强主观性。
（三）参数分析法
相比单一指标，多指标综合评价更能综合反映企业微观效率。但是，无论是单指标还是多指标综合测评，始终需要人为设定指标，赋予权重，因此，对效率的测评始终存在较强主观性。同时，不能用于统计推断。由此，更多对于企业效率的测评，采用包括回归分析法等在内的参数分析法。
1．回归分析法（regression analysis）
回归分析法是依据数理统计原理，定量研究多变量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计算理论与方法。按照变量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同，分为线性与非线性回归两种。由于其模型简单，操作简便，能进行统计推断，目前已是最为基本的效率测评方法。其被解释变量往往采用利润、收益等产出指标表达，解释变量为技术、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等各项要素投入。其结果既可测评企业效率，也可揭示企业效率的影响因素，为企业动态效率的提升提供依据。但是，由于回归分析本质上反映的是投入―产出的“平均”效率，而不是实际的效率前沿面，其应用在一定意义上受限。
2．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随机前沿分析法主要包括随机边界函数分析（SFA）、贝叶斯随机前沿模型、厚边界函数法（TFA）、自由分布方法（DFA）等。
随机前沿分析法通过测量企业与效率前沿企业的偏离程度来测评企业效率。给定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外部市场，实现最佳效率的企业即为效率前沿企业。它是效率分析过程中，相对其它企业而言效率最佳的企业。效率前沿企业因样本而异，在实际中并不存在。
随机前沿分析法假设生产或成本前沿函数，用回归分析来确定模型参数，其误差项被分解为两部分：一是管理误差项，表达技术非效率；二是随机误差项，反映可能出现的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相比普通的回归分析，随机前沿分析法的前沿面是随机的；同时，其能表达技术非效率，准确反映企业的实际技术效率水平。
基于此，随机前沿分析法目前广泛用于各领域效率分析。但是，随机前沿分析法假设的边界函数具有较强主观性，同时，其不能反映动态的时点效率，只能反映观察期内的平均效率。而且，随着生产函数的设定形式、企业单位内部技术进步与管理水平等的变化，随机前沿分析法的效率值会发生变化。同时，随机前沿分析法还存在一系列基本假定，如实际生产偏离这些假定，则随机前沿分析法不再适用。
（四）非参数分析法
统计推断中，参数统计要求样本所属的总体的分布已知，对数据的要求也较为严格。但是，很多情况下，总体的分布是未知的，或者，数据不具备参数分析所需条件，此时，需要采取非参数统计，或称分布自由统计。相对参数统计，非参数统计的研究结果较为粗糙，也可能存在信息损失；但是，其适用性强，易于理解、掌握，因此，应用更为广泛。
企业效率测评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非参数统计分析法为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DEA能利用线性规划及其对偶模型，对多投入多产出类型同类经济体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它通过一组输入-输出的观测值来估计企业的有效生产前沿面；其所得出的DEA有效等价于相应的多目标规划下的Paret有效。此外，DEA不需要人为赋予指标权重，具有较强客观性。再次，与使用回归分析等得出的生产函数相比，DEA表现出了实际的生产前沿面。最后，DEA致力于每个企业的效率优化。因此，在处理多投入多产出问题上，DEA表现出非常强的优越性，广泛应用于各行业效率分析。
但是，由于DEA指标选取存在主观性，对同一效率问题，其评价结果往往不一致；同时，未能考虑随机误差，未能解决随机误差干扰，不能对结果的统计性检验作出分析；最后，DEA要求样本容量至少是指标数量的2倍。因此，一定意义上，DEA分析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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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经济学家争论的主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应用计量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类数据库的完善，相关实证研究接踵而至。总结这类文献可知，它们的计量方程均是方程(1)的变形：Ln(Lt) =cLn(A)+aLn(Kt)+bLn(Lt)(1）
其中，A是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系数c即为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若c大于零，说明技术进步是促进就业的，反之亦反。上述方法尽管应用广泛，却也只是差强人意。首先，生产函数包含的假设前提可能会影响回归系数c的准确性；其次，生产函数的设定是否符合经济体系运行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用简单回归的方法计算技术进步就业效应，仅能得出技术进步就业总效应的平均值，无法反应各经济体不同阶段的技术进步就业效应差异，这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众多的限制与不便。从理论上讲，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产品需求，增加产出，从而增加就业。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又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单位产出所需劳动数量，从而降低就业水平。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利用1999―2009年我国33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建立一个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指标体系，计算不同行业在每个时期的技术进步就业创造效应、就业冲击效应及其就业总效应。
二、理论模型与分析方法
（一）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分类
按照技术形态和内容的不同，技术进步可分为“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两大类。前者即生产者改善或者变革了生产的技术流程，它是企业发展的前提，也是“产品创新”的基础；后者指生产者改善或者创造了新的产品来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开辟新的消费市场，它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和竞争优势，也是企业保持发展活力的动力源泉。技术进步就业效应也因此被分解成“产品创新”就业效应和“过程创新”就业效应。
（二）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作用机制
某一行业可以生产新、旧两种商品，新产品记为Y2t，旧产品记为Y1t，t=1或2。并且假设t=1是技术进步之前，整个行业只生产旧产品（即Y21=0）；t=2为技术进步之后，行业可以生产新旧两种产品。此时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it=TitF(Kit,Lit)（2）
其中，i=1,2;t=1,2 ，K、L、Y分别表示资本、劳动与产出。T为技术进步的参数，相应的生产成本可表示成如下形式：
C(w1t,w2t,Y1t,Y2t,T1t,T2t)=c(w1t)Y1tT1t+c(w2t)Y2tT2t+F（3）
其中，F为固定成本，c(w)为边际成本，它是要素价格w的函数，根据谢泼引理可得：Lit=cL(wit)YitTit，其中，cL(wit)表示边际成本对工资的导数。从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可将就业的变化率分解为两部分：由新产品生产带来的就业变动，以及由旧产品生产变化带来的就业变动，就业量的变化可以近似表示为：ΔLL≈-(T12-T11T11)+(Y12-Y11Y11)+cL(w2)T11Y22cL(w1)T22Y11（4）
如此，就业量的变化率被分解成三个部分：旧产品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变化，旧产品产量变化带来的就业变化，以及新产品生产带来的就业变化。前两项可以归入“过程创新”就业效应，最后一项可以归入“产品创新”就业效应。
1.过程创新就业效应作用机制。首先，过程创新使旧产品生产效率得到改善（T12＞Tit），(4)式中-(T12-T11T11)＜0，即旧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对就业量产生促减作用，这是技术进步就业冲击效应。其次，生产效率提高以后，生产者会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产生增加产量的动机，如果旧产品产量扩大，即Y12＞Y11，那么对就业量的变化有促增作用，这是技术进步就业创造效应。但是，如果生产效率的降低致使产量降低，这又成为技术进步冲击效应。
2产品创新就业效应作用机制。我们假设新产品和旧产品的边际成本对工资的导数相同，由(4)式可知，新产品生产带来的就业变化取决于新产品生产效率的变化，以及新产品产量的变化。首先，新产品生产得越多，越能促进就业的增加，这是另一种技术进步就业创造效应。其次，若新产品是在生产效率更高的情况下生产的，即T11/T22＜1，这会弱化“产品创新”增加就业的效果。（三）技术进步对就业效应的测度方法
1技术进步对就业创造效应的测度。技术进步就业创造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过程创新促使产出扩张进而增加了劳动需求。其次，产品创新因新产品的生产而增加了劳动需求。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依赖于产出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应首先计算出过程创新或产品创新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进而得到过程创新或产品创新带来的产出增量。其次，根据当年单位产出所需劳动数量计算出每部分增量的产出需要多少劳动力，此即为因过程创新或产品创新而创造出的就业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衡量指标的选择。众所周知，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常用的广义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用随机前沿的分析方法可以将TFP分解成技术进步、效率的变化、规模经济以及配置效率。涂正革、肖耿［1］证明了要素投入的配置效率、规模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较之前沿技术进步以及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因此，用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无关大局的。鉴于此，本文用前沿技术进步衡量产品创新，用前沿效率水平衡量过程创新。
前沿生产函数示意图第二，测度前沿技术进步与前沿效率水平对产出的贡献。随机前沿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生产者实际的产出与技术前沿之间会存在一定的距离，且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关系为：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乘以效率值η。在上图中，可将这一关系表示为：Y2Y1=Y*2/ηt+1Y*1/ηt=Y*2Y*1×ηtηt+1（5）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相邻两时期的产出之比被分解成潜在产出之比以及技术效率之比的乘积。继而可得如下方程：
ln(Y2Y1)=ln(*2Y*1)+ln(Y*2*2)+ln(Y*1×Y2Y1×Y*2)（6）
如此，经济增长率被分解成三个增长率的和，即投入水平增长率、前沿技术水平增长率以及效率水平增长率。因此，投入的变化对产出的贡献可以表示为ln(*2Y*1)/ln(Y2Y1)，技术水平变化对产出的贡献率可以表示为ln(Y*2*2)/ln(Y2Y1)，效率水平变化对产出的贡献率可以表述为：ln(Y*1×Y2Y1×Y*2)/ln(Y2Y1)。
第三，根据前沿技术水平或前沿效率水平对产出的贡献率计算出他们带来的产出增量，再用这一增量乘以当年单位产出所需劳动力的数量，即求得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对就业的创造效应。
2技术进步对就业冲击效应的测度。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冲击效应主要表现为：过程创新减少了单位产出所需劳动力数量。由(6)式可知，投入水平的变化对产出的影响的贡献率为ln(*2Y*1)/ln(Y2Y1)，可由此得出投入水平引起产出的变化量Ykl，如果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化，Ykl所需劳动力数量也不会有变化，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那么Ykl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就会下降。所以，用Ykl乘以单位产出需要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可以得出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减少的就业量。
三、数据与主要变量说明
（一）数据的选择
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主要摘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广东工业统计年鉴》。有效选取投入与产出指标是保证准确衡量各行业效率以及技术变化的前提。遗憾的是现有涉及到工业企业研究的相关文献中，投入与产出指标的选择不尽相同，例如谢千里和李小平、朱钟棣［2］等计算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的产出指标选择“工业总产值”，投入指标选取“资本”、“劳动”以及“中间投入”；涂正革［1］等在研究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效率时的产出指标选择“工业增加值”，投入指标选取“劳动”与“资本”；而王欢在研究安徽省工业企业技术效率时产出指标选取“工业总产值”，投入指标只有“资本”和“劳动”。到底哪种投入与产出的组合更为合理呢？由于工业增加值是工业总产值中扣除了中间消耗后的余值，所以，本文认为若以工业增加值为产出指标，相应的投入指标应选择资本、劳动；若以工业总产值为产出指标，相应的投入指标应选择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鉴于中间投入指标的选取并未有统一标准，故而本文选择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指标、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指标。
（二）数据的处理
1工业增加值。用工业品各行业的出厂价格指数对名义工业增加值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工业增加值。需要说明的是，2008年和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工业增加值这一指标，本文通过历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均值来推算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2008年和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2004年工业增加值摘自于《广东工业统计年鉴》。
2资本投入的计算。本文参考涂正革等人的做法选取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作为资本投入指标。并依照李小平等人的方法计算历年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的价格指数：pit=wit1×pit1+wit2×pit2（7）
其中，pt1表示行业i在t时期的建筑安装价格指数，本文用建筑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代替。pt2表示行业i在t时期的设备价格数，用我国工业各行业出厂价格指数代替。wt1和wt2分别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以及设备器具购置费用所占的份额，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设备器具购置费用份额统计年鉴中并未找到相关数据，本文用2001―2009年设备器具购置份额的加权平均值来代替。继而借鉴夏良科［3］的做法计算资本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Kit＝Kit-1+ΔKit/pit（8）
其中，Kit表示行业i在t时期的资本存量，Kit-1表示行业i在t-1时期的资本存量，ΔKit是行业i相邻两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的差分值，用来衡量行业i每年新增投资的名义值，pit是通过公式(7)得到的行业i在时期t的价格指数，ΔKit/pit就是行业i在时期t的实际新增投资。
3劳动投入指标的选取。用各行业历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指标。1999―2002年统计年鉴中并未直接给出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根据公式：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从业人员年均人数，进而我们用工业增加值除以全员劳动生产率，得出各行业历年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
四、测量结果
（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计算TFP及其分解需事先设定生产函数的类型，考虑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可以被视为任意形式生产函数的二阶近似泰勒表达式，故而本文初步选择建立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lnyit=β0+β1lnkit+β2lnlit+β3t+12β4(lnkit)2+β5lnkitlnlit+β6tlnkit+12β7(lnlit)2+β8tlnlit+12β9t2+vit-uit（9）
上式中，包含了随机因素对效率的影响，此方程为BC95模型，［4］若不考虑随机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可从上式中剔除Vit，方程(9)简化为BC92模型。［5］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对uit做不同的分布假设会影响到效率的排序，但有研究证明不同的分布假设得出的效率值会有所差异。Greene［6］认为uit使用相对简单的分布要比灵活分布好一些。Frontier41软件在对uit的分布选择上只有截断正态分布和半正态分布，故参考Kumbhakar的观点，本文假设uit服从较为简单的半正态分布。
表1报告了随机前沿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6)是BC92模型的计量结果，模型(1)―(5)是BC95模型的计量结果。参考Stephen Drinkwater and Richard Harris［7］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对无效变量的选取，本文模型中涉及到的无效变量包括：我国工业企业中的国企个数（enter）、大中型工业企业个数（bus）、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占全部企业比重（org）、技术开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per）、购买国外技术经费（ffund）、购买国内技术经费（cfund）、资本劳动比（clp）。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广东工业统计年鉴》用Frontier41软件计算而得。比较(1)―(6)模型的计量结果，择其优者做进一步分析。首先，观察各个模型各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只有模型(6)各变量均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其次，观察gamma值，模型(1)―(6)的gamma值均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但模型(6)的gamma值更接近于1。综合以上两点得出结论：模型(6)要更胜一筹。一般来讲BC95模型要比BC92模型得出的gamma值要大，因为BC95模型充分考虑了影响效率的外生变量。之所以加上无效变量后本文的gamma值会变低，是由于无效变量的选取未能充分反映出影响效率的外生变量，在前文提到的Stephen Drinkwater and Richard Harris的文献中，分析影响企业效率的无效变量除本文已经选取的资本劳动比等变量外，还包括企业的年龄、企业所在地的人口密度、企业所处的位置（东部、中部或是西部）等，这些变量均可能是影响行业效率的外生变量。另外，还有行业的人力资本存量也是影响效率的重要变量，在研究我国总量生产效率的文章中无一例外的会用到这一变量。遗憾的是，这些变量在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并未有体现，涂正革等研究大中型企业生产效率时也采用了BC92模型。
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最终确定是否用模型(6)的结果做进一步的分析。众所周知，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受到的最大挑战在于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结果依赖于所设定的函数形式。有鉴于此，我们要对模型(6)进行假设检验以保证函数形式设定的正确性。检验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要检验使用随机前沿模型的适宜性；二是检验生产函数应当选择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还是更具包容性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三是检验是否存在前沿技术进步；四是检验技术进步是否为中性。检验结果见表2，证明了模型(6)的设定是合适的，所以，我们在模型(6)的基础上计算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前沿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份额。表2假设检验结果
零假设对数似然值1检验统计量λ自由度临界值2结 论[BHDG1*3，FK7*2ZQ*3,K5*2。5F〗不存在无效率项-2600965492251383拒绝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39335608241328拒绝
无技术进步9881149841328拒绝
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373859982921拒绝注：（1）L(H0)=6737；（2）显著性水平在1％时的临界值；（3）“不存在无效率项”这一假设检验的统计量服从混合卡方分布，对应的临界值摘自Table1, Kodde and Palm, 1986。［8］（二）技术进步就业效应及其分解的测量结果
根据前文介绍的方法，我们可以基于随机前沿的结果分别计算出各行业在各时期历年的技术进步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损失效应及其总效应。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出，主要结论如下：
1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各行业（除金属矿采选业外）技术进步总效应均值为正。2000―2009年10年间各行业平均每年的技术进步促进了29万的就业增长量，这期间各行业每年平均就业人数为9342万人，年均就业增长率为649%，年均就业增长量为606万人，也就是说大约有4785%的就业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其余的5215%是由投资扩张、制度变化等因素带来的。为了验证本文分析技术进步就业效应方法的可靠性，我们用公式1的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系数C是大于零的，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
2煤炭采选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等效率水平下降速度较快的行业恰好是前沿技术进步速度较快的行业，前沿技术进步水平高而效率下降速度快，表明行业内企业间差距在扩大，即出现了“马太效应”。此时优秀企业有望通过并购和重组实现跨越式扩张，其他企业想谋求发展只能学会插位技巧，寻找并挖掘市场的空白点，提炼出差异化的品牌核心价值，否则，企业会受到生存危机。如果行业内极少数企业推高了生产前沿，其他企业赶超不及造成效率水平下降，若下降幅度较大，那么由于前沿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扩张就无法弥补效率水平下降对就业的抑制作用，最终对就业造成不利影响。故而，扶持中小企业避免“马太效应”的出现，对稳定我国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都有重要意义。
3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过程创新对就业的冲击效应有递减的趋势，这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进步偏倚度递减不无相关。Ferguson［9］提出要素投入之间技术进步差异的测度可以用两种要素投入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随t的变化率来衡量。所以，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两种要素的技术进步偏倚度可以表示为：Biaslk=βktel-β1kek，其中，βlt和βkt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资本与时间、劳动与时间交互作用的系数值。如果Biaslk大于零，那么随着技术的进步会更加节省使用劳动。反之亦反。通过计算可知，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偏倚度呈现递减趋势，即技术进步越来越倾向于节省资本。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以来，一方面通过利率优惠等形形的减免补贴来刺激投资，另一方面高储蓄率进一步降低了资金成本，对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来说，投资与否取决于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尽管一些项目的投资回报可能并不丰厚，但由于投资成本低而导致过度投资，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资本存量较高。因此，资本的节省或是对当时过度投资的调整。
五、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大批劳动力脱离了原来的行业进入新兴产业部门或服务部门。如是，为了提高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吸纳，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得如下政策建议：
1技术进步增加就业都要依托新产品的生产、新行业的产生、新岗位的创造，并且随着技术进步的深化过程逐渐加速，这必然要求劳动者不断更新自身技能。故我国应切实加强教育投入和职业技术培训，并防止教育不平等，以帮助广大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胜任新岗位的能力要求，防止结构性失业的产生。
2分年份来看，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就业总效应波动性较大，这或是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对就业产生了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为：求职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合适的岗位，而用人单位有时又很难寻找到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素质的人才。因此，我国应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和服务体系，提高职业搜寻与匹配的效率，减少摩擦性失业的产生。
3技术进步既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手段，也是创造就业的根本保障，因此，我国应高度重视技术进步的再次创新，在传统的技术改革中不断细化，创造出更多的新岗位来吸纳更多劳动力。
4重视技术推广，防止行业内企业间出现“马太效应”，这一现象的产生不仅可能抑制技术进步创造就业，而且可能导致垄断，降低社会生产效率，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主要参考文献：［1］涂正革，肖耿．中国工业生产力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及分析［J］．经济研究，2005（4）．
［2］ 李小平，朱钟棣．中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5（4）．
［3］夏良科．人力资本与R&D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验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4）．
［4］Battese and Colli,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Panel Daza: With Applcation to Paddy Farmers in India ［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1992(3).
［5］Battese and Colli, A model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Effects in Stochstic Frontier Productions for Pnel Data ［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5(20).
［6］Greene, W, H, A Gamma-Distributed Stochstic Frontier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etrecs, 1990(5).
［7］Stephen Drinkwater and Richard Harris, Frontier 41: A Computer Program for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and Cost Function Estimation［M］,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9, No 456, Features ,Jun,1999.
［8］Kodde, D A ,F C Palm , Wald Criteria for Jointly Testing Equality and Inequality Restrictions［J］, Econometrics , 54.
［9］Ferguson, CE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The Effects of Technology Progress on Employment and Its Decomposition Zhu Cuihua1Li Jianm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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